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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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治的概念

法治在我国的发展，很长一段时间被误认为是“形式法治”。即在西方法文化“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经过我国传统实用性思维的加工、处理，将西方法治思想中支撑其信仰存在的内在精神与理念予以删除，仅将其作为制度层面的法律予以保留。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法治不仅包含“形式法治”，还包含实质法治。单纯的形式法治已经难以指导我国社会法治的进一步发展，有必要期待实质法治的实现。法治不同于人治，主要是指伴随社会民主化、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通过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途径对公权力予以控制，进而保障私权利最大程度实现的治理模式。

（二）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概念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校这项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进一步改革、发展的主要动力，尤其是在高等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试图通过对高校所享有的管理权予以限制，从而保障其享有的管理权能够有效运用，进而实现保护学生权益的最大化。即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主要是指高校对学生的管理工作应当在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制定、完善学校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从而实现学生管理过程的进一步规范，进而更好地服务于高校学生的成长成才。

二、当前高校学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高校学生的权利意识伴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不断深入而日益增强，尤其是近年来学生与高校争讼案例的不断增多，致使高校管理者开始思考原有治理过程中曾运用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以及管理方式等是否出现问题。尤其是在依法治校的影响下，高校学生更加关注自身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保护以及高校在治理过程中是否侵犯其切身利益，由此导致现阶段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

（一）相关立法的缺位

由于高等教育事业改革的不断发展，导致与之相对应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相关立法没有得到及时修订，并且在其规范中针对学生管理的条文也多以宣讲性为主，缺乏实际可操作性。例如，执法主体的模糊规定，往往在学生管理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各主体之间互相推诿的现象时有发生。此外，与此相关的部分上位法缺位，致使高校在学生管理过程中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大部分高校在学生管理的实践中，逐渐意识到推进学生事务管理法治化的重要性，从而积极制定与学生管理有关的规范。虽然新增“立法”从数量上颇为可观，但就其质量而言，还存在一定差距。首先，从内容上看，多体现为与其上位法冲突或者抵触的情形，从而致使规范本身丧失合法性。其次，从形式上看，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体系，主要体现为不同部门针对同一事项有不同的规定，以致该具体规定无法具体适用或者难以操作执行。最后，从程序上看，多缺乏必要程序，例如制定规范时缺乏相关调研、论证以及征求意见等民主情形，从而导致此类规范一经推出便引发不良的社会影响。

（二）正当程序的缺失

高校学生管理的上述“立法”规定，多体现为“重实体，轻程序”，即不少高校在推进学生管理法治化的进程中，因其对实体与程序的辩证关系缺乏正确理解，致使对正当程序的价值观念予以忽略，仅对关涉当事人实体权利的部分予以明确规定。实践中，程序规定的缺位以及未对程序予以合理关注，导致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管理者不按程序办事，多体现为缺乏连续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即管理者所应依据的程序多因人、因事、因时而被恣意改变。此种情形对于学生而言，因未明确规定其参与、监督以及救济等方面的程序权利，导致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权力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和制约，从而导致实体正义无法得到实现。正当法律程序的缺失影响并阻碍了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实现进程，主要体现于在学生管理过程中往往将学生作为客体，而常常将自己置于主体地位，且多采取以命令或者告知的方式进行管理。例如，学生受处分多表现为一般的告知，往往缺乏听取申辩、举行听证等有效民主管理的方式。

（三）权利救济的不足

现阶段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体现于学生权利救济渠道的进一步畅通，主要指在高校学生管理纠纷发生后包括学生提出申诉、提起民事或者行政诉讼在内的一般救济途径的行使均存在一定的阻碍。例如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及部分高校的规章制度均对申诉制度做出了规定，但因其规定本身不明确、缺乏不可操作性，在难以保障申诉公正、合理的情形下，致使这一机制往往处于闲置状态。而民事诉讼本应作为学生实现权利救济的主要途径，但却受民事诉讼法只调整处理平等主体之间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受案范围的规制，将学生管理过程中涉及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以外的部分纠纷未在民事诉讼法中予以规定。即对于这部分案件提起的民事诉讼，法院一般会裁定不予受理。其中，这类案件的典型如学生诉高校未授予其学位的案件，致使各地法院在法律尚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多作为行政诉讼予以处理，但仍有一部分案件被法院以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不予受理。具体而言，以上三种权利救济方式未充分发挥其效用，若仅仅通过此三种方式也难以充分解决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纠纷，并且学生权利救济问题未得到充分解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进程。

三、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完善

针对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出现的以上问题，管理人员应当树立以人为本、服务的理念，通过采取健全高校学生管理法律体系，建构正当管理程序以及完善相应的权利救济机制等方式，真正实现我国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完善。

（一）健全管理法律体系

建立健全高校学生管理法律体系，主要是指建立新的法律法规、修改完善现有法律法规以及建立完善的高校内部管理制度。首先，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实施在高校内部主要体现为依法治校，即其所依之法并未完全覆盖高校学生管理的全部内容，应在结合我国立法现状的基础上针对类似于考试作弊等问题予以明确规定。同时应当建立与《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相适应的程序性立法，使其上述法律中明显体现为宣讲性的条文具有具体运行、操作的可能性。其次，针对颁布较早、修订次数少或者尚未修订过的《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而言，立法不仅表现为严重滞后于当今社会的发展，还表现为背离了原有的立法初衷、立法目的以及立法理念。现阶段为了贯彻依法治校的进一步推进，应在服务学生以及维护学生权益相关理念的指导下加大对相关立法的修订与完善。最后，健全高校学生管理制度也是高校学生管理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作为高校内部的“法”在具体制定过程中应遵循合法性、合理性以及民主性原则。合法性原则主要体现于高校制定的规章制度不应违背宪法、法律的规定，且应当在现行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制下，结合本校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规章制度。合理性原则主要是指高校制定规章制度时应公平、公正，合乎情理，不能仅因学生上课偶尔低声说话、迟到或者早退等情形就给予学生严重警告或者留校察看等处分。民主性原则是指高校在制定规章制度时，不仅要考虑听取高校学生管理者的意见和建议，还要考虑征求在管理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且被管理的广大学生的意见和建议，从而致使制定的规章制度更加符合实际，进而保障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更容易得到广大学生认同。

（二）建构正当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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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8-0231-01

一、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存在的法律问题

（一）体制问题

现有的管理条文，其内容多为禁止性、限制性规定，宏观规定多，条文过于简单、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更有许多领域没有涉及，造成明显的法律空白。学生管理执法不严在对学生的管理工作中，虽然在各个方面都有法可依，但可操作性不强，如在考试中违法乱纪现象层出不穷，但针对这种现象一般学校都只采取的是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有的甚至因为这是小行为，通过走后门的形式取消学校对其的处分，因此在执法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漏洞与问题。学生管理程序不规范，严重影响了学校执行法治管理的效果，漏洞使这种法制缺失更加严重。

（二）学生管理的立法缺陷

1、学生管理立法冲突严重

高校在管理和处分学生时,往往把校规作为直接依据。严重忽视了公民的义务，这就有宪法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从体系化的角度看，当前我国的教育立法，目前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学生管理程序立法缺位，学校在制定这些制度时，往往只是考虑如何控制学生的行为，至于学生的权利、心理成长和精神发展则考虑不多。

2、校规权利与义务严重不对等

在学校的管理制度中，只强调学生“应该”、“不得”,而忽略学生“有权”怎样。这就相当于在法律中只赋予了公民义务。而没有给公民享受其应用的权利，似乎学校的一切规章制度只针对学生，只有学生违法乱纪。正当程序与学生权利救济欠缺学生的正当程序应该加以维护，学生的权利救济，听证权，申诉权都属于正当程序的组成部分,应当在教育法律法规中加以规定，换言之,没有救济的权利是没有保障的。

（三）管理者法治观念淡薄

教育管理者法律意识淡薄,学校管理理念陈旧。传统的高校管理工作正经历一场适应国家法治发展进程的深刻变革。

二、高职院校学生管理法法制化建设的途径

（一）管理理念法治化

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理念。体现人文关怀与法治理念，加强大学生的自我教育理念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领跑者，应是继承和创造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优秀青年。

（二）管理依据法治化

1、法律优先

在高职院校的管理中，应对被管理者的权利义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并对现有法规进行整理，出台保障学生权益的法律，建立一脉相承的法律体系。应制定各种法律法规来规范学校和学生的各种行为，在面对任何问题时，都做到法律优先。

2、合理性原则

高校对于学生的管理还存在着大量的自由空间，因此要求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不仅要合法，还应当合理，这里的合理是指应体现公正合理的法治精神。

（三）管理程序法治化

1、完善听证制度

在做管理条例的同时应该征求学生和意见，多与实施的当事人做沟通，使得制度更合理化。以法律法规为基础，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体系。

2、完善申诉制度

学校可以设立专职的申诉委员会,受理学生的申诉请求。健全教育行政复议制度学校应关心学生的心理诉求, 解答学生的疑问,及时纠正基层管理者的违法行为。

3、构建教育仲裁制度

坚持以人为本，建立完善学生的权利，通过一定的途径和程序，解决权利冲突或纠纷，使其规范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因此，学校应构建教育仲裁机构，完善仲裁制度。

（四）学生权利救济制度之间进行合理联系

1、将校内申诉为前置程序

学校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利益，当学生权利受到侵害时，切实保障学生的权益，将校内申诉作为前置程序，那样不仅将法治公平。透明化，而且成为维护学生权益的有效渠道。

2、申诉制度与诉讼制度衔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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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管理法治化是依法治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依法治国在学生管理中的直接体现。学生管理法治化，就是将学生管理纳入法治轨道，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对学生进行规范和管理，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加强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正确处理校生关系，培养具有法治观念的时代青年，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高校适应教育形势发展，深化教育改革，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存在严重的非法治状态，大学生权利受侵害的现象屡屡发生：少数管理者垄断一切管理事务，学生无权参与管理或虽有权但因无可靠保障而流于形式；对学生的评价无确定标准，或虽有确定标准但严重工具化；学生管理工作的程序性规定欠缺；学生权利受到损害时得不到有效救济等，这些现象都指向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学校管理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一.我国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管理工作透明度问题。当前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都或多或少存在不够公开、不够透明，甚至是“暗箱操作”的问题。如有关学生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各种涉及学生利益的奖励、评定程序等未予公开，导致学生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参与度不高，权益难以得到保证。

（二）学生管理工作的程序问题。在学生管理实践中，有的高校往往忽略学生管理工作各项程序的履行或者就算是按正常程序履行，也大都只是走过场，“重结果、轻程序”，“先处理、后告知”现象普遍，实质上剥夺了学生的陈述权、申诉权、申辩权等合法权利。

（三）学生管理制度合理性、合法性问题。受传统观念影响，高校在制定学生管理制度时往往只是从学校角度出发，在利益考量和权利分配上，重学校权力而轻学生权利，多规定学生义务和责任而很少提及学生权利，对学生要求标准过高、管理过严、处分过重，缺乏合理性，甚至存在大量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定。如规定“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本科毕业证或学位证与大学英语四级证或计算机等级证挂钩等，都与法律法规抵触。

二.高校学生管理非法治化的原因分析

（一） 教育观念滞后，学生管理行政化。“师道尊严”，“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传统观念在人们潜意识中根深蒂固。在学校教学和管理中，学校与教师往往居高临下，具有绝对权威，学生只能尊重和服从；即使老师有错，也不容学生怀疑或辩解，否则就会被视为对老师的不尊重，甚至大逆不道。在这种思维定势下，教育者很难把受教育者作为平等主体对待，在学生管理中也就容易出现“家长”式作风，对学生进行强制性、行政化的管理，进而造成对学生基本权利的忽视和侵犯。

（二）法治观念淡薄，规章制度工具化。当前高校学生管理中存在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管理者法律意识淡薄，对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缺乏深刻认识，在管理中采取行政的手段，把学校管理制度当作管理的有效工具，而不管制度本身是否合理、适法。如有些学校把依法治校理解为“以罚治校”，以对学生的经济处罚来代替其他教育手段。

（三）校生关系认识模糊，定位错误。一直以来，高校在教学管理中习惯把学生视作被教育和被管理的对象，校方拥有绝对的权威，学生一旦入学取得学籍，就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学校单方面制定的规章制度，否则就会受到校规校纪得处罚。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与社会结构的重构， 教育观念、体制、制度等产生了深刻变化，过去高校与学生之间纯粹的内部行政关系也发生了分化与转化。然而，这种分化和转化反应在学生管理实践中却表现出了严重的滞后性，校生关系仍然受传统观念指引和束缚，定位严重错误。

三.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应贯彻的理念

（一）正确认识和定位校生关系是学生管理法治化的根本前提。新时期高校与学生之间关系比较复杂，具有双重性质，既有双方主体地位不平等的行政法律关系，也有双方主体处于平等地位的民事法律关系和合同关系。在前者关系中，学校管理带有强制性，学校与学生之间是管理与服从的关系，双方主体地位是不平等的。在后者关系中，学校与学生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二者之间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管教与被管教、管理与被服从的关系，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种相互平等的“教”与“学”的关系。

（二）法治和以人为本是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逻辑起点。高校要将依法治国方略落实到实处，就必须自觉运用法律知识进行学生管理，使大学生的管理走上法治化的轨道。同时，教育在主体和目的等方面有其特殊性，这要求在学生管理中必须坚持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的原则，把法治和以人为本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好教育与惩罚的关系，校规校纪与国家法律法规的关系，学生自治和学校管理的关系。

四、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措施和对策

（一）提高高校管理者的自身素质。提高管理者的自身素质是建设好学生工作管理队伍的前提。学校要积极鼓励管理者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加强其培训和考核工作，利用各种平台充分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重塑管理理念，其次要增强法律意识，变“人治”为“法治”。

（二）建立正当、合理的学生管理程序。正当程序是法治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学生管理法治化要求高校建立正当学生管理程序。在学生管理中，凡涉及处理学生权利的行为必须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如学校在处罚、处分学生时，必须事先告知学生，向学生说明原因和处理依据，认真听取学生的陈述、申辩，给予学生异议权和异议期限，事后为学生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保证管理行为公开、公平和公正。

（三）完善高校学生管理法律法规体系。一是国家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如《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相对比较完善，为高校实施依法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二是高校制定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与学生切身利益密切相关，高校应取消现行管理制度中不符合或者违背法律法规的内容，建立健全需要完善的那部分内容，使之依法有据，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也是学生管理工作正规化、规范化的客观需要。

参考文献：

[1]曹斯曼.论高校学生管理之法治化[J].怀化学院学报. 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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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作为教育事业单位，不同于国家行政管理机关那样的执法主体。其对学生的管理有其特殊性。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主要是按照国家法律调整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用法治的原则，处理学校与学生之间发生的各种矛盾，在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上规范化、合法化。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一个似乎新鲜，但又非常现实的课题。学校的教育职能和司法的公正性及公平性在本身受到挑战的同时给我们提出了现实的课题: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应该依法进行。学生管理的法治化，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实际问题。法院对学生的司法救济，不是干预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而是匡正了学校在学生管理问题上的错误观念，其意义超出i一个学校、个另i1事件本身。它迫使我们深思，以改变传统的思维定势和习惯做法。

随着高校改革不断深化，特别是学生自费就学、自主择业，对高校传统的管理观念、管理模式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但是，由于传统思维和习惯，我们较少从法律角度认真思考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在对学生的管理上，对法治原}}l与精神重视遵从不足。因此，主观随意性较大，特别是在从严管理的思想指导下，在制定或执行一些规章

制度时，片面强调学校的权力，对学生的权利重视不够。以从严管理就有助于学生成才的简单推理，代替对规章制度、一些做法合理性、甚至合法性的冷静思考。往往愿望是好的，但是超越了法律的界限。

探讨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问题，必须全面、准确分析认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目前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在法律意义上包含着两重内容。

i、具有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高校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代表国家，或者说受国家的委托，对学生教育的有关事项进行管理。学校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种法律关系强调的是管理与服从，是一种纵向关系，双方主体地位是不平等的。

2、学校与学生双方还形成了一种属于或具有服务合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学校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制定招生条件、招收学生，然后学生接受学校的一定管理，学校向学生提供教育服务，应视为一种合同关系。学校和学生之间虽然没有签订明确的民事合同，但从民事角度出发，一种以实际履行为承诺的合同依然存在于学生和学校之间。学生自费就学，自上择业，学校收取费用，提供服务。尽管由1几公办学校的性质和我国人民群众收人水平的限制，现在乃至将来一段时期，学校的收费还不能全部满足培养学生的支出，“合同”双方“对价”不完全相等，但双方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性质是存在的。这种法律关系，在法理卜双方法律主体地位是平等的，属于私法性质，主要属于民法的调整范畴。忽略这层关系，单纯认定学生与学校之间是行政管理关系，一是不准确的。当然，在学校特殊环境下，民事关系的双方，实际地位井不对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服务合同，明显属干“格式合同”的性.质，学生处于被动接受学校规定的状态。

无论是行政法律关系，还是类似服务合同的{民事关系，作为一方的主体学生始终处于弱者的地位。因而，如何把握这两种关系，如何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就成为学生管理法治化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现实的学生管理过程中，有时是很难判定哪类事项属于行政管理性质的行为，哪些属于民事性质的行为。从理论卜，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二者是能够分清。也应该分清的。这对于确认学生管理的指导原则具有实际意义。

从行政法律关系讲，必须依法行政。行政法律关系带有强制特征，行政苦理一方具有强制执行权力。这种强制往往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产生很大的影响。正因为这样、行政管理或行政执法中，只有法律授予的权力及其行使才是合法的、权力不能超越授权范围，超出范围就要·承担行为无效及必要法津责任的后果。而且，行政权力的行使需要严格按照法律的程序进行。严格的法律程序是保证权力正确行使，制约权力的重要手段。

从民事法律关系讲，合同双方必须平等履行各自义务。对于格式性的合同关系，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制。如我国《合同法》规定，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不得免除其基本义务，不得.ail用格式合同损害对方的权}}l o

在新形势下，如何将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法治化涉及对学校与学生双方的要求，由于学校与学生实际地位的不对等，应该主要是规范学校的行为。根据我国高校的实际状况，应该注重以卜儿个方面。 要澄清一些错误认识。由于种种原因，学校的一些管理工作者对法治化存有误解。有的人将法治化与严格管理对立，认为遵循所谓法治原ny ，就是放松管理，就是放任学生的某些不良行为。这种认识与现代法治观念相悖，实际是人治思维在起作用。偏离法律轨道的严格管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

强化法治观念，‘坚特法治原则。现代法治是与民主政治的发展紧密相连的。法治可以从不同的视点分析。从治理、管理这个角度，法治既是一种指导原则、一种方法、模式，也是一种状态。它是对权力、权利的确认和保障，也是对权力、权利的规制、约束，是对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与规范。

现代法治包含了一系列基本的原则，诸如权力法定、公开透明、法制统一、注重程序等，法治化就必须遵守这些原则。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需要完.r._的地方。比如有的学校，对学生的处罚(分)}i;il度公开不够，存的甚平是暗箱操作，对什么样的情况给朴何种处理，缺乏详细的规定、人为})司素太币:有的学校的系(学院)没有学校的正式授权、自己设定对学生处罚(分)权，}.!!一学校‘法制”缺乏统一;处罚(分)学生时，1仁未r;}行严格的程序，对学生的}Y hC权没有给f.星够的保障。所有这些。都说明.自校学生.i ;;法治化中存在的问题，说明强化法治观念、’峡寸车法治原则具有作常现实的意义。

严格，谁确执行国家法律、依法’U。近几年国家关J几教育管理的法律币在逐步健全，高校的行政节F’}’职能必项遵守行政法治要求，按照权限法定的京则行事。法律有规定的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没有规定的，也应该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超越法律范H}l .限制学生的权利，或者处’iii(分)学生，不管t:观愿望如何，都是不允许的。特}}l要防if-权力的滥用与乱用。某些学校的系(学院)自己没定对学生的处罚(分)，实r}，}是超越权限的行为。

注重“立法”质长。在学校‘立法”一一制定管理规fr.制JK时、特别是’。学生利益密切相关的管理制度时，应i亥进行认宾的研究，注意听取学生的L， }A! ，某些fFii }} nj以实行类似听证的做法，使制度科学化合理化，切实增强制度的可执行性。对学rf:_的管理措施，只能在相关法律规定的框架卜实施，防止某些管理规定本身违反法律的问题。学校的各种规章应该公示，要使得学生f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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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严密的档案法治监督”，就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依法行政，严格履行《档案法》赋予的监督职能，依法对档案事务和档案行政相对人进行科学的监管。

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以往依法监管档案事务和档案行政相对人来说，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做得并不好，是方法简单，效果一般。主要的监管方法就是实施档案行政监督检查（简称“行政检查”），也就是我们档案部门常说的档案执法检查。就是这单一的方法其效果也不理想，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市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存在的问题就更多。据对河南档案执法检查现状调研，一般一个县（市、区）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每年大约只对其八分之一的单位进行了档案行政执法。显然，这个执法力度，是很不够的。从实地调研和平时掌握的情况看，全省县（市、区）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档案行政执法确实是个软肋，个别县（市、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时一年连一次档案行政执法都没有”。[2]即便是对很少一部分被检查的单位，“但面对违法事实，在履行法定职责时，往往过多考虑到单位与单位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碍于情面，在实施行政处理时，常常是避重就轻、厚此薄彼，处理结果也往往不尽如人意，大多以责令整改为主，致使个别单位出现改了又改的现象，档案行政处理停留在浅层次上”。[3]很显然，这些现象的存在离“严密的档案法治监督”和应有的“档案法治治理能力”都有很大的距离。

要改变上述现状，落实国家档案局提出的档案治理法治化的目标，就应当加强对档案行政监管的研究，实施科学有效的监管，将科学监管落实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具体的档案行政行为中，以增强档案治理能力。而科学有效的监管既是档案治理能力提升的体现，也是档案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实现档案治理法治化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本文就此做一些探索，以期为我国档案治理法治化和治理能力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2 实施科学有效监管的方法与途径

实施科学有效监管的方法与途径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2.1 分类监管。一般来说，档案行政管理就是对产生与管理档案的组织机构的档案事务进行监管。“档案事务由管理体制、组织机构架构、运行模式及物质保障等形式性要素和管理制度、归档范围、保管期限、利用服务、安全设施等实质性要素构成。”[4]但是，由于产生与管理档案的组织机构千差万别，有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也有社会团体组织、民营企业，等等，由于这些组织机构的性质不同，其档案工作的内容也不相同，因此，对它们既不能够，也不可能用某种相同的单一方式进行监管，应当进行分类，选择不同的监管方法，以适应不同类别的组织机构的特性。

2.1.1 对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档案事务的监管，要全方位地从严监管。也就是要对其档案管理体制、组织机构、运行模式及人财物保障、档案管理制度、归档范围、档案保管期限、档案利用服务、档案安全设施等方面按照档案法律法规、档案标准规范进行全面严格的监管。对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的档案事务之所以要全方位地从严监管是因为其形成的档案不仅对当地社会具有保管利用价值，对国家也具有保管利用价值;而且其档案工作和档案管理所需经费是由公共财政负担的。因此，“对国家机构形成的档案及档案工作的监管要严于对社会组织形成的档案及档案工作的监管，这既合情也合理”。[5]

2.1.2 对于民营企业和其他社会团体组织机构则重点监管那些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安全和民生的组织机构的档案事务。对于这部分组织机构档案事务的监管，也应当分为两类：其一，对于那些由公共财政支持的社会组织机构的监管基本上涉及其整个档案事务，对其档案事务的监管内容应当是全面的，可近似于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档案事务的监管。对其监管内容应包括档案事务的各个要素，既有实质性要素也有形式性要素。之所以对这部分组织机构档案事务的监管要实施近似于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档案事务的监管，是因为它们形成的档案不仅对当地社会具有保管利用价值，对国家也具有保管利用价值，而且其档案工作和档案管理所需经费是由公共财政支持的。其二，是对非公共财政支持的社会组织机构的档案事务的监管，对其的监管不应当涉及全部档案事务。对其档案事务的监管内容则应是重点的，而非全面的。主要应当注重对实质性要素的监管，而对形式性要素不做强制性的统一要求，甚至可以不管。之所以对其注重对实质性要素的监管，是因为它们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安全和民生。对它们的监管，主要应当限定在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务性、禁止性条款上。对其在档案事务上是否履行了其应尽的义务，是否有违反禁止性条款的行为发生进行监督。只要其不违反禁止性条款的规定，履行了义务，具体如何实施形式性要素，则是其自己的事情，?n案行政管理部门无需监管，也无权监管。因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许多企业与社会组织已经采用了不同的档案管理体制、组织机构架构、运行模式。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既无力也不应当要求其采用与政府机关相同的形式要素。如果非要强制其按相同的形式要素来管理档案工作，则实际上是一种乱作为。

2.1.3 对于其他一般民营企业和其他社会团体组织机构，则应当采取一般的宣传、培训、指导等的监管方式。对民营企业和其他社会团体组织机构档案事务的监管，传统的宣传、培训等共性的监管方法仍然行之有效。当然，这些监管工作并不一定非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来做，这些监管工作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高校、档案学会协会、档案馆、档案中介等专业机构提供。档案行政管理机构需要做的是，做好宣传、培训的计划、内容、标准与要求等，选择合适的专业机构，并对其履约情况进行严格监督”。[6]

2.2 协同监管。档案工作与各行各业的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靠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单打独斗”难以起到应有的监管效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单独进行监管的精力十分有限，而且效果很一般，并且在许多方面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管都难以触及。因而，应当采取协同监管的方式，形成合力，实施“大监管”。档案协同监管体系建设的最终目标是通过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鼓励档案事业有序健康发展，有效防范各种不利于档案事业发展的因素，着力促进档案事业各参与主体的规范及自律机制，推动我国档案事业朝着更加专业和高效的方向发展。探索建立多主体间协同治理协同监管的运行方式和机制。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2.2.1 建立以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为主，联合管理组织机构的监管协调机构，增强监管合力。以“专业分工、条块分割”为特征的传统档案行政监管体制，暴露出各个部门壁垒、协调成本高和监管漏洞等诸多弊端，难以适应快速多变的信息化社会对档案事务的监管需求。当前，顺应信息化时代要求，强化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不同行业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合作和协调，构建无缝隙、一体化的“整体型政府”已成为当前公共行政改革的新趋势。[7]对档案事务的监管也应顺应这一趋势，在进一步细化各个部门监管职责的基础上，着力构建跨部门的协同监管体制。建立以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为主，联合管理组织机构的主要部门（如国资委、工商局、民政局等）为成员的监管协调委员会，制定协调监管策略、方法，统筹协调监管档案事务。尽快设立联席会议，建立健全信息沟通共享机制、信息披露机制和违法违规行为协查机制，开展跨部门综合执法，形成监管合力。

2.2.2 构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各行各业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分工协同监管的模式。档案事务的协同监管不仅需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各行各业行政管理部门多主体各司其职，共同参与，更需要各主体之间围绕共同目标凝聚共识，依法依托统一协同的监管平台，互联、互通、互动、互助，形成有机的协同监管体系。第一，在建立以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为主，联合管理组织机构的监管协调机构的基础上，建立多种形式的协同监管交流协商机制。转变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单打独斗”的传统监管模式，通过多种形式的对话和协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各行各业行政管理部门共同商讨档案事业发展中遇到的矛盾与问题，研究解决策略，促进档案事业协同监管各主体间的充分沟通，彼此尊重，凝聚共识。第二，依法规范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各行各业行政管理部门各自对档案事务的监管边界，明确各自的监管责任，积极主动地协同监管，特别是要注意管好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各行各业行政管理部门监管档案事务的结合部，消灭“?粝潞凇保?不留漏洞，不留空白地带。第三，加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各行各业行政管理部门具体监管工作的互动互助。通过一定的沟通平台，实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各行各业行政管理部门的有效互动，为对方和双方档案事务的结合部的监管范围执法提供信息，互动帮助提高档案事务监管执法的精准度。

2.2.3 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和公众参与监管，充分发挥社会的协同监管作用。面对众多的民营企业和其他社会团体组织机构的档案事务，仅仅依靠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单一的监管主体，显然很难监管到位。因此，应当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和公众参与监管，通过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社会第三方力（包括档案学会、档案中介机构等）和社会公众“三位一体”监管机制进行合作协同监管，充分发挥社会的协同监管作用。

2.3 创新监管。科学监管的动力是开拓创新，对档案事务监管的创新，主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2.3.1 改变监管理念，实施阳光监管。其一，建立档案行政监管权力清单制度，公开监管权力与事项。凡是涉及档案行政监管权力的，要在清单中一一列出，每一项监管职权都必须明确列出与之对应的职责，以及相关的责任追究内容，做到有权必有责，权责相对等，防止档案行政监管权力的异化。凡是不涉及国家秘密和国家安全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都要把监管事项、内容、依据、标准等一一列出。按照政务信息公开的原则，充分向社会公开。并对监管对象按照公开的监管事项及时进行监管。其二，加强社会力量监督。要保证档案行政监管权力清单的实施效果，还应当加强社会力量监督。要让社会群众参与到档案行政监管权力清单制度的运行过程中来，增强社会群众对档案行政监管权力清单的认同感。加强舆论宣传，积极营造社会群众监督档案行政监管职责履行的氛围。拓宽社会公众参与渠道，搭建各种平台，鼓励引导社会群众参与监督档案行政监管权力清单制度运行的全过程，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监督格局，更促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监管。

2.3.2 改革监管方式，采用多样监管。一是激励型监管。激励型监管，是指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使用物质和精神诱因方式和手段间接引导档案行政相对人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以实现其既定的政策目标的行政活动方式。激励型监管容易使被监管的档案行政相对人接受而自愿实施特定行为从而实现监管目标。二是协商性监管。协商性监管是指为了实现档案行政管理监管目标，“监管主体与被监管主体或第三方组织在对话协商的基础上，共同制定监管政策和目标，并围绕目标的实现以契约或其他形式明确各自权利义务且付诸实现的监管方式”。[8]协商性监管极好地体现了合作治理理念。协商性监管的优势在于：各方主体能够更为广泛地直接参与;创造性地解决监管问题的机会;避免诉讼的潜在可能。三是行政指导。档案行政指导是指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针对特定的档案行政相对人采用辅导、协助、劝告、建议、示范、告诫等非强制性的方法或手段，促使档案行政相对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从而实现一定的档案行政目的的行为。相对于其他监管方式，被监管的档案行政相对人对是否接受指导具有行为选择上的自主性。档案行政指导以其简便、灵活的特点，充分发挥出补充替代、协商疏通、引导促进、预防抑制的作用，不但弥补了档案法律法规的某些空白，而且充分调动了档案行政相对人的积极性。

2.3.3 改善“技管”条件，推行智能监管。积极运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化手段创新和加强档案行政监管。搭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各行各业行政管理部门之间信息沟通平台。加快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各行各业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监管信息资源共享、互联互通，全面整合各种档案监管信息资源，为档案行政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以提高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档案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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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法治？张文显认为法治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意识形态、治国方略和社会文化现象。法治应是以民主为前提和目标，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状态。法律至上、法律主治、法治正当性是法治的本质特点，法治与民主相连、能够保障自由，使社会生活理性化。对比上述关于法治内涵的分析，高等学校也必须做到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而不能将法律功用化、工具化。具体到高校学生管理而言，更是迫切需要做到法治化，这也是依法治校思想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体现。

一、法治化是高校学生管理的重要基石

高校学生管理是高校为了实现培养人才的目标，而进行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协调活动，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包括教学常规运行管理、考务管理和学籍管理在内的教务管理；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理想教育等在内的育人管理；包括学生公寓管理、卫生管理、安全管理等在内的高校学生生活日常管理；包括课堂学习和课外学习在内的学习管理，还有就是与之相关的就业管理、档案管理以及奖励与处分管理等。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则是一个系统的结构体系，是“法治”思想与实践在高校学生管理领域的重要体现，是把高校学生管理行为限定在一个规范的范围内，并且通过建立起完善的学生管理法律、法规体系以及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使得学生管理工作实现依法办事、依制度办事，也即是通过对管理主体、管理权限、管理行为和管理监督的协调、规范和引导，以保障管理秩序，实现管理育人的一个实践过程。其核心意义就是要通过对高校管理权的有效限制和依法运用，实现对大学生权利的保障。

高校对学生进行管理主要是通过所依据的法律来体现的，这些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就明确规定高校有招收学生权、学籍管理权、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权等；2005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则明确规定了学校对学生进行纪律处分的种类，包括：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除了上述有关高校教育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外，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各种部门法和部门规章所涉及到的与学生管理有关的条文也是高校对学生进行管理的法律依据。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就是把法律作为学生管理工作中的最高依据和最高权威，从管理者的角度体现一种法治的精神。

进入新世纪，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出现了全新的局面。教育部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于2003年7月17日了《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实行依法治教，把教育管理和办学活动纳入法治轨道，是深化教育改革，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完成新时期教育工作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而依法治校又是依法治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学校行政管理部门增强法治意识，形成依法行政的工作格局；并且学校建立起依法决策、严格管理、民主参与、自主办学的工作机制和现代学校制度。因此在上述这种大的背景下，高校也就具备了对学生进行法治化管理的良好政策环境，而且有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良好氛围，从而为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二、当前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高校管理者法治观念不强

法治观念是种现代化的、科学的、理性的法律观念，是现代社会主体普遍的法律信仰、法律理想和法律终极目标等观念或意识的总称，是法或法治的精神方面。与这种法治观念相对立的就是人治思想，中国传统的人治思想，就是以个人或少数人掌握的社会公共权力，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体制。这种人治思想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极其深刻，“重人治轻法治”的观点更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突出特征之一。在当今社会，人治思想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乃至是一种社会文化、一种意识形态被传承下来，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这自然也就会对高校的学生管理产生影响，使得一些高校学生管理者在学生管理工作中法治化意识淡薄，例如有些高校对学生的处分缺乏公开性、透明度，暗箱操作；对高校拥有极大自的理解存在偏差等，因此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某些高校管理者在思想上仍没有摆脱传统模式的束缚，“人治”的传统思想并未彻底根除，仍然存在权大于法，以及权力大于权利等人治化思想，从而导致侵权事件时有发生。

（二）管理体制不健全

随着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我国高校学生管理体制却难以适应这种变化，由此带来了不少问题。例如行政权威化就是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高校是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和授权颁发学位的高等教育机关，具有培养人才，发展科技，服务社会的三大职能，因此高校并不等同于党群及国家机关，那种按照行政级别的划分，聘任各级党政管理职务，与公务员的管理体制相对应的管理模式并不适合于高校，高校应该以自己的办学模式为核心，结合其工作性质和职责，来设置管理部门和界定这些管理部门的性质及其权限，以便于能够更好地完成其对教学与科研的服务工作。

（三）民主管理欠缺

民主管理是相对于绝对服从绝对权威的管理而言的。即管理者在“民主、公平、公开”的原则下，科学的将管理思想进行传播，协调各组织各种行为达到管理目的的一种管理方法。因此，民主管理即符合人们的心理要求或“以人为本”管理思想，也是管理者所追求的是一种管理艺术，即一种被管理者意识不到的正在接受的管理，而事实上他却正在接受管理的积极性，唤醒人的主体意识，弘扬人的主体精神，发挥人的主体能力。因此，民主管理又是一种群众参与下的多数人管理多数人的管理。就高校而言，民主是大学进行依法治校的基石，民主管理应该成为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核心内容，然而目前高校在学生管理方面，民主缺乏的现象依然严重，这主要表现在高校学生的奖惩管理方面的公开机制不完善，在公开的内容、程序、审查上缺乏规定，更缺乏对学生奖惩管理进行民主监督的制度与途径，因此，对学奖惩生管理是否公开、公开什么，均由领导随意决定。这些都成为制约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的重要因素，也使在学校管理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与误解增加，进一步促使当事人通过找关系等法律以外的途径来解决纠纷成为一种常态，严重影响了高校法治理念的树立。

（四）权利与权力的冲突

人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必须有效地建立各种社会关系，并充分地利用各种价值资源，这就需要人对自己的价值资源和他人的价值资源进行有效地影响和制约，这就是权力的根本目的，因此权力的本质就是主体以威胁或惩罚的方式强制影响和制约自己或其他主体价值和资源的能力。而权利则是人在相应的社会关系中应该得到的价值回报，是为道德、法律或习俗所认定为正当的利益、主张、资格、力量或自由。当前高校学生管理中，权利与权力的冲突时有发生，即学校为了达到管理学生的目的，就有可能会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干涉学生的权利，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学生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就会不可避免的与学校权力发生冲突。然而我们如果对高校行使管理权加以限制，就必将制约高校的管理权，影响高校的公共职能，可是如果我们不对高校行使管理权加以限制，就有可能会侵犯学生的个人权利。因此高校管理学生的权力与学生维护自己权利就经常会有可能发生冲突。面对这些冲突，部分高校领导干部和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习惯照搬上级“红头文件”办事，管理方式仍然以行政手段为主，只靠“政策”、“经验”和“行政权力”来实施管理，远没有形成自觉依法管理的观念与认识。在具体工作中，常常不按法律法规行事，仅凭意志或经验办事。“权”大于“法”、“人治”、不公平等现象不少，从而使高校处于被诉的不利地位。

三、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依法治国己经成为我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依法治校则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就既是对依法治校的呼应，也是依法治国在高校领域的具体体现。面对当前我国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过程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必须积极进取，开拓出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新道路。

（一）树立法治化的办学理念

办学理念是一所学校之“魂”，它既体现在学校的办学之道，教学之道，求学之道，管理学校之道等方面。于此同时办学理念也体现在教育工作者实现自己人生价值，追求卓越，走向辉煌之道方面，因为教育工作者从事了教育事业，就意味着他从事了世界上一种最纯洁、最高尚、最无私、最理想化、最浪漫的事业，它要求每一个从业者必须时时事事从学生的未来着眼，从学生的现实需要出发，尽自己最大的能耐达到工作的最优。然而不管办学理念是如何体现学校的办学之道等，或是如何体现教育工作者的理想追求等，都将必然要求高校管理者在办学过程中树立法治化的办学理念，也将必然要求教育工作者在教书育人，面对学生时能够时时刻刻都有一种法治化的思想。法治化可以说是学校办学和教师从教的基本内容，要知道如果缺少了法治化，高校办学就很可能会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教师从教就会有可能走入歧途。因此不管是学校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要牢固树立法治化的办学理念，并且以此来维护高校的正常办学秩序，促进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二）依法管理与民主管理相结合

目前，在高校学生管理领域，学生管理行为很不规范，不依法办事的现象还比较多。肖扬指出法治的实现除了取决于法律制度的建立，更取决于法律制度在实践中的运行状况，因此在践行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时，一定要做到依法管理。民主管理也是高校学生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直接体现了一个学校的民主发展水平。这是因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是一项高校管理者、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共同参与的群体，把民主管理纳入到高校学生管理之中来，就可以既做到弘扬民主精神，又可以培养相关参与者的民主习惯，与此同时还可以吸收学生参与管理。这样做就可以一方面促进上情下达，下情上传，从而有利于高校管理者、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三方都知情，减少矛盾冲突，使得与高校有关的相关利益者都能够在一种非常和谐的环境中友好相处，既确保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公正与高效，又可以让学生们释放出全部的自主性、创造性，并且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集体智慧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可以让学生通过参与民主管理，来学法、知法、懂法和守法，在参与民主管理中用法，从而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以及培育民主意识，并且使得学生们能够拥有一个和谐融洽的民主氛围。

（三）构建学生权利主张渠道

对学生受损害的权益进行补救，是教育法的应有之意，因此当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高校要允许学生通过一定的途径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如可以实行学生申诉制度。学生申诉制度是指学生的权益受到学校的侵害时，可以依法向主管机关或有关部门提出申诉，请求给予处理的制度。其具体做法可以如下：首先要在建立学生申诉委员会的基础上拓宽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受案范围；其次要细化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及比例，要把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都纳入到其中来；再次要规范申诉处理的具体程序，如书面申诉制度、公开审理制度、回避制度、告知制度、申辩制度、时效制度等程序性制度，都应该引入；第四对不服校内申诉决定的，学校要允许学生向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起申诉。总之高校要尽快建立健全学生申诉制度，为学生设立适当的权利救济途径，这样对于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实现学生权利的疏通渠道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利于维护学校稳定和校园的和谐，是实现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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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法治；高校；学生工作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在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虽然法律制度在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已形成，法治这个词虽然被提及的很多，但是能真正深层次的剖析法治内涵、深刻领悟法治思想，对国人来说，却是少数。国内，关于法治文化的著作还是颇丰的，但大都涉及到国家层面。对于高校法治文化，国内研究起步晚，成果不多。目前有部分学者、高校教师对高校法治文化有过相关问题的研究，大都着眼于依法治校和以德治校相结合的观点。就国内而言，法治校园建设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行政法治理论”、“通过法制宣传来推进法治文化建设”、“高校法治文化的培育”、“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对策研究”等方面。真正的利用法治理念去重构高校学生工作方式方法的研究实践还比较少。作为高校运行体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加强学生工作的法治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高校学生工作严重缺失“法制”

（一）高校学生工作人员缺乏充分的法律知识和法治意识

目前，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人员普遍没有足够的法律知识，法治意识也比较单薄。从高校学生工作的人员构成来看，这些人群主要为管理专业或者教育专业出身，其在管理及教育等问题上是具有专业性的，但是对于法律知识和法治意识是有缺陷的。受传统的高校学生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的影响，一些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还不够完善，大多数学生工作人员对高校学生工作性质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行政管理”的层面——即上传下达学校和学院的有关学生管理工作的通知。据了解，部分从事学生工作的人员对于行为依据的文件性质无法做出正确区分，不清楚法律与政策的区别，这不利于工作人员对于自身工作价值的定位。结果往往会导致学生工作的落实以领导的个人意志为主导，学生工作者追求领导和同事的满意和认可，而非真正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一旦出现了法律问题，由于他们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和法治意识，对事件认识不清，理不清头绪，无法正确有效地解决问题。更严重的是，有些学生工作者在既不能从根本上合理地解决原有问题的同时，反而制造了新的更大的问题。例如，某高校研究生管理工作人员在查寝时发现有外来的同学留宿在一个寝室，在未充分了解事情原委的情况下，就对原本住在该寝室一名学生给予了记过处分，引起了该名学生的强烈不满。但是研究生管理人员仍只使用批评教育的方式处理事件，忽视了学生依法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忽略了在作出处分时应向学生告知理由和依据的程序。这就是高校学生工作人员由于缺乏法律知识和法治意识导致的学生工作上的重大失误。

（二）欠缺体系化的法治运行方式

在我国当前的高校学生工作中，整个工作队伍普遍缺乏法律知识和法治意识，没有形成体系化的法治运行方式。这就导致了当前高校学生工作法治化的很多工作无法落实到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具体实施层面上缺乏制度基础，工作难以实现价值最大化。在国家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情况是需要运用法律知识，从法律层面去应对去解决的。高校学生工作针对的主体是学生，是具备相当自我认知能力的大学生，而在我国相当一部分高校的学生工作管理实践当中，“领导决定一切”，“学生必须绝对服从老师的命令”成为一种主流的管理方式。对学生的合法权益很少甚至根本不加以考虑。学生工作人员在处理学生问题事件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以命令、强制要求的方式去管控学生。从没考虑是否应该通过正规的法律渠道去解决学生之间的问题和矛盾。只有当问题无法调解，事态严重时，才想到诉诸法律，求教于法律专家。亟需从制度层面构建起成体系化的法治运行方式，运用法治思维处理相关问题。

（三）相关法律问题日益复杂多样

大学存在着教育活动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关系，因此大学中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也复杂多样。当前，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主要包括：党团建设、勤工助学、就业指导、奖贷困补等等。与此同时，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贷款制度、学费制度等也因适应时展而兴起。学校与学生，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教师与教师，之间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以及因相关行为触犯行政法规或刑事法律所产生的相关法律关系都日益增多且复杂起来。这些关系都需要相应的民事、行政以及刑事法律法规调整。而且，很多时候一件行为事件中往往涉及多种法律关系。例如学生之间打架斗殴的暴力行为，其既涉及到教育行政管理关系，也涉及到民事赔偿和刑事处罚等相关法律关系和规范。也就是说，它们一方面体现着主体之间的行政关系，另一方面还体现着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以及刑事法律上的法律关系。

二、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介入必要性

高校与中小学教育不同，它面对的是更为成熟的学生群体，这些人的学习、生活、心理健康、人际交往、社会适应性的养成、就业成才等等，都需要学生工作者的参与和投入，因此也就对高校学生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有的学生工作管理模式仍属于一般事务型的管理，主要侧重于上传下达与学生相关的事项，对于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和个体差异关注较少。在学生工作中，管理人员行使自主管理权对违反了学校相关规定的学生做出处罚时，往往是以学生工作人员个人的主观意见去考量的。或者即便不是个人的主观意见，是依据学院的一项规章制度做出处理时，该规章制度是否符合法治精神也是有待检验的。显然，目前大部分的学生工作管理缺乏符合法治精神的正当程序，至少可以说，高校还尚未形成运用法律知识和法律手段处理学生管理问题的意识。例如如果要对学生做出处分决定，是否应该召开专门委员会听证？在了解事情原委时，是否学生管理部门应该制定一定的调查程序并开展调查？学生是否享有辩解和申诉的权利以及具体的程序是什么？如果要实施处罚，如何实施等？以及现有的相关规定和处理程序是否符合法治精神？这些均是高校学生工作中法治原则的重要衡量指标。权利可以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利益，也可以给人类社会造成深重的灾难。如中国古代不乏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的明君，也确实存在把国家搞得民不聊生的昏君。帝王手中的权利都是无上的，区别就在于权利是否得到了合理的使用。因此，在高校学生工作中，权利的使用是否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就尤为重要了。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治介入意味着高校学生管理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使高校学生管理行为减少人治的主观成分，增添法治的理性要素。

三、高校学生工作法治化建设的基本途径

（一）高校学生工作者法律素养普遍亟待提高

高校学生管理的直接管理者就是从事学生管理的工作者。在高校学生工作中，需要管理队伍具备较高的法律素养。如前所述，当前，我国高校学生工作者的法律素养并不高，更不谈运用法治思维开展工作，处理问题。高校可以利用其自身优势资源，如可以从法学院选派教师制定一些针对性课程对工作人员，进行一些法学理论的相关培训，让这些工作者掌握法律专业知识，提升自身法律素养，在工作中能够运用法治思维处理问题。管理者法律素养的提高是高校学生工作法治化进程中最为基础的一环，管理终其根本是人，只有提升管理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才可以推行法治化建设。高校学生工作者法律素养的提升也为更好地推动学生工作法治化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建立成体系的法治化工作运行体系，立足实践，不断完善工作方法

高校学生工作包含很多内容，涉及的工作多样且复杂。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工作需要法治化运行体系。尽管高校是为众人称羡的“象牙塔”但它并不是脱离社会的存在，社会的发展进步也深刻的影响着校园。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学生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去选择和接受不同的思想文化。因而，社会上的各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都会对当代大学生产生巨大的影响,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念也就呈现出多元性的特征。例如，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成为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平台，互联网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乃至思想观念起到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科技的发达使校园与社会的距离进一步缩短，在高校学生工作中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也更多。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型的法律问题，这些问题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出现的，这就需要工作者立足实践，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完善工作方法。提升工作者法律素养、构建成体系的法治化运行体系这些都为立足实践完善工作方法提供了条件。

参考文献：

[1]孙建新，等．大众化时代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思考．江苏高教．2006(3）．

[2]付煜．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法律问题．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12）．

[3]杨晓雷．法治视野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解析．高校辅导员学刊．2014（6）．

[4]阮李全．论高校学生管理中的人文关怀——一个法治的视角．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3)．

[5]秦惠民．高校管理法治化趋向中的观念碰撞和权利冲突//劳凯声．中国教育法制评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6]王秀英．浅谈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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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9-0093-03

亚里士多德说：“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理论界一般把它概括为两点：一是法律至上，二是良法之治。法律至上讲的是法律理念问题，良法之治又包括“良法”和“治”的问题。研究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应研究三块内容：法治理念、法治依据（“良法”）和法治程序（“治”）。

一、高校学生管理法治理念的错位与调整

权利与权力是法治的两大基本要素，法治的过程就是权力与权利的博弈过程。

1.“权力本位”的现状与原因

高校虽然不是行政机关，但是作为行政主体，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准行政权力”，即管理权力。高校学生管理的实质就是高校管理权力与学生权利的博弈。一直以来，在学生管理中高校具有绝对的权威，并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学生则处于被支配和隶属的地位，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实质是纵向的和不平等的。高校强调秩序，重视效率，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意志、依靠自己的经验、运用行政手段进行严格管理，命令学生绝对服从。这种“权力本位”理念造成的后果就是学生的权利被漠视，学生人身权、财产权甚至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屡被侵犯。

究本溯源，“权力本位”理念有着肥沃的生长土壤。首先，我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有“重权力而轻权利”的传统，“人治”的思想根深蒂固，我国老百姓素来以“顺民”标榜自己，早已习惯了“民不与官斗”的思维模式。其次，几千年来儒家思想讲究“师道尊严”，封建礼制强调“天地君亲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师师生生”层次分明，师尊生卑的等级观念对师生关系的影响甚深。

2.变“权力本位”为“权利本位”的必要性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进行，保护学生合法权利日益受到重视。高校学生管理法治理念进一步调整，逐渐完成了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

首先，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来说，权利和义务是法的基本构成要素，权利是第一位的，义务是第二位的，义务的设定是为了实现权利。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法治化的过程，实质体现为权利的运作过程，因而权利的实现程度就成为分析和评价法治状态和法治模式的重要参数。即法治实际上就是一个有选择地将应当有的、而且能够有的、但还没有法律化的自然权利确立为以规范形态存在的法定权利，并提供必要的条件促使权利主体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实际享有这些权利，使权利从应有转化为法定，再从规范形态转化为现实状态。”[2]

其次，从法治的要求来说，权利与权力是法治的基本内容，权力来源于权利又服务于权利，两者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制约。依法行政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控权是行政法的基本思想，因此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主要任务是控制和规范高校的管理权力，保障学生权利的实现。

最后，从高等教育的目的来说，学生接受教育和管理是高等教育的中心内容，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学生全面和个性的发展。法律赋予高校行使管理权力，正是为了维护正常的教育秩序，从而实现高等教育的目的。学生是教育法律关系中的重要主体，学生的权利是教育法律领域的核心问题。高校管理权力与学生权利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高校依法行使管理权力是保障学生权利得以实现的最有效方法，依法行使高校管理权力的最终目的正是保护学生的权利。

3.确立“权利本位”的法治理念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推进，保护学生合法权利日益被重视。高校学生管理法治理念应该进一步调整，彻底完成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弃“人治”，行“法治”，确立“以学生为本”的管理思想，树立权利至上的理念，变“以管理为目的”为“以服务为宗旨”。

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对于学生权利来说，就是凡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被推定为权利。学生首先是国家公民，应当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所有权利。另外，他们同时还享有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所赋予

的专有权利。对于高校权力来说，法律授权是唯一的来源。凡法律没有授权的，高校不得涉及；法律禁止的，高校更不得自作主张。

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 的转变，要求高校以保护学生权利为出发点，去实施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杜绝只规定义务而忽视权利的现象。此外，还应要求高校在为学生设定义务的同时，应首先保障其应享有的权利，正如学者郝铁川所言：“在设定公民义务时，首先要考虑与该义务对应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如果法律只作单纯义务规定，这样的法律难以为人们普遍接受，难以调动人们守法、护法的积极性。”[3]

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 的转变，要求高校教师具有平等的思想，要真正把学生当做平等的主体来对待，承认和确立学生参与高校管理的主体地位。高校制定和施行任何规则都必须要与学生平等交流及双向互动，保证学生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高校在作出涉及学生权利的具体决定、特别是对学生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的决定时，要保证学生陈述和申辩的权利，重大决定还要保证学生听证和申诉的权利。

二、高校学生管理法治依据的不足与完善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国家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同样也是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基本要求，其中“有法可依”又是其他要求的前提。以制定主体为标准，学生管理依据的“法”，可分为“外部法”和“内部法”。“外部法”是指高校以外的主体制定的法律规范，包括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内部法”是指高校制定的管理规则。

1.“外部法”的不足与完善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取得了一些进展。以198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为代表的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为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其表现是，首先，法律规范内容滞后。大部分规范都是上个世纪制定的，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在2004年和2005年进行修订以外，其他法律规范近些年都没有修改完善过。而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正是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的改革时期，和与日俱新的高等教育形势相比，法律规范内容是滞后的。其次，不同位阶的法律规范之间有冲突。学生管理法律规范体系应该结构严谨，层次分明，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下位法与上位法相矛盾、相冲突的现象比较普遍。再次，法律规范存在空白和漏洞。目前的法律规范多为政治性和原则性规定，指导性强，可操作性不够，并且不能覆盖学生管理的所有领域，特别是在学生权利的规定方面存在很多缺失，学生管理出现问题时会出现于法无据的现象。

对此，首先，要完善学生管理立法，要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处理好立、改、废的关系，既要维护法的稳定，也要保证法与社会生活相适应。对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要进行定期清理，该废止的尽快废止，该修正的迅速修正，该补充的及时补充。其次，要严格按照位阶的关系进行法的建设工作。下位法要恪守上位法的精神，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和冲突，内容上要以上位法为指导，对上位法进行细化，力争形成内容和谐一致、形式完整统一、层次排列有序的学生管理法律体系。再次，要进一步提高立法技术，规范法律条文，扩大覆盖面，同时要加强配套立法，增加实体性和程序性的规范，细化学生权利的具体内容。

2.“内部法”的不足与完善

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主要是针对高等教育的基本的、重大的和共同的问题作出的规定，多为原则性和指导性的条文，实际操作性不强，因此法律赋予了高校依法细化制定学校规则的权力，这样学校规则的制定就成了高校学生管理中的重要环节。事实也证明，学校规则的制定相当关键，在已发生的纠纷中，造成学生管理侵权行为的源头，绝大多数都是源于高校的规则。

根据已报道的案例分析，高校规则的不足主要表现为违反了法律优位原则、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完善高校规则应该严格遵守这三大原则。

“法律优位原则是指在法律规范的效力位阶上，法律高于其他任何法律规范，其他法律规范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法律优位原则所强调的是在宪法之下，法律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其他法律规范可在法定权限或授权的范围内就某一事项作出规定，但一旦法律就同一事项做出规定后，则以法律规定为准”[4]49。高校制定规则应以法律为指导，与法律的基本精神保持高度一致。例如，有的高校规则规定学生大学期间不得结婚，否则就要受相应的处分，就是与《婚姻法》规定的适龄男女结婚自由的精神相抵触，就违反了法律优位的原则。

“法律保留原则是指凡属宪法、法律规定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或者必须在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有权在其所制定的行政规范中作出 规定”[5]49 。关于法律保留原则范围的确立标准我们主张采用“重要事项说”，即“凡属于国家的重要事项，特别是涉及人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与行使的事项，必须由法律规定” [4] 49。对于高校来说，不予录取、开除、不授予毕业证或不发学位证等影响学生受教育权完整性的行为，影响学生以后的生存和发展的事，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些只能根据教育法律，高校无权制定相应的规则内容。

比例原则在行政法学领域具有独特的地位，著名的行政法学家陈新民指出，“比例原则是约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6] 。“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权力的行使除了有法律依据这一前提外，行政主体还必须选择对相对人侵害最小的方式进行”[4]52 。高校对学生行使管理权时，应禁止权力滥用，应当充分考虑育人目的与管理手段之间的适度性，不能因小过而重罚、责过不相当，应注意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

三、高校学生管理法治程序的失当与规范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认为，“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7]，再好的实体规则若是没有正当的程序作保障，也只是废纸一张。

1.正当程序的缺失与确立

“正当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做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采取包括告知、

说明理由和听取意见等方式”[8] 。如果按时间顺序，正当程序可分为事前程序、事中程序和事后程序。事前程序是行政主体行政行为依据的；事中程序应是行政主体向相对人说明行政行为的根据和理由；事后程序则是行政行为最后处理结果的作出和为相对人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

由于我国轻程序理念的影响和相关行政程序立法的不足，高校学生管理中存在普遍的程序瑕疵。如从高校学生管理立法上讲，以最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为例，它明确规定高校对学生的处分应做到程序正当，但并未规定处分学生的具体程序。从高校实施管理的过程来讲，正当程序的缺失更是严重，高校学生管理不讲程序，主观性和随意性太强。

高校学生管理应严格遵守的正当程序是：首先，公布规则。让学生知晓学校规则的内容和违反规则的后果。在有确凿的学生违反学校规则的事实后，进入立案程序。立案之后是调查取证，这个环节应注意回避问题，即不能由原来的参与人参与到调查取证的过程中来，以防止其成见的干扰。其次，高校在作出对学生不利的决定之前，要送达书面通知告知其依据的规则、相关的证据以及学生所享有的程序性权利。高校应听取学生陈述和申辩，必要时应该为其举行听证。在经过以上的程序之后，高校对学生再做出是否处理的书面决定。最后，高校在作出处理决定之后，须及时将《送达通知书》交给学生，并要求学生本人在《送达通知书》上签字。同时高校应提醒学生在规定的期限内采用申诉、复议和诉讼中合适的方式进行救济。申诉期满未提起申诉的，可开始执行处理决定。

2.救济渠道的障碍与畅通

救济是法治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后环节。现行立法涉及高校学生管理救济的只有一种形式，即申诉。根据现行立法，学生申诉包括校内申诉和校外申诉。校内申诉是指学生向高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的申诉；校外申诉是指学生向高校的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的申诉。根据《关于实施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学生的行政申诉，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受理。各级各类学校还应该建立和健全校内的申诉制度，维护教师、学生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看出，学生提出申诉时，可以由高校受理，也可以由其所在高校的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受理，两者没有先后顺序。而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规定，“学生对处分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处分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可以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可以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诉” 。据此，高校受理学生申诉在前，主管部门受理申诉在后，后者以学生不满前者处理结果为前提条件。可见在校内申诉与校外申诉的关系问题上，目前的立法是存在矛盾的，这势必容易导致申诉机构互相推诿责任的情况出现。

学者林莉红认为，“对行政行为实施的救济，应形成一个系统。对不同的行为应相应设置不同的救济途径、方式和方法，反之，救济途径、方式和方法亦应与被救济的行为相适应，应根据被救济行为的不同特性设置具有与被救济行为相适应的程序和制度”[9]。解决高校学生管理纠纷可以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如行政申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学生管理行政申诉是指学生在接受高校管理过程中，认为其合法权利受到高校的侵害，依法向高校提出理由并要求重新处理的制度，现行立法中的校内申诉就是行政申诉。

学生管理行政复议是指学生认为高校在管理过程中的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的权利，学生有权向高校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提起请求，要求主管部门对该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做出相应决定的活动。我国目前是无其名却行其实，现行立法中的校外申诉实质上就是行政复议。为了化解现行立法的矛盾，有必要进行修正，统一形式，从法律条文上变“校外申诉”为“行政复议”。

学生管理行政诉讼是指学生认为高校在管理过程中做出的行政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利，请求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和裁决的活动。以前很多学者质疑学生行政诉讼会影响高校自的行使，实际上只要我们能正确把握行政诉讼介入的范围，一切便不是问题。这里又要提及前面的“重要事项说”，即凡是影响学生受教育权完整性的行为而引起的纠纷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其他行为引起的纠纷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实践中有成功的案例，如天津市法院曾这样处理：“警告、记过、留校察看等处分并未改变原告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属于学校对学生进行正常教育的管理行为，学生对此如有异议可通过申诉等其他途径解决” [10] 。

在教育行政法领域颇有建树的秦惠民教授认为，“当前学生与高校间各种纠纷都直接寻求司法救济而导致诉讼泛滥，不仅不是法治社会的标志，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法治的不成熟” [11] 。在高校学生管理引起的诉讼程序问题上，德国和日本等很多国家都是坚持“穷尽行政救济”的原则。借鉴这一原则，按照行政申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先后顺序，切实将诉讼作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来处理因高校学生管理引起的纠纷是最科学的救济方式。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2]夏民，耿华昌.保障大学生法定权利的实现[J]. 江苏高教，200l （5）.

[3]郝铁川.不对称的权利和义务[N]. 检察日报，l999-03-24.

[4]马怀德.行政法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5]应松年.行政法学新论[M].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

[6]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M]. 台北：三民书局，1995.

[7]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8]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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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办园法规和标准

《幼儿园管理条例》《幼儿园工作规程》等国家法规，对幼儿园的审批开办、园舍设备、工作人员、招生编班、保育教育等都有明确规定。各级政府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也有具体的经费、安全以及管理等规定。从严格执行办园法规和标准做起，既是体现“法定职责必须为”，不让法律形同虚设及维护法律严肃性，也是遏制幼儿园工作中的随意性和主观性的要求。只有着力解决当前幼儿园工作中存在的园舍设施建设与幼儿所需不符、幼儿大班额现象严重、幼儿园“小学化”等不依法规范办园的问题，才有利于改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状。

切实增强法治观念和能力

当前，部分幼儿园违背教育规律，出现危害幼儿身心发展等不良行为，原因大多是不知法、不懂法。因此，增强对幼儿园教职工群体的教育，强化“法无授权不可为”，提高法治观念，应成为第一要务。要通过对照《教育法》《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等国家专业法规标准，认真自查自纠，采取讲座辅导、培训学习、案例分析、榜样引领等多种形式，督促幼儿园广大教职工学法、知法，增强依法办园意识，提升依法从教、执教能力。

努力践行各项制度和章程

健全完备的制度和章程，是依法办园、依法治理、依法决策在幼儿园的具体落实和体现，也是保障幼儿园依法治教的前提。要根据《教师资格条例》，严格实行园长、教师资格准入制度，结合《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把好教师入口关和质量关；遵照《教师法》等规定，落实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合法权益，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地位；完善细化幼儿园各项章程和岗位职责，使其更具操作性，做到依法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幼儿园内部权力制约，科学规范园长、教师的责任与权力，建立科学民主的管理机制，把依法办园、依法治教纳入幼儿园和教职工任期工作成绩考核中，并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和评价指标之一，引导幼儿园规范办园。

着力提升教育理念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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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已于2005年9月1日开始实施，新《规定》充分体现了学校以育人为本、育人以德育为先的原则，确立了一系列依法治校、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新规则，这将推进高校学生管理进一步法治化和民主化。回顾近年来发生的高校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法律冲突和纠纷案件，一方面隐含着高校学生管理与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着一些冲突与矛盾，另一方面它也表明高校学生法制意识、维权意识的日益高涨与成熟。如何正确解决和处理高校学生管理与法律法规冲突的问题，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加快推进高校学生管理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已成为高校管理者面对的现实新课题。

一、深刻认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高校与大学生的法律关系，实际上就是高校与大学生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此还没有达成共识，归纳起来，主要有宪法关系说、民事关系说、行政关系说、特别权力关系说及综合说等观点。笔者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在法律意义上包含着两重内容：

其一，具有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高校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代表国家，或者说接受国家的委托，对学生教育的有关事项进行管理。我国《高等教育法》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的规定，以及《学位管理条例》对高校授予学位的规定等，体现了这种性质。学校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种法律关系强调的是管理与服从，是一种纵向关系，双方主体地位是不平等的。

其二，学校与学生双方还形成了一种属于或具有服务合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教育格局的变化，学生自费上学、自主就业，后勤服务社会化等等，体现了高校更多的是在为学生提供服务，这一切使得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已经表现出来。尽管由于公办学校的性质和我国人民群众收人水平的限制，现在乃至将来一段时期，学校的收费还不能全部满足培养学生的支出，“合同”双方“对价”不完全相等，但双方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性质是存在的。在这种关系中，学校和学生的法律地位平等，双方形成民事法律关系，属于私法性质，主要属于民法的调整范畴。当然，在学校特殊环境下，民事关系的双方，实际地位并不对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服务合同，明显属于“格式合同”的性质，学生处于被动接受学校规定的状态。

因此，无论是行政法律关系，还是类似服务合同的民事关系，作为一方的主体学生始终处于弱者的地位。因而，如何把握这两种关系，如何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就成为学生管理法治化需要注意的问题。当然，在现实的学生管理过程中，有时是很难判定哪些事项属于行政管理性质的行为，哪些属于民事性质的行为。但是，从理论上，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二者是能够分清，也应该分清的。这对于确认学生管理的指导原则具有实际意义。

二、正确把握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法律纠纷及其成因

高校学生管理引发的法律纠纷主要指学生管理制度、校纪校规及其执行过程中违背国家法律法规的问题。高校管理中对学生的侵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二是侵犯学生的名誉权，三是侵犯学生的财产权，四是侵犯学生的公正评价权，如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品行进行公正评价及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利。高校在管理工作中对学生侵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第一，教育管理者法律意识淡薄。自古以来，中国教育一直十分突出教师的主导与主体地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教师对学生无所不管，其尊严神圣不可冒犯，学生权利被漠视，甚至被抹杀。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教育管理者的法律意识淡薄，在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上存在一些误区。如有人认为，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就是用法规治学校，再由学校用法规治老师和学生。也有人片面认识法律的功能，认为法律可用可不用；对自己有利就用，没有利就不用；口头表态用，实际操作不用。这样，高校学生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开展，都以学校和管理者为主体，以学校和管理者的意志为转移，这就势必造成对学生权利的侵害。

第二，教育行政规章和学校的某些学生管理规定违背法治精神已经凸现出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逐步推进和各项法律法规的日臻完善，我国法制建设进程迈上了新的台阶。从教育立法来看，针对教育事业我国先后出台多项教育法律和200多件行政法规、规章，但是仍然出现学生管理部门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搜查学生宿舍、学校禁止学生谈恋爱、在巡夜中曝光学生个人隐私以及各种名义的校内罚款等种种现象，还包括“女博士因生育被劝退学”案件引发的法律冲突，引发人们对于高等学校管理权限的讨论。从这些案件和纠纷中，学校的规定和做法与国家法律法规的冲突不断凸现出来。

第三，高校内部缺乏规范管理。高校管理中的一些重要环节，由于缺乏符合法治精神的规范及应有的保障制约机制而出现脱节，造成内部行为矛盾，导致受教育者合法权益受损。以1999年田某诉北京某高校一案为例，校方败诉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校对学生的违纪处分超出了教育部的规定和对原告作出的退学处理决定并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

第四，高校的自主管理权与学生的受教育权之间的冲突矛盾日趋加大。高校对学生的自主管理权《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等权利。学校的这些权利有助于学校实现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职能，维护学校的教学秩序，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但是，高校对学生的退学和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都直接针对的是学生的受教育权利，而受教育权又是我国宪法和教育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在发生多起学校败诉的纠纷中，有的学校权利随意扩大，采用类推、比照条例和随意扩大自主管理权，导致了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受到侵害。

第五，学校管理程序存在瑕疵。正当程序是法治理念中的重要内容。管理过程中的正当程序是相对人权利保障的基本要求，没有正当程序，受教育者在学校中的“机会均等”就难以实现，其合法的“请求权”、正当的“选择权”、合理的“知情权”就难以得到保障和维护。从学生状告学校侵权诉讼案来看，缺乏正当程序，存在程序瑕疵，是高校在行使管理自时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学校依法行使自主管理权对违规学生作出处罚时，应包括学生的解释和申诉程序、学生管理部门的调查程序、专门委员会听证并作出处罚建议的程序、作出行政决定的程序、具体实施处罚的程序等，缺乏其中的一项程序，就有可能造成对学生的侵权，从而成为学生状告学校的理由。

三、加快推进高校学生管理的民主化和法治化

用法治的理念和精神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高校学生管理法律问题，必须坚持以学生为本，充分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和各种合法权益，依法规范高校学生管理的内容和方法，积极推进高校学生管理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这不仅是贯彻依法治国、依法治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客观要求。法治是时代的呼唤，是社会的需要。高校作为社会的一个组织系统，自然不能游离于法治的触角之外，高校的学生工作理应置于法治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讲，完善高校学生工作的法律秩序，进行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治化构建，是高校学生工作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

(一)树立依法治校理念，融入人文关怀精神

高校学生管理必须坚持法治理念。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出台标志着高校的管理进人了法治化的时代。1999年教育部在正式文件中提出了要“积极推进依法治校”，由此在中华大地掀起了一股依法治校的热潮。然而，不少从事高校学生管理的人员往往囿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旧的行为方式的惯性以及缺乏应有的理论指导，在学生学籍管理乃至后勤服务管理方面，仍然习惯于用政策、道德以及行政手段来治理学校，由此造成了学生与校方的对立和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必须尽快树立依法治校的理念才能够摆脱困境。法律有规定的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没有规定的，也应该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超越法律范围，限制学生的权利，或者处罚(分)学生，不管主观愿望如何，都是不允许的。特别要防止权力的滥用与乱用。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有的学校，对学生的处罚(分)制度公开不够，有的甚至是暗箱操作，对什么样的情况给予何种处理，缺乏详细的规定，人为因素太重；处罚(分)学生时，并未履行严格的程序，对学生的异议权没有给予足够的保障；还有的个别学校设定了许多对学生罚款处罚。按照我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学校这种做法是很值得非议的。所有这些，都说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中存在的问题，说明强化法治观念、坚持法治原则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高校学生工作的价值导向过去主要是着眼于有效地规范和维护正常的学校教育秩序，而对于如何以人为本、维护学生的权益重视不够。高校在推行法治的同时，不仅要关心国家、学校的利益以及教师的利益，更要关心学生的利益，要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的权利价值，关心学生的权利实现，培养学生的权利意识，激励学生的权利追求。在学校“立法”—制定管理规章制度时，特别是与学生利益密切相关的管理制度时，应该进行认真的研究，注意听取学生的意见，某些问题可以实行类似听证的做法，使制度科学化、合理化，切实增强制度的可执行性。学校的各种规章应该公示，要使得学生了解和掌握。学生管理必须体现民主、平等的精神，在管理工作中公正地善待每一个学生，尊重学生权利，坚持做到有管有放、有宽有严，确保学生应有的法律权利和正当的利益，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最佳条件。

(二)建立学生参与机制，完善利益表达制度

高校学生管理必须坚持民主思想。作为学生工作的主要对象，学生利益和学校的利益在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情况下又往往存在某些矛盾。思想教育工作要实现指导和帮助学生成长成才的目的，就必须让学生能够充分表达他们的意愿，反映他们的利益，调动他们民主参与的热情，从而增加他们对学生工作的认可度，减少矛盾，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工作效果。实行扩招政策以来，高校规模迅速膨胀，为了维护正常的学校教育秩序，制定了诸多规章制度。囿于管理者习惯思维的局限性，这些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往往缺乏学生的参与，导致带有明显的“泛道德主义”倾向。这些规章往往特别强调高校的公共利益，忽视学生个人利益，并以公共利益为借口过多地要求学生奉献服从，以致在规章施行过程中，遭到学生的反对和抵制。规章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只有与社会相协调时才能成为一种有用的规则。要达到与社会发展的契合，规章必须是各方主体不同利益的有效充分的平衡。学生作为高校的管理相对人，其自身利益与学校利益在总体上是相一致的，但在具体领域也存在着许多差异。因此，高校中和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规章必须体现学生的利益，表达他们的意志，否则就很难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支持，导致实行成本大大提高。为此，我们必须建立起完善的利益表达制度，让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充分、有效地表达自己合理的见解和反映自身的利益，使高校不同利益之间在公平程序中得到有效博弈，从而增添规章的正当性和学生的认可度。比如高校学生会制度和学生代表制度，高校通过这两个制度促使学生的参与，有利于体现学生的意志，寻找学生利益和学校利益的优化点，减少规章实行的摩擦和阻力。同时，建立这种制度就能够使学生与学校管理者增加沟通，减少矛盾，同时也为决策者提取信息资源提供了一条捷径，可大大缩短信息交流的管道，提高管理的效率。

(三)规范学生管理程序，维护学生合法权益

西方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管理过程中的正当程序是相对人权利保障的基本要求。在高校的管理工作中应坚持正当程序原则，通过正当程序控制管理过程，规范权力的运行秩序，使权力的行使遵循符合法治精神的规范步骤和方式，避免管理运行的无序性、偶然性和随意性，保证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和高效性。为此，高校管理部门必须建立科学、合理、严格的程序机制，以保证受教育者在学校中的机会平等得以实现，其合法的请求权、正当的选择权、合理的知情权得以保障和维护。处罚(分)学生，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进行。例如在高校对违规学生进行处罚时，就必须建立一套完整严格的程序，包括学生管理部门的调查程序、学生的申诉程序、专门委员会的听证程序等等。

(四)强化司法审查原则，保障高校依法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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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法治化治理进程中国家法

与民间法的现实冲突

“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的，法律只考虑臣民的共同体及抽象的行为，而决不考虑个别人的（地方）以及个别的行为。”［2］国家法与国家政治权威相伴随，法制统一是基础；民间法以地方文化积淀为基础，寓情、理、法于一体，灵活多变。在一个主要以城市市场经济为参照的立法体系中，国家立法更多地体现了城市文明与现代治理的特征，而缺乏在农村基层治理领域的普适性基础，由此地方性规则与全国性规则、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在农村法治化治理进程中时常显现。

（一）传统威权化管理与现代法治化治理的冲突

威权化管理借助农村社会血缘、地缘、业缘等各种传统权威，实现村域精英对农村社会的“家长式”控制，摄于干部威权，村民一般居于被动接受管理的地位，极少抗争。法治化治理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为基本特征，强调参与机会均等和结果的可预期性，是农村基层治理发展的基本趋势。在农村治理领域，传统威权化管理与现代法治化治理的冲突时有发生。经典法制电影《被告山杠爷》所描述的情节和带给人们的疑惑在今天的中国乡村仍然存在。在村域范围内享有绝对权威的山杠爷习惯于以“家长制”作风处理村级事务，乡村治理井然有序。以国家法律来考量，山杠爷“私拆信件”“派民兵关押”“当众打耳光”“游街示众”等一系列行为都严重违法，但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村民却见怪不怪。对山杠爷自身而言，没有“私心”，即使出了“人命”，也仍未意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村民对山杠爷怀有的只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恩和尊敬，而不是对违法者的谴责和唾弃。在村民的视野中，国家法所维护的公平正义是虚幻的，山杠爷为村集体的付出是真实的；山杠爷的权威并非来自国家，而是来自村民的认可；山杠爷处理村务出于公心，而非私利；山杠爷虽然行为违法，但动机良好。直面村民的认识，我们能斥之为“善恶不分”？不能。我们能说山杠爷不该受到法律制裁？也不能。只能说，在小小的堆堆坪村，国家法律尚未融入村民的观念意识之中，村民对传统威权化管理的认可度仍然高于现代法治化治理。

（二）传统伦理性规则与现代法治化规则的冲突

农村伦理化秩序的建构强调以伦理道德或者乡风民俗作为行为评价的基本标准，法治化秩序的建构则以国家法律为行为评价的基本准则，在法律普及尚未深入，农民法律意识仍然淡薄的农村社会，对伦理化秩序构成冲击的行为，不管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都很难为村民所接受，一旦以司法判决的方式确认违德行为的合法性，则对乡村秩序将构成更大冲击。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曾报道：蒋某与丈夫黄某婚后因感情不合分居，后黄某认识了“第三者”张某，并与之同居。在黄某去世后，张某拿出了经公证的黄某生前的遗嘱，请求法院判决其获得黄某遗产中的一部分。法院审理认为，遗赠人黄某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法官将公序良俗引入司法裁决，获得了旁听者的鼓掌和喝彩，但也引起很大的争议，被评价为“道德与法”“情与法”冲突的经典，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在舆论压力下做出的一起错案。杨立新教授认为：“就是这个获得了热烈掌声的案件，在事后得到了那么多的批评，不能不给人以深深的思考……在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内，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不能因为一个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而无效。法院维护的应当是法律，而不是道德。这一判决维护的是道德，但是损害的却是国家法律的尊严。”［3］就农村伦理性规则而言，违背婚姻家庭伦理的“第三者”破坏了公序良俗，因此而产生的利益缺乏合法性基础，法院的判决对伤风败俗行为给予否定，维护了乡风民俗和婚姻家庭伦理，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相反，就国家法律而言，黄某以立遗嘱的方式将自己的部分遗产赠予同居者，应属私权处理行为。

（三）意思自治规则与现代法律秩序建构的冲突

在情、理、法的冲突中，传统规则过分地强调公民意思自治，“私了”现象普遍存在，甚至可以用于对国家法实施规避。有个案显示：一男青年甲与女青年乙共同在一大城市打工，一天夜里，甲摸到乙的住处，用匕首威胁并奸污了乙。事后，乙报警，警察抓到甲，甲对案件事实供认不讳。但第二天，甲的父母和乙的父母赶到城里，并私下达成了协议：甲娶乙，乙翻供，甲家赔偿乙家损失费10000元。“私了”作为规避国家法的一种方式，最常见的就是“刑事案件民事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人们是在权衡利弊、均衡利益的基础上作出的“理性”选择。受害人对违法犯罪者是否受到刑事惩罚的关心程度要远远低于自己得到赔偿的程度，甚至“国家依法对犯罪的处罚，无论是从重还是从轻，均不能令当事人感到满意”。［4］本案中，受害人完全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是，案件一旦公开，乙在得到金钱赔偿的同时，名誉损失却是无法挽回，最终他们选择了“私了”，并协议成亲，甲规避了刑事惩罚，乙也保全了“脸面”。案件的结果似乎荒唐，但是他们都愿意。国家法维护了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但对于个体而言又未必一定是公平的。国家法和民间法或当事人个人关注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当事人和民间法更多地关注当前的利益和微观的公正，而国家法不仅要考虑整个社会的公平和宏观上的正义，还要考虑秩序的建构。通过“私了”使刑事案件民事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稳定、调节秩序、化解矛盾的作用，但却违背了社会的整体公平和正义，过多地强调了物质的补偿性，维护了少数人的正义，却忽视了大多数人的正义，使社会公共秩序处于更加不稳定的危险状态。

二、农村基层治理进程中国家法与

民间法融合的基础

（一）国家法的局限性与民间法的合理性并存

先生早在《乡土中国》中就指出：“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是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5］正因如此，今天的中国农村，仍然处于礼治向法治转型，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的治理阶段。有学者认为，民间法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国家法固有的缺陷及制度供给的不足，在社会行为调整中，国家法的缺陷体现为调整范围的有限性和对程序的过分重视，而制度供给的不足则与国家法的相对稳定性紧密相连。［6］苏力先生认为，农村法治的发展要“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的传统……本土资源并非存在于历史中，当代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发展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是更重要的本土资源”。［7］在他看来，民间非正式制度是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的重要基础，现代法律不可能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系统规则，国家法不管多么完善，绝不可能将源于生活的所有规范人们行为的民间规则全部纳入，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将民间法完全排除在国家治理体系之外，民间法的存在既是客观的，也是合理的。

（二）法律多元理论为民间法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总是与人们的多元利益诉求紧密相连的，由特定主体经由特定程序表决通过的国家法仅仅只是社会调控体系的一部分。日本学者千叶正士明确提出的“法律多元”理论即认为，法律应该涵括官方法、非官方法和法律基本原理三个层次。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国家制定法，以维护基本权利和稳固国家政权为宗旨，属于官方法范畴，在国家治理中居于主导地位。借助伦理调控或社会契约式授权保证实施的民间法，以维持特定地域或行业交往秩序为目的，属于非官方法范畴，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从属地位。在礼俗性治理机制向法治化机制转型时期，法治权威尚有欠缺，礼俗权威仍有市场，对人们日常行为的规制不可能是一元的，多元“法律”现象客观存在，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

“万事万物皆有法”。若将法律视为社会治理规则，则法律多元现象存在于各个历史阶段。尤根·埃利希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两种法律观，一种是国家法，另一种是社会秩序本身或“人类联合的内在秩序”，它不仅是法律最初的形式，而且直到现在还是法律的基本形式，称之为“活法”。［8］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国家制定法之外的民间法给予了较多关注，实质也是对法律多元思想的探讨。法律的一元、二元抑或多元理论即使争议颇多，至少有三点是达成了共识的，一是民间法的客观存在，二是国家制定法的主导地位，还有一点也是最关键的，那就是“法律多元”意义上的“法律”并非国家“制定或认可”意义上的“法律”，而仅仅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言，在任何社会里国家法都只是整个法律秩序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还存在其他类型的法律，它们与国家法的冲突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一个法治秩序中重要的一部分。

（三）国家法在农村基层实施进程中需要民间法辅助

国家法与国家公共权力紧密相连，以制定法、成文法的形式体现，以基本权利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为基础，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具有普遍性权威；民间法中蕴涵着浓厚的伦理文化传统，以习俗、传统等不成文形式或以规约、制度等成文形式体现，依靠习惯、社会舆论等非强制性或未引入国家权力的社会型强制性措施保证实施，具有地域性权威。国家法以“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方式划定红线维护普遍正义，匡正公民权利行使中突破底线伦理的违法行为；民间法则可能以相对较高的道德要求拔高区域正义水准，以“民间”方式对违“规”行为予以惩处。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两者的作用和功能具有互补性。

近年来，源源不断的“送法下乡”使国家法在农村的实施成效显著，但其缺陷也逐渐显现。在今天的农村，虽然传统伦理道德规则的调控力量逐渐弱化，但新的法律规则却并未深入人心。在法律与道德的“双重”规制下，部分农民谨小慎微，尊法守德，个别农民却在两者的冲突中为自己的恶行寻找“理由”。比如老人赡养问题，现代农村独生子女家庭中，女儿赡养父母名正言顺，但在传统多子多女家庭中，赡养父母则归于儿子。在现代法律进入农村后，出嫁女不承担赡养义务的传统规则被打破，但也有个别情况下的老人坚持只起诉儿子，这无疑为法律入主农村设置了障碍。在“常回家看看”的视野下，要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得到全面实施，既需要打破传统规则，也需要在传统伦理中寻求支持。重新激活民间法的力量尤其是民间法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发挥其“道德教化”功能，以道德理性诠释法律精神，对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三、农村基层治理进程中国家法与

民间法的合理互动

“法律既是从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习惯自下而上发展而来，又是从社会的统治者们的政策和价值中自上而下移动的。”［9］政府主导型法治建设模式下，农村治理法治化的过程也是国家法与民间法相互冲突和融合的过程。正如黄宗智先生所说：“20世纪中国……法律制度的变化与延续涉及的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也不是由传统向现代的直接转换，或对旧的本土做法的简单坚持，而是两者之间的迁就与对抗、延续和巨变。”［10］对于一个有几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度而言，向法治的转型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过程，对传统文化进行简单的否定和盲目的坚持都不现实，其所谓的“两者之间的迁就与对抗、延续和巨变”洞悉了中国社会向法治转型必然经历的艰难选择，揭示了传统与现代、国家法与民间法不可完全分离的关系。当国家法与民间法发生冲突时，片面强调国家法的权威性和片面尊重民间法的乡土性都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因此，应在充分关注国家法与民间法两者在农村基层治理领域中价值取向和治理目标一致性的基础上，寻求两者之间的合理互动。

（一）民间法与国家法互动的总体思路

国家法的普适性与与民间法的乡土性决定了两者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必然性。在当下的农村治理环境中，国家法的主导者是基层政府和基层司法机关，民间法的主导者是村级组织和村内各种民间团体，当国家法的权威尚未完全树立之时，民间法的价值不可能消失。正因如此，国家法与民间法共存于村级治理领域成为不争的事实，国家法对民间法的适当迁就和民间法对国家法权威的逐渐认可，将使得较长一段时间内农村治理权威呈现多元格局。基层法律实施部门和村内组织之间，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中加强沟通与协调，是处理民间法与国家法关系的合理方式。民间法与国家法互动的总体思路可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国家法的权威地位不可动摇。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基本趋势。正如马克思所言：“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法治得以推行，最基本的是要树立起宪法法律的权威，这种权威应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也不因任何其它社会规范而改变。当民间法与国家法发生冲突时，应坚持国家法的权威地位不动摇。

二是民间法的治理功能不应忽视。法律不是万能的，以成文形式体现的国家法解决不了农村社会的所有矛盾与纠纷，也保护不了村民朴素理念中的“情”与“理”。尽管为充分保障当事人诉权，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立案难”问题，国家司法中原有的立案审查制已改革为立案登记制，但立案登记并非完全没有标准，只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才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因此，那些不能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仍需民间法予以调整。

三是加强国家法对民间法的引导。尽管国家法不可能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所有矛盾与纠纷，甚至在审理个别“情、理、法”纠结的案件时还不如民间规则能有效化解矛盾，但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考察，法治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国家法代表了基本的、核心的价值取向，维护的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权保障的基本秩序，其权威地位不可动摇。诚然，就“法律多元”理论和从维护农村社会秩序来看，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内的地方性规范，民间法可能是国家法的地方化版本，也可能对国家法无法企及的领域进行规范，即使法制再健全、国家法再强势，民间法因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浓厚的文化底蕴、独具特色的地域传统，也仍然有广泛作为的空间，它可以依托习俗的、传统的力量弥补国家法的缺陷和不足。由此，在“政府主导型”法治建设模式下，当国家通过公权力强力推进法律实施时，不得不面对“水土不服”的问题（相对农民而言，外部植入的法律仍然是新的治理规则），不得不重视并关注民间法，发挥其作用。至少在当下仍需要尊重民间法，并为其存在和发展留出足够的空间。当然，尊重民间法并不意味着国家法要无原则地退让，民间法所沿袭的传统并非全是“美德”，其所新制订的规则并非全都能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民间法存在弊端与缺陷是不容置疑的。正确的选择是，理性地看待民间法，构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关系，加强国家法对民间法的引导。当国家法与民间法发生冲突时，对于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和社会秩序维护，必须保持国家法律的绝对权威；对于地方性的利益调整、习惯保持、秩序维护，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则应尊重民间法规则。

（二）民间法与国家法效力范围的划定

民间法与国家法效力范围的划定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国家法的绝对权威领域只能由国家法调整，民间法必须服从；第二种是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领域，在保持国家法权威的基础上，可协商互动；第三种是国家法尚未规范的领域可以由民间法直接调整，国家法保留干预的权力。

⒈国家法的绝对权威领域。对公共利益、社会秩序和公民基本权利方面应依据刑事法律、行政法律等公法进行调整的社会关系，国家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具有绝对权威，应排除民间法的介入。随着社会流动性扩大，农村社会原有的“差序格局”被打破，外部陌生人开始进入农村社区，农民也走向城镇，融入城市，因此，区域化的行为规范必须与跨区域的国家法相衔接。虽然一些地方的传统习俗中有对各种侵权行为的处置方式，就相对封闭地域范围内的地方治理而言，其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也维护了地方稳定，一些习俗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作用。但基于维护国家整体秩序的法律，不能由于个别地区的习惯性规则被改变。比如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以经济补偿替代刑事制裁的“赔命价”风俗一直得到当地民众公认，但当公安机关介入侦查后，意味着案件进入国家法调整的视野，即使按照民间习俗支付了一定数量的金钱，依据传统规则不再追究任何其它责任，面对国家法规则，定罪量刑仍然必不可少。就目前的司法实践而言，国家法正处于一个逐渐融入乡土社会的过程中，其对农村事务的介入有时候还是尊重和考虑了民间规则，比如“大义灭亲”式的刑事犯罪，由于被害人一般为“不务正业”的“祸害”，一旦出现“群众联名求情”的状况，司法机关既要维护刑事法律的权威，又不得不考虑汹汹民意，由此量刑中的各种情节都会派上用场，宽大处理得以实现。表面上看，司法机关是依据国家法依法裁决，实际上是民间法影响了国家法的实施。在类似社会关系调整中，国家法绝对权威不能损害，即使要迁就民间法也应策略性地迁就。正如田成有先生所言，法官“通常不会直截了当、明目张胆地放弃制定法的立场和框架”，而是“将一种民俗习惯上的判断转化为一种制定法上的判断，小心翼翼地、含糊笼统地绕过制定法的书面概念和制度”，“对所谓正式的国家法予以软化和包装，运用所谓‘情节特殊性’‘事出有因’‘案情特殊’‘民意’等模糊语言来进行遮掩。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是通过法官在拥有自由裁量权的回旋空间和活动余地内得到消化，使民俗习惯能在‘合法’的规则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依据。”［11］

⒉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领域。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更多地存在于民事法律领域。国家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强调平等、意思自愿、公平、诚信等原则。在目前的农村基层治理中，更多的农民并不知道何谓民法、民法调整什么社会关系，相互之间基于民事权利的纠纷往往依据公序良俗、传统做法等通过双方协商或请“中间人”调解予以解决，只要最终双方认可，基本能实现“案”结事了。就农村治理效果而言，国家法入主农村，最艰难的正是民法领域。几千年的“皇权不下县”使得各地农村形成了一整套足以封闭起来自我调整社会关系的民间规则体系，在这个体系之内，农民并不渴求外部机制介入，许多纠纷只要进入诉讼领域就意味着当事人之间已经“撕破脸”，很难再“愈合”。正因如此，农民选择诉讼慎之又慎，国家法介入农村事务的处理亦应充分考虑“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中民间规则的因素。在实际操作中，意思自治既是国家法的规则，也是民众普遍认可的民间法规则，应以此为连接点推动两者互动。具体来说，当国家法规范与民间法规则出现“非此即彼”的冲突时，因国家法基于公民权利的保护更符合一个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应极力维护，同时应通过法官释法适时否定和摈弃滞后于时展、违背公序良俗的传统陋习。比如出嫁女的权益，只要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即使村规民约或村民会议表决通过，亦应依法予以保障。当国家法规范与民间法规则出现“可此可彼”的选择时，只有国家法能作为裁判的依据，在判决的说理部分则可以引入民间法规则，实现“合法”与“合理”的统一，让民间规则成为国家法在农村实施的媒介之一。当国家法规范与民间法规则出现“无此有彼”的尴尬局面时，即法律无明文规定而民间法却有可适用的具体规则的情况下，只要民间法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可在国家法的法律原则或者法理的指导下适用民间法规则调解结案。这样，既确保了国家法不被抛弃，又尊重了民间法传统，能有利于实现农村基层的有序治理。

⒊民间法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由于地域和传统的特殊性，一些地方的农村沿袭了各种各样的习俗，这些习俗并不一定能进入国家立法的视野，甚至某些纠纷和矛盾也只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发生。比如与“风水”“时运”相关的各种习俗，各地农村会有不同的传统。同一物品进入他人住宅，在甲地可能是“吉”的，在乙地却可能是“凶”的；在白天可能是“吉”的，在晚上却可能是“凶”的。对于具有独特“地方特色”的事务，国家法不可能统一规范，更多地需要依靠民间规则来调处。基于这类社会关系的纠纷，不管是直接经济损失还是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一般不具备“可受审理”性，即使立案，法官也只能调解。这类事务的处理正是农村民间法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简单地说，既然国家法不能统一规范，那就尽量用民间法予以调整。当然，如果“陋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社会秩序和他人合法权益，国家法则应借助强制性权威对其予以“改造”，可通过个案的裁决引导其良性发展。

（三）农村基层治理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合理互动

“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都不应当是为了确立一种威权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12］“在中国的法治追求中，也许重要的不是复制西方的法律制度，而是重视中国社会的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注重人们经过反复博弈而证明有效有用的法律制度，否则的话，正式的法律制度就会被规避、无效，而且可能给社会秩序和文化带来灾难性的破坏。”［13］笔者认为，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弹性空间内，结合地域文化和个案特点，合理运用民间法资源，或者将乡俗转化为法律实施情节予以充分考虑，可加快国家法融入农村基层治理的进程。

⒈充分发挥国家法与民间法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功能互补性。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再完美的制度都会有缺陷，再完备的法律都不可能穷尽社会中的所有现象。国家法关乎国家权威的确立，在相对广阔的领域内发生效力，调整较为普遍的社会关系，其内容相对原则和抽象，适用过程中需要执法、司法者具备良好的释法素养。民间法关乎地方风俗的良善，在相对狭小的地域内发生效力，调整与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相关的几乎所有社会关系，其内容具体而易于操作，适用过程中因属约定俗成而只需提示，无需释法。国家法的特点在于其具有普遍正义性和实施的强制性，民间法的特点在于其具有区域正义性和实施的自觉性。两者看似相去甚远，实则不然。从“正义”的内涵看，国家法维护的普遍正义与民间法维护的乡村正义在基本价值取向上相一致，都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有序运行为目的；从农村治理目标分析，两种资源借助不同的机制、方式实现农村有序治理，殊途同归，具有目的的同一性。这正是两者合理互动的基础。

⒉关注调解在农村司法实践和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很多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着民间法解决了大量的纠纷案件，尤其是带有浓厚民间法性质的纠纷案件。但在运用民间法时常常顾忌较多，也有不少困惑，害怕依据民间法判案缺少足够的说服力，因此在调解时运用较多，而在判决时则慎之又慎。

如在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中，普米族人的山寨里发生了一起“猪拱罐罐山”①事件：被告家的猪拱了原告家的罐罐山，原告要求对方赔一头猪并出资做一场法事，双方发生激烈争执。该案先由年轻法官阿洛负责审理，但由于其对山寨习俗缺乏了解，对村民的情感需求并不十分清楚，随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支持封建迷信诉讼”为由简单地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家庭矛盾冲突升级，一场族人之间的械斗即将发生。届时，法官老冯挺身而出，制止了械斗，并就地“开庭”处理，要求被告接受原告的要求，被告不同意。老冯则当场宣布，被告如不履行，就让原告牵猪去拱被告家的罐罐山。这一决定大大刺激了被告，声称要以死相护。这时老冯再做工作，要被告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原告家受到的伤害，要求被告同意原告的要求，并声称这符合当地的风俗。最终原告同意了被告的要求，事情圆满解决。在普米族人的生活里，家族信仰观念非常浓厚，对“罐罐山”的维护是山寨的一种传统，任何人不得破坏，更不能亵渎。本案中，当地风俗习惯认为，谁家罐罐山被动了，那他家“风水”就不行了，以后家庭就不会兴旺。因此，原告最初的要求就当地习俗而言似不为过，但当诉诸法律时却遭遇了尴尬。如果法官不理解这一传统，仅仅是僵硬地依据国家制定法以封建迷信为由不予受理，那族人之间的一场械斗将无法避免。法官老冯最后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果断且巧妙地解决了此事，维护了乡村的和谐。很简单，从国家法的层面看，年轻法官阿洛以“法律不支持封建迷信诉讼”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对法律权威的维护，但引发的后果可能是族人之间的械斗，而法官老冯基于民俗“情理”的调解却有效化解了矛盾。在这一特殊事件中，国家法在农村治理中的局限与民间法的治理功能均得到了体现。

⒊以国家法精神诠释民间法规则，推进农村治理的法治化。将国家法理念融入乡村习俗，以国家法精神诠释民间法中的合理规则，有利于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整合农村基层法律资源的过程也是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艰难而又复杂，因此不能交给乡村居民去完成，而是要借助国家政权。笔者以为，在法治化治理初期整合农村基层法律资源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在法律实施机制上要保留足够的空间缓冲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因为在特定的乡村场域，农民受传统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的影响，对民间法的依赖根深蒂固，当一种外在的法治机制要介入农村基层治理时，本能的抵触随处可见。国家法所维护的正义尽管代表了农村基层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短期内却不能被村民所接受，国家法应适当妥协，比如乡村禁忌可能毫无科学可言，但是居民迷信，仍需尊重，否则很可能会引发群体性事件。第二个条件是要培养一大批既了解乡村习俗又熟知国家法律的执法司法人员，让他们承担释法、普法的职能。民间法的许多内容与国家法的精神相一致，具有良好法律素养的执法司法人员在全面了解乡村习俗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将国家法理念融入乡村习俗，以国家法精神诠释民间法规则，推动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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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苏力．送法下乡［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8］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篇12

根据“六五”普法规划确定的目标和要求，按照有关文件精神，我街道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立足实际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结合普法教材实用性、知识性的需要，及时制定了“六五”普法实施方案，并以正式文件下发至各村民委员会和相关单位。并及时调整充实了普法依法治理领导机构组成人员，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并落实了相关工作措施，做到任务明确，责任落实。

坚持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工作来抓，使法制宣传教育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各类人群，努力提高全街道公民的法律素质和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着力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增强干部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为了使规划得到顺利的实施，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把普法依法治工作纳入年度综合目标考核。

1、法律进村。立足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深化“法律进乡村”活动，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农村、深入农户家中了解情况，解答有关法律问题，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先后向群众送发法律宣传资料5000余份。着重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森林法》、《婚姻法》、《继承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等，以及基层依法管理方面的知识，进一步巩固了农村法制宣传教育效果。每年为村组党员、干部举办不少于2次的法律、法规知识专题讲座。

通过深入宣传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以及新农村建设涉及的移民安置、房屋拆迁、安全生产、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群众的合法权益保护意识和安全意识普遍提高。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意识明显增强，能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解决各种矛盾和纠纷调解，守法、依法办事的社会风尚基本形成。

2、法律进学校。通过深入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法律进学校”活动，在校园中营造学法用法的浓厚氛围，增强学校领导、广大师生的法制观念和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使学校法治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广大师生的法律素质得到明显增强，真正做到学校依法管理、教师依法执教、学生自觉守法，为全面推进全街道法治化进程奠定坚实的基础。把培养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法治观念与法律素质作为中小学教育教学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坚持把法制教育列为学校的必修课，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和接受能力，坚持品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并重、理论教育与实践活动并行，形成科学、系统的学校法制教育课程体系，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教育，使学校法制教育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轨道。着重抓了学校在法制教育中的计划、课时、教材、师资“四落实”工作，使法制教育成为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要求中、小学校每学期至少要有8课时法制教育课，组织学生学习《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加强青少年学生守法的养成教育，使他们懂得应该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养成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行为习惯，不断提高法律意识。

3、法律进企业。为提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促进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依法经营、依法管理。坚持每年利用以会代训的方式进行培训，涉

及有关宪法知识，尤其是有关公民权利、义务和社会公德的内容；有关刑事法律和社会治安管理法律法规；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婚姻家庭的法律法规；有关工商、税务、诚信经营的法律法规；有关民事诉讼、劳动仲裁、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规；有关交通安全、卫生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涉及外来务工人员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与企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培训工作。切实提高了企业及外来务工流动人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依法维权、依法经营、依法办事的能力，实现企业及外来务工流动人员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也为企业及外来务工流动人员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法律服务，企业及外来务工人员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有效防范和化解了企业及外来务工流动人员矛盾纠纷，控制和避免了刑事及治安案件的发生。4、法律进机关。“六五”普法期间继续把法律知识学习，纳入公务员（机关工作人员）日常学习计划，定期开展法律知识培训，使机关工作人员进一步增强依法行政、依法管理能力和水平，从而进一步转变机关作风，规范行政行为。加强公务员法制宣传教育，重点培养公务员树立有权必有责、有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的观念。积极做好公务员年度法制学习培训和考试工作。加强行政执法人员法制宣传教育，确保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让执法人员熟练掌握和运用与执法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按照法定程序执法，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自觉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坚持和完善党委中心组集体理论学习的学法制度和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制度，党委中心组每季度集中开展一次学法活动。领导干部坚持带头学法用法的表率作用，有力推进了我乡普法工作的顺利开展。

5、认真举办法律服务活动。“六五普法”以来，我街道先后举办各类法律咨询活动10余次，接受群众咨询近1000人（次）；举办各类培训班6次，培训人员800多人（次）。每年“3.15”、“6.25”、“12.4”等涉法节日，我街道在人员密集的地方设立咨询台，利用标语、横幅、宣传画、等工具开展系列活动，突出宣传主题，向广大干群宣传法律法规，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0份、悬挂横幅10余条、向群众展示法律知识展板50块等。

1、加强校园周边治安环境整治。根据区政法委的统一部署，街道综治中心协同社会事务科等部门结合校园周边存在的问题，在公安、工商、城管等部门的配合下，针对学校周边的较多，影响校外交通和学生的安全这一问题，对小摊小贩实行搬迁、拆除等整治活动，确保学生的安全。针对辖区内道路狭小、车辆较多、学生上、下学期间不安全的问题，城管部门派人维护交通秩序，保持道路畅通。针对学校附近的饮食店卫生情况，卫生、工商部门进行了不定期的检查，确保学生食品卫生的安全。针对学校附近黑网吧严重影响学校正常秩序等现象，开展了对黑网吧的专项治理行动。这些活动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维护了学校的宁静。

2、认真抓好全国“12.4”法制宣传日活动。每年的12.4全国法制宣传日，街道以横幅、标语、画报、黑板报等形式进行宣传，并发放法制宣传图片资料和新颁布的与居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还组织了10余次的现场法律咨询活动，帮助辖区内的群众现场解决法律困难，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增强了全民的法制观念。

篇13

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地方政府生态治理的成效与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有直接关系。党的十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增强，治理责任主动作为，治理智慧不断提高，政府职能不断转变，生态保护工作扎实推进。但由于资源有限性和开发过度性之间的矛盾、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影响，当前地方政府在态文明建设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一是政府作为生态治理的主要责任人，治理责任有待明确；出现部门间职能错位、缺位，环境治理效能低等问题。二是生态治理保障机制有待完善。生态治理的多元投入机制不健全；市场机制引入缓慢；生态技术不成熟。三是生态治理制度体系建设亟待加强。地方政府监督管理制度缺失；生态治理问责制需规范；以“GDP论英雄”的现象仍然存在，生态绩效考核制度不完善；生态治理信息不够透明，多元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不够高。四是生态文明理念意识缺乏。“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理念存在于经济建设中；群众生态意识薄弱，生态保护观念不强，生态道德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五是生态治理法治建设不健全。在实践中效果差，未得到严格的贯彻实施；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违法行为的行政执法力度不够，人民群众通过法律渠道解决公共环境问题的程序复杂，公众维权难度大。

上述地方政府生态治理存在的问题，与僵化的政府体制和不完善的环境治理制度不无关系。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治理体制完善相关制度保障，加强法治建设，培养群众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更好的发挥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切实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和能力。

一、明确政府治理责任，积极转变政府职能

地方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以生态绿色理念为导向，明确生态治理责任主体，积极调整政府职能体系，建设生态服务型政府。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落实治理责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对区域范围内的生态文明建设负责，定期进行议事议程，进行生态治理工作监督检查，各部门之间明确治理职责，确保权力与职责清晰；做到“充分授权，权责统一”，改变“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的现象，充分调动各级干部治理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二是调整政府职能体系，整合各部门职能，精简部门叠加职能，解决政府部门职能重复、错位、缺位问题，做好生态治理顶层规划，科学合理布局，探索跨部门间的生态治理协调机构，跨区域解决生态治理问题，实现多层次和宽领域的生态管理格局，进而提高政府生态治理效能。

二、实施政策保障，强化生态文明建设长效机制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完善政策措施保障，建立多元投入机制，引入生态治理市场机制，强化生态技术支撑的长效机制。一是地方政府要加大生态治理的财政投入，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支持绿色生产，发展节能产业；落实生态补偿机制，进行跨区域跨行业的生态补偿，同时地方政府向节约能源的企业进行财税补贴，以保护生态环境；鼓励各类社会组织投资到生态文明建设中，设立绿色基金，发展绿色金融，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二是引入市场机制，整合市场优势资源。调动社会资金进入环保领域，建立环保市场，发展环保产业，比如废气排放、治污、垃圾回收等多个生态行业领域；发挥政府在生态治理的主导作用，探索第三方治理模式来提高治理的效率和专业水平；推进政府购买服务行为，通过政企、政校合作以及专业智囊团进行生态治理。三是创新绿色技术，强化技术支撑。地方政府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建立科研中心，对生态治理方面的技术进行突破；将生态成果应运用于实践中；突破新能源汽车技术，探索能源互联网建设，让生态文明建设得到技术支撑。

三、健全治理制度，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地方政府应建立健全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形成制度化来规范环境保护。一是加强生态保护监督管理制度建设。建立企业污染排放许可制，充分应用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通过互联网在线监督，各级政府线下进行治理；在新开发区中要仔细评估对环境有影响项目，防止环境评价和后期治理两张皮；探索跨区域联动监督体系，相互监督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行为。二是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地方政府要以生态绩效考核为目标，建立差异化的绩效考核，增加生态保护绩效考核权重；在政府部门内，将环境保护工作与干部晋升制相挂钩，明确奖惩制度；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对主要领导干部进行问责、追责，遏制在部分官员在环境保护中不作为和乱作为现象；对干部任职期间所犯下的严重错误进行终身追责。三是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实行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地方政府对环境污染企业进行信息披露，环境评价不定期进行对外公布；探索环境保护征信体系，与企业发展相互挂钩。四是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参与制度，在环境保护治理方面征求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同时，引导公众对生态破坏和污染的进行监督举报，形成社会共同参与的网络化治理方式。

四、进行生态教育宣传，培育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