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基本功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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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性格是由心理，即意识决定的，弄清楚意识的基本功能与结构是进行性格分类与解释基础。

一、意识的基本功能及逻辑关系

传统心理学认为意识（心理）具有三种基本功能，一是意志功能，即确立目标并设法克服困难去实现目标的心理功能。意志具有目标指向性，并且为完成任务提供动力，意志功能也就是心理动力功能，也就是行为的动机功能；二是认知功能，即从外界获取、储存、加工、组织信息的功能，包括注意、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推理、解释、决策等过程，认知功能的核心是思维功能；三是情感功能，即产生高兴、愤怒、焦虑、忧伤、同情等情感与情绪的功能。三种功能简称意识的“知—情—意”功能。

传统心理学认为这三种功能是并列的，都是心理的基本功能。笔者认为这三种功能并非并列关系，实际上，情感功能并不是意识的独立功能，而是动机与认知功能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认知的结果，比如，我们之所以会产生“担心”和恋人分离的情感与情绪，一是因为我们具有特别渴望和恋人心灵相融合的心理，这是动机的作用，其次，我们从日常生活中可能察觉到恋人会离开的信息，然后就在心理想象各种分手的可能，这是认知的作用。结果就产生“担忧”的情感及情绪。因此，意识的核心功能其实只包括动机功能和认知功能两项，所以，性格的核心结构就包括动机结构和认知结构两部分。

二、意识的基本功能与性格决定的基本逻辑

借助于意识基本功能的逻辑关系，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人的行为及行为特征的基本逻辑，也就是性格决定的基本逻辑了。我们的心理先有某些想法，在想法的驱使下指向了某个目标，于是产生了行为的方向，这就是“动机”。接着我们就会去寻找达到目标的方法与路径，就需要去认知、理解、决定如何行动，这就是“认知”过程。在认知的基础上，我们会产生喜欢、讨厌、忧虑、害怕等“情感情绪”，这些情感情绪的直接支配下决定做或者不做某件事，这就是“行为”。然后在行为中就会表现出不同的习惯与风格，这就是“行为特征”，一个人典型的“行为特征”就是他的性格特征。这个从动机到行为特征的决定逻辑如图2的“洋葱模型”所示。

从心理到行为由四个层次构成，动机与认知构成的心理是行为与行为特征产生的深层原因，是纯粹心理性的；情感情绪则是联结动机、认知与行为的桥梁，情感情绪不仅有心理性的，还有生理的成分，比如，担忧的时候，我们不仅能够从心理感受到这种情感，而且我们的表情也能反映出这种情感。正是这些情感与情绪直接推动或阻止我们的行为，所以，情感情绪具有从心理性的动机和认知向生理性的行为转换的推动功能。英语用emotion表达情感情绪概念是非常深刻的，“e”是“推动、促使”的意思，motion则有“运动、行动”之意，因此“e-motion”就是“使…..运动，使…..行动”的意思；生理系统是使行为发生的物理系统，包括神经、体液、内分泌、肌肉、骨骼等子系统，生理系统是纯粹生理的；行为则是心理、情感情绪与生理系统作用的结果，行为必须通过身体的运动才能实施。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一个人的行为与行为特征，也能够感觉出他的情感情绪，但只能推测出他的内部心理。

动机与认知是心理的核心成分，情感情绪是心理到行为的转换桥梁，生理系统是行为实施的物理机构，行为与行为特征则是动机、认知、情感情绪及生理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情感情绪不是性格的核心成分，仅仅根据一个人是否容易开心、生气、激动、焦虑等情感情绪是不能从根本上理解一个人深层次性格的，因为同样的情感情绪可能是由完全不同动机类型与认知结构造成的。同样，生理系统更不是性格的主要成分，生理系统只是行为发生机械系统。内部心理才是区分性格的核心，由于内部心理包括动机与认知两种核心要素，所以弄清楚它们的结构与性质是性格研究的关键所在。

1.动机。动机之于性格，正如发动机之于汽车，它为行为提供动力。动机是意识的核心功能之一，它是人类行为的动力系统，是行为的原始推动力，也是行为的原因，用通俗的话讲动机就是人们的“想法”。性格之所以复杂，部分原因在于人们的想法非常复杂，也就是动机非常复杂。有时候，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做；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的想法就是自己内心真实的需求，其实，过后才知道那只不过是假象而已；有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想法，而另一些时候则又是那样的想法。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动机的结构非常复杂，很多动机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各种“想法”不是同样重要的，也不是同样清晰的，它们构成了一个结构系统，就像一栋楼房一样，我们的动机也包括层次结构，同时，每层的各种想法还形成了不同的房间结构。

2.认知。如果动机是行为的发动机，那么，认知就像导航系统，负责收集、处理各种地形地貌，并做出判断和路线选择。如同动机一样，我们的认知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习惯或擅长通过观察、动手去认知事务，有的人则习惯或擅长通过想象，利用图像图去认知事物，还有的习惯或擅长利用符号，通过逻辑推理去认知事物。有时候我们用某种认知方式去认识事物，有时候又另一种认知方式去认识事物。每个人的大脑都同时存在多种认知方式，形成了不同的认知结构，我们将在第四章中详细分析认知的结构与性质。

正是由于人的心理动机与认知结构的复杂性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性格类型。

参考文献

[1]戴维.迈尔斯著，黄希庭译.迈尔斯心理学[M].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

[2]D.M.巴斯著，熊哲宏等译.进化论心理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篇2

智能化开关柜的概念“智能化开关柜”与计算机技术、数据处理技术、传感器技术、网络通信技术、电力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密切相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智能化开关柜作为基本元件，是电网运行自动化、工厂自动化(FA)、过程控制自动化(PA)、智能大厦等自动化系统的组成基础，由此形成的供电系统是自动化供电系统，即智能化供电系统。

一、智能化开关设备的发展

1.智能化低压开关设备380V、660V的智能化断路器是目前比较成熟的产品，具有一定程度的智能化。其智能控制单元可以包括以下功能。

(1)监测电网的运行状况。

(2)监控负载：当运行电流超过整定值时，可按反时限特性发出。

(3)故障记忆功能：记住断路器分断时的状态。

(4)自诊断功能：当分断次数或温度超过设定值时，可发出报警信号。目前，相对低压设备本体而言，具有上述功能的智能控制器价格比较昂贵，大多数生产厂家都将各功能分开，制成相应模块，用户可根据需要自由选择。根据对用户的调查，“监控负载”是最感兴趣的功能。

2.智能化高压开关设备(110kV及以上)高压开关设备(110kV及以上)的智能化近年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带有智能单元的SF。气体绝缘全封闭组合电器(简称GIS)，已经在很多变电站投入使用。出于运行环境的考虑，目前高压开关设备的智能单元仍局限于收集各种信号，通过接口与变电站微机监控系统进行通信，以及实现GIS内的断路器与其同一间隔内的隔离开关、接地开关、故障关合接地开关的可靠联锁。

二、智能化开关柜的特点

智能化开关柜是在常规开关柜上安装一个控制/保护智能单元，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和现代传感器技术，实现测量、计量、保护、控制、记录、显示、通信、开关柜状态在线监视与故障诊断。

开关柜应具有与变电站监控系统、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或智能配电系统进行通信的功能。将开关柜控制／保护智能单元的通信接口与上位计算机相连，应用现场总线技术，可组成分布式、网络化的智能配电系统。

智能化开关柜技术目前尚处于研究开发与应用初期阶段，有些技术难点尚未很好地解决，特别是开关柜在线监测的传感器技术有一定难度。目前，能达到应用水平的智能化开关柜主要是开关柜二次功能的微机化替代常规的二次设备。

三、智能化开关柜的结构

目前的智能化开关柜主要是用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控制/保护智能单元(或称为分布式自动装置)取代传统二次回路，并配备相应管理系统软件的开关设备。其共同点是用微机完全替代常规二次设备。它简化了二次接线，提高了安全可靠性能，易维护，功能强；具有通信接口，为实现变电站综合自动化和无人值班提供了基础。

控制/保护智能单元一般都以单片微机为核心，加上模拟量输入通道、开关量输入通道、脉冲量输入通道、开关量输出通道、液晶显示屏幕、操作键、通信接口以及电源等。

1.模拟量输人通道

直接与一次电流互感器TA(0—5A)和电压互感器TV(0—100V)接口。电流电压变换采用专用高性能的小TA、小TV，强电的电流0—5A、电压0—100V通过小TA和小TV转换成0—5V电压信号(或4—20mA电流信号)，通过低通滤波器和采样保持器，送人A/D转换器。采用交流采样技术，利用合适的算法算出电压、电流的初相角、幅值及频率，派生计算出P、Q和功率因数等参数。

2.开关量输入通道

采用光电隔离等抗干扰技术，来监视开关柜各种位置信号及断路器状态信号、操动机构储能信号及操作闭锁信号。

3.脉冲量输入通道

采用光电隔离等抗干扰技术，供脉冲电度表电度计量用。

4.开关量输出通道

采用光电隔离技术供断路器分、合闸操作用，并具有控制回路断线操作、操作电源失电信号的发生功能。

四、智能化开关柜的基本功能

1.测量功能。

(1)电网电压；

(2)线路电流；

(3)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素、电网频率等；

(4)有功电度计量、无功电度计量。

2.保护功能。

(1)线路保护速断、过电流、接地、重合闸、低频等保护。

(2)电力电容器保护速断、过电流、接地、过电压、低电压、不平衡电压、不平衡电流等保护。

3.信号断路器分、合闸位置；小车(高压开关柜)或抽屉单元(低压开关柜)位置信号；弹簧操动机构储能状态；接地开关分、合位置；闭锁信号、重合闸闭锁；闭锁控制回路失电及断线等。

4.控制断路器的分合闸控制。

5.故障录波记录故障前后2s(可选)内各相电压、线路电流、零序电流波形，并具有读出功能。正确读出每一时刻的幅值及相互关系。

6.远动通过通信网络，实现遥测、遥信、遥控、遥调“四遥，功能。

五、智能化开关柜的设计方案

1.硬件系统总体结构

智能化开关柜是在常规开关柜上安装一个控制/保护智能单元。控制/保护智能单元由单片机系统、模拟量数据采集系统、开关量输入朋出、串行通信接口、硬件时钟与自复位、人机对话及电源等模块组成。

单片微处理器(单片机)系统是控制／保护智能单元的核心，它由CFU和砌M、EPROM、E2PROM等扩展芯片构成。

对于智能型开关柜，可采用8位或16位的单CPU结构，国内目前大都采用16位CPU。由于测量和保护的数值计算量大，并要记录故障发生前后的波形，所以外扩一片RAM 6264。E2PROM 2817A用于存放保护定值和装置运行控制字等信息，可就地或远程调整修改。

2.模拟量输入通道

控制/保护智能单元要采集的信息包括交流模拟量和开关量。模拟信号来自电流互感器(TA)和电压互感器(TV)，但这些互感器的二次电流和电压量不能适应模数变换器(ADC)的输入范围要求，故需对它们进行变换。同时，智能单元还要与强电系统隔离。模拟量输入通道原理框图如图1所示。

隔离变换和电压的形成一般采用各种中间变换器来实现。但是，常规的变换器体积较大，控制/保护智能单元通常要使用多个这类变换器，这对于要安装在开关柜仪表门上和开关设备小间隔内的智能单元来说，显然体积太大。可以采用一种微型互感器。对于电流测量的隔离变换与电压形成采用微型电流互感器。微型电流互感器小巧轻便，能直接焊接在印制电路板上；全树脂密封，隔离度高；输入电流范围一般为0-60A，输出电流范围一般为0-60mA。用于保护的微型电流互感器与测量用互感器的要求不一样，前者的输入电流是电网故障电流。电网故障电流是一种暂态量，不仅数值大，而且含有非周期分量。这就要求互感器在承受额定电流10-20倍瞬时冲击电流时不饱和，波形不发生畸变。保护用微型电流互感器可在输出端并联一个电阻即可把电流输出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模拟量输入电路的采样保持、多路开关和模数转换环节可采用一块电子芯片，它是单电源、多量程，有多路输人带内部采样／保持和多路开关、时钟、基准电压的数据采集系统，转换时间很短。采用电子芯片能大大简化电路。

3.开关量输入/输出电路

开关量输入包括两类，一类是断路器等开关元件的辅助触点和继电器的接点状态，以检测这些设备的工作状态(开还是合)；另一类是智能单元装置本身的一些接点状态，例如开关量输出回路的继电器的接点和装置面板上的切换开关的状态。开关量输出包括断路器跳闸出口以及信号出口信号。

4.通信接口电路

控制/保护智能单元应有通信接口，可采用RS一485。RS一485为半双工通信，其最大通信距离为1200m，此时的数据传输速率为100kbit/s；如果通信距离为120m，则数据传输速率可达到1 Mbit/s。

为了简化通信机制，智能电器与系统机之间的通信可采用只有2条信号线的最简型连接。系统机(PC机)一方只使用标准RS一232C接口上的4个引脚：串行输入RXD、串行输出TXD、数据终端准备好DTR和请求发送信号RTS。系统接口电路，整个通信系统可由单片机部分、RS一232/RS一485接口转换部分和系统Pc机构成。单片机输出的1TL逻辑电平通过光电隔离后，可由MAX485芯片转换为RS一485电平，再由RS一232/RS一485光电隔离接口转换器转换为RS一232电平，输入PC的RS一232接口，反之亦然。

总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关柜智能操控装置功能将更加强大，它将更以一体化布局配套于开关柜，简化开关柜的面板设计，美化面板布局。除具有动态模拟指示、带电显示及闭锁、温湿度显示及其控制、验电核相、二次回路电压值显示、人体感应带电提示及柜内照明、语音防误提示、时间日期显示、远方/就地操作、远程通信等功能外，还将具有电力综合参数测量功能，测量参数为：三相电压、三相电流、功率因数、有功功率计量、无功功率计量等功能，使开关柜进一步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

参考文献

[1]段明江.高压智能开关柜的前景[J].广东科技2011(08).

[2]郑晓津.数字集成化与低压成套开关设备[J].太原科技,2010(06).

[3]黄锐,胡毅亭,马炳烈,陈网桦.开关柜内部电弧故障产生力和热的计算模型[J].爆炸与冲击,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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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职教育基本功能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协同

[作者简介]吴结（1976-），男，江西余干人，广东开放大学终身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管理。（广东 广州 510091）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5)24-0009-04

职业属性决定了人力资本开发是高职教育的重要功能。结合职业市场的需求，高职教育关注学生知识的获取、技术技能的提升，即重视培育和挖掘学生个体的能力和素质，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学生主体地位的认可和尊重。然而，现实中的人或组织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置身于一定社会网络之中的社会个体或社会组织。社会属性决定了高职教育等所有教育活动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人力”培育，决定着学生主体性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被社会化的过程。“教育制度不仅传递人力资本，并且还可以社会规则和规范的方式传输社会资本，不但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如此，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也是这样。”因此，高职教育基本功能的实现应该协同集约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

一、高职教育基本功能的“人力”倾向

“后发国家一般都是通过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先导的模式，优先在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上缩小与先行国家的差距，最终实现对先行国家的经济追赶。”我国高职教育的萌芽、起步、发展历程正是处在奋起追赶的大时代背景下。从目标维度上说，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尤为关注工具理性问题，即关注高职教育功利性社会价值目标的实现。我国高职教育从形成之时起，就被赋予培养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和帮助政府解决长期积累的“高等教育资源荒”的使命。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高职教育办学着眼的是“人力资源”的开拓，培养对象被视为资源要素，高职教育目标定位为产出更多、更好的人力资本。我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演变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八五”末期的“高层次实用人才”、“九五”初期的“高等应用性专门人才”、“九五”末期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十五”初期的“高技能人才”、“十一五”初期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十二五”初期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2014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又提出“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从中可以清晰地发现高职教育培养目标总体上强调的是实用性、应用型、面向生产服务第一线的专门人才，具有明显的功利性。高职教育办学主体甚至包括政府在内，容易单纯从统计学角度来审视教育过程和办学业绩，追求的是在单位时间内使学生数量最大化和使学生掌握的知识量最大化，确保在单位时间内训练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劳动者数量。高职教育基本功能呈现出明显的“人力”倾向，在“人”与“材”两者之中更多强调的是“材”。高职教育“人力”倾向迎合了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力资本的迫切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认识到知识、技术技能的重要性，强化高职教育对人的创新能力的培养。然而，高职教育的“人力”倾向也有着先天的局限性。

第一，忽略了教育过程的复杂性，简化了教育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人本主义所主导的高职教育发展观认为教育投入与教育产出之间是正相关的直线关系，即有多大的教育投入必然会有多大的教育产出。在这种发展观的影响下，我国高职教育发展更多体现在量化指标上：数量激增，规模膨胀。1999年我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数是474所，2009年是1215所，增长了2.56倍，2011年全国各类高职院校数则达到1280所；2002年全国高职院校招生数为162万人，在校生数为376万，2011年则分别增长到325万和959万。虽然高职教育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内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发展成就，但同样也出现大量的问题，如教学质量不高、校企合作流于形式、学历教育倾向明显、学生就业难度增加等。这些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忽略了教育投入与教育产出之间影响因子的存在，比如师生关系、生生关系、政校企关系、区域差异、家庭背景、社会认同、性别歧视等。影响因子的客观存在决定了高职教育过程不是简单的教与学的过程，教育投入与产出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也就是说，高职院校如果只执著于优秀教师引进、优质课程建设、先进教学手段使用等，是无法真正实现办学内涵提升的。

第二，缺乏人文关怀的教育过程，所培养出的学生丧失主体的完整性和自我发展的能动性。“人力”概念形式上表明对人的关注，但是人的存在状态已不是本体存在，而是以知识、技术、技能为内涵的资源载体，在整个教育活动中处于客体地位，被动地获取知识和掌握技术技能。高职教育专注职业市场需求，以扩充学生人力资源容量为己任，很少关注学生情感、人格、尊严等的主体性需要。近年来，高职教育中的人文素质教育类课程开设比重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但大多数课程被冠以“职业”前缀，置身于浓厚的“提升职业素养、服务就业水平”语境中，课程目标定位为培养学生与技术技能相结合的人文素质，最终目的是提高学生就业综合素质；课程内容突出如何“乐业”，缺乏关于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等人类普适价值观的教育内容；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教师在教学中无法不顾及现实职场的需求，缺少动力去向学生传递自身对人性或生活的思考和领悟；在高职有限的三年学制中，随着实践教学模式的深入推广，职业实践学习环节所占时间的比重越来越大，本应与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开设相配套的各类社会活动自然被压缩，学生参与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学习的积极性被减弱，课程教学产生不了应有的效果。为此，职业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依旧有充当“人力”资源生成的嫌疑。学生自然无法真正以“非功利”的心态去学习这些课程，无法自主地、深刻地领悟人性的纯真和美好，从而削弱了未来职业生涯中人性自我修正的能力，无法有效抵御职场或社会中种种不良因素的侵蚀。

第三，割裂了“生存”与“生活”的内在联系。以“人力资本生成”为导向的高职教育被视为教导人如何谋生的教育，学生在求学期间的唯一目的是学会如何做事、如何谋生。然而，人与其他动物相比最大的特征就是会生活，人会在感受生活所给予的各种酸甜苦辣中品味生命存在的价值和乐趣。由此，教育的另一重要目的理应是教导学生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帮助学生理解“何以为生”的道理。由于没有将“生活”理念纳入高职教育过程，学生毕业后虽然掌握了谋取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和技能，但面对真实的生活却缺乏如何应对的心智，不知道怎样给自己的人生定位，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等。总之，脱离“生活”的高职教育无法培育出人格健全的具有自主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社会个体。

第四，教育视野的狭隘性，只关注个体，而忽视个体之后的社会以及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的连接关系。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人力资本相对于人的依附性，认为人力资本以知识储存和技术技能掌握的形式内化为人的一部分。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聚焦在个体方面，高职教育活动是保证每一个个体获取学历、职业资格。事实上，在日益高度社会化的现实中任何一个个体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社会关系交际的质量、社会关系规范的设定和遵循都对个体的身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为此，高职教育不能仅停留在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层面，而要立足校内社会关系网络和校外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分析，充分考虑吸取社会关系网络中蕴含的教育元素，拓展教与学的媒介、载体和内容。脱离社会的高职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一方面虽然在实际中能够创造大量财富，但只是充当财富创造的工具，难于融人社会并得到社会的认同，无法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个体社会角色的丰富内涵受到抑制，不能有效应对变化的社会所给予的不同社会角色，缺失了个人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社会资本与高职教育基本功能

当前，随着“人”在高职教育领域内的回归，在阐述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内涵时，人们开始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强化高职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本体功能，但“人力”倾向仍然深刻影响着高职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进程。究其原因，一是“人本主义”奉行的矫枉过正，即超脱现实社会来满足个人利益需要；二是关于学生主体性的不完整认识，只看到主体性的个体性和能力化，忽略了社会性一面；三是抹杀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基本观点，没有看到社会关系在教育过程中或学生成长中的影响作用。因此，倡导社会关系网络构建并重视从中获益的社会资本理论就在对人力资本理论弊端的批判中随之产生，目的是实现人的发展在“个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相对平衡。“社会资本的作用可以被看作是对人力资本在教育中霸权地位的平衡，强调学习的非经济目的，以及激发个人参与社会教育的社会准则。”社会资本理论在高职教育中的引入及应用还基于两个理由：高职学生是成长中的社会公民，具有融入社会的主观需求和客观动力，他们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责任；高职院校作为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社会组织机构，具有服务社会的职责。社会资本理论赋予高职教育“社会资本生成”的基本功能。

如上所述，高职院校所实施的教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人力”生成，还必须通过生成“社会资本”来履行社会组织机构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职责。目前，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可以归纳为四种代表性观点：以张其仔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会资本从表现形式上看就是社会关系网络；以朱国荣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自己所拥有的网络关系及更广阔的社会结构来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以边燕杰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以李春玲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成长时期的一些社会、社区和家庭等环境因素。根据这些观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高职教育领域的社会资本。首先，高职院校、教师、学生等组织、群体、个人都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社会关系网络为他们提供了存在的空间、发展的资源。其次，高职教育领域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循社会关系网络的特征、价值观、规范（规则、信用、承诺及其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等，并且具有对价值观、规范等进行宣传、教育的职能，目的是有助于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形成团结合作、信任互惠的氛围。最后，社会资本具有能动性，能够帮助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个人或群体实现自身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值。高职教育“社会资本生成”的功能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服务公民社会的形成。2008年底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提出，我国已迈进“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有两个重要特征：良好的公民精神和规范的社会秩序。高职教育是开展公民教育的重要途径，并具有特有的优势，这种优势来源于高职教育办学的开放性及与市场联系的紧密性。高职教育注重与行业、企业开展合作办学，共建共享规范是合作办学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这些规范以及由此而来的信任、认同等精神成果可以转化为每一所高职院校的公民教育内容。优秀行业、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如合作、创新等文化，同样为高职院校的公民教育内容提供了丰富的参照。通过高职教育，学生学习职业伦理、职业道德、职业规范，并依此触类旁通，形成对社会道德、社会规范、社会制度、法律的认同，形成与社会、与他人的互惠互信的心理认同关系，从而推进了整个社会关系的网络稳定、和谐和发展，促成了公民社会的形成。

第二，提供学生获取社会资本的机会。实践表明，个体受教育的年限和程度与社会资本的联系可能是最紧密和最重要的，主要是由于教育能够给学生提供参与社会交往与合作的机会，增强学生获得社会资本的社会交往技能。与传统高校相比，高职院校与社会保持着更广泛的联系，这就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和参与社会交往与合作的机会。学生可以在各种实践学习环节中，深刻体会到遵守规范的重要性，充分享受到互惠互信所带来的身心愉悦和实际价值。与此同时，在与他人合作实践中还可以增进感情、培养信任，建立起融洽的关系网络，为学生个人增进新的社会资本。

第三，增强学生的个人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社会资本和个人的健康、幸福以及生活的质量和意义有关，即一个拥有良好社会关系网络的人在精神和身体上会更健康，不仅表现出愉悦、身心健康，而且更能从对他人的信任、合作与互助中寻找到自我满足感和社会认同感、责任感。由于自信心不足和对未来发展目标的不明确，相当一部分高职院校学生存在诸如自卑、退缩、悲观、抑郁等消极心理。社会关系网络可以提供丰富的正面信息，帮助高职学生树立信心、科学定位。“幸福教育”的重要途径就是鼓励学生走出自我封闭，敢于、乐于与他人合作，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进入到一个充满认可、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从中感受到前景的美好、他人的友善和社会的关怀，由此拥有较高的个人幸福感指数和社会幸福感指数。

三、资本协同下的高职教育基本功能取向

社会资本本身是中性的，它既有可能具有正的教育功能，也可能具有负的教育功能，对社会资本的教育功能的认识不可简单化、片面化。社会资本负的教育功能主要表现为：资本生成目标的功利化，人们为了能从社会关系网络中摄取更多有助于自身利益目标实现的资源，不断增加社会交往投入，社会关系网变成了“社会人情关系网”；社会资本优势会对人力资本优势产生抵消作用，从而产生不公平现象；社会成本的生成依靠网络成员对规范的遵从，对成员的个人自由形成一定的抑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各自所具有的利弊，为两者之间开展协同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协同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培育个人素质和开发个人潜能，同时又能提高网络组织的竞争优势。基于资本协同的高职教育基本功能呈现出四种取向：

第一，拓展高职教育服务社会功能。长期以来，对于高职教育社会服务功能的履行成效多从定量角度加以评价，即人才培养数量、毕业生合格率和就业率、专利成果数量及其应用情况、技术转让数量、企业服务情况等。事实上，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是综合性的，技术进步、物质丰富、经济繁荣只是其中的“硬性”发展需求目标，同时还包括和谐稳定、公正和平、风气端正等“软性”发展需求目标。高职教育的工具价值不仅体现在人力资本生成，还在于为社会生成社会资本。也就是说，高职教育不仅通过定量的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等服务社会，而且通过定性的社会资本服务社会。从这一角度上讲，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应超越单纯的经济效益目标，高职院校除了充当区域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器”之外，还必须在区域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风气好转、社会稳定、优秀文化传统挖掘和弘扬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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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序能力;质量成本;方法

Key words: process capability;quality cost;method

中图分类号:TU7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2-0054-01

1质量成本系统分析

1.1 产品质量成本产品质量成本是企业为确保规定的产品质量水平和实施全面质量管理而支出的费用,以及因为未达到规定的产品质量标准而发生的损失的总和。

产品的质量成本由以下几部分组成:第一,预防成本;第二,检验成本;第三,厂内、外损失;第四,外部质量保证成本。前三类是显见成本,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有形损失,并且必须得到补偿。第四类是隐含成本,是实际发生但并未支付的无形损失。

1.2 产品质量成本关系对于可控成本,通过其增减变动对产品质量的第三和第四类成本产生影响。第三和第四类是结果成本,是因质量达不到既定要求而造成的厂内和厂外损失,它受可控成本的影响。根据统计资料显示,产品质量水平与质量成本中的可控成本和结果成本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产品质量成本水平与可控成本呈相同方向变化,与结果成本呈现反方向变化。

1.3 质量成本管理的目标产品质量管理,就是通过适当增加可控成本的支出,减少结果成本的发生,实现以“预防为主”的质量管理要求,达到降低总成本的目的。同时,借助成本优化,提高产品质量。

研究产品质量成本的分析方法,是要保证质量成本费用发生的经济性和合理性,处理好质量成本与产品质量、功能等方面的关系,寻求质量成本的最佳值。

2最佳质量成本的确定

2.1 产品合格率与成本关系产品质量的提高会受到一定条件下成本的制约。合格品率的变化会从两个方面影响成本的升降:一方面,合格率的提高,使废次品损失减少,成本下降;同时,由于合格产品增加,也间接影响成本降低,与合格率的增减成反比关系。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合格率,需要更严格的预防控制和检测手段,就会使预防检验费用增加,从而使成本上升。

2.2 最低成本合格率的数学模型设F为每件废品造成的损失,P为不合格率,(1-P)为合格率。则每件合格品负担的损失费用是y1=F•;每件产品的预防检验费用(y2),它在其它条件不变前提下,要同不合格率与合格率之间的比值,即,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的值越高,即合格率越高,y2也越高。用y2=k•表示每件产品预防费用的函数关系,k是y2随合格率与不合格率的比值而变化的系数,它与产品工序加工能力有关。

3工序能力评价

3.1 评价指标统计资料表明,质量数据分布的规律呈正态分布。

①工序废品率。设Tu为产品质量要求的上限标准;Tl为产品质量要求的下限标准;Pu为产品质量超上限标准的废品率;Pl为产品质量超下限标准的废品率;X为产品质量特性抽样值的均值;S为产品质量特性的标准偏差;P为工序或母体的废品率。计算

Ksu= (1)

查标准正态分布表,可求得Pu。

Ksl=(2)

查标准正态分布表,可求得Pl。则P=Pu+Pl。

②工序能力指数。用产品质量要求标准范围(机械制造业中可用公差带表示)与工序的加工精度的比值来反映工序的能力。

当产品质量要求标准范围中心与抽样质量分布中心重合时,其计算公式

CP==(3)

当产品质量要求标准范围中心与抽样质量分布中心不重合时,其计算公式

CPK= (4)

当1≤CP≤1.33时,工序处于正常生产状态; 当CP≤1时,工序能力不足,废品率上升,产品成本上升;当CP≥1.33时,工序能力过剩,产品成本上升。

3.2 工序能力指数与成本的关系系数K可以用来表示,则

P0= (5)

这样,废品率和工序能力以及最低质量成本联系起来,将(5)代入(1)得

Cmin=2 (6)

可根据企业的实际生产状况,确定质量成本控制标准序列。对于价值链系统或整个生产过程的评价,可以用多阶段优化的方法求解,以最小工序能力工序。

4结论

以上对质量成本进行了系统分析,建立了工序能力与质量成本分析的联系,提出了定量的表示和优化方法,提供了有关参数的便捷算法。拓展了质量成本分析的领域和层次,分析研究所定义的参数或变量,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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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

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是学者莱达・汉尼芬，虽然汉尼芬并没有对社会资本的内涵予以清晰的界定，但汉尼芬已经注意到了蕴含在人与人互动关系中的善意、友谊、同情心等社会资本对教育以及社群社会的重要意义，并对这种处于社会连接纽带中的非物质性资源给予极大的重视。

1980年，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在《社会科学随笔》一文中，从社会学的角度使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其后，布迪厄又在《社会资本的形式》中对社会资本的概念予以明确的界定。“最初，在布迪厄那里，社会资本只是一种比喻用法，与其他多种多样的‘资本’形式没有两样”，①但是，随着布迪厄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得以初步确立。布迪厄的研究是从微观的角度解释社会资本对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与群体资格和社会网络相联系的一种资源或权力，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依附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而存在的，社会资本能够为个人获得声望并影响个人的社会地位。

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在布迪厄的研究基础上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扩展性的研究，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特征、社会资本的社会结构特性和公共产品性质以及社会资本的产生与消亡等，从而将社会资本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有机的结合起来。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一旦产生，就会使社会结构群体内的全体成员都能受益，通过对社会资本的合理使用，不仅能够实现个人目标，而且能够促进集体行动目标的实现。科尔曼通过《社会资本在创造人力资本中的作用》一文，阐释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对于教育文凭的获得至关重要。关于社会资本的产生，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某些活动的副产品，其产生是非故意的过程。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将社会资本置于社会结构层面进行研究，从而为社会资本理论从微观研究过渡到宏观研究提供了理论准备。

美国学者罗伯特.D.帕特南在布迪厄和科尔曼的研究基础上，将社会资本的概念扩展到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等宏观领域。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一书中，以新制度主义为切入点，通过对意大利南北制度绩效的差异来分析社会资本对政府制度绩效的影响，并将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确定为信任、规范和网络和公民精神，认为社会资本是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和使民主运转起来的关键因素。帕特南的这种宏观角度的研究使社会资本理论进入到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为后来的政治学者以其为分析框架研究民主政治以及公民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1999年，Routledge出版公司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同时出版了一本由简・W・范戴斯、马科・马拉菲、肯尼斯・纽顿以及保罗・F.怀特利等合编的政治学论文集，书名为《社会资本与欧洲民主》，②对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以及民主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其后，社会资本理论在政治学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从布迪厄系统提出社会资本概念后，历经科尔曼、帕特南等学者的研究，社会资本引起学界的广泛研究兴趣，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学者们以极大的热情进行的大量研究，使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各个学科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甚至成为决策圈解决现实困境的新思路。此后的学者如福山（Fukuyama）、奈克（Knack）、伯特（Burt）、武考克（Woolcock）、林南（Lin）等的研究使社会资本理论更加丰富。

二、社会资本的秩序衍生机制

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是组织网络、互惠规范、信任合作和公共精神，这些核心要素对于秩序的衍生均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组织网络是秩序衍生的土壤

社会是一个由各个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系统内部的功能协调直接决定了社会的和谐程度。从理性选择理论来说，经济人在其行动中，都是以利益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来决定其行为选择，但理性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却无法解释社会中的利他行为，“社会资本的出现可以被看做是修正或克服主导经济模型缺陷的一系列团体努力中的最近的努力，主导模型无法把非市场因素纳入对个人或团体的政治、经济行为的解释中。”③“社会资本通过把个体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具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感的共同体的一员而构成了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粘合剂。”④

人类是一种群体性的存在，在任何时代，社会成员只有生活在家庭或其他团体之中，才能获得必要的情感满足或物资支持。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来看，既包括垂直结构的组织网络，也包括水平结构的组织网络，垂直网络的社会资本体现的是一种纵向的互惠与合作关系，组织成员之间存在等级与依赖关系，一般情况下，这样的组织网络具有很强的封闭性，成员之间具有很强的同质性，而且信任半径比较狭小；而水平结构的组织网络的社会资本体现的则是一种横向的互惠与合作关系，起成员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这样的组织网络一般都是开放的，其异质性比较强，不同的组织网络之间的成员身份具有交叉性，其信任半径比较大。社会组织网络的性质不同决定了社会资本的形式不同，并由此决定了秩序的类型不同，垂直结构的社会资本由于具有很强的等级性，其秩序往往也是以权力的强制所形成的统治秩序，而水平结构的社会资本所支撑的秩序往往是体现自由、平等与人权等价值意蕴的法治秩序。

当今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转型国家，都处于“陌生人”社会，那么，人与人之前的联系更多的是水平结构的组织网络，即公民社团，“网络的定义就是，共同拥有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群体。网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信息进入组织并在组织内流通提供了其他可供选择的‘渠道’”，⑤在这种网络结构中，不仅能够促进公民之间的团结，而且能够推动国家与社会的良好互动，所以说，在治理时代，以公民社团为主体的组织网络是秩序衍生的重要土壤。

（二）互惠规范是秩序生成的依据

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理论是采取集体主义的分析方法，研究社会网络、资源如何嵌入到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系统之中，但“秩序均衡与否，并不单纯是个经济学问题，而是有经济学价值的社会问题。”⑥尤其是法治秩序的建构，必须体现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均衡，社会资本理论是借助经济学的相关概念和博弈论原理来解释法学问题，其视角具有鲜明的独特性。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个体除了具有“经济人”的属性外，同时也就具有了“社会人”的属性，而“社会人”所具有的道德性就在重复博弈的社会关系当中体现出来，社会资本具有“义务赊账单”的属性，网络中的成员拥有某些共同的规范和价值观，并且通过共同的规范、价值观和经济纽带连接在一起，网络成员之间的交往与市场交换不同，他们更倾向于进行互惠交换，成员之间的利他行为并不希望立即获得回报，因此与市场上陌生人之间的精细的成本收益核算有别。“社会资本的道德化就是将彼此原本偶然的、零碎的交换关系置换进道德关系之中，让原本没有联系、没有意义的关系以及那些裸的利益关系，通过关怀、感激、报答等方式变得含情脉脉，即以道德逻辑对网络中的成员加以整合，”⑦在道德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形成信任，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是在共同的互惠规范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而这些互惠规范则是共同体成员之间通过长期的重复博弈而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些互惠规范作为作为网络成员信任与合作的依据，促进了自生自发秩序的生成。

（三）信任合作是社会关系的粘合剂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的经典模型，在这个模型当中，由于二人无法进行信息交流，并且无法得知对方的行为选择，因此，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出发，由于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二者均会选择“坦白”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囚徒困境模型揭示了在缺乏信息交流的一次博弈中，会出现个人之间信任的缺失，并导致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背离，更是说明了个人的“私恶”不能够自动实现“公益”。

信任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内容，“复杂社会网络由若干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智能性社会主体构成，并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凸显社会系统的整体性结构特征”，⑧在现代高度流动的社会中，异质群体之间的合作必须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否则必然陷入“囚徒困境”。社会资本理论将“经济人”放入网络结构中进行思考，理性“经济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生活在社会网络当中，从经济学来看，理性“经济人”为了最大限度实现自己的利益，在一次性博弈中因信任的缺失很可能会陷入“囚徒困境”，但由于社会网络中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选择并非是一次性博弈，而是重复博弈，那么，在重复博弈过程中，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任何一方都会为了避免惩罚而选择互利的行动，因此，双方就会建立彼此的信任，信任是道德共识形成的前提，而一个社会的形成需要强大的道德基础作为支撑，没有信任就不会有合作和共同的价值观，从而促进了合作的实现，这种合作会增强集体行动能力，增强社会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进而推动体现自由、平等等法治精神的秩序的生成。

三、社会资本的法治功能

在当今时代，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网络中的一种资源，对于法律秩序的生成具有重要的支撑功能。

（一）为法律制度提供伦理道德支撑

制定完善的法律规则并进行实施是各个国家进行法治建设的必然举措，但并非法律制度的完善就意味着法治秩序的自动生成，法律的有效运行需要基本的伦理道德作为支撑。在当今时代，虽然正式的法律制度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没有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支撑，正式法律制度的运行必然面临更多的阻力。社会资本中所蕴含的社会规范是社会公众在长期的重复博弈中形成并体现基本的伦理道德的非正式规范，而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合作则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重要的非物质性资源，“新时代的伦理道德，无疑要扎根于个体化、理性化、自主化、多元化的‘陌生人’的社会生活之中，扎根于人们互动交往的行动和关系领域，因而也就扎根于社会资本中的网络、信任、规范、互惠、合作关系之中”，⑨那么，法律制度必须根植于基本的社会伦理道德，才能被广泛接受并内化为人们自觉的行动准则，如果社会资本存量丰富，那么，人们之间就更容易达成信任与合作，这种信任与合作，一方面使社会关系通过非法律规范即可以获得调整，从而减少了法律运行成本，另一方面，即使一些社会关系需要法律规范进行调整，但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对社会公众的约束使其愿意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矛盾和冲突，这也会减少法律运行的阻力。

（二）增强社会整合与自治能力

在治理时代，社会自治能力的增强无疑为法治秩序的生成提供重要的社会根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只有具备自我整合与自治的能力，才能够成为治理的主体，如果社会呈现碎片化的样态，社会成员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与合作，那么，社会自治能力就会非常低下，更无法形成集体行动，并最终陷入集体行动困境。首先，社会资本能够增强社会的整合，以实现权利之间的平衡。社会并非铁板一块，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呈现多元化趋势，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冲突也常常处于冲突状态，而社会资本则能够通过非正式规范、信任与合作调整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权利的横向平衡，从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其次，社会资本能够增强社会制约国家的能力。社会单独的个体无法对抗强大的国家，更无法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而社会资本通过社会凝聚效应，将社会公众整合成强大的社会权力，并以社会权力来对抗国家权力，通过政治参与和纵向的权力分解，防止权力对权利的侵蚀，并保证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再次，社会资本能够增强社会的自治能力，推动有限政府的建立。在国家权力运行界域之外是社会的自治空间，如果社会自治能力不足，那么，则无法承担这一自治使命，为维护秩序，国家权力就必然要涉足这一领域，而社会资本通过培养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合作和公民精神，使社会成员具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那么，社会就可以对国家权力进行分解与分担，从而防止权力的无限扩张并推动有限政府的建立。

（三）推动民主的发展与完善

社会资本理论通过对个体与整体利益的协调，通过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以及关注公民的公共精神在秩序生成中的核心价值，使秩序的生成机制更加具有法治内涵。

良好的民主机制是推动法治秩序生成的重要条件，治理时代倡导多元主体的多元治理，与治理理论相适应的是协商民主的兴起，协商民主是民主发展的新的转向，是对代议制民主的纠偏与完善。民主的实质是要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单独依靠国家进行法治建设容易因过度迷信建构理性而导致权力的膨胀，如果过分夸大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则容易出现丛里法则而丧失基本的公平与正义，而社会资本理论则能够通过信任、规范、网络等要素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实现建构理性和经验理性的耦合，从而为法治建设寻求最佳的动力机制。“协商民主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因为协商引起反思性，所以，参与民主过程的个体会自觉的改变其想法和偏好”。⑩但如果社会成员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与合作，只是从私利目标出发进行测量选择的话，协商民主就根本无法实现。协商民主所要求的公民所具有的包容、合作的公民精神正是在网络、信任与规范中形成的，是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核。也就是说，如果社会资本存量丰富，那么，这个社会的公民的信任与合作意识会增强，这对于在民主协商中达成基本的共识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注解：

①周红云：《社会资本：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的比较》，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4期。

②李惠斌：《什么是社会资本》，载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③[美]鲍伯・爱德华、米切尔・W・弗雷：《超越普特南的公民社会与社会资本》，载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页。

④[英]肯尼思・纽顿：《社会资本与现代欧洲民主》，冯仕政译，载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81页。

⑤[美]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刘榜离、王胜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页。

⑥司汉武：《制度理性与社会秩序》，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

⑦王雨磊：《论社会资本的社会性――布迪厄社会资本理论的再澄清与再阐释》，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