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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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生态系统在人类社会的不断开发中面临着资源枯竭、种群衰退、生态破坏严重等问题。传统的海洋管理模式无法应对这些突发问题，亟需人类运用生态系统方法对其进行综合性的管理。本文从生态系统的定义出发、立足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理论基础，探索了海洋综合管理的体系构建。旨在为海洋综合管理提供新的理论，来实现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生态系统；海洋综合管理；内涵界定；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广东省宣传文化人才专项资金项目：“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的我国海洋综合管理研究”（编号 XCWHRCZXSK2013-26）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吴杰（1988-），男，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海洋管理与政策。Wujie124218@163.com

谢红燕（1990-），女，祖籍安徽安庆，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4级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通讯作者：宁凌（1967- ），男，祖籍安徽安庆，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方向：产业经济与发展、海洋管理与政策。

DOI:10.3969/j.issn.1004-6755.2015.09.020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在对海洋认识加深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但由于缺乏科学的手段和合理的规划，海洋生态系统破坏严重，海生生物逐渐灭绝，海洋危机不断加深。据有关资料显示：“约有一半以上的海洋生态系统正处在退化状态，这一数据可占全球的60%”，如何拯救海洋生态系统？这是人类急需解决的问题。

1海洋生态系统的发展及概况

海洋生态系统（Marine Ecosystem）是海洋中由生物群落及其环境相互作用所构成的自然系统[1]。要明确海洋生态系统的内涵，首先我们应从生态系统（Ecosystem）的由来入手。

1.1生态系统的产生及其发展

生态系统（Ecosystem）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才产生的，其发展历程（图1）可分为4个阶段：萌芽时期；产生时期；发展演化；学科分支。

生态系统(Ecosystem)一词，由英国生态学者阿瑟·乔治·斯坦利（Arthur George Tansley ）于1935年提出。他认为生物与其周围的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首次将“系统”这一概念引入生态学中，标志着生态学的产生。而在此之前，有记载显示德国人K.A.默比乌斯于1877年和美国人S.A.福布斯于1887年曾分别用生物群落 (Biocoenosis)和小宇宙 (Microcosm)这两个词，描述了类似内容，可视为生态学的萌芽阶段。

A．G.斯坦利的这一“生态系”理论后来经过充实和发展，逐渐成为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40年代后，生态系统由理论进入实验阶段。特别是1960年以后，基于数学、系统分析、计算机和控制论的生态系统研究，使生态系统研究逐渐由定性走向定量，并逐渐形成了生态系统的若干边缘分支。海洋生态系统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

1.2海洋生态系统的路径及其表述

相比于其他领域生态方面的研究，海洋生态研究的起步要晚的多，于1970年后才开始。1972年美国、日本、加拿大学者基于慢性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所进行的“控制生态系统污染实验” (简称CEPEX)揭开了海洋生态科学研究的序幕。而在世纪之交，由于海岸带、河流入海口等地方的环境不断恶化、资源持续衰退，从而引起了世界海洋国家的普遍关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简称UNCED，在借鉴陆地-“基于生态系统管理”(EBM)概念[2]的基础上，提出了要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出发，来管理海洋资源和开发海洋活动，从而实现沿岸和近海环境综合管和持续发展。这标志着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概念的形成，为以后海洋生态系统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随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类似于CEPEX的装置，研究了包括海-气界面相互关系，水-沉积物相互关系，生物海洋学等海洋分支系统，为划分详细的海洋生态学科打下了基础。参考了大量国内外海洋生态文献，并具体研究了海洋生态系统代表性概念之后，本文从以下三方面对海洋生态系统做表述：

（1）海洋生态系统在空间上包含近岸和大洋2大部分。近岸海洋生态系统泛指海、陆交汇与过渡地带。学者王其翔, 唐学玺（2010）[3]对此做了详细研究，并把海湾、河口、盐沼区、红树林、上升流区、珊瑚礁等9大不同类别生态系统规划为近岸生态系统。大洋生态系统指远离大陆、受人类影响小、自然调控能力强的生态系统。

（2）海洋生态系统在内容上由生物、非生物环境构成。生物环境包含海洋动、植物以及水中微生物。非生物环境由有机物、无机物、海水盐度、深度、光照、水团、潮汐等构成。崔木花，侯永轶(2008)认为这两部分对于海洋生态系统同等重要[4]，无论缺少哪一方，都会丧失海洋生态系统的功能。

（3）海洋生态系统在类别上是一种动力学系统，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既囊括了海生生物群体与非生物环境之间互助、互动、互相影响的庞大动力学系统：又涵盖了包括生物、生物化学、地质、物理等在内的相互叠加过程及其非线性作用，具有高度的复杂性[5]。

2海洋综合管理的发展路径

海洋综合管理是现代政府对特定海域进行的高层次形态管理，世界上实施海洋综合管理最早的国家是美国。海洋综合管理概念的发展在国际上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唤醒了沿海国家的海洋意识，并引发了学者对海洋综合管理理论的探讨。其中代表性的有：A.温内达赫尔（1980）论述了海洋综合政策的重要性；J.M阿姆斯特朗和P.C赖纳[6]对海洋综合管理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界定，并将其纳入了美国九大海洋管理种类之中；A.D.库珀[7]（1992）通过将海洋管理与土地利用管理进行比较，得出了海洋综合管理的难度更大，复杂性更强等特点，剖析了管理复杂性的原因，提出通过制定适宜的管理体系，从而获得最大化的海洋整体利益；G.皮特[8]（1992）则认为任何单一的海洋管理体系都难以应对和管理海洋系统，我们必须制定出海洋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框架，并通过国家间的协作，实现海洋的整体优化；B.塞亚·恩[9]（1993）则认为要通过建立一种动态平衡机制，来实现海洋综合管理的长期发展。

中国在海洋综合管理方面也做了大量研究。学者鹿守本[10]开创了我国海洋综合管理的先河，并在其著作《海洋管理通论》中对海洋价值、海洋管理特点和海洋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论述；学者陈东胜[11]（1998）认为应在海洋权益、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三者相协调的条件下进行海洋综合管理：胡增祥等[12]（2001）则认为要制定适应本国国情的海洋综合管理模式，并将海洋综合管理的范围延伸到了公海区域，认为其理应受到各国保护；学者吕建华[13]（2004）则直接提出构建我国海洋综合管理的法律法规：谭柏平[14]（2008）则认为应该将海洋资源管理作为海洋综合管理的核心内容，并且提出了一整套海洋综合管理方案：此外政府出台的《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对海洋综合管理内涵、海洋管理的预期目标也进行了明确阐述。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对于海洋综合管理都进行了相关研究，但研究基本停留在问题的提出阶段，缺乏定量化的数据研究，不能促进海洋综合管理的深入化发展。

3海洋生态系统综合化管理体系的构建

通过对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海洋综合管理的系统分析之后，本文从海洋管理的范围选取、目标确立、方法制定和实施原则4个方面来构建综合化的海洋生态管理体系。（图2）

图注: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是以实现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循环发展、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共赢为三大基本目标，在空间上包括近岸和大洋2大生态系统，在内容上应涵盖生物种群和非生物环境两大部分，通过立法、行政、经济三大管理方法，在遵循合理性、适应性、可持续性对策原则的条件下，来实现海洋生态系统的多层次目标发展。图中的海洋非生物环境系统因其自身的循环、调节和再平衡功能，可在非人类干预下、通过自身功能来实现部分海洋综合管理目标。图2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内涵解析图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涉及空间、内容两大管理范围。（1）空间上：囊括近岸和大洋2大生态系统。如表1所示，近岸生态系统管理所涉及的范围较广，包含河口、海湾、盐沼区等9大不同种类生态系统，需要针对9大种类系统的不同特征，制定相应的管理模式；大洋生态系统包括远洋、极地两类生态系统，需要根据生态环境进行细致化管理。（2）内容上：涵盖生物种群和非生物环境2大部分。生物种群的管理需要对水中动、植物、微生物利用特制工具，对其进行专业化分类管理。非生物环境的管理需要涉及到有机物、无机物、潮间带以及海水盐度、深度等众多问题。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包含三大管理目标。（1）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目标。海洋生态管理应强化生态资源的持续化管理，通过纵向整合生物资源、横向发展生物链条，达到生物资源的持续化发展；（2）生态系统循环发展目标，这是海洋综合管理的难点。因为要实现近岸9大生态系统的合理循环，2大远洋生态系统的科学发展和数以亿计的种群发展，需要在综合管理的过程中做到主次分明、统筹兼顾，从而实现整体海洋生态系统的循环发展；（3）生态与经济价值共赢目标。海洋经济与海洋生态的协调化发展是海洋综合管理的最终落脚点。人类对海洋进行综合管理的目的，就是在实现海洋发展的同时，来为人类提供各种价值，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价值。所以海洋综合管理的终极目标是将人类经济价值附加到海洋生态价值之中，在实现生态价值的同时，来获得人类所需的经济价值。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的三大管理方法。（1）海洋立法：根本保障海洋综合管理坚决执行的措施是构建海洋生态立法，形成一套生态管理的立法体系。这一体系的立法应该包括海洋资源管理立法、海洋环境检测立法、海洋经济发展立法以及海洋生态评估立法这四大方面；（2）行政管理：这是实现海洋综合管理的必要手段。在海洋生态立法的基础上，只有依靠国家的行政机构，依靠海洋执法人员的宣传、贯彻和执行，才能实现海洋生态系统的科学性、合理性发展，才能促使我国的海洋综合管理走向持续化、正轨化的道路；（3）经济措施：有效的经济措施可实现海洋综合管理的全面发展。通过奖-惩结合来保证生物多样性发展；通过高科技技术投入来实现海洋生态化发展。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的对策实施应遵循三大原则。（1）合理性原则：在实施海洋综合管理的对策过程中，首先应该把握对策的合理性原则，根据其海洋生态种群的特性合理地、适中地执行管理政策，以达到政策预期的最高值；（2）适应性原则：要根据生态系统的变化程度、受污染的严重程度来实施相应的对策，做到政策适应环境，对策解决问题等效果；（3）可持续性原则：在既不影响海洋自身长足发展的同时，来实施满足人类需求的适当性海洋开发活动。

4结论和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具有如下特征：它是以实现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可循环发展、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共赢为基本目标，在空间上包括近岸和大洋2大生态系统，在内容上应涵盖生物种群和非生物环境2大部分，通过立法、行政、经济三大方法管理，在遵循合理性、适应性、可持续性对策原则的条件下，达到多层海洋管理目标的协调发展。

要实现海洋生态系统的综合化管理，需要国家、政府、人民的共同参与和推动，更需要高科技和先进技术的支撑，并通过建立海洋综合管理的评估系统和评价体系来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修改和完善。本文只是对概念进行了界定，以后还需做大量定量分析，在生态系统综合管理评估以及评估体系建立等方面做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baike.baidu.com/view/381042.htm

[2] Crumbine R E. What is ecosystem management [J].Conservation Biology, 1994(8):27-38

[3] 王其翔, 唐学玺.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内涵与分类.海洋环境科学，2010,29(1): 131-138

[4] 崔木花,侯永轶. 海洋开发中的生态管理探析[J]. 特区经济,2008(05):145-147

[5] 刘慧，苏纪兰．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理论与实践[J]．地球科学进展，2014,29(2):275-284.

[6] J.M.阿姆斯特朗,P.C.赖纳著.美国海洋管理[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

[7] Alistair D. Couper. History of ocean management.[A]/ / Paolo Fabbri . Ocean Management in Global Change [C].London: Elsevier Applied science,1992

[8] Gerard Peer. Ocean management in practice[A]/ / Paolo Fabbri. Ocean Management in Global Change[C].London: Elsevier Applied Science, 1992

[9] Biliana Cicin-S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J]. Ocean and Coastal Management, 1993, 21：1-3

[10] 鹿守本.海洋管理通论[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7.

[11] 陈东胜.海洋综合管理基本概念、要素和特点[J].广东科技,1998(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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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生物资源的宝库，有着丰富的海洋生物种类和非生物资源，给人们提供了多种海洋生物产品和能源。海洋生态系统是指海洋中的生物种群和它们生活的海洋环境所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在这个自然生态系统中，海洋生物按照自然生存的法则衍生发展。而人类的一切海洋经济活动都必须在这个海洋生态系统内进行，在人类无节制的开发下，海洋生态环境受到了破坏，如何实现海洋生态经济的稳定与协调发展是人们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海洋生态经济的概念

海洋生态经济是指人类通过劳动既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海洋生物和非生物资源，还必须能够保障海洋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条不会发生恶性变化，海洋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都能够维持投入和产出的平衡状态。近年来随着海洋产业的持续发展，海洋的生态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人们对海洋生物的过度捕捞以及对近海区域的过度开发使得海洋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海洋经济的发展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长此以往，无法实现海洋生态经济的协调可持续性发展，所以我们必须采取科学有效的机制来进行海洋生态经济的发展和管理。

二、海洋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机制

我们应该认识到海洋生态环境的平衡是我们实现海洋经济平衡和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人类的对海洋的经济活动会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操作不当就会引起海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因而无法维持海洋生物间生态平衡的状况发生，海洋生态环境就会逐步恶化，海洋经济也会因此受到影响从而逐渐出现海洋经济失衡的情况。反之如果人类采取了良好的海洋经济措施，就会维持或者优化海洋生态平衡的状态，甚至可以改善受到破坏的生态环境的状态。海洋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机制会制约和调整人类的海洋经济活动，保障海洋生态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建立健全海洋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机制就必须对海洋生态环境进行科学有效的保护。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加强对海洋环境的治理，加大对海洋周边流域内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排放的监察以及对污水的治理工作；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杜绝对海洋生物的过度捕捞以及对海域环境的过度开发；建立健全海洋环境保护的绩效考核制度以及激励措施，提高海洋环境治理和保护的积极性。

海洋的生态环境得到良好的保护是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建立的基础。海洋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可以通过海洋生态养殖业、海洋生态捕捞业以及对海洋生态经济的进一步开发来实现，例如开展海洋生物制药的研究以及进行海洋生态旅游的开发等。海洋生态养殖是指在人为优选需要养殖的不同海洋生物品种，构建结构简单但是高产的生物养殖群落，并且通过人工控制形成优良的海洋生态环境，促成单位养殖面积内养殖产量的增加，例如贝类与海藻、海参的立体生态养殖等。 海洋生态捕捞根据海洋生物的生活习性和生长特点，人为控制海洋生物的捕捞时间、捕捞种类和捕捞强度，也可以结合人工投放种苗等措施，对海洋生物的生物种群结构以及生态环境进行人为调节，在不影响海洋生物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提高捕捞产量。

建立海洋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机制也可以通过加强海洋生态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力度来实现。海洋生态经济要实现协调发展，就需要有绿色生态技术的支持。海洋生态产业链的形成和创新，海洋生物产品的深加工和高附加值的实现都需要科技创新力量的支持。例如海洋生物制药就是海洋生态经济在创新科技力量的支持下向纵深发展的体现。海洋生物种类何其之多，人类对它们的研究和利用只是冰山一角，随着时间和科技的进步，海洋生态经济的发展会有很大的突破。

三、结语

综上所述，海洋生态经济是建立在海洋生态环境良好基础上的 人类对海洋进行的经济活动。海洋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在当今海洋生态环境受到威胁和破坏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人们意识到海洋的生态环境对于海洋生态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同时需要环保部门加大海洋环境的保护力度，防止海洋污染的发生。也需要海洋经济管理的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实施生态养殖和生态捕捞，杜绝对海洋环境的过度开发，维护海洋生物物种和海洋生态环境的平衡，同时加大海洋生态经济的科研创新技术的研究力度，不断深挖和拓展海洋生态经济的发展空间，让海洋生物有一个安全优良的生活环境，让海洋生态经济得以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晓红，李适宇，彭人勇.南海北部大陆架海洋生态系统演变的Ecopath模型比较分析[J].海洋环境科学.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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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资源事关国计民生

一踏进唐启升院士的书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三排摆满了专业书籍的大书架。在书海的包围下，整间屋子稍显单调，却又让人感到充实，像极了他的性格：简单、朴实、充满知性。

唐启升长期从事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利用研究，在海洋生态系统、渔业生物学、资源增值与管理、远洋渔业、养殖生态等方面有许多创新性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唐启升就意识到海洋渔业资源对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如何更合理的“向海洋要粮食”是关乎国家民生大计的事情。

唐启升说，四十多年来他始终关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高效地向海洋索取食物，二是在索取过程中如何保护海洋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前者是为了解决人们如何‘吃好饭’的问题，后者更多地为子孙后代考虑，都马虎不得。”他说，“我的责任不单单是研究如何更多地从海洋中获取资源，更重要的是如何保持它不间断的、可持续的提供下去。”

“蓝色海洋食物发展计划”及其相应的发展战略，是唐启升近年来提出的重要科研思路，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海洋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和水产品巨大需求之间的冲突，通过贯彻养护海洋生物资源及其环境、拓展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领域和加强海洋高技术应用等具体措施，实现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科研成果普惠中国渔业

在谈到科研初期的种种艰辛与收获时，唐启升略显兴奋地从书架中找来当年的笔记本，那已泛黄的旧纸上，密密麻麻记录的都是辛勤与汗水。

唐启升说，通过早期的研究，他逐渐意识到我国近海渔业资源正在慢慢衰退，远洋渔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93年，唐启升通过对国际水域狭鱈资源的评估研究，首次获得了狭鱈仔幼鱼在白令海公海海盆区深层也有分布的宝贵结论。这一科研成果直接促成了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远洋渔业活动，形成了年产量15万吨、产值3亿元以上、增收总额达10多亿元的渔业项目。

1998至2005年，唐启升作为首席科学家，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973计划项目“东、黄海生态系统动力学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我国近海生态系统食物产出的关键过程及其可持续机理”。这两个重量级科研项目的完成，不仅在学术研究上使中国在专业领域处于世界前沿，更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海洋渔业资源的高效利用。

海洋开发保护为先

以往，一提起水产养殖，许多外国专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否定，认为水产养殖造成污染，对环境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但唐启升认为，中国的水产养殖中有一半以上是不投饵的，这些养殖生物在成长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消耗水体中碳和氮、磷等富养物质，其产生的“正能量”远大于负面影响。水产养殖非但不是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更是兼具食物供给功能和生态服务功能的良策。

正是因为唐启升坚持不懈地对水产养殖的 “正名”，200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其渔业部更名为渔业及水产养殖部，提倡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国的水产养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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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EB带来的动力

越南北部湾地区有片保护形态很好的红树林，红树林具有防浪护堤、渔产养殖、保护当地物种栖息地的重要作用。当时越南想在这片红树林旁修建码头，通过TEEB核算，将修建码头需要投入的钱、红树林每年产生的效益进行比较。第一个方面是防浪固滩，如果把红树林砍掉，海浪来袭会产生多大的损失。第二个方面是红树林带来的生态效益，包括为养殖业、捕捞业每年会产生多大效益。最后将码头建成后每年的收益进行比较;同时考虑修建码头投入的资金、每年的维修费用以及码头运营得来的收入最后得到一个总的数值。测算结果发现，如果不破坏红树林产生的效益远远高于码头收益，因此修建码头这个计划最终被取消。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所长/首席专家李俊生在会上举了这样的例子向大家解释TEEB在改进政府环境决策方面的作用。

据悉，TEEB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推动的一项倡议，其目的是使利益相关方了解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通过转变发展模式，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融入社会主流。TEEB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物多样学的经济学为基础，为政策决策者，私营部门及非政府组织参与生态系统保护提供了动力，并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和脱贫的工具和指南。截至目前，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启动了TEEB国家进程。

“计算生态补偿资金，不仅可以让企业交钱交得明白，也让政府收钱收得有依据，”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尚在介绍海洋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时这样表示。在针对不同生态系统的TEEB实践的分享和讨论中，森林/海洋/湿地等生态系统中的不同生态服务功能与特性，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状况分别需要采取不同的评估体系和解决方案。

事实上，TEEB作为一个全新的工具，还将有助于推动生物多样性资源有偿使用办法以及独立于GDP的生态资本核算体系的制定，将生物多样性评估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制度和决策途径。我国目前已充分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保护情况只有通过价值化而不是简单的定性分析，才能为政绩考核提供依据。“如果可以在官员任职时和离任时分别做一次TEEB评估，看看最后是盈利还是亏损，作为当地环境保护情况的考核参考，才会督促官员在任期间保护该地区的环境和生态系统，”李俊生认为。

TEEB亟需利益相关方参与

欧洲国家在TEEB行动中具有丰富的经验，目前德国正在编撰或已经完成：《自然资产与农村发展》/《城市生态资产与人类健康》/《自然资产与气候保护》/《自然资产总和报告――共赢与矛盾》。德国联邦自然保护局（BFN）的Lennart Kümper-Schlake在讲话中认为，生态系统评估的科学已发展得非常成熟，连接科学和政策的机制有机可循，自然不仅仅指的是自然资本更多的是自然价值，将这个价值纳入决策中，即主流化，目前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保护区的重要性和价值，因此，如何推动决策者和公众的参与仍然是一大挑战，各国的TEEB行动中亟需发动大家的共同参与。他介绍了一些国家的经验，如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针对国家议题的自下而上的方法，从地方层面至国家层面。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张凤春也分享了中国TEEB中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机制：环保部和中科院发起的，由数家单位和部门共同组成，通过技术和政策的支撑，最后落实到地方和中国政府;资金上有TEEB China资金支撑，有中国政府（MEP）、地方政府、挪威、德国BFN、研究机构、其他资源，并建立顾问专家组（院士）、技术专家组（知名专家）、项目协调组为基础的技术支持协调体系：以生多履约协调组成员、地方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专家（独立专家）、企业、经济和统计专家、国际机构与专家组成的合作伙伴;最终将考虑到县政府需求;具有典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社会经济具有代表性;有数据基础;具有推广潜力等选择示范点，推动地方的执行以及在全国的示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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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原理

生境修复与生物资源养护原理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以及生态系统内在的生态学过程与相互作用机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多样性、抗逆性、生产力与可持续、先锋群落与顶级群落的发生、发展机理与群落演替规律，不同干扰条件下生态系统的受损过程及其响应机制，生态系统退化的诊断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生态系统退化过程的动态监测、模拟、预警及预测等。对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修复工程而言，生态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都需要在原位经过自然的生态过程，因此，事实上各生态学原理均可应用于生态恢复的实践中。生态系统修复涉及的基本原理主要有限制因子原理、能量流动原理、种群密度制约及分布格局原理、生态适应性理论、生态位原理、演替原理、生物入侵理论、生物多样性原理、功能群构建原理等。其中，干扰与演替原理、功能群构建原理是应用于海洋生态系统恢复中的重要原理。

2基本过程

修复行为实质上是对生态系统的一次新的干扰，很难保证所有修复行为均对目标系统的修复起到正效应。要想系统向预期方向发展，需要有科学的理论框架，制定合理的修复方案，并对方案进行可行性论证。Zedler以湿地生态系统的修复为例，将生态恢复的整个过程划分为5个不同的阶段，即目标设定—开发概念模型、恢复区域的选址优化、原地非生物环境的操控、原地生物区系的操控、生态系统维护等。

Clewell等将生态恢复的过程分为修复计划准备、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估、修复计划制定论证、修复行动实施、修复后评估和管理等5个阶段，并指出了生态修复过程中涉及的51条指导原则。

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设施

1人工鱼礁

人工鱼礁(artificialreef)是人为放置在海底的一个或多个自然或者人工构造物，它能够改变与海洋生物资源有关的物理、生物及社会经济过程，并可改善海域生态环境，营造海洋生物栖息的良好环境，为鱼类等提供繁殖、生长、索饵和庇敌的场所，达到保护、增殖和提高渔获量的目的。用于建造人工鱼礁的材料种类很多，礁体材料的选择直接影响礁体的结构特征和礁区生物的增养殖效果。根据材料的来源不同，人工鱼礁使用的材料可分为天然材料、废弃材料和人造材料等3大类。礁体设计对人工鱼礁效果的发挥至关重要，主要包括礁体材料、重量、形状、几何尺寸、内部结构等因素。礁体的材料、重量、尺寸、结构复杂性、表面粗糙度等应根据规划要求与生物因素和水动力学特征相适应。根据投放的不同目的和用途，人工鱼礁可以分为增殖型鱼礁、渔获型鱼礁和游钓型鱼礁等3种。

2增殖礁及增养殖设施

根据增殖对象生物不同，人工鱼礁可分为藻礁、鲍礁、参礁等，而增殖海参、鲍等海珍品的礁体可统称为海珍品增殖礁，又称海珍礁，。由于礁体可以保护刺参、鲍等海珍品免受敌害侵扰，并可为增殖海珍品提供食物来源和遮蔽场所，因此，海珍礁广泛应用于中国的海珍品增养殖中。在我国，很多种材料被用作刺参的人工附着基或礁体，例如石块、瓦片、混凝土构件、扇贝养殖笼、编织布、塑料构件，甚至柞木枝等。

作者所在的研究团队针对近岸泥沙质海湾、离岸开放海域和静水围堰等增养殖生境的受损现状和刺参、鲍等海珍品的生态习性，发明了适用于近岸海湾的牡蛎壳海珍礁及其配套制作装置、贝类排粪物再利用装置，适用于离岸开放海域的大型藻类抗风浪沉绳式养殖设施、“海龙I型”底播式海水增养殖设施，以及适用于围堰的多层板式立体海珍礁：这些设施设备实现了对不同类别生境的有效修复和高效生态增养殖，为海洋生境修复与海水增养殖产业高效健康发展提供了装备支撑。

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技术

1海洋生境修复与改良技术

1.1海草床修复技术

海草是单子叶草本植物，通常生长在浅海和河口水域。海草床对海域生境的修复和改良具有重要的生态作用，海草群落不仅是海洋初级生产者，具有高的生产力和固碳能力，还可起到稳定底泥沉积物、改善水体透明度及净化海水的作用；同时，海草还是许多海洋动物重要的产卵场、栖息地、隐蔽场所及直接的食物来源，在全球C、N、P循环中具有重要作用。据《世界海草地图集》显示，1993年到2003年，全世界已经有约26000km2的海草床消失，达到总数的15%。海草床的衰退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许多国家都开展了海草床恢复方法的研究工作。海草床的恢复主要依靠海草的种子或者构件(根状茎)，主要的方法有生境恢复法、种子法和移植法。

生境恢复法投入少、代价低，但周期长。移植法恢复大叶藻海草床是较为常用的方法，主要有草皮法、草块法和根状茎法，草块法成活率高，但对原海草床有破坏作用；根状茎法节约种源，但固定困难。应用种子来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大规模的恢复海草床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种子法破坏小，但种子难收集、易丧失、萌发率低。

1.2牡蛎礁修复技术

牡蛎礁(oysterreef)指目前正在生长及挽近刚停止生长的、于河口洼地中的牡蛎壳堆积体。牡蛎礁在净化水体、提供栖息生境、促进渔业生产、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耦合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美国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Bay)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引起了生境的退化(富营养化和大叶藻藻床的破坏)及生物资源的衰退(美洲牡蛎数量大为减少)。近年来，弗吉尼亚海洋科学研究所(VirginiaInstituteofMarineScience)的科学家实施了牡蛎礁恢复计划，对礁体生物学、群落发生和营养动态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恢复情况进行了追踪，如Harding研究了恢复的牡蛎礁区域浮游动物群落丰度和组成的水平分布和时间变化，作为切萨皮克湾牡蛎礁恢复进展的潜在标准。该系列研究对当地牡蛎礁的成功修复起到了重要作用。牡蛎礁的修复主要通过结合防浪堤设置专用礁体以及利用牡蛎壳礁体两种方式实现。

1.3珊瑚礁修复技术

珊瑚礁(coralreef)是石珊瑚目的动物形成的一种结构，它们是成千上万的由碳酸钙组成的珊瑚虫的骨骼在数百年至数千年的生长过程中形成的。珊瑚礁被称作“热带海洋森林”，其生态系统具有很高的生物多样性和重要的生态功能，珊瑚礁为许多动植物提供了生活环境，其中包括蠕虫、软体动物、海绵、棘皮动物和甲壳动物，此外，珊瑚礁还是大洋带的鱼类的幼鱼生长地。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海水消耗、过度捕捞、海水污染等原因，导致珊瑚礁的衰退现象严重。世界珊瑚礁现状调查显示，全世界19%的珊瑚礁已经消失，15%的珊瑚礁在10~20年内将有消失的危险，20%的珊瑚礁在20~40年内将面临消失。珊瑚礁生态修复的主要方法包括有性生殖法(sexualreproduction)、珊瑚移植法(transplantation)、底质改良法等。有性生殖法是通过自然产卵产生的珊瑚幼虫来培育珊瑚幼体，再将幼体进行移植；珊瑚移植是把珊瑚整体或者部分移植到退化区域，以改善退化区的生物多样性，这是过去几十年来修复珊瑚礁的主要手段；底质改良是通过稳固底质或在底质中增加化学物质，以吸引珊瑚幼虫的附着和珊瑚的生长。

1.4人工鱼礁构建技术

人工鱼礁水动力学特征研究可以为人工鱼礁的选址和设计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了解人工鱼礁水动力学性能需要首先研究人工鱼礁受水流作用时受力的情况和人工鱼礁内部及其周围流场的实际分布情况，其研究方法主要有理论分析、模型实验和数值模拟等。黑木敏郎与中村充在回流水槽中，观察和测定了圆筒形、四角形鱼礁模型周围水流的变化。Fujihara等运用数值计算法对设置鱼礁后的定常层流水域的流场变化进行研究，得到了鱼礁流场的上升流范围及分布特点。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在鱼礁的阻流作用下，鱼礁下游的流场根据紊动程度可分为3个区域：紊流区、过渡区和未受扰动区。通透性礁体和非通透性礁体所产生的紊流区长度比和高度比均不同，通透性礁体的高度比小于1，长度比小于4，而非通透性礁体的高度比一般要大于1而略小于2，而长度比小于14。

合理的选址是人工鱼礁规划设计的基础。人工鱼礁投放区域的选择是否合理关系到其功能能否正常发挥，投放区域不当会造成人力与财力的损失，并有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李文涛等认为人工鱼礁的选址涉及地质科学、海洋科学、气象科学、生物科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需要考虑海洋物理环境、生物环境和社会等多种因素，其中国家的海洋功能区划以及海底底质类型、水深、水流等因素在人工鱼礁的选址中是必须首先考虑的；王飞等根据水深、底质类型、地形坡度、生物密度、平均流速、离岸距离等影响人工鱼礁选址的因素，并根据各影响因子的重要性程度确定其权重，建立了舟山海域人工鱼礁选址的多因子综合评价模式。

Tian对台湾省老鼠屿沿岸海区的五个预选礁区进行了综合性的选址研究，研究内容包括了海底地形、地貌、底质特性以及海况，调查中使用了回声测深仪、旁扫声纳、重力岩心提取器、地质测试仪、GPS、ADCP(多普勒流速剖面仪)和ROV(水下机器人)等先进的仪器设备。

2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技术

2.1人工增殖放流技术

增殖放流是恢复渔业资源、优化水生生物群落结构、提高渔业生产力的有效手段，其形式是通过向天然水域投放鱼、虾、蟹、贝类等各类渔业生物的苗种来达到恢复或增加渔业资源种群数量和资源量的一种方法。19世纪中期，美国、加拿大对红点鲑进行了移植孵化实验，后来又将一种溯河性鲱鱼从北美大西洋沿岸移植到太平洋沿岸，并形成了有价值的自然种群。挪威、英国、丹麦和芬兰也先后进行了鳕鱼和鲆鲽类的资源增殖工作。日本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栽培渔业”概念，并在濑户内海进行了对虾、真鲷、梭子蟹和盘鲍的放流增殖工作，至2002年，日本放流水产苗种已达83种。

长距离洄游的大麻哈鱼类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有成效的增殖种类，前苏联、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先后进行了大麻哈鱼的增殖放流，放流数量每年高达30余亿尾，回捕率高达20%。目前世界上有94个国家开展了增殖放流工作，其中64个国家开展了海洋增殖放流工作。

我国近海渔业资源放流工作起步较晚，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展对虾增殖放流以来，已经开展了海蜇、三疣梭子蟹、金乌贼、曼氏无针乌贼、梭鱼、真鲷、黑鲷、大黄鱼、牙鲆、黄盖鲽、六线鱼、许氏平鲉等游泳生物以及虾夷扇贝、魁蚶、海参以及盘鲍等底栖生物增殖放流工作，其中中国对虾的增殖和移植、海蜇的增殖、虾夷扇贝的底播移植等工作已初具生产规模和显著的经济效益；但在增殖放流过程中，存在管理体制不够健全、资金投入相对不足、科学研究相对薄弱，缺乏规范的增殖放流技术规程等问题。农业部下发了《全国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总体规划(2011—2015年)》，规范和细化了各海域增殖放流任务，提出了渤、黄、东海及南海具体适宜增殖放流的种类，对45种经济物种的适宜放流海域进行了规划。

2.2多营养层次综合增养殖技术

多营养级的综合养殖模式(integratedmulti-trophicaquaculture，IMTA)是近年提出的一种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海水养殖理念。对于资源稳定、守恒的系统，营养物质的再循环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过程，由不同营养级生物，如投饵类动物、滤食性贝类、大型藻类和沉积食性动物等组成的综合养殖系统中，系统中一些生物排泄到水体中的废物成为另一些生物的营养物质来源。因此，这种方式能充分利用输入到养殖系统中的营养物质和能量，可以把营养损耗及潜在的经济损耗降到最低，从而使系统具有较高的容纳量和经济产出。近年来，作者所在的研究团队针对浅海筏式、底播和岛屿的不同特点和增养殖对象的生态特征，研发了筏式贝-藻-参综合养殖、藻-鲍-参生态底播增养殖和离岸岛屿生态增养殖等多营养层次的综合增养殖新技术。

3海洋牧场建设技术

海洋牧场(oceanranching)是一个新型的增养殖渔业系统，即在某一海域内，建设适应水产资源生态的人工生息场，采用增殖放流和移植放流的方法，将生物种苗经过中间育成或人工驯化后放流入海，利用海洋自然生产力和微量投饵育成，并采用先进的鱼群控制技术和环境监控技术对其进行科学管理，使其资源量持续增长，有计划且高效率地进行渔获。建设海洋牧场需要一整套系统化的渔业设施和管理体制，如人造上升流、人工种苗孵化、自动投饵机、气泡幕、超声波控制器、环境监测站、水下监视系统、资源管理系统等。海洋牧场的构想最早是由日本在1971年提出。

1978~1987年，日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栽培渔业”计划，并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海洋牧场——日本黑潮牧场。韩国于1994~1996年进行了海洋牧场建设的可行性研究，并于1998年开始实施“海洋牧场计划”，该计划试图通过海洋水产资源补充，形成牧场，通过牧场的利用和管理，实现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增长和利用极大化。美国于1968年提出建造海洋牧场计划，1972年付诸实施，1974年在加利福尼亚建立起海洋牧场，利用自然苗床，培育大型藻类，效益显著。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曾提出开发建设海洋牧场的设想，90年代又有学者对南海水域发展海洋牧场提出建议，并对南海水域进行了多项综合和专项调查，为开发建设海洋牧场提供了背景资料和技术储备。目前中国海洋牧场的开发还仅限于投放人工渔礁和人工放流，并且由于规模较小，形成的鱼礁渔场对沿岸渔业的影响甚微。

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的监测与评价

1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系统的监测

生态系统的监测是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监测信息的收集是决定恢复生态系统管理方式的重要环节，通过监测可以确定修复工程是否向既定目标发展。因此，制定监测实施标准和规程对于复杂的监测活动十分必要，如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区域海带修复计划中制定了海带恢复和监测规程，规程为参与潜水的志愿者列出了详细注意事项，以保证监测的一致性和精确性；全球海草监测计划(SeagrassNet)也制定了有关海草恢复的监测规程、野外取样和数据处理的注意事项、科学监测手册等。

监测主要分修复前监测和修复的长期监测。通过修复前监测，可以了解生境和生物资源的受损程度，确定现存生态系统的特点，并有助于确定恢复的目标和恢复方式。修复的长期监测是自修复计划正式实施以后对修复的全过程进行的监测，通过长期的系统监测可以对比修复系统与自然系统的特点，便于准确确定退化生态系统修复的生态变动过程及变动方向。

2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效果的评价

在复杂的环境条件作用下，恢复的目标和效果可能会偏离既定的恢复轨道，因此，对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效果进行评价是十分必要的。当前对恢复和自然生态系统及其功能参数特征的变异性了解还不够深入，因此，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效果的评价方法与技术手段也相对复杂。生态修复效果评价的主要方法有直接对比法(directcomparison)、属性分析法(attributeanalysis)和轨道分析法(trajectoryanalysis)。评价生态修复效果应用最广泛的方法是直接对比法，即对比恢复的和自然的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参数，包括生物和非生物环境参数；属性分析法是将恢复的生态系统的属性转化为定量和半定量的数据，以确定生态系统中各属性要素的恢复程度；轨道分析法是一种正处于研究过程中但比较有应用前景的方法，该方法通过定期收集恢复数据并绘制成趋势图，以确定恢复的趋势是否沿预定的恢复轨道进行。

恢复的生态系统的评价标准较为复杂。从生态学角度，恢复的生态系统应包含充足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其能够在没有外界协助的情况下维持自身结构和功能的持续正常运转，且具备能够应对正常环境压力和干扰的抗性。国内外在采用系统模型评价修复效果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Madon等提出了用于规划湿地恢复的生物能量学模型(bioenergeticsmodels)，该模型可以用于评估不同环境条件下鱼类的生长情况，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该模型评估了河口湿地系统恢复过程中鲑鱼幼鱼的生长情况。Pickering等运用成本效果分析(CEA)、成本效益分析(CBA)和条件价值评估(CVM)等方法从生态学角度评价了人工鱼礁修复近海生态系统的潜力。

Pitcher等采用生态系统空间模拟技术(ECOSP-ACE)预测了香港禁捕保护区内人工鱼礁的资源和渔业的效益。

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的综合管理

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的管理是海域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全面了解以及对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的监测与研究。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的管理应该从规划开始，一直持续到修复效果达到预定目标。管理的目标是保障修复行动和修复效果的有效性。近年来，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ecosystem-basedanagement，EBM)理念得到充分重视与发展。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是一种较为先进的资源环境管理方式，其核心内容是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可持续，该理念强调从海洋生态系统整体出发制定渔业管理决策，并运用多学科知识，加强各部门合作，实现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协调。适应性管理(adaptivemanagement)是海洋生境修复和资源养护中强调的另一种管理模式，该模式承认恢复计划指定过程中无法预测某些不确定发生的事件，管理的目标是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这些不确定事件。该模式涉及附加恢复计划的实施，恢复系统中部分区域的实验研究、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并行研究计划实施、评估整个过程有效性的实施等。适应性管理的模式广泛应用于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实践中。

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研究展望

海洋生境的退化与生物资源的衰退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在典型生境的修复、关键物种的保护、修复效果的监测与评价、修复的综合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对缓解海洋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与生物资源的持续衰退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生境修复与生物资源养护原理、生态高效型设施设备、生境修复与生物资源养护新技术、监测评价与管理模型、标准和规范等方面开展的研究与实践工作相对较少，也是制约海洋生境与生物资源持续利用的关键因素，这也必将成为未来研究工作的重点和热点。

1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原理

生境修复与生物资源养护原理是开展生态系统恢复计划的依据。不同环境条件下的演替规律、功能群结构与功能、不同干扰条件下生态系统的受损过程及其响应机制、生态系统退化的诊断及其评价指标体系依然是未来研究工作的重点。

2生态高效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设施设备

生态高效型设施设备的研发是生境修复与生物资源养护工作的基础。该领域未来工作的热点将主要集中在生态高效型人工鱼礁、藻礁与海珍品增殖礁的研发，资源与环境远程监测设施设备的研制，水下摄像与测量仪器的研制等方面。

3环境友好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新技术

生境修复与生物资源养护技术是实现预期修复效果的核心。未来研究的重点将集中在生境修复与生物资源养护关键物种的筛选与功能群构建技术、碳汇渔业新技术、海洋牧场构建技术、智能型远程监测与预警预报技术等方面。

4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监测、评价与管理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