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现代化存在的问题范文
发布时间：2024-01-06 09: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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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引言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制度体系，包括了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政党治理等多领域以及基层、地方、全国乃至区域与全球治理中的国家参与等多层次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改革领域先后进行了对经济、社会、文化领域有侧重的改革，我们虽然已经认识到了改革存在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自身来解决，但是这些改革只能触及问题的局部或表面，回避体制和机制就事论事，都无法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因此，十八届三中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既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其必然结果。这将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推进建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以及由顶层设计与底层推进共同作用的总路线。
改革开放是把双刃剑，社会问题和隐患往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暴露出来的。比如，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有拉大的趋势；在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忽略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出现了上学难、看病贵的问题，一些地方就业压力增大；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的同时，一些消极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在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背后隐藏着腐朽文化的侵蚀和外来文化的入侵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具体成因非常复杂，好在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改革的方向出了问题，有的是认识不到位、措施不配套，有的是设计不周到、操作不规范、有的也是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30年前，为了摆脱困境，重新奋起，我们毅然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由此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今天改革进程中暴露的一些问题是我们用三十年的努力和成绩换来的，假使我们可以抹去改革暴露的问题，那我们的社会发展也将回到一穷二白的状态。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改革开放不仅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前进中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我们唯有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才能不断解决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的安排，是一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仅要求实行现代国家治理，而且要求构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使一个制度化的治理架构，不仅要有完整和科学的制度安排而且要建立起协调有效的组织体系，形成保证制度和组织体系灵活运行的机制。
治理能力则是我们运用这些制度和机制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是前提，还必须有效形成和充分发挥国家治理能力，有效解决改革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现实矛盾和问题。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式上强调，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落实文件。这正是形象地指出了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
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巩固改革发展的成果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别关键的一步，是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能否达到理想效果，一方面要制定出合理的制度，另一方面就要看对制度的执行能力是否到位。因此，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二者在国家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的作用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是举世公认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浪潮有力地冲击着现有的国家治理体系、挑战着政府的治理能力。例如：
1.现有的政府强势主导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消极管控的维稳模式遭遇困境难以持续，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的稳定迫切要求国家治理转型。
2.相当数量的资源分配权和行政审批权仍然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地方、基层、企业、民间组织的自和自由活动空间不足，自主创新的环境不容乐观，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不足。
3.随着义务教育和互联网的普及，中国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青年人群参与政治的愿望和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在接纳政治参与方面的制度容量上以及人们对更高水平的社会公共服务的期望中，现有的国家治理体制还难以完全满足这些需求。
针对这样的现状，必须从制度和体制上对改革的成果甲乙巩固，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沿努力做到以下四点：
一是推进政治民主化建设。充分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让人民充分享受自己的主人地位，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政权的所有者，提高人民政治参与和人情和信心。保障人民能够通过合法的渠道直接地或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参与决策、执行和监督等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并拥有追究责任者的制度化手段，这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环节。
二是加强社会法治化建设。“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国家治理的行为，都应纳入法治化的轨道进行。国家公共权力的运行也应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最有力的保障。
三是倡导政府文明化服务。国家治理应是“更少的强制，更多的同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多的对话协商沟通合作，更少的独断专行”、“更多的激发权能，更少的排斥和歧视”。国家治理能力最重要的体现就是，顶层设计体系能否在最大程度上被人民接受，这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高要求和最终检验标准。
四是实现社会治理科学化。各类治理主体拥有更多的自主性，他们履行各自功能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分工程度不断提高，执政党和政府机关协调其他治理主体的能力、进行战略和政策规划的能力不断提高等。只有做到以上四点，切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才能巩固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才能保证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充分为人民享受。
结束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继“四个现代化”后我们党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作者单位：鲁东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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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报告提出到2020年教育现代化要基本实现，“实现教育现代化，教育治理要率先现代化。”“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各级各层教育领域展开，当前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布展主要集中于大学教育、职业教育，还缺少对学前教育层级的关注。学界已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是系统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展。我国目前学前教育治理研究状况如何，学前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否必要，是否可行，应从哪些角度开展系统的研究是本文着重论述的内容。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回顾
（一）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当前学前教育治理的困境与破解策略上。骈茂林（2012）认为，由于治理责任不明确、治理理念不清晰，以往我国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受制于地方政府自身的努力程度，学前教育治理结构、过程和结果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并将此归因于政府学前教育公共服务职能不明晰；学前教育服务的制度供给不足以及学前教育服务标准缺失和监督机制缺位。时丽（2015）认为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还存在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学前教育公平缺失等问题，其根源是学前教育治理结构的失衡。并且指出市场、民间力量和家庭也是学前教育的重要治理主体，要理清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治理体系各主体的参与领域和职责，实现学前教育治理体系的创新，从而促进学前教育的良性发展。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的突出成果集中于以下几项：（1）学前教育的多元立法。英国《儿童法案》（2004）和《儿童保育法案》（2006）的颁布，为进一步明确建立、健全政府职能，明确相关重要部门和责任人的职能和职责，实施整合服务为所需的机构重组和跨部门合作机制提供法律支持。德国政府制订了《儿童和青少年福利法案》（1992）、《托幼机构拓展法案》（2004）等，以保障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的连续性。（2）实施学前教育“弱势补偿”方案。国家制定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系统的学前教育发展项目和发展计划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促进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措施。（3）鼓励机构的多元发展。国外学前教育机构的供给途径有国家教育部门、地方政府、社区、教会、慈善团体、学校、企业、私人等。
（三）研究述评
通过对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的检视发现：（1）对学前教育治理的研究还不成熟。治理的理念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引入国内，学界对其的分析也不可谓不多，然而结合中国国情和体制特征进行的有价值和有力度的分析依然不多见。（2）在立法多元、均衡发展、课程设置理性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方面，国外已有了实际操作，但是基于自己的国情，我难以照搬他们现成的理论和经验。（3）“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应该在各级各类教育展开全面的研究，而学前教育层级的系统研究还未展开。
二、学前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分析
首先是落实中央政策，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改革的总目标，落实到教育领域就是要通过全面改革，完善科学规范的教育治理体系，形成高水平的教育治理能力。当前教育工作存在的诸多问题，都可以“牵引”到学前教育层级，学前教育的治理现代化研究在教育的基础环节，将起到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作用。
其次是破解学前教育热点、难点问题的需要。袁部长提出了当前教育工作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不足。习惯于用分数管学生，制约了学生的创造性；习惯于用升学率管老师，制约了教师的创造性。问题“牵引”到学前教育层级就要杜绝学前教育小学化。但是，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是动态的、流动的，要破解难题，则离不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而这一研究将为破解学前教育热点、难点问题提出可供参照的对策建议。
再次是建设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需要。“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是指在政府、社会和市场等主体的参与下，将公平、优质的学前教育惠及所有农村适龄儿童的管理保障体系，具有公益性、普惠性和政府主导性。”学前教育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good governance），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学前教育属于公共产品，要实现其“公益性”与“普惠性”就要规避单单依靠市场进行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缺陷，要在政府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前提下，通过多元主体“共治”来保证学前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样学前教育才能最广泛地惠及到“弱势”适龄儿童。
三、学前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开展的研究路径
第一，要在厘清学前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方面做出努力。因为明晰概念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逻辑前提。首先，学前教育治理与大学教育治理、职业教育治理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从治理的本质来讲，都是对主体利益的协调与整合，区别就在于学前教育治理涉及的利益主体的特殊性，学前儿童的发展是我国学前教育一直关注的焦点，国内知名专家都普遍认为应该充分尊重儿童发展的规律性，杜绝学前儿童的超前教育，学前教育的“去小学化”旨在通过科学教育培养幼儿的创造力、想象力与动手能力，而非集中在小学知识的掌握。其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学前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两个必要维度，治理体系是规范政府、学校、市场等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利与行为，维护公共教育事务和提供优质教育公共服务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治理能力是治理主体，即治理组织和相关人员开展治理活动，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学前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学前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第二，应关注学前教育治理的“现代性”意蕴研究。学前教育治理现代化，不是“化”为现代学前教育就算完成任务，而是要在现代学前教育的基础上，追求更为长远的“现代性”。对于学前教育治理的“现代性”意蕴可分别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工具、治理过程几个维度展开。按照现代性所秉承的“大写的人”（即主体性）及“大写的理性”特征，学前教育治理理念需要凸显公平、民主与效率；治理主体要凸显多元化特征；治理机制要凸显法制之理性以及市场之理性特质；治理工具要注重法律与契约；治理过程要凸显“互相承认”、“民主协商”等特征。现代化是现代性的获得过程，学前教育治理的“现代性”是什么，直接决定了学前教育现代化的走向。
篇3
时下,政府创新无疑是一个全球性的关涉政府治理模式改革的问题,该问题在早发的现代化国家主要是围绕克服现代政府官僚体制中的现代性问题而展开的,在后发的民族国家(如我国)则主要是围绕增进政府治理中的现代性因素而提出的。在政府创新过程中,知识经济极大地改变了现代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并现实地影响到现代社会中政府治理的秩序。中国经济法作为我国政府治理的有效方式,也必然会对知识经济影响下我国的政府创新做出回应,进而使政府创新的目标得以实现。在本文中,笔者即拟对知识经济影响下我国政府创新的经济法实现机制作一初步探讨。
一、知识经济时代政府创新的缘起
1、知识经济时代的政府治理问题
自1950年代开始,信息技术革命引起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随之而来的是知识、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增强。1990年代,世界经济向着知识经济转移,发达国家引领世界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此处所谓的知识经济,根据世界银行的介绍,其含义是指“企业、组织、个人及共同体等,为了更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而更有效地创造、获取、使用知识(符号化了的和默认的)的经济。而且,在各种经济活动上有效地应用技术知识、政策知识及社会知识的经济”。从这一定义中不难看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的价值在于“为了更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因此,能否支持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并推进人类未尽的现代性事业应当是评判知识价值的重要标准,同时,这也是评判政府能否利用知识真正实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标准。从这一定义还可看出,在知识化社会中,“技术的人道化”将“把道德问题逐渐引入人类与人化环境之间的,现在还主要是‘工具性的’关系之中”,从而实现人类与人化环境之间的协调。并且,知识还将增进“温和、柔韧、具有人情味”等知识化社会中的“重要的品质”。“在这种社会中,温和的人、温和的企业、温和的政府、温和的社会、温和的经济政策等,显得格外重要”。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知识经济的含义中所反映出的知识价值的内涵和政府角色与职能的定位实际上体现了当下人们对政府治理的现代性问题的反思。这一政府治理的现代性问题,就是在专家系统的管理下,因官僚制政府治理模式的运作而引起的治理问题。具体而言,在现代社会中,为防范陌生人社会的交往风险和确保分工协作中的利益需求,人们必须给予对专家和专业知识的信任,进而获得专家系统的保护、支持或服务。由此,即突显了非专业人士对专家体系的依赖性以及专家系统依靠官僚体制来治理社会的现代性制度特征。事实上,由专家所掌控的官僚制政府组织模式所具有的专业化、职业化、等级化、集权化、法制化等特征是与工业化生产相适应的,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官僚制更是体现效率与进步的标志。然而,也就是这一专家所掌控的官僚制模式的运作引发了政府治理的现代性问题。进言之,随着社会的变迁,官僚制模式也暴露出如下问题:官僚组织在以工具理性为社会提供服务和进行管制时,使人成为了程式化组织的附属物,限制了人的人格、情感和心智,最终造成了人的异化;官僚制强调组织效率、强调科层控制和集权化,这就容易牺牲公民对政府工作的参与,并使得正义、自由、平等这样的价值难以实现;官僚制具有单项式权威的特征,这种权威等级既限制了低层和中层职员的智慧和自我实现的机会,又阻碍了上级及时了解政策的执行情况;在官僚组织中,被赋予特定管理职权的专家品行并非绝对可靠,由此即可能导致权力寻租的问题。综上可见,政府在垄断强有力的知识之后,其权力不断扩张,政府官僚组织已俨然成为一个规训机构,它以自身所掌握的信息来控制人们的生活。故此,面对官僚制政府垄断知识、管制社会所造成的现代性问题,民众要求改革官僚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官僚制的改革主要是通过政府创新的办法来实现的。
2、政府创新:求解政府治理问题之道
作为求解政府治理问题的现实路径,政府创新是指公共权力机关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这种创造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公共部门自身的效率和改善公共服务质量、增进公共利益。通过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政府创新,政府的角色与职能可以得到重新塑造,从而使官僚制治理模式的弊端得以克服。换言之,通过政府创新,既能够使法治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责任政府、专业政府和效能政府等理想的政府治理模式或政府角色得以实现,也能够使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政府职能得以落实。
在考察政府创新问题时,我们除了可以看到存在着克服官僚制政府治理的问题这一动因之外,还应当看到存在着因应知识经济发展需要这一重要动因。这即是说,在知识经济时代,政府创新也是为满足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电子政务的实施而采取的一项政府治理模式改革措施。在实践中,发达国家一般通过确立新的政府治理理念、采用新的政府管理方式和管理行为来塑造高效、开放、透明的政府形象,加速政府由“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以适应电子政务建设的需要。
与此同时,知识经济也为政府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这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政府权力行使的范围和方式,促使政府进行角色和职能的创新。在知识化社会中,电视、网络等信息媒介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性增强,信息来源多样化和信息传递即时化对政府封锁信息和暗箱决策构成了冲击,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增强了公民参与政治活动和就国家行为做出反应的能力,这些因素均促成了政府向透明政府、责任政府和参与式政府等角色转变。(2)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着公民权利的行使范围和方式,这也推动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在知识化时代,通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自由主张及自由发表意见权利”的实现方式,同时增强了公民行使知情权的意识,这些深受数字化影响的公民权的发展促使政府作出角色和职能上的转变。(3)在网络经济时代,政府并不一定比企业、社会中间层组织拥有更多的信息,这就使得政府在行使经济社会管理职权时需要与其进行协商,而企业和社会中间层组织为维护自身利益、约束政府权力,也有必要与政府合作,共同对经济社会进行治理。由此,也会促使政府作出角色和职能上的转变。(4)在当代社会,政府创新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知识经济正好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技术条件。这即是说,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时,信息技术特别是电子政务能帮助民众了解和选择服务项目、增强顾客对政府服务的参与性、确保政府提供阳光服务、保证民众对政府服务质量进行测评,由此,可降低政府与客户的交易成本、提升政府服务的品质。由是观之,在当今时代,政府创新应当借助知识经济的条件来克服政府运作中官僚制模式存在的现代性问题,促进政府效能的提高。就此而言,这一重要的发达国家政府创新的经验对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创新仍然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二、转型期我国政府治理及其经济法实现机制的现状
1、转型期我国的政府治理及其知识化际遇
当代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其间,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全面的结构性转换,如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封闭的单一性社会向开放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等等,本文所探讨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无疑也是这一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说来,转型期我国的政府治理模式变革始自1980年代初期,及至今日,我国已多次对政府治理模式进行变革和调整,从而适应了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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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治理体系的鲜明特点
(一)国家治理体系的多层次性。国家治理体系既有社会管理层面的，又有国家政权层面的即国家能力层面的，还有国家自主性层面等。具体地说，从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行使、权力的制约三个方面改善治理现状，逐步实现治理现代化。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现代国家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切勿单边突进，要方方面面相关配套，才能让社会运行更加健康、有序、可持续。
(二)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更加多元化。国家治理主体由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鼓励多元主体参与。与原来的管理相比，未来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更多元了，不再是政府一家包揽天下;治理手段除了行政手段之外，更多的是市场手段、社会组织自愿自发的手段、宣传教育的手段、道德的手段，以及经济的手段和法律的手段等。还需要公众更多参与决策，把公众参与决策的通道打通。管理强调加强政府的监管、管控，政治学家称之为“全能主义”的政府，治理的概念包含共管、共治的含义，即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来管理社会，是共管共治的概念，实际上是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合作，共管共治。这次全会在公共安全方面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国家治理体系体现了包容性。
(三)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理念———共治、协商。国家治理体系体现了多元共治的理念。全会公报多次提到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概念。从统治、管理到治理，言辞微变之下涌动的，是一场国家、社会、公民从着眼于对立对抗到侧重于交互联动再到致力于合作共赢善治的思想革命;是一次政府、市场、社会从配置的结构性变化引发现实的功能性变化再到最终的主体性变化的国家实验;是一个改革、发展、稳定从避免两败俱伤的负和博弈、严格限缩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再到追求和谐互惠的正和博弈的伟大尝试。管理和治理运行的向度不同，管理的运行向度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运行向度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国家治理体系强调的更多的是协商。目前对于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已经有了共识，未来需要着力研讨的是在多元共治的治理体系中国家权力处于何种地位以及多元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如何实现匹配、廉价合作。
(四)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目标———活力。秩序稳定作为治理的价值目标，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只是初级价值，更非唯一价值。也就是说，原来的管理理念更多关注的是社会运行中不出问题，而国家治理体系追求的价值目标更多的是在社会经过治理之后能否有活力、和谐。公报指出“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就是说把能否在更大程度上激发大家干事创业的精神作为衡量标准之一。首先，治理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其次，管理与治理的重点有所侧重。原来的“管理”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秩序，如对社会矛盾的管理，侧重过程，现在的治理更侧重结果。公报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社会矛盾预防和化解的体制机制，公共安全的体制机制等，应该说抓手更加明确了。
(五)国家治理体系的方式方法———法治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创新。可以积极尝试治理的新方法，具体要求是:变整治为疏导，变刚性为柔性。变命令为协商，变指挥为指导。变监管为服务，变强制为利导。治理的着力点是法治方式。法治是治理的基本方式。把社会矛盾预防化解纳入法治轨道，是实现社会安定有序、和谐活力的长效机制。对于政府而言，最关键的治理能力就是依法行政的能力，“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而在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因为无权行政、越权行政导致了不少社会矛盾激化，既侵害了群众的合法利益，也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建设法治中国”纲领下更令人瞩目的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这是一个现代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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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财政是庶政之母，是政府治理的基本手段和重要支柱。推进财税领域突破性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和关键性举措。因此，为了显著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有必要以公共预算作为突破口，通过对预算制度进行改革，建立现代化的公共预算制度，以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
二、公共预算理论概述
公共预算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工具，是政府的收支计划和政府全部活动信息的文件记录，它存在于市场经济中，并且是与公共财政相适应的国家预算类型。公共预算本质上是一种委托关系，是委托人（ 公众） ，通过法律程序委托 人（ 政府） ，按照公共利益要求，筹集公共资源 （ 资金） ，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公共需要的过程。
公共预算制度在我国公共财政体系的构建中居于重要地位，对理顺政府与市场边界、全面提升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能力与效率、 推动公共决策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具有积极意义。
三、公共预算与政府治理能力的内涵联系
（一）公共预算是“国家治理 的核心”
预算以约束政府行政行为为目的，在形式上是配置经济资源的工具，本质上是通过配置有限财政资源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政治过程，反映了政府工作的范围、方向和重点，是通过预算的权力控制实现政府对公民委托责任的制度安排，是将财政资源转化为公共目标的制度手段。
（二）公共预算推动政府治理能力提高的途径
现代公共预算是现代财政制度改革的重要部分，对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有积极的作用。其作用路径主要包含三方面，对于改善政府的法制、公信力、廉洁及效能有明显作用。
1.现代预算制度可以提高政府法治责任能力
法治预算是现代预算制度的根本特征，是发挥现代预算制度在建设责任政府中作用的必然要求。政府收支活动的立意、决策、执行，都必须依据法定程序和规则规范进行，实现预算从政府管理功能向公民控制功能的转换。
2.要发挥现代预算制度在提高政府公信责任能力中的作用
政府行使的是公共权力，承担的是公共受托责任，其公共财政是“取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必须推进行政问责制度，接受人大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提高公共意识、诚信意识和责任意识。
3.要发挥现代预算制度在提高政府廉洁责任能力中的作用
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预算民主是现代预算的本质特征，也是国家民主治理的核心内容。实行透明预算的目的就是要把“看不见的政府”变为“看得见的政府”、“廉洁政府”和“责任政府”。
（三）要发挥现代预算制度在提高政府效能责任能力中的作用
治理效果是政府治理体系的基本要素，实施政府绩效战略，推进政府绩效管理，提高行政效能是现代政府治理的重要目标，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
四、当前我国公共预算存在的问题
从近几年预算审计结果来看，现行的公共预算治理还存在着一些弊端，公共预算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公共预算编制不完整、不细化。二是公共预算审查流于形式。三是公共预算变更频繁，缺少约束力。四是公共预算的绩效评估难以落实。五是公共预算不公开、不透明。
五、改进建议
为了积极推动公共预算的法治化、规范化、透明化、民主化和绩效化进程，在建立现代现代预算的同时，进一步促进国家治理走向良治，提高政府治理水平。针对当前我国公共预算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以下措施：
1. 有效的国家治理离不开监督机制。针对当前我国公共预算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各级审计机关应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内对公共预算审计进行定位，突出工作重点，创新方 式路径，不断推动公共预算朝着法治、规范、透明、绩效的方向发展。
2. 增强预算的法制性，促进政府法制责任的提升。其一，保证所有政府收入的取得都必须有法律法规依据，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征收税收、收费、基金等。其二，确立人大在预算权配置中的主导地位，完善预算审查制度。
3. 加强预算程序管理，促进政府公信责任的提升。其一，实施全口径预算，将政府权力关进预算制度的笼子里。首先要提高政府内部预算的控制，解决财政收支不等于政府收支的问题，消除政府内部预算资金的“碎片化”倾向。要将一般公共预算、政府基金预算、社会保险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所有政府收支纳入人大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范围。
4. 提高预算透明度，促进政府廉洁能力的提升。应当健全预算公开制度机制，从预算结果和预算过程两方面全面公开，保证预算公开的真实、具体、准确，强化对预算公开的监督。
5. 完善预算考核体系，促进政府绩效能力的提升。政府应当创新行政管理方式，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突出落实责任，做到权责一致。
六、总结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政府治理实际需要出发，大力推动建立现代预算制度，做到预算编制科学完整、预算执行规范有效、预算监督公开透明，使政府在现代预算管理制度中提高法治责任能力、公信责任能力、廉洁责任能力、效能责任能力。
参考文献：
[1]王绍光，马骏.走向“预算国家”――财政转型与国家建设，载于公共行政评论，2012，6.
[2]赵鲁光.基于公众参与治理视角的国家审计，载于审计月刊，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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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化理论
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兹提议的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创立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并进行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同时于1952年创办了在国际社会学界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组织，因而，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学术圈子，这就为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和实践准备。
现代化理论所针对的主要是西方国家近代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即在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提出来的。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将现代化理论概括为三点。第一，“传统—现代”二分法。即按照特定的标准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社会或现在世界存在的国家划分为“传统的”和“现代的”两种类型。第二，社会发展的内因论。即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主要来自内部，而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不顺利，根本原因也是来自内因。第三，现代化趋同的假设。现代化理论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将会不可避免且越来越多地具有当今现代社会的特征。[1]
2.发展理论
然而，随着现代化理论越来越陷入遭到尖锐批评的困境，立足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却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该理论主要由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所构成。埃及的阿明、德国的弗兰克等著名的依附理论学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的研究设计，并以此激烈抨击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该理论基于以下假设：第一，不应当单独地分析一个社会的发展，而应当从世界系统里考察问题；第二，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外来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为重要。[2]
代依附理论而起的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二者有紧密的联系，其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依附理论的依赖是单向的，而世界体系理论的依赖是双向的；第二，世界体系理论避免了依附理论的“两分法”倾向；第三，世界体系理论强调这个世界体系是变动的。[3]
3. 社会转型理论
孙立平教授认为基于以上两种学术传统和社会发展理论，第三种发展社会学理论也在转型国家（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发展的背景下逐渐有了其形成和发展的土壤和可能。从一定意义上说，转型过程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从我国30多年的社会大规模变迁，可以更深刻地领会到转型过程所具有的独特和复杂的内容，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口号开始，没过多久便被“经济体制改革”的话语体系所替代，接着人们又发现单独的经济改革不足以保持经济的平稳、平衡和健康地发展，而应该进行社会的整体转型。于是就有了后来和现在的“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和口号，不可否认，这是任重而道远的。可以说，转型中包含了现代化的内容，但转型又不仅仅是现代化。同时，转型包含着发展，但转型又不仅仅是发展，应该是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4]
所以，认识社会发展理论，不仅仅要分清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以及转型理论的联系和区别，更要在认清转型理论的基础上，如何探索一个合理的治理模式，促进社会的转型和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
二、转型期社会治理模式的提出及分析
社会治理被看成是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它是基于共同的目标，实现政府与社会、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和谐共治。金国华教授认为社会治理在理论上被看做政府的部分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即还政于民的过程。在实践上，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一般普遍认为，社会治理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社会管理方式，它能增进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精神，增强公民的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感，在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5]
因此，选择合适的社会治理模式就成为各治理主体进行社会治理的核心要义。张康之教授认为，就人类社会的自我治理活动而言，曾经有过统治型的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或者说，人类几千年的社会治理活动可以归结为统治型的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范型中来。与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是统治型的治理模式，与工业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想适应的是管理型的治理模式。而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朝着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前进历史趋势，这就是20世纪末所出现的以公共管理为过渡形式的社会治理模式。[6]
1. 统治型治理模式
在我国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概言之，这是由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所决定的，这种权力发挥直接作用的治理模式，只能以德治的方式进行统治，其目的就是要缓和阶级矛盾，降低阶级冲突，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以维护特权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实际上，这种“德治”并没有实际内容和意义，它只是为了实现统治者的一定程度的权威，亦即实质上是一种“权治”，依靠权力进行治理。所以，这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德治”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它并不具有实施的条件和基础。
2. 管理型治理模式
通过对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行考察，法治成为该治理状态下的主要特征，它根本上难以与德治相容。在这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权力依然是其社会运作的轴心，但是这种权力是公共权力，是基于理性和权力制衡原则作为存在的条件的，保护个人私有财产，实现名义上的个人平等，防止权力被个人滥用。为防止权力被滥用或个人追求私利，就需要对权力进行合理分配，要么把权力集中起来，要么将权力分散。前者走向德治，后者走向法治。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基于自己的阶级本质，为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地位，实行名义上的自由平等，以法治来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信任。[7]
3.公共管理社会治理模式
如上可知，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都是追求单一的德治或法治，都无法将二者相容。但是在公共管理中这种问题得到了解决。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首先，公共管理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张康之教授认为这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能够将德治和法治统一起来，此时，道德和法律就不再是工具，[8]而成为一种治理模式，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它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在个人层面上所意味着的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在秩序上实现了像巴尔所说的那种秩序：“来自人民自身—自觉自愿地遵守从心底里拥护的、大家共同分享的道德价值观念的要求和约束。”[9]日本学者川岛武宜说：“法不是只靠国家来维持的，没有使法成为作为法主体的个人的法的秩序维持活动，这是不可能的。”[10]所以，通过德治和法治的统一，自律和他律的统一，使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
其次，公共管理是一种求实的社会治理模式。张康之教授认为，现代社会治理这能否承担起求实的责任义务，决定了他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社会治理者。[11]在求实这个伦理范畴和道德规范中，体现出了科学精神和道德价值的统一，对于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岗位和职务等来说，求实表现为一种责任和义务；对于社会治理这个人来说，求实又是一种美德，亦如在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中，仁爱、公正、宽容和节制等等往往被看作是社会治理者的美德一样。但是，我们更倾向于把求实的精神和态度确立为社会治理这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作为美德，只是社会治理者可有课无的东西。有了这些美德，会使治理者成为高尚的人，成为人们敬仰和称颂的“清官”。但是，没有这些美德，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治理者而存在。[12]因此，张教授说，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治理活动而言，求实是一项责任义务，同时也是一种美德。但是，作为责任义务，求实不是一项法律责任义务，也不是一项行政责任义务，而是一项伦理责任义务。[13]
再次，公共管理是一种公正的社会治理模式。公正问题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几乎各个基础性学科都对公正的问题发表意见，罗尔斯的专著《正义论》对公正问题的论述，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尤其重视对公正的追求。张康之教授在论及公共管理的公共问题时指出，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无非是社会冲突的被动应答，治理的目的是限制冲突和协调冲突，社会局部中的合作无非是从属于在更大范围冲突中夺取优势的目标，社会在整体上的普遍合作从来也未真正出现过。公共管理是一种谋求社会普遍合作的模式，公正是实现普遍合作之中。所以，实现社会公正，才有了合作的基础；任何时候，没有了公正，就必然会产生冲突。[14]因此，公共管理要实现善治，就必须始终伴随着公正的理念在旁。而公正的问题的解决，也是公共管理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得以接受和实现的必要条件。
总之，从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到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再发展到公共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是社会历史发展、更是人类学术思想的巨大进步以及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轨迹及社会本质认识的巨大飞跃。对公共管理社会治理模式的服务性、求实性和公正性分析，为人们认识和了解公共管理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和理论基础，提供了深刻的思考空间。
三、关于社会治理模式的几点思考
第一，社会治理的公共管理模式的多元治理主体。
社会治理中的公共治理主体不仅包括居于长期治理垄断地位的政府部门，而且还包括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等非政府部门的参与者。我们都知道，在社会治理的很长一段时期，基于政府的职能定位，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都是由政府垄断并进行强制实施的，政府几乎成为社会治理的独一无二的治理主体。而根据现代社会治理理论，政府并非社会治理的惟一主体，与此同时，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等非政府部门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5]除政府垄断的公共物品外，它们承担了社会生活的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有时对某些公共物品也有不可替代的产出作用，在某些领域，这些非政府部门可谓具有政府部门所没有的优势。政府部门应该转移某些职权和任务下放给私营部门，社会团体，充分发挥它们的资源和社会优势。所以，利奇和史密斯说：“治理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共权威，也涉及在公共领域内活动的准公共行动者、志愿部门、社区组织甚至是私营部门。”[16]
第二，公共治理模式是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
与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单一等级协调方式和依靠市场机制发展作用不同，公共管理社会治理模式强调多元治理主体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对于各非政府组织如私营企业、社会自治组织，社会志愿团体等来说，他们只需丧失个人或团体的部分经济利益；对政府部门来说，它只需放弃自己的部分强制权力。各治理主体间不再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各主体形成利益交叉、权力交叉的关系，这种交叉关系就是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
第三，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的治理角色。
在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政府扮演的都是“主导者”、“管理者”的一元角色，在社会治理环境中政府“说一不二”。而在公共治理理论中，政府摒弃了“一元”的帽子，开始以社会“中间人”的面貌出现，政府不再是主导者而变成了“参与者”，不再是管理者而变成了“指导者”，政府的作用就是通过协调各主体的关系和利益，达到社会共治，实现社会稳定。这种角色的转变，使政府成为“有感情的治理者”，耦合了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服务型本质。
一言以弊之，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需要从理论上升到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内容。新世纪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公共管理所追崇的宏大社会愿景。
参考文献：
[1]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J].社会学研究，2005.1
[2]同上
[3]同上
[4]同上
[5]金国华，关于社会治理的几点思考[J].思路与断想
[6]张康之，论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法治和德治[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2年12月第4卷第4期
[7]同上
[8]同上
[9][美]巴尔，三种不同竞争的价值观念体系[J].力文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3年第9期
[10][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11]张康之，求实：社会治理者的责任[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3年6月第5卷第2期
[12]同上
[13]同上
[14]同上
[15]丁煌，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精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6][英]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见俞可平编：《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
吕军涛（1987-）河南商丘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行政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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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5-00-02
社会治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程，既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改革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稳定进入风险期，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艰巨，社会管理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强调，创新社会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推动管理重心下移，推动服务和管理力量向基层倾斜，实现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激发基层活力，提升社区能力，形成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
一、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概念差异
（一）社会管理的概念
什么是社会管理？狭义的概念是指，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能，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相对，指的是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除政治统治事务和经济管理事务以外的那部分事务的管理与治理，其所涉及的范围一般也就是社会政策所作用的领域。
广义的概念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事业和社会观念等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它与狭义概念的区别主要在于，管理的主体除了政府，还包括社会组织。
（二）社会治理的概念
社会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不管是社会管理，还是社会治理，都是为了维护和达成社会秩序，对公民社会领域的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和社会活动进行规范和协调等管理过程，是对政府领域的行政管理和市场领域的管理。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的发展，作为一种理念，二者之间在主体、过程、内容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区别。
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性
创新社会治理，是指依据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经验，顺应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规律，探索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科学的社会治理机制，对现有的不合理的治理理念和手段进行改革，形成一套新的相辅相成的高效系统，以促进治理目标的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目的在于形成更为良好的社会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强调“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因此，建立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三、新常态下社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社会治理取得不少可喜成绩，但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及人民群众的新期盼相比，仍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问题多发突发倒逼社会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社会问题主要体现在：医疗体制改革失败、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众多、住房问题、国有企业私人化倾向、社会分配不公等等。如：拆迁自焚事件、医患纠纷案例、仇富现象……这些多发问题、突发事件倒逼我们的社会治理必须要进行创新，否则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社会流动性大
在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中，使得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不断增强的社会流动，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三）社会治理本身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观念落后2、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3、公众参与治理的热情不高。
四、创新社会治理的举措
党的十以来，同志从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围绕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路新要求。这些新思想，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相适应，是我们党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国情的异想天开，也不是闭门造车的主观想象，更不是毫无章法的莽撞蛮干。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实事求是，必须坚持一切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既大胆探索又脚踏实地。加强社会治理建设，努力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要求执政党充分意识到：要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就要改变原有的政府为主导的治理结构，确立多元化治理结构，实现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摒弃政府控制、管理、统治社会的观念，树立政府引导、服务社会、政府与社会合作的治理观念。
（二）以人为本，源头治理。同志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他还指出，社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说到底是做群众的工作。一切社会管理部门都是为群众服务的部门，一切社会管理工作都是为群众谋利益的工作，一切社会管理过程都是做群众工作的过程。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社会治理的本质要义和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着力点。
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必须走群众路线，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社会治理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必须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当前，必须深入探究新时期新任务对群众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积极探索改进群众工作的新方法，把群众工作贯穿于社会治理各方面、各环节，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因此，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最根本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同时，要把治理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疏导，建立健全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真正把好源头关。
（三）多方参与，形成合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同志强调，“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这些部署安排和重要论述，反映了党领导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理念，体现了社会治理的重要特点。
社会治理必须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促进共同富裕。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职责，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到位，不能推给市场、社会；该放的权一定要彻底放给市场、社会，不能职能错位、越位、缺位。在社会治理上，既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也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作用，充分调动政府和社会力量两个积极性。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期，社会组织存在着功能结构不合理、作用范围有限、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等亟待解决的问题。社会组织发育不足，使社会整合尤其是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保护与整合变得困难，常此以往，不仅部分社会成员的边缘化趋势会加剧，而且整个社会也可能陷于无序状态。因此，需要培育各类社会组织，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意识，保障公民的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公民权利，以促进公民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治。
社会治理的理念是“善治”。“善治”强调赋予公民更多机会和权利参与政府公共政策，通过沟通、协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因此，政府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提高决策水平，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机制，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让公众参与社会公共政策的讨论，保证民意能够进入到公共政策中去。
（四）坚持民主，依法治理。民主和法治既是人类社会治理的基本途径，又是推进社会治理发展的制度性保障。缺乏民主的法治，容易走向专制，而没有法治的民主，则容易走向混乱。因而，我们只有坚持民主和法治，社会治理改革才会有效地规范社会秩序，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同志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高度重视法治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他还强调要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这些重要论述，强调了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阐明了推进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和目标要求，指明了开展社会治理的方向。
当前，我国的制度和法律都比较完善，但是在制度和法律的执行上、领导干部和公民尊法守法依法办事的思想意识上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影响着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推进依法治理，培育法治文化，增强以法治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的思想自觉，进一步培育起全社会崇尚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的坚定信仰，逐渐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治理难题，使社会治理各项工作步入法治化轨道。
创新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工程，牵涉到方方面面，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因此，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坚持立足实际、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以我国现有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为基础，立足于现有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发展环境。创新社会治理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新形势下我们要切实加强和改进社会治理工作，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
篇8
根据近10年来的全国的环境统计年报、农业部环境监测中心农业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库资料及有关普查，可以将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污染问题总结为以下三类：
首先是现代化农业生产造成的各类污染
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的开发已接近极限，化肥、农药的施用成为提高土地产出水平的重要途径，加之化肥、农药使用量大的蔬菜生产发展迅猛，使得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使用化肥、农药数量最大的国家。化肥年使用量4637万吨，按播种面积计算，化肥使用量达40吨／平方公里，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而设置的22.5吨／平方公里的安全上限。而且，在化肥施用中还存在各种肥之间结构不合理等现象。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仅导致农田土壤污染，还通过农田径流造成了对水体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目前，东部已有许多地区面源污染占污染负荷比例超过工业污染，对太湖、杭州湾富营养化的成因分析表明，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污染源主要来自生活污水和农田的氮、磷流失。其中太湖面源污染物对TN的贡献率已超过1／3，对TP的贡献率接近1／3。农药年使用量约130万吨，只有约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使全国9.3万平方公里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并直接威胁到人群健康。2002年对16个省会城市蔬菜批发市场的监测表明，农药总检出率为20％～60％，总超标率为20％～45％，远远超出发达国家的相应检出率。这两类污染在很多地区还直接破坏农业伴随型生态系统，对鱼类、两栖类、水禽、兽类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胁。化肥和农药已经使我国东部地区的水环境污染从常规的点源污染物转向面源与点源结合的复合污染。
因为大棚农业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剧。近20年来，我国的地膜用量和覆盖面积已居世界首位。2003年地膜用量超过60万吨，在发达地区尤甚。据浙江省环保局的调查，被调查区地膜平均残留量为3.78吨／平方公里，造成减产损失达到产值的1／5左右。随着中西部农业现代化的进展，这类污染也在中西部粮食主产区普遍出现。
其次是由于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规模迅速扩大。但在“新镇、新村、新房”建设中，规划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未能跟上：大部分城镇只重视编制城镇总体建设规划，忽视了与土地、环境、产业发展等规划的有机联系，规划之间缺位或不协调，农村聚居点则缺少规划，使城镇和农村聚居点或者沿公路发展，形成马路和带状集镇，或者与工业区混杂。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生活污染物则因为基础设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边环境中，造成严重的“脏乱差”现象。例如，每年产生量约为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 每年产生量超过2500万吨的农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浙江省环保局2002年进行的调查表明，农村聚居点的环境质量除了大气污染指标外，其余已经显著劣于城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较快的地区，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落后于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现象并没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对人群健康的威胁在与日俱增。
第三是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
农村工业化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县域经济发达的浙江、江苏等东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这种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造成污染治理困难，还导致污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废水COD 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而且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率也显著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
与乡镇企业存在类似污染问题的是近些年来在人口密集地区尤其发达地区蓬勃发展起来的集约化畜禽养殖。居民消费能力强和农牧业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而必须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率，使集约化畜禽养殖场快速发展。如对环境影响比较大的大中型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有80％分布在人口比较集中、水系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诸多大城市周围，而整个西部地区仅占总量的1％左右，据国家环保总局2002 年对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的规模化畜禽养殖业污染情况调查。因为这些地区可资利用的环境容量小（没有足够的耕地消纳畜禽粪便，生产地点离人的聚居点近或者处于同一个水资源循环体系中），加之其规模和布局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没有注意避开人口聚居区和生态功能区，造成畜禽粪便还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同时，在污染排放强度上并不低于工业企业的集约化养殖场，其污染危害更加严重：不仅会带来地表水的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污染以及大气的恶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粪便中所含病原体也对人群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 另外，农村由于污水灌溉和堆置固体废弃物，大量承受了工业污染的转移，导致了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以及延伸的食品污染。
由于我国农村污染治理体系尚未建立，环境污染不仅将迅速“小污”变“大污”，而且已经“小污”成“大害”，给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农村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其中超过60 ％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中国农村人口中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逐步上升，从1988年的0.0952‰上升到2000年的0.1126％。对于基本排除在医疗保障制度之外的农民，这是极大的威胁。
总之，在农村现代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对农村环境污染，如果没有及时采取相应对策，将严重阻碍农村的社会发展和农民的福利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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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本质和成因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里，明显并存着比较现代化的和相对非现代化的两种社会形态，这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在中国，由于长期存在的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以及“剪刀差”经济发展战略，二元社会结构的表现更为突出。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的环境保护长期受到忽视，环保政策、环保机构、环保人员以及环保基础设施均供给不足。现代化进程中污染问题的加重，一方面是由于发展方式不当：过于注重经济目标，因此在农业集约化生产、乡镇企业发展之初基本不考虑环境约束；另一方面是由于经济与社会未能协调发展：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增长，而农村包括基础设施、管理体系等在内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供给制度缺失，导致农村极易“小污成大污”和“小污成大害”。
具体来说，可以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成因总结为以下四方面。
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加之农村现代化的特点以及农村环境污染的特点，导致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
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二是居民在空间分布上迅速集中。
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使农村的产业结构从自然和谐型转变成自然危害型，农村原有的具有强大环境自净能力的自然循环被破坏；居民集中使得原本可以自然消纳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环境自净能力成害。
不仅如此，农村的各类环境污染也呈现出与城市污染迥异的特点。以农业生产导致的面源污染为例，其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排放主体的分散性和隐蔽性。与点源污染的集中性相反，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的特征，它随流域内土地利用状况、地形地貌、水文特征、气候、天气等的不同而具有空间异质性和时间上的不均匀性。二是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农作物的生产会受到自然的影响（天气等），因为降雨量的大小和密度、温度、湿度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化学制品（农药、化肥等）对水体的污染情况。三是不易监测性。这是指对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过高，只能对受害地监测，很难监控排污源等情况。
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目前，我国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困难考虑不够。例如，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对诸多小型企业的污染监控，也由于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而未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资源家底不清，对自然这样的利用动态缺乏真实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一个基本原因。
另外，农业技术的选择缺乏环境政策制约机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几乎失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改革是以减少农技推广经费和鼓励自我创收为特点的。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拨款，农技推广系统不得不从事与业务无关的经营活动以获取收入，包括卖化肥和农药等。由于激励不相容，导致一些推广人员对指导农民提高农药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积极性，以致化肥、农药不合理施用情况一直在加剧。
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必须注意到，城乡分治战略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到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2003年后执行的新的排污费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没有考虑农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别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投资作用。尽管国际上各种市场化的实践很活跃，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发挥主导投资责任和作用。由于政府缺位，导致在农村聚居点的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上存在一种悖论：根据亚当·斯密的“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理论，可以推出“市场大小决定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基础设施市场化建设和运营的最小规模”。农村聚居点和小城镇由于单体市场规模小，其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难以进行市场化运作，因而必须依赖财政资金。而乡镇和村一级行政组织普遍财源不够，连应付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都不够，更难以估计污染治理基础设施。这种悖论造成了农村聚居点污染日趋严重并将继续严重。
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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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书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探究
（一）现代化时代背景下图书馆治理的必要性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网络时代，更是知识经济和科技兴国的腾飞时代，信息资源的更新层出不断，更新周期也在缩短，传播速度增快。在“面向历史、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图书馆作为知识传递重要的载体，扮演着承接历史开启未来记录现代，展示世界的重要角色，图书馆的治理是传承文化、创新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二）后现代文化的影响
后现代文化又常称为后现代主义文化、信息社会文化、后工业社会文化、跨国资本时期文化以及后资本主义文化等，它是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美国迅即又风靡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并迅速向世界各国、各地区渗透的一种国际性社会文化思潮。大多数人认为图书馆治理需要的是现代化的科学与理性，可是随着后现代化思潮的涌动，人们逐步认识到人们对待科学的态度，阅读的兴趣，经典的选择等意识理念都深刻的影响到图书馆管理能力建设和服务的方向。对于图书馆建设事业而言，虽然在理论上对后现代文化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但是从客观上来看已经受其影响很深。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互联网等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不断缩小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距离，世界正在打造对外开放和谐共同处的发展环境。人们对知识、真理的态度确实已经发生了改变。后现代化思潮下图书馆的建设再也不是有多少名贵的藏书永恒的经典而是如何使图书馆资源在流通过程中更好的满足读者需求，图书馆的服务不再仅仅是教育职能而是以读者和用户为中心以其需求为导向，图书馆管理者与用户之间也不再是机械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更加和谐。后现代思潮的蔓延使得图书馆治理需要与时俱进，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拓展潜在市场。
（三）图书馆治理能力存在的偏颇
1、图书馆治理要素协调不畅
图书馆的治理机制一般由图书馆治理主体、客体、治理过程三要素的统一协调而实现。社会公认的治理主体包括政府、高校师生、以及与图书馆有着相关利益的群体，客体是指图书馆治理中所指向的一系列客观内容，治理过程包括图书馆的招聘、决策、组织、控制等。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主体间通常存在着责任模糊，职能界定不明确，有些治理结构不合理，造成治理主体间的责任重复而又有缺漏的情况，三要素不能很好的协调，主客体之间沟通不畅，治理过程不顺，管理的错位、越位等协调困难。
2、图书馆治理中决策能力失误
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图书馆治理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和要求都发生着转变。第一，图书馆决策主体的多元化，问题的复杂性； 第二，图书馆决策实施影响的受众面积广，领域宽；第三，图书馆信息化对时间维度的要求严格。综上所述，现代化图书馆治理的高要求高标准使得特别是在决策方面，由缺乏专业技术多为国家任命的行政人员担任决策者，决策水平和能力有限，决策方法多为经验式，已然不能很好的适应图书馆发展。
3、图书馆治理过程中执行力度不够
传统的图书馆管理都是在一个封闭独立的环境体系中完成的。图书管理人员大都是事业行政人员，缺乏专业技术性综合素质不高，传统的行政体制结构下图书馆治理职能不明晰，治理责任不明确，缺乏监督。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了图书馆的治理能力和执行力度。
4、图书馆利用不充分，管理事务的复杂性
图书馆规模扩大，特别是电子信息化增强。过去的图书管理过程中由于信息的不畅通性导致数目有限，书的类别也有限，电子科技的发展，使得世界连成一个整体，网络化和信息化使得知识的深度与广度都极为提升，这无疑也加大了图书馆治理的难度。在信息资源过于庞大的图书馆中，很多高校认为它只是辅的教学设施，使得馆内的管理难以独立于教学，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制约了图书馆的功能充分发挥。同时图书馆治理由于涉及多元主体，管理事务琐碎复杂，治理难度系数较高。
5、图书馆的服务水平较低
很多图书馆的藏书和信息资源的收集不是以读者或客户的需求为导向的，对自身的发展没有进行合理的定位，这表现在：一是采购时没有顺应时展读者需求，购买了很多重复而单一的图书，收集的信息也比较落后，只有数量缺乏质量的资源使其功能被虚化；二是借阅模式的落后，图书流通性受阻不能很好的传递信息与知识，这也造成资源的浪费；三是单从图书馆这一组织机构来看，缺乏源远流长的组织文化，使得这一组织缺少活力与文化气息。
二、构建现代化的图书馆治理能力
（一）图书馆治理决策能力的科学化、民主化
图书馆治理能力决策的科学化是要求我们始终以科学求实创新的态度来了解图书馆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用善治的思维方式和辩证的来设定合理的目标以及拟定解决问题的方案，从中选择最优亦或是最满意的方案。图书馆治理能力的民主化是为了选择更为科学的决策方案而要求广泛群众参与，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集思广益。图书馆治理能力的民主化是其科学化的基础和前提，反之，图书馆治理能力的民主化又是科学化的本质归宿。两者相辅相成，只有做好二者的统一，才能提升图书馆治理决策能力。
1. 科学化、民主化的确定图书馆治理决策目标
在图书馆治理决策过程中，领导者可以通过图书馆管理中心系统，或员工的反映，管理咨询委员会或是实地调查了解图书馆治理的现状，发现管理漏洞，或是预测可能出现的治理危机，并对这些问题进行综合评估，按紧急难以程度进行优先排序，抓住关键问题。然后可以通过小组讨论和头脑风暴的方法收集解决问题的思路，最后运用目标管理的方法对目标进行分解，榻一步拟定备选方案做铺垫。
2. 科学化、民主化的制定和选择图书馆治理决策的备选方案
在确定图书馆治理决策的目标后，通过头脑风暴尽可能多的收集制定各种解决方案，其次再运用德尔菲法向图书馆治理方向专家和有经验的人发送方案进行评估，征询异议，拟定选出最优或最满意方案。
3. 科W化、民主化的实施备选决策方案
图书馆的领导者在实施最佳备选方案之前可以公开透明化，最广泛的民主，接受馆员，客户读者以及社会的相关建议，给出备选方案优选落选的解释，以便能更好的落实执行最佳备选方案。根据决策目标管理的方法，对决策方案的实施进行分级管理，及时分步骤跟踪，最大限度的反馈信息，了解图书馆决策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阻力，或是各部门执行情况，加强监督管理和问责制的建设，从制度是保障图书馆治理过程中的决策能力的科学化、民主化。
4. 科学化、民主化的评估总结决策方案实施的效果
在图书馆治理决策方案实施信息反馈后，管理者要建立一套有效的考核评估体系及时对决策方案的实施目标与实施情况进行考核评估，为分级目标的改进，人员调整，方案更新做好各类数据和资源的收集工作。同时形成综合性的文案文本，记录方案的实施全过程，为以后图书馆治理过程中类似决策提供科学的蓝本，节约成本。
5. 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机制示图
（二）图书馆治理执行能力的公开化、法治化
1. 优化图书馆治理中决策执行的环境
一项科学民主化的图书馆治理决策只有切实保质保量的执行后，才能发挥其效能，实现预期的目标。所以图书馆的治理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科学发展馆，站在图书馆战略发展的高度来审视问题，排除一切干扰，遵守国家有关图书馆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公开透明化图书馆政策环境，确保高效的治理政策能得到公平公正的落实。
2. 加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图书馆职能，提高执行力
传统科层官僚的图书馆治理体制严重打击着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容易滋生腐败行为。图书馆的治理需要加强行政体制的改革，引进优秀专业的管理人员，使图书馆治理体制活性化，同时引进市场化竞争机制，让图书馆成为独立的单位，特别是高校图书馆不再是教学的附属机构，而是有着自己独立的运行人事财务体系，将图书馆职能由传统单一的学习辅导组织转向为信息资源共享网络化平台。独立的运营模式可以保证自主的治理，从而提升执行力。
3. 建立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提升图书馆治理人员的素质
人作为决策的执行者，是影响决策执行的核心要素。要想提升图书馆治理中执行能力，图书馆治理中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必须从“选”、“育”、“用”、“留”四个角度来把握。首先在对图书馆管理人员的招聘甄选中畅通公开透明化求职渠道，要设定相关的岗位职责要求，保证招聘的人才的专公开性和专业性，再则定期开展图书馆治理的职业和道德培训，提升馆员的综合素质，保证馆员从思想上和行动上能适应和推动新知识经济背景下的图书馆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对图书馆人员的运用，必须使得人岗匹配，以岗定人，保证用人的公开化，竞争上岗，人力资源最大优化配置，获得最佳用人效率，同时建立科学公正的绩效考评制度，公平公正的对待每一位治理者，设置宽带薪酬和激励制度，为图书馆的治理吸引和储备优秀人力资源。
4. 建设责任追究制度和多维监督机制
问责制和多维监督机制的确立是图书馆现代化治理执行力的根本保障。图书馆的执行力提升首先必须建立领导对下属，同事之间，下属对领导，自我评估和客户评估的360度考核监督机制，明确职责要求，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内容。图书馆问责制的和监督机制的建立可以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健全制度，配套充实图书馆文化，改善图书馆信息不公开，图书馆人员民主参与度不足等问题，切实提高新型图书馆建设，提升图书馆决策执行效率，培养优质人才，强化“3E”的图书馆治理执行理念。
（三）图书馆治理能力的协同合作化
图书馆的协同治理主要体现在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上，包括：图书馆单位，行政单位，图书馆的用户，市场相关者等。多主体之间都存在着理性，都在为了各自的利益群体而博弈，很难形成合力促使图书馆治理的制度化，高效化和良性的互动合作。协同合作化治理的实质是治理主体素质的提升，利益的均衡化，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协同治理的价值理性是指公正公开谈判对话，协调磋商，使个博弈集团能够建立深层次的信任理解机制，这样有利于决策的落实。协同治理的工具理性是指创建一个公正公开的融洽的氛围，要求每个人都能按照制度规则办事，履行职责，使办事氛围透明公开化，广泛民主化，这样有利于建设持久高效的图书馆治理机制，保障图书馆稳定的运行。
1. 兼顾协同合作治理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原则
在图书馆协同合作治理过程中，主体多元性和利益述求多样性与集体统一性的冲突频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矛盾等都直接影响了图书馆的协同治理效率。所以我们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处理好二者关系。首先必须尊重每一主体多样性的需求，其次要权衡利益：利益大小，长短，但更为重要的是要用系统和长远的眼光来处理图书馆的协同合作问题，以图书馆的公共利益为先，充分地协调必要时辅以强制手段加以平衡。
2. 坚持平等的原则和科学的多数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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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2-00-01
一、公路运输现代化内涵概括
我们根据现代化的特征，将公路运输现代化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去概括，即静态和动态条件下公路运输现代化的概念是不同的。
在运输需求一定的情况下（静态），从社会资源最佳配置的角度考虑，公路运输现代化是指通达性与运输效率的一种均衡状态。当这两种效用相同时，公路的社会总成本最低，此时的公路里程就是实现了基本现代化的公路规模，这时公路建设的社会资源配置最合理。
当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运输需求和公路总里程都随时间而变化时（动态），将公路的人口密度和运输强度先后达到极值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达到满足当时工业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要求的状态称为公路运输现代化。
二、公路交通运输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
“要想富，先修路”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交通运输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表现在运输线路长度上和客货运送量上都大幅度增长，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快速发展。二者的同步发展存在着某种联系，即我们猜交通运输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先行作用，也即交通运输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人们进行的交通运输活动是人类经济活动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进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运输工具的制造活动，一是要进行运输活动即人和物的位移。对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只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关于分工问题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问题。但实际上如何解释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内在经济机制是一个尚未给出令人满意回答的理论难题。
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将交通运输看作社会间接资本，分析了社会间接资本与直接生产活动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交通的发展有降低直接生产活动成本的作用，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从历史上来看，从1843年到1860年期间美国工业化的大飞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时的铁路建设。
三、公路交通运输存在的问题
1.运输生产力水平不高
在营业性客货运输车辆中，中高档客车特别是高档客车和大吨位柴油货车以及集装箱等专用货车所占比例偏低，远不能满足广大旅客和货主的需求。
2.运输站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由于种种原因，客货运输站场建设进度缓慢，到目前为止，在部分大中城市、相当数量的县城以及大多数乡镇，客货运输站场基础设施仍很短缺且设备简陋，成为制约道路运输发展的薄弱环节，影响了公路基础设施功能和车辆运输效率的充分发挥。
3.运输组织水平和运输效率较低
在部分地区，由于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存在着地区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封锁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使空驶率提高、运输组织水平降低，对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道路运输市场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4.抽样调查数据不能为政府部门提供有价值的数据信息
作为公路运输抽样调查数据提供者的运输车主和数据利用者的政府管理部门和运输企业，在信息的有效性的认知上，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鸿沟。主要表现为：一是数据主观失真。由于抽样调查过程缺乏制约与监督，加上某些车主对抽样调查认识存在着距离，个别车主因逃缴规费而心有余悸，害怕如实填报，会增加费税或者受到超载处罚。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如下问题：（1）少报运量，多报燃油消耗。（2）多报运距，少报经济收入。（3）多报车辆停驶日、车辆空载等情况。二是数据适用性不强。抽样调查产生的数据，一方面为政府部门提供全社会公路运输量，是政府统计局测算第三产业的经济效益，测算本地GDP的依据之一。另一方面为运输企业提供运输效益、油耗等指标，是企业改进管理方法的重要依据。实践中，由于抽样调查方案本身的缺陷和调查单位的自身原因，抽样调查数据往往小于实际运行的数据，大大降低了数据的利用价值。
四、加快公路交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1.加大运输结构调整，做大做强市场主体
在企业组织结构方面，从治理机制入手，以“专、精、特、新”为发展方向，鼓励社会力量大办运输、办大运输。在运输组织结构方面，积极推行高速快客、超长线路实行集团化、公营化；跨区线路、危险货物、现代物流、站场经营公司化；其他线路、维修、检测、驾校等经营方式多元化。在运力结构调整方面，高速公路和国道主干线客运以高级客车为主，城乡客运以中级客车和普通客车为主，货物运输大力发展集装箱车、厢式货车、特种专用车辆，加快普通敞篷货车的厢式化进程。
2.提高运输生产力，加快道路运输发展
采取多元化筹资的方式，鼓励扶持各类经济组织和个人投资建设客货运站场；同时切实做好客运站的规划、选址和建设工作，以适应现代化城市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3.强化运营治理，加强道路运输安全
一是加强安全生产责任治理，严格实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检查制度，把安全责任至上而下细化分解，落实到部门、落实到个人。二是加强营运车辆技术治理，坚持和完善运输车辆技术等级评定制度和定期维护制度，切实规范营运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行为。三是加强对客运站的监督治理，切实加强营运客车安全例检和进站车辆经营资格的审查，果断防止超员车辆、“带病”车出站运行。
4.严细市场监管，创造规范运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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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把好导向。导向是灵魂，是关键。我们要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加强创意策划，延伸宣传半径，努力形成正面宣传的大合唱。二要改进创新。管住了不等于管好了，内容正确不等于效果就好。我们要下大力气创新栏目节目内容，改进表达方式，切实增强正面宣传的亲和力、感染力、说服力。三要建强阵地。阵地强才能传得出去、落得下去、深得进去。我们要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加快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努力打造一批具有旺盛活力和强大竞争力的传播主体。四要建好队伍。队伍强才能工作强。我们要认真落实党管媒体原则和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的要求，确保各级各类媒体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五要健全制度。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和长期性。我们要进一步健全互联网管理体制和工作联动机制、社会热点问题引导和突发公共事件报道工作机制等，加快形成互联网管理的政策法规体系，确保各级各类媒体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庄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当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要求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
为什么必须用“看家”？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真理与价值的有机统一。的价值理想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改变世界”的思想理论武器，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理论力量和实践力量，为无产阶级政党站得高、行得远、走得稳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明前进方向，也提供了看家本领。
领导干部如何提升“看家”本领？作为执政的骨干力量，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的理论宗旨，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坚持的思想路线，做到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走群众路线，不断深化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始终坚持学风，提高执政能力；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在改革中求主动、在创新中占先机，把“看家本领”落实在执政实践中。
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当前，牢牢掌握舆论工作主动权主导权，关键是改进创新。
创新构建调控体系。把握媒体变化发展新趋势、舆论生成演变新特点，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强化新闻与政策解读，建立重要舆情沟通共享、效果评估通报等制度。
创新打造主流媒体。加快传统主流媒体在内容、技术、工作平台、传播终端、人才和管理上与新兴媒体全面融合，积极推进全媒体、一体化发展，建设新型主流媒体。
创新发展网络运用。转变传统媒体新闻信息上网传播的方式，实施政务微博微信全覆盖工程，探索建立网上党群组织，构建覆盖广泛的网络信息内容传播体系。
创新改进手段方法。树立现代传播理念，注重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传播，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度效。提高引导艺术，善于“把远的拉近，把硬的说软，把虚的靠实”，在讲故事中感染人、打动人，让正面宣传有机融入日常工作生活，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曹征海：我们要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重视和加强舆论引导工作，不断提高能力水平。
要围绕“两个巩固”加强舆论引导。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加强对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辨析引导，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根基。
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加强舆论引导。着眼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党的建设各方面，聚焦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部署，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与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唱响主旋律、激发正能量。
要围绕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加强舆论引导。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日常宣传和专题宣传之中，利用一切宣传教育资源、一切传播手段和渠道，开展贴近性、对象化、接地气宣传教育，推动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实践的生动局面。
要围绕提高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加强舆论引导。坚持党管媒体原则，牢牢掌控宣传思想阵地，把握时、度、效要求，切实改进社会热点问题引导、突发公共事件报道和舆论监督，更好地内聚力量、外树形象。
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着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深远意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的固本工程。河南省委作出推进文明河南建设的决策部署，把它作为实现“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列入河南省委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
文明河南建设，主要内容包括道德建设、法治建设、诚信建设、服务型机关建设四个方面。工作措施是：抓宣传教育，增进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抓实践活动，丰富人们投身道德实践的载体平台；抓制度建设，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策导向；抓教育治理，解决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我们的目标是，用5年左右的时间，实现行业道德规范普遍建立，公民文明习惯广泛形成；法治成为全省人民的共同意识，遵纪守法成为全省人民的自觉行为；诚信建设长足进步，基本建成覆盖全省的社会信用体系；机关工作人员宗旨意识和服务意识牢固树立，政风行风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为实现中原崛起奠定更加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
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燕平：贯彻落实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着眼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要强化三种思维。
一要强化战略思维。着力抓思想理论建设这个基石工程，夯实理论武装，深化研究阐释，排除杂音噪音。着力抓话语权提升这个基础工程，建强传播体系，改进话语体系，抢占时机、道义、表达制高点。着力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基业工程，确保“三个倡导”家喻户晓、人人践行。
二要强化创新思维。继承传统，深入推进各项工作体制机制、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创新。吸收外来，广泛借鉴发达国家的新思想、新经验，为我所用。紧跟时代，善于运用新科技、新载体，创造新的形式手段，解决好有想法没办法的问题。
三要强化底线思维。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旋律，凝聚正能量，确保正确导向这一生命线不出问题。实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做实文化惠民工程，确保服务民生这一根本点不出问题。建强队伍，管好阵地，善于发声，敢于亮剑，确保意识形态安全这一要害处不出问题。
哈尔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丽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地方宣传部门关键是要大胆的管好、有效的用好、科学的建好媒体。
大胆管好媒体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在管班子、管队伍、管导向上“三管”齐下。要在思想、理念、制度、机制上，确保建设一支敢担当、能担当、会担当，有理想、有专业、有追求的新闻编采队伍。导向问题是灵魂问题。要激励媒体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激发社会团结向上的力量。
有效用好媒体就是要务实创新地占领舆论制高点，通过媒体及时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主张，快速回应人民关切。随着人们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利益诉求逐渐分化，不断改进创新舆论引导方式是我们的课题。因此用好媒体，不仅是要在“用”字上下功夫，还要在“好”字上有创新。
科学建好媒体就是要做强做大传统主流媒体、勇于进军占领新兴媒体。宣传部门要在政策、机制、技术等层面上引导、鼓励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搭建新平台、运用新形式，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在新媒体上的有效传播和广泛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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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输需求一定的情况下(静态),从社会资源最佳配置的角度考虑,公路运输现代化是指通达性与运输效率的一种均衡状态。当这两种效用相同时,公路的社会总成本最低,此时的公路里程就是实现了基本现代化的公路规模,这时公路建设的社会资源配置最合理。
当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运输需求和公路总里程都随时间而变化时(动态),将公路的人口密度和运输强度先后达到极值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达到满足当时工业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要求的状态称为公路运输现代化。
二、公路交通运输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
“要想富,先修路”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交通运输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表现在运输线路长度上和客货运送量上都大幅度增长,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快速发展。二者的同步发展存在着某种联系,即我们猜交通运输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先行作用,也即交通运输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人们进行的交通运输活动是人类经济活动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进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运输工具的制造活动,一是要进行运输活动即人和物的位移。对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只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关于分工问题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问题。但实际上如何解释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内在经济机制是一个尚未给出令人满意回答的理论难题。
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将交通运输看作社会间接资本,分析了社会间接资本与直接生产活动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交通的发展有降低直接生产活动成本的作用,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从历史上来看,从1843年到1860年期间美国工业化的大飞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时的铁路建设。
三、公路交通运输存在的问题
1.运输生产力水平不高
在营业性客货运输车辆中,中高档客车特别是高档客车和大吨位柴油货车以及集装箱等专用货车所占比例偏低,远不能满足广大旅客和货主的需求。
2.运输站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由于种种原因,客货运输站场建设进度缓慢,到目前为止,在部分大中城市、相当数量的县城以及大多数乡镇,客货运输站场基础设施仍很短缺且设备简陋,成为制约道路运输发展的薄弱环节,影响了公路基础设施功能和车辆运输效率的充分发挥。
3.运输组织水平和运输效率较低
在部分地区,由于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存在着地区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封锁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使空驶率提高、运输组织水平降低,对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道路运输市场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4.抽样调查数据不能为政府部门提供有价值的数据信息
作为公路运输抽样调查数据提供者的运输车主和数据利用者的政府管理部门和运输企业,在信息的有效性的认知上,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鸿沟。主要表现为:一是数据主观失真。由于抽样调查过程缺乏制约与监督,加上某些车主对抽样调查认识存在着距离,个别车主因逃缴规费而心有余悸,害怕如实填报,会增加费税或者受到超载处罚。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如下问题:(1)少报运量,多报燃油消耗。(2)多报运距,少报经济收入。(3)多报车辆停驶日、车辆空载等情况。二是数据适用性不强。抽样调查产生的数据,一方面为政府部门提供全社会公路运输量,是政府统计局测算第三产业的经济效益,测算本地GDP的依据之一。另一方面为运输企业提供运输效益、油耗等指标,是企业改进管理方法的重要依据。实践中,由于抽样调查方案本身的缺陷和调查单位的自身原因,抽样调查数据往往小于实际运行的数据,大大降低了数据的利用价值。
四、加快公路交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1.加大运输结构调整,做大做强市场主体
在企业组织结构方面,从治理机制入手,以“专、精、特、新”为发展方向,鼓励社会力量大办运输、办大运输。在运输组织结构方面,积极推行高速快客、超长线路实行集团化、公营化;跨区线路、危险货物、现代物流、站场经营公司化;其他线路、维修、检测、驾校等经营方式多元化。在运力结构调整方面,高速公路和国道主干线客运以高级客车为主,城乡客运以中级客车和普通客车为主,货物运输大力发展集装箱车、厢式货车、特种专用车辆,加快普通敞篷货车的厢式化进程。
2.提高运输生产力,加快道路运输发展
采取多元化筹资的方式,鼓励扶持各类经济组织和个人投资建设客货运站场;同时切实做好客运站的规划、选址和建设工作,以适应现代化城市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3.强化运营治理,加强道路运输安全
一是加强安全生产责任治理,严格实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检查制度,把安全责任至上而下细化分解,落实到部门、落实到个人。二是加强营运车辆技术治理,坚持和完善运输车辆技术等级评定制度和定期维护制度,切实规范营运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行为。三是加强对客运站的监督治理,切实加强营运客车安全例检和进站车辆经营资格的审查,果断防止超员车辆、“带病”车出站运行。
4.严细市场监管,创造规范运输环境
篇13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9-00-01
一、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社会治理水平不足
（一）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定位偏差
长期以来，政府掌握着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作为社会的主体――社会组织和个人却一直处于依附地位，各种事情都要通过政府解决。一是代替了市场的配置作用。政府的部分机构，经常运用审批或其他行政手段，代替市场去配置资源，扰乱了市场秩序，降低了发展效率。二是掌控社会组织。目前，很多社会组织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受到政府的控制，使他们成为了政府的附属，影响了这些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作用。三是包揽了所有的社会事务。受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的各种社会服务和社会项目几乎都有政府提供，由于缺乏竞争，导致民众怨言颇深，矛头都指向了政府。
（二）政府社会治理服务程度低
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我们已经改变了政府一统天下的治理模式，逐渐让社会、市场和个人都参与到治理中来。但由于权力边界不清晰，依然存在一些“越位”、“缺位”和“错位”等现象，职能不清、职能混乱比较突出。例如：在行政审批环节，很多项目都存在时间多、效率低等问题，注重事前监管、忽视事中和事后监督。同时政府在社会之中的部分职能缺失，其中突出的就是服务职能。例如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等众多民生项目资源的短缺就集中反映了中国政府在服务方面的窘困。因此，早在2004年中国政府就提出了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其目的即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
（三）公共服务不均等现象突出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而在我们国家由于体制机制等方面原因，我们社会成员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差距非常大，突出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之间的差距；二是地区之间的差距，三是垄断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差距。这些差距主要体现在公共设施、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民愤，激起了矛盾。而只有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治理现代化，让更多民众享受到发展带来的成果，才能解决这个突出问题.
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不充分
随着政府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了社会治理事务中，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一只关键力量尚未达到社会的期望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一）政府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视程度不够
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政府由于受资源的限制，失灵的领域越来越多，无法完全完整社会公众的需求，被迫无奈之下政府开始寻求社会的协同治理。但是这种协同治理仍然是以政府的意志为主，社会组织只是按照政府的要求去解决社会治理中的问题。因此政府只是将社会组织作为自己社会治理的一个工具或者附属，导致社会组织发展受限，而政府在社会治理的行为不断扩张。
（二）有关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经过多年的呼唤，社会组织注册登记已经放开，但是由于法律调整没有到位，在实际操作中，有些地方放开的比较大，而有的地方放开的比较小。目前，有关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主要包括《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这三大条例。但是这些条例制定时的背景和环境和当前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也就是说这些条例和社会治理的要求已经不能相试用，同时还有一些法律法规亟待制定，例如有关社会组织的税收方面的，如何通过税收方面的减免调动慈善捐赠的积极性等。
（三）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基础不牢固
社会组织起步晚，发展缓慢，组织基础还不于适用于社会治理的新需求。首先表现在资金不足。政府提供的经费相对较少，粥少僧多，各个社会组织能够得到的经费明显不足。资金问题成为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瓶颈。其次内部管理混乱。在我们国家，由于社会组织长期受到忽视，专门针对社会组织进行的内部管理研究较少，加之实践经验缺乏，造成社会组织内部管理非常混乱。最后人才不足。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治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事业，需要专门的人才，特别需要大量的受过专门训练的社会工作人才，但是事实上社会组织或者缺乏应有的人才或者人才流失严重。
三、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意识淡薄、能力不足
（一）公民对参与社会治理的认识不足
首先从社会角度而言，受传统思想影响，我国一直奉行的是精英主义，认为决策应由少部分精英决定，导致很多民众将自己与社会治理完全隔离，排除了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能性。其次从政府角度而言，推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而政府一方面缺乏选举的政治压力，推进公众参与的动力不足，另一反面缺乏必要的监督。最后，从经济角度而言，奥勒姆曾经说过，人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相当明确的关联。掣肘与经济发展水平，很多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并不高，而将重点放在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二）公民无法充分了解社会治理的有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