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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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旅游 族群记忆 保护 传承

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族群记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旅游对畲族族群记忆当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畲族族群记忆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族群记忆的同化

族群记忆的同化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衢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例如,近年来,浙江畲族居民对于始祖盘瓠的相关记忆已经与客家族等民族的盘瓠记忆相差不多,而且其中一部分记忆内容受汉族盘瓠神话传说影响极大。

(二)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过程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畲族歌舞仪式、礼俗、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当前,浙江畲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做法是: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然后按照浙江畲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浙江畲族婚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一些商业化行为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荡然无存。

(三)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魅力。

(四)族群记忆价值观的蜕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浙江畲族民众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浙江畲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大量事实表明,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变。

(五)族群记忆传承的断层

族群记忆具有传承性,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从而使得族群记忆传承出现断层,甚至消失。长期以来,畲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畲族每个成员都是族群记忆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音乐等文化的冲击,畲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例如,浙江畲族地区能讲畲语、能唱畲歌、会织畲服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大多愿意出外学习或打工,不愿意学习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六)族群记忆“原生土壤”遭到破坏

浙江畲族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与浙江畲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现在浙江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加速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浙江景宁、苍南的一些小村庄,许多村民将极具特色的传统木板房拆除,盖起了小洋楼,真正意义的传统民居所剩无几。许多畲民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传统社区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民族旅游发展中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族群记忆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应根据民族地区族群记忆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一)保护族群记忆生长的“原生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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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二、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族群记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旅游对畲族族群记忆当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畲族族群记忆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族群记忆的同化

族群记忆的同化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衢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例如，近年来，浙江畲族居民对于始祖盘瓠的相关记忆已经与客家族等民族的盘瓠记忆相差不多，而且其中一部分记忆内容受汉族盘瓠神话传说影响极大。

(二)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过程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畲族歌舞仪式、礼俗、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当前，浙江畲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做法是：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然后按照浙江畲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浙江畲族婚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一些商业化行为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荡然无存。

(三)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魅力。

(四)族群记忆价值观的蜕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浙江畲族民众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浙江畲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大量事实表明，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变。

(五)族群记忆传承的断层

族群记忆具有传承性，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从而使得族群记忆传承出现断层，甚至消失。长期以来，畲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畲族每个成员都是族群记忆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音乐等文化的冲击，畲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例如，浙江畲族地区能讲畲语、能唱畲歌、会织畲服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大多愿意出外学习或打工，不愿意学习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六)族群记忆“原生土壤”遭到破坏

浙江畲族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与浙江畲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现在浙江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加速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浙江景宁、苍南的一些小村庄，许多村民将极具特色的传统木板房拆除，盖起了小洋楼，真正意义的传统民居所剩无几。许多畲民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传统社区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三、民族旅游发展中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族群记忆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应根据民族地区族群记忆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一)保护族群记忆生长的“原生土壤”

浙江畲族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动态传承，注重引导族群记忆的良性变迁—原生态化。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发展畲族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促使原生态族群记忆的挖掘、传承和发展。进入旅游内容中的一些歌舞、戏剧和美术工艺品，应注意保持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不要随意改动，只有在深入研究该民族的文化、历史后，进一步地突出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把原生态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戏剧及美术工艺品引入教学过程，编写乡土教材，使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美术等得以传承。

(二)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

对于畲族文化的保护，国家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从现实看，仍然有许多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地方，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不利于建构畲族族群记忆与族群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保护畲族族群意识的有效方法之一。首先，通过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让畲民、旅游者、旅游经营管理者都认识并分享其价值，畲民从分享的经济效益中获得保护和传承族群记忆的动力，并获得族群认同;旅游者能够分享到畲族族群记忆的原生态魅力;而旅游经营管理者则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其次，通过产权界定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有效地防止投资商或开发商搭“资源便车”的现象，迫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更好地使用和保护畲族族群记忆这些宝贵的旅游资源，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第三，明确的产权关系，不仅要明确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要明确当事人的责任，使其明确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使其知道侵权或越权的后果或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此一来，产权主体或当事人就会自我约束。

(三)设立族群记忆村

可以广泛采用的形式是民族聚集地就地展示—“实地活人博物馆”，如贵州的雷山郎德苗寨、从江高增侗寨、镇宁石头寨等。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来的自然风貌、民居、饮食、节庆和其他民俗事物，具有自然朴实的特色，能较好地满足旅游者欣赏和体验族群记忆的需要。有人以畲民社区为例，提出在浙江畲族聚居区某一地建立以浙江畲族居民为主体的“文化保护区”。即划出一块地方建立专门的旅游村寨，整个村寨完全按照畲民传统民居的风格建设，维持传统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游客在此可以到村民家中做客，品尝风味小吃，学习织布、酿酒，参与村中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深入畲民的生活。

族群记忆村在担负旅游功能的同时，还将成为展现畲民文化与保存传承畲民文化的场所。但是由于族群记忆村是以单个民族村落为开发保护对象，未考虑民族村落所处的社区环境，而成为社区中保护的“孤岛”。当整个社区族群记忆发生退化、消亡时，保护区内族群记忆的退化、消亡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族群记忆村对族群记忆的保护作用也是有限的。这种保护机制的关键在于要处理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族群记忆保护的矛盾，同时避免因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文化同化和冲突。

(四)建立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主要是为保护民俗文物，丰富收藏，并为参观者了解民俗文化内涵而建立的，具有教育和传播文化遗产的功能。对许多濒临损毁、正在迅速消失的重要族群记忆和民族民俗文物，通过运用声、像、物等手段，及时抢救、收集，陈放在民族民俗博物馆，既起到保护作用，又满足了旅游者参观的需要。民俗博物馆在对民俗文物保护、传播族群记忆、满足旅游者体验族群记忆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种保护机制是静态的保护，没有充分和及时的体现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并且在游客的参与和体验性方面存在不足。从文化结构角度来说，它适用于物质文化的保护，而对于精神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用不大。它是在族群记忆保护初期、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保护机制。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民族族群记忆的变异时刻发生着。必须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使民族社区居民重新意识到本地传统文化的价值，激发他们的族群记忆认同感与文化自觉意识，促使他们主动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复兴本族群记忆，从而实现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彭恒礼.论壮族的族群记忆—体化实践与刻写实践[J].广西民族研究，2006(2)

2.覃德清.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J].广西民族研究，2005(3)

3.陈心林.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族群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06(1)

4.史本林，赵文亮.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理念[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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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族群记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旅游对畲族族群记忆当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畲族族群记忆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族群记忆的同化

族群记忆的同化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衢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例如,近年来,浙江畲族居民对于始祖盘瓠的相关记忆已经与客家族等民族的盘瓠记忆相差不多,而且其中一部分记忆内容受汉族盘瓠神话传说影响极大。

(二)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过程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畲族歌舞仪式、礼俗、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当前,浙江畲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做法是: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然后按照浙江畲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浙江畲族婚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一些商业化行为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荡然无存。

(三)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魅力。

(四)族群记忆价值观的蜕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浙江畲族民众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浙江畲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大量事实表明,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变。

(五)族群记忆传承的断层

族群记忆具有传承性,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从而使得族群记忆传承出现断层,甚至消失。长期以来,畲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畲族每个成员都是族群记忆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音乐等文化的冲击,畲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例如,浙江畲族地区能讲畲语、能唱畲歌、会织畲服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大多愿意出外学习或打工,不愿意学习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六)族群记忆“原生土壤”遭到破坏

浙江畲族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与浙江畲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现在浙江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加速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浙江景宁、苍南的一些小村庄,许多村民将极具特色的传统木板房拆除,盖起了小洋楼,真正意义的传统民居所剩无几。许多畲民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传统社区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民族旅游发展中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族群记忆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应根据民族地区族群记忆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一)保护族群记忆生长的“原生土壤”

浙江畲族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动态传承,注重引导族群记忆的良性变迁—原生态化。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发展畲族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促使原生态族群记忆的挖掘、传承和发展。进入旅游内容中的一些歌舞、戏剧和美术工艺品,应注意保持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不要随意改动,只有在深入研究该民族的文化、历史后,进一步地突出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把原生态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戏剧及美术工艺品引入教学过程,编写乡土教材,使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美术等得以传承。

(二)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

对于畲族文化的保护,国家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从现实看,仍然有许多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地方,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不利于建构畲族族群记忆与族群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保护畲族族群意识的有效方法之一。首先,通过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让畲民、旅游者、旅游经营管理者都认识并分享其价值,畲民从分享的经济效益中获得保护和传承族群记忆的动力,并获得族群认同;旅游者能够分享到畲族族群记忆的原生态魅力;而旅游经营管理者则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其次,通过产权界定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有效地防止投资商或开发商搭“资源便车”的现象,迫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更好地使用和保护畲族族群记忆这些宝贵的旅游资源,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第三,明确的产权关系,不仅要明确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要明确当事人的责任,使其明确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使其知道侵权或越权的后果或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此一来,产权主体或当事人就会自我约束。

(三)设立族群记忆村

可以广泛采用的形式是民族聚集地就地展示—“实地活人博物馆”,如贵州的雷山郎德苗寨、从江高增侗寨、镇宁石头寨等。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来的自然风貌、民居、饮食、节庆和其他民俗事物,具有自然朴实的特色,能较好地满足旅游者欣赏和体验族群记忆的需要。有人以畲民社区为例,提出在浙江畲族聚居区某一地建立以浙江畲族居民为主体的“文化保护区”。即划出一块地方建立专门的旅游村寨,整个村寨完全按照畲民传统民居的风格建设,维持传统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游客在此可以到村民家中做客,品尝风味小吃,学习织布、酿酒,参与村中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深入畲民的生活。

族群记忆村在担负旅游功能的同时,还将成为展现畲民文化与保存传承畲民文化的场所。但是由于族群记忆村是以单个民族村落为开发保护对象,未考虑民族村落所处的社区环境,而成为社区中保护的“孤岛”。当整个社区族群记忆发生退化、消亡时,保护区内族群记忆的退化、消亡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族群记忆村对族群记忆的保护作用也是有限的。这种保护机制的关键在于要处理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族群记忆保护的矛盾,同时避免因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文化同化和冲突。

(四)建立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主要是为保护民俗文物,丰富收藏,并为参观者了解民俗文化内涵而建立的,具有教育和传播文化遗产的功能。对许多濒临损毁、正在迅速消失的重要族群记忆和民族民俗文物,通过运用声、像、物等手段,及时抢救、收集,陈放在民族民俗博物馆,既起到保护作用,又满足了旅游者参观的需要。民俗博物馆在对民俗文物保护、传播族群记忆、满足旅游者体验族群记忆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种保护机制是静态的保护,没有充分和及时的体现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并且在游客的参与和体验性方面存在不足。从文化结构角度来说,它适用于物质文化的保护,而对于精神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用不大。它是在族群记忆保护初期、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保护机制。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民族族群记忆的变异时刻发生着。必须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使民族社区居民重新意识到本地传统文化的价值,激发他们的族群记忆认同感与文化自觉意识,促使他们主动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复兴本族群记忆,从而实现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彭恒礼.论壮族的族群记忆—体化实践与刻写实践[J].广西民族研究,2006(2)

2.覃德清.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J].广西民族研究,2005(3)

3.陈心林.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族群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06(1)

4.史本林,赵文亮.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理念[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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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着习俗以及土着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族群记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旅游对畲族族群记忆当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畲族族群记忆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族群记忆的同化

    族群记忆的同化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衢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例如,近年来,浙江畲族居民对于始祖盘瓠的相关记忆已经与客家族等民族的盘瓠记忆相差不多,而且其中一部分记忆内容受汉族盘瓠神话传说影响极大。

    (二)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过程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畲族歌舞仪式、礼俗、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当前,浙江畲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做法是: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然后按照浙江畲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浙江畲族婚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一些商业化行为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荡然无存。

    (三)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魅力。

    (四)族群记忆价值观的蜕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浙江畲族民众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浙江畲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大量事实表明,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变。

    (五)族群记忆传承的断层

    族群记忆具有传承性,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从而使得族群记忆传承出现断层,甚至消失。长期以来,畲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畲族每个成员都是族群记忆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音乐等文化的冲击,畲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例如,浙江畲族地区能讲畲语、能唱畲歌、会织畲服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大多愿意出外学习或打工,不愿意学习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六)族群记忆“原生土壤”遭到破坏

    浙江畲族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与浙江畲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现在浙江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加速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浙江景宁、苍南的一些小村庄,许多村民将极具特色的传统木板房拆除,盖起了小洋楼,真正意义的传统民居所剩无几。许多畲民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传统社区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民族旅游发展中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族群记忆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应根据民族地区族群记忆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一)保护族群记忆生长的“原生土壤”

    浙江畲族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动态传承,注重引导族群记忆的良性变迁—原生态化。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发展畲族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促使原生态族群记忆的挖掘、传承和发展。进入旅游内容中的一些歌舞、戏剧和美术工艺品,应注意保持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不要随意改动,只有在深入研究该民族的文化、历史后,进一步地突出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把原生态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戏剧及美术工艺品引入教学过程,编写乡土教材,使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美术等得以传承。

    (二)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

    对于畲族文化的保护,国家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从现实看,仍然有许多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地方,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不利于建构畲族族群记忆与族群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保护畲族族群意识的有效方法之一。首先,通过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让畲民、旅游者、旅游经营管理者都认识并分享其价值,畲民从分享的经济效益中获得保护和传承族群记忆的动力,并获得族群认同;旅游者能够分享到畲族族群记忆的原生态魅力;而旅游经营管理者则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其次,通过产权界定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有效地防止投资商或开发商搭“资源便车”的现象,迫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更好地使用和保护畲族族群记忆这些宝贵的旅游资源,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第三,明确的产权关系,不仅要明确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要明确当事人的责任,使其明确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使其知道侵权或越权的后果或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此一来,产权主体或当事人就会自我约束。

    (三)设立族群记忆村

    可以广泛采用的形式是民族聚集地就地展示—“实地活人博物馆”,如贵州的雷山郎德苗寨、从江高增侗寨、镇宁石头寨等。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来的自然风貌、民居、饮食、节庆和其他民俗事物,具有自然朴实的特色,能较好地满足旅游者欣赏和体验族群记忆的需要。有人以畲民社区为例,提出在浙江畲族聚居区某一地建立以浙江畲族居民为主体的“文化保护区”。即划出一块地方建立专门的旅游村寨,整个村寨完全按照畲民传统民居的风格建设,维持传统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游客在此可以到村民家中做客,品尝风味小吃,学习织布、酿酒,参与村中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深入畲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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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邓思胜,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王菊,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副教授。成都,610041

【中图分类号】C95;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1-0016-005

Study On the Stalin’s “national” Definition Affect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Deng Sisheng, Wang Ju

Abstract :Stalin’s“national”definition have affected China’s national work, especially in the movement of “national identity” from the beginning of 50 years in the 20th century all over the country, it became an important criterion onrecognizing ethnic identity and dividing ethnic groups. However, we have to rethink this issue during looking back o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Key words: Stalin;nationality;national recognition;reflection

民族识别,这项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影响中国民族政治生活的重大举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会影响到数代甚至数十代的政治运行和国家安定。时隔五十年以后,众多的学者(包括当时参与民族识别的一些学者)对当时的民族识别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当时实行“民族识别”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一是一些边疆地区,族群情况比较复杂,如我国西南的滇贵川桂地区,过去对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族群缺乏长期、科学、系统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和识别他们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对他们现时社会组织发展形态的认识,同时这也是使他们逐步整合进入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条件。二是1949年以后,我国参照前苏联的做法逐步开始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并以此为基础贯彻少数族群优惠政策。”①“在全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针对中国当时民族状况不清、族群认同混乱的现实情况,中央及时提出了明确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进行民族识别问题研究的任务……当时提出民族识别任务的宗旨是保障各少数民族实现民族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②而民族识别的依据标准主要是民族特征与民族意愿。③在此,我们有必要对影响了当时中国政府作出“民族识别”政策和依据的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和前苏联的民族政策进行梳理和反思:

一、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和定义民族理论研究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是斯大林的原名,他关于民族的研究论著有《社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和民族问题》、《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等。曾在1913年发表的《与民族问题》中指出:“民族是什么?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是由人们组成的确定的共同体。”④他认为民族这个共同体既不是种族的,也不是部落的。“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⑤这个概念和定义是斯大林在研究分析欧洲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不仅影响了前苏联的民族政策,而且也影响了中国的包括“民族识别”在内的一系列民族政策。

这一民族概念提出了关于民族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四个特征。“共同语言”是族群认同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和现实的客观基础,是族群的文化标识之一。“共同地域”,是一个共同体长期生活在一起而具有各种联系的空间条件,从而能让人类社会由血缘关系转为地缘关系,“语言界限和自然疆界所决定的地域范围,无疑是推动共同生活的重要基础。”⑥为民族的产生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共同的经济生活”,族群内部的经济联系把民族中的各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共同的心理素质”,这是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心理机制。这四者的总合构成了民族。

斯大林关于“民族”的概念和界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民族理论对苏联的民族国家体系建立的指导作用具有权威性。其民族思想主要表现在:(1)由氏族到部落、由部落到部族、由部族到民族是人类社会民族过程的三个演进阶段;(2)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伴随着民族国家建立而形成的共同体,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资产阶级民族”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而消失;(3)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在旧式的“资产阶级民族”基础上出现了新式的“社会主义民族”,它更具有“全民性”;(4)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着前资本主义部落、部族,他们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改造下通过建立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构成体发展为“社会主义民族”;(5)在苏联各个共和国中存在着脱离了其民族母体而同其它民族掺杂在一起的移民性群体,称为少数民族。……⑦斯大林所论证的民族是形成民族国家后所体现为国家层面的民族,也就是不分部落、不分种族的全体居民构成了一个民族。

二、“民族识别”中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运用

从上分析来看,斯大林对“民族”所下的定义,是他在对欧洲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之后的民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就现代民族而言的。但是并没有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提出一个科学的总结。而中国当时的民族情况是,还有许多民族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所以并不具备斯大林提出的关于“民族”的四大特征,而且情况还更为复杂。

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一文中认为:“在当时的民族识别中存在着说同一种语言的可以是不同民族的情况;同样操两种语言的可以融合为一个民族。……我国各民族语言的共同性程度远比不上资本主义发达民族,这主要指同一语言中方言多,差别大,因此在民族识别中我们既不能撇开语言分析,又不能把语言作为孤立的识别标准。一个民族共同语言的产生是与共同的生存居地分不开的,我国少数民族具有交错杂居的特点。但是不同的民族交叉分布的大边际或小边际大多是清晰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地域的共同性。鉴于我国少数民族和汉族长期交错杂居在一起,经济虽不发达,但联系却很密切,因此很难具备单一的民族市场和经济中心,而是出现多民族共同的集市与经济中心,但却没有消除他们各自的民族特点。共同心理素质在形成和维护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有机统一中起了巨大的聚合作用。在识别工作中,生产方式、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历史传说、、文学艺术等等方面都应注意考察。这些具有全民族性的、表现在文化上的特点,也就是区别其它民族精神或心理上的因素。……掌握四大民族特点并运用于民族识别工作中,是严格的科学性的体现。然而这是不够的,还要对各民族长期社会发展情况、民族地区历史、族源和民族关系以及今后民族繁荣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等因素进行综合研究,充分利用史料、传说以及各种有关资料,为民族识别提供科学的客观依据。⑧

就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说,民族这个共同体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常常出现分化或融合的现象,甚至有的族体正处于“分而未化”或“融而未合”的过渡阶段,这样他们就会在构成民族特征方面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因此,在中国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对在任何一个或几个特征上表现出来的显著共同性,都给予了足够的注意和重视。同时,民族特征正是相互往来、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在把各个民族特征作比较的时候,显得比较突出的有时是这个特征,有时是那个特征,有时又是另一个特征,所以在民族识别工作中,不是孤立地去看民族的每个特征,而是历史地把民族诸特征作为一个整体来全面地、综合地进行分析,把民族的形成及其特征的具体表现结合起来考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以确定一个人们共同体的属性。⑨

“民族学家们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全面的调查、研究,并与有关民族作比较研究,既从斯大林的民族特征出发,又考虑了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形;没有照搬四个特征,在许多民族的识别中采取了较为灵活的办法,把共同文化特点作为民族识别的最重要特征,并且采取了‘名从主人’的做法;充分考虑各民族族体群众的意愿,也就是注意了群众的群体意识。”⑩这也就是有些学者所称的“民族意愿”,具体又分为了民族意识和民族愿望两个部分。B11民族意识是族体成员对本族群共同体的历史、文化的一种认同感;而民族愿望是对自己所属族群的归属的主观愿望。根据民族学家林耀华的观点,“我们进行民族识别工作并不是代替各民族决定应不应该成为少数民族或应不应该成为一个单一民族。民族名称是不能强加于人或由别人来改变的。我们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只提供民族识别的科学依据,还要征求本民族人民群众和爱国上层人士的意见,通过协商,便帮助已提出族称的族体最后确定族称和归属。”B12“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一方面必须耐心地帮助有关各民族人民及其由代表性人物正确识别他们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便他们对自己的族别问题作出正确的决定。”B13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在民族识别的过程中,所遵循和依据的识别标准主要就是所谓的民族特征和民族意愿两个标准。这是为了实现1949年的《共同纲领》中所提出的“民族平等、民族繁荣”的目标而对各族群的身份进行界定和划属进行的重要举措。自“民族识别”以后,中国境内的所有人群被划归于56个族体当中,各族体身份被固定下来,成为了制度化的结果。

三、民族识别=族群认同?族群认同=国家认同?

“民族识别”工作在全国范围的展开,其已形成的民族格局和政治制度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其在识别的过程中和过程后所带给我们的反思:

(一)“民族识别”工作的特点:

1、根据马戎的研究认为,民族识别工作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当年在收集各类材料以判定群体差别是否可以定义为“民族”差别时,主要的资料是历史、语言文字、服饰习俗等基本上属于文化层面的内容;第二,行政区划和管辖边界等政治层面的内容并不是当时的重点;第三,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各群体的体质差异并不明显,所以体质差别并没有成为识别工作的主要内容;第四,在“识别”过程中,对于当地群众的愿望给予特别地的重视。B14

所以,“民族识别”是在政府的领导下由学者根据各族体的文化表征来进行的对不同人群的分类活动,具有主观性和客位性的特点。因为“尽管许多学者意识到应当尊重本民族意愿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为党的民族工作服务则是更高利益,由于各主管部门和从事调查研究者意见并不完全统一,出现了对族群认同注意和分析不足的现象。如将不同支系并在一起,用人们对其中一部分族群的他称作为统合各支系的族称,往往会产生某些支系在一定时期内不承认国家确定的族属的现象;过早地由政府规定还没有发展出更高认同的“民族”,引起一些族群的不满;操之过急,对族群的认同,或者说心理素质似乎考虑不够。”B15

这样一来,表面上所遵循的民族特征和民族意愿的原则只是部分地、并不彻底地遵照和执行着。民族识别仿佛成为了政府和学者的事,各族群的人们对自己的族体归属只是较为旁观地成为了历史的参与者而已,因为对自己所属族体的族称是由各学者从客位的角度最终确定的;因为整个民族识别活动是在政府为了今后开展民族工作和制定民族政策的前提下展开的,所以民族识别只是整个民族政策制定的一个基础,所以在整个识别过程中,政府的意识再加上各族群精英的意识成为了确定各族体名称归属的主要因素……而且,整个民族识别中,并没有采用客观的科学依据,如各族群的体质特征的测量和鉴定等等。所以,整个民族识别活动中的主观性和客位性的特点是很明显的。

2、教条化和片面性的特点。在民族识别过程中,片面强调民族的四个特征,教条地运用经典理论来套用于具体的民族族属的确定问题;片面强调风俗习惯、社会生活方式、宗教仪式、族源等文化特征作为民族识别的依据;片面地将同一民族因为识别的行政区划不同、识别的时间不同而划为不同的民族等等……这些无疑为民族识别工作遗留下了许多问题。

3、固定化和制度化的特点。整个民族识别活动中,确立下来的56个民族身份已经成为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56个民族的关系成为了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做出这种制度性安排的理论基础是为了表现并贯彻‘民族平等’政策,避免少数族群成员由于担心受到歧视而不敢表明自己的族别,而实际操作方面的考虑是为了落实政府对少数民族群的各项优惠政策,因为不明确人们的‘民族成分’就确定不了落实政策的具体对象。”B16在当时的历史、政治背景下确立下来的民族身份,似乎成为了民族自我的界定和归属,而且仿佛是不能改变的。

(二)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是同一的吗?民族理论研究

在上述的民族识别的特点中,我们对民族识别的客观性产生了质疑。民族识别应该是在族群认同的基础上进行的。我国的少数民族,应该称为族群。在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主编的《族群与族界:文化和差别的社会组织》一书中指出,族群区分的最重要的特征包括自我认定的归属(self-ascription)和被别人认定的归属(ascription by others),所以文化只不过是用来表明他们族属不同的标志而已,而不能作为族界划分的依据。

结合中国的民族识别来看族群认同,我们可以发现:(1)民族识别的确是在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建构中的一个构件,它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将国家的权力在中央、地方、基层、民众之间加以运用的一个最明显的个案。因为,从民族识别的目的来看便是为了国家今后的较好运作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当然是结合中国国情的。但是,从族名的收集、历史文化资料的整理到族籍的最后确定都是政府在起着积极和主要的作用。就算有珍重民族意愿的原则作指导,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所有的举措无不烙下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印记。(2)民族识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构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主要以文化作为族群认同的标识而客位地确定各族体的族称的举措。识别开始的时候试图以一种族群的原生情感来带动和促进整个民族识别的进行,而识别结束后又力图以一种国家公民情感来替代各族群的原生情感。(3)民族识别使全国各族群民众在个人感情、实际需要、共同利益和面临的义务等等之间进行选择。结果仿佛是实现了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而这种“民族团结的取得越来越不是通过诉诸血缘与地缘,而是通过诉诸含糊地、间断性的也是规范化的对公民国家(civil state)的忠诚,这种忠诚或多或少由政府运用警察力量与意识形态规劝予以加强。”B17

所以,民族识别是在以族群认同的基础上而实现的一项政治举措。族群认同,在族群内部是更倾向于文化性的,而民族识别是在族群认同之外更倾向于政治性的。而且不可否认,民族识别从外部更强化了族群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在国家政府认可的范围内对自身族群身份的强调、对自身族群优惠利益的争取、对自身族群文化的彰显等等……但是,在识别过程中遗留的一些问题或者根本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族群认同的族群意识增强以后会否定或部分否定民族识别的结果。因此,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族群认同和民族识别二者之间的关系。

(三)族群认同≠国家认同:

在由国家划定了民族身份以后,是否获得民族身份的各族群就会实现本民族的自我认同呢?一个族群的自我认同主要是通过认同意识而表现出来的。而民族认同意识主要有两种:

第一,民族自我认同意识既有通过抽象的、不可触摸的“民族精神”、国民性、行为与思维方式等来表现的场合,也有通过艺术文学作品、习惯、礼仪、制度等具象性的文化项目来表现的场合。两者不是相互排他的,后者有时可作为前者的具象化之物来理解。……第二,民族自我认同意识被社会整体共有时,既有通过某种文化特性而整体论式地表现的场合,也有通过社会的各种制度而制度论式表现的场合。以上第一分类与第二分类,如抽象的=整体论式的、具象的=制度论式的那样,是相互密切关联的。B18

一方面,获得国家认可的民族以自己族体具象性的文化事象和文化特征来归一着本族成员的认同感,在民族文化与地方文化双重的张扬中,促成了被划定的民族人群的认同,同时也逐渐培养起了强烈的族群意识;另一方面,国家的意识形态竭力推进各族群对国家的认同而采取了各种措施,如“民族平等”、“民族共同繁荣”、“民族区域自治”等等,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等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各族群的发展现状镶嵌在了整个国家的整体发展事业中,各族群成为了国家公民性的载体而部分实现着对国家的认同,这是一种外在的强加在族群认同之上的高于个体、族群集体的一种在现代国家中对国家实体的认同,这是族群向政治化民族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两方面是互相影响的。

虽然在民族识别后,一些族群对自己的族称划属的认同仍有分歧,但是在国家认同的方面还是能够接受的。所以,族群认同并不能等同于国家认同、国家认同也并不能确定族群认同就没有问题。

注释:

①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9―90.

② 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07.

③ 黄光学、施联朱.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81.

④ 华辛芝、陈东.斯大林与民族问题[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92.

⑤ 《斯大林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91.

⑥ 王建娥、陈建樾等.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85.

⑦ 郝时远.苏联的构建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再阐发[C].引自王建娥、陈建樾等著:《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10―111.

⑧ 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J].云南社会科学.1984(2).

⑨ 宋蜀华、满都尔图.中国民族学五十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6.

⑩ 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17.

B11黄光学、施联朱.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02.

B12 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J].云南社会科学.1984(2).

B13 .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1).

B14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1.

B15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27.

篇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人类漫长的岁月进程中，曾经，我们的古人就是以这种自强不息、团结进取的精神屹立在世界的巅峰之上。甚至至今，因为我们古人创造出来的文明一直仍是引世人瞩目的聚焦点。为什么我们的古人这么伟大呢？经过很多学者研究后，总结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朴素的民族主义精神，简单点来说就是——爱国精神。

爱国首先要了解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爱国？”谁不会呢，那难道只有口头上说的那么简单吗？你实践过吗？你了解多少我们中国的历史呢？我想如果我们每个人这样问问自己，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自以为是的“爱国人士”了，那么我们的中华民族也就一定会更加富强了！理所当然呐，我们每一个爱国者都应该认真学国的历史，深入了解祖国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发自内心的热爱祖国的灿烂文化。

詹天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徐悲鸿画的马算是我们国画中的一个巅峰，可是在他留学的时候，他受到过不少外国人的排挤，他们常常鄙夷他，辱骂他是“东亚病夫”、“软弱的中国人”。面对这么大的屈辱，徐悲鸿并没有冲动地去和他们争议，而是将一腔爱国之情化为了满忱的动力，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用实力证明了中国人的风采。因此，世人评论徐悲鸿的马中蕴含着中国人的傲骨。所以往往，爱国就需要我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把个人的发展同国家的发展和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注自己的命运、心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篇7

一方面体现了民族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人伦“教化”功能，另一方面也流露出民族民间文化及民间艺术自身传承的封闭与局限性。同时，存在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民族对教育的影响，“宗教是艺术文化的先导”［3］。宗教教育一直是少数民族保持自身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手段，作为一种民族的观念意识、行为规范及伦理道德影响着本民族群体，这也是民族传统教育的特殊性。美术教育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挖掘民族民间艺术中与本民族情感相融相近的“独特的”教育资源，既可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又可增强受教育者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实现民族地区美术教育的特色化发展。其次是文化意义下的教育，即“文化”特征。如前所述，教育及其美术教育都是一种文化的教育。关于“文化”涵义在美术教育中的解析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文化是人类独有的、自然的……具体而言，文化是以价值观、世界观、审美观为核心的。”“文化是一种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人类生存方式。”［4］“在文化的关照下学习、在文化情境中理解，感受和接受文化的影响，进而参与文化的传承，表达和创造文化。”这是现代美术教育建构的核心理念。针对民族传统文化，美术教育更多的是一种关注、包容和融合，提倡文化的多元性而非同一性，体现文化现代性的同时又不能忽视文化的传统性，并努力趋于共同繁荣与发展。

少数民族民间传统艺术是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自发的、业余的，以自娱自乐的方式创造的独具审美趣味的艺术，是集真、善、美为一体并为价值追求的精神文化产物；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的民族文化艺术景观，是民族群体朴素的生存世界观和美好生活向往的真情流露；体现了“民族传统艺术承载着与天地共生的价值观，追求与自然和谐的人文之美，对民族社会的人文化成起了重要的作用。”［5］民族民间传统艺术，形式丰富、内涵深厚，来源于生活、情深意浓，是民族文化的精神象征和形象载体，在自我传承中发挥着无言的教化作用。民间传统艺术作为艺术教育的“资源”在美术教育中有其特殊的存在价值，最关键的是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融于生活，所以，这种教育资源易于传诵并且能够及时地得到强化，使人们在自然生活中便可以受到教育，是一部关乎民族文化与社会的“活教材”，在教育意义上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着美术教育的功能与作用。

二、时代性特征的价值取向：民族文化的创新与民族精神的培育

“时代性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任何事物，只要是当下的存在，就无不包含着一种时代性。时代性就其本质而言，它体现着事物的一种必然性、特定性和发展性。”［6］教育及其美术教育是“发展”的教育，民族地区美术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对区域环境下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关注，这也是现代美术教育价值观的体现和价值诉求。民族民间传统艺术是各少数民族历史已久的文化积淀，在特征上呈现出浓郁的地域色调和区域社会历史特性，在漫长的演变进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丰富和发展了自身的文化属性，以此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文化品质，在这点意义上集聚了民族文化创新丰富的土壤。民族文化创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以一定的社会为基础的。”［7］民族传统文化的意义并不仅限于个体因素，民间传统艺术从一开始就反映了社会的特性，社会也是一开始就在人与艺术、与文化的互动过程中留下艺术、文化发展的痕迹。“创新”是艺术教育的理念与核心，同时也是民族地区美术教育谋求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即内在的价值诉求，更是社会时代性特征赋予艺术教育的外部所需，即社会价值取向。内在驱动力和社会需求共同组成了民族文化创新的社会基础（或环境）。

篇8

一艺术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中国古代的“艺”是指技艺,孔子所说的“游于艺”就是指古代的六艺。在西方,艺术源于古罗马的拉丁文“art”,原义是指相对于“自然造化”的“人工技艺”,泛指各种用手工制作的艺术品。到了古希腊时期,艺术的概念仍是与技艺、技术等同的,这个时期实用的技艺与非实用的艺术尚未具体区分开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期法国美学家巴托关于“美的艺术”概念的提出。当美的艺术概念体系正式建立后,艺术就成了审美的主要对象。艺术与其它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它的审美价值,这是其最主要、最基本的特征。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来表现和传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和审美理想,接受者通过艺术欣赏来获得美感,并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因此,现实、作品、艺术家和欣赏者构成了艺术的基本要素。基于以上的理论,我们可以说土族服饰也是一种艺术,只是与现代艺术(即纯粹的艺术)相比,它更明显地倾向于古代艺术(即艺术与技术)的范畴。这主要表现在:

(一)从构成服饰艺术世界的创作者—作品—接受者(即使用者)三者的关系来看,土族服饰的创造者与土族服饰的使用者通过土族服饰这个作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土族服饰作品本身与土族服饰的使用者之间形成密切的关系。

(二)从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上看,土族服饰艺术产生于土族社会,以现实空间为其存在的场所,直接参与土族民众的生活。

(三)从与人们观念意识的关系上看,土族服饰艺术以集体表象为基础,直接反映土族民众的历史现实情感,体现人们的集体情感和意识,是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因此,土族服饰作为高度自主与开放的艺术世界,比较完满地具备了艺术的功能。[2]

二土族服饰作为一种艺术,不仅凝结着土族人民的精神风貌、生活理念和审美情趣,而且还衍生出以下一些艺术表达形式:

(一)实用与审美。“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从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3]服饰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是在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中生成的。对于古代服饰的创造者来说,他们创造服饰,首要的目的,是生命意识的趋动,是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可见,服饰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实用性这一基本要素。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土族先民也是为了遮体、保暖及其它特殊需要创造出了最初的土族服饰。服饰的方便、安全、自然性能便于人们更好地适应自然。土族聚居的青海河湟流域平均海拔2800米,年均温度只有5摄氏度,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决定了土族服饰必须具有抵御寒冷和遮风避雨的功能,这样,羊毛和羊皮为主要制品的土族服饰便油然而生。土族先民系马背上的民族,其装束显然适应了游牧的生活方式。今天的土族继承了其先民的服饰,采用长袍款式肥大、两侧开衩也是为了便于骑马和劳作。所穿腰靴和所扎的绑腿带不仅可以御寒,还可以防止长期骑马磨损小腿肚,这也顺应了古人所说的服饰“适身体,和肌肤”的理念。人类自远古洪荒时代进入文明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生活必需品的服饰也逐渐由实用性转向了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胡经之在《文艺美学》中说:“人类的审美活动,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中,是人类特有的辨别美丑悲喜等审美现象的精神活动。当社会发展到人们不以直接的功力态度、实用态度对待自己的产品时,才出现了比较成熟、比较纯粹的审美关系。因此,人对自然美、社会美的审美,是由物质功利性到精神功利性的发展。”在土族服饰艺术中,这种从物质到精神,从实用到审美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同仁年都乎地区的土族自认为是成吉思汗的后人,所以其所穿的“多才”的大翻领袍子和将两袖在腹前相系的习惯,保留了马背民族善骑的特质。在之后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由于受藏文化的影响,装饰水獭边的袍子逐渐成为土族礼服的象征,每到六月会期间,这种礼服的展示也成为当地土族群众夸富心理和审美意识表达的媒介。又如,土族头饰“扭达尔”上的矛、盾、箭等组成元素,均为冷兵器时代的主要战争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将它转化为了一种装饰品,凸显了其审美功能,而其在用材上也逐渐由铁质转化为银质,制作更加精美,后来人们又在上面镶上珊瑚、松石、玛瑙等饰物,可以说其观赏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实用价值。所谓“衣服容貌者,所以悦目也”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说土族早期的服饰是为了适应生活的需要,那么现在的服饰则是为了适应审美的需要。土族人在负有历史情结的民族服饰上通过认知附加了审美功能,并使之不断强化,突出了他们对服饰艺术的审美特质,也使得这种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得以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当然,在土族服饰中实用与审美是辩证统一的,这也是土族服饰审美的根本性。这个本质不仅反映了土族造物的根本要求和终极目的,规范着他们的造物行为和思想,而且决定着土族服饰审美的适宜之度,决定着服饰的形象和整体标准。从土族人把自己的智慧、才能通过一定的物质材料进行创造,使之成为一件工艺品时,这种本质就已经存在,剩下的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审美与实用哪一方面轻、哪一方面重的倾向性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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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类学家英菲曾论断：“在所有文化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容，最先都是以文化渗透的形式出现的。”在全球化的当今国际社会，我国不可避免的会被外国文化所渗透，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要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作为灵魂支撑。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个民族服饰的演变史，在“中国红”成为一个特殊名词的今天，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塑造民族之魂，从日常生活所需的服饰开始，应成为社会共识。

一、民族文化的内涵

“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常常被称为国家和民族的‘胎记’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精神基因’，是培养民族心理、民族个性、民族精神的‘摇篮’，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这里的文化传统便是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

民族文化反映该民族历史发展的水平，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随着民族自身的进步和对外民族的文化吸收，民族文化也会有所取舍，最终成为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样子。这便导致在一些精华始终传承的同时，许多民族文化精髓的流失，甚至断了传承。因此，我们必须将尚在的民族文化加以传承和保护。

二、服饰在民族文化中的作用和意义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是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人们思想意志与情感世界的写真，是人的仪表之尊、德尚之表和情感世界的外化，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服饰文化是一个民族个性的重要标志，一个民族存在的标志。”在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的今天，各国纷纷致力于保护本民族文化。此时，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主要表现形式，愈加显得重要。

（一）传承民族文化

服饰文化是一种整体文化，它是指服装、饰物、穿着方式、装扮，包括发型、化妆在内的多种因素的有机整体。不同的时代、环境将会形成不同的服饰文化，服饰是民族文化在生活中的常态化的集中展现，从中可看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内在精神和社会风貌。因此，服饰其实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载体，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二）树立民族形象

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美学的开山鼻祖柏拉图就提出了“文艺不仅能引起，而且对国家和人生都有效用”的观点。作为拥有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在经过一个世纪的迷茫、困惑与自我否定后，正急需展现自己的自信与成熟。而一个人的民族、身份、文化、职业、经济条件、地位、审美、爱好，甚至他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以及他的政治态度、想要表达的思想观念或情感意向，都能通过服饰来表现。如今中华民族自信和成熟了，也应根据自己的审美观，用自己的独特服饰，与同属东方的日本、韩国区别开来，树立自身独特的民族形象，展现自己独特的民族魅力。

（三）增强民族凝聚力

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那是因为看到了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但当今世界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仅仅是经济、物质的发展远远不够，还需要从文化、精神着手，增强民族凝聚力。国是大的家，家是人组成。要让人们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增强民族认同感，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服饰这个人人不可缺的生活大方面、小细节，便是最能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双重需求的事物。

三、我国民族文化的现状

中华文化已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力量早已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而今，我们的生活却被各种外国文化所充斥，部分国人甚至崇洋地看不起自己的民族文化。虽然国家政府一再号召保护民族文化，但由于宣传手段单一、手法僵化、力度不够，我国民族文化依旧没有引起国人的重视，甚至被恶意丑化，以致于号召力、影响力大不如前。

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独立意识不断增强，对我国这个汉族为主、民族众多、成分复杂、文化多样的国家而言，虽然汉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甚大，但要让所有民族都信服和认同，却还是力有未逮。因此，在我国民族文化之林中，找到其核心，从而熔众多文化为一炉，形成核心竞争力，成了当务之急。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国际化的时代背景下，民族文化正日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失去了凝聚力和生命力。”因此，我们在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同时，还要继承和保护传统文化，大力宣传，找到其核心共性，让我国民族文化大放异彩。

四、国服的符号性思考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对比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各色代表性服饰，今日的中国服装市场却被各种国外服饰占有，没有一种达成社会共识的能代表自己民族文化的服饰。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于是否应该设计并确定我国现代“国服”，也还处于争论阶段。但是，2009年两会期间的一个调研结果显示：“当今中国是不是需要国服”支持率为60.21%，“如果我们现在有国服概念款，大家会不会支持并购买”支持率为84.47%。从这个数据来看，设计并确定国服乃是民心所向、所求。

“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它的文化符号，服装又是最具有大众意义而又有实际作用的文化符号。”如今，日本的和服、韩国的韩服、越南的奥黛、印度的纱丽等国服已成为其国家和民族属性的象征。作为曾经的“衣冠王国”，我们却用西方国家通用的西装作为身份标识进行国际间交往，没有自己的国服，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遗憾甚至羞愧的事情。

国服是具有普通服装的基本功能，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同时体现出鲜明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特征，适合大多数中国人穿着的统一规范服装（正装或礼服），是公民参与国家重要会议或庆典、外事活动或专项活动时特别规定式样的限制性规范服装。

在我国物质文明越来越发达，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西方文明逐步影响国民生活的今天，设计并确定“国服”，有利于民族文化核心的确定，宣传民族文化，扩大民族文化影响力，提升民族文化号召力，进而继承、保护、发展优秀民族文化。同时，以“国服”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艺术形式为标志来树立自己国家、民族、国民形象，有利于提高全民的民族认同感、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在树立我国经济大国形象的同时，也将文化强国形象呈现给世界。

项目来源：西华大学“西华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项目

参考文献

[1] 符小聪.中式传统服饰艺术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再构[J]. 山东纺织经济. 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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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是一种社会公共资源，是特定国家、民族或者人群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积淀而成的，反映了特定国家、民族或者人群的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状况，是特定国家、民族或者人群的特征的文化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作用，既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也是人类活文化的一部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实物和资料得不到妥善保护，一些珍贵实物资料流失海外；一些民间文学和工艺美术被盗用或掠夺式地粗暴使用；许多传统科技被国外无偿使用，甚至有的被他人在国外申请了商标、专利保护，反过来限制我国的正当使用。这就对人类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造成极大的破坏。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有效的产业化经营，使其走向市场，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无形性、传承性、实践性、活态性、开放性的特征。无形性，它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占有任何具体的物理空间，看不见，摸不着，只能被人们的感觉所感知，从而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殊性。传承性，它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各个群体或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传承积淀下来的。具而言之，一种具体的文化形式，只有经过历史的演进，承载了人们厚重的精神寄托和文化品格，才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此种特征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是要为其传承创造良好的氛围，保持其原生态环境，使之能够延续、传承。实践性，它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和表达其喜庆、欢乐、悲哀、痛苦等情感的形式，其中凝结着各个群体或者团体的文化旨趣。此项特征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须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相联系，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应以实践为基础。活态性，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创造的文化成果，它依附于特定的国家、民族、族群、地区或者个人而存在和发展，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延续首先需要最大限度地保护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其次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其赖以传承的文化生态土壤，使之在这样的土壤上、这样的环境里延续下去。开放性，它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延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2、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产业化经营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上述各项基本特征，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将面临诸多困难。因此，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既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文化，也有利于促进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可以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立档、研究、保护、保存、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等。但最有效的发生就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产业化经营，这样可以避免遭到破坏。

3、产业化的含义

“产业化”的概念是从“产业”发展而来的。产业，是对能够带来增加值（附加值）的社会经济的总称，是国民经济的载体。产业化，即指如何将一种理念、想法、需求、价值、观念转化为一种产品，然后进入市场，拥有买方市场，进入营销体系，实现利润的过程。产业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简单而言就是全面的市场化，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点：市场化经济的运作形式；达到一定的规模程度；与资金有密切关系；以盈利为目的。如提到文化产业，不再是指阅读小说、欣赏影视作品等文化形式本身的内容，而是指通过小说、电影的市场运作来实现利润的过程。

4、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产业化经营的效果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产业化经营，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与创新。要保持传统，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发展传统。传承是一个有机的生命链，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以及文化遗产得以存在、延续与发展的必要机制。然而，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传承并不意味着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味性、原生态。因为在现代生活中，作为文化资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实现了资本的物态转换，在当代背景下有效发展，才能延续和提升自身的文化价值与身份，并有效拓展自身的作用空间。只有创新，才能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随时展的步伐不断创新，才能永葆生机，静态的保存方式无法体现它的文化内涵，最终只会让它在无声无息中消亡。通过开发再利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实现管理、开发、保护一体化，将会极大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避免遭到破坏。

5、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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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疆文化产生的独特地域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民族传统文化生成和保持的土壤，新疆地域的独特性，使新疆文化作为完整的文化单元，其构成呈现出强烈的大漠绿洲复合风格。新疆境内天山山脉横亘中部，南北疆地理环境各具特色。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的北疆地区，地势高而平坦，气候寒冷。两山之间的准噶尔盆地河流经过处形成天然牧场，是游牧民族重要的活动地区。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南疆地区，其中部塔里木盆地周缘的大小绿洲，由雪水灌溉形成良田，以农业为主。这些被沙漠阻隔的绿洲，彼此往来困难，在相对孤立、分散的情况下发展，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效应相对低下，很难形成统一的经济实体，也无法形成大的邦国。新疆文化的发源地是高山大漠和夹诸其间的绿洲、大河。同中原农耕文化环境相比，终年经历风沙干旱，夏季烈日炎炎，冬季寒风割面，一日之中冷暖多变。各民族的生存空间以沙漠、戈壁为主，人们不得不退居河流两岸、山麓地带的湖泊泉水处以求生存。地理环境使游牧民族无法产生安定、依赖的心理，却在迁徙中培养出同恶劣环境抗争的意志，具有强悍的民族性格和征服欲。与之相应，以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在流动中缺少经验积累，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不断迁徙的族群又使政治统治处于松散结合状态，人的精神生活自由少拘束，民族内部文化规范较严谨，而社会公共规范的意识则比较淡薄。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东西方相接。除了古丝绸之路，天山北麓还是游牧民族迁徙流动的通道。这里是东西方商业贸易、民族迁徙的通道，也是东西方文化传播发展的平台。物流、人流，商旅、游牧，把“走”的文化因子深深植入新疆各民族的血脉里。现代，牧民虽然有了定居住房，还是钟情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而农耕民族在商业贸易的过程中也实现着“走”的愿望。

（二）新疆文化基因的多元融合历史上，新疆地区是多种族多部落繁衍生息的家园，在各民族交互影响、共同繁衍的过程中，形成多层次文化并存、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态。多元是指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形成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和风格，是相互有别的；而一体则指各民族在参与建设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过程中，以开放的心态相互学习、广采博纳，形成交融的文化关系，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所以，开放性成为新疆文化鲜明的特质。史前阶段新疆地区的居民，种族多源民族纷杂。“在新疆大地，古代居民的种族特色是很不一致的，不仅存在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的差异；而且，即使同为白种人或黄种人，其中也存在不同支系、地区的特色”。①新疆地区的民族是不同种族融合而成，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种族体质上，更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影响到文化的定型。新疆居民从汉代开始才有明确的记载，当时主要有：塞、月氏、乌孙、羌、匈奴和汉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新疆地区大规模、大范围的人口流动，原始土著、呼羯、姑师、高车、丁零、鲜卑、柔然、突厥、西辽、铁勒、回鹘、吐蕃、蒙古等民族人口的迁移变化不断，不同时间由不同民族轮流控制这一地区。先后活动于此的几十个游牧民族，逐渐形成草原文化的基本框架。对于新疆这种边远空旷、人口稀少的地区而言，人口迁入对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西汉拓展西域以来，汉族及汉文化对新疆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发展演变，才逐渐形成新疆十三个主体民族世居的民族分布现状，而多民族成份的汇聚变迁，最终形成了多元文化格局。任何文化的形成，都经历了文化的扩散与整合过程，通过文化系统各要素的整合，实现文化层次的跃进。新疆文化的多元性主要基于民族性、地域性及其变异性。民族文化先形成局部区域文化，而后形成大的地域文化。新疆地区不同草原文化之间的相互扩散与交融、草原文化圈与汉文化的相互影响与整合，使不同文化经过碰撞、交流、吸收、补充、整合而趋于一体化。在融合各民族、接纳各种异质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新疆文化，具有一种单一文化所不具备的博大宏阔，既保有本土文化的特质，又在一个开放的体系中，接纳不同文化因子。新疆，将各种不同文化进行熔铸并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新疆地域文化。

（三）新疆文化内涵的庞大丰富从生态环境、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的层面审视新疆文化，它属于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宗法制度三位一体的传统文化。北疆以草原游牧文化为主，经历不同民族的不同发展时期，清朝以后农业经济逐渐得到发展。从早期赛人、乌孙的原始部落文化，到突厥文化以及蒙古、哈萨克游牧文化，各种文化间存在承继和整合的发展轨迹。南疆以绿洲文化为主，在原有民族的文化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逐渐形成新模式的文化。数千年频繁的民族迁徙、融合，使得新疆地区的历史文化积淀极其丰富。由于民族、宗教、社会结构、生产方式诸多因素的极大差异，新疆文化呈现出不同文化并生、共荣的特征。既有极强的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有同一地域各民族文化的兼容性，还有同一民族在不同氛围中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印度文化、波斯文化、中原文化、埃及和两河流域文化、古希腊及罗马文化都在此交汇碰撞。以龟兹佛教艺术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出佛教文化经过吸纳与调适、交融与变异之后熔铸、成熟的痕迹：建于公元4—5世纪的克孜尔石窟第22窟，壁画中的国王、王后均上身，颈、臂、手腕部有装饰物，与当时龟兹国王与王后的装饰不同，具有明显的印度文化特征；创于公元7世纪的克孜尔石窟第205窟，国王、王后服饰与同期龟兹人服饰完全一样。“越到后期，表现就越少。这是外来艺术在融入本土艺术过程中的适应性变异，但终究是本土审美意识占了上风。成熟期的龟兹佛教雕塑已形成本土化的造型风格。”②外来文化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于这块土地上，而是在对本土原有文化系统、生态环境系统适应的基础上，经过自身调整、取舍而扎根。此外，新疆多样的原生态文化环境本身，就具有对外来文化过滤和重整的作用。在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新疆各民族以开放的心态吸纳外来文化，基于本民族文化的框架，修正或改造外来文化，使之适合和满足自己的文化需要。多民族对同一（不同）外来文化的不同需求与吸收，造就了新疆文化鲜明的个性化和差异性，这正是新疆文化的魅力所在。从新疆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可以看到：多种民族在此生活，多种宗教文化并存，使用多种民族语言，存在多种文化形态。各种文化在纵向承继与横向整合中形成新的模式，而通过个性化与差异性更加彰显出民族文化的生命张力与个性色彩。

二、新疆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新疆的传统文化，从地域上可以粗分为：天山北部的游牧文化圈；天山南部的绿洲农业文化圈；天山东部、北部的屯垦文化圈。这只是粗略划分，新疆各地游牧文化、农业文化、屯垦文化成分互有交叉、各有侧重又同时并存。而作为文化一部分的传播方式，经历了从最初的口语传播，到电子传播等各种方式共存的发展变化，这同社会的整体发展紧密相连。

（一）绿洲农耕文化圈以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为主绿洲农耕文化圈以维吾尔族为主，维吾尔族形成以地缘为基础的村社组织，生产方式以农业生产为主，牧养牲畜作为重要经济补充形式。在天山以南大小绿洲进行农业生产，而山区草场则供放牧牲畜。维吾尔族手工业生产比较发达，不仅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商贸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北部游牧民族相比，维吾尔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体系。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地区的政治制度是伯克制，各级伯克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以及附属于这些土地上的农户，并对依附的农民拥有进行劳役制剥削的封建特权，这种封建地主统治又往往和宗教统治相结合。以农耕为主的经济形式具有稳定性，在物质文化积淀的基础上，精神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具有较为坚实的基础，其传播媒介得到进一步发展，因而维吾尔族地区的文化传播方式以文字传播为主，大量的典章、制度、文学作品使文化传播的范围更为广泛、影响力更为恒定、久远。政教结合的封建政治制度使传播的类型以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为主，其中宗教场所进行的传播对文化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维吾尔族的传统贸易集市“巴扎”在今天依旧是人际传播的重要场所。每逢“巴扎”日，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流、物资云集，从一般农副产品到昂贵的工艺品，应有尽有。“巴扎”的人数甚至可以达到二三十万，周围的维吾尔族群众从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以外，赶着毛驴车拉上全家人赶赴巴扎。“巴扎”已经不仅仅是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也是各种信息交换的平台，有些人甚至不是为了买卖商品，而是为了约见朋友、交流信息、沟通感情而去“巴扎”“，巴扎”成为维吾尔族民众极为重视且极富民族特色的人际传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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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3-0156-02

历时千年繁衍与迁徙，苗族服饰形成了类型多样、工艺精湛、精美绝伦的艺术特色，拥有“中国服饰史上的活化石”，“服装制作工艺的博物馆”之称。苗族服饰装饰纹样繁多且内涵丰富，具有装饰、记录、标志、历史、宗教、伦理等功能，是苗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苗族拥有十分丰富的口头文化和视觉文化。历史传说中苗族在逃亡时，苗族的古书被大水冲走，失去了文字后便借助芦笙和服饰为载体传播信息。这是将（意）故事用（形）视觉和（声）听觉符号体系以为记录和传习，即“纹以载道”的功能体现。克利福德・格尔兹指出：“文化是通过符号在历史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所以从苗族文化“无字”特征看来，传统服饰是苗族传统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文山苗族文化的符号体系由：历史经验的时间结构、社会形态的空间结构、传统经验的情感结构、超验的精神和心理结构四个部分组成。传统服饰作为文化的表征，所呈现的内容主要体现为：苗族的族源、战争、迁徙；经济、政治、社会；情感、生活；宗教、风俗、观念等具体内容。

一、历史经验的时间结构特征

在苗族丰富多彩的口头文学中，内容主要涉及到苗族的源流、迁徙过程、风俗习惯、社会活动等方面，多以故事、诗歌、芦笙曲的形式呈现。苗族的口头文学具有非常清晰的时间线索，如《造天造地》、《造人烟的传说》、《花山起源之歌》等，具有历史经验的时间结构特征。

在云南寻甸一带的自称“阿卯”的苗族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

很古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们经营着洛郎吕地，还建有城池劳古、劳黎。……失去了祖先遗留的土地……。他们想出了好办法，把洛郎吕地极其四边地方，形象地制成有块花纹的“歹欧”花围腰，让妇女儿童穿著。“歹欧”边沿的两条花边，表示斗南义茂两条大江并排地流淌，又表示斗南义茂两江相交汇。……使大伙都记住祖先生活的地方……

这则故事流传很广，东至贵阳市附近，西至云南楚雄，北至川南宜宾、泸州，南至云南的文山、红河及相邻的云南北部，缅甸北部地区。只要有被称为“花苗”的苗族支系存在，这个故事就有流传的基础。

洛郎吕地为今日之安徽省，传说中的平原指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在文山苗族蒙叟支系的服饰中，多出现回纹、城池纹、铜钱纹、八角纹、井字纹等。而在蒙颛的百褶裙上，裙边的挑花与蜡染相接处必须缝制两道红、绿色的细长布条，红的为浑水河（黄河），绿的为清水河（长江），图案上的空白条纹为楚河汉界。从城池纹、井字纹、楚河汉界、印章……等图案来看，印证了苗族由北向南，由西向东不断迁徙的历史事实。

二、社会形态的空间结构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苗族服饰表现出不同的样式风格特征。即在不同的时间范畴里，服饰风格遭受来自社会语境的影响而做出相应的改进与演变。文山苗族按自称分为七个支系：蒙司、蒙豆、蒙邶、蒙巴、蒙颛、蒙叟、蒙刷，由于不断迁徙和发展使得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支系服饰风格各异。在相同的时代里又体现出类似的风格趋向性，处于相互影响，同步发展的状态。

同时，服饰的制作和装饰的精美程度，还受到商业环境、经济条件、政治等等因素影响。如20世纪50年代的质朴风格，20世纪70、80年代的瑰丽多姿，90年代的艳丽杂糅、风格多元等，都是在相应的历史背景下，人们的生活状况的反映，安定的生活、经济的发展必然为人们带来视觉的丰富。所以说在相应的生存空间内，传统苗族服饰是对相应的历史时期内社会形态、经济状况的折射。

三、传统经验的情感结构

在传统经验累积过程中，个体之间相互作用，发生传统经验的相互效仿行为。在传统苗族服饰制作时，手工艺通常是由长辈传授代代沿袭。文山州苗学会会长王万荣先生提出，十字对苗族具有符号学的深层内涵，人们选择以十字为基本单位，又以十字为中心点，以交叉十字为骨架向八个方向对称延展。十字纹有其说法取材于妇女纺织活动中的十字理线架。服饰的生产与制作是传统女性频繁接触的生活空间，如果“十字纹”作为生活场景的再现，那服饰便凝聚了复杂的家庭情感，服饰成为家庭情感维系的重要工具。

与此同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传统服饰是家庭重要的财富累积。在服饰中绑腿裹和纱帕裹得越大越美，布用得越多越富有，体现“以大为美”的审美思想。财富观念体现在纹样中，最突出的有货币符号的使用。在古代中国曾以海贝充当的原始货币，“贝者，水虫，古人取其甲以为货，如今之用钱然。”（《尚书・盘庚中》孔颖达疏）中国商周时期的墓葬时有出土。在云南古代墓葬中出图的海贝，主要有“子安贝”、“虎皮贝”，呈椭圆形，背部隆起，正面开口带齿。在苗服蜡染褶裙上出现大量的海贝纹和铜钱纹。

纹样中出现的十字纹、海贝纹、铜钱纹，以及求多子多福的螃蟹纹，均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对事物的认知过程中情感体验的再现。并把美的事物呈现出来，体现了“以家为美”、“以大为美”、“以富为美”的审美思想。

四、超验的精神和心理结构

超验，同“内在”相对，意为超出一切可能的经验之上，非人的认识能力可以达到。传统服饰除了日常的穿着功能外，在宗教仪式中有特殊地位。宗教中的不可知性、神秘性使服饰体现出一种超验的外在形式。并且通过这个艺术的形式（介质）与另一个维度的空间世界相联系。

在丧葬文化中，传统苗族服饰，特别是麻制的服饰是必不可少的。老人去世时穿麻布衣称“做药”。要求媳妇或女儿必须单独绣一块带有云气纹的托肩给死者垫枕，同时死者必须穿全套麻布制成的老式服饰，穿三双鞋，由内到外分别为麻布缝制的袜子、汉式布鞋、麻绳编织鞋。在丧葬文化观念中带云气纹的绣片，能接通神人二界，使逝者能腾云驾雾与祖先重逢。在寻祖的道路上，要披荆斩棘，历经坎坷，才能到达老祖宗生活的地方。古歌中有唱到：“剩下一小把（麻），拿它来织一双麻鞋，给死人穿，他好去爬祝融的毛虫山。……毛虫山上毛虫多，遍地蠕动像流水。这是祖先走过的路，是找祖宗的必由之路。……”苗族相信麻籽、麻纤维、麻绳是通神、驱鬼的神圣物。他们相信能通过麻这一介质，灵魂得以归位和安息。

这些抽象纹样保留原始图案的痕迹，事实上原是美术常作为巫术活动的一部分，韦尔特菲什在《艺术的起源》中谈到：“艺术并不是作为一种抽象的意见发生的，而是作为手艺高超并使人愉快的一种公共的宗教仪式而发生的。这种仪式中断日常时间和生活经验，让人进入超验的精神体验和原始的审美状态中。原始仪式是实用和审美的结合，也是现实和精神的中介，艺术正是从仪式中的非实用和精神化中脱胎出来的。”

由此可见，传统符号不仅有装饰作用，还包涵了深厚的，亦是民族群体意识、族群认同的标志，并体现为一种民族情感联系、团结精神的心理暗示。可见传统服饰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中所需，还具有一定的超验宗教内涵。所以说，由这些时间的、空间的、情感的、精神的活动所构建的符号体系便是传统苗族服饰的文化内涵所在。

五、小结

人类对自身服饰的美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图案的所指与能指间，透露出传统符号的象征性意义与叙事功能。它是民族情感的结晶，并彰显出超越人类穿这一基本功能需求，寻求一种集体力量与苗族精神的重要表达。以人为主体的由时间、空间、情感、心理的结构组成传统文山苗族文化的符号体系。服饰作为文化的表征，反映社会、政治、经济、风俗等内容，显示了文化发展水平、民族精神面貌，在民族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P205.

[2]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01.P7.P246.

篇13

中图分类号：G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4-0105-02

阿坝师专地处阿坝州，为民族地区培养优秀民族人才责无旁贷。双语教育系则是阿坝师专培养民族人才的一个重要载体。近年发生在藏区的负面事件警示我们，做好藏族学生管理工作是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而班主任作为班级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更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藏族学生在对待非本民族群体或个体时，是礼貌的，这种礼貌在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关系疏离的表现。他们要从心里认可一个非本民族的老师，过程是困难且漫长的。而他们是否从心里认可这位老师，直接决定了老师未来工作开展的成功顺利与否。尽量缩短这一过程的周期则是班主任工作迅速打开局面的第一工作要点。

本文结合工作实际，分析藏族学生的特点，总结班主任工作中的方法。就班主任在藏族学生心目中“第一印象”在管理工作中的应用，从以下几点浅论。

一、学生心目中老师留下的第一印象的重要性

生活中我们第一次见到某某人的时候，心中总会有一个对他（她）的印象。 通常所说的这个印象实际上就是指第一印象或最初印象。

虽说第一印象并不一定就正确，但是，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得出，第一印象确实对于后面获得的信息的解释明显有定向作用。也就是说，人们总是以他们对某一个人的第一印象为背景框架，去理解他们后来获得的有关此人的信息。

因此，班主任在与学生接触的第一次见面留下好的第一印象，是决定班主任在未来管理工作中能否顺畅的一个重要时段，也是树立班主任正面形象的一个绝佳时刻。工作实践证明，班主任在学生心目中第一印象好了，学生能更快的接纳拥戴你，班主任的班级管理理念也能更顺利执行，工作局面也就顺势打开，快速步入正轨。同理，藏族学生对异族老师第一印象好了，师生双方建立友好和睦的关系则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在藏族学生潜意识存在的排异划分心理的特点下，师生友好和睦的关系是异族老师消弭藏族学生民族隔阂情结的关键环节，也是异族老师走“近”学生心里的重要基础。

二、把握学生刚入校的心理动态，做好“第一印象”准备

藏族学生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大山深处，高原地带，很多学生甚至是第一次走出家乡。身处于一个崭新且陌生的环境，加之眼界窄、阅历浅、年龄轻，在思想上会很容易产生孤独、茫然、思亲等易伤感的情绪，容易受到本民族内他人意志的支配，也容易受到本民族外的刺激。加之民族感情强烈、自卑感强的特点，他们会对异族师生，尤其是汉族师生的言论和态度特别敏感，容易造成思想上巨大波动。同时，也会因为异地求学，城市、人文环境变化和学习压力变化产生各种不适应和迷惘，比如生活、人际交往等的不适应，学习前景的迷惘。除此以外，他们也会因为人、事物、环境的陌生，产生强烈的新鲜感和探究意识。

三、留下好的“第一印象”

心理学家戴尔・卡内基在其名著《怎样赢得朋友，怎样影响别人》一书中，总结出了给人留下良好第一印象的六条途径：（1）真诚地对别人感兴趣；（2）微笑；（3）多提别人的名字；（4）做一个耐心的听者，鼓励别人谈他们自己；（5）谈符合别人兴趣的话题；（6）以真诚的方式让别人感到他自己很重要。

在媒体界也有这么一句名言：要给人好的印象只需要7秒钟。而这7秒内影响第一印象形成的因素按比重排序，第一是外表，占50%以上。不仅包括脸蛋，还包括气质、体态、神情和衣装的细微差异。第二是声音，占40%。而音调、语气、语速、节奏都是重要因素。第三是言行举止，少于10%。

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我发现在师生第一次见面时做好以下几点，更能在学生心目中留下好的第一印象。

1.得体、阳光的仪表，微笑、礼貌、真诚、坦然的态度

“以貌取人”是现代多数人的“通病”。俗话说“先入为主”，学生从见到老师的一刹那，就开始形成印象，并长久烙印在他心上。心理学家研究发现，7秒钟的第一印象可以保持七年，一旦形成很难改变。每个人都会自然倾向于找更多的证据来确定他们己形成的结论，而不会去找证据来反驳它。不管你是否愿意，第一印象总会在以后的决策中起着主导的作用。

所以，班主任在和同学第一次见面时，一定要注意仪表，一站出来就是自信、温和、阳光的样子，让学生眼睛发亮。一旦被学生看“扁”，以后再怎么努力都作用不大。相反，如果班主任看起来神清气爽，格调高雅，眉宇间透露着自信的神采，让人有乍见之欢，那你工作顺利也就成功了一半。

2.营造自然、轻松、开放的氛围环境

2.1会场提前播放音乐，营造气氛

陌生人见面，一般情况都行为拘谨，对四周氛围环境敏感。要想赢得朋友，影响他人，自然、轻松、开放的氛围环境必不可少。这氛围环境的营造可有多种途径达到，比如课堂互动等。笔者在实践中发现，见面会播放音乐作为开场白，尤其是学生熟悉、感兴趣的音乐，更能直接明显的营造出自然、轻松、开放的氛围环境。

2.2准确叫出多个学生名字，态度真诚的攀谈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如果能在第一次见面准确的喊出一些同学的名字，顺便稍稍“揭发”一些学生无伤大雅的个人信息，则能很好的正能量刺激学生，让他们不自觉中迅速融入各种角色，让学生形成“老师很尊重他、重视他”心理暗示。攀谈内容从学生家乡，民族语言，民族文化谈起，多赞扬，多请教，多让他们说，老师保持微笑，真诚倾听的态度，学生心理自然会形成“老师对我很有兴趣，内心是接纳我的”的暗示。自然、轻松、开放的氛围环境自然形成。

2.3组织活跃的师生互动环节，尤其策划别开生面的见面内容，使用风趣幽默的言语

第一印象的好坏都是通过精神面貌、衣着、肢体语言、语言表达综合传递的。老师自古以来即是被定位成一个负责传道、授业、解惑的一个长者，学生对长者的孺慕、崇拜之情天然形成。尤其是当老师能在字里行间透出广博的知识面，风趣、幽默的言语风格，更能提升学生对老师的孺慕、崇拜之情。笔者在实践中发现，组织游戏类的互动，且在互动过程中用上风趣幽默的言语，更能让学生给老师的第一印象加分。

3.从学生需求入手，交流他们感兴趣或迫切需求的东西

因为环境的变化，以及学习压力的减压，大一学生一般会有迷惘的心理。他们想挣扎突破这层思想束缚，但又往往不得其门而入，致使很多学生回忆起大一的生活的认为是最没有方向感。

加深并建立良好的第一印象，交流符合对方兴趣的话题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而象“生命有限？宽度无限”、“时光易逝？只争朝夕”“职业生涯规划”等话题是新同学最想解惑的了。

当然，第一印象也不是在人们脑海中一成不变的，它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地淡化。但是，第一印象产生的首因效应作用深远。藏族学生管理工作中善用第一印象效应则往往能帮助我们迅速打开工作局面。 当然，如果班主任在给学生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成功的，则要努力保持自己的作风和态度，维护这种印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