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一体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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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尤其是网络的兴起，文化的力量日益凸显，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全球化进程的最终决定力量将是文化。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文化对经济已不单纯是影响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决定作用，文化经济时代已临近家门。

一、经济文化一体化是挡不住的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世纪之交，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因特网的普及，文化与经济共生互动，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日益增强。经济日益文化化，文化日益经济化。

伴随着经济文化化，文化不断地向经济活动渗透，给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文化决定着资源的开发、组合，决定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检验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推动着先进价值体系的形成，协调着市场和环境的结合与互动，以及人才素质的提高。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说，文化的内在驱动力比经济力、政治力具有更强大的牵引力。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已成为影响地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经济活动中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物质生产中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就越高，竞争力就越强，效益就越好；文化发展中吸收的经济成分越多，科技含量越高，文化的覆盖面越广，影响力就越大，渗透力就越强。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含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产品的被接受程度和价格的高低。美国、西欧、日本等国，经济发展中观念的、科技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等文化要素大量进入，使其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中的文化因素已日益跃居重要地位。服务、知识、信息等第三产业成了经济的重心。与之相呼应的是，脑力劳动者的数量迅速增加。到1970年，美国“白领”职工与“蓝领”工人的就业结构比已为5∶4，到1980年，美国第一产业即农业和矿业中的从业人员仅占总比例的2.9%，第二产业即各种制造业降到31.6%，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百分比已上升到65.5%。而在第一、第二产业中的科技管理人员也超过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1]（P3）。

伴随着文化经济化，文化日益进入市场，进入产业，其经济功能不断增强，对企业的兴衰、产品的销售及品牌的流行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并且文化本身也成为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文化还成为社会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商品属性日渐显现，从而增加了文化的造血功能，使文化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这一点在西方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中尤其明显。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以音乐磁带、激光唱盘、MTV、电影、电视、录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拳王争霸赛、世界杯足球赛为代表的娱乐文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中的新兴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及其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识经济、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如今，新经济已占据美国GDP的70%，加拿大GDP的60%。迪斯尼公司产业规模及赢利均进入世界前十强，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创下全球18亿美元的票房收入等等，都充分证明了文化的经济价值[1]（P18）。文化产业被视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文化产业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经济文化的一体化推动了文化经济的兴起。文化与经济互动，将构成新时代全新的生产形态和发展模式。打造文化经济，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壮大文化产业，在经济活动中更多地注入文化内涵，提升产业层次、产品档次，增强竞争力，逐步转变广大人民群众转变生活方式，注重物质消费产品的文化内涵，追求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合理选择。从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改革开放初期靠政策优势，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靠环境优势，21世纪靠的是文化优势。知识、智慧、价值观念、精神动力，以及文化所创造的人文环境，文化发展所形成的巨大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源，最终将转化为物质形态的竞争力。21世纪，各地区经济的赛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

目前，很多学者把世纪之交产生的与文化高度融合的经济形态称为“知识经济”。笔者认为，不如称为“文化经济”更合适。文化经济比知识经济概括性更强、涵盖面更广。文化，根据其与行为的关系不同，可分为知识、观念和技术。人的行为，首先要明白根据什么干，其次要明白干什么，最后还要明白怎样干。知识，解决的是根据什么干的问题，它是反映和解释事物的，使人知道周围事物及人自身的状况。观念，解决的是干什么的问题，使人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事和想要什么东西。技术，解决的是怎样干的问题，使人知道怎样干成要干的事和怎样获得想要的东西。文化中，哲学、宗教、道德、法律及政策等属于观念文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等属于知识文化，而各种工程技术、技艺、技巧等，则属于技术文化。知识、观念和技术，皆为人的行为所必需，缺一不可。缺乏知识，人就不能及时准确地把握外界信息，不能认清自身，不能掌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使人不能知己知彼而进退失宜。观念错误，就不能正确的选择行为方向，即便拥有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技术，也不能持久、持续地利人利己。技术低下，就会心有余而力不足，陷于妄想和空谈，不能实现既定目标。在知识、观念和技术三者之中，观念是目的，知识和技术是手段，是为观念服务的。三类文化，应相互协调，平衡发展，不能畸轻畸重，厚此薄彼[1]（P46）。由此可见，“知识”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包括知识，但又不仅仅是知识。“知识经济”的提法有些偏狭，也不太确切。“文化经济”的提法比“知识经济”全面、确切。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使用和分配基础上的经济，核心是突出知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价值；而“文化经济”则是对知识经济内涵的扩展和深化。

二、“文化经济”的涵义、内容及特征

在我国，“文化经济”这个范畴，首见于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2002年5月13日发表的题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发展，进一步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讲话。张德江在讲话中首先精辟地概括了新世纪经济的显著特征：“文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源动力，在新世纪对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联系更加密切，文化和经济出现加快融合乃至一体化的趋势。经济活动中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物质生产中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就越高，竞争力就越强，效益就越好；文化发展中吸收的经济成分越多，科技含量越高，文化的覆盖面就越广，影响力就越大，渗透力就越强。”然后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世纪的经济，就是‘文化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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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凭借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及经济社会良好环境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发展中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尤其是随着居民收入的水平和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对旅游消费的内容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旅游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新模式应运而生了。所谓经济文化一体化是指在现代社会中，文化与经济相互渗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一种新的文化经济现象其表现形式为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文化经济复合化。

作为中国舞蹈史上第一个自己营销、包装推广的民生态民族歌舞集，《云南映像》从高原村寨走向世界，为中国舞台艺术走向市场探索一个运作模式，成为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成功典型。

一、经济文化一体化为旅游业注入新活力

作为新兴的，经济与文化高度融合，相互渗透的现代化经济产业，旅游业这一新发展既是旅游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新要求，也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加强对旅游消费及经济文化一体化方面内容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理论意义上看，丰富和发展了旅游消费、经济文化的内涵，为旅游业产业结构提升提供了理论指导。从现实意义来说， 首先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开发模式使旅游业成为当地经济的新亮点，带动了相关企业的发展；其次，吸引了更多的外来游客，加快旅游业繁荣；再次增加了本地人民文化自豪感，并让本地民族文化更广泛的为人所知，有助于新时代的民族文化的重构。

二、《云南映像》旅游产品文化内涵分析

《云南映像》是一个多民族文化成果的集成，它用民主舞蹈独特的生命力呈现了视觉盛宴，并用产品包装手法将其推向市场，一位评论家说它“震撼了中国世俗的舞台”。

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像》是一台既有传统美又有现代之力的舞台新作。它将最原生的原创乡土歌舞精髓和民族舞经典全新整合重构，再创云南浓郁民族风情。著名舞蹈家杨丽萍首次出任大型歌舞集总编导及艺术总监并领衔主演。作品特色鲜明：原汁原味民族歌舞元素、云南各民族民间着装的生活原型、六十二面鼓的鼓风鼓韵、一百六十个具有云南特色的面具、百分之七十演员系云南的少数民族。全场分为“序？混沌初开（Born of the Ean）”、“太阳（Sun）”、“土地（Earth）月光（Mooning）”、“家园（Homeland）”、“火祭（Fire）”、“朝圣（Pilgrima）”、“尾声？雀之灵（Spirit of Peacck）”几个篇章。

这是一部包容万象的生态歌舞作品，全剧的天地自然人文情怀及对生命起源的追述，生命过程的礼赞和生命永恒的期盼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映像源于云南。云南是祖国西南边疆的一个多民族省份，这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文化和秀丽的自然风光。彝、藏、佤、哈尼等十多个民族原始、粗犷、充满绚丽色的生活由《云南映像》生动的展示在舞台上；《云南映像》就是云南这座文化宝库中的一些点滴和片段。

映像长于特色。《云南映像》除了杨丽萍与孔雀舞两大看点之外更以其鲜明独特性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游客。其一，75%来自山寨的演员：启用大部分来自村寨的民族演员，他们血液里流淌着原始的舞蹈基因和充满生命勃发的表演是专业演员所不具备的。其二，红土高原原汁原味的表演：七场歌舞展现了云南少数民族对自然的崇拜对生命的热爱。肢体语言中揉合了苗、彝、藏、傣、白、哈尼等民族舞蹈，着装全部为少数民族生命原型。第三，远古现代时空跳跃的舞美特色：

“打歌” 、“跳锅庄”中大量使用了可移动、升降装置；一百多副具有云南特色的面具；牛头、玛尼石、转经筒在亦真亦幻的舞台灯光中穿梭于缘故和现实，在时空错位视觉错位中构建出一种生态美。

映像走向世界。《云南映像》捧走了中国专业舞蹈最高奖项并扉声中外，走向国际舞台。

映像传承文化。《云南映像》成功秘诀在于旅游内容日益模式化、枯燥化情况下，取材于精深的民族文化在提升旅游产业层次满足新一轮消费需求的同时继承、整合，发扬了特色的历史和民族文化，是对历史和民族文化的一种继承和保护。它真正的文化内涵在于救助一些珍贵而不被重视的被称为人类共享经验的东西，通过不粉饰不媚俗的原生态的舞蹈语言呈现出来，使文化更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意义。

《云南映像》作为经济文化一体化形态下的旅游商品包装后推向市场，产生了火爆演出市场的强烈效应。在昆明《云南映像》的票房收入超过千万，并在其他地区场场爆满，在上海获得中国舞蹈“荷花奖”最高奖项等等。国内市场掌声不断的同时，《云南映像》以《寻找香格里拉》进军国际文化市场也取得了骄人成绩。它更成为一张中国名片，非凡的魅力和艺术穿透力在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中起到了很好的交流作用。

三、旅游消费与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关系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文化经济时代已经到来，文化经济结合日益密切影响下，提出旅游消费文化性要求，即新的旅游消费需求开始产生。新的旅游消费需求的产生，反作用与经济文化生活中，加速于经济文化的进一步紧密结合。

从《云南映像》的案例研究中我们看到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新旅游消费需求的催生，《云南映像》的产生也并不是突发的横空出世了。正是日益旺盛的旅游需求刺激下，有了具有民族特色文化的第一台原生态歌舞演出的空前成功；而《云南映像》演出的成功也证实了经济文化一体化将文化包装成为商品所产生的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促进了经济文化的进一步紧密结合。

可见，《云南映像》既是旅游消费的新需要、新亮点又是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推动下和促进下产生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四 、结语

在新消费需求推动下，经济文化有机结合创造新的旅游商品推向市场是大势所趋。经济文化一体化已成为当今发展的新要求。而今单纯旅游游览的模式已日趋落后，旅游开发需要经济文化一体化注入新的活力。

经济与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年轮，经济奠定了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文化地供着社会发展的动力和价值导向，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文化已越出纯粹的精神王国，通过产业化和市场化成为当代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独立文化，经济也进入了依靠智力和文化资本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1] 罗明义.《旅游经济研究与探索》[M].昆明：云南大出版社，2004.

[2] 宋晓莲.《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

[3] 田晖.《消费经济学》[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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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1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48-0108-02

1“山西会馆”概况

山西会馆餐饮文化有限公司（简称山西会馆）前身为创立于1991年的太原白云楼餐饮服务有限公司。2004年，在山西省全面实施“文化强省”战略的大背景下，企业的创办人决定在经营企业的同时进一步弘扬山西文化和晋商文化，将晋商会馆文化融入到餐饮经营中，并于2006年创办了山西会馆。山西会馆继承了明清之际晋商会馆“联络乡谊、感怀乡情、会聚会议、祭祀神灵、聚众演戏、同乡互助”的经营定位，同时将山西五千年人文历史、民间风俗、地方特色融入企业经营，被誉为“能吃饭的博物馆，山西人的会客厅”。

截至2011年，山西会馆在太原市开办三家分馆，分别是山西会馆体育路分馆、山西会馆胜利街分馆和山西会馆下元分馆，三家分馆在品牌文化上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体育路分馆主题为“三晋五千年”，提炼和浓缩出了“人的文化”、“大院文化”、“家的文化”、“佛教文化”，成为用文化铸就的饭店，受到中外来宾普遍赞誉。胜利街分馆主要突出山西匾额文化，填补了山西省没有牌匾博物馆的空白。分馆一楼悬挂着百余块体现个人成长意义的牌匾；二楼陈列着百余块当年晋商的字号匾以及能表现晋商辉煌的牌匾；三楼陈列着百余块官宦牌匾，记载着朝代的更替，历史的变迁。把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集合起来，俨然可以再现一部国史、地方史和晋商家族史。这座用牌匾铸就的饭店，由于其文化内涵丰富，被誉为“古匾文化博物馆”，令前来就餐的客人流连忘返。下元分馆以“晋商之路”为主题，将晋商之路的艰辛与辉煌以大量真实的历史文物展现出来。其中还突出反映了山西人走西口的艰辛和勇气，传承了晋商文明与文化血脉。很多学者都给以这座用晋商文物铸就的饭店高度的评价，称其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2“文化”与“餐饮”的互利共生发展模式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变革引发了全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伴随文化产业在各国不断成为支柱产业或主导产业的大趋势，“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成为人们在认识领域质的飞跃。这充分地说明不管是国家、政府、商业组织或是个人，在这样的时代如果不能及时得更新观念、创新手段，找到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口，那必将陷入无比尴尬的境地。正是在这个阶段，山西会馆不但顺应了时展的必然要求，而且通过变革及早地突破了传统餐饮服务业的发展方式，使得企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尤其在突出企业社会效益、提升企业文化内涵、打造企业特色产品与服务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等方面走出了成功之路，从而完美演绎了经济与文化的有机融合。

2.1产学研相结合，做好经营创新准备

文化企业首先应该注重并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内涵，建立学习型组织，才能确保企业经营管理创新的有效落实。多年以来，在经营企业的同时，山西会馆的创办者就特别热爱山西文化并且热衷于向外界宣传山西文化。企业于2000年成立了“山西民俗文化研究会”，吸引会聚各方人才，专门从事山西文化的研究。经过10余年的不断学习、交流和研究，研究会分别在山西历史、人文、地理、民俗、艺术和古建文化上积累了丰厚的基础，尤其具备了独立进行古建筑设计、装饰的能力，为山西会馆的发展提供了智力保障。同时，企业将山西文化作为建立学习型组织的落脚点，不断在全体员工中开展山西文化普及培训，并将山西文化精髓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中，使得每位员工都能“知文化，讲文化”，为山西会馆打造“山西人的会客厅，山西的文化窗口”文化品牌做好精神上的准备。

2.2用“餐饮”弘扬文化，提升企业社会价值，实现“经济文化化”

（1）依托餐饮业态，弘扬传统文化。“山西会馆”本是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在全国各地晋商所到之处联合捐资建设的用于聚会、娱乐、议事的场所，即山西商人的会馆，它所表现出的是晋商的豪迈与大气，彰显了晋商精神，在明清商业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山西会馆”这一文化符号，是三晋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必须给它以很好的保护与传承，才不负历史给予今人的重托。

（2）依托餐饮资本，保护文化资源。山西文化的表现必然离不开实实在在的载体，只有历史遗留下来的古物才能承载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让人领略到古时韵味，这些文化遗产是不可复制的，而这些文化遗产随着战争、灾害和人为原因渐渐消失殆尽。山西会馆作为弘扬山西文化的文化餐饮企业，在很早以前便对山西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给予高度重视，一直致力于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他们远赴山西各地搜集、整理民俗文化，积极保护历史遗留下来的文物。历时10年，累计投资1.5亿元，会馆先后搜集抢救到文物一万余件。其中石刻两千多件、石雕六千多件，各种木牌匾一千多件，大型门楼五十多座，古戏台十二座，古民居七十三套及其他文化遗存若干件。除在会馆内对这些珍贵文物进行部分展示外，山西会馆还把它们展示于山西省民俗博物馆，为世人搭建起了解山西历史文化的桥梁。2008年山西会馆被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荣誉授予山西民俗博物馆分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能吃饭的博物馆”。

2.3以文化带动“餐饮”，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文化经济化”

“山西会馆”这一文化符号，时至今日已然就是品牌，就是无形资产，如果将它恰当地植入企业经营过程，它还可以释放出无限的经济价值，必定会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插上健硕的羽翼。

（1）文化注入餐饮，提升企业产品价值。山西面食是山西的一张名片，随着多年来的对外宣传，山西面食已经婓声海内外。山西会馆有近25年的晋菜经营史，很好地延续了山西传统面食“一面多吃，百面百吃”的文化精髓，从选料、和面到制作，每个环节均十分讲究。为了进一步传承山西面食文化，提高菜品的文化品位，山西会馆严格控制制作工艺，不断加强人员培训和生产管理，同时将山西的“剔尖面”和“莜面栲姥姥”申请并注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这项面食技艺的法定传承人。2008年，山西会馆在山西省烹饪协会和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代表山西面食最高水平的“山西面食超人赛”中一举夺冠。

（2）文化融入餐饮，提升企业服务价值。山西会馆是山西首家引入文化导游服务的文化餐饮企业，将文化落实为一种基本服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餐饮搭台，文化唱戏”。山西会馆每创办一家分馆，便由其民俗文化研究会设计编辑出一套与馆内陈设和装饰特色相匹配的文化讲解词，然后由会馆内的专职导游为顾客进行现场讲解。这些导游全部具有导游从业资格证书，具有相当丰富的山西文化知识底蕴，再经过专业人士地严格培训，能在轻松地讲解中引人入胜，令顾客陶醉于山西浓厚的历史文化当中，为顾客更深入地了解山西起到积极的作用。

同时，山西会馆率先组建了山西面食技艺表演团，向顾客展示山西面食制作技艺。表演团队经过多年的训练和不断地改进与创新，将多种面食制作技艺转化为富有观赏性的面艺表演，受到国内外来宾的热烈欢迎。表演团队曾多次走上央视“挑战群英会”、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等著名电视节目，并多次远赴北京、大连、广州、无锡、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展示山西面食技艺；还多次代表山西面食参加各种大型展会，并于2010年将面食技艺表演搬上了上海世博会的舞台，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面食文化的魅力。

山西会馆把山西文化融入餐饮经营过程的新举措，让省内外客人在吃饭当中了解山西文化，用这种方式既保护了山西本土的文物，也扩展了餐饮业的经营范围。山西会馆的这种特色，为它创下了“三个唯一”：即将导游讲解引入餐饮业，更全面有效地宣传山西文化，这是山西唯一；将餐饮业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一个新型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这是山西唯一；将晋商文化精髓体现在会馆的企业文化建设中，使山西会馆形成具有教育性质的山西省青少年素质教育基地，这是山西唯一。

3结论与启示

文化虽然不是表层的和显性的，但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在无形之中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山西会馆正是抓住了文化的这一本质特征，加以创新应用才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山西会馆的成功关键因素就是有效地把文化和餐饮结合，走出了“文化与餐饮”的互利共生发展模式。这是山西会馆在发展中独特的战略决策，是在餐饮业经营同质化的今天做出的明智选择。餐饮和文化结合，既用文化带动了餐饮，也用餐饮弘扬了文化，二者互相促进，不断提升。同时也很好地展示着太原的城市文化，为太原的城市发展画上了绚烂的一笔。

山西会馆的发展也给我们带来了更深层次的启示，为我们具体理解“文化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有益的实证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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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就是说当前世界的整体经济形态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作为服务贸易的典型代表旅游业来说，它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京津冀经济圈是刚随时展起来的一个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经济圈，它是我们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典型代表，特别是服务贸易行业的发展。这三个省份旅游业的发展也是很快速的，旅游业是新时期发展较快的一个行业，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在自己国家内部的旅游，人们对于其他国家的旅游景点游览需求越来越高，也就间接的促进了这个区域经济体服务贸易的发展。旅游经济的发展使得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但是，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人们对于服务贸易也产生了很多质疑，因为旅游行业使得很多自然景点被破坏，也使得景区的环境被破坏，同时景区所在地的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经济利益，对于景区进行人为的改造，这就使得很多景区失去了它原有的特色。同时，景区的服务也达不到人们的需求，社会经济在发展，人们对于服务质量个水平越来越高，也就使得越来越多的服务贸易中的问题凸显，本文我们就将针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服务贸易问题做出探讨。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服务贸易的几种基本表现形式

所谓的区域经济也就是指跨国际开展的一种经济发展形式，它通过把不同地区的经济加以融合，从而从不同的方面促进各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区域国家开展合作的表现，它对于提高我们国家整体的经济水平有很大的帮助。

(一)跨境交付

跨境消费是当前国际开展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从它的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它的消费过程是完全的服务贸易，它不会涉及到服务的人员和机构，它只需要通过网上交易手段使得提供服务者和消费者之间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联系，从而使得区域经济达到一体化，这种跨境支付是当前服务贸易最普遍的支付手段，它更加方便快捷的为消费群体提供了服务。随着电子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跨境支付更加被人们所喜爱，它既是一种安全的消费方式，同时它也可以保障很好的服务贸易，所以它越来越多的被人们用在跨境交易上，对于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来说，它也是发展旅游贸易的一种必要手段，不仅促进了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也使得这三个省份经济发展方向被快速推向世界。

(二)境外消费

所谓的境外消费就是指服务的提供者本身是不移动的，而是消费者通过跨国去消费，去享受其他国家给人们提供的服务，包括入境旅游和处境旅游，这是服务贸易最常见的两种方式。这种消费方式主要是通过人群的流动来开展的，人群通过移动去享受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包括餐饮消费、住宿消费、观光消费等等，这种消费形式也是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开展服务贸易的一种常见的表现形式。这在京津冀区域一体化过程中表现也是比较明显的，因为京津冀经济圈本身发展比较快，吸引了很多外来国家的投资，也就促使这部分地区的服务贸易得以繁荣昌盛。

(三)商业存在

这种服务贸易提供的方式是服务提供者到同一区域的其他国家去开展贸易，从而把自己的服务贸易通过各种形式走出去，这就是商业存在。跨国公司的建立也可以说是商业存在的一种，而跨国公司在京津冀经济圈是十分常见的，因为这个区域经济水平相对较高，更容易吸引外资。它是人们为了发展经济而逐渐传播开来的一种服务贸易形式，它对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发展服务贸易的有利因素

当前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形式都是以一体化形式存在的，它对于发展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是十分有利的，对于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影响深远，同时它对于发展服务贸易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以下就是我们的分析。

(一)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给全球旅游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随着世界经济整体的发展，可以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被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形式所带动，对同时也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特别是旅游行业的发展。我们国家历史文化比较悠久，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这是我们国家旅游业吸引游客的关键，这也是京津冀区域发展旅游业的关键。京津冀区域旅游业是区域经济中服务贸易呈现的一种主要形式。我们可以说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给全球旅游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人们开展服务贸易的时候消费手段更加丰富安全，旅游业的发展标志着全球服务贸易的盛行，它对于我们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是具有带动作用的。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国际服务贸易一体化提供了平台

所谓的区域经济也就是一定区域没发展自由贸易，它对相关区域管家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非常大的，不仅仅为各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同时也使得各个国家间的交流更加便利。对于服务贸易这个含义比较广阔的经济群体来说，它不是通过商品的流通来实现的，它主要是以旅游业形式存在的，它使得不同国家的文化得以交流，这样不仅可以促进双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也使得服务贸易被广泛推广，这就使得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等地的经济往来更加密切，给三个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好的平台，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国际贸易一体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三、结束语

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来说，它是可以通过多重发展形式的，服务贸易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它越来越被人们重视，而且形式也越来越多，因此我们不得不说我们国家的发展受服务贸易影响很大，而且其影响在未来会升级。旅游行业作为服务贸易的主体，它应该更加重视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并且对产业不断进行产业升级，同时，应该以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为发展模板，从而让我们国家经济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启斐.区域经济一体化、边界效应与服务贸易[J].当代财经，201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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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化产业结构。中国的经济想要跻身世界顶端，光靠单一的产业结构是很艰难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应对经济一体化有效的方式。中国的产业结构一般是比较浅层次的，比如一部手机的完成，核心部件是其他国家的，而中国的工作只是外壳的制作，整机的组装，在中国来看，赚的钱是很少的，而且对于中国的环境和资源是浪费的，不利于长期发展。所以，中国要改善这样的产业结构，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来促进发展。对于本国的人才培养也要重视，培养出属于自己的人才，才能占据有利地位，有利于深化产业结构。

3.突破贸易壁垒。经济一体化导致许多国家建立了自己的贸易体系，利用关税壁垒，只允许本国内部或指定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将很多国家排除在外，不得与本国有经济往来，这样虽然保护了本国产业的持续发展，但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中国因为有着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出口的商品价格较其他国家低，中国的商品在国外很受欢迎，基于此，很多国家都建立了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导致中国出口商品的积压，资源的耗费。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可以采取“逐个突破”的策略。也就是说在中国形成几大产业集中地，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产业，追求本产业的“精”。比如在浙江义乌，就以出售小商品为主，义乌的饰品、玩具在全国来看都是领先的，所以将小商品的批发定在义乌，有利于商家的竞争，形成质量更好的产品，出口时也就更具有优势。再比如上海，是改革开放后的重点经济地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标志，形成了一大批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科技园区、金融贸易区等特区。我们就要以此为中心，建立上海的经济特区地位。

4.熟悉国际法规。国际上建立了很多经济法规，为的是让全球经济可以有序的发展。中国要想在世界上发展经济，必然要了解国际法规，在必要的时候能够保护本国利益。很多时候一些国家利用比较卑劣的手段欺负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掌握了国际法规，就可以掷地有声的回击，有效的保护了本国利益不受外来侵略。

二、经济一体化下的国际贸易

自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开始，世界人民就逐渐成为了一个大家庭，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来往，久而久之就实现了经济的全球化。商品流通、人才流通、资本流通，各种方面的贸易流通构成了我们的国际贸易，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在本地区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享受着世界的飞速发展。

1.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各集团内部的经济增长。因为经济一体化下，每个经济区域组织都有属于自己的贸易条例，内部成员国在其中享受着贸易的方便，有的建立了共同的税率机制，在成员国之间税率是相同的，制定了相同了税率来对外。有的不仅在经济上形成了同盟，还在政治、军事上也建立了同盟。有利于成员国之间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实现经济互补，同时也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和繁荣，提高了国际地位和竞争力。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都是区域性的经济组织。不仅对成员国内部有积极影响，对于世界来说都是有利的。增强了世界的多极化趋势，有利于世界和平，促进了资本、技术、人才和商品的国际流通，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2.跨国公司在经济一体化下的国际贸易。跨国公司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力量，如果跨国公司可以很好的利用经济一体化，在竞争中显示出特有的特色，那么国际贸易也会不断发展。首先是跨国公司间的外部交易。优胜劣汰是自然生存的法则，跨国公司也不能避免这样的境况。公司间可以采用兼并的形势，将一些不太占据优势的企业兼并，扩大自己的产业，又或者可以收购一些小型企业，增加自己企业的覆盖率，对于跨国公司的发展相信是有利的。其次是跨国公司间的内部交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企业间也是可以说通的。跨国公司并不是神一般的存在，也需要各种新力量的加入。这就说明每个企业间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当然不能将核心产品共享，但一定的管理方式，制度方式还是可以借鉴的。共同促进企业的长期发展是每一个企业合作的前提。

3.中小企业在经济一体化下的国际贸易。中小企业虽说不是国际贸易的主流，但也是国际贸易大流中不可缺少的活跃力量。中小企业的发展要有一个强大的后盾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政府的支持，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就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只有政府重视、支持中小企业，才能使其增加国际竞争力，才能健康稳定的发展。人才是中小企业发展的核心，没有人才的加入是很难进步的，所以中小企业要广招贤才，给人才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这样才能增加企业的活力，使企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小企业要有与大企业合作的勇气，要有融资的勇气，只有与大企业合作，才能更快的使企业扩大，给企业有注入新鲜的血液。在运行过程中，企业要不断与大的企业争取贸易的机会，要积极利用闲置资金充实企业发展。

4.经济一体化下国际贸易的弊端。贫富差距的加大。在经济一体化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占据主导位置，往往是获利者。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底子薄、技术水平低、生产设备落后、生产成本高等原因，经常处于劣势。这也就使得国际贸易出现了不平衡状态，总是徘徊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很少，资本流通受阻，不利于全球化的正常贸易。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源的掠夺和开采，并将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还将一些垃圾及有害物质向其他国家倾卸。这样的国际环境就不利于国家间贸易往来，不仅危害了受害国的利益，更是危害了世界的环境与和平，不利于人们健康舒适的生活。经济一体化使得许多国家、民族间的冲突增大，这都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有许多的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文明、价值观，当经济来往时，这些民族之间就会产生摩擦。在办事方法、待人接物等发面会有歧义，造成沟通困难，也不利于贸易的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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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宁镇扬旅游经济一体化实行循环经济的价值分析

(一)旅游产业战略价值2014年8月国务院颁发的31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推动旅游开发向集约型转变和同时推动区域旅游一体化,构建务实高效、互惠互利的区域旅游合作体。循环经济的本质是生态经济,是一种尊重生态自然规律与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宁镇扬旅游经济一体化实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正是以资源依托型为主的旅游业保护其核心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的必然要求。

(二)旅游产业实践价值宁镇扬旅游经济一体化实行循环经济将使旅游企业、景区、企业与景区等各环节实现高效利用资源、合理利用废弃物、提高旅游经济效益,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从旅游企业层面上,通过实行微观循环经济,减少浪费,提高效益,同时也可加强三地旅游企业之间的合作促进产品的创新。景区实行微观循环经济,则可改善景区环境,创新生态景区的服务。宁镇扬三地从社会层面上构建包括旅游业在内的生态服务业、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的产业循环体系,实现整个生产、销售和消费、使用及废弃物回收、资源化、再利用。

(三)旅游产业环境价值宁镇扬旅游经济一体化实行循环经济是从根本上防治旅游环境污染、改善旅游企业生存环境、保持旅游生态和谐的重要途径。将宁镇扬三地旅游业看成一个可循环的系统,由政府出面共同制定旅游规划和营销方案,防止重复建设及恶性竞争,改善当前旅游企业的生存环境;制定政策法规,建立科技研发体系、教育体系、绿色消费体系、废弃物综合处理体系等,真正从公众、企业、政府三方面认识到循环经济的的价值,改善消费观念、防止旅游环境污染、保护环境从真正意义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宁镇扬旅游一体化运用循环经济的发展建议

(一)政府统领构建宁镇扬旅游一体化循环经济体系由宁镇扬三地政府统领,对该地区的旅游资源进行全面整合,以循环经济系统为主导思想,制定旅游产业及相关旅游基础设施的各方面规划,完善旅游交通服务网络,规定三地旅游业合作内容和重点合作项目,如酒店与生态农业园区的合作,景区和酒店等企业与科技部门和环卫部门的合作等,防止各自为政、内耗严重以及过多的重复建设,规划一经审定,应具有法律效力。

(二)健全实施循环经济的保障体系区域旅游循环经济体系的建立还需要政府制定统一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企业评估体系、经济奖罚机制等,消除三地旅游市场的制度壁垒,理顺旅游业管理体制,加大主管机构的执法力度,加强旅游法规的完善,确保循环经济落实到旅游行业中来,提高旅游循环经济的可操作性。

(三)丰富宁镇扬旅游产品结构目前宁镇扬旅游业以观光型旅游产品为主,辅之以度假、商务等旅游产品。要加强对生态农业、休闲养生、修学度假等旅游产品的创造,积极创新开发娱乐性强、互动参与性大、文化内涵高、绿色养生性的休闲、度假绿色旅游产品,增加采用循环经济系统的生态景区,向游客灌输循环经济的理念,共同促进宁镇扬地区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塑造宁镇扬高品质整体旅游形象,实施宁镇扬旅游整合营销通过对区域内文化脉络的梳理与旅游资源特色的提炼,宣传宁镇扬的循环经济体系,塑造高品质的整体旅游形象。制定统一的整合营销计划,多种形式并举,开展长期的整体性联合促销。建立优质高效的宁镇扬旅游网站,提供具有信息和服务双重功能的内容,普及循环经济的知识,宣传生态旅游产品,满足旅游者和部分潜在旅游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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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盟各国认识到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弊端，以及开展货币合作的重要性。经济大国日本也因日美元汇率的急剧变动给其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转变了原本消极的态度,正在积极支持和推动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中国经济的发展给亚洲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亚元”的可能性提供了更大的保障。 随着亚洲经济的高速发展,东亚货币一体化成为学术界内外讨论的焦点。笔者就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与货币一体化问题谈点浅见。

一、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分析

目前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两个框架下进行，一个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一个是次区域的东盟组织，两个框架的基本目标是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APEC是一个连接亚洲和太平洋国家的、松散的、关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论坛，内涵的国家众多，差异性极大，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受到多方面的障碍。东盟是一个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涵盖的经济体规模太小，区域内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很小。

这里，我们主要选取三个指标来考察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区域内贸易占各国GDP的比重、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各国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

1.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及GDP的比重

区内贸易量越大，货币一体化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越大，因为共同货币将会降低贸易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是33.15％，而欧洲共同体是55.9％，占GDP的比重东亚是40.58％，欧洲共同体是39.46％。这表明东亚地区区域内自由贸易的程度和共同市场的建设程度虽然比欧洲还有一定距离，但近年来，随着东亚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个差距在逐步缩小。

2.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我们通过分析东亚各国1985年至1999年这15年的GDP增长率，计算出任意两个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并与欧洲共同体主要成员国的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进行比较，发现:东亚各国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之和为20.493，平均相关系数为0.4554;欧洲共同体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之和为14.185，平均相关系数为0.6755。这反映出东亚目前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还远远不够。

二、东亚地区要素流动性分析

1.劳动力流动性及工资、价格弹性

一方面，东亚各国和地区并没有像欧盟那样建立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目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很多，包括语言障碍、法律障碍、文化障碍、政治障碍等等，这些障碍都使得整个东亚地区劳动力的流动程度很低。

另一方面，东亚地区工资和价格又有较大的弹性，它具有一下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东亚地区是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刚刚完成（与欧美国家相比），如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正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化的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转移，这种转移在满足了工业化过程中对城市劳动力的巨大需求的同时，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第二，东亚国家和地区一般都不制定最低工资法、雇员税法和就业保障法等法规，使工资完全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劳动力市场基本上不发生扭曲；第三，东亚国家工会的力量与欧美国家相比比较弱小，谈判能力低，失业保险制度也不健全，导致工资刚性不强；第四，日本是东亚国家工业化完成较早的国家，虽然各方面的法规相对比较健全，但是日本的终身雇用制度也保证了工资的充分弹性，在终生雇用制度下，劳动力需求下降时企业不裁员、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方法是削减工资水平。工资构成企业成本的最重要部分，工资的较高弹性保障了产品价格的较高弹性。

2.资本流动性

东亚各国（地区）金融发展的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组成，该类国家和地区金融深化的程度较高，是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基本不存在资本流动的障碍。第二类由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泰国、日本组成，该类国家或地区正处于金融深化的过程中，政府对金融的管制已经大大放松，金融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第三类由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组成，这类国家（地区）金融自由化起步较晚，目前存在较多的政府对金融的管制，资本流动的政策和市场障碍都很大。由于该地区的大国――中国、韩国和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资本流动存在一定的障碍，致使整个东亚地区的资本流动性不高。

三、 经济发展水平及结构相似性分析

如果外界冲击对货币区内各国的影响是对称的，可采用同样的（或类似的）货币政策予以抵消，各国就不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形成一个货币联盟。而冲击是否是对称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否相当，是否具有相似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经济结构趋同的国家有可能形成货币联盟。

1.经济发展水平

为了反映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折算）这个指标。可以明显看到，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既有像中国这样人均GDP仅仅2624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发展中国家，又有如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那样的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还有日本这个位居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发达国家，贫富悬殊十分严重，最高和最低之间相差竟达10倍以上。

2.经济结构相似性

这里我们选取两个指标反映经济结构的相似性：贸易结构和资本形成比率。

表1计算了东亚各国（地区）1985年～1999年期间平均的资本形成比率、东亚地区的平均资本形成比率、资本形成比率的标准差。标准差反映东亚各国（地区）偏离平均资本形成比率的程度。该指标的高低粗略反映了一个地区各国资本形成比率的相似性。标准差越高，相似性越低。表2给出了欧洲共同体各国1979年的资本形成比率。东亚地区的标准差明显高于欧洲共同体的标准差，说明东亚地区资本形成比率的相似性大大低于欧洲共同体1979年的水平。

表1 东亚各国(地区)资本形成占GDP的比率(1985年～1999年)

资料来源：根据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2000有关资料计算

注：日本的资本形成率和GDP均使用第四季度的数值计算

表2 欧洲共同体国家资本形成占GDP的比率（1979年）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1986

从进出口结构的差异度来看．东亚地区1993年出口的差异度指标的平均值为58.56，进口差异度指标的平均值为34.47；而欧洲国家1979年这两项指标分别为35.71和23.21。东亚地区进出口结构差异明显高于欧洲共同体。

四、政策目标的相似性

政策目标相似性越高，在对付经济冲击时货币合作各国政策协调越容易．货币合作越容易成功。

我们选取了通货膨胀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来考察。表3和4列出了东亚地区上世纪90年代和欧洲共同体70年代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及通货膨胀率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东亚地区的标准差是5.2，欧洲共同体是3.73，东亚明显高于西欧地区。

表3欧共体国家的通货膨胀率（1970年～1980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2年世界发展报告》

表4 东亚国家（地区）的通货膨胀率（1992年～1998年）

资料来源：根据APEC秘书处《1999APEC经济展望》，1999年9月有关资料计算

五、东亚货币一体化存在的困难和障碍

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的东亚地区还不具备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有制度保障、以汇率目标区为主体的如同欧洲货币体系的货币合作机制的条件。具体来讲，目前东亚货币合作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

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有较大差异国家的一体化相对较为复杂。东亚建立货币联盟的过程应该在初步实现经济一体化、达到一些前提条件之后，包括建立关税同盟或者共同大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东亚各国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经济一体化程度大大低于欧洲各国，目前还不具备实施货币一体化的条件。

2.东亚区内尚不存在轴心国

德国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享有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声誉。欧洲中央银行事实上是遵从了德意志银行的货币政策，这一方面反映了德国经济在西欧经济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德意志银行长期拥有的反通货膨胀信誉。

东亚地区尚没有能为整个区域决定货币政策并对区内各国政策起协调作用、担当轴心国的国家。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关系中，日本始终扮演主角，日元也是地区内最国际化的货币。近年来，日本与亚洲各国的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在某些国家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即使不考虑政治因素，日本在经济上的某些缺陷也使它难以在该地区担当轴心的角色。如日本国内市场狭小，金融市场限制过多，日元在国际贸易结算、外汇市场等的地位大大小于其国民生产总值及对外贸易在全球的地位，这些都影响了日本在东亚的核心地位。

3.在东亚国家（地区）合作中存在着政治方面的障碍

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货币联盟要有一个政治联盟为后盾。与欧洲相比，东亚货币合作的困难可能主要在政治方面。

首先，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有分歧，包括历史上的积怨、领土纠纷、文化传统、、价值观的差异等，因此它们更多的是把彼此视作竞争对手而不是潜在的合作伙伴。历史上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一些国家留下创伤，而且日本对战争问题至今没有深刻反省，因此，东亚国家很难对日本有信任感。另外，东亚国家领土问题尽管目前暂时搁置，但随时都会成为合作的祸根。总之，在东亚地区合作过程中存在着政治障碍，各国很难相互信任，对合作始终存有戒心。

其次，区域货币合作需要各国让渡一部分经济政策的自，服从一种共同的货币政策。然而，到目前为止，东亚国家并没有显示出愿意放弃部分货币政策的自换取货币合作成功的决心。这一地区也缺乏类似欧盟货币委员会那样的超越国家权力的机构，以及对违反合作协议的成员国进行强制惩罚的机制。因此，如果东亚地区希望采用单一货币、形成货币联盟，需要各国强有力的政治承诺。

参考文献:

[1]McKinnon, Ronald I. “Optimum Currency Area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3, 53: 717-725

[2]Krugman, Paul R., and Maurice Obstfeld.“International Economics-Trade and Theory 5th edition” Addison-Wesley,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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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还是立足于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产生、发展的原因的分析，如利用比较优势原理、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及产品生命周期学说等说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产生与发展。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世界经济一体化不简单地等同于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经济一体化产生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各国经济甚至政治、社会行为必须在多国共同确立的某种协定的规则或准则的约束下进行。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如果称得上一体化，它不仅是各国发生了经贸联系，而且，这种经贸联系的发展还涉及到各国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选择。各个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很强的互补和互利性，但是，其间经贸联系可能很少或没有。或者，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经贸联系，但它们并没有组成一体化。这在当今世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所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产生和发展，只是把握了一个方面，即各国之间存在的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互利性可能推动它们之间经贸联系深化，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即各国如何根据这种互补性和互利性从政策选择上认可某种形式的共同约束规则或准则。应该说，迄今为止所有经济一体化的产生都是这两方面综合的结果，缺一不可。

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来看，更难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经济一体化发展愈来愈走向高度化。高度的一体化不仅要求各国实行自由贸易，加强投资合作，而且，要求各国实现货币政策协调、财政政策协调，走向单一货币等等。新的发展趋向所能产生的利益是传统理论所不能分析到的，有些利益短期内无法度量。更重要的是，一体化向高度发展，更多地涉及到各国让渡问题，这样，远远超越于一般经济利益的权衡。（2）有些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如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已发展成为数国甚至全球问题；技术进步愈来愈快，作用在增大，各国要求保护知识产权的愿望也会越来越迫切，但它不是一国政策所能实现的；国际金融领域巨大的资本流动对各国经济可以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于各国单独的经济政策调控所能及的范围；甚至可以说，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了相互依存的时代，任何一种危机可能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波及，使各国难以幸免，要预防这类危机，需要全球合作。

上述这些变化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开放，它们可能促使各国走向一体化，但是，单单用传统的理论无法说明和解释。当今在西方经济学界盛行的对策论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一问题。由于精细的对策论需要应用艰深的数学，这里，只是应用对策论的基本原理作一些粗略的分析。

二、应用对策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产生、发展的分析

1、应用对策论分析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深。一国在制订某种经济政策时，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对它国产生影响。同样，它国制订某种经济政策也会产生类似的双重效应。所以，各国之间在政策选择上存在着利害关系，它们在进行某一经济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到彼此的反应。对策论正是以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害冲突为研究对象，世界经济一体化不过是各国在开放政策方面从利益相互冲突走向协调的结果。这是应用对策论进行分析可能得到的一个结论：当今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各国间存在利害冲突，但任何寄希望于它损的企图，只会导致共同的更大损失。所以各国可能会尽量避免选择引起与它国冲突的决策，从而走向合作与一体化。

不同层次经济一体化达到的高度和实现合作的领域不同，其对策模型特征会有些差异。下文分别从贸易、经济调控政策及环境污染的解决等方面应用对策论具体分析各国如何可能走向一体化。

2、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政策选择模型

（1）确立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有A、B两个国家，相互间存在很强的贸易互补性，其中A国为大国，B国为小国（我们也可以设定A、B两国为同类水平的国家，这并不影响分析，只是假定一大国一小国，可以更方便地引申出本文所要论述的另一结论），两国之间有开放市场、封锁市场等政策选择，不同的政策选择决定了两国“支付”的不同。两国可能的政策组合及“支付”（如表1）。

表1两国贸易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

B国

开放不开放

A开放Ⅰ（3，8）Ⅱ（0，10）

国不开放Ⅲ（4，0）Ⅳ（0，0）

（表中每一括号内数字左边为A国支付，右边为B国支付）

表1中，Ⅰ（3，8）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也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3和8。Ⅱ（0，10）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0和10。Ⅲ（4，0）表示A国不开放市场，B国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是4和0。Ⅳ（0，0）表示A、B两国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为0。

从表1可看出，两国不同政策选择组合引起的“支付”的变动，实则反映了两国贸易制度选择利弊权衡的价码。如果两国既存关系达到一定程度，而且，两国充分意识到制度选择的权衡价码，就可能促成两国走向合作，走向一体化。如我们选取两国都开放市场时各国的支付为参照系，具体分析这个问题。从表1来看，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可净获利1（4—3），B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净获利2（10—8）。然而，不幸的是，国际贸易中很少存在这种单方面“恩惠”。一国单方面关闭市场获净利，会促使另一国也关闭市场。这会引起两国较大的损失。此时，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净损失3（0—3），B国净损失为8（0—8）。两国都关闭市场引起的净损失远远大于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获利。在重复游戏情况下，各国会不断修订本国政策，最终可能会达到均衡解Ⅰ，即两国都开放市场。若没有外在约束力量，均衡解Ⅰ很容易因为某一国家试图获取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利的诱惑所打破，从而造成上述共同净损失的出现。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这种情况可能促使某种制度即规则产生，以避免或减少上述净损失。这样，在贸易领域两国走向一体化。

（2）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仍然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A、B两国都采取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进行调节，两国可能采取的政策组合（如表2）。

表2两国调控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

（附图{图}）

（表中G指经济增长率，P为物价上涨率，括号内的数字是经济增长率减通货膨胀率后的净报偿，每一行第一个数字是A国的，第二个数字是B国的。）

从表2可看出，若两国同时采取扩张政策，则它们都有纯利益，两国都存在一定的通货膨胀，但有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一国实行宽松政策，而另一国实行紧缩政策，则会比两国都实行紧缩政策效果更差。比如说，紧缩国家可能出现货币升值，出口下降，从而经济增长率下降，而扩张国家虽然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但是，由于货币贬值造成通货膨胀的代价会超过较高经济增长的利益。考虑到当今国际资本跨国流动的频繁和巨大数量，一国难以单独依靠本国调控政策实现某种经济目标。通过参与决策游戏，不同国家可能实现在经济调控政策方面相互协调。

上述两模型采取“两国家”分析，虽然方便地说明了两国走向一体化的原理，却不能解释，当一个国家与多个国家存在经贸联系，从而它们之间进行贸易、经济调控政策选择时，都存在如表1或表2中所示的“支付”，为什么这个国家不和所有的有经贸联系的国家结成一体化？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如果将上述模型扩展到几个国家，我们会发现，一国与其余的（n－1）个有经贸联系的国家之间的政策选择组合的“支付”有大有小（我们权当作谈判收益），而该国与它国在文化、现有政策体制等方面存在的差别程度很不一样，这样，该国与这些国家进行谈判的成本也就不同。一国与它国能否从一般的经贸联系走向一体化，是在这种谈判收益与成本比较中选择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国家间能形成一体化，有些国家间却不能。

（3）关于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全球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解决环境污染需要各国合作，但在此过程中，存在如何分摊成本的问题。由于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后，各国都可以成为受益者，所以，在分摊费用时，可能出现各国寄希望于“免费搭车”的现象，导致谁也不愿出资，以致环境污染无法解决。对此，对策论利用简单模型，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假设某一治理环境污染项目可能给n个国家带来的潜在收益分别是P［，1］，P［，2］，……，P［，n］，预计该项目总成本为C。假定

（附图{图}）

即从项目可能带来的效益看，建造该项目是合算的，应该投资。但是，由于各国企图“搭便车”，该项目也许难以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设想有一个类似投标的机制，即由各受益国认捐，其出资数目分别为S［，1］，S［，2］，……，S［，n］。若

（附图{图}），

则该项目无法修建，将捐款如数退回各国；若

（附图{图}），

则项目可修建。若

（附图{图}），

盈余部分退回各国。这样，在解决这一项目的建设问题时，有两个可能解，它们分别是：

（附图{图}），

S［，i］＜P［，i］，在此情况下，项目可建成；

（附图{图}），

在此情况下，项目无法建成。

假定可以重复游戏，若第一次失败，即各国出资后，

（附图{图}），

项目不能建立，再进行第二次认捐，一直到各国出资数目达到

（附图{图}），

项目建成为止。由于每个参加国都认识到其获益将是P［，i］—S［，i］≥0，所以，从理论上讲，参加国会在一次次游戏下趋于合作，最后由各国达成协议，共同出资将该项目建成。

上述三个简单模型，分析了不同国家在三个不同领域走向合作的政策选择的可能。但这三个领域的政策选择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其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如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可能会促成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这主要是因为前者是引起各国经济政策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原因，而且，贸易合作的程度也是决定经济政策协调“支付值”大小的一个因素。这两者与环境污染也有联系。一方面，贸易合作加强，可能加剧区域内环境污染，从而加强了共同解决污染问题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也是推动各国经济调控政策协调的一种动力。

虽然运用对策论分析表明，各国若考虑到它国的反应，在对某些经济领域可能的政策选择作出权衡后，它们可能会谋求合作，也许还会形成统一的约束规则，实现一体化发展。但是，在现实中，要达到这一结果并不容易，谈判和策略选择可能颇费周折，谈判可能还存在不对等关系。

3．各国实现合作的困难和谈判的不对等关系

由于各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身的相对优势，在有些情况下，也许会出现数个国家间决策无法相容的问题，从而依照某种投票规则进行决策，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例如，假定有A、B、C三个国家，它们在资源禀赋上存在很大差别，处于经济发展的三层次。其中，A国在高精尖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B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占优势，C国在资源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这三个国家分别主张降低高精尖产品、资本密集产品和资源密集产品的税率。于是，当由它们投票选择共同的贸易体制（制订统一的关税率）时，会出现以下偏好序（如表3）。

表3不同国家投票选择的偏好序

降低资源降低资本密降低高精

密集产品关税集产品关税尖产品关税

A国321

B国213

C国132

从表3来看，如果三个国家根据各自的偏好序投票，而且投票是根据多数原则作出决策，那么，根据“阿罗定理”，三个国家在降低不同类产品关税上无法达成一致。例如，若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与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看，A国和B国对后者的偏好均强于前者，所以，按多数规则，应该选择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这一方案。而从资本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看，A国和C国均倾向于降低高精尖产品关税。但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关税来看，B国和C国对前者的偏好强于后者，所以，它们两国此时会支持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可见，三国在进行投票决策时，会出现无限循环，无法达成一致协议。

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人提出，如果参加者各方扩大信息交流，并作必要的游说，使参加者都认识到一体化发展可能带给各自的好处，这样，可能会改变某些参加者的偏好序，从而避免出现“投票循环”。

另外一个办法是，各国可暂时避开这一协调领域，而转向其他共同利益交叉多的领域进行合作。如在上例中，可以暂时允许各国对各自相对劣势产品提供关税保护，但相互间可加强资本流入和投资合作，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不利结果的产生。

从这里可以引申出的一个结论是，如果各参加国能充分意识到各国加强合作的意义，并尽量在某些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走向政策协调，其结果是，它可能促使这些国家在该领域内生产发展和分工的深化。这样，一体化政策或体制选择本身又成了推动某种经济发展格局形成的因素。例如假定某些国家致力于加强环保协作，它们达成了在某些规格的环保产品上享受关税优惠的协议，这可能会促使原来没有环保产品的国家优先发展环保产品。当今世界一些国家为向世界贸易组织靠拢，努力调整本国生产，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由于我们假定各参加国是政治上、经济上自立的国家，因此，任何决策都是各国根据本国对可能获益与所付代价权衡后作出的。通常一国是不能强迫它国作出某种政策选择的，这与70年代前情况有所不同。

从二战后一直到70年代，各国在政策协调方面明显地处于实力不均衡状况。当时，美国居于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它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战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如战后GATT及IMF所确立的自由贸易、国际金融体制框架，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当时的利益需要，其他国家只能在此类框架约束下被动地参与到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去。

80年代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发达国家如日、欧的力量日益强大，发展中国家地位也极大地得以提高。各国谈判力量增强了，当今世界多边体制已很难由个别国家操纵。尽管如此，但是在实现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由于国与国之间的不同政治企图和经济上实际存在的差距，加上历史形成的某些大国的实权地位，世界经济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不平等的问题。除了其它原因，正如前文表1中所示，我们曾假定A国是大国，B国是小国，相应地，两国相互开放市场后，A国获利相对少些，B国获利相对多些。因此，若两国为走向一体化进行谈判、协商，它们利弊权衡的筹码就不同，对谈判所愿作出的让步也就不一样。大国倾向于少一些让步，小国往往迫于对大国市场较严重的依赖关系，可能不得不多作出一些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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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1（b）-0199-02

2010年初，甘肃省委、省政府提出了“中心带动、两翼齐飞、组团发展、整体推进”的区域发展战略，兰州市和白银市构建了“兰白都市经济圈”也就是“兰白一体化”的发展前景。专家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的政策建议和理论思考，笔者主要从产业对接这个角度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1 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现实要求

兰州市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枢纽城市，在促进甘肃欠发达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担当着“改革者”和“引领者”的重要角色。新时期，“兰白一体化”的战略实践，则是科学发展观在大开发进程中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是探索西部大型城市实现区域经济带动战略的实践展开。

1.1 兰州市区域发展空间受限

兰州市作为甘肃省的省会城市，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西部大开发视阈中核心城市，在带动或引领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兰州位于黄河上游，整个城市以及辖区坐落于狭长的黄河两岸流域，地位东西狭长，南北屈短。偏狭的区位局限与其担当的省会城市以及西部大城市的功能拓展，形成明显的空间矛盾，整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了空间阻滞。

兰州由于两山夹一河，东西狭长，发展空间已经不足，迫切需要拓展；而白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在白银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科学转型，以中科院高新技术产业园为依托，通过做强有色金属及稀土新材料、精细化工一体化、矿产业和资源再生利用、能源和新能源、机械和专用设备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特色农畜产品深加工、黄河文化旅游等“支柱产业”，做大有色金属、新型化工、复合型能源、特色农畜产品、物流仓储等“五大产业基地”的建设，特别是提出“融入中心，优化布局，区域联动，科学转型”的发展战略，已初步形成融入兰白都市经济圈的条件。

1.2 心城市轴心辐射作用的延展

现今形势下世界区域经济以及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方向就是都市经济圈。事实表明，等级体系城市作为中心城市的依托，中心城市主导，将各城市经济紧密联系起来，这种经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体可以有效促进社会区域的经济发展，全球都已经出现成功的实例和丰富经验。作为主导的中心城市省会兰州以及作为依托的工业重镇白银在兰州-白银都市经济圈的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机遇非常难得，但同样也会有重大的历史重任。

2 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分析

2.1 经济发展评价

甘肃省全省总人口为2628.2万人，其中兰州市为331.01万人，白银市175.12万人，两市人口之和占全省人口的比重为19.26%。人均GDP（20979.87元）明显高出全省平均水平，国土开发强度7.49%。兰州市GDP总值为846.28亿元，白银市GDP总值为244.38亿元，两市GDP总值占全省的34.34%。兰州和白银两市拥有全省19.26%的人口获取全省34.34%的GDP总值，两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省的领先地位，兰州白银区域一体化有利于发挥中心带动作用。

2.2 产业发展水平和特征

白兰经济圈的产业结构方面的特征就是兰州和白银的工业化水平均较高水平。该区域内拥有像白银有色金属基地、甘肃铝厂、兰州铝厂、靖远煤矿、窑街煤矿、靖远发电站等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能源、机械、建材等方面的工业企业。兰州市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3∶47∶50，明显突出兰州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主导地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即有明显优势，白银市的三次产业结构为12∶56∶13，可以明显看出白银的主导是以第二产业的资源型城市，作为国家有色金属工业、能源、电力以及化工的主要基地。白银市进行了从过去的单一资源结构转向高技术产业开发、市场开发、综合开发相结合加快资源型城市。

2.3 比较优势分析

兰州市的经济总量占兰州白银两市经济总和的77.9%，而且，按照现行的城市等级划分标准，兰白区域内非农业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仅有兰州市一个，属于超大城市，非农业人口在20万～50万的中等城市就有白银市一个，其他均为20万以下的小城镇。说明目前中心城市兰州市的区域核心地位明显。通过兰州市的经济增长，带动周边城镇和中小城市的发展，通过生产要素和生产技术的扩散，拉动地方产业，缩短地域间经济差异，从而驱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另外，充分发挥皋兰县的传带作用，皋兰县位于兰州和白银之间，要想实现区域一体化，应将皋兰县作为一个重要的支点，提高皋兰县的经济水平，解除兰州白银两市在区域一体化中的路障。提高GDP总值是区域一体化的最重要驱动力。

3 区域产业布局和目标定位

白银应加强与兰州的合作，作为兰州市重型工业转移承接地，重点发展工业，提高工业技术水平。同时，兰州市产业发展存在产品附加值低、节能性不够和污染严重等问题。兰州市应借鉴目前我国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实践经验，着力提升第三产业服务质量，发展金融、保险、房地产、旅游业、现代物流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即使经济水平取得飞跃式的发展，又提高了人居环境。兰州市应继续以第三产业为主导，拓宽市场区域，提升服务层次，努力将兰州建成更适宜于人类居住的现代新城。

4 区域一体化发展措施建议

兰州―白银一体化建设，应加强两市在思想认识、“十二五”规划、项目争取、城市规划、交通通讯、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对接。积极做好协调推进，加大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是完善机制，统一协调领导。按照“政府推动、市场主导、社会参与、协同推进”的原则，建议省委、省政府成立省级推进兰白都市经济圈建设的组织领导机构，协调指导两市政府积极争取将兰白都市经济圈纳入国家西部大开发第二个十年规划重点开发区，同时统筹调度各种资源，使生产要素突破行政限制，加快两地经济融合。

二是科学论证，制定详细规划。坚持统筹兼顾，远近结合，实现优势互补、分工协作、错位发展的产业布局、重点目标。建议兰州白银以两个国家级开发区和中科院白银高新技术产业园为区域产业支撑，按照核心企业、产业链、园区、经济带、核心经济区的层次，进一步明确两市各产业园、开发区、工业集中区的功能定位和主导产业定位，整合各种资源，强化承载能力，在区域内形成具有不同优势特色的产业集群，实现区域内各具特色的产业层次和布局。

三是优先发展工业，扩大工业经济总量。坚持依托机械、有色、化工、能源、电力等支柱产业，充分利用先进技术、先进工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产品结构调整，扩大生产规模，接长短板，拉长链条，在各自区域以优势主导产业为重点打造特色产业链，大力发展中下游精深加工，提高工业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四是共建两地产业、市场、经贸领域合作平台。以兰白、刘白高速公路为轴线，对沿线生产要素按产业联系进行整合，将这一带建设成各产业和各类生产要素集聚发展的工业经济带。沿兰州至白银建设和培育一条包含消费品市场、资本金融市场、信息技术市场、人力资源和产权交易市场、陶瓷建材市场、物流集散基地的一体化市场流通带。

五是加强科技教育交流与合作。积极实施科教兴国和科技兴市战略，充分发挥省会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科技人才资源和科研实力的优势，开展院地、院企、校地、校企合作，共同建立科研平台，为兰白一体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和引领。

总之，实现兰白区域经济一体化，构建兰白都市经济圈，必须坚持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互惠互利和共同发展的原则，做到行政推动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相结合。在确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布局主导产业等方面，沟通、协商和衔接，按照规划同筹、交通同网、信息同享、市场同体、产业同布、科教同兴、旅游同线、环境同治的基本思路，逐步形成兰白都市经济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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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043 文献标识码： A

1、引言

在21世纪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小城镇被作为城乡之间联系的纽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小城镇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缓解大城市人口压力，同时带动农村发展。在经济全球化与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小城镇形象建设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诸如生态环境破坏，建筑缺乏文化认同感、地方特色缺失等问题，鉴于此，如何协调小城镇发展中各项要素之间的矛盾，营造高品位、富有特色的小城镇形象，实现小城镇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关注的问题。

2、何为城镇形象

城镇形象是城镇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内在的历史底蕴和外在特征的综合表现，是城市总体的特征和风格。它是在城镇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将城镇的历史文化、城市标志、经济支柱、生态环境等要素塑造成可以感受的表象和能够神会的内涵。

3、城镇形象设计现状

塑造城镇形象是一项重大工程，涉及建筑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需要政府专员、专家、学者和广大市民共同行动。

当今我国的城镇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城镇形特色的消失增加了城市发展的代价和成本。许多城镇忽视自身特色，热衷于盖高楼，搞“仿古一条街”，或人造景点。城市的民族特色、历史特色、区域特色都在消亡。

天津市政府已批准3批29个示范小城镇，第4批示范小城镇规划工作也已经启动。截至2009年，天津市已开工建设农民还迁住宅1400万平方米，累计完成投资300亿元，14万农民迁入新居，全市农村城市化率达到58％。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同时改变了众多城镇和村庄的原有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千城一面”与功能趋同，城镇特色和形象缺失。

4、小站镇形象的塑造

4.1小站概况

小站镇是天津市首批中心示范小城镇，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全国示范镇，位于天津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核心区之间，津南区南部，镇域面积62．6平方公里，人口7．4万人，辖1个镇和26个行政村。小站镇自古就是华北名镇，清代淮军为设防京城建立驿站，40里一大站，10里一小站，小站镇因此得名。之后淮军移防至此，开掘马厂减河，引进稻种，屯田练兵，并培育出闻名于世的小站稻。

4.2小站形象的塑造

小站镇的形象塑造主要在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两方面。

4.2.1历史文化的复兴

文化上，小站有着徽文化和稻米文化。“小站镇因兵而兴，因米而名”，所以打造小站的形象应加大对小站文化的塑造。

“徽文化”上，昔日淮军屯兵小站，使小站形成徽派乡土文化，所以在小站镇的建设上应该重塑小站镇“沽上徽城”的形象，传承小站镇的徽派民居特色，突出小站镇自己的建筑特色。

“稻米文化”上，小站稻品质优异，素有“一篙御河桃花汛，十里村爨玉粒香”的美誉，曾销往日本、东欧、东南亚及古巴等国家，小站稻连同小站镇闻名世界。然而近年由于水质、土壤的变化，小站地区已不再种植和出产小站稻。所以在经济上应充分挖掘小站稻米品牌，扩大小站的知名度。

4.2.2自然环境的塑造

地理位置上，小站镇地处天津市东南，距天津市中心20公里，东距塘沽天津港20公里，有着良好的区位交通优势。

环境上，小站镇地跨马厂减河，镇区“三面环水”，良好的自然环境，使小站镇成为天津市区和滨海新区的“后花园”。

综上所述，小站镇的形象为“津徽文化名镇、秀水宜居城镇”。

5、小站镇形象建设中的问题及对策

5.1小站镇形象建设中的问题

小站镇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为建筑特色不统一、交通组织简单、公共设施不完善。

5.1.1建筑特色混乱

建筑特色方面，小站镇特有的徽派风格不能完全运用，在镇区出现了现代风格的建筑，与周围的大环境格格不入。练兵园的重建，米立方的建成，应注意天际轮廓线和观景的视线，而镇区中心建筑出现高层建筑，破坏了天际轮廓线，遮挡了观景的视线。在建筑色彩上，颜色没有限定，影响整体的不协调。

5.1.2交通组织简单

交通组织方面，由于道路形式的过于单一，作为一个休闲、旅游、宜居的城镇，应更多的关注“慢”城的建设，可以让人们在日益激烈、工作、学习与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环境中，放松自己的身心，体验生活的乐趣。

5.1.3公共设施不完善

公共设施方面，城镇的公共设施分布不均，居住区的公共设施较少，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5.2如何打造好小站镇形象

5.2.1文化保护优先

在小站镇划分不同区域，严格按照区域的规划要求建设。恢复城镇历史风貌，从经济发展和古城氛围的保护上，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1)文物古迹的保护及修复。对文物古迹按照规划划定保护范围，对其内的建设进行相应控制。修复周公祠，并划定保护范围，对重建的小站练兵园划分保护范围。

2)控制地段的建设。在控制地段的不协调处进行整治，降低建筑物密度和高度，改变其建筑风格及色彩，使其风格与周边环境相一致。同时增加绿地面积，提高环境质量，改善旅游氛围。

3)城市轮廓线的保护。控制城镇建筑物的高度，对不同控制地段的建筑限定合适的高度，色彩和风格要符合城镇形象的需要，对现有超过高度或风格不符的建筑应逐步进行改造提升。

5.2.2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1)绿色慢行系统

除普通出行外，绿色慢行系统作为一种旅游产品和“名片”出现，同时承载提高城镇景观和环境质量、提升城镇品质形象的新功能。在打造小站镇的品牌时，应以“慢行交通与休闲旅游相结合”，运用生态交通、旅游及景观规划等多种专业方法对小站镇综合分析。

在小站旅游区，规划旅游区以慢性为依据，打造特有的交通系统

a．旅游公共交通，以最多地串联小站镇的旅游景点为目的，将起止点放在小站练兵园外，以小站练兵园、米立方、水上公园和仿古商业街为重要节点，规划旅游交通。b．自行车，主要在小站练兵园周围行驶，作为小站镇的旅游重点，应让人们多时间在此驻足，感受小站的历史。

2)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在城内布设给排水管道、供热管道、燃气管道，所有架空线路均采用地埋形式，以彻底改善小站镇的基础设施条件，从而优化环境卫生条件和视觉感观效果。

3）公共设施

根据居民生活的需要，适当增加居住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居民公共活动空间，打造良好的宜居小城镇形象。

5.2.3 品牌特色发掘

1）产业品牌

恢复小站水稻的种植，在小站农业园区种植优质小站稻育种，加强水环境治理，重现稻蟹共存的鱼米之乡。同时延伸小站稻的第二、第三产业，第二产业重点发展稻米及相关产品的加工，第三产业重点发展文化旅游和稻米研发，努力打造小站稻的形象。

2）地方特色

传统村落民俗活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的特色文化之一，也是最自然地村民生活的体现。保护和传承民俗文化，有助于小城镇特色的塑造。

加大对小站传统的民俗活动的保护，传承节庆民俗、贸易和游艺民俗、信仰民俗等活动，保护小站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6、结束语

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如何避免“千城一面”的通病，该如何让一个小城镇能够区别于其他的城镇，除了需要在规划设计与设施建设过程中，寻找突出小城镇特色的方法，还需要城镇的管理者能够更全面的思考，在政策方面保证规划的落地建设，以期更好的扩造独具特色的城镇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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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荣斌，对中国旅游小城镇规划与更新的反思，2007.05

（3）陶伟 岑倩华，历史城镇旅游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威尼斯和丽江,城市规划,2003.10

（4）徐婧 刘锐 宋宜璇，小城镇规划的文化特色塑造―以天津小站镇总体规划为例，城市，2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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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农地被大量征用，失地农民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缓解因征地而产生的各种矛盾，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对郭巷街道失地农民调查的基本情况

郭巷街道地处苏州城东南城乡结合部，过去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水陆交通发达，被称为苏州东南的“黄金节点”。辖区内知名企业众多，辐射长三角的批发市场林立，城市的繁荣已打破水乡的宁静，郭巷街道已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城乡一体化的浪潮。2010年5月，原郭巷乡镇全部土地均被征用，所有农民均成为失地农民。

本次调查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30份，调查对象为21岁以上的问卷共122份。样本选择较好，基本能够反映郭巷街道失地农民基本权益保障的现状和做法。调查对象有如下特点：失地农民总体年龄偏大，年龄在40岁-50岁居多，平均年龄为41.7岁；失地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小学文化程度者占30%，初中文化程度者占35%。文化程度在当今已成为就业的首要门槛，这将对失地农民再就业产生极大的阻碍作用。

二、失地农民基本权益保障现状分析

（一）土地征用与补偿情况分析

原郭巷乡镇土地被征后，工商业、房地产业等城市经营性用地占75%，公益事业用地和经济适用房用地各占10%，农业综合开发用地（高效农业、设施农业）占5%。农业用地向商业用地的转型，进一步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关于征地补偿郭巷按以下标准执行（见表1）。

对于失地农民安置补助费，郭巷从2010年1月1日起按每人3万元执行。从目前了解情况看，征地补偿与安置补助费明显高于全国水平。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郭巷街道征地补偿程序健全，失地人员一旦确定后，就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公示。征地补偿安置费用自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全额支付。征地补偿安置费用足额到位后，区国土资源局应及时在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公告。不难发现，公示在这一环节出现的频率很高，批阅范围上升到区级机关。这种公开透明化的补偿程序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诚信指数。

然而，调查也会发现这一环节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和问题：一是为了发展社区集体经济，各社区普遍采用“筑巢引凤”措施，大批商业预留地增加，预留地长期闲置，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二是补偿方式以单一的货币安置为主，一次性补偿费终究有限，难以解决失地农民长久生存的问题。

（二）拆迁与安置情况分析

由于城市化改造需要，失地农民还面临着拆迁的问题。在拆迁与安置方面，吴中区普遍采用“广泛动员、民主协商、充分沟通、公开公正”的方式，妥善处理拆迁与安置中遇到的问题。对置换农户的安置补偿灵活采用现房安置、货币补偿、全部或部分到工业集中区置换标准厂房三种方式，转换过程通过公证处公证员现场公证的方式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这种方式我们称之为“吴中模式”。

调查显示，2010年1月初至4月底，郭巷街道共拆迁农户1595户，得到妥善安置的拆迁农户1289户，占80.8％。在搜集的122份有效问卷中，72位失地农民入住安置房屋，我们以72位失地农民为样本，进一步对安置房满意度进行了调查。选择对安置房“很不满意”、“不满意”、“一般”的占四分之一，表示“满意”、“非常满意”的占四分之三。

（三）基本生活和医疗保障分析

郭巷街道对失地农民的基本保障主要采用区分对象分类保障的方法。具体地说，将失地农民按年龄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对象是女性55周岁以上，男性60周岁以上人员；第二阶段对象是女性35周岁以上至55周岁，男性45周岁以上至60周岁人员；第三阶段：女性16周岁以上至35周岁，男性l6周岁以上至45周岁人员；第四阶段：16周岁以下。不同阶段给予保养金或生活补助费情况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第二、三年龄段人员可以选择缴费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即“并轨”，也可以选择不参加。按城保政策，在职职工的缴费比例为月工资（吴中区2010年最低缴费基数为960元）的28%。郭巷街道对第一、二、三年龄阶段的失地农民均做出了高于区标准20元的补贴，第四年龄阶段人员的征地保养金，按不低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确定。调查反映出，鉴于苏州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在农保置城保的缴费比例方面，个人承担的比例较大，给失地农民带来一定负担。

对于医疗保险，郭巷街道分类区别对待。针对纳入城保并取得就业的农民来说，应按规定参加城镇企业医疗保险，享受城镇医疗保险待遇。未纳入城保未取得就业的失地农民有两种选择：一是可按城镇自谋职业人员继续缴纳基本医疗保险，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待遇；二是可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享受农村合作医疗待遇。但只能二选一，不得重复参保，重复享受。这一政策的出台对自谋职业的失地农民来说，给予了充分的自主选择权，是政治民主化的体现。

（四）失地农民就业情况分析

调查显示，在失地农民中，年龄大、文化程度低、技能缺乏的农民，基本都选择就近在本社区工作。年富力强，有一技之长的失地农民会依据市场需求做出多种选择。部分村民流动到其他地方租地从事种植或养殖工作。大约89%的农民希望在失地后得到政府提供就业岗位的帮助，81.3%有农民希望政府组织就业技能培训，77.5%的农民希望得到具体的就业指导，70.2%的失地农民希望得到及时准确的用工信息，另有16.3%的人没有对政府提供就业帮助提出要求，希望自己自主解决就业或创业问题。郭巷街道在帮助失地农民实现就业的过程中做了许多工作。例如，广泛开展就业技能培训，普及市民生活常识教育，组织大型驻地企业现场招聘会，加强劳务输出。

三、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对策建议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失地农民权益保障在郭巷街道的实践总体来说是成功的，总结经验，查找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妥善解决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一）壮大集体经济，通过增加资产性收入提高失地农民的保障水平

改革开放之后，有些地区弱化了农村集体经济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影响，一味地强调农民的个人自主，忽视了规模经济的好处。从苏南农村发展实际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也比较健全，二者相辅相成。从郭巷的实际情况来看，郭巷街道利用其地理区位优势，建立了苏州最大的南环桥蔬菜批发市场，东环汽车城；开发了最具发展潜力的尹山湖商圈；组织社区股份合作社，开发物业经济和特色旅游等，集体经济强劲成为一大特色，这是维护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基础。同时，由于资产量化到每个失地农民的头上，每个失地农民都是社区股份合作社的股东，分红收入成为失地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失地农民有了多重生活保障。

（二）做好就业安置，通过增加工资性收入提高失地农民的保障水平

土地实际上一直承担着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农民马上面临失业，因此就业安置成为重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各级政府要充分利用各级各类教育培训资源，加大投入，认真开展对失地农民的教育培训，增加失地农民实现再就业的能力，提高他们适应市民生活的基本技能和信心。尤其要加强对40岁-50岁的失地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因为这个年龄群体的失地农民文化水平不高，缺乏适应现代社会的新技能，而这个群体本身是农村社会的中坚，是稳定的源泉，所以对他们的就业安置就显得格外重要。各级政府要主动牵线搭桥，为失地农民与企业用工之间建立稳定的联系，降低角色转换的时间成本，尽快实现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通过增加失地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提高失地农民的保障水平。

（三）妥善拆迁安置，通过增加补偿性收入提高失地农民的保障水平

拆迁安置是一项极易发生冲突的环节，补偿安置过程中，要按照“规划先行，总量平衡；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农民自愿，鼓励创新；先建后拆，先拆后得”的原则。借鉴“吴中模式”，在失地农民的资格确定方面增加公示环节，严格按照区、街道、社区三个步骤进行，最后进行拆迁现场公示。拆迁前期，政策法规须宣传到位，条件允许下可由政府组织座谈会，由拆迁办负责人为其细述拆迁安置过程，召开失地农民咨询会，成立咨询小组，建立咨询热线，开通咨询网站，让失地农民获取更多的信息，减少由于不明或曲解政策而引发的上访事件。

（四）积极探索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融合方式

要按照失地农民市民化这一目标导向，从实际出发，设计一个便于今后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相衔接的，能按社会保障制度基本运行规律运作的方案，因地制宜、分层次、分步骤、循环渐进地推动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工作。为此，建议政府在充分考虑当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需求、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承受能力以及失地农民的数量和范围的前提下，按照不同年龄阶段为失地农民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逐步将失地农民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在农村已经参加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失地农民，应考虑在社会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中的大病统筹部分设计为城乡统一的运行机制，先实行“有差别的统一”，最终过渡到完全统一，彻底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在过渡时期，对于失地农民应根据年龄不同可采取不同的养老形式。55岁以下实行养老保险模式，采用个人账户式的完全积累制，采取分级承担形式。根据保养人员、剩余劳动力一次性参加城保的缴费基数和比例，采用区、镇、个人共同承担的办法实施，具体比例按照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而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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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呈现出三大经济圈，即珠三角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京津冀经济圈。这三大经济圈对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实现经济结构转型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同时也是我国在新时期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重要力量。但从近年发展过程来看，京津冀地区不论是在整体发展的速度、还是发展规模上，都明显地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圈。本文在增长极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京津冀地区的增长极在带动其腹地地区共同发展所遇到的一些难题，并探讨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和看法。

一、增长极理论

(一)增长极

增长极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的经济学家帕鲁于1955年提出来的。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现实世界中的经济要素的作用完全是在一种非均衡的条件下发生作用的，经济增长并不会同时发生在所有的区域，而是有选择地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方式向其周围地区扩散。并最终影响到整个区域的发展。但是，我们说帕鲁的增长极概念是比较抽象的，是一个经济性质的概念，并没有把增长极的地域性内涵包括进来。到了60年代中期，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布德维尔和其他一些学者一起将极的概念引入到地域空间中来，布德维尔认为：增长极是指在城市区域配置的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在其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至此，增长极正式从抽象的概念转换为具体的地域空间概念。以后的学者纷纷引用到各自的研究领域中。

(二)增长极的极化与扩散作用

由于增长极的产业发展比周边的腹地地区要快，因而在区域发展的初始阶段，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腹地地区的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都趋向转移到核心地区，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就减少了腹地地区发展的机会，使得极核地区与腹地地区的经济差距不断地扩大，极核地区的中心地位不断加强。当极核地区的产业和人口集中到一定程度又会引起极核地区的环境恶化、地价上涨、交通混乱等集聚不经济现象，部分产业会逐渐往外转移，以获得新的发展条件和机会。在往外转移过程的同时也把极核地区先进的技术、理念、管理方法带到了腹地地区，从而带动了腹地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极核区和腹地落后地区的差距。这种现象客观上带动了整个区域的联动发展，加强了各地区的联系，在理论研究的过程中有时候又称其为涓滴效应。

二、京津冀地区经济一体化过程的现状

(一)第一产业

京津冀地区第一产业的合作有着很长的历史，长时间以来北京和天津一直就是中国重要的政治中心和工商业中心，第一产业的功能弱化，主要依靠环京津的河北地区提供粮食、蔬菜等生活资料。随着京津地区的产业结构的转型和调整，京津冀地区的第一产业的合作会不断加深，产业链之间的联系不断紧密。在目前，第一产业的合作状况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例如，河北地区目前的农副食品在京津地区的市场上占到了很高的比例，其中，蔬菜、生猪、活牛、活羊、果品的占有率分别达到40％、50％、40％、25％、40％左右。另外在目前，北京和天津的很多食品、农产品深加工企业都纷纷到河北地区设立生产基地，或建立各自的原料基地。大大加强了京津冀地区第一产业的交流和合作，并且在可似预见的将来，这种交流和合作还会得到不断的加强和深化。

(二)第二产业

从总体上看，京津冀地区的第二产业的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目前受到种种问题的干扰，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就目前的主要成果来说，主要是京津地区一些传统的工业，对环境影响比较大，依赖于资源能源的产业不断地迁到河北的部分地区，实现了区域整体的产业协调和合作。但是笔者认为，这种产业协调和合作带有一定的机械性，和理论上的极核地区向腹地地区进行产业输出和扩散存在一定的区别性，理论上企业为了降低企业的成本和获得更大的市场或发展空间而向外转移，而现实中是为了改善首都的环境，在政府的主导下，强制部分企业搬离首都，或进行转移，市场机制的调节力度不是很大。因此，我们认为第二产业的合作和交流获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带有一定的机械性。

(三)第三产业

在第三产业的合作上，主要集中在旅游业、服务业等产业领域，比如说在一些优秀的旅游资源的整合方面，打破原有的旅游市场壁垒，共同推出一些著名的旅游线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另外在人力资源的共同开发、资本的流通服务、通信领域的合作也都还有很大的合作潜力。

三、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增长极地区和腹地地区的互动机制不健全

京津冀地区的整体发展联动性不强，核心地区与腹地地区缺少一个良性的互动机制。特别是随着通信技术、交通方式的便捷，使得核心地区可以加强与其他地区的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腹地地区的依赖。双方的交流很少，经济的互补性开发认识不足。

(二)行政区划协调有待完善

京津冀地区存在着两个直辖市和一个省的三个省级行政区，在地区发展前景的问题上，都尽可能追求自己辖区内利益的最大化，对区域整体的协调、综合效益的考虑比较滞后。一方面，北京、天津凭借自身的独特优势，在招商引资、国家的大型项目建设方面，处处都占有绝对优势，相对地减少了河北地区在利用外来资本技术的机会。同时，北京、天津却长期从河北地区摄取资本、资源、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加速自身的极化过程，但是在极核区需要转移自身的部分产业时，极核区政府又会考虑到自身的财政收入、就业等利益，尽量把需要转移的产业扩散限定在自己的辖区内，以保住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进一步加剧了核心区的环境资源压力，腹地地区受到的扩散和发展机会就会变得更少。从而产生了经济学上的一个现象“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三)区域产业分工链条断裂

京津冀地区目前也存在很多颇具实力的产业，比如说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的生产等，在国内都是名列前茅的产业。但是经过相关的资料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强势产业并没有能够与其腹地地区实现产业对接。对带动区域联动发展的作用有限，比如说同在汽车领域，著名的汽车生产商北京现代在中国共有40多家的配套企业和提供零部件企业，其中有十几家是现代集团原来在韩国的配套企业在北京建立的合资或者独资的公司，还有二十几家是分布在上海、昆山、江阴等长三

角城市的企业。

四、政策和建议

(一)寻找利益共同点

由于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合作被上述种种问题干扰，使得目前要想从根本上进行产业合作和协调变得非常困难，但是我们说从未来整体的发展趋势看，京津冀地区最终还是要往经济整合方向发展。笔者觉得可以从区域各种利益共同点出发，深挖产业链。比如说在第一产业方面，河北的农业产业相对于京津地区来说具有很大的发展优势，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京津地区不大可能会大力发展其不占优势的农业产业，因此我们说河北的广大腹地地区可以重点搞绿色农业、观光旅游农业以及对农产品深加工，做高标准、低残留、绿色品牌农产品。

(二)创新区域制度体制

笔者认为，目前很多学者和研究人员在研究京津冀区域发展问题时多集中在对产业规划、基础设施、资源配置等方面的考虑，忽略了对制度体制的深入考察。而制度体制的障碍是影响地区发展最大的因素，因为制度体制决定着资源的配置方式和效率，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我们可以从制度体制创新的角度来看京津冀腹地地区的发展问题。我们以农业的发展来看，目前，各地方政府在推动农产品品种的多样化，或者农产品深加工的同时，可以在农业土地利用方式上采用一些新的方式，如“股田制”“反租倒包”或者“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等多样化的有利于在农业领域提高规模效益的制度创新。

(三)加强区域生产要素的流通

篇13

目前，这场金融危机不仅本身尚未见底，而且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在进一步加深，其严重后果还会进一步显现。从目前情况看，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就业增收非常困难，进而影响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最终影响我国扩大内需方针的落实，影响经济的平稳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也要看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产生的影响是在一个全新背景下发生的，即我国与世界、我国农业与世界农业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全球化背景，农业与国民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市场化背景，农村与城市联系越来越紧密的统筹城乡背景，以及区域间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分工协作背景。这要求我们在全新的大背景下审视和思考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一、以稳价格为核心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

国际金融危机给保障我国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带来新的挑战，那就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近年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增加，而我国粮价对国际市场跟跌不跟涨，导致农民种粮收益持续下降。近期国内农产品价格全面下滑更是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造成新的不利影响。尽管如此，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仍是农业重中之重的任务。要充分注意到农业与现代金融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关系的反映。一方面，农业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另一方面，金融动荡又会造成农业波动。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在金融动荡给农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时候，越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奠定应对金融危机的物质基础。因此，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远未见底的情况下，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是掌握主动权、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工程。

当前国内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首先，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农产品需求减少是农产品价格下行的重要原因。国际农产品需求减少将继续抑制我国农产品出口和外向型农业发展，国际能源价格剧跌导致农产品转化能源需求的减少也将加大农产品价格下行的压力，大量农民工回流可能减少农产品需求数量或降低需求层次，也会影响农产品价格走势。其次，全球农产品供给增加也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下跌。2008年我国粮食生产总产、单产双双连续五年增加，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油料生产实现较大恢复，扭转了食用植物油自给率连续八年下滑的局面；生猪生产快速恢复，畜牧水产业稳定发展，“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预测，2008／09年度世界谷物产量将达到22.4亿吨，增长5.3%。第三，能源价格暴跌加重了农产品价格下行的压力。金融危机使得能源价格大幅度下跌，国际石油价格从2008年年中最高时的174美元／桶下降到年底最低时的35美元／桶，扩展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下跌的空间，强化了人们对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预期。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农产品价格由大涨到大跌的剧烈震荡增加了我国调控农产品供需平衡的难度。2008年上半年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下半年全面大幅下降，比如大豆国际市场价格高点曾经达近1万元／吨，近期已经跌落到3000元／吨左右，大大增加了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的难度。

2009年我国农业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既要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更要保持价格稳定。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产量增长很重要，但在我国农业生产形势已经好转并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农产品有效供给在目前形势下是可以确保的，而近期农民增收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地位更加凸显，2009年应该将保持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并适度回升作为重要任务。这就需要加强和改善对农业生产的调控，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统筹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一是确保粮食安全与增加农民收入的关系。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刺激生产、增加产量，而是要根据需求变化合理确定农业生产目标，把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与增加农民收入有机结合。重点是加强宏观调控，使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上，通过保障农民种粮收益来实现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目标。二是农产品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的关系。在粮食连续五年增产、国际农产品供求发生了新变化的情况下，我国出现农产品全面短缺的可能性势弱，但近年来生猪、棉花等产品的产量波动充分表明个别农产品供求失衡的威胁始终存在，国际金融危机又使农产品的消费结构出现新的变化。应未雨绸缪，增强预见性和主动性，重点防止个别产品的异常变动影响人们对农产品供求形势和宏观经济的预期。三是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的关系。应在坚持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确保农业发展可持续的基本方向下，重点发挥临时干预政策的作用，尤其要重点运用临时储和进出口调控政策作为短期调节的政策工具。

二、以统筹发展为长期战略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加深，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受到的影响越来越大。2008年下半年以来，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遭受严重冲击，部分企业因出口订单大量下降而减产、停产甚至倒闭，农民工失业滞留城市或返乡回流的现象日益突出。2009年春节后，农民工外出就业数量很可能继多年快速增加之后转呈下降趋势。农民就业机会的减少将直接影响收入增长，而农民增收乏力又必将影响扩大内需政策的有效实施。因此，农民转移就业的严峻形势如果不能扭转，必将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甚至可能加剧我国经济的衰退。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不稳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战略的取向矛盾，其间有着深刻的体制和制度原因。首先，区域之间产业布局不合理是导致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就业的直接原因。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长期战略始终将有限的资本、技术等要素资源投向相对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导致了区域间经济成长的差异。东部地区工业化份额高、中西部农业比重大的格局既已形成，构成了中西部劳动力向东部流动的初始条件。近些年，我国虽然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但从创造就业机会角度看效果不是特别明显；虽然提出了区域间产业升级和转移的设想，但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速度仍然滞后，这导致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其次，过于偏重外向型经济使得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缺失。为促进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我们在对外开放政策上没有实施同时开放、同等开放的均等战略，而是采取“东部优先”的发展战略，从政策、资金、技术等各方面给予东部发展的先机，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外向型程度越来越高。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一方面使东中西部地区间差距逐步扩大，大量中西部劳动力加速向东部流动；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结构失衡、稳定性下降，一旦遇到外部宏观经济不景气

国际市场收缩，外向型经济首先受到冲击，在沿海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失业现象就会凸显。第三，偏向政府和大企业的投资取向使得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变动不一致。我国的投资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大企业投资，大企业、重化工业投资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对劳动力有排斥效应。本应成为主要就业载体的广大中小企业却由于诸多政策限制而发展缓慢。第四，城镇化发展滞后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也至为关键。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使农村劳动力始终处于钟摆式循环流动状态，按照季节、经济周期甚至政策周期在城乡之间流动，而不是定居下来，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桎梏。户籍制度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以及这些制度改革的滞后是造成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的重要制度性因素。

随着宏观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今后一个时期农民工失业的数量可能继续增长，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可能有三大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可能还没有到“刘易斯”拐点，而且不能简单地套用国外的经济理论来解释我国的经济现象。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为简化分析而设计了一个封闭经济的两部门模型，讨论了劳动力的单向流动及工资决定问题。在当今时代，封闭经济已极为罕见，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迁移，而只是临时性的转移，因此不宜简单地用短期内局部地区劳动力供求状况和工资升降情况来判断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否出现“刘易斯”拐点。其二，为有效地兑现“人口红利”，需要将我国劳动力的短期优势变为长期优势。有研究指出，我国“人口红利”的转折点大约在2015年，此后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渐由“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长期以来，我国以低素质、低成本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这只是短期优势，而高素质的低成本劳动力才是长期优势。在“人口红利”转折点到来之前，应该抓紧时机更快地提升劳动力素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素质，更好地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进经济更快发展。其三，解决农村劳动力“候鸟式”流动问题，需要推进统筹发展，逐步实现“三大转变”：一是经济发展模式由偏重投资和出口向投资、出口、消费并重转变；二是经济由区域非均衡发展尽快向均衡发展转变；三是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向一元结构转变。这里最重要的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剥离制约城乡融合的二元体制机制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