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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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谋求发展战略新常态

过去谋求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是高投入、高消耗。如果现在还采取这种发展战略，速度也可能冲到原先的高速增长水平，但却是不可持续的。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实际上是倒逼我们改变发展战略，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空间。根据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内涵，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应突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的再平衡战略，二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所面对的宏观效益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资源配置谁决定最为有效：政府还是市场？市场最有效。第二，经济增长谁推动质量最高：政府还是市场？市场最高。这两方面都要求我们要解决好市场决定和政府宏观调控的问题。

实现经济发展动力新常态

我国在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时供给推动力非常强劲，投资拉动就是动员较为宽裕的供给要素推动经济增长。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供给推动力明显衰退，必须要有新的发展动力来替换。新的动力就是需求拉动，这是发展动力的新常态。

需求拉动的动力是多元的，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近几年由于世界市场不景气，净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负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借助开放来获取国际推动力，尤其是国际资源。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靠外需难以拉动足够规模的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长期以来都是投资需求的拉动力最强，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在转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需要突出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但是至今，消费拉动力的增强还没有到位。

篇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GL056）；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09YJC790126）；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JJ0909）；江西财经大学校级重点课题（201005）。

作者简介：饶晓辉（1973- ），男，江西广昌人，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2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6-0136-05收稿日期：2011-11-22

本文旨在利用我国季度GDP数据，应用Clements和Krolzig（2003）（以下简称为CK）参数检验方法，对我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及经济周期的持续性进行分析。

国外已有众多文献运用不同的统计方法对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进行了检验，如Neftic（1984）、Sichel（1993）、McQueen等（1993），但他们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

国内学者对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既有理论描述，也有实证经验研究（刘树成，2000；刘金全 等，2001；徐大丰 等，2005；陈浪南 等，2007）。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数据样本太小，且忽略了深度、尖度及陡度型的非对称检验。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和判断我国经济周期的非线性特征，本文扩充了样本容量，采用CK方法，在三区制马尔科夫转换模型框架中对三大非对称、经济周期的转折点及持续期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的分析。

一、理论模型

（一）经济周期中深度、陡度及尖度的非对称性

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有很多类型，本文主要关注深度、陡度及尖度型非对称。CK在马尔科夫链参数模型的背景下对3种非对称性重新进行了定义。

定义1数据{yt}的生成过程为非深度对称当且仅当yt分布为非偏态，即E[（yt-μy）3]=0。

定义2数据{yt}的生成过程为非陡度对称当且仅当Δyt分布为非偏态，即E[Δyt3]=0。

定义3数据{yt}的生成过程为非尖度对称当且仅当中间任意区制来回于第1区制和最后区制之间的转移概率相等：pm1=pmM，p1m=pMm， m≠1，M，p1M=pM1。

（二）CK检验

CK利用沃特检验统计量W检验了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假设。下面以MSI（M）AR模型为例介绍CK检验的具体方法。模型结构如下所示

yt=μ（st）+∑pj=1αjyt-j+ut （1）

其中ut|stNID（0，σ2），st∈{1，…，M}是一个具有M状态的马尔科夫链；转移概率pij具有时间不变性，转移概率pij=pr（st+1=j|st=i）表示从i时刻状态转移到j时刻状态的转换概率，并且不同的概率之间满足正则性约束条件∑Mj=1pij=1，j，j∈{1，…，M}。另外，st还被假设为具有不可退化性：pii

考虑如下假设的W检验

H0：（λ）=0， H1：（λ）≠0 （2）

其中λ=（μ1，…，μM；α1，…，αp，σ2；π），=RnRr是一个秩为r的连续差分函数，秩r=rank（（λ）λ′）≤dimλ。

令λ～、λ^分别表示有约束和无约束条件下λ=（μ1，…，μM；α1，…，αp，σ2；π）的最大似然估计量。沃特检验统计量W依赖于无约束的估计量λ～，W统计量分布近似服从于正态分布，有

T（λ～-λ）dN（0，∑λ～） （3）

函数（λ～）在大样本中也服从正态分布，从而有

T[（λ～）-（λ）]dN（0，（λ）λ′|λ～∑λ～（λ）′λ′|λ′） （4）

如果零假设H0：（λ）=0成立，并且方差协方差矩阵具有不可逆，有

T（λ～）′[（λ）λ′|λ～∑λ～（λ）′λ′|λ′]′（λ～）dχ2（r） （5）

在非深度型零假设条件下，

D（λ）=∑Mm=1ξ-m（μm-μx）3 （6）

其中ξ-m为区制m的遍历概率，μx=∑Mm=1ξ-mμm为x的非条件均值。

非陡度零假设的沃特统计量依赖于

S（λ）=∑M-1i=1∑Mj=i+1（ξ-ipij-ξ-jpji）（μj-μi）3 （7）

最后，非尖度零假设的沃特统计量可表述为

TP（λ）=Φπ （8）

对于非深度和非陡度检验而言，（5）式中的r等于1；对于非尖度检验来说，（5）式中r等于区制的个数。

二、实证结果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为1979年第1季度～2009年第4季度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季度数据，样本容量为124。1994年之前的季度数据，我们采用了Abeysinghe等（2004）的研究成果。2007年第1季度～2009年第4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以1997年不变价格为基准，对名义GDP进行了调整）的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公报》。为了剔除季节性的影响因素，我们采用了Census X12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季节性的调整，调整后的实际季度GDP增长率记为yt。

依据深度、陡度及尖度非对称性检验的原理，我们需对yt进行单位根统计检验。由表1结果可知，在5%的统计显著水平下，ADF和PP两种统计检验方法均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yt符合检验经济周期三大非对称性检验的要求。

表1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 检验统计量的值 统计量的p值 ADF -3.126398 0.0273 PP -2.914449 0.0466注：单位根检验均为截距项的设定形式；p值为接受原假设的概率。

本文同时考虑了MSI、MSM、MSIH以及MSMH 4种类型的三区制马尔科夫转换模型。由于所涉及的数据为季度数据，故每种类型模型的自回归滞后阶数的最大值均设定为4。依据SBC和HQ信息评价标准，MSI、MSM、MSIH以及MSMH模型的最优自回归滞后阶数分别为1、0、2、1。

表2给出了4种相应模型的尖度、深度及陡度非对称性的检验结果。从非尖度的检验结果可知，非尖度零假设条件下卡方分布统计量的值分别为3.9627、0.3338、5.3987、0.8982，接受非尖度零假设的概率分别为0.2655、0.9536、0.1449、0.8259，均大于10%的统计显著水平，说明我国实际GDP增长率序列不存在尖度型非对称。非深度的检验结果告诉我们，除MSM（3）-AR（0）模型在10%统计显著水平接受零假设之外，MSI（3）-AR（1）、MSMH（3）-AR（1）和MSIH（3）-AR（2）模型拒绝零假设的概率分别为0.1819、0.4737和0.9833，均大于10%统计显著水平，说明我国实际GDP增长率序列不存在深度型非对称，我国经济周期不会出现“高峰低谷”或“高谷低峰”型深度非对称。从非陡度型非对称检验结果可知，零假设条件下MSI（3）-AR（1）、MSM（3）-AR（0）、MSMH（3）-AR（1）和MSIH（3）-AR（2）模型中的卡方分布统计量分别等于7.9058、27.8967、3.212和6.865，在10%统计显著水平下均拒绝了零假设，说明我国经济周期存在着显著的陡度型非对称特征，陡度型非对称特征具有稳健性。

依据SBC评价标准，我们选取了MSIH（3）-AR（2）来进一步分析我国经济波动的其他特征。MSIH（3）-AR（2）模型系数估计结果如表3与表4所示，实际数据与模型拟合数据的曲线图为图1。从图1的拟合结果看，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特征。

从表3自回归滞后系数来看，自回归系数α1、α2的估计值分别为0.6371和0.1676，均在统计显著水平上显著不为零，并且自回归系数之和α1+α2等于0.8047小于1，说明MSIH（3）-AR（2）模型具有稳健性。自回归系数α1=0.6371，说明滞后1期的经济增长率对下一期经济增长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影响力度达到63.71%，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持久影响；α2=0.1676，说明滞后2期的经济增长率对当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力度为16.76%，其持续时间要比滞后1期短。

表2非对称性检验的结果模型MSI（3）-AR（1）MSM（3）-AR（0）非尖度 Chi（3）= 3.9627[0.2655] Chi（3）= 0.3338 [0.9536] p_12 = p_32 test： Chi（1）= 0.0530 [0.8180] Chi（1）= 0.0890 [0.7654] p_13 = p_31 test： Chi（1）= 3.9161 [0.0478]** Chi（1）= 0.0003 [0.9851] p_21 = p_23 test： Chi（1）= 0.0210 [0.8848] Chi（1）= 0.1976 [0.6567]非深度 -2.0494 9.6238 Chi（1）= 1.7823 [0.1819] Chi（1）= 3.1765 [0.0747]*** 非陡度 -0.0251 -0.0044 Chi（1）= 7.0958 [0.0077]* Chi（1）= 27.8967 [0.0000]*模型 MSIH（3）-AR（2） MSMH（3）-AR（1） 非尖度 Chi（3）=5.3978[0.1449] Chi（3）= 0.8982 [0.8259] p_12 = p_32 test： Chi（1）= 0.0819 [0.7747] Chi（1）= 0.8355 [0.3607] p_13 = p_31 test： Chi（1）= 4.6336 [0.0314]** Chi（1）= 0.0003 [0.9868] p_21 = p_23 test： Chi（1）= 0.8011 [0.3708] Chi（1） = 0.0628 [0.8021]非深度 -1.9204 0.1714 Chi（1）= 0.5133 [0.4737] Chi（1）= 0.0004 [0.9833]非陡度 0.3754 0.2461 Chi（1）= 3.2120 [0.0731]*** Chi（1）= 6.8650 [0.0088]*注：*、**、***分别表示1%、5%、10%统计显著水平；[]内的数字为卡方检验的p概率统计值。

图1MSIH（3）-AR（2）模型的拟合数据与实际数据

表3三区制MSIH（3）-AR（2）模型的系数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估计值 标准差 T统计量 μ1 -0.6787 0.9261 -0.7328 μ2 1.7514 0.4274 4.0977 μ3 2.8537 0.5625 4.0977 α1 0.6371 0.0835 7.6278 α2 0.1676 0.0748 2.2395

表4不同区制下标准差系数的估计结果

变量σ1σ2σ3 估计值 1.8991 0.75883 1.3009

表4结论显示适度增长阶段的经济波动性最小，其次为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波动性，最大为低速阶段的经济波动性。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在适度经济增长阶段是最平稳的。

表5、表6分别给出了转移概率矩阵和区制特征属性。从表5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三区制转移概率分别为p11=0.6729，p22=0.9656，p33=0.9222。特别的，区制1自身持续的概率0.6729大于其转向区制2和3的概率之和0.3252139，意味着经济体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趋势具有一定强度的惰性，因此政府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刺激经济体由低速增长区制向适度或高速增长区制转移。p13=0.325，说明区制1转移到区制3的概率为32.5%，说明我国经济由低速增长区制跳跃到高速增长区制有着非常大的可能性。当经济体一旦达到高速增长阶段时，其自身持续概率为0.9222，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经济将能保持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态势。但它也有回复到低速增长阶段（转移概率约为4.95%）和适速增长阶段（转移概率为2.83%）的可能性。当经济受到外部冲击时，经济增长有着急速下滑的趋势，政府部门若能及时制定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下降趋势将会逆转，在进一步的刺激下经济增长率将回复到高速增长阶段（p13=0.325）。在三区制自身转移概率中，区制2自身转移概率（0.9656）最高，说明我国经济体处于适度经济增长阶段具有很强的持续性。

表6的统计结果显示，在总共124个季度数据中，经济能够被识别出处于低速、适速与高速阶段的时期数分别为13.5、63.6和46.8个季度。在1979年第1季度～2009年第4季度期间，我国经济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频率为11.42%，其持续期占整个周期长度的10.48%；我国经济处于适度增长区制的频率为40.36%，其持续期占整个周期长度的50.81%；而经济处于高速增长区制的频率为48.23%，高速增长持续期占了整个周期长度的38.71%。我国经济处于适度增长阶段的持续性最高，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持续性次之，而低速阶段持续性最低，且它具有一定的惰性但又具有较高的概率转向高速增长阶段。这说明我国政策决策部门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走出低速增长阶段时，经济增长会得到快速回复，但也要预防经济返回低速增长状态的可能。

表5区制转移概率的估计结果

区制 1 区制 2 区制 3 区制 1 0.6729 0.002139 0.3250 区制 2 0.03338 0.9656 0.0009902 区制 3 0.04950 0.02825 0.9222

表6区制的特征属性

观测值的个数 频率 平均持续期 区制1 13.5 0.1142 3.06 区制 2 63.6 0.4036 29.10 区制 3 46.8 0.4823 12.86

MSIH（3）-AR（2）将样本数据划分为如图2和表7中的3个不同的周期阶段。图2给出了不同周期阶段的事后平滑概率和滤波概率。概率值越大，则经济处于相应区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从表7及图2中的第2幅图可知，1980年第4 季度～1981年第3季度、1988年第4季度～1989年第4季度期间我国经济出现了较长的低速增长阶段，分别为4个季度和5个季度；而1986年第1季度、2008年第4季度～2009年第1季度间我国经济出现较为短暂的低速增长时期，其时间跨度分别为1个季度和2个季度。这与表6中低速阶段的平均持续期为3.06个季度的结果基本一致。低速增长阶段的划分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

我国经济保持适速增长的阶段为1979年第1季度～1980年第3季度和1994年第3季度～2008年第3季度，其时间跨度分别为7个季度和56个季度，说明我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稳定的适速发展，几乎有一半时间处于适度增长阶段，这也构成了近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中间力量。适度增长时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事实。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有着强烈的扩张冲动和通货膨胀态势。1993年中央政府开始采取“双紧”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整，有效地遏制了通货膨胀和投资冲动，使我国经济在1996年成功实现了“软着陆”。期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政府政策制定及调整具有一定稳定性和谨慎性，这使我国经济维持了较长时间的适度增长，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2008年第3季度。

表7区制的划分估计结果 区制1 区制2 区制3 1980：4～1981：3 [0.8281] 1979：1～1980：3 [0.9493] 1981：4～1985：4 [0.9743]1986：1～1986：1 [1.0000] 1994：3～2008：3 [0.9846] 1986：2～1988：3 [0.8888]1988：4～1989：4 [0.9871] —— 1990：1～1994：2 [0.9474]2008：4～2009：1 [0.8952] —— 2009：2～2009：4 [0.9683]注：方括号里为区制概率值。

图2MSIH（3）-AR（2）模型的事后概率

表7及图2表明，1981年第4季度～1985年第4季度、1986年第2季度～1988年第3季度、1990年第1季度～1994年第2季度、2009年第2季度～2009年第4季度期间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从持续时间看，最长的持续期18个季度，最短的持续期为3个季度。模型分析的结果与我国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相一致。比如，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经济遭遇了强烈的负面外部冲击，经济增长率急剧下滑。这时，我国政府出台了包括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央行百日内5次降息、大规模的税负调整等相机抉择政策，促使我国经济迅速止跌并反弹到高速增长阶段（这与p13所隐含的结论相一致）。自2009年第2季度起，我国经济就处于高速增长时期，领先世界进入了危机后的复苏阶段。

三、结论

本文运用CK检验方法，对经季节调整后的我国实际GDP增长率的不对称特征及持续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归纳如下。

第一，在本文所考虑的4种MS-（V）AR中，MSIH（3）-AR（2）模型的估计结果能够较好地拟合实际数据的非线性结构特征。我国经济周期存在“陡升缓降”型的陡度型非对称，但不存在深度及尖度型非对称。

第二，从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之间的转移概率看，我国经济从低速增长状态转移到高速增长状态的可能性较大，远大于经济从低速增长状态转移到适速增长状态的可能性；同时，经济也存在着由高速（或适速）增长状态转向低速增长状态的可能。自身持续概率表明，经济处于适速增长阶段的持续性最高，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持续性次之，而低速阶段持续性最低，且它具有一定的惰性但又具有较高的概率转向高速增长阶段。

上述实证结论对我国宏观经济有着重要的实践和政策涵义。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走出低速增长阶段时，因低速增长阶段具有一定的惰性，所以政策实施就要有一定的力度。经济一旦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由于高速增长阶段具有较高的持续概率，经济将会持续一段较长的高速增长时期。但要注意的是，经济也存在着由高速增长转向低速增长的可能。在当前的经济运行背景下，如果经济一旦出现下滑现象，政府政策制定部门若能及时制定相应的宏观政策并加大政策实施力度，经济将很快恢复到高速增长阶段。

参考文献：

陈浪南，刘宏伟.2007.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研究[J].经济研究（4）：43-52.

刘金全，范剑青.2001. 中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和相关性研究 [J].经济研究（5）：28-37.

刘树成.2000. 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新态势 [J].中国社会科学（1）： 114-122.

徐大丰，朱平芳，刘弘. 2005. 中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研究 [J].财经研究（4）：13-21.

ABEYSINGHE T， GULASEKARAN R.2004. Quarterly real GDP estimates for China and ASEAN4 with a forecast evaluation[J]. Journal of Forecast， 23：431-447.

CLEMENTS M，KROLZIG H.2003.Business cycle asymmetries in the US business cycle[J].Empirical Economics， 27（2）：185-204.

MCQUEEN G， THORLEY S.1993.Asymmetric business cycle turning points[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1（3）：34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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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HEL D.1993.Business cycle asymmetry： a deeper look[J]. Economic Inquiry， 31（2）：224-236.

（编校：沈育）

Asymmetric Properties of Business Cycles in China

RAO Xiaohui

篇3

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会逐步下滑？

原因之一，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了。这是各种资源环境和生产要素能够支持的最优增长率。过去由于资源环境约束不是太大，加上制度变革释放的生产率较多，故可以保持那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但现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制度变革释放生产率的空间也相对缩小了，因此潜在经济增长率也下降了。

原因之二，我国开始进入到经济大调整时期。要进行持续若干年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种调整必须在比较合理的增长速度下进行。因此从经济调整或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看，经济增长速度也存在下降的需要。实际上“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增长目标只是7%左右，2012年确定的GDP增速目标只有7.5%。

原因之三，外需下降了。这次国际经济危机来了，所以外需下降了，那么等国际危机过去了，外需是不是会大幅度回升呢？当然，国际危机过去后有一部分外需会有所回升。但是，也会有一部分外需永久地消失了。因为美国等也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反思其过去的以“高消费、超前消费、负债消费”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思的结果是他们今后不再搞这么多的高消费、超前消费和负债消费了。这意味着即便是国际经济危机结束，有一部分中国的出口需求永久地消失了。

原因之四，我国的工业化开始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总体上我国工业化正处于中后期阶段，即中期的后期阶段。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最重要的特征是重化工业快速发展。根据我在2003年前后对工业化国际经验的研究，“重化工业阶段”长则持续上百年，短则持续三五十年，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可以发挥后发优势，不需要持续那么长时间，但是再短也要20年左右。现在已经发展1 0年左右了，我最近的判断是，“重化工业阶段上半场”将要结束了，正在迎来“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下半场与上半场有所不同，上半场是量的扩张阶段，下半场则是质的提高阶段。工业化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后，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下降。重化工业阶段结束后，就进入到“后工业化社会”，因此2020年后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下滑。因为重化工业对GDP贡献比较大，产业链也比较长，因此在“重化工业阶段上半场”经济增长速度会比较快。为什么过去1 0年经济保持那么快地增长，这不全是政府调控的结果，也不全是我们追求GDP的结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重化工业的拉动。但是，现在上半场结束了，开始进入下半场了，下半场结束还有后化工业时期，因此经济增长速度要下滑。

原因之五，城市化开始进入到加速阶段的下半场。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率30%～70%时是城市化的加速阶段，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是51.27%，正处于加速阶段上半场向下半场的过渡阶段。与工业化一样，上半场也是量的扩张阶段，到了下半场，尽管速度还是比较快，但已过渡到城市化质量提升阶段。城市化进入新阶段后，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就会相对减少。大家知道，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们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经济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但现在基础设施在很多地方已建得差不多了，有的已经超前了。事实上我国的高速公路、机场和高铁，在硬件上比发达国家还要现代化，还要先进。未来肯定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再像过去那样突飞猛进是不可能了。也就是说，地方政府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空间缩小了。同时，房地产也没有以前那么大的发展空间了，高房价抑制了中低收入阶层的需求，且房地产空置率已很高，有的地方把未来10年需求的房子都提前建完了。而且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率下降，以后的小孩会从长辈那里获得多套房子，10年或20年后，对房地产的需求可能进一步下降。

篇4

一些研究机构认为，未来几年，中低速增长将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常态。国内有研究认为，“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经济增长的常态主要情况是：1979-2013年，贵州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1%，特别是2003年以来，贵州经济连续11年保持了两位数的超高速增长，这在贵州经济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在过去36年里，贵州经济增速低于8%的只有6个年份，低于7%的只有4个年份，其他各年均保持了高速甚至超高速的增长，全省在这一时期创造的国民财富（以GDP衡量）相当于建国以后至改革开放以前这30年里创造的国民财富的总和的20倍，比1413年建省以后至改革开放前这565年里创造的国民财富的总和都还要多好几倍。因此我们可以说，高速、超高速增长是这一时期贵州经济增长的常态。

但是我们也观察到，贵州经济增速在2011年达到15%这一新的高点后，却呈现出逐年回落的情形：2012年13.6%，2013年12.5%，今年上半年10.8%。于是有人开始担心，贵州经济增速会不会一路下滑下去，同全国一样进入“中高速”的新常态呢？

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常态，虽然会考虑外在因素和短期变动，但主要看的是内在因素和长期趋势。根据近年来我省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经济运行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于以往的较强韧性，可以看出，“十二五”以来贵州经济增长的基础与内在动力不是弱了而是大大增强了。

从发展阶段看，贵州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阶段，2013年工业化率为33.6%、城镇化率为37.8%；根据工业化、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在这种情形下，以贵州已经具备的发展基础、态势和潜力，只要不出现不可控的巨大外部冲击或持续的天灾人祸，贵州在今后几年要实现高速甚至超高速的经济增长仍有可能。

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看，现阶段贵州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较前几年虽有所降低，但仍然超过12%，这说明贵州高速超高速增长的长期趋势并没有改变。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指一国（或地区）在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速度。它表示一个时期内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另一个与之相关的术语叫适度增长区间，它表示实际经济增长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而波动的可接受的幅度，在这个波动幅度内，既不引起资源的严重制约，也不引起资源的严重闲置，既无通缩也无通胀。目前贵州经济基本上仍在适度高速增长区间的下限内运行，并没有继续下滑至“中高速”的明确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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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论断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中国仍处于经济起飞阶段。何为起飞阶段？海闻介绍说，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认为人类社会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中间有一个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起飞阶段。罗斯托将经济形容为飞机，在地上滑行速度很慢，然后就在空中了，而从地上到空中是最最关键的时间，是社会的一个蜕变。

这个变化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从原来以农业为主逐步变成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另一个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从大多数人居住在农村，逐步变为大部分人居住在城镇。

从这两个结构变化的现状来看，当前中国还处于这个起飞的阶段。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农业已下降到只占GDP的10%，但是服务业比重还不够。以美国为参照，美国的服务业占到快80%，而中国只有40%，产业结构的变化只走到了一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还正处在起飞阶段，发展速度不会慢也不能慢。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农业占GDP的比重已下降到10%，但据201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刚刚降到50%以下。而从世界范围来看，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是超过5%的。这就说明，中国还有40%左右的农民需要转移。

要解决农村人口转移的问题，最根本的是农村的人口必须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城市里面必须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经济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来吸纳就业。根据经济学中的奥肯定律，每2%的GDP增长能够降低1%的失业率。中国目前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但是如果加上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这个数字就会很大，这就需要在足够长的时期内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以推动农村人口的转移。

有学者认为，GDP增长过快会造成环境污染和能源不足。针对这个问题，海闻的解释是，中国目前GDP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市场化和市场进一步分工，使原来隐形的GDP显现了出来。未来如果GDP的增长主要是由服务业发展拉动的话，就不会出现环境污染和能源不足的问题。

海闻认为中国经济会持续高速增长的第二个理由是，中国特有的市场规模可以拉动经济的发展。海闻说，早年决定国家比较优势的是技术上占优的产业，然后是资源配置占优的产业。现在，技术可以转让，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所以决定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主要是成本。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大，同种产品国内需求也大，同样的研发成本，平均摊到每一件商品中就会很小，所以中国就具有了成本上的竞争优势。只要中国国内的市场规模可以进一步发挥出来，中国就可以延续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