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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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谋求发展战略新常态

过去谋求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是高投入、高消耗。如果现在还采取这种发展战略，速度也可能冲到原先的高速增长水平，但却是不可持续的。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实际上是倒逼我们改变发展战略，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空间。根据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内涵，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应突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的再平衡战略，二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所面对的宏观效益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资源配置谁决定最为有效：政府还是市场？市场最有效。第二，经济增长谁推动质量最高：政府还是市场？市场最高。这两方面都要求我们要解决好市场决定和政府宏观调控的问题。

实现经济发展动力新常态

我国在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时供给推动力非常强劲，投资拉动就是动员较为宽裕的供给要素推动经济增长。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供给推动力明显衰退，必须要有新的发展动力来替换。新的动力就是需求拉动，这是发展动力的新常态。

需求拉动的动力是多元的，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近几年由于世界市场不景气，净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负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借助开放来获取国际推动力，尤其是国际资源。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靠外需难以拉动足够规模的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长期以来都是投资需求的拉动力最强，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在转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需要突出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但是至今，消费拉动力的增强还没有到位。

篇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GL056）；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09YJC790126）；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JJ0909）；江西财经大学校级重点课题（201005）。

作者简介：饶晓辉（1973- ），男，江西广昌人，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2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6-0136-05收稿日期：2011-11-22

本文旨在利用我国季度GDP数据，应用Clements和Krolzig（2003）（以下简称为CK）参数检验方法，对我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及经济周期的持续性进行分析。

国外已有众多文献运用不同的统计方法对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进行了检验，如Neftic（1984）、Sichel（1993）、McQueen等（1993），但他们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

国内学者对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既有理论描述，也有实证经验研究（刘树成，2000；刘金全 等，2001；徐大丰 等，2005；陈浪南 等，2007）。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数据样本太小，且忽略了深度、尖度及陡度型的非对称检验。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和判断我国经济周期的非线性特征，本文扩充了样本容量，采用CK方法，在三区制马尔科夫转换模型框架中对三大非对称、经济周期的转折点及持续期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的分析。

一、理论模型

（一）经济周期中深度、陡度及尖度的非对称性

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有很多类型，本文主要关注深度、陡度及尖度型非对称。CK在马尔科夫链参数模型的背景下对3种非对称性重新进行了定义。

定义1数据{yt}的生成过程为非深度对称当且仅当yt分布为非偏态，即E[（yt-μy）3]=0。

定义2数据{yt}的生成过程为非陡度对称当且仅当Δyt分布为非偏态，即E[Δyt3]=0。

定义3数据{yt}的生成过程为非尖度对称当且仅当中间任意区制来回于第1区制和最后区制之间的转移概率相等：pm1=pmM，p1m=pMm， m≠1，M，p1M=pM1。

（二）CK检验

CK利用沃特检验统计量W检验了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假设。下面以MSI（M）AR模型为例介绍CK检验的具体方法。模型结构如下所示

yt=μ（st）+∑pj=1αjyt-j+ut （1）

其中ut|stNID（0，σ2），st∈{1，…，M}是一个具有M状态的马尔科夫链；转移概率pij具有时间不变性，转移概率pij=pr（st+1=j|st=i）表示从i时刻状态转移到j时刻状态的转换概率，并且不同的概率之间满足正则性约束条件∑Mj=1pij=1，j，j∈{1，…，M}。另外，st还被假设为具有不可退化性：pii

考虑如下假设的W检验

H0：（λ）=0， H1：（λ）≠0 （2）

其中λ=（μ1，…，μM；α1，…，αp，σ2；π），=RnRr是一个秩为r的连续差分函数，秩r=rank（（λ）λ′）≤dimλ。

令λ～、λ^分别表示有约束和无约束条件下λ=（μ1，…，μM；α1，…，αp，σ2；π）的最大似然估计量。沃特检验统计量W依赖于无约束的估计量λ～，W统计量分布近似服从于正态分布，有

T（λ～-λ）dN（0，∑λ～） （3）

函数（λ～）在大样本中也服从正态分布，从而有

T[（λ～）-（λ）]dN（0，（λ）λ′|λ～∑λ～（λ）′λ′|λ′） （4）

如果零假设H0：（λ）=0成立，并且方差协方差矩阵具有不可逆，有

T（λ～）′[（λ）λ′|λ～∑λ～（λ）′λ′|λ′]′（λ～）dχ2（r） （5）

在非深度型零假设条件下，

D（λ）=∑Mm=1ξ-m（μm-μx）3 （6）

其中ξ-m为区制m的遍历概率，μx=∑Mm=1ξ-mμm为x的非条件均值。

非陡度零假设的沃特统计量依赖于

S（λ）=∑M-1i=1∑Mj=i+1（ξ-ipij-ξ-jpji）（μj-μi）3 （7）

最后，非尖度零假设的沃特统计量可表述为

TP（λ）=Φπ （8）

对于非深度和非陡度检验而言，（5）式中的r等于1；对于非尖度检验来说，（5）式中r等于区制的个数。

二、实证结果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为1979年第1季度～2009年第4季度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季度数据，样本容量为124。1994年之前的季度数据，我们采用了Abeysinghe等（2004）的研究成果。2007年第1季度～2009年第4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以1997年不变价格为基准，对名义GDP进行了调整）的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公报》。为了剔除季节性的影响因素，我们采用了Census X12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季节性的调整，调整后的实际季度GDP增长率记为yt。

依据深度、陡度及尖度非对称性检验的原理，我们需对yt进行单位根统计检验。由表1结果可知，在5%的统计显著水平下，ADF和PP两种统计检验方法均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yt符合检验经济周期三大非对称性检验的要求。

表1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 检验统计量的值 统计量的p值 ADF -3.126398 0.0273 PP -2.914449 0.0466注：单位根检验均为截距项的设定形式；p值为接受原假设的概率。

本文同时考虑了MSI、MSM、MSIH以及MSMH 4种类型的三区制马尔科夫转换模型。由于所涉及的数据为季度数据，故每种类型模型的自回归滞后阶数的最大值均设定为4。依据SBC和HQ信息评价标准，MSI、MSM、MSIH以及MSMH模型的最优自回归滞后阶数分别为1、0、2、1。

表2给出了4种相应模型的尖度、深度及陡度非对称性的检验结果。从非尖度的检验结果可知，非尖度零假设条件下卡方分布统计量的值分别为3.9627、0.3338、5.3987、0.8982，接受非尖度零假设的概率分别为0.2655、0.9536、0.1449、0.8259，均大于10%的统计显著水平，说明我国实际GDP增长率序列不存在尖度型非对称。非深度的检验结果告诉我们，除MSM（3）-AR（0）模型在10%统计显著水平接受零假设之外，MSI（3）-AR（1）、MSMH（3）-AR（1）和MSIH（3）-AR（2）模型拒绝零假设的概率分别为0.1819、0.4737和0.9833，均大于10%统计显著水平，说明我国实际GDP增长率序列不存在深度型非对称，我国经济周期不会出现“高峰低谷”或“高谷低峰”型深度非对称。从非陡度型非对称检验结果可知，零假设条件下MSI（3）-AR（1）、MSM（3）-AR（0）、MSMH（3）-AR（1）和MSIH（3）-AR（2）模型中的卡方分布统计量分别等于7.9058、27.8967、3.212和6.865，在10%统计显著水平下均拒绝了零假设，说明我国经济周期存在着显著的陡度型非对称特征，陡度型非对称特征具有稳健性。

依据SBC评价标准，我们选取了MSIH（3）-AR（2）来进一步分析我国经济波动的其他特征。MSIH（3）-AR（2）模型系数估计结果如表3与表4所示，实际数据与模型拟合数据的曲线图为图1。从图1的拟合结果看，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特征。

从表3自回归滞后系数来看，自回归系数α1、α2的估计值分别为0.6371和0.1676，均在统计显著水平上显著不为零，并且自回归系数之和α1+α2等于0.8047小于1，说明MSIH（3）-AR（2）模型具有稳健性。自回归系数α1=0.6371，说明滞后1期的经济增长率对下一期经济增长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影响力度达到63.71%，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持久影响；α2=0.1676，说明滞后2期的经济增长率对当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力度为16.76%，其持续时间要比滞后1期短。

表2非对称性检验的结果模型MSI（3）-AR（1）MSM（3）-AR（0）非尖度 Chi（3）= 3.9627[0.2655] Chi（3）= 0.3338 [0.9536] p_12 = p_32 test： Chi（1）= 0.0530 [0.8180] Chi（1）= 0.0890 [0.7654] p_13 = p_31 test： Chi（1）= 3.9161 [0.0478]** Chi（1）= 0.0003 [0.9851] p_21 = p_23 test： Chi（1）= 0.0210 [0.8848] Chi（1）= 0.1976 [0.6567]非深度 -2.0494 9.6238 Chi（1）= 1.7823 [0.1819] Chi（1）= 3.1765 [0.0747]*** 非陡度 -0.0251 -0.0044 Chi（1）= 7.0958 [0.0077]* Chi（1）= 27.8967 [0.0000]*模型 MSIH（3）-AR（2） MSMH（3）-AR（1） 非尖度 Chi（3）=5.3978[0.1449] Chi（3）= 0.8982 [0.8259] p_12 = p_32 test： Chi（1）= 0.0819 [0.7747] Chi（1）= 0.8355 [0.3607] p_13 = p_31 test： Chi（1）= 4.6336 [0.0314]** Chi（1）= 0.0003 [0.9868] p_21 = p_23 test： Chi（1）= 0.8011 [0.3708] Chi（1） = 0.0628 [0.8021]非深度 -1.9204 0.1714 Chi（1）= 0.5133 [0.4737] Chi（1）= 0.0004 [0.9833]非陡度 0.3754 0.2461 Chi（1）= 3.2120 [0.0731]*** Chi（1）= 6.8650 [0.0088]*注：*、**、***分别表示1%、5%、10%统计显著水平；[]内的数字为卡方检验的p概率统计值。

图1MSIH（3）-AR（2）模型的拟合数据与实际数据

表3三区制MSIH（3）-AR（2）模型的系数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估计值 标准差 T统计量 μ1 -0.6787 0.9261 -0.7328 μ2 1.7514 0.4274 4.0977 μ3 2.8537 0.5625 4.0977 α1 0.6371 0.0835 7.6278 α2 0.1676 0.0748 2.2395

表4不同区制下标准差系数的估计结果

变量σ1σ2σ3 估计值 1.8991 0.75883 1.3009

表4结论显示适度增长阶段的经济波动性最小，其次为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波动性，最大为低速阶段的经济波动性。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在适度经济增长阶段是最平稳的。

表5、表6分别给出了转移概率矩阵和区制特征属性。从表5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三区制转移概率分别为p11=0.6729，p22=0.9656，p33=0.9222。特别的，区制1自身持续的概率0.6729大于其转向区制2和3的概率之和0.3252139，意味着经济体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趋势具有一定强度的惰性，因此政府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刺激经济体由低速增长区制向适度或高速增长区制转移。p13=0.325，说明区制1转移到区制3的概率为32.5%，说明我国经济由低速增长区制跳跃到高速增长区制有着非常大的可能性。当经济体一旦达到高速增长阶段时，其自身持续概率为0.9222，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经济将能保持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态势。但它也有回复到低速增长阶段（转移概率约为4.95%）和适速增长阶段（转移概率为2.83%）的可能性。当经济受到外部冲击时，经济增长有着急速下滑的趋势，政府部门若能及时制定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下降趋势将会逆转，在进一步的刺激下经济增长率将回复到高速增长阶段（p13=0.325）。在三区制自身转移概率中，区制2自身转移概率（0.9656）最高，说明我国经济体处于适度经济增长阶段具有很强的持续性。

表6的统计结果显示，在总共124个季度数据中，经济能够被识别出处于低速、适速与高速阶段的时期数分别为13.5、63.6和46.8个季度。在1979年第1季度～2009年第4季度期间，我国经济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频率为11.42%，其持续期占整个周期长度的10.48%；我国经济处于适度增长区制的频率为40.36%，其持续期占整个周期长度的50.81%；而经济处于高速增长区制的频率为48.23%，高速增长持续期占了整个周期长度的38.71%。我国经济处于适度增长阶段的持续性最高，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持续性次之，而低速阶段持续性最低，且它具有一定的惰性但又具有较高的概率转向高速增长阶段。这说明我国政策决策部门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走出低速增长阶段时，经济增长会得到快速回复，但也要预防经济返回低速增长状态的可能。

表5区制转移概率的估计结果

区制 1 区制 2 区制 3 区制 1 0.6729 0.002139 0.3250 区制 2 0.03338 0.9656 0.0009902 区制 3 0.04950 0.02825 0.9222

表6区制的特征属性

观测值的个数 频率 平均持续期 区制1 13.5 0.1142 3.06 区制 2 63.6 0.4036 29.10 区制 3 46.8 0.4823 12.86

MSIH（3）-AR（2）将样本数据划分为如图2和表7中的3个不同的周期阶段。图2给出了不同周期阶段的事后平滑概率和滤波概率。概率值越大，则经济处于相应区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从表7及图2中的第2幅图可知，1980年第4 季度～1981年第3季度、1988年第4季度～1989年第4季度期间我国经济出现了较长的低速增长阶段，分别为4个季度和5个季度；而1986年第1季度、2008年第4季度～2009年第1季度间我国经济出现较为短暂的低速增长时期，其时间跨度分别为1个季度和2个季度。这与表6中低速阶段的平均持续期为3.06个季度的结果基本一致。低速增长阶段的划分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

我国经济保持适速增长的阶段为1979年第1季度～1980年第3季度和1994年第3季度～2008年第3季度，其时间跨度分别为7个季度和56个季度，说明我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稳定的适速发展，几乎有一半时间处于适度增长阶段，这也构成了近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中间力量。适度增长时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事实。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有着强烈的扩张冲动和通货膨胀态势。1993年中央政府开始采取“双紧”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整，有效地遏制了通货膨胀和投资冲动，使我国经济在1996年成功实现了“软着陆”。期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政府政策制定及调整具有一定稳定性和谨慎性，这使我国经济维持了较长时间的适度增长，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2008年第3季度。

表7区制的划分估计结果 区制1 区制2 区制3 1980：4～1981：3 [0.8281] 1979：1～1980：3 [0.9493] 1981：4～1985：4 [0.9743]1986：1～1986：1 [1.0000] 1994：3～2008：3 [0.9846] 1986：2～1988：3 [0.8888]1988：4～1989：4 [0.9871] —— 1990：1～1994：2 [0.9474]2008：4～2009：1 [0.8952] —— 2009：2～2009：4 [0.9683]注：方括号里为区制概率值。

图2MSIH（3）-AR（2）模型的事后概率

表7及图2表明，1981年第4季度～1985年第4季度、1986年第2季度～1988年第3季度、1990年第1季度～1994年第2季度、2009年第2季度～2009年第4季度期间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从持续时间看，最长的持续期18个季度，最短的持续期为3个季度。模型分析的结果与我国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相一致。比如，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经济遭遇了强烈的负面外部冲击，经济增长率急剧下滑。这时，我国政府出台了包括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央行百日内5次降息、大规模的税负调整等相机抉择政策，促使我国经济迅速止跌并反弹到高速增长阶段（这与p13所隐含的结论相一致）。自2009年第2季度起，我国经济就处于高速增长时期，领先世界进入了危机后的复苏阶段。

三、结论

本文运用CK检验方法，对经季节调整后的我国实际GDP增长率的不对称特征及持续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归纳如下。

第一，在本文所考虑的4种MS-（V）AR中，MSIH（3）-AR（2）模型的估计结果能够较好地拟合实际数据的非线性结构特征。我国经济周期存在“陡升缓降”型的陡度型非对称，但不存在深度及尖度型非对称。

第二，从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之间的转移概率看，我国经济从低速增长状态转移到高速增长状态的可能性较大，远大于经济从低速增长状态转移到适速增长状态的可能性；同时，经济也存在着由高速（或适速）增长状态转向低速增长状态的可能。自身持续概率表明，经济处于适速增长阶段的持续性最高，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持续性次之，而低速阶段持续性最低，且它具有一定的惰性但又具有较高的概率转向高速增长阶段。

上述实证结论对我国宏观经济有着重要的实践和政策涵义。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走出低速增长阶段时，因低速增长阶段具有一定的惰性，所以政策实施就要有一定的力度。经济一旦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由于高速增长阶段具有较高的持续概率，经济将会持续一段较长的高速增长时期。但要注意的是，经济也存在着由高速增长转向低速增长的可能。在当前的经济运行背景下，如果经济一旦出现下滑现象，政府政策制定部门若能及时制定相应的宏观政策并加大政策实施力度，经济将很快恢复到高速增长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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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全，范剑青.2001. 中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和相关性研究 [J].经济研究（5）：28-37.

刘树成.2000. 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新态势 [J].中国社会科学（1）： 114-122.

徐大丰，朱平芳，刘弘. 2005. 中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研究 [J].财经研究（4）：13-21.

ABEYSINGHE T， GULASEKARAN R.2004. Quarterly real GDP estimates for China and ASEAN4 with a forecast evaluation[J]. Journal of Forecast， 23：431-447.

CLEMENTS M，KROLZIG H.2003.Business cycle asymmetries in the US business cycle[J].Empirical Economics， 27（2）：185-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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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HEL D.1993.Business cycle asymmetry： a deeper look[J]. Economic Inquiry， 31（2）：224-236.

（编校：沈育）

Asymmetric Properties of Business Cycles in China

RAO Xiaohui

篇3

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会逐步下滑？

原因之一，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了。这是各种资源环境和生产要素能够支持的最优增长率。过去由于资源环境约束不是太大，加上制度变革释放的生产率较多，故可以保持那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但现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制度变革释放生产率的空间也相对缩小了，因此潜在经济增长率也下降了。

原因之二，我国开始进入到经济大调整时期。要进行持续若干年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种调整必须在比较合理的增长速度下进行。因此从经济调整或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看，经济增长速度也存在下降的需要。实际上“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增长目标只是7%左右，2012年确定的GDP增速目标只有7.5%。

原因之三，外需下降了。这次国际经济危机来了，所以外需下降了，那么等国际危机过去了，外需是不是会大幅度回升呢？当然，国际危机过去后有一部分外需会有所回升。但是，也会有一部分外需永久地消失了。因为美国等也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反思其过去的以“高消费、超前消费、负债消费”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思的结果是他们今后不再搞这么多的高消费、超前消费和负债消费了。这意味着即便是国际经济危机结束，有一部分中国的出口需求永久地消失了。

原因之四，我国的工业化开始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总体上我国工业化正处于中后期阶段，即中期的后期阶段。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最重要的特征是重化工业快速发展。根据我在2003年前后对工业化国际经验的研究，“重化工业阶段”长则持续上百年，短则持续三五十年，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可以发挥后发优势，不需要持续那么长时间，但是再短也要20年左右。现在已经发展1 0年左右了，我最近的判断是，“重化工业阶段上半场”将要结束了，正在迎来“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下半场与上半场有所不同，上半场是量的扩张阶段，下半场则是质的提高阶段。工业化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后，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下降。重化工业阶段结束后，就进入到“后工业化社会”，因此2020年后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下滑。因为重化工业对GDP贡献比较大，产业链也比较长，因此在“重化工业阶段上半场”经济增长速度会比较快。为什么过去1 0年经济保持那么快地增长，这不全是政府调控的结果，也不全是我们追求GDP的结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重化工业的拉动。但是，现在上半场结束了，开始进入下半场了，下半场结束还有后化工业时期，因此经济增长速度要下滑。

原因之五，城市化开始进入到加速阶段的下半场。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率30%～70%时是城市化的加速阶段，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是51.27%，正处于加速阶段上半场向下半场的过渡阶段。与工业化一样，上半场也是量的扩张阶段，到了下半场，尽管速度还是比较快，但已过渡到城市化质量提升阶段。城市化进入新阶段后，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就会相对减少。大家知道，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们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经济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但现在基础设施在很多地方已建得差不多了，有的已经超前了。事实上我国的高速公路、机场和高铁，在硬件上比发达国家还要现代化，还要先进。未来肯定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再像过去那样突飞猛进是不可能了。也就是说，地方政府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空间缩小了。同时，房地产也没有以前那么大的发展空间了，高房价抑制了中低收入阶层的需求，且房地产空置率已很高，有的地方把未来10年需求的房子都提前建完了。而且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率下降，以后的小孩会从长辈那里获得多套房子，10年或20年后，对房地产的需求可能进一步下降。

篇4

一些研究机构认为，未来几年，中低速增长将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常态。国内有研究认为，“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经济增长的常态主要情况是：1979-2013年，贵州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1%，特别是2003年以来，贵州经济连续11年保持了两位数的超高速增长，这在贵州经济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在过去36年里，贵州经济增速低于8%的只有6个年份，低于7%的只有4个年份，其他各年均保持了高速甚至超高速的增长，全省在这一时期创造的国民财富（以GDP衡量）相当于建国以后至改革开放以前这30年里创造的国民财富的总和的20倍，比1413年建省以后至改革开放前这565年里创造的国民财富的总和都还要多好几倍。因此我们可以说，高速、超高速增长是这一时期贵州经济增长的常态。

但是我们也观察到，贵州经济增速在2011年达到15%这一新的高点后，却呈现出逐年回落的情形：2012年13.6%，2013年12.5%，今年上半年10.8%。于是有人开始担心，贵州经济增速会不会一路下滑下去，同全国一样进入“中高速”的新常态呢？

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常态，虽然会考虑外在因素和短期变动，但主要看的是内在因素和长期趋势。根据近年来我省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经济运行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于以往的较强韧性，可以看出，“十二五”以来贵州经济增长的基础与内在动力不是弱了而是大大增强了。

从发展阶段看，贵州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阶段，2013年工业化率为33.6%、城镇化率为37.8%；根据工业化、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在这种情形下，以贵州已经具备的发展基础、态势和潜力，只要不出现不可控的巨大外部冲击或持续的天灾人祸，贵州在今后几年要实现高速甚至超高速的经济增长仍有可能。

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看，现阶段贵州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较前几年虽有所降低，但仍然超过12%，这说明贵州高速超高速增长的长期趋势并没有改变。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指一国（或地区）在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速度。它表示一个时期内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另一个与之相关的术语叫适度增长区间，它表示实际经济增长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而波动的可接受的幅度，在这个波动幅度内，既不引起资源的严重制约，也不引起资源的严重闲置，既无通缩也无通胀。目前贵州经济基本上仍在适度高速增长区间的下限内运行，并没有继续下滑至“中高速”的明确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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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论断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中国仍处于经济起飞阶段。何为起飞阶段？海闻介绍说，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认为人类社会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中间有一个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起飞阶段。罗斯托将经济形容为飞机，在地上滑行速度很慢，然后就在空中了，而从地上到空中是最最关键的时间，是社会的一个蜕变。

这个变化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从原来以农业为主逐步变成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另一个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从大多数人居住在农村，逐步变为大部分人居住在城镇。

从这两个结构变化的现状来看，当前中国还处于这个起飞的阶段。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农业已下降到只占GDP的10%，但是服务业比重还不够。以美国为参照，美国的服务业占到快80%，而中国只有40%，产业结构的变化只走到了一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还正处在起飞阶段，发展速度不会慢也不能慢。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农业占GDP的比重已下降到10%，但据201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刚刚降到50%以下。而从世界范围来看，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是超过5%的。这就说明，中国还有40%左右的农民需要转移。

要解决农村人口转移的问题，最根本的是农村的人口必须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城市里面必须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经济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来吸纳就业。根据经济学中的奥肯定律，每2%的GDP增长能够降低1%的失业率。中国目前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但是如果加上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这个数字就会很大，这就需要在足够长的时期内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以推动农村人口的转移。

有学者认为，GDP增长过快会造成环境污染和能源不足。针对这个问题，海闻的解释是，中国目前GDP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市场化和市场进一步分工，使原来隐形的GDP显现了出来。未来如果GDP的增长主要是由服务业发展拉动的话，就不会出现环境污染和能源不足的问题。

海闻认为中国经济会持续高速增长的第二个理由是，中国特有的市场规模可以拉动经济的发展。海闻说，早年决定国家比较优势的是技术上占优的产业，然后是资源配置占优的产业。现在，技术可以转让，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所以决定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主要是成本。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大，同种产品国内需求也大，同样的研发成本，平均摊到每一件商品中就会很小，所以中国就具有了成本上的竞争优势。只要中国国内的市场规模可以进一步发挥出来，中国就可以延续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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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是我国经济运行度过增速换挡期、转入中高速增长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符合后发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后发优势的内涵与强度、技术进步模式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追赶进程迈向更高阶段出现的新变化新特征。

后发优势是追赶型国家可以长期保持较高经济增速的根本原因。在追赶进程的不同阶段，后发优势的具体表现、蕴藏的增长潜力不同，从而带来经济增长速度、增长动力和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应变化。根据追赶型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实践，可以将追赶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起飞阶段。在制度变革或外部环境触发下，后发国家经济摆脱低水平均衡，向持续高增长转换。这一过程通常较快完成，但也有一些国家会持续较长时间。二是高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点是高投资、高增速，产业结构、居民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出口结构迅速优化升级。这个阶段市场需求空间大，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应充分，通过购买设备和其他技术引进渠道，企业很容易组织并扩大生产；在增量扩能的过程中，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大幅增加，大量剩余或闲置资源被有效利用，或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生产率和人均资本存量快速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高增长就是处于这一阶段。三是中高速增长阶段。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的难度加大、成本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出口等需求增速逐步下降。生产要素供应紧张、价格显著上涨，早期简单外延式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效率提高更多依靠模仿创新和行业内企业间优胜劣汰实现。四是中低速增长阶段。追赶的后期，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进一步接近，大部分后发优势已经释放。传统市场空间饱和，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涨，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很难消化企业投入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企业开始尝试前沿创新，通过创造全新商品和技术路线、构建新商业模式等获取高额利润。

这四个阶段的更替是渐进的过程。前两个阶段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数量扩张，后两个阶段则更多依靠质量提升。当然，并不是所有落后国家都能成功实现经济起飞，也不是所有开启追赶进程的国家都能完成整个追赶周期。在追赶的道路上，不乏“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沟沟坎坎。

在经过30多年的快速追赶、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后发优势仍然是我国保持较快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差距依然很大，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8，蕴藏着较大后发优势。这突出表现在：虽然新增劳动力数量下降，但劳动力总量丰富、成本相对较低，人力资本提升空间较大，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供给增加较快；物质型生产资源供应紧张，但资金、知识、管理经验均明显增加，供应链的效率和覆盖面具有较大优势；虽然市场空间有所缩小，但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更新投资、居民物质及文化消费提升等方面仍有较大的需求增长空间；制造业内部具有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的潜力，拥有通过模仿创新和应用型创新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培育本土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寻找、发现和整合国际创新资源、提高技术水平的进程尚处于初期阶段。

后发优势的存在，意味着我国具备实现挤压式增长的条件和空间，能够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中高速水平。在1978―2012年的35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9.8%。在不考虑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GDP上调的情况下，若2014、2015两年经济增长分别为7.4%左右和7%左右，则“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速可达到7.8%，高于7%的预期目标。“十三五”期间只需保持6.5%的年均增长速度，即可实现党的十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与此同时，进入新常态后，后发优势的内涵、供给和需求条件发生变化，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等也将相应转变。从增长动力看，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变；从比较优势看，由主要依靠初级资源向更多依靠技术、资本、管理等高级资源转变；从政府角色看，由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向注重培育、优化经济环境转变。我国经济正在和即将发生的变化，表明追赶进程将迈向更高阶段，既是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变，也是从数量扩张型增长阶段向质量提升型增长阶段的转变。

新常态下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符合后发国家追赶进程中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结构变化等方面的一般规律。但是，作为转轨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特色。比如，转轨经济的改革红利助推后发优势释放；竞争性地方政府加快追赶进程，但也带来潜在风险；发展不平衡蕴藏追赶空间，多种增长模式同时共存；超大规模经济带来特有的机遇和挑战等。这些特点的存在，使得我国挤压式增长的速度可高于历史上其他后发国家，也导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

财政金融风险逐步显露。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粗放增长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容易被掩盖和吸收。进入新常态后，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难以继续生效，市场主体行为很难及时做出调整，原来被掩盖的矛盾和风险就会显露出来。比如，原先可以盈利的制造业企业可能因为成本上升或需求不足而出现全行业亏损，长期积累的房地产泡沫可能因为需求收缩而破灭，地方的土地财政模式可能难以为继，等等。这些问题最终都会在财政金融部门暴露。调控得好，可以把风险控制在局部较小的范围内，逐步化解。而一旦调控失当，局部风险就有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从而对整体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

新旧增长动力的接续出现断档。最近几年，伴随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增速下行，关于我国经济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很多。应当看到，与拉美、东南亚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增速转换时期的工业化水平较高、财政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出口产品丰富、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出现追赶进程中断的可能性极低。但是，如果未能有效培育增长新动力，增长潜力不能得到充分释放，实际经济表现远低于潜在增长率水平，也可能出现类似日本上世纪80、90年代“增长性衰退”的状态。新常态下，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关键靠创新，而适宜的创新环境要靠政府来营造。更为重要的是，从全球资源环境状况来讲，我国不可能在因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范式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而必须通过创新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从客观条件来讲，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创新驱动发展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这些问题不解决，新的增长动力就难以形成。

宏观经济平衡的难度加大。随着增长速度、动力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调控目标间平衡的难度加大，如果处理不好，将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一是平衡物价和增长的难度加大。高速增长阶段，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但是，加工贸易可以转移一部分需求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出口高增长对普通居民更加关注的CPI（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较弱。投资对短期物价上涨带来压力，但在中长期可以形成生产能力，有利于平抑物价。在过去的10年间，总体看我国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消费拉动。消费快速扩张，经济增长才能提速，但物价上涨的压力也会随之加大。二是平衡收入增长和GDP增长的难度加大。高速增长阶段，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带动劳动效率大幅提高，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加快。过去10年，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提高是推动城乡居民整体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进入新常态，结构调整效应减弱，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放缓，不利于整体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劳动报酬占比提高会挤压企业利润和投资能力，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三是平衡就业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矛盾加大。2014年，我国已超越日本成为机器人采购量最大的国家。随着“机器换人”的快速推进，制造业领域大量工人将不得不谋求新的岗位。房地产行业在过去10年间保持了超过20%的增速，随着其增速趋势性下降，房地产领域的大量建筑工人也面临寻找新工作岗位的压力。与以往不同的是，未来更多岗位将出现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领域。这与工业内部岗位转移不同，劳动力岗位转换的难度加大。

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加。国际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经济问题会更加复杂，政治、社会问题也会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发展初期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解决温饱问题，增长成为解决矛盾的主要途径。而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人们就会对公平、正义提出更高要求，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增加。过去长期存在但并不突出的收入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信用缺失问题等，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诱因。一旦社会稳定局面不能得到有效维持，追赶进程就会中断，增长就会受到较大影响。

积极适应新常态，努力把握新机遇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宏观经济稳定是新常态下处理好各种关系的重要前提。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方式、动力、结构和风险状况都会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征，要求经济工作必须有新思路、新办法。应当看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不会一帆风顺，增长动力新旧转换可能出现青黄不接，经济社会风险可能集中显露和释放，这些都对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严峻挑战。如果宏观经济短期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各种经济关系就会绷紧，不仅无法为推进各项改革创造条件，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使多年来的发展成果遭受重大损失。中央连续3年提出坚持“稳中求进”这一总基调，根本用意正在于此。新常态下，“稳”是基本前提，“进”是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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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速的情况下中国社会还会经历一系列演变，比如说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按照意愿和可能性来说要把整个社会发展成“枣核形”的结构，就是中产阶层要不断地培育、成长，变成社会中间的主体。现在中国社会结构如果从收入不同阶层来看总体来说还像个金字塔形，以后底座的部分要慢慢收拢下来，所谓弱势群体的比重越来越少，特别成功的富裕阶层比重也不能够多么超乎一般经济体的常规，两头比较小的同时，中间的中产阶层一定会按照成长的趋势提高它的比重。

强调，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新常态”要“常”在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提高中高速增长质量的平台上。这个增长平台对接着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一直延伸到现代化“中国梦”的战略目标上。

新常态的三个关键词

新常态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中高速”。认识宏观经济层面从这样直观的角度再往下看就要说“常”。“常”是要在阶段转换之后完成一个探底，然后使整个增长态势企稳，企稳之后对接的应该是一个尽可能时间段比较长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学界在这方面有明显的不同意见，最乐观的林毅夫教授仍然在坚持，他更强调的是如果中国的改革和结构调整做得好，中国经济应该还有20年8%左右的增长期，他用的是国际比较，也有一大套他的论据。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不能乐观，看低的也有认为中国几年之内就要跌落到5%～6%区间的看法。我倒不太看重到底是6%左右、7%左右还是6.5%左右，关键是速度稳住后一定要有增长质量提高的“升级版”特征。

第二个关键词应该是跟着中高速强结构优化。在直观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调之后，这个“常”要落到增长状态上最关键的结构优化。后面跟着的，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实质的追求在于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而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落到人文主义立场上就是要使社成员、老百姓生活追求中，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得到实惠，而且这个实惠可持续。这第二个关键词，显然会带来一定的挑战。结构优化谈何容易，市场怎么样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政府怎么样更好地发挥作用？这里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在打造升级版的过程中间处理好。

跟着就要延伸到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创新驱动”。我的理解，服务于新常态的“常”能够形成，要依靠现实的创新驱动，功能就是对冲下行压力，在完成探底和企稳的过程中间，通过创新形成结构优化，打造升级版中一系列上行因素的组合。新的动力、新的上行因素在对冲下行因素之后，不光是形成一个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平台，而且使结构优化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解放，能够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上，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潜力、活力的释放，使整个宏观发展态势带有升级版的特征。

这方面如果再简要概括一下，我认为有3个层次的创新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全面改革顶层规划――三中全会60条中336项具体的改革操作任务对接到四中全会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化、现代化特征。在顶层规划布局下能不能攻坚克难、推进改革，这叫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打开的是另外两个层次――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的空间。

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并不完全依赖于制度创新，但是从宏观层面上我始终强调中国因为经历的是经济社会转轨，在决定意义上是以制度创新打开潜力、活力释放的空间，使我们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在追赶的过程中间还能够守正出奇，能够在中国和社会其他经济体良性互动中寻求命运共同体式共赢，在多赢的和平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中国的后发优势――在一系列的领域里争取通过一步一步的追赶，最后走到前沿。

中国还有很多张“好牌”

我认为中国现在手里可以打的牌，还是有多张好牌的。比如说有效投资，对应的是中国社会现在大量的从基础设施到服务业发展，到民生改进、公共工程等一系列的具体事项。现在正积极推进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实际上是把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一起拉在和政府合作的范围内，用政府之外的，或者不是政府直接支配的社会资本来一起做公共工程，做民生改进的硬件支撑，它会在中长期支撑中国发展的后劲和升级版的打造。

如果这些项目稍微选择一下，比比皆是，如中心区公共交通体系的升级，各种各样功能区改进、生态环境的保护，新中心区建设里边大量的事项。它需要的是什么？就是现在被人们称为中国过剩产能代表性的领域：钢铁和水泥。当然还需要有劳动力和基本的管理力量及技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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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持续性的增长与发展，使得作为我国运输主力的铁路运输承担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不断增大的铁路运输流量以及逐渐增加的运输压力使得我国要尽快实现铁路交通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所以，现阶段，我国铁路交通正大力推进高速铁路的建设与发展。但是，我国在高速铁路的建设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起步时间还是比较晚的。尽管我国高速铁路的发展速度很快，但其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使得现阶段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面临着较多的挑战，从而制约着我国高速铁路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要从我国高速铁路建设的现状入手，分析现阶段我国高速铁路建设的优势以及所面临的挑战，从而探究我国高速铁路建设的优化方案，保证我国高速铁路的高效、安全、经济运行。

1 现阶段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现状

1.1 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里程逐步增加

近几年，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一直处于高速发展、进步的状态。截止2012年，我国内陆地区的高速铁路的建设里程达到六千八百多千米，在建的高速铁路里程达到一万多千米。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脉络正向着连接各大重要城市的网状化方向发展着。

1.2 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技术逐步提升

尽管我国高速铁路的起步时间较晚，但也正是因此，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从其他国家的高速铁路建设中吸取了较多的经验与教训，从而提高了我们对于高速铁路建设的技术与信心。高速铁路的建设具有高成本以及无法重建的特性，所以，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能够在轨道技术、列车制造技术等方面吸取其他国家的教训，经过自我的探讨，逐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

1.3 现阶段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正遭遇瓶颈

尽管，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一直保持着较高的速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开始进入瓶颈期，高速的建设、发展中所潜在的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使得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面临着许多挑战。

但是，现阶段正是我国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增强的时期，高速铁路的建设、发展如果不能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相适应，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所以，我国要积极迎接挑战，推进我国高速铁路的进一步发展。

2 现阶段我国高速铁路建设所面临的挑战

2.1 我国高速铁路运行时的噪声问题

随着我国高速铁路列车行驶速度的加快，轮轨的相互作用以及列车与空气的相互作用等都使得高速铁路在运行使用时产生较大的噪声。如果对噪声问题不加以控制，不仅会降低高速铁路列车乘客的舒适度，对于居住在铁路沿线的人们，也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长期下去，会对居民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损伤。

2.2 我国建设的高速铁路整体性较差

高速铁路的建设需要注重三个方面，即轨道、交通控制以及车组。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在轨道的铺设方面现已达到国际水平，像是高原冻土等环境问题的，也以成功地被我国铁路轨道的建设人员解决了。而且，我国高速铁路的交通控制系统，像是高速铁路中的通信信号、调度指挥、旅客服务等系统也建设地相对完善。但是，在列车的设计制造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还是具有一定的差距的。列车设计制造方面的缺失，使得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缺乏整体性，从而降低了我国高速铁路高效性、经济性以及安全性的发挥。

2.3 高速铁路运行的不稳定性

尽管我国的铁路建设有着较长的发展历史，但是对于高速铁路列车的建设，我们还需要多加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高速铁路系统中的高速铁路列车的复杂的设计与制造是我国高速铁路建设、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挑战，而对于高速铁路列车运行稳定性的保持是我国高速铁路建设面临的又一个新的挑战。

现阶段，我国高速铁路列车大都采用动车组的形式，其是利用先进的牵引、制动以及网络控制。对于高速铁路列车来说，其的特殊性在于轮轨接触，而轮轨接触的特征具有强烈的非线性的特征，并且在高速铁路列车运行时，其蠕滑力所导致的阻尼作用会使得列车产生振动，从而使得高速铁路在运行时缺乏可靠的稳定性。

3 我国高速铁路建设的优化方案设计

3.1 提高我国高速铁路系统的科技研发水平

尽管我国高速铁路的轨道铺设技术已达到国际水平，但是高速铁路系统中的列车的设计制造技术还是稍有欠缺。所以，要使得我国现阶段的高速铁路建设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同时加强我国高速铁路自我科技研发的技术水平，从而降低高速铁路的建设成本。因此，对于我国高速铁路建设相关的科研单位，应尽快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为我国高速铁路的发展做出自身应有的贡献。

3.2 合理设计我国高速铁路系统的运行网络

我国的铁路发展历史较长，其所包含的运行范围也相对较广。所以，在铺设高速铁路轨道时，我们应首先对原有的铁路线路进行考察，对其的高速铁路列车运行的可行性进行评估，从而避免轨道铺设的重复性，致使资源以及资金的浪费。

特别是，对于我国远距离的高速铁路的建设规划，其不可缺少地就是对于原有线路的实地考察以及可改建性的评估，从而降低我国高速铁路建设的成本，加大对我国自主产权的研发与利用。

3.3 增强我国高速铁路的现代化管理水平

现阶段的高速铁路发展应适应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将部分现代化的技术，如信息技术、模拟仿真技术等应用到我国的高速铁路的建设中来，以提高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水平。以信息技术为例，高速铁路建设中的信息技术可以将铁路运输体系中的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共享，从而提高信息的利用率。同时，信息技术可以促进高速铁路系统中的乘客信息服务业务的开发，使得乘客能够更加了解高速铁路的运行信息，从而在无形中提高高速铁路体系的服务质量，使得高速铁路系统能够吸收更多的客流量，提高高速铁路的利用率，进一步提高高速铁路的经济效益。

4 总结

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的，其对于现阶段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综合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等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尽管我国高速铁路建设的时间较晚，但是，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速度却很对，因为，我国能够从其他国家借鉴更多的经验与教训，以提高自身的建设水平。

但是，现阶段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正遭遇瓶颈，因为，早期的高速铁路建设中存在着某些的问题，其现今已成为我国高速铁路建设、发展的制约因素，限制着我国高速铁路系统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我们要针对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发展现状，分析高速铁路系统中的优劣势，在优秀的高速铁路建设技术的基础上，探究制约现阶段高速铁路发展的问题，从而能够提高有效的方案，优化、完善我国的高速铁路系统，使得高速铁路发挥其高效、安全、经济的运行优势，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以及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1]中国城市低碳经济网.2012.9.21.

[2]陈泓旭，李焕.我国高速铁路建设面临的挑战[J].交通企业管理，2010（09）.

[3]张聪.我国高速铁路发展若干问题探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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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台温高速公路复线灵昆至阁巷段工程建设规模总长38.52km，全线共布设互通立交4处，分别为灵昆互通、机场互通、滨海互通、瑞安东互通，其中瑞安东互通为互通+服务区形式。沿线设置完善的安全设施、服务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全线设管理分中心1处，服务区1处，养护工区2处，匝道收费站4处。工程概算总投资约140亿元，每公里将近3.6亿元。

从我市高速公路造价的情况来看，每公里投资呈大幅上升趋势。通过对甬台温高速公路复线灵昆至阁巷段造价分析，找出造价高的原因，利于后期采取加强管理等措施有效的控制造价，同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1 甬台温高速公路复线工程造价增加的原因分析

高速公路工程概算造价由建筑安装工程费、设备及工器具费、工程建设其他费、新增项目费等组成。

1.1 建设标准不断提高，建设条件更加复杂，建设实施要求提高

高速公路勘察设计各项指标的选取必须符合国家标准、行业规范的要求，最新国家标准要求提高直接影响到工程造价增加。目前建设的高速公路相对与以前，其建设条件的复杂程度也有所增加，因此工程造价比以前也同时会增加。灵昆至阁巷段工程主要是沿着海边布设，分别跨越瓯江南汊及飞云江，由于到河流下游，靠近海域，跨江桥梁地质条件相对更差，桥梁还要考虑通航要求；如路基工程中软基处理方式变化和桩基承载要求提高；路面工程中结构型式变化和材料指标要求提高；交通安全设施标准提高，声屏障等环境保护措施要求提高；管理与服务配套设施标准和地方三改工程要求提高等。

1.2 建设规模不断增加，交叉工程数量增加，桥隧比提高

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人为本的理念的落实，交叉工程和桥梁工程规模提高和数量增加，对桥梁、立交等结构的质量、美观及安全要求提高。高速公路从原先的4车道提升到了目前的6车道。特别是灵昆至阁巷段工程沿线地方经济发达，村镇密集人口多，设置5个互通区，互通区最近为6.7公里。城市化程度的快速提高，使的高速公路工程方案的选择以与地方规划相协调，促进当地城市发展为优先考虑，而不是以造价经济合理为原则。灵昆至阁巷段工程主线全长38.644公里，路基长度1.1公里，桥隧比为97%，造成桥隧比大幅度提高，工程造价的大幅增加。

1.3 机场跑道规划、水利堤坝跨越、航道通航安全的影响，环保等其他部门费用增长

由于温州机场规划建设第三跑道，线位往东外绕约700m，路线分别设高架桥跨过瓯飞围堤、海滨围垦东侧海堤，海滨永兴北交叉围堤。工程地质条件更差、施工环境更恶劣，工程造价大幅提升。高速公路跨越防洪堤时，根据水利部门法规规定，桩基础不能落在堤坝镇压层平台上，导致跨堤桥跨径都在80米以上，导致造价增长；海事部门考虑到通航安全，要求通航孔、辅助墩、边墩都设置防撞设施，防撞设施规模增加直接影响到工程造价。还有水土保持、环保、海域使用等专题要求增加，相对应处置措施增多，需要花费更多的资金处理落实。

1.4 通货膨胀、材料价格上涨，建设期贷款利息增加

由统计数据可知2010年以后材料价格增长明显加快。2011年上半年与2010年相比，水泥、钢材和地材价格涨幅较大，钢材涨14.3%，水泥涨45.5%，普通沥青涨0.7%，改性沥青涨4.9%，柴油涨11.0%，宕渣涨12.1%，中粗砂涨16.1%，碎石涨17.6%。此外，近年来国家货币政策的紧缩，资金的财务成本增加。体现在贷款利率的提高，工程建设期的贷款利息也有所增加，特别是资本金比例小，贷款比例高的项目更加明显。

1.5 土地征迁及房屋拆迁费增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国家出台对土地政策的严控措施，对失地农民的保护，以及老百姓维权意识提高、拆迁工作的难度加大，使得征地拆迁补偿标准不断提高，拆迁建筑物进一步增多，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增长更快，引起该项费用的大幅度增加，占工程总造价的比例也快速增长。甬台温高速公路复线灵昆至阁巷段工程，征地综合成本43.6～49.2万元/亩（约为甬台温高速公路工程的60多倍），本工程建设用地包括征用土地和施工临时租地。主线、互通区、服务区、管理处等计征用土地与施工临时用地。除了温州地区征迁单价高的因素外，本项目牵涉两处军事光波所及雷达站设施、多个造船厂搬迁费用巨大，本项目征迁费用合计5亿元。

2 降低（控制）造价措施

高速公路工程总造价是指投资于高速公路建设上的全部费用，它贯穿于投资决策阶段段、设计阶段和建设实施阶段，要有效地控制高速公路工程造价，就必须在各个阶段开展深入细致的工作，使各个阶段都能控制造价，实行全过程全方位的造价控制。

2.1 投资决策阶段降低工程造价的措施

投资决策阶段主要是指制定项目建议书和依据可行性研究编制设计任务书阶段。在高速公路建设的投资决策阶段能直接影响工程造价的因素，主要的建设规模、技术标准和路线方案的确定。要求编制单位对拟建工程所在地进行详细踏勘和深入调查，然后对技术经济进行全面分析论证，提出该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合理的建设规模、技术标准和路线走向方案，为上级主管部门的正确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组织召开有各专业专家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参加的评审会，通过认真分析研究，广泛征求意见，根据交通量、地形条件等适当降低线型指标要求、路基宽度等方式缩减工程规模。尽量做到线路短、桥涵工程量及征用耕植地少、充分利用当地材料资源。不仅使方案设计满足经济建设的要求，还要尽量降低工程造价。

2.2 勘察设计阶段降低工程造价的措施

拟建高速公路经过决策确定后，勘察设计就成为建设的关键，对于该项目的工程造价起着决定性作用，是控制工程造价的重要环节。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阶段的造价管理至关重要。

2.2.1 由于高速公路建设牵涉多个有关部门，要求市政府统一协调各部门和地方要求。特别是港航、水利、海事等部门，往往过多考虑本部门的利益，对高速公路提出过高的技术要求和补偿费用，建议由政府协调，建设和谐工程，构建和谐社会。沿线地方道路的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要求偏高，通过实事求是分析沿线地方规划的可实施性和合理性，避免过高过全，对规划进行调整，地方道路上跨，高速公路采用低路堤方案以减少高架桥的长度。充分利用高等级的地方道路作为高速公路的连接道路，减少互通数量，降低造价。

2.2.2 进一步加强地质勘察与外业调查工作，确保基础资料全面、实用、可信。外业勘察资料尤其是地质勘察资料是设计的基础和依据，直接影响工程方案的确定。勘察设计单位应根据相关技术标准规范的要求，针对项目区域地形地质特点及工程建设需要，提出外业勘察特别是地质勘察的工作量、勘察重点及勘察费用，编制外业勘察与地质勘察指导书，并报建设单位批准。同时建设单位委托详勘核查单位进行现场跟踪监理，控制详勘的质量。项目外业勘察验收工作是开展设计工作的基本要求和条件。为此，建设单位或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认真做好外业勘察验收，特别是地质勘察专项验收工作。

2.2.3 推行限额设计，要求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中时刻关注造价。具体表现在平面设计时充分利用地形、地质、依山就势，尽量利用山地和荒地，少占水田等耕地，尽量避开大型建筑物，减少折迁工作量；尽量缩短桥梁长度和隧道长度，采取新工艺尽量缩短桩基长度；在桥梁设计方面要尽量采用经济的结构形式，有通航要求的只要做道满足通航要求就可以了，不要随便加大跨度，更不能为了景观而不顾造价，采用脱离实际需要的桥梁方案。实行限额设计招标，充分发挥设计人员的智慧，使工程造价在各个项目均得到严格控制，达到降低工程造价的目的。

2.2.4 推行设计咨询核查及专家审查制度，充分发挥咨询核查人员所起的协调与约束作用，对设计的全过程实施跟踪检查，避免设计过程中出现差错，防止粗糙设计等不良现象，保证实现质量好、造价低的设计目标实现。要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认真做好初步设计及施工图审查工作，对相关设计提出更合理优化的方案，来降低工程造价。

2.3 建设实施阶段降低工程造价的措施

设计工作完成后，控制工程造价的任务就落在建设实施阶段，要在实施阶段控制好工程造价，必须采取相应措施：

2.3.1 在工程项目招投标阶段。根据招投标相关法律法规，编制合理招标文件，根据以往的经验，项目能否顺利实施，招标文件起到重要的作用。争取合理中标价，高速公路中标价均比批复概算下浮20%左右。吸收一批信誉好、实力强、技术力量高、经验丰富的施工企业来参与项目建设。招收能力过硬、信誉良好的监理队伍来实施全过程监理。

2.3.2 加强工程变更的控制。在高速公路实施阶段，由于设计人员考虑不周，地质情况发生变化、地方规划的变化、通车时间提前以及技术规范或标准的更新等原因，以致在施工过程中不得不改变原设计，甚至发生不可预见的事故而引起工程变更。根据已建和在建的十几条高速公路的实施情况可以看出，一条高速公路的建设施工过程发生工程变更是不可避免，工程变更涉及到的费用较大，管理好工程变更费用是建设实施阶段的主要任务，也是控制好整个工程造价的关键环节。

2.3.3 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业主应加强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争取地方政府在征地费、青苗补偿费、拆迁费、筑路材料费、线外工程数量及地方道路借用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从而降低工程造价。统一政策处理标准从目前全省情况来分析，各地的标准不一，依据不足，赔偿与补偿标准随意性很大，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来说，应该给与统一。

2.3.4 提高资本金比例，加强工程进度管理。通过提高资本金比例，降低建设期贷款利息。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应加强整项工程的计划进度管理。合理安排建设资金，减少建设期贷款利息支出。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应加强整项工程的计划进度管理。尽量使贷款金额与所需资金相吻合，达到建设期贷款利息支出最低的目的。

2.3.5 尽可能剔除非高速公路功能本身所需的规模，如上盖物业、桥下空间利用、超标连接线规模所增加的费用应予以剔除或单独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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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沪蓉高速公路背景介绍

沪蓉高速公路是我国“十五”期间的重点工程，是纵贯东西和横穿我国南北的主要由高等级公路组成的国道主干线“五纵七横”的一部分。沪蓉高速公路东起上海，经南京、合肥、武汉、重庆，最后到达成都，全长约2154km。到2003年底，沪蓉高速公路已建成1700km，只有湖北省的320km和重庆150km的路段未建成。据沪蓉西高速公路项目指挥部总工程师曹传林介绍，总长度达2000多km的上海至成都的沪蓉高速公路将于2008年全线贯通。作为其中西段的宜昌至重庆段，总投资达近190亿元，将于明年上半年正式动工。宜昌至恩施段为203公里，总投资123亿元，恩施至重庆段121km，总投资67亿元，宜昌至重庆高速公路将于2007年建成通车。该高速公路为四车道设计，设计时速为80km／h。届时，宜昌至重庆仅需4个多小时，这标志着宜昌与重庆之间水运主导、一统天下的历史将由此改变。

2实现东西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曾经指出：发展中国家程度不同的存在着这样一种发展特征，即整体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缺乏联系，运输网络不发达，或者以仅为某些地区和社区服务的方式集中起来，市场被地方化……沿海地区的经济注视国外与内地却没有来往，“飞地”经济是并列的，没有内在联系，这种经济被称为“脱臼的经济”。

20世纪70年代后，因世界人口的激增，各种资源的日益减少和匮乏使人们对生存环境，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进步越来越关注。协调论成为一种新型的发展观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以谋求地区和国家效率的持续稳定和适当的区域公平为目标，在整个区域或国家总体部署指导下，协调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使局部地区融入整个区域或国家发展的整体行列，并从中实现全面的区域发展。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就存在着东西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和要素禀赋，其经济发展总体水平领先于西部。改革开放后，国家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决策，目的在于缩小东西部的经济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东西差异扩大的趋势，但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仍在继续扩大。

因此，在进行区域开发和发展地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针对东西差异的特点，根据各地的自然资源、经济基础、人力资源及文化等条件，进行合理协调，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建立适合本地区发展的产业结构，科学地制定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发展战略，使每一个地区都得到持续协调的发展。

2东西经济持续协调发展，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

第一，培育沪蓉沿线产业带，强化高速公路的“轴带”作用，进而实现“大交通、大流通、大市场、大产业、工业化”的产业布局。形成以上海为龙头，以沪蓉高速公路为主轴，以南京、武汉、合肥、重庆等城市为支撑点的沿长江大经济圈，带动东西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二，中西部地区国土辽阔，资源禀赋的优势日益突出。中西部地区是我国的能源宝库，水资源占全国的90%，中西部地区还是我国的矿产基地、农牧业集中地。沪蓉高速公路的开通将有利于中西部的资源更加便利的向东部资源匮乏的地区转移。

第三，上海作为沪蓉高速公路上东部的增长极，其资金、技术、人力资源，交通的优势明显，且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有着良好的产业基础，工业体系完备，服务业发达。沪蓉高速公路的开通将使得上海的优势能够更加便利地向中西部扩散。

3发挥沪蓉高速公路的纽带作用，促进东西部经济的协调发展

3.1着力培育沪蓉高速公路上的增长极，以沪蓉高速公路为轴，采用点轴发展模式

在新的世纪里，中西部地区应该努力培育其增长极，采用据点开发模式。首先选择符合区域条件的主导产业和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城市，建立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促使区域内的要素和经济活动向优势区位聚集，在以主导产业为核心的产业群内合理配置，产生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然后通过增长极的作用，较快地启动区域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区域经济总体上的快速增长，建立起具有自我增长能力的区域发展机制，逐步带动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在沪蓉高速公路上应主要培育合肥、武汉、重庆、成都等城市作为增长极。这几个城市有着良好的工业基础，有能源、钢铁、有色金属、汽车等为支柱的工业体系，利用其工业优势，在改造传统工业的同时，逐步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化，增强产品在省内、国内的竞争力，大力发展新兴的服务业。从而快速发展起来并带动区域的发展。在增长极形成后，在若干极点内就容易产生要素和经济活动的集聚，随着沪蓉高速公路的建成，以及其他交通方式的完备，动力供给线路、水源供给线路、信息传递线路和各种经济社会联系的建立，便产生了相对密集的商品流、资金流、人员流和技术流等，从而形成区域内的相对发达的轴线。这些轴线的形成一方面可以产生扩散效应可激活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产生集聚效应，吸引区域内其他地区的要素，经济活动向此聚集，在原增长极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增长极。

3.2加强东西部产业方面的合作

（1）实行梯度型产业结构。东部地区经济正面临产业的升级换代，由于东西部经营成本（工资、地价等）差异，可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西部地区转移。

（2）专业化分工的合作。开始时可实行垂直型分工，待达到一定阶段时，可向水平型分工或混合型分工过渡。

（3）搞好沪蓉高速公路沿线的发展极点与周围地区的生产要素的配置，形成以大、中城市为中心，以交通通道为发展轴线的发展模式，逐步形式区域产业特色和优势，以取得产业分工和规模经济的双重效应。

3.3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中西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从经济发展进程分析，我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其中东部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中部地区基本上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而西部地区则处在工业化的初期。经济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都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水平的提高、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第三产业的发展等，都必须以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为基础。中西部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推进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在加强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在沪蓉高速公路的轴带上的中西部增长极如武汉、重庆等城市，要高质高效建设基础设施网络，优化发展环境；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制定和实施优惠政策，吸引并吸纳高密度聚集优质要素资源；大力促进产业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加速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成为区域性“窗口”。使增长极成为融流通中心、金融中心、先进制造业中心、信息中心等功能于一体的区域性中心。进一步发挥增长极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其他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以沪蓉高速公路为轴带，构建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并存，布局优化、分工合理、协作紧密，充满生机的城市群和多层次的城镇体系。

4促进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的宏观调控对策建议

4.1必须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建立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的新体制，通过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明确各自的事权、财权和决策权，做到权利和责任相统一。

4.2处理好行政区划的省区与大经济区的关系

大经济区是由相邻区域经济密切分工协作发展起来的跨省区经济联合体，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物。大经济区的形成有利于促进横向经济联系，发挥和放大区域优势，加快区域共同发展。但经济区缺乏相应的行政行为能力。省级地方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中间层次，掌握着行政指令、经济杠杆、政策法规等调控手段，与大经济区对经济活动的协调相比，更有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大经济区有必要建立一些协调组织机制，以加强对有关地方政府经济管理活动的协调。

4.3合理运用各种调控手段

（1）计划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手段应以指导性间接管理手段为主，重点是科学制定实施国民经济和地区发展战略。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通过计划手段优先安排在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西部的发展。

（2）经济手段。经济手段主要是中央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调节地区产业结构，地方政府主要是保障中央经济手段在本地区的合理实施，或在中央授权下有限度地运用地方性经济杠杆。经济手段的主要任务是，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提高中央财政用于支持中西部的比重；提高国家政策性贷款用于中西部的比重，引导外资更多投向中西部地区；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引导和鼓励沿海与内地经济联合与技术合作等。

（3）法律手段。主要是采取法律形式调节经济关系和活动，保护合法权益，保证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也可以用于调节地区产业结构。

（4）行政手段。通过政府行政部门和经济管理机构，制定颁布有一定约束力的规定和指示，即采用一定行政手段来调节地区经济活动和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法］弗朗索瓦·佩鲁（F.Perrour）著．张宁等译．新发展观［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王小鲁，樊钢．中国地区差距：20年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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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增速变化，与日本、韩国等已经完成阶段性转换的东亚经济体表现较为一致。2015年，按现价计算，中国人均GDP略高于79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折合11000国际元，大体上对应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阶段基本结束时的人均GDP。回溯整个“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8%，与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前五年的增速大体相当。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在1974年结束，之前五年即1969―1973年期间，GDP年均增长6.5%。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上在1998年结束，1993―1997年期间，GDP年均增长7.4%。可见，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是一个相对缓和的过程，没有明显失速。

在增速回落的同时，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和积极的变化。当前，中国经济更加依赖内需、更加依赖服务、更加依赖消费驱动。2015年消费增速自1999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增速，而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提高到60%左右。城镇化率和服务业比重均超过50%，未来还会进一步上升，将对改善就业和收入分配产生积极影响；中国还建成了大规模、高水平、成体系的基础设施，比如高铁运营里程超过1.9万公里，占世界60%以上。城乡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较2000年增加10平方米以上，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而且拥有全球最多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出口产品中高端消费品和投资品等高附加值产品比重明显提高，国际市场份额保持稳定增长；分区域看，在31个省份中，有10个省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这些省份常住人口数量总和超过5亿人。上述变化表明，中国在增长阶段转换中并没有放缓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正在向更高水平迈进。

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破7%”，有可能强化经济下滑的预期，甚至出现失速。事实上，7%并不是中国经济的分水岭，增速高一点低一点不是主要问题，关键要看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2015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1312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居民收入实际增长7.4%，高于GDP增速0.5个百分点，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应该看到，中国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期，当前的增速并没有明显偏离多数机构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的测算。而且，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每个百分点对应的增量明显高于以往，2015年1个百分点的增量，已相当于5年前1.5个百分点，10年前2.6个百分点。

评估中国经济要看到已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

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结构变化和动态调整的速度比较快，过去高速增长时期各变量的稳定关系被打破，一些在经济稳态时用来判断跟踪经济增速的指标和方法的有效性在减弱。仅仅根据工业增加值、能源消费、货物运输量、工业产品产量，或者一些根据实物量编制的综合指数来推断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忽略了已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和新兴部门快速成长的积极影响。

过去，中国经济增速与工业密切相关，工业增加值与GDP的相关度较高，用工业产值或重要工业产品实物量都能较好地测算GDP增速。但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特别是随着钢铁、水泥、发电量等重要工业产品产量多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能源消费总量和GDP变化之间的关系也不再稳定。比如，发达国家历史上有一个能源消费的“倒U型”规律，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单位GDP能耗会明显上升，随后则会下降。在倒U曲线左侧时用能源消费检验GDP增速会比较有效，而处于倒U曲线的顶部或右侧时，仍沿用过去的历史关系来检验则会失效。因此，简单根据工业增速或者能源消费变化推算GDP增速的做法需要随着增长阶段变化而调整。

与此同时，服务业内部增长也发生了明显分化。一部分与大宗商品运输相关的生产业增长缓慢，比如铁路货运；但客运尤其是航空客运保持较快增长，2015年旅客周转量增长接近15%。信息服务、金融、商务咨询、健康和娱乐等现代或新兴服务行业增长也比较迅速，而且这些行业对固定资产、能源原材料投入的要求都不高，属于轻资产行业。如果再简单套用分析工业生产的方法，基于实物量估计增加值，无疑会低估服务业增长对GDP的贡献。

2016年中国经济有望在调整中实现阶段性企稳

2016年的世界经济难改“新平庸”表现，将维持“低增长、低通胀和多风险”态势。中国经济走势既受到全球经济艰难复苏、新兴经济体增速明显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全球贸易持续低迷，美国退出量宽政策、美元延续升值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又将在与其他经济体的互动调整中影响世界经济。2016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将继续释放，但随着投资增速逐步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实质性启动和增长动力转换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有望阶段性企稳。

一是固定资产投资有望探底。投资增速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15年投资增速回落到10%，比上年下降5.7个百分点，2016年将继续回落到个位数，并将逐步探底。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触底。近两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大幅回落，2015年仅增长1.0%，比上年回落9.5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放缓到零增长或负增长。二是制造业投资增速将逐步企稳。受产能过剩的制约，2015年制造业投资仅增长8.1%，比上年回落5.4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还将轻微放缓。三是基础设施投资高位回调并逐步回稳。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7.2%，比上年下降4.3个百分点。受投资回报率和地方融资能力制约，2016年基础设施投资将继续回落，但仍将明显高于公共财政收入增长。

二是化解过剩产能将实质性启动。在制造业经历了“井喷式”扩张后，近年来，伴随经济增速下行和内外需市场需求不足，产能绝对过剩和周期性过剩同时显现。以钢铁和煤炭为例，2015年，中国粗钢产能11.3亿吨，但产量仅为8.04亿吨，同比下降2.3%；煤炭实有产能42亿吨，加上新建扩建的合计总规模约为57亿吨，而消费量仅为39.2亿吨。到今年2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已持续48个月负增长，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表明过剩产能拖累工业企业整体盈利水平，必须痛下决心对过剩产能进行“外科手术”式去除。2016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煤炭、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标志着化解过剩产能将实质性启动，这对改善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信心将起到重要作用。

三是增长动力转换加快推进。随着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上升、约束持续强化，旧动力高速扩张期已经过去，迫切要求从提高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中挖掘新动力。培育发展新动力，关键在于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中国新一轮改革将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正在推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动能。科技创新将助推中国提高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

综上所述，2016年中国经济仍处在探底过程中，在投资增速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启动、新动能加快形成的条件下，本轮经济放缓有望实现阶段性企稳，全年经济增长仍可达到6.5%以上，后两年经济增速将逐步回稳，总体上呈现L型增长态势。

宏观政策要将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有效结合起来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叠加的结果，但深层原因还是结构性问题。2010年以来经济在波动中下行的态势表明，扩大投资需求的边际作用正在递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宏观调控必须重视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的有效结合，在做好需求管理，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

需求管理要把握好度，既不能超越社会承受能力，又不能出现大面积流动性紧缩。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当加大力度，阶段性提高赤字率，适度扩大赤字规模；调整中央与地方债务结构，提高铁路、水利、农村电网、生态环保等重大项目中央出资比例；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推进营改增扩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适度灵活，保持新增贷款和全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适度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冲资本外流；完善利率形成机制，加强预期引导和管理。

供给侧改革要加大力度，重点是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当前，要从化解过剩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入手，摸清底数，把实际情况摸准摸透；明确产能削减目标，加快出台人员安置、债务处置、资产重组等具体政策措施，消除企业退出的各种制度，财政和金融支持政策与地方产能核减挂钩；积极探索用市场化方法出清产能，促进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领域转移到高效率领域，从已经过剩的产业转移到有市场需求的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稳定的动力源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位于前列，而且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基数大，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也继续位居第一。根据IMF公布数据，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9.8%。过去五年，都保持在20%―30%之间，是全球增长最重要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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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008-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综合实力居世界前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市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巨大的变化。按照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2007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 66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4%。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下,2008年1至3季度GDP增长率仍然在9.9%(具体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8年第12期)。与其他经济体相比较而言,这已经是最成功的经济增长。通过政府近期连续出台力度非常大的刺激经济计划,国内外学者普遍预期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维持在8%以上。

虽然一些学者怀疑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真实性,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同,即便考虑到统计方法以及统计口径中存在的某些误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仍然保持着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事实。对这些巨大成就进行总结,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

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国内发展潜力和对外开放利用国际资源潜力,这两种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两方面来论述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一)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国内发展潜力

体制改革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是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制创新和变革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自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重大制度的创新,如农村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办、经济特区的成功等都给我国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中,最重要的是1978年在农村推行的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1992年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对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大大提高了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经济组织的效率,释放了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巨大潜力,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快了我国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步伐,增强了我国产品的竞争力,促使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

随着充满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释放出了国内的发展潜力,使我国资本高速积累、劳动力不断加强、技术不断进步,从而促使改革三十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7年,由于我国的高储蓄率和我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使我国的投资率平均高达37.3%,世界上很少有国家长期能保持这么高的投资率。三十年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平均高达4.1%。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每年约有1.9亿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为我国经济的充分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我国的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高校毕业生大幅增加,劳动力素质明显提高,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人才保障。改革30年来,我国投入经费不断增加,企业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每年的专利申请数大幅增加,1998年专利申请数只有2.3万件,而到了2006年增加到了26.8万件。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商品、资金、技术的短缺严重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增长是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实现的。由此可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将推动我国经济进入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新阶段。

(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潜力

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潜力,是实现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因素。中国加入WTO后,同世界经济发展的联系更加密切,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从多方面入手,运用发展进出口贸易、建立互信机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等方式,逐步确立自己的世界经济大国地位。其中,以进出口贸易为主导的需求结构的变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该国或该地区的生产要素的供给及产品的生产,还取决于该国或该地区的需求情况。对我国来说,20世纪90年代后,短缺时代已经过去,大部分产品都是供过于求。需求的扩大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2007年我国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超过2.17万亿美元,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世界第三位[1]。我国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促进了资本积累速度,提高了我国专业化水平、优势资源效益和技术创新。另外,进口贸易也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我国进口的主要是资本货物,使我国取得了国际分工利益,提升我国工业技术水平,推动我国经济增长。2007年出口额为12 180亿元,是1978年的12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8.8%。自1994年起我国的出口额一直大于进口额。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已达到1.946万亿美元[2],继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比重一直持续增长,此比重在1993年超过1/3,2001年超过1/2,2006年接近60%。这标志着我国充分利用外资潜力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取得巨大的成功。

二、未来我国经济仍将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

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经济以年均9.85%的速度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现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还远未结束,中国经济也深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放慢了持续增长的步伐。因此,中国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能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成为许多人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

(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将进一步完善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将在我国各领域不断展开,体制改革的成效会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逐渐释放。中国经济从单一制发展为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新型体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根本的变化。经济体制的变化使得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竞争越来越活跃,资本使用效率越来越高,非政府投资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长久的活力。但是,我国目前体制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国家金融机构还不够完善;法制基础比较薄弱;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的制度;用于影响生成要素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用于确定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等。随着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法律制度等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方面的效率也将不断提升。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二)我国的科技水平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不仅仅通过技术创新获得技术进步而且通过向其他国家学习、模仿甚至购买先进技术已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人口素质大大提升,人力资本取得巨大的成就。我国每年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和留学生的数量迅速增加,造就了大量的高学历、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他们具有较强的技术吸引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技术保障。

(三)我国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期

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表明,经济的成长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达阶段。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成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减弱。在此阶段早期,工业比服务业增长更快,整个经济表现为以工业增长为主导的高速增长。在此阶段,需求结构效益引发产业结构变动,促使资本和劳动力等资源从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相对较高的部门,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中,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城市化亦随工业化的发展而发展,这是一种伴生关系。城市化和工业化相互促进,同步提高。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工业化都是生产要素向非农领域转移的过程,人口、资金、土地以及各种生产资料都向城市和工业转移,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化能节约土地、提高资源利用率、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和聚集效益,有利于技术进步和扩散,因此,城市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据测算,城市化增长1个百分点,将推动经济增长率提高1～2个百分点。我国1978年城市人口只占17.9%,2006年城市人口占43.9%,年平均增长0.93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按目前的城市化进程计算,我国达到70%的城市化水平,还要29年。因此,城市化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四)我国具有低成本优势

资源的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的竞争力以及一国经济是否能持续发展,资源也是决定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原因。我国人口众多,各层次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中国大量的农村人口意味着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具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3]。近年来,中国产品出口的主要竞争手段就是“低价跑量”。虽然最近两年来,在国内政策和产业成熟度提升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但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至今仍然不足美国的10%,所以,成本优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中国制造的优势之一,当然也就是支撑中国经济在未来持续增长的优势之一。

(五)庞大的市场规模是支撑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现代经济中由于技术和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市场规模越来越重要。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定的规模,成本就会很高,发展就会出现困难。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我国每年新生儿有1 400多万,这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全国人口。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原有人口生活水平保持不变的话,仅仅满足这些新生儿的生活条件,中国GDP每年就要增长4%。[4]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潜力巨大,中国改革30年的发展主要以外向经济拉动为主,中国未来20年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将是国内的市场,因此,我们将比韩国和日本等国有更长的高速增长期。

(六)产业结构的升级

我国目前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只占到国民产业结构的40.1%,而发达国家达到70%。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由市场来调节,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劳动力转移将主要向第三产业移动,这就解决了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同时,第二产业结构的上升,促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的扩大反过来又促进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就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我国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各地区资源优势互补性很强,产业发展可实现梯度转移,从而延长了经济发展时间。我国具有形成较大市场规模的条件,这有助于专业化分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抵抗外部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七)我国具有的后发优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我们应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学习、借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制度和管理经验,降低成本和风险、缩短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我国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促进我国经济保持较长时间增长。

参考文献:

[1] .政府工作报告[N].北京:人民日报,2008-03-20(1).

[2] 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外汇储备―2008[EB/OL].safe.省略/model_safe/tjsj/tjsj_detail.jsp?ID=1104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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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闻.中国有可能创造持续50年经济增长的奇迹[J].现代商业银行,2008,(3):17.

[4] 杨静.中国经济增长能持续多少年――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J].国际融资,2008,(3):33.

To Analyze the Factors Sustaining China Economy Increase Constantly

ZHANG Zhi-ming

篇13

收稿日期：2006-ll-09

一、引言

自从Burns和Mitchell提出了经济周期阶段的具体描述和度量以后，经济周期波动机制得到广泛深入的研究，并获得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结果。在对经济周期的计量研究中，以Markov转移模型(Markov Switching Model，MS模型)为代表的非线性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研究经济变量非线性周期波动的有力工具。

1989年Hamilton首先利用MS模型分析了美国的经济周期机制问题，他发现美国GNP增长率趋势函数可用一阶Markov过程在两个不同区制(扩张和紧缩)之间转换来表示，这两种区制反映了经济周期的状态。尽管Hamilton的MS模型能有效地识别经济周期的区制状态，然而由于该模型假设经济周期区制的转移概率固定，因此无法反映区制持续期对区制转移概率的影响，即无法识别和检验经济周期的持续期依赖(duration dependence)特征。

所谓持续期依赖特征，是指经济周期某一区制(扩张或收缩)的退出概率依赖于该区制的持续时间。具体而言：正的持续期依赖性意味着，经济周期的区制状态具有“生命的衰减性”，从该区制退出的概率会随着其持续时间的延长而增大；负的持续期依赖性则相反，某一经济周期区制会倾向于长久地持续下去。针对Hamilton原始模型的缺陷，Durland和McCurdy、Pelagatti等，放宽Hamilton模型中转移概率为固定的假设，通过对美国战后GNP增长率数据实证分析后发现，美国经济的收缩区制具有正的持续期依赖特征，即美国经济进入收缩区制的时期越长，从收缩区制转向扩张区制的概率将显著增大。陈仕伟等对台湾经济的持续期依赖性进行了分析，发现台湾1990年之前的收缩区制和1990年之后的扩张区制具有正的持续期依赖性。

在对香港经济周期的研究中，郑德良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理论对香港1997年以前的经济周期进行了梳理，并对“九七”回归后的香港经济进行了预测。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金融研究处对香港经济周期的振幅、偏度等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在这些研究中，鲜有文献对香港经济周期的区制状态及其持续期依赖特征进行分析。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具有持续期依赖特征的Markov转移模型fduration dependence Markov-Switching model，即DDMS模型)，对香港经济周期的机制进行分析，相关计量结果不仅可以识别香港经济周期的区制状态，而且能够估计和检验香港经济周期的持续期依赖特征。

二、持续期依赖特征的Markov转移模型――DDMS模型

Hamilton曾经在度量美国经济周期时采用了下述Markov转移模型：

yt为对数产出的一阶差分。　是描述经济周期不同区制的状态变量，Hamilton设定　为“扩张区制”，　为“收缩区制”，其转移概率为

表示某一周期区制中产出增长率的平均水平。从形式上看，这个模型是具有均值修正和区制转移的自回归模型，由于均值　项具有时变的区制转移性质，因此可以捕捉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率具有不同均值水平的本质特征。

为了分析经济周期的持续期依赖特征，设定D为持续期依赖变量(duration-dependent variable)．用以计量状态变量停留在某一经济区制的时期长度。D，定义为：

(2)式中的r为考虑到经济周期的现实特征和模型估计的可行性，而预先设定的变量　的上限(T为样本总时期)。组合变量(　)为不具有路径依赖的Markov过程，可用一个有限的状态空间进行表达：

当　时，只有以下四种情形具有非零的概率：

这意味着，当经济已经在区制i中持续至少，期时，在i区制中再多持续一期将不会对转移概率产生影响。因此转移概率矩阵P表达为(3)式，其中

方程(1)～(3)就构成了具有持续期依赖特征的DDMS模型。DDMS模型中，由于当期区制状态变量　的取值概率，会受到前一期区制状态　和持续期依赖变量　的影响，因此将区制转移概率与区制的持续时期联系起来，可对经济周期的持续期依赖性进行分析，这是Hamilton原始的固定转移概率的MS模型无法捕捉到的特征。

DDMS的关键在于对转移概率矩阵P的估计。本文参考Pelagatti的方法，利用Probit函数将转移概率矩阵修改成具有持续期依赖特征　。考虑如下线性函数：

变量乙定义为满足(5)式：

在Probit函数形式下，经济周期的“高速”和“低速”区制的转移概率可以分别表示为：

(6)、(7)式将区制转移概率表达为区制持续期d的函数，φ(・)为累计标准正态分布函数。因此．区制转移概率矩阵P的决定受到四个参数

)的影响。若　模型就是Hamilton的原始MS模型。可见，参数　和　是决定持续期依赖性的关键变量。若　，“高速增长”区制存在正的持续期依赖性，表明从该区制退出的概率会随着“高速增长”区制持续时间的延长而增大。若　，经济周期的“低速增长”区制具有正的持续期依赖性，即“低速增长”区制持续时间越长，从该区制退出的概率越大。

本文采用Gibbs抽样法进行估计，该方法属于贝叶斯分析范畴，可以提供相对丰富的信息如参数后验分布。通过估计区制变量　的取值概率可以划分经济周期的区制阶段；而对　和　的估计则能揭示经济周期的持续期依赖特征。

三、区制状态与持续期依赖的实证检验

(一)指标选择及数据本文采用香港实际GDP(本地生产总值)季度数据，样本期为1979年1季度到2005年4季度，数据来源于IFS数据库。对GDP增长率序列进行季节调整后，采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表1显示香港实际GDP增长率序列平稳。

(二)香港DDMS模型的估计结果在选择DDMS模型的滞后阶数时，考虑到模型的估计效果，本文按照Pelagatti的建议，将滞后阶数选择为0

。持续期依赖变量　的上限r=20。为了避免先验值的不同设定对参数估计造成的可能影响，模型总共进行了11000次抽样，放弃前1000次抽样结果，只保留后10000次的抽样结果来估计各参数的后验分布，结果见表2。

根据表2，香港经济存在显著的“增长率分界现象”，在“高速增长”区制的增长率均值为7．9％，在“低速增长”区制的增长率均值为1．65％，这一估计结果和我们从直观上对香港经济增长率的观察基本吻合。

对　的估计表明，卢　且　，反映出香港经济周期在“高速增长”和“低速增长”区制均具有正的持续期依赖特征，见图1。图1的上图反映了香港“高速增长”区制的持续期依赖性：香港经济进入“高速增长”区制8个季度之后，转向“低速增长”区制的概率已超过0．5。图1的下图则描述了香港“低速增长”区制的持续期依赖性：随着香港进入“低速增长”区制时间的延长，其退出概率在12个季度后接近0．5。

DDMS模型对区制状态变量取值概率的估计，可以对香港经济周期的区制状态进行划分。图2的曲线描述了香港实际GDP增长率序列，阴影反映了香港经济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平滑概率(smoothed probability)P[st=OΩ]，Ω为全样本信息。图2显示，DDMS模型对香港经济周期区制的划分较好的契合了实际GDP增长率序列的轨迹。根据1／2法则，香港自1980年以来共经历了6次明显的“低速增长”区制，见表3。其中，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香港经济自1997年4季度进入“低速增长”区制，并持续到1999年2季度才走出谷底：由于不利的全球经济环境以及本地需求的疲弱。香港自2001年2季度再次进入“低速增长”区制，并一直持续到2003年2季度SARS(非典)的爆发。自2003年下半年开始，香港经济强劲复苏，并在随后两年得到全面和有力的持续，香港处于“高速增长”区制的概率放大，意味着香港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区制。

四、结论

本文运用具有持续期依赖特征的DDMS模型，通过Gibbs抽样法对香港经济周期的区制状态和持续期依赖性进行了检验和分析，获得如下结论：

第一，关于香港经济周期的区制状态。一方面，香港经济波动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两区制性质，表现为“高速增长”和“低速增长”等代表性阶段：与之相应，香港经济呈现出了“增长率分界现象”，“高速增长”区制的增长率均值为7．9％，而在“低速增长”区制的增长率均值为1．65％。另一方面，区制变量的平滑概率估计显示，香港自1980年以来共经历了6次“低速增长”区制，最后一次“低速增长”区制于2003年第2季度结束，目前香港正处于“高速增长”区制。

第二，关于香港经济周期的持续期依赖特征。DDMS模型的持续期依赖性估计表明，尽管不同经济周期区制的“生命衰减速度”有所差异，但是香港经济周期的两个区制状态都存在“生命的衰减性”。即，香港经济周期在“高速增长”区制和“低速增长”区制均具有正的持续期依赖特征，表现为：香港经济退出“高速增长”或“低速增长”区制的概率会随着相应区制持续时间的延长而增大。该结论与其他学者对美国和台湾经济周期持续期依赖性的研究相对照，香港经济周期机制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