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影视化现状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网络文学影视化现状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陈定家也曾多次论述过自己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扰及其采取“散”“焦”并用策略的原因与目的。他在《比特之境》一书的序言中指出：“1844年2月，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预告说，他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国和国家学进行批判。当其研究成果准备付印时，他发现仅仅把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各种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合起来不甚妥当，因为这样会使阐述受到妨碍并造成理解的困难，而且他认为自己面对的题目是如此丰富多彩，只有采取帕斯卡尔式的‘纯警句体裁’才有可能将全部材料塞到一本著作里去，但这种体裁可能会造成一种任意建立体系的印象。于是他决定相继用几本著作分别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而以一本单独的著作作为结束，来对整体的联系、各个部分的关系加以阐明，最后，再对这一切材料的思想加工进行批判。尽管马克思最终未能完成这个宏大的计划，但这样一种思路对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却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早在着手撰写‘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与消费研究’课题报告的时候，我就已经清晰地看到自己面临的困难和马克思在《手稿》里所说的情况十分相似：讨论的命题是‘如此丰富多彩’，以致很难把多年来比较深入研究过和即将遇到的重要问题一股脑地‘塞进同一本著作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明确了这样一种认识，即要按照专题分门别类地逐一研究某一个方面的问题，然后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对整体的联系、各个部分的关系加以阐明’，只有如此，才能将自己对研究对象的心得和想法尽可能全面而准确地表达出来。”④

一、“比特之境”：网络文学生产论

陈定家在《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前言中曾提到，从1998年《电脑艺术的兴起和古典艺术的终结》发表算起，其近10年的主要学术兴趣和精力都集中在网络文化与艺术生产研究方面，并于2004年开始主持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与消费研究”。2011年9月，《比特之境》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实，早在2007年，陈定家博士学位论文《隐形手与无弦琴：论市场语境下的艺术生产》已出版。该著作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细致而深入地探讨了市场语境下艺术生产所面临的诸多问题，针对如艺术生产与一般生产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市场经济冲击下作家地位的变化、作家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艺术雅俗的分化与融合、艺术如何顺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走向市场，又适应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超越市场等方面做了精彩论述，是对新时期以来艺术生产问题的一次诗学式总结，为解决市场语境下艺术生产中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而后，陈定家在《隐形手与无弦琴――市场语境下的艺术生产研究》一书的基础上，更加清晰地意R到传统文学在数字化语境下生存所遭遇的本质性的变化，并逐渐将研究重点自传统文学生产过渡到网络文学生产这一论题上。《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一书立足于网络时代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现状与动态，介绍网络时代文学生产与消费的技术文化背景，主要包括网络时代的媒介变迁、“后信息时代”的文学生存状况、互联网与文学艺术的革新等问题；讨论文学生产的网络化问题，重点讨论了“文本”与“超文本”、“超文本”的发展历程、“写读者”与互动性、“超文本”的局限与陷阱等问题；以博客写作与文学关系作为研究个案，分析包括博客写作的基本特征、中国博客的发展与趋势、“博客文学现象批判”等在内的现实问题，考察网络时代“博客崛起”与网络文学生产所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关注文学消费方式的革命，主要涉及文学的影视化、文学的数字化阅读等问题，并以“手机小说”为例，对文学消费的新动向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数字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包括市场化背景下的文学经典、作为文化资源的文学经典、经典数字化与新媒介诗学等内容，还具体讨论了网络“恶搞”“百家讲坛”“虚拟图书馆”等大众广泛关注的文化现象对文学的意义及其对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影响。

在网络文学生产论的研究过程中，陈定家脚踏实地全身心地投入调查研究工作中去，从自己研习多年的艺术生产原理出发，对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特别是网络文学生产状况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学理化描述与清算。《比特之境》一书中，陈定家在广泛吸收当代文论与美学研究前沿成果的基础上，从现代思维方式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入手，对数字文化与网络文学的前沿命题――“虚拟现实”的文学意义进行“比特诗学”的深度探访，对文学虚构与网络虚拟之间的必然联系和本质区别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探索，将传统文论中的形象思维、灵感、共鸣等经典文论观念，与网络时代的人工智能、计算主义、软件写作等所谓“灵境诗学”进行跨学科比较研究。从文学发展论的视角，对网络文学的来龙去脉，如起源与现状、特征与症候、生存困境与发展态势等问题作出历时性梳理，以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对网络文学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冷静地回顾与总结，特别是对文学的图像化、网络化、影视化、游戏化等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学数字化生存现象进行研究与总结。从审美价值论的视角，对网络文学的生存与发展态势以及其在整个审美文化领域中的作用与地位进行全方位的、整体性的价值评估，从哲学与美学的高度，对文学的数字化和网络化转型及其相关后果总结规律。

二、“文本之舞”：网络文学文本论

陈定家网络文学研究中“选点持论”的学术智慧远非笔者的一己之见。王泽庆在《从看网络文学理论研究》一文中也提到，“难能可贵的是，陈定家能够对其中的个别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他的《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研究的是网络文学生产问题，他的新作《文之舞》则集中探讨了网络文学的文本问题。作者没有面面俱到地论述网络文学，而是从网络文学的生产研究转向文本研究，涉及的都是网络文学研究中一些较中观或微观的问题。⑤

2014年，《文之舞――网络文学与互文性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如王泽庆所说，这是一部集中探讨了网络文学文本问题的专著。“文之舞”三个字生动形象，充满诗意。面对电脑荧幕上下翻飞的文本，这个超言绝象的“舞”字，堪称画龙点睛之笔，足以抓住超文本和互文性的基本特征来描述读屏时代的文学特性，形神兼备。从读书到读屏的转化，是网络时代文学阅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文学作品从白纸黑字的信息化石，变成了绘声绘色的表意精灵，文本的这种格拉忒亚式的觉醒，找不出比“文之舞”更准确、更生动的意象来描述当代文学网络化转向所给予的最直观感悟。作者选取《文之舞》为书名，隐含着对给自己互文性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和借鉴的互文性理论大师们，如罗兰・巴特（《文之悦》作者）的致敬之意，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自己对网络戏仿风习的认同。“舞”不仅是既原始又现代的信息交流方式，同时也是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形式最直观、内涵最丰富的表意方式，尤其是以网络为背景的“文之舞”，既能不断开拓现代技术隐含的审美场域，又能充分激发人类与生俱来的视听潜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文之舞”是一个跨越超文本技术与互文性理论的综合性概念，既不缺乏互文性所负载的厚重人文底蕴，又拥有超文本所隐含的高新技术理性；同时，它还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麦克卢汉式的新媒介概念。

传统文学研究中的中西、古今、诗思、技艺等矛盾问题，在网络文学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甚至表现得更为尖锐。但如何处理好中与西的融合、古与今的转化、诗与思的互补、技与艺的博弈等问题，显然需要从学理上理清思路，需要求真务实地开辟出适应网络文学发展要求的治学路径。此外，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最大的不同是基于载体变化造成的“文本转向”，在传统文学的线性文本向网络文学超文本的转化过程中，有许多值得密切关注的学理问题被我们忽略了。对“超文本”这个从数字技术领域引入的新概念，除了一本孤峰峭拔的《超文本诗学》以外，文论界的相关研究还明显缺乏应有的人文烛照和审美关怀，更少见到中西贯通、文理兼容的诗学化深度阐释。《文之舞――网络文学与互文性研究》重点讨论超文本和互文性问题，弥补了文论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远远不够的缺憾。

从文论视角而言，如果f“超文本”研究是理解网络文学的关键词，那么互文性作为体现超文本本质特征的核心要素，可以说是研究网络文学的关键词中的关键词。《文之舞――网络文学与互文性研究》中提出，超文本作为网络世界最为流行的表意媒介，它以“比特”之名唤醒了沉睡于传统文本的“互文性”――即唤醒了书面文学的开放性、自主性、互动性等潜在活力与灵性。它以去中心和不确定的非线性“在线写读”方式解构传统、颠覆本质，在与后现代主义的相互唱和中，改变了文学的生存环境和存在方式。在“如我们所想”的赛伯空间里，网络文学所演绎的“文之舞”――即“话语狂欢之境”交织着欣喜与隐忧：它精彩纷呈、前景无限却又充满陷阱与危机。超文本的崛起和互文性的觉醒不仅是当代文学世纪大转折的根本性标志，而且也是理解网络文学的媒介化、图像化、游戏化、快餐化、肉身化、博客化等时代大趋势的核心内容与逻辑前提。更重要的是，超文本与互文性理论正在悄然改写我们关于文学与审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

篇2

互联网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也是时展的必然。作为审美对象的网络文学，虽然与纸质的传统文学不同，但是它与时代同样息息相关的。中国的当代文学在经历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等主题以后，一时出现了即时性。时代的变革使一大批年轻人不满足于低质传统文学的束缚和单一性，于是他们醉心于网络，或泄渲情感如早期的言情小说；或为了逃避现实充分发挥想象空间的幻想小说；近年来又迎来了现实题材的创作时期。这些网络文学的出现，虽然它开始并不为所谓正统文学史家、评论家、作家们的看重。但是它毕竟是时代的产物，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征服那些指三道四的人们。2010年4月6日，凤凰卫视的《铿锵三人行》中，当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cubiu）先生认为“网络文学质量低下”时，立即遭到了大陆许多网民的反对。有网友认为，顾彬自己说从来不上网[2]。既然从来不上网，怎可奢谈网络文学水平的高低呢？还有许子东先生认为，网络时代的中国作家过于关注受众。我们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受众，任何一种文学都会走入死胡同。因为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受众。作为有上亿读者的网络文学发展至今天，虽然有过坎坷，但其辉煌也是有目共睹的。据新华网报道“网络文学十年盘点”就评出了十佳优秀作品，并于2009年6月25日在北京落下帷幕。此外，来自晋江原创网小说《大江东去》，前不久还获得了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网络文学在的获奖，说明网络文学已经得到大家认可。如今网络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形式，已为越来越多的受众关注，当然，这与作协，各大文学网站与门户网开设“文学”窗口的促进、扶持是分不开的。可以肯定地说，不久的将来，网络文学成为主流文学的一部分并不是空谈，而是指日可待的，而且现在已具雏形。因为时代的东西，它是有生命力的。作为具有时代特点的网络文学，其创作目的，就有意或无意间记录下了这一时代人的生存现状与发展奋斗的历程。这正如读当代传统纸质文学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红旗谱》、《红日》、《红岩》等作品一样。即使网络文学作者水平参差不齐，甚至过多地描绘日常生活，抑或过于关注生活的表面层次而难以达到一定的深度。不过，正因为如此，我笔写我心，我笔写我感。记录一个人的迁徙，一座城市的变化，一个时代的动态，一场情爱的过程，一个企业的兴衰……这些都深深地烙上时代的印记，它的审美价值就在网络文学上清晰而完整地记录下来。成为时代性的最好诠释。

二、网络文学审美价值的快乐性取向

在哲学美学中，有人将审美快乐与美的本质相提并论，认为美只不过是这种快乐的客观化[3]。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创作的机会和欣赏的机会，具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它是一个不会因为种族，地域经济实力，军事力量，文化修养等的不同而产生任何特权和偏见的自由世界。人们能真正拥有创作的自由和与人分享的乐趣。我们知道，审美的乐趣，并不仅仅来自视觉和听觉等感官的感受，而且还要从这种感受一直贯穿到心理结构的各个不同层次。诸如情感、想象、理解等。这种贯通性，会使人的整个意识活跃起来，多种因素发生自由的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既轻松自由，又深沉博大的快乐体验。网络文学就是这么一种愉悦的体验。网络文学无论是创作者，还是作品与人共同享受者，都是“非功利性”的，是“自由”的。因为，自由是产生快乐的基础，欲望和意志在心灵上得到了摆脱。人们在网络文学的创作和享受中，享受的是自由的世界，没有物欲和意志的限制，有一种心理的平衡与满足。并且，这种快乐是自己内心的一种心理创作欲望和欣赏欲望的刺激而唤起的，在自由的网络空间或抒发和渲泄自己的情感，利用想象理解的心理行为阅读作品，从而产生愉快。互联网最大特点是给人们提供了极大的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正因为如此，网络文学的诱惑正是基个这种自由带给人们的种种享受而产生快乐。网络文学与传统纸质文学相比，它没有投稿、审稿、退稿这一繁杂而挫人锐气的失败感。它对热爱文学缪斯的人来说，网络文学的自由创作是一种快乐，对于那些追求快节奏，多元化的受众来说自由的选择，以及与情感与理智的交流，同样在生活与艺术之间寻找到了一种可贵的平衡。况且受众与之间的自由交往，以及无功利性，更易让人对网络文学产生一种审美愉悦。2007年12月1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国际经济科技法律人才学会等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讨峰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与会者一致认为，网络文学具有“表达的高度自由”，强烈的“个性化”和非功利性；有自由、宽容、真实、平等原则；有宽阔无比的向别人学习，自我挑战的空间；有无拘无束充分表达的民利[4]。这是对网络文学特质的一个基本认定。就是因为网络文学的自由、非功利性、真实、平等等特质，所以的快乐与受众容易产生一种情感上快乐共鸣。

三、网络文学审美价值的大众化取向

篇3

作为广西高校精品课程教材建设，河池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银建军教授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已出版并在教学中使用推广。

 

我们立足于民族地区地方高校文学理论的定位，利用汉语言文学作为国家级特色专业的契机，充分开发地方优势教学资源，同时借鉴国内外文学理论教材的成功经验，以培养学生实践应用能力为中心，来改进教学的内容和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一、以地方性民族性为定位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教材在不断改革，出版的教材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它们各有特色和定位，在某些内容和体系上也有所建树，但同时也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不尽人意的地方。目前高校中文系使用最多的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它融合了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内容丰富深刻，学术观点新颖前沿，不少章节内容和理论术语直接从西方现代文论中直接引进来。

 

其定位是高水平的学术性教材，直接使用对象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学生素质在全国综合性大学师范类高校中是最高层次的，因此学生可能比较适用。但是对于民族地区地方高校的大学生来说，显得比较抽象难学。因此，针对我校学生基础比较薄弱的特点，着力编著本地区高校适用的教材显得尤为重要。

 

建设立足于民族地区地方高校文学理论，我们努力在教材的编写上具有以下几点要求和特征：(1)地方性。文学理论主要是对文学现象的一般规律的总结和概括，但由于学生接受对象的不同，教材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河池学院所面对的是地方师范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他们绝大多数毕业后都到基层去从事中小学教师职业。因此教材的编写必须要区别于综合性大学的教材，课程的目的在于为学生提供分析和解决具体文学问题的能力，并侧重在今后教学实践过程中分析文学作品的水平。(2)民族性。文学理论是对文学一般规律的总结和归纳，但是也不乏其特有的民族性特征。

 

少数民族文学有着自己丰富的口传和书写的民间文学，也有着独有的文学观和审美观，加上他们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生活，这些必然会表现在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因此我们在论述文学理论和观点时，充分列举到了广西和河池地方的作家作品来分析，让学生们感受到家乡丰富悠久的文学创作传统和民族文化底蕴，从而激发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热情和信心。(3)通俗性。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我们尽可能地使文学理论教材具有通俗性，没有过多地加入编写者的个人观点和思想，让学生能够较为轻松地对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有所了解和掌握。同时，在表达上下功夫，减少晦涩难懂的语言，增加理论的趣味性。教材的行文风格力求轻松活泼，力图把枯燥的、抽象的理论课教学变得形象可感，趣味盎然，使学生能够体验到“享受理论”的乐趣。

 

在编写《文学理论教程》时，我们还注重优势教学资源的开发和运用。河池学院有良好的文学创作传统，学校文学社团丰富繁荣，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时，要求学生们写文学批评作品，并推荐高质量的作品发表在文学社团的刊物上。河池市是一个民族文化资源浓厚的地方，包括历史悠久的刘三姐山歌文化、红水河文化、桂西北作家群等。在建设文学理论精品课程网络资源时，我们不断挖掘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和文化资源，去制作和完善我们的教学课件和网络内容，既提高了同学们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又起到保护和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作用。

 

二、以学生为教学中心

 

教学内容的改革是教学改革的主要环节，但教学的理念和方法也十分重要。教材需要适应课堂教学，在编写教材和教学过程中，学生作为重要的参与者为教材定位，“尊重教学对象，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成为教材编写的宗旨”。在教学方法上，中国传统的教学是一种生搬硬套的模式，学生总是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对于知识要点的掌握上，不去开发独立和评判性思维的能力，这样很难去培养具有领导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这些不同现状和做法可以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

 

首先，要确立起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在中国大学的课程设置中，陈旧的教学模式较为普遍，主要为教师讲授，严重忽略了学生才是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单位，从而导致学生积极性不高，教学效果不理想。因此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要改变传统由教师占主导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改用启发式、探讨式等多样化而高效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平等自由地参与讨论和学习。“教学的目的乃出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好主动性，在于开发学生的智力好训练学生的能力，就不可能不在家乡中贯穿启发式原则。”启发式教学并非只是教师提问学生回答问题，也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形式上，而是要贯穿到整个教学的始终，真正培养起有独立思考和实践应用能力的人才。

 

其次，要给学生一定的学习压力和挑战。在文学理论教学的过程中，要让学生在紧张而又活泼的氛围中完成学习任务。素质教育不是简单地减少学生的作业和练习，而是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实践运用和综合分析能力。因此平时要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考勤，加强对学生的课外阅读和作业训练，让学生真正地去思考问题并主动参与到实践活动中，提高他们的文学鉴别和理论思维能力，以达到培养应用型写作人才的目标。

 

目前教育部要求高校每一门课程都要有一定的实践课，其目的就是要增加培养学生实践应用能力。这样做的理想条件是要分小班上课，教师有独立的办公室，这样教师才有足够的时间来批改学生作业，课后与学生交流或解答问题。教师应该采取新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进行主动的思维，让学生能够挑战彼此和自己的教师。另外，在硬件方面要求教室和图书馆有小型而便利的座位以利于学生讨论作业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物质条件。

 

最后，改革学生成绩的评价体系。成绩的评价体系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效果。现在西方顶级大学的考试，一般来说不会要求学生去死记硬背一些史实，而是让他们去解决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去分析某一个观点的不足之处，同时表达自己的观点。而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都由教务处统一规定，以期末考试的分数为主，占期评成绩的60%以上，造成了过于重视课本理论知识积累的偏向，本质上还是应试教育的现状，离我们所倡导的素质教育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

 

要改变这种状况，最有效而直接的办法就是降低期末考试分数所占权重，同时提高平时成绩的比例，才能体现出素质教育和侧重实践能力的要求。这些平时成绩包括讨论、调查、论文、实验等，这样就不会出现那些平时不认真学习，只在期末努力看书的同学就获取高分的怪现象了，而且也杜绝了那些平时想混就拿学分和毕业的不良现象。

 

三、密切联系文学实践

 

文学理论作为文学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应该更多地从具体的文学实践出发，关注当前的文学和文化现象，而不能脱离文学创作现实。从学生的角度来看，他们学习理论知识也是为了运用，只有不断地在文学实践中，通过运用不同的形式开展对不同作品的批评，才能锻炼写作的技巧和提高批评的能力。

 

而我们的文学理论教材在很大程度上却滞后于文学创作的实践，不能分析和解决很多现实的文学和文化现象，这将导致文学理论陷入危机之中。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新的文学媒介如电视、网络等逐步取代原有的传统媒介，使得文学开始出现有别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面貌和状态，大众文学和网络文学大量产生，这也导致了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教材同文学现实的脱节”。要在教材体系上有比较大的创新并不容易。针对这些现状，我们在编写《文学理论教材》教材时，尽量抓住文学理论和文学的密切关系。

 

在文学体裁上增加了影视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内容，在文学创作方法上介绍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内容。在文学阅读、文学欣赏、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活动时，强调了对当前我国文学创作现状的关注和分析解读。特别是教师们有一定研究的广西文学、河池文学、仫佬族文学等，都是我们推荐学生学习的优先和重点内容。

 

从当前文学与文化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是激发学生兴趣的有效方式。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我们要注意从实际问题出发，引导学生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理论支点，让学生体会到文学理论的实用性和深刻性。要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学欣赏和阅读能力，结合文学史知识来学习文学理论知识。多开展文学批评实践活动，包括传统的作家作品，可以是影视批评、书刊报刊批评等。其方式可以是课堂发言、座谈研讨、演讲答辩等，也可以是撰写文章，在实践中掌握文学批评的操作技巧和表达能力。同时还鼓励学生关注最新的文艺现状，阅读最新的文学期刊和批评理论刊物，在实践中去培养和训练自己的文学审美体验和分析批评作品的能力。此外，在课后练习与思考中，我们也设置了不少主观性、应用型的题目，以达到加强和训练学生文学阅读、欣赏的目的，提高他们用文学理论来分析和研究文学文化现象的能力。

 

篇4

一、新媒体：一种多维互动传播方式的兴起

新媒体并非横空出世，其发展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967年，美国CBS技术研究所所长P.戈尔德马（P.Goldmark）第一次提出了“新媒体”（New Media）一词，从此走入公众视野，并引起政府重视。1969年，美国传播政策总统特别委员会主席E.Rostow在向尼克松总统提交的报告书中多处提到“新媒体”概念。之后经过媒体的放大和传播，“新媒体”一词广泛流行，并影响了全世界，一直传到中国。

新媒体背后是传统媒体，但它们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更像是亲密的衍生与发展的关系。简单说，新媒体是基于传统媒体的一种有效延伸。时下人们对于新媒体认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较为令人信服的是美国《连线》杂志对于新媒体的判断：一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方式变革。显然，这个界定揭示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本质区别，即传播模式发生了转型、新变。即新媒体的兴起改变了人们对于传统媒体“你说我听”的单向、被动传播模式，而在移动互联网技术支撑下，发展为多维、互动的传播新形态。

新媒体对世界的影响无需多言，世界已是“地球村”。近些年来，新媒体对于中国社会之影响也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学习、社交、生活等习惯方式。它以惊人的能量在扩大着它在各方面的影响力。而文化领域也不例外，作为文化积累和提升主要途径的阅读更是首当其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关注作为新媒体使用主体的大学生在新媒体阅读上的转型、新变及影响就特别重要。

二、新媒体时代阅读方式的转型与新变

先来看下近几年的一些文化阅读调查。据新闻出版总署2005年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七年间下降11.7%。然而网上阅读率则增长了7.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07%。其时正是互联网在中国方兴未艾之时。2015年还有一项调查结果发现，中国网民数量已达6亿多。这些充分说明，新媒体已经进入千家万户，成为大家生活里的重要伙伴。而传统媒体阅读相对应地滑向边缘，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文化现象。

在这样一个新媒体时代，既然潮流不可改变，“阅读”危机以及阅读界“狼来了”的惊呼也似乎无济于事，那么直面阅读的现实，认真梳理新媒体阅读对人们所带来的转型、新变、优势以及困窘等问题似乎是明智选择。

从我们所积累的知识以及从身边学生群体的访谈、交流情形来看，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阅读，期间发生的“正面性”转型和新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从传统文本阅读向图形动画音乐等“阅读”形式转变。在传统媒体时代，阅读遵循的是从“作者―文本―读者”直线型单一模式。而新媒体兴起后，除了通过传统的文本信息进行纸质文字阅读以外，更加注意调动人的视觉、听觉等感官来提升人们对于文字以外的“图像”“声音”“色彩”“味道”等广泛“空间”趣味的感受和体验。于是，使得以往枯燥疲乏的文字变得生动活泼起来。比如微信推送的文章，通过文字加图片、GIF甚至音乐，来调动读者“视听”等方面的触动，由此更快地吸引读者的“眼球”与“抓住”读者的“心”，最终激发起大家的阅读兴趣。“读图时代”“视觉文化”的到来功莫大焉。

其次，从单向阅读向多维“互动阅读”转变。显然，传统媒体阅读只是一个单向道，某种程度上读者是来什么读什么。相反，新媒体利用各种技术渠道，实现了“你说我听，听完我再说我自己的想法”的多维互动传播新模式。也就是说，阅读不再是作者面向读者的单向输出，而是一种双向的无限制互动交流。“在场互动性”让读者体会到了阅读的快乐和轻松。

再次，从传统的图书馆阅读向便携性“电子图书馆”阅读转变。传统阅读大多在书房或者图书馆完成。而新媒体让传统的图书馆或者书房阅读变得更加方便，人们不再需要固定在一个场所里。如人们随时可以利用手机上网浏览、下载电子书籍或者订阅手机报纸，共享一切网络的电子资源。电子书阅读器Amazon Kindle在青年大学生中的发展和使用就是最好的例子。

以上就是新媒体所带来的阅读方式的巨大变革、转向和更新，便利和优势比较明显。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媒体的发展将会促使人们更多阅读的机会和多样选择。

三、新媒体阅读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及反思

当然，毋庸讳言的是，新媒体阅读过程中也对当代“新媒体居民”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而大学生是“新媒体居民”中的主导群体。一项调查显示，“95”后大学生主要的课外生活是写博客、刷微信、进行网络文学创作、关注网红等，这已经有了浓郁的“触电”色彩。我们在嘉兴学院做的调查结果是：一天上网在5个小时达到80%，其中，40%是上网聊天，25%是玩游戏，15%是追影视，10%是为查资料。对于阅读，调查情形似乎不容乐观。

所以，新媒体阅读是把双刃剑。除了它所带来的优势，在缺点方面其实也比较明显，主要有以下几个不足：

一是“快餐化”阅读流行。因为新媒体信息数量急剧增多、传播速度加快，导致信息泛滥。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与“大数据”的时代，可是人们在欢呼雀跃的同时，忽略了“快餐化”阅读。快餐事实上是既没有足够营养，也来不及仔细消化。于是，快餐阅读最后就演变成单纯追求信息的“简单化”，满目是雷同化的图片、喧嚣，以较多的夸张八卦方式来迎合人们快节奏的阅读生活。阅读耐心、节奏、味道以及阅读生态全部被打乱了。

二是“碎片化”阅读行为。所谓“碎片化”阅读，是说阅读不再有纵深感，不再有有机联系和系统关联，更不用说进一步的创造启发。虽然“碎片化”阅读较之“快餐化”阅读是一个递进，可是它毕竟还是在平面上。“碎片化”阅读将信息化整为零，打破原有的结构变为一个个零碎的知识点。比如新闻网站以及客户端的分类；再明显的是新浪微博的“热搜榜”。它们在夺完人的眼球之后，大脑里根本留不下更多内容。

三是从深阅读向浅阅读的转变。这是新媒体阅读最被人们所诟病的负面效应。毕竟新媒体阅读大多属于浅层次阅读，它主要是以娱乐消遣为主要目的。于是，对于篇幅较长的名著人们习惯采用缩读、速读方式阅读，功利、速成及娱乐意识非常明显。而传统纸质书的阅读在此方面的确要偏于深读、精读。一句话，传统阅读基本是深度阅读，新媒体阅读则大多是泛读。这是值得警醒的所在。

总之，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的阅读方式发生了悄然变化，其中既有可喜的方面，更有值得反思及警惕的地方。这种新媒体潮流目前还在进行当中，谁也不好做出绝对的判断，因此诸如“阅读危机论”以及“新媒介霸权”说似乎均不可取。既然新媒体的发展趋势不可扭转，所以对于当代大学生的阅读、学习及社交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就成为热议话题。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新媒体阅读在大学生中的新变和局限，并对其进行细致地调查、分析、引导和反思。

参考文献：

篇5

国家网信办主任鲁炜近日强调，“没有哪个国家完全管住了互联网，越要自由就越要有秩序”。在我们的观念里，网络舆情是可以管控的，但如今我们为何却说舆情是不可控的呢？这是因为，我们常说的舆情管控，追求的只是个体舆情危机的修复和平息，但若是从舆情危机的长期影响来说，舆情危害是不可逆转的，并且，个案舆情危机的解决，并不等于完成了对舆论的心理调试，舆论印象没有得到扭转，这方面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郭美美对红会形象的永久性重创。

舆情不可控现象的定义及表现

网络舆情的不可控现象包含有以下几种内涵，一是舆情危机的蔓延迅雷不及掩耳，管控永远落后于传播；二是舆情的影响（更多是损害作用）具有不可逆转性，非短期能修复甚至造成永久性伤害；三是对网民和社会公众的心理调适的过程仍没完成；四是舆情传播具有天然的反管控性，传播链条难以彻底斩断，舆情再生的无孔不入，暂时被"降服"的舆情很可能因为某种契机再生或者次生。

舆情不可控现象的表现为：

1.舆情的蔓延迅雷不及掩耳。

网络舆情的不可控首先表现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舆情的蔓延速度之迅雷不及掩耳，因为网络舆情有时候是毫无征兆的，即便有征兆，但也不能准确预判其发生的具体时机，发散的具体规模和具体危害，因而，政府对于网络舆情的管控的速度永远落后于其蔓延的速度。

2.舆情的影响不可逆转性。

无论从网络舆情危机的短期还是长期影响来说，舆情的危害都是不可逆转的，坏事已传遍千里，相关涉事部门和人员的形象损害已成事实，而进行后续处置，也以难以力挽狂澜。进行舆情处置的方法无非有删帖和回应两种方式，在人尽皆知的情况下删帖无疑于自扇耳光，留下做贼心虚的铁证，深化了民众对相关负面信息的深信不疑。而回应往往只能修复个体形象，并且在民众对官方信任度较低的情况下，澄清相关事件对形象的挽回效果十分有限。2015年十一黄金周，因为网友在新浪微博爆料其在青岛市吃饭时遇到宰客事件：“点菜时就问清楚虾是不是38元一份，老板说是，结账时居然告诉我们38元一只”，一只青岛普通的基围虾开始引爆舆论场，随着舆情处置的失当更是让山东省花费巨资打造的“好客山东”的公众形象遭受重创。

3.心理调适的过程仍没完成。

现阶段，我们对于网络舆情的管控往往只限于对个体事件的解决，有的只是息事宁人，暂时按压住了引发舆情危机的主要导火索，有的甚至只是通过时间流逝追求网络关注度的降低。可以说，个案舆情危机的解决并不等于完成了对舆论的心理调试，舆论印象没有得到扭转，甚至可以说，没一起负面舆情危机的出现，都会让网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在增加，不良观感也更甚。已经老生常谈了的郭美美对红会的长期损害事件，以及三聚氰胺对国产奶粉产业的致命性打击事件中，之所以一些看起来很个体化的事件，却能产生如此长期的、致命性的影响，原因就在于其中没有能实现对网民进行心理调试，他们对于我国公益慈善机构的财务不透明现状和对食品安全行业的监管漏洞的担忧没有得到彻底扭转。

4.舆情传播的反管控性。

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网络舆情的传播具有天然的反管控性。一方面其生发机制决定了管控永远滞后于传播，这一特征导致的结果是，有可能在你稍不注意，一个舆情危机已经蔓延扩大到你无法用删帖等管控手段来遏制其影响。另一方面，相关舆情信息的传播链条难以彻底斩断，舆情的再生无孔不入。

政府舆情管控方法现状

我国从中央到省级到各地市县政府，均建立了完善的舆情监测、处置、应对和理论研究机制，而今如果要说网络舆情出现了不可控的现象，我们就必须弄清楚我国有关网络舆情管控的主要方法，弄清各种管控方法的效果和现状以及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管控方法无外乎以下几种：

1.正面报道塑造形象。

我国对媒体的定位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而媒体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也曾提出，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对媒体的功能定位和中央高层的领导方针决定了其必然以正面宣传报道为主，而正面的新闻报道内容则主要涉及会议动态、政策部署解读、城市发展建设、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宣扬等，追求的是水滴石穿的长期思想渗透，旨在营造和谐文明的氛围，凝聚积极乐观向上的社会情绪，让我国民众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充满信心和憧憬。这些正面报道的内容对舆情的管控起到的是基础性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为打造政府正面形象和公信力起到“打地基”的作用。

2.全方位领域协同灌输。

我国宣传思想工作是多方面的，除了上文提到的媒体正面宣传之外，在文学和艺术创作等领域，也要为宣传社会主流的核心主义价值观服务。具体表现则有多方面，文学领域，对出版图书进行严格编审，对网络文学也有明确规范和要求，前段时间的清网行动中，新浪读书等网络文学平台就曾因扫黄而暂停读书频道运营；在艺术领域，如文艺、广播、影视制作等，也有严格的规范和规定。如同媒体的正面宣传一样，全方位领域的协同灌输的作用也是基础性和潜移默化的。

3.回应报道扭转形象。

在网络舆情危机出现后，对相关不实信息进行回应澄清，对待落实和处置的负面事件通报最新的处置动态，是网络舆情处置中最重要和最关键的环节。在舆情危机中，回应报道往往具有四两拨千斤和扭转乾坤的作用。通过相关回应报道，能使在未知天灾人祸中的悲痛人心得到安抚，能让真假难辨的谣言恐慌里人心得到安宁，也让不法行为得到处置、矛盾问题得到解决，从而实现政府公信力的修复和政府形象的扭转。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在群体聚集期间，武汉市~口区公安局某高姓副局长参与了现场指挥。2015年10月22日，武汉市汉正街约500户商户发起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整顿黑物流。10月22日傍晚，网民在新浪微博等发帖爆料称，在群体聚集期间，武汉市~口区公安局某高姓副局长参与了现场指挥，该局长来时佩戴了金表与金手链，一时间网民关注重点向所谓“金表局长”话题发生转移，关注度甚至占据了事件主流，对有关部门形象损害较大，但23日晚间，媒体从武汉市公安局外宣负责人鲁处长证实，所谓劳力士金表为“就1200块钱，戴了十年以上”，且称现场处置为公安正常执法，该副局长在执法过程中并无违法违纪行为。此次回应报道，对舆情的纠偏和平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随后，舆情迅速回落。

4.删帖管控廓清环境。

在舆情处置中，对负面信息进行删帖处理是很多各级政府部门的做法，由于负面信息在网络空间的扩散造成了不良影响， 因而试图通过删帖将传播影响力降低，廓清网络环境。在这方面，各级政府主要对有关舆情信息进行删帖处理的主要有三种内容，一是不实信息，主要一般性不良和不实内容、恶性谣言和对有关部门和人员的中伤污蔑等，但往往配合回应澄清等处置；二是涉及有关政府部门和相关党政领导的负面信息，其主要范围往往较为有限，局限于地方论坛、贴吧、微博等未经媒体报道的信息；还有一种是对媒体已经报道了的信息进行强力管控手段进行删除，其中主要与有关部门的封堵思想有关。这方面的事件也很多，可以说，对于很多地方政府来说，删帖几乎成了他们处置舆情的重要手段。

5.新媒体矩阵尝试沟通。

传统报业在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新兴媒体形式层出不穷的情况下，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与挑战。作为我国党和政府的宣传重要平台和阵地，各级报业集团、广电集团为了更好地发挥的功能，不得不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完善新媒体发展平台，坚守原有的视听平台和报网平台的同时，积极打造起一个全方位的新媒体矩阵，包括网站、官方微信、官方微博、社区和App等移动媒体客户端等。这在各个省级的报业集团中都有尝试，央视、人民日报从2013年4月开通微信公众号以来，仅仅两年多时间，“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已经成为传统媒体微信公众号运营的佼佼者。其他各省级、地市级传统媒体也纷纷借助微信平台开通公众账号，利用微信多媒体兼容的传播优势向受众提供内容服务。 目前，绝大多数的传统媒体正在开展或已经完成了数字化改造，成功地将数字化的内容向多渠道、多终端输出，包括报纸电子版、微博客户端和户外LED联播网等。这些新媒体矩阵起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更有效地实现了与民间舆论场的沟通与融合。

舆情不可控现象成因

正是由于舆情管控面临诸多局限和挑战，因而我们才说网络舆情是不可控的。而舆情不可控则有诸多原因：

1.技术层面：网络场景化和传播链条的不可斩断。

新技术对舆情在传播和发酵方面的影响不言而喻。一是微信朋友圈效应和场景化参与现象，让舆情传播具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方面，热点事件在传播过程中呈现“朋友圈效应”，它往往具有集散快、影响深广等特点。其中迅速集散形成的情绪流的力量不可小觑，尤其是当这一股情绪流是负面消极的，对舆情危机的形成具有巨大的催化和放大作用。如关于姚贝娜之死刷爆朋友圈让媒体行业形象整体受损。另一方面，娱乐性、场景化体验类的舆情事件开始涌现。如去年12月初瞬间火爆朋友圈的“主要看气质”等，这些场景化现象在传播上具有不可阻断性。

二是论坛、微博、微信等新旧自媒体平台的传播链接具有不可斩断性。对于事件传播范围较小的事件，也许可以彻底清除在网络空间的相关信息，但当事人或者好事者未达到目的，可以源源不断发帖。而对于事件传播范围已经扩大的事件，好事者也可能通过保存内容、截图等方式实现信息的留存。你可以删除源头，但删除不了网民对这件事的关注和追踪。甚至有时你可以就事件进行处置和辟谣，但依然不影响原始信息的继续传播。

2.心理定势：网络的对抗性情绪和标签化认知。

在对网络舆情进行处置之时，网络的对抗性情绪和标签化认知对政府舆情处置的效果构成巨大挑战。网络对抗性情绪，是指网民对政府工作和相关政策政令的，有着一种与政府出发点背道而驰的对抗性的看法。同时，网络的标签化认知让对相关部门和人员有着固化和难以扭转的印象。这些心理定势损伤着执政部门和执政者的形象，阻碍政令和执行效率，同时也推动着社会负面情绪的滋长和挤占着事实生存的空间，让官方的媒体议程设置失效，让回应难获信任，让负面形象难以挽回，甚至通过网民的情绪积攒和不断挖掘，会次生出许多新的舆情，让负面舆情罔顾政府的处置和回应，反而愈演愈烈，朝管理部门难以预料的方向发酵扩大。如去年10月20日，发生了内地游客在香港被围殴致死事件，虽然警方将事件定性为因强制购物纠纷引发围殴导致的误杀，但舆论场仍提出了诸多疑点，涉及内地游客香港旅游，网民已经形成了港陆矛盾等心理定势，让该事件不断泛化，逐步将该事件成为港陆矛盾的新的典型案例。

3.媒体环境：话语创新不足，难以打入民心。

网络舆情危机出现后，媒体是政府与民众沟通的重要纽带，它在正面形象的日常维护，和舆情危机力挽狂澜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虽然作为的各路媒体已经与时俱进，建立起了新媒体的传播矩阵，但在话语技巧方面始终欠缺，在议程设置层面，也存在话语创新不足，难以打入民心的现象。由于媒体存在假新闻、新闻伦理缺失的个案，因而媒体普遍存在公信力低的情况。这在舆情危机中，会让网民存在媒体可能存在帮政府说话、遮丑、以偏概全等现象，因而增加对官方的不信任情绪。让网络舆情危机增加不可控的因素。

如发生在2015年6月9日的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中，澎湃新闻报道称“留守儿童思雨贫困，生前只吃玉米面”，遭到网民质疑，因为报道细节披露涉事主人公家盖有小楼、银行卡里有生活费等，并且当地宣传部也不认可贫困导致孩子自杀一说，澎湃新闻不得不将新闻“生前穷得只吃玉米面”的标题改成“父亲在外打工联系不上”，而关于电视报道中的遗书，也很快被网民指出并非原件，这些细节都严重透支了官方公信力，为舆情增加次生危机。

4.历史沿革：追求个案解决难以实现心理调适。

由于舆情的倒逼机制的压力，以及政府部门在舆情管控方面的维稳思维。处在舆情危机当中，如在热锅上的蚂蚁，力求在短时间内压住舆情影响。这主要跟舆情问责机制有关，让相关部门在网络舆情危机中，追求事件关注度迅速回落，有时谎称已调查敷衍回应，有时无原则地妥协退让，而有时则只是置之不理，通过时间流逝淡化关注。从舆情危机管理的角度来说，舆情处置成功与否，应以网民是否重新信任，以及舆论印象是否实现了修复和扭转作为标准。

否则，长期下来，负面事件的积累只会积攒民众对政府更多的社会负面情绪，否则类似郭美美对红会的长期损害事件也将可能还会发生。

解决舆情不可控现象对策

1.观念：由管控转向社会心理调试。

由于当前网络舆情管控手段的局限，网络舆情不可控的现象客观存在，并且随着互联网和社会的发展，其形成的挑战将日益突出。因而，我们急需从观念上实现改变。我们必须意识到，对网络舆情个案的管控，并不等于完成了对社会心理的调试，并不等于实现了个体形象的修复，更别谈负面形象的扭转。因而，相关政府部门舆情管理人员，应从观念上对网络舆情中社会心理调试层面的问题引起关注和重视。

2.研判：大数据和社会调查相结合。

对于网络舆情危机的管理，要实现由管控向社会心理调试，对于网络舆情的研判工作就必须要求更高，现阶段，相关网络舆情分析和研究，一般都建立在对网络上的舆情信息的研判上，并且能真正做到运用大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的可谓少之又少，更多是抽样分析，估摸和预测。而缺乏大数据详实可信的分析，舆情分析可能存在一定误差，并且关于社会真实的舆情，涉及也少之又少。这无法对整体的社会心理状态形成准确的客观的研判和评估，又如何能准确研判社会心态调试效果呢？

3.引导：追求长远性和实效性。

此外，在对网络舆情实体处置方面，我们在评估网络舆情处置有效度方面，也应逐步试着改变标准。从追求短期效果转向长期效果，从追求个案的暂时平息，转向追求事件的根本解决，消除长期的舆情隐患。从信息调控转向社会心态的调试，从追求传播层面的回落和负面信息的廓清，转向追求社会心理的修复和转变。从聚焦新闻舆论场转向聚焦社会舆论场，从追求新闻舆论场的理性平和，转向追求民间和社会舆论场的印象的修复和扭转效果。

4.模式：由封堵管控转向良性沟通。

在对网络舆情处置的手段上，也应从原来的要对网络舆情进行封堵管控转变为进行沟通战略机制的再造。对于社会问题要有全局的把握，列出社会问题清单，合理和适时地通过议程设置推出相对稳定社会公共议题，占据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主导权。同时鼓励网络实名制表达，并建立有效机制，保护网民话语权，形成官民之间理性和良性和观点互动。此外，在网络舆情危机管理层， 应超越单一性的思维，强化对网络舆情复杂性的认知框架。而要实现良性沟通，则必须重构官方话语体系和沟通体系，必须创新话语表达，方能更加深入民心。

篇6

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文化景观，它的发展趋势直接地影响到文艺文化批评的走势。来自大众的文化批评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表现出来，显示了大众批评力量的巨大。

一

大众文化的出现并流行扩散，开始是受到诸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们批评的，但是，20世纪中叶，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发出了挑战。霍格特、霍尔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认为，不应该把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对立起来，对立的两分法失之简单，对大众文化的发展也失之公平。大众文化代表着生生不息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生活，具有沟通、交流及促进多样化和差异性的积极功能，不能以精英的立场排斥大众文化。这是在理论上对大众文化的认可。

此后，美国的文化学者们也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研究，他们展开了对大众文化与传媒的关系、大众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关系的讨论。这些命题都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其实大众文化的发展并不顾及理论的规定，它以自身的直接需求生存发展，蓬蓬勃勃。它的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是大众的直接需求，而不是理论的承认，尤其不依靠精英理论的支持。

大众文化或后现代主义的命题刚刚进入中国时是遭到质疑的。在1980年代末期，有学者提出，中国尚未进入现代主义，或者说中国的现代主义尚未完成，尚未成熟，如何就进入后现代阶段？此后的一些解释是，后现代不是时间的概念，而是一种文化形态。的确，当时的中国尚未达到西方的技术发展水平，在时间上，中国当时尚未从贫困的物质生活中摆脱出来，中国的技术发展极其落后，如何就从那样的位置一跃而进入后现代？这种跳空进入后现代的速度的确让人怀疑。但是，此后的理论界还是接受了后现代的理论，并在中国寻找例证及理论的支持。

中国理论界首先寻找经典理论对大众文化的支持。在引进的西方理论中，葛兰西对市民文化的肯定让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理论上的困惑。中国强大的国家意识形态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一元化的领导和管理的定势的确让许多体制人转不过弯来。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水平也还不足以证明商业化的市民文化的力量。直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市场力量的急速扩大，才使得这方面的例证和力量膨胀放大，大众文化的观念渐渐地被人接受。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文化的发展是阻挡不住的。市民文化霸权的实际存在，也证明对它的力量确实不能忽略。即使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对之采取排斥的态度，也不可能逆转这种趋势。

现在的精英知识阶层逐渐地对大众文化采取接受的态度，在大量的关于文化的理论介绍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知识界不得不承认大众文化存在的合法性。大众文化也以它的旺盛的生命力占据了巨大的文化艺术市场。大众文化具有强大的吸附功能，能够将大量的文化吸附整合在一起，即便是精英理论，也不得不对之刮目相看，甚至，把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它的土壤上展开自己的论述。

大众文化消费未必追求文化精英的艺术品位，但是大众文化消费却使众多的艺术得以普及。文化的大众化让艺术覆盖民间，深入民心。艺术不被少数人垄断，艺术的批评权也随之大众化。每个人都因为有机会接触艺术而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哪怕这种判断是非专业的。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可以以个人的方式对文学艺术说三道四，可以不按照钦定的话语谈论艺术。艺术批评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尽管许多批评家仍然对批评的话语权情有独钟，使出浑身解数抢占批评的“阵地”，但是，技术时代所提供的发言空间打破了批评的垄断，网络博客让许多不得其门而入的批评者从民间的青纱帐中冒了出来，登堂入室。这些批评的游击队尽管没有正规军的长枪短炮，也不是训练有素的批评家，他们的战术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批评的领地客串一下，跑跑龙套，没有长篇大论，没有种种理论依据，但又经常有些闪光出彩的地方。

大众文化批评的角度是多元的，它可以不受统一理论的指导，可以从一些经典理论出发，但是，更多的却是感性的，直观的，甚至是疯狂的，非理性的。这种批评立场和角度常常会搅乱体制批评的价值系统和理论标准。

大众文化批评的领域非常广泛，它几乎涵盖了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它常常突破艺术和非艺术的界限，在三教九流的场所进进出出。许多报刊为了区分这种界限，还专门辟出文艺版和娱乐版让其生存。但是大众文化未必讲究这种分类，它无孔不入地进入各个领域，即使是“纯文学”领域也难以阻挡它的进入。一些“纯文学”“纯批评”刊物也经不住它的冲击而纷纷改辕易辙，加入了大众文化的大潮。

大众文化的巨大消费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大众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增加，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文化内容和形式层出不穷。这是文化的发展趋势，它不以文化精英的意志为转移。在这个意义上，只有把大众文化作为社会的一种广泛现象进行研究，才是一种更为公允的态度。

针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当然可以是多元的。批判、批评的立场固然不可或缺，但是通过大众文化分析社会领域的其他问题，也许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例如大众文化的形成机制，大众文化的传播机制，大众文化中的社会审美趣味，大众文化的受众状况，这些领域所能提供的社会指标更能够反映文化的现状。

大众文化形态已经成为现代性分辨的一种边界。大众文化的社会领域是现代社会权力分布的重要领域。葛兰西将现代社会文化分为政治文化和市民文化，认为市民文化在社会的进展中占据十分重要的文化霸权的位置，这正说明了大众文化在社会中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今天，不是忽视大众文化的时候，而是应该对其重视，并进行分析研究的时候。

二

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大众越来越多地以自己的方式介入文艺的评价活动，甚至改变文艺评价的格局。媒体也因此迎合大众的需求，为大众的评判活动创造条件。电脑网络不断地扩大大众参与的平台，其目的是为了具有商业价值的点击率；电视媒体也在这方面进行拓展，而且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超女”的评选活动几乎就是由民间的文化道德语汇控制了局面。大众的力量主宰着活动的走势。这是一次相当有效的对传统评价系统的颠覆活动。

传统的评选活动，尤其是选美活动，主要由“专家”进行裁断，大众只是旁观者、仰视者，大众的主体性受到忽略。评选出来的结果，常常让大众感觉是受到了“忽悠”，评选结果的公信度也常常受到质疑。

2006年湖南经济电视台组织的“超女”评选活动是一次激发并显示民间评价力量的重要活动，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超女”活动的最大特点是对大众参与权的认可。大众获得了自己的审判权，也获得了对自己的权力的自信。大众可以不按照统一的标准选择自己的审美对象，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与他人结成联盟，这种联盟是暂时性的，是临时性的共通的审美需求构成的，而且大多数人是通过电视和手机短信进行沟通。发言渠道的畅通可以给个人获得更大的空间。

大众性的“超女”活动使大众获得了一次体验宣泄的机会，大众的权力渴望是大众狂欢的基础。最后的选票有上亿张（条），这样的自发参与是空前的。

大众的参与使得评选结果更趋近于性别的平均值，所以，选举出来的“超女”形象几乎是中性的。没有独特的女性特征，也不是男性的最佳状态。这样的评判既让“专家”大出意外，也让那些身居其外的旁观者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们习惯了接受已成定势的美：美丽的脸庞，娇美的身段，妩媚的气质，而这些要素在“超女”的胜出者中几乎都不存在。

传统经典的审美标准受到挑战，传统审美的判定方式受到挑战，这一切，是大众审美品位的结果。“专业”的裁判者被边缘化，甚至被大众文化的浪潮淹没。

大众文化的特征就是不需要或不看重专业的裁判者，大众自己就是裁判者。消费时代的大众对自己的消费权力相当敏感，他们有付出，就要有获得，只要消费的空间允许，他们不会错过自己的消费机会，也不会浪费自己的消费权力。消费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宣泄，物质的或精神的，他们都需要。裁判权和消费权是融合在一起的，他们不会付出费用，包括付出精力让别人，尤其是让“专家”代替他消费。他们不以为专家就能够代替他们进行审美，尤其是现在滥竽充数的“专家”多如牛毛。审美不能被代替或“被代表”。自己对自己的消费行为负责，这就是艺术消费中的个人权力的觉醒。大众的艺术消费活动助长了个人权力的自觉。这一点，恰恰是在过去的中国所缺少的。

这种觉醒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表现出来。胡戈的视频剧《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花了80元人民币购票观看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无极》，这部由号称大导演持导，大资金投入的影片，看过之后却让人感觉无聊至极，有强烈的上当受骗感。胡戈觉得这影片很对不起付出的80元钱，更对不起自己的艺术期待，这种消费的受骗感刺激了他的灵感，铸成了他报复的动机。在一夜之间，他借用《无极》中的若干情节片断，荒谬语汇，古今混淆，把《无极》的无聊极度放大，也把影片的胡编乱造暴露无遗，戏谑讽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个短片立即在网络上风行，成为人们对当代电影不满的宣泄，尤其是针对影片的高票房收入与低艺术性构成的巨大的反差做出的不满的反应。个人消费与艺术享受的收益形成巨大的反比，这是艺术消费时代的敏感问题。消费者本能地计算着自己的投入成本与获得的精神产品的价值是否相符，此时的消费者用不着批评家来告诉他这一部电影有多大的艺术价值，有多大的观赏意义。当代的消费者已经不是愚民时代弱智的臣民，他会作出自己的判断，他们的判断水平并不亚于专业的批评家，而且，他们的评价标准是与所付出的成本联系在一起的。

胡戈的批评也打破了传统的批评方式。它不是传统批评所使用的文字媒介，而是直接运用与影视一样的视觉媒介，这种批评效果是直观的，有与文字批评不同的冲击力，甚至具有更大的隐喻性和普及性。

胡戈事件辐射出来的情绪代表了当今大众相当普遍的情结。许多消费者有这样的情结，他们希望中国电影能够走向世界，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平，而且常常把这种希望寄托在“名”导演身上。但是，这类影片的泛滥却让人感觉到中国电影艺术的堕落，靠这样的影片代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也有违艺术的良心。动辄数亿人民币的投入，产出这样的影片，投资与艺术的含金量相差太大，性价比不符。这些产品打上艺术的旗号，便可以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和艺术名声。相对之下，发出几声不满的批评声音，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故。

民间批评有其自身的聚焦点，有其自身的吸引力，因为它来自民间，对民众有直接的吸附力与亲和力。民众关心什么，它自己知道，感同身受，天然的联系使得民间批评生生不息，充满活力。它不像学院批评那样动辄就引用一大堆不甚相干的理论，解读文本无边无际。民间的声音散乱但是直接，不用绕太多的弯子，自己能够读懂，能够让人一目了然，爱憎分明。达到这样的效果，也许于批评更为实际。

民间批评的关注点或关注范围与学院批评有所不同。从现象上看，民间批评更多地是关注文艺事件，文艺家之间的矛盾冲突，他们也许会把文艺家明星化，这是他们关注的目标，也是关注的目的。

民间的艺术判断大体缺乏整体的哲学提升，它追求更为感性的表达，这种表达常常被称为浅层次的，不为专业批评者所看重。但是，来自民间大众的批评声音却越来越强大，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左右文艺的发展，影响专业批评的关注点。民间批评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成为一种可以表征一定时代社会文化水平的标志物。

三

随着网络博客的普及，大众对社会文化的介入更为广泛，发表意见不再受到技术的限制，也更自由随意。大众有了发表自己意见的领地，这对个人而言，批评机会增加，个人对文艺发言的空间扩大。个人发言权力的膨胀，使得民间的自我意识不断扩大，对自己判断权益的维护意识也远远超过了过去。过去一面倒的批评失去了它的特权。

民间批评者由于不是圈子里的人，所以少有一些圈子气，说起话来无所顾忌，有时很不照顾情面，但是一些批评又常常说到点子上。不像圈子里的批评，为了种种人情上的顾虑，说话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十分圆滑，这已经成为一种技巧。民间批评，主要表现在网络上的批评，由于缺少责任的约束，不用对批评对象负责，也不用自己承担责任，说话便不用看谁的眼色，批评没遮拦，尽管有过激之处，甚至相当粗鄙，但是有些问题倒是提点到位。

民间的艺术判断是非专业、非学院的，或许没有太多的理论支持，所以难以形成系统的理论诉求，但是却可以形成大规模的舆论浪潮，形成一种不可忽视的声音。如果某处出现一个可以讨论的事情，便会引来大批的论客，甚至起哄，有学者将之称为“哄客”。因为其中有些议论也还有一定的道理，并不是瞎起哄，所以一概称为哄客未必准确。在这种鱼目混珠的状态中，可以看到的是民间的发言空间在扩大，个人对文艺的判断也更为自由。

文学生长的土地远比文学教科书描述的广阔得多。是先有文学，才有文学教科书。现在的文学教科书对文学的简约化已经使文学萎缩，文学的生命在这种理论的玻璃房中显得十分地苍白，人们看惯了玻璃房中的香花，却不知道漫山遍野的野花野草是如何的美丽。它是融汇于大自然中的，是大自然的造化。它带来山野的清新气息，有顽强的生命力。真正的文学是带有野性的，文学的野性是文学生命的自然流动，过于精雕细凿的东西反而显得造作。

文艺描写的是生活中的事情，对生活的发言可以是多元的，可以严肃，可以活泼，也可以家长里短，说三道四。关于文学的批评，无非是按照某种设定的标准进行评价。这种标准是什么，在现代不容易统一，如果被统一了，便是文学的灾难。大众文化时代的文艺判断，便使得这种统一难以成功。

篇7

一、同人作品概述

（一）“同人”的来源。对于“同人”一词，我国诸多学者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认为“同人”一词起源于日语的“どうじん”，中国对于“同人”一词的记载最初指有着相同志向的人们，在期间，现代汉语的意思是“同一个人”或者“同一职业或有着相同爱好的人”。“同人”在日本来说，指“自创、不受商业影响的自我创作”，他有更高的创作自由度和创作空间，在原则范围内，可以尽情地发挥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优秀作品。因此，“同人”又被称之为二次创作。（二）同人作品的现状。随着文化发展的迅速飞跃，“同人”一词越来越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时至今日，同人文化在我国泛娱乐文化产业中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小型的文化圈层，其中不仅包含了许多同人文化的作者、画师等制作人，还包括了国内外众多热爱同人文化的大量受众群体。同人文化虽然在宏观的中国文化产业来看仍是沧海一粟，但是伴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不断兴起，以及近年来大“IP”热度的市场趋势，同人文化终将占据一席之地。据调查统计，在百度贴吧动漫分类里同人文贴吧占75个，文学话题分类中，同人文贴吧占105个。此外，在北上广等发达地区，每年都会有很多同人祭等活动多达数十场，每届同人祭日均人流量均在五万人以上，这正说明了同人创作具有的高度市场价值和巨大的商业潜力。同人作品紧密围绕原作品IP进行开发，伴随着一段时间的巨大流量的引导，吸引了大量喜爱原作品和同人文化的受众人群，某些优秀的同人作品甚至影响力和受众人数都超过了原作品，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核心粉丝群，忠诚度极高，比起普通读者具有更强的消费欲望，也非常愿意为同人作品买单。并且同人作品搭乘原作品知名度暴涨的顺风车，借助原作品强大的粉丝基础，积累了一批同时喜爱原作品以及同人文化的核心粉丝，从而实现了同人作者向商业化作者的转型，而且伴随着我国电影、电视、文学、音乐等市场对于有稳定受众人群的同人文化的青睐，导致曾经默默无闻的同人作品成为如今的新的顶流。

二、同人作品侵权案例分析

2017年在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开庭审理了金庸诉江南等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金庸方向法院提出针对江南所著《此间的少年》这本书，涉嫌侵犯其著作权并存在不正当竞争关系，要求江南方停止侵权、公开道歉并赔偿损失。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双方针对人物名称、性格特征、人物之间的关系、故事情节发展等问题属于独创性表达还是思想范畴，以及江南借用原作品人物等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纵观《此间的少年》这本书，虽然人物角色名称是借用了金庸先生著作中的经典人物，但是其背景和故事的开篇、、结尾都完全属于全新的故事，不会对读者产生相同的或者相似的欣赏体验。而另一方面，从获利的角度来看，江南通过借用知名人物形象加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在事实上借助了原作品的影响力，为其同人作品做宣传推广，增加了同人作品的自身优势，同时挤占了原告使用其作品元素发展新作品的市场空间，夺去了本该属于原作者的商业利益，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不正当竞争，违反了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因此法院判处金庸方胜诉，江南方将承担不正当竞争所带来的赔偿问题。这起案件一出，立刻将同人作品著作权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我国还没有将同人作品纳入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当中，因此，此案件审理结果或将对同人作品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同人作品作为粉丝文化现象的产物，一直以来争议不断，美国粉丝文化研究学者德•塞杜将同人作品的创作称为“文本盗猎”。早年的《围城之后》著作权纠纷案件，被鲁兆明称之为中国版权法的第一案，当时由同人作品引发的侵权案件便已然出现，对于当下大火的作品，同人作品往往会在短期内纷纷涌入市场，借由原作品热度和影响力，宣传同人作品，吸引了众多原好者的眼球。在近些年来，由于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和手机游戏等行业的飞速发展，同人作品的价值更是日益彰显，有些甚至超过了原作品，这也导致同人作品引发的法律纠纷层出不穷。本当属于不用于商业用途的同人作品大量活跃于市场，随之而来的引发的利益冲突，如果我国法律不对此做出系统有效的规定和解释，未来同人作品和原作品的冲突将会更加明显，本文通过对于上述两类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分析，希望能为著作法领域的新发展和新变化提供参考，为解决同人作品著作权冲突提供一定的侵权认定标准。

三、同人作品的侵权认定

对比原作品和同人作品，在判断同人作品是否构成侵权前，应先分析该类作品的定性。同人作品相较于一般作品，主要存在两大区别点，第一点表现在同人作品对原创作品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依赖性，同人作品通常是借用知名作品（如小说、漫画、游戏、影视等）中的人物形象、姓名、性格设定、场景等元素进行的二次创作，在创作中或多或少与原创作品存在一定的相似或关联；第二点表现在同人作品具有一定的独创性，汉语中“独”有单独，独树一帜之意，而“创”则有别出心裁之韵味，同人作品虽与原创作品有一定的依赖性，但仍凝聚了作者的智力成果。在同人作品的定性上，要注意区分同人作品的内容与原创作品内容的异同点。笔者认为，小说或漫画中的人物是小说或漫画中的一个标志，如果单独将这些人物标志引述到另一部作品中，而未沿袭原创作品的形象设定、服化道、故事情节等进行的二次创作行为，应支持为合法创作。但同人作品如果仅仅采取“换汤不换药”或“照搬照套”的方式，则偏向于涉嫌侵权。同人作品侵权认定另一个难以把控的难点是构成何种侵权。前面提及，如果仅仅是利用原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创作，一般是不被认定为侵权。但是，如果利用的原创作品中人物形象是脍炙人口，已经形成了一定知名度，投机倒把者此时的“搭便车”行为若予以放任，则将可能会影响到原创作者权益。南派三叔著有《盗墓笔记》，深得读者喜欢，小说中的张起灵形象更是映入人心，而喜欢这部小说和该人物形象的读者自发形成“稻米”粉，在2015年8月，这些“稻米”粉竟因南派三叔在《盗墓笔记》中一句“2015，长白山下。青铜门开，静候灵归”掀起一场“长白山十年之约”。同时，在影游联动的泛娱乐文化产业下，知名小说或漫画中的人物形象通常会被打造形成一个IP形象，拥有自己的粉丝圈，如“洛天依”等。这几个案例均表明无论是“稻米”粉还是新兴的IP粉，一旦漫画、小说或游戏中的人物形象被同人，长期积累的粉丝流量将可能会被分流到其他领域。而一旦“搭便车”的不良商家，若无法援引《著作权法》处罚，那原创作者的权益又该如何保护？在金庸诉江南《此间的少年》同人作品侵权案中，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认定的结果为不构成著作权侵权，但《此间的少年》中大量使用金庸作品中的人物名称、人物关系等作品元素并发行，属于利用原创作品的影响力吸引读者获取利益，该行为具有不正当性，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江南等被告公开道歉，并赔偿金庸损失一百八十多万。由此可见，在实践中，《不正当竞争法》俨然被视为兜底的法律，一旦其他法律法规无法援引时，权利人便着手从《不正当竞争法》中寻求权利救济。

四、结语

综上所述，同人小说在他人原作品上进行创作，应当归属于演绎作品。但是演绎作品如果没有不合理地使用他人作品的表达，就不会构成侵权。所以，我国的著作权法应该给予同人小说创作以合理性抗辩的空间，使得同人作品也可以更好和原作品在侵权责任和利益纠纷方面做更好的协调，面对当下同人作品大幅涌入市场的新趋势，我国法律不适宜再将同人作品弃置于灰色地带，通过判例案件指导对于同人作品的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进行有效的整理和总结，或者通过开放性的合理使用制度对于同人作品进行有效的授权管理都不失为一种针对此类案件的“特效药”。

参考文献：

[1]吴彬.同人作品著作权保护与利益平衡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7.

篇8

本次研讨会主要对以下4个主题进行了讨论。

一、学科建设研究

关注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一直以来是研究者们的重要学术关际，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为妇女／社会性别学融入主流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体现了妇女／社会性别学为推进联合国提出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所进行的扎实工作。

因为要融入主流，学科化是必不可少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设置中的缺席直接限制到教学与研究的开展与发展，章立明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涉及到三个重要论证：第一，妇女，社会性别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第二，中国妇女学能否对全球妇女学建设作出重要甚至是独特的贡献?第三，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妇女学?她认为学科建设要以解构与建构并重为原则，20多年来通过海外留学与培训，中国妇女学已经拥有了一大批通晓与熟悉西方妇女学的师资队伍与研究人员，使中国妇女学建设进程得以缩短与促进，但单向度建设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妇女学的建设目标，使之成为西方女权主义的附庸，陷入被动建设的境地。蔡慧玲也认为女性学虽然经过了三次发展浪潮，但发展至今仍在学科地位、发展动力和学科价值等方面存在某些问题，而女性学要发展必须处理好理论借鉴与本土创新的关系、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关系、研究热情与学术规范的关系、女性学研究与男性研究的关系。刘文菊在评述祝平燕、周天枢和宋岩编写的《女性学导论》时特别提出，要把女性问题置于性别关系的结构和社会制度中进行分析，并且在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时要坚持性别分析与其他分析视角的结合，防止出现性别研究与其他研究的人为隔离或者简单化的“性别万能趋势”。

课程建设及教学法研究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议题，而且在更多公共课中引人性别视角与专业课程中引入社会性别研究成果同样被关注。本次会议方刚、王宇等人带来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探索经验。方刚不仅将所在学校的“女性心理学”改造为“性与性别心理学”，在“民俗与人类学概论”课程中加入了性别教学，还以女性主义教学理念为原则，设计了独特的社会性别参与式教学：让学生走进与社会性别有关的特定情景中，进行角色扮演，激发学生对社会性别研究的兴趣，帮助学生通过自我感知与觉悟来完成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成长；教师则通过具体教学诠释和践行了女性主义教学的原则：反对权威，强调平等，强调学生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王宇的《女性健康管理概论》是在高等医药院校开设的一门女性主义与健康问题相结合的通识课程，尝试在高等医药教育领域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体现了教学实践的创新性和多样性。尽管将社会性别概念引入高校课堂，有利于青年学生提高社会性别觉悟，但如黎君所指出的问题依然存在：社会性别学课程不是列入学校教学计划的主流课程；教师对课程内容把握不够；教学过程的方式方法单一；学生的参与程度不高。所以还要努力从各方面提高社会性别课程的教育教学质量。而刘文菊针对传统大学语文教育的性别盲视，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为大学语文课程开启了一扇新窗，拓展了文学理解的新视野。

此外，陈亚亚还以女权在线网站为例，讨论了国内网络女权主义组织发展现状、组织特征、发展前景以及目前遇到的阻碍等。她认为，以传播文化理念为宗旨的网络女权主义组织在国内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对国内女权主义学术研究从理论转化为实践、提升大众的女权意识具有特别且不可替代的意义。

二、人文学科分支研究

作为主流学者对性别研究的回应，欧阳康在所作的“社会性别的实质及其意义”的演讲中提出了“社会性别的基础是什么，人的自然性问题何以转化为或演化为社会性问题，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者为何多为女性，社会性别问题在东西方的差异尤其是当代差异以及当前中国社会性别问题的时代特点如何”的哲学追问，他认为从让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意义上看，社会性别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时代问题，它不仅有很多实践问题需要探讨，更有很多深层的理论问题需要探讨。王宏维提出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当代国外和女权主义立场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它显示了边缘群体对知识生产平等权的正当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方面，并试图在既有框架里对历史唯物论进行补充和修改。对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何以可能、或何以不可能的探讨，并不能以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回答，它所引发的是对在当代何以发展的深层思考。戴雪红关注女性主义及后殖民话语对主体和主体性的建构问题，她认为研究女性主体性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女性在历史变迁中的双重角色――既是受害者，也是能动者；二是必须充分认识到女性之间的差异，若以“受害者”角色集结女性群体也容易看不见甚至掩盖了这些女性的主体性，必须跳脱同质化群体的概念来看待第三世界女性在其处境中的异质性。倪志娟通过女性主义“知识考古”进一步挖掘了文本中的单一男性话语是如何建构两性对立的基本思想框架和范畴体系，在二元思维模式中，女性和女性的经验被排斥在外，男性按照自己的思维构筑关于世界的抽象理想。这种追求一方面给西方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对现实世界起到了规范作用，另一方面却又造成了心与物的分离，带来人性的分裂。这是人性的特点还是男权文化传统褒扬精神世界、贬抑物质世界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恶果?如果精神理想与现实世界可以和解，和解又该从哪里开始?而这正是女性主义知识建构的根本任务。方亚中则对吕西・依利加雷的性差异伦理学做了译介工作。性差异伦理学强调两个性别之间的差异性和非等级制，要求承认不同的利害关系，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认识视角。依利加雷性差异伦理学非“一”的意象具有丰富的内涵，体现了解构和建构的相结合，一方面试图冲破“一”的束缚，使女人不被“一”整

合或同化，同时通过三组合解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积极建构女性主体性，发展女性自己的空间，努力实现男女共存的局面，创造两个主体的文化。

历史学科的性别问题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分析与解读，来阐发研究者对历史文本中的妇女地位和女性道德、价值的思考。在厘清史料、揭示和趋近史实方面，张超考察了女留法勤工俭学生作为为女性解放而摇旗呐喊的女性先贤们最后成为有高度觉悟的男女平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的过程；李洪河通过研究建国初期因实施新婚姻法这一变革举措所造成的大量的妇女死亡问题，说明仅靠大的社会运动不可能迅速改变旧有的传统习俗，因为新近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罕见地使汉代法律的部分原始条文得以重现。夏增民由此从法律角度判别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图最大程度避免因史料缺乏而造成的偏颇；付翠莲则从古希腊史诗及希腊哲学著作中寻得古希腊人妇女观的倒金字塔式的嬗变轨迹。他们的探究所呈现的传统史学与妇女史的对话与合作，突显了社会性别视角对历史中的女性及历史本身的观察分析。

作为文学学科分支的性别研究，主要关注点仍在性别写作与文化意涵分析方面。其中吴迪对耽美作品及同人女群体作了考察，提出作为一种女性实践，同人女通过创作和欣赏耽美作品，表达了自身对纯爱、自主、平等的向往，但在表达了自主诉求的同时，却显现了男权主导下的女性自卑心态；耽美中“攻方”“受方”关系是女性构建的理想情感关系，也反映了她们无法摆脱渴望得到保护的依赖心理；耽美现象是性别不平等的男权社会的产物，诉求表达本身背负了男权文化的深深烙印，从中可见女性的无奈和挣扎。王浩认为网络文学中表现出的性别倾向十分明显，男性作者的创作似乎显得很“传统”，一方面一定将男性塑造成强者，同时又穷困潦倒，似乎显示出网络读者特别是男性心里的脆弱。女性作者的书写则透露出一种对于父系文化的强烈反驳与颠覆，一些书写常带着一股女性特有的哀怨和病态，也有回肠荡气的侠女豪情；还有通过对丑女的刻画，来表达对男性审美观念的颠覆和对传统美学定势对“身体”界定的反叛，反映出其个体性别主体意识空前高涨，这似乎也表明网络的开放环境下女性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陈力认为东北民间二人转中男弱女强的文化设置和传统文化规定的“男主女从”的两性模式迥然不同，它似乎为女性提供了一种精神释放，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传统主流文化的女性文化，折射出一种文化现象、社会观念、文化追求，它说明在民间有着与官方文化不同的性别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与来自西方的性别观念不谋而合。除此之外，马藜、胡雪、鲁红霞等都对文学文本加以分析，从中看到女性的生存图景和可悲可叹又可怜的悲剧命运，胡雪对张爱玲小说冷静地审视女性本体，肯定女性的本质及其价值给予了肯定，认为张爱玲为女性意识的开掘开辟了一条道路，为后来的女性作家更好地表现女性意识作出了贡献。樊欢欢通过对《发现母亲》的批判，表达了对塑造双性化的新型父母角色的期待，她认为“母亲神话”及其对女性利益的隐形侵害在于，打着维护孩子利益的旗号，单方面规制女，抹杀女性的个体价值，夸大母性的作用以苛责女性，将“母亲”和“家庭教育”划等号，加重了女性的负担和责任。其实这种性别气质的刻板期待也是对男性的伤害。

三、现实问题研究

本次会议研讨议题最为集中的即是对现实的性别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剖析，反映了与会者对女性主义的政治诉求与价值关怀的认同以及对性别平等与社会公正问题的思索。内容主要分为4个方面。

1　婚姻家庭问题

王金玲通过家庭权力的分析力图证明，家庭权力是一种立体网状分布，且至少存在着婚姻、代际、个人这三个维度：由于在权力空间中的集聚点不同，占据的权力领地不同，家庭成员拥有的权力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家庭权力性别分布的变化与整个社会一文化大背景相伴随，具有本地化和受多种机制运作控制的特征，即使是女权的扩展，也并不一定就是纯粹的妇女的胜利。她认为，今天中国家庭权力的性别格局就总体而言仍呈男强女弱的不平等态势，在不同维度和权力空间存在着较大的性别差异。贺艳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伦理剧对“夫妇之伦”的建构而言，一方面在伦理表达上，自由伦理被吸纳入传统的责任伦理之中；另一方面在性别建构上，通过对男性、女性的刻板形象的再次演绎，家庭伦理剧这一当代中国最为流行的大众文化文本正传播着男女两性的性别“神话”，而这正是女性主义学者所要剖析并抵制的。关于婚姻家庭，林秀玲等人对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所作的社会调查，让人看到在潮汕地区根深蒂固的男权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虽较以往有所提高，相对男性却依然极其低下，而最让人心忧的是大多数女性默认自己的客体地位，依附于人，因此呼吁要以教育和法律为根本手段，使女性实现经济和人格的独立，成为家庭社会真正的主体。隋悦、李兴艳等对婚姻家庭制度下的女方权益给予了关注。

2　生育问题

骆桂花在资料梳理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析了回族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历程、国家话语与回族生育文化的性别观念、回族生育文化的变迁等层面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影响因素。她的研究表明，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生育观在回族民众的头脑中丰富而具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人们生活、生产的各个层面都引起了变化，国家政策引导在相关领域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但在传统回族社会，生育不仅仅只是生育，而是连带着人生的终极意义，不能纯用世俗的成本效益来加以衡量。对农村回族妇女来说，生育的冲动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内心的冲动是在几千年文化习俗的深深影响之下，内化到心灵深处的。她们把生育当作人生最主要的使命，把生育上的成就看成是自己人生事业的最大成功。正是这些观念的作用，使得回族社会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变得更加迁延。苗青青提出了中国在应对生殖道感染时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由于妇女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生殖健康方面知识的欠缺，使女性对生殖道感染的认知较弱；而且社会性别差异也造成了妇女长期以来处于生殖道感染防治的不利地位，阻碍了感染的防治，很多妇女由于经济、权力等方面的劣势，没有自主能力，而无法获得安全的保障。社会规范与传统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两性的关系，影响着双方享有的权力和各种资源，与男性相比较，女性往往更缺乏正确的性健康信息。因此对生殖道感染的预防和控制，更需要从医学、经济、社会和心理等多方面考虑。马藜认为当下影视剧中传播的生育文化、生育观给女性施加着压力，影响着女性的命运，女性在承担繁衍人类生命的同时，接受传统生育文化的规范，逐渐地放弃了母亲自己的权利和需求。而作为参与社会发展的人，保持自我意识是争取权利的基础，是选择健康、寻求幸福及和谐发展的条件。因此人们对影视剧所传播的内容应有所思辨，生育不是女性的全部。齐佳的“尴尬的代母怀孕技术――代母怀孕技术在中国的尴尬处境及其解决途径的思考”揭示

了代母怀孕技术作为现代生殖技术发展的产物在中国两难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它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和市场需求，并且积极服务于不孕人群；另一方面，它面临着来自伦理道德的声讨和法律政策的禁止，从而引发了社会的激烈争议，而对照国外相关立法经验，中国代母怀孕技术也应采取有限合法化并严格限制的政策，进一步关于规范代母怀孕技术的运用。

对于中国出生性别比逐年升高的问题，周全德、李怀玉认为，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女性在公共生活领域乃至日常生活领域被某些特异的社会因素推向边缘化的一种自身地位下降或自我和群体价值缺失的显著标志，是妇女社会边缘化状态的自然结果。从生活政治的角度看，出生性别比升高与日常生活中性别政治的潜网之功能和作用不无关系，而由这张潜网所促成的家庭性别关系的倾斜及其依附恰是妇女社会边缘化状态得以形塑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高出生性别比问题，关键在于真正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政府决策主流，造就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和道德规范，以保证实行有利于女性健康发展的社会政策，以改善女性的生存环境及生活条件。

3　农村问题

赋予解除贫困以性别公正、政策公平、赋权妇女的含义是陛别研究与农村研究结合的研究取向之一。与会者不同层面的调查报告反映了农村女性的现实困境。尹旦萍对湖北省Dc乡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的研究发现，价值目标中女性的工具化、性别定位中复制传统、性别意识的缺失导致新农村建设在推进城乡公正的同时忽略了两性的公正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赋予妇联监测公共政策的权力，提高女性决策者的数量和影响，对决策者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并加强对现实社会性别问题的调查研究，以研究促决策。金梅认为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传统性别歧视文化、社会机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而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对女性自身发展和农村社会发展的综合影响已日趋严重。丁玉认为母亲作为孩子最亲近的人，给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和深远的，留守儿童在家中的监护人多为爷爷奶奶，这对农村儿童教育的发展将会产生重要影响。孔海娥也看到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母亲外出打工，年迈的婆婆成为年幼孩子的抚养者，成为孙辈们的“二度母亲”，由此而带来的是农村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重大改变。刘丹的调查显示，农村妇女的从属地位表现在婚姻赋予的意义相对男性来说要重要得多，婚姻是她们人生意义的基石，妇女的一切幸福均是海上蜃楼，一旦婚姻解体，不管是责任方还是受害方，妇女都将面临各种来自社会的压力，而很多时候妇女对自身的无意识压迫，也加重了她们自身的困境。

4　就业问题

围绕女性人力资本研究与妇女经济参与研究，女性就业与女陛职业发展成为研讨的热点问题。方英认为改革开放前国家依靠强大的政治力量和资源支配能力，通过单位制推行一种“男女一个样”的性别秩序；在市场转型时期，国家的政治理念由追求社会公平向追求经济效益转变，随着单位制的改革以及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市场根据“经济理性”的原则对女性就业造成挤压和排斥。这种急剧的转变使得国家的“男女平等”政策在就业领域面临困境，使中国城市女性在工作中面临的性别秩序发生了很多独特的变化，开始面临就业排斥、职业隔离和女性工资相比男性增长下降等一系列问题。石彤、王献蜜的研究弥补了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大学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时所缺少的性别维度，并从就业率、薪金、就业行业和职业的性别隔离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熊倩认为社会分工是现代社会必须的，男女因差异可能从事不同职业，但并不代表可以将女性置于弱势地位。女性对家庭的贡献不能被看作是私人领域的事情，而应该注重其对整个社会的贡献。韩梅认为家政服务实现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事实上质疑了无薪家务劳动的合理性，肯定了家务劳动价值，家政服务也是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一座桥梁。关于女性职业生涯发展受阻问题，通过对玻璃天花板含义及成因的分析，张营认为女性自身、企业及政府等各方面都应正视两性差异，应给予女性公平的职业发展起点与机会。为了分析知识阶层女性职业发展窘境产生的外部因素，王瑁以一所研究型大学为例，重新审视并理解大学组织文化所蕴涵的性别意识形态，深感大学组织制度表面上的平等与中立背后可能隐藏更性别化的本质。对此，黄约、赵秀娥通过对女性主义的劳动性别分工的解读来分析在传统性别结构及性别文化框架下科技价值的异化，或许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四、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