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09 14: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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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今日本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年轻人的失业率很高，而物价上涨速度快，经济的房展却不如人意，导致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十分大，工作十分艰辛。年轻热在适婚年龄却一直在忙于自己的工作与事业，无暇估计自己的婚姻问题，所以导致了日本年轻一代晚婚的现象极为普遍，年轻人结婚的年龄越来越大，许多年轻男女都不希望自己在20-30岁的适婚年龄段结婚，而是选择一拖再拖，大多数日本年轻人拖到30岁出头才想起自己结婚的事情，晚婚逐渐成为了日本年轻男女的共识，反倒成为了在日本年轻人中的主流意识观。由于日本当代经济不景气，就业的压力大，年轻人也随时面临着失业的风险，所以出现了许多年轻人不但晚婚，并且在婚后也不打算生子，有些人担心生子后会影响自己今后的事业前程，而有的人则担心生下小孩后会大大增加自己的经济负担，自己承受不起新生儿大量的生活与教育的开销。有少数极端者甚至会走上不婚的道路，因为有的人决心将自己的一身放在自己的事业工作上，也有部分人怕结婚后大乱自己平日的生活。总之，不同于日本老一代的人，日本当今的年轻人受社会思想的开放，他们的个人想法也越发丰富而自由，不再是想他们的前辈那样注重一些传统的约定成俗的事，而是不断地追求自我的幸福与个性发展。
很多年轻人即使结婚了，也非常不愿意生育下一代，因为生育下一代的花费成本极其高，孩子的各种生活费，医疗费，教育费使得刚刚踏上社会的年轻人完全不能承受这样重的经济压力。其次，不同于以往日本“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现在日本家庭很少会有全职家庭主妇，大多数妇女都会从事社会上的工作，这不仅是由于经济不景气带来的无奈选择，也是年轻一代的日本女性追求自我幸福与自我理想追求的一个进步。然而，打破了日本原有“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后，也出现了显而易见的种种弊端，丈夫与妻子全部在企业公司就职，那么如果他们选择生育下一代，那么他们的孩子就没有人来抚养带领了，刚出生的婴儿一定要有人照料看管的，而现在的日本家庭也与从前的有很大的不同，年轻人一旦结婚成家后，就会选择与他们的父母分开居住，他们会与自己的配偶独自居住，所以他们的下一代又无法一直让他们的父母来抚养。虽然社会上有保育园的专门机构，可以帮助在外面工作的父母照顾小孩，但是保育园对孩子的照顾完全得不到日本民众的认可与满意，由于是让他人照料自己家的孩子，为人父母的也必定会很担心。近年来，日本的媒体不断曝光有许多保育园对儿童进行惨无人道的虐待，所以保育园的名声在日本一直不太好，家长们对保育园的可信度非常低，大多数家长都不会放心将自己的孩子托给保育园来照顾。不仅是保育园不断地有虐待儿童的事件发生，甚至还有亲生父母虐待儿童的事情常常被媒体曝光。儿童在小时候非常顽皮，常常使家长不放心，惹家长烦心，而他们的家长又要忙于工作，他们在工作中可能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当他们遇到自己闹心的孩子时自然是十分气愤，于是便将自己面临的生活与工作的压力全部撒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对儿童进行了暴力虐待等不良行为。
受着日本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日本的丈夫很少会从事对子女的教育，他们会将对后代的教育责任全部推给他们的妻子。然而，与从前传统的日本女性形象截然不同，当代的年轻日本女性拥有高学历的人越来越多，她们受的教育越广阔，事业与想法就越自由越开放，她们不再愿意像她们的前辈那样听从丈夫的一切安排，安于当一名贤妻良母，她们更加愿意从事社会的工作，在工作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目标。然而，如果她们一旦选择了生儿育女，那么她们就一定得尽到一位母亲的责任，对她们的子女进行抚养与教育，这样一来她们就不得不辞去现有的工作，做一位全职太太来照料她的孩子与丈夫。但是，当她们的孩子渐渐长大，可以完成基本的生活自我料理时，她们的再就业就成了一个难题，一方面是由于她们的年龄变大，很多企业公司宁愿要那些年轻的应届毕业学生或者是一直在工作中，对工作有丰富经验的人，而不愿接受这些中年妇女的就职申请。其次，她们即使能够再次成功地踏上工作岗位，她们也很难适应原有的工作环境，也很难受到领导的重视与提拔，工资也不会有她们从前的工资高。如今日本一些年轻的知识女性她们有着丰厚的薪水报酬与美好的事业前途，她们不愿意因为生儿育女而耽误了自己美好的人生前景，不希望因为要抚养下一代而断绝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希望，所以这些女性就会毅然选择婚后不育，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意志坚定。
少子化现象对日本造成的不良影响
一、近代以来日本结婚状况的变化
随着时代的变迁，结婚的形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结婚不单只是恋爱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在各种社会条件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
近代以来，日本政府对婚姻法进行了修订。例如，在1871年提出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可以自由婚配，同时1873年颁布法令允许由妻子一方提出离婚请求。另一方面，明治民法规定婚姻的成立以户口登记为准，而未进行户口登记的婚姻被视为姘居，这削弱了法律对于妻子及非婚生子女基本权益的保护。另外，此时的婚姻更重视的是两个“家族”的关系，规定女子嫁人后必须随夫姓（男子入赘的话改为妻子家族的姓氏），即夫妇同姓。
战后日本政府根据新的宪法对民法进行了修改，制定了“自由婚姻”制和“一夫一妻”制。但是，考虑到女性怀孕的问题，规定女性不得在离婚6个月内再婚。这些法律条款改变了战前以“家族”为核心的嫁入式婚姻观，这成为后来传统婚姻观念变化的基础。战后不久，以相亲或熟人介绍为基础的“包办婚姻”成为婚姻形成的基本形态。由于不能自由地选择结婚对象，达到适婚年龄还未婚的人只是少数。这一时期多数女性会选择在合适的年龄结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经济高度成长期末期。
伴随经济的高度成长，女性的学历不断提高，此时便产生了“高学历化”现象。所谓的“高学历化”指的是子女的学历高出父母的学历这一趋势。另一方面，随着“男女雇佣机会平等法”的施行，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参与社会工作，同时女性慢慢地在经济上获得独立。伴随着女性的“高学历化”，以及参与社会程度的不断加深，无论结婚与否选择终生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男女交际圈也在不断扩大，结婚不再是家族主义的一种形式，而逐渐转变为以个人意愿为中心的“自由恋爱式结婚”模式。也就是说，女性可以自由的选择结婚对象。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对结婚的态度的多样化，同时出现了许多从未有过的生活方式。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在不断提高，未婚率也在不断提升。这一时期，不再急于结婚或者终生不婚的女性越来越多。女性的晚婚和非婚现象变得非常普遍。
二、日本的“晚婚化”和“非婚化”现象
在日本“晚婚”指的是在达到适婚年龄后没有选择结婚或者无法结婚，而社会整体结婚年龄的不断上升被称之为“晚婚化”。“非婚”顾名思义即为不结婚，“非婚化”指的不结婚的人不断增加这一现象。
根据法律规定，在日本男子满18周岁，女子满16周岁即可结婚。（民法第731条）。但是，真正的结婚年龄与法律的规定有一定差距。在日本初婚年龄（即第一次结婚的年龄）的不断上升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其次从未婚率来看，“国势调查”的数据显示男性和女性的未婚率均从1970年开始不断上升。2010年时，25岁到29岁的男性的未婚率为78.2%，女性为60.3%。特别是女性的未婚率相对1970年时上升了40%。同时30～34岁及35～39岁男女的未婚率也以高水平在不断增长。从中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推迟结婚。另外，随着未婚率的不断上升，近年来终生未婚率（50岁之后仍未结婚的人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1970年时，男性的终生未婚率仅为1.5%，女性的为3.34%。相对的到了2010年男性的上升到20.14%，女性的为10.61%。由此可以推测日本 “全民皆婚”的结婚状况在不断瓦解。
三、少子化和婚的关系
近年，“少子化”问题的严重性日益加剧，引起了社会各个方面的重视。所谓的“少子化”指的是出生人口不断减少的一种社会现象。日本的出生率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减少，到了80年代持续恶化，1990年发生了“1.57恐慌”（人口统计调查开始以来，史上最低出生率），到了2003年甚至引起了“1.29恐慌”。特别是1900年报道的“1.57恐慌”对于日本国民很和政府来说，都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打击。自此，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解决少子化问题的方针政策。如1995年的“天使计划”，2000年的“推进少子化对策的基本方针”（又名新天使计划）；2003年制定的“少子化社会基本法”，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解决少子化问题的对策大纲”等。另外，各个都道府县也提出了许多解决少子化问题的政策。
然而这些政策并没有减缓“少子化”进一步恶化的步伐，这种情况下造成少子化问题的社会背景和深层原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人指出，产生“少子化”现象的原因是生育年龄的推迟（晚生化）导致了20几岁的女性生育率的下降，这一问题在发达国家较为普遍。同时有人提出，在日本“晚生化”主要是由于结婚的推迟，即“晚婚化和非婚化”现象。在日本大部分夫妇会选择先结婚后生孩子。厚生省的“人口动态统计”调查显示，2012年新出生人口数为103万7321人，其中97.8%为婚生子女（合法夫妻所生子女），仅有2.2%的新生儿为非婚生子女。因此，可以说“晚婚化和非婚化”引起了女子生育年龄的增大，及出生率的下降，成为少子化的最大原因。
因此，在探究少子化问题的解决方案时，应当与结婚问题相结合来考虑。是什么影响了年轻人的结婚意愿，或者说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引起晚婚化和非婚化。解决这一问题将成为提出少子化对策不可欠缺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 熊村あゆみ.关于少子化时代结婚观的研究[J].教育学科研究年，2005（31）.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少子化”问题实乃人口发展的“元问题”，很多其他问题由此引发，所以带有根本性意义。这是因为从人口的生命历程出发，人口是递进式加替换式发展的，角色、力量和价值均会发生规律性变化，恰似长江后浪推前浪，长江新浪换旧浪。如果说0-14岁的少儿人口是朝阳人口、希望人口和潜力人口，那么15-59或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是活跃人口和实力人口，是可以有最大价值产出的贡献人口，而60岁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则是夕阳人口和余力人口。人口更替（递进式加替换式发展）规律表明，如果没有少儿人口的成长和替代，劳动年龄人口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2012年以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大规模减少，就是人口少子化远期效应的一个信号、一种表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15至59岁的劳动适龄人口为9.37亿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上年末下降0.6个百分点。 这是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首次出现下降，而且今后将会持续减少。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人口前景。
传统的人口治理思路根植于计划经济体制和思维，这就是通过控制生育、减少出生增量来达到控制与减少人口总量的目的。但为什么要对哪怕是世界第一的“人口总量”那么害怕和担忧，却找不到可以说服人的理由。所谓人均理论，其片面性和牵强性连支持者也心知肚明，不好意思再继续传播和说教。强制性计划生育是集权式计划经济的产物。所以，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应该恢复自然、自由和自主的生育生态，从人口增长的内在规律看，1990年也是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从正转负的历史拐点。
“少子化”与“老龄化”
少子化由来已久，且将持续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33.60%，65岁及以上人口占4.9%；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27.70%，65岁及以上人口占5.6%；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22.90%，65岁及以上人口占7.0%。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87个百分点。同1982年普查数据比较，0-14岁人口比重下降了17个百分点，超过一半，这是非常惊人的变化，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3.87个百分点。两相比较，少子化的速度超过了老龄化，说明中国人口发展的潜力被大大削弱，中国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堪忧。中国已经不可救药地掉进了“少子老龄化陷阱”或者说“超低生育率陷阱”。确切地讲，在一胎化政策下出现的独一无二的“独子高龄化”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带来极为严峻的挑战。
然而，仅仅将少子化看作是老龄化原因之一是远远不够的。“少子化”的危机有别于“老龄化”，这两个问题彼此联系又相对独立。庞大的人口总量和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将人口少子化问题完全淹没和遮蔽了，不完整的甚至是错误的人口问题观将导向片面的甚至是本末倒置的人口治理。 如果说少子化是人口之本，那么老龄化是人口之末。少子化关乎人口的生机和活力问题，老龄化则彰显人口的负担和保障问题。不遏止少子化，老龄化将陷入无解困境。少儿人口是潜力人口、朝阳人口和希望人口，具有人口的生育潜力、支撑潜力和创造潜力。比较而言，老年人口则是余力人口、夕阳人口和负担人口，潜力随着时间的推延而减少。年轻人口是一国最重要的资产。
少子化日积月累的危机尚未被深刻认识。中国要深切关注“人口态势”，而不仅仅是“人口现状”。“人口态势”能够帮助我们打开历史视野，树立人口发展、人口问题的大历史观，由此获得人口少子化的忧患意识。少子化是人口发展的釜底抽薪，过了某个拐点，就是人口自杀的开始。少子化过程存在着自发性机制和干预性机制。现有体制的个性充分说明了“权力集中”的危害，强制一胎化之所以大行其道，根本原因在于公权力过于强大，强大的公权力压制了弱小的私权利。
少子化带来的其他问题
少子化不仅会带来少子老龄化（底部老龄化和跷跷板效应），2014年9月24日公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预计：2020-2030年间，全国老年人口平均子女数将下降到2个以下，城镇老年人口的平均子女数不到1个。未来，空巢老年人口比例预计将突破70%。 而且，少子化会带来其他严峻问题。
其一，年轻人口持续亏损。从“老龄化社会”（the aging society）转型到“老龄社会”（the aged society）和“高龄社会”（the super-aged society）之后，无论宏观和微观，老年人口都严重缺乏年轻人口的生产性、服务性和依靠性支撑。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有一个和“未富先老”一样重要的特点，就是“未备先老”，所谓“未备”不仅表现在养老服务体系、养老保障体系等没有准备好，也包括极其重要却在庞大人口总量的表象下常常被忽视的年轻人力资源储备的不足上。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有钱不足以保障老年人的需要，还必须有强大的年轻人力资源的支撑，包括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力，也包括为老年群体提供服务的人力。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为“年轻人口战略性储备不足”而追悔不已。
其二，少儿人口的代际减少意味着人口三大潜力将受到严重损害。0-14岁人口的生育潜力、支撑潜力和创造潜力将在成年阶段表达出来。 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不是说应该什么时候放的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应该做适中适度、合情合理的定位，最初就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再迟疑不决，只能雪上加霜，带来更多的人口风险、人口失衡、人口负债，而不会有任何好处。在严峻的人口形势下，理想的选择是公民自主负责生育和国家鼓励优化生育的结合，全面放开二胎只是一个过渡点和平衡点，实际上80后、90后的意愿生育率在高抚养成本的压力下已经达到超低生育水平，仅仅放开二胎也不可能使生育率有明显回升，达到“近更替水平生育率”（TFR=1.8-2.5）。此外，大量独生子女空巢家庭、痛苦家庭和困难家庭则需要国家建构起贴心关怀、真诚服务和福利保障的政策和制度体系才能体现以人为本、以民为贵的伦理要求。
其三，有朝一日，老龄化比重超过少子化，形成危险的倒金字塔人口结构，人口关系倾斜、失衡甚至断裂。严重的少子化（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低于18%）将使人口失去平衡能力、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到16.6%。微观上，一些独生子女因为就学、就业或者婚姻离开自己的父母，造成“老年空巢”和“赡养脱离”，儿女养老有心无力，家庭养老形同虚设。宏观上，护理人员、家政人员短缺以及普遍的用工荒已经从不同的方面证实了劳动力转移“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其四，生育的独子化带来人口的少子化，中国人口的少子化已经形成强大的“人口惯性”，这是最可怕的。经过计划生育长达几十年的片面宣传，一代又一代生育观被严重扭曲，一元化的只生一个孩子被认为是“正常”的选择。年轻一代身上的生育信仰和生育责任大大弱化甚至荡然无存，这意味着今后即使鼓励生育，响应者也将寥寥。中国早已经掉入内生性的超低生育率陷阱，而且越陷越深，对潜藏的风险和危机浑然不觉，反倒为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不客气地说，少子化的不断深化将有导致大国衰落的危险。
让计划生育回归“家庭计划”的本意
【关键词】 房价波动 VAR模型 少子老龄化 家庭规模微型化
一、引言
目前，中国已处于“少子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少子老龄化”，即少子化与老龄化的统称。截至2013年末，中国0―14岁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7%，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9.7%。伴随着少子老龄化现象，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日益微型化，而这三者的发展态势竟与我国房价的波动呈现高关联度。据世界官方统计经验，我国并不具备少子化的社会基础。因此，在少子化与老龄化并存的社会背景下，以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房价与人口子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课题，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然而国内外关于人口“少子老龄化”与房价关系的研究甚少，大多仅从老龄化单一角度考察与房价关系。大体来说，国外研究综述可概括为老龄化“悲观论”和“乐观论”。“悲观论”认为老龄化可能会造成房价下跌，导致房市奔溃。代表者有Modiglianni和Bergantino。而“乐观论”认为经济体制自身的调节可以熨平老龄化对房价的冲击。代表者有BrooksWalker和Lefort。
由于我国少子老龄化等人口结构的转变现象出现较晚等原因，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起步迟。费方域等基于代际交叠局部均衡模型，论证房地产投资到期收益率与人口增长率无关。邹瑾深入剖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但未考虑少子化对房价的影响。陈国进等分析了中国人口抚养比与房价的关联性，但其研究未基于我国人口少子老龄化的现状、所构建模型未设置控制变量，稍显欠缺。
因此，本文基于VAR动态模型，采用Grange因果检验、面板协整检验等实证方法深入探究少子化、老龄化及家庭结构微型化对房价的动态影响，从而深化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对我国房价变动趋势的认识。
二、模型构建
考虑到本文所选人口结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动态联系等不利因子。笔者特选取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令模型不含外生变量，构建非限制性向量自回归模型如下：
yt=A1yt-1+…+Awyt-w+？着t，t=1，2，…，T
式中yt是n维列向量，T是样本数，w是滞后阶数，At为n×n维待估系数矩阵，？着t是白噪声向量。综合分析全国住宅销售均价及人口结构变化规律及动态联系，令yt=（LnPt，LnCDRt，LnODRt，LnHJt，LnYt，LnCNt）。其中P为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CDR为少儿抚养比，ODR为老年抚养比，HJ为平均家庭户规模，Y为人均可支配收入，CN为非农业人口比。且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非农业人口变量为控制变量。
三、实证检验
为消除异方差，对数化各组数据，分别记为LnP，LnCDR，LnODR，LnHJ，LnCN，LnY。
1、面板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通常经济时间序列为非平稳，须对变量时间序列做平稳性检验。LLC检验和IPS检验结果显示：一阶差分后少儿抚养比等六个序列均平稳。而本文重点关注我国少子老龄化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分布与家庭结构微型化对房价的影响，故以下将对其着重进行分析。
因LnP，LnCDR，LnODR，LnHJ序列是同阶单整序列，故采用基于回归系数的Johansen协整检验（表1）。结果表明：LnP、LnCDR、LnODR、LnHJ序列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即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平均家庭户规模对房价具有长期稳定的影响。
2、Granger因果检验
根据信息化最小原则，计算最佳滞后阶数为1。以下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商品房均价与人口子结构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下表2。
由检验结果可知，少儿抚养比（LnCDR）与老年抚养比（LnODR）相互引导；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单方面引导平均家庭户规模（LnHJ），且人口结构变量对房价的具有单向影响。
3、VAR模型估计
通过对VAR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发现VAR模型系统稳定。然后对其残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其服从正态分布、无异方差性、无自相关性。
4、脉冲响应分析
因格兰杰检验无法显示三变量对于房价的动态影响及相关程度。以下将引入脉冲响应方程进行动态分析。如图1。
在给少儿抚养比（LnCDR）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正向冲击后，对房价产生了负效应，且长期来看这种效应具有较好的持续性。当给老年抚养比（LnODR）一个正的冲击后，房价呈上升趋势，虽于第3期有所下降但之后迅速反弹并达到最高点，之后长期趋于稳定；从第4期到第8期，正效应最大。说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有助于提升房价。平均家庭户规模（LnHJ）给予房价冲击后，房价迅速下降，在第2期达到最低点，且从长期来看房价呈现下降态势，说明房价与平均家庭户规模存在反向变动关系。对此，可分别从以下三点进行解释：第一，曾经的“婴儿潮”转变为“婴儿荒”。第二，“三重动机”施压。首先，老年人改善自身住房的需求随社会进步不断强化；其次，福利分房制度和计划生育的实行强化了老年人帮助下一代购房的动机；最后，老年人群投资渠道匮乏，而房产投资热吸引了大量资本。第三，家庭规模微型化下持续增加的住房需求，推动房价上涨。
由脉冲响应图进一步分析，可得出少儿抚养比等三变量对房价的影响伴随期数的推进而逐渐减弱。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如下：首先，国家生育政策不断调整与完善。如2013年末国务院出台“单独两孩”政策，将通过减少家庭购房需求给予房价下行压力。其次，伴随老龄化程度的深化，由于高额的医疗保健费、老年人投资问题得到解决等因素，老龄化对房价的推动将减弱。
5、方差分解
为进一步完善VAR模型分析，以下将运用方差分解方法，探讨人口结构各变量的冲击对房价变动的贡献程度。如表3。
由表3可知，人口结构变量对于房价的影响均滞后一期，而来自房价自身的影响当期就能实现，但前四期内房价自身贡献率从100%迅速降至53.54%，之后有小幅上涨；少儿抚养比对房价冲击的贡献度不断增加，长期来看，一直在8.5%以上徘徊；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冲击较之少儿抚养比大，且于第3期达到最高值18.92%；平均家庭户规模在三者中对房价的冲击最大，在第三期达到19.58%，从长期来看稳定在17.50%左右。故可综合得出，短期内影响我国房价波动主要源自房价自身，但影响力度渐弱；其他三项人口结构变量对房价均具有长期影响，其中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微型化影响较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Johansen协整和Grange因果检验表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平均家
庭户规模是房价的格兰杰因，且对房价具有长期稳定的影响。同时，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也是家庭户规模的格兰杰因。一方面，少儿数量减少、老年人追求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是导致家庭结构微型化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家庭结构微型化通过对住房需求的改变进而直接影响房价。
第二，借助VAR模型估计和脉冲响应函数，动态地分析少儿抚养比等三个人口子结构变量对房价的动态影响。综合以上结果可得：一方面，受到福利分房制度、计划生育政策、金融发展程度及住房多样化需求等多因素的影响，少儿抚养比及平均家庭户规模的下降、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是推动房价持续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未来我国房价快速上涨的趋势可能发生逆转。
第三，少儿抚养比等三人口子结构变量与房价的方差分解表明：首先，短期内房价波动受自身变化的影响很大，但大体呈递减趋势。这是由于房地产市场化初期的不成熟性和市场的内在弊端所致，但该现象会伴随政府调控的加强及房产市场的不断完善而逐渐消失。其次，少儿抚养比对房价的冲击程度较小，老年抚养比、平均家庭户规模对房价的冲击程度较大。最后，人口子结构三指标对于房价的影响均滞后一期，而来自房价自身的影响当期就能实现。
针对以上分析，政府在调控房价时，不能仅从房产自身因素出发，而应统筹考虑少子化与老龄化、家庭规模微型化等人口子结构因子。同时，为弱化房产政策的滞后效应，应主动构建应对少子老龄化现象造成房价波动的决策机制和前瞻性预警机制。提高把握房产市场脉搏的敏锐性，不断调整政策思路，避免房产市场的萧条对国民经济的可能冲击。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发展研究”（编号：13CJY008）；湖南省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城市房价高企的因素分析”（编号：SCX1402）。）
【参考文献】
[1] BERGANTINO，S.M：Life Cycle Investment Behavior，Demographics and Asset Prices[D].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98.
[2] Brooks R：Asset-market effects of the baby boom and social-security reform[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2（2）.
[3] Walker E：Lefort F. Pension reform and capital markets Are there any（hard）links[J].Abante，2002（2）.
中图分类号：TK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目前，随着环境的不断恶化和能源日益紧缺，加强环境保护和开发清洁能源已成为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问题。作为一种重要的光电能量转换器件，太阳电池的研究受到了人们的热切关注。近年随着太阳电池新技术、新工艺和新结构的开发和利用使太阳电池行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多晶硅太阳电池因工序流程简单、工艺成熟和制造成本低，使其在太阳能电池市场占据着较大的比例。为了更快的推动绿色能源发展，降低太阳电池成本和提高电池转换效率已成为行业发展和竞争的两个主要目标。
二、实验方法
取高效率和普通多晶硅片各5片，测试原硅片少子寿命随腐蚀深度的变化，以及原硅片的光致发光图（PL）对原硅片的质量进行表征和分析。随后各取200片硅片，经相同的制绒、扩散、PECVD以及丝网印刷和测试工序完成太阳电池的制备。分别对制绒后的表面形貌，原硅片、扩散后、PECVD和烧结后的少子寿命进行了测试。最后对两批太阳电池片在标准测试条件下进行了电学性能和EL测试。
三、结果与讨论
1.原硅片的少子寿命随腐蚀深度的变化
通过对原硅片的不同深度的腐蚀和少子寿命测试结果（如图1）可以看出：普通多晶和高效多晶硅制绒前的寿命是相一致的，这是因为少子寿命是由表面寿命和体寿命两部分组成，然而在切割后的硅片表面存在着5-10um的损伤层，此时体现的则是表面的寿命。所以只测切割后硅片表面的少子寿命是不能体现硅片质量好坏的。随着腐蚀深度的增加，少子寿命逐渐增加。当4-8um时少子寿命趋于稳定，当腐蚀深度达到9um时，少子寿命达到了最大值，此时是因为硅片表面的损伤层被完全去除掉，少子寿命体现的则是硅片的体寿命；然而随着腐蚀深度增加到12um后少子寿命又出现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腐蚀液对硅片表面的腐蚀又出现了新的复合中心。从高效和普通多晶硅片对比来看，高效多晶硅片有着更高的体寿命，较普通多晶硅高了48.8%。原材料的少子寿命并不能反映材料的体寿命，不能用来判断材料质量的优劣，而去除损伤层后的少子寿命值才能真实地反映材料的体寿命，可作为原材料优劣的判据。
2.硅片的PL测试
发光成像方法为太阳电池缺陷检测提供了一种非常好的解决方案。PL通常利用激光作为激发光源，提供一定能量的光子，Si片中处于基态的电子在吸收这些光子后而进入激发态，处于激发态的电子属于亚稳态，在短时间内会回到基态，并发出以1150 nm的红外光为波峰的荧光。发光的强度与本位置的非平衡少数载流子的密度成正比，而缺陷处会成为少数载流子的强复合中心，因此该区域的少数载流子密度变小导致荧光效应减弱，在图像上表现出来就成为暗色的点、线，或一定的区域，而在电池片内复合较少的区域则表现为比较亮的区域。因此，通过观察光致发光成像能够判断Si片或电池片是否存在缺陷 [1-2] 。取高效和普通多晶硅片进行PL测试，结果如图2所示,发现高效率硅片PL图像灰度均匀，而普通多晶硅片中存在着较暗的区域，说明该处有影响电子和空穴的辐射复合的因素存在，一般是由缺陷和金属杂质因素导致。而原材料缺陷势必导致Si衬底非平衡少数载流子浓度降低，造成扩散结面不平整，p-n结反向电流变大，从而影响太阳电池效率 [3-4] 。
（1）高效多晶硅片 （2）普通多晶硅片
图2硅片的PL测试图
3. 少子寿命
少子寿命值是关系太阳电池设转换效率的重要参数，少子寿命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太阳电池转换效率的高低。理论上，少子寿命越长，太阳电池的短路电流和开路电压越高，太阳电池的转换效率也相应地提高。在太阳电池制作过程中，硅片经过制绒、扩散磷吸杂、PECVD沉积SiN：H膜钝化、铝背场以及烧结等工艺，少子寿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通过对高效和普通多晶硅片对不同工序后的少子寿命进行了测试，结果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每个工序的少子寿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1）原硅片时测得的少子寿命较低。这是因为硅片的生产过程通常采用线切割方式，会在硅片边沿造成微裂、破损，在硅片表面形成一定厚度的损伤层，因此加重了载流子在硅片表面的复合程度，此时测试的少子寿命通常反映的是硅片的表面寿命。
（2）通过高温磷扩散后少子寿命明显变大。这是因为扩散过程中磷吸杂有助于消除杂质，长时间的高温磷扩散吸杂后，硅片内少子的扩散长度将得到很大的提高。
（3）PECVD沉积SiNx膜后少子寿命较扩散后降低。PECVD沉积氮化硅膜不仅起到减反射的作用，同时良好的表面钝化可以饱和硅片表面的悬挂键，降低表面态密度，减少少数载流子在硅片表面的复合，从而一定程度提高了少子寿命。然而此处测得的少子寿命值下降，分析认为是因为：其一，在沉积氮化硅膜过程中PECVD微波对硅片表面的轰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伤；其二，没有经过一定温度的退火处理，氮化硅膜中的H原子不能获得足够的能量向硅片内部移动从而不能起到较好的钝化作用。
（4）通过快速烧结后，少子寿命显著增加。在SiN：H膜沉积时引入的H原子对多晶材料的体缺陷和晶界起到了良好的钝化作用，降低了少子复合速率增加了少子寿命。在沉积薄膜之后的烧结过程中，快速热处理过程的短时间高温可促进H原子向硅中扩散，达到更好的钝化效果 [5] 。
图4高效和普通多晶硅片各工序后少子寿命的变化
四、结论
通过对高效率和普通太阳电池原硅片和各工序的少子寿命、表面形貌、PL、EL以及电学参数上的分析对比，结果表明，具有较低的缺陷密度、较少的晶界和较高少子寿命的原硅片具有更高的太阳电池转换效率。因此，在铸锭工序如何控制位错、微缺陷、晶界、间隙氧、替位碳、过渡金属杂质（Fe、Cu、Ni、Cr）等提高硅片的少子寿命为提高太阳电池转换效率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严婷婷, 张光春, , 李果华等.光致发光技术在Si 基太阳电池缺陷检测中的应用.半导体技术,2010,35(5):454-457
[2] FUYUKI T, KONDO H, YAMAZAKI T, et al. Photographic surveying of minority carrier diffusion length in polycrystalline silicon solar cells by electroluminescence [ J] . APL, 2005,86( 26):2621081.1-262108.3.
本文结合SiO2纳米球掩膜和反应离子刻蚀技术制备了结构呈周期性排列的多晶黑硅，再利用低浓度的NaOH溶液去除由荷能离子撞击所带来的损伤层，优化了多晶黑硅结构。然后在多晶黑硅上用原子层沉积技术沉积一层Al2O3薄膜，并对样品进行快速热退火处理。结果表明，采用低浓度的NaOH溶液可以完全去除损伤层，在保持原有黑硅结构的基础上使表面结构更加光滑；经450℃快速热退火后少子寿命达到29.34μs，表面复合速率为306cm﹒s-1，在可见光范围内反射率降至7.12%，钝化和减反射二者兼顾的效果显著。
关键词：
材料；反应离子刻蚀；去损伤；表面钝化；氧化铝
1引言
降低硅片表面反射率是提高晶硅太阳电池转化效率行之有效的方法。黑硅即在硅片表面制备微纳结构，从而达到降低表面反射率的目的。黑硅的制备方法可分为干法刻蚀和湿法刻蚀，其中干法刻蚀包括：飞秒激光法和反应离子刻蚀法；湿法刻蚀包括：电化学腐蚀法和金属辅助化学腐蚀法。而RIE法在制备黑硅过程中所产生的等离子体会对样品表面造成一定厚度的损伤层，影响电池转化效率[1]。所以采用RIE法制备黑硅后需要进行去损伤处理，一般采用碱或酸溶液进行处理。由于微纳结构会大大增加硅表面缺陷态密度，进一步增加表面载流子复合速率，从而降低电池转化效率。通过表面钝化技术可以有效降低表面复合速率，成为提高黑硅太阳电池光电转化效率的主要手段之一。目前，已有多种表面钝化技术运用到晶硅太阳电池。一种方法是通过高温氧化工艺热生长一层致密的二氧化硅层，从而降低表面悬挂键数量，达到钝化效果[2]。但高温不仅会对已形成的扩散结造成影响，且容易在衬底中形成位错，影响体少子寿命。另一种方法是采用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沉积低温沉积本征氢化非晶硅(a-Si:H)，a-Si:H薄膜中富含H，经过一定的热处理后薄膜内的H会向晶体硅/薄膜界面扩散，饱和硅表面悬挂键，但非晶硅的热稳定性能较差，后期过高温度的热处理会使非晶硅晶化，从而恶化其钝化效果[3-4]。目前工业上最常用的钝化方法是采用PECVD沉积SiNx，其原因是SiNx薄膜具有生长温度低、结构致密、能调节折射率等优点，能起到减反射和钝化双重作用[5]。但SiNx介质层中富含正电荷，在钝化p型硅时背面会产生寄生分路从而影响效率[6]。利用原子层沉积技术沉积Al2O3来钝化晶硅太阳电池是近年来提出的一种新型技术。1989年，R.Hezel等人[7]首次通过热分解三异丙醇铝沉积Al2O3对硅片表面进行了钝化。2006年，B.Hoex等人[8]通过ALD技术制备了对硅表面具有优异钝化性能的Al2O3薄膜。ALD的最大优点在于其自限制性，即使对于纵宽比高达100：1的结构也可实现良好的阶梯覆盖，而且得到的薄膜具有纯度高、厚度均匀、保型性好等优点。M.Otto等人[9]采用ICP-RIE在单晶硅片上制得针状结构后用ALD沉积了一层Al2O3，黑硅表面得到有效钝化，少子寿命明显提高。Wei-ChengWang等人[10]利用金属辅助化学刻蚀法制备单晶黑硅后用ALD沉积了Al2O3/TiO2的双层钝化膜，制成电池后转化效率达到18.5%。S.Schafer等人[11]采用电化学腐蚀法在单晶硅片上制备出了微米尺寸的多孔硅，然后用ALD沉积一层20nm厚的Al2O3薄膜，有效表面复合速率明显降低。作为太阳电池的重要原材料，多晶硅比单晶硅具有更高密度的晶界、位错、微缺陷等结构缺陷。在这些结构缺陷附近载流子复合速率较高，当其它杂质缀饰这些缺陷后，载流子复合速率会进一步增强[12]。研究多晶硅片的钝化更显重要。本文首先采用SiO2纳米球掩膜和RIE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来制备多晶黑硅，然后用低浓度NaOH溶液去除黑硅表面损伤层并对结构进行重构，再利用ALD技术在黑硅表面沉积一层Al2O3薄膜进行表面钝化，通过扫描电镜、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和少子寿命测试仪研究表面形貌、损伤层去除和Al2O3薄膜钝化效果。
2实验
本实验采用太阳电池级p型4cm×4cm多晶硅片，电阻率约为2Ω•cm，厚度为180μm。采用传统碱抛光工艺去除硅片表面机械损伤后，利用SiO2纳米球掩膜和反应离子刻蚀技术来制备黑硅。众所周知，RIE法制备黑硅结构时，荷能离子的轰击会对硅片表面造成损伤，从而影响后期制备电池的效率。为了去除损伤层，采用低浓度的NaOH溶液处理黑硅，处理时间为0s~150s，间隔30s。最后用ALD技术沉积Al2O3薄膜并研究其钝化性能。采用ALD系统，以三甲基铝(TMA)和水为反应源，高纯N2为载气，在200°C下进行样品沉积，最终生长的Al2O3薄膜厚度约为72nm。其反应方程式见式(1)：2Al(CH3)3+3H2OAl2O3+6CH4。(1)在原子层沉积Al2O3过程中，每个生长周期可分为两个半反应：Si-OH*+Al(CH3)3SiO-Al(CH3)2*+CH4；(2)SiO-AlCH3*+H2OSiOAl-OH*+CH4。(3)在第一个半反应中(式(2))，TMA与吸附在硅表面的-OH反应，通过配体交换生成CH4和O-Al键；第二个半反应中(式(3))，水与表面甲基反应生成CH4和Al-OH键[13]。采用RTP300型快速热退火炉对沉积后的样品进行快速热退火，退火时间为600s，温度为400~550℃，间隔50℃。采用HITACHIS-2800SEM对所制备的黑硅表面形貌进行表征；采用岛津UV-3600分光光度计对黑硅表面反射率进行测试；采用Sinton的WCT-120型少子寿命测试仪表征多晶黑硅少子寿命。
3分析与讨论
3.1碱溶液处理对黑硅形貌的影响
干法制备黑硅的优势是可以不受硅片晶向影响，能得到规则排列的锥形结构，有利于后续钝化的进行。但干法制备黑硅不可避免的会在硅片表面造成一定损伤，从而影响少子寿命。因此本文先采用SiO2纳米球掩膜和RIE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来制备黑硅，然后利用低浓度碱溶液处理黑硅样品，以达到去除损伤层和对样品表面结构重构的作用。图1是碱溶液处理前后及钝化后黑硅表面及截面的SEM图，由图1(a)、（b）可以看出，RIE法制备的黑硅结构呈圆台状并在圆台上表面存在很多小结构；图1（c）、（d）分别是用1%NaOH处理120s后的表面和截面SEM图，不难发现：黑硅结构发生了重构，由处理前的圆台结构变为处理后的圆锥结构，圆台上表面的微小结构完全被去除，结构更显光滑且呈HCP方式排列，结构深度基本没有变化约为500nm（图1（d））。图1（e）、（f）是钝化后黑硅表面和截面的SEM图，沉积Al2O3薄膜后，黑硅形貌依旧保持原来圆锥状结构，Al2O3薄膜在黑硅表面实现了良好的阶梯覆盖，只是形貌更显圆润；由于ALD有着良好的保型性，结构深度没有很大变化，而结构间的间距因沉积Al2O3薄膜而有一定缩小。
3.2碱溶液处理对黑硅表面反射率的影响
图2是样品经1%NaOH溶液处理不同时间后的反射率曲线，由图2(a)可知：随着碱处理时间的增加，反射率逐渐上升；400-1000nm波长范围内，平均反射率由0s时的8.11%上升到150s时的17.82%，远小于用碱抛光过的硅片的反射率（35.19%）。碱处理后反射率的上升是由于硅片表面形貌的变化以及小结构被碱腐蚀所导致。碱处理并沉积Al2O3薄膜后样品的反射率曲线如图2(b)所示。沉积Al2O3薄膜后，样品反射率明显下降，平均反射率由未钝化时的8.11%(图2(a))降到5.31%(图2(b))，展现出良好的减反效果。这是由于沉积Al2O3薄膜后，会在空气与硅表面形成折射率渐变层，减少光的反射。碱处理时间为0s，样品钝化后平均反射率为5.31%；处理150s时为7.56%；抛光硅片为19.96%。当碱处理时间低于150s时，钝化后样品的平均反射率基本不随碱处理时间变化；在580nm波长左右时，反射率曲线发生重合。
3.3碱溶液前处理时间对钝化后黑硅少子寿命的影响
有效少子寿命τeƒƒ由样品体寿命τbulk、上表面有效寿命τtsurface和背表面有效寿命τbsurface共同决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式(4)：ƒƒ1111=++ebulktsurfacebsurface。（4）由于体寿命远大于表面有效寿命，可假设体寿命为无穷大，通过式(5)可以计算出有效表面复合速率(SRV)。ƒƒƒƒ2eeSW，（5）式中：Seƒƒ为有效表面复合速率，W为样品厚度[14]。样品钝化并经500℃快速热退火后少子寿命和SRV随碱溶液前处理时间变化如图3所示。随着碱处理时间的增加，少子寿命快速上升，SRV急剧下降，主要原因是RIE会对硅片表面造成损伤，表面缺陷态密度增加，而低浓度的碱溶液能有效去除硅片表面损伤层，随着碱处理时间的增加，损伤层越来越薄直至完全去除。未经碱处理的样品经钝化后少子寿命只有5.38μs，SRV达到1672cm﹒s-1；当处理时间为120s时，少子寿命达到最高为27.42μs，SRV降为328cm﹒s-1，说明此时损伤层基本去除干净；随着碱处理时间的继续增加，少子寿命轻微下降，产生原因可能是碱处理时间的进一步增加，黑硅结构变化所导致。
3.4退火温度对钝化后黑硅少子寿命的影响
样品经低浓度NaOH溶液处理120s后少子寿命达到最高，选取该样品进一步研究钝化后其少子寿命和SRV随退火温度的变化，变化曲线如图4所示。由图可见，少子寿命随退火温度升高先上升后下降，在退火温度为450℃时达到最大值为29.34μs，随着退火温度的进一步升高，少子寿命缓慢下降。主要原因是退火前，H原子以-OH键形式存在于Al2O3介质层中，随着退火温度的升高，-OH键获得足够的能量断开，从而H原子被激活，穿过SiO2-Si界面层，复合硅片表面的悬挂键，减少了界面态密度，增加了少子寿命。同时，由于浓度梯度，氧离子和硅离子发生互扩散，两种离子的扩散率和扩散长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在SiO2-Si界面处生成SiOx，导致氧缺陷的增加从而加剧了表面复合，少子寿命减小[15]。SRV值变化趋势与少子寿命变化趋势相反，在450℃时达到最低为306cm﹒s-1。
4结论
本文采用SiO2纳米球掩膜和RIE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来制备黑硅，用低浓度NaOH溶液去除黑硅表面损伤层，同时对结构进行重构。发现随着碱处理时间的增加，样品少子寿命增加，并随退火的升高先上升后下降。当样品用NaOH溶液处理120s后，黑硅表面损伤层能完全去除干净，平均反射率为7.12%；然后在450℃进行快速热退火，少子寿命达到最优值29.34μs，在牺牲一定反射率的基础上，能达到很好的钝化效果。结果表明，低浓度NaOH溶液能有效去除干刻所带来的损伤；而沉积一定厚度的Al2O3薄膜，兼具表面钝化和减反射的双重作用，对下一代高效多晶黑硅太阳电池的研制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5致谢
感谢江苏省光伏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对本工作的支持，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
参考文献：
5.马新尖,林涛.双层SiNx膜对单晶硅太阳电池性能的影响及XPS表征[J].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2015,52(6):061608-1-061608-6.
6.吴大卫,贾锐,武德起,等.氧化铝钝化在晶体硅太阳电池中的应用[J].微纳电子技术,2011,48(2):118-127.
一、引言
城市的高房价已成为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难题。房价快速上涨的背后，究竟是何种因素在扮演重要推力，学术界并未给出一致性结论。人口作为房产的主要供求者，直接决定房产价格。因此，基于人口结构变化而引发快速增加的住宅需求，可能是导致房价高企的重要因素。且伴随着我国少子老龄化的推进，房价的波动与其竟呈现高吻合度，故人口结构变化对房价的影响可能较其他因素更具说服力。
因此，本文将立足于我国当前人口结构演变的实际，拟对人口子机构与房价的关系予以实证，包含两个目的：一是基于VAR动态模型，采用面板协整检验、Grange因果检验等实证方法，探究少子化和老龄化对房价的动态影响。二是将区域差异纳入研究范畴，把全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经济区域，探究各抚养比对房价影响的地区差异。
二、模型构建
本文选取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HP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将解释变量分为两类：宏观经济因素和人口结构因素。其中，前者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R和人均可支配收入DI，后者包括少儿抚养比CR，老年抚养比OR，平均家庭户规模FZ和非农业人口比NR。
由于传统计量方法基于经济理论，难以克服结构性方法对人口结构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动态联系研究乏力及内外生变量易于混淆的难题。因此，为准确剖析少子老龄化背景下人口结构变量对房价的影响，笔者特构建不含外生变量的 VAR模型如下：
yt=A1yt-1+…+Awyt-w+εt，t=1，2，…，T
式中yt是n维内生列向量，T是样本数，w是滞后阶数，At为n×n维待估系数矩阵，εt是白噪声向量。综合分析全国房价及人口结构变化规律及动态联系，令yt=（LnHPt，LnCRt，LnORt，LnGRt，LnNRt，LnFZt，LnDIt）T。其中GR、NR、FZ、DI设为控制变量。
三、实证检验
（一）面板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为消除异方差，对数化各组数据，分别记为LnHP、LnCR、LnOR、LnGR、LnNR、LnFZ、LnDI。因本文为平衡面板数据序列，为避免伪回归，特对其进行LLC和ADF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差分后的所有序列均平稳。因本文重点探析少子老龄化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故以下将着重对其进行分析。由于LnHP、LnCR、LnOR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可采用基于回归系数的Johansen协整检验。其表明：少儿、老年抚养比对房价具有长期稳定的影响。
（二）Granger因果检验与VAR模型估计
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少儿抚养比（LnCR）和老年抚养比（LnOR）对房价（LnHP）具有单向影响。同时，房价的三元VAR模型多项式根图检验显示：VAR模型结构稳定，且整体解释力度大。
（三）脉冲响应分析
为明确显示两抚养比对房价的动态影响及相关程度，以下将引入脉冲响应方程进行区域差异动态分析，如图1。
由图1可知，当给少儿抚养比（LnCR）一个正向冲击后，各区域房价（LnHP）均立刻下降，且都于第2期达到最低点，在长期来看持续性较强。说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有助于抬升房价。分区域来看，东部房价受少儿抚养比的冲击最小，西部最大；当给老年抚养比（LnOR）一个正的冲击后，各区域房价均加速上升，之后增长幅度逐期缩小，但具有良好的长期稳定性。说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倾向于推高房价；分区域来看，中西部房价受老年抚养比的冲击较小，东部较大。
首先，分析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是我国房价高企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从如下三点进行解释。①计划生育国策实行下“婴儿荒”现象的出现。②“利己动机”“利他动机”“投机动机”三重施压。首先，老年群体改善自身住房需求的不断强化。其次，受惠于曾经福利分房制度而拥有大量额外储蓄的老年群体倾向于帮助下一代购房。第三，我国符合老年群体特征的投资渠道匮乏， 而房产投资的高回报引诱大量资本涌入。③家庭结构微型化。
其次，比较人口变量对各区域房价冲击的差异发现：①东部地区房价受少儿抚养比冲击最小。这或可说明其房价已脱离经济基本面，存在严重价格泡沫。而西部冲击最大，则或与其经济与金融发展程度较弱相关。②东部房价受老年抚养比的影响较大，中西部较小。可能原因是东部地区发展程度高，强化了老年人的地区转移动机。由脉冲响应图进一步分析可推断出：长期来看，少儿、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冲击效应将渐弱，这可能与国家生育政策的不断调整与老龄化程度的深化相关。
（四）方差分解
由方差分析可知：两抚养比对各区域房价的影响均滞后一期，而来自房价自身的影响当期就能实现；各区域少儿抚养比对房价的贡献度均小于老年抚养比，其中东部地区最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首先，借助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得到少儿及老年抚养比是房价的格兰杰因。其次，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动态地分析少儿、老年抚养比与房价的互动关系及区域差异。一方面，受到福利房分配制、储蓄代际转移等多因素的影响，少儿抚养比的下降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是我国房价持续高涨的重要推动力。另一方面，从分区域看，少儿及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冲击区域差异显著。且伴随我国少子老龄化的加深，两者对房价的冲击渐弱。最后，方差分解表明：短期内各区域房价受自身变化的影响很大，但大体呈下降趋势。且两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均滞后一期。据以上分析，特对政府提出如下建议：
王园长幼儿园孩子数量的递减只是全国少儿人口逐步减少的一个缩影。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少儿人口从数量到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在持续下降。在公众不察觉间，中国早已进入少子化时代。
严重少子化
少子化这个词来源于日语，最直白的意思就是孩子太少而且越来越少。3年前，日本人口学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他们制作了一个“儿童人口钟”，在互联网上，以倒计时方式提醒公众日本距“只剩最后一名儿童”还有多长时间。根据他们的预测，到3011年5月，日本将没有儿童。
日本人很认真地在敲响警钟，但许多中国人也许只会认为这是危言耸听――1000年还远着呢！中国可没有这个危险，咱们人多啊，13亿多人，世界第一呢！实际情况如何呢？
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一个社会0～14岁人口占比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内为“超少子化”。目前日本的少儿人口比重约为13%，处于“超少子化”阶段。而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2010年0～14岁人口总量为2.2亿，占总人口的16.6%，已经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
这种变化从历史来看更加触目惊心。根据统计数据，中国0～14岁人口比重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现在一路下滑：1964年为40.7%，1982年为33.6%，1990年为27.7%，2000年为22.9%，到2010年已经降为16.6%。
从绝对数量看，1980年后出生人口为2.28亿，1990年后出生人口为1.75亿，而2000年后人口只有1.46亿。20年时间内，出生人口减少了36%。
除了人口普查和抽查的数据之外，还有一些数据同样可以提供中国孩子在减少的证据。从教育部的在校生统计数据看，从1998年开始，小学在校生开始减少。从2004年，初中生人数逐年减少。减少幅度从数十万到四五百万不等。
从招生情况看，小学招生人数从1997年的2500万减少至2014年的1658万，初中招生人数也从最高峰时每年招生2263万人，下降至去年的1448万人。
根据六普数据的推算可以看出，未来问题会远比现在更严重。在未来10年，中国23～28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性的数量将萎缩44.3%，如果生育率没有明显提升，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降至10%以下，比“超少子化”水平还要低一大截。
负增长预警
许多人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口很多，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人口负增长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也应该在遥远的将来。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
人口学者何亚福解释说，中国生育率如此低但人口还在增长的原因是人口惯性。虽然孩子数量越来越少，但依然高于老人，等到60后开始老去，中国出生人口将远少于死亡人口，总人口萎缩的速度在人类历史上将是空前的。中国少儿人口数量逐年减少，正是人口负增长的一个先兆。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本》按高、中、低三种生育率方案对中国人口增长率所做的预测，按照中方案，中国人口将在2026年转入负增长，此后负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直到2060年才稳定下来。而按照低方案，中国人口在2017年达到13.6亿的峰值后迅速下降。而《第一财经日报》采访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人口萎缩的具体时间取决于人口政策和生育率的变化，但基本可以肯定在联合国的中方案和低方案之间。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者顾宝昌判断，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
说到负增长带来的负面后果，日本是个最典型的例子。日本人口老化严重，在2005年就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出现长达二十多年的萎靡不振。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高龄化、少子化正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的主要原因。年轻人越少，社会越会趋于保守，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都会大大下降。
少儿人口是未来的消费主力和劳动力。少子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未来内需不振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据统计，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1年开始出现净减少。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养老保险的缴纳者数量减少，而养老保险的领取者却在增加，养老压力将会空前巨大。同时，劳动力减少也将倒逼经济结构转型，对未来社会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人口学者梁建章、黄文政撰文表示，少子化导致的人口老化和萎缩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人口减少会导致消费与需求同步萎缩，经济失去动力和活力，匹配效率下降，最终导致人均GDP的相对下降。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通过研究不同国家的人口趋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后认为，低生育导致的人口陷阱是中国经济下行的首要根源。
谁愿意多生娃
中国严重少子化的现实背后，是不断走低的总和生育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子女数）。根据历次人口普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到非常危险的水平。
本报采访发现，1.4左右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上是绝大多数人口学者认可的。按照中国人口2.2的世代更替水平，1.4的超低生育率意味着每隔一代人（25～30年）出生人数将萎缩36%，两代人就萎缩60%。
听起来挺恐怖，但少子化的状况并非不可以改变。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既然孩子少，那就努力多生，提高总和生育率就可以提高少儿人口比重。
但是要多生娃并没有说起来那么容易。首先在中国，传统“重数量，轻结构”的人口观念还没有改变，生育政策还只调整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虽然已经在加快推进，但至今没有看到实质行动。
其次，即使政策改变，也未必如有些人想象的，政策一旦放开，大家就都生二孩了。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曾参与2006～2010年江苏省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五年追踪调查，结果发现符合生二孩政策的，最终只有30%左右的人真的生育了二孩。
人口生产有其特有的惯性，要人为改变它非常难。一个普遍现象是，把生育率降下来不容易，把已经降下来的生育率再提升上去更加不容易。日本在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7之后，开始重视鼓励生育。不仅在内阁设立了少子化担当大臣来专门应对少子化危机，还采取了多种奖励生育的措施，但是效果始终不佳。韩国为了提高生育率，甚至在儿童节打出公益广告，“你能给孩子最棒的儿童节礼物是弟弟妹妹”。
广告再温情，也抵不住部分群体生育意愿低下的冷淡。在中国城市，人们已经把一孩当成正常的默认状态，往往需要强烈的理由才会去生育第二个孩子。
根据北京大学人口学者郭志刚的研究，除了政策因素之外，人口城镇化和推迟生育也是压低总和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机构对生育意愿所做的调查表明，养育成本过高、女性职场压力等多种因素都影响民众的整体生育意愿。
性别比失衡。目前我国的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的平均值已高达117.84，位居世界首位。根据自然规律，男女出生的正常比值应该在103-107之间。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持续高位。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除和新疆外，我国内地所有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呈偏高态势，有15个省份的男女出生比在115以上，九个省份高达120以上。
出生性别比失衡将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我国数量庞大的男性打光棍。此外，还出现了家庭结构失衡，大量4：2：1的倒金字塔家庭的稳定性让人堪忧；城乡失衡也不容忽视，城市的繁华吸纳了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呈现以留守儿童、妇女、老人为主的人口特点，导致了不少民生问题。
人口结构严重扭曲，出现快速老龄化和严重少子化。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1999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32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标志着老龄社会的开始；2001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比重为7.1%，超过7%老龄化警戒线。目前形势越来越严峻，2014年，老年人口增加到2.12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5.5%，老年人口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未来可能进入超老龄型社会，2015年至2020年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速增长期，预计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5亿，2025年将达到3亿，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30%，成为超老年型国家。我国老龄人口增加快于世界水平，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未富先衰；农村比城市先老、东部比西部先老，老龄化进程阶段性不均衡。如此快速的老龄化，将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负担，养老、医疗、生活等问题将会接踵而至。
与快速老龄化相叠加的是，我国已经进入严重少子化社会。
统计表明，从1982年开始至今，我国0-14岁人口比重已经从33.59%下滑到2013年16.4%，其中2010年第一次低于18%，正式进入少子化社会。2014年0-1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只有16.5%，已经处于严重少子化，大大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这种趋势还在继续。日本是最早进入超少子化的国家，之后近20年的经济调整与超少子化不无关系。
少子老龄化现状
图1展示了2012年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对于日本人口的现状和将来的预测。2007年日本总人口为12 777万人，达到峰值之后进入人口减少的阶段。预计在2060年，总人口8674万人。由于日本移民很少，总人口的减少应归结为出生人口的减少。而出生人口的减少与女性进入社会，以及孩子教育费用过高有关。其结果是，19岁以下的人口在不断减少，20？64岁的人口也在不断减少。
另一方面，一些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支持的制度，如年金、医疗保险、照护保险等的实施，以及老年人自身健康意识的提高，使得近年来日本老年人的健康状态明显有所改善。其结果是老年人越来越长寿，老年人口不断增加。老龄化比例（65岁以上人口在全人口中所占比例）在2013年为25.1%，预计在2060年上升到39.9%。
综上所述，日本的老龄化是伴随着少子化而发生的，具有少子老龄化的特点。
而少子老龄化引发了社会，以及医疗、照护上的诸多问题。
现在日本的年金制度作为保险制度维持着，虽然65岁以上、支付了一定期限以上年金保金的全部国民都有接受资格，但财源来自于劳动人口所支付的保金。然而，随着日本老年人口的增加，反过来劳动人口在减少，老年人口与年轻的劳动人口比例在逐年增高，可以预想今后这种倾向会愈加明显。更严峻的是，现在年轻的劳动人口中，有1/3为非正规雇佣人口，收入较低，不支付保金的人越来越多，像这样的就业状况也是原因之一。从现状来看，今后是否能维持现行的年金制度是一大问题。
日本施行所有国民必须加入某种医疗保险的“国民皆保险”制度。老年人口的医疗，包括75岁以上的老年人参加的后期老年人口医疗制度，以及65？74岁的前期老年人口参加的国民医疗保险或职工保险。为了不增加在前期老年人口医疗制度下由于前期老年人口参加而产生的对各个健康保险组合的负担，这种医疗制度正在调整。不论是前期老年人口医疗制度，还是后期老年人口医疗制度，都是在财政上减少老年人口的负担，转而依靠劳动人口支撑的制度。特别是后期老年人口医疗制度中，老年人仅支付保金的10%，剩下40%由劳动人口负担，50%由公费支出。因此，老年人口增加、劳动人口减少的态势使得维持这种制度十分困难。
支撑老年人口照护的照护保险制度的财源，50%来自公费，50%来自保金。虽然日本40岁以上全体国民都具有支付保金的义务，但利用照护保险服务的，除了一部分例外，几乎都是65岁以上人口。40？64岁的人支付的保金达到了现在照护保险财源的32%，即使加上公费的50%也不够，可以说照护保险制度也落在了劳动人口头上。因此，今后制度的维持是个大问题。
少子老龄化对策
在少子化的对策上，日本虽然已经采取了充实保育院，让女性更容易得到产假和育儿假，以及实行多种工作形式等措施，但还未收到良好的效果。今后有必要强化少子化对策。
在老年人口的对策上，日本分别于2000年创立了照护保险制度，2008年创设了后期老年人口医疗制度以及前期老年人口医疗制度。照护保险制度是以老年人口的增加以及照护力的低下为背景，将照护从医疗中剥离出来以达到抑制医疗费的增加，用更低的费用支撑老年人口，以及更有效地利用医疗资源，同时将家庭从照护中解放出来为目的。照护保险制度的设立，在让老年人口安心、将照护从医疗中分离、抑制医疗费用、减轻家庭的照护负担等几点上起了重要作用。后期老年人口医疗制度的设立，则创建了能够减轻后期老年人口医疗费用负担，让后期老年人口安心在医疗机构就诊的体制。
但是，如上所述，现行的面向老年人口的年金以及医疗照护保险制度给劳动人口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主要对老年人口有利的制度。另外，财源不足的情况下，还不得不发行会成为年轻一代将来债务的国债。因此，为让全年龄段的居民都有受益的感觉，并减轻年轻一代现在以及将来的负担，改革制度势在必行，如为此社会保障和税一体改革正在计划中。这里仅就医疗领域探讨改革的方向性。
作为少子老龄化的对策之一，日本医疗方面的改革主要从两个方向进行探索。首先是针对高度急性期医疗的住院医疗强化，例如进行医疗资源的集中投入。其次是充实家庭医疗，构建地区综合医护。住院医疗强化，即推进医院的功能细化，承担高度急性期医疗的医院与一般急性期医院、康复医院、疗养型医院一同分担职能。
地区综合医护的理念与其构筑要点如图2所示。为让老年人在居住习惯的自家住宅中安享晚年，需要无障碍地享受照护服务，因此需要加强医疗照护设施的联合。为此，那种一直以来由一家医院负责从急性期到慢性期全部诊疗过程的思考方式，将裂变为功能细化后的医院。它是指医院与地方诊疗所，医院与地方照护保险机构，地方诊疗所与照护保险机构相互联合在一起负责一位老年人诊疗的体制。
[中图分类号]C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1-0016-01
一、女性人才培养的社会背景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从20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开始了少子高龄化，而且这个趋势还不见衰退。由于出生率低人口减少进一步加速了日本的少子高龄化，并且少子高龄化也给养老、社会保障、教育、产业构造、消费生活等各种各样的领域带来了影响。在这里要关注的一点是，少子高龄化使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停滞，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为了改变这个状况，引出女性劳动的潜在力，呼吁女性积极加入劳动这点是必要的。日本女性的劳动力参加率和其他先进国家相比很低。面对这一情况，必须从政府、企业两方面来提高女性人才应用的共识。
（二）日本女性的人才培养现状
在日本，男性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政治上，男性政治家占据着多数；从经济方面来看，男性劳动率也同样占据着优势。按照开发计划《人类开发报告书》，日本的HDI是第7位，GEM是第42位，由此可以看出男性的优越地位。如今，女性地位虽然逐步在提高，但是在企业中的高职位现象依旧比男性要少。
二、男女差别形成的原因
（一）政府的政策
二战后，美军在日本实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革。1945年12月7日，《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修改时，首次承认了女性的参政权。1946年11月3日，《日本国宪法》被公布，1947年5月3日被实施。另外，支援劳动女性的规定在《劳动基本法》和《国家公务员法》中被规定。但是，这一连串的改革全部是由美军从上到下的改革，完全不顾日本官员的意识，被规定的各法律条文还没有渗透到实际生活中，1947年以占领终止为契机，被推行的改革中途结束了，传统、封建的意识又重新崛起。
（二）经济和传统思想
日本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在经济方面也存在，那就是年功序列的人事制度。所谓年功序列是指不论个人的资质、能力、实际绩业，只按照工作的年数、年龄等来评价，决定其职位、薪水的人事制度或常规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从大学毕业到结婚生子，中途辞职等照顾孩子和看护老人的事情告一段落后再重新开始的倾向是很强的。这样的情况就叫做M型的就业曲线。因此，女性的工作年数比男性少，与此相对应女性的晋升和加薪的机会自然也就少了。
三、状态的改善
（一）对于女性就职的意识变化
根据2004年内阁府发行的“少子化社会白皮书”，日本社会中女性本身的人生观发生变化，女性不婚、晚婚，就职意识也不断向上发展。34岁的未婚女性，从1950年开始到80年代后大约33%。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未婚率有上升的趋势，在2000年有55.5%的女性未婚者。
（二）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
从明治维新开始女性迎来了接受教育的新时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进入到大规模发展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时期。在20世纪80年代可是女子高等教育的象征时代。以前男子的高等学校入学率一直比女子高，但是相反，在1989年女性的入学率变得比男性的高，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的大学入学率也比男性的高。女性所学的专业也在改变。以前只有人文、医疗看护、教育、家政等学部专攻的女性多，但现在，在法律、政治、经济、建筑和农业等学部也吸引了很多女性。
四、意见
（一）给企业的意见
排除性别障碍，实施针对个人能力的雇佣管理，如果能给女性创造活跃的平台，就能强化企业的竞争力，有效地推进企业的经营。给予女性多角度的评价，在晋升和加薪方面和男性一样得到同样的待遇。通过继续发展重视能力的雇佣管理体制，可以达到从性别差异到个人能力的重视，这正是实现在企业中男女平等新曙光的开始。所以要是能满足支持女性劳动力市场的返回，提高工作上的技术，提供就职研修这样的条件，企业一定会在真正意义上充分发挥再就业女性的能力。
关键词：高龄化；日本；经济
一、日本高龄化的现状
一般认为，当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的时候，被称为老龄化社会，如果这一比例再翻一番，超过14%的话，就被称为老龄社会。日本从1994年就进入了老龄社会，目前是世界上老龄化现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走在日本的街头，老年人的痕迹随处可见，显然，日本是一个老龄化非常明显的国家。超过65岁的人在日本的总人口中比例已经超过了20%，也就意味着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老年人，于是，在街上你可以看到，开出租车的都是老年人，上下班高峰时，地铁里头发花白、西装笔挺的老年人与年轻人一样步履匆匆；在乡村，田地里开着拖拉机往来耕作的人往往也是老者居多。种种现象会让每一个在日本生活的人觉得：原来少子高龄化问题就在身边，而且越来越严重。
我们来看一些数据，2009年5月29日内阁府公布发表了《平成21年版高龄化社会白皮书》，书中指出：截至2008年10月，日本的总人口达1亿2千769万人，其中未满15岁的儿童人口约1740万人，占全体人口总数比例的13.6%，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达2822万人，高龄者占总人口的比例达22.1%，也就是说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高龄化比例比上一年提高了近一个百分点，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统计还显示，越是高龄，女性人口越多，其中，65岁到74岁的前期高龄者约1500万人，其中女性比例比男性多出大约88万人，75岁以上的高龄者多出大约1270万人，其中女性比男性多317万人，白皮书还对日本未来社会进行了预测：大约到2020年，日本的后期高龄者将超过前期高龄者。2055年，高龄化率将上升到40.5%，届时将有1.3个年轻人负担一个老年人的福利费用。
二、日本的“高龄化”现象的成因
1.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变化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给日本的女性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要求男女平等的呼声日益高涨，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使得女性有更多的机会了解社会、了解世界，进而更加激起了她们要与男子一起参与社会发展的强烈愿望。随着男女平等意识的增强和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提高，新一代的日本女性已不再满足传统的生活方式，不再甘心做专职的家庭主妇，在封闭的家庭生活中度过一生。
2.“大男子主义”的世俗观念加深了女性对结婚育儿的恐惧感
日本社会的大男子主义思想仍然存在，他们一心忙于工作和应酬，不愿意帮助妻子共同分担家庭和育儿事务，导致妻子身心一直处于疲惫的状态，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女性对婚姻产生恐惧。同时，日本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要想在工作中获得同等成绩，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加上许多用人单位对有孩子的女性职工存在偏见，因此，很多女子不甘心为结婚育儿而失去自己为之付出心血的工作，从而导致晚婚晚育甚至终生不结婚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是少子高龄化产生的重要原因。
3.经济不景气使年轻一代对育儿倍感压力
近年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上升。尤其是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长期受不良债权、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等问题困扰，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收入的不稳定使人们不得不降低消费。同时，对于已婚的年轻一代，更是倍感压力。我们可以作一个估算，且不谈从幼稚园到高中所需费用，仅大学一项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如果是私立大学，四年的学费将要花费300万～400万日元，医学类专业会更高，而一个普通的职员，年收入也不过如此。高额的教育费用使年轻的夫妇在孕育下一代时会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
三、高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1.看护问题严重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日本以超过欧美发达国家倍数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进入了高龄化社会，老年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据日本厚生省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2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上升至25%左右，而且在 战后第一次生育高峰（1947～1949）出生的人也将于2020年加入老年人的行列，届时，老年人口指数将接近40%，必然会使老年人医疗费用膨胀，退休金预算激增，伴随而来的是社会劳动人口的负担加重。从日本老龄化发展的趋势看，85岁以上的第一代高龄老人的孩子近60岁，孙子近30岁，四代人中有两代人正在同时衰老，这就带来了高龄老人谁来照顾的问题，因为照料者本身也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
2.政府财政负担加重
（1）养老金负担加重。日本的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用来支付社会保障费用，主要是养老保险和医疗费用。日本的养老金体系包括所有国民参加的国民养老金，另外还有一部分私人经营的养老金，统称为公共年金。随着高龄人口的增加，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养老金保险制度的改革，进一步加重了本来已陷入困境的日本财政负担。
（2）医疗费用负担加重。日本政府自60年代以来就采用全民医保制度，80年代初，进一步加以完善，建立了独立的老年保险制度，规定70岁以上或65岁以上70岁以下身体有残疾的老人所需医疗费用的70%由中央财政负担，其余30%由地方政府负担。老年人的不断增加必然会使政府的财政难以为继。
3.劳动力不足
由于少子高龄化现象的日益严重，日本劳动力的供给将以中老年人为主。在农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人口日益减少，农业生产后继乏人。而且老年人在体力上力不从心，在观念上更显滞后，这会大大阻碍农业的发展。在工业上，随着少子高龄化的加剧，日本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劳动力的供需问题又使得工人工资上涨，从而导致产品成本加大，企业不得不加价出售产品，最终丧失了国际竞争力。
综上所述，少子高龄化问题是日本今后必须应对的战略性难题，少子高龄化问题的解决，对日本今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日本政府已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对策，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的作用。当然，要想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任重而道远，日本政府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这一问题也会给有这一倾向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启示。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文理学院外语系）
参考文献
[1]陈鸿斌.老龄化、低出生率——日本无法破解的难题[J].日本学刊，2003（3）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首都人口发展的关键特点
第一，“人口流动滞涨”问题凸显，常住人口增速位列全国超大城市第一。首都人口调控根源于“人口流动滞胀”这一特殊的人口现象，主要有两大表现：一是“滞”，即户籍人口流出几乎停滞，流动人口“不流动”。2013年全市户籍人口总数为1316.3万，而将户籍迁往市外的人口仅为8.9万，其中以大中专毕业生分配迁出及复员转业迁出为主。此外，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数据还显示，29.8%的在京流动人口离开户口登记地五年以上，长期滞留北京；二是“胀”，即人口流入提速，导致人口规模急剧膨胀。2000至2013年北京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流动人口三者年均增速分别达到3.43%、1.34%和9.19%，在上海、天津、深圳、重庆等全国其他超大城市中，增速分别排名第一、第二和第二；全市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由1978年的0.91%上升至2014年的1.58%。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人口膨胀是以周边地区人口长期净流出为代价，极大地阻碍了未来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
第二，经济聚集明显高于人口聚集，城市开发强度过大是重要原因。通过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区域经济―人口分布协调度”指标的分析，结果发现：在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芬兰、荷兰、加拿大、美国、葡萄牙、日本、瑞典、西班牙、西德、希腊、意大利、英国16个发达国家的323个一级行政区中，其经济聚集和人口聚集显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即在这323个样本中，省一级行政单位所创造的GDP占全国GDP的比例与该省所吸纳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之比，均值接近于1。然而，北京“区域经济―人口分布的协调度”指标1952年为1.48，1978年达到3.44，2014年为2.09。可见，未来北京调控人口的重要抓手之一即是控制城市开发强度。
第三，户籍人户分离人口“向心化”流动，中心城区劳动参与率低。一是，户籍人口加速流向中心城。人户分离人口在中心城所占的比例由2000年的41.94%增加到2010年的64.06%；二是，非经济活动人口中心城聚集程度严重。2010年全市62.5%的非经济活动人口集中在中心城，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仅为52.42%和59.80%，低于城市发展新区（63.01%）和生态涵养区（61.21%），其中，东城区劳动参与率仅为46.34%，明显低于其他区县；三是，职住分离问题加剧。目前，居住人口加速向东北、西南部的城市发展新区转移，但就业地点依然聚集中心城区，通勤压力增大。
第四，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不高，内部就业结构有待优化。从就业结构来看，北京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由1978年的31.6%上升到2013年的76.7%，但第三产业内部的就业结构仍与东京等特大城市存在明显差距。主要表现在：第一，批发零售业从业人员比例过高。2010年全市批发零售业就业人员仍占主导地位，比重达28.1%，相当于东京十年前2001年的水平，而东京2012年该比重仅占19.5%；第二，北京的信息通信业（5.7%）以及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3.7%）的发展远低于东京，甚至低于东京十年前2001年的相应水平（分别是8.7%和6.6%）。
第五，“超少子化”和户籍人口“深度老龄化”问题并存。全市0-14岁常住少儿人口所占比例由1953年的30.1%急降至2013年的9.5%，远低于国际上公认的“超少子化”标准（15%），甚至低于超低生育率的东京市（2010年11.4%）。另一方面，2013年，北京户籍人口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14.9%，已高于国际上公认的“深度老龄化社会”标准（14%）。与此同时，北京常住人口家庭户均规模骤降，由1982年平均3.8人/户降至2010年2.5人/户，少子老龄化、家庭核心化导致的养老问题将逐渐由隐性转为显性。 未来首都人口发展的趋势研判
首先，人口“虹吸效应”短期内难以遏制。目前，北京正在面临着全国城市化加速、人均GDP提升的客观形势，且表现出本市社会公共服务资源扩张的内在特征。因此，如果本市保持年均7.7%的GDP增速，“十三五”期间劳动力需求预计每年将在1300-1400万左右，北京对周边地区，甚至全国的人口“虹吸效应”短期内难以改变。从人口调控的角度看，缓解未来本市人口压力的主体思路有二：一是功能转移和业态升级，带动非城市功能性人口和非经济活动人口的转移；二是提升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调控劳动密集型人口的就业空间。
其次，“十三五”时期末劳动力供给或将现拐点。未来，本市户籍人口的“超少子化”和“深度老龄化”将深刻影响未来本市本地劳动力的补给规模，同时，少子老龄化、家庭核心化导致的养老问题，又会对生活类服务业的流动人口产生巨大的刚性需求。然而，从统计数据上看，未来支撑北京流动人口供给的五个大省――河北、河南、山东、安徽、黑龙江，其15-64岁劳动年龄段人口会在2020年以后呈现减少的态势，届时五省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合计将缩小400万人左右，或对北京劳动力资源的补给产生一定影响。
再次，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发展大势不可回避。人口调控与人口服务管理始终是一对难以割裂的复杂问题，在“十三五”期间这一点将表现得更为突出。以义务教育为例，据预测，“十三五”期间，在本市户籍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需求将呈增长态势的同时，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需求也将远超“十二五”期间的水平，特别是在“十三五”末期，流动人口初中阶段就学人数可能比2013年增加80%-90%左右。因此，如何有效满足本市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体现城市包容，是首都在人口调控过程中不容忽视的融合难题。
最后，境外人口增长的趋势不容忽视。北京做大做强“国际交往中心”和“文化中心”，必然会提升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因此，衡量城市国际化程度的两大指标――境外人口规模和入境旅游人口规模的增加将成定势。从城市对比来看，在京境外人口仍存增长空间。此外，境外旅游人口的“大进大出”，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