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09 14:54:24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少子化的原因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由于当今日本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年轻人的失业率很高，而物价上涨速度快，经济的房展却不如人意，导致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十分大，工作十分艰辛。年轻热在适婚年龄却一直在忙于自己的工作与事业，无暇估计自己的婚姻问题，所以导致了日本年轻一代晚婚的现象极为普遍，年轻人结婚的年龄越来越大，许多年轻男女都不希望自己在20-30岁的适婚年龄段结婚，而是选择一拖再拖，大多数日本年轻人拖到30岁出头才想起自己结婚的事情，晚婚逐渐成为了日本年轻男女的共识，反倒成为了在日本年轻人中的主流意识观。由于日本当代经济不景气，就业的压力大，年轻人也随时面临着失业的风险，所以出现了许多年轻人不但晚婚，并且在婚后也不打算生子，有些人担心生子后会影响自己今后的事业前程，而有的人则担心生下小孩后会大大增加自己的经济负担，自己承受不起新生儿大量的生活与教育的开销。有少数极端者甚至会走上不婚的道路，因为有的人决心将自己的一身放在自己的事业工作上，也有部分人怕结婚后大乱自己平日的生活。总之，不同于日本老一代的人，日本当今的年轻人受社会思想的开放，他们的个人想法也越发丰富而自由，不再是想他们的前辈那样注重一些传统的约定成俗的事，而是不断地追求自我的幸福与个性发展。
很多年轻人即使结婚了，也非常不愿意生育下一代，因为生育下一代的花费成本极其高，孩子的各种生活费，医疗费，教育费使得刚刚踏上社会的年轻人完全不能承受这样重的经济压力。其次，不同于以往日本“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现在日本家庭很少会有全职家庭主妇，大多数妇女都会从事社会上的工作，这不仅是由于经济不景气带来的无奈选择，也是年轻一代的日本女性追求自我幸福与自我理想追求的一个进步。然而，打破了日本原有“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后，也出现了显而易见的种种弊端，丈夫与妻子全部在企业公司就职，那么如果他们选择生育下一代，那么他们的孩子就没有人来抚养带领了，刚出生的婴儿一定要有人照料看管的，而现在的日本家庭也与从前的有很大的不同，年轻人一旦结婚成家后，就会选择与他们的父母分开居住，他们会与自己的配偶独自居住，所以他们的下一代又无法一直让他们的父母来抚养。虽然社会上有保育园的专门机构，可以帮助在外面工作的父母照顾小孩，但是保育园对孩子的照顾完全得不到日本民众的认可与满意，由于是让他人照料自己家的孩子，为人父母的也必定会很担心。近年来，日本的媒体不断曝光有许多保育园对儿童进行惨无人道的虐待，所以保育园的名声在日本一直不太好，家长们对保育园的可信度非常低，大多数家长都不会放心将自己的孩子托给保育园来照顾。不仅是保育园不断地有虐待儿童的事件发生，甚至还有亲生父母虐待儿童的事情常常被媒体曝光。儿童在小时候非常顽皮，常常使家长不放心，惹家长烦心，而他们的家长又要忙于工作，他们在工作中可能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当他们遇到自己闹心的孩子时自然是十分气愤，于是便将自己面临的生活与工作的压力全部撒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对儿童进行了暴力虐待等不良行为。
受着日本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日本的丈夫很少会从事对子女的教育，他们会将对后代的教育责任全部推给他们的妻子。然而，与从前传统的日本女性形象截然不同，当代的年轻日本女性拥有高学历的人越来越多，她们受的教育越广阔，事业与想法就越自由越开放，她们不再愿意像她们的前辈那样听从丈夫的一切安排，安于当一名贤妻良母，她们更加愿意从事社会的工作，在工作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目标。然而，如果她们一旦选择了生儿育女，那么她们就一定得尽到一位母亲的责任，对她们的子女进行抚养与教育，这样一来她们就不得不辞去现有的工作，做一位全职太太来照料她的孩子与丈夫。但是，当她们的孩子渐渐长大，可以完成基本的生活自我料理时，她们的再就业就成了一个难题，一方面是由于她们的年龄变大，很多企业公司宁愿要那些年轻的应届毕业学生或者是一直在工作中，对工作有丰富经验的人，而不愿接受这些中年妇女的就职申请。其次，她们即使能够再次成功地踏上工作岗位，她们也很难适应原有的工作环境，也很难受到领导的重视与提拔，工资也不会有她们从前的工资高。如今日本一些年轻的知识女性她们有着丰厚的薪水报酬与美好的事业前途，她们不愿意因为生儿育女而耽误了自己美好的人生前景，不希望因为要抚养下一代而断绝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希望，所以这些女性就会毅然选择婚后不育，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意志坚定。
少子化现象对日本造成的不良影响
一、近代以来日本结婚状况的变化
随着时代的变迁，结婚的形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结婚不单只是恋爱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在各种社会条件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
近代以来，日本政府对婚姻法进行了修订。例如，在1871年提出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可以自由婚配，同时1873年颁布法令允许由妻子一方提出离婚请求。另一方面，明治民法规定婚姻的成立以户口登记为准，而未进行户口登记的婚姻被视为姘居，这削弱了法律对于妻子及非婚生子女基本权益的保护。另外，此时的婚姻更重视的是两个“家族”的关系，规定女子嫁人后必须随夫姓（男子入赘的话改为妻子家族的姓氏），即夫妇同姓。
战后日本政府根据新的宪法对民法进行了修改，制定了“自由婚姻”制和“一夫一妻”制。但是，考虑到女性怀孕的问题，规定女性不得在离婚6个月内再婚。这些法律条款改变了战前以“家族”为核心的嫁入式婚姻观，这成为后来传统婚姻观念变化的基础。战后不久，以相亲或熟人介绍为基础的“包办婚姻”成为婚姻形成的基本形态。由于不能自由地选择结婚对象，达到适婚年龄还未婚的人只是少数。这一时期多数女性会选择在合适的年龄结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经济高度成长期末期。
伴随经济的高度成长，女性的学历不断提高，此时便产生了“高学历化”现象。所谓的“高学历化”指的是子女的学历高出父母的学历这一趋势。另一方面，随着“男女雇佣机会平等法”的施行，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参与社会工作，同时女性慢慢地在经济上获得独立。伴随着女性的“高学历化”，以及参与社会程度的不断加深，无论结婚与否选择终生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男女交际圈也在不断扩大，结婚不再是家族主义的一种形式，而逐渐转变为以个人意愿为中心的“自由恋爱式结婚”模式。也就是说，女性可以自由的选择结婚对象。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对结婚的态度的多样化，同时出现了许多从未有过的生活方式。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在不断提高，未婚率也在不断提升。这一时期，不再急于结婚或者终生不婚的女性越来越多。女性的晚婚和非婚现象变得非常普遍。
二、日本的“晚婚化”和“非婚化”现象
在日本“晚婚”指的是在达到适婚年龄后没有选择结婚或者无法结婚，而社会整体结婚年龄的不断上升被称之为“晚婚化”。“非婚”顾名思义即为不结婚，“非婚化”指的不结婚的人不断增加这一现象。
根据法律规定，在日本男子满18周岁，女子满16周岁即可结婚。（民法第731条）。但是，真正的结婚年龄与法律的规定有一定差距。在日本初婚年龄（即第一次结婚的年龄）的不断上升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其次从未婚率来看，“国势调查”的数据显示男性和女性的未婚率均从1970年开始不断上升。2010年时，25岁到29岁的男性的未婚率为78.2%，女性为60.3%。特别是女性的未婚率相对1970年时上升了40%。同时30～34岁及35～39岁男女的未婚率也以高水平在不断增长。从中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推迟结婚。另外，随着未婚率的不断上升，近年来终生未婚率（50岁之后仍未结婚的人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1970年时，男性的终生未婚率仅为1.5%，女性的为3.34%。相对的到了2010年男性的上升到20.14%，女性的为10.61%。由此可以推测日本 “全民皆婚”的结婚状况在不断瓦解。
三、少子化和婚的关系
近年，“少子化”问题的严重性日益加剧，引起了社会各个方面的重视。所谓的“少子化”指的是出生人口不断减少的一种社会现象。日本的出生率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减少，到了80年代持续恶化，1990年发生了“1.57恐慌”（人口统计调查开始以来，史上最低出生率），到了2003年甚至引起了“1.29恐慌”。特别是1900年报道的“1.57恐慌”对于日本国民很和政府来说，都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打击。自此，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解决少子化问题的方针政策。如1995年的“天使计划”，2000年的“推进少子化对策的基本方针”（又名新天使计划）；2003年制定的“少子化社会基本法”，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解决少子化问题的对策大纲”等。另外，各个都道府县也提出了许多解决少子化问题的政策。
然而这些政策并没有减缓“少子化”进一步恶化的步伐，这种情况下造成少子化问题的社会背景和深层原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人指出，产生“少子化”现象的原因是生育年龄的推迟（晚生化）导致了20几岁的女性生育率的下降，这一问题在发达国家较为普遍。同时有人提出，在日本“晚生化”主要是由于结婚的推迟，即“晚婚化和非婚化”现象。在日本大部分夫妇会选择先结婚后生孩子。厚生省的“人口动态统计”调查显示，2012年新出生人口数为103万7321人，其中97.8%为婚生子女（合法夫妻所生子女），仅有2.2%的新生儿为非婚生子女。因此，可以说“晚婚化和非婚化”引起了女子生育年龄的增大，及出生率的下降，成为少子化的最大原因。
因此，在探究少子化问题的解决方案时，应当与结婚问题相结合来考虑。是什么影响了年轻人的结婚意愿，或者说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引起晚婚化和非婚化。解决这一问题将成为提出少子化对策不可欠缺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 熊村あゆみ.关于少子化时代结婚观的研究[J].教育学科研究年，2005（31）.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少子化”问题实乃人口发展的“元问题”，很多其他问题由此引发，所以带有根本性意义。这是因为从人口的生命历程出发，人口是递进式加替换式发展的，角色、力量和价值均会发生规律性变化，恰似长江后浪推前浪，长江新浪换旧浪。如果说0-14岁的少儿人口是朝阳人口、希望人口和潜力人口，那么15-59或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是活跃人口和实力人口，是可以有最大价值产出的贡献人口，而60岁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则是夕阳人口和余力人口。人口更替（递进式加替换式发展）规律表明，如果没有少儿人口的成长和替代，劳动年龄人口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2012年以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大规模减少，就是人口少子化远期效应的一个信号、一种表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15至59岁的劳动适龄人口为9.37亿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上年末下降0.6个百分点。 这是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首次出现下降，而且今后将会持续减少。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人口前景。
传统的人口治理思路根植于计划经济体制和思维，这就是通过控制生育、减少出生增量来达到控制与减少人口总量的目的。但为什么要对哪怕是世界第一的“人口总量”那么害怕和担忧，却找不到可以说服人的理由。所谓人均理论，其片面性和牵强性连支持者也心知肚明，不好意思再继续传播和说教。强制性计划生育是集权式计划经济的产物。所以，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应该恢复自然、自由和自主的生育生态，从人口增长的内在规律看，1990年也是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从正转负的历史拐点。
“少子化”与“老龄化”
少子化由来已久，且将持续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33.60%，65岁及以上人口占4.9%；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27.70%，65岁及以上人口占5.6%；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22.90%，65岁及以上人口占7.0%。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87个百分点。同1982年普查数据比较，0-14岁人口比重下降了17个百分点，超过一半，这是非常惊人的变化，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3.87个百分点。两相比较，少子化的速度超过了老龄化，说明中国人口发展的潜力被大大削弱，中国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堪忧。中国已经不可救药地掉进了“少子老龄化陷阱”或者说“超低生育率陷阱”。确切地讲，在一胎化政策下出现的独一无二的“独子高龄化”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带来极为严峻的挑战。
然而，仅仅将少子化看作是老龄化原因之一是远远不够的。“少子化”的危机有别于“老龄化”，这两个问题彼此联系又相对独立。庞大的人口总量和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将人口少子化问题完全淹没和遮蔽了，不完整的甚至是错误的人口问题观将导向片面的甚至是本末倒置的人口治理。 如果说少子化是人口之本，那么老龄化是人口之末。少子化关乎人口的生机和活力问题，老龄化则彰显人口的负担和保障问题。不遏止少子化，老龄化将陷入无解困境。少儿人口是潜力人口、朝阳人口和希望人口，具有人口的生育潜力、支撑潜力和创造潜力。比较而言，老年人口则是余力人口、夕阳人口和负担人口，潜力随着时间的推延而减少。年轻人口是一国最重要的资产。
少子化日积月累的危机尚未被深刻认识。中国要深切关注“人口态势”，而不仅仅是“人口现状”。“人口态势”能够帮助我们打开历史视野，树立人口发展、人口问题的大历史观，由此获得人口少子化的忧患意识。少子化是人口发展的釜底抽薪，过了某个拐点，就是人口自杀的开始。少子化过程存在着自发性机制和干预性机制。现有体制的个性充分说明了“权力集中”的危害，强制一胎化之所以大行其道，根本原因在于公权力过于强大，强大的公权力压制了弱小的私权利。
少子化带来的其他问题
少子化不仅会带来少子老龄化（底部老龄化和跷跷板效应），2014年9月24日公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预计：2020-2030年间，全国老年人口平均子女数将下降到2个以下，城镇老年人口的平均子女数不到1个。未来，空巢老年人口比例预计将突破70%。 而且，少子化会带来其他严峻问题。
其一，年轻人口持续亏损。从“老龄化社会”（the aging society）转型到“老龄社会”（the aged society）和“高龄社会”（the super-aged society）之后，无论宏观和微观，老年人口都严重缺乏年轻人口的生产性、服务性和依靠性支撑。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有一个和“未富先老”一样重要的特点，就是“未备先老”，所谓“未备”不仅表现在养老服务体系、养老保障体系等没有准备好，也包括极其重要却在庞大人口总量的表象下常常被忽视的年轻人力资源储备的不足上。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有钱不足以保障老年人的需要，还必须有强大的年轻人力资源的支撑，包括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力，也包括为老年群体提供服务的人力。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为“年轻人口战略性储备不足”而追悔不已。
其二，少儿人口的代际减少意味着人口三大潜力将受到严重损害。0-14岁人口的生育潜力、支撑潜力和创造潜力将在成年阶段表达出来。 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不是说应该什么时候放的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应该做适中适度、合情合理的定位，最初就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再迟疑不决，只能雪上加霜，带来更多的人口风险、人口失衡、人口负债，而不会有任何好处。在严峻的人口形势下，理想的选择是公民自主负责生育和国家鼓励优化生育的结合，全面放开二胎只是一个过渡点和平衡点，实际上80后、90后的意愿生育率在高抚养成本的压力下已经达到超低生育水平，仅仅放开二胎也不可能使生育率有明显回升，达到“近更替水平生育率”（TFR=1.8-2.5）。此外，大量独生子女空巢家庭、痛苦家庭和困难家庭则需要国家建构起贴心关怀、真诚服务和福利保障的政策和制度体系才能体现以人为本、以民为贵的伦理要求。
其三，有朝一日，老龄化比重超过少子化，形成危险的倒金字塔人口结构，人口关系倾斜、失衡甚至断裂。严重的少子化（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低于18%）将使人口失去平衡能力、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到16.6%。微观上，一些独生子女因为就学、就业或者婚姻离开自己的父母，造成“老年空巢”和“赡养脱离”，儿女养老有心无力，家庭养老形同虚设。宏观上，护理人员、家政人员短缺以及普遍的用工荒已经从不同的方面证实了劳动力转移“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其四，生育的独子化带来人口的少子化，中国人口的少子化已经形成强大的“人口惯性”，这是最可怕的。经过计划生育长达几十年的片面宣传，一代又一代生育观被严重扭曲，一元化的只生一个孩子被认为是“正常”的选择。年轻一代身上的生育信仰和生育责任大大弱化甚至荡然无存，这意味着今后即使鼓励生育，响应者也将寥寥。中国早已经掉入内生性的超低生育率陷阱，而且越陷越深，对潜藏的风险和危机浑然不觉，反倒为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不客气地说，少子化的不断深化将有导致大国衰落的危险。
让计划生育回归“家庭计划”的本意
【关键词】 房价波动 VAR模型 少子老龄化 家庭规模微型化
一、引言
目前，中国已处于“少子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少子老龄化”，即少子化与老龄化的统称。截至2013年末，中国0―14岁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7%，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9.7%。伴随着少子老龄化现象，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日益微型化，而这三者的发展态势竟与我国房价的波动呈现高关联度。据世界官方统计经验，我国并不具备少子化的社会基础。因此，在少子化与老龄化并存的社会背景下，以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房价与人口子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课题，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然而国内外关于人口“少子老龄化”与房价关系的研究甚少，大多仅从老龄化单一角度考察与房价关系。大体来说，国外研究综述可概括为老龄化“悲观论”和“乐观论”。“悲观论”认为老龄化可能会造成房价下跌，导致房市奔溃。代表者有Modiglianni和Bergantino。而“乐观论”认为经济体制自身的调节可以熨平老龄化对房价的冲击。代表者有BrooksWalker和Lefort。
由于我国少子老龄化等人口结构的转变现象出现较晚等原因，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起步迟。费方域等基于代际交叠局部均衡模型，论证房地产投资到期收益率与人口增长率无关。邹瑾深入剖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但未考虑少子化对房价的影响。陈国进等分析了中国人口抚养比与房价的关联性，但其研究未基于我国人口少子老龄化的现状、所构建模型未设置控制变量，稍显欠缺。
因此，本文基于VAR动态模型，采用Grange因果检验、面板协整检验等实证方法深入探究少子化、老龄化及家庭结构微型化对房价的动态影响，从而深化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对我国房价变动趋势的认识。
二、模型构建
考虑到本文所选人口结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动态联系等不利因子。笔者特选取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令模型不含外生变量，构建非限制性向量自回归模型如下：
yt=A1yt-1+…+Awyt-w+？着t，t=1，2，…，T
式中yt是n维列向量，T是样本数，w是滞后阶数，At为n×n维待估系数矩阵，？着t是白噪声向量。综合分析全国住宅销售均价及人口结构变化规律及动态联系，令yt=（LnPt，LnCDRt，LnODRt，LnHJt，LnYt，LnCNt）。其中P为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CDR为少儿抚养比，ODR为老年抚养比，HJ为平均家庭户规模，Y为人均可支配收入，CN为非农业人口比。且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非农业人口变量为控制变量。
三、实证检验
为消除异方差，对数化各组数据，分别记为LnP，LnCDR，LnODR，LnHJ，LnCN，LnY。
1、面板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通常经济时间序列为非平稳，须对变量时间序列做平稳性检验。LLC检验和IPS检验结果显示：一阶差分后少儿抚养比等六个序列均平稳。而本文重点关注我国少子老龄化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分布与家庭结构微型化对房价的影响，故以下将对其着重进行分析。
因LnP，LnCDR，LnODR，LnHJ序列是同阶单整序列，故采用基于回归系数的Johansen协整检验（表1）。结果表明：LnP、LnCDR、LnODR、LnHJ序列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即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平均家庭户规模对房价具有长期稳定的影响。
2、Granger因果检验
根据信息化最小原则，计算最佳滞后阶数为1。以下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商品房均价与人口子结构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下表2。
由检验结果可知，少儿抚养比（LnCDR）与老年抚养比（LnODR）相互引导；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单方面引导平均家庭户规模（LnHJ），且人口结构变量对房价的具有单向影响。
3、VAR模型估计
通过对VAR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发现VAR模型系统稳定。然后对其残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其服从正态分布、无异方差性、无自相关性。
4、脉冲响应分析
因格兰杰检验无法显示三变量对于房价的动态影响及相关程度。以下将引入脉冲响应方程进行动态分析。如图1。
在给少儿抚养比（LnCDR）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正向冲击后，对房价产生了负效应，且长期来看这种效应具有较好的持续性。当给老年抚养比（LnODR）一个正的冲击后，房价呈上升趋势，虽于第3期有所下降但之后迅速反弹并达到最高点，之后长期趋于稳定；从第4期到第8期，正效应最大。说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有助于提升房价。平均家庭户规模（LnHJ）给予房价冲击后，房价迅速下降，在第2期达到最低点，且从长期来看房价呈现下降态势，说明房价与平均家庭户规模存在反向变动关系。对此，可分别从以下三点进行解释：第一，曾经的“婴儿潮”转变为“婴儿荒”。第二，“三重动机”施压。首先，老年人改善自身住房的需求随社会进步不断强化；其次，福利分房制度和计划生育的实行强化了老年人帮助下一代购房的动机；最后，老年人群投资渠道匮乏，而房产投资热吸引了大量资本。第三，家庭规模微型化下持续增加的住房需求，推动房价上涨。
由脉冲响应图进一步分析，可得出少儿抚养比等三变量对房价的影响伴随期数的推进而逐渐减弱。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如下：首先，国家生育政策不断调整与完善。如2013年末国务院出台“单独两孩”政策，将通过减少家庭购房需求给予房价下行压力。其次，伴随老龄化程度的深化，由于高额的医疗保健费、老年人投资问题得到解决等因素，老龄化对房价的推动将减弱。
5、方差分解
为进一步完善VAR模型分析，以下将运用方差分解方法，探讨人口结构各变量的冲击对房价变动的贡献程度。如表3。
由表3可知，人口结构变量对于房价的影响均滞后一期，而来自房价自身的影响当期就能实现，但前四期内房价自身贡献率从100%迅速降至53.54%，之后有小幅上涨；少儿抚养比对房价冲击的贡献度不断增加，长期来看，一直在8.5%以上徘徊；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冲击较之少儿抚养比大，且于第3期达到最高值18.92%；平均家庭户规模在三者中对房价的冲击最大，在第三期达到19.58%，从长期来看稳定在17.50%左右。故可综合得出，短期内影响我国房价波动主要源自房价自身，但影响力度渐弱；其他三项人口结构变量对房价均具有长期影响，其中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微型化影响较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Johansen协整和Grange因果检验表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平均家
庭户规模是房价的格兰杰因，且对房价具有长期稳定的影响。同时，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也是家庭户规模的格兰杰因。一方面，少儿数量减少、老年人追求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是导致家庭结构微型化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家庭结构微型化通过对住房需求的改变进而直接影响房价。
第二，借助VAR模型估计和脉冲响应函数，动态地分析少儿抚养比等三个人口子结构变量对房价的动态影响。综合以上结果可得：一方面，受到福利分房制度、计划生育政策、金融发展程度及住房多样化需求等多因素的影响，少儿抚养比及平均家庭户规模的下降、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是推动房价持续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未来我国房价快速上涨的趋势可能发生逆转。
第三，少儿抚养比等三人口子结构变量与房价的方差分解表明：首先，短期内房价波动受自身变化的影响很大，但大体呈递减趋势。这是由于房地产市场化初期的不成熟性和市场的内在弊端所致，但该现象会伴随政府调控的加强及房产市场的不断完善而逐渐消失。其次，少儿抚养比对房价的冲击程度较小，老年抚养比、平均家庭户规模对房价的冲击程度较大。最后，人口子结构三指标对于房价的影响均滞后一期，而来自房价自身的影响当期就能实现。
针对以上分析，政府在调控房价时，不能仅从房产自身因素出发，而应统筹考虑少子化与老龄化、家庭规模微型化等人口子结构因子。同时，为弱化房产政策的滞后效应，应主动构建应对少子老龄化现象造成房价波动的决策机制和前瞻性预警机制。提高把握房产市场脉搏的敏锐性，不断调整政策思路，避免房产市场的萧条对国民经济的可能冲击。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发展研究”（编号：13CJY008）；湖南省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城市房价高企的因素分析”（编号：SCX1402）。）
【参考文献】
[1] BERGANTINO，S.M：Life Cycle Investment Behavior，Demographics and Asset Prices[D].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98.
[2] Brooks R：Asset-market effects of the baby boom and social-security reform[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2（2）.
[3] Walker E：Lefort F. Pension reform and capital markets Are there any（hard）links[J].Abante，2002（2）.
中图分类号：TK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目前，随着环境的不断恶化和能源日益紧缺，加强环境保护和开发清洁能源已成为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问题。作为一种重要的光电能量转换器件，太阳电池的研究受到了人们的热切关注。近年随着太阳电池新技术、新工艺和新结构的开发和利用使太阳电池行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多晶硅太阳电池因工序流程简单、工艺成熟和制造成本低，使其在太阳能电池市场占据着较大的比例。为了更快的推动绿色能源发展，降低太阳电池成本和提高电池转换效率已成为行业发展和竞争的两个主要目标。
二、实验方法
取高效率和普通多晶硅片各5片，测试原硅片少子寿命随腐蚀深度的变化，以及原硅片的光致发光图（PL）对原硅片的质量进行表征和分析。随后各取200片硅片，经相同的制绒、扩散、PECVD以及丝网印刷和测试工序完成太阳电池的制备。分别对制绒后的表面形貌，原硅片、扩散后、PECVD和烧结后的少子寿命进行了测试。最后对两批太阳电池片在标准测试条件下进行了电学性能和EL测试。
三、结果与讨论
1.原硅片的少子寿命随腐蚀深度的变化
通过对原硅片的不同深度的腐蚀和少子寿命测试结果（如图1）可以看出：普通多晶和高效多晶硅制绒前的寿命是相一致的，这是因为少子寿命是由表面寿命和体寿命两部分组成，然而在切割后的硅片表面存在着5-10um的损伤层，此时体现的则是表面的寿命。所以只测切割后硅片表面的少子寿命是不能体现硅片质量好坏的。随着腐蚀深度的增加，少子寿命逐渐增加。当4-8um时少子寿命趋于稳定，当腐蚀深度达到9um时，少子寿命达到了最大值，此时是因为硅片表面的损伤层被完全去除掉，少子寿命体现的则是硅片的体寿命；然而随着腐蚀深度增加到12um后少子寿命又出现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腐蚀液对硅片表面的腐蚀又出现了新的复合中心。从高效和普通多晶硅片对比来看，高效多晶硅片有着更高的体寿命，较普通多晶硅高了48.8%。原材料的少子寿命并不能反映材料的体寿命，不能用来判断材料质量的优劣，而去除损伤层后的少子寿命值才能真实地反映材料的体寿命，可作为原材料优劣的判据。
2.硅片的PL测试
发光成像方法为太阳电池缺陷检测提供了一种非常好的解决方案。PL通常利用激光作为激发光源，提供一定能量的光子，Si片中处于基态的电子在吸收这些光子后而进入激发态，处于激发态的电子属于亚稳态，在短时间内会回到基态，并发出以1150 nm的红外光为波峰的荧光。发光的强度与本位置的非平衡少数载流子的密度成正比，而缺陷处会成为少数载流子的强复合中心，因此该区域的少数载流子密度变小导致荧光效应减弱，在图像上表现出来就成为暗色的点、线，或一定的区域，而在电池片内复合较少的区域则表现为比较亮的区域。因此，通过观察光致发光成像能够判断Si片或电池片是否存在缺陷 [1-2] 。取高效和普通多晶硅片进行PL测试，结果如图2所示,发现高效率硅片PL图像灰度均匀，而普通多晶硅片中存在着较暗的区域，说明该处有影响电子和空穴的辐射复合的因素存在，一般是由缺陷和金属杂质因素导致。而原材料缺陷势必导致Si衬底非平衡少数载流子浓度降低，造成扩散结面不平整，p-n结反向电流变大，从而影响太阳电池效率 [3-4] 。
（1）高效多晶硅片 （2）普通多晶硅片
图2硅片的PL测试图
3. 少子寿命
少子寿命值是关系太阳电池设转换效率的重要参数，少子寿命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太阳电池转换效率的高低。理论上，少子寿命越长，太阳电池的短路电流和开路电压越高，太阳电池的转换效率也相应地提高。在太阳电池制作过程中，硅片经过制绒、扩散磷吸杂、PECVD沉积SiN：H膜钝化、铝背场以及烧结等工艺，少子寿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通过对高效和普通多晶硅片对不同工序后的少子寿命进行了测试，结果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每个工序的少子寿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1）原硅片时测得的少子寿命较低。这是因为硅片的生产过程通常采用线切割方式，会在硅片边沿造成微裂、破损，在硅片表面形成一定厚度的损伤层，因此加重了载流子在硅片表面的复合程度，此时测试的少子寿命通常反映的是硅片的表面寿命。
（2）通过高温磷扩散后少子寿命明显变大。这是因为扩散过程中磷吸杂有助于消除杂质，长时间的高温磷扩散吸杂后，硅片内少子的扩散长度将得到很大的提高。
（3）PECVD沉积SiNx膜后少子寿命较扩散后降低。PECVD沉积氮化硅膜不仅起到减反射的作用，同时良好的表面钝化可以饱和硅片表面的悬挂键，降低表面态密度，减少少数载流子在硅片表面的复合，从而一定程度提高了少子寿命。然而此处测得的少子寿命值下降，分析认为是因为：其一，在沉积氮化硅膜过程中PECVD微波对硅片表面的轰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伤；其二，没有经过一定温度的退火处理，氮化硅膜中的H原子不能获得足够的能量向硅片内部移动从而不能起到较好的钝化作用。
（4）通过快速烧结后，少子寿命显著增加。在SiN：H膜沉积时引入的H原子对多晶材料的体缺陷和晶界起到了良好的钝化作用，降低了少子复合速率增加了少子寿命。在沉积薄膜之后的烧结过程中，快速热处理过程的短时间高温可促进H原子向硅中扩散，达到更好的钝化效果 [5] 。
图4高效和普通多晶硅片各工序后少子寿命的变化
四、结论
通过对高效率和普通太阳电池原硅片和各工序的少子寿命、表面形貌、PL、EL以及电学参数上的分析对比，结果表明，具有较低的缺陷密度、较少的晶界和较高少子寿命的原硅片具有更高的太阳电池转换效率。因此，在铸锭工序如何控制位错、微缺陷、晶界、间隙氧、替位碳、过渡金属杂质（Fe、Cu、Ni、Cr）等提高硅片的少子寿命为提高太阳电池转换效率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严婷婷, 张光春, , 李果华等.光致发光技术在Si 基太阳电池缺陷检测中的应用.半导体技术,2010,35(5):454-457
[2] FUYUKI T, KONDO H, YAMAZAKI T, et al. Photographic surveying of minority carrier diffusion length in polycrystalline silicon solar cells by electroluminescence [ J] . APL, 2005,86( 26):2621081.1-2621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