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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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近代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之前，一切学问或学术可以说都在哲学这一母体内孕育和成长。那么，当自然科学以及其他学科逐步从哲学这一母体分娩并走上自身发展道路之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门科学，能脱离哲学及其思维方式而独立发展吗？或者说各门科学与哲学之间那个连接胎儿和母体的“脐带”真的能被剪断或真的被剪断了吗？这是一个过去和当代任何一门学科或科学的形成和发展都必须面对并要加以认清的问题，否则任何一门学科或科学的形成和发展都难以实现。本文力求从自然科学发展中的科学革命及其思维过程角度来探索这个问题。

一、科学革命及其实质

所谓“科学革命”，是指“一种整体性的革命，这既可以针对整个科学而言，也可以针对某一学科而言。至于某一学科内部某个理论体系中的个别科学观念的变化，我们一般不称其为科学革命，而把它视为科学观念的局部变革（也有人称之为‘局部革命’或‘小型革命’）。这种变革虽然也是科学观念的部分质变，但并未引起整个科学观念的根本质变和整体质变”。这里所说的“科学革命”，“其最极端、最易于识别的形式可以用哥白尼主义、达尔文主义和爱因斯坦主义的出现作为例证——在这种事件中，一个科学共同体放弃一种长期看待世界、探索科学的方式，转而支持另一种往往不相容的探索这个科学的进路”。例如，拉瓦锡的氧化说取代燃素说所带来的化学革命，物理学中牛顿革命和爱因斯坦革命及其所带来的相应的整个科学革命，等等。

最早明确提及科学革命的思想家也许是彭加勒。在1905年，他就敏锐地洞察到物理学危机和革命的征兆，并对它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李醒民把彭加勒关于科学革命的基本观点概括为：（1）由于新实验与旧理论的尖锐冲突，物理学已处于危机之中；（2）危机能加速物理学的根本变革，是物理学进入新阶段的前兆；（3）要摆脱危机，就要在新实验事实的基础上重新改造物理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1）科学革命是新的科学理论代替旧的科学理论，并且新理论与旧理论有根本的不同，是理论的根本变革，即科学理论发生根本的质变和飞跃；（2）科学革命前有一个危机时期，它是新实验与旧理论的尖锐冲突，即旧理论处于危机之中。

继承并发挥了彭加勒科学革命思想中科学理论质变和飞跃思想的科学革命论者是波普尔。他把科学看做人类心灵的探险事业，认为科学的本质就在于永无止境的探索。他把问题作为整个科学探索的起点，运用“证伪”或“否证”概念，把科学看做四阶段的发展：P，（问题1）TT（试探性理论）E（消除错误）P2（问题2）。科学探索和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周而复始、永无止境的过程。

然而，库恩不满意波普尔把理论看做科学变革实体的思想，认为波普尔“过分集中注意了科学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只是盯住科学发展中的非常规事件或革命事件”，“把科学事业中非经常性的革命部分的特点赋予了整个科学事业”；应该更强调常规科学的作用，因为“正是常规科学而不是非常规科学，最能把科学同其他活动区别开来”。当然，库恩也继承和发挥了彭加勒的科学革命前有一个危机时期即旧理论处于危机之中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彭加勒、波普尔和库恩是一致的，“都强调新理论抛弃并取代了与之不相容的旧理论的革命过程”。

可以说，库恩的科学革命思想是对彭加勒科学革命思想的具体展开和深化。他对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更为动态、细致的描述模式：前科学一常规科学一危机一科学革命一新的常规科学一十……在库恩的描述模式中，常规科学就是有确定的范式并在范式指导下的有固定套路和方法的解题活动；危机是出现反常——原有范式下不能解决的实验和现象，是随着反常的增多而产生的对原有范式的怀疑和动摇；革命是新理论的产生并取代旧理论而成为新的范式；因而革命是范式的转变——新范式取代旧范式。其中，常规科学中出现的反常以及所引发的危机是科学革命不可或缺的前奏。

库恩对科学革命与常规科学、反常、危机之间的辨证发展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库恩看来，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不是革新者，而是解决疑难的人，他所集中注意的疑难，恰恰是他相信在现有科学传统范围中既能表述、也能解决的”。“然而——问题就在这里——受这种传统束缚的研究工作，最终的结果还是一定会改变这个传统。几次三番地连续致力于阐述公认的现行传统，最终还是会在基本理论中、在问题领域以及在科学标准中出现一种变换，即我以前所说的科学革命。”可是，常规科学研究为什么“更能产生打破传统的新事物”？“这是因为，任何其他类型的工作都不能这么容易通过注意力的长期集中而找到困难的所在和危机的原因，而基础科学最根本的进展正是依赖于对这种困难和危机的认识上”。库恩认识到，当“理论碰到了麻烦……科学家需要彻底依附于一种传统，但要取得完全成功又必须与之决裂。部分是由于科学家常规研究的问题性质，要求这样的依附。我们已看到，这通常都是一些深奥的疑难，疑难的挑战性并不在于解答所揭示的内容，而在于为提出任何解答都有待克服的技巧上的困难。人们只有确信的确存在一种可以由创造能力揭示的解，才能研究这些问题，也只有现有的理论才有可能保证这种信心。只有理论给大多数常规研究题目以意义。怀疑理论，往往也就是怀疑构成常规研究的复杂的专门疑难是否真有一个解”。因而，在库恩看来，常规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完善现有范式，而非发明新范式。只有当这种完善工作失败后，科学家才会遭遇第三类现象，即公认的反常现象，其特征是无法被现有范式同化。只有这类现象才会促成新理论的发明”。而且“反常只在范式提供的背景下显示出来。范式越精确，涵盖面越广，那么它作为对反常的一个指示器就越灵敏……范式不会太轻易地被抛弃，科学家将不会轻易地被反常烦扰，因而导致范式改变的反常必须对现存知识体系的核心提出挑战……常规科学具有强烈的传统性质，也标志着这种传统的追求为常规开展自身的变化彻底地铺设了道路”。

从常规科学到科学危机再到科学革命，其间有不可分离的张力和辨证推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没有常规科学研究的推进就不可能有科学危机，而没有科学危机也就不可能有科学革命的发生。因此，“富有成果的科学家也必须是个传统主义者，他很乐于用已有规则玩复杂的游戏，以便成为一个发现用来玩游戏的新规则和新棋子的成功的革新家”。库恩还用发散和收敛之间的相互补充及其张力来形象地描述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之间的关系。他说：“科学发现和发明本质上通常都是革命的。因此，它们确实要求思想灵活、思想开放，这是发散式思想家的特点……如果不是大量科学家具有高度思想灵活和思想开放的特性，就不会有科学革命，也很少有科学进步。”然而，“常规研究，甚至是最好的常规研究，也是一种高度收敛的活动，它的基础牢固地建立在从科学教育中获得的一致意见上，这种一致意见又在以后专业研究的生活中得到加强。可以肯定，在典型情况下，这种收敛式的或者说受一致意见制约的研究工作终将导致革命……收敛式研究的持久时期正是革命转换所必不可少的准备。”从库恩的描述可以看出，收敛式的常规科学研究是革命发生的不可或缺的准备，没有持久的常规科学研究，也就不可能发现和应对反常和危机，也就不可能有科学革命和科学的进步。“科学研究只有牢固地扎根于当代科学传统之中，才能打破旧传统，建立新传统。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谈到一种隐含在科学研究之中的‘必要的张力’。”

显然，库恩的核心问题是科学革命，但他着墨的重点却在常规科学上，强调常规科学研究的持久和坚定所导致的物极必反的效力——旧范式的突破而导致科学革命。因此，在库恩的思想中，不论是常规科学、反常、危机还是科学革命，都是围绕范式而展开的。常规科学是范式不变并在范式指导下的解题活动；危机是范式的动摇；科学革命是范式的转换。

总之，科学革命是新理论取代旧理论，是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范式转换，这是一个从常规科学到出现反常再到危机并最终实现科学革命的持续发展的过程。

二、哲学思维贯穿科学革命始终

上述分析表明：从形式上看，科学革命是有与旧理论根本不同的新理论的产生，是有不同于旧范式的新范式的产生和确立。那么，新理论与旧理论的根本不同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它是怎样产生的呢？

对此，李醒民在总结诸多科学哲学家关于科学理论的要素和结构的论述基础上，认为“成熟的或高级的科学理论是由科学公理（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导出命题或科学定律、科学事实（感觉经验和观察资料的科学陈述）三大要素组成的严密的逻辑演绎体系。”其中，科学公理是科学理论的逻辑前提或概念框架，是科学理论大厦的建筑基础，离开它们，科学理论就失去赖以立足的基础和进一步展开的依据，就根本无从建立起来。也就是说，科学理论的更新是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更新，是创建出比原有科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更适合于自然对象、具有更大解释力的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过程。因此，要进行科学革命，必然要有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创立，这是前提，也是最为关键之点。也可以说，建立在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基础上而形成的新理论及其被科学共同体所接受，就实现了科学革命。在李醒民看来，科学的概念基础和基本假设是科学理论赖以立足的本体论和逻辑基础。“在科学理论的更迭中，特别是在科学史上为数不多的科学革命中，摧毁的正是这个基础，而不是别的”；“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用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取代了旧的科学公理，比如用牛顿力学的公理基础取代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框架和分类范畴，用相对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取代牛顿力学的公理基础，这就是所谓的范式转换”。对此，爱因斯坦也认为，在面临科学革命时，“整个物理学的基础可能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造”；“我们关于物理实在的观念绝不会是最终的。为了以逻辑上最完善的方式来正确地处理所知觉到的事实，我们必须经常准备改变物理学的公理基础”。

那么，什么样的科学家才能担当此任（改变科学理论的公理基础）呢？答案是：只有那些有意识地对科学所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哲学思维、在哲学思维的层面上工作的少数科学家。事实上，具体的科学理论都有特定的哲学世界观为其基础，要建立新的科学理论就必须找到新的哲学世界观作为其基础；而新的哲学世界观的形成，必须在比科学理论层次更高的、哲学世界观的层面上来思考问题，它不再是科学层面上的问题，而是更高、更抽象的哲学思维层面上的问题了。

在哲学思维层面上，范式不仅包括科学理论的公设，而且也包括关于这些公设必须适合的世界的预设，关于它们应该如何适合那个世界的预设，关于试图使它们适合的恰当步骤和判断何时是成功的或不成功的标准的预设，这些都与哲学世界观层面上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相联系。这依赖于人的整体论（wholism），“整体论导致与传统观点的巨大差异。所谓的整体论，我意指下述观点：组成部分融入这样的统一体，以至于即使部分本身的性质也受到那个统一体的影响。整体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是部分本身的性质的决定因素。库恩的整体论奠基于整体论的感知理论和整体论的（或融贯论的）意义理论。”对此，马根瑙（H，Margenau）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在顶端一级，我们遇到所谓的原始经验（protocol experience），即感觉材料、观察，它们无凝聚力，本身没有秩序，需要用在原始领域没有直接给出的辅助概念（supplementary con—cepts）来“说明”或理论化；说明包含着概念化的程序，处于原始经验之下的一级结构；在底部，每一门科学都显示出十分普遍的命题，它们被称为公理或公设；无论给定的科学在给定时刻的公理是什么，它们都通过演绎的形式分析导出高一级的即较少的普遍的命题，通常称它们为定律或定理；由定律或定理还可以推出比较特殊的推论；这些推论借助对应规则与经验资料联系，以决定其去留。

关于此，库恩有经典的阐述：“在公认的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以作为解开他们领域中的谜的工具。科学家通常并不需要当哲学家，也不想当哲学家。的确，常规科学通常与创造性的哲学保持一段距离，而且这可能有充分的理由。在常规研究工作中能够利用范式作为模型进行时，就无须使规则和假定弄得很清楚明白……由哲学分析所找出的整套规则，甚至也并不非要不可。但这不是说，寻找假定（甚至是不存在的假定）不可能是削弱心理上的传统束缚、并为新传统提供基础的一条有效途径。17世纪牛顿物理学的突现，20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突现，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两者都以相同时代研究传统的基本哲学分析为先导和相伴随的。在这两个时期，所谓的思想实验在研究的进步中起到如此重要的批判作用，也不是偶然的。”在此，库恩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1）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与哲学保持距离，科学家不做哲学家的事，也不想当哲学家；（2）在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并且这种哲学分析是摆脱旧传统建立新传统的有效工具和途径；（3）牛顿物理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的科学革命，都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这种哲学层面上对问题的分析，也必须结合原有科学理论背后的哲学世界观问题来进行，即挖掘并揭示原有科学理论与其背后的哲学世界观的深层关系。这一点，库恩也进行了阐述，认为“在成熟科学中，新理论以及越来越新奇的发现不能从头诞生。相反，它们是从旧理论中涌现的，是关于世界应包含什么现象和不应包含什么现象的旧信念的母体中涌现的。通常这种新奇事物太过于奥妙莫测，引不起未受很多科学训练的人的注意。即使受过相当的训练……更为可能的是，即使敢于闯进这些领域的科学家，仅仅依赖于他接受新现象的能力以及对新的组织模式的灵活性，也将一事无成。倒不如说他会使他的学科退回到意见尚未一致或自然状态的历史阶段。”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科学革命实际上是形成科学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假说、评价标准、思维方式的变化，是哲学世界观的改变。因此，科学革命是一场科学观念和思维方法的彻底重建。当然，科学革命并没有抛弃已有的经验材料和经验知识，只是改变理解原有材料和知识的方式和规则：“科学革命打碎的只是科学理论的旧框架，摧毁的只是科学的旧基础。”

因此，从本质上看，如何实现科学革命——基本假设的革命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变革，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只是在自然科学中它是由科学家来表述、刻画和解决的。纯粹的哲学家很难解决这些专业内的科学问题。但是，专业的科学家如果还在原有范式指导下工作而不进行哲学创新思维，也是不能实现科学中的革命的（这并不是说，在科学危机时期，科学家要接受哲学家的指导而从事科学研究；而是说，如果科学家在该学科中不进行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思考和创新，从而打破原有范式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禁锢，是不可能实现科学理论创新即科学革命的）。所以，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就是在做哲学的工作。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提出某种本体论和方法论，但哲学家要对这种本体论和方法论进行展开和论证，而科学家的工作是把新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即科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具体化为新学科的理论并用实验加以检验。这恰如查尔默斯所说，“对基本原则进行持续的批判，最恰当地说，是哲学而非科学所具有的特征”。而对基本原则进行持续的批判，只能是少数的具有哲学思维能力的科学家所进行的工作。科学家“经常不能”完成新旧范式的转变，而且，即使那些有哲学思维能力的科学家，如果科学不处于危机中，他们也不能进行或完成科学革命。因而，“替论的发明恰恰是科学家们很少做的，除非在其科学发展的前范式阶段和在其后演变期间非常特殊的场合”。在一个学科内，如果像波普尔“猜想和反驳”的方法所表征的那样，不断地对基本原则提出质疑，那么该学科就不可能取得重大进步。这是因为那些原则没有足够长的不受到挑战的时间使专门的工作得以完成。虽然爱因斯坦凭借他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勇气对物理学的一些基本原则进行了挑战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我们不应忽视这一事实：正是经过在牛顿范式框架内200年的逐一的具体工作，以及在电磁学理论内100年的工作，才揭示出爱因斯坦将会认识到并且用他的相对论来解决的问题。

因而，“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用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取代旧的科学公理”。在波普尔看来，科学革命就是一个科学理论被另一个科学理论所取代，就是一组主张被另一组不同的主张代替；同样，库恩也认为，一场科学革命不仅涉及一般定律的变化，也涉及看待世界的方式的变化，还涉及在那些评价理论时所要持有的标准的变化。

总之，科学革命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革命包含在危机及解决危机的艰难的探索过程之中，没有对危机和解决危机的探索，就没有科学革命。这一过程，必须打破原有常规科学时期的科学观念，并创立新的科学观念，即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并建立新的理论范式，才能最终实现。而“获得新范式、做出这些基本发明的人，几乎总是非常年轻的人，或者新进入一个其范式将由它们所改变的领域的人，也许对此不需要再做更明确的说明，因为很明显，他们很少在以前的实践中受常规科学传统规则的束缚，他们特别有可能看出，那些规则已经不再适用了，并且去设计出另一套规则代替它们。”

即使在有不同理论竞争对手的威胁时，科学家的哲学思考也是必要的。由于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接受训练的方式以及他们若想有效地工作就必须接受的训练的方式，他们对他们在其中工作的范式的确切性质，将是一无所知的，也无法加以阐述；但当一个范式受到某个竞争对手的威胁时，他们就必须努力清楚地说明一个范式中所包含的普遍定律以及形而上学原则和方法论原则，以便保护它们免遭有威胁的新范式中的那些替代者的伤害。库恩总结说，“科学家面临反常或危机，都要对现在范式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而且他们所做研究的性质也将相应地发生变化。相互竞争的方案的增加，做任何尝试的意愿，明确不满的表示，对哲学的求助，对基础的争论，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常规研究转向非常规研究的征兆”。当人们认为反常正在给某个范式提出严重问题时，一个“明显的无专业安全感”的时期便来临了。此时，常规科学家开始进行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争论，并且试图依据哲学论据为他们的创新辩护。

三、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事实上，科学革命不但没有改变科学与哲学之间原有的生成关系，从某种程度上看反而在这个过程中强化了这种生成关系。从这方面看，具体科学不但是从哲学这一母体中生发出来的，而且在它独立后的每一次的科学革命中，都要回到哲学思维的层面才能得以完成。可以说，具体科学的每一次重大发展（科学革命）都是借助于哲学思维（哲学世界观的改变而形成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来完成的。

其实，理论思维，就是确立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然后形成判断、推理的过程；没有这种从概念到判断、再到推理的过程，就没有理论及其理论思维。科学理论的发展就是基本概念的逻辑展开，就是围绕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建构而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理论的关键和核心就是确立并描述各种范畴如何围绕基本概念而展开并得出结论的。可以说，由基本概念构成的理论的逻辑基础决定着这个理论的本质以及它在认识对象上可能达到的程度。概念是科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基本概念及其关系构成了科学理论的逻辑基础。而哲学思维是科学革命的酵母，无论是在科学的创立之时还是在科学危机以及科学革命时期，哲学思维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按照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方法，科学理论的逻辑展开必须不断地与现实对象接触；从理论的抽象的一般到它的任何一个具体形态，都必须有中间环节作为对应原理，即科学理论的结构形式是由抽象一般、经验具体和中间环节构成的演绎的逻辑体系。

于是，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可以具体地表述为：一切科学的最基础部分、也是最深处，都是哲学问题，都必须进行哲学思考。有人把哲学看做概念思维，是很准确的。哲学就是形成对认识对象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而推理、演算和验证就成了具体科学的事了。因而，在哲学和科学之间永远保有切不断的“脐带”，科学借助这一“脐带”从哲学母体中不断获得新生的根基和养分；哲学通过这一“脐带”，从各门丰富发展的科学理论中不断获得重生的形式。按库恩的说法就是：“恰恰是抛弃批判性对话才是转变到科学的标志。一个领域一旦转变成为科学，只有在基础摇曳的危机时刻才会出现这种批判性对话。只有对相互竞争的理论必须进行选择时，科学家的行动才像是哲学家。”

篇2

自自然科学兴起后，社会科学的地位便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只因自然科学号称有一套科学而严谨的方法可以获得对这个世界更精微的认知。于是知识界便开始受到不断地来自自然科学的质疑。甚至这种怀疑的声音也从社会科学内部发出。学者们要求社会科学也效仿自然科学采取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声音直到现在都还不断地回响。本文则试图说明社会科学为何不能采取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并试图说明社会科学是如何与哲学紧密相连。

本文将试图从两条路径驳斥一下观点即：社会科学必须逻辑上和方法山遵循自然科学的道路（也就是以事物本来之面貌对待之）。这两条路径便是首先驳斥一种广泛流传的关于哲学本质的说法，然后是一种普遍的关于科学本质的说法。这两条路径将在最后汇合成为一条。因为最本质而言，社会科学和哲学的本质实质上是一样的。

基本上来说，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分析与研究是基于社会生活中的“概念”与“语境”的。进一步说，这些“概念”与“语境”与我们的社会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只有不脱离社会生活的概念与语境，它们自身才能得到理解。并且十分重要的一点事这些“概念”和“语境”也是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得以形成的。可以说，社会生活与“概念”之间是与彼此相互交织的。

下面我将先介绍一种关于哲学的误解。首先有必要澄清的是约翰洛克再其《人类理解论》中有一段广为引用的话经常被用以佐证“哲学小工（underlabourer）”这个概念：

在当代，知识的王国里并不缺少建筑大师。他们的伟大设计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并未子孙后代留下了值得永久赞美的纪念碑。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奢望自己成为另一个波义军或者另一个西登纳姆。在这样一个产生了诸如伟大的惠更斯和无与伦比的牛顿等大师的时代，有幸成为一个清扫道路的小工――清除一些知识的道路上的垃圾――那也已经相当有抱负了。

这种思想认为哲学无法对理解世界作出贡献，它只是起到了在理解发展道路上清除一些诸如语言障碍之类的否定性作用。但其实并不如人们所一贯认为的那样，哲学仅仅就是解决有关语言的问题。哲学对于人类理解世界是有着其独特的作用的。而且这种作用不仅仅就是清理语言方面的困惑。揭示世界并不仅仅是科学家们的任务。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哲学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说哲学并不仅仅是清理我们对于语言的困惑的时候，有两个含义。首先，哲学要处理有关语言的问题；但是第二点，并非所有有关语言的问题都与哲学相关。可以说哲学和语言一起使得人们可以明晰地洞察世界。在哲学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问题“如何才能算做外部世界”。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简简单单伸出双手然后说：可以看到有两只手，可以确定有两个外物。因此外部世界是存在的。而是说两只手够不够成解释什么事“外部世界”的条件。我们也可以看到问题的实质在于对于哲学而言，阐明“外部世界”这个词是如何使用的。也就是说实际上这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而非经验性的。那些认为认为有关现实的陈述的解释是一个经验性问题的人没有弄清楚一个事实。那便是理解是基于一个一个概念的系统。这个系统脱胎于我们的“社会”。也、只有在社会之中，我们才能够理解和运用这些概念。打个比方，说拥有某种事情的知识或者掌握了某种事实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能够说我们懂得了某件事情。彼特温奇在其《社会科学的观念与哲学的关系》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他采用了维特根斯坦“规则”的概念来为我们提供解释。例如，“投票”这项行为只有在特定的政治建制，如议会制国家下才是有意义的。在一个奴隶制社会的政治体制下生活那么投票是无意义的。因为你无法在奴隶制的政体下进行投票。同时，理解语言游戏中的规则也还意味着你得知道如何在规则之下判断一个行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一个行为的正确与否无从判断，那么你就不能说你懂得了这个行为。也就是说，描述包括了判断与衡量。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社会科学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社会科学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与关照是自然地与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哲学都对社会现象的本质作出解释。这么说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和哲学一样，而是说这一点便是社会科学和哲学联系在了一起的地方。

这点我们可以通过审视其他人的观点来得出。当弗洛伊德说某人出于某种原因做某事的时候，“原因”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其实上重点并不在于这个行为是否是有意为之或者无意为之。重点其实在于如果实施行为者并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那么说他在做那件事情这种说法本身便是说不通的。因为有意义的行为是建立在整个概念系统、规则及其背后的一整套机制的。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那条若隐若现的线了。这两门学科之间确实是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关联的。基本上，我们理解二者的思路应该是基本相同的。我们依靠概念、社会语境和“规则”理解这个世界使其对我们而言变得更加明晰。从某种程度上说，有一些人文学者因为其所使用的某些概念而导致实际上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是无效的。是因为他们使用的那些词汇是无效的。他们要么错误的认为概念性问题是经验性问题；要么就是他们采用了来此别的领域的研究方法去研究社会现象。这无疑将会造成十分重大的错误并且也将会造成解释的社会现象不够有说服力。因此，社会科学是无疑不可以按照自然科学的路径研究的。温奇在他的书中也说道对动物运动的机械解释是无助于我们真正理解动物的生活的。

我想这样算是对社会科学的一个全新的角度的理解。对我们来说从语言角度去理解世界和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否就够了呢。我想不尽然。这应该只是作为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一步而已。首先，语言的起源对我们而言仍然是一个谜题。而社会现象是随时都在发生的。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对社会现象我们是可以追溯起源的。简单来说，某人说出了一下论断：网络改版了我们的生活。那么科学家是如何证明这个论断的呢？他们应该会这么做：收集资料、分析之然后得出结论。按照温奇的观点，他应该会说：是的，你可以进行经验性的观察，不过你知道在何种意义上说生活改变是有效的吗？而且网络只有对那些知道如何使用电脑和调制解调器并且还得知道如何将电脑连接入网络的人才是有意义。也就是说只有生活在现代社会中说网络才是有效的。温奇想要强调的是不要像奥古斯丁那样看待语言，即把语言和其言说的事物当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不过语言、概念和其背后的一整套规则并不是我们要处理的唯一的东西。生活在世界上知道事物的概念并且知道判别对错并不是唯一要做的。

当摩尔试图用双手证明外部世界的时候，我们明白不应该去找外部世界存在的证据。而应该弄清楚“外部世界”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于是我们严格地遵循温奇的步骤这么去做，我们这么做了之后是否有助于我们了解什么是外部世界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概念中的外部世界是如何与真正的那个除了我之外的“外部世界”相联系起来的？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并不能通过将这种解释概念的偷换而从而认为我们把问题解决了。因为如果仅仅从概念上解释的话，真实的世界似乎是可以无视的。对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将不会立刻就有答案。不过这确是值得每一个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人思考的问题。（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篇3

科学、哲学与宗教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古老的三大组成部分，在古代，科学、哲学与宗教是混纯一体的，科学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之中，哲学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宗教的蟀女，科学、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也就无从谈起。到了近代，首先是科学呈现出独立分化的特点，继而宗教也渐失其统治地位，然而在这个时期，人们为独立分化的成就所鼓舞，鲜有人去思考三者之间关系。在当代，科学、哲学与宗教在分化的基础上又呈现出新的整合趋势，许多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和各自领域的专业问题，单纯依靠三者之一是很难解决的。由此，科学、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思考，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一、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宗教?

    要对科学、哲学与宗教概念作准确的界说是很困难的。就哲学和宗教的概念而言，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宗教一直是各自领域争论的热点。我国传统的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哲学的定义是:人们对整个世界( 自然 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的概括和 总结 。这个定义有其合理性，但争议较大。人们试图将哲学定义为“对各种人类经验的反思”或“对人类最为关心的那些问题的理性的、方法的和系统的思考。”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说:“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这是罗素对于科学与哲学及宗教的理解。对哲学的研究对象，中外哲学家都曾作过一些回答，只不过见仁见智，互有歧义。总体来说，哲学应该包括本体论(即西方学者所说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和认识论。不同的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哲学研究的对象与界域也随之改变。哲学概念的界说是同人的生存一同扩展和改变的。

    对宗教概念的界说也是如此，在人类文明诸多领域中，宗教是最具神奇色彩的。一方面，宗教独具超凡的神性特征。另一方面，宗教又充满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内容。关于宗教，传统的观点认为:“按照社会学的观点，一种事物要成为宗教至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有一套道义伦理规则;(2)有自己崇拜对象和崇拜仪式;(3)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建制。

    而对于科学是什么，人们的见解虽不相同，但总体来说争议并不大。在现代较广泛为人们所接受的对科学的定义是:科学是科学共同体采取经验理性的方法而获得的有关自然界和社会的 规律 性和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二、科学、哲学与宗教的共生

    其实，无论科学、哲学还是宗教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希克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只有两个进路:一是自然主义的;一是宗教的。无神论，人道主义，科学主义属于自然主义的进路;世界各大宗教属于宗教的进路。在人类的早期阶段，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生产经验的积累便是早期的科学。“物理科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对肉眼可见的天体运行一类自然现象的观察，可以追溯到人们用来增进自己生活的安全和舒适的粗笨器具的发明。同样，生物科学也一样是从动植物的观察和外科开始的。可见科学的产生源于人类初期生产实践的需要。然而，生产力的低下与自然力的强大.使早期的人类不得不对种种神秘的自然现象产生原始的恐怖与崇拜。面对自然界种种无法解释的神异表现，他们只好归之于诡裔的精灵的主宰，并希望能通过对神灵的恭顺的表示来求得神的庇护，于是就崇拜起神灵来。“巫术，占星术和宗教必须一并加以研究，虽然它们在历史上和科学的确切关系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还不得知然而原始的巫术却是失败的较多。失望的信徒们很可能不再相信人可以控制自然，而且转而去讨好荒野中的捉摸不定的精灵—神或魔鬼—，希望这些精灵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样就过渡到某种形式的原始宗教。“有些人类学家认为，巫术一方面直接导致宗教，另一方面又直接导致科学，但是，弗雷泽却以为，巫术，宗教和科学是按这样的先后次序出现的。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原始人把可以用经验科学和观察或传说加以处理的简单现象和他们所无法理解或控制的神秘不可估计的变化，明确区别开来。前者引向科学，后者导致巫术、神话和祭祀。

    然而在古代，首先对生产的经验知识加以理性考察的，能够探索其各部分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则是爱奥尼亚哲学家。据说把丈量土地的经验规则变成一门科学—几何学的创始者是米利都的哲学家泰勒斯和塞莫斯的毕达哥拉斯，这些自然哲学家在物质中寻找实在，渐渐创立了基本原素的学说。可见，虽然我们不能准确地考证哲学、科学与宗教的产生孰先孰后，实质上也没必要，然而三者之间从产生起便有着紧密的联系。从人类历史的纵向角度来看，可以认为三者几乎是同时产生的。

    三、历史上科学、哲学与宗教的互动

    古代希腊，一方面，古希腊哲学深受原始宗教的影响，另一方面，古希腊哲学又为后来基督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基督教教义完全是在古代希腊哲学的影响下创立的。而哲学和科学之间，正如恩格斯所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希腊哲学最初源于古老的宗教祭仪， 发展 到一定阶段后，原始的宗教意识和伦理意识便进入分崩离析的过程中。人们更多地关注人的现实问题，“希腊人被自己的心灵迷住了”，而“认识你自己”则是苏格拉底哲学的主旨。人们对于纯理论的兴趣就过渡到后来的“哲学”。而哲学更倾向于自然科学，“由智者派和苏格拉底开始，至柏拉图主义达于顶峰。他们试图从这样的哲学中去创造新的宗教以代替已经过时的旧的宗教。”然而在中世纪，随着基督教势力的强大并占统治地位，留给哲学的最多不过是一脾女的地位，“一个科学地奠定、发展和捍卫教义的脾女的地位。同时，哲学也因此与神学在方法上对立起来，因为神学依靠神灵的启示宣教的东西却被哲学利用人类知识去获取、去阐述。“哲学与神学在方法上的对立逐渐发展到本质上的对立。哲学逐步由阐述、捍卫教义过渡到对教义进行批判，最后完全摆脱宗教的影响。由于中世纪宗教的独尊地位，使哲学、科学都严重萎缩，尤其是科学几乎陷于停滞。爱德华·格兰特指出:“科学革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中世纪创造了一种智力背景使自然科学才作为严肃的学科发展了起来。它提供了观念和方式，对这种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人认为，后来的文艺复兴是由于中世纪漫长的酝酿才使其发生得以可能。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如果没有宗教的抑制和扼杀，科学与哲学这两颗小树原本会长得更茁壮些。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直到临死前才敢拿出来出版却依然遭禁，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布鲁诺被烧死在火刑架上……，宗教在一切科学可能会危及其统治基础的地方都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极端的措施。可是，抑制与扼杀只能延缓科学的发展，却无法最终阻挡科学前进的步伐。

    即使在中世纪，科学的发展仍然对宗教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哥白尼的日心说对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在这里，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上的物种之一的人类也不再是万物的至尊，(圣经)的基本观点受到了质疑。牛顿力学的提出再一次对宗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形成了机械论的宇宙观。牛顿学说逐渐被视为是在许多方面都排除了上帝的必要。宇宙被视为自我控制、自我运转的机械装置，它不需要上帝的千预。太阳系最初是怎么运动的?牛顿的回答—上帝的第一次推动，这个回答客观上使上帝的位置下降了，在物理科学中请出了上帝。今天所称的“自然神论”就是受到了牛顿学说的影响。生物科学领域里出现了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主义对那种传统的基督教观点形成挑战，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的生命其特征及其行为都源于神的创造。而且，对于人是上帝创造的顶点，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享有特别的恩典，它也形成了质疑。达尔文把宗教彻底从自然科学中驱赶出来，科学的世界观全面替代宗教的世界观和哲学的形而上学世界观。

   当然， 科学 的 发展 给 哲学 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古希腊处于萌芽阶段的科学决定了那个时期以本体论为主的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牛顿力学的发展促使了中世纪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宇宙观的形成，“上一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因为那时在所有 自然 科学中达到了某种完善地步的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刚体(天上的和地上的)力学，简言之，即重量的力学。在这时期，哲学仍作为包罗万象的科学一般，哲学是普遍的科学，各门具体学科仅是其分支。而自然科学是在近代经过一次次“阵痛”逐渐从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逐步壮大并建立自己独立的体系，哲学作为一门特殊学科，其领域便几乎缩小到只限于对自身的批判活动了，各门具体学科逐渐获得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在 现代 社会，由于科学的强大与独立，使传统哲学终结了，哲学变成了海德格尔所说的“面向思的事情”。哲学只有关注，也不得不关注自己时代的科学才有生命力。尽管如此，哲学与科学之间却仍然关系密切。首先，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仍对各门具体学科起着引导作用。恩格斯曾以深遂的科学洞察力明确指出，当自然科学的发展难以提供足够的实证材料，不能从科学的角度用科学的方法来对某一问题做出解答的时候，必须借助于哲学思维的方法来解答，必须从哲学的层面来回答。在近代后期哲学的自然领域出现了预见、预言、假说、学说等很多形式，像恩格斯对原子可分的预见，康德关于太阳系起源和演化的原始星云假说，拉马克的生物进化学说和赖尔的地质渐变学说等就是例证。在近代的自然科学领域中，这种以预见、预言、假说、学说等形式出现的科学问题的哲学解答更具普遍性。所有这些在本质上是对科学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结果，是从哲学层面上解答的答案。然而，科学问题的哲学解答以后，还必须通过未来的科学实践的研究、验证。

    科学的独立化决不意味着哲学和科学的“彻底分裂”。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为哲学和科学建立新的关系奠定基础，使科学与哲学在近代的分化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综合，出现了哲学科学化和科学哲学化的双向互动趋势。一方面，自近代后期以来.尤其是现代，科学研究所遇到的科学问题已经达到相当复杂的程度，必须借助于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另一方面，离开具体科学，哲学也只是一个“空架子”，高度抽象的哲学理论需要具体科学的填充和验证。哲学只有关注那些在科学研究领域不能从科学层面用科学方法来解答的科学问题并作出合理的解答时，哲学的生命力才能够表现出来，而且哲学也只有在解答这些问题时，科学所提供的事实材料才能成为哲学加工、概括和 总结 的对象，才能将之有机地而不是机械地容纳到哲学体系中来。

    四、现代社会的科学、哲学与宗教

篇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包含了丰富的生态自然观，把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从“物化自然”中解放出来，创立了“人化自然”的观念， 第一次用实践的观点把人和自然统一起来，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束缚。

一、《手稿》中关于人的定义

马克思将人定义为：“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具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是自然产生的结果，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就规定了人的自然属性。另外，“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他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它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样就把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人的活动才能称得上是有目的的、自由的活动。

二、《手稿》中关于自然界的定义

马克思将自然界定义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在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活材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这就说明，自然界是人类活动的源泉，它不仅为人类提供直接的生活资料，而且还为人类的劳动创造活动提供材料、对象和工具。第二：“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这就说明，不仅人的物质生活来源于自然界，就连人的精神生活也是自然界所赋予的。

三、《手稿》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

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从这两句话中，就可以看出，人与自然是密切相关的，人是自然界中的人，自然是为人类活动提供可能的自然，两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因此，马克思提出了“人化自然”的观点，认为正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改造过并打上人的目的和意志烙印的自然。这样，就引出了马克思思想的关键所在——“实践”的概念。

四、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纽带

（一）实践活动使人与自然相分离

在《手稿》中，马克思严格地区分了人和动物的区别：“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样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他的内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人与动物在对待自然时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人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自觉的，而动物的活动则是无意识的、被动的。在这种实践活动中，人类不自觉地将自然界变成活动的对象，人类在这场实践活动中占有主体性的地位，因而使人脱离了动物的范畴，使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

（二）实践活动使人与自然密切相连

尽管实践活动使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却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分离而消失，反而愈加紧密：“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人通过实践活动能动地改造自然，使自然界成为有利用价值的自然界，成为人道主义的自然界。另一方面，自然又通过实践反作用于人类社会，使自然人化。“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正是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才使“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完美结合，同时也是人与自然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

（三）“天然自然”不断转化为“人化自然”

“人化自然”和“天然自然”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参加了人类的实践活动，“天然自然”是没有经过改造的“自在之物”，而“人化自然”却是掺杂了人类的主观目的和意识并经过实践活动加工、改造过的“为我之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越来越大规模地进驻自然界，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天然自然”变为“人化自然”。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人类只是单纯地对自然界进行索取，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工具也相应地发展起来，导致人类加工改造自然的过程日愈肆意，甚至不考虑自然界本身的运行规律，这就导致了大自然本身的运行系统遭到破坏，甚至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在人类社会突飞猛进的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却在慢慢失衡，人们的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已使人和自然的矛盾逐渐尖锐，而且对于每一次环境的破坏，自然界都报复了人类，越来越多的生态危机无不提醒着人类要开始重视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了，而研究马克思《手稿》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却可以为人类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正确道路，只有发挥好人的主观能动性、尊重自然规律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正确理解《手稿》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才是我国当今发展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篇5

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一直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观点是由恩格斯提出的。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我认为,恩格斯在这里将物质与存在的概念混为一谈了。这是因为:首先,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能解决思维或意识是不是存在的问题,而不能解决物质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然而,哲学既要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要研究物质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可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其次,哲学的基本问题也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因为,哲学是唯物辩证法哲学。唯物论首先说的是物质与精神或思维的关系问题。所以说哲学的基本问题,也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再次,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发生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将物质与存在混为一谈。其实,物质与存在并不是同一概念,也没有等同重合性。存在要比物质的概念宽泛的多,包括思维也是存在。物质是实存在,意识是虚存在。只有把意识和物质都看做是存在的,才能进一步研究它们之间的绝对相对问题和决定性作用与被决定性作用的关系问题。如果根本就不承认思维或意识的存在性,那就既不会存在绝对相对问题,也不会存在决定性作用与被决定性作用的关系问题。所以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即使是我们“修正”一下,将存在换为物质,那么,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呢?我看也有问题。因为,从宇宙自然的角度来看,质量和能量、空间和时间以及静止和运动,这些范畴还既不涉及意识,也不涉及和意识相对应的“物质”概念,完全是从宇宙自然本身的角度来考察的。如果在考察宇宙自然时就以人划线,以人定位,势必陷入“唯我论”、“唯心论”的泥潭。再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对立统一律、否定肯定律以及量变质变律,这些规律之中对立统一律是基础、前提、核心,说明对立与统一是辩证法哲学的基本问题。

因为,对立与统一规定着否定与肯定及量变与质变,由此,也说明了意识和物质的关系并不是辩证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再从主体的角度来看,经济主体的基本问题是劳资关系问题,政治主体的基本问题是公民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或曰官民关系问题。再从历史主体的角度来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历史主体的基本问题。很长时间以来,甚至直到现在,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仍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看作是一对矛盾统一体,这是发生混乱最根本的原因。社会存在是与自然存在相对而言的,自然存在反映的是自然客体,而社会存在反映的则是社会主体。然而,社会意识则一方面是与自然意识相对而言的,另一方面又是与社会物质相对而言的。因为,社会意识包括经济意识和政治意识,而社会物质包括经济物质和政治物质。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并不是对应概念。二者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以及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把握这一点,是认识社会意识能动性的关键。因为,如果否认社会意识的存在性,否认社会意识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就等于说意识是不存在的,那么,不存在的东西又哪里能有能动性呢?有人对与社会意识相对应的社会物质的概念提出质疑。其实,社会物质包括经济物质和政治物质。经济物质是容易理解的,一切资本,如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及其产品都是经济物质。而政治物质则是指国家机关、军事力量、法庭、监狱等等,这些难道不是政治物质吗?

虽然在社会存在中也包括社会意识与社会物质的关系问题,甚至在社会经济中,包括经济意识和经济物质的关系问题,而在社会政治中包括政治意识和政治物质的关系问题,但都不是基本问题。经济意识和经济物质的关系问题,不是社会经济的基本问题,政治意识和政治物质的关系,不是社会政治的基本问题,同样,社会意识和社会物质的关系问题,也不是社会历史的基本问题。况且,将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无法说明哲学体系的科学性。哲学是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互补。自然观反映的是客体存在,历史观反映的是主体存在。客体并不等于物质,因为,自然人意义上的意识,也是客体。同样,主体,亦即社会也不等同于意识。社会物质,包括经济物质如资本和政治物质,如监狱、法庭、军队等,也属于主体范畴、社会范畴。由此,也说明了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意识与物质的关系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那么,它在哲学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我认为,意识与物质的关系是哲学本体论的基本问题。哲学与本体论并不存在等同重合的关系,二者也不是同一概念。哲学与本体论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本体论当然是哲学,然而即不能反过来说哲学就是本体论。哲学包含本体论,本体论只是哲学的一部分内容。哲学不仅包括本体论,而且包括自然观、辩证法、以及经济观、政治观、历史观等内容。其中,自然观是本体论的前提,它们与辩证法共同组成哲学客体的范畴。自然观的基本问题是质量和能量的关系问题,这一点是由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原理确立起来的。因为,空间和时间以及静止和运动的关系,都是建立在质能关系的基础上。这无论是在哲学上,还是在物理学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是解决了自然辩证法的基本问题,人们可以由质量和能量的关系入手,进一步认识空间和时间的关系以及静止和运动的关系。遗憾的是,我们的哲学教科书还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原因在于马克思在前,爱因斯坦在后,抱着“凡是论”态度的哲学家们,并未能将爱因斯坦的这一哲学与自然科学上的突破性发展成果接纳入哲学的体系,还在一百多年前的哲学水平上徘徊和原地踏步,更谈不上对爱因斯坦相对论思想的批判性发展。

建立在自然辩证法基础上的是本体辩证法。本体论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因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直接制约着实践和认识的关系问题。实践是物质的,认识是意识的,客观是物质的,主观是意识的等等。

建立在自然辩证法和本体辩证法基础上的是客体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问题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问题,这一点理论界是明确的。现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否定和肯定的关系以及量变和质变的关系。自然辩证法和本体辩证法以及以它们为前提的客体辩证法,共同构成哲学的客体,而和客体相对应的是主体。主体包括经济主体、政治主体以及以它们为前提的历史主体。主体经济的基本问题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即劳资关系问题;而主体政治的基本问题是公民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即民主和法治的关系问题。建立在经济主体和政治主体基础上的历史主体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整个哲学实际上是如下一个体系:

通过上述哲学体系图,我们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哲学与本体论既不是等同重合关系,也不是同一概念。

二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本体论只是哲学的一部分。既然如此,本体论的基本问题与哲学的基本问题,就不是一回事。本体论的基本问题是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而哲学的基本问题则是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当然,哲学是一个多层次体系,然而每一个层次和每一对范畴的基本问题都必然反映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如自然辩证法的基本问题是质能关系问题,而在质能关系中,质量是客体,能量是主体。因为,质量具有可动性,而能量具有能动性。由此决定了空间具有客体性,时间具有主体性;静止具有客体性,运动具有主体性。因为,空间是质量的存在形式,而时间是能量的存在形式;静止是质量的本质特征,而运动是能量的本质特征。再从本体论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而物质具有客体性,精神具有主体性。由此决定了实践具有客体性,认识具有主体性;客观具有客体性而主观具有主体性。因为实践是物质的,而认识是精神的;客观是物质的,主观是精神的。再从辩证法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问题,对立性是反映客体与客体的对立性以及主体与主体的对立性,而统一性则是反映客体和主体的统一性。由此说明了否定性反映的是客体与客体的否定性以及主体与主体的否定性,而肯定性则是反映客体和主体的肯定性。同样,量变反映的是客体与客体的量变以及主体与主体的量变,而质变则是反映客体和主体的质变性。因为,否定和量变都是反映事物的对立性特征,而肯定与质变都是反映事物的统一性特征。再从社会经济主体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资本是客体,劳动是主体,因为资本具有可动性,而劳动具有能动性。由此决定了剩余资本具有客体性,而剩余劳动具有主体性;资本股份具有客体性,而劳动股份具有主体性。因为,剩余资本与资本股份都是资本的特征,而剩余劳动与劳动股份都是劳动的特征。再从政治主体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官民关系问题,亦即公民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民主和法治的关系问题。其中,公民是客体,国家是主体;民是客体,官是主体;民主是客体,法治是主体。“民可以载舟”,就说明了民的客体性,而官具有能动性,说明了官、国家、法治的主体性特征。由此决定了民权的客体性,政权的主体性。再从社会历史主体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经济是客体,政治是主体。由此决定了阶层的客体性,政党的主体性;人民的客体性,人才的主体性。

通过上面的分析,就可以十分清楚地说明:其一,无论哲学有多少层次,每一个层次中的基本问题都是反映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其二,只有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才能将哲学的所有范畴从始至终贯彻到底。其三,这就更清楚地说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不是哲学基本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存在既包括意识存在,也包括物质存在。思维与存在是直接同一的,二者既不存在对立关系,也不存在统一关系。再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来看,虽然物质是客体,意识是主体,但客体并不等同于物质,主体也不等同于意识。客体和主体的关系,要比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宽泛的多,深刻的多。只有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才能将哲学各个层次的所有范畴从始至终作为主线贯穿到底,而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则只能说明本体论的基本问题。超出本体论的范畴,如自然哲学、辩证法哲学和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以及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就都不是由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所能说明得了的。过去,正是由于哲学教科书没有认识到哲学是客体哲学和主体哲学的互补。所以,一些哲学家便一再否定历史观的哲学属性。其错误在于:首先,哲学既包括对认识对象,即自然的认识,也包括对认识者,即社会人自身的认识。如果只完成对宇宙自然的认识,而不完成对社会人自身的认识,就不是完整的哲学。其次,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为人类自身的存在而服务。如果连人类自身是怎样存在的都弄不清楚,那么,对自然的认识就毫无意义,从而也就否定了哲学的价值。最后,从哲学本身来看,历史观正是哲学区别于一切西方旧哲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部分,历史观的创立是整个哲学实现变革的枢纽和焦点。马克思如果不创立社会历史观,就不可能完成哲学上的根本变革。

由上可见,无论从哪方面看,都说明历史观不可能不属于哲学的范畴。还有一种观点,虽然承认历史观属于哲学的范畴,但认为只有客体哲学是哲学的基本内容,而历史观则属于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推广和应用”。这是斯大林的观点。他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这种观点的要害在于把客体哲学和主体哲学看做是两门学科,而不是看作哲学的不同组成部分,这就割裂了哲学本身的完整性。其实,列宁关于客体哲学和主体哲学是一块整钢的思想才是正确的。列宁说:“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常说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我们所要坚持的,正是由哲学为我们开辟出来的客体和主体相互补的这种完整领域。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倒退,都只能导致哲学本身的倒退。

在客体和主体的关系中,二者都是非决定性的。从主体的非决定性来看:首先,自然可以决定社会的存在。当自然还没有进化到人类的时候,社会就是不存在的。同时,如果自然发生大的灾变时,就有可能将人类大部或全部毁灭,玛雅文化、希腊文化等的突然性毁灭,就很有可能是大自然的灾变造成的。其次,自然可以决定社会的富裕程度。一切自然资源,都是大自然本身的分布所形成的,矿藏、物产、地势等都可以造福一方,这都不是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

关于主体的非决定性,是的基本原理。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所创造。”马克思的论述,很明显地说明了主体具有非决定性。这是因为大自然本身具有规律性,人类的社会活动如果不符合客观规律,其目的就不能实现,甚至反过来对人类违反客观规律的错误行为实施惩罚性报复。

当然,主体具有非决定性,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问题的另一方面来看,客体也具有非决定性。马克思就曾高度赞扬了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能动性作用。他说:“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是社会化了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所以说主体对于自然存在,也具有能动性作用。这是因为:

首先,量子力学的微观物理实验结果就证明了主体对客体的选择、干扰也都起着能动作用。其次,主体是有目的的。所以,主体的一切社会活动,都相对于自然存在而言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性。人们极力摆脱自然对人类的威胁,能动地去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是客体具有非决定性的主要根源。再次,人对自然具有自觉的改造能力,当然,人类首先是对自然的适应性,这是与人之外的其他生物所共通的。然而,人类不仅可以适应自然,而且可以对自然条件进行选择,并进而达到改造自然的程度。如果没有这一点,那么,也许至今地球上仍只有类人猿,而没有人类。当今的地球,已经很难找到没有人化的痕迹,这都说明了客体具有非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