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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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近代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之前，一切学问或学术可以说都在哲学这一母体内孕育和成长。那么，当自然科学以及其他学科逐步从哲学这一母体分娩并走上自身发展道路之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门科学，能脱离哲学及其思维方式而独立发展吗？或者说各门科学与哲学之间那个连接胎儿和母体的“脐带”真的能被剪断或真的被剪断了吗？这是一个过去和当代任何一门学科或科学的形成和发展都必须面对并要加以认清的问题，否则任何一门学科或科学的形成和发展都难以实现。本文力求从自然科学发展中的科学革命及其思维过程角度来探索这个问题。

一、科学革命及其实质

所谓“科学革命”，是指“一种整体性的革命，这既可以针对整个科学而言，也可以针对某一学科而言。至于某一学科内部某个理论体系中的个别科学观念的变化，我们一般不称其为科学革命，而把它视为科学观念的局部变革（也有人称之为‘局部革命’或‘小型革命’）。这种变革虽然也是科学观念的部分质变，但并未引起整个科学观念的根本质变和整体质变”。这里所说的“科学革命”，“其最极端、最易于识别的形式可以用哥白尼主义、达尔文主义和爱因斯坦主义的出现作为例证——在这种事件中，一个科学共同体放弃一种长期看待世界、探索科学的方式，转而支持另一种往往不相容的探索这个科学的进路”。例如，拉瓦锡的氧化说取代燃素说所带来的化学革命，物理学中牛顿革命和爱因斯坦革命及其所带来的相应的整个科学革命，等等。

最早明确提及科学革命的思想家也许是彭加勒。在1905年，他就敏锐地洞察到物理学危机和革命的征兆，并对它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李醒民把彭加勒关于科学革命的基本观点概括为：（1）由于新实验与旧理论的尖锐冲突，物理学已处于危机之中；（2）危机能加速物理学的根本变革，是物理学进入新阶段的前兆；（3）要摆脱危机，就要在新实验事实的基础上重新改造物理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1）科学革命是新的科学理论代替旧的科学理论，并且新理论与旧理论有根本的不同，是理论的根本变革，即科学理论发生根本的质变和飞跃；（2）科学革命前有一个危机时期，它是新实验与旧理论的尖锐冲突，即旧理论处于危机之中。

继承并发挥了彭加勒科学革命思想中科学理论质变和飞跃思想的科学革命论者是波普尔。他把科学看做人类心灵的探险事业，认为科学的本质就在于永无止境的探索。他把问题作为整个科学探索的起点，运用“证伪”或“否证”概念，把科学看做四阶段的发展：P，（问题1）TT（试探性理论）E（消除错误）P2（问题2）。科学探索和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周而复始、永无止境的过程。

然而，库恩不满意波普尔把理论看做科学变革实体的思想，认为波普尔“过分集中注意了科学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只是盯住科学发展中的非常规事件或革命事件”，“把科学事业中非经常性的革命部分的特点赋予了整个科学事业”；应该更强调常规科学的作用，因为“正是常规科学而不是非常规科学，最能把科学同其他活动区别开来”。当然，库恩也继承和发挥了彭加勒的科学革命前有一个危机时期即旧理论处于危机之中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彭加勒、波普尔和库恩是一致的，“都强调新理论抛弃并取代了与之不相容的旧理论的革命过程”。

可以说，库恩的科学革命思想是对彭加勒科学革命思想的具体展开和深化。他对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更为动态、细致的描述模式：前科学一常规科学一危机一科学革命一新的常规科学一十……在库恩的描述模式中，常规科学就是有确定的范式并在范式指导下的有固定套路和方法的解题活动；危机是出现反常——原有范式下不能解决的实验和现象，是随着反常的增多而产生的对原有范式的怀疑和动摇；革命是新理论的产生并取代旧理论而成为新的范式；因而革命是范式的转变——新范式取代旧范式。其中，常规科学中出现的反常以及所引发的危机是科学革命不可或缺的前奏。

库恩对科学革命与常规科学、反常、危机之间的辨证发展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库恩看来，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不是革新者，而是解决疑难的人，他所集中注意的疑难，恰恰是他相信在现有科学传统范围中既能表述、也能解决的”。“然而——问题就在这里——受这种传统束缚的研究工作，最终的结果还是一定会改变这个传统。几次三番地连续致力于阐述公认的现行传统，最终还是会在基本理论中、在问题领域以及在科学标准中出现一种变换，即我以前所说的科学革命。”可是，常规科学研究为什么“更能产生打破传统的新事物”？“这是因为，任何其他类型的工作都不能这么容易通过注意力的长期集中而找到困难的所在和危机的原因，而基础科学最根本的进展正是依赖于对这种困难和危机的认识上”。库恩认识到，当“理论碰到了麻烦……科学家需要彻底依附于一种传统，但要取得完全成功又必须与之决裂。部分是由于科学家常规研究的问题性质，要求这样的依附。我们已看到，这通常都是一些深奥的疑难，疑难的挑战性并不在于解答所揭示的内容，而在于为提出任何解答都有待克服的技巧上的困难。人们只有确信的确存在一种可以由创造能力揭示的解，才能研究这些问题，也只有现有的理论才有可能保证这种信心。只有理论给大多数常规研究题目以意义。怀疑理论，往往也就是怀疑构成常规研究的复杂的专门疑难是否真有一个解”。因而，在库恩看来，常规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完善现有范式，而非发明新范式。只有当这种完善工作失败后，科学家才会遭遇第三类现象，即公认的反常现象，其特征是无法被现有范式同化。只有这类现象才会促成新理论的发明”。而且“反常只在范式提供的背景下显示出来。范式越精确，涵盖面越广，那么它作为对反常的一个指示器就越灵敏……范式不会太轻易地被抛弃，科学家将不会轻易地被反常烦扰，因而导致范式改变的反常必须对现存知识体系的核心提出挑战……常规科学具有强烈的传统性质，也标志着这种传统的追求为常规开展自身的变化彻底地铺设了道路”。

从常规科学到科学危机再到科学革命，其间有不可分离的张力和辨证推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没有常规科学研究的推进就不可能有科学危机，而没有科学危机也就不可能有科学革命的发生。因此，“富有成果的科学家也必须是个传统主义者，他很乐于用已有规则玩复杂的游戏，以便成为一个发现用来玩游戏的新规则和新棋子的成功的革新家”。库恩还用发散和收敛之间的相互补充及其张力来形象地描述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之间的关系。他说：“科学发现和发明本质上通常都是革命的。因此，它们确实要求思想灵活、思想开放，这是发散式思想家的特点……如果不是大量科学家具有高度思想灵活和思想开放的特性，就不会有科学革命，也很少有科学进步。”然而，“常规研究，甚至是最好的常规研究，也是一种高度收敛的活动，它的基础牢固地建立在从科学教育中获得的一致意见上，这种一致意见又在以后专业研究的生活中得到加强。可以肯定，在典型情况下，这种收敛式的或者说受一致意见制约的研究工作终将导致革命……收敛式研究的持久时期正是革命转换所必不可少的准备。”从库恩的描述可以看出，收敛式的常规科学研究是革命发生的不可或缺的准备，没有持久的常规科学研究，也就不可能发现和应对反常和危机，也就不可能有科学革命和科学的进步。“科学研究只有牢固地扎根于当代科学传统之中，才能打破旧传统，建立新传统。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谈到一种隐含在科学研究之中的‘必要的张力’。”

显然，库恩的核心问题是科学革命，但他着墨的重点却在常规科学上，强调常规科学研究的持久和坚定所导致的物极必反的效力——旧范式的突破而导致科学革命。因此，在库恩的思想中，不论是常规科学、反常、危机还是科学革命，都是围绕范式而展开的。常规科学是范式不变并在范式指导下的解题活动；危机是范式的动摇；科学革命是范式的转换。

总之，科学革命是新理论取代旧理论，是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范式转换，这是一个从常规科学到出现反常再到危机并最终实现科学革命的持续发展的过程。

二、哲学思维贯穿科学革命始终

上述分析表明：从形式上看，科学革命是有与旧理论根本不同的新理论的产生，是有不同于旧范式的新范式的产生和确立。那么，新理论与旧理论的根本不同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它是怎样产生的呢？

对此，李醒民在总结诸多科学哲学家关于科学理论的要素和结构的论述基础上，认为“成熟的或高级的科学理论是由科学公理（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导出命题或科学定律、科学事实（感觉经验和观察资料的科学陈述）三大要素组成的严密的逻辑演绎体系。”其中，科学公理是科学理论的逻辑前提或概念框架，是科学理论大厦的建筑基础，离开它们，科学理论就失去赖以立足的基础和进一步展开的依据，就根本无从建立起来。也就是说，科学理论的更新是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更新，是创建出比原有科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更适合于自然对象、具有更大解释力的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过程。因此，要进行科学革命，必然要有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创立，这是前提，也是最为关键之点。也可以说，建立在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基础上而形成的新理论及其被科学共同体所接受，就实现了科学革命。在李醒民看来，科学的概念基础和基本假设是科学理论赖以立足的本体论和逻辑基础。“在科学理论的更迭中，特别是在科学史上为数不多的科学革命中，摧毁的正是这个基础，而不是别的”；“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用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取代了旧的科学公理，比如用牛顿力学的公理基础取代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框架和分类范畴，用相对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取代牛顿力学的公理基础，这就是所谓的范式转换”。对此，爱因斯坦也认为，在面临科学革命时，“整个物理学的基础可能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造”；“我们关于物理实在的观念绝不会是最终的。为了以逻辑上最完善的方式来正确地处理所知觉到的事实，我们必须经常准备改变物理学的公理基础”。

那么，什么样的科学家才能担当此任（改变科学理论的公理基础）呢？答案是：只有那些有意识地对科学所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哲学思维、在哲学思维的层面上工作的少数科学家。事实上，具体的科学理论都有特定的哲学世界观为其基础，要建立新的科学理论就必须找到新的哲学世界观作为其基础；而新的哲学世界观的形成，必须在比科学理论层次更高的、哲学世界观的层面上来思考问题，它不再是科学层面上的问题，而是更高、更抽象的哲学思维层面上的问题了。

在哲学思维层面上，范式不仅包括科学理论的公设，而且也包括关于这些公设必须适合的世界的预设，关于它们应该如何适合那个世界的预设，关于试图使它们适合的恰当步骤和判断何时是成功的或不成功的标准的预设，这些都与哲学世界观层面上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相联系。这依赖于人的整体论（wholism），“整体论导致与传统观点的巨大差异。所谓的整体论，我意指下述观点：组成部分融入这样的统一体，以至于即使部分本身的性质也受到那个统一体的影响。整体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是部分本身的性质的决定因素。库恩的整体论奠基于整体论的感知理论和整体论的（或融贯论的）意义理论。”对此，马根瑙（H，Margenau）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在顶端一级，我们遇到所谓的原始经验（protocol experience），即感觉材料、观察，它们无凝聚力，本身没有秩序，需要用在原始领域没有直接给出的辅助概念（supplementary con—cepts）来“说明”或理论化；说明包含着概念化的程序，处于原始经验之下的一级结构；在底部，每一门科学都显示出十分普遍的命题，它们被称为公理或公设；无论给定的科学在给定时刻的公理是什么，它们都通过演绎的形式分析导出高一级的即较少的普遍的命题，通常称它们为定律或定理；由定律或定理还可以推出比较特殊的推论；这些推论借助对应规则与经验资料联系，以决定其去留。

关于此，库恩有经典的阐述：“在公认的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以作为解开他们领域中的谜的工具。科学家通常并不需要当哲学家，也不想当哲学家。的确，常规科学通常与创造性的哲学保持一段距离，而且这可能有充分的理由。在常规研究工作中能够利用范式作为模型进行时，就无须使规则和假定弄得很清楚明白……由哲学分析所找出的整套规则，甚至也并不非要不可。但这不是说，寻找假定（甚至是不存在的假定）不可能是削弱心理上的传统束缚、并为新传统提供基础的一条有效途径。17世纪牛顿物理学的突现，20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突现，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两者都以相同时代研究传统的基本哲学分析为先导和相伴随的。在这两个时期，所谓的思想实验在研究的进步中起到如此重要的批判作用，也不是偶然的。”在此，库恩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1）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与哲学保持距离，科学家不做哲学家的事，也不想当哲学家；（2）在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并且这种哲学分析是摆脱旧传统建立新传统的有效工具和途径；（3）牛顿物理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的科学革命，都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这种哲学层面上对问题的分析，也必须结合原有科学理论背后的哲学世界观问题来进行，即挖掘并揭示原有科学理论与其背后的哲学世界观的深层关系。这一点，库恩也进行了阐述，认为“在成熟科学中，新理论以及越来越新奇的发现不能从头诞生。相反，它们是从旧理论中涌现的，是关于世界应包含什么现象和不应包含什么现象的旧信念的母体中涌现的。通常这种新奇事物太过于奥妙莫测，引不起未受很多科学训练的人的注意。即使受过相当的训练……更为可能的是，即使敢于闯进这些领域的科学家，仅仅依赖于他接受新现象的能力以及对新的组织模式的灵活性，也将一事无成。倒不如说他会使他的学科退回到意见尚未一致或自然状态的历史阶段。”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科学革命实际上是形成科学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假说、评价标准、思维方式的变化，是哲学世界观的改变。因此，科学革命是一场科学观念和思维方法的彻底重建。当然，科学革命并没有抛弃已有的经验材料和经验知识，只是改变理解原有材料和知识的方式和规则：“科学革命打碎的只是科学理论的旧框架，摧毁的只是科学的旧基础。”

因此，从本质上看，如何实现科学革命——基本假设的革命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变革，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只是在自然科学中它是由科学家来表述、刻画和解决的。纯粹的哲学家很难解决这些专业内的科学问题。但是，专业的科学家如果还在原有范式指导下工作而不进行哲学创新思维，也是不能实现科学中的革命的（这并不是说，在科学危机时期，科学家要接受哲学家的指导而从事科学研究；而是说，如果科学家在该学科中不进行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思考和创新，从而打破原有范式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禁锢，是不可能实现科学理论创新即科学革命的）。所以，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就是在做哲学的工作。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提出某种本体论和方法论，但哲学家要对这种本体论和方法论进行展开和论证，而科学家的工作是把新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即科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具体化为新学科的理论并用实验加以检验。这恰如查尔默斯所说，“对基本原则进行持续的批判，最恰当地说，是哲学而非科学所具有的特征”。而对基本原则进行持续的批判，只能是少数的具有哲学思维能力的科学家所进行的工作。科学家“经常不能”完成新旧范式的转变，而且，即使那些有哲学思维能力的科学家，如果科学不处于危机中，他们也不能进行或完成科学革命。因而，“替论的发明恰恰是科学家们很少做的，除非在其科学发展的前范式阶段和在其后演变期间非常特殊的场合”。在一个学科内，如果像波普尔“猜想和反驳”的方法所表征的那样，不断地对基本原则提出质疑，那么该学科就不可能取得重大进步。这是因为那些原则没有足够长的不受到挑战的时间使专门的工作得以完成。虽然爱因斯坦凭借他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勇气对物理学的一些基本原则进行了挑战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我们不应忽视这一事实：正是经过在牛顿范式框架内200年的逐一的具体工作，以及在电磁学理论内100年的工作，才揭示出爱因斯坦将会认识到并且用他的相对论来解决的问题。

因而，“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用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取代旧的科学公理”。在波普尔看来，科学革命就是一个科学理论被另一个科学理论所取代，就是一组主张被另一组不同的主张代替；同样，库恩也认为，一场科学革命不仅涉及一般定律的变化，也涉及看待世界的方式的变化，还涉及在那些评价理论时所要持有的标准的变化。

总之，科学革命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革命包含在危机及解决危机的艰难的探索过程之中，没有对危机和解决危机的探索，就没有科学革命。这一过程，必须打破原有常规科学时期的科学观念，并创立新的科学观念，即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并建立新的理论范式，才能最终实现。而“获得新范式、做出这些基本发明的人，几乎总是非常年轻的人，或者新进入一个其范式将由它们所改变的领域的人，也许对此不需要再做更明确的说明，因为很明显，他们很少在以前的实践中受常规科学传统规则的束缚，他们特别有可能看出，那些规则已经不再适用了，并且去设计出另一套规则代替它们。”

即使在有不同理论竞争对手的威胁时，科学家的哲学思考也是必要的。由于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接受训练的方式以及他们若想有效地工作就必须接受的训练的方式，他们对他们在其中工作的范式的确切性质，将是一无所知的，也无法加以阐述；但当一个范式受到某个竞争对手的威胁时，他们就必须努力清楚地说明一个范式中所包含的普遍定律以及形而上学原则和方法论原则，以便保护它们免遭有威胁的新范式中的那些替代者的伤害。库恩总结说，“科学家面临反常或危机，都要对现在范式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而且他们所做研究的性质也将相应地发生变化。相互竞争的方案的增加，做任何尝试的意愿，明确不满的表示，对哲学的求助，对基础的争论，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常规研究转向非常规研究的征兆”。当人们认为反常正在给某个范式提出严重问题时，一个“明显的无专业安全感”的时期便来临了。此时，常规科学家开始进行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争论，并且试图依据哲学论据为他们的创新辩护。

三、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事实上，科学革命不但没有改变科学与哲学之间原有的生成关系，从某种程度上看反而在这个过程中强化了这种生成关系。从这方面看，具体科学不但是从哲学这一母体中生发出来的，而且在它独立后的每一次的科学革命中，都要回到哲学思维的层面才能得以完成。可以说，具体科学的每一次重大发展（科学革命）都是借助于哲学思维（哲学世界观的改变而形成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来完成的。

其实，理论思维，就是确立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然后形成判断、推理的过程；没有这种从概念到判断、再到推理的过程，就没有理论及其理论思维。科学理论的发展就是基本概念的逻辑展开，就是围绕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建构而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理论的关键和核心就是确立并描述各种范畴如何围绕基本概念而展开并得出结论的。可以说，由基本概念构成的理论的逻辑基础决定着这个理论的本质以及它在认识对象上可能达到的程度。概念是科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基本概念及其关系构成了科学理论的逻辑基础。而哲学思维是科学革命的酵母，无论是在科学的创立之时还是在科学危机以及科学革命时期，哲学思维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按照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方法，科学理论的逻辑展开必须不断地与现实对象接触；从理论的抽象的一般到它的任何一个具体形态，都必须有中间环节作为对应原理，即科学理论的结构形式是由抽象一般、经验具体和中间环节构成的演绎的逻辑体系。

于是，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可以具体地表述为：一切科学的最基础部分、也是最深处，都是哲学问题，都必须进行哲学思考。有人把哲学看做概念思维，是很准确的。哲学就是形成对认识对象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而推理、演算和验证就成了具体科学的事了。因而，在哲学和科学之间永远保有切不断的“脐带”，科学借助这一“脐带”从哲学母体中不断获得新生的根基和养分；哲学通过这一“脐带”，从各门丰富发展的科学理论中不断获得重生的形式。按库恩的说法就是：“恰恰是抛弃批判性对话才是转变到科学的标志。一个领域一旦转变成为科学，只有在基础摇曳的危机时刻才会出现这种批判性对话。只有对相互竞争的理论必须进行选择时，科学家的行动才像是哲学家。”

篇2

自自然科学兴起后，社会科学的地位便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只因自然科学号称有一套科学而严谨的方法可以获得对这个世界更精微的认知。于是知识界便开始受到不断地来自自然科学的质疑。甚至这种怀疑的声音也从社会科学内部发出。学者们要求社会科学也效仿自然科学采取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声音直到现在都还不断地回响。本文则试图说明社会科学为何不能采取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并试图说明社会科学是如何与哲学紧密相连。

本文将试图从两条路径驳斥一下观点即：社会科学必须逻辑上和方法山遵循自然科学的道路（也就是以事物本来之面貌对待之）。这两条路径便是首先驳斥一种广泛流传的关于哲学本质的说法，然后是一种普遍的关于科学本质的说法。这两条路径将在最后汇合成为一条。因为最本质而言，社会科学和哲学的本质实质上是一样的。

基本上来说，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分析与研究是基于社会生活中的“概念”与“语境”的。进一步说，这些“概念”与“语境”与我们的社会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只有不脱离社会生活的概念与语境，它们自身才能得到理解。并且十分重要的一点事这些“概念”和“语境”也是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得以形成的。可以说，社会生活与“概念”之间是与彼此相互交织的。

下面我将先介绍一种关于哲学的误解。首先有必要澄清的是约翰洛克再其《人类理解论》中有一段广为引用的话经常被用以佐证“哲学小工（underlabourer）”这个概念：

在当代，知识的王国里并不缺少建筑大师。他们的伟大设计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并未子孙后代留下了值得永久赞美的纪念碑。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奢望自己成为另一个波义军或者另一个西登纳姆。在这样一个产生了诸如伟大的惠更斯和无与伦比的牛顿等大师的时代，有幸成为一个清扫道路的小工――清除一些知识的道路上的垃圾――那也已经相当有抱负了。

这种思想认为哲学无法对理解世界作出贡献，它只是起到了在理解发展道路上清除一些诸如语言障碍之类的否定性作用。但其实并不如人们所一贯认为的那样，哲学仅仅就是解决有关语言的问题。哲学对于人类理解世界是有着其独特的作用的。而且这种作用不仅仅就是清理语言方面的困惑。揭示世界并不仅仅是科学家们的任务。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哲学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说哲学并不仅仅是清理我们对于语言的困惑的时候，有两个含义。首先，哲学要处理有关语言的问题；但是第二点，并非所有有关语言的问题都与哲学相关。可以说哲学和语言一起使得人们可以明晰地洞察世界。在哲学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问题“如何才能算做外部世界”。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简简单单伸出双手然后说：可以看到有两只手，可以确定有两个外物。因此外部世界是存在的。而是说两只手够不够成解释什么事“外部世界”的条件。我们也可以看到问题的实质在于对于哲学而言，阐明“外部世界”这个词是如何使用的。也就是说实际上这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而非经验性的。那些认为认为有关现实的陈述的解释是一个经验性问题的人没有弄清楚一个事实。那便是理解是基于一个一个概念的系统。这个系统脱胎于我们的“社会”。也、只有在社会之中，我们才能够理解和运用这些概念。打个比方，说拥有某种事情的知识或者掌握了某种事实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能够说我们懂得了某件事情。彼特温奇在其《社会科学的观念与哲学的关系》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他采用了维特根斯坦“规则”的概念来为我们提供解释。例如，“投票”这项行为只有在特定的政治建制，如议会制国家下才是有意义的。在一个奴隶制社会的政治体制下生活那么投票是无意义的。因为你无法在奴隶制的政体下进行投票。同时，理解语言游戏中的规则也还意味着你得知道如何在规则之下判断一个行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一个行为的正确与否无从判断，那么你就不能说你懂得了这个行为。也就是说，描述包括了判断与衡量。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社会科学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社会科学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与关照是自然地与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哲学都对社会现象的本质作出解释。这么说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和哲学一样，而是说这一点便是社会科学和哲学联系在了一起的地方。

这点我们可以通过审视其他人的观点来得出。当弗洛伊德说某人出于某种原因做某事的时候，“原因”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其实上重点并不在于这个行为是否是有意为之或者无意为之。重点其实在于如果实施行为者并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那么说他在做那件事情这种说法本身便是说不通的。因为有意义的行为是建立在整个概念系统、规则及其背后的一整套机制的。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那条若隐若现的线了。这两门学科之间确实是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关联的。基本上，我们理解二者的思路应该是基本相同的。我们依靠概念、社会语境和“规则”理解这个世界使其对我们而言变得更加明晰。从某种程度上说，有一些人文学者因为其所使用的某些概念而导致实际上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是无效的。是因为他们使用的那些词汇是无效的。他们要么错误的认为概念性问题是经验性问题；要么就是他们采用了来此别的领域的研究方法去研究社会现象。这无疑将会造成十分重大的错误并且也将会造成解释的社会现象不够有说服力。因此，社会科学是无疑不可以按照自然科学的路径研究的。温奇在他的书中也说道对动物运动的机械解释是无助于我们真正理解动物的生活的。

我想这样算是对社会科学的一个全新的角度的理解。对我们来说从语言角度去理解世界和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否就够了呢。我想不尽然。这应该只是作为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一步而已。首先，语言的起源对我们而言仍然是一个谜题。而社会现象是随时都在发生的。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对社会现象我们是可以追溯起源的。简单来说，某人说出了一下论断：网络改版了我们的生活。那么科学家是如何证明这个论断的呢？他们应该会这么做：收集资料、分析之然后得出结论。按照温奇的观点，他应该会说：是的，你可以进行经验性的观察，不过你知道在何种意义上说生活改变是有效的吗？而且网络只有对那些知道如何使用电脑和调制解调器并且还得知道如何将电脑连接入网络的人才是有意义。也就是说只有生活在现代社会中说网络才是有效的。温奇想要强调的是不要像奥古斯丁那样看待语言，即把语言和其言说的事物当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不过语言、概念和其背后的一整套规则并不是我们要处理的唯一的东西。生活在世界上知道事物的概念并且知道判别对错并不是唯一要做的。

当摩尔试图用双手证明外部世界的时候，我们明白不应该去找外部世界存在的证据。而应该弄清楚“外部世界”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于是我们严格地遵循温奇的步骤这么去做，我们这么做了之后是否有助于我们了解什么是外部世界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概念中的外部世界是如何与真正的那个除了我之外的“外部世界”相联系起来的？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并不能通过将这种解释概念的偷换而从而认为我们把问题解决了。因为如果仅仅从概念上解释的话，真实的世界似乎是可以无视的。对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将不会立刻就有答案。不过这确是值得每一个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人思考的问题。（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篇3

科学、哲学与宗教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古老的三大组成部分，在古代，科学、哲学与宗教是混纯一体的，科学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之中，哲学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宗教的蟀女，科学、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也就无从谈起。到了近代，首先是科学呈现出独立分化的特点，继而宗教也渐失其统治地位，然而在这个时期，人们为独立分化的成就所鼓舞，鲜有人去思考三者之间关系。在当代，科学、哲学与宗教在分化的基础上又呈现出新的整合趋势，许多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和各自领域的专业问题，单纯依靠三者之一是很难解决的。由此，科学、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思考，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一、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宗教?

    要对科学、哲学与宗教概念作准确的界说是很困难的。就哲学和宗教的概念而言，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宗教一直是各自领域争论的热点。我国传统的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哲学的定义是:人们对整个世界( 自然 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的概括和 总结 。这个定义有其合理性，但争议较大。人们试图将哲学定义为“对各种人类经验的反思”或“对人类最为关心的那些问题的理性的、方法的和系统的思考。”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说:“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这是罗素对于科学与哲学及宗教的理解。对哲学的研究对象，中外哲学家都曾作过一些回答，只不过见仁见智，互有歧义。总体来说，哲学应该包括本体论(即西方学者所说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和认识论。不同的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哲学研究的对象与界域也随之改变。哲学概念的界说是同人的生存一同扩展和改变的。

    对宗教概念的界说也是如此，在人类文明诸多领域中，宗教是最具神奇色彩的。一方面，宗教独具超凡的神性特征。另一方面，宗教又充满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内容。关于宗教，传统的观点认为:“按照社会学的观点，一种事物要成为宗教至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有一套道义伦理规则;(2)有自己崇拜对象和崇拜仪式;(3)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建制。

    而对于科学是什么，人们的见解虽不相同，但总体来说争议并不大。在现代较广泛为人们所接受的对科学的定义是:科学是科学共同体采取经验理性的方法而获得的有关自然界和社会的 规律 性和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二、科学、哲学与宗教的共生

    其实，无论科学、哲学还是宗教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希克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只有两个进路:一是自然主义的;一是宗教的。无神论，人道主义，科学主义属于自然主义的进路;世界各大宗教属于宗教的进路。在人类的早期阶段，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生产经验的积累便是早期的科学。“物理科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对肉眼可见的天体运行一类自然现象的观察，可以追溯到人们用来增进自己生活的安全和舒适的粗笨器具的发明。同样，生物科学也一样是从动植物的观察和外科开始的。可见科学的产生源于人类初期生产实践的需要。然而，生产力的低下与自然力的强大.使早期的人类不得不对种种神秘的自然现象产生原始的恐怖与崇拜。面对自然界种种无法解释的神异表现，他们只好归之于诡裔的精灵的主宰，并希望能通过对神灵的恭顺的表示来求得神的庇护，于是就崇拜起神灵来。“巫术，占星术和宗教必须一并加以研究，虽然它们在历史上和科学的确切关系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还不得知然而原始的巫术却是失败的较多。失望的信徒们很可能不再相信人可以控制自然，而且转而去讨好荒野中的捉摸不定的精灵—神或魔鬼—，希望这些精灵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样就过渡到某种形式的原始宗教。“有些人类学家认为，巫术一方面直接导致宗教，另一方面又直接导致科学，但是，弗雷泽却以为，巫术，宗教和科学是按这样的先后次序出现的。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原始人把可以用经验科学和观察或传说加以处理的简单现象和他们所无法理解或控制的神秘不可估计的变化，明确区别开来。前者引向科学，后者导致巫术、神话和祭祀。

    然而在古代，首先对生产的经验知识加以理性考察的，能够探索其各部分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则是爱奥尼亚哲学家。据说把丈量土地的经验规则变成一门科学—几何学的创始者是米利都的哲学家泰勒斯和塞莫斯的毕达哥拉斯，这些自然哲学家在物质中寻找实在，渐渐创立了基本原素的学说。可见，虽然我们不能准确地考证哲学、科学与宗教的产生孰先孰后，实质上也没必要，然而三者之间从产生起便有着紧密的联系。从人类历史的纵向角度来看，可以认为三者几乎是同时产生的。

    三、历史上科学、哲学与宗教的互动

    古代希腊，一方面，古希腊哲学深受原始宗教的影响，另一方面，古希腊哲学又为后来基督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基督教教义完全是在古代希腊哲学的影响下创立的。而哲学和科学之间，正如恩格斯所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希腊哲学最初源于古老的宗教祭仪， 发展 到一定阶段后，原始的宗教意识和伦理意识便进入分崩离析的过程中。人们更多地关注人的现实问题，“希腊人被自己的心灵迷住了”，而“认识你自己”则是苏格拉底哲学的主旨。人们对于纯理论的兴趣就过渡到后来的“哲学”。而哲学更倾向于自然科学，“由智者派和苏格拉底开始，至柏拉图主义达于顶峰。他们试图从这样的哲学中去创造新的宗教以代替已经过时的旧的宗教。”然而在中世纪，随着基督教势力的强大并占统治地位，留给哲学的最多不过是一脾女的地位，“一个科学地奠定、发展和捍卫教义的脾女的地位。同时，哲学也因此与神学在方法上对立起来，因为神学依靠神灵的启示宣教的东西却被哲学利用人类知识去获取、去阐述。“哲学与神学在方法上的对立逐渐发展到本质上的对立。哲学逐步由阐述、捍卫教义过渡到对教义进行批判，最后完全摆脱宗教的影响。由于中世纪宗教的独尊地位，使哲学、科学都严重萎缩，尤其是科学几乎陷于停滞。爱德华·格兰特指出:“科学革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中世纪创造了一种智力背景使自然科学才作为严肃的学科发展了起来。它提供了观念和方式，对这种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人认为，后来的文艺复兴是由于中世纪漫长的酝酿才使其发生得以可能。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如果没有宗教的抑制和扼杀，科学与哲学这两颗小树原本会长得更茁壮些。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直到临死前才敢拿出来出版却依然遭禁，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布鲁诺被烧死在火刑架上……，宗教在一切科学可能会危及其统治基础的地方都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极端的措施。可是，抑制与扼杀只能延缓科学的发展，却无法最终阻挡科学前进的步伐。

    即使在中世纪，科学的发展仍然对宗教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哥白尼的日心说对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在这里，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上的物种之一的人类也不再是万物的至尊，(圣经)的基本观点受到了质疑。牛顿力学的提出再一次对宗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形成了机械论的宇宙观。牛顿学说逐渐被视为是在许多方面都排除了上帝的必要。宇宙被视为自我控制、自我运转的机械装置，它不需要上帝的千预。太阳系最初是怎么运动的?牛顿的回答—上帝的第一次推动，这个回答客观上使上帝的位置下降了，在物理科学中请出了上帝。今天所称的“自然神论”就是受到了牛顿学说的影响。生物科学领域里出现了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主义对那种传统的基督教观点形成挑战，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的生命其特征及其行为都源于神的创造。而且，对于人是上帝创造的顶点，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享有特别的恩典，它也形成了质疑。达尔文把宗教彻底从自然科学中驱赶出来，科学的世界观全面替代宗教的世界观和哲学的形而上学世界观。

   当然， 科学 的 发展 给 哲学 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古希腊处于萌芽阶段的科学决定了那个时期以本体论为主的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牛顿力学的发展促使了中世纪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宇宙观的形成，“上一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因为那时在所有 自然 科学中达到了某种完善地步的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刚体(天上的和地上的)力学，简言之，即重量的力学。在这时期，哲学仍作为包罗万象的科学一般，哲学是普遍的科学，各门具体学科仅是其分支。而自然科学是在近代经过一次次“阵痛”逐渐从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逐步壮大并建立自己独立的体系，哲学作为一门特殊学科，其领域便几乎缩小到只限于对自身的批判活动了，各门具体学科逐渐获得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在 现代 社会，由于科学的强大与独立，使传统哲学终结了，哲学变成了海德格尔所说的“面向思的事情”。哲学只有关注，也不得不关注自己时代的科学才有生命力。尽管如此，哲学与科学之间却仍然关系密切。首先，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仍对各门具体学科起着引导作用。恩格斯曾以深遂的科学洞察力明确指出，当自然科学的发展难以提供足够的实证材料，不能从科学的角度用科学的方法来对某一问题做出解答的时候，必须借助于哲学思维的方法来解答，必须从哲学的层面来回答。在近代后期哲学的自然领域出现了预见、预言、假说、学说等很多形式，像恩格斯对原子可分的预见，康德关于太阳系起源和演化的原始星云假说，拉马克的生物进化学说和赖尔的地质渐变学说等就是例证。在近代的自然科学领域中，这种以预见、预言、假说、学说等形式出现的科学问题的哲学解答更具普遍性。所有这些在本质上是对科学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结果，是从哲学层面上解答的答案。然而，科学问题的哲学解答以后，还必须通过未来的科学实践的研究、验证。

    科学的独立化决不意味着哲学和科学的“彻底分裂”。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为哲学和科学建立新的关系奠定基础，使科学与哲学在近代的分化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综合，出现了哲学科学化和科学哲学化的双向互动趋势。一方面，自近代后期以来.尤其是现代，科学研究所遇到的科学问题已经达到相当复杂的程度，必须借助于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另一方面，离开具体科学，哲学也只是一个“空架子”，高度抽象的哲学理论需要具体科学的填充和验证。哲学只有关注那些在科学研究领域不能从科学层面用科学方法来解答的科学问题并作出合理的解答时，哲学的生命力才能够表现出来，而且哲学也只有在解答这些问题时，科学所提供的事实材料才能成为哲学加工、概括和 总结 的对象，才能将之有机地而不是机械地容纳到哲学体系中来。

    四、现代社会的科学、哲学与宗教

篇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包含了丰富的生态自然观，把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从“物化自然”中解放出来，创立了“人化自然”的观念， 第一次用实践的观点把人和自然统一起来，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束缚。

一、《手稿》中关于人的定义

马克思将人定义为：“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具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是自然产生的结果，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就规定了人的自然属性。另外，“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他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它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样就把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人的活动才能称得上是有目的的、自由的活动。

二、《手稿》中关于自然界的定义

马克思将自然界定义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在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活材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这就说明，自然界是人类活动的源泉，它不仅为人类提供直接的生活资料，而且还为人类的劳动创造活动提供材料、对象和工具。第二：“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这就说明，不仅人的物质生活来源于自然界，就连人的精神生活也是自然界所赋予的。

三、《手稿》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

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从这两句话中，就可以看出，人与自然是密切相关的，人是自然界中的人，自然是为人类活动提供可能的自然，两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因此，马克思提出了“人化自然”的观点，认为正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改造过并打上人的目的和意志烙印的自然。这样，就引出了马克思思想的关键所在——“实践”的概念。

四、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纽带

（一）实践活动使人与自然相分离

在《手稿》中，马克思严格地区分了人和动物的区别：“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样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他的内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人与动物在对待自然时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人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自觉的，而动物的活动则是无意识的、被动的。在这种实践活动中，人类不自觉地将自然界变成活动的对象，人类在这场实践活动中占有主体性的地位，因而使人脱离了动物的范畴，使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

（二）实践活动使人与自然密切相连

尽管实践活动使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却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分离而消失，反而愈加紧密：“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人通过实践活动能动地改造自然，使自然界成为有利用价值的自然界，成为人道主义的自然界。另一方面，自然又通过实践反作用于人类社会，使自然人化。“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正是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才使“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完美结合，同时也是人与自然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

（三）“天然自然”不断转化为“人化自然”

“人化自然”和“天然自然”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参加了人类的实践活动，“天然自然”是没有经过改造的“自在之物”，而“人化自然”却是掺杂了人类的主观目的和意识并经过实践活动加工、改造过的“为我之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越来越大规模地进驻自然界，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天然自然”变为“人化自然”。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人类只是单纯地对自然界进行索取，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工具也相应地发展起来，导致人类加工改造自然的过程日愈肆意，甚至不考虑自然界本身的运行规律，这就导致了大自然本身的运行系统遭到破坏，甚至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在人类社会突飞猛进的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却在慢慢失衡，人们的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已使人和自然的矛盾逐渐尖锐，而且对于每一次环境的破坏，自然界都报复了人类，越来越多的生态危机无不提醒着人类要开始重视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了，而研究马克思《手稿》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却可以为人类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正确道路，只有发挥好人的主观能动性、尊重自然规律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正确理解《手稿》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才是我国当今发展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篇5

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一直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观点是由恩格斯提出的。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我认为,恩格斯在这里将物质与存在的概念混为一谈了。这是因为:首先,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能解决思维或意识是不是存在的问题,而不能解决物质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然而,哲学既要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要研究物质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可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其次,哲学的基本问题也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因为,哲学是唯物辩证法哲学。唯物论首先说的是物质与精神或思维的关系问题。所以说哲学的基本问题,也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再次,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发生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将物质与存在混为一谈。其实,物质与存在并不是同一概念,也没有等同重合性。存在要比物质的概念宽泛的多,包括思维也是存在。物质是实存在,意识是虚存在。只有把意识和物质都看做是存在的,才能进一步研究它们之间的绝对相对问题和决定性作用与被决定性作用的关系问题。如果根本就不承认思维或意识的存在性,那就既不会存在绝对相对问题,也不会存在决定性作用与被决定性作用的关系问题。所以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即使是我们“修正”一下,将存在换为物质,那么,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呢?我看也有问题。因为,从宇宙自然的角度来看,质量和能量、空间和时间以及静止和运动,这些范畴还既不涉及意识,也不涉及和意识相对应的“物质”概念,完全是从宇宙自然本身的角度来考察的。如果在考察宇宙自然时就以人划线,以人定位,势必陷入“唯我论”、“唯心论”的泥潭。再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对立统一律、否定肯定律以及量变质变律,这些规律之中对立统一律是基础、前提、核心,说明对立与统一是辩证法哲学的基本问题。

因为,对立与统一规定着否定与肯定及量变与质变,由此,也说明了意识和物质的关系并不是辩证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再从主体的角度来看,经济主体的基本问题是劳资关系问题,政治主体的基本问题是公民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或曰官民关系问题。再从历史主体的角度来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历史主体的基本问题。很长时间以来,甚至直到现在,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仍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看作是一对矛盾统一体,这是发生混乱最根本的原因。社会存在是与自然存在相对而言的,自然存在反映的是自然客体,而社会存在反映的则是社会主体。然而,社会意识则一方面是与自然意识相对而言的,另一方面又是与社会物质相对而言的。因为,社会意识包括经济意识和政治意识,而社会物质包括经济物质和政治物质。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并不是对应概念。二者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以及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把握这一点,是认识社会意识能动性的关键。因为,如果否认社会意识的存在性,否认社会意识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就等于说意识是不存在的,那么,不存在的东西又哪里能有能动性呢?有人对与社会意识相对应的社会物质的概念提出质疑。其实,社会物质包括经济物质和政治物质。经济物质是容易理解的,一切资本,如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及其产品都是经济物质。而政治物质则是指国家机关、军事力量、法庭、监狱等等,这些难道不是政治物质吗?

虽然在社会存在中也包括社会意识与社会物质的关系问题,甚至在社会经济中,包括经济意识和经济物质的关系问题,而在社会政治中包括政治意识和政治物质的关系问题,但都不是基本问题。经济意识和经济物质的关系问题,不是社会经济的基本问题,政治意识和政治物质的关系,不是社会政治的基本问题,同样,社会意识和社会物质的关系问题,也不是社会历史的基本问题。况且,将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无法说明哲学体系的科学性。哲学是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互补。自然观反映的是客体存在,历史观反映的是主体存在。客体并不等于物质,因为,自然人意义上的意识,也是客体。同样,主体,亦即社会也不等同于意识。社会物质,包括经济物质如资本和政治物质,如监狱、法庭、军队等,也属于主体范畴、社会范畴。由此,也说明了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意识与物质的关系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那么,它在哲学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我认为,意识与物质的关系是哲学本体论的基本问题。哲学与本体论并不存在等同重合的关系,二者也不是同一概念。哲学与本体论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本体论当然是哲学,然而即不能反过来说哲学就是本体论。哲学包含本体论,本体论只是哲学的一部分内容。哲学不仅包括本体论,而且包括自然观、辩证法、以及经济观、政治观、历史观等内容。其中,自然观是本体论的前提,它们与辩证法共同组成哲学客体的范畴。自然观的基本问题是质量和能量的关系问题,这一点是由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原理确立起来的。因为,空间和时间以及静止和运动的关系,都是建立在质能关系的基础上。这无论是在哲学上,还是在物理学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是解决了自然辩证法的基本问题,人们可以由质量和能量的关系入手,进一步认识空间和时间的关系以及静止和运动的关系。遗憾的是,我们的哲学教科书还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原因在于马克思在前,爱因斯坦在后,抱着“凡是论”态度的哲学家们,并未能将爱因斯坦的这一哲学与自然科学上的突破性发展成果接纳入哲学的体系,还在一百多年前的哲学水平上徘徊和原地踏步,更谈不上对爱因斯坦相对论思想的批判性发展。

建立在自然辩证法基础上的是本体辩证法。本体论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因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直接制约着实践和认识的关系问题。实践是物质的,认识是意识的,客观是物质的,主观是意识的等等。

建立在自然辩证法和本体辩证法基础上的是客体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问题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问题,这一点理论界是明确的。现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否定和肯定的关系以及量变和质变的关系。自然辩证法和本体辩证法以及以它们为前提的客体辩证法,共同构成哲学的客体,而和客体相对应的是主体。主体包括经济主体、政治主体以及以它们为前提的历史主体。主体经济的基本问题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即劳资关系问题;而主体政治的基本问题是公民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即民主和法治的关系问题。建立在经济主体和政治主体基础上的历史主体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整个哲学实际上是如下一个体系:

通过上述哲学体系图,我们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哲学与本体论既不是等同重合关系,也不是同一概念。

二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本体论只是哲学的一部分。既然如此,本体论的基本问题与哲学的基本问题,就不是一回事。本体论的基本问题是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而哲学的基本问题则是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当然,哲学是一个多层次体系,然而每一个层次和每一对范畴的基本问题都必然反映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如自然辩证法的基本问题是质能关系问题,而在质能关系中,质量是客体,能量是主体。因为,质量具有可动性,而能量具有能动性。由此决定了空间具有客体性,时间具有主体性;静止具有客体性,运动具有主体性。因为,空间是质量的存在形式,而时间是能量的存在形式;静止是质量的本质特征,而运动是能量的本质特征。再从本体论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而物质具有客体性,精神具有主体性。由此决定了实践具有客体性,认识具有主体性;客观具有客体性而主观具有主体性。因为实践是物质的,而认识是精神的;客观是物质的,主观是精神的。再从辩证法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问题,对立性是反映客体与客体的对立性以及主体与主体的对立性,而统一性则是反映客体和主体的统一性。由此说明了否定性反映的是客体与客体的否定性以及主体与主体的否定性,而肯定性则是反映客体和主体的肯定性。同样,量变反映的是客体与客体的量变以及主体与主体的量变,而质变则是反映客体和主体的质变性。因为,否定和量变都是反映事物的对立性特征,而肯定与质变都是反映事物的统一性特征。再从社会经济主体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资本是客体,劳动是主体,因为资本具有可动性,而劳动具有能动性。由此决定了剩余资本具有客体性,而剩余劳动具有主体性;资本股份具有客体性,而劳动股份具有主体性。因为,剩余资本与资本股份都是资本的特征,而剩余劳动与劳动股份都是劳动的特征。再从政治主体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官民关系问题,亦即公民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民主和法治的关系问题。其中,公民是客体,国家是主体;民是客体,官是主体;民主是客体,法治是主体。“民可以载舟”,就说明了民的客体性,而官具有能动性,说明了官、国家、法治的主体性特征。由此决定了民权的客体性,政权的主体性。再从社会历史主体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经济是客体,政治是主体。由此决定了阶层的客体性,政党的主体性;人民的客体性,人才的主体性。

通过上面的分析,就可以十分清楚地说明:其一,无论哲学有多少层次,每一个层次中的基本问题都是反映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其二,只有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才能将哲学的所有范畴从始至终贯彻到底。其三,这就更清楚地说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不是哲学基本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存在既包括意识存在,也包括物质存在。思维与存在是直接同一的,二者既不存在对立关系,也不存在统一关系。再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来看,虽然物质是客体,意识是主体,但客体并不等同于物质,主体也不等同于意识。客体和主体的关系,要比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宽泛的多,深刻的多。只有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才能将哲学各个层次的所有范畴从始至终作为主线贯穿到底,而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则只能说明本体论的基本问题。超出本体论的范畴,如自然哲学、辩证法哲学和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以及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就都不是由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所能说明得了的。过去,正是由于哲学教科书没有认识到哲学是客体哲学和主体哲学的互补。所以,一些哲学家便一再否定历史观的哲学属性。其错误在于:首先,哲学既包括对认识对象,即自然的认识,也包括对认识者,即社会人自身的认识。如果只完成对宇宙自然的认识,而不完成对社会人自身的认识,就不是完整的哲学。其次,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为人类自身的存在而服务。如果连人类自身是怎样存在的都弄不清楚,那么,对自然的认识就毫无意义,从而也就否定了哲学的价值。最后,从哲学本身来看,历史观正是哲学区别于一切西方旧哲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部分,历史观的创立是整个哲学实现变革的枢纽和焦点。马克思如果不创立社会历史观,就不可能完成哲学上的根本变革。

由上可见,无论从哪方面看,都说明历史观不可能不属于哲学的范畴。还有一种观点,虽然承认历史观属于哲学的范畴,但认为只有客体哲学是哲学的基本内容,而历史观则属于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推广和应用”。这是斯大林的观点。他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这种观点的要害在于把客体哲学和主体哲学看做是两门学科,而不是看作哲学的不同组成部分,这就割裂了哲学本身的完整性。其实,列宁关于客体哲学和主体哲学是一块整钢的思想才是正确的。列宁说:“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常说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我们所要坚持的,正是由哲学为我们开辟出来的客体和主体相互补的这种完整领域。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倒退,都只能导致哲学本身的倒退。

在客体和主体的关系中,二者都是非决定性的。从主体的非决定性来看:首先,自然可以决定社会的存在。当自然还没有进化到人类的时候,社会就是不存在的。同时,如果自然发生大的灾变时,就有可能将人类大部或全部毁灭,玛雅文化、希腊文化等的突然性毁灭,就很有可能是大自然的灾变造成的。其次,自然可以决定社会的富裕程度。一切自然资源,都是大自然本身的分布所形成的,矿藏、物产、地势等都可以造福一方,这都不是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

关于主体的非决定性,是的基本原理。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所创造。”马克思的论述,很明显地说明了主体具有非决定性。这是因为大自然本身具有规律性,人类的社会活动如果不符合客观规律,其目的就不能实现,甚至反过来对人类违反客观规律的错误行为实施惩罚性报复。

当然,主体具有非决定性,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问题的另一方面来看,客体也具有非决定性。马克思就曾高度赞扬了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能动性作用。他说:“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是社会化了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所以说主体对于自然存在,也具有能动性作用。这是因为:

首先,量子力学的微观物理实验结果就证明了主体对客体的选择、干扰也都起着能动作用。其次,主体是有目的的。所以,主体的一切社会活动,都相对于自然存在而言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性。人们极力摆脱自然对人类的威胁,能动地去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是客体具有非决定性的主要根源。再次,人对自然具有自觉的改造能力,当然,人类首先是对自然的适应性,这是与人之外的其他生物所共通的。然而,人类不仅可以适应自然,而且可以对自然条件进行选择,并进而达到改造自然的程度。如果没有这一点,那么,也许至今地球上仍只有类人猿,而没有人类。当今的地球,已经很难找到没有人化的痕迹,这都说明了客体具有非决定性。

篇6

一、要以人为本培养人才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落实到教育教学工作中，一是要坚持教学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要求，把培养人作为思考、谋划、推进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结点，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要不断坚持教育的目的是要把满足人的发展需要、关心人、尊重人、理解人和服务于人上，不断克服以前应试教育体制下见“物”不见“人”的思想。二是要坚持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依靠人民教师，在研究、管理、指导、服务中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人翁作用，抓实校本教研，不断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忠诚事业、教书育人、甘于奉献。

二、要统筹兼顾提高教育质量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落实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就是要统筹教育的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科学发展必须是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内在统一的发展，要统筹好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要确立正确的教育评价标准，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估机制，完善教学评估工作。

三、要与教研工作结合，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

要深刻学习理解和全面、完整、准确的把握认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这就是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教研工作，学以致用，勇于实践、指导教学。

学习是实践的前提，实践是学习的目的。科学发展观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深化认识、增长才干、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务实是学习科学发展观的基础，空谈误事，实干兴业。学以致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要提高掌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水平，更要提高运用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要根据教研室岗位职责的要求，学习相关领域知识，不断完善知识结构，提高业务素质。

教研室是教育局教学的研究、指导、管理与服务的专业机构。教研员工作主要是教学指导与管理。我认为，有效的指导则必须建立在可靠的研究之上。教研员只有站在研究的前沿，用自己的研究实践与教师对话，才能有底气去指导，底气足了，才能指得出、指得准，导得顺、导得正。作为教研室主任、教研员，既要着重加强积累教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不断提高教学指导能力，又要不断研究学校教学管理实际，提高县域教学管理水平。搞县域教学管理、研究和指导，如果不把先进理论与本地实际结合、不把传统的与现代的融通、不把外地的与本地的进行比较。就会违背“科学发展观”，成为现代版的“本本主义”或“拿来主义”。

1、深入一线，取长补短。坚持深入教学一线，不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更新教学理念，矢志教学改革，为扎实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服务。教学指导中不简单地捋出几条优、缺点，而是要凭着对教育事业的激情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充满感情的与教师交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老师乐于接受我的意见。

篇7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0-0208-03

一、教学与科研的本质关系

教学与科研作为现代大学的两大职能，是由大学机构的教育性质所决定的，并且必然统一在同一教育主体之中。

（一）教学与科研相互区别，教学是大学教育之体，科研是大学教育之用。

现代大学作为社会教育机构，其核心职能与终极目标是为社会培养、输送人才，从而也就决定了教学是大学教育之体。但现代社会处于知识爆炸的时代，大量的新知识如潮水般袭来，让人应接不暇。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大学科研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新知识，而且通过引导学生参与科研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知识创新能力，赋予学生拥有自主获取新知识和自我选择所需知识的能力。于是，现代大学教学在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的同时，通过对大学科研平台的综合利用，着重对学生进行获取和创新知识两种能力的综合培养，而这也成为了大学科研的主要功用。教学与科研的体用之别，决定了两者在同一教育主体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教学作为大学教育之体，决定了教学是科研的基础：教学需要决定科研的产生。教师在知识传授时遇到了无法纯粹用语言向学生描述事物内在本质的难题时，通过科研实验，向学生演示特定事物的内在结构或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验证有关事物定律的真理性，再现科学知识的发生过程与科学思维的形成机理，帮助学生实现对知识由表象到本质的理解，这也成为了大学科研的发端。教学革新决定科研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培养创新型人才成为了大学教学的主要任务，大学科研也随之成为学生获取新知识的渠道和培养新能力的平台，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化发展。教学内容决定科研的范围，任何科研在内容上总是与大学的专业、学科设置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性和明显的对应性。一所大学的重点发展专业也正是其科研重点发展的领域。而科研作为大学教育之用，则主要体现为科研是教学的延伸：大学开展科研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将教学活动延伸到专业知识产生的源头，对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进行改进与创新，强化教学的时效性。同时，根据科研的发展趋势和成果的社会价值，对专业、学科教学的内容重点和发展方向做出预研与规划，增强教学的前瞻性。教师进行科研活动的核心价值在于获取专业学术发展的最新前沿信息，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内存，并在知识传授中加以运用，使学生通过对专业学术发展的动态了解，激发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课堂教学效果，这是一种更生动的教学。而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参与科研活动见证所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增强对知识内容的感性体验，加深对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领悟，提高其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能力，这是一种更深刻的学习。

（二）教学与科研相互依存，教学是科研发展之本，科研是教学创新之源。

教学与科研的体用关系决定了两者的相互依存性，并由此组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一方面，教学是科研发展之本。教学既是推动科研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决定大学科研性质的核心要素。大学科研常由三个部分组成，即以专业教学内容为主的实践科研、以跟踪专业研究发展为主的前沿科研和以创新教学方式为主的教育科研。大学科研这种明确的目地性及丰富的多样性，是大学科研区别于一般社会科研的重要标志，也正是大学教学决定科研性质的体现。另一方面，科研是教学创新之源。现代大学教学与以往大学教学的区别在于其不再对学生进行单一的知识传授，而是在知识的传授过程中注重知识创新能力的综合培养，而大学科研恰好为此提供了途径与保障。科研既丰富了教育供给的内容，也改善了教育供给的品质，在满足学生已有知识学习需求的同时，催生出新的教育需求，推动教育供给的增加，为大学教育的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空间。

（三）教学与科研相互作用，教学引导科研发展方向，科研助推教学水平提升。

无论大学科研具有怎样的前沿性与高端性，都必然围绕大学教学的重点建设内容来展开。而教师教学能力与水平的提高、学生学习效果与质量的改进都有着科研的助推作用。二者同步发展，才能带动一所大学整体水平的提升。科研有助于促进教学方式的改进，为教学创新提供可能与途径。科研是一个包含认知情趣、认知心理、认知规律等活动内容的过程，如果教师能够对自己的科研活动过程进行全面的思考、概括与总结，并将其结果结合到教学内容中，不仅可以增加课堂教学的趣味性与生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可以由此形成一种与教学内容相对应的新教学方式，从而实现教学方法的创新。科研有助于改善教师与学生的沟通效果，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教学的实施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师生之间的沟通过程。实践证明，将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学生会因参与其中而在心理上获得一种主体性自我认知，从而提高沟通积极性与主动性，使沟通的效果得到极大的改善，学习效率也会因此得到明显的提高。

二、“重科研、轻教学”问题产生的原因

在社会需求和政府政策的推动下，大学科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高校的权重地位和被重视度也不断提高。由此也带来了极为严重的“重科研、轻教学”的不当认知，导致教师普遍热衷于争取项目做科研而忽视了重要的教育教学，使原本教学之类的本职工作被边缘化，甚至草草应付了事。

（一）大学科研目的性与方向性的丢失，是“重科研、轻教学”现象产生的内在根源。

“重科研、轻教学”之所以会成为现代大学的一种普遍现象，其根源在于物质和名利的诱惑，造成大学科研目的性与方向性的人为丢失，使得大学科研与社会的融合度越来越高，而科研与教学在内容上的对应性越来越虚化，造成两者的关系出现割裂与倒置。

（二）没有建立有效的大学评价体系，是“重科研、轻教学”现象产生的主要因素。

大学走上扩大办学规模，提高社会知名度的进程，但相应的大学评价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其中将最容易量化的科研作为大学综合实力的主要标志，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于是，各大学从自身利益出发，将发展科研视为层次升级的最佳选择，将科研活动作为大学各项工作的核心，导致在认知和实践上对教学与科研功能定位的错位。

（三）大学教师对利益最大化的片面追求，是“重科研、轻教学”现象日益严重的重要推手。

大学教师作为教学任务的承担者，其行为自然受到所属大学机构各项制度、政策的制约，因而大学机构在职称评审、岗位聘任等方面所采取的向科研倾斜的政策导向，导致教师在面对教学与科研双重任务时，为了自身的现实利益与未来发展，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投放在科研上，使得原本是大学核心职能的教学却被日益边缘化。

（四）教学制度与措施存在的严重缺失，导致“重科研、轻教学”现象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

对大学科研的片面性认识，不仅导致了科研凌驾于教学之上，更造成了大学管理制度建设的不完善。一方面，鼓励教师开展科研活动的各种制度、措施纷纷出台;另一方面，规范大学教学秩序的基本制度与保障措施得不到应有的落实和保证。一些性质模糊、关系错位与内容缺失的教学制度与措施，不仅无法规范教师的行为，保证教学活动的有序进行与健康发展，也无法发挥自身的纠偏作用，结果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存在问题更显突出。

以上原因使很多大学将教学与科研进行人为割裂与倒置，使科研凌驾于教学之上，这不仅不符合现代大学的教育本质，而且也严重损伤了现代大学的教育功能。因此，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大学教学与科研的严重失衡问题已成为当今我国高等教育实践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三、大学教育必须回归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统一

“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作为一种大学办学理念，最早由法国百科全书派提出，但真正将它贯彻到办学实践中的是19世纪德国著名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所创建和领导的柏林大学。20世纪初，我国著名教育家先生以德国大学的Seminar为蓝本，在北京大学首创文、理、法三个研究所，推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办学模式，使该校的教育机制发生深刻变化，教学风气也为之一新。大学教学与科研结构关系的重构必须回归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统一之中，这样才能根除对两者关系的认知错位，改变本末倒置的错误做法，在坚持教学主体性的基础上，形成以教学需求指引科研发展、以科研成果助推教学创新的良性发展模式。同时，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重构还必须以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措施作保障，否则就必然陷入积重难返的窘境。

（一）确立教学主体性，将“教学为体、科研为用”作为大学建设、管理与发展的基本原则。

无论什么时代，也无论哪个国家，教学都是大学的核心职能与目标任务，这是教学主体性的本质体现。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教学已不再是一项简单的知识传授工作。现代大学教学如果只对学生进行单一的知识传授，而没有对学生同步进行知识运用和知识创新的培养，就无法满足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基本要求，从而也就失去了生存、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因此，现代大学必须在坚持教学主体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科研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作用，将“教学为体、科研为用”作为大学建设、管理与发展的基本原则。首先，“教学为体、科研为用”是现代大学教育本质的体现，也是现代大学教育核心价值的体现。为社会培养、输送创新型人才是现代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与核心价值，而且必须通过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来完成知识传授与知识创新的融合，最终实现知识传授与知识创新的一体化，这也正是“教学为体、科研为用”的一种深层次体现;其次，“教学为体、科研为用”是提高大学教育质量的基础，也是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根本前提。推动大学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一是恢复大学教学的主体地位，使教学重新成为大学各项工作的重心，这是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前提。二是借助科研推动教育品质的提升，这是教育供给侧改革的资源基础。没有科研提供的新知识成果作为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养料，改革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同时，“教学为体、科研为用”是现代大学管理的基本方针，也是国际一流大学发展建设的主要原则。现代大学管理必须以“教学为体、科研为用”作为基本方针，理顺大学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以教学主体性为核心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提高大学管理制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推动大学管理体系的规范化与标准化建设。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重蹈“重科研、轻教学”的覆辙，保障大学各项工作的有序进行与协调发展。

（二）坚持教学目的性，以创新教学内容与方式作为大学科研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现代大学教学不仅需要随着科学的发展加快教学内容的更新，而且还必须围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教育目标来创新教学方式。应当鼓励教师将科研成果融入教材、讲义与教案，提高专业教学的时效性与创新性，提升教学供给的品质，刺激教学需求的增长，为大学教育赢得新的发展空间。同时，提升学生的知识水平与成才质量，推动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解决，为大学教育赢得新的市场空间。要引导教师结合科研课题，指导学生进行科研实践，加速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现代大学要充分利用大学科研资源，开展研究型教学、体验式教学和开放式教学。通过学生参与科研实践，拓宽专业知识层面，构建新型知识结构，培养思维创新能力，打造创新核心机制与动力引擎，为社会需求提供人才质量保证。

（三）突出教学指导性，以“教学引导科研、科研助推教学”作为大学科研发展的基本方针。

首先要明确大学科研为教学服务的功能特性，让科研更深入地融入教学之中，使科研的教学属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更好地服务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教育目的，这也决定了大学科研的核心功能性质是为教学服务。其次要保持大学科研系统的内部平衡与协调发展。在科研管理上，必须针对不同类别与不同层次的科研制定出不同的管理制度，以保证科研真正能服务于教学。就目前大学科研的现实状况看，应用研究普遍比较薄弱，根本无法满足教学实践的需求，而基础研究则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为此，必须因势利导巩固基础科研建设，加强和推动科研产业化水平，以满足大学本科教学对科研实践的基本需求。大学科研的发展优势是科研助推教学的资源基础。大学在人才资源、知识储备、科研环境方面所拥有的独特优势，使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为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服务的科研项目中去。大学科研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同时，无疑也为大学赢得了教学所需的丰厚资源，教师知识创新能力的提高，科研教学平台的建设、社会实践基地的扩增等对教学产生溢出效应，推动大学教学品质与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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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明确体育学习评价的结构

我认为体育学习评价主要是由平时的课堂学习评价与学期、学年结束时的学习成绩评定构成的。两者虽然密切相关，但毕竟是在不同的教学阶段进行的，其评价的直接目的、内容、主体、方法与形式并不完全一样，而现在却都混为一谈了，因而使人感到难以把握。课堂学习评价与体育学习成绩评定虽都涵盖在学习评价这一概念之中，但都有其各自的不同特点，是不能完全等同的。

二是，不同学习阶段的评价有不同的重点

多元评价必须要有重点，但其重点是随着教学实践的发展而变化的。学习评价是为实现教与学的目标服务的。在不同的教学阶段中，教师要完成不同的教学任务，学生要达成不同的学习目标。因此，不同的教学阶段学习评价的目的、内容、方法与形式的重点都将发生一定的变化。

（一）单元教学开始阶段的学习评价

课程标准要求我们，在体育教学中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与不同需求，确保每一个学生受益。因此，每当一个单元教学开始时，教师就要对学生的体能素质、技能基础、学习态度等作出客观的评价。换句话说，就是要对学生学习的起始状态作出判断。这一阶段的评价应当以教师评价为主，包括测试与调查。教师对学生学习起始阶段情况作出的评价，一方面为是为单元教学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是为帮助学生了解自己在单元学习中的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制定符合自己特点的学习策略。

（二）单元教学基本阶段的学习评价

在单元教学的基本阶段中，学生的主要学习目标是，逐步掌握体育与健康的知识、技能和方法，发展身体，并从中提高心理素质与社会适应能力。由于这一阶段学生的学习，处于由不知到知和由不会到会的逐步发展与提高的动态过程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评价，应以及时向学生反馈学习信息，帮助学生了解自己学习的进步情况及存在问题，修正自己的学习策略，明确努力方向为主要目的。所以，这一阶段就应该根据学生学习与掌握体育知识技能的规律和特点来进行评价。例如，在学习技术动作初期，评价的重点就要放在初略掌握技术动作上，中期的评价重点放在技术动作的改进与提高上，而到后期的评价，重点就要转移到技术动作的运用上。评价应以过程性评价与激励性评价为主，以学生自评与互评为主，更多地关注学生的优点和进步、情意表现与努力程度，以表扬为主，以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信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通过评价来帮助学生学会学习。

（三）单元教学结束阶段的学习评价

单元教学结束阶段的学习评价，实际上就是对学生的（技能）学习成绩进行评定。既然是（技能）学习成绩的评定，就必须对学生达成（技能）学习目标的情况作出诊断，客观、全面地反映学生体育学习的成绩。对此，我的认识是：

1． 学习成绩应是学生学习结果的反映。教学结束阶段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评定，就应该对学生“学得怎样”作出判定，所以，应以终结评价为主，以过程评价为辅。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努力程度和进步幅度，应予以关注，可参与学习成绩的综合评定，但权重不宜过大。否则，学习成绩就会失去其客观性。

2．“体能、知识与技能、学习态度、情意表现与合作精神”都属于评定学生学习成绩的内容，但这四项内容也应当有重点。我认为，学习与掌握体育与健康的知识、技能和增进学生的身体健康，是体育课程教学的核心目标，在教学中所占时间最多，学生为此付出的努力最大，因此，在教学结束时，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评定，应以运动技能的掌握与身体素质的提高为主。

3．评定学习成绩的主体，应以教师为主，以学生自评与互评为辅。因为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最了解，评价的手段最有效（如现场测试等），并具有丰富的评价经验，因此，对学生的运动技能与身体素质的评定，应以教师为主。中小学生由于受到知识经验、情感态度、人际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自我评价与相互评价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与感彩。但对学习态度、情意表现与合作精神，学生自我了解与相互了解较深，因此，可以学生自评与互评为主，这有利于加强学生的自我教育与相互教育。学生对运动技能与身体素质的自我评价与相互评价，可供教师评定学生学习成绩时参考，但不能作为主要依据。

4．评定学生的学习成绩，可根据不同的内容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学生运动技能和身体素质的评价，可以量性评价与等级评价为主；而学生的学习态度、情意表现与合作精神是很难进行量性评价的，可以质性评价为主，采用评语的方式进行表述较好。两者最好不要混在起打分，否则，容易模糊学生今后学习的努力方向。但，要求教师对学生一一写出评语，确实存在实际困难，我认为可以学习小组评定为主，但仍需经教师审阅签名。

三是，学习评价要为学生反馈真实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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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诊断标准［2］

血浆总胆固醇浓度＞5.17 mmol/L，血浆甘油三酯浓度＞2.3 mmol/L。

1.2 一般资资

74例均为河北省河间市人民医院外科术后患者，随机分为2组。治疗组37例，男21例，女16例；年龄18～67岁，平均41.7岁；病程1个月～5个月。对照组37例，男20例，女17例；年龄25～65岁，平均42.3岁；病程1个月～5个月。2组病例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3 治疗方法

1.3.1 治疗组

葛根60 g加水278 mL浸泡30 min，煎药机煎煮至温度（110±5）℃后继续煎煮30 min，榨渣取汁分为2等份，早晚餐后1 h温服，非诺贝特胶囊（武汉第四制药厂）100 mg，每日2次口服。4周为1个疗程，连续2个疗程。

1.3.2 对照组

辛伐他汀片（海南华尔特医药有限公司）20 mg，每日1次晚餐时服用。疗程同治疗组。

1.4 疗效标准［3］

治愈：经治疗后血清总胆固醇及甘油三酯降至正常水平。好转：血清总胆固醇及甘油三酯较治疗前明显下降，但未降至正常水平。

1.5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2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2 结 果

2组疗效比较见表1。表1 2组疗效比较例（略）

由表1可见，2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 论

高脂血症是现代医学病名，饮食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高、体质量增加、营养因素、药物（尤其是抗高血压药物和糖皮质因素）影响、生活方式等均是重要病因［1］。中医学认为其发病主要由于过食肥甘原味和醇酒乳酪，使脏腑输化不及，或脏腑功能失调，饮食不归正化，膏脂输化不及或先天禀赋不足，无以“阳化气，阴成形”，均可导致膏脂过多，渗入血中，发生高脂血症［4］。膏脂过剩主要表现为痰浊为患，痰浊存于血脉每致血瘀，痰瘀互结，胶着脉道，终至脉痹、中风等病症发生。常规说来，外科患者术后运动相对减少，家人对其饮食上强调一味增加营养、过度进补，以及糖皮质激素等药物的应用，均可迅速增加术后患者血浆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浓度，导致高脂血症。

葛根味甘、辛、性平，有解肌退热、透疹、升津、升阳、止泻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认为其主要含异黄酮类之葛根素和三萜类葛皂醇等成分，有解热、消炎、抗菌、免疫作用，还有明显扩张冠状动脉，直接松弛血管平滑肌，增强心肌对缺血耐受性的作用，抗心律失常、改善周围微血管和脑血管的血流量、抗凝血、抑制血小板聚集等作用［5］。由此可见，其对于患者术后降脂治疗尤为适用。

非诺贝特为苯氧芳酸衍生物，可降低血清甘油三酯、总胆固醇，升高HDL-C，还有一定的降低血浆纤维蛋白原的作用，其调脂机制为激活属于类固醇激素受体一类的核受体［2］。

高脂血症是动脉粥样硬化的首要发病原因，亦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脑血管病、肥胖、脂肪肝等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4］。而外科患者术后的高脂血症又有其特殊性，所以治疗思路非常重要。临床实践表明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是其理想选择。中药葛根煎剂联合西药非诺贝特胶囊口服降脂作用明显，且有助于术后消炎、抗菌、免疫作用，值得在外科治疗中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赵水平.临床血脂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123，123-127.

［2］陈灏珠. 实用内科学［M］.1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082-1083，1087.

［3］孙传兴．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S］．2版.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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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动态监测血乳酸、乳酸清除率及APACHEⅡ评分与感染性休克患者预后的相关性。 方法 分析2011年7月—2013年10月该院收治的58例感染性休克患者动脉血乳酸水平的动态变化，将患者按预后分为死亡组与存活组，通过比较两组患者乳酸水平，乳酸清除率及APACHEⅡ评分，并通过比较不同乳酸水平及乳酸清除率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来评价患者的预后。 结果 存活组与死亡组相比较，在年龄（t=2.645，P<0.05）、初始乳酸（t=3.306，P<0.05）、24 h乳酸清除率（t=-6.755，P<0.05）、APACHEⅡ评分（t=5.538，P<0.05）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高乳酸清除率组和低乳酸清除率组比较，两组在APACHEⅡ评分及初始乳酸值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在死亡人数（χ2=4.852，P<0.05）及年龄（t=2.093，P<0.05）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动态监测血乳酸是判断感染性休克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指标，乳酸清除率及APACHEⅡ评分与患者的预后关系密切，对于高乳酸患者应尽早治疗，改善器官灌注及组织缺氧状态。

关键词 感染性休克；动态血乳酸；24 h乳酸清除率；预后

[中图分类号] R44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4）10（b）－0038-02

[作者简介] 王红宇（1984-），男，河南开封人，硕士研究生，住院医师，研究方向：危重症患者多脏器功能衰竭。

感染性休克是由于全身感染造成重要脏器功能损害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感染性休克的治疗的关键是早期改善器官灌注，纠正组织缺氧；因而对组织细胞灌注及缺氧状态的监测尤为重要。该研究通过对2011年7月—2013年10月期间该院收治的感染性休克患者动态监测动脉血乳酸水平和24 h动脉血乳酸清除率，并比较APACHEⅡ评分，探讨其在早期指导治疗感染性休克方面的价值，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该院收治的感染性休克患者共58例，其中男性34例，女性24例，年龄19~86岁，平均（58±17.6）岁。感染性休克的诊断[1]：①临床上有明确的感染灶；②有SIRS的存在；③收缩压低于90 mmHg或较原基础值下降超过30%；④有组织灌注不良的表现，如少尿超过1 h，急性意识障碍。其中腹部外科术后腹腔感染16例，胸外科术后胸腔感染10例，肺部感染21例，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3例，泌尿系感染2例，皮肤软组织感染1例，其它5例。排除入院24 h死亡者，所有病例发病前均无明显肝功能损伤及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1.2方法

对于确诊为感染性休克患者，常规抽血查动脉血乳酸，进行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评分（APACHEⅡ评分），进行早期目标导向治疗（EGDT），建立深静脉通路、早期液体复苏、血管活性药物、抗生素治疗，根据病情给予机械通气、血液净化及激素应用等治疗，完善相关检查如肝肾功能、电解质、B超、胸片等，动态复查动脉血气。治疗24 h后再次进行动脉血乳酸测定，计算24 h动脉血乳酸清除率，计算方法：24 h动脉血乳酸清除率＝（初始动脉血乳酸清除率－24 h动脉血乳酸清除率）/初始动脉血乳酸清除率×100%。根据患者一个月时的转归，将患者分为死亡组（21例）与存活组（37例），比较两组患者的初始血乳酸、乳酸清除率和APACHEⅡ评分。同时比较高乳酸清除率组与低乳酸清除率组的预后。

1.3统计方法

使用spss l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2结果

2.1存活组与死亡组乳酸相关指标比较

存活组与死亡组相比较，在年龄、初始乳酸、24 h乳酸清除率、APACHEⅡ评分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不同乳酸清除率组的预后比较

以治疗24 h乳酸清除率10%为标准，分为高乳酸清除率组（32例）和低乳酸清除率组（26例），通过比较，两组在APACHEⅡ评分及初始乳酸值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年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高乳酸清除率组死亡9例，低乳酸清除率组死亡12例，两组病死率比较χ2=4.852，P=0.02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讨论

感染性休克是由于组织灌注不足、组织细胞对氧的摄取和利用能力下降，组织缺氧及代谢障碍进行性加重的临床过程，死亡率一直较高。乳酸是体内葡萄糖无氧酵解的产物，经肝脏和肾脏代谢分泌，正常血乳酸水平为（1.0±0.5）mmol/L。随着全身脏器低灌注和低氧血症的发生，细胞代谢以无氧酵解为主，乳酸水平进行性升高。恢复脏器和组织灌注、改善缺氧是感染性休克治疗的关键，乳酸作为机体重要的代谢指标，反映组织灌注和细胞水平代谢情况[2]，因而该文研究乳酸及乳酸清除率在预测和评估感染性休克方面的临床价值。

脓毒症时，组织缺氧使乳酸生成增加。在常规的血流动力学监测指标改变之前，组织低灌注和缺氧就已经存在，乳酸水平已经升高，李海玲[3]等的研究表明血乳酸持续升高和APACHE II评分密切相关，当脓毒性休克血乳酸＞4 mmol/L，病死率高达80%，因此乳酸可作为评价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的指标之一。祝小梅[4]等的研究显示24 h血乳酸值、6 h及12 h乳酸清除率均为独立预后评估指标之一。安莹波[5]的研究显示严重脓毒症患者血乳酸水平与APACHEⅡ呈正相关。该研究的结果显示：存活组与死亡组初始乳酸值与APACHEⅡ评分相比较，死亡组明显高于存活组，与上述研究[4-5]结果一致，但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初始血乳酸值也作为评测预后的指标之一。

但是仅以血乳酸浓度尚不能充分反映组织的氧合情况，并且单纯监测某一时刻的乳酸值只能反应当时的组织氧供与氧耗的关系，不能反应疾病的连续进展及组织氧供与氧耗的动态变化。因此动态检测血乳酸浓度变化或计算乳酸清除率对于疾病预后的评价更有价值[6]。所以本研究还以治疗24 h乳酸清除率10%为标准，比较高乳酸清除率组与低乳酸清除率组的预后，评价乳酸清除率与疾病预后的关系。通过本研究显示，高乳酸清除率组与低乳酸清除率组相比，死亡人数明显增高，并且具有更高的APACHEⅡ评分，这与文献报道一致[7]。低乳酸清除率时感染性休克患者的组织氧供不能及时有效的恢复，血乳酸持续升高大于自身的清除能力，此时病情会迅速恶化，最终因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该研究对治疗的帮助在于提示我们感染性休克一旦诊断，应早期行液体复苏[8]，恢复组织和器官的灌注，从而改善氧和，进而机体的组织细胞乳酸水平下降，提高乳酸清除率，改善预后。

总之，初始乳酸值作为组织缺氧严重程度的指标反应病情的轻重；而乳酸清除率则可动态反应机体氧供及氧耗的平衡状态和临床治疗的有效性，可以作为感染性休克患者反应病情预后及转归的指标；而乳酸清除率与APACHEⅡ评分密切相关，两者进行综合评判可以作为感染性休克患者评价疗效和预后的指标。该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样本量少，还需要多中心循证医学的进一步研究；同时，还应排除治疗过程中肝肾损伤对乳酸值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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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祝小梅，冯辉斌，邵碧波.血乳酸及乳酸清除率对感染性休克预后的预测价值[J].实用医药杂志，2012；28（23）：3899-3901

[5]安莹波.早期动脉血乳酸水平和乳酸清除率对评估严重脓毒症患者预后的临床价值[J].微循环学杂志，2013,23（3）：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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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征程中，离不开图书馆的有效参与，可以说其在高校办学水平提升、校园文化构建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学科服务模式构建的优劣程度又作用于图书馆建设的质量，而要从根本上提升建设的质量，就必须丰富图书馆学科服务功能，以满足高校师生的需求，从而达到提升读者参与效率的目标。当然，新型学科服务模式的构建，也应该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切实充实学生的课外阅读量，协助高校落实全能型人才培养的教育目标。本文主要对面向读者参与的高校图书馆新型学科服务新模式构建的对策进行探析。

一、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概述

学科服务可以被视为图书馆界的一类高端的办馆理念与新型的服务形式，其作为一项具有扩展性质的主动参与式服务模式，主要是由学科团队完成，具体是指以某一学科为主，对该学科进行深入的研究，为广大师生群体提供大量的专业资源与信息导航，为该学科教研工作的开展与运行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

二、面向读者参与的高校图书馆新型学科服务模式构建探析

（一）以激发学生参与欲望为基点，整体上强化参与程度。为了使图书馆学科服务新模式实现有效建设的目标，管理员要做到从高校教师与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不仅仅要帮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所需的书籍资料，产生“为书寻人”的工作风气。而这一工作项目的完成，高校可以借助举办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去吸引学生的眼球，使他们踊跃加入到图书馆各类资源有效利用的队伍中。

例如某高校图书馆与IEEE学生社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联合创办了“机器――人”主题活动，这是调动学生参与兴致的新型服务渠道。在本次主题活动中人工智能技术的起源、发展局势与前景借助几个小型展架与一个大型展板呈现出来，同时提供了纸质、电子以及多媒体藏馆文献资料，上百名在校生在展板上留言，对该活动表示肯定，并期待该类型活动能够在未来校园环境中积极开展。

其实，为了建立健全高校图书馆新型学科服务模式、调动学生参与的兴致，可以采用的方法是多样化的，除了上文提及的校园文化活动之外，高校也可考虑在本校建立具有个性化的读书阅读交流会，可以与读者联合共同创办多元化的读书活动，将本校图书馆的实际概况全面地展现给全体师生，例如为教师展现某一学科最新的科研资料，或者是学术论坛资料等；同时要切实认识到学生在图书馆学科服务新模式建设进程中的核心地位，以达到提高参与程度的效果，此时学生对课外知识学习的热情势必是高涨的。高校学生发散思维能力以及创新能力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那么图书馆学科活动的开展为他们潜能的开发提供了空间，使他们参与阅读的兴趣达到极限的水平。总之，基于读者参与的高校图书馆新型学科服务模式构建之时，一定要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真正提升他们参与的程度，加速新兴模式发展的脚步。

（二）以读者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建立健全服务平台。信息化时代中，数字化网络技术可以被视为高校图书馆新型学科服务模式建立健全的典型标志。读者参与视阈下高校图书馆新型学科服务模式的构建，务必要以学生的需求为根本，建设与之相匹配的服务型平台，使每一位读者都收获到高质量的服务内容。当然，新型学科服务模式在构建的进程中，可以借助多样化的手段不断为读者提供规模更大、内容更丰富的参与空间，因为读者参与平台可以被视为高校图书馆与广大学生群体联合创建的新界面，在这样新颖的合作状态中，学生拥有一定的自，他们能够在服务平台的设计环节中提出更多的“金点子”，同时，他们也能在移动终端设备的辅助下，接触新鲜事物，在了解读者对图书馆提出相关需求方面走在了最前端。也就是说，所有学生都演变成图书馆创新型服务平台的建设者，先进新兴科技的渗入势必优化高校图书馆服务的质量，为学科服务新模式的构建注入动力。

（三）融会多样化的高端技术，强化现有学科服务模式创新能力。当下为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占主流，那么在社会这种发展的局势中，为了实现学科服务新模式建设的目标，务必要最大限度地调动技术人员的创新欲望，高校加大对高端科技引进的力度，并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有效的改良与创新。为此，高校应该创设与学科专业相关的知识服务平台，完善现有的服务体制，实施激励政策以实现增强技术人员的创新能力。通常情况下，高端的信息化技术能够协助图书馆管理员将最佳的技术提供给读者，但是他们应该认识到只有获得读者肯定的网络技术才会对学科服务新模式的构建起到辅助的作用，所以管理者在向读者提供某些技术之时一定要从他们的实际需求出发，树立与时俱进、优质化与个性化等多元服绽砟睿使科技彰显自身应用价值的同时，激发读者参与图书馆学科服务新模式构建全程的兴致。

又因为现代社会中科技不断发展与升级，所以在利用网络技术构建学科服务新模式之时，高校可以聘请信息技术专家，使信息化技术在高校图书馆建设进程中得到全面、切实而有效的应用，使广大读者成为知识服务平台构建的主人，此时高校技术人员的创新能力也实现有效增强的目标，他们竭尽所能与读者共同创建服务平台，最大限度的优化平台服务水平，最终落实具有时代特色的、高效性地图书馆学科服务新模式建设目标。

三、预测面向读者参与的高校图书馆新型学科服务模式的发展趋向

实际上，面向读者参与的高校图书馆新型学科服务模式在构建的过程中总会受到资金、技术人员等因素的制约，仅仅凭借高校自体力量很难将最优质的服务提供给读者。所以高校管理者应该认识到学生是学校教学事业发展的最大推动力，他们的创新意识较强、视域范围相对开阔，获取信息的渠道多元，并且对自己喜爱的学科专业有较为全面与深入的研究，可以说他们是图书馆学科服务新模式长足发展的“潜力股”。所以这一新型模式在未来的发展中绝对离不开读者的有效参与，此时学科管理员成为读者与图书馆学科服务资源衔接的枢纽，在读者的大力支持与推动下，学科服务模式实现革新发展的目标，从而踏上了更远的征程。

四、结束语

综合全文论述的内容，我们从思想上认识到立足于广大读者参与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务必要全面优化图书馆学科服务的质量，创设出具有学科特色的新型服务模式，以学生的实际需求为基准，利用多样化的活动去激发他们参与到知识服务平台构建的进程中，提升他们在平台构建体系中的地位，确保高校学生对其参与的程度。与此同时，合理而有效地应用多媒体技术、云计算等多样现代化信息技术的优势，完善相关平台，此时富有高效性与完善性特征的图书馆学科服务新型模式就会被完美地建设起来，为广大读者提供优质的服务内容、创新的服务模式，在推动高校教育、科研事业发展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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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住院患者的安全，预防跌倒是医院每一名工作人员及家属共同关注的问题。跌倒不仅对患者造成生理、心理的伤害，还可能延长住院时间，给医院带来不良影响。只有及时评估患者的跌倒风险，加强防范意识，落实安全措施，才能真正提高护理质量，减少患者跌倒的发生。

1临床资料

2010年l～12月，本科住院病人1250例，男700例，女559例，年龄29～9O岁，平均66.12岁；其中高血压病321例，心肌梗死208例，心律失常108例，心绞痛94例，冠心病100例，心力衰竭75例，心脏瓣膜病变39例，凤心病37例，心肌病39例，冠脉综合症25例，静脉炎13例，病态窦房结综合症17例，静脉血栓形成12例，病毒性心肌炎9例，感染性心内膜炎8例，肺栓塞7例，急性心包炎5例，贫血性心脏病6例，其他疾病175例；发生病人跌倒事件5例，其中男3例，女2例。

2方法

2.1高危因素病人入院后，由管床护士全面评估病人有无跌倒的高危因素。评分结果>5分为高度危险性的病人，3～5分为中度危险性的病人，

2.2防范意识对有跌倒危险因素病人，护士根据预防跌倒护理指导单的内容，对病人及其陪护者给予预防跌倒知识的教育，同时发放护理指导单。指导单内容包括：根据病情需要使用床栏；下床活动请家属、护理人员协助；使用稳固助行器或家人协助走路；所需取用的物品，不在伸手可及之处时，请护理人员协助；大、小便时请在床上或床边使用便盆、尿壶或便椅，由卧姿下床的注意事项，穿鞋袜时的注意事项；使用床头铃；身上带有管道下床活动时的注意事项；环境安全的注意事项；照顾者要离开病房时，请通知护理人员加强巡视等。

2.3 预防措施对存在有高度跌倒危险因素的病人，在病床尾醒目位置加用悬挂有“防止跌倒”字样的警示牌。在病人病情变化及更换陪护者时，护士及时给予预防跌倒知识的指导，而且要随时检查监督陪护者对各项预防措施的落实，在病人住院期间重复多次进行预防跌倒知识的指导。

3 跌倒原因分析

住院患者跌倒的因素主要是疾病。高血压病患者引起头晕，因无法保持平衡易跌倒。心功能不全患者活动无耐力，生活自理能力差，步态不稳易跌倒。心律失常患者发病时感心悸不适，眼前发黑，因身边找不到支撑物发生跌倒。而糖尿病患者因糖尿病足或低血糖都易引起跌倒。高血压病患者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将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服药期间改变时易发生性低血压，本组1例因突然起身发生性低血压而跌倒。利尿药常与降压药、强心药联合应用，易出现口干、疲乏无力、头痛、嗜睡，易引起跌倒 。服用洋地黄类药物、镇静药、安眠药等出现的不良反应也是引起跌倒的危险因素。本组跌倒患者中1例正在服用洋地黄类药物，1例睡前曾口服安眠药。走廊、卫生间为公共场所，人员流动频繁，由于拖地后，地面未干或地面有积水，病区设施布局不合理，光线太暗，患者对环境不熟悉，都易发生跌倒。本组有1例因拖地后地面湿滑发生跌倒 。心血管疾病病程长，反复发作，家属对患者疏于照顾；患者自身心理负担重，不愿拖累亲人、麻烦护士而拒绝他人帮助，但由于受疾病影响，生活自理能力缺乏易发生跌倒。本组有1例因无人陪护，买早餐时发生跌倒；2例因不愿麻烦家属，夜间自行上卫生间发生跌倒。

4 防范策略

4.1增强护理人员安全意识加强对护理人员安全知识教育，强调护理工作的对象是只有一次生命的人，“减轻患者的痛苦，促进健康”是护理人员的基本职责，使其在护理工作中自觉落实防范措施，保证病人安全。

4.2加强护士的工作责任心自实施预防跌倒措施以后，这些措施能引起各班护士的注意，尤其是年轻的护士或经验不足的护士的高度重视，主动投入更多的安全意识，以防意外的发生。

4.3 医务判断失误等偏差悬挂“防止跌倒”警示牌，可引起所有医务人员和病人及其家属、同室病友的警惕，在病人活动时给予协助或警告或有危险时能尽快通知医务人员，更便于夜班护士和初次接触病人的护士在巡视病房时做到心中有数，重点突出，避免护理工作的盲目性。 “预防跌倒护理指导单”的使用是贯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文明程度的提高，病人对医疗安全提出更高的要求，医患纠纷呈上升趋势，成为困扰医院管理者和医务人员的难题之一。病人的法律意识增强，特别是“举证倒置”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实施，要求医务人员必须认真书写各种医疗文件并重视保存相关记录，一旦发生医疗纠纷能正确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该指导单的使用使护士能详细、规范地向病人进行预防跌倒的知识教育，引起病人注意，增加了法律效应。在医疗工作中，虽然医务人员没有过错，但有时也会发生意外，如果事先对某些情况进行了告知，一旦发生了意外，病人及家属的心理承受能力相对有所增强，这样，可以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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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R54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6）06（a）-0042-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leptin， soluble leptin receptor （SLR） and early renal damage in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hypertension （EH）.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EH in Department of Cardiovasology and VIP Ward of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lin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une 2015 to February 2016 were divided into EH with normal renal function group （group A） and EH with early renal damage group （group B） based on endogenous creatinine clearance rate （Ccr）. Beyond that selected 40 healthy subjects as control group. Serum leptin， SLR levels were detect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meanwhile related biochemical indicators were measured. Results Serum leptin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group A than in control group， higher in group B than in group A and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Serum SLR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group A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lower in group B than that of group A and control group （P < 0.05）. Ccr level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rum leptin level （r=-0.648， P < 0.01）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rum SLR level （r=0.615， P < 0.01）. Line to Ccr level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leptin and SLR entered regression equation （P < 0.05）. Conclusion Serum leptin and SLR levels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blood pressure and Ccr， indicating that leptin resist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EH with early renal damage are in close correlation.

[Key words] Leptin； Soluble leptin receptor； Leptin resistence； Hypertension； Early renal damage

高血压是一种以动脉血压持续升高为特征的进行性心血管损害疾病，也是心、脑、肾等靶器官损伤的最主要危险因素[1]。高血压与肾脏的关系十分密切，两者相互影响。一方面，肾脏可通过调节水钠代谢及分泌升压、降压物质影响血压；另一方面，长期高血压状态下动脉狭窄、痉挛，使肾组织缺血、缺氧，并激活球旁细胞分泌肾素和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enin angiotensin aldosterone system，RAAS），使血压进一步升高，肾功能进行性损害，导致终末期肾病（end stage renal disease，ESRD）发生率上升[2]。然而，原发性高血压（essential hypertension，EH）及高血压早期肾功能损伤的发病机制复杂，至今仍未阐明。研究表明：脂肪组织分泌的瘦素（leptin，LEP）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3]。本研究选取EH患者及健康体检者为实验对象，以内生肌酐清除率（endogenous creatinine clearance rate，Ccr）评估肾功能损伤的程度，探讨血清LEP、可溶性瘦素受体（soluble leptin receptor，SLR）与Ccr的关系，为高血压早期肾损伤的病情评估及防治提供有益线索。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6月～2016年2月于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我院”）心血管内科及特需病区住院的EH患者80例，入选患者均符合2010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1]中的高血压诊断标准，其中，高血压病1级20例，其中男9例，女11例，平均年龄（57.3±5.6）岁；高血压病2级26例，其中男10例，女16例，平均年龄（58.0±5.4）岁；高血压病3级34例，其中男15例，女19例，平均年龄（57.7±6.1）岁。依据Ccr的水平[4]将80例患者分为肾功能正常EH组（A组）和有早期肾功能损伤EH组（B组）。A组40例，其中，男16例，女24例，平均年龄（57.5±5.7）岁，Ccr水平≥75 mL/min；B组40例，其中，男18例，女22例，平均年龄（57.9±5.7）岁，Ccr水平为50～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研究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血压测量 待测者坐位安静休息至少5 min后开始测量，选择经校准的水银柱血压计连续测量右上臂肱动脉血压2次，每次至少间隔1～2 min，取平均值，分别以KorotKof第1音和第5音确定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和舒张压（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水平。若2次测量的SBP或DBP读数差别较大，则相隔5 min后再测量，取3次测量的平均值并记录，作为被测者的血压值。

1.2.2 LEP、SLR及相关指标检测 所有研究对象均测量身高、体重，计算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BMI=体重（kg）/身高2（m2）。禁食12 h后于次日清晨空腹肘静脉取血2 mL，3000 r/min离心10 min，离心半径13 cm，分离血清后置-70℃冰箱中保存。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测定血清LEP及SLR水平，试剂盒由上海一基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测吸光度，由标准曲线计算血清LEP、SLR浓度。应用7600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相关生化指标。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检验；影响Ccr的相关因素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各观察指标比较

三组受试者BMI、FPG、TG、HDL-C、UA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三组受试者SBP、DBP、血清LEP、SLR、TC、LDL-C、BUN、Scr、Ccr、Hcy、hs-CRP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A组SBP、DBP及血清LEP、Hcy水平高于对照组，血清SLR水平低于对照组（P < 0.05），B组SBP、DBP及血清LEP、Hcy水平高于A组及对照组，血清SLR低于A组及对照组（P < 0.05）；A组血清TC、LDL-C、BUN、Scr、Ccr、hs-CRP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B组血清TC、LDL-C、BUN、Scr、Ccr、hs-CRP水平高于对照组及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2 血压级别与血清LEP、SLR水平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直线相关分析显示，血清LEP水平与血压级别呈显著正相关（r=0.727，P < 0.01），血清SLR水平与血压级别呈显著负相关（r=-0.721，P < 0.01）。

2.3 各观察指标与Ccr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对可能影响Ccr的因素行Pearson直线相关分析，结果显示：Ccr与SBP、DBP、LEP、LDL-C、Scr、Hcy呈显著负相关（r=-0.549、-0.489、-0.648、-0.335、-0.498、-0.411，P < 0.01），与SLR呈显著正相关（r=0.615，P < 0.01），与TC、BUN、hs-CRP呈负相关（r =-0.311、-0.225、-0.193，P < 0.05），而Ccr与BMI、FPG、TG、HDL-C、UA无相关性（P > 0.05）。见表2。

2.4 Ccr相关因素的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以Ccr为因变量，单因素分析中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SBP、DBP、LEP、SLR、TC、LDL-C、BUN、Scr、Hcy、hs-CRP为自变量，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LEP、SLR进入多元线性回归方程（P < 0.05）。

3 讨论

LEP是一种主要由肥胖基因编码、白色脂肪细胞合成和分泌、167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类激素。LEP在分泌入血过程中通过与下丘脑部位不同亚型的LEP受体结合，激活JAK/STAT、PI3K、MAPK等信号转导通路，从而发挥其生物学效应，参与多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3，5]。

在高血压发病的复杂机制中，体液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王先梅等[6]研究表明，高血压状态下，LEP及LEP受体异常表达，LEP水平异常升高导致高瘦素血症，下调SLR的表达或产生，可抑制LEP的生物学活性，出现LEP抵抗现象。Mark[7]研究表明，LEP抵抗存在选择性，即LEP在抑制食欲及减轻体重等方面的作用减弱，但未对其提高交感神经兴奋性的作用产生抵抗，引起交感神经系统（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SNS）激活、外周血管收缩及促进肾小管对水、钠的重吸收增加，导致水钠潴留，使血压升高。同时，Hilzendeger等[8]研究发现，LEP缺乏型小鼠补充LEP后体内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ACE）、血管紧张素Ⅰ（angiotensin Ⅰ，AngⅠ）及血管紧张素Ⅱ（angiotensin Ⅱ，AngⅡ）含量增加，ACE及肾素活性升高，促进高血压的发生，即高瘦素血症可通过肾交感神经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enin angiotensin aldosterone system，RAAS）上调RAAS产物表达，使血压升高。本研究结果显示，血清LEP水平与血压级别呈显著正相关，血清SLR水平与血压级别呈显著负相关，这与相关研究[6]结果一致，说明LEP抵抗与EH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目前关于LEP参与高血压发病的机制仍未阐述清楚，其可能通过高瘦素血症与肾脏的相互作用，引起血压升高[9]。LEP与肾脏关系密切，主要在肾内降解，经肾小球滤过，在肾小管中重吸收。当肾功能不全时，肾小球滤过功能及肾小管重吸收功能受损均可影响LEP从体内清除，导致其在体内蓄积，加剧肾功能损伤[10-11]。Nasrallah等[12]研究证明，长期高瘦素血症可导致肾小球硬化，参与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的发生、发展。傅静奕等[13]研究发现，LEP可能直接刺激肾小球局部组织RAAS的主要组分AngⅡ表达及NO合成，参与肾小球血流动力学紊乱，直接对肾脏造成损害。同时，LEP还可间接对肾脏造成损害，机体在高瘦素血症状态下，LEP可与下丘脑孤束核受体结合，增强肾交感神经兴奋性，使血压升高，而血压升高可间接引起肾脏损伤[14-21]。本研究结果显示，A组血清LEP水平高于对照组，血清SLR水平低于对照组，B组血清LEP水平高于A组及对照组，血清SLR低于A组及对照组；LEP与Ccr呈显著负相关，SLR与Ccr呈显著正相关；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LEP、SLR均进入回归方程。提示LEP抵抗与Ccr密切相关，参与高血压早期肾功能损伤的进程。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示LEP抵抗与高血压早期肾功能损伤存在一定联系，但高瘦素血症对肾脏损伤机制尚不明确。今后可注重研究LEP、SLR在高血压早期肾功能损伤中的具体作用机制，为评估EH患者肾功能损伤程度及防治提供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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