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起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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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在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极端重要地位的学科，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理论体系本身的重要历史地位与政治地位，所以人们通常会在研究中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做以区分，挖掘其中的个性和共性。而且，搞清楚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对于正确看待这两个不同的经济学说以及正确理解和处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矛盾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经济学是指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西方经济学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后到目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发展起来的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以塞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的《经济学》为代表。

一、起源与轨迹差异

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者共同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以劳动分工为起点，详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初始的分配规律和生产模式。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为亚当•斯密为自己提供了思想的灵感和来源，只是这两个经济学在后续的发展和继承中走上了分岔路而已。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在描述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上是准确的，但受限于他的时代，亚当•斯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发展将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这一历史规律。马克思通过改进这一学说使之能够伴随历史进步而坚持其正确性。但西方经济学家们在亚当•斯密原有理论基础上，通过对思想具化和数学建模的方式对古典经济学中的缺陷不断修缮完善，像类似不对称信息、外部性理论等，类似凯恩斯主义则是回应经济失灵现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亚当•斯密的理论做了发展完善，它们只是在同一理论源头发生而形成的不同理论。

二、理论形成路径的差异

政治经济学几乎可以算是马恩两人的合作的成果。《资本论》真正的创作时间，应从1844年马克思把研究重点从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后起始，直到1865年底第三部分草稿写作完结，至1867年第1卷的出版，大约20年时间；后期第2和第3卷的写作和修订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总共大约40年时间。所以说，马克思本人对《资本论》核心思想的创作应该集中在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而西方经济学是由西方众多经济学家共同积累而成的。自1870年边际革命的蓬勃，马歇尔的集成，到张伯伦等对微观部分的完成，自凯恩斯开创宏观体系，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塞缪尔森的整合，再到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对自由主义的回归和供给曲线对宏观经济学的革命，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的创作史的路径，相对于经济来说，西方经济学发展经历的时空跨度更大更长，所以流派缤纷，但是西经的内在体系逻辑不如马经的清晰连贯。

三、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虽然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部分组成，而西方经济学也包括这四部分。然而对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来说，可以援引塞缪尔森在他《经济学》著作里的话：“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简而言之，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中合理配置而使人类需求获得最大满足的一个社会科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通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由此便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看法是有明显差异的。通常来讲，“生产关系”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与生产力建立联系来探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政策问题作为其研究对象。相比较而言，马经因为其建立的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故而它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社会关系更为重视，但西经则对解释和预测表层经济现象更为重视。

四、利益和立场上的差异

经济学其实是一种社会科学，所以它有一定利益立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就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立场。从阶级性上讲，政治经济学代表着工人阶级利益，力证社会财富是工人阶级劳动创造的，那些被资产阶级占有的财富理应重归工人阶级所有。而西方经济学的阶级立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古典主义，通过表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财富这块蛋糕做大等优势来证明其合理性。但双方无论从彼此汲取多少对自己有益的成分，都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身的本质属性和阶级立场。历史和实践向我们明示，经济学家总会主动或被动地去接受代表自我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代表自我阶级的利益，维护自我阶级的立场，选择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等态度去研究、解释和解决经济问题，鲜有例外。

五、研究内容上的差异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建立的基础。由于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商品价格只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政治经济学还认为，虽然变化的供求关系会对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但商品的价值才是商品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供求关系只会使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以供求均衡为基础的，它不像马经那样存在独立于价格之外并决定价格的抽象的价值本质，而将商品的价值视作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一种商品实物交换比例，在货币条件下表现为商品供求均衡时的价格，这样价值就与均衡价格完全一样了。正是因为把价值定义成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所以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对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转化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一切非劳动收入，工人工资只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化，全部价值均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而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人”视作起点来研究，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仅把劳动当作一种生产要素进行研究。所以说西方经济学将工人的工资视同如利息、地租一样的生产要素对生产贡献的报酬，因而不存在对工人剥削的问题，认为这只是社会成员各方自发自愿交换的结果。

六、研究方式上的差异

通过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认为无论哪种社会形态都不会一直稳定永恒，所以视社会发展为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过程，认为社会经济形态总会向更高级的形态更替。但是西方经济学始终坚持理性主义和唯心史观的方法论，由于西方经济学基于这样的方法论，因而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永恒稳定的存在，构建了一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政治经济学对规范分析也十分重视，用抽象定性的方法研究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的经济制度本质规定，要特别注重对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但西方经济学却重实证分析，通过描述、推理、计量、检验等方式，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具体资源配置、分配制度、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宏观和微观的市场调控方法进行探究，可达到为经济主体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目的。

七、结论上的差异

综上所述，不管是起源轨迹、理论路径、还是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抑或是研究方法的选择，总之以上多种差异，最终归结为马经和西经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结论上的不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阐述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它更着重于通过概括经济规律而使企业和社会利润最大化。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却是通过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特点来揭示资本主义的黑暗以达到弘扬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目的。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经济和供求关系，但政治经济学则着重考虑资本再分配问题，把资本在整个社会生产中以利润最大化为流通方向的整个过程作为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1]彭德林.新制度经济学[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塞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篇2

0引言

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指的是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主流学派，由亚当·斯密在1776年开创。主要追随者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一般说来，该学派相信经济规律(特别如个人利益、竞争)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

不可否认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对后来的经济学家发生了深远影响。古典政治经济学受到过度地膜拜，似乎发展成为了许多后世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起点和基准线。著名古典经济学家史密斯（Smith），理查德（Ricardo），马尔萨斯（Malthus），米尔（Mill），甚至包括马克思（Marx）和凯恩斯（Keynes）撰写的传世之作为当时社会的经济过程描绘了第一幅蓝图。经济学理论自此不断发展，现今流派纷呈，不过，古典经济学看来已经构成现代经济学理论趋同化的理论起点。

1市场自我调节理论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定律之一乃是市场自我调节原则（marketself-regulation），这是古典经济学派立论的出发点，其对后世经济学的作用不可低估。

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不加以调控的市场体系（unregulatedmarketsystem）将会充分地掠夺式开发社会的生产潜力。通过亚当.史密斯（AdamSmith）那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市场将充当最有效的“工具（device）”，分配可以获得的稀缺资源，最佳地满足社会对资源的无限需求。借助于有价格修正作用的机制使之能够行使分配权力，具备自我调节功能的市场就可以发挥其功能了。正是由于这种价格机制的修正功能，保证市场对货物、服务及劳动力的旺盛需求。灵活工资和浮动价格相当于市场的自我调节。不幸的是，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沉重的经济危机中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信奉的灵活工资制和价格机制顿时失灵了，从而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大部分理论被永久性地挫败了，由此为约翰·凯恩斯及其门徒们打开了另一条大门。

2经济过程的循环性特征

经济过程周而复始地运动的特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另一条重要定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社会阶层或劳动分工具有内成的循环性质。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既充当买方又担任卖方，从而使商品——货物、服务及劳动力——发生交换关系，形成一个环状的运动轨迹。一种商品的卖出，为该出售者换取了获得其它商品的手段和工具。通过这样的交换，商品的卖方取得了一定数额的收入。

该项收入又将被用于购买和消费另一种商品，这是一种需求激励因素（demandstimulus）。随着需求增长，商品存货下降。这种供应匮乏状态又会刺激生产过程，最终会回归原始起点，也即通过商品的最初售卖增加收入。这种经济学思想意味着宏观的经济现象可以通过对微观的经济决策的观察和理解得以界定和解释。一言以蔽之，亚当·史密斯对经济的理解是：“经济是多个企业单元相互之间的交互关系。”

3劳动价值理论

为了使社会的总有用性实现最大化，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要求对劳动阶级进行分工并使之走向专业化和专门化。当时，史密斯相信一个国家的总财富应当以全体国民的财富之总和来计算和测度，而不是按照国王的财富来测算的。史密斯还认为，最直接地创造社会财富的办法乃是进行社会分工。劳动价值理论（labortheoryofvalue）直接地将劳动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过程联系起来，商品标价是与每一商品生产过程投入的劳动力相关的。

古典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在此假定的是，每一个生产者,通过供应恰当数量的产出，将确定地获得补偿，足以“更新其自身的生产方式”。劳动价值理论表明循环流动具有不稳定性。如果劳动价值理论不成立，事实上经济过程的循环性破裂了，那么，凯恩斯螺旋形下降模型所带来的累积性生产效应将损害整个社会。

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认识到的是，市场也有可能因内部协调全盘失灵而遭到破坏。“萨亚（Say，1767—1832)法则”，也即“市场法则”是政治经济学内在的一种古典观念，断言：“逻辑上不可能遭遇整体的市场失灵”(CaporasoandLevine)。如果在周而复始的经济流动过程中发生了某个环节的爆裂，那么，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将无法供给一种修复机制，无力使裂缝弥合。因为他们不相信会出现这样的裂缝。例如，凯恩斯主张财政赤字消费以刺激需求，即为著例。

古典学派的学者坚信，商品价格可以自由地上涨与下降，总是能够发挥调节作用，保证满足旺盛的市场需求，但是个体生产者计算错误，则是个例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承认个体生产商和供应商存在计算错误的情况。

市场也可能并不接受某个经济活动参与者所提供的商品。换言之，个体销售者可以在市场找不到购买他商品的买方，但是，从整个市场来判断，交易失灵（transactionfailure）不太可能发生。

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便是个体生产商和销售商在市场上会面临尴尬境地。事实上这种困境催生了一种动机，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这种动机将协助市场发挥分配功能。1800世纪的工业和技术革命发生之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预测道，某些类型的劳动力商品将发现他们在市场上“不对路了”，提供的服务不再是必需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相信，本质上“失宠的”个体生产商必须开发新的商品以供出售，或者转而学习新的劳动技能,市场终将回报他们。总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个体生产商困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也是暂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及社会公共物品（societalpublicgood）的存在，界定为“对经济活动参与者私人目的的满足”。实际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重点放在开发资本存量以满足公共物品的需要。遗憾的是，劳动力（labor）最终会被视为市场上的任何其它商品一样的商品。如果存在劳动阶级的话，对他们的制度性保护是极其有限的。工厂18小时轮班倒、童工剥削、肮脏的工作与生活环境，都是因为严格遵守市场自我调节原则所造成的。

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制度性的政治体制往往是与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学相伴相生的。由于经济活动参与者的逐利行为所无意间带来的结果，政府的与政治的政策随之形成。换句话说，政治要受制于市场经济学。如此组织起来的社会，基本上为了经济市场的便利和效率而存在的，也是由经济市场的方便与效率而驱动的。

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调节性质的市场将推动工资水平向维持劳动人口的生计的趋势发展。在后现代世界里,对劳动力的制度性保护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限制这种极度不公平现象对社会造成的破坏。这种巨大的困难造成人们在19世纪很难接受自由放任政策及放任主义经济措施。史密斯“看不见的手”理论鼓吹自由放任政策，政府对经济活动可以不加干预，公共机构也不得对之加以干预，由此导致劳动力工作条件恶化、货币工资收入减少。

古典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商品的卖方花费金钱，增大消费，实现一种供需平衡。在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假定的市场上，人们没有什么持有货币的激励，也即不存在什么“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Keynesianliquiditypreferencetheory)”。

4资本积累理论

在货币市场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利息率（interestrates）充分灵活，并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而作出适时调整，使之对经济体中的投资与储蓄达致平衡。古典学派（Classics）并不承认凯恩斯提出的“节俭反证（paradoxofthrift）”。

从古典学派的视角来看，个人生产商选择支出还是储蓄，关系不大。随着生产商储蓄增加，利息率将下调，刺激投资需求，抵消消费削减带来的负面效应。这种消费削减是由于储蓄增长造成的。

资本积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下永远是要受到市场上的储蓄供应量的限制的。储蓄是直接测算资本持有者赚取的再生产盈余或利润的尺度。资本积累要同时受制于和取决于储蓄的供应。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支持，实际上鼓吹不平等地分配财富和社会阶层。生产资料的持有人在经济循环流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经济盈余和利润转化成为新的资本，由此创造出新的市场，为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出卖售其劳动力。古典学派主张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以确保经济扩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特征是私人对财富的积累以及私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私人财富（资本）的积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中，会导致社会生产能力和效用最大化的增长。一个关键的假设是：整个社会的资本存量所能够产生的生产能力总是被充分地利用。再者，新的资本存量的引入，包含最新的技术进步，随着机器生产工艺的运用，都可能对劳动阶级发生“去稳定性效果”。

5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评价及其影响

古典经济学又称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大约从1750--1875年这一段政治经济学创立时期内的除政治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其起源以大卫·休谟（DavidHume）的有关著作出版（1752年）为标志，以亚当·斯密(AdamSmith)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为奠基。后来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卡尔·马克思曾这样概括地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理论的批判关系，古典经济学也就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

参考文献：

[1]Blaug,Mark,GreatEconomistsBeforeKeynes:AnIntroductiontotheLivesandWorksofOneHundredGreatEconomistsofthePast,Brighton:Wheatsheaf,1986.

[2]Jackson,Gerry,DefendingtheMarketAgainstInterventionistMythsandSocialistCriticism,Part2,TheNewAustralian,Number97,November,1998.

[3]Veblen,Thorstein,TheSocialistEconomicsofKarlMarxandHisFollowers,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ume20,1906.

篇3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差异

1830年，美国《太阳报》的出现标志着我们进入了大众报刊时代；1895年电影的问世，20世纪20年代广播的出现以及30年代电视的发明，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的兴起。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大众传播的研究，主要的研究学派有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批判学派两个主要分支即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都达到了发展的时期，两个学派对于大众媒介的探讨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就两个学派的区别进行阐述。

一、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发展概况

政治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一时期诞生了政治经济学派的第一批代表人物席勒和斯迈思，两个代表人物主要的观点是“文化帝国主义”和“商品受众论”。七八十年代诞生了第二代代表人物，90年代诞生了第三代代表人物，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加纳姆、默多克、麦克切斯尼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来源包括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一些理论观点，传播政治经济学注重分析文化商品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从宏观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去看待传播与社会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要表达的一样，如果一个阶级占物质力量的统治地位，那么同时也占精神力量的统治地位。文化研究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在60年代和70年代尤为盛行。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文化研究尤其关注对文本与受众的研究，代表人物有霍尔、霍加特、格罗斯伯格，主要理论来源于葛兰西和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代表观点有编码-解码模式、意识形态、虚假意识、文化霸权等。通过民族志和跨学科的方式去研究文化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将语境代入其中去研究受众对文本的解读。

二、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区别

（一）对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认识

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被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关注的，但二者关注的重点并不一样。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政治经济学认为如果没有一个起作用的生产方式，那么一个社会及其成员就不能生存，即经济基础是社会的基础。并且对经济的根源进行分析，得出两方面的决定性特征，一方面是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的人，另一方面是强调协作性社会关系的人。在强调协作性社会形式中指出了必须具有特定的文化实践，其中包括法律和政治的东西、维持社会关系的社会行动者以及生产方式资源分配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法。文化研究将重点放在了上层建筑的基础上，关注大众媒体与亚文化的发展，强调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文化领域力量的自主性，特别是文化文本意识形态层面的作用。在格罗斯伯格看来，文化研究相信文化是重要的斗争领域，并不能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经济领域，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简化主义和经济决定论，文化研究批判政治经济学将经济看作是所有背景和事物的前提和基础。

（二）对文化生产与消费环节之间的重点强调的不同

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分析的侧重点的不同，也就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对于文化生产和消费之间重点的不同。在政治经济学看来，文化研究将重点放在文化消费的层面是休闲的文化实践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实践，认为文化研究忽略了生产主体所具有的特性，即生产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和生产方式，同时认为文化研究忽略了经济因素，就没有办法去判断社会存在的主要权力是属于哪些人或者属于哪些阶级。文化研究学指出文化研究特别强调关注消费，而对于文化消费自由度和乐趣的关注是担心回归到政治经济学的决定论当中去，所以将受众看成是消极地接受物质，并且说明了对于大众文化带来的娱乐并不是没有批判，指出这种娱乐是会被压制的，因此大部分是针对受众对文本解读的研究和分析。政治经济学派所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生产上，从创作上来剖析文化背后的控制力量。

（三）关于阶级、种族、性别三者的研究范畴及其地位的不同界定

政治经济学认为所有的事物和关系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决定了社会地位，决定了阶级属性，而当时文化的传播巩固了现存的阶级属性，阶级自然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借助大众传播来传递可以维持现存社会制度的文化思想，而被统治阶级就接纳了这种“虚假意识”。政治经济学关于种族的论证是，北美和西欧的早期劳动力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造就的，种族的定性是没有办法对经济起作用的；而关于性别的论证是说女权运动的兴起也是由于工资劳动和资本形成而导致的，认为如果没有对经济资源的控制，任何强化女权的努力都不会有多大的成效，因此得出如果没有从构成性别和种族斗争的文化实践的经济基础去分析，就不能理解性别和种族的实践的起源、形式以及原则，也不能实现控制的目的。文化研究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依旧属于“简化主义”，是将所有东西的决定因素都归结于阶级和经济。并指出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身份的问题的论证纰漏：政治身份是在劳工市场重建的基础上形成的，种族和性别又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那这种经济关系是什么呢？其指出对于政治身份的变化问题绝不仅仅是由劳工市场决定的，还包括种族和性别的文化实践。

篇4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政治经济学课程在教学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学生们在学了这门课之后，普遍反映这门课理论抽象、复杂、分散，学起来很吃力；有些内容在高中已经学过了，再学一遍没什么新意，是在浪费时间；目前流行的是西方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太陈旧了；学了以后也不很实用甚至是根本不实用，学和不学没什么两样。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大部分人都是近视功利、心浮气躁的，对纯理论的东西都不感兴趣；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有考试的压力，很多学生就不会去上这门课，给这门课教师的教学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二、教师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应有的基本态度

要适应大学生的特点，培养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认识分析问题的能力，开阔学生的眼界和思维，就必须转变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师的教学态度总的来说应该是积极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大家的想象，鼓励学生自由思辨的，以此为学生提供一种观察认识社会经济问题的视角和方法。[1]

（一）教师要能够正确把握的理论精髓要使学生能体会到的基本理论博大精深之处，体会到其创见性和意义，需要教师在传授理论时要辨别良莠，把握精髓，挖掘马克思体系中真正对学生有所启发的东西。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

（二）教师要崇尚自由思辨的学风要使学生愿意学，愿意挖掘的理论精髓，需要教师鼓励学生自由思辨，不打击学生学习思考的积极性。对学生不同的看法可以进行讨论、引导，而不是坚决地给予否定。著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建校时间不长，校园风景也不很壮丽，却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办学成就，在经济学领域产生了10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与它一直坚持自由兼容的办学理念是分不开的。它的教学主要不是教授知识和方法，而是引导学生会读书、会学习、会研究，培养能够进行理性思考的人。[3]笔者认为这是我国教育界普遍要努力的方面。

（三）教师要在教学中体现出一定的思维范式要使学生能克服学习政治经济学过程中理论分散、缺乏系统理解的困难，需要教师传授给学生的不仅是具体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思路、规则、方法，使学生能够对经济现实和经济问题的认识由感性阶段进入高一级的理性阶段，使知识系统化。授之以渔，而不是授之以鱼。笔者认为教师教学中在每一具体问题讲解前都应以一定的思路贯穿引出下面要讲的内容，给学生一个宏观、整体的架构，帮助学生掌握内容。对于还没有整体架构的内容也应向学生说明，吸引学生进行研究分析，同时也可以促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四）教师要引导学生正确对待政治经济学要使学生正确对待这门课程，不觉得无用，需要教师除了在教方面注意外，更主要的是要引导学生在学的方面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一方面要引导学生正确对待传统理论，要全面地看待前人理论。对待也要一分为二，正确认识马克思理论的精华，努力吸收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避免学生见到马克思或政治经济学等字眼就摇头。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认识马克思理论是开放性的，可以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这种引导要贯穿于课程的始终。例如导论是课程的起点,是学生接触课程的开始，第一印象很重要，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要吸引学生的兴趣，教师就要重视导论，讲好导论。政治经济学导论部分介绍了该门课程的起源、发展过程、课程的性质、主要研究方法和意义等，这时纠正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厘清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帮助学生正确对待政治经济学很重要。讲好导论是教学成功的起点。[4]后面具体的内容要与研究方法，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等结合起来讲解，使学生对待政治经济学的应有态度有感性基础。当前政治经济学还在不断发展，吸引学生兴趣，启发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能够提出独自见解，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这是教学的根本目的也是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的探讨

学生普遍认为理想的授课方式是理论联系现实，老师与学生有互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采取的“讲座+讨论”教学方法是老师与学生有高度的互动，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充分发挥的好方法，是他们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重要保障机制。[5]但是这样先进的教学方法不适合我国一般的高校本科教育。因为学生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象牙塔里，他们的知识、经验和阅历是非常有限的，主要表现就是，学生对经济新闻节目大都偶尔关注或者不关注，不会提出问题或提出的问题相当幼稚或者根本没有任何问题。不过有的学生会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主动思考。在此种情况下，需要老师把传授基本知识和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相结合。

（一）必要的理论加案例讲授对于经济的一些基本理论，理论加案例讲授法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学生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和逻辑思维能力才能理性思考现实问题，在讲授基本理论时需要借助案例来帮助学生正确深入地理解原理。所以，理论加案例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的重要的教学方法。受课时的限制，教师选案例贵在精，不在多。案例的具体表现方式可以有多种：经济事件，经济数字，图片资料等。这些资料不但较为容易收集，节约开支，而且极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观察生活，关注时事，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适时的课堂讨论对于当前经济界有争议的问题就可以采取这种方式教学。因为这样既能吸引学生关注经济问题，又能发挥学生的自主性。通过课堂讨论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参与教学，有机会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主动思考问题，培养他们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的兴趣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使教师及时、准确地了解学生的思想，便于有效引导。这种方法需要教师课前组织学生做好准备。要根据教学内容精心选择讨论题目，然后布置给学生，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由组长组织同学去做调查，找资料，查文献，写出本组的发言提纲。需要教师课堂上组织好讨论。既要启发学生多角度思考，能引起争论，也要使讨论始终围绕一个主题有序地进行，不浪费时间。需要教师最后进行总结。对学生在讨论中闪现的思想火花和优良的思维品质要加以肯定和鼓励，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纠正。例如讨论垄断行业的改革，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等。#p#分页标题#e#

篇5

因何被“遗忘”?据作者观察，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的全部内容，而这种切割不但肢解了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学说，而且在理论上遮蔽了包括有历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甚至工艺学等等在内的具有丰富内容的马克思思想体系。具体到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作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被遗忘和遮蔽有其历史和现实双重原因:就历史原因来看，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在面对外在敌人时生存与胜利的需要，学术研究让位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特定的情势不得不将马克思本人丰富的经济哲学思想作出“虚无化”的处理，而这种处理简单地说分别由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三个阶段完成;就现实来看，从前苏联开始，哲学研究人员依据培养速成专家的培养模式，除固守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之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没有哲学，专业背景的局限与知识面的狭窄都使得阅读如《资本论》这样的经济学著作存在困难，“哲学研究者既无能力又无兴趣到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去发掘和整理另一番景象的哲学。”在这个基本观察下，作者着重提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精神遗产问题，即从马克思思想演化的视角表征经济哲学在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例如作者认为，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一直到逝世，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每一次质的飞跃和相对集中的表达都与政治经济学相关，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哲学的政治经济学化和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化”。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进一步认为，马克思开创的经济哲学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范式和传统，“让普通劳动者说话”、“改变价值中立的所谓实证主义经济学研究”、“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关系下掩盖的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就成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价值前提和出发点。

二、重新理解马克思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及其结果

“市民社会”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出镜率”极高的一个概念，然而人们在疏于考据和实证的情况下频繁使用市民社会概念，引发了诸多误解和不一致。本书的另一着眼点是通过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使用和理解重新诠释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和价值。首先，作者详细考察了市民社会的起源和流变过程，认为市民社会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2—16世纪本真或原生态意义上的市民或市民社会，17—18世纪君主集权前提下臣民社会的市民社会，法国1789年大革命以后形成的公民社会中的市民社会。如此梳理绝不是多余的，正如作者所言，“不了解市民社会的概念的起源、流变及其社会历史基础，就不可能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其次，作者分析得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运用已经在以黑格尔为主的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全新形态的“市民社会”理论，即颠倒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命题的同时，得出普通劳动者及其劳动是市民社会真正和最终的基础，“劳动基础论”和“劳动者论”才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的真正性质和内涵。只不过，马克思语境下的“市民社会”在基于和黑格尔法哲学“较劲儿”的层面上暂且使用这一概念，但实质是在“市民社会前加多少限定词都不会符合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结果的客观实际了”。第三，分析和考证马克思语境下的“市民社会”概念，在作者看来，主要是对其“经济思想及其历史和经济生活及其历史的哲学提炼和升华”。依作者的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包括三种存在样态:一是经济学中的哲学，即在经济学中引申哲学问题，如逻辑前提问题、价值立场问题、方法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等;二是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如货币范畴、诚信范畴、资本家范畴中蕴涵的哲学意义;三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要“解剖市民社会”就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又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包含的劳动哲学本体论与劳动人道主义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