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起源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政治经济学的起源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在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极端重要地位的学科，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理论体系本身的重要历史地位与政治地位，所以人们通常会在研究中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做以区分，挖掘其中的个性和共性。而且，搞清楚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对于正确看待这两个不同的经济学说以及正确理解和处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矛盾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经济学是指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西方经济学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后到目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发展起来的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以塞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的《经济学》为代表。

一、起源与轨迹差异

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者共同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以劳动分工为起点，详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初始的分配规律和生产模式。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为亚当•斯密为自己提供了思想的灵感和来源，只是这两个经济学在后续的发展和继承中走上了分岔路而已。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在描述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上是准确的，但受限于他的时代，亚当•斯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发展将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这一历史规律。马克思通过改进这一学说使之能够伴随历史进步而坚持其正确性。但西方经济学家们在亚当•斯密原有理论基础上，通过对思想具化和数学建模的方式对古典经济学中的缺陷不断修缮完善，像类似不对称信息、外部性理论等，类似凯恩斯主义则是回应经济失灵现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亚当•斯密的理论做了发展完善，它们只是在同一理论源头发生而形成的不同理论。

二、理论形成路径的差异

政治经济学几乎可以算是马恩两人的合作的成果。《资本论》真正的创作时间，应从1844年马克思把研究重点从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后起始，直到1865年底第三部分草稿写作完结，至1867年第1卷的出版，大约20年时间；后期第2和第3卷的写作和修订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总共大约40年时间。所以说，马克思本人对《资本论》核心思想的创作应该集中在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而西方经济学是由西方众多经济学家共同积累而成的。自1870年边际革命的蓬勃，马歇尔的集成，到张伯伦等对微观部分的完成，自凯恩斯开创宏观体系，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塞缪尔森的整合，再到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对自由主义的回归和供给曲线对宏观经济学的革命，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的创作史的路径，相对于经济来说，西方经济学发展经历的时空跨度更大更长，所以流派缤纷，但是西经的内在体系逻辑不如马经的清晰连贯。

三、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虽然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部分组成，而西方经济学也包括这四部分。然而对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来说，可以援引塞缪尔森在他《经济学》著作里的话：“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简而言之，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中合理配置而使人类需求获得最大满足的一个社会科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通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由此便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看法是有明显差异的。通常来讲，“生产关系”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与生产力建立联系来探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政策问题作为其研究对象。相比较而言，马经因为其建立的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故而它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社会关系更为重视，但西经则对解释和预测表层经济现象更为重视。

四、利益和立场上的差异

经济学其实是一种社会科学，所以它有一定利益立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就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立场。从阶级性上讲，政治经济学代表着工人阶级利益，力证社会财富是工人阶级劳动创造的，那些被资产阶级占有的财富理应重归工人阶级所有。而西方经济学的阶级立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古典主义，通过表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财富这块蛋糕做大等优势来证明其合理性。但双方无论从彼此汲取多少对自己有益的成分，都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身的本质属性和阶级立场。历史和实践向我们明示，经济学家总会主动或被动地去接受代表自我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代表自我阶级的利益，维护自我阶级的立场，选择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等态度去研究、解释和解决经济问题，鲜有例外。

五、研究内容上的差异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建立的基础。由于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商品价格只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政治经济学还认为，虽然变化的供求关系会对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但商品的价值才是商品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供求关系只会使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以供求均衡为基础的，它不像马经那样存在独立于价格之外并决定价格的抽象的价值本质，而将商品的价值视作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一种商品实物交换比例，在货币条件下表现为商品供求均衡时的价格，这样价值就与均衡价格完全一样了。正是因为把价值定义成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所以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对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转化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一切非劳动收入，工人工资只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化，全部价值均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而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人”视作起点来研究，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仅把劳动当作一种生产要素进行研究。所以说西方经济学将工人的工资视同如利息、地租一样的生产要素对生产贡献的报酬，因而不存在对工人剥削的问题，认为这只是社会成员各方自发自愿交换的结果。

六、研究方式上的差异

通过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认为无论哪种社会形态都不会一直稳定永恒，所以视社会发展为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过程，认为社会经济形态总会向更高级的形态更替。但是西方经济学始终坚持理性主义和唯心史观的方法论，由于西方经济学基于这样的方法论，因而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永恒稳定的存在，构建了一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政治经济学对规范分析也十分重视，用抽象定性的方法研究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的经济制度本质规定，要特别注重对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但西方经济学却重实证分析，通过描述、推理、计量、检验等方式，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具体资源配置、分配制度、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宏观和微观的市场调控方法进行探究，可达到为经济主体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目的。

七、结论上的差异

综上所述，不管是起源轨迹、理论路径、还是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抑或是研究方法的选择，总之以上多种差异，最终归结为马经和西经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结论上的不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阐述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它更着重于通过概括经济规律而使企业和社会利润最大化。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却是通过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特点来揭示资本主义的黑暗以达到弘扬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目的。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经济和供求关系，但政治经济学则着重考虑资本再分配问题，把资本在整个社会生产中以利润最大化为流通方向的整个过程作为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1]彭德林.新制度经济学[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塞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篇2

0引言

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指的是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主流学派，由亚当·斯密在1776年开创。主要追随者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一般说来，该学派相信经济规律(特别如个人利益、竞争)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

不可否认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对后来的经济学家发生了深远影响。古典政治经济学受到过度地膜拜，似乎发展成为了许多后世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起点和基准线。著名古典经济学家史密斯（Smith），理查德（Ricardo），马尔萨斯（Malthus），米尔（Mill），甚至包括马克思（Marx）和凯恩斯（Keynes）撰写的传世之作为当时社会的经济过程描绘了第一幅蓝图。经济学理论自此不断发展，现今流派纷呈，不过，古典经济学看来已经构成现代经济学理论趋同化的理论起点。

1市场自我调节理论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定律之一乃是市场自我调节原则（marketself-regulation），这是古典经济学派立论的出发点，其对后世经济学的作用不可低估。

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不加以调控的市场体系（unregulatedmarketsystem）将会充分地掠夺式开发社会的生产潜力。通过亚当.史密斯（AdamSmith）那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市场将充当最有效的“工具（device）”，分配可以获得的稀缺资源，最佳地满足社会对资源的无限需求。借助于有价格修正作用的机制使之能够行使分配权力，具备自我调节功能的市场就可以发挥其功能了。正是由于这种价格机制的修正功能，保证市场对货物、服务及劳动力的旺盛需求。灵活工资和浮动价格相当于市场的自我调节。不幸的是，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沉重的经济危机中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信奉的灵活工资制和价格机制顿时失灵了，从而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大部分理论被永久性地挫败了，由此为约翰·凯恩斯及其门徒们打开了另一条大门。

2经济过程的循环性特征

经济过程周而复始地运动的特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另一条重要定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社会阶层或劳动分工具有内成的循环性质。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既充当买方又担任卖方，从而使商品——货物、服务及劳动力——发生交换关系，形成一个环状的运动轨迹。一种商品的卖出，为该出售者换取了获得其它商品的手段和工具。通过这样的交换，商品的卖方取得了一定数额的收入。

该项收入又将被用于购买和消费另一种商品，这是一种需求激励因素（demandstimulus）。随着需求增长，商品存货下降。这种供应匮乏状态又会刺激生产过程，最终会回归原始起点，也即通过商品的最初售卖增加收入。这种经济学思想意味着宏观的经济现象可以通过对微观的经济决策的观察和理解得以界定和解释。一言以蔽之，亚当·史密斯对经济的理解是：“经济是多个企业单元相互之间的交互关系。”

3劳动价值理论

为了使社会的总有用性实现最大化，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要求对劳动阶级进行分工并使之走向专业化和专门化。当时，史密斯相信一个国家的总财富应当以全体国民的财富之总和来计算和测度，而不是按照国王的财富来测算的。史密斯还认为，最直接地创造社会财富的办法乃是进行社会分工。劳动价值理论（labortheoryofvalue）直接地将劳动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过程联系起来，商品标价是与每一商品生产过程投入的劳动力相关的。

古典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在此假定的是，每一个生产者,通过供应恰当数量的产出，将确定地获得补偿，足以“更新其自身的生产方式”。劳动价值理论表明循环流动具有不稳定性。如果劳动价值理论不成立，事实上经济过程的循环性破裂了，那么，凯恩斯螺旋形下降模型所带来的累积性生产效应将损害整个社会。

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认识到的是，市场也有可能因内部协调全盘失灵而遭到破坏。“萨亚（Say，1767—1832)法则”，也即“市场法则”是政治经济学内在的一种古典观念，断言：“逻辑上不可能遭遇整体的市场失灵”(CaporasoandLevine)。如果在周而复始的经济流动过程中发生了某个环节的爆裂，那么，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将无法供给一种修复机制，无力使裂缝弥合。因为他们不相信会出现这样的裂缝。例如，凯恩斯主张财政赤字消费以刺激需求，即为著例。

古典学派的学者坚信，商品价格可以自由地上涨与下降，总是能够发挥调节作用，保证满足旺盛的市场需求，但是个体生产者计算错误，则是个例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承认个体生产商和供应商存在计算错误的情况。

市场也可能并不接受某个经济活动参与者所提供的商品。换言之，个体销售者可以在市场找不到购买他商品的买方，但是，从整个市场来判断，交易失灵（transactionfailure）不太可能发生。

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便是个体生产商和销售商在市场上会面临尴尬境地。事实上这种困境催生了一种动机，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这种动机将协助市场发挥分配功能。1800世纪的工业和技术革命发生之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预测道，某些类型的劳动力商品将发现他们在市场上“不对路了”，提供的服务不再是必需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相信，本质上“失宠的”个体生产商必须开发新的商品以供出售，或者转而学习新的劳动技能,市场终将回报他们。总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个体生产商困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也是暂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及社会公共物品（societalpublicgood）的存在，界定为“对经济活动参与者私人目的的满足”。实际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重点放在开发资本存量以满足公共物品的需要。遗憾的是，劳动力（labor）最终会被视为市场上的任何其它商品一样的商品。如果存在劳动阶级的话，对他们的制度性保护是极其有限的。工厂18小时轮班倒、童工剥削、肮脏的工作与生活环境，都是因为严格遵守市场自我调节原则所造成的。

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制度性的政治体制往往是与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学相伴相生的。由于经济活动参与者的逐利行为所无意间带来的结果，政府的与政治的政策随之形成。换句话说，政治要受制于市场经济学。如此组织起来的社会，基本上为了经济市场的便利和效率而存在的，也是由经济市场的方便与效率而驱动的。

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调节性质的市场将推动工资水平向维持劳动人口的生计的趋势发展。在后现代世界里,对劳动力的制度性保护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限制这种极度不公平现象对社会造成的破坏。这种巨大的困难造成人们在19世纪很难接受自由放任政策及放任主义经济措施。史密斯“看不见的手”理论鼓吹自由放任政策，政府对经济活动可以不加干预，公共机构也不得对之加以干预，由此导致劳动力工作条件恶化、货币工资收入减少。

古典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商品的卖方花费金钱，增大消费，实现一种供需平衡。在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假定的市场上，人们没有什么持有货币的激励，也即不存在什么“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Keynesianliquiditypreferencetheory)”。

4资本积累理论

在货币市场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利息率（interestrates）充分灵活，并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而作出适时调整，使之对经济体中的投资与储蓄达致平衡。古典学派（Classics）并不承认凯恩斯提出的“节俭反证（paradoxofthrift）”。

从古典学派的视角来看，个人生产商选择支出还是储蓄，关系不大。随着生产商储蓄增加，利息率将下调，刺激投资需求，抵消消费削减带来的负面效应。这种消费削减是由于储蓄增长造成的。

资本积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下永远是要受到市场上的储蓄供应量的限制的。储蓄是直接测算资本持有者赚取的再生产盈余或利润的尺度。资本积累要同时受制于和取决于储蓄的供应。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支持，实际上鼓吹不平等地分配财富和社会阶层。生产资料的持有人在经济循环流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经济盈余和利润转化成为新的资本，由此创造出新的市场，为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出卖售其劳动力。古典学派主张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以确保经济扩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特征是私人对财富的积累以及私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私人财富（资本）的积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中，会导致社会生产能力和效用最大化的增长。一个关键的假设是：整个社会的资本存量所能够产生的生产能力总是被充分地利用。再者，新的资本存量的引入，包含最新的技术进步，随着机器生产工艺的运用，都可能对劳动阶级发生“去稳定性效果”。

5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评价及其影响

古典经济学又称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大约从1750--1875年这一段政治经济学创立时期内的除政治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其起源以大卫·休谟（DavidHume）的有关著作出版（1752年）为标志，以亚当·斯密(AdamSmith)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为奠基。后来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卡尔·马克思曾这样概括地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理论的批判关系，古典经济学也就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

参考文献：

[1]Blaug,Mark,GreatEconomistsBeforeKeynes:AnIntroductiontotheLivesandWorksofOneHundredGreatEconomistsofthePast,Brighton:Wheatsheaf,1986.

[2]Jackson,Gerry,DefendingtheMarketAgainstInterventionistMythsandSocialistCriticism,Part2,TheNewAustralian,Number97,November,1998.

[3]Veblen,Thorstein,TheSocialistEconomicsofKarlMarxandHisFollowers,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ume20,1906.

篇3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差异

1830年，美国《太阳报》的出现标志着我们进入了大众报刊时代；1895年电影的问世，20世纪20年代广播的出现以及30年代电视的发明，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的兴起。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大众传播的研究，主要的研究学派有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批判学派两个主要分支即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都达到了发展的时期，两个学派对于大众媒介的探讨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就两个学派的区别进行阐述。

一、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发展概况

政治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一时期诞生了政治经济学派的第一批代表人物席勒和斯迈思，两个代表人物主要的观点是“文化帝国主义”和“商品受众论”。七八十年代诞生了第二代代表人物，90年代诞生了第三代代表人物，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加纳姆、默多克、麦克切斯尼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来源包括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一些理论观点，传播政治经济学注重分析文化商品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从宏观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去看待传播与社会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要表达的一样，如果一个阶级占物质力量的统治地位，那么同时也占精神力量的统治地位。文化研究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在60年代和70年代尤为盛行。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文化研究尤其关注对文本与受众的研究，代表人物有霍尔、霍加特、格罗斯伯格，主要理论来源于葛兰西和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代表观点有编码-解码模式、意识形态、虚假意识、文化霸权等。通过民族志和跨学科的方式去研究文化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将语境代入其中去研究受众对文本的解读。

二、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区别

（一）对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认识

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被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关注的，但二者关注的重点并不一样。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政治经济学认为如果没有一个起作用的生产方式，那么一个社会及其成员就不能生存，即经济基础是社会的基础。并且对经济的根源进行分析，得出两方面的决定性特征，一方面是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的人，另一方面是强调协作性社会关系的人。在强调协作性社会形式中指出了必须具有特定的文化实践，其中包括法律和政治的东西、维持社会关系的社会行动者以及生产方式资源分配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法。文化研究将重点放在了上层建筑的基础上，关注大众媒体与亚文化的发展，强调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文化领域力量的自主性，特别是文化文本意识形态层面的作用。在格罗斯伯格看来，文化研究相信文化是重要的斗争领域，并不能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经济领域，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简化主义和经济决定论，文化研究批判政治经济学将经济看作是所有背景和事物的前提和基础。

（二）对文化生产与消费环节之间的重点强调的不同

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分析的侧重点的不同，也就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对于文化生产和消费之间重点的不同。在政治经济学看来，文化研究将重点放在文化消费的层面是休闲的文化实践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实践，认为文化研究忽略了生产主体所具有的特性，即生产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和生产方式，同时认为文化研究忽略了经济因素，就没有办法去判断社会存在的主要权力是属于哪些人或者属于哪些阶级。文化研究学指出文化研究特别强调关注消费，而对于文化消费自由度和乐趣的关注是担心回归到政治经济学的决定论当中去，所以将受众看成是消极地接受物质，并且说明了对于大众文化带来的娱乐并不是没有批判，指出这种娱乐是会被压制的，因此大部分是针对受众对文本解读的研究和分析。政治经济学派所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生产上，从创作上来剖析文化背后的控制力量。

（三）关于阶级、种族、性别三者的研究范畴及其地位的不同界定

政治经济学认为所有的事物和关系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决定了社会地位，决定了阶级属性，而当时文化的传播巩固了现存的阶级属性，阶级自然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借助大众传播来传递可以维持现存社会制度的文化思想，而被统治阶级就接纳了这种“虚假意识”。政治经济学关于种族的论证是，北美和西欧的早期劳动力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造就的，种族的定性是没有办法对经济起作用的；而关于性别的论证是说女权运动的兴起也是由于工资劳动和资本形成而导致的，认为如果没有对经济资源的控制，任何强化女权的努力都不会有多大的成效，因此得出如果没有从构成性别和种族斗争的文化实践的经济基础去分析，就不能理解性别和种族的实践的起源、形式以及原则，也不能实现控制的目的。文化研究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依旧属于“简化主义”，是将所有东西的决定因素都归结于阶级和经济。并指出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身份的问题的论证纰漏：政治身份是在劳工市场重建的基础上形成的，种族和性别又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那这种经济关系是什么呢？其指出对于政治身份的变化问题绝不仅仅是由劳工市场决定的，还包括种族和性别的文化实践。

篇4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政治经济学课程在教学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学生们在学了这门课之后，普遍反映这门课理论抽象、复杂、分散，学起来很吃力；有些内容在高中已经学过了，再学一遍没什么新意，是在浪费时间；目前流行的是西方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太陈旧了；学了以后也不很实用甚至是根本不实用，学和不学没什么两样。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大部分人都是近视功利、心浮气躁的，对纯理论的东西都不感兴趣；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有考试的压力，很多学生就不会去上这门课，给这门课教师的教学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二、教师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应有的基本态度

要适应大学生的特点，培养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认识分析问题的能力，开阔学生的眼界和思维，就必须转变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师的教学态度总的来说应该是积极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大家的想象，鼓励学生自由思辨的，以此为学生提供一种观察认识社会经济问题的视角和方法。[1]

（一）教师要能够正确把握的理论精髓要使学生能体会到的基本理论博大精深之处，体会到其创见性和意义，需要教师在传授理论时要辨别良莠，把握精髓，挖掘马克思体系中真正对学生有所启发的东西。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

（二）教师要崇尚自由思辨的学风要使学生愿意学，愿意挖掘的理论精髓，需要教师鼓励学生自由思辨，不打击学生学习思考的积极性。对学生不同的看法可以进行讨论、引导，而不是坚决地给予否定。著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建校时间不长，校园风景也不很壮丽，却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办学成就，在经济学领域产生了10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与它一直坚持自由兼容的办学理念是分不开的。它的教学主要不是教授知识和方法，而是引导学生会读书、会学习、会研究，培养能够进行理性思考的人。[3]笔者认为这是我国教育界普遍要努力的方面。

（三）教师要在教学中体现出一定的思维范式要使学生能克服学习政治经济学过程中理论分散、缺乏系统理解的困难，需要教师传授给学生的不仅是具体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思路、规则、方法，使学生能够对经济现实和经济问题的认识由感性阶段进入高一级的理性阶段，使知识系统化。授之以渔，而不是授之以鱼。笔者认为教师教学中在每一具体问题讲解前都应以一定的思路贯穿引出下面要讲的内容，给学生一个宏观、整体的架构，帮助学生掌握内容。对于还没有整体架构的内容也应向学生说明，吸引学生进行研究分析，同时也可以促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四）教师要引导学生正确对待政治经济学要使学生正确对待这门课程，不觉得无用，需要教师除了在教方面注意外，更主要的是要引导学生在学的方面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一方面要引导学生正确对待传统理论，要全面地看待前人理论。对待也要一分为二，正确认识马克思理论的精华，努力吸收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避免学生见到马克思或政治经济学等字眼就摇头。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认识马克思理论是开放性的，可以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这种引导要贯穿于课程的始终。例如导论是课程的起点,是学生接触课程的开始，第一印象很重要，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要吸引学生的兴趣，教师就要重视导论，讲好导论。政治经济学导论部分介绍了该门课程的起源、发展过程、课程的性质、主要研究方法和意义等，这时纠正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厘清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帮助学生正确对待政治经济学很重要。讲好导论是教学成功的起点。[4]后面具体的内容要与研究方法，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等结合起来讲解，使学生对待政治经济学的应有态度有感性基础。当前政治经济学还在不断发展，吸引学生兴趣，启发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能够提出独自见解，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这是教学的根本目的也是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的探讨

学生普遍认为理想的授课方式是理论联系现实，老师与学生有互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采取的“讲座+讨论”教学方法是老师与学生有高度的互动，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充分发挥的好方法，是他们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重要保障机制。[5]但是这样先进的教学方法不适合我国一般的高校本科教育。因为学生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象牙塔里，他们的知识、经验和阅历是非常有限的，主要表现就是，学生对经济新闻节目大都偶尔关注或者不关注，不会提出问题或提出的问题相当幼稚或者根本没有任何问题。不过有的学生会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主动思考。在此种情况下，需要老师把传授基本知识和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相结合。

（一）必要的理论加案例讲授对于经济的一些基本理论，理论加案例讲授法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学生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和逻辑思维能力才能理性思考现实问题，在讲授基本理论时需要借助案例来帮助学生正确深入地理解原理。所以，理论加案例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的重要的教学方法。受课时的限制，教师选案例贵在精，不在多。案例的具体表现方式可以有多种：经济事件，经济数字，图片资料等。这些资料不但较为容易收集，节约开支，而且极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观察生活，关注时事，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适时的课堂讨论对于当前经济界有争议的问题就可以采取这种方式教学。因为这样既能吸引学生关注经济问题，又能发挥学生的自主性。通过课堂讨论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参与教学，有机会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主动思考问题，培养他们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的兴趣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使教师及时、准确地了解学生的思想，便于有效引导。这种方法需要教师课前组织学生做好准备。要根据教学内容精心选择讨论题目，然后布置给学生，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由组长组织同学去做调查，找资料，查文献，写出本组的发言提纲。需要教师课堂上组织好讨论。既要启发学生多角度思考，能引起争论，也要使讨论始终围绕一个主题有序地进行，不浪费时间。需要教师最后进行总结。对学生在讨论中闪现的思想火花和优良的思维品质要加以肯定和鼓励，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纠正。例如讨论垄断行业的改革，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等。#p#分页标题#e#

篇5

因何被“遗忘”?据作者观察，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的全部内容，而这种切割不但肢解了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学说，而且在理论上遮蔽了包括有历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甚至工艺学等等在内的具有丰富内容的马克思思想体系。具体到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作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被遗忘和遮蔽有其历史和现实双重原因:就历史原因来看，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在面对外在敌人时生存与胜利的需要，学术研究让位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特定的情势不得不将马克思本人丰富的经济哲学思想作出“虚无化”的处理，而这种处理简单地说分别由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三个阶段完成;就现实来看，从前苏联开始，哲学研究人员依据培养速成专家的培养模式，除固守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之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没有哲学，专业背景的局限与知识面的狭窄都使得阅读如《资本论》这样的经济学著作存在困难，“哲学研究者既无能力又无兴趣到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去发掘和整理另一番景象的哲学。”在这个基本观察下，作者着重提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精神遗产问题，即从马克思思想演化的视角表征经济哲学在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例如作者认为，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一直到逝世，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每一次质的飞跃和相对集中的表达都与政治经济学相关，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哲学的政治经济学化和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化”。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进一步认为，马克思开创的经济哲学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范式和传统，“让普通劳动者说话”、“改变价值中立的所谓实证主义经济学研究”、“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关系下掩盖的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就成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价值前提和出发点。

二、重新理解马克思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及其结果

“市民社会”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出镜率”极高的一个概念，然而人们在疏于考据和实证的情况下频繁使用市民社会概念，引发了诸多误解和不一致。本书的另一着眼点是通过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使用和理解重新诠释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和价值。首先，作者详细考察了市民社会的起源和流变过程，认为市民社会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2—16世纪本真或原生态意义上的市民或市民社会，17—18世纪君主集权前提下臣民社会的市民社会，法国1789年大革命以后形成的公民社会中的市民社会。如此梳理绝不是多余的，正如作者所言，“不了解市民社会的概念的起源、流变及其社会历史基础，就不可能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其次，作者分析得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运用已经在以黑格尔为主的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全新形态的“市民社会”理论，即颠倒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命题的同时，得出普通劳动者及其劳动是市民社会真正和最终的基础，“劳动基础论”和“劳动者论”才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的真正性质和内涵。只不过，马克思语境下的“市民社会”在基于和黑格尔法哲学“较劲儿”的层面上暂且使用这一概念，但实质是在“市民社会前加多少限定词都不会符合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结果的客观实际了”。第三，分析和考证马克思语境下的“市民社会”概念，在作者看来，主要是对其“经济思想及其历史和经济生活及其历史的哲学提炼和升华”。依作者的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包括三种存在样态:一是经济学中的哲学，即在经济学中引申哲学问题，如逻辑前提问题、价值立场问题、方法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等;二是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如货币范畴、诚信范畴、资本家范畴中蕴涵的哲学意义;三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要“解剖市民社会”就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又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包含的劳动哲学本体论与劳动人道主义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本质特征。

篇6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8-0016-03

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围绕“资本”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 展开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市民社会亦即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解放事业锻造理论武器，“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2]。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即指明：“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3]

一、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

马克思最终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什么？又是如何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揭示出来的？正确解答这两个问题，对于准确把握《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旨及其内在结构极为关键，同时对于全面理解《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经典文本阐述的融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于一体的理论体系的整体性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要弄清这两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正、副标题的深层蕴涵，即著作正标题中的“资本”和副标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指出：“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正如资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一样。明确地弄清关系的基本前提，就必然得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以及这种关系超出它本身的那个界限。”[4]

关于“资本”，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它“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运动……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5]。这就表明，《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意在通过对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资本”的论析，在动态中呈现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阶级关系及其发展趋向。

“政治经济学批判”呢？综观《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批判，即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二是实践的批判，即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究其实质，则是一个问题，即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发展方向，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暂时性及其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可见，相比于正标题“资本论”，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突出了马克思“论资本”的核心范式。

正是基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列宁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而是在“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即商品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本身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的同时，“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6]。和列宁一样，戴维·麦克莱伦从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范式出发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而得出：“从19世纪的第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倾向于把资本主义制度看做特定的、建构性的方式，它表现为私有财产、利润和或多或少的自由市场；他们讨论这种方式的运行功能，尤其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价格上。由此可见，马克思要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反复论述的以虚假普遍性的形式表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表面现象，而是主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资本”生产、流通、转化等特殊经济运动规律。这一规律包含相辅相成、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剩余价值规律；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社会发展规律。恩格斯指出，剩余价值的发现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7]。

二、劳动价值论：解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剩余价值规律的基础

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是怎样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的呢？恩格斯说得明白：“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5]

首先必须注意的是，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一方面，是对“劳动价值论”之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性地位的强调；另一方面，要求“知道什么是价值”，不是对“价值”的主观界定，而是对“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的本质揭示和科学阐明。恩格斯说：“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

关于马克思怎样扬弃既有的范畴体系而对劳动价值理论做出的科学阐明，这是一个深刻的价值理论发展史的课题，需要对马克思自19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共四十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加以全面的研究，此处暂不粗浅地旁涉。科学地把握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阐明而揭示出的“价值”的社会关系本质，这是一个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建构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整体地把握融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于一体的理论体系的重要问题。马克思指出：“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3] 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因素，而且明确了以“社会普遍性”为本质的抽象的人类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而以“个体特殊性”为特征的具体的有用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接下来，在价值形式的分析中，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言而喻，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

基于价值的来源、本质及其形式等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阐明，马克思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揭穿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撇开了利润、利息、地租等剩余价值的特殊形态，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体系。马克思说：“把价值看做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做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由于“不敢对价值和剩余价值作出诚实的分析”，因而“把资本家用来辩护自己占有已存在的剩余价值时表面上多少能说得过去的理由，歪曲成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3]。

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二、三卷中，马克思分别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为主题，分三个层面系统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1）剩余价值的生产规律，亦即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2）剩余价值的实现规律；（3）剩余价值的转化和分割规律。

三、劳动价值论：剖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历史趋势的出发点

马克思对价值的来源、本质及其形式等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阐明，不仅是他发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的基础，而且也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势的出发点。需要说明的是，出发点和决定性因素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其决定性因素，也就是上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

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马克思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3]。为什么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意识到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却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呢？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他们“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3]。不难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指明：（1）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无法逾越他们自己的界限，从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来看，根源在于他们主观地割裂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与作为其理论前提的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内在联系；（2）只有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出发，才能正确把握“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本质；（3）表现出“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一种特殊类型，作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必然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必然性。

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程及其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和历史必然性的揭示，正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落脚点及其之所以以“资本”为主题的根本目的。这就意味着，对“资本”本质的科学揭示和阐明，成为科学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势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资本”的本质是什么？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看来，“资本”是“生产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的自然形式，而不是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形式”。正因为他们把“资本的形式本身理解为自然的形式，这些形式本身就是无关紧要的了，因而没有从这种形式同财富形式的一定联系上去理解”[4]。

与之相反，马克思从对价值的来源、本质及其形式等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阐明出发，进而得出“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相应地，“资本”的本质如同“价值”的本质一样，不是自然形式，而是社会形式；“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3]。换言之，生产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即在同劳动者结合并充当剥削劳动者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与劳动者之间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生产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而不是资本了。正是生产的二因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5]。

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即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特殊结合，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8]。因而，“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4]也就是说，随着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社会的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不断增长。

由此可见，《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趋势的剖析及其“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9]。亦即是说，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自然规律”的揭示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上，也没有建立在“道德感”和“道德意识”上，而是建立在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阐明这一基础和出发点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论证上。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2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878.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2-391.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4-122.

[6]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篇7

二、对所讲授的内容进行合理安排

在教学中,相似的原理及法则的迁移是最常见、最重要的迁移现象。如果学习的新内容和已学习的旧内容之间有相同的要素,可以引导学生利用这些相同要素进行学习。例如,商品市场上供求的变动对商品价格与商品供应的影响与劳动力市场上供求的变动对工资水平和劳动供给量之间存在着非常相似的地方。利用供求定理的分析,学生比较容易理解通过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和减少劳动的供给能提高工资水平,对后面的学习产生积极的迁移。当然,在利用相同要素进行教学迁移时,教师首先要了解学生是否掌握了前面的知识点,然后引导学生对那些类似或相同的要素,予以分析、对比、抽象、概括,以抓住本质的东西而形成概念或概念体系,引导学生由旧知识推出新知识,进而鼓励学生形成一种探寻共性的定势。其次,要在各章节相对独立的前提下,注意各部分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和前后衔接,做好教材的整体安排。同时,在选择教学内容时可根据教材中的难点、重点,结合所教学生的智力特点、知识储备,突出教材中那些概括性高、逻辑性强的主干内容,突出新旧知识、技能、学习方法间的内在联系,引导学生产生积极迁移;对缺乏内在联系的教学内容,可利用教学情境进行弥补,促使学生在学习中顺利地进行迁移。

三、注重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理解

掌握一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是掌握这门学科知识体系的重要环节。理解性学习通常比机械性记忆能更多的产生迁移。对大学生来说,他们往往更倾向于理解性的学习,而对机械性记忆则显得不感兴趣。为了促进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必须注意如下几点:首先,把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作为教学重点,使学生对基本原理学深、学透,真正达到深刻理解。在教学中,我们开始讲述“商品”“货币”“价值”“价格”“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等基本概念时一定要让学生真正理解好、掌握好。其次,在讲解基本原理时,可列举一些例子,最好是生活中学生所常见的实例,让学生结合现象去思维,把握基本原理的内涵和外延。在讲“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的”④原理时,可以收集近几年我国家电、手机、汽车价格变动的案例来加以说明,使学生能够通过实际生活的背景把握其实质。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去观察,为学生提供内容比较具体、比较接近生产生活实际的作业,让学生尽可能地增加感性认识,提高迁移效果。

四、提高学生的概括能力和分析能力

篇8

1.1 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1.1.1 劳动价值论的形成。

劳动价值论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首先提出来的，马克思曾经公开的称赞他是“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研究家。”[1]1662年，威廉·配第在其著作的《赋税论》

[2]中，第一次书面的提出了价值论，把商品的价值分为“自然价格”和“政治价格”。

后来亚当·斯密吸在吸收前人的经济思想的基础上，以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出发点，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联系，极大的促进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庞大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含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3]

大卫·李嘉图在研究了已有的理论成果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其经济学说，以分配理论为中心线，用价值论做主线贯穿于其全部理论之中。他从探讨斯密的价值论开始，选择性地批判斯密在价值论上的错误，有选择地继承和发展了斯密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正确内容。马克思指出：“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4]

1.1.2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在批判吸收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他的著作代表的是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可以将他的劳动价值论理解为是对工人利益和意识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劳动出发强调劳动者的主体地位。马克思思想作为工人阶级思想代表的体现，亦是站在工人立场批判资本的必然——工人只能以自己的劳动生存于统治之下，也只能从劳动者的角度来审视其经济地位和关系，这与资本所有者必然要以资本的占有量来评价其经济地位和关系是一样的。

1.2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著作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分析是从评论18世纪中页的斯图亚特德观点开始，在其著作中系统的分析和批判了17世纪中页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马克思认为重商主义者最早在利润形式上考察了剩余价值，而“斯图亚特是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的合理的表达者”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且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价值，是资本家没有付出任何等价物就无偿地占有的价值额的一般形式。《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主要包括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或转化等各项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核心部分，列林高度评价说：“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剩余价值在社会经济中通常表现为利润、利息、地租。

1.3社会再生产理论。

“不管生产过程的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他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马克思在其著作中通过这样一句话揭示了再生产过程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资本论》通过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部分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在无国家干预情况下，市场正常运行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和一般条件，还在其中分析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的原因。

2 《资本论》的影响

2.1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前苏联经济学家菲尔德曼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真正创立者，他根据《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来建立起了经济增长模型。菲尔德曼于1928年发表《关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理论》这一文献。“作为一个忠实的者，菲尔德曼是从马克思有名的总生产分类公式开始的：……把这个公式稍作一些改动，就接近于我们根据成本（折旧、工资和薪水以及财产收入）而做的生产配置。”这一历史事件表明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真正先驱，社会再生产理论实际上代表着一个经济增长模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出的5年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即经济增长过程。

2.2 动态经济学。

卡莱次基将不完全竞争理论与就业理论联系起来，先于凯恩斯创造了有微观基础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宏观运行分析的宏、微观相统一的动态经济学，被学界誉为预见了“凯恩斯革命”。卡莱次基的垄断价格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中包含的微观基础和动态分析方法远胜过凯恩斯的《通论》。从卡莱次基的理论可以看出他的经济学理论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的，“卡莱次基学习的唯一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罗宾逊，1969。萨伊定律曾经长期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占有统治地位，而萨伊定律正是詹·穆斯买卖必然平衡的教条。马克思通过《资本论》中分析商品来证明了商品内在矛盾导致了买卖必然脱节，从逻辑上严密的论述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以此为基础否定了萨伊定律和穆勒教条。

2.3 企业理论。

企业不同于市场：企业内服从权威，企业外等价交换。这是两种不同的分工。

交易费用：流通费用、纯粹流通费用。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的分工在于节约这类费用。

规模经济：资本通过价格低廉展开竞争，大企业有竞争优势。

企业制度的演进：包卖商—工场—工厂—公司，所有权与职能的分离。

2.4 制度分析。从科斯等人的阅历可知，新制度经济学的创造者，大多数受过马克思《资本论》的影响。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诺斯，1991）

2.5 创新理论。

熊彼特以“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解释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趋于灭亡的结局，从而闻名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影响颇大。 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相继在《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书中加以运用和发挥，形成了“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理论体系。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熊皮特）实际上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创新机制的理论。熊彼特明显受到马克思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55页。

篇9

经济学的主要课程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西方经济学、统计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经济学说史、发展经济学、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国际金融、国际贸易。

补充材料：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学科。经济学核心思想是物质稀缺性和有效利用资源，可分为两大主要分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起源希腊色诺芬、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早期经济学，经过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发展，经济学衍生出了演化证券学、行为经济学等交叉边缘学科。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学研究和应用受到国家和民众的关注越来越高，理论体系和应用不断完善和发展。

（来源：文章屋网 ）

篇10

“范式”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一个关键、核心的

概念。“范式”理论在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同时，也在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引起了积极的回应。文章将利用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将西方经济思想的转换，从范式上作初步梳理并加以简要的分析。

一、库恩“范式”理论概述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著作中，库恩定义“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这一定义得到其他学者们的认同，并且在归纳了库恩在不同场合关于“范式”的多元解释的基础上，重新将“范式”定义进行了整合，给出了更为完整的表述：“范式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的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成为该科学的一种共同的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

库恩认为：在前科学时期，一门科学尚未形成范式，即研究者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观点、方法没有达成一致，各种学说争论不休。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激烈论争，在该科学领域逐渐有一种学说得到公认，这时便形成了该学科的范式。范式的形成标志着该学科已形成了系统的学说体系，标志着该学科进入了常规、稳定、持续的发展时期。在学科的发展时期，学者们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一般不存在怀疑和争论，而只是争论和修正自己对范式的理解。在学科发展的后期，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实践的发展、研究对象和问题的变化，原有范式未被利用的逻辑空间越来越小，可供研究者调整自己观点的余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原有范式已很难解释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人们开始对原有范式丧失信心，这时便出现了范式危机。在经济学领域，随着常规经济学过程的持续和经济生活的不断变化，经济生活中的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而在原有范式的逻辑空间和理论空间中又很难获得合理解释，使原有范式理论的解释力下降，从而出现了经济学的范式危机。

范式危机的出现蕴涵着科学革命的到来。在危机到来之时，人们在怀疑原有范式的同时，也在开始寻求新的理论和方法，寻求建立新的科学逻辑系统。也就是说科学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有一个动态的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和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库恩认为：整个科学发展史就是遵循这样一个动态模式的周期运动规律而不断向前推进的，科学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必然有其自身产生、积累、发展、消亡的过程，即科学革命。简言之，科学革命的实质是“范式转换”，即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过程。库恩的范式理论，尤其是“范式转换”理论，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历史状态和内在发展规律，对人们理清所从事领域的发展路径以及把握其领域的未来走向都有启发作用。

二、从范式转换看西方经济学发展史

西方经济思想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然而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却只是在最近的二三百年里才真正形成。从这个角度考察，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年轻学科是有根据的。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五次经济理论革命，分别由亚当斯密（1776年）、大卫李嘉图（1817年）、约翰穆勒（1848年）、艾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年）和凯恩斯（1936年）发起。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主导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无一不体现了库恩的范式转换思想，从而将西方经济学发展史分为了三个经济学范式：前古典经济学范式、古典经济学范式、现代经济学范式。

（一）前古典经济学范式

前古典经济学范式首先起始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古希腊是西方经济思想的源头，在公元前6世纪就开始探讨商品、货币、贸易和生息资本等问题。而古罗马则将希腊人的经济思想发展成为一些制度，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对于财富或有价值的东西有一些直觉的观点和经验的论述，但并不真正涉及经济学含义的价值形成问题。形成于这个时期末的重商主义学派把货币看作是唯一的财富，但这种定性的规范是以黄金和白银的自然属性为根据的。他们认为经济体系中只有农业生产才会创造和产生财富，而其他部门都不会创造或形成价值，因此重农学派主张土地是财富的真正源泉。此种经济范式在欧洲历史上最典型的封建统治时代非常兴盛。这个时代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并力求对逐渐出现的商品货币关系加以规范。

（二）古典经济学范式

1、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不认同重农学派的价值观。他认为重农学派的观点太过狭窄，不应该将当时已日益重要的工业生产排除在价值形成过程之外。因此，他修正了重农学派的观点，用比农业生产宽阔得多的逻辑外延来界定“劳动”概念并分析经济体系的价值形成。亚当斯密认为，凡人类劳动都会创造财富，从而都会形成价值，所以财富的产生不单单局限于农业生产，而且也不局限于工业生产，甚至不局限于经济体系的生产过程。他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和理论体系，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并提出了“经济人”假设，把人的本性视为利己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同时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创建了经济学最初的分析框架。

2、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以后，经济学围绕斯密自由主义范式继续发展。一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成熟，大卫李嘉图把经济学抽象为一种工具，既发展了亚当斯密的体系，同时也走向了只注重逻辑推理的极端。另一方面，亚当斯密体系中的庸俗成分也获得了发展，并逐渐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独立出来。与此同时，亚当斯密范式不断面临来自现实的诘难。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历史学派都先后对斯密的自由主义提出了质疑。大卫李嘉图最早采用了理性逻辑演绎法，就经济学方法论而言，逻辑演绎就是利用一个抽象的理论结构，揭示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他吸收了亚当斯密劳动价值理论中的合理成份，抛弃了亚当斯密把消耗的劳动与购买的劳动混为一谈的二元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另一种商品的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他创造性地解决了商品的价值构成问题，从而破除了“斯密教条”，此外他还坚持劳动价值论，并以之为基础，探讨资本主义分配关系，又通过分配关系的研究深化了劳动价值理论，使之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成熟的劳动价值理论。

（三）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也称为现代经济学范式。其代表人物有约翰穆勒、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和凯恩斯。

约翰穆勒代表的经济学范式。从1820年到1830年间，英国的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拥护和反对大卫李嘉图理论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他的价值论是否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特别是能否以它为基础解释资本利润的存在及其合法性。争论的结果导致了劳动价值论的破产及其学派的解体。大卫李嘉图学派解体后，西欧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若干新动向。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提倡的经济自由主义虽然仍被推崇，但其理论的基础即劳动价值论已经遭到置疑，从中得出的劳动和资本相对立等一系列不利于资产阶级统治的结论，已经遭到批判和抛弃。形势的发展要求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对策，西尼尔、巴师夏和约翰穆勒经济学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并逐渐转向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约翰穆勒坚持，经济理论要成为科学，不但要有对经济世界中基本范畴的抽象，更要确定各范畴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而后者往往产生混乱。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亚当斯密提出的但却缺乏系统论证的观点，提供了更细致的分析，并用生产、交换、分配等范畴对经济活动进行划分，重新安排了政治经济学体系，使之形式更加完备，论理更加充分。

（四）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范式

继约翰穆勒后，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以完全竞争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对边际革命以后的经济理论进行了一个最为全面的总结和综合，开创了当代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河。他强调经济学或经济思想的发展是连续的。在此基础上，马歇尔综合了前人的范式，尤其是调和了古典经济学和边际主义，把经济学理论重新整合到“看不见的手”的旗帜下，完成了经济学向新古典主义的过渡，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经济学。他将“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并在实际上从经济学中取消了价值论。此后，西方古典经济学就沿着马歇尔所指出的方向不断发展。直到美国制度学派开创制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

（五）凯恩斯经济学范式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出现了经济大萧条。以“市场能够自动调节平衡”为理论支柱的传统经济学面对如此严重的“反常”一筹莫展，由于“反常”反复出现而又未能被消化，终于使旧范式穷于应付而陷入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凯恩斯进行了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又一次革命。他的经济理论范式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有效需求不足。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存在，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这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按照曾经的范式，供给总是能创造需求。第二，工资刚性。由于存在工资刚性，价格的变动是很迟钝的，不能适应需求不足的变化。而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工资和价格的变动都是迅速及时的。第三，市场无法自动出清。由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资刚性，市场就无法自动达到供需平衡，即无法自动出清，所以会出现大萧条。因此，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市场。

从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上，他的经济理论是从“总量”上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的，着重考察总体经济的运行和调节，注重总量分析、短期分析和非均衡分析。因而，他的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它有效地解释了大萧条，从而取代了旧的经济范式。

三、经济学中新经济范式替代旧范式的条件

范式危机的出现预示着经济学的范式转换革命即将到来。考察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在理论林立、观点纷争的经济学范式转换时期，能够脱颖而出最终上升为新范式的理论观点大都符合以下条件：

第一，新的经济范式取代旧的经济范式必须能够为经济学新的常规发展带来更广阔的逻辑空间和理论空间并更加优越，使经济学的发展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常规发展时期。

第二，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对现实经济活动具有指导意义，只有能够有力地解释经济现实，并据以引申出更有效的经济政策，才有其存在的意义。

第三，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着一个经济学范式是否能够更好地对经济实践进行总结，决定着一个经济学范式是否能够对现实经济活动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

第四，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同经济学知识系统之外的其他知识形态和思想形态的主流思想相吻合，特别要与一定历史时期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观点及其方法论相适应，这是因为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是发生在经济学思想的开放性逻辑层次上的。

从经济学发展演变历程看，经济学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伴随着经济学范式的革命性进展，通过对经济命题的完整阐述和科学推理，证明经济学发展的客观逻辑性，使之符合逻辑发展进程。可以预测，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必将面临更大挑战，唯有通过加强以范式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经济哲学的研究，才能应对经济发展的挑战，促进经济哲学的成熟。

参考文献：

1、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篇11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篇12

一、经济现象对会计观念、会计方法的影响

会计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进程在时序上保持着高度一致性，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会计的发展方向和速度。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一直以历史成本对所有资产和负债进行计量，但是随着金融市场的纵深发展，促进了新的交易形式、交易产品和交易工具层出不断，特别是一些难以用历史成本准确合理计量的特殊资产和负债，公允价值就在历史成本已经不能满足利益相关者对会计信息需求的呼声中应运而生了。虽然，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市场的创新为公允价值会计创造了条件，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却给了公允价值猛而有力的打击，致使公允价值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困境，甚至使公允价值会计一度被要求废止或暂时停用。尽管现在各界对公允价值的是非曲直所进行的激烈纷争已经平息，但是此次金融危机对公允价值会计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它促使了公允价值会计自身存在的缺陷得到修补和完善。

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为会计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的同时，经营预测、决策与责任考核等也成为会计的主要职能和任务，管理会计自此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二、经济学理论在会计学中的具体体现

1.商品货币理论是确定会计对本文由收集整理象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强调了在计算、记录时要把商品转化为价值符号，也就是将商品的价值以货币形态表示，而“这种形态变化是通过纯粹的抽象进行的”表明商品价值是以观念上的货币而不是现实意义上的货币加以衡量表示的，货币执行的是价值尺度职能。这与会计中的货币计量假设是一致的。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商品货币理论为会计核算中的货币计量假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会计学的主要计量单位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会计的基本假设之一就是货币假设。

2.资本循环周转理论为会计核算方法提供了理论支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周转是资本周期性的循环，的资本周转理论是会计学中资产周转理论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会计学上经常运用的资产周转率指标有下面几个，如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会计学上的资产周转率指标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资本周转公式有密切的联系，它们在内容上和逻辑上都密切相关。由此可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资本周转理论对会计学的资产效率具有深远的影响。

3.固定资产损耗理论为企业折旧费用计算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固定资产损耗理论表明了在对固定资产进行核算时对其计提折旧的必要性，另外由于固定资产因为生产技术进步而引起的无形损耗会使其发生减值，因此还应当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这样才能正确反映固定资产的真实价值。至于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应当采取的方法，如马克思所说“根据它执行职能的平均持续时间来计量”，即要用直线法来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但是另外由于固定资产存在无形损耗，单纯依靠直线法对所有的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显然不太合理，因为不同的固定资产价值对技术进步的敏感度不大。而有些资产（如高新技术产品）则对技术进步的敏感性很大，每一次的技术创新，都会对原来的固定资产的价值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会使固定资产严重减值。因此，对此类固定资产要采取适当的方法计提折旧，这就使加速折旧法（包括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的出现和运用提供了可能。由此可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会计学中的会计估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产品价值理论为产品成本计算建立了理论框架。所论述的商品的成本价格构成了会计核算中的主要内容，成本价格在资产负债表中是构成存货项目的组成内容（即生产成本），而在利润表中则体现为主营业务成本或者销售成本项目，通过销售收入来补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成本法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了一种成本计算方法，生产成本由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三部分组成。马克思关于利润的计算方法也被引入了会计核算当中，由商品价值和成本价格计算出来的利润（m）在会计中表现为营业利润。在会计对企业进行营业损益时（营业利润=销售收入-销售成本）沿用了马克思计算利润的思想和模式，在计算内容和模式上具体高度一致性。由此可见，产品价值理论为产品成本和利润的计算建立了理论框架。

三、近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丰富了会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

篇13

一、门格尔的经济学方法论

卡尔门格尔1871年出版了他的经济学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之后他并没有趁热打铁继续研究，而是在1873年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方法论探究》，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德国在方法论这一道路上，越走越远：“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方法论的探究才确实是对于学科的发展来说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这样一个知识领域，在这里，人们已经遗忘了经由对于研究对象之性质的认识而获得的有关研究目标的准确感觉。人们对于该学科的次要问题赋予了过大，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有一个势力强大的学派所支持的错误的方法论原则已完全掌控了局面，人们用片面的标准来判断该知识领域的一切研究活动”。他认为，错误的方法论，将导致学科的进步受到阻碍。澄清方法论问题确实是取得科学研究进步的前提。

门格尔认为，将政治经济学，或者哪怕是理论经济学视为一门有关“国民经济的规律”的科学，不完全正确，更非特殊的历史科学。他将经济领域分为三大类科学：第一是有关经济的历史性科学即历史学和统计学；第二是理论性经济学；第三是国民经济的实用性科学。因此，他将国民经济学理解为上面的统合形成的整体，即有关国民经济的理论-实用科学的总和。认为理论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的一般规律，历史和统计学研究经济现象的个别规律，应用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政策。这三者分别从各自不同的方向研究经济学的不同领域，既不能互相混淆――即不能用历史的方法或者应用去研究理论经济学，也不能互相否定取代――三种方法各有用处。

在上述基础上，门格尔将理论性研究取向又分为两种――经验的――实在的取向和理论研究的精确取向。其中，经验的实在的取向指的是归纳法，而理论研究的精确取向主要指的是演绎的方法。门格尔否认归纳法具有严格的科学性，“亚里士多德正确的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不承认归纳具有严格的科学性。然而，即使是由培根大大的完善了的归纳方法，也只能够略提高一下经由上述途径所获知之规律的绝对性的程度而已，却永远无法提供绝对的保障。”他认为理论研究中的实在主义思想流派的研究结果，永远不可能是有关现象的严格精确的规律，只有实在的类型和经验型规律。他推崇运用精确取向即演绎法研究理论经济学――探究经济的最原初、最基本的因素，确定相关现象的测量办法，探究更复杂的经济现象从这些最简单的要素中生成的规律。但是门格尔并非完全用演绎法替代归纳法，他认为理论性研究之精确取向和实在主义取向都是正当的，“精确经济学就其本质而言，是要让我们掌握有关通过分析或抽象而设想出来的经济性世界的规律，而经验的――实在的经济学则要使我们认识到现实的人类经济现象相续、并存的规律性”。综上所述，门格尔之所以猛烈的批判德国历史学派，只是因为想要强调历史的方法不是唯一，演绎法也很重要，“即使是我们可以设想出来的具有最强烈实在主义特征的理论性研究取向，也必须靠抽象才能进行下去。因此，试图使现实存在的现象之类型和典型关系每一次都涉及到该现象之“完整的经验实在”的抱负，是完全有悖于以现实为基础呈现出来的理论性研究的性质的”。 门格尔致力于“精确的”经济学规律的研究，坚持经济学具有科学性质。

二、罗雪尔的经济学方法论

威廉罗雪尔的《历史主义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是其在哥廷根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及政治理论史的讲稿，这本《讲义大纲》，被称为“历史学派宣言”，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文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阿希莱在1894年将该书的序言及序论部分译成英文时，在英译本序中称它为“1843年罗雪尔的纲领”。由于罗雪尔第一个把萨维尼在法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中来，为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故而罗雪尔就成了德国旧历史学派的创始人。

他在序言中说道：“熟习这门科学的专家如翻阅本书，将不致忽略贯串全书并成为它的基础的独特而严密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强调他的目的只在于建立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体系。罗雪尔是一名代表当时期德国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大学教授，因此罗雪尔本人和他所代表的整个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方法也就必然充满了妥协的内容，也可以说是一种折中主义的思想。而罗雪尔的庞大的国民经济学体系，正是这种折中主义的标本。在他的这本《历史大纲》著作中，我们无法寻找到一丝经典经济学理论中的关于价值、货币、利润、工资、地租等方面的理论，因为他将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他的历史的方法上。他将过去的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分为两大类，分别是“哲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前者他认为是哲学家在抛去了一切关于时间和空间规定的基础上，去尽可能抽象地去寻求概念或者理论的体系；而后者则是历史学家尽可能忠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寻求与人类进化有关的记述。他认为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指出：为何以及如何逐渐发生“从合理的变为不合理的”、“从幸福的变为有害的”。他认为后者，也就是这种历史的方法，只要不完全陷入错误的路径，永远都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就好像那些研究记录生物学动态的生物学家一样，只不过实践家不是通过直接的命令去获得真理，而是通过一种对过去发生的现实进行一种政治学的上升，达成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受益。历史方法的最高目的在于以科学的形式将人类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留给后代。罗雪尔对历史的方法的道路正确性有充分的自信。

三、方法论的争论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这场在德国发生的关于方法论的争论，已过去近两个世纪，在我认为，门格尔获得了胜利。很多人对门格尔有误解，认为门格尔完全否定历史的方法，独尊演绎法，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在对德国历史学派进行批判时，门格尔并未否定这种经验的实在的研究方法的正当性，他反对的是德国历史学派只重视对历史现象的记录而抛弃了对其精确性取向的研究。他首先强调的是对于经济学研究我们需要不同的方法，同时也强调基于精确研究取向的演绎法对理论经济学是根本的和重要的。现如今，西方经济学大行其道，其本质就是使用的假设演绎法，而制度经济学继承的则是历史学派的历史的方法。门格尔告诉我们，对于不同的问题，研究不同的学科，就要用不同的相应的方法。（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刘志铭.经济思想成长中的自发秩序传统：从斯密、门格尔到哈耶克[J].东南学术，2002，01：112-119.

[2] 刘树君.门格尔的经济学方法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1，03：11-15.

[3] 刘树君.奥地利学派主观主义的历史演进：从门格尔到拉赫曼[J].广西社会科学，2010，05：24-27.

[4] 曹东勃.门格尔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J].西部商学评论，2008，02：154-167.

[5] 黄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方法论演进：从门格尔到米塞斯[J].世界经济情况，2008，12：95-99.

[6] 贾根良，黄阳华.施穆勒纲领与演化经济学的起源[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4：102-109.

[7] 何蓉.德国历史学派与19世纪经济学方法论之争的启示[J].社会，2005，03：167-186.

[8] 马颖.论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发展理论的贡献[J].发展经济学研究，2009，00：4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