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原则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环境伦理原则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二、万物平等原则

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坚持所有生命出自一源，万物生于同根。无论是道家、儒家、道教、还是“元气”论者、“气一元论”者都认为世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是一个息息相关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因此，主张尊重生命、爱护生命。除了儒家主张有差等的道德关怀外，道家、道教和佛教都主张万物平等原则。

在道家看来，“道”乃“天地之根”，“万物之母”，天地万物都不过是“道”之子。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都是“道”之子之间的关系，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平等的。因此，庄子在《庄子·秋水》中提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认为，人之所以贵己而贱物，就因为他仅仅站在人的立场，而没有达到道的境界。如果达到道的境界去看待万物，则“万物一齐，孰短孰长?”庄子还认为人与万物和谐共生乃是至德之世所呈现出来的面貌。他说：“夫至德之世，同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在庄子设想的理想社会里，人类过着无欲、朴素的生活，山林、湖泊还未被人开发，动植物自由生长，人与鸟兽杂居，互不伤害、友好相处，根本没有人与物的区分。万物平等是道家的一贯思想。道教对万物平等思想作出新的贡献，提出了“一切有形，皆含道性”的命题，以一切存在物都具有“道性”的理论假设，阐述物种平等观念。

佛教也主张万物平等原则，佛教认为佛性存在于一切生命之中，一切众生都具有相同的佛性，主张众生平等。禅宗不仅肯定人和动物具有佛性和价值，而且肯定一切生物如草木等低级生命也有佛性和价值，因而明确要求人类要像爱护动物一样爱护植物。天台宗则认为天地自然界的所有事物都具有佛性，甚至连尘土、石头等都是佛性的体现，都具有平等的价值，因而主张众生平等，生命平等，万物平等，要求人们慈悲为怀，普渡众生，平等地尊重所有的事物。主张物种平等，反对人类沙文主义和物种歧视主义，是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的重要特点；道家、道教、佛教的万物平等、众生平等思想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思想有相似之处。

三、泛爱原则

“泛爱”的概念首先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孔子主张的“泛爱众”，是指广泛地爱一切人，从而使“仁者爱人”具有普遍意义。尽管孔子这里所说的“泛爱”的对象主要是人，但开了一个好头，为后世儒家学者留下了发挥的余地。儒家学者明确提出“泛爱一切”观点的是唐代孔颖达和韩愈。孔颖达提出“泛爱一切，是容众方”的思想。最能体现“泛爱一切”的是“仁及草木”的传统，“仁及草木”的传统美德在西周时期就形成了，譬如西周的历史文献《诗经》和《周易》中就有“仁及草木”的思想。“仁及草木”的传统美德后来被孟子发展为“仁民爱物”，从理论上把儒家的仁爱关怀扩大到禽兽、草木。到唐代，韩愈在《原道》中又提出了“博爱之谓仁”的观点，对爱的内容作了高度的概括。博爱是对儒家的“仁民爱物”的扩展。宋代周敦颐“窗前草不除”，把“泛爱”思想发展为对一切生命存在物的道德关怀。张载不仅提出了“民胞物与”的著名思想，而且一反儒家的一贯态度，主张“兼爱”，他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我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也就是说，天地万物的本性来自共同的本源，而非我一人所独有，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顺应自然的本性，以尽其责，人若要自己生存，必须让万物生存，人若要爱自己，必须兼爱他物，人若要成就自己，必须同时成就万物发。“爱必兼爱，成不独成”的思想相当深刻，爱己必爱人、爱物，成己必成人、成物的思想对于我们现代人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程、朱等理学家虽然也主张“亲亲、仁民、爱物”的传统思想，程颐还提出“万物之生意最可观”的观点，但他们非议韩愈的“博爱”思想，反对墨子的“兼爱”思想，强调儒家有差等的爱，对“泛爱”思想没有大的发展；而王阳明则把“仁”扩大到“瓦石”，把“瓦石”也纳人道德关怀的范围，发展了“仁及草木”的思想境界。古人认为“泛爱”不只是有益于物，而且有益于人的道德修养，有益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从孟子开始，古人一直把对动物有“不忍之心”，关爱动植物看作是“养仁之术”。

“仁及草木”的“泛爱”传统美德对一些王朝制定环境保护法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宋徽宗就深受其影响，他在大观元年(1107年)下诏说：“先王之政，人及草木、禽兽，今取其羽毛用于不急，伤生害性，非先王惠养万物之意，宜今有司立法禁之。”可见，“仁及草木”的“泛爱”传统，对古代环保法律的制定和动植物的保护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四、“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原则

“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我国古代资源开发的基本法律原则和伦理原则。“取之以时”是指人们获取自然资源必须顺应四季气候变化的法则和动植物生长发育的规律。而“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是指人们获取自然资源必须有一定的限度，要有所节制，禁止破坏性、毁灭性开发。前者体现了“法自然”和“顺天时”的环境哲学思想；后者体现了古人“地力”有限、资源有限的思想和反对走极端，主张走“中道”，既要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又不破坏自然物正常生长繁衍的资源开发方法论。这两个原则表现在中国古代环境立法方面，就是“以时禁发”；表现在环境伦理方面。就是“仁及草木”，“成己成物”。据汉代著名学者孔安国说，舜帝时期就已经总结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经验；班固和荀悦都认为西周时期就制定了“蓄养以时，而用之有节”的资源开发利用制度，如班固在《前汉书-货殖传第六十一》中记载说：“昔先王之制……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苟悦在《前汉纪·孝文一》中也记载说：“先王之制……蓄养以时，而用之有节。春秋时期孔夫子坚持“不时不食”，并把取物以时作为最重要的伦理原则。据记载，曾子论孝时说：“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非以其时，非孝也’。”孔子和曾子把只能在特定的季节开发自然资源上升到“孝”的道德高度，把任意滥伐幼树、捕杀未成年的禽兽斥为残害天物的不孝行为。更令现代人惊叹的是，唐代思想家陆贽和文学家白居易明确提出了“资源有限论”和“财富有限论”，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原则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陆贽说：“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蕾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于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必竭；能节则虽虚必盈。”在这里陆贽阐述了三层意思：一是“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即土地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人的生产能力也是有限的。这里所说的“地力”是战国时期所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土地的生产能力。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地力”就是土地生产物质的承载力。陆贽把“地力”有限作为考虑资源开发利用问题和消费问题的前提，与当代生态经济学的观点相当吻合。二是“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对有限资源和有限财富开发利用的基本原则。三是“用之盈虚在于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必竭；能节则虽虚必盈”。即节制、限制资源开发和节约、节省物质财富是保障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资源持续利用的根本途径。《古今图书集成》的作者高度赞扬陆贽的思想，把“节与不节”作为检验国君是否有道德修养德的标准。唐代文学家白居易认为“天地之利有限”与“人之欲无穷”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办法是建立和固守一整套的消费制度。白居易明确提出“地之生财者有常力，人之用财者有常数”，如果“以有限奉无穷则必地财耗于僭奢，人力屈于嗜欲”，将造成资源耗竭和人为“嗜欲”而竭尽全力的严重后果，甚至会出现“不足者为奸、为盗；有余者为骄、为”的严重社会问题。它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建立一套体现“贫富均”和“节之以数、用之有伦”的资源分配制度和包括田宅、栋宇、车马、仆御、器服、饮食、宾、姻、祠、葬、等内容的消费制度，他强调必须“唯欲是防，唯度是守”，即强调制定和坚持合理的消费“制度”的重要性。尽管白居易对资源分配制度和消费制度的设想具有明显的等级制度的局限性，但他提出通过“制度”解决资源枯竭问题的思想十分深邃。宋代朱熹认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体现了人类的“爱物”精神，他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明代薛瑄把是否坚持这一原则看作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他说：“君子取之有道，用之有节；小人取之不以道，用之不以节。”

篇2

中国古代环境伦理原则与规范是保证和维护中华民族几千年生存繁衍和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重要因素之一，今天重新认识这些原则与规范，并转化为现代环境的保护原则和规范，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一、“成己成物”原则

天人兼顾，“成己成物”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环境伦理原则，也是儒家一贯坚持的处理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根本原则。这里所说的“成己”主要是指成就自己的道德境界和人格理想；“成物”是人在道德上、精神上“成己”的必然结果，如果不能成物，就意味着人没有道德素质。在儒家学者看来，“成己成物”也就是“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和“使万物遂其生”的过程，换一句话说，使万物“遂其生，尽其性”就是“成物”的主要内容和途径。在这里，“遂”有顺遂、因循、放任等含义。“使万物各遂其生”，用现代的话语说，就是尊重一切生物的生命，放任它们自然成长、发育、繁衍。“各尽其性”就是让一切自然存在物都完全成就它们的自然天性，充分发挥它们的自然功能。古人认为这是维护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的根本原则，也是对“爱物”道德的主要体现。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就提出了“不夭其生，不绝其长”的资源开发原则。荀子所说的“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就是不能人为地使动物和植物在幼小时就夭折，不能断绝动植物生长的自然过程和繁衍后代。荀子认为这是保证百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的根本条件。宋代王昭禹也明确提出“遂其生，尽其性”的观点，并且把“遂其生”，尽其性”提高到人类处理与万物关系的“道”，即法则的高度，认为人类不仅应当使万物“遂其生”，而且应当“尽其性”。“尽物之性”是《中庸》的作者较早提出来的，他认为，圣人尽己之性，可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可以尽物之性；因此，圣人能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朱熹诠释说：万物之性命“一个原头，圣人所以尽己之性，则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则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如何尽得”。显然，他认为，人性与物性同本、同源，具有同一性，这是“尽物之性”的前提。朱熹还解释说：“能尽之者，谓知之无不明，处之无不当也。”也就是说，穷尽万物之理，恰当地处理与人、与物的关系，就是尽人、物之性。儒家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的实质就是人、我兼顾，人、物兼顾，“成己成物”。儒家提倡的“成己成物”，使万物“遂其生，尽其性”的思想对于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启迪作用。人类不可能脱离地球生态环境的食物链环，人类要生存必然要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然要改造自然环境；因为自然界不仅不会自发地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而且在许多时候往往作为一种有无穷威力的完全异己力量与人类相对立，如地震、海啸、干旱、洪水等等。因此，在人与自然界的道德问题上，任何极端的观点和行为都是不道德的。人类贪婪的攫取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是不道德的，但完全禁止人类开发自然资源，完全否定人类改造自然环境的合理性，使人类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也是不道德的。儒家提倡的天人兼顾，“成己成物”思想，倒不失为一种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共生双赢的智慧选择。

二、万物平等原则

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坚持所有生命出自一源，万物生于同根。无论是道家、儒家、道教、还是“元气”论者、“气一元论”者都认为世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是一个息息相关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因此，主张尊重生命、爱护生命。除了儒家主张有差等的道德关怀外，道家、道教和佛教都主张万物平等原则。

在道家看来，“道”乃“天地之根”，“万物之母”，天地万物都不过是“道”之子。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都是“道”之子之间的关系，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平等的。因此，庄子在《庄子·秋水》中提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认为，人之所以贵己而贱物，就因为他仅仅站在人的立场，而没有达到道的境界。如果达到道的境界去看待万物，则“万物一齐，孰短孰长?”庄子还认为人与万物和谐共生乃是至德之世所呈现出来的面貌。他说：“夫至德之世，同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在庄子设想的理想社会里，人类过着无欲、朴素的生活，山林、湖泊还未被人开发，动植物自由生长，人与鸟兽杂居，互不伤害、友好相处，根本没有人与物的区分。万物平等是道家的一贯思想。道教对万物平等思想作出新的贡献，提出了“一切有形，皆含道性”的命题，以一切存在物都具有“道性”的理论假设，阐述物种平等观念。

佛教也主张万物平等原则，佛教认为佛性存在于一切生命之中，一切众生都具有相同的佛性，主张众生平等。禅宗不仅肯定人和动物具有佛性和价值，而且肯定一切生物如草木等低级生命也有佛性和价值，因而明确要求人类要像爱护动物一样爱护植物。天台宗则认为天地自然界的所有事物都具有佛性，甚至连尘土、石头等都是佛性的体现，都具有平等的价值，因而主张众生平等，生命平等，万物平等，要求人们慈悲为怀，普渡众生，平等地尊重所有的事物。主张物种平等，反对人类沙文主义和物种歧视主义，是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的重要特点；道家、道教、佛教的万物平等、众生平等思想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思想有相似之处。

三、泛爱原则

“泛爱”的概念首先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孔子主张的“泛爱众”，是指广泛地爱一切人，从而使“仁者爱人”具有普遍意义。尽管孔子这里所说的“泛爱”的对象主要是人，但开了一个好头，为后世儒家学者留下了发挥的余地。儒家学者明确提出“泛爱一切”观点的是唐代孔颖达和韩愈。孔颖达提出“泛爱一切，是容众方”的思想。最能体现“泛爱一切”的是“仁及草木”的传统，“仁及草木”的传统美德在西周时期就形成了，譬如西周的历史文献《诗经》和《周易》中就有“仁及草木”的思想。“仁及草木”的传统美德后来被孟子发展为“仁民爱物”，从理论上把儒家的仁爱关怀扩大到禽兽、草木。到唐代，韩愈在《原道》中又提出了“博爱之谓仁”的观点，对爱的内容作了高度的概括。博爱是对儒家的“仁民爱物”的扩展。宋代周敦颐“窗前草不除”，把“泛爱”思想发展为对一切生命存在物的道德关怀。张载不仅提出了“民胞物与”的著名思想，而且一反儒家的一贯态度，主张“兼爱”，他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我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也就是说，天地万物的本性来自共同的本源，而非我一人所独有，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顺应自然的本性，以尽其责，人若要自己生存，必须让万物生存，人若要爱自己，必须兼爱他物，人若要成就自己，必须同时成就万物发。“爱必兼爱，成不独成”的思想相当深刻，爱己必爱人、爱物，成己必成人、成物的思想对于我们现代人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程、朱等理学家虽然也主张“亲亲、仁民、爱物”的传统思想，程颐还提出“万物之生意最可观”的观点，但他们非议韩愈的“博爱”思想，反对墨子的“兼爱”思想，强调儒家有差等的爱，对“泛爱”思想没有大的发展；而王阳明则把“仁”扩大到“瓦石”，把“瓦石”也纳人道德关怀的范围，发展了“仁及草木”的思想境界。古人认为“泛爱”不只是有益于物，而且有益于人的道德修养，有益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从孟子开始，古人一直把对动物有“不忍之心”，关爱动植物看作是“养仁之术”。

篇3

[中图分类号]D92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143－04

付慧姝(1979－)，女，法学博士，南昌大学立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南昌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商法。(江西南昌　330047)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昌大学立法研究中心招标项目“中国环境税立法问题研究”(项目编号：JD1104)的阶段性成果。

目前，我国的环境税開征问题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热议。无论是2011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2012年3月召開的“两会”，环境税開征都成为与会代表们讨论的热点话题。在市场经济国家，税收与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环境保护之间的互动关系被广泛认知，环境税收由于其在解决环境问题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而日益受到各界关注。

环境税收制度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国家已推行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对于21世纪的中国而言，经济结构调整任务日益繁重，环境保护形势日益严峻，在推行节能减排、低碳经济方面面临的国际压力日益沉重。依靠直接的行政管制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不仅效率低，而且压力大。环境税收制度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将环境的外部性成本内部化，即将环境服务费用和环境损害等费用直接计入产品、服务价格。对于国家而言，环境税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该收入可用于环保事业，有效地将经济政策与环保政策结合起来。而对于相关企业而言，開征环境税在坚持减少污染、保护环境宗旨的同时能够提供给企业一定的自由空间，使其在环境税收刺激作用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双重驱动下，去寻求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双赢，最终实现环境税有效的间接调控作用。同时，环境税还通过为消费者、生产者提供刺激，使之改变行为方式，促进资源的生态化利用和环保科技创新。因此，环境税收制度的推行，不仅有利于改革我国现行税制，事关我国环境问题的解决，还涉及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将产生深远影响。可以预见，环境税收制度的建立将在我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

在环境税立法工作中，我国应严格遵循有关税法、环境法、立法法领域的几项重要基本原则，包括税收法定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和专款专用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将使我国的环境税立法方案既符合法理，又契合中国实际，有利于环境税制度在我国顺利推行。

篇4

一、 问题的提出

旅游产业发展一方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拉动了就业，另一方面也给景区所在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长期以来，面对产业发展中的资源与环境困境，业界主要通过管理规制性措施实现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即通过发展规模监控、游客行为限制及旅游收入反哺生态保护的方式来应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然而这一主流策略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如Moeller等[1]、Dolnicar和Leisch[2]认为，传统的管理规制路径实际上是以“牺牲”旅游收入和旅游者体验来实现环境保护，这种方法一方面难以给旅游供给方提供保护生态环境的市场激励，另一方面也很难从根本上矫正旅游者行为。Krider等学者则指出，旅游收入反哺生态环保是将环境破坏的成本“售卖”给旅游者，进而通过获取更高的收入来弥补这一损失，在实践中，景区往往为迎合能带来更高收益的旅游需求而开发大量违背生态原则的项目，导致旅游地生态环境遭受不可逆转的破坏[3]。

传统管理规制策略的潜在假设认为旅游者天生是旅游地环境保护的“负债”，他们在旅游过程中必然会造成景区生态环境的破坏[4]，因此，只有通过监控、管制的方式才能应对环境保护与旅游发展的“矛盾”。然而近年来，环境心理学、休闲行为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对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研究者发现，不少旅游者存在自发的“亲环境”（proenvironmental）行为倾向，他们在旅游中自发地表现出珍爱自然、促进环保的行为，甚至愿意通过捐助、志愿者服务、环保公益活动等途径主动参与旅游地生态环境的保护[1，5]。这些发现促使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旅游者及其行为在旅游地可持续发展中的角色，引发了对旅游者自发的环境负责行为（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ERB）的大量研究。

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是指旅游者主动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或促进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行为[6]。研究者们指出，具有自发环保行为的旅游者是旅游地生态环境保护的“资产”[4]，相对于“负债”假设下的管理规制策略，识别、吸引、培育具有自发环境负责行为的旅游者能够大大降低景区生态环境保护的交易成本，因而可以更好地应对旅游发展中的生态环境困境[1]。该领域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亲环境”旅游者的人口统计特征[78]、“可持续旅游者”的市场甄别[9]、解说系统及服务设施等景区要素与旅游者环境行为的关系等方面[1011]。近年来，研究者们逐渐转向对驱动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的关键因素和内在机制的探索[1213]。然而总体上看，已有研究很少能够立足于旅游情境，从行为科学的一般性理论出发检视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的内在机理，因而研究结论往往具有片段性、片面性的局限。

本研究试图从整体观的视角进一步探讨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的驱动机理，并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哪些关键因素影响了旅游者的环境负责行为？旅游管理方如何激发旅游者主动保护旅游地环境的行为？具体而言，本文以Ajzen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为基础框架[14]，通过纳入旅游者所感知的个人行为在缓解景区环境退化问题中有效性的“行为效能因素”，以及旅游者在与旅游地互动中形成的“人地情感因素”，对一般性的TPB模型进行了基于旅游情境的修正，构建了解释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的整合模型。以来自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251份游客问卷作为样本，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技术（SEM）对提出的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对我国旅游景区突破传统管理规制路径，通过引导、培育旅游者自发环保行为来促进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创新进行了探讨。

二、 理论视角与模型设定

（一） 理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TPB）是社会心理学领域解释个人行为决策过程的重要理论。它是美国心理学家Ajzen在理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4]。理理论认为，决定个人实际行为的是行为意愿，而行为意愿是由行为态度（个人对执行某项行为积极的或消极的评价）和主观规范（个人在决策是否执行某项特定行为时感知的社会压力）这两个因素所决定的。理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个人的行为决策是一个理性评估的过程，是行为人在综合各种信息、考量个人行为的意义和后果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选择。Ajzen进一步研究发现，个人行为并不完全受自我主观意志的控制，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能力、机会、资源等客观因素的制约[14]。在很多情况下，即使个人具有强烈的实施某项行为的主观意志，但由于缺乏必需的时间、资金、技术等要素，主观意志也很难转化为实际行为。因此，他在TRA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新的预测变量――感知行为控制（个人基于自己所掌握的资源、机会、能力等要素而感知的实施某项行为的难易程度），从而构建了计划行为理论。

根据新的TPB模型，行为意愿由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三个因素决定。具体而言，个人对某项行为的态度愈积极时，其行为意愿愈强；对某项行为的主观规范愈正向（即社会压力愈大）时，行为意愿愈强；而个人感知行为控制愈强时，其行为意愿也会愈强。Ajzen进一步指出，由于感知行为控制反映了实际控制条件的状况，因而既能预测行为意愿，也能直接预测实际行为发生的可能性[14]。

在特定旅游地或景区：

H1：旅游者ERB态度正向影响其ERB意愿。

H2：旅游者感知的主观规范正向影响其ERB意愿。

H3：旅游者感知的主观规范正向影响其ERB态度。

H4：旅游者感知行为效能正向影响其ERB态度。

H5：旅游者感知行为效能正向影响其ERB意愿。

H6：旅游者对旅游地（景区）的地方依恋正向影响旅游者ERB态度。

H7：旅游者对旅游地（景区）的地方依恋正向影响旅游者ERB意愿。

三、 研究设计

（一） 抽样地点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选取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作为研究地点。西溪湿地位于杭州市西北近郊，总面积约11平方公里，被誉为杭州的“城市绿肾”，是国内第一个集城市湿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的湿地生态公园。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西溪湿地已经成为十分成熟的生态旅游景区，2012年接待游客达到425万人次，旅游年收入近1.2亿元。兼顾湿地生态保护与旅游产业发展一直是西溪湿地的战略原则，但随着游客接待量和旅游休闲产业规模的不断提升，景区的生态环境也遭遇了愈发严峻的挑战。作为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成熟生态旅游地，西溪湿地在采取创新策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和代表性，这是本研究选取该景区作为实证研究地点的重要原因。

研究采取便利抽样的方法（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进行数据收集。问卷发放和收集过程由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三名研究生于2013年6月至7月间完成。具体选取西溪湿地周家村停车场、“深潭口”景区出口、“茭芦田庄”出口三个位置邀请游客填写问卷。以上三个地点是西溪湿地游客完成游览后的主要出口或集结地，基本可以保证受访者至少有一次完整的游览经历。三个地点总计发放问卷300份，通过剔除回答不全和明显随意回答的问卷49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5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3.7%。

（二） 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调查问卷由问卷简介、人口统计变量（性别、年龄、学历、收入水平、游览次数）以及研究构念量表三部分组成。相关构念的量表均来自于已有研究，并通过反向翻译的方法转译为中文，在此过程中，作者根据本研究的具体情境对部分题项的措辞进行了微调。

本文采用Williams和Vaske[33]、Kyle等人[31]研究中测量地方认同和地方情感的6个题项对地方依恋进行测量。对于主观规范，采用Ajzen[14]、Fielding等人[34]建议的3个语义差别题项进行测量。对于感知行为效能，采用4个题项进行测量，题项来源于其他学者对亲社会和亲环境行为的研究[2122]。对于ERB态度，用Han等人[18]、Fielding等人[34]研究中使用的5个语义差别题项进行测量。对于ERB意愿，则根据中国情境，选取Halpenny[32]、Ramkissoon等人[35]研究量表中的10个题项进行测量。以上5个研究构念的量表均采用Likert 5点量表法（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

在正式抽样前，本研究通过小规模访谈和30份试测问卷对量表的内容效度和基本结构进行了考察。访谈和试测过程删除了重复的和不适合中国情境的5个题项，形成了最终问卷。

（三） 数据分析方法与程序

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技术（SEM）对概念模型和构念间的假设关系进行检验。首先对数据分布的正态性以及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量表题项偏度和峰度绝对值分别位于003―135和001―220之间，所有变量的偏度系数绝对值均小于3，峰度系数绝对值小于8，数据基本符合正态分布，适合使用最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量表一致性α系数均大于07，说明测量工具拥有良好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使用AMOS 19.0对数据做进一步分析，首先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定测量模型的信度与效度，再对结构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和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四、 数据分析结果

（一） 样本描述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男性占48.2%，女性占51.8%；19―30岁的年轻人居多，占554%，其次是31―45岁，占32.2%，18岁及以下、46―60岁、61岁以上的分别占1.6%、8.4%、2.4%；6.0%的受访者拥有初中及以下学历，13.5%拥有高中学历，28.3%有大专学历，52.2%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月收入2 000元以下的占11.5%，2 000―3 999元的占32.7%，4 000―5 999元的占25.9%，6 000―7 999元的占16.3%，8 000元以上的占13.6%；55.8%的受访者是第一次游览西溪湿地，24.7%游览过2次，12.7%游览过3―4次，游览过5次以上的受访者占比6.8%。西溪湿地游客来源地主要为长三角地区（浙江62.3%，江苏21.1%，上海9.5%），其他省市的游客占比7.1%。

（二） 信度与效度检验

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的结果如表1所示，所有构念的组合信度（CR）均大于0.6，平均方差萃取（AVE）除ERB意愿外均大于0.5，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信度。

测量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大多高于0.6，且p值均小于0.001，显示了良好的聚合效度。本文采用Fornell和Larcker建议的方法[36]，通过潜变量平均方差萃取值（AVE）的平方根与潜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比较来检定潜变量的区分效度。如表2所示，所有构念AVE平方根均大于与其他构念的相关系数，显示了良好的区分效度。

（三） 模型拟合与假设检验

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标χ2=311.627（p

本文提出的假设大部分得到数据的支持（表3）。数据分析结果验证了ERB态度、主观规范、地方依恋对旅游者ERB意愿的正向影响，以及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效能、地方依恋对旅游者ERB态度的正向影响。因变量ERB意愿的回归判定系数（R2）为0.6，说明本研究的自变量解释了旅游者ERB意愿60%的方差，显示了模型良好的效力。

五、 研究结论与管理建议

本文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框架，通过将感知行为效能和地方依恋纳入一般性的TPB模型，对计划行为理论进行了基于旅游情境的修正，从“意志效能情感”多维度、整体观的视角进一步探讨了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的驱动机制。以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游客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基本论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模型，证实了ERB态度、主观规范、地方依恋对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感知行为效能虽然对ERB意愿的直接影响不明显，但显著地影响旅游者的ERB态度。

与以往研究的结论一致，态度作为影响个体行为意愿的关键性因素得到证实（β1=0.47，p

此外，研究结论显示，旅游者环保行为意愿的形成不仅是基于自身得失评估的理性决策，还受到行为效能因素和情感因素的显著影响。尤其是旅游者与景区之间的情感依附和心理认同对其环保行为态度和意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管理者可以制定相关策略，维持、经营景区与旅游者之间的情感纽带，构建忠诚的“可持续旅游者”群体，依靠情感维系激发旅游者自发的环保行为。感知行为效能与旅游者ERB态度之间的显著关系（β4=0.28，p

本研究的结论对推动我国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创新提供了一定的启示。相对于我国长期以来以“管理规制”为主导的可持续策略[3738]，以引导和培育旅游者自发环保行为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在理论上能更好地应对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因此，我国的旅游地和景区应在传统的管理规制措施之外，探索通过感情维系、效能培养、规范树立等措施，引导和培育旅游者对环保行为的积极态度，使旅游者自发地采取行动保护景区的生态环境，这对于推动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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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1人的生命安全伦理问题

这主要体现在转基因食品的大量推广上，目前转基因食品在超市和厨房里占据了主导地位。转基因生物体和转基因食品是否会破坏食物中的营养成份、对人体是否有毒、是否会破坏抗体、是否会削弱免疫力等问题在科学上既无确证也无否证，但转基因技术已经在广泛应用推广，对人类生命安全造成了潜在的危胁。国际消费者协会认为，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引起过敏反应，影响人体抵御病毒的能力，而且这种不良后果，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反应出来。一些实验室通过对动物进行实证，发现其严峻的负作用已经显现。

2环境和生态安全伦理问题

若那些经基因工程改造过的细菌、病毒等微生物流散到自然环境中，可能会对其他生物和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甚至产生出新的病原，对人类生命安全构成新的危害和威胁。同时，转基因生物进入生态环境后，也会改变自然界的正常遗传体系，进而破坏其生态平衡和进化秩序。

3人的尊严和人体伦理问题

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存在着侵犯人尊严的问题，特别是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的提取和利用，导致人的细胞、组织、器官、胚胎都可能成为试验操纵的对象和商业获利的手段，严重侵害人的尊严。基因组检测和基因诊断等生物技术手段的应用，以及基因治疗、辅助生殖技术、器官移植等治疗手段也均在不同程度上侵犯了人体基本权利和尊严。

4公正性和隐私权伦理问题

当下，“借用子宫”、“借用”、“母亲”、“试管婴儿”等生物高技术现象已有发生，依赖现代生物技术孕育的生命体从一开始就存在生命变异风险，同时其基因隐私信息也可能暴露无遗，带来的后果是社会歧视、畸形成长及不正常的伦理道德关系，其生存和发展的公正性和隐私权均受到了侵犯。

发展现代生物技术的基本伦理原则

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引发了诸多现实问题，从伦理属性上来说均可归属于生命伦理范畴，其核心问题是“该”与“不该”发展、“应当如何”发展和“实际如何”发展等伦理问题，其基本伦理原则是尊重人、不伤害人、有益于人、公平对待人等伦理问题［4］。生命伦理学的出发点是“不伤害人”，落脚点是解决“应当如何”的问题，“应当如何”包含有“应当”可持续发展、“应当”公平发展、“应当”共有责任等伦理原则。只有在遵守这些伦理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现代生物技术才能造福人类、有益人类，同时使现代生物技术规避安全问题，形成良性的可持续发展态势。

1不伤害原则

现代生物技术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实践活动，应该是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绝不能因为眼前利益、经济利益驱使和极少数人的需求而伤害整个人类。不伤害原则的伦理规范包括3方面:①不伤害人的生物属性，即不伤害人的本原基因，不能对人的基因进行跨物种基因重组和提取重组;②不伤害人的社会属性，现代生物技术揭示了生命的本质和奥秘，于是生命检测技术、辅助生殖等技术也得到应用，人的隐私权、自受到侵犯，自然伤害到人的社会属性;③不伤害人的生存和发展，这主要是指大量转基因技术、酶工程等在食物上的应用可能使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不伤害原则是现代生物技术伦理的根本原则，是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和推广活动所必要的道德义务，包括“不应该造成、应该阻止、应该消除恶和伤害，应该尽力提升好”［5］。它可约束和调节研发主体的行为，把“不伤害人”作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

2可持续发展原则

至今为止，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已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资源枯竭已是世界性难题。在这一背景下，现代生物技术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物种的研发和新型绿色能源的替代缓解了人类资源压力。然而，现代生物技术缓解地球资源是有限的，甚至具有潜在破坏性。现代生物技术研发活动是一种人工技术，打破了物种之间的界限及生物进化中的自然秩序，跨越了物种之间的天然屏障，创造了新的生物体，重塑了自然界的生命，使自然生物链时刻处于复杂紊乱中，人的生存环境和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处于重新融合和调节中，影响着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人类对其的主观能动性要有所限制，在改造自然和人类自身的时候要进行理性选择和伦理分析，不能脱离可持续原则创造新的生物体，不要偏离伦理道德关系改造生存环境。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展现代生物技术，使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安全和自然的保护三者统一，才能达到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

3公平发展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