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原则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环境伦理原则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二、万物平等原则

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坚持所有生命出自一源，万物生于同根。无论是道家、儒家、道教、还是“元气”论者、“气一元论”者都认为世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是一个息息相关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因此，主张尊重生命、爱护生命。除了儒家主张有差等的道德关怀外，道家、道教和佛教都主张万物平等原则。

在道家看来，“道”乃“天地之根”，“万物之母”，天地万物都不过是“道”之子。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都是“道”之子之间的关系，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平等的。因此，庄子在《庄子·秋水》中提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认为，人之所以贵己而贱物，就因为他仅仅站在人的立场，而没有达到道的境界。如果达到道的境界去看待万物，则“万物一齐，孰短孰长?”庄子还认为人与万物和谐共生乃是至德之世所呈现出来的面貌。他说：“夫至德之世，同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在庄子设想的理想社会里，人类过着无欲、朴素的生活，山林、湖泊还未被人开发，动植物自由生长，人与鸟兽杂居，互不伤害、友好相处，根本没有人与物的区分。万物平等是道家的一贯思想。道教对万物平等思想作出新的贡献，提出了“一切有形，皆含道性”的命题，以一切存在物都具有“道性”的理论假设，阐述物种平等观念。

佛教也主张万物平等原则，佛教认为佛性存在于一切生命之中，一切众生都具有相同的佛性，主张众生平等。禅宗不仅肯定人和动物具有佛性和价值，而且肯定一切生物如草木等低级生命也有佛性和价值，因而明确要求人类要像爱护动物一样爱护植物。天台宗则认为天地自然界的所有事物都具有佛性，甚至连尘土、石头等都是佛性的体现，都具有平等的价值，因而主张众生平等，生命平等，万物平等，要求人们慈悲为怀，普渡众生，平等地尊重所有的事物。主张物种平等，反对人类沙文主义和物种歧视主义，是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的重要特点；道家、道教、佛教的万物平等、众生平等思想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思想有相似之处。

三、泛爱原则

“泛爱”的概念首先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孔子主张的“泛爱众”，是指广泛地爱一切人，从而使“仁者爱人”具有普遍意义。尽管孔子这里所说的“泛爱”的对象主要是人，但开了一个好头，为后世儒家学者留下了发挥的余地。儒家学者明确提出“泛爱一切”观点的是唐代孔颖达和韩愈。孔颖达提出“泛爱一切，是容众方”的思想。最能体现“泛爱一切”的是“仁及草木”的传统，“仁及草木”的传统美德在西周时期就形成了，譬如西周的历史文献《诗经》和《周易》中就有“仁及草木”的思想。“仁及草木”的传统美德后来被孟子发展为“仁民爱物”，从理论上把儒家的仁爱关怀扩大到禽兽、草木。到唐代，韩愈在《原道》中又提出了“博爱之谓仁”的观点，对爱的内容作了高度的概括。博爱是对儒家的“仁民爱物”的扩展。宋代周敦颐“窗前草不除”，把“泛爱”思想发展为对一切生命存在物的道德关怀。张载不仅提出了“民胞物与”的著名思想，而且一反儒家的一贯态度，主张“兼爱”，他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我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也就是说，天地万物的本性来自共同的本源，而非我一人所独有，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顺应自然的本性，以尽其责，人若要自己生存，必须让万物生存，人若要爱自己，必须兼爱他物，人若要成就自己，必须同时成就万物发。“爱必兼爱，成不独成”的思想相当深刻，爱己必爱人、爱物，成己必成人、成物的思想对于我们现代人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程、朱等理学家虽然也主张“亲亲、仁民、爱物”的传统思想，程颐还提出“万物之生意最可观”的观点，但他们非议韩愈的“博爱”思想，反对墨子的“兼爱”思想，强调儒家有差等的爱，对“泛爱”思想没有大的发展；而王阳明则把“仁”扩大到“瓦石”，把“瓦石”也纳人道德关怀的范围，发展了“仁及草木”的思想境界。古人认为“泛爱”不只是有益于物，而且有益于人的道德修养，有益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从孟子开始，古人一直把对动物有“不忍之心”，关爱动植物看作是“养仁之术”。

“仁及草木”的“泛爱”传统美德对一些王朝制定环境保护法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宋徽宗就深受其影响，他在大观元年(1107年)下诏说：“先王之政，人及草木、禽兽，今取其羽毛用于不急，伤生害性，非先王惠养万物之意，宜今有司立法禁之。”可见，“仁及草木”的“泛爱”传统，对古代环保法律的制定和动植物的保护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四、“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原则

“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我国古代资源开发的基本法律原则和伦理原则。“取之以时”是指人们获取自然资源必须顺应四季气候变化的法则和动植物生长发育的规律。而“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是指人们获取自然资源必须有一定的限度，要有所节制，禁止破坏性、毁灭性开发。前者体现了“法自然”和“顺天时”的环境哲学思想；后者体现了古人“地力”有限、资源有限的思想和反对走极端，主张走“中道”，既要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又不破坏自然物正常生长繁衍的资源开发方法论。这两个原则表现在中国古代环境立法方面，就是“以时禁发”；表现在环境伦理方面。就是“仁及草木”，“成己成物”。据汉代著名学者孔安国说，舜帝时期就已经总结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经验；班固和荀悦都认为西周时期就制定了“蓄养以时，而用之有节”的资源开发利用制度，如班固在《前汉书-货殖传第六十一》中记载说：“昔先王之制……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苟悦在《前汉纪·孝文一》中也记载说：“先王之制……蓄养以时，而用之有节。春秋时期孔夫子坚持“不时不食”，并把取物以时作为最重要的伦理原则。据记载，曾子论孝时说：“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非以其时，非孝也’。”孔子和曾子把只能在特定的季节开发自然资源上升到“孝”的道德高度，把任意滥伐幼树、捕杀未成年的禽兽斥为残害天物的不孝行为。更令现代人惊叹的是，唐代思想家陆贽和文学家白居易明确提出了“资源有限论”和“财富有限论”，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原则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陆贽说：“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蕾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于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必竭；能节则虽虚必盈。”在这里陆贽阐述了三层意思：一是“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即土地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人的生产能力也是有限的。这里所说的“地力”是战国时期所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土地的生产能力。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地力”就是土地生产物质的承载力。陆贽把“地力”有限作为考虑资源开发利用问题和消费问题的前提，与当代生态经济学的观点相当吻合。二是“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对有限资源和有限财富开发利用的基本原则。三是“用之盈虚在于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必竭；能节则虽虚必盈”。即节制、限制资源开发和节约、节省物质财富是保障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资源持续利用的根本途径。《古今图书集成》的作者高度赞扬陆贽的思想，把“节与不节”作为检验国君是否有道德修养德的标准。唐代文学家白居易认为“天地之利有限”与“人之欲无穷”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办法是建立和固守一整套的消费制度。白居易明确提出“地之生财者有常力，人之用财者有常数”，如果“以有限奉无穷则必地财耗于僭奢，人力屈于嗜欲”，将造成资源耗竭和人为“嗜欲”而竭尽全力的严重后果，甚至会出现“不足者为奸、为盗；有余者为骄、为”的严重社会问题。它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建立一套体现“贫富均”和“节之以数、用之有伦”的资源分配制度和包括田宅、栋宇、车马、仆御、器服、饮食、宾、姻、祠、葬、等内容的消费制度，他强调必须“唯欲是防，唯度是守”，即强调制定和坚持合理的消费“制度”的重要性。尽管白居易对资源分配制度和消费制度的设想具有明显的等级制度的局限性，但他提出通过“制度”解决资源枯竭问题的思想十分深邃。宋代朱熹认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体现了人类的“爱物”精神，他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明代薛瑄把是否坚持这一原则看作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他说：“君子取之有道，用之有节；小人取之不以道，用之不以节。”

篇2

中国古代环境伦理原则与规范是保证和维护中华民族几千年生存繁衍和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重要因素之一，今天重新认识这些原则与规范，并转化为现代环境的保护原则和规范，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一、“成己成物”原则

天人兼顾，“成己成物”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环境伦理原则，也是儒家一贯坚持的处理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根本原则。这里所说的“成己”主要是指成就自己的道德境界和人格理想；“成物”是人在道德上、精神上“成己”的必然结果，如果不能成物，就意味着人没有道德素质。在儒家学者看来，“成己成物”也就是“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和“使万物遂其生”的过程，换一句话说，使万物“遂其生，尽其性”就是“成物”的主要内容和途径。在这里，“遂”有顺遂、因循、放任等含义。“使万物各遂其生”，用现代的话语说，就是尊重一切生物的生命，放任它们自然成长、发育、繁衍。“各尽其性”就是让一切自然存在物都完全成就它们的自然天性，充分发挥它们的自然功能。古人认为这是维护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的根本原则，也是对“爱物”道德的主要体现。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就提出了“不夭其生，不绝其长”的资源开发原则。荀子所说的“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就是不能人为地使动物和植物在幼小时就夭折，不能断绝动植物生长的自然过程和繁衍后代。荀子认为这是保证百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的根本条件。宋代王昭禹也明确提出“遂其生，尽其性”的观点，并且把“遂其生”，尽其性”提高到人类处理与万物关系的“道”，即法则的高度，认为人类不仅应当使万物“遂其生”，而且应当“尽其性”。“尽物之性”是《中庸》的作者较早提出来的，他认为，圣人尽己之性，可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可以尽物之性；因此，圣人能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朱熹诠释说：万物之性命“一个原头，圣人所以尽己之性，则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则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如何尽得”。显然，他认为，人性与物性同本、同源，具有同一性，这是“尽物之性”的前提。朱熹还解释说：“能尽之者，谓知之无不明，处之无不当也。”也就是说，穷尽万物之理，恰当地处理与人、与物的关系，就是尽人、物之性。儒家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的实质就是人、我兼顾，人、物兼顾，“成己成物”。儒家提倡的“成己成物”，使万物“遂其生，尽其性”的思想对于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启迪作用。人类不可能脱离地球生态环境的食物链环，人类要生存必然要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然要改造自然环境；因为自然界不仅不会自发地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而且在许多时候往往作为一种有无穷威力的完全异己力量与人类相对立，如地震、海啸、干旱、洪水等等。因此，在人与自然界的道德问题上，任何极端的观点和行为都是不道德的。人类贪婪的攫取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是不道德的，但完全禁止人类开发自然资源，完全否定人类改造自然环境的合理性，使人类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也是不道德的。儒家提倡的天人兼顾，“成己成物”思想，倒不失为一种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共生双赢的智慧选择。

二、万物平等原则

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坚持所有生命出自一源，万物生于同根。无论是道家、儒家、道教、还是“元气”论者、“气一元论”者都认为世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是一个息息相关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因此，主张尊重生命、爱护生命。除了儒家主张有差等的道德关怀外，道家、道教和佛教都主张万物平等原则。

在道家看来，“道”乃“天地之根”，“万物之母”，天地万物都不过是“道”之子。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都是“道”之子之间的关系，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平等的。因此，庄子在《庄子·秋水》中提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认为，人之所以贵己而贱物，就因为他仅仅站在人的立场，而没有达到道的境界。如果达到道的境界去看待万物，则“万物一齐，孰短孰长?”庄子还认为人与万物和谐共生乃是至德之世所呈现出来的面貌。他说：“夫至德之世，同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在庄子设想的理想社会里，人类过着无欲、朴素的生活，山林、湖泊还未被人开发，动植物自由生长，人与鸟兽杂居，互不伤害、友好相处，根本没有人与物的区分。万物平等是道家的一贯思想。道教对万物平等思想作出新的贡献，提出了“一切有形，皆含道性”的命题，以一切存在物都具有“道性”的理论假设，阐述物种平等观念。

佛教也主张万物平等原则，佛教认为佛性存在于一切生命之中，一切众生都具有相同的佛性，主张众生平等。禅宗不仅肯定人和动物具有佛性和价值，而且肯定一切生物如草木等低级生命也有佛性和价值，因而明确要求人类要像爱护动物一样爱护植物。天台宗则认为天地自然界的所有事物都具有佛性，甚至连尘土、石头等都是佛性的体现，都具有平等的价值，因而主张众生平等，生命平等，万物平等，要求人们慈悲为怀，普渡众生，平等地尊重所有的事物。主张物种平等，反对人类沙文主义和物种歧视主义，是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的重要特点；道家、道教、佛教的万物平等、众生平等思想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思想有相似之处。

三、泛爱原则

“泛爱”的概念首先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孔子主张的“泛爱众”，是指广泛地爱一切人，从而使“仁者爱人”具有普遍意义。尽管孔子这里所说的“泛爱”的对象主要是人，但开了一个好头，为后世儒家学者留下了发挥的余地。儒家学者明确提出“泛爱一切”观点的是唐代孔颖达和韩愈。孔颖达提出“泛爱一切，是容众方”的思想。最能体现“泛爱一切”的是“仁及草木”的传统，“仁及草木”的传统美德在西周时期就形成了，譬如西周的历史文献《诗经》和《周易》中就有“仁及草木”的思想。“仁及草木”的传统美德后来被孟子发展为“仁民爱物”，从理论上把儒家的仁爱关怀扩大到禽兽、草木。到唐代，韩愈在《原道》中又提出了“博爱之谓仁”的观点，对爱的内容作了高度的概括。博爱是对儒家的“仁民爱物”的扩展。宋代周敦颐“窗前草不除”，把“泛爱”思想发展为对一切生命存在物的道德关怀。张载不仅提出了“民胞物与”的著名思想，而且一反儒家的一贯态度，主张“兼爱”，他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我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也就是说，天地万物的本性来自共同的本源，而非我一人所独有，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顺应自然的本性，以尽其责，人若要自己生存，必须让万物生存，人若要爱自己，必须兼爱他物，人若要成就自己，必须同时成就万物发。“爱必兼爱，成不独成”的思想相当深刻，爱己必爱人、爱物，成己必成人、成物的思想对于我们现代人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程、朱等理学家虽然也主张“亲亲、仁民、爱物”的传统思想，程颐还提出“万物之生意最可观”的观点，但他们非议韩愈的“博爱”思想，反对墨子的“兼爱”思想，强调儒家有差等的爱，对“泛爱”思想没有大的发展；而王阳明则把“仁”扩大到“瓦石”，把“瓦石”也纳人道德关怀的范围，发展了“仁及草木”的思想境界。古人认为“泛爱”不只是有益于物，而且有益于人的道德修养，有益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从孟子开始，古人一直把对动物有“不忍之心”，关爱动植物看作是“养仁之术”。

篇3

[中图分类号]D92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143－04

付慧姝(1979－)，女，法学博士，南昌大学立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南昌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商法。(江西南昌　330047)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昌大学立法研究中心招标项目“中国环境税立法问题研究”(项目编号：JD1104)的阶段性成果。

目前，我国的环境税開征问题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热议。无论是2011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2012年3月召開的“两会”，环境税開征都成为与会代表们讨论的热点话题。在市场经济国家，税收与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环境保护之间的互动关系被广泛认知，环境税收由于其在解决环境问题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而日益受到各界关注。

环境税收制度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国家已推行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对于21世纪的中国而言，经济结构调整任务日益繁重，环境保护形势日益严峻，在推行节能减排、低碳经济方面面临的国际压力日益沉重。依靠直接的行政管制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不仅效率低，而且压力大。环境税收制度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将环境的外部性成本内部化，即将环境服务费用和环境损害等费用直接计入产品、服务价格。对于国家而言，环境税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该收入可用于环保事业，有效地将经济政策与环保政策结合起来。而对于相关企业而言，開征环境税在坚持减少污染、保护环境宗旨的同时能够提供给企业一定的自由空间，使其在环境税收刺激作用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双重驱动下，去寻求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双赢，最终实现环境税有效的间接调控作用。同时，环境税还通过为消费者、生产者提供刺激，使之改变行为方式，促进资源的生态化利用和环保科技创新。因此，环境税收制度的推行，不仅有利于改革我国现行税制，事关我国环境问题的解决，还涉及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将产生深远影响。可以预见，环境税收制度的建立将在我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

在环境税立法工作中，我国应严格遵循有关税法、环境法、立法法领域的几项重要基本原则，包括税收法定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和专款专用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将使我国的环境税立法方案既符合法理，又契合中国实际，有利于环境税制度在我国顺利推行。

篇4

一、 问题的提出

旅游产业发展一方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拉动了就业，另一方面也给景区所在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长期以来，面对产业发展中的资源与环境困境，业界主要通过管理规制性措施实现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即通过发展规模监控、游客行为限制及旅游收入反哺生态保护的方式来应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然而这一主流策略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如Moeller等[1]、Dolnicar和Leisch[2]认为，传统的管理规制路径实际上是以“牺牲”旅游收入和旅游者体验来实现环境保护，这种方法一方面难以给旅游供给方提供保护生态环境的市场激励，另一方面也很难从根本上矫正旅游者行为。Krider等学者则指出，旅游收入反哺生态环保是将环境破坏的成本“售卖”给旅游者，进而通过获取更高的收入来弥补这一损失，在实践中，景区往往为迎合能带来更高收益的旅游需求而开发大量违背生态原则的项目，导致旅游地生态环境遭受不可逆转的破坏[3]。

传统管理规制策略的潜在假设认为旅游者天生是旅游地环境保护的“负债”，他们在旅游过程中必然会造成景区生态环境的破坏[4]，因此，只有通过监控、管制的方式才能应对环境保护与旅游发展的“矛盾”。然而近年来，环境心理学、休闲行为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对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研究者发现，不少旅游者存在自发的“亲环境”（proenvironmental）行为倾向，他们在旅游中自发地表现出珍爱自然、促进环保的行为，甚至愿意通过捐助、志愿者服务、环保公益活动等途径主动参与旅游地生态环境的保护[1，5]。这些发现促使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旅游者及其行为在旅游地可持续发展中的角色，引发了对旅游者自发的环境负责行为（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ERB）的大量研究。

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是指旅游者主动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或促进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行为[6]。研究者们指出，具有自发环保行为的旅游者是旅游地生态环境保护的“资产”[4]，相对于“负债”假设下的管理规制策略，识别、吸引、培育具有自发环境负责行为的旅游者能够大大降低景区生态环境保护的交易成本，因而可以更好地应对旅游发展中的生态环境困境[1]。该领域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亲环境”旅游者的人口统计特征[78]、“可持续旅游者”的市场甄别[9]、解说系统及服务设施等景区要素与旅游者环境行为的关系等方面[1011]。近年来，研究者们逐渐转向对驱动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的关键因素和内在机制的探索[1213]。然而总体上看，已有研究很少能够立足于旅游情境，从行为科学的一般性理论出发检视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的内在机理，因而研究结论往往具有片段性、片面性的局限。

本研究试图从整体观的视角进一步探讨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的驱动机理，并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哪些关键因素影响了旅游者的环境负责行为？旅游管理方如何激发旅游者主动保护旅游地环境的行为？具体而言，本文以Ajzen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为基础框架[14]，通过纳入旅游者所感知的个人行为在缓解景区环境退化问题中有效性的“行为效能因素”，以及旅游者在与旅游地互动中形成的“人地情感因素”，对一般性的TPB模型进行了基于旅游情境的修正，构建了解释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的整合模型。以来自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251份游客问卷作为样本，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技术（SEM）对提出的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对我国旅游景区突破传统管理规制路径，通过引导、培育旅游者自发环保行为来促进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创新进行了探讨。

二、 理论视角与模型设定

（一） 理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TPB）是社会心理学领域解释个人行为决策过程的重要理论。它是美国心理学家Ajzen在理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4]。理理论认为，决定个人实际行为的是行为意愿，而行为意愿是由行为态度（个人对执行某项行为积极的或消极的评价）和主观规范（个人在决策是否执行某项特定行为时感知的社会压力）这两个因素所决定的。理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个人的行为决策是一个理性评估的过程，是行为人在综合各种信息、考量个人行为的意义和后果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选择。Ajzen进一步研究发现，个人行为并不完全受自我主观意志的控制，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能力、机会、资源等客观因素的制约[14]。在很多情况下，即使个人具有强烈的实施某项行为的主观意志，但由于缺乏必需的时间、资金、技术等要素，主观意志也很难转化为实际行为。因此，他在TRA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新的预测变量――感知行为控制（个人基于自己所掌握的资源、机会、能力等要素而感知的实施某项行为的难易程度），从而构建了计划行为理论。

根据新的TPB模型，行为意愿由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三个因素决定。具体而言，个人对某项行为的态度愈积极时，其行为意愿愈强；对某项行为的主观规范愈正向（即社会压力愈大）时，行为意愿愈强；而个人感知行为控制愈强时，其行为意愿也会愈强。Ajzen进一步指出，由于感知行为控制反映了实际控制条件的状况，因而既能预测行为意愿，也能直接预测实际行为发生的可能性[14]。

在特定旅游地或景区：

H1：旅游者ERB态度正向影响其ERB意愿。

H2：旅游者感知的主观规范正向影响其ERB意愿。

H3：旅游者感知的主观规范正向影响其ERB态度。

H4：旅游者感知行为效能正向影响其ERB态度。

H5：旅游者感知行为效能正向影响其ERB意愿。

H6：旅游者对旅游地（景区）的地方依恋正向影响旅游者ERB态度。

H7：旅游者对旅游地（景区）的地方依恋正向影响旅游者ERB意愿。

三、 研究设计

（一） 抽样地点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选取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作为研究地点。西溪湿地位于杭州市西北近郊，总面积约11平方公里，被誉为杭州的“城市绿肾”，是国内第一个集城市湿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的湿地生态公园。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西溪湿地已经成为十分成熟的生态旅游景区，2012年接待游客达到425万人次，旅游年收入近1.2亿元。兼顾湿地生态保护与旅游产业发展一直是西溪湿地的战略原则，但随着游客接待量和旅游休闲产业规模的不断提升，景区的生态环境也遭遇了愈发严峻的挑战。作为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成熟生态旅游地，西溪湿地在采取创新策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和代表性，这是本研究选取该景区作为实证研究地点的重要原因。

研究采取便利抽样的方法（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进行数据收集。问卷发放和收集过程由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三名研究生于2013年6月至7月间完成。具体选取西溪湿地周家村停车场、“深潭口”景区出口、“茭芦田庄”出口三个位置邀请游客填写问卷。以上三个地点是西溪湿地游客完成游览后的主要出口或集结地，基本可以保证受访者至少有一次完整的游览经历。三个地点总计发放问卷300份，通过剔除回答不全和明显随意回答的问卷49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5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3.7%。

（二） 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调查问卷由问卷简介、人口统计变量（性别、年龄、学历、收入水平、游览次数）以及研究构念量表三部分组成。相关构念的量表均来自于已有研究，并通过反向翻译的方法转译为中文，在此过程中，作者根据本研究的具体情境对部分题项的措辞进行了微调。

本文采用Williams和Vaske[33]、Kyle等人[31]研究中测量地方认同和地方情感的6个题项对地方依恋进行测量。对于主观规范，采用Ajzen[14]、Fielding等人[34]建议的3个语义差别题项进行测量。对于感知行为效能，采用4个题项进行测量，题项来源于其他学者对亲社会和亲环境行为的研究[2122]。对于ERB态度，用Han等人[18]、Fielding等人[34]研究中使用的5个语义差别题项进行测量。对于ERB意愿，则根据中国情境，选取Halpenny[32]、Ramkissoon等人[35]研究量表中的10个题项进行测量。以上5个研究构念的量表均采用Likert 5点量表法（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

在正式抽样前，本研究通过小规模访谈和30份试测问卷对量表的内容效度和基本结构进行了考察。访谈和试测过程删除了重复的和不适合中国情境的5个题项，形成了最终问卷。

（三） 数据分析方法与程序

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技术（SEM）对概念模型和构念间的假设关系进行检验。首先对数据分布的正态性以及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量表题项偏度和峰度绝对值分别位于003―135和001―220之间，所有变量的偏度系数绝对值均小于3，峰度系数绝对值小于8，数据基本符合正态分布，适合使用最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量表一致性α系数均大于07，说明测量工具拥有良好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使用AMOS 19.0对数据做进一步分析，首先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定测量模型的信度与效度，再对结构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和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四、 数据分析结果

（一） 样本描述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男性占48.2%，女性占51.8%；19―30岁的年轻人居多，占554%，其次是31―45岁，占32.2%，18岁及以下、46―60岁、61岁以上的分别占1.6%、8.4%、2.4%；6.0%的受访者拥有初中及以下学历，13.5%拥有高中学历，28.3%有大专学历，52.2%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月收入2 000元以下的占11.5%，2 000―3 999元的占32.7%，4 000―5 999元的占25.9%，6 000―7 999元的占16.3%，8 000元以上的占13.6%；55.8%的受访者是第一次游览西溪湿地，24.7%游览过2次，12.7%游览过3―4次，游览过5次以上的受访者占比6.8%。西溪湿地游客来源地主要为长三角地区（浙江62.3%，江苏21.1%，上海9.5%），其他省市的游客占比7.1%。

（二） 信度与效度检验

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的结果如表1所示，所有构念的组合信度（CR）均大于0.6，平均方差萃取（AVE）除ERB意愿外均大于0.5，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信度。

测量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大多高于0.6，且p值均小于0.001，显示了良好的聚合效度。本文采用Fornell和Larcker建议的方法[36]，通过潜变量平均方差萃取值（AVE）的平方根与潜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比较来检定潜变量的区分效度。如表2所示，所有构念AVE平方根均大于与其他构念的相关系数，显示了良好的区分效度。

（三） 模型拟合与假设检验

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标χ2=311.627（p

本文提出的假设大部分得到数据的支持（表3）。数据分析结果验证了ERB态度、主观规范、地方依恋对旅游者ERB意愿的正向影响，以及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效能、地方依恋对旅游者ERB态度的正向影响。因变量ERB意愿的回归判定系数（R2）为0.6，说明本研究的自变量解释了旅游者ERB意愿60%的方差，显示了模型良好的效力。

五、 研究结论与管理建议

本文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框架，通过将感知行为效能和地方依恋纳入一般性的TPB模型，对计划行为理论进行了基于旅游情境的修正，从“意志效能情感”多维度、整体观的视角进一步探讨了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的驱动机制。以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游客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基本论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模型，证实了ERB态度、主观规范、地方依恋对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感知行为效能虽然对ERB意愿的直接影响不明显，但显著地影响旅游者的ERB态度。

与以往研究的结论一致，态度作为影响个体行为意愿的关键性因素得到证实（β1=0.47，p

此外，研究结论显示，旅游者环保行为意愿的形成不仅是基于自身得失评估的理性决策，还受到行为效能因素和情感因素的显著影响。尤其是旅游者与景区之间的情感依附和心理认同对其环保行为态度和意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管理者可以制定相关策略，维持、经营景区与旅游者之间的情感纽带，构建忠诚的“可持续旅游者”群体，依靠情感维系激发旅游者自发的环保行为。感知行为效能与旅游者ERB态度之间的显著关系（β4=0.28，p

本研究的结论对推动我国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创新提供了一定的启示。相对于我国长期以来以“管理规制”为主导的可持续策略[3738]，以引导和培育旅游者自发环保行为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在理论上能更好地应对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因此，我国的旅游地和景区应在传统的管理规制措施之外，探索通过感情维系、效能培养、规范树立等措施，引导和培育旅游者对环保行为的积极态度，使旅游者自发地采取行动保护景区的生态环境，这对于推动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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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的生命安全伦理问题

这主要体现在转基因食品的大量推广上，目前转基因食品在超市和厨房里占据了主导地位。转基因生物体和转基因食品是否会破坏食物中的营养成份、对人体是否有毒、是否会破坏抗体、是否会削弱免疫力等问题在科学上既无确证也无否证，但转基因技术已经在广泛应用推广，对人类生命安全造成了潜在的危胁。国际消费者协会认为，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引起过敏反应，影响人体抵御病毒的能力，而且这种不良后果，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反应出来。一些实验室通过对动物进行实证，发现其严峻的负作用已经显现。

2环境和生态安全伦理问题

若那些经基因工程改造过的细菌、病毒等微生物流散到自然环境中，可能会对其他生物和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甚至产生出新的病原，对人类生命安全构成新的危害和威胁。同时，转基因生物进入生态环境后，也会改变自然界的正常遗传体系，进而破坏其生态平衡和进化秩序。

3人的尊严和人体伦理问题

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存在着侵犯人尊严的问题，特别是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的提取和利用，导致人的细胞、组织、器官、胚胎都可能成为试验操纵的对象和商业获利的手段，严重侵害人的尊严。基因组检测和基因诊断等生物技术手段的应用，以及基因治疗、辅助生殖技术、器官移植等治疗手段也均在不同程度上侵犯了人体基本权利和尊严。

4公正性和隐私权伦理问题

当下，“借用子宫”、“借用”、“母亲”、“试管婴儿”等生物高技术现象已有发生，依赖现代生物技术孕育的生命体从一开始就存在生命变异风险，同时其基因隐私信息也可能暴露无遗，带来的后果是社会歧视、畸形成长及不正常的伦理道德关系，其生存和发展的公正性和隐私权均受到了侵犯。

发展现代生物技术的基本伦理原则

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引发了诸多现实问题，从伦理属性上来说均可归属于生命伦理范畴，其核心问题是“该”与“不该”发展、“应当如何”发展和“实际如何”发展等伦理问题，其基本伦理原则是尊重人、不伤害人、有益于人、公平对待人等伦理问题［4］。生命伦理学的出发点是“不伤害人”，落脚点是解决“应当如何”的问题，“应当如何”包含有“应当”可持续发展、“应当”公平发展、“应当”共有责任等伦理原则。只有在遵守这些伦理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现代生物技术才能造福人类、有益人类，同时使现代生物技术规避安全问题，形成良性的可持续发展态势。

1不伤害原则

现代生物技术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实践活动，应该是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绝不能因为眼前利益、经济利益驱使和极少数人的需求而伤害整个人类。不伤害原则的伦理规范包括3方面:①不伤害人的生物属性，即不伤害人的本原基因，不能对人的基因进行跨物种基因重组和提取重组;②不伤害人的社会属性，现代生物技术揭示了生命的本质和奥秘，于是生命检测技术、辅助生殖等技术也得到应用，人的隐私权、自受到侵犯，自然伤害到人的社会属性;③不伤害人的生存和发展，这主要是指大量转基因技术、酶工程等在食物上的应用可能使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不伤害原则是现代生物技术伦理的根本原则，是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和推广活动所必要的道德义务，包括“不应该造成、应该阻止、应该消除恶和伤害，应该尽力提升好”［5］。它可约束和调节研发主体的行为，把“不伤害人”作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

2可持续发展原则

至今为止，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已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资源枯竭已是世界性难题。在这一背景下，现代生物技术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物种的研发和新型绿色能源的替代缓解了人类资源压力。然而，现代生物技术缓解地球资源是有限的，甚至具有潜在破坏性。现代生物技术研发活动是一种人工技术，打破了物种之间的界限及生物进化中的自然秩序，跨越了物种之间的天然屏障，创造了新的生物体，重塑了自然界的生命，使自然生物链时刻处于复杂紊乱中，人的生存环境和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处于重新融合和调节中，影响着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人类对其的主观能动性要有所限制，在改造自然和人类自身的时候要进行理性选择和伦理分析，不能脱离可持续原则创造新的生物体，不要偏离伦理道德关系改造生存环境。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展现代生物技术，使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安全和自然的保护三者统一，才能达到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

3公平发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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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伦理作为传统伦理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而成的一门应用伦理学，既是人类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也是其完善自身的行为规范，因而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与品格。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生态伦理对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价值不仅仅局限于理论层面，更重要的是体现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层面中。因此，对生态伦理在可持续发展实践中的现实功能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生态伦理在可持续发展中的现实功能展现

道德是人类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源于人的社会生活需要，又服务于人的社会生活需要。“没有道德，人类不可能达到它的目的，道德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同样需要道德，尤其是生态伦理的支持。在社会实践中，生态伦理对可持续发展的功能与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生态规导功能，树立正确的生态道德行为

生态道德是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应遵循的道德原则的总和，因此，生态伦理无疑具有规范和引导人们的行为的功能。生态伦理的生态规导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在人与自然发生关系时，人类必须要尊重大自然及其成员正当存在的价值与权利。要保护、爱护自然环境，反对对自然的滥用与掠夺；要严格遵守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如爱护生命、按生态规律办事、善待自然等；要克服自己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沙文主义实践倾向。(2)在涉及人与人或群体间、地区间、国家间的环境行为时，人们一定要尊重别人及其他区域、国家的生态权益及利益，不能为了自身的功利目的而去损害他人的环境生态状况，这是极不道德的。必须要承担起对他人及其他区域、国家的生态义务与责任来，要反对生态利己主义行为。(3)在涉及当代与后代间的环境关系时，本代人一定要遵守环境公平的生态伦理原则，保证后代人正当的生态需求与环境权利。要节约资源，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谐，担当起下代人“道德人”的角色，要反对代际间的生态自私主义行为。

(二)生态教育功能。培育正确的生态道德意识

生态教育功能是生态伦理学的又一重要功能。环境道德教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公德”教育，而是公民生态德性、生态人格养成的教育，是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迈向生态文明的灵魂教育。这主要体现在：(1)在环境保护实践中，人们是否参与维护环境质量，其价值观与态度是关键。而环境道德教育担负的重任乃是培育和发展保护生态的道德意识、伦理精神。这种新伦理精神，同人类价值至上的传统伦理精神是截然相反的，能使人与自然在新价值观指导下趋向和谐。(2)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全新发展观，在本质上要表达的是一种“公正、和谐”理念，这亦是环境伦理教育执持的核心价值所在。环境伦理作为致力于消除人与自然间异化状态、非平衡状态的新伦理观，蕴涵着丰富的环境公正、和谐发展思想。生态教育的目的就是将此生态意识、价值理念移植人社会主体的实践观念中，从而促进生态正义，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实现。(3)在通向生态文明的历程中，环境道德教育承担着启蒙、开发、引导的先锋作用。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状态的涵指“文明乃人类存在的方式，它产生于人类与自然的矛盾，这一矛盾推动着文明不断前行”。可持续发展要求一种可持续性新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建立，它应以“尊重自然”为核心理念，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最高价值目标。而环境道德教育的主旨就是要倡导一种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之道的理性意识与实践态度。这样，必然能促进生态文明的早日到来。

(三)生态评价功能。确立理想的生态道德人格

道德以“实践一精神”的方式把握世界的特征在于它体现着主体对“应有”的追求，它通过道德评价、道德判断等方式，激励着人们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人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人道化。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伦理学的功能不是坚执着人的缺点，而来责难它的罪过，伦理学应该做积极的工作，来诉求于人最优美的本能。”这作为伦理学的普遍共性，亦是生态伦理的基本价值功能。对于可持续发展而言，生态伦理的评价激励的作用主要体现在：(1)它能促进生态伦理规范的内化，使其由他律转换为自律。道德评价由于将善恶、正义、非正义诸观念加之于评价对象，从内外两方面左右人们在环境行为中的道德态度与价值取舍，就能将外在的生态道德原则转化为其内心的道德律令，能很好地调解人与自然间的行为方式，扭转人与自然间的矛盾关系。(2)它能提升人的环境道德素质，促进人积极的道德追求。通过环境行为主体的自我评价激励及相应的社会评价激励方式，可使人们树立起完善其生态道德人格的强烈愿望，形成人们自觉选择生态伦理价值的目标内驱力，并培养起主体对生态道德行为、情感的一种深刻的自我认同。这样它必能推进人们环境道德素质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 转贴于

(四)生态立法功能。奠定环境法律基础

环境立法已成为当今世界诸多国家正在加强与突出的立法项目，但环境立法离不开生态伦理的积极参与。生态伦理的立法功能指环境伦理在社会环境法制建设中所起的积极价值与作用。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环境伦理为环境立法提供了价值指导。可持续发展观的确立，对传统法律提出了强烈挑战。传统法律体系是在传统的人类至上价值观念的支配下构建的，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因而法制建设要想适应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必须首先变革传统的法律价值观念，而生态伦理则打破了传统人类中心价值观的羁绊，提倡人与自然间的平等、尊重理念。这是完全锲合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价值观。(2)生态伦理的某些基本规范可以直接转化为法律规则。如环境正义作为生态伦理的基本道德准则，在环境立法的过程中可直接演化为对自然资源利益分配上的公平法则。美国法学教授魏伊丝就曾提出了“环境的世代间衡平”的法学理念。另外，公民环境权的提出，实质上是环境代内公正问题的法理表达。(3)生态伦理对环境法制中立法者及执法者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有极大帮助。人的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立法的成败与否。生态伦理以其内有的道德力量，开启人类的道德良知，教育人类树立一种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伦理态度。这必然能提高立法者与执法者的思想道德素质，为环境法律的完善与实施提供思想保障。

二、环境伦理对可持续发展实践调控机制的三种范式

环境伦理对可持续发展具有以上四方面功能，能够积极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顺利实施。但在实践中，环境伦理如何发挥其功能呢?或者说，它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实现其作用呢?这就涉及环境伦理的调控作用机制问题。生态伦理对可持续发展实践的调控机制是一个复杂有机系统，它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调控机制来发挥其作用的。

(一)“人一自然”的直接调控机制

生态伦理作为以人与自然间伦理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新伦理学，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首先就凸显在对人与自然的直接调控上，即它对可持续发展的效用首先是通过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调节这一途径实现的。环境伦理对“人一自然”关系的调控表现如下：(1)它体现于生态化的道德原则与道德规范的制定上。这些道德原则、规范的确立，直接以人与自然的“应然”状态为价值追求目标。要求人这一“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在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求来改造利用自然时，必须以伦理的方式来规范自己的实践行为。只有在这种必然性基础上，人才是真正的“自由的存在物”，才能使人与自然达到某种现实的统一。(2)它体现于对自然全新的界定中。传统的自然观是一种主客二元分立对抗性的自然观，当代的生态困境可以说是这种传统自然观的必然逻辑结果。环境伦理对自然作了全新阐释，认为整个自然是一个巨大的有机生态系统，人是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具有平等的价值与权利，应该将人类的伦理关怀扩展到自然界，以道德的态度对待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旧伦理学仅仅强调一个物种的福利，新伦理学必须专注构成地球进化着的几百万物种的福利”。这从“伦理的视角”出发对自然所作的界定，要求在现实生活中对自然价值的判断不能以人类为尺度来衡量，而应当以物自身的尺度去衡量，应自觉地去保护自然、关爱自然。

(二)“人—社会”的间接调控机制

生态伦理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不仅仅体现在对“人—自然”的直接调控上，还通过“人—社会”的间接调控模式发挥作用。生态伦理对“人—社会”关系的调控具有一种理论上与逻辑上的内在必然性。这种间接调控机制主要体现在：注重对人与人之间环境利益问题的调整。环境伦理强调，人们应遵循“环境公正”的道德原则，在实现自我环境利益时要维护他人正当的环境权益，并进而从三个现实层面对此进行了要求：(1)在国际层面，国际环境公正原则强调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发展为代价，特别要注意维护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环境需要。(2)在国内层面，国内环境公正原则要求国家内部不同的利益主体在自然资源上要公平使用，环境成本上要公平负担，环境待遇上要公正相待。(3)在代际层面，代际环境公正要求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环境利益上达到公正合理的状态。这样，生态伦理就较好地调整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对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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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当人我们不断反思、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时候，环境、能源、人口等方面的生态危机早已成为全社会不得不面对和必须要解决得重大问题了。大学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是青年学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高校的生态伦理道德教育建设，影响和决定着大学生基本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形成和确立[1]。从目前高校德育教育的实际状况来看，德育教育的内容存在滞后于时展的问题，加强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树立新的教育理念，注重对大学生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引导，是高校德育工作所面临的新课题。

一、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现状

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是一种新型的道德教育活动,是高校的教育工作者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处和互惠共生的生态道德观出发, 启发、引导大学生树立为了人类长远利益和更好的享用自然、享用生活,自觉养成爱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意识和相应的文明习惯[2]。目前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现状并不乐观。论文参考。大部分高校虽然开设了有关环境保护之类的相关课程，但总体来看，学生的生态伦理道德观念淡薄、行为缺失，生态伦理道德知识贫乏。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观念存在局限性

传统德育教育观念以学生“达标”为工作的致力点，忽视对学生道德能力的培养，当学生离开特定的德育环境，面对新的问题和情况时，不易做出准确的道德判断，不能实施正确的自我教育。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基本停留在知识的传授上，没有自觉地把其纳入到德育教育的内容以及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里，更谈不上对塑造“理性生态人”最为重要的情感体验、习惯养成及价值观的培养。大学生生态伦理道德意识淡漠,对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缺乏深刻的认识,生态道德行为缺失,逐渐成为影响校园、周边环境乃至社会的一个问题。

2、教学指导思想缺乏全局性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高校普遍增添一些新兴的、着重于应用性的知识或专业，但结果往往又局限于适应性的增加和知识面的扩大，缺乏全局性的指导思想。当人们在应用领域出现了某种新技术，并意识到它可能产生的社会伦理或道德等方面的问题对人类构成威胁时，才迫不及待地进行道德教育的补课。正因为如此，当人们看到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危及到自身的生存，而法律、经济、科技等手段不能完全起作用时，才会想到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教学指导思想缺乏前瞻性、全局性

3、师资队伍与教材建设存在薄弱性

由于生态环境科学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因此大部分高校在某些相关专业开设生态环境教育课，缺乏专职的师资队伍和专门的教材。大部分教师没有受过专门的生态环境知识教育的培训，知识缺乏系统性；在教材方面，没有材和教学大纲，现行教材缺乏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意识和内容，过于注重知识性、理论性、系统性，在趣味性、实用性和指导性方面不足。高校一般以环境专业或理工专业的基础课程类教材为主，缺乏系统的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教材。学生不可能接受全面的、系统的生态伦理道德观教育。

4、大学生在生态伦理道德问题上的价值取向上缺乏一致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利益主体、利益观念的多样化，各种思想文化思潮的激荡带来了思想观念传递的多维性，大学生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实效性面临着挑战。主要反映在学校的一元价值倡导与现实社会多元价值取向的冲突上，也反映在学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与社会环境相脱离、与受教育者心理需求相脱节等诸多问题上。论文参考。大部分高校都缺乏系统地与社会大环境的交流互动，许多大学生没有形成坚定的生态伦理道德信念，当学校教育与社会现实利益发生碰撞时，大学生在生态道德问题的价值取向上便发生转变 [3]。这种学校教育与社会现实不和谐的“两张皮”现象，给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面对生态伦理道德教育存在的这些问题,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上午措施加以改进,“面向未来”的教育目标就难以实现。

二、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应包含的主要内容

1、生态善恶观教育

即形成对社会和自然善与恶的观念。法国思想家阿尔贝特·史怀泽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原则,明确提出了“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4]。这一原则告诉人们:尊重生命、热爱自然的行为,就是善;反之,就是恶。生态善恶观的确立，能帮助人们以大自然的真善美为善美的标准，并为努力追求真善美而行动。

2、生态正义观教育

即树立维护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正义原则。生态正义是指个人和社会集团的行为原则符合生态平衡的原理,符合生物多样性的原则,符合世界人民保护环境的愿望和全球意识,符合“只有一个地球”的全球共同利益。它倡导可持续发展观，保护野生动物，植树造林的正义行为，反对破坏生态系统，毁灭物种，污染环境的非正义行为。它要求人们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坚持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实现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统一。

3、生态良心观教育

即树立爱惜自然，保护生态的善良观念。是指人们对生态环境、对大自然中所有生物的责任感、同情感、荣辱感，自觉维护生态环境，为自然界所有生物负责。它能唤醒人们反思自身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危害性，增强人们对大自然的美感、道德感和理智感，选择适合生态道德的行为，并监督他人行为，以此激励人们保护环境。

4、生态义务观教育

即养成主动、自觉地对社会和自然的责任感。人之所以要尽义务,是因为人类与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社会、国家、家庭的命运息息相关。同样，人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人，地球环境与人类息息相关，这就决定了人类的生态义务是人类对自然环境应尽的责任，也要通过道德自律内化为人的内心信念，从而树立对生态的责任感。

5、生态意志观教育

即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坚定决心。生态意志能促使人们排除各种干扰和阻力,把按照生态道德动机所决定的生态道德行为坚持下去,成为克服在爱护自然、保护自然过程中遇到困难的重要力量。

三、强化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基本途径

1、加强生态伦理道德实践环节，形成良好行为习惯

学校应积极组织、支持大学生参加各类实践活动,诸如生态调查,环保签名,公益活动；利用“植树节”、“爱鸟周”、“地球日”、“戒烟日”、“世界水日”、“世界环境日”等特殊纪念日，在校园举办形式多样的各类活动，宣传和普及生态伦理道德，增强大学生对保护自然环境重要性的认识，陶冶其道德情操；还可利用校园网络、广播、宣传栏等多种媒体，围绕“关爱生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主题，举办摄影、征文、演讲、绘画等比赛，宣传环境保护的科技知识、法律法规，提倡绿色消费，使生态伦理道德深入人心。

2、通过课堂教学环节进行直面教育

日常教学是宣传和普及生态伦理道德的主要途径。论文参考。在各类课程的教学中，教师都应积极主动地结合自己的教学实际和教学特点,适当增加和补充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如在哲学课中，教育学生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法律基础课中适当进行环境法规的教育；在思想道德修养课中要补充生态伦理道德的教育内容。此外,还可以通过开设“生态伦理学”、“人与自然”、“环境社会学”、“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公共选修课来普及生态知识。

3、加强校园生态环境建设，构建“绿色大学”

美的环境可以陶冶美的心灵，绿色校园对学生人格完善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对生态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起着催化作用。学校作为一个小型生态系统，应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生态伦理的要求。在校区建设上应充分运用生态学原理，根据学校所处自然地理环境，运用原有的资源和条件，使用符合生态标准的清洁环保设施与材料，提高校园绿色覆盖率，使校园的兴建与自然环境的改造形成良性互动，激发学生的环保热情，培养学生关注环境，保护环境、创造环境的意识、态度和情感，促进绿色行为的形成。

4、编著系统的生态伦理道德教材，培训专职教师

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教材应体现生态伦理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理论的完整性，使大学生真正了解到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意识到环境保护对于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树立崇尚自然、尊重自然、珍惜生态、保护环境的高尚道德情操；培训可以从事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师资队伍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是进一步加强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必要保证

总之，在高校中普及生态保护知识，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道德意识，努力形成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价值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达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共同进化是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最终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马桂新.环境道德教育[M].科学出版社，2006(10);288

[2]王世民.高校生态道德教育刍议[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3(3): 55.

[3]安德智等.伦理道德理论探索 [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268~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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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82-05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 1165(2011)02 0035 04

从远古时代开始，希腊及亚洲地区的一些哲学家便一直在思索大自然以及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等问题，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1]2到了19世纪，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有扩展人以外的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y）之议；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H.Haeckel）又提出“生态学”（ecology）的概念（1866），美国博物学者玛什（G.P.Marsh）的《人与自然》（1864）与英国医生赫克斯利（T.Huxley）的《进化与伦理学》（1893），均主张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某种亲和的伦理关系。[1]4

生态伦理学探讨的是如何适当关怀、重视，并履行保护自然环境之责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问题。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生态伦理学才从西方哲学中分离出来，自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但发展很快。目前，决策者、律师、环保专业人士、林务官员、保育生物学家、生态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商人、一般的公民等，所有对于人类如何使用自然环境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怀有一份伦理关怀的人，已陆续发表了数以千计的相关作品。[1]28

一、生态伦理学的内涵

生态伦理学应当属于环境哲学的一个分支，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哲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一样，它最终要解决的不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而是在自然环境的框架下，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它是生态学思维与伦理学思维的契合。[2]

所以，生态伦理学也被业界称为环境伦理学，它是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道德关系的系统性研究。[2]它认为，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通过道德规范而制约着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行为，它要求人们从哲学的高度重新反省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认识人类对自然环境以及自然中各种动植物的责任。[3]

西方的生态伦理学者在生态伦理学的定义上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关系说，一是义务说。当然，定义的差异只是理论叙述的逻辑起点和观察视角的差异，而不是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对象的不同。那么不管从哪一个层面来为生态环境伦理学下定义，无论何种生态伦理学都要对以下基础性的问题予以回答。

第一，义务的对象问题。人对哪些存在物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与此相关的是，人对人之外的其他存在物是否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如果没有，理由是什么？如果有，根据又何在？适用于这个伦理领域的美好品格的标准和正确行为的原则是什么？它们与人际伦理原则有何区别？一个存在物获得道德关怀的根据是什么？

第二，自然存在物的价值问题。自然存在物是否只具有工具价值？它是否拥有内在价值？它们所具有的价值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第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还要权衡人对人的义务与人对自然的义务；如果这两种义务发生冲突，我们应根据什么原则来化解这种冲突？

第四，解决上面这些问题的哲学上的恰如其分的方法论和世界观的历史背景必不可少。

生态伦理学就是试图回答上述问题的智力探险。只有当我们跟随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大师们一道探讨这一领域的重要问题后，我们心中的生态伦理学概念才会变得明晰起来。

德斯•查丁斯和泰勒二人是关系说的代表人物。《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是德斯•查丁斯所著的这方面的经典之作，书中他有这样的观点：“一般来说，环境伦理学是系统而全面地说明和论证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的学说。环境伦理学认为，人对自然界的行为是能够、而且可以用道德规范来调节的。因而，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必须要：说明这些规范是什么；说明人对何人何物负有责任；证明这些责任的合理性。”[4]

泰勒也认为：“生态伦理学关心的是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支配着这些关系的伦理原则决定着我们对自然环境和栖息于其中的所有动物和植物的义务、职责和责任。”[5]

关系说看到了人对自然存在物的行为所包含着的伦理意蕴，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为生态伦理学的关注对象，这揭示了生态伦理学不同于人际伦理学的一个根本差别所在”[6]。 但是，关系说也存在着不足：首先，它关注的重点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但生态伦理学研究的重点却是人对大自然所持的伦理态度，以及用来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规范和原则；其次，因为人类中心主义否认人与自然二者存在着道德关系，所以关系说不能把人类中心主义纳入生态伦理学的领域。[7]因此，这种说法很狭隘。

义务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罗尔斯顿以及《环境伦理学：分歧与共识》一书的编者阿姆斯特朗和波兹勒。罗尔斯顿认为：“从终极的意义上说，环境伦理学既不是关于资源使用的伦理学，也不是关于利益和代价以及它们的公正分配的伦理学；也不是关于危险、污染程度、权利与侵权、后代的需要以及其他问题――尽管它们在环境伦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伦理学。孤立地看，这些问题都属于那种认为环境从属于人的利益的伦理学。在这种伦理学看来，环境是工具性的和辅的，尽管它同时也是根本的必要的。只有当人们不只是提出对自然的合理利用、而是提出对它的恰当的尊重和义务问题时，人们才会接近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原发型（primary）[8]1环境伦理学。”[9]1阿姆斯特朗和波兹勒也认为：“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它与价值问题有关：大自然是否具有超出其满足人的需要的明显功能之外的价值？大自然的某些部分比别的部分更有价值吗？人对大自然和自然实体负有哪些义务？”[10]

义务说揭示了生态伦理学的“规范性品格”，而且也涵盖了人类中心主义（因为人类中心主义也承认人负有保护大自然的义务，只不过它认为这种义务只是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但是它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人对大自然的义务与人对人的义务毫无联系，似乎我们可以离开人与人的关系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6]，[11]294

二、生态伦理学的特征

生态伦理学的主要特点是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和社会的领域扩展到生命和自然界。但是，这不是传统伦理概念的简单扩展，不是简单地把人际伦理应用到环境事务中去，也不是关于环境保护或资源使用的伦理学。[2]37它是伦理范式的转变，是一种新的伦理学。

第一，广延性特征。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伦理学探讨的关键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义务，而且主要是生存于同一个时代中的人之间的义务；生态环境伦理学则是把种际义务，也就是对人之外的动植物的伦理义务纳入了这一新学科的关注视野，同时使伦理学关注的范围从同一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义务扩大延伸到了历史纵向演变的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之间的人际道德义务，从两个不同方向开拓扩展了伦理学的研究视野。

第二，多学科性特征。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不少学科都关注的主题。绿色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科学、绿色政治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神学、环境美学、浪漫主义文学等学科都各自从不同的层面对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给出了独树一帜的看法。这些学科各有自己的特点，有的较为强调理性、逻辑性、客观性和规律性，有的则较为重视直觉、情感、想象、审美体验与宗教体验。这些学科的独特视角和科学方法都对生态伦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这些学科也把生态伦理学的某些价值取向当作自己的理论前提。生态伦理学与这些学科往往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许多生态伦理学著作都是由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撰写的。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生态伦理学所倡导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最终实现，离不开环境科学（包括生态学）的帮助；也只有用环境科学所提供的知识来武装自己，生态伦理学才能成为一门充满大智慧的成熟的伦理学学科。[1]31

第三，多元性特征。这主要表现为生态伦理学文化层面与理论层面的多元性。从生态伦理学开始产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成了各种思想和看法相互碰撞交锋的一个领域。生态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生物中心主义、动物解放/权利论都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各具特色、且具有一定道德合理性的根据。尽管各个流派的理论基点迥然不同，可是他们在“保护环境是人负有的义务”这一观点上并无二致，并在环境保护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着自己的独特功能。保护生态环境是涉及全人类的行动，而不同国家的民族存续于各自的文化传统中，常常带有本民族的“精神基因”、文化观念和生活习惯，生态伦理学要想被各个国家的人们认同，只有和各国的民族文化、传统观念结合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生态伦理学就必须以同情的态度理解这些文化、政治、经济、哲学和宗教传统，寻求到一种融合各国本民族特色的表达载体。可见，生态伦理学拥有强大生命力和旺盛活力的基础无疑是文化视野和理论观点二者的多元性。

第四，全人类性特征。这一特征与生态伦理学在文化表现形态上的多元性是一致的，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脚步的进一步发展，地球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村落。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哪类给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存在的环境带来巨大且永久影响的活动，都会给别的国家的人们的生活带来或善或恶的波及；相反而言，别的国家也必须投入到生态环保的行动中来，若不如此，所有单一的孤立无援的环境保护活动，其成效将微乎其微，或者最终不会取得任何一点成效。整个地球是一个生态系统的整体，像大气的污染、河流的污染等许多污染都是全球性的，不分国家和民族的。基于这样的原因，在全球生态保护这一问题上世界各国的人们一定要通力合作，达成一种生态环保普世伦理的共同认识，并把环境保护的普世伦理和本国的国情有机结合起来，寻求到一种适合各国的历史与现实生态环保办法。“生态伦理学的全人类性的另一个含义是，生态伦理不是某些人的职业伦理，而是每一个人都应遵守的公共伦理。”[12]自然环境是人类文明的生存根基，每个人每天都要消费一定数量的商品，而这些商品的生产和销售都是以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为前提的，每个人的生存都对环境构成一种压力，如果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能尽量减少那些不必要的消费，自觉选择那些低消耗的产品，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就能减轻自己对环境所构成的压力。把所有人的这种减轻环境压力的努力都集合起来，地球就能拥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天，因此，保护环境是每一个人的义务。[1]32

第五，观念与实践层面的革命性特征。生态伦理学的革命性，既表现在观念层面，也表现在实践层面。在观念层面，生态伦理学，主要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对基础深厚、不易动摇的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举起了讨伐的檄文，进而把人类道德关怀的目标从我们自身这一物种扩大到了整个大自然和自然中的动植物，即使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也把道德关怀的范围从当代人扩展到了尚未出生的第二三代人，而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都“超越了传统那种把本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把全人类当作环境道德所关怀的‘基本单位’”[13] ；此外，生态伦理学还猛烈地批评了近代以来形成的那种崇尚奢侈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倡导一种与大自然协调相处的“绿色生活方式”。在实践层面，生态伦理学要求改变目前那种以对能源的巨大消耗为前提的经济安排。有的生态伦理学家对资本主义与环境保护是否相容提出了疑问，比如罗尔斯顿就认为，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力量不会自发地促进对环境这类公共善的保护，资本主义“那种一味激发人们欲望的经济模式……导致的是某种畸形的经济增长、并提高了人们对环境的消费胃口”[8]264-301。为此，生态伦理学要求建立一种更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公平的分配模式，在政治领域，生态伦理学要求以完整的生物区系为基础划分行政管理的单位和政治共同体，强调全球意识和基层民主，主张以全球利益作为评判国家的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标准，反对军备竞赛，倡导和平；反对那些靠钻法律的空子谋取“合法利益”的损害环境的行为，鼓励人们以和平的方式抗议那些违背环境道德的行为。[11]297-299

概而言之，生态伦理学这种崭新的学科方兴未艾，它以一种新的道德观和价值取向为理论上体现方式，对目前存在的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不是简单地加以应用，而是对传统的精神资源和伦理基础采取了“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其更多的是大胆创新。“它处于伦理学的前沿阵地。这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大有作为的处女地。”[9]2-3

参考文献：

［1］ 林红梅．生态伦理学概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2]林红梅．生态伦理学的历史演进和未来走向[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35-40．

[3]卢风,肖巍．应用伦理学导论[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70．

[4]DESJARDINS J R.Environmental ethics:an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San Francisco: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2:13.

[5]TAYLOR P W.Respect for nature: 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3.

[6]聂惠．环境伦理学意蕴中的和谐社会的构建[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2）:7-8．

[7] 吴继霞．环境伦理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道德与文明，2001（6）:23-27．

[8]ROLSTON H.Environmental ethics:duties to and values in natural world[M].Temple: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8.

[9]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0] AMSTRONG S, BOTZLER R.Environmental ethics: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M].New York:McGrawHill,19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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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一年时间内，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连发“12跳”，触目惊心，如此高密度的自杀案件引发了整个社会的痛感，我们不禁思考：到底是什么漏洞让富士康科技集团内部管理出现这么多悲剧事件？

众所周知富士康是私营企业，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老板郭台铭主张的是合理的集权主义的管理方式，即军事化管理，其实这是不合时宜的。在当今时代，如果企业不考虑企业伦理只追求利润最大化，则企业的经营会越来越为社会所不容，必定被淘汰。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必要的伦理观指导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发挥作用，经营本身也就不会成功，企业伦理的观念体现了重视企业经营活动中人与社会要素的理念。

在企业内部，伦理道德规范已上升为校正人们行为及人际关系的软约束，促使企业人员明辨善恶，正义与非正义等一系列相互对峙的道德范畴和道德界限，从而具有明确的善恶观、是非观，提高工作效率道德水准。伦理道德规范的建立，有助于企业确立整体价值观和发扬企业精神，提高群体绩效。伦理道德素质如果不普遍加强，最终将成为防碍企业发展的绊脚石，甚至将企业的发展引入歧路。所以说企业伦理之所以成为现代企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就是因为它是现代制度和管理中不可缺少的核心。

一、企业伦理已成为企业正确处理它和社会、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是企业正确认识它在社会上、市场上的角色、功能、责任、义务所不可缺少的元素

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经营单位，它的经济功能是为社会为市场提供有益的商品和服务，但是企业在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会对社会和生态环境产生各种影响，相当一部分影响是消极负面的，社会为了克服或忍受这种消极的负面的影响，必须要支付一定的社会成本，这就要求企业对社会对环境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要求企业区别有益和有害、正当和不正当、合理和不合理的伦理道德界限，要求企业提供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供求，采取正当的而不是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合理的而不是不合理的利润和效益。企业伦理作为企业处理上述问题和关系的基本理念、原则和方法，为企业和社会、环境之间建立融洽、和谐、协调发展提供保障。在当代社会文化条件下，我们不可设想，一个与社会、环境处于尖锐矛盾、对立的企业怎能生存和发展下去；越来越多的例子表明，那些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那些违法经营的企业难逃法律制裁和社会谴责。现代企业在社会上、市场上的竞争不单纯是是经济上的竞争，更是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上的竞争，是精神文化、伦理道德、文明程度上的竞争。在经济效益相同的情况下，社会、市场肯定会选择那些具有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具有更好的思想道德文化的企业；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发生冲突和矛盾的情况下，人们已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为了一时的经济效益而牺牲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在根本上是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的。

二、企业伦理是增加企业向心力、正确处理企业内部各种关系、化解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必不可少的

现代企业管理过程中，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三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问题经常经常出现，进一步牵涉到如何认识和评价资本、劳动、管理在企业生存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样牵涉到如何在分配过程中恰当地处理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然而，解决这类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这三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贡献及相应的利益关系，并不单纯依据技术原则、经济原则精确定量，还不同程度地要依赖伦理道德原则，即在进行分配的时候，既要从技术原则、经济原则出发，根据三者的贡献去分配三者之所得，又要使三者所得的差距符合伦理道德上的公正合理的原则。

由此可见，现代企业制度不过是处理企业内外各种关系的原则、方式、方法的持久化、稳定化、制度化的基础。它的建立和完善不仅要有经济上、技术上的支持，又要有伦理道德、社会文化上的根据。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经济上高效率，技术上科学化，伦理道德上公正化。因此企业伦理建设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所不可缺少的基础建设、软件建设，企业伦理中的根本原则应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基础中的重要构件，这是当代市场经济和企业发展的一种明显的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同时我们应清醒的认识到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伦理道德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唯有通过加强企业的伦理道德建设来完成。企业内部，企业管理者在思想上要澄清一些模糊和错误的认识，充分认识到企业伦理道德建设与盈利的辩证关系，务必处理好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利益与道德的关系，同时加强对员工的道德教育。只有在自我不断的对照、反省、提示、监督下，企业道德境界才可能不断提高，成为一个有高度道德觉悟的个体。

综上所述，企业的经营活动应贯穿于“共生”和“人的尊严”二者为基点的伦理观念中，这种基本的伦理观念应该得到所有企业的普遍尊重和认可。“共生”是指为全人类的利益和幸福而共同生活，共同劳作，使相互合作、共存共荣与正当、公平的竞争两者并存；“人的尊严”则是指把个人权益的不可侵犯性和真正价值作为终极目标，而不是简单地作为达到他人的目的或获得过半票数的手段，即实现真正的“人性化”，彻底杜绝“富士康”事件的重现。

参考文献：

[1]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学系教授许晓军谈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EB/OL].中国党建网，2010

[2]王小利.从富士康到华为，军事化管理害死人[EB/OL].IT商业新闻网,2010

[3]张沈伟.订单无利可图富士康单一代工模式进退两难[N].东方早报,2010

[4]武树帜.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中国行政管理[J].中国行政管理,2009

[5]唐代望.中国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特点[J].中国行政管理,2010

[6]郭济.中国行政改革的现状和趋势[C].交流与研究,2001

[7]刘怡昌.迎接新世纪的重大变革--20世纪末中国重塑政府形象的行政体制改革[C].交流与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01

[8]荣敬本.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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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我到加拿大的西安大略大学留学，同时担任该校“工程伦理学”课程的助教(T.A.)。这是一门面向全校工科学生开设的选修课。尽管它不是任何一个系的必修课，但是每个学期的学生人数高达400人。基本原因是，工科学生在毕业取得学位以后往往要参加“职业工程师”执照考试，而工程伦理学是该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该课程的考试由两部分组成，期中论文占40%，期末笔试占60%。作为助教，我的工作是批改期中论文和期末考卷。期中论文的内容至今记忆犹新，它主要是要求学生用课堂上学到的工程伦理学理论原理和相关法律规则对一个真实案例做理论分析。

 

该校化学工程系的某学生在毕业后在一家小公司幸运地找到了一份工作，很快他发现这是一项对环境有严重破坏效果的工程。经过初步考虑，他发现自己主要有四个选择：①辞职，这样一来可以避免自己做破坏环境、违背伦理的事情，但是，在当时恶劣的经济状况和就业环境之下，再找一份工作绝非易事。在尊重个人利益的西方价值体系中，这种考虑是合乎情理的。②劝说公司老板増加环保措施，事实上在此之前己经有工程师提出过这种建议，结果是惨遭解雇。③告密，希望政府环保部门能够阻止这项工程的继续实施。政府可能对公司课以罚款，公司将倒闭，最终他还是会失去工作，最重要的是，告密违反了“对雇主忠诚”的原则。在欧美早期的各种工程师职业规范中，这一条曾经被列为“最高原则”。当代工程伦理体系尽管加上了“对职业的忠诚”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忠诚”，然而“对雇主忠诚”和“保密原则”仍然得到工程界和社会公众的普遍承认。④若无其事、继续工作。这样虽然可以暂时保住工作，但是必须昧着良心干破坏环境的工作，而且一旦东窗事发，同样面临公司倒闭和个人失业的命运。更严重的是，这个年轻人还会失去经过几年努力而获得的“职业工程师”执照，而且短期之内无法重新申请。何去何从?这位年轻人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

 

因为该案例没有标准的正确答案，所以学生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尽管如此，这种案例分析提高了学生学习工程伦理学的兴趣，并为他们将来在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工程伦理选择提供了一次实战训练。现在看来，工程伦理学的教学和制度性实施为保护环境和公众利益提供了一种除政府行为(比如对公司处罚)以外的另一种有效措施。这里面包含某种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东西。工程伦理学是一块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虽然工程伦理的概念在西方工业化初期的某些行规和条例中己经开始出现，然而主要是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主题，工程伦理的研究、教学和制度性实施在西方各国才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比如美国工程和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要求美国各大学的工程教育必须包括工程伦理的教育课程才能通过认证。1996年推出的美国工程师“工程基础”考试的修订本也包含了工程伦理的内容。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工业发达国家的工程师专业组织也都纷纷制定或更新了本专业的伦理规范，认同、接受、履行工程伦理规范是成为职业工程师的必要条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台湾的工程界和教育界也把工程伦理教育作为工程师必备的专业素养，并开设了工程伦理学课程。

 

2工程伦理学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在过去的几年里，构建和谐社会和追求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我国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像计划生育政策一样，可持续发展也将成为我国的一项长期基本国策。因为随着经济的持续増长，不可再生的资源将越来越少，环境的污染和恶化将抵消经济増长所能带来的所有成就，工程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缺失将给社会带来广泛、有时可能是巨大的灾难性后果。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像环境污染之类的现象是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是经济増长的必然代价。这种观点是以历史决定论为思想基础的，即历史的发展必须遵循自身的某种严格的逻辑规律，我们不可能跨越历史发展阶段而实施相应的政策和措施。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曾经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57)中从理论上系统地批驳了历史决定论6]。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在充分认识到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的危害以及纠正这些错误所将要付出的巨大代价之后我们不可能有所作为，我们必须重复西方发达国家己经走过的弯路和陷阱。新一届中央政府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将国家发展战略从过去的追求单纯的经济増长调整为追求可持续发展，全面的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第一主题。用西方的话来说，工程伦理学在当代中国是一■项“政治上正确^(politicallycorrect)的事业。

 

作为研究工程伦理学的学者，我们是否己经准备好了呢?显然没有，事实上我们已经滞后于时代的步伐。政府目前比我们的动作更快。国家人事部、建设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2006年6月己经联合颁布《关于印发“注册环保工程师制度暂行规定”、“注册环保工程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注册环保工程师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并规定，申请全国勘察设计注册环保工程师资格考核认定的专业技术人员符合考核认定条件，经测试合格后，即可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环保工程师资格证书》。根据同期由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的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环保专业委员会秘书处编辑的《注册环保工程师执行资格考核认定测试手册》，参加考试的人员不分专业方向，但是，凡是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工程项目的主要工程师都必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环保工程师资格证书》。考核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①涵盖环保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规范，②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和物理污染防治等方面相关的专业知识。

 

关于考试内容有两点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测试手册》完全缺乏伦理和道德的维度，也就是工程伦理学中的典型内容，比如工程师的职业道德和规范，对雇主、职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忠诚，工程伦理的基本原则，各种利益冲突的处理，等等。从文化差异上来看，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实行的是仁义和道德政治，并非法治，这种政治文化在国民的心理特征中有根深蒂固的积淀。相比之下，西方的政治具有明显的法治特征。中国目前的目标是构建法制社会，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放弃道德和伦理的维度。实际上两种政治理念各有长处和短处，如果说法治主要强调的是外在的社会约束，那么道德伦理主要强调的是内在的自我约束，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只能取其中的一样而必须放弃另一样，两者应该是互补的关系。在我国构建法制社会是否完成，何时能完成都存在疑问的情况下，特别是工程伦理在西方国家己经证明工作有效的情况下，完全放弃伦理道德维度和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显然是一个错误。所以我国工程伦理学界的首要任务是要争取将工程伦理的内容放进各种职业工程师资格考试中去。

 

第二，目前的考试和学习内容对工程师面对未来可能遇到的伦理挑战和利益冲突没有太大的直接帮助。西方的工程伦理学教育己经经历了两个主要的发展时期。开始采取的是“从上致下”的教学方法，即首先讨论的是工程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原则，然后再将这些原理和原则应用于工程的实践案例，教学实践证明效果不理想。然后普遍采用的是“从下致上”的教学方法，即从案例教学出发，然后再引入基本概念和理论性的原理原则分析。教学实践证明，“从下致上”的教学方法能很快引起工科学生学习工程伦理学的兴趣。像本文开始介绍的那种案例分析显然对工程学生面对未来可能遇到的伦理挑战和利益冲突是一次实战演练。

 

3工程伦理学在中国的学术建构

 

目前看来工程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学术研究:由几个主要的理工院校牵头，系统研究欧美各国的工程伦理研究、教学和制度实施状况，翻译国外重要的工程伦理学教材。②课程教育体系的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开始编写自己的工程伦理学教材，培训工程伦理学教师队伍，在理工院校开设工程伦理学的选修课。逐步争取工程伦理学成为全国理工院校工程教育的必修课。③开展工程伦理学的中国化研究，收集本国的工程伦理案例，研究西方的工程伦理学基本原则和理论体系，中西伦理文化的区别，整合中国当代和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建立成熟的工程伦理学基本原则和理论体系。④推动建立中国的“职业工程师”考核制度，并使工程伦理学成为相关考试的内容。

 

在我国发展工程伦理学有必要借鉴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我国的生命伦理学在邱仁宗先生的倡导下，经过20多年的研究和发展，己经初具规模。己经形成北京、上海和武汉三大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中国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己经取得国际学界的认可，并于2006年8月在北京承办了第8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医学伦理学己经成为全国医学院的必修课程。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制度己经得到生物和医学界的认可，原来是生命伦理学的学者找生物和医学研究者做伦理审查，现在是他们主动找上门要求做伦理审查，因为在国际著名生物医学杂志上必须有伦理审查委员会(RB)的审查报告。综观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过程，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案例研究，②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和价值体系的理论分析，特别是四个基本原则之间的冲突和关系研究。③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和价值体系的中国化研究。目前我国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己经进入第三阶段。

 

工程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同为应用伦理学，尽管两者有所区别，还是应该有许多共同之处。在我国发展工程伦理学应该观察生命伦理学过去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他们的成功经验。比如工程伦理学的理论发展可能也要经历类似的三个阶段。工程伦理学界是否也可以建立工程伦理审查委员会，政府让工程伦理学专家对重大工程进行工程伦理审察，并使它成为一种制度?在科学全面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环境下，这可能成为一项有益而且长期可行的措施。当然西方目前己经证明行之有效的措施是建立“职业工程师”执照制度。

 

篇11

关键词：个人伦理；系统分析；价值函数

1.张华夏的社会系统伦理分析

张华夏在其《系统观念与哲学探索》一书中，定义了广义价值“：复杂系统在与环境进行不断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中，能通过自我调节(自动控制)、自我维持或自我修复，使自己在环境中保持稳定性和亚稳定性；而当外部环境的干扰超过一定的稳定阈时，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又能通过分叉和突变，重新组织自己的实体、过程和相互关系，从旧的稳态进展到更能对抗外界干扰的新稳态。

这样，系统的自稳定、新的稳定、目的点、目的环、吸引子、等终性、目标状态等等就成了复杂系统的客观的目的，达到目的的系统所依存的条件以及系统所采取的状态与行为就成了达到目的的手段。在这里，目的和手段都是用系统论的、客观的语言加以描述的，而不是用心理学的、主观的语言来加以描述的。在这里，系统的目的，就是该系统的内在价值，而系统达到目的的手段就成为它的工具价值。”[1]张华夏在其广义价值定义的基础上，探讨了生命系统、生态系统、社会系统的价值，以及生态伦理和社会伦理。[2]张华夏分析了五种不同社会系统的价值和对应的伦理。并且为自己提出了伦理学目标，这就是要协调这些又相互冲突的价值。“由于我们将不同的社会共同体看作是一个达到一定目标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系统，这样不同的群体依它们的不同的目标与不同的共同体利益，有不同的运行机制和伦理规范，这就不可避免产生价值的差异、价值的冲突，需要进行协调。”[3]为此，张华夏提出了他的“多元伦理原则的调节平衡”说，提出调节社会生活稳定性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四项基本伦理原则：R1有限资源与环境保护原则；R2功利效用原则；R3社会正义原则；R4仁爱原则。[4]张华夏通过加权系数来协调相互冲突的伦理原则，他给出了伦理主体A的总伦理价值函数：V(A)=αVa(R1)+βVa(R2)+γVa(R3)+δVa(R4)其中，Va(R1)表示该行为的生态价值，即该行为因符合环境保护原则而带来的伦理价值；同理，Va(R2)表示该行为的功利价值，Va(R3)表示该行为的正义价值，Va(R4)表示该行为的仁爱价值。系数α，β，γ，δ分别表示这四项价值在总伦理价值中的权重。它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数值。

张华夏的系统伦理学对个体的要求，实际上是社会系统对于个人的伦理要求。“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整合的、健全的社会，而我们的个人应该是一个整合的、健全的人，科学价值、经济价值、道德价值、文化价值、政治价值、审美价值、生态价值、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都应该同时得到兼顾。我们应该是科学人、经济人、政治人、伦理人、生态人，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5]我们再用一段原文来清晰表明张华夏的伦理学属社会伦理学：“所以R1-R4的作用是导致社会内部环境的稳定(Homeostasis)和外部环境的协调。如果R1被违反，社会与自然平衡破坏。R2被违反，社会总体福利得不到保障，人民需要得不到满足，社会不稳定。R3被违反，人民自由与权利被剥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出现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社会不稳定。R4被违反，社会成员间无爱心，社会也不稳定。所以，这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社会系统的四个序参量。这四个序参量是协同的又是竞争的，由此而决定社会的自稳定、自组织的状态。”[6]我们认为，张华夏的社会系统伦理分析具有开创性意义，他为个体系统的伦理分析提供了一把钥匙。但很可惜张华夏并没有将他的系统伦理分析向个体系统的伦理分析深入地拓展,而这种拓展意义重大,会为伦理学注入新的活力。

2.个人伦理系统分析

不言而喻，人类个体完全符合张华夏的广义价值定义，因而个人系统与生命系统、生态系统、社会系统一样具有其独立的价值系统和价值函数。

马克思既重视人的自我价值，也重视人的社会价值，认为人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统一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是两个方面：即自我（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人的自我价值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对自身需要的满足，即对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意义；人的社会价值就是个体行为对于他人和社会的意义，即个人对社会需要的满足和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7]，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个体的活动具有满足自我需要的价值属性，自我价值是个体生存的前提，为个体的发展提供条件。人是社会的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是为自身而存在的存在物，因而是类的存在物”[8]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和发展，人的创造活动已经超出了本能的满足自身的需要，包含着满足社会需要的价值属性，因此，社会价值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没有社会价值，人生的自我价值就无法存在。

因此我们认为，个人价值系统由两部分组成，即社会价值V(S（)SocialValue）和个人价值V(I)（IndividualValue）。其中，社会价值部分我们仍采用张华夏的四个价值分析，只是符号由R改为S：

S1有限资源与环境保护原则：一个调节社会基本结构、调节社会与自然动态平衡，以及调节政府与公民的行为的原则是正当的，它必须趋向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优美，否则就是不正当的。这个原则称为利奥波尔德原则。

S2功利效用原则：一个调节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以及调节个人与集体的行为与行为的准则是正当的，它必须趋向于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和减轻他们的痛苦，否则就是不正当的。这个原则称为边沁、穆勒功利主义原则。

S3社会正义原则：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包括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些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大体上有利于最不利者。一种调节社会基本结构和人们行为的原则是正当的，它必须符合这个原则，否则就是不正当的。这个原则称为康德———罗尔斯作为公正的正义原则。包括平等的自由原则、机会均等原则和适度差别原则三者。对于他们的适度差别原则，即最不利者也受益原则，我们加以弱化，并不要求毫无例外地执行，只要求“大体上”如此。

S4仁爱原则：一种调节社会基本结构和人们行为的原则是正当的，它就必须促进人们的互惠和互爱，并将这种仁爱从家庭推向社团，从社团推向社会，从社会推向全人类，从人类推向自然，否则它就是不正当的。我们可以将这个原则称为基督-孔、孟博爱原则，这个原则可能最早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孔子的“仁者爱人”，“泛众爱而亲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后来儒家道德家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仁爱原则的很好的表述。

我们另外设了三个个人价值变量：

I1个人功利原则：包括个人的名誉、地位、收入、尊重、友谊、爱情、权利、自由和自我实现等。我们大致可以将马斯洛在《人的动机理论》一文中提出了个人的五种层次的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作为个人功利价值。[10]这五种需要依次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排列，呈金字塔形。具体内容为：①生理需要，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最原始的本能需要，是推动人们行动最首要的动力。包括摄食、喝水、睡眠、求偶等需要。②安全需要，是生理需要的延伸，人在生理需要获得适当满足之后，就产生了安全的需要，包括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不受侵害，身体健康有保障等方面的需要。③社交需要，是指感情与归属上的需要，包括人际交往、友谊、爱情、为群体和社会所接受和承认等需要。④尊重需要，包括自我尊重和受人尊重两种需要。前者包括自尊、自信、自豪等心理上的满足感；后者包括名誉、地位、不受歧视等满足感。⑤自我实现需要，这是最高层次的需要，是指人有发挥自己能力与实现自身的理想和价值的需要。

I2个人义务原则：个人必须对自己做出一定行为或不得做出一定行为的约束。包括自尊、自爱、自强；不自杀、不自欺、不自虐、不自渎、不自弃、不自曝等。个人义务是个人对自身所应当承担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个人对自身必所为和必所不为的规定。

I2个人美德原则：指个人高尚的道德行为和优良的道德品质。不同时代和社会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古希腊奴隶主把智慧、勇敢、节制与正义这四个作为主要美德。中世纪基督教提倡信仰、希望和仁爱三种基本美德。中国古代儒家提出孝、悌、忠、信四种美德。在社会主义社会，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五爱是每个公民应当具备的基本美德，同时肯定勤劳、勇敢、节俭、诚实等历代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

这几项价值是相互交叉的：包括社会价值之间的交叉。如有限资源与环境保护原则与功利效用原则之间有交叉，环境保护好，自然也会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个人价值之间的交叉。如个人义务原则与个人美德原则之间有交叉，自尊、自爱、自强既是个人义务又是个人美德；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之间也有交叉。如仁爱原则与个人美德原则之间有交叉，对他人的仁爱即与爱人民有交叉等等。

这样，我们就有了任意一个主体A的总伦理价值函数：V(A)=K1Va(S1)+K2Va(S2)+K3Va(S3)+K4Va(S4)+K5Va(I1)+K6Va(I2)+K7Va(I3)其中，K1———K7为权重系数。它们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数值。

3.个人伦理价值函数的运用主体

A的总伦理价值函数权重系数的不同，我们可以判断其价值取向。

（1）当数权重系数K5=K6=K7=0时，其总伦理价值函数变为V(A)=K1Va(S1)+K2Va(S2)+K3Va(S3)+K4Va(S4)。主体A就是一个忘我的社会道德实践者，一切以社会价值为重，而不考虑自己的私利。

一种行为能全部满足S1-S4，即能从S1∧S2∧S3∧S4推出，它就具有强的正当性，具有较高的社会伦理价值；而一种行为不能全部满足S1-S4，即它只能S1∨S2∨S3∨S4推出它就只具有弱的正当性，具有较弱的社会伦理价值。

（2）当数权重系数K2=K3=K4=K5=K6=K7=0时，主体A就是一个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者。其总伦理价值函数蜕变为Va(A)=K1Va(S1)。主体A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不仅自己甘愿牺牲，而且也号召社会其他成员做出牺牲。

（3）当数权重系数K1=K3=K4=K5=K6=K7=0时，其总伦理价值函数蜕变为Va(A)=K2Va(S2)。主体A就是一个纯粹的功利主义者。为了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和减轻他们的痛苦，他不仅可以牺牲个人利益，甚至可以牺牲个人的权利。同时，他可能对于生态环境关注不足，而且可能是一个缺乏智慧、勇敢等品德之人。

（4）当数权重系数K1=K2=K4=K5=K6=K7=0时，其总伦理价值函数蜕变为Va(A)=K3Va(S3)。主体A就是一个纯粹的康德———罗尔斯正义主义者。它按照正义原则行事，同时，他可能对于生态环境关注不足，而且可能是一个缺乏智慧、勇敢等品德之人。

（5）当数权重系数K1=K2=K3=K5=K6=K7=0时，其总伦理价值函数蜕变为Va(A)=K4Va(S4)。主体A就是一个秉承仁爱原则之人。他不追求无差别的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和减轻他们的痛苦，而更关注身边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真心地爱着他们。他的爱随着关系渐远而逐渐淡化。他也不是康德———罗尔斯正义主义者，按照正义原则行事。而是从爱心出发，将仁爱从家庭推向社团，从社团推向社会，从社会推向全人类。

（6）当数权重系数K1=K2=K3=K4=0时，其总伦理价值函数蜕变为Va(A)=K5Va(I1)+K6Va(I2)+K7Va(I3)。主体A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他以个人价值最大化为出发点。既注重个人功利的增加，又注重个人义务和美德的提高。而把社会价值只作为外在的奖惩函数。

（7）当数权重系数K1=K2=K3=K4=K6=K7=0时，其总伦理价值函数蜕变为Va(A)=K5Va(I1)。主体A就是一个典型的功利利己主义者。他以个人功利最大化为出发点。为个人功利的增加，他不仅不惜牺牲社会和他人的利益，甚至牺牲个人的人格、尊严。他把社会价值只作为外在的奖惩函数。

（8）当数权重系数K1、K2、K3、K4、K5、K6、K7均不为0时，主体A就是一个兼顾个人与社会价值之人。其总伦理价值函数为：V(A)=K1Va(S1)+K2Va(S2)+K3Va(S3)+K4Va(S4)+K5Va(I1)+K6Va(I2)+K7Va(I3)他既把社会价值作为内在的价值函数，又将个人价值作为内在的价值函数。他在判断一种行为的正当性时，全面权衡各个分价值的大小和权重。马克思认为，完美的价值实现是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有机结合起来，在实现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的价值：“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11]由上分析不难看出，当我们把个人当作最小伦理系统单元时，就必然会将复杂性带入伦理学中。我们会发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函数，这样就为伦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虽然伦理学家不可能研究每个人的不同的价值函数，特别是每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的不同的价值函数，但仍有可能从纷繁复杂的个人伦理价值函数中找出一些共性的东西。此外，当我们把个人当作一个系统时也必然会将动力学带入伦理学中。既然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伦理的形成与演化必然要受个人伦理形成与演化的影响。而多样性的个人伦理价值冲突又具有动力学性质，研究这种动力学，对于理解社会伦理的形成与演化，预测其发展方向也许会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参考文献

[1][2][3][4][5][6][9]张华夏.系统观念与哲学探索[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185，185-201，198，234，199-200，235，23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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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4-0111-02

一、工程伦理学发展概况

工程作为一种“造物”活动，创造出地球上从未出现过的存在，实现事物状态的变换，甚至包括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工程作为“设计”活动，影响人类的生存状况和自然环境，并由于其本身不具有道德上的善恶意义，既可以为善的目的服务，也可以为恶的目的服务，所以需要进行必要的伦理审视。由此产生了工程伦理学的概念。工程伦理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工程的积极作用，防止和减少其负面影响，最终推动符合一定伦理道德标准的“好工程”的建设[1]。人类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工程活动，在人类工程活动超过环境容量时，势必产生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最终导致周围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和恶化，严重地打破、扰乱了自然界原有平衡与和谐。对于工程实施者来说，不具有交换价值的空气、河流、山川等环境因素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计算和考虑之外，完全拒斥了其对自然环境的伦理关怀和应尽的责任。工程师忽视自然环境的生态价值，造成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破坏生物圈是工程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另外一些影响。另外，工程活动还会造成地质环境的破坏，如地面塌陷与沉降、地裂缝等，造成对工程和环境的危害与损失。如不及时监测和适当治理，则将导致更大的损失。

深入研究我国工程伦理学的前提是对国外工程伦理学发展历史的把握。工程伦理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它从产生之初即注重工程伦理规范的调整与完善，包括其伦理规范中的环境问题等新议题。近年来，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把“2020年的工程师应该成为受全面教育的人、有伦理道德的人”作为新世纪工程学发展的远景目标。德国工程师协会经过10年工作，编写了技术评估政策的指导方针，包括技术和经济的效率、公众福利、安全、健康、环境质量、个人发展，以及生活质量等内容[2]。2002年，德国工程师协会颁布了“工程伦理的基本原则”[3]。该原则全面指出伦理原则应作为工程师技术活动判断依据的指南。1997年，法国工程师与科学家协会、毕业生工程师协会同盟、法国工程师国家委员会三大团体联盟（CNISF）编制了一部工程师伦理规范，成为法国工程师关注技术问题的重要参考[4]。

我国作为伦理学发展历史悠久的国家，虽然早有孔子“君子谋道不谋食”――关于问题决策和伦理权衡的精彩论述，但总体来讲中国古代并未形成工程伦理学的概念。当代我国工程伦理学的发展虽然刚刚起步，发展时间短暂，但进步明显。2006年，国家建设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等单位联合颁布了申请“注册环保工程师”的执行办法，并规定了相关考核认定条件。其考核内容既包括涵盖环保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规范，也包括工程活动中的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和物理污染防治等方面相关的专业知识[5]。

二、我国工程活动中存在的伦理问题

尽管我国对诸如注册环保工程师的考核认证逐渐规范，但其中暴露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测试手册”缺乏伦理和道德规范，比如工程师的职业道德、工程伦理的基本原则等等。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现状和工程伦理学已经被西方国家证明有效的前提下，突出工程伦理学中的伦理道德维度显然十分重要。另外一方面，目前的考试和学习内容较多地脱离了实际的工程活动，对工程师面对未来可能遇到的伦理挑战和利益冲突没有太大的直接帮助。

相对于中国古代伦理意识过强而经济意识较弱的学术思想氛围，中国现代社会则转变为经济意识过强伦理意识较弱。在这样的形势下，强调强化工程活动中的伦理意识就显得尤其重要了。强化伦理意识，就是要强化有关人员发现、分析和恰当解决伦理问题的意识。由于在实际生活中，伦理问题的表现具有隐蔽性，因而如何正确、敏锐地在工程问题中“发现”伦理问题成为了工程伦理学一个重要的部分。而我国的工程活动中许多工程伦理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工程参与者缺乏伦理意识，或者是难以发现工程活动中的伦理问题而导致的。

工程活动如果过于强调工程效益，就会逃避对环境的伦理责任，漠视工程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影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指出，贪欲是隐藏于人性内部的动物性的一面，是一种罪恶，贪欲不仅是工业革命和征服自然、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的动机，而且是破坏生物圈和污染环境的动机。工业是以自然资源为物质基础，以技术为先导发展起来的，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严重地打破、扰乱了自然界原有平衡与和谐。忽视自然环境的生态价值，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当代工程事故和工程灾难频发，直接影响到工程活动中伦理诉求的实现。其原因：一是工程实施过程中的科学认知问题。工程行动在新进入一个领域时，由于工程参与者对某些相关方面缺乏科学知识和有效的认知，容易引发错误的工程决策和不科学的工程设计方案，增加工程的不确定性或风险性。这种情况易导致工程决策者难以有效规避工程安全问题。二是工程活动技术选择的问题。问题工程的产生，部分原因是偶然因素引发的，部分原因则是由于工程的技术问题造成的。例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发生，根本说来也是由于工程设计的技术缺陷问题，只是工作人员的违规操作更加暴露了这一技术问题[6]。三是社会自身的问题。工程活动作为变革自然的造物工程具有自然属性，同时由于工程是社会的工程，从社会的需要出发，体现社会生产力和人的本质力量，因此具有社会属性，受制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所以说，作为引导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国家其所能提供的生产力和资源条件也是工程活动能否更加人性化、更加符合伦理道德准则的坚实基础。

三、工程伦理问题的对策研究

我国工程伦理学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具体来说：

第一，先思而后行。针对“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之类的现象，在采取行动之前，一定要反思行为的后果，尤其要发展和确立一种新的环境伦理意识和预防性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和发明出保护资源，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副作用以及维护可持续发展的新技术。

第二，建立和完善注册工程师制度。我国于1995年在全国推行注册建筑师制度，1997年第一批注册建筑师开始执业，2000年实行“注册工程师实施计划”，但到目前为止始终未建立国家层面的注册工程师制度。如何推进国家层面注册工程师制度的建立，将是工程伦理学研究的议题。

第三，加强工程伦理的教育。清华大学从事科学技术、社会与工程伦理方面教育和研究的曹南燕教授指出了我国工程伦理教育滞后的原因：当前我国工科学生，未来的工程师，未来工程活动的设计者、决策者、实施者、管理者和评估者，对国内工程领域现状的态度普遍是，虽然痛感问题严重，但多数认为与己无关也不愿多去思考，或者认为问题太复杂，不是个人所能解决得了的[7]。这一点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把工程伦理学作为工程学学科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不同的形式在所有的工科院校中普遍开设。

第四，促进公众参与。工程活动的影响具有广泛性、深远性和不可逆转性等特征，任何工程都可能造成难以消除的负面后果，损害公众利益。因此，在工程实施前和实施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公众对可能遭受的伤害的知情权、反对权等。德国工程伦理就是从制度或者机制上保证公众参与的权利，使公众的意见得以表达。

第五，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考虑。“不应把必要的消费约束视作对自然界的一种‘恩赐’来加以炫耀，而应视作为了自己、自己的亲人乃至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一个责任而加以坚持。”工程活动在进行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当代人的利益，也要关注可能造成的深远的环境影响，因为人类现阶段的生活环境也是将来子孙后代生存的物质基础。

纵观欧美各国历史可以发现，其工程伦理学的发展基本上遵循着这样一条发展脉络：从完善工程伦理制度规范到注重工程参与者及利益相关者伦理意识的培养。我国的工程伦理学是充满活力的新生命，其成长完善同样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及时发现和解决工程活动中的伦理问题，不断总结工程伦理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将是我国工程伦理学发展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德国工程师协会.工程伦理的基本原则・工程、技术、哲学[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2.

[2]C.Mitcham.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M].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69.

[3][德]C.胡比希.技术伦理需要机制化[J].世界哲学，2005（4）.

[4]Robert M Introduction.Issues of Risk and Responsibility in Contemporary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French and U.S. Pers-

pectives[J].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2006（12）：595.

[5]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环保专业委员会秘书处.注册环保工程师执行资格考核认定测试手册[K].2006.

[6]张景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原因[J].全球科技经济望，1991（6）：51-52.

[7]曹南燕.对中国高校工程伦理教育的思考[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4（5）.

The Analysis of Engineered Ethical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in China

LI Ci-ci，WANG Quan-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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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立合理的建筑设计价值观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建筑师崔鹨运多年的建筑设计经验，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建筑设计中应确立的正确价值观。

崔鹪菏咳衔，建筑师在做设计时应该时时体会到身上的责任，能让人们感受到建筑的伦理和文明。当前，一些建筑师开始关心民生，关注一些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建筑，如居住、环境、公共空间等问题，在设计中倾注人文关怀，重视生态文明，便是一种体现。

崔鹪菏考蛞回顾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师在设计观方面的价值嬗变。他说，80年代的深圳，由于处于建筑市场迅猛发展的初期阶段，设计师顺应市场需要，更为关注的是商业利益和经济逻辑，如银行的贷款是怎么来的，多少时间建完才能还清贷款等市场问题。过于关注建筑市场方面的商业利益，势必会造成一些不讲建筑艺术、建筑文化质量不高的建筑物纷纷出现。建筑不是纯粹的艺术，不像一个画家拿着纸笔可以在房间里任意画自己想要的画。建筑设计师要意识到，设计和经济整体的链条是息息相关的。建筑动用巨大的资金，有很多因素要影响、制约设计师的决定。现在建筑市场上有很多非理性的设计，就是由纯粹的经济逻辑驱使所致。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建筑界开始构建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同时，建筑师面对的利益要求也越来越多元。一方面，建筑师如果通过设计能给开发商增加容积率，维护其商业利益，就能得到更多的项目。但是，另一方面，建筑师也要满足业主的利益和价值追求。而且，建筑师还有自己的梦想，希望像“明星建筑师”一样，形成自己独特甚至新锐建筑风格。但是，如同过于关注商业和市场需要会产生负面效应一样，过于追求自己的品位和个性风格同样也会带来负面问题。因为你过于关心自己的建筑风格，有时往往会忽略城市需要什么，业主需要什么，你的使用者需要什么，这就是价值观上的一个偏差。崔鹪菏壳康鳎建筑是一个社会的系统工程，而不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创作。因此，在他的建筑创作中，常常会结合业主建议、使用者需要、投资规模、建造技术等因素对自己的设计方案进行灵活调整。

建筑与建成环境的和谐问题是建筑伦理的一个重要议题。对此，崔鹪菏咳衔，建筑具有环境归属性，它总要扎根于具体的城市环境之中，因此建筑能不能处理好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是否与周围环境关系协调是建筑师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建筑的开放空间如何更好地融入城市，如何让人们能够停下来在这些开放空间中有聊聊天、坐一坐的愿望，是现在很多建筑都做不到或做不好的。因为我们有消防通道的要求，有地下停车场的要求，还有规划条件的制约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我们的建筑不能像欧洲一些城市那样为市民提供良好的公共空间。今天人们越来越注重城市步行空间，步行空间与建筑空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现在有些文化建筑和公共建筑孤零零地处于街道之中，和城市没有任何关系，也就很难成为城市活力之源。

崔鹪菏炕固乇鹎康鳎建筑师不仅应当重视建筑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在当今环境日益恶化，人、建筑、自然之间业已形成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关系的背景下，环境友好的价值更是当代建筑师所追求的重要价值取向。他认为，应确立合理的绿色建筑理念，应该是建筑本身带来绿色与环保，而不是仅仅通过被动的技术手段而成为绿色建筑。在我国，绿色建筑带动了多种产业发展，如涌现了众多生产保温材料、太阳能板的企业。但是，有些绿色建筑其本身就是高耗能产品，这就与绿色建筑理念是相背离的。崔鹪菏康纳鲜龉鄣悖实际上反映了当下绿色建筑的一个误区，即利用非绿色的手段去实现环保目标，却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生态系统的和谐，实际上是一种伪绿色建筑的表现。

总之，崔鹪菏咳衔，建筑设计界应有共同的价值观，即建筑师是为社会做设计，应更用心地服务大众、关心环境。建筑设计价值观的坚守和传播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只有确立合理的建筑设计价值观，我们才可能给历史、给未来留下好的建筑遗产。

2 民居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理念与核心价值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原科技司司长、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副会长李先逵以民居保护为例，讨论了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理念和核心价值。

李先逵首先指出，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央对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态度的转变。

李先逵认为，以往我们在做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时往往没有把城市文化当成主要的考虑因素，认为功能是主要的，而在当今城市设计、建筑遗产保护应树立的基本理念是城市文化是城市建设的灵魂。因此，对城市文化定位的转变，要从“经济城市”走向“文化城市”，从“功能城市”走向“生态城市”，从“国际城市”走向“地域城市”。李先逵特别强调，对建筑文化的再认识非常重要，因为若不能充分认识建筑的文化价值和乡愁价值，就不能树立正确的保护理念。

李先逵长期从事民居保护的研究与实践，因此他已民居保护工作为例，提出了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他认为，根据相关国际等文件的规定，建筑遗产保护应该遵循五个原则，分别是作为基本原则的原真性原则、整体性原则，作为衍生原则的延续性原则、文化性原则和永续性原则。

李先逵认为，现在对于“原真性”原则虽然有很多争议，但是取得共识的是建筑遗产保护要尊重文化遗产本身的基本历史信息和文化精神，不应该随意改动和歪曲，“原真性”是文化遗产保护的生命线。他以大量民居保护中的失败案例说明，现在以假乱真、改头换面和“喧宾夺主”的问题在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中真实存在，这就是违背原真性原则的表现。整体性原则在相关保护和保护条例里有很明确的表述。所谓整体性原则，就是不仅要保护建筑遗产单体，还要保护其所处的整体环境和文脉。具体而言，传统格局、街巷肌理、历史风貌、空间尺度和环境景观这五个方面体现了建筑遗产的整体性保护要求，但是，在现实的保护实践中，实际上这几个方面做得很不好。所谓延续性原则，李先逵强调的是各个时代典型的建筑遗产所反映的城市文脉关系，如捷克首都布拉格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因而被称之为欧洲城市历史博物馆。所谓文化性原则，他强调的是保护好建筑遗产的美学内涵和文化价值。现实中在对建筑遗产的改造性再利用中，往往突出的是商业价值而忽略了文化价值。永续性原则，主要是指应以科学的保护方法保护建筑遗产，尤其是保护其传统文化基因，只有这样才能留传后世， 永续利用。

3 对建筑遗产保护伦理的探索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伦理学”学术创新团队带头人秦红岭教授从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建筑遗产伦理的视角，探讨了建筑遗产保护的价值基础问题。她认为，建筑遗产保护的复杂性在于，建筑遗产保护并非纯粹的科学性和技术性活动，而是一项建立在价值评估基础上并伴随多重价值冲突的社会性、价值性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性和价值性活动的建筑遗产保护，需要深入思考遗产保护的价值基础和价值原则等方面的基本问题。例如，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和深层的精神价值如伦理价值被充分认识了吗？如何认识建筑遗产保护真实性原则的合理性？合理利用建筑遗产的基本价值准则是什么？如何从制度伦理层面加强建筑遗产保护的正当性、公平性问题？这些问题，便涉及建筑遗产保护伦理的重要议题。

对上述问题，秦红岭教授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了探讨。第一是基于何种价值基础确定“保护什么”的问题上，揭示了建筑遗产保护主要价值要素的伦理意义，并从伦理功能上将遗产的价值要素区分为“厚的伦理价值”与“薄的伦理价值”，提出遗产的伦理价值与保护对象的价值成正相关的关系；第二是确立依据何种行为准则解决“怎么保护”的问题上，从伦理维度分析了建筑遗产保护中取得共识的两个原则，即真实性原则和合理利用原则，这两个原则也是建筑遗产保护伦理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其中，真实性原则作为一种底线伦理，要求遗产保护“不作伪”、“不欺骗”；合理利用原则则要求在利用与开发建筑遗产价值时，应基于公共利益，突出社会效益的优先性，通过社会价值导向的保护和公众参与机制，使建筑遗产保护从理念到制度走上公平正义之路。

4 建筑行业各利益相关方的建筑伦理观

在以往国内的建筑伦理研究中，对建筑活动中建筑师以外的相关利益方关注和研究较少，尤其缺乏对建筑行业运行状态的全面分析。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曹洋正是看到了这一缺憾，深入思考了建筑行业各利益相关方的建筑伦理观。

曹洋认为，建筑行业主要由五个利益群体构成：即行政管理方、建设方、设计方、施工方、使用方。他们在公认的协作契约（制度）中进行着建筑活动。建筑行业运转中的种种矛盾往往有其制度性根源，而制度调整必须以对各方建筑伦理观的充分了解为前提。

具体而言，行政管理方的职业行为逻辑可以总结为“城市经营”。政府如同经营空间的企业，旨在通过经营土地和空间资本完成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并不断还富于民。基于此，政府将城市中的建筑分为城市融资型建筑、城市投资型建筑和城市运营型建筑三种类型，并对其采取不同的管理策略。建设方的类型众多，但仍可以归纳出开发商和事业单位基建部门两个原型，其他类型的建设方多可视为两种原型的变体或结合。在开发商眼中，建筑的生产和销售是资本扩大化的过程，一切决策的背后都是精密计算的经济账本。建筑被视为一种产品，是开发商借以实现资本扩张的工具，因此需要对市场需求精准把握并强调使用体验的高性价比。基建部门是建设工程的组织者和推进者，是建设的部门。基于其系统内部一员和甲方的双重身份，基建部门通常认为建筑是妥协的产物，同时也是其事业上升的筹码。设计方追求建筑品质，而在市场竞争的压力面前，却需要在作品经营与产值输出间做出权衡。建筑师的职业特点使其无法回避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矛盾，建筑师在一定程度上是被雇用来解决伦理难题的。中国建筑行业的专业话语权较低，设计方的职业权责疆域经常遭到侵犯。以上困境都使设计方成为建筑行业最忧郁的职业群体。迫于行业现实，垫资成为施工方市场竞争力的体现，由此产生的巨大金融风险迫使施工方不得不兼顾资本层面与生产层面的职业活动。施工方根据对自身有利因素的多寡，将建设项目分为六类类型，并采取不同的重视程度和资源分配原则。为了确保自身在施工进展过程中的主动权，施工单位策略性地与设计方保持若近若离的合作关系。根据对建筑产权占有比例的不同，使用方可分为业主（占有建筑全部产权）、客户（占有建筑部分产权）和一般使用者（不占有建筑产权）。业主兼具使用者和建设方的特点，不仅关注建筑的使用功能，还关注建筑的运营管理、后期维护、品牌效应等。客户仅在意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建筑的空间品质和硬件设施条件，并看重建筑所处环境的附加值。一般使用者仅能使用建筑的公共空间，因此关注公共空间逻辑的清晰性及其使用体验的便捷性。并且，由于无偿或低偿使用，公共空间的品质对其而言越高越好。现实中，人们同时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因此常常同时具备业主、客户和一般使用者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