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11 16:13:59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大众传媒的定义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作为伯明翰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构成了其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从霍尔解构“大众”,编码懈码,媒体、政治与意识形态三方面论述霍尔对文化研究的理论贡献。
一、霍尔解构“大众”
在霍尔看来,“大众”往往成为社会“改革”的对象,要求其符合统治阶级的最大利益。霍尔围绕“大众”一词,对“大众文化”的不同定义进行了三个层次的解构:其一,是大众文化的市场或商业定义,即成群的人听它们,买它们,读它们,消费它们,似乎也尽情地享受它们。霍尔认为,这一定义与对民众的操纵和贬低联系在一起,民众无异于“群氓”是一群生活在“虚假意识”中的文化傻瓜。其二,大众文化是指大众在做或者曾经做过的一切事情,这接近于大众的“人类学”概念――大众的文化、社会习惯、风俗和民风,即标志特殊生活方式的东西。第三,霍尔指出,建构“大众”所依据的原则是占中心地位的精英或主导文化与“边缘”文化之间的张力和对立,这种张力和对立区分“大众文化”和“非大众文化”。他在考察大众文化时,主要关注的是文化间的关系和霸权问题。
霍尔自觉地坚持用的方法来定义大众文化,强调文化霸权控制和反控制的双向运作。霍尔认为不存在完整的、真正的、自足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必定是存在于文化权力和统治关系网之中,与商业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
霍尔提出了信息交流的四阶段理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和再生产。这四个环节是信息传播的循环过程,各环节均有联系,但又保持着相对自治。霍尔认为,信息在流通过程中是以符号为载体形式传播意义,这一过程既有赖于技术和物质工具,也取决于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各自的社会关系。事实上,由于信息接收者的社会特征、知识背景不同,他们在接收信息时必定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霍尔以广播为例来说明“信息来源”和“接收者”之间符码的不对称,广播员往往关注的是观众未能按他们(广播员)的意愿理解意义。他们真正想说的是电视观众没有在主导的所选的或符码范围内活动,他们期待完全清晰的传播然而,却不得不面对系统地被扭曲的传播码与解码之间符码的不对称,根源于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文化关系、社会背景和地位利益等结构性差异,其中包蕴着意识形态运作和媒体文化霸权。
一、大众传媒的概念界定
所谓“大众”指的是大规模的、人数众多的,“传媒”指传播各种信息的媒体。大众传媒可以定义为:“在大众传播过程中,面向为数众多的受众传播信息符号的物质载体就是大众传播媒介,简称大众传媒。”1大众传媒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迅速发展的,目前大众传媒主要包括报纸、杂志、电视、网络、广播等,各种传播媒介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走进大众的生活,成为大众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再是少数人的垄断性的信息获取,而逐渐成为一种普适化的媒介,从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二、大众传媒对中学语文的影响
大众传媒不仅遍布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且对教育,尤其是青少年的教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铺天盖地、随手可得的报纸书刊的出现,迅猛发展、随处听得到的的广播节目的崛起,缤纷多彩的电视荧屏以及包罗万象、日渐庞大的网络系统的诞生,大众传播媒介在青少年的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空间,深刻影响了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其中大众传媒对青少年语文学科的学习影响较为显著,值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一) 大众传媒对中学语文的积极影响
1.大众传媒拓展了中学生的阅读方式和阅读视野
阅读对中学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阅读是搜集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从这个要求来看,阅读不仅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获取信息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一种与生活不可缺少的语文能力。中学生首先需要有一定的阅读能力,才能逐渐领会、理解课文及其他阅读材料的意义,进而提高写作的技能,甚至加深对其他课程的理解和掌握。
随着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学生可以借助大众传媒的便利不断拓展自己的阅读视野,扩大阅读量。报纸、期刊杂志、电视、电影、网络等,这些无处不在的媒介,方便学生们随时阅读和获取信息。随着电子图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愿意购买电子图书进行阅读,方便携带,随时可以阅读。语文教育作为母语教育,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语文教学的内容来源于生活,最后又回归生活。大众传媒实现了人们观察和了解社会和生活的愿望,也帮助青少年们不断拓展了阅读视野。
2.大众传媒丰富了中学生的写作素材
培养中学生的写作能力是语文能力的基本要求。但是,目前很多学生不会写作文、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一写作文他们就犯难,作文成了中小学的教学中的“老大难”。根据中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他们接触社会相对较少、经历比较简单,在写作文过程当中,缺少一定的生活素材,写出来的文章往往较为平淡,不够深刻。在当前的大众传媒时代,学生可以通过报纸、电视、电影、广播以及互联网等观察和了解社会和生活,为写作积累丰富的素材。
报纸是人们了解世界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报纸记载的都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大大小小事,记录的就是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学生通过翻阅报纸不仅可以了解生活,而且还可以为写作积累素材。另外,各种电视访谈节目、新闻广播、电影等都取材于生活,看节目的同时,学生还可以从一些有特色的电视节目中获取生动真实的素材用于写作,当前中学生的写作素材已经很明显的在趋向于生活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中高考考试的材料作文,材料作文呈现的材料大部分来源于大众传媒,他们大多数是时事新闻或社会热点或网络热点话题等等。结合中高考作文考试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中学生需要关注社会生活,需要对社会生活有一定的认识。
(二)大众传媒对中学语文的消极影响
1.大众传媒限制了中学生的阅读水平和想象力
在当前社会,许多文学经典作品被搬上大银幕,以影视的方式呈现,这种视听盛宴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学生阅读和快速的了解一部作品,但是同时也限制了中学生的阅读水平。这些以电视电影等媒介方式出现的文学作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扩大知名度的作用,但是这些 “先入为主” 的作品内涵也影响了中学生的认识水平和阅读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学生不能对文学作品的本来意义进行必要的理性判断,甚至一些影视作品是在原来文学作品上进行改编的,这样会使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产生一定的偏差。
2.大众传媒颠覆了中学生接受传统文化的方式
传统意义上,中学生阅读文学作品都是通过学校的课本、家里的期刊杂志和书籍,然而,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各种新媒体的出现,特别是数字技术的更新换代及数字阅读市场的展开,一场“阅读革命”暗流涌动,即电子阅读与传统阅读进行比拼。电子阅读展现的是动态的文字、鲜活的图片、优美的语音、超大的容量、小巧的设备等等,这些各种便利条件和新颖的阅读方式吸引了很多年轻人。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快餐式阅读”文化的兴起。在这种趋势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浮躁的情绪和闭塞的视野。长久发展下去,不仅会使青少年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退化,甚至会慢慢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更严重的还会变成没有思想的“空心人”。
三、结束语
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发展,新的事物不断的产生,新媒体时代的出现虽然对于语文教学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如果把握住了该机会,充分的利用其特性,融入到语文的实际教学当中,将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这一过程当中,需要老师转变传统的教育理念,需要其以语言教育为本位,尽量将学生对于语言的掌握和了解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 减少网络语言的冲击。只要选择正确合适的教学模式,转变过去的教学观念,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会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1]焦培军.新媒体环境下高中语文阅读教学如何趋利除弊[J].语数外学习(高中语文教学),2014(7).
大众传播动力学当然不是一个既存的学科,也不是方法论层面的概念,对大众传播既有理论也不存在颠覆性。准确地说,大众传播动力学是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一个新取向,是在分析与大众传播(媒介)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或理论命题时所选取的一种研究范式与视角,一种分析方法与技术。大众传播动力学是一个集合名词,包含了对大众传播(媒介)功能、作用、影响、权力及其生成机理、实现途径与效果呈现等在内的一系列知识的综合,对既存的大众传播(媒介)功能、作用、影响、权力的阐释方法具有更高的理论概括力与表述的便捷性。换言之,大众传播动力学是一个上位词汇,其外延可以统领或包含(未必能替代)大众传播的功能、作用、影响、权力等一类下位平行词汇。
大众传播动力学的关键词是“动力”,也就是“传播力”、“作用力”或“媒介权力”。
就大众传播动力的类型而言,因传播性质不同,大众传播动力呈现多种向度,有正向作用力、反向作用力,还有“乱向”作用力。罗杰・西尔弗斯通在解读电视权力时指出:“正是因为电视是如此深入地嵌入生活中,正是因为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自身是如此强烈地融入到电视之中,我们必须把现代社会中的媒介看做是一种多种因素决定的复杂权力――更好或者更坏。”①西尔弗斯通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他没有指出在“更好或者更坏”的二元结构外还存在第三种状态的可能性,即“更乱”。也就是说大众传媒除了具有正向、反向的传播力外,还有一种向度的存在,暂且称之为“乱向”。这是一种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传播能量,它带给人们的是不确定性的增加而不是减少。比如媒介发起的对某一争议性现象(事件)的报道和讨论,由于众多媒体广泛而持久的介入和信息的庞杂,无形中增加了传播噪音,使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令人莫衷一是,呈现出“乱向”局面。
大众传播动力的存在既具有客观实在性,也具有主观建构性。其存在方式大体有三种形态,一是自然形成的、先在的;二是被赋予的、寄希望的;三是评价性的、结果性的。换句话说,对大众传播动力生成机制与作用机理的阐释应包含三个不同层面:一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对大众传媒本身固有的动力能量进行分析。这种固有动力能量的存在是由大众传媒的机构特性与传播特性决定的,是社会系统先在赋予的机能。二是分析由“他者”的权力控制所产生的动力能量。这里的“他者”指的是大众传媒的所有者或首要公众,他们通过权力运作对大众传媒实施操纵和影响,使其权力意志得以体现。这种动力能量的形成是媒体的工具属性决定的。三是分析由大众传媒实际操作的过程与结果所显现的动力能量,也就是传统的效果研究。
总之,大众传播动力学这一提法既是语义学上的一种概括与凝炼,更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可以深入到大众传播动力生成的内在机制与作用机理层面,深刻揭示其功能、作用、影响、权力的内在性。同时,这一范式为大众传播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或者说大众传播动力学范式对跨学科研究提出了必然要求。因为其动力生成机制与作用机理问题涉及众多学科领域,比如对暗示力、控制力的研究,就是一个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密切相关的命题。
传播动力视角中的流行文化
大众传播动力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其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如何,我们把它置于对流行文化的阐释并加以考察。流行文化是当代社会文化系统中一个极具个性的文化形态。从流行文化的内涵、功能和主体上看,它既不同于体现执政党意识形态和为国家权力所倡导的主流文化,也不同于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精英文化;它既与农业社会形成的民间文化存在本质差异,也与工业社会出现的大众文化不可等量齐观。我们今天所关注的当代中国流行文化,是指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生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契合并受市场规律支配,以城市大众为主体和主要消费对象,以流行和时尚为主要特征,以娱乐为主要功能,以现代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经营,并通过大众传媒广泛传播的文化形态。尽管学界对流行文化有种种定义,但有一点是统一的,即流行文化的关键词是“流行”,恰恰是这种“流行”性,与大众传播动力学含义建立了紧密的内在关联。
传播是流行的必要条件,流行是传播的结果,流行的过程就是传播的过程,没有传媒施动,流行便“流”不动也“行”不了。所谓流行文化传播,就是指借助大众传媒或大众传播手段使流行文化符号(物质的、行为的、思想的)从一个社会传递到另一个社会,从一个区域传递到另一个区域,从一个群体传递到另一个群体的过程或结果。流行文化传播既包含大众传媒对流行文化的扩散,也包含对流行文化的控制。当代流行文化与大众传媒具有天然的联系,是大众传媒所具有的特殊动能作用于流行文化,才加速其扩散或消亡的进程。按照一般规律,流行的呈现过程是“缓慢地兴起,逐渐积累能量,然后发展到顶峰;势头逐渐衰弱直至彻底消失”。②但在今天,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与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传播动能得到空前释放,“缓慢兴起,逐渐积累”的传统流行模式被打破,流行文化的呈现方式发生了新的改变。大众传媒不仅是流行文化的载体和流行文化的积极传递者、倡导者与推广者,而且几乎成为流行文化的同义语,与流行文化构成了一种“共谋”关系。
从更广义上看,文化与传播的关系是一体两面。传播是人的天性,也是文化的本性。如果说文化是联结人与人、人与物的社会纽带,社会的基本性质、形态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这种社会黏合剂的黏合方式与力度,那么,传播则是文化的载体,它承担着对文化内容或形式的传输、转换、存储、检索、提取,使文化得以延续和增值。在当今社会,没有大众传媒高度介入与积极响应的文化是一种僵死的文化、残缺的文化、行之不远的文化。流行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是一体两面的典型。大众传媒对流行文化的积极推动,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传播单向流动的性质,而且打破了少数人对文化的垄断,消除了普通人对文化的神秘感,使文化更具有广场性和“在地性”。
站在大众传播动力学视角研究流行文化,可以形成丰富的研究话题。比如,围绕前面提到的大众传播的动力构成――感召力、动员力、扩散力、凝聚力、阐释力、暗示力、诱惑力、控制力等,展开分门别类的研究,有望建立一种大众传播动力学视角中的流行文化传播动力模式。所谓模式,就是“用图像形式对某一客观现象进行有意简化的描述。每个模式试图表明的是任何结构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③模式具有组织功能、解释功能、启发功能和预测功能,建立流行文化传播的动力模式(这不是本文的任务),可以更好地掌握流行文化的特点及其传播规律。
流行文化传播的动力逻辑与策略
运用商业广告推动流行观念的生成、时尚行为的仿效与时髦物品的消费。商业广告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流行文化的构成要素与研究对象,也是流行文化的重要推手,推动流行观念的生成、时尚行为的仿效与时髦物品的消费。商业广告的动力逻辑与策略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它以“创意”为能源,以“攻心”为策略,以重复传播为手段,以制造需求、劝导消费为目的,在推销商品的同时也推销了流行文化。
广告制造需求的动力逻辑与策略主要有:其一,把世界问题化和把问题世界化。当代广告的一个标准操作模式,就是用夸张的手法将人们生活中面临的某些不如意定义为“问题”,并自告奋勇地提出能解决这些“问题”。广告总是从预设问题开始,围绕着所谓“生活的缺失”展开自说自话的诉求。它一再告诫人们,只要接受广告的邀请,就能满足我们的内心渴望和时尚追求。其二,广告世界对生活世界的删繁就简。生活世界原本是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而广告世界却无须考虑生活世界的复杂性,一律删繁就简,直接解构为一句精巧别致、琅琅上口的广告语,并通过不厌其烦的重复传播使人烂熟于心。简单化的创意逻辑决不意味着创意本身的简单,相反,它要调动一切创意技巧,把一个复杂的事情说成简单,还要能令人信服。其三,运用名人策略培养“自居意识”。现代广告时常运用名人策略使消费者产生移情作用和心理暗示,以提供虚假的心理满足来实现广告目标。所谓“自居意识”,就是通过使用名人代言的商品,使生活里的“我”自居于广告里的“他(她)”而成为“我们”,从而产生“自己人效应”。其四,运用话语转换巧妙解读意义。广告可以运用特殊的修辞方法与叙事技巧,把一种与广告商品并无必然联系的意义“嫁接”到该商品身上,使人们把消费一种商品变为(理解为)消费一种意义,而这个“意义”一定是具有时尚性的。
运用文化重组,变换文本呈现方式,通过二次传播实现流行文化增值。大众传媒善于运用文化重组策略,变换流行文化的文本呈现方式,使之进一步凸显流行元素与时尚特征,通过对流行文化产品的“二次传播”实现流行文化增值。以电影、电视、网络为代表的现代传播技术的发达与视觉文化的繁盛,使文化重组成为可能。以流行文学为例,流行文学印刷文本向影视文本、网络文本转向,或者说影视与网络运用传播技术对印刷文本进行再生产,就是当前一种文化重组现象。这一转向或再生产过程,恰恰是大众传媒推动流行文化的重要动力逻辑与策略。运用“媒介崇拜”,制造传媒偶像,掌控流行文化的流行周期与趋向。
现代偶像和偶像崇拜是流行文化的重要符号,制造现代偶像与偶像崇拜成为大众传媒操纵流行文化的又一动力逻辑与策略。现代偶像崇拜与传统偶像崇拜从生成机制到文化内涵都发生了质的变化。现代偶像崇拜已不再是对虚幻的神灵偶像的敬畏,而是出现了“崇拜世俗化”的转向――将虚幻的神灵转变为生活中可触摸、可把握的现实人物,如各类社会精英、公众人物、影视体育明星等。大众传媒掌控下的现代偶像制造模式类似于工业生产流水线,其规模、速度、类型均在可控范围。大众传媒是现代造神机器,它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掌控着对偶像的形塑、诠释以及偶像现身和隐退的时机。事实上现代偶像就是传媒偶像,就是人为制造的“伪”偶像,这种偶像崇拜与敬畏无涉、与信仰无涉。
当今社会是“他人引导”的社会,这是美国社会学家理斯曼的观点。④显然,大众传媒在当今社会扮演着“他人”的角色。在信息占有的不均衡情况下,普通人行动的依据更多地源于大众传媒的引导,人们从大众传媒中寻求自己的行动楷模和生活方式标准。正如贝尔所言:“在迅速变化的社会里,必然会出现行为方式、鉴赏方式和穿着方式的混乱。社会地位变动中的人往往缺乏现成的指导,不易获得如何把日子过得比以前‘更好’的知识。于是,电影、电视和广告就来为他们引路。”⑤制造偶像就是大众传媒“引路”的重要方法。大众传媒的偶像制造既能顺应时尚又能引领潮流。最早提出“消费偶像”概念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洛文塔尔,在《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一书中对20世纪美国流行杂志中的人物传记进行研究发现,20世纪前20年中,传记文学的主人公大都是“生产偶像”,主要来自于工业、商业及自然科学领域。20世纪40年代以后,娱乐界、体育界的人士开始占据传记文学的主要席位,大众偶像从生产领域人物转向消费型人物。在中国传媒中也存在类似情形。这一偶像转型既反映了社会经济由生产者中心主义转向消费者中心主义,同时也凸显了流行文化的消费主义倾向。大众传媒正是在偶像制造上通过不断地花样翻新,顺应并引领着流行文化的流行周期与流行趋向。(本文为“当代流行文化生成机制与传播动力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TJXC08-007)
注释:
①罗杰・西尔弗斯通[英]:《电视与日常生活》,陶庆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②詹姆斯・S・科尔曼[美]:《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
③丹尼斯・麦奎尔[英]、斯文・温德尔[瑞典]著:《大众传播模式论》(第二版),祝建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④D・理斯曼[美]等著:《孤独的人群》,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随着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全球传媒时代和大众传媒社会已经到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大众传媒相关联,政治领域也不例外。大众媒介从上层建筑的角度常常被人们看做是政府控制和管制民众的舆论工具,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众传媒的价值性。对于大众传媒对民主社会构建的作用已经有了初步的理论研究,但是不论是从历史根源、基本概念还是价值拓展方向等方面都仅仅是初级阶段,还需拓展更大的学术空间。
一、大众传媒简述
人类历史中,发展和传播是一直存在的范畴,但是发现这个范畴却是在现代社会,从此时起,大众传媒成为了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之间的公共领域,从事信息收集、信息处理、信息传播,通过这些方式来影响有关公众利益的政策形成[1]。大众媒介活动成为了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对大众传媒在哲学视角下的规律性研究
在当今时代,大众传媒的发展日趋多元化,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越来越显著,但在此同时,传媒手段的多元化给大众传媒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我国的大众传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应该遵守哲学的原则,保证其健康长久的发展。
2.1将唯物主义作为大众传媒相关活动的出发点。哲学中提到“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这也就是说,意识的本质是人脑对于客观存在事物的主观反映[2]。
2.1.1客观性是大众传媒活动中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曾指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事实作为大众传媒的客体,存在于大众传媒活动之外,不依赖与人的感觉而存在,并不能说明这个事实不存在。大众传媒坚持客观性原则也就是说基于事实存在的客观性要求,大众传媒活动要杜绝杜撰。人是大众传媒的主体,对客观的事实会通过人脑进行一定的加工,对新闻的筛选和鉴定,通过采访、写作、修改和润色的各项工作完成对新闻的创作。在这个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守客观规律性。辩证法中指出,要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但是在这个发挥的过程中要尊重客观事实,依据客观规律办事。
2.1.2报道的时空性是大众传媒的重点。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就是时间和空间,由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决定,新闻的基本属性就是时间性和空间性。“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更加强调“新近发生”,“新”字不仅是指事实所发生的时间,也是新闻报道的时间。空间性是新闻的另一个存在形式,曾经评论过地方小报刊登新闻的顺序,一般都是从乡、区、县、省、国内、国际这样一个距离上从近到远的顺序,这就是新闻价值根据距离上的轻重缓急安排,反映了新闻事实的空间性。
2.2大众传媒活动要坚持唯物辩证法。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就是对立和统一,是事物发展的实质。矛盾具有两方面:同一性和斗争性,概况这种对立统一为“一分为二”,也就是说对任何一个新闻报道,都要从两个方面入手,采用一分为二的态度,避免新闻的浅薄,甚至脱离事实。
2.2.1新闻报道要做到主客观的统一。新闻报道要对所发生的事件进行选择性报道,这一选择的过程就是新闻传播者带着自己的主观因素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新闻传播客观事实的同时,是在表达传播者的主观意识;新闻陈述的是客观事实,但是在稿件的传播过程中一些技术处理渗透着传播者的主观意识。
2.2.2大众传媒要实现现实、历史统一。物质世界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发展当中,任何事物都会发展,历史是现实的过去,事实是以后的历史,大众媒体报道客观世界的方方面面,留下了历史的记录,实现了现实与历史的统一。
2.2.3大众传媒要实现本质、现象的统一。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表现就是本质与现象的哲学范畴,人的认识在反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也反映着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
三、大众传媒在哲学中国化角度下的功能
政治、经济、文化是构成人类社会这个有机体的主干部分,大众传媒则当之无愧的成为了有机体的血液循环。大众传媒用自己的方式促进了社会信息的沟通,让社会这个有机体能够协调。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也是现代社会所必须的[3]。大众传媒通过架起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理性桥梁而进入大众政治领域,因此大众传媒就具有了政治哲学方面的价值。一方面,国家通过大众媒体得到公民的政治见地,得到人们对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大众媒体也是公民采用政治和意见的途径,实现了公民的权利,捍卫大众的利益。这在深层次上就进一步的对实现民主政治理想、坚信平等自由观念、深化人权保障意识、实现公平正义起到了促进作用,这就是大众媒体的政治哲学功能。
四、大众传媒与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在哲学角度下的关系
4.1大众传媒对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作用。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志就是政治文明,而政治文明又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保证,是物质文明发展的社会条件和政治保证,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决定因素,三个文明共同发展才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发展。大众传媒是一种大众领域,是一种强大的体制外的社会力量,能够发挥出体制内不能发挥的作用,大众传媒可以通过广泛的方式宣传自由、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体制外的强大思想支持;大众媒介提供了平台,让群众可以通过自由言论和理性论证来参与到国家事务中,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拓宽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途径。
4.2大众传媒在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责任。由大众传媒的性质决定,在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大众传媒担当着自己的责任。人民真正做到当家做主必须全部参与到各种国家事务的管理中,除了体制的保障外,还需要更为广阔的参与平台。在保障人们民利方面,大众传媒担当代言人的责任,即是可行的更是必然的。
总 结
大众传媒的形式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日趋多样化,更多更深层次的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域。用哲学视角对大众媒体在中国的发展的剖析非常重要。我国现在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总的分析了大众媒体在哲学思想下的价值和遵循的原则,结合国情分析了大众传媒对于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作用。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5-0150-02
有关民俗学的发展前景,是今年我国民俗学界颇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为此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做出评价、把握是重要的。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导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民俗学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第一,理论准备不足。我国民俗学的孕育是在本世纪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就使得先驱者缺乏长期完善的理论准备。第二,肇始于文学却又未能跨出文学的视野,民间文艺的研究代替了民俗学的研究。第三,解放以后,民俗学长期备受冷落,同时又受到前苏联民俗学体系的深刻影响,长期徘徊不前。第四,从世界范围民俗学理论产生的背景来考察,中国传统的民俗学,无论是研究主体和客体诸层次,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1]任骋文在《民俗研究》中提出了民俗学研究要有“从‘民俗’到‘民识’”思想转变。他提到中国民俗学界一直停留在“民间古俗”的学术取向上而没有真正意义的“民众知识”的学术取向上来,所以倡导民俗文化研究者应当正确认识民俗文化内涵的理解,加深对“民间的知识”即“民俗”的理解[2]。
一、影视传媒与民俗文化的现状与问题
(一)“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
最早对“民俗电影”(folklore film)作为民俗研究题目的应用可追溯到1934年在英国电影研究所在《民俗》学刊上所发的征稿启示,其定义是“有关民俗的非商业电影”。在美国,最早的民俗纪录片可溯源到1935年,但直到1970年代,“民俗电影”作品才得到民俗学界的认可。谢尔曼(S.Sherman)在1977年提出了“民俗电影”这一概念,在其《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1988)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民俗学电影”的概念,并兼用了folkloristic film(琼斯1988)一词。
在中国民间文艺协会研究部副主任黄凤兰女士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民俗影视》一书中,提出了影视民俗学的概念[3]。她认为,影视民俗学是指以影视为手段,对民俗事项进行客
观记录的一门科学。在张举文博士的《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要为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正名的观点。他认为“民俗电影”应理解为“民俗学电影”的简化,提出影视民俗指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想象的民俗,是被制作人创造或改造的模仿民俗的表演[4]。汤拥华在《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一文中对“影视民俗学”这一理论概念的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从一大堆以民俗为主题的影视片中,我们只能归纳出民俗学的问题和影视学的问题,怎样用影视的手段表现民俗文化的问题[5]。透过这些论著,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民俗事象与影视结合已成为必然。艺术地表现民俗事象已经成为民族与民俗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同时,公众的接受与实践又体现了民俗的最基本的娱乐功能。
(二)表现方式
用镜头来记录民俗文化,这决不是简单的机械复制,而是影视工作者通过动态的富有表现力的影像,再现民俗的原态以及民俗文化、民俗心理支持下的民俗事象的文化意义。
在黄凤兰女士的《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文中,着重强调了民俗影视片对于民俗文化的表现力――真实地记录与再现[6]客观自然的影像纪实,能真实地体现民众作为文化主体,对自身民俗文化的阐释和解读。
此外,在罗未玮的《影视作品中的民俗“在场”》文章中,依据民俗的两种存在形态――文化的和生活的,探讨了民俗在影视作品中“在场”的两种形态,即民俗作为文化符号在场与民俗作为记忆因子在场[7]。
(三)存在问题
第一,本体论危机。这一问题。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属于无形的思想、观念等内容,比如说“龙牌会”这种属于民间信仰之类的民俗活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和对民俗文化理解的偏差,很难通过影像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而成为一种“机械复制”。第二,缺乏语境关注和“两张皮”现象。黄凤兰女士在《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中着重对当今的民俗影视制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析。第三,阐释的理论导向。张文举在《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中提出在探索理论和方法时,要思考认识论和反思人文本质。
二、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在国际合作日益加强、范围日益扩大、节奏日益频繁的形式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及不同领域的多种力量交流、互动、协商或妥协的结果。
1.民俗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科基础。安德明博士根据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和2003年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两份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最终确立取代了“民俗”的定义[8]。
2.经过近几年国际、国内多方面的努力,从政府到民间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的保护工作依然存在着明显的缺欠。
3.近年已有不少民俗学者的文章讨论非遗保护理论,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保护理论,还应该是能给政府和民间提供操作细则的实践方案,它的实践性决定它的生命力,这则是它区别于以往民俗学研究之处[9]。在取得诸多成绩、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表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使得这项工作成了一个充满争议和张力关系的复杂的动态过程。
三、民俗文化与大众传播
民俗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民间传承,而民间传承恰恰是前大众传播的文化传递形式,周福岩博士在他的《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一文中表明了民间传承主要体现为一种人际传播方式的立场,并试图通过对两种传播方式或系统从能量、力量及方向等角度所作的功能比较分析达成对民间传承和大众传播在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
(一)区别的意义
在民间传承中,需要传递的信号在编码一经结束,就通过人的发音器官或非语言形式的肌肉动作面对面地诉诸于译码者的听觉和视觉。而大众传播则在编码完成之后,经过了一系列对信息进行的技术转化,最后通过媒介完成这一过程的。因而媒介传达的信息(大众传媒)与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人际联系得到的信息(民间传承)的区别就存在于接收效果上的迥异[10]。
(二)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功能
任何文化都离不开传播,民俗文化也不例外。[11]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积极功能包括:第一,大众传媒表述民俗生活,其媒介特性促进了优秀民俗的传承。第二,大众传媒通过报道民俗活动,引起了社会公众和政府职能部门对优秀民俗传统的关注和重视。大众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播中的缺失包括:第一,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很难通过大众传媒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第二,大众传媒会由于政策、资金、技术、传播渠道等方面的原因,片面或者歪曲报道民俗文化事象。第三,为了追求画面的效果或叙事的完整,大众传媒有时会导演民俗。
(三)大众传播对民俗文化传承的影响
现代传媒对于民俗传承的积极影响:一、现代传媒为民俗传承提供了革命性的技术手段。二、现代传媒推动了民俗文化的发展、融合和演化。三、现代传媒早就新的民俗。现代传媒民俗传承的冲击与负面影响:一、现代传媒对于民俗的保留大于传承。二、现代传媒以虚幻的民俗替代了现实民俗行为,以文化快餐代替了民俗艺术。三、媒介霸权加速弱势民俗消亡。四、现代传媒的商业化加速民俗的商业化。
(四)展望与对策
在即将迈入数字化的社会的今天,想摆脱现代传媒的影响,保持牧歌式的原生态民俗已经是一种奢望,我们目前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发挥现代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承中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其消极负面影响[12]。首先,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传播人要了解民俗知识,加强自身的民俗理论修养,合理运用传播技术,尽可能地减小商业化对民俗传承的负面影响。其次,作为“民俗人”要主动学习传播知识,掌握了解现代传播的规律,熟练运用各种现代传播技术手段,为民俗传承做贡献。第三,在理论上要加强民俗学与传播学、新闻学等学科的融合,在高校开设民俗传播学、影视民俗学等,加强民俗传播规律的研究与人才的培养。最后,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在覆盖面广泛的媒体上建立公共频道或民俗频道,以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节目内容和形式在全社会普及民俗知识。
四、结 语
在现代社会里,离开了大众传媒,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很难开展。今天,要做好民俗文化的传承和扩布、保护和开发,离不开大众传媒的介入和作用,而大众传媒要达到“传通”,实现自己的价值,需要对内容、角度方式进行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并努力适合受众的心里思维习惯,大众传播和民俗文化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要强调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留住民族文化的灵魂,充分调动并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从民俗文化环境中去开展大众传播活动,从大众传播角度去思考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推广。
参考文献:
[1] 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导论[M].江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 任骋.从“民俗”到“民识”──略论民俗研究学术取向的转换[J].民俗研究,1999(1).
[3] 黄凤兰.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J].西北民族研究,2002(2).
[4] 张举文.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J].民俗研究,2007(1).
[5] 汤拥华.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中国民俗影视》[J].中文自学指导,2005(2).
[6] 黄凤兰.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江西社会科学,2005(12).
[7] 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学的两难选择[J].河南社会科学,2008(1).
[8] 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