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
发布时间：2024-01-11 16:14:00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双减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对于此次政策实施也关注许久。虽然仅仅是《意见》，没有上升到法律高度，但市场已然风声鹤唳，外资对于中概股产生恐惧，教育系统，家长学生，对于该意见亦有诸多不解。
这里，我们必须肯定国家对于人口问题，教育减负问题的改革决心和魄力，认识到此次意见的出台十分不易，对于广大家长减负作用，也是非常正面的。
然而从我们家长及孩子的角度上讲，依然觉得是弊大于利的，为什么这么说。那就要从校外教培行业兴起的根源说起。
我们能理解，此次《意见》出台的背景，是我国的人口生育率出现了下降。这是一个国本问题，也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之前央视调研，影响我国生育率的原因有：房价、教育成本、医疗、养老等。在这几座大山里，谁是主山，人心皆知。
家长们为什么要补课?是希望孩子成绩好。为什么希望成绩好?因为考高中，考大学的淘汰率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广大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拥有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取得分数上的优势。如果所有学校可以给予同等的、优质的教育资源，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为什么家长还要去教培?
但是学校并不能给与同样优质的教学，或者只能给与部分学生优质的教学，个中原因，我想各位看官比我理解的要深刻。
那么我们不看以前，只看现在。在初中升高中必须腰斩的情况下，我们剩余50%的孩子，十四五岁的孩子!必须去职业学校另谋出路!试问有多少家长愿意就此放弃继续投入资源培养。
教育的公平性和高效性是永远存在矛盾的，我的孩子在那50%升高中以外的成绩中徘徊，但是我有资源，我有力气赚钱，我有好的私教渠道，为了孩子家长们连命的可以不要，花些资源让自己的孩子顺利升学又有何不可?
有些读者大概会想：既然公家出台这样的政策，势必也会为不能升高中的孩子想好出路，这里我不多评价，各位看官可以去各大知名招聘网站看看，看看他们的任职要求，看看稍微体面一点的工作要求是什么!大专要求的都凤毛麟角了!!!各位大大!!考公，考研，考编制????会有他们的份吗!
在这种中考、高考分流的指挥棒下，大多数的学生和家长不得不去竞争优质教育资源。
仅仅打击教培机构能解决这种竞争吗，我认为不能，家长们也如此，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调研结果：
是的!只要有升学录取率的存在，学生就一定存在竞争，对于补课的需求就不会改变。这时候如果单方面禁止供给，必然会导致行情涨价——一对一的价格越来越高，学区房越来越贵。此外，地下黑补也会泛滥，徒增家长的经济压力。很多学生家长为什么花大价钱去上民办私立学校?因为学区房越来越昂贵，只能退而求其次，上上辅导班来缓解自己的焦虑。
其实政策里有一条特别好，“积极开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促进新优质学校成长，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积极推进集团化办学、学区化治理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
推行下去势必会平衡教育资源，让学期房概念慢慢淡化。我所在的内蒙古包头就已经推行很久了，实践起来或许有诸多因素不便吧，效果甚微。
最后：最开始底层民众欢呼雀跃，但缓过神来就会发现，这样只会让自己的孩子没有“出头之日“。
总之，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为了国家，希望家长和学生，能够真正的得到减负!更希望教育能实现真正的公平!
“双减政策”的利弊2：
“一些校外培训机构违背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发展规律，增加了学生课外负担，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甚至扰乱了学校正常教育秩序，良心的行业不能变成逐利的产业”。
市面上是不是所有培训机构都违背教育的初心，我觉得肯定不是的;是不是所有的培训机构都在做制造家长焦虑的事情，我觉得肯定也不是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飞速发展的时候，俞敏洪老师带着新东方第一批创业的老师给这个社会打了一剂强心剂，告诉年轻人你们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奖学金拿到签证走出国门，新东方精神照亮了当年一群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人。
当下很多培训机构里的年轻老师，在家长和学生的心目中是非常认真且尽责的，因为他们勤勤恳恳做着帮助学生的工作，扮演好公办教育的补充，通过阶段性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多多少少改变一个孩子，多多少少改变一个家庭。
疫情前后，大量资本进入培训行业，多家机构入驻学习强国平台可以看出，国家也在观望资本进入之后是否会推动培训行业健康发展，但现实情况是：大部分在线机构把钱都花在了商业广告和获客补贴上，这显然扭曲了教育的本真。
篇2
中图分类号：F2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6-0034-09
收稿日期：2017-01-25
作者简介：徐朗（1990-），男，湖北荆州人，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能源经济、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汪传旭（1967-），男，安徽安庆人，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工学博士，研究方向：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373157，71403120；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15ZDIXM039；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项目编号：2016ycx074；上海海事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培育项目，项目编号：2016BXLP005。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凸现。为了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许多国家开始制定并实施能源节约和降低碳排放计划，加快节能环保标准体系建设并逐步建立政府对绿色企业补贴制度[1-3]。企业在进行减排研发活动中承担了成本和风险，但往往无法享有研发的全部收益。如新能源汽车制造商，面对消费者使用习惯和新能源汽车市场不成熟等原因，不易通过现有市场机制实现快速推广。从横向维度来看，进行新能源汽车的研发是提高减排能力的根本途径，但由于研发行为存在外部性，竞争对手可能由于研发投入的溢出效应而受益，从而造成研发投入失灵；从纵向维度来看，政府将低碳化作为一种鞭策企业改进环境绩效的策略，研发投入具有公共利益特征和不确定性，新能源汽车制造商进行减排研发往往提高了社会总福利而自身收益甚微。因此，减排研发投入在无政府补贴下，会大大削弱企业减排研发的积极性。近年来，为了引导消费者的低碳理念，政府制定了相关补贴、减免措施，如发改委、工信部和财政部联合推动实施了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那么，选择何种补贴策略才能保证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如何选择最优的补贴政策以促进企业减排研发，并实现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技术外溢和产品差异情况对政府补贴和企业决策会产生什么影响？上述问题的回答，将对实现全面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为政府实施各种环境补贴策略以及制造商进行减排决策提供参考。
针对技术溢出效应下的企业研发行为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大多数根据Aspremont′s和Jacquemin[4]的文献分析双寡头决策。Femminis等[5]基于溢出效应下研究了企业研发策略，分析了企业在不同的研发方式下，吸收能力对企业R&D决策行为的影响。Veldman等[6]从研发投入出发，引入市场竞争因素，用动态博弈方法分别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行分析，得到企业利润均衡解。Kamien等[7]基于多企业竞争情况，构建两阶段研发合作动态模型，并比较不同合作机制的效果，发现在溢出率较大时合作研发能够带来更大的技术进步。杨仕辉和魏守道[8]基于产品存在差异化竞争，建立了三阶段政府与企业的博弈模型，并求解得到最优企业研发水平、政府管制水平和社会总福利。Qiu等[9]比较了企业先进行完全竞争的过程R&D活动后在产品市场上竞争的两阶段博弈中当产品市场分别为价格和产量竞争时博弈的均衡解。可以发现，上述文献大多主要集中于双寡头市场下双方博弈策略，并未分析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对其决策的影响程度。
目前，企I减排及政府补贴策略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Clara和Jessica[10]研究了政府不同环境政策对企业技术投资行为的影响，并通过算例分析发现排污权交易条件下，技术投资水平仅取决于企业自身的技术特征和政府补贴率。Ben和Georges[11]假设寡头市场上企业进行产量竞争，但通过从事研发活动来控制污染排放，并将企业的研发努力分为原始研发努力和提高吸收能力研发努力，发现政府可以通过财税手段来实现社会总福利达到最优水平。宋之杰和孙其龙[12]在碳税和碳限额机制下，讨论了双寡头制造商的最优碳排放量和定价策略，为企业主动碳减排最优策略选择以及政府财税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Petrakis和Poyago[13]在碳排放权和碳税限制下，研究政府对减排投入的最优补贴问题，并比较分析采取补贴和鼓励合作两种技术政策后企业的研发水平和社会福利。Ana等[14]构建了寡头制造商与政府组成的博弈系统，研究企业在碳税和碳补贴机制下的决策行为，并且探究了政府如何通过财税政策使社会福利达到最优。简言之，企业在减排研发投入决策和与政府进行博弈的过程中，现有的研究文献仅将政府补贴策略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进行讨论，且仅考虑生产产量和消费者环境偏好的影响，缺乏综合因素的分析。
鉴于此，本文系统地考虑了产品差异和消费者环境偏好等因素对双寡头制造商市场竞争的影响，假设两制造商对减排进行投入存在技术相互溢出，建立政府与双寡头制造商之间的三阶段博弈模型，在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条件下，通过逆向求解法得到制造商最优决策和政府最优补贴率，并分析了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对制造商最优决策和政府最优补贴率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与描述
本文在Aspremont′s和Jacquemin（1988）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市场上存在双寡头制造商生产差异化产品的减排研发投入博弈问题。假设博弈双方均为理性的经济体，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前提进行决策。具体地：第一阶段，进行减排研发投入，随之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意愿；第二阶段，两制造商对产量进行决策。假设市场中存在两制造商，且生产产品具有一定的替代性。所以，消费者需求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Uq1，q2=q1+q2-q21μ21-q22μ22-2σq1q2μ1μ2（1）
其中，q1、q2分别表示两制造商的产量，μ1、μ2分别表示两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对消费者碳减排偏好的影响。由于双寡头制造商生产产品是差异的，故假设σ∈0，1为产品差异性。当σ0时，表示两制造商生产的产品是相互不影响的；而当σ1时，表示两制造商生产的产品是完全替代的。可以发现，消费者需求的效用函数Uq1，q2是关于两制造商各自产量的函数，所以通过一阶偏导条件可以得到逆需求函数为：
piqi，qj=Uqi，qjqi=1-2qiμ2i-2σq3-iμiμ3-i，i=1，2（2）
假设双寡头制造商通过加大减排研发投入，以提升产品质量，刺激消费者市场需求。同时，消费者碳偏好程度与双寡头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是相关的[15]，且存在：
μi=ε・I1/4i+ρ・I1/43-i（3）
其中，Ii表示制造商的减排研发投入；ρ∈0，1表示两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的正向溢出程度，且当ρ0时，表示两制造商研发投入没有相关性的，当ρ1时，表示两制造商研发投入具有完全互补性；ε表示研发投入对消费者碳偏好系数的影响程度。
制造商进行减排研发投入，在迎合消费者碳偏好的同时，也会降低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从而减少环境污染。环境效用函数ω表示制造商在一定的研发水平下对降低生产碳减排做出的贡献[16]。所以，环境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ω=θ・I1/21+ρ・I1/22（4）
其中，θ表示两制造商减排研发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且θ>0。
三、无补贴下双寡头制造商决策
双寡头制造商之间的市场行为是完全对称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因此可以通过子博弈逆向归纳法求解。针对无政府补贴情况下的双寡头制造商决策，按照逆序归纳法的步骤求解，即第一阶段企业确定最优减排研发投入，以使得企业自身利润最大化；第二阶段企业进行古诺竞争选择最优产量，最终得到双寡头制造商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所以，两制造商的利润函数为：
maxπi=qi1-2qiμ2i-2σqjμiμj-Ii，i=1，2（5）
（一）双寡头产量竞争
第二阶段博弈过程中，双寡头制造商在既定减排研发投入的情况下，通过古诺竞争确定最优产量qi，以实现各自收益Ri最大化，所以双寡头制造商的收益函数分别表示为：
maxRi=qi1-2qiμ2i-2σqjμiμj，i=1，2（6）
由于2Riq2i=-4μ2i
（二）双寡头研发竞争
第一阶段，两制造商以自身利润最大化进行减排研发投入。由式（5），分别对两制造商利润函数求减排研发投入的一阶偏导条件，可得：
πiIi=RiμiμiIi+RiμjμjIi-1=ε2-ρσ2μi-σμj4I3/4i4-σ22-1=0，i=1，2（7）
由于两制造商是信息对称的，可以发现当μ1=μ2=μ时，两制造商利润函数关于减排研发投入的二阶偏导存在2πiI2i
假设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无政府补贴情况下的社会福利可以表示为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与减排研发投入所造成的环境效益之和，即：
SW=CS+PS+ES
=ε21+ρ2-ρσε21+ρ22+3ρ-σ1+σ+ρσ+4θ2-σ2+σ282-σ22+σ4（8）
引理1：两制造商的均衡利润、产量和减排投入均随着技术溢出率ρ增强而增大①。
由引理1可以发现，在两制造商进行博弈过程中，制造商的均衡利润、产量和减排投入随着溢出率的增强而增大。随着技术溢出率增强，制造商的减排投入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大于自身利润，有利于制造商提高产量、增加减排投入，提升自身利润，这也充分说明溢出效应越强越有利于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引理2：两制造商的均衡利润、产量和减排投入随着产品差异性σ增强而减小②。
由引理2可以发现，在两制造商进行博弈过程中，制造商的均衡利润、产量和减排投入随着溢出率的增强而减少。随着产品差异性增强，制造商的减排投入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小于自身利润，造成竞争逐渐激烈，制造商往往采取减少产量、降低减排投入，从而保证自身收益，这也充分说明产品差异越强越不利于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四、政府对制造商的补贴策略
在现有的双寡头制造商三阶段博弈模型中，并未考虑通过政府行为调控市场，往往这种情况所产生的均衡并非是最优的，市场易产生局部“失灵”状态，所以需要利用政府财税手段实现资源重新配置。而对政府部门而言，由于制造商进行减排研发投入的社会效应远远大于自身利润的增加，再加上环境效益的高风险性，会大力支持制造商的研发投入行为。政府对研发投入的支持主要表现是对制造商的补贴，在补贴方式上政府主要有两种选择：投入补贴和产量补贴。
（一）政府对制造商投入补贴
政府对两制造商的投入补贴是指对制造商研发投入进行直接补贴，刺激制造商增加研发投入，提高社会总福利。在投入补贴情况下，政府以社会总福利最大的目的，对两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按照s的比率进行补贴。所以，两制造商的利润函数为：
maxπi=qi1-2qiμ2i-2σqjμiμj-1-sIi，i=1，2
st0s1（9）
1.双寡头制造商的产量决策
如无政府补贴情况下，由制造两商减排研发投入与消费者碳偏好的关系，可得均衡减排投入为IISi=11-s2INSi。将其代入式（3），可得消费者碳偏好程度为μISi=11-s1/2μNSi。所以，双寡头制造商的均衡价格、产量和利润分别为pISi=pNSi、qISi=11-sqNSi、πISi=11-sπNSi。
2.政府的补贴政策选择
在政府投入补贴策略下，社会福利不仅要考虑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与碳减排的环境效益之和，还要减去政府对双寡头制造商减排投入补贴，即：
SW=CS+PS+ES-s・I1+I2
=ε21+ρ2-ρσε21+ρΔ1-σΔ2-σ2Δ3-4θ1-s2-σ2+σ281-s22-σ22+σ4（10）
其中，Δ1=21+3ρ-6s1+ρ，Δ2=-1-ρ+s1+ρ，Δ3=-1-s1+ρ。由社会福利函数SW关于两制造商投入补贴率s求一阶条件SWs=0，可得：
s*=ε21+ρ22+5ρ-3σ-σ21+ρ+4θ2-σ2+σ22-σε23+σ1+ρ2-σ3+2ρ-σ21+ρ+4θ2-σ2+σ2（11）
（二）政府对双寡头制造商碳减排产量补贴
政府对两制造商的产量补贴是指对制造商生产数量进行补贴，鼓励制造商增加产量，提高社会总福利。在产量补贴情况下，政府以社会总福利最大的目的，对双寡头制造商的单位产品价格按照每件g进行补贴。所以，两制造商的利润函数为：
maxπi=qi1-2qiμ2i-2σqjμiμj+g-Ii，i=1，2
st g0（12）
1.双寡头制造商的产量决策
如无政府补贴情况下，由制造两商减排研发投入与消费者碳偏好的关系，可得均衡减排投入为IQSi=1+g2INSi。将其代入式（3），可得消费者碳偏好程度为μQSi=1+g1/2μNSi。所以，双寡头制造商的均衡价格、产量和利润分别为pQSi=1-gpNSi、qQSi=1+gqNSi、πQSi=1+g2πNSi。
2.政府的补贴政策选择
在政府产量补贴策略下，社会福利不仅要考虑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与碳减排的环境效益之和，还要减去政府对双寡头制造商生产产量补贴，即：
SW=CS+PS+ES-s・q1+q2
=ε21+ρ1+g2-ρσε21+ρ
SymbolQC@ 1+σ
SymbolQC@ 2+σ2Δ3+4θ2-σ2+σ282-σ22+σ4（13）
其中，
SymbolQC@ 1=22-3ρ+g，
SymbolQC@ 2=-1+gρ，
SymbolQC@ 3=-1+ρ。由社福利函数SW关于两制造商投入补贴率g求一阶条件SWg=0，可得：
g*=2+σε21+ρ1+3ρ-ρσ-σ+4θ4-σ22ε21+ρ2-ρσ（14）
引理3：政府对投入进行补贴时，最优补贴率随减排研发对环境影响程度θ增强而降低，随碳减排对消费者偏好影响程度ε增强而增加；政府第产量进行补贴时，最优补贴率随减排研发对环境影响程度θ增强而增加，随碳减排对消费者偏好影响程度ε增强而降低③。
由引理3可以发现，政府基于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目的制定最优补贴率，技术溢出率和产品替代性是决定的关键性因素。随着技术溢出率的增强，两制造商减排研发行为对消费者的偏好提高，这时政府应降低补贴率；随着产品替代性的增强，两制造商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往往会选择减少研发投入，这时政府应提高补贴率。政府通过对制造商减排研发行为进行补贴，促进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引导市场达到最优的均衡状态。
通过对无政府补贴模型（NS）、投入补贴模型（IS）和产量补贴模型（QS）的均衡解进行比较，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两制造商的均衡产量均高于无政府补贴情况，即qIS>qNS、qQS>qNS；（2）投入补贴策略下两制造商单位产品的均衡价格与无政府补贴情况相同，而产量补贴策略下单位产品的均衡价格低于无政府补贴和投入补贴策略，即pIS=pNS、pQSINS、IQS>INS；（4）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两制造商的均衡利润均高于无政府补贴情况，即πIS>πNS、πQS>πNS；（5）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的社会总福利均高于无政府补贴情况，即SWIS>SWNS、SWQS>SWNS。
在自由市场竞争机制下两制造商作为利益主体，其决策目标往往是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而这又与社会福利目标相违背。而两制造商进行减排投入的社会福利远远大于制造商自身利润，再加上投入行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政府会通过补贴策略支持制造商进行研发投入行为。对制造商而言，获得补贴是为了平衡研发投入成本，达到利润最大化；对政府而言，进行补贴是为了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无论是投入补贴还是产量补贴，都能有效地使两制造商加大投入，并增加其利润。同时，在补贴方式的选择上，通过分析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合理制定政府补贴率，选择更为有效的补贴方式，在保证制造商利润的同时，可以有效地提高社会福利，提高市场减排研发投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五、算例分析
为了验证模型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本文使用Matlab作为算例分析的工具，对加拿大境内的通用和福特两家汽车制造商进行调查分析，并通过数值仿真来求解不同补贴模式下的两汽车制造商的最优决策和政府的最优补贴率，分析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的变化对决策变量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并比较不同政府补贴策略下最优补贴率随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的变化情况。根据调查发现，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偏好的比例大约为总数的1/3以上，且经过减排技术改进后的汽车排放所减少的COx、NOx约为1/20左右。鉴于此，假设ε=3、θ=005。具体分析主要集中于，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的变化对双寡头制造商决策和政府最优补贴率的影响。为研究参数变化对决策的影响，根据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程度分为高、中、低不同情况进行比较，所以取ρ=01、05、09，σ=01、05、09进行分析。
（一）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对制造商产量和价格的影响
根据前文模型，可求解出不同政府补贴策略下制造商的均衡产量、产品价格，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1）在无政府补贴策略下，产品差异性与制造商的均衡产量和产品价格成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随着产品差异性增强，使得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从而使得制造商不得不采取减少产量降低价格。而技术溢出率与制造商的均衡产量成正相关关系，与产品价格保持不相关。这是因为，随着技术溢出率增强，使得其他制造商减排投入对于在位制造商而言可以赢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但对产品价格无直接影响。（2）当产品差异性增强时，投入补贴策略下的制造商产量增加，单位产品价格均降低；而产量补贴下的制造商产量和单位产品价格均降低。当技术溢出率增强时，投入补贴策略下的制造商产量增加，单位产品价格不变；而产量补贴下的制造商产量增加，单位产品价格降低。同时，当产品差异性较弱技术溢出率较强时，投入补贴的产量低于产量补贴的产量；但产量补贴的单位产品价格始终低于投入补贴的价格。这是因为，政府进行投入补贴策略时，主要是刺激制造商的减排研发活动从而提高其积极性；而政府进行产量补贴策略时，主要集中于制造商生产产量。虽然不同的政府补贴策略对制造商都能带来好处，但产量补贴策略是对制造商生产行为的补贴策略，并未对制造商减排投入产生明显效果，而投入补贴是对制造商研发行为的补贴策略，主要将补贴转移到环境效用中。
（二）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对制造商利润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
根据前文模型，可求解出政府不同补贴策略情形下制造商利润及社会总福利，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1）无论政府对制造商的减排投入补贴还是生产产量补贴，均能增加制造商利润并提高社会总福利。但是，产量补贴策略下的制造商利润总低于投入补贴策略下的制造商利润；同时，当技术外溢率和产品差异性均较小时，产量补贴策略下的社会总福利高于投入补贴策略下的社会总福利。这是因为，政府对产量补贴仅仅是改善制造商生产活动的补贴，不仅不利于制造商加大减排投入力度，甚至会出现制造商隐利提高，降低其减排研发的积极性。（2）在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变化下，社会总福利的变化与制造商利润的变化趋势相似。因此，无论何种决策情况下，制造商利润和社会总福利依然是随着技术溢出率的增强而提高，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加而降低。同时，当技术外溢率较强产品差异性较弱，亦或是技术外溢率较弱产品差异性较强时，投入补贴策略相较于产量补贴策略更有效。这是因为，在强调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条件下，政府对制造商产量补贴往往是次优策略，实际上相当于将消费者剩余通过产量补贴再分配给了生产者，从而导致局部资源错配。
对制造商进行产量补贴时，政府的补贴支出相对于减排投入补贴往往更多，同时还会造成消费者剩余转化为生产者剩余，从而导致企业得到更多的隐藏福利。
（三）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减排研发投入的影响
在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通过分析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两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的影响，如图1所示。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与技术溢出率呈正相关关系，与产品差异性呈负相关关系。同时，产量补贴策略下的研发投入最大，投入补贴策略下的研发投入次之，无政府补贴策略下的研发投入最低。随着技术溢出率的增强，制造商的减排研发投入增加，而减排研发投入作为社会公共品的特征就越强，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需要提供更高补贴率对制造商减排研发行为进行弥补，保证社会总福利实现最大化，从而反过来更加刺激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而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强，两制造商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而减排研发投入并没有起到显著提高自身利润和社会福利的效果，政府需要通过其他财税手段调整市场，对双寡头制造商进行，引导带动更多的减排研发投入。
（四）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消费者偏好的影响
在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通过分析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消费者偏好的影响，如图2所示。消费者碳偏好与技术溢出率的变化趋势相似，与产品差异性的变化趋势相反，且技术溢出率对消费者碳偏好的影响强于产品差异性。也就是说，随着技术溢出率的增强，消费者碳偏好也同时增加；而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强，消费者碳偏好却降低。同时，当技术溢出率较小、产品差异性较大时，投入补贴策略对消费者碳偏好影响程度弱于产量补贴策略；而其他条件下，投入补贴策略对消费者碳偏好影响程度于产量补贴策略。这是因为，当技术溢出率较小、产品差异性较大时，两制造商都很难利用“搭便车”现象提高自身利润，而市场竞争程度很激烈，政府通过产量补贴能够更为直接地刺激两制造商加大研发投入，从而提高两制造商利润和社会福利。
（五）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政府补贴率的影响
在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通过分析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政府最优补贴率的影响，如图3和图4所示。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的最优补贴率，与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的变化是不同的。在投入补贴策略下，无论产品差异性如何变化均衡补贴率与投入溢出率呈正相关，随着投入溢出率的增强而提高；而当技术溢出率较低时均衡补贴率与产品差异性呈负相关，当技术溢出率较高时均衡补贴率与产品差异性呈正相关。在产量补贴策略下，均衡补贴率与技术溢出率呈“U”型，即随技术溢出率的增强先减少后增加；而均衡补贴率与产品差异性呈负相关，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强而降低。
六、结论
本文基于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构建三阶段政府与双寡头制造商的博弈模型，求解制造商最优生产产量和减排投入以及政府最优补贴率，并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推演对比三种补贴情景下的制造商利润和社会福利差异。算例证明了模型的有效性。
第一，不论政府采取减排研发投入补贴还是生产产量补贴策略，在短期内均能刺激制造商加大减排研发投入，从而增加制造商利润以及社会总福利。所以，政府应该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通过对双寡头制造商制定切实可行的补贴策略，推动减排研发技术的进步，实现社会总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第二，在政府以最大化社会总福利的目的下，投入补贴策略的均衡补贴率与技术溢出率呈正相关性关系，而与产品差异性不确定；产量补贴策略的均衡补贴率与技术溢出率呈“U”型关系，在技术溢出率较小或较大时补贴率较高，而与产品差异性呈负相关关系。所以，在差异化产品市场竞争中，政府应加强对减排研发投入的保护。
第三，消费者碳偏好与技术溢出率的变化趋势相似，与产品差异性的变化趋势相反，且技术溢出率对消费者碳偏好的影响强于产品差异性。随着技术溢出率的增强，消费者碳偏好也同时增加；而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强，消费者碳偏好却降低。同时，当技术溢出率较小、产品差异性较大时，投入补贴策略对消费者碳偏好影响程度弱于产量补贴策略；而其他条件下，投入补贴策略对消费者碳偏好影响程度强于产量补贴策略。
后续研究可以关注以下问题：第一，讨论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双寡头制造商的决策问题，分析政府应选择何种补贴方式；第二，基于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研究供应链的研发投入决策，分析供应链系统如何影响政府补贴策略。
注释：
①证明：对两制造商的均衡利润、减排投入和产量分别求技术溢出率ρ的一阶偏导，得πNSiρ=
ε41+ρ2-σ4-σ+2ρ2σ2-5σ+6-2ρ2σ4-σ82-σ22+σ4、qNSiρ=ε41+ρ26-σ-4ρσ82-σ2+σ3、INSiρ=ε41+ρ4-2σ1+3ρ+ρσ21+2ρ82-σ22+σ4。由于00，即均衡利润、产量和减排投入是技术溢出率的单调递增函数，随着ρ的增强而逐渐增加。证毕。
②证明：对两制造商的均衡利润、减排投入和产量分别求产品差异性σ的一阶偏导，得πNSiσ=ε41+ρ23+51-σ2+ρ41-σ3-2σ-σ21+2σ+2ρ21+1-σ34-2+σ32+σ5、qNSiσ=-ε41+ρ341-σ2+ρ+3ρ2σ82-σ22+σ4、INSiσ=-2-ρσ1+ρ21+ρ2-σ-σ1-ρσ42-σ32+σ5。由于0
③证明：对不同补贴策略下的政府最优投入补贴率和产量补贴率，分别求碳减排对θ和ε的一阶偏导，有s*θ=-16εθ1+ρ2-ρσ2+σ22-σε23+σ1+ρ2+4θ2+σ2、g*θ=22-σ2+σ2ε21+ρ2-ρσ、s*ε=8ε21+ρ2-ρσ2+σ22-σε23+σ1+ρ2+4θ2+σ2、g*ε=-4θ2-σ2+σ2ε21+ρ2-ρσ。根据假设条件可知，s*θ0、s*ε>0、g*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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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作为一个初三学生的妈妈和一个初二学生的姨妈，直接感受到的就是，校外培训机构和一对一辅导都无法实现了。
外甥女在我们这个新一线城市的核心培训圈，被家长们称为“妖学圈”的一家大型培训机构进行数学和物理的学习。因为“双减”政策不允许在周末和节假日、寒暑假进行培训，机构将时间调整到了周一到周五晚上，有线上线下两种模式，因为上课时间与学校放学时间冲突，另外外甥女喜欢的任课老师都被裁员，最后放弃了培训，申请了退费。所幸没多久退款就到帐了，据说全国各地好多家长屯了课，结果无法拿到退款，损失惨重。
我闺女初三了，中考即将到来，课程多作业多，百分之五十的普高录取率让家长焦虑，学校是很负责的，安排了免费的晚自习和周末辅导，原本打算周末请人查漏补缺辅导一下的，也因为没有时间只好放弃。
这些变化对我们家长的心态确实有影响，连我这么淡定的都有点迷茫了，可是，无意中在省图书馆看到的这本书让我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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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美国天普大学心理学博士，有二十年多年的中小学教育经验。她用平实的语言记录了她的经历和收获，我深感认同，摘录如下。
我们有没有教孩子更重要的生活教训，如挫折承受力，如何处理焦虑，如何感恩？
我们有没有讨论过，每个人都各有恩赐，拿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是合逻辑的？
我们有没有让孩子看到，如何面对生活中的不完美，如何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如何谦虚地待人接物，比代数方程式和经济理论还重要？
我们有没有帮孩子学以致用，提高对学习的兴趣，为一生旺盛的求知欲打下基础？
我们成长的过程谁没有一路坎坷？谁是出生到现在学业一帆，事业、家庭、健康全都是一路绿灯一路凯歌？
生活中，多少父母总有错觉，以为让孩子永远成功，才会走向更高的成就？他们过度保护孩子，不让孩子经历任何失败，却忘记了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胜败乃兵家常事，错失了通过失败和挫折来锻炼孩子的良机，以至于孩子将来被扑面而来的失败打个措手不及，有机会经历失败，才能增强对挫折的免疫力，学习过“输”，将来才能“输得起”。只有这样，不论孩子选择去哪里的高中、大学，学什么专业、将来做什么工作，和谁生活在一起，我们做父母的都尽可放心，不论生活如何风云变幻，孩子都会从容应对。事实证明，走得最远的不是那些最聪明的、一学就会的学生，而是那些智力中上但遇到困难不放弃、最有恒心的学生。
智力，归根结底是综合自己所有去解决问题的能力。成功的因素大多数是智力测试显示不出来的。每位孩子的天分需要最了解自己的父母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帮他们去发掘，千万别把责任寄托在任何考试上。孩子像雪花、树叶，各不相同，不必去羡慕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拿别人孩子的长处比自己孩子的短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亮点。没有我们的爱和接纳，孩子很难去接纳并尊重自己，那安全感一一健康自我的基石，也就很难建起了。
青少年在了解自己、了解周围世界的过程中充满着幻想、尝试和错误，很多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逐步发现如果不照顾好自己的精神健康，“成功”就根本不存在。意识到精神健康的重要性后，他们摸索着如何去平衡，如减低表现的压力、避免课业和活动过重、找到自己的兴趣、保留放松时间和全家相处时间等。
篇4
一、背景
我国自2012 年从上海开始，在部分行业部分地区进行“营改增”试点。具体税率为：在现行增值税17%和13%两档税率的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营改增”是结构性减税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主要目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社会专业化分工，减轻企业税负提高企业效益。但是，在试点过程中，出现了部分企业税负增加的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对91家试点企业的抽样调查结果，有超过40%的交通运输企业一般纳税人税负增加。这一现象引起了其他服务业企业对“营改增”推行前景的担忧。
二、“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税负的影响理论模型
“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税负的影响分为两种。第一，通过实施“营改增“可以实现实现进项抵扣，减少重复征税，从而实现减税，在此称之为抵扣效应。第二，实行“营改增”的企业适用的税率也会进行调整，税率升高会增税，反之会减税，在此称之为税率增（减）效应。因此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企业税负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以上两种效应的综合结果，在此称之为减税净效应=抵扣效应-税率增（减）效应。
以下运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对税税率增（）税效应和抵扣效应进行分析，以探究“营改增”使交通运输业企业税负增加的原因。
设某个交通运输业企业的营业收入为R，“营改增”前适用的营业税税率为t0，则在“营改增“前，该企业应缴纳的营业税额为Rt0。“营改增”后，设该企业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t1，那么企业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为Rt1。设企业可实现进项税抵扣的第i种外购商品的价格为Pi，其所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ti，则此企业的进项抵扣额为∑Piti，因此“营改增”后企业的税负为（Rt1-∑Piti），税负变化为Δt= Rt1-∑Piti-Rt0=R（t1-t0）-∑Piti ，其中R（t1-t0）就是税率增（减）效应，-∑Piti是抵扣效应。
以下着重分析抵扣效应。为了体现产业分工的专业化水平和进项税抵扣全链条的完整性，需要分析企业外购商品的总价格即中间投入①占总成本的比重以及外购商品中可进行进项税抵扣的比重，因此引入进项平均税率 ，使 ∑Pi=∑Piti，∑Pi为企业外购商品中可进行进项税抵扣的商品总价格。设企业外购商品的总价格为P，则-∑Piti=-∑Pi=-P其中，表示外购商品总价格中可实现进项税抵扣的比重。（①企业中间投入指企业生产经营中所消耗的外购物质产品和对外支付的服务费用之和）。因此Δt=Rt1-∑Piti-Rt0=R（t1-t0）-∑Piti=R（t1-t0）-P。
三、具体原因分析
（1）企业新适用的增值税税率t1过高。交通运输业的营业税税率为3%，但实施“营改增”后交通运输业一般纳税人适用11%的税率，比较“营改增”政策实施前后，税率提高了8%，幅度过大，税率的增税效应明显。
（2）外购商品总价格中可实现进项税抵扣的比重 较小。在增值税抵扣全链条没有打通的情况下，
（3）企业中间投入P的特殊性。交通运输企业的中间投入具有特殊性，其所用的主要生产资料为汽车飞机轮船等，虽然当期购入设备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但是这些设备使用寿命较长，一般不可能每年大批量购进，日常成本主要以维修费和燃料费为主，因此实际中可抵扣的金额有限，导致企业税负增加。
四、建议
（1）建立健全财政补贴机制。在“营改增”政策实施的过渡期，对因税改造成税负增加的企业给予财政补贴，以弥补增值税全链条打通前企业的进项抵扣不足和税率提高带来的损失。但是在实际实行中一定要落实，透明化运作，简化行政手续，确保企业可以获得补贴资金。
（2）调整增值税税率水平与结构。但从长远来看，也应对增值税税率水平与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促进行业税负的优化。不同行业的成本结构和中间投入的比率即特点上存在差异，交通运输业的成本结构中有相当大的部分不能实现进项税抵扣，同时其固定资产更新周期长，会导致实际中可抵扣的金额有限。但是，目前其适用11%的增值税，相比原来的营业税率大幅上升，为此，可以适当增加几档增值税税率，但也不能设置过多的税率档次，否则会给税收的征收征管带来困难。
（3）解决增值税发票取得困难的问题。对企业财务部门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结合“营改增”政策进行相应的税务筹划调整。做好企业增值税发票的归集和管理工作，尽量选择可以开具专用增值税发票的客户。另外，为了解决开票据繁琐的问题，可以采取集中采购分散适用的措施，例如企业为了取得燃油费的增值税发票，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同意集中购买油卡，再发放给驾驶员使用。
篇5
中图分类号：X32 文献标识码：A
一、概述
永嘉县位于浙江省南部，瓯江下游，濒临东海。全县总面积2698.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78.92万人。目前，永嘉县正处于省级生态县创建的重要时期，到2014年还要创建国家级生态县。这就决定了永嘉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把环境保护放在首要位置，采取各种措施完成污染减排的硬指标。
二、永嘉县污染减排形势分析
1、减排工作压力大
在面临着向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形势下，污染减排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减排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每年产生的污染物增量居高不下，难以人为控制。以2010年为例，永嘉县GDP增长率为11%，但新增COD555吨，每年污染物COD新增量需要建设一个日处理1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才能抵消。
2、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
前几年受经济持续下滑的影响，减排压力有所反弹，对于造纸、铸造、电镀等重污染行业和落后产能，有关乡镇考虑经济发展现实问题，难以下决心整治和淘汰，导致工程减排和结构减排项目实施不到位，难以实现 "关停淘汰一批、整合入园一批、规范提升一批"的思路，整个产业的升级上档步伐有所放慢。
3、环保投入不足
资金缺口大，造成了目前城镇污水收集率低下，个别城镇污水处理厂建成后"吃不饱"的现象。
4、环境监管能力不足
永嘉县辖区大，环境问题欠账多，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相对滞后。监察、监测人员编制远达不到要求，直接影响监管减排、监察系数和监测频次。而且目前减排工作需各部门联动，但是污染减排核查核算是环保部在执行，造成污染减排任务都落到环保部门身上，部门间协调存在很大问题。
5、减排核算方法过于繁琐和严格
减排是全民联动的事情，不是环保部门一家的事情，现在的减排核算方法过于繁琐，核算时要各方面的数据，如GDP增长率、城镇人口增长率、污普基数等数据。这样造成核算时间长，每年的核算数据出来时政府部门年终考核早已完成了，考核地方政府的意义就失去了。国家减排核算方法过于严格，永嘉县部分减排项目未得到认可或认可量小于实际排放量。如国家只对采取双碱法并且安装在线监测装置的大锅炉认可，小锅炉不予以认可，而永嘉县的企业规模小，存在大量6吨以下燃煤锅炉已实行双碱法脱硫但无在线监控，这些锅炉没被认可，也损失了很多减排量。
三、推进减排工作的对策及建议
1、高度重视，完善考核制度
充分认识做好"十二五"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进一步把节能减排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作为检验经济是否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标准，进一步落实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节能减排负总责、政府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的工作要求。要全面加强对节能减排工作的组织领导，狠抓监督检查，严格考核问责。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明确分工，密切协调配合。
2、严格控制污染增量，严禁高污染高能耗项目进入
在项目立项上必须严把源头关口，把高能耗高污染作为项目审核的强制性门槛。支持节能降耗减排和循环经济项目，真正从源头上抓好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环评不符合项目一律不得立项，杜绝引进能耗大、污染重、效益低的项目，在重视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的前提下发展经济，才能实现经济真正的繁荣。
3、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把节能减排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刚性指标，严格执行《永嘉县"十二五"期间重污染高耗能行业深化整治促进提升实施方案》，按照"三生融合·幸福永嘉"战略的总体要求，以"关停淘汰一批、整合入园一批、规范提升一批"的思路，全面推进电镀、印染、造纸、化工、合成革等重点行业整治提升工作，使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下降，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明显优化，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
4、大力推进减排重点项目建设
"十二五"期间我县的COD、NH3-N、SO2、NOX的减排任务，将通过污水处理厂建设（提高瓯北镇、上塘镇污水收集率，桥头镇污水处理厂建设、桥下镇污水处理厂建设、乌牛污水处理厂建设）、调整产业结构、企业污染整治、开展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加快企业锅炉脱硫工程建设、淘汰小锅炉建设集中供热项目、控制企业用煤以及加强环境管理执法力度等措施来完成。
5、加强污染减排环境管理，加大环保投入
继续加大执法监察力度。加强对重点企业的监管，对污水处理厂建设、企业治污设施运转、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专项督察，确保监察系数稳定提高；永嘉县农村地域大，畜牧养殖业发达，要根据环境承载能力适度控制畜禽养殖规模，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实现排泄物资源化利用和零排放。加快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按照国家的总体要求，增加投入，稳步推进统计、监测和考核三大体系建设，重点放在环境监测和环境监察机构标准化、信息化建设。
6、减排考核体系要与时俱进，贴近实际 减排的直接目的在于改善环境质量，环境质量的改善是检验减排到位的重要标准。但减排考核结果以减排指标下降率公布，未将环境质量改善列入考核内容。有些地方环境质量虽得到明显改善，但因减排指标下降率低，考核成绩差。现在，减排考核虽然只是单项考核，但实际上已成为环保考核最核心的内容，是对地方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否的评价。建议加大环境质量改善在计分办法中的比重，鼓励各地通过减排达到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
减排难度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增量核算值高。永嘉县工业减排重点项目在"十一五"期间基本上都已核算，减排几无潜力，因此完成"十二五"削减任务重点项目就落在城镇污水处理厂。由于新增量核算值太高，"十二五"期间污染物排放必然是呈上升的趋势。因此，建议改变新增量核算方法。
结语
节能减排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改善发展模式的重要途径。我县目前减排形势严峻，政府部门要切实增强全局意识、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进一步把节能减排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加快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篇6
国际收支是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与非居民之间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所产生的全部经济交易的货币记录。持续顺差是指在一定的单位时间里（通常按年度计算），贸易的双方互相买卖各种货物，互相进口与出口，甲方的出口金额持续大过乙方的出口金额，或甲方的进口金额持续少于乙方的进口金额，其中的差额，对甲方来说，就叫作贸易顺差，反之，对乙方来说，就叫作贸易逆差。我们看到，我国国际收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除了1993年以外，经常项目始终保持顺差并呈逐渐上升趋势。而资本和金融账户除1998年因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而出现小额逆差外，其他年份也一直保持顺差。根据国家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经常项目实现顺差1608.18亿美元，同比增长134.23%，占我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上升为72%。2006年，经常项目实现顺差2498.66亿美元，同比增长55.37%，其中出口11444.99亿美元，进口8946.3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66%和20.45%。我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大，2006年2月，我国外汇储备达到8536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同年10月，我国外汇储备一举跨过万亿美元大关。2007年我国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外汇储备1.5898亿美元。
那么，我国近几年国际收支方面总体扩大化的持续顺差现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对我国经济有哪些影响，我们应该对此做出什么反应，采取怎样的对策，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做一个总结性的梳理和简要性的回答，以便给读者们一些启示。
二、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原因
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存在，既有外因，也有内因。从国际上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寻求更优化的资源配置，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产业和产品向国外的转移。而我国为了适应国际形式的发展，日趋完善基础设施和优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时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国具有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些都使得我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目的地，连续数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时，全球过剩的流动性不断地输入我国。2001年以来，美联储开始实施了长打两年多的低利率政策，与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步，我国资本项目顺差开始持续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国际压力也日益高涨。
从国内来看，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国际收支顺差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基础。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取得明显效果，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初见成效，各项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这些因素有利于增强企业出口竞争力，有利于改善外商投资环境，有利于增强国内外对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信心。2、结构性失衡。而造成这种结构性失衡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近年来国内储蓄总量高于国内投资与消费而导致的内部失衡。这就意味着当前国内经济存在着流动性过剩和资本投入不足共存的现象。过剩的生产就大量出口到国外,导致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3、我国长期实施的出口鼓励政策。借鉴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原因,中国一直坚持着出口导向型的工业政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决资金、外汇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4、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足。由于资本市场不发达,储蓄也不能通过其他渠道转化为国内投资。而鼓励外资进入的各种优惠政策使得企业可以通过合资方式引入外部资金。外商将直接投资带来的外汇简单地卖给中国人民银行，然后用换来的人民币购买国内资本品，投资生产的产品进一步通过出口产生经常项目顺差，从而产生了“双顺差”的格局。
三、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基于以上对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原因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宏观调控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是宏观调控的必然产物，它在客观上对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稳定物价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1、国际收支持续顺差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实现；2、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3、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4、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直接导致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
持续顺差对一国经济而言是一把双刃剑。长期的持续顺差情况下，我们更要去注意它的负面影响：首先,持续顺差会破坏国内总需求于总供给的均衡,使总需求迅速大于总供给,冲击经济的正常增长。这是因为持续顺差在贸易上表现为大量商品出口,而大量的出口商品会直接减少国内社会产品供给,是国内需求相对增大;持续顺差产生的储备结余,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兑换压力,各个持有者的兑换要求,会迫使本国金融当局增加本国货币投放,从而又创造出新的需求,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其次,持续顺差在外汇市场上表现为有大量的外汇供应,这就增加了外汇对本国货币需求,导致外汇汇率下降,本币汇率上升,从而提高了以外币表示的出口产品的价格,降低了一本币表示的进口产品的价格。这样,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其国内商品和劳务市场将会被占领。第三,长期双顺差将加剧我国与相关贸易伙伴国尤其是欧美的贸易摩擦。短期内，持续的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导致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摩擦愈演愈烈，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攻击的重点目标，使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受到更大制约，贸易谈判中需付出更多代价。第四,持续顺差也将直接冲击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外汇占款增量大于基础货币增量的部分需要由中央银行对冲掉。在国际收支双顺差仍将维持一段时间的情况下,对冲过多的流动性是中国货币政策,对中央银行来说,造成了被动投放货币的的重要任务。“这样巨大压力,并通过货币乘数效应放大了市场货币供应量。长此以往,必将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并且,随着整个金融体系统中外汇占款大幅增加和货币市场利率持续走低,货币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使得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直接冲击。”
四、国际收支调节的政策建议
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与其基本国情是极不相称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较为理想的国际收支结构应是：贸易项目逆差，经常项目保持平衡，资本项目下的顺差。而目前的国际收支失衡、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国家提出“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的政策导向，运用各种手段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国过高的储蓄率
货币政策的取向应当是货币供应收紧，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币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实行降低投资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当前货币政策应当适度从紧，包括降低货币供应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应当继续加息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控制流动性。同时，人民币汇率应该更加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更加富有弹性。这些政策措施都将有助于纠正内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切实转变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模式
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应转向“以质取胜”，从根本上扭转贸易的贫困化增长局面。为此，在继续加强引进、消化和吸收先进技术的同时，政府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鼓励生产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自主品牌意识，实现由目前的贴牌加工为主向自由品牌生产、营销为主的转变；要积极推动一般贸易和其他形式贸易的发展，改变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占主要比重的局面。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
篇7
1、继续加强排污申报工作，对辖区内一切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排污者按规定进行排污申报，按照不同的企业类型及实际情况进行分类申报登记，经审核对企业不符合要求、错报、漏报、慌报的责成其限期重报或补报，审核符合要求的予以建档。
2、继续加强落实排污费征收工作，根据计算确定排污费收额，向排污者送达《排污费缴纳通知单》，做到严格规范排污费征收程序，保证排污费全面、足额征收，确保排污费征收工作坚持公开、公正、依法、规范、廉洁原则。
3、继续加强对企业环保设施运行情况监管力度，特别对重点污染企业加强日常监管，对未配套完善环保治理设施的企业要下达限期完善配套，对设施未能正常运行且超标排放的，依法下达限期治理并给予处罚。
4、对辖区内的无证照和非法排污企业要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对无证照中小餐馆要依照（区政府政综[]99号）文通过镇、街政府和区卫生局牵头进行取缔关闭，无证照企业和违法排污企业继续通过环保专项行动采取断电行为予以关闭取缔。
5、继续落实饮用水源保护区长效管理机制，加强日常巡查力度，取缔饮用水源地范围内所有排污口。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及时清理垃圾等会造成水源污染的物体。
6、做好环境污染突发事故应急演练工作，做到发生事故及时赶往现场，及时展开救急工作。
7、进一步加强环保件查处工作，要认真查处限时办结反馈并加强事后监管工作，对下达的整改措施要督促到位，防止重复投诉。对了重复投诉的难点问题要认真分析原因，逐件落实，限期解决，决不能敷衍应付，也不能久拖不办，更不能因处理不当激化矛盾导致群众事件发生。件查处、反馈率要达到100%。
二、认真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
应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主要污染物控制性指标的落实，对新增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的建设项目要严格控制，认真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加快建设项目环保设施“三同时”验收工作，确保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执行率达到100%。
三、认真抓好辖区主要污染物减排工作
加大力度推进“禁煤”工作进度,督促各镇街及区直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一岗双责”暂行规定》（政[]1号文件要求，按照区长环保目标责任书的要求，完成各自承担的禁煤任务。继续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尽快完成禁煤试点工作后进一步推广。
四、全面完成区长环保目标责任书工作任务
根据《关于转发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一岗双责”暂行规定实施意见的通知》（政综[]97号）、《关于转发市贯彻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一岗双责”暂行规定实施意见的通知》（政综[]98号）和《关于下达年江流域（段）水环境综合整治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任务的通知》（政综[]96号），继续抓好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认真抓好辖区内畜禽养殖场搬迁工作，抓好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工作，继续开展造纸行业、电镀行业整顿治理工作。
五、继续深入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工作
通过复检“绿色学校”、“绿色社区”来巩固提高创建成果，确保环保宣传阵地充分发挥作用，促进居民提高环保意识。
六、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篇8
2005年，国家继续运用货币、财政等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金融体系改革取得进展，整体稳健性增强。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发展外汇市场，放宽汇价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不断扩大。
2006年，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对外开放迈上新的台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汇率弹性提高。国际收支延续“双顺差”的格局，经常项目实现顺差2498.66亿美元，同比增长55.37%，其中出口11444.99亿美元，进口8946.3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66%和20.45%。我国进出口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使得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形势大好。在进口方面，我国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进口需求稳步增长，使得我国进口持续快速发展。从整体数据来看，运输是导致经常项目中的服务项目出现逆差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210.15亿美元，支出343.69亿美元，逆差133.54亿美元，与2005年运输逆差63.32亿美元相比，同比扩大70.22亿美元。
从2003年到2007年经济保持增长较快、效益较好、运行较稳的基本态势，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的格局。国际收支顺差式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这几年里，“双顺差”似乎已经成为我国国际收支的“惯例”。经常项目顺差1629亿美元，同比增长78%，较上年同期增幅提高了42个百分点。调整、对部分产品加征出口关税等政策执行前抢先出口，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货物贸易出口5472亿美元，进口4115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和18%；顺差1357亿美元，增长70%。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2%，较上年增长1.3倍，改变了2006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下降的局面。2007年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62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较快增长，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80亿美元，增长21%。证券投资逆差4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44亿美元。其中，我国对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出15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97亿美元；我国从境外证券市场融资以及吸收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流入10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3亿美元。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80亿美元，同比增长21%，其中，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78亿美元，增长21%；对外直接投资撤资清算汇回6亿美元，增长142%；净流出74亿美元，增长17%。“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特征使得我国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截至2007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亿美元。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规模，有助于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并且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原因
我国连续的、长期的、大幅度的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已明显表现为经济的外部失衡。这既有悖于传统的国际收支结构理论，又是各国国际收支结构实践中罕见的，其之所以能够维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国内特殊的管理体制与鼓励政策，但其本身也潜伏着一定的风险，引发诸多矛盾和问题。这种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观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国际的原因，也有国内自身的原因。
从国际上来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寻求更优化的资源配置，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产业和产品向国外的转移。而我国为了适应国际形式的发展，日趋完善基础设施和优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时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国具有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些都使得我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目的地，连续数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时由于我国国内金融市场比较不发达，国内企业往往借助境外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从而增加了资本的快速流入。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也促进出口的增长，1992年以来境外资本流入中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28.9%左右。
从国内来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国的持续大额顺差。
（一）储蓄率过高
我国经济增长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储蓄率过高。国内总储蓄率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尽管投资率在此期间也有所增长，但储蓄快于投资的增长，扩大了经常帐户顺差。当前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无论与本国历史平均相比还是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均处于高位。一般认为中国储蓄率高主要是因为个人储蓄欲望强烈，但更主要的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高，企业高储蓄率带来的投资增长效益较低并可能导致产能过剩。此外，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渠道不畅，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有储蓄。
（二）加工贸易仍占主导地位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和领域，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而加工贸易出口方式与贸易出口数量的增加呈明显正相关的关系。深入分析我国贸易结构可以发现，一般贸易及其他贸易实际上处于逆差状态，持续攀升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无论是通过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最终产品一般销往国外，在我国境内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构成顺差。因此，加工贸易的规模越大，相应的顺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对称性的国际收支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鼓励出口和鼓励外资流入的非对称性国际收支政策。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是多年的“奖出限出”的传统思想和对外资不加选择的“超国民待遇”等经济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资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导致资本项目净流入大于净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资的大量涌入不仅拉动了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而且加大了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中不断增长的比重。
三、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对策
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与其基本国情是极不相称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较为理想的国际收支结构应是：贸易项目逆差，经常项目保持平衡，资本项目下的顺差。而目前的国际收支失衡、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国家提出“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的政策导向，运用各种手段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国过高的储蓄率
货币政策的取向应当是货币供应收紧，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币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实行降低投资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当前货币政策应当适度从紧，包括降低货币供应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应当继续加息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控制流动性。同时，人民币汇率应该更加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更加富有弹性。这些政策措施都将有助于纠正内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进行进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核心竞争力
经常项目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出口产业结构失衡，出口集中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产品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在国际上以低价量大为特点，企业利润率低并且很容易受到反倾销诉讼。进口缺乏中国真正急需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发达国家产业调整仅仅把我国作为制造业基地，真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的研发都在发达国家国内。因此，我国现在必须调整进出口产业结构，限制高耗能高耗资源型出口；并把环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纳入企业的出口成本；开发产品核心技术创造力，提高企业自主竞争力，实现在平稳出口量的基础上利润最大化。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
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律和政策，给予其适当的优惠政策和信贷支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王子先,张晓静.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国际经验及对策[J].中国金融,2007(10).
2、唐丽丽,赵雪梅.浅论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调节[J].当代经济,2007(7).
3、杨慧.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浅析[J].Industrial&ScienceTribune,2007(6).
篇9
一、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的内外因素
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开始加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不断创下汇改 以来的新高。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来源除不断受到美欧日等经济体联合施压的政治因素外，更 主要在于内外 经济因素的推动。第一，我国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造成储备资产过快增长，直接使外界产 生人 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第二，我国国内消费投资结构不合理，间接引发了外部经济的不均衡 。据 世界银行统计，2006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62%，发展中国家平均为58%，我国不到50%。 ［1］根 据宏观经济双缺口模型：储蓄缺口（S-I）＝外汇缺口（X-M），当国内储蓄>投资，即S-I>0 时，过剩的产能和积压的产品只能转向海外市场加以消化，会加大贸易顺差，形成升值压力 。第三，我国长期奉行“出口至上”战略，政府出于政绩，企业出于生存而千方百计地扩大 出口 与招商引资，形成外向型经济粗放增长的巨大惯性。第四，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如 果一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由贸易品部门生产率增长所驱动，其结果要么是国内通货膨胀，要 么是本币名义汇率升值。［2］唐旭，钱士春（2007）等人的研究结果 均支持该效应在我国的显著存在。［3］第五，2007年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因次贷危 机等原因 持续动荡，经济增速放缓，巨额贸易赤字有增无减。为防止经济陷入衰退，美国施行宽松 的 货币政策，利率下行加剧了美元贬值。美元资产吸引力的下降使不少资本开始撤离美国，重 新寻找新的避风港。第六，我国于2001年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加之国内劳 动力资源 丰富且成本低廉，基础设施和法律环境日臻完善，因此日益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和国际资本 流入的主要目的地。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Mundell-Fleming模型
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不仅要实现内部均衡――物价稳定、充分就业 、经济增长，还要实现外部均衡，即国际收支平衡。为实现内外均衡的目标，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除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外，还有汇率政策。20世纪50年代，英 国经济学家米德J.Meade提出“米德冲突”，认为单独使用一种政策工具要同时达到内外均 衡目 标，其结果必然是使决策者面临两难的处境。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打破这种看法，指出只 要恰当 地搭配使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就可以同时实现内外均衡。他提出并经弗莱明修正形成了 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为我们分析在不同的汇率制度和不同的资本流动条件下的政策 搭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需要指出的是，经典M-F模型多用在对发达国家的分析上 ，至于对发展中国家是否适用，其创始者蒙代尔先生也认为要谨慎。但笔者认为，随着我国 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资本项目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的经济环境将越来越符合模型的假 设条件，分析结果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Mundell-Fleming模型（以下简称M-F模型）由IS-LM模型推广而来，它由三条曲线及其对 应的三个方程构成，分别是：
1.IS曲线:SP（Y）＋T＋M（Y）＝I（r)+X+G，表示经济的漏出因素等于注入因素 ， 反映商品市场的均衡。式中Y代表本国国民收入，r代表本国利率；SP为私人部门储蓄，M 表示进口，二者均是Y的增函数；I为投资， 是利率的减函数；税收（T）、政府支出（G）、出口（X）视为外生变量。
2.LM曲线：Ms=Md=L(r,Y)，Ms与Md分别代表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L是货币需求函 数，货币交易需求是Y的增函数，投机需求是r的减函数。该曲线反映货币市场的均衡。
3.BP曲线：CA+K=X-M(Y)+K(r)=0,反映国际收支均衡。蒙代尔认为，外部均衡是经常项目、 资本与金融项目总差额的平衡。M-F模型作为一种理论研究视角，所探讨的是在纯粹固定汇率制度或完全浮动汇率制下的政 策组合，但现实中各国采用的汇率制度大多是介于这两种极端模式之间。我国从汇改以来实 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事实上还是在努力维持汇率的稳定，汇率水平波动幅度有 限（2007年5月18日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日波动区间扩大为0.5%）。为此，在分析问题时笔 者选用固定汇率制度模式近似定位。另外，由于我国对资本项目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国际 资本流动对利率的敏感性较低，弹性较小。可以认为BP线比LM线更陡峭。［4］
M-F模型的作用在于：根据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决策者可以搭配使用手中的政策工具― ―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对这三条线进行移动，使之重新交于一点。该点对应充 分 就业下的国民收入，意味着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国际收支重新达到均衡状态 。
三、基于M-F模型的现行政策搭配探讨
从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逐渐走出通货紧缩阴影，开始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宏观经济也 呈现出新的特征，主要表现在：（1）GDP增长跨入9％区间且呈逐渐攀升之势；（2）社会部 分行业投资过旺，消费增长缓慢使银行存贷差逐年扩大。大量闲置资金滞留于金融机构内部 ，有效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3）国际收支顺差通过影响本国储备资产量，形成外汇占款 ，货币供给量快速增长。根据2008年6月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1 8088亿美元（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也就6万多亿美元），占央行总资产的70%。过剩的流动性 ， 集中在商品市场，引发通货膨胀；集中在资产市场，会推高房地产、股市等资源类产品的价 格，最终催生泡沫损害实体经济。2008年第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比上年 提高5.3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逐月攀升，分别上涨9 . 8%和6.9%；种子、仔猪、化肥、农药和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农产品生产价 格 同比上涨25.5%；此外，国际大宗商品继续提价进一步加大了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 1］高企的通货膨胀和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积累已成为宏观经济面临的两大难题。
从M-F模型出发，笔者认为，为重新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适宜在维持汇率渐进、有序、 小幅升值的前提下，搭配使用紧缩的货币政策与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政策取向由长期担负 的经济增长“发动机”功能向“稳定调节器”和“结构优化机”的功能适度转变。
如果政策当局采用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如图2所示，政府支出增加（或税收减少），IS 曲线右移到IS1，与LM曲线交于点A。届时，国民收入（Y）增加使进口增加，经常项目恶化 ；而资本项目反而因利率升高得到改善。由于假设我国资本流动对利率的敏感度低，资本项 目 的改善不足以补足经常项目的恶化，最终造成国际收支逆差（A点在BP线下方），本币有贬 值压力。而搭配紧缩货币政策的执行需要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抛出外汇买本币，相当于收 缩货币供应量，LM曲线左移到LM1。如果政策力度恰好合适，IS、LM、BP三线会重新交于 一点E。在新的均衡点，国民收入增加且利率水平上升。收入增长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速 度，整体利率上升有助于抑制经济过热。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财政政策的扩张程度 必须温和，否则（例如移到IS2）会同紧缩的货币政策一起形成利率上升的合力。第二，利 率上升在调控经济过热的同时也可能会加大人民币升值预期。但是，在我国仍然维持资本项 目相当管制的情况下，利率仅是引起汇率变动的因素之一。除投机资本外，外资流入更多是 因为看好我国低廉的资源价格、稳定的政治经济局势、广阔的市场空间和优惠的税收政策。 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国内外利差的不利因素可以通过其他措施的搭配加以缓解和 弥补。我们应当抓住当前的主要矛盾，而不能本末倒置。
四、人民币升值压力下政策搭配的侧重点与实施途径
社会上对于人民币升值的利弊一直争执不下。不可否认，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既是严峻的 挑战更是难得的机遇。对于不善于从内部主动 进行转变的中国来说，借助于升值的外力与硬约束环境，变压力为动力，我们可以加快进行 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转换外贸增长方式，化解因顺差过大引发升值的恶性循 环，并着力推行以扩大内需为基点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是从源头上缓解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突 出问题的治本之道，也是运用政策工具搭配进行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
（一） 从紧的货币政策应侧重于总量调节和自身功能改善
克鲁格曼（Krugman，1999）提出了“三元悖论”思想，指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不能 同时实现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三个目标，只能三者取二。［2 ］我国现在的发展趋势是逐步由固定汇率制走向浮动汇率制、由资本管制向资 本自由流 动的方向平稳过渡，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汇率起伏和国际游资的频繁冲击 。在现行结售汇体制下，基础货币投放量不能完全由中央银行主动控制，货币政策独立 性受到削弱；而发达国家常用的三大工具，却因我国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传导媒介缺乏市 场基础而效率低下。因此，货币政策取向的当务之急是改进自身功能，提高政策调控实力， 从总量上抑制经济过热。具体建议有：大力发展短期融资工具；加强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 业务、再贴现工具的有机结合；灵活使用外汇掉期、货币互换等衍生金融工具；加快货币市 场――特别是同业拆借和票据贴现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进程； 改变现行的强制结汇制度；继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等。
（二） 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应侧重发挥结构引导与资源配置的优势
2003年到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累计约17万亿元，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增加10万亿元，年均 增长22.1%。2007年财政盈余占GDP的0.7%.在货币政策日益陷入被动的困境下，财政政策 大 有用武之地。我们应抓住财政增收的有利契机，灵活用好三大财政政策工具――税收工具、 支出工具和国债工具，从根本上解决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体制和结构问题。
1． 税收工具
财政收入上需要探索利用减税机制，降低经济主体的税收负担以提高其利润水平和生产积极 性。因此，应有效实施企业所得税合并政策，并加快增值税转型的推广。第一，“两税合并 ”将使国内企业总体所得税水平由33％下降到25％，这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盈利空间，减轻因 升值造成的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提价和紧缩环境中利率上升而加重的融资成本 。同时，“两税合并”对外资企业整体而言是增税，这有利于从税收、土地和融资方面减少 对外资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变“招商引资”为“选商择资”，多引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 的外资企业，对属于粗浅加工贸易和能耗高、资源占用多的外资尽量少引进甚至不引进，有 助 于扩大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实现我国从加工到制造再到创造的产业结构优化。［5］ 第二， 与生产型增值税不同，消费型增值税征收时对所有房屋、基础设施和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进 项税全额抵扣，既能消除重复征税，体现税收公平、中性原则，又能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升级 ，参与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和高层次的国际分工中去。
2． 支出工具
首先，稳中趋松的财政政策意味着政府支出的适度扩张，但增加的支出――通过政府消费、 转移支付、政府直接投资等方式实现――不应进入竞争性投资领域，而要更多地用于针对农 村地区、经济落后地区及城市弱势群体等的公共服务支出。如前文所述，消费疲软、内需不 足是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深层次原因之一。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政府 在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领域的缺位使居民的预期消费支出（包括住房、养老、 失业、医疗、保险、教育等项开支）增加。如何改善民生，缩小城乡、地区、行业和阶层 间的收入差距，挖掘消费 潜力，需要财政支出充分发挥引导功能。
其次，支出工具应与税收工具（主要是出口退税等）一道，共同推进贸易增长方式的转 变。第一，可以采取降低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甚至征收出口关税的做法，减少能源、原材料和 高能耗的一般工业品出口，并适当运用降低关税、调节增值税等激励措施，进口一些可用于 改善国内教育、医疗设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节能、安全生产、排污环保事业亟须的各种 设备与技术，以及国内短缺的重要能源和资源产品。这样不仅能直接减少贸易顺差，而且为 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增强了风险抵御能力。第二，可以直接安排财政专项资金用于支持 企业研制新产品、新技术和进行技术改造，支持重点企业和重要行业科技投入，打造国际品 牌，重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提高国际竞争力。
3． 国债工具
国债工具的地位特殊，它既属财政政策，又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考虑充分发 挥它在两大政策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拓宽财政收入渠道的同时改善货币政策的执行效力 。第一，财政可发行专项国债，募集资金以购买中央银行富余的外汇储备。这样不仅可以直 接减 少外汇占款引起的基础货币投放，回收居民手中的流动性，而且可以丰富央行持有的国债资 产余额，改善其资产结构比例，提升冲销操作空间。2007年8月财政部开始分批次发行15500 亿元特别国债以购买外汇为中国投资公司注资，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第二，设立专门的投 资公司，财政参与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与管理，并结合使用财政支出工具，改善国际收支， 分散投资风险。第三，大力发展短期国债市场。短期融资工具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 要载体，而现有债券的种类、期限和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可以加大 短期国债的发行力度，既能改善央行票据日益捉襟见肘的尴尬处境，又能为财政省下一大笔 利息支出，这对于货币政策效率的提高以及进一步发展债券市场都是大有裨益的。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第四季度、2008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篇10
由于外商直接投资(FDI)是资本、技术和管理技能集合的载体，被视为直接资本输入和间接技术溢出的重要来源(Balasubramanyam et al，1996)，因此，我国把引进外资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一直以来，我国在利用外资的绝对量上成绩斐然。虽然自2005年开始，我国利用外资已经结束了快速增长的阶段，进入了平稳、低速增长阶段，但这并非坏事。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趋于优化、合理，统筹内外资的使用，实现内外资互动融合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一、内外资融合的模式
内资与外资融合发展有多种可行的途径，本文将其具体归纳为四种模式：一是资本形成中的融合，要求一方面外资流入对内资发挥明显的挤进作用，另一方面内资也为外资提供配套资金；二是内外资产业内的融合；三是内外资企业结合形成产业链；四是内外资企业结合形成集群经济。
本文将对第一种模式――资本形成中的内外资融合进行深入的研究。根据全国层面和三次产业层面的数据实证分析FDI与国内资本形成的关系，如果FDI与国内投资互为因果关系，则可以理解为内外资是相互促进、互动发展的，即产生了资本形成中的内外资融合。
二、实证方法及数据处理
（一）模型的引入
国外不少学者构建了很多模型来考察FDI对资本形成的影响，在此笔者借鉴Agosin和Mayer（2000）所做的模型：
It=α+β1Ft +β2Ft-1 +β3Ft-2 +β4It-1 +β5It-2 +β6Gt +β7Gt-1 +β8Gt-2 +εt（2.1）
由于实证分析之前并未得到结论，因而式（4.4）只具有一般性。所以在利用该方程式做回归分析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滞后期数。本文不考虑GDP的影响，建立简单的双变量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即：
K= α+ βFDI++ ε（2.2）
α为 方程的截距项，β是K相对于FDI变化的弹性系数，ε是方程随机干扰项。
本文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选取的数据属于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而宏观经济中的时间序列数据一般都是非平稳的，如果用非平稳的变量直接做回归分析则很可能导致伪回归。因此,在处理时间序列的数据之前先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只有平稳的数据序列才可以直接用于时间序列分析，否则要用协整的方法处理。本文使用Eviews6.0软件来进行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
（二）数据的处理
本文所选用的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在研究全国总体内外资融合发展实证分析时所选取外商直接投资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样本的时期为1992-2009年，而由于产业层面数据不全，在研究产业层面时采用1996-2009年的数据。一般来讲，在研究资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时，资本存量要比流量更为有效，因此，本文采用FDI存量和固定资产投资资本存量。
1.资本存量K
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资本存量，永续盘存资本形成方程表示为：
Kt=(1-γ)Kt-1+It （2.3）
其中， Kt、 Kt-1分别表示第t、t-1年的资本存量， It表示经过GDP平减指数调整的第t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y表示折旧率，本文采用宋国青（2007）计算中国资本回报率所确定的折旧率10%。初始年份的资本存量采用Hall-Jones（1999）的方法进行估算，即
（2.4）
其中,ρ 表示计算期内可比价格表示的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平均增长率， γ为折旧率。以后各期的资本存量根据资本形成方程，代入经平减后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和各年的折旧率逐步推算样本期间每一年的固定资本存量，单位是亿元人民币，取自然对数后简记为K。
2.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存量FDI
我国从1992年开始流入大量的FDI，因此本文选取1992年FDI累计额为作为全国层面基期FDI存量。由于产业层面的数据难以获取，因此近似采用1996年FDI累计额为作为产业层面基期FDI存量。各年FDI流量经过汇率调整，再经过GDP平减指数（1992=100）消除价格因素后，得到各年不变价格的新增FDI。最后将新增FDI流量和基期的资本存量以及10%的折旧率（假设与上文计算固定资产存量时的折旧率相同）代入资本形成方程，得到1992-2009年各年不变人民币价格计量的FDI存量值，以亿元人民币为单位，取自然对数后简记为FDI。
上文所用到的GDP平减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假如1992年的名义GDP为A，以1978年为基年的GDP指数为a，第t年的名义GDP为B，以1978年为基年的GDP指数为b，则第t年以1992年为基年的GDP平减指数=B/（A*b /a）。
三、中国内外资融合发展――基于资本形成的实证分析
本节通过对全国数据和三次产业数据分别进行OLS回归和Granger因果检验，来实证分析FDI对资本形成影响的全国效应和产业效应。
（一）时间序列的平稳性ADF检验
在对经济变量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前，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只有平稳的序列才能进行回归分析。在此采用ADF检验，结果如下：
表1 FDI和K的平稳性ADF检验结果
说明：（1）变量FDI和K已取过对数；（2）D（*）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3）检验类型括号中的C表示ADF检验时估计方程中的常数项，为0则不含常数项；T表示时间趋势项，为0则表示不含时间趋势项；最后一项为自回归滞后长度。
由表1可知，FDI和K在1%、5%以及10%的显著水平下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它们都是非平稳序列；但这两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在不同显著水平下，ADF统计值小于相应的临界值，即两个序列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说明变量FDI和K具有一阶单整性I（1）。这也就是说，序列FDI和K符合协整分析的基本条件。
（二）协整检验
首先，根据全国和第一、二、三产业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式（2.2）进行OLS回归。然后根据回归结果进行协整检验来证明变量FDI和K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OLS回归结果如下：
全国的回归方程：
K=2.279872+1.007317FDI （3.1）
(2.295694)(9.417473) R2=0.847166 F=88.68880
第一产业的回归方程：
K=-10.18129+3.342741FDI （3.2）
(-4.772870)(8.538478) R2=0.858667 F=72.50961
第二产业的回归方程：
K=-5.613551+1.786828FDI（3.3）
(-2.917426)(8.615593) R2=0.860835F=74.22845
第三产业的回归方程：
K=-16.15167+3.256834FDI （3.4）
(-7.667140)(12.99946) R2=0.933697 F=168.9860
上述回归方程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需要进行协整检验。对上述回归方程的残差项ADF检验结果如下：
表2 残差项ADF检验结果
回归方程残差项ADF检验统计量小于相应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全国及三次产业的FDI与本地资本存量存在协整关系。
上述四个回归方程调整的判定系数基本都不低于0.85，表明回归方程拟合度较高。变量FDI的t-统计量均大于8.5，高度显著，说明全国及三次产业的FDI与国内资本存量高度相关。方程（3.1）中FDI的系数为1.007317，即实际利用FDI每增加1个单位，导致国内资本存量增加1.007317个单位，表明FDI与我国国内资本之间不存在“挤出效应”，而存在微弱的“挤入效应”。方程（3.2）、（3.3）和（3.4）中FDI的系数分别为3.342741 、1.786828 和3.256834 ，表明FDI与国内投资K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且弹性系数大于1，存在显著的“挤入效应”。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不过，到底是我国的FDI带动了国内投资，还是国内投资吸引了FDI，我们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进行分析，具体结果见下表：
表3FDI和K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经检验可知，全国和第一、三产业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FDI存量不是资本存量的原因”，接受“资本存量不是FDI存量的原因”，即FDI增长是国内投资K增长的原因，但K不是FDI的原因。因此，就全国和第一、三产业来看，我国FDI与国内资本形成存在单向因果关系，没有达到内外资相互促进、互动发展的效果。而第二产业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则同时拒绝了两个原假设，表明FDI增长是国内投资K增长的原因，同时K也是FDI增长的原因，这从侧面证明了近年来我国第二产业的高速发展大大得益于内外资的互动融合。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利用全国及三次产业1992-2009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FDI与全国及三次产业国内投资的关系，结果发现FDI并没有挤出国内资本，不同产业的FDI与国内投资的相互影响也是不同的。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一）就全国而言，FDI与国内资本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FDI对全国资本形成有微弱的“挤入效应”。 近年来我国存在双溢出现象，于是有些观点认为目前应缩小利用外资规模，但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需要更多资金，不少内资企业存在资金短缺问题，这与我国的双溢出现象相矛盾。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减少外资，而是如何提升外资的质量，如何协调内外资的关系，促使两者融合发展。
（二）就产业结构而言，FDI对三次产业国内资本形成都有显著的“挤入效应”。但第一、三产业的FDI与国内资本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而第二产业的FDI与国内资本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在FDI促进国内资本形成的同时，国内投资的增加也吸引了更多的FDI。第二产业的FDI与国内资本相互促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第二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可以为外资提供配套的资源，从而吸引更多外资，而第一、三产业FDI与国内资本并不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说明我国第一、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对外资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外商投资在产业结构的分布上存在一定的偏差，外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其次是第三产业，最后是第一产业。与同期国际投资产业结构的一般趋势相比，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外资比例太小，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因此，必须实施合理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进一步创造适合第一、三产业的良好投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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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J].浙江金融，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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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新房，任丽君，李红芹.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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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出现降温的趋势。例如，美国经济增长就由2010年的3％降到今年一季度的1.8％；而欧元区20个成员国在今年一季度的增长也都是减速的，有的甚至出现了衰退；发展中国家情况也大抵相同，像印度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8.3％，而今年一季度则降到7馏％，巴西、南非的经济增长也是减速的。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受到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面临着巨大的公共财政负担，其高赤字、高债务的发展模式更将不可持续。预计未来，欧美发达国家可能会采取低速增长来应对减赤减债的“双减”任务。其主要措施将是进一步减少公共开支，这必将导致总需求当中的公共需求出现收缩的情况，制约世界经济的增长。而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与世界经济的紧密程度不断提高。因此，世界经济减速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影响。
――从国内发展来看。中国在未来长期难以保持两位数以上的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国民经济规模壮大，使经济增长面临更多制约。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国民经济规模仅有3000～4000多亿元，而如今已经到达40万亿元。发展基数的提高，使得经济增长需要更多的要素支撑，面临更多的压力。而且，从国际经验看，随着经济规模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增长速度必然会经历一个从高速回落中低速的过程。
第二，城市化扩张度有可能会缩小。当前，我国城市化率接近50％，同改革开放之初的百分之十几相比，发展速度确实很快。特别是1995年以来，我国城市化率基本保持在每年1个百分点以上的水平，有的年份甚至超过1.4％。未来，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城市化发展还会保持较快速度，但是相比近15年的超快速度来说无疑会有所放慢，而这对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扩张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三，人口红利的规模和强度在逐步减少。
第四，出口和整个外贸经济的转型。我国原来主要是靠数量扩张、低工资、低价格的低水平竞争赢得世界的出口空间，而今后会向质量型、结构、品牌、档次提升，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渡期当中，我国的出口综合竞争力可能会面临一些压力，特别是迈进一个时期以来，欧美等贸易伙伴对中国采取更多的限制措施，也使我国出口行动受到一些约束。
第五，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空间缩小。“十一五”、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张非常快。而随着中国老龄化水平提高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达到相对好一点的水平之后，未来包括高铁、高速公路、城市设施等这些建设速度可能相对于前10年，尤其是前5年相比将出现减速，这对于我国的投资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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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电力行业的发展可以说是历尽磨难，自诞生以来经过最初艰难、缓慢的发展。直到建国以后电力行业的发展才渐入佳境，发电机容量和发电量在全世界电力工业方面逐渐跃居前列。改革开放后，各项经济都逐渐与世界接轨，电力行业也不例外，其技术的发展，行业的规模规模和发展的速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世纪的到来更是带来了电力行业的春天，我国在各个领域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快速稳步发展全世界有目共睹，电力行业也随之继续发展壮大。但在发展的同时，为了能达到可持续发展，电厂发展多带来的一系列对环境的影响问题成为电力行业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电力企业的减排现状
节能减排在电力工业来讲最主要的就是在减少煤耗的同时降低和控制二氧化硫的排放，据相关部门统计，近几年全国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正在逐年下降，针对电力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害附属品的减排工作的成果也是非常显著的。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力企业在燃煤脱硫机组装机容量上也是逐年提高，能够脱硫的综合效率也在稳步升高。
二、电厂节能减排存在的问题
1.要想在电力生产中做到节能减排的关键就是成功建设和使用烟气脱硫设施。我国电力企业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全面复苏呈现出“爆炸式”的发展局面，脱硫设备绝大部分是由我国自行设计和生产的。但由于运行时间段造成的经验不够，在建设的过程中对设施的设计不合理或者建设质量上的不够合格，都会导致脱硫设施不能正常良好运行不能达到预期对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的的减排工作。很多企业还存在环境保护意识薄弱，相关法律意识薄弱，这更增加了电厂节能减排工作良好实施的难度，造成阻碍。
2.造成过多产生二氧化硫的还有对电煤质量的要求，如果电煤的发热量升高，那么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灰分和含硫物质都会明显下降，这样对机组的出力和设备的损耗都会降低，会使脱硫装置正常的运行，还会减少锅炉的管暴，减少在生产过程中设备的电力消耗，大大增加了发电的效率。
3.供电煤耗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小火电、自备电厂节能减排的力度非常弱，急需加强管理。
4.节能减排的依靠的主要的资料是通过企业自行申报来完成的。统计信息的是不是及时、记录的数据是不是标准正确都对企业节能减排工作很大的影响，甚至给企业的节能减排工作的科学管理和正确决策造成不良的影响。
三、加大力度，实行通过市场经济杠杆的调节手段促进节能减排
在“脱硫电价”政策执行过程中，对二氧化硫排放、交易权的相关政策法规、交易平台的开放等还有不足之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环境治理成本并没有适当的反应在电价定价体系中来，这都会影响节能减排工作的效果。
四、自动化技术在节能减排中的应用
1.电力生产过程中，要迅速高效的实现节能降耗，除了在要有优质的设备和先进的技术外，还应结合生产实际，对现有技术进行升级，即建立过程自动化系统。这样才会更加方便生成的实际操作、调度等工作，才会是生产过程得到合理的优化。
2.工业生产控制自动化，主要包括软件、硬件和系统三个方面。它是一种利用控制理论、仪表、计算机等设备和技术，对生产过程进行监测、调整、控制、优化、管理、决策，从而达到产能增加、质量提升，单耗下降的技术。
3.开发并实施“节能自动化”，不仅降低了企业运行的成本，同时也是对自动化技术应用的又一次拓展。
五、对节能减排的建议
1.提升企业管理水平，任何设备的运行，技术的运用，都离不开人，因此这项工作必须以科学有力的管理手段作为保障。
2.通过对生产设备的技术改造升级，降低它的用电率，例如电厂生产中产生的中水泥浆，是碱性的，原来只能作为固体废物处理，不仅严重污染环境，同时也增加运输的成本，可以采用新技术，把中水泥浆在脱硫系统中再利用，达到以污治污、变废为宝、减少污染、减少脱硫石灰石用量的目的。
3.采取合理手段，深入优化机组运行
例如磨煤机的优化运行：在不存在危险的前提下，根据实际配煤情况，使用两台磨磨煤机，这样既能降低用电率，又可保证主、再热汽温的平稳运行。优化配煤：利用双进双出磨煤机两个给煤机，通过分仓配煤，将无烟煤、劣质煤等的大量混烧，从而解决分台加煤产生的不良影响。如果一台磨纯粹燃烧劣质煤，会使恶化本层的燃烧状态，严重时可能造成锅炉熄火。而分仓上煤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一台给煤机上的是地方无烟煤、劣质煤，另一台则上的是高热值高挥发分的火车煤，这样可以通过火检的强弱及时调节每台磨的两台给煤机的配煤，显著改善本层的燃烧情况，极大地提高了机组运行的安全性。
4.规范操作过程，加强员工的技术培训，有关管理部门要编制作详细、可执行的操作规程、指南，使实际操作更加规范、合理，把失误将至最低，避免因为失误造成设备的停车和人员的损伤。积极组织员工参加专项培训，努力提高操做水平和对突发事故的应急处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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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连续下调存准到连续降息，流动性环境不断改善，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这在6月新增信贷数据方面也得到了佐证。所以，其实并不缺钱，缺的是信心。我们说过市场处在信心危机的阶段，这是市场进入到调整后期的重要特征。沪深300的市盈率已经跌到10倍，但仍然没有对场外资金产生吸引力，这说明市场本身肯定在哪方面出了问题，这需要股市管理层认真反思。
不仅A股，海外中国概念股也被大肆做空，纳斯达克指数和纳斯达克中国指数形成明显背离走势。这说明信心危机的扩散不仅仅危害到A股市场，而且涉及到整个中国概念股。信心危机产生的核心因素并非是经济，而是中国股市“重融资、轻回报”的历史痼疾，加上并不合理的大小非制度和畸形的投资者结构，进而导致了市场的抗风险能力和稳定性均处于异常脆弱的状态，典型的表现就是牛短熊长、大幅动荡。反观仍处在危机中的欧美股市，市场表现则显得正常的多，希腊、西班牙问题初步缓解后，近期欧美股市的反弹势头相当迅猛，表现突出的德国股市连创年内新高。
化解信心危机的核心办法是让市场有赚钱效应，涨才是硬道理，说教是没用的，上涨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资本是逐利的，也是买涨不买跌的。我们注意到，6月房市出现价量齐增的局面，说明没有去处的民间资金，在股市找不到获利机会，从而再度转向被誉为“泡沫马上破裂的楼市”。现在民间资金的两个主要流向是银行理财产品和楼市，这两块的资金量均是数万亿的级别，只要有少部分资金转向股市，均有可能在股市当中掀起波澜，但问题是股市如何才能吸引资金进场，答案绝不是下跌，恰恰相反，是上涨！
巴菲特只有一个，中国投资者中左侧交易的长线投资者寥寥无几，这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投资者素质问题，这是中国股市“牛短熊长、大幅动荡”的特性所决定的，因此，号召投资人做巴菲特，理念上一定没错，但实际上确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所以，政策必须冲在最前面，先用强力政策使股市扭转颓势，才能有越来越多的资金加盟市场。在这样的逻辑之下，一定是先有政策，后有上涨，再有增量资金。就拿市盈率最低的银行股为例，说低估没有用，只有汇金大幅增持才有说服力，才能扭转局面，否则，面对疲弱的银行股，分析师的解读恐怕是“戴维斯双杀”。我们必须相信，只有上涨才是解决信心危机的良药。
面对这样的市场局面，政策面一定要有所作为，对此，我们有一定的预期，这是延续反弹甚至扭转趋势的主要动力。目前可预期的积极政策不少，除了我们说的本月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之外，年中经济工作会议稳增长政策以及积极的股市扶持政策等，因此，近期政策面值得重点关注，不仅是货币政策，其他政策也存在超预期的可能性，而这些对宏观经济和股市，均存在产生的必要性。近期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连续对股市和经济发表看法，虽然只停留在说教层面，但不难体会出政策导向的预期。
本周上证指数再度考验2132点，最低只有六个点，应该说现在看2132必破的比例进一步上升。我们在上期报告重点指出，2132点不容易跌破，但考虑到目前多空双方的不可调和之矛盾，从博弈角度考虑，我们甚至认为跌破比不跌破要好。原因在于，2132点只是个年度低点的符号，并是什么密集成交区之类的技术支撑位，一个没有技术支撑意义的“人气点位”，导致市场多空严重的多空分歧，对于整个行情是不利的，既然看2132点必破的是多数派，2132破了又怎样？破了反而有助于化解多空分歧，对未来行情是有利的。如果没有政策的扶持或者说政策力度不够大的情况出现，也许先破后立反而是理想的结果。
指数不可能永远上涨，也不可能永远下跌，股市没有永远的多方，也没有永远的空方。虽然现在做空也能赚钱，但股市出现危局，对空方也是一种伤害，信心危机的后果是系统性的，它将危及所有市场参与者。因此，股市中的多空双方都是互相依存的，统称为二级市场投资者，虽然立场不同，但应该互相尊重，成熟市场比我们要强，所以人家的市场比我们稳定。
最后说一下业绩面，近期中报预警的公司确实对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周一的“跌停潮”中，预减股票首当其冲。目前，共有1415家公司公布了中期业绩预告，其中有177家为"预增"，占比仅有12.5%，创历史新低。已经有中小板、创业板1002 家公司按照深交所的要求披露了2012 年中期业绩预告，占全部中小板、创业板公司总数的98%。按中值增速测算，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半年盈利同比下降7%和2%，中小板盈利增速较一季度有所回升，创业板则继续下滑。
我们注意到本周上证指数的表现明显强于深成指、中小板指和创业板指，与前几周存在较大反差。除地产股板块的动荡因素之外，中报业绩因素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中小板、创业板中报预告已经告一段落，由于低于市场预期，本周一出现风险的集中释放。而主板的业绩业绩预告尚未结束，加上在业绩稳定上，主板要好于创业板和中小板。深成指因为权重地产股的影响，走势落后于上证指数，综合来看，本栏继续提醒各位要当心突发业绩预减所形成的短期风险，已业绩预告的股票，风险要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