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11 16:54:12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中医学基本思维原理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 ──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 “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成人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 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 《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 “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转贴于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 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 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阴中有阴, 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
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 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 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 “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 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 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转贴于
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
1,“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
《周易》的一个基本承诺是关于人作为主体对客观事物的推定方式,即主体的形而中性决定了和中为是。和中为是来源于《周易》的本体论承诺。《易传》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推定《周易》本体论承诺的依据。一阴一阳者,太极所生之两仪也,故,两仪之所统者,乾、坤者也。关于乾,《周易·乾·彖》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关于坤,《周易·坤·彖》说:“至哉坤元,万物资始,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和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乾坤作为“万物资始”,太极之生也。所以,“太极”作为本体,是形而中对形上之道的的推定方式。
在《周易》的研究中,把本体论的哲学承诺以太极生八卦的方式进行推定和以“太极图”方式的推定,进而以“八卦图”与“太极图”的复合方式的推定,是以“象数”表达《周易》哲学原理的推定方式。“象数”的推定方式有其直观的意义,其中表达出《周易》关于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这是中国哲学独具特色的方式之一,这一方式也是西方哲学力图达到的一种境界,而中国哲学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达到了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但是,对中国哲学的这种推定方式,却不能以西方哲学的原理去加以理解,因为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逻辑形式是与中国哲学不同的,西方哲学的推定是形式化的制式,而中国哲学是方式化的制式。西方哲学史表明,自亚里士多德以后,以形式化的制式推定本体,产生了西方哲学中的不可克服的本体论困难。
把“太极图”和“八卦图“结合到一起,一般认为这种方式是在朱熹之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即使有太极图,也没有人将其与八卦结合在一起。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开创了这一推定的方式。把两者的结合,即把“太极图”放到“八卦图”的中心,使“八卦图”的推定统一于“太极图”的逻辑推定,这从哲学的承诺和推定而言,“太极图”是中国哲学中的独具特色的方式。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传》),故在中国哲学没有产生象西方哲学的那种被系统化了的形式和由形式而逻辑的方法。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固然缺少主体形式化制式的推定,因为对这一部分的认识是与主体的形下性关联且发生直接的形式作用因而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西方哲学的成就所表明的那样。可是,哲学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当西方哲学的形式化制式以产生自然科学为主要的成就因此而在继续形式化的努力中却困难重重以此表示出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终结时,以《周易》为代表的方式性的中国哲学制式就必然成为当代哲学进路的新的发展方向。
所以,由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制式的非统一性,各自的哲学制式只服从自身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用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并“运用自如”的西方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形式作为研究《周易》的方法,将产生二律悖反的结果。由承诺和推定的制式所决定,一种思想形式的推定制式,只承诺思想制式推定的思想统一性。所以,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承诺与推定的制式是各自不同自在独立的系统。如前所述,对于西方哲学的制式和中国哲学制式进行的研究表明,以承诺推定法对制式的推定将发现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各自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由于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没有注意这一问题,使中国的哲学研究产生了严重的误区。
2,“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
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形而中的自在性,推定了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由此承诺了哲学的主体论形式。由形而中者谓之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推定出主体的存在形式,即形而中者谓之人。“卦”的推定表明了这样的承诺: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卦而中者谓之人。显然,这是指对卦象而言:卦之六爻,初、二为地,三、四为人,五、上为天,可见,主体之人为天地之间的中和者也。如果说易有三才之道,即有地道、人道和天道,并且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道的承诺和推定,及其由“卦”来推定主体承诺的方式,那么,主体的存在就只能是形而中者谓之人。
所以,卦而中者谓之用,用而中者谓之真,真而中者谓之得道。由于卦象的中间两爻即三、四爻代表人,使形而中者谓之人的这一哲学推定极其重要,他承诺了主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在具体的事物中,人完全可以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因为任何事物的组成和对此所作的判断都是主体推定的结果,而人要想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充分的把握它,应采取的方法是切中事物的中和性,否则,难以掌握对事物的主动权。由于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又由于“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天和地同为有形之物,人对有形之物的认识和把握是不会超过天和地的。但是,卦而中者谓之用,主体推定的形而中者谓之卦承诺了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可以通过卦而推定道。主体要想达到这一高度,就必须使自身在形而中的方式中不能作为独立的主体,人既不是器也不是道,而是道器之中和者也,以此作为主体的形式推定,即实现主体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的统一,就是所谓用而中者谓之真──真的认识只是中的主体形式,由此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可见,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哲学范畴的体用之论,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卦而中者谓之用,是推定“卦”承诺的主体方式。以八经卦相重而成的六十四卦,每一卦都由上卦和下卦组成,易之三才之道,把天、人、地和于卦中,人成为卦的主体论承诺和推定的方式。可见,对于“卦”而言,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即由“形”的承诺推定形而中者谓之卦,对于卦所承诺的主体性而言,有“形”承诺的主体的存在方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由“卦”的三才之道的承诺,推定卦而中者谓之人。“卦”是“形”的三才之道的“形而中”,人是“卦”的三才之道中和者,由此可知,“卦”和“形”的形而中的统一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是形而中论哲学体系的核心思想。
形而中者谓之卦,卦而中者谓之用,是主体对事物的对应和中的方式。任何事物,只要主体选择了用的方式,从而为主体服务,就必然有一用的限度──中的制式,如果不顾事物对主体的形而中性,超越中的规律即对应和中的限度,将适得其反。所以,当我们在现实中看到对某一哲学观及方法论崇拜并推到绝对时,不但不是正确的方法,而且,还将由于违背对应和中的规律而带来错误的结果。
所以,由形而中论可以推定西方哲学中的所谓的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哲学误区。尤其当我们以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承诺去推定《周易》的哲学思想时,将失去《周易》的本来面目(实践说明,用这一方法对待问题的研究,给我们的理性带来的困难和在实践中造成的危害实在触目惊心)。以形而中论推定所谓的唯心唯物之争,因为器为物,人为中,心为形而中之心,物为形而中之物,所以,无论唯心和唯物都是形而中的方式,如果能这样推定唯心和唯物,并使其回到形而中,就实现了“天下殊途而同归”(《易传》)的承诺。所以,以中和为方法,可谓主体行之达道也。西方哲学的唯心论和唯物论之争的误区之一是在唯物而器的功利上达到空前的发展,以至于离道越来越远,最终由于物质社会的功利性需要,使之对物质的过度掠夺达到危及人类的生存。
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都是在本体──时间和空间的承诺下推定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具体见笔者《“卦”的形式及其本体论内涵──兼论《易经》研究的方法》载于段长山主编《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一版第599页)
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知识大都来自直接的感受和领悟。中国的哲学家们将直接认识的东西视为哲学思维的出发点,在一个连续审视过程之中,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还是浑然一体的,因此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往往只作提示而并不明确。中国哲学注重“天人合一”,也就是“形神合一”,这与西方哲学所强调“天人二分”是不同的。儒家主流观点认为天人合一表现为“天人相通”,道家认为道生万物,人应该法道于自然,追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境界。在中国哲学里,主体与客体是一体的,所以中国哲学的语言不是很明晰,它们不表示任何演绎推理的概念。中医学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基础上,没有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从而带有传统文化烙印和浓厚的思辨色彩。中医学从诞生开始便具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属性。西医在古代也曾包容在自然哲学母体之中,随着解剖和实验方法在医学中的应用,西医学逐渐从自然哲学和文化母体中分化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哲学之于医学的作用在于方向性的指导,而不应做具体细节的规定。但是,由于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关系太过密切,导致了中医学中的许多规定是为了迁就哲学而做出的,已经偏离了客观实际。中医学不但将中国古代的精气、阴阳和五行等哲学知识作为理论构建的指导思想,而且直接参与该理论的形成,将这些哲学中的概念、原理、思维方法用于解释各种生命现象,直接将这些哲学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移植于所构建的医学理论之中,渗透于中医学的所有领域和各个知识层面,与相关的中医学知识融合为一体,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的认识方式和表述有其特殊性,中医学的研究对象包含着主体因素,是从认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角度来描述和定义对象的。在唯科学主义者眼里,观察对象是不依赖于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在观察过程中必须排除主体对客体的作用和影响。中医学认识对象的时候,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医者的主观烙印。“象”是中医观察和研究的主要对象,如面象、舌象、脉象等,不同于西医学与主体无关的脏器,中医的“象”是从医生体验的角度来界定的。“体验”和“感悟”是中医思维中重要特征,古代医家均强调“心悟”、“心法”等直觉体验。“医者,意也”,深刻反映了中医的思维特点。中医认识事物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事物规律性的抽象过程,包含着医生自身的某些素质,如经验、理性认识能力甚至情感因素等内容。总而言之,中医学在观察过程中,过多地渗透了主体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这种表述方式是对患者疾病信息的反映,是一种唯物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因为其语言表述上带有主观色彩就断然否定其理论的客观本质,就对其科学性产生怀疑。系统化的中医理论是古代医家在当时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吸取了当时哲学、思维科学、天文、地理、气象、物候等诸多学科的先进成果,对当时临床实践的一次大的理论总结。它的形成与发展由始至终都贯穿着实践的作用。中医学形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继承和发展,从而形成了现在比较系统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便体现了这一点。《黄帝内经》的形成,并不是单纯靠人们的想象,而是以实践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医学理论。通过实践,发现并确定了人体主要生命体征,如心搏、呼吸及神等;通过实践,揭示生命奥秘;通过实践,探求治病规律及方法。
2西方文化、西方哲学对西医学的影响
一般非中医类专业的《中医学》教材几乎囊括了中医基础理论知识、诊断、中药、方剂等知识技能,而教学学时相对较少,在较短的时间内,要从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辨证论治讲到中药方剂、针灸推拿,确实很困难,只有死记硬背下来以应付考试。根本谈不上理解和运用了。因此,有必要明确教学培养的目的是什么?教学要达到什么目标水平?结合教学大纲要求,在教学中着重讲解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医基础理论,始终贯穿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两个基本特点,教会学生利用中医学的思维方法,认识中医、理解中医、思考中医、运用中医,使学生具有一定的中医自学能力。教材中其他内容可通过开选修课的形式讲授或开通精品课程网站供学生浏览自学。
2突出中医学教学特色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每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特色,而中医学作为我国传统的一门医学科学,经过历史的沉淀不断传承下来既有其特别的地方,也有其吸引人的地方。所以在非中医类专业的中医学教学中,也应该不断地挖掘中医学的教学特色,让学生通过对这些特色的感知而不断地增强对中医学学习的兴趣,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在具体的教学中老师先可以将中医学的重要性通过各种方式来展现给学生,可以通过多媒体的方式,也可以通过一些病例的方式来展现;其次,在向学生传授中医学的理论以及概念的时候,老师可以用整体观念以及一些跟中国人相通的辨证等方面的优势来对学生进行中医学知识的讲解,并且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中医的特别疗效等对学生进行展示,从而调动了学生对中医学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3兼容并蓄 融合中西医思维优势
中医特有“黑箱原理”思维方式,要求我们用不同于西医的思维方式去观察病人。要使西医学生思维方式由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变为中医宏观上的望、闻、问、切;由精确的数字,变为人体的表象;由缜密的逻辑推理,变为经验;由抽象变为形象;由内部结构变为外部现象。要使学生领悟到,在千百年的医疗实践中,中医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中医药的优势和特点已逐渐被现代医学所接纳,成为生命科学的巨大财富之一。未来生命科学的发展,会逐渐模糊中医学和西医学的界限,会逐渐融合所有医学体系,摈弃各种医学体系固有的缺陷,形成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新医学模式。要培养学生用多元化的文化思想和海纳百川的思路,科学地看待两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医学模式。
4启发诱导 变授之以鱼为授之以渔
教师的职责好比领路人,不但要指出方向,而且要指出怎么走。既要教给学生知识,而且要教学生怎样去学。法国教育家斯多说:“对学生来说,知道论证的方法,比知道论证本身更为重要。”例如我们在讲授辨证中每个证型的舌苔、脉象时,首先回顾舌、脉诊中有关寒、热、气、血、阴、阳虚的特征,然后在具体的脏腑辨证中前部分由老师讲解,后半部分则请学生自己推断,这样,变授之以鱼为授之以渔,由学生推出的结论,比死记硬背的内容更容易记忆。我们认为,课堂上所讲的内容只是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内容还要靠学生自己去阅读有关资料,把方法教给学生后,再把参考书的名称、文献资料的出处交代清楚,使他们少走弯路,尽快掌握知识,不断开拓视野。
5不断改进中医学教学方法 提高教学质量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6-0205-02
近年来,为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高等中医药院校新兴专业应运而生,如我校陆续开设了公共管理、医院管理、法学、医学英语等非医学专业。这些专业培养目标并非是医护人员,但毕业后的工作大多数都与医疗相关,这就要求该类专业学生具备一定的中医学知识背景[1]。因此,在这些专业的课程设置上都开设了一些概论类中医课程,使该类专业学生在扎实掌握本专业知识的同时掌握一些中医学知识。《中医学基础概论》为我校针对这些非医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必修课程,该课程由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四门基础课整合而成,分上下两部。该课程建设的目标,即通过合理精选内容教学,组织教学大纲与教材的编写等,为非医学专业学生提供一个结构较为完整、合理的中医学知识框架,使其能够利用有限的课时达到对中医学基础知识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对以后工作有所裨益。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是课程的具体化[2]。目前所使用的《中医学基础概论》教材,是由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四门基础课的内容组合而成,编制时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删除了一些重复的部分,但四门课程基本还保留原课程的基本框架结构。但由于篇幅所限,很多篇章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缩写,使得该教材成了四门基础课的缩写版,这就造成了该门课程知识点繁多,内容庞杂,几乎涵盖了四门课程所有的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由于课时数有限,讲课时教师不能缩减授课内容,对于很多知识点只能点到为止,无时间深入展开。对于学生来说,在很短的时间内既要理解和掌握大量生疏拗口的术语,又要了解或掌握各种中医理论的内涵、特点、功能等,加之老师没有时间就一些难点进行深入分析,使得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感到困难吃力,并逐渐失去兴趣。因此,根据非医专业学生的知识背景,结合非医专业的实际需要,组织编制更为适合的教学大纲和修订特色教材,成为非医专业中医学基础概论课程建设的核心问题。该课程开设已近十年,笔者根据多年教学实践的思索,对该课程在教学大纲与教材的编写提出一些探索性建议。
一、按照中医理、法、方、药的思维逻辑关系重新整合教学内容
理、法、方、药是中医学关于诊断与治疗操作规范的四大要素,也是贯穿应用中医理论、诊法、治法在临床实践中的思维方法,体现了中医的优势和特色。《中医学基础概论》包含的中医学最重要的四门基础课程,也正是理、法、方、药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因此,在教材编写时,建议打破原有四门课程的界限,将所有知识点重新整合,按照中医理、法、方、药的思维逻辑关系合理取舍教学内容,注重前后教学内容的衔接,使得整本教材的内容沿着一条主线贯穿下来,显现中医学知识的整体性与相互关联性。具体讲,可在总论中重点介绍中医学的特色,以及中医临证的特殊思维方法,然后按照: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学说,法――中医的特色诊法和辩证论治方法,方――体现治法的经典方剂,药――构成方剂的常用药物,组织归纳全书内容。在编写过程中要合理选取教学内容,与主线关联度不大的内容该删除的就删除,该简单介绍就简单,对于一些核心的理论与知识点,尽量详尽介绍,但也要考虑非医学专业学生的知识背景,论述要通俗易懂,不要超过学生的接受能力。
二、加强不同课程知识点的融合,体现整体优势
在确定整本教材主线的情况下,我们要反复琢磨教材内容,对涉及的四门基础课程的各个知识点进行综合和融合,这种融合不是对具体知识点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一定的逻辑结构和合理比例,将相邻学科的相关知识内容糅合在一起。中医学理论自成一体,其各部分内容常相互佐证或互释,在论述某一基本理论时往往要涉及后面章节的内容,甚至是中药学、方剂学或其他专业课的内容,例如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部分则会涉及藏象、诊断、治则、药物等各方面的知识,这就为多章节知识的融合提供了可能性,但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相互印证关系,也为内容的整合设置了难度。因此,我们在融合相关教学内容时,应该打破以前的章节框架结构,重新梳理整合各知识点内容,每个知识点只保留核心内容,而其他相关的或外延性的内容,分散到其他相关章节。如上面提到的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部分,可以从阴阳五行学说中删除,而在藏象、诊断、治则等章节编写中,体现该学说对各部分的指导作用。如此整合不仅可以避免各章节之间内容的重复,简化教学内容,而且加强了相关章节之间的联系,显示了中医学知识的整体性与相互关联性,也使教学实施更具有现实可行性。
三、把握中医学的精髓,凸显中医学思维方式
中医学是祖国的传统医学,至今仍以特有的理论体系和卓越的诊疗效果独立于世界传统医学之林。中医学孕育于中国传统人文土壤之中,与西方现代医学有明显的异质性,具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比如较多地运用哲学思辩,甚至直接借用哲学原理阐述医学现象。因此作为中医学概论课程,不仅仅在于给学生传授一些基本的中医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帮助学生构建中医学自身的思维方式,自觉运用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理解和看待生命现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和把握中医学整体观念、辩证论治的精髓。这就要求在教材编写中要彰显中医学的学术特征,在不同章节内容设计时,注意渗透中医“天人相应”、“阴阳五行”、“辩证论治”等基本观点,注重对中医经典理论的引用,使得全书显示出浓郁的中医特色。在教学过程中,利用有限的课时,使学生受到独特的中医文化、中医思维等熏陶,最终能够感悟中医,喜欢中医。
综上所述,针对当前非医学专业《中医学基础概论》教材建设中存在的不足,在教材编写和教案制定上进行探索和改革,从非医学专业的功能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出发,按照中医学独特的思维逻辑关系,精练浓缩中医学基础知识,优化知识框架结构,编写一本高度融合的、专门针对非医学专业的综合性中医教材,将有利于非医学专业学生获得良好的中医学背景知识,对复合型医药卫生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中医药学的现代化研究,是中医生存与发展的重点。因为,中医学由于受闭关自守政策以及师徒传承模式、四大经典理论等因素的影响,在学术上常常是坐井观天,只知其然,不问其所以然。思维方式显得既陈旧、又僵化,根本无法引入国外新的思想与思维方式,尤其是近代物理、化学、生物学的思维方式等。因此,传统中医学已经显得非常陈旧。而作为当前主要的中医现代化方法中西医结合研究,却由于思路不清、方法不当,始终结而不合。甚至有导致中医西化之嫌,故遇到了挫折,受到了怀疑。这使得政府和国民用不同方式方法,都投入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关注。所以,探讨中医现代化的方法,是摆在中医药学工作者面前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探索中医现代化的方法,事关中医药学的未来和命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调整或重新确立中医现代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才能拯救中医,才能使中医达到现代化。为此,笔者提出用逆向思维,以中医理论思想去研究西医西药的西医中化理论和方法,来指导和促进中医学的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现论述于下。
1 西医中化的基本原理和内容
西医中化之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医现代化,而中医学的现代化,简单地说,就是要把传统的中医学变成一门现代科学,这样就能与现代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相互交流、相互带动,从而获得活力与进步,进而为祖国的繁荣和富强,再创辉煌;为人类的健康与长寿,建功立业。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现代科学的思维方法、观察方法和各项标准,来重新整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保持中医哲理学的优势及精髓,替换陈旧的思想、方法和内容;填补现代医学解剖、生物及化学理论知识;引入现代哲学思想,强化哲理与医理之间的密切关系等。这样,才能让中医与时代同步,才能把中医学变成一门现代学科。可见,中医学的现代化,其本质,又是对传统中医的深入化,也就是要以中医哲学理论为核心,以目前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为参考,对传统中医学的基础医学理论进行具体化、西医化。确切地说,也就是对西医学理论体系进行的中医化,就是吸取西医学的医理,继承中医药学的哲理,就是要运用中医思维研究西医、应用西药,把西医西药中医化,而不是目前的中医西化性研究方法。故称之为西医中化。因为西医学已经拥有或具备了很完备的现代科学知识及思维方法,更具备了医学生理、解剖、生化等人体科学的现代最新认识,与中医现代化的标准和要求、目标和体系相比,只差未融入哲学思想,没有和哲学相结合或相渗透,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与研究方法。所以,只要我们把中医西化的中西结合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立即改变思维和研究方法,充分利用现在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成果,运用逆向思维方式,对中西医结合研究进行全面而系统性的西医中化式西中结合研究方法,就能保持中医学原有的哲学性基本特色,又可防止把中医真正被西化;既能充实中医的医学理论内涵,又能使中医学兼具各种优点于一身,使中医学达到真正的现代化。试想,中化后的西医学,和传统西医学还一样吗?同样,西化后的中医学和传统中医学一样吗?那么是该称作现代医学,还是该称它为现代中医学呢?因此,把中医理论具体化、深入化;把西医理论哲理化、系统化,使中医哲学思想之理论精髓与现代西医学理论相互交融,使哲理与医理之间、哲学名词与医学名词之间形成紧密的对应关系,就可以把传统中医学理论变成现代中医学理论体系,并可把它称为现代中医学。从而,就能实现中医的现代化、科学化。这是最简捷、最合理、最容易的中医现代化方法,而且这样建立的医学理论体系,兼有中、西医二者的各种优点于一体,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因而西化也变成了现代中医学的又一大特色,但中医并没有完全变成西医,它仍有着自己哲学思维之特点。这就正符合一些专家的思想。例如,陈镜合在《现代中医之路》中说:“现代中医是指以中医为主的中西结合医。它既不同于不懂得西医的传统中医,更不同于以西医为主的中西结合医。它是源于传统又超出传统,来自中医又超出中医;是以‘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为指导,按‘先中后西、能中不西、中西结合’的原则……。”其中,中西结合、洋为中用的切入点和核心,正就是西医中化,也就是西医哲化,从而拉开了中医研究西医西药的序幕,引导中西医结合研究与中医药学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2 西医中化是中、西医学发展的转折点
发展是所有学科共有的必然性历史特征。随着科技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我国传统中医学之理论与临床,面临着必须与现代科学技术之发展,相协调和相同步的要求,也就是说,必须要让中医进行现代化。因此,在党和政府以及中医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医学的现代化工作,不断向更深更广方向发展。尤其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以中西医结合为代表的中医现代化研究,已经发展到了一定水平,无论在中医的教育、医疗、科研以及中药制剂方面,很大程度上都采用了以西医学为特征的现代各种科学或科技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方法。这使中医之理论思维与实践方法、研究方法都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中医人才既具备了较高的综合技术,又具备了西医学、现代生物学等多学科的丰富的综合知识。这些便为我们进行中医学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基本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进程[1]。那么,接下来,中医第二次现代化的进程,该是什么呢?是中医药学的完全西化吗?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西医学的未来发展。目前,西医学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从细胞理论产生到现在才一百多年的时间,就已经深入发展到了分子水平。那么如果再发展几百年,它将会深入到什么程度;将会发展到什么水平呢?未来的医学将是个什么样呢?可以预测,再有一百年左右,现代西医学在微观领域的认识和发展将会达到极点或顶点,那时,它在各个方面的发展与各种理论,同样也会面临挑战,因此,其发展方向或发展结局与古代的医学一样,必将被迫由微观转向宏观;其科研和思维方法也将由分析式转向综合式;由还原论转向整体论;由具体化转向抽象化。可见,这种规律、这种模式,同远古时期之医学及中医学的形成过程及发展规律,没有任何差别!而且,这一方式,也是任何一门科学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必然模式。所以说,我们中医学如果能提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规律,把微观与宏观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共同研究,协调发展,积极吸取西医学的微观研究方法与成果,再按自己的体系和思维进行宏观的综合整理与哲学研究,用不了50年,就可以赶在西医学的前面,并站在西医学的肩上;必将会成为世界医学的先锋;成为时代科学的楷模;为人类医学的全面进步和自身理论的迅速发展作出贡献。否则,等到西医学发展到一定程度,认识到了中医医哲融合之科学性与优越性,并吸收或仿照之。那么中医也将会像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一样,虽生长于国内,却开花于外国。到那时,传统中医学将会被彻底遗弃,彻底被外国医学替代掉;到那时,中国人可能又不得不到国外去学习现代中医了。由此可见,未来中、西医学的发展趋势和体系,都需要的是现代中医学这种体系模式。只要我们用西医中化理论和方法,进行新型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就能跨入中医现代化的第二进程之中,也就能使中西医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3 西医中化利于体现中医内涵的特点与科学性
现代中医学与传统中医学的体系一样,都由哲学和医学两大部分组成,但传统中医学的哲学理论属古代哲学,医学也属古代之解剖、生理和药学等理论内容;同时还有古代其他自然和社会学科理论。虽然特别重视哲学思维与宏观抽象思维方法在医学上的应用,却忽视了医学理论的主导地位。但还是古代医学与古代所有学科的大综合。有学者认为:中医因其具有抽象性的特征,而不能现代化,也无法现代化。那么试想:中医学中的这种抽象性理论与概念,是从何而来的呢?是古人凭空想象的完全抽象,还是以医学规律及概念为基础,而进行的医理哲学化之抽象性认识呢?显然是后者,是我们的古人,在对当时的人体解剖及生理规律认识比较全面的基础之上,又运用了哲学原理和思想,进行的一种医学原理之抽象性解释和描述。并非是哲学概念的随意引入,也并非是无根无据的创造发明;既不是无源之水,也不是无本之木。这就表明:中医学的抽象性名词对其现代化毫无影响。况且,现代中医学的哲学理论应属于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综合体,医学部分却属多学科渗透的现代之生理解剖、生物、数理和化学等综合性理论知识;思维方式是宏观与微观的统一,是直观与抽象的融合,是模糊与具体的兼具。其体系是以医学理论与方法为基础的哲学思维之应用,因而是医学与现代所有学科的大综合与渗透体。然而,西医学的理论仅仅是医学与现代生理解剖、生物、数学和化学等自然科学相互渗透、相互交融而形成的理论,却没有渗入哲学理论,思维模式也仅仅是微观领域的直观、机械方式。因而就是医学与现代多种学科交融的小综合。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现代中医学含有更全面、更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内容;也具有很全面、很先进的思维方式方法。因此说它才适合于人体科学之复杂与综合的特性。其体系具有似中(医)非中,似西(医)非西,比(传统)中(医)更深,比西更广的特点。所以,从体系上说,中医学比西医更科学更完善[2]。可见,现代中医学的体系模式,是现代科学和未来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最具有前途和生命力的学科模式。由此看来,中医学是正宗的科学!只不过还停留在古代科学、近代科学水平罢了。因为,科学是发展的,所以,医学也是发展的;科学都是有历史的,那么医学就没有历史了吗?而一些中医药学的医盲们,要么说中医不是科学,要么说是经验医学等,这些说法,真是荒唐。
4 西医中化有利于西药的中药化
西医西药是从化学合成技术中发展起来的,但到现在却还包含了各种生物制品;天然动、植、矿物成分;微生物制品;基因制品等,也能够变中药为西药。从而显示了极大的兼容性与开放性,为其取得有效的临床治疗效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中医中药为何也不按此思维方法,把所有的西药按中医的理论、思维、概念、机制、用法进行抽象化和系统化整理与研究,从而,中化成中药,为我们中医的临床实践建功立业!如阿托品及其他M胆碱受体阻断药,可概括为性温,味辛,归肺、胃、心经;有温中散寒,理气燥湿,祛风止痛,回阳救逆之功效;从而可仿照附子、细辛、干姜等温里类中药的用法应用于临床,既能扩展阿托品的应用范围(治疗冻疮或感冒及风湿等),还能深化附子、细辛等中药的治疗范围(治疗泌尿系病或急救及改善微循环等)。同时,还为认识与研究这些中药的毒副作用提供了参考,更为西医理论的中医化和中医理论的西医化奠定基础。又如异搏定及其他钙拮抗药,可概括为性寒,味苦,归心、肝(即脑)经;有定惊安神,缓急止痛,平肝潜阳,活血通脉之功效;故可仿照羚羊角、天麻、决明子、冰片等平肝息风类中药的用法应用于临床。同样,既能扩展异搏定的治疗范围(治疗惊风或头痛),也能增加羚羊角、冰片等中药的应用范围(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其实,中药本来也是化学合成工业的先驱,如:发酵业的神曲,炼丹术中的丹药;并且,中医中药从产生就非常重视不断增加自己的药物种类,如:藏红花、西洋参、血竭、冰片等都属于外来引进之品种。回顾中医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中医理论与临床的发展无不与其药物的发展相适应、相关联。只可惜,由于闭关自守思想的束缚,中医一直没有吸收西药的一个品种,曾有张锡纯的石膏阿司匹林汤,开创了西药中用的先河,然而,后学者却简单地理解为中药与西药的相互配合,即中西医结合。从而,把中药与西药隔离开来,把中医药学引入了歧途,导致了中医中药学的畸形发展。所以,我们要利用中医药理论,吸收并中医化自然界各种能治病的物质,丰富和增添自己的药品成员,完善和发展现代中医药物学,才能实现中药学的现代化。因此,未来的药物学,都应当是资源共享性的,即中医可以按中医方法应用西药和其他各种药物(包括:藏药);西医也可以按西医理论应用中药和其他各种药物。因为,任何一种医学,它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体,故其结构、功能和代谢也应当是一样的。因而,凡是能够治疗人体疾病的物质——即药物,其具有的治疗范围与作用机制一定是客观的、是固定不变的规律或真理。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或者是藏医,都能够用自己的理论思维,去认识和理解其药理机制、药物性质与功效等,自然就可以按自身的方法应用于临床实践。所以说医分中、西、藏……而药物却是世界通用的。这如同人类的食物一样,虽有中餐、西餐之分,但仅仅是加工与未加工,中式加工方法与西式加工方法的区别,然其成分都离不开蛋白质、脂肪、淀粉,离不开小麦、玉米、大豆等,自然它也是世界通用的。
5 西医中化的作用及意义
西医中化使传统西医理论与临床,得到了进一步的系统和提高,使西医能客观、正确地认识中医学整体联系观等理论的科学性,既促进了中医同时向纵、横两个方向的不断发展,又促进了西医学自身的发展。因为,现在的中西医结合实际上是中西医在医疗工作中的合作共事,或者是中西医的两法治病,无关于学术上的中西医结合[3]。目前的中、西医结合,仅仅是表面上的共存,并非是实质性的细胞水平上的整合;仅仅是中国患者得到了另一种治疗方法,而中国中医学并没有得到新的发展与创新,甚至,使中医学有被彻底西化之危险。所以,寻找中、西医学新的结合点,是推动中医药现代化的当务之急[4]。相反,西医中化的方法,却能使传统中医吸收到现代医学之各种理论与思维,使传统中医学跃居于现代医学之列,也能使传统中药理论与剂型科学地吸收现代医药学理论与剂型之特色,为中医药学的理论内涵,又增添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还能使中医药学的宏观理论具备现代医学微观理论的根基,使中医药学中的基础医学(西医)理论得到宏观性综合。综上所述,西医中化既能促进中医的现代化发展,又能防止彻底把中医西化。既实现了中西医结合向中西医融合之转变,又实现了研究中医向中医研究之转变,还实现了由中医西化向西医中化之转变。同时,西医中化的思想和方法,无论是对中医的现展,还是对西医的未来发展,乃至现代其他自然学科的未来发展,都能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正如钱学森教授所说的“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中医现代化的成功,“终将引进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中化西医的思想,正是要让西医走到中医医学与哲学相结合性多维辨证论治的道路上来;正是要提示和引导所有的学科理论,都应当与哲学理论相互交融,并以哲学理论为指导,进行发展和创新自己的体系模式或研究方法。可见,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超越所有学科常规单纯而直观研究方法及理念的学科体系性革命!所以,我们现在的中医药工作者,要从中医学之医学和哲学两大支柱体系入手,运用现代思维与传统东方哲理思维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与临床两大方面,把中医学现代化,把西医学中医化,既全面又深入地整理和提高中医理论体系,最终达到中西医学两大理论、两大思想的恰当融合。才能使中医学脱离危机,得到发展,从而使中医学真正走向未来、走向世界。为此,笔者即将出版《中化西医》一书,以便更详细地介绍这种思想和理论,介绍这种方法与临床。
参考文献
1 姜爱平,崔蒙.关于中医现代化的思考.中医杂志,2007,48(8):742.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1-0229-03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中医药人才知识结构以及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为适应这一要求,我院在全国率先进行了教学实验的改革。在中医学各专业本科生和中医学专业科研方向七年制班中开设了实验中医学这门课程,为了适应改革的要求,我院将在全国开展教学实验的改革。在中医学各专业本科生和中医学专业科研方向七年制班中开设实验中医学课程,其目的是通过应用现代科学的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研究中医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能力和实验能力,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中医现代化,发扬中医药优势,为发展中医药事业和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贡献。
实验中医学,是一门基础学科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实验方法对中医理论、方法、处方、药物作用机制的研究。它是一种来自中医结合现代实验科学的发展的产物。现将笔者在实验中医学教学过程中的几点思考总结如下。
一、明确学习目的,强化科研意识
对于高年级的本科生和七年制学生而言,经过前两年的学习,已经掌握了比较坚实的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但是对于如何运用现代的科技手段进行中医药学的科学研究尚存在疑虑。有些学生甚至认为现代的科学方法根本不适合研究传统的中医学,加之社会上“中医越古老越好”思潮的影响以及当前“中医废存”的争论,这些无疑都会动摇学生的专业思想,使很多学生对中医药学丧失了信息和兴趣。因此,在我们讲述这门课程之初,首先要明确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课堂学习、课程的讲座、主题思想、实验设计、实验技能和操作该系统,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基本知识和规则。中医药实验研究,使学生建立了正确的科学思想和观点,熟悉和掌握了中医的基本程序、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在中医现代化的认识成果和进展中,要加深学生对中医药学理论内涵的理解和体会,从而启发学生的科研思维,提高学生的科研意识、科研水平和动手能力。
轻视实验研究是导致传统中医学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实验研究的缺乏,导致传统中医学成为经验医学。中医药学要想取得长足的发展,要想成为国际化的医疗手段,就必须要与现代化的科技手段相结合。只有被证明是科学的,才能是永恒的,才能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因此,我们的教学要引入现代化的科学手段和方法来研究中医学,以端正学生的思想,强化其科研意识,培养学生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和技术阐释传统中医理论的思维。
二、突出教学难点,启迪科研思路
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的一些医学知识与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理念相混杂,中医药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概念、原理、规律具有抽象性、思辨性、模糊性和宏观整体性等特征。因此,一味地套用西医西药评价体系来对待中医中药的科学研究、临床疗效和研究成果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时对于中医药研究也是不公正的。
现在的大学生一般是1990年以后出生的,他们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大,主要受西方的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的培养,习惯于用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因此,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去阐释中医药学的理论可以说是我们教学的重点。课堂上老师应该结合中医本身的特色启发学生在不脱离中医特色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去设计和研究中医药学理论。如果脱离了中医特色,只会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研究某一味药物或者某种成分,或者针对某种疾病,测定几个相关的指标,那不是实验中医学所要研究的内容。这种研究方法又与现代医学对于药物和疾病的研究有何区别?我们实验中医学所要教授给学生的是如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阐释中医传统理论的思维和能力,而不是中医的全面西化,这也是教学的难点所在。
这里所讲的中医特色,笔者认为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是以精气阴阳五行理论体系为理论方法,以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学说、天人相应理论为依据;在临床研究方面,则是以辩证论治为核心的理、法、方、药体系为依据,进行多学科的实验研究。确实做到在坚持中医特色的基础上进行中医药现代化的研究,如果脱离了中医特色,失去了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只凭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研究中医中药的方法是大错特错的。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医特色,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实验设计,并运用中医基础理论解释和阐发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发展中医基础理论,深入揭示中医病证的本质,丰富中医药理论,促进中医药学的长足发展。
三、改革教学模式,培养创新思维
中医药学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学科,中医中药的理论都是基于临床实践的基础之上,从《黄帝内经》到《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的问世,无一不体现出“中医药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源于丰富的临床实践活动”这样一个观点。因此,实践是中医药学源生之本,也是其得以发展和创新的坚实基础,离开了实践,中医药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但是,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在中医药的教学工作中长期被忽视。在课程设计上,表现为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同理论课相比,实践课处于从属地位,甚至部分选修课由于课时有限,只讲理论部分,而取消了实践部分,同时在课堂讲授过程中,老师注重知识的传授,轻视能力的培养。尽管当前引入了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合作性学习等教学方法,但以课堂、课本、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在实践教学环节薄弱,理论学习与实践运用脱节,忽视科研思维和实际能力结合培养的方式下,毕业生高分低能,实践能力差,创新思维和能力弱,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阐释传统中医理论的能力低,社会适应能力差等问题严重。
为了适应社会对中医药人才需求模式的转变,我们对学生的培养模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对高层次中医药人才(七年制硕士班),更要求中医特色科研思维和能力的培养。我们的课程改变了以往老师讲、学生按部就班做的教学方式,建立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方式,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学习活动的积极性。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学的一切活动都以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为出发点,引导学生积极探索,深入思索,自主实践,促使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角和教学实践的主人。学生完成从选题、实验方案设计、实验准备直至实验结果获取的全过程,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得到从实验思路、实验技术、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的全面训练。鼓励学生成为教学活动和教学实践的主人公。学生独立完成选择、整个过程的实验设计、实验制备直到获得实验结果,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获得实验的思路,分析能力的实验技术,得到综合训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生自主选择实验研究课题,独立设计实验研究方案。本课程一改教学内容由教师确定的做法,要求学生在大量查阅文献的基础上,自行提出实验研究课题,自行设计实验研究方案,在选题和课题设计之后通过课堂交流和答辩,对课题的可行性以及将来的前景进行自我评述,再由学生们自己评选出一项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案作为本课的实验研究内容(上述工作进行之前,全体学生自愿组合成4~6个小组,每组3~4个人,教学活动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第二,学生自己动手进行实验的准备工作。实验研究的准备工作对保证实验正常进行并达到预期的结果是至关重要的。学生在以往的实验课上都是按照实验指导的要求,在实验人员提前准备好一切物品的前提下,重现实验的内容,往往能够取得预期的结果,而对实验前的准备工作却知之甚少。我们把实验准备当作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对学生科研思维培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为其以后的科研能力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学生独立完成实验操作。对现代科学的缺乏(包括现代医学)的认识和研究的基本技能训练的基本研究方法,动手能力差是中国大学生普遍的问题,要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操作训练方法,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首先,多渠道地学习和掌握实验方法和实验技术。在实验设计完成时,依据具体的实验内容,确定基本指标,广泛开展相关实验参数的检测方法,并进行分析和比较,结合实验室的条件和教学的预算,选定实验指标的测定方法。让学生了解实验测量的方法,可以为以后的工作打好基础。其次,认真做好预实验。预实验是在正式实验之前安排的一个步骤,用少量的实验动物来对学生的操作技能进行训练。教师引导学生从实验动物抓住,称重,编号,动物模型的制作,给药(腹腔注射、尾静脉注射和灌胃),实验动物处死,解剖,取血,取材,还有熟悉实验仪器的工作原理,以及正确的操作。各种实验试剂的配置以及存储等反复操练,督促学生熟练掌握,以保证实验的顺利进行。最后,注重对预实验结果的分析,强调中医特色。我们的课程中,尤其是实验课后,非常重视学生对预实验结果的分析,尤其是对那些不能出现理想结果的实验更是要求大家分析其中的原因,并在各个小组之间讨论交流,使得大家能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为以后的正式实验提供有益的指导,促进正式实验的顺利进行。
四、优化考核手段,提高综合能力
1精气学说
精气学说是一种古代哲学关于宇宙生成及发展变化的认知体系,其自身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精气,以精气为介导的宇宙是一个万物相通的有机整体;作为宇宙万物之一的人类,其构成亦离不开精气;精气是存在于宇宙之中而又运动不息的精微物质,其自身的运动形式是推动宇宙万物发生发展与变化的原动力。《周易·系辞上》说:“精气为物。”认为精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源。精,又称精气,在中国古代哲学认知体系中,一般泛指气,是一种充塞宇宙之中的无形而运动不息的精微物质,在某些情况下专指气中的精髓部分,是构成人类的本源。现代唯物主义哲学中物质是世界的根本观点与精气学说的物质观颇为相似。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中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范畴是气,其普遍的范畴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两汉时期兴起的“元气一元论(又称“元气论”)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认识论。
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奠基于先秦、两汉时期,这一时期正值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时期,因此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尤其是中医学精气生命论和整体观的雏形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中医学的精气学说是阐释人体内精与气的本质、来源、分布、功能、相互关系,以及与脏腑经络关系的系统理论。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关于精或气是宇宙万物本源的认识,影响到中医学中便形成精是构成人体生命的本原,气是人体生命的动力,人体的脏腑形体官窍皆由精化成形,人体的各种机能皆由气机推动和调控产生运动变化的理论。中医学的精气学说融入了古代哲学精气学说的精髓,将其作为一种思维范式构建其中,与其固有的理论和实践相融洽,兴起了中医学独特的精气生命认知理论。但是古代哲学精气学说认为,精气的概念涵盖了自然、社会、人类的各个层面,自然、社会、人类及其道德精神获得统一的物质基础是精气;宇宙万物的本原是精气,精气充塞宇宙中各个万物形体之间,具有信息交融的媒介作用,使天、地、人之间产生感应。这些深邃的哲学思想渗透到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拔升了中医学的同源性思维和相互联系的认知观,形成了阐述人体自身完整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
2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是阐释阴阳的定义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并以此阐述宇宙形体物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一种古代哲学体系,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对立统一理论,亦是古人探索宇宙本源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辨证观念,属于中国土生土长的唯物论和辨证法的范畴。阴阳,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阴阳者,一分为二也”。阴阳学说认为世界的整体是物质性的,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动了世界本身形体的产生,发展和变化。通过中医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基础的发展研宄及思维模式和方法论的初探,以此来解释宇宙自然和生命本体事物的发展和变化。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阴阳学说对中医理论的指导,促使中医学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思维范式,普遍用来解释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及病态生命的原因和变化过程,从而更好地诊断和防治疾病,使之成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阴阳学说在疾病防治的认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指导作用。“法于阴阳”,根据四时阴阳的变化情况养生防病;根据病症的阴阳偏盛、偏衰情况确定治疗原则:阴阳偏盛者,损其有余;阴阳偏衰者,补其不足。然后再根据药物的四气五味和升降浮沉的阴阳属性,立法方药,调整疾病过程中的阴阳失调,使之阴平阳秘,从而达到驱除病邪、恢复正气的目的。
3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的系统论,和阴阳学说一样,注重于事物的矛盾作用和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形式,从事物的结构元素关系及其运动变化形式,探索和阐释宇宙物质形体间的运动及动态平衡。五行一词,首见于《尚书》。《尚书·周书·洪范》曰:“稣埂洪水。泪陈其五行。”文辞对五行的特质从哲学角度作了高度的抽象概括,指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墙。”其中的五行,不单单只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具体物质元素,而是从中抽象上升为哲学的理性范畴。五行学说是探究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定义、特质、生克制化乘侮规律,以此来阐释宇宙界万物形体间的发生、发展、变化及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种古代哲学思想,是属于中国古代所特有的唯物论和辨证法范畴。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构成了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五种物质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动了自然界万物形体现象的发展变化。
五行学说以五行的特性来阐释人体脏腑、经络、形体、官窍和精神情志等诸多功能活动,形成以五脏为中心的生理病理系统,达成与自然环境相联系,营造天人一体的五脏系统,凭借五行的生克制化规律来分析五脏之间的生理联系,运用五行的乘侮和母子相及来阐释五脏病变的相互影响,最终达到诊断和防治疾病的指导作用。因此,五行学说作为中医学主要的思维范式在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对中医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中国古代哲学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基础上,中医学继承和创新的运用医学理论来阐明人类生命活动和外界环境的关系,解释了疾病发生、发展及其防治规律,从多方面措施增进健康、延年益寿和提高生产劳动能力等,形成了中医学独树一帜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中医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基础思想精气、阴阳、五行学说等,都具有注重宏观观察、整体研究、擅长思维哲学、强调功能联系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总之,中医学是兴起于中国古代的一门比较系统的医学学科,在探索人体生命运动规律时,把中国古代较为先进的哲学理论和医学理论有机地熔铸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拔升至哲学形态。中医学以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运用综合思维方式分析和解决医学理论和医疗实践,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密切交融的特点。
4中医学古代哲学基础的几点反思
中医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精气学说为核心,从《内经》时代以来没有大的变化。古代较为深邃的哲学思想指导使中医理论大放异彩,也使中医滞涩不前。如何在新时代里与时俱进,勤奋、严谨地继承和创新,进一步完善中医理论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医学时代命题。
4.1中医五行学说要实事求是,不应吹毛求疵 为了反击废除五行论,近代学者对五行哲学思想进行了新的研究,如从数理思想、非线性动力学、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等方面论证五行思想的合理性。但是必须看到,五行学说在中医理论中更多的是起到方法论的意义,它在构建五脏关系的研究上功不可没,对指导临床用药亦有积极作用,但其毕竟只是一种研究五脏关系的方法模式,实际上五脏关系远比五行生克论复杂得多。按数学规律,五脏可发生的两两关系有10种,二脏相关关系有10种,四脏相关关系有5种,因此拘泥于五行生克理论不利于拓展脏腑病机学的理论发展。近人有提出“五脏系统相关”说者,值得参考。
4.2系统论之下亟待完善中医五行学说 系统论是当代最时髦的哲学话题,五行学说有系统论的雏形,但还不是完整的系统论,只能说是整体论。中医具有系统整体性思维特点,这一点对比西方还原论有很大的优势,但也有局限。中医有彻底的整体论,但在局部和细节问题上常陷入僵局,这是“司外揣内”思维的结果,也是过于偏重整体论的结果。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郎非认为:为了理解一个整体或系统,不仅需要了解其各个部分,而且同样要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生命是稳态的开放系统。不了解局部,就无法构建完整意义上的系统联系,因此中医理论还需在人体内部细节上多作完善,发现新的联系方式。
4.3中医学理论要在古代哲学基础上进行继承为前提、创新为契机的思想突破 首先,说到中医理论的突破,必须正视中医理论体系的传承误区。中医具有注重整体联系、模糊思维的特点,摒弃烦琐的求证过程,直接抓住主要矛盾,但是习医者感悟具体病机、治疗原理的解释造成了本真化的缺失。中医重功能不重实体,在认识人体内部细节上要借鉴解剖学的成果。在认识人体方面中医有必要进一步格物致知,完善中医理论体系。其次,中医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亟待完善的象数思维体系。因此应适当借鉴实证研宄、实验研究,以阴阳、五行、精气学说为核心,建立以藏象为基础的象数医学模式,充分运用中医的意象思维来构建数理之上的直觉品质,使中医学在古代哲学高屋建瓴的指导下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日日为新。再次,拓宽五行思想的延展性,拓展更广泛的认识论、方法论,加以系统论为借鉴指导,适当借鉴西方还原论的某些方法。但是中医在以分析思维为模式的五脏整体论方向走的道路与西医以结构思维模式的还原论是南辕北辙,完全等价势必水火难容,最终也会殆尽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1.1 编写主导思想
1.1.1 重理论还是重经验 这本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但由于中医学源于经验,一些专家认为,中医学教材编写在主导思想上存在重经验轻理论的倾向,为此,学生所学到的也只是中医的经验和技术部分,而不是中医的理论,有把中医退回到几千年前经验水平上之嫌。
1.1.2 侧重理论还是侧重思维方法 一些专家认为,中医学的宝贵在于其辨证论治思维,这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所在,中医临床疗效与辨证论治水平有密切关系。而现代中医专业学生辨证论治水平下降,多数毕业生不能真正运用中医为主的方法治病,主要应归咎为中医学教材编写在主导思想上只注重理论阐述而忽视了思维方式表述。
1.1.3 模仿现代医学教材设计中医学教材,忽略中医学的综合性、非分科性 由于现代医学的巨大影响力,有批评家认为,中医学教材从诞生起就存在着模仿西医学教材模式而忽视中医学特性的先天不足[1],有的教材甚至把中医西化,内容与形式不相吻合。
1.2 编写内容与结构
1.2.1 内容重复 这是一个老问题,原因也很清楚,主要是由于中医分科的模糊性,中医的每一个分科尽管有其独特性,但在基本理论、理法方药等方面存在很多共性。按现行中医临床分科编写教材,必然导致各自为政,学科与学科之间缺乏关联,或出现逻辑概念上的矛盾,内容前后不一致,内容重复,甚或一证多种治法和方药等,割裂了中医本身的系统性、综合性及整体性等。
1.2.2 内容陈旧与临床脱节 许多专家反映,现行中医教材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如《中医儿科学》教材所选的传染病病种已不适应临床需要,《温病学》教材仅反映出清代水平。而《中医内科学》疾病的选择也未能结合流行病学变化,如风湿性心脏病目前临床已很少见,其他原因引起的心脏瓣膜病则有所增加,教材应将慢性心脏瓣膜病作为章节内容,而不宜再将风湿热及风湿性心脏病作为重点编写内容,以免与临床脱节。再如有关“支气管哮喘”的诊断要点,临床上已经采用了“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2],而教材相关内容却与之不符,明显落后于临床。目前,现代医学对许多疾病已有相应的诊治指南,而现行《中医内科学》教材几乎未体现与此相关的内容和要点,使学生进入临床毕业实习后深感跟不上临床的步伐。
1.2.3 如何反映学科发展 一些专家认为,现行教材未能真正反映当代中医学科的发展水平,增加了过多的一家之言,造成教材臃肿,学生和教师无所适从,而有些内容又缺失,如《中医内科学》循环系统对常见的心肌疾病及心包疾病基本没有涉及;消化系统常见疾病如胃食管反流病、功能性肠病也缺乏。学生进入临床后,感觉现有教材远远不能满足临床参考的需要。
1.3 编写技术
关于中医学教材编写中的技术问题,也是专家反映较为强烈的一个方面。
1.3.1 学科逻辑与认知逻辑相悖 如历版《中医基础理论》教材在内容组织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即先抽象后具体的“演绎框架”,在反映中医学学科逻辑的同时,却难以适应学生的认知逻辑,造成学生的学习困难。
1.3.2 概念表述 中医学概念本身内涵与外延不清晰,中医学教材中概念表述常不规范、不准确、前后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等现象相当普遍。不但降低了教材质量,也影响了中医学理论的逻辑性与科学性。
1.3.3 内容表述 如《中医内科学》第2版教材每个系统均未编写系统概论或总论,不利于学生对系统疾病的了解与学习,不利于学生掌握每个系统疾病的学习重点、学习方法及诊治新进展。
1.3.4 文献引用 现行中医学教材为突出自身特点,存在引用古代文献过多的问题,降低了教材的可读性,违背了“通俗易懂”的原则。
1.3.5 教材体系统筹建设 如“传染病”已作为中医、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考试的单独命题内容,且已有《传染病学》教材出版。如果这部分内容仍放在《中医内科学》教材中,不利于学生对传染病的系统认识与学习。
2 新知识观及对中医学教材建设的启示
教材是传授知识的载体,选择何种知识材料编入教材与知识观相关。知识观是指关于知识的本质、起源、种类、范围、标准、获得等问题的观点的总和[3]。新知识观认为,知识具有不确定性、易变性及开放性等特征;在知识的获得上,知识是个人经验的统合,是个体主动的心理建构的产物;在知识的价值上,所有的知识都是有价值的,人类所有经验、知识形态都有其相对的真理性和价值[4]。为此,新知识对于中医学教材建设,可给予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2.1 理论知识与应用知识
现行中医学教材的内容结构基本上是按学科逻辑编排知识系统结构,缺乏科学系统设计的知识应用结构,着重知识的传授,而技能的训练比较薄弱。
2.2 感性知识与理性知识
中医学本身源于实践,升华于经验,脱离了感性知识犹如缘木求鱼。但是,有些教材在编写过程中,过多强调中医学的理性特征,强化概念与原理的论证,而弱化了感性材料的使用。
2.3 事实性知识与方法性知识
注重知识的内容还是注重产生知识的方法,反映了不同的知识观。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具有不确定性、易变性。因此,中医学教材在选择事实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应该选择方法论知识,着重于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研究能力。
2.4 知识的稳定性与开放性
教材越编越厚是目前中医学教材编写的顽症。面对知识爆炸,如何既能反映当代中医成果,又不无限扩容,其核心知识的稳定性与延伸知识的开放性选择显得格外重要。
2.5 知识的逻辑组织与心理组织
如前所述,知识是个体主动的心理建构的产物。为此,中医学教材不能完全照搬学术着作模式,完全按照中医学本身内在的逻辑发展组织知识,而应考虑学生接受知识的程度,要善于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教材要善于设疑问,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
3 “精诚计划”教材建设构想与实践
针对现行中医学教材存在的问题,结合新知识观给予的启示。本校自2007年,在实施教育部中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项目“精诚计划”中,将教材建设作为改革的核心与突破口,开展了教材建设探索。
3.1 教材建设的目标
中医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作为传授学科理论载体的教材,既要符合自身学科特点,又要具有时代特征,符合倡导自主学习、重视创新精神与能力学习,倡导师生的共同发展等新思想、新理念。为此,“精诚计划”教材建设的目标是:①依据中医学形成的特点和认知规律,“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理法方药统一原则;②依据中医学思维方式、学术内核,“整体观念”、“辨证施治”原则;③依据中医学与中医传统文化密切的关系;④依据现代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环境、社会)对中医学的要求;⑤依据社会发展对复合型中医创新人才的需求,培养综合素质高、创新意识强、实践能力强的,具有中医学理论、临床研究与应用创新潜质的人才[5]。
3.2 教材建设的定位
3.2.1 教材与“学材”的统一 传统意义上的教材一般是作为教学用的主要素材,具有助教性质。现在有一种新观点,即应将教材定位于作为学习用的主要学材,具有助学的功能[6]。笔者认为,教材和“学材”是统一的,尤其考虑到中医学科的特殊性,因此将“精诚计划”教材的功能定位为教材与“学材”的统一。
中医学在科学理论和临床实践层面有着一定的优势,而在技术层面的弱势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近几十年来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中医现代研究过程中,没有充分按照中医学理论观念去发展中医现代技术,使得目前中医临床诊疗技术存在着要么几乎停留在原来的水平,要么脱离了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等,没能有效地促进中医学术进步和中医诊疗的能力及水平的发展,导致中医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十分缓慢,这也是制约中医现代化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1 技术在中医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从社会发展上看,所有关于发展的理论都承认技术变革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如何评价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个十分复杂的工作。有学者认为,“技术是社会过程之一;它一方面是技术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问题,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或过程。社会由技术变革定形,反过来,技术变革又受社会影响。有人设想……(技术)只是在人不想控制它时才失去人的控制。从这一意义上讲,社会既由那些它决意优先应用和发展的技术来决定,也由那些它所创造的技术来确定”(萨洛蒙,1981年)。
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看,科学是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与知识体系及其相关的活动事业;而技术是为达到某一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方法、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由此,技术包含了手段、方法、工具和应用规则几个方面。有人也将技术划分为软技术和硬技术。在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人类在判断科学和技术进步时,往往以所运用的生产技术的物质手段为依据,即以硬技术为依据。换言之,就是以物质手段为依托的技术往往是判断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对于具体学科而言,有的学科长期没有进展,其根本原因是技术上的创新没有跟上。技术的发展水平标志着一门学科、一个领域,抑或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相互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明显。在这种大趋势下,注重在中医科学原理下,融合现代适用技术,发展中医现代技术,是中医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更是时展的必然选择。
从医学发展的角度看,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医学技术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学赖以实现社会职能的物质手段。医学技术具有常规技术所不具备的优势和特点,它的研究、发明、应用与推广是医学科学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标志。医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和水平,对医学发展和医疗实践的能力和水平具有直接和重要的影响。人们一般将医学技术硬件看成是医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对于医疗实践能力和水平的提高,的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世纪以来,在医学技术的价值导向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技术的发展更加迅速,现代医学也因此从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刻的层次上,从客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上,认识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揭示疾病诊断、治疗及预防的规律,寻求更为精确、便捷、有效的诊疗手段。从中医学历史发展上看,中医学的产生并不是从理论开始的,而是从原始的、朴素的、简单的治疗手段开始逐渐积累、总结、发展起来的。我们的祖先通过不断实践和创造,历经数千年演变与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医独具特色的诊疗技术与方法。从砭石到九针,从神农尝百草到丸散膏丹汤饮酒露的制剂技术,从推拿正骨手法到小夹板的应用,从三部九候到独取寸口的诊脉方法,都是时代的创造,都是当时社会发展条件下的医学领域的领先技术。几千年来,直至18世纪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医学就是依靠这些技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没有这些独具特色的中医诊疗技术与方法,中医的理论观念就无法在医疗实践中体现社会价值和科学价值,中医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中医学的优势是通过中医技术来体现,也将通过中医技术发扬光大。
2 影响中医技术发展的因素分析
近50年来,中医行业和相关领域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展了中医技术研究与开发工作,特别是在脉象诊断技术、舌象诊断、经络诊疗技术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甚至有些技术的研发被列为国家的科技计划项目。经过近50年的努力,取得了20余项中医技术成果,到目前为止,已注册专利的中医技术与仪器共100余项。但目前在中医临床所应用的诊疗技术几乎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所研究开发的现代中医诊疗技术没有被行业认可并得到推广,大多数只能停留在单纯成果或专利的状态而束之高阁;没有攻克一批对中医现代化发展带动性大、覆盖面广、关联度高的关键技术及其配套集成技术,影响了中医学术的创新和发展,影响了中医优势和特色的发挥,影响中医实践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影响了中医在中国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中作用的发挥。分析其历史主要包括以下因素。
2.1 尊古尚古的传统观念影响了中医技术的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人立论的习惯是言必称尧舜,言必称三代,法古、崇古、尊古成为中国人的基本素养。在这种传统的熏陶下,中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言必称岐黄,法必尊仲景;加之传统的“师承授受”教育模式,导致中医从业者在尊崇传统的社会心理基础上,更加崇拜和维护“恩师”的技艺水平,并以能达到恩师的境界水平为追求的目标。这种尚古思想和习惯本无可厚非,但正是这种极端尊重传统的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了创新和发展欲望的萌生,影响了技术的发展。
2.2 中国古代“学”与“术”不分和轻视技术的观念影响了中医技术的发展
中国古代“学”与“术”不分和轻技术的观念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①中国古代“学”与“术”没有明确的分工是十分明显的。凡是读过四书五经的人,便什么理财司法都可作得,但凭你个人的心思手腕去对付就是了。②中国古代有辉煌的技术,如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但是这些技术都是经验技术,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明的,而不是基于科学理论或原理而发明的技术。而且,无论是打铁、炼钢、做火药、做木活、做石活、建筑房屋、桥梁,以及种种的制作工程,都是靠工匠心心传授的“手艺”。换言之,技术(手艺)源于经验的积累,传授也靠口授和弟子们在实践中的经验再积累。③自古以来,人们在观念上是轻视技术的,是“奇技巧”。因此,便使其学术思想在工商科技发展上驻足不前,而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的形态上。在这种环境下,中医的诊疗技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是可以理解的。
2.3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较强的实用性影响了中医技术升级
从古代中国科学技术本身特点看,虽然理论性不强,但偏重实用,而且大多技术具有以不变应万变、一专多能的特征,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能够应对实际中的任何问题,不需要有新的替代技术产品。如起源于周代,一直很让中国人骄傲,并将其视作先进象征的筷子(箸),如此简单的两根东西,却是高妙绝伦地运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筷子是人类手指的延伸,手指能做的事它几乎都能做,而且不怕高温与寒冷。但从科学发展角度来看,筷子是一种极端原始的、天然的工具,不含任何复杂的工艺技术。可这种虽然简单、原始的筷子,直至今日仍然是能够胜任国人饮食所需的主要工具。
中医的诊疗技术也是这样,无论舌诊还是脉诊,无论针灸还是推拿,几乎亘古未变,仍然是中医医疗实践中的主要而且是有效手段。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这种较强的实用性和以不变应万变的特点,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条件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医疗实践的需要,但客观上也影响了中医技术升级。
2.4 软技术的特性限制了中医诊疗技术向以物质为载体的硬技术方向发展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把技术区分为“获得术”和“制造术”两大类。获得术包括学习术、知识获得术、利润获得术以及斗争术和狩猎术;制造术包括农耕术、医疗术、建筑术以及生产工具和艺术品的制作术。近来,有学者提出应该“回到柏拉图的技术原点”来认识和发展技术,并依此将柏拉图的两类技术归结为硬技术和软技术。对于自然物和人造物的操作被归结为硬技术,而对于人类之行为和心理的操作被归结为软技术。软、硬技术如同计算机的软硬件:一方面,硬件配置相同的计算机由于软件配置不同而具有截然不同的能力;另一方面,高效能的软件在硬件配置低的计算机上运行会受到很大限制的。
一般说来,硬技术是以“物质”为载体,而软技术是以“人的心理和人的行为”为载体。软技术作为技术属性,首先必须是“操作”性的知识体系,可以用来解决“问题”的各种工具、程序和规则体系,是以实践为目的,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提供“服务”。其次,软技术的操作知识根植于人的内在的操作意识活动;其操作领域包括人的内在的心理活动过程,以及被心理活动(感性、情感、价值观等)所支配而体现出来的行为,因而“技术参数”是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参数;软技术提供服务的方式,除产品外,更多的是以服务、过程、规则、制度等无形的形式;各种软技术的内容、功能和特征,根据人类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和能力,根据内在的心理活动和社会环境得以表现、塑造或改变。因此,软技术是围绕人的思维、思想、情感、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人和组织的行为、人类社会进行创造和创新的智力技术。
在很大程度上,中医的技术是属于软技术范畴。首先,中医通过四诊获取人的健康状态的信息后进行辨证、立法、处方的过程,是通过感知和理性思辨认识疾病、确立治疗方案的过程。其次,从操作对象和思维方式看,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术,其基本的思维形式是区别于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具象思维,即通过感官获得对事物的具体感知,是医生的主观感知病人的客观。数千年来,中医注重的是内在的、个体化的洞察力、感应技术和思辨技术。第三,从技术参数上看,基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中医将人看作是自然、社会的一个有机部分,因此,人的因素、社会因素、时间因素、地理因素等都是中医技术的重要参数,“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自然也就成为中医诊疗实践中的重要原则了。
鉴于此,在几千年中医发展的历史中,历代医家更注重卓越的思辨能力和体验技术,并且这些能力和技术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中医临床实践的需要,因而就影响了以“物质”为载体的硬技术的发展。
近年来提出新思维[1],论述了右脑功能将占有重要地位,但并非因此左脑就不再重要,更不是右脑会替代左脑,而是左右脑相互合作,共同完成任务,只是一直不受重视,或属于不重要地位的右脑的功能受到了特殊的重视。从某种角度看,左右脑的分工与东西方文化、哲学、科学、甚至医学有着类似的关系,左右脑之间无障碍的相互合作,对东西方文化、哲学、科学与医学间的协同发展有着深刻的启迪。
中医学的发展一直是开放胸襟,不断吸收现代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从基础理论上深入,在技术、实践上发展、提高,使其自身不断获得发展,以满足时展的需要。这个过程使得中医学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不仅在继承的基础上,保留与发展了基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及东方科学建立起来的传统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及方法论体系,而且也在创新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了基于西方哲学建立起的西方科学所产生的大量研究成果。中医现代化本身就是在尝试着在协同东西方文化、哲学、科学和医学的基础上发展中医学,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2中医学中的物质、能量与信息中医药信息学能否如同其他生物信息学、资源环境信息学等交叉学科一样,区分中医学所研究的物质、能量与信息,进而通过信息来控制系统的运动呢?
物质、能量与信息是组成世界的三大要素只是推论,但信息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英)在《控制论》中提到:“信息就是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这并没有明确指出世界是由物质、能量与信息组成,因而,该论断只是推论。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在《复杂适应系统的进化》中认为“可以认为物质,能量(运动)和信息是一起构成宇宙形形、丰富多彩现象的三大基本要素。”辞海中给信息的定义是:“通讯系统传输和处理的对象,泛指消息和信号的具体内容和意义,通常须通过处理和分析来提取。信息和物质、能量是构成系统的三大要素。”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尽管物质、能量与信息密不可分,但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因此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在任何系统中信息均具有自身独特的作用。
控制论是研究动态系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如何保持平衡状态或稳定状态的科学。整个控制过程就是一个信息流通的过程,控制就是通过信息的传输、变换、加工、处理来实现的。反馈对系统的控制和稳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生物体保持自身的动态平稳,或是机器自动保持自身功能的稳定,都是通过反馈机制实现的。反馈是控制论的核心问题。控制论就是研究如何利用控制器,通过信息的变换和反馈作用,使系统能自动按照人们预定的程序运行,最终达到最优目标的学问。控制论表明信息在系统有目的性的运动中具有重要作用。
中医学自古至今一直是在不断包容中发展的,物质、能量与信息概念的引入不会阻碍其发展,反而有可能促进其发展。中医学虽然没有明确的对物质、能量与信息的认识,但并非将中医药及其子系统看作是铁板一块,如对人体精、气、神等的认识,就是将其分别作为非相同的因素认识的。精、气、神不能完全对应物质、能量与信息,但中医学中有对物质、功能与信息的认识是无疑的,只是由于中医学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其物质、功能与信息的概念与现代科学所讲的物质、能量、信息相比有更广泛的含意,及更复杂的包含,需要重新认识。
因此,中医药信息是一组特殊信息,其处理方法的研究,有可能促进信息科学方法学的发展,中医药信息处理方法的进步对促进中医药学发展可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医药信息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发展对中医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发展可能具有促进作用。
2中医药信息学以中医药信息为研究对象
中医药信息是中医药及其子系统存在以及变化的状态。其特征为:相对重视系统时间上的延续变化状态;相对重视系统包含了大量稳定与不稳定关系的包括本质在内的现象变化状态;相对重视系统(包括子系统)相互间影响后产生的整体变化状态。
例如:方剂系统呈现的信息包括中药自身经过长期遗传、以及受自然界环境影响,并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通过炮制和配伍,作用于人体后,通过人体整体变化表现出来的包含了稳定与不稳定关系的方剂配伍作用的综合状态;中医诊疗信息采集系统收集的信息包括人体自身经过长期遗传,以及受社会、自然界环境影响形成的,人体内部局部变化所引起的、包含了稳定与不稳定关系的整体综合变化状态。
在信息系统中,信息的表现形式是数据,数据是用字符(通常为数字或字母)、算术符号以及描述来表示,这些表示形式应该对其所涉及的每一个数据都有一个明确稳定的含义,从而达到处理与交流的目的。信息要被不同用户组或应用系统所共享,就必须有一致认可的定义。信息必须是明确的,每一个信息要有概念的语义含义(内涵)、概念的全部实例(外延)以及一致认可的表示法。对各类信息概念的正确理解需要依赖于信息分类;对各类信息做出一致认可的表示需要依赖于信息编码。
数字化的中医药信息即中医药数据具有如下特点:大量古汉语成分,难以与现代数据共同处理;名词术语不规范,一词多义,一义多词的现象十分普遍,造成数据清洗的困难;数据多为定性,缺少量化表达,使得现有计算机程序处理困难;非结构化数据较多,结构化难度较大,给数据分析造成困难;数据内容体现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不利于逻辑推理与一般数据分析工具的应用;数据所具有的高维小样本及个性化特征需要特殊处理等。
3以中医药系统信息运动规律及其作用为研究内容
研究中医药及其子系统信息运动规律及其作用,首先,要建立起包含中医药系统及其全部子系统的系统模型,发现、理清中医药及其子系统之间的信息联系;其次,要在系统模型的基础上展开中医药信息学的原理研究,研究中医药系统及其子系统包含了本质的现象信息产生、获取、转化、激活、控制与传播的原理。
图1中医药系统的钻石理论模型(略)
4以中医药信息学方法论为研究方法
中医药信息学方法,就是运用中医学理论与信息科学的原理,把中医药及其子系统的运动过程看作是信息传递和信息转换的过程,通过对各系统信息流程的分析和处理,获得对中医药及其子系统、以及多个子系统相互作用运动过程规律性认识的一种研究方法,特点是以中医理论和信息概念作为分析和处理中医药系统(包括子系统)运动过程中所产生问题的基础,不侧重中医药及其子系统实体及其具体结构的改变,将中医药及其子系统运动过程抽象为信息变换的过程,通过信息流动过程特别是干预后产生的综合性反馈信息的存在,使得中医药及其子系统运动按照预定目标实现控制。中医药信息学的方法论遵循了信息学的整体准则和功能准则,揭示了中医药及其子系统运动状态之间的信息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中医学更准确地从整体上把握中医药及其子系统的运动状态,同时也揭示了中医药及其子系统运动的信息规律,对过去人们对中医学所认识的、而现代科学难以理解的中医药及其子系统运动现象,从中医药信息学的角度做出了说明。中医药信息学方法论为实现中医药海量数据的有效利用,以及中医药信息管理和中医药知识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手段。
5以提高中医药信息获取、转化、传播与利用能力为目标
中医药信息整体现象信息获取手段的落后(观察与体验),现象信息转化为经验性知识的困难,经验性知识传播的问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可说),现象信息中所包含的规律很难发现与总结。因此,在中医药信息利用方面,应开展基于海量数据发现现象信息中隐含规律方法与技术的研究,在中医药信息传播方面,应充分应用新载体与新技术,开展中医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相互转化的方法学研究,在中医药信息转化方面,应开展基于海量数据的共性规律研究、基于海量数据的特殊知识发现、基于现象信息转化为经验性知识的新途径与方法研究,在中医药信息采集方面,应开展采集信息的数字化、图像化处理相似度比较等研究。原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是在大量观察、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归纳、概括而得出的,既能指导实践,又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对中医信息学基本原理的理解,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医药信息学的内涵。
5.1中医药信息形成的原理中医药信息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主体对中医药及其子系统运动过程中内部与外部全部关系自然整合后生成的综合现象的认识,具有明显的主客相融的特征,其重要任务就是对不同载体表现出来的信息进行载体转化与处理,提高中医药信息学分析和处理中医药信息的能力与效率。
5.2中医药信息获取的原理中医药信息的获取需要经过感知与识别两个过程,而中医药信息是以复合方式表现出来的具有主客统一特征的现象信息,这种信息已不再单纯是客体本身的信息,而是叠加了主体感知的具有综合特点的现象信息,因而其感知的信息更多地是依赖于体验,而不是观察,仍然具有“感”而不“知”的特性。尽管由于中医药信息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决定了其复杂性,但其感知的现象信息在理论上,仍有可能做到不丢失客体本身现象信息的基本信息,从而基本把握了各系统现象运动状态及其状态变化的方式,这是正确认识中医药及其子系统现象运动规律的基础。中医药信息的获取任务就是要通过使用中医药信息学方法,尽可能地实现更全面、更准确、更接近实际地感知在自然状态下中医药及其子系统运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具有稳定和不稳定联系的全部现象信息的基本信息,并使其转化为计算机可识别和分析的形式。
5.3中医药信息识别的原理中医药信息的识别是在感知的基础上展开的,建立在“比类取象”理论基础上,对感知信息进行的识别。中医药信息的识别任务就是使用中医药信息学方法建立众多、准确、规范的信息模型,并通过数据分析,提高中医药信息识别的速度和准确度。
5.4中医药信息转化的原理中医药信息转化为经验性知识是一个复杂过程,是在所观察的中医药现象信息中发现其特征,即中医药及其子系统现象运动状态和状态变化方式的个性特征集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个别现象信息到经验性知识聚类(整合)的关键环节。中医药信息的转化任务是使用中医药信息学方法在海量数据中通过数据分析发现集合特征,加速经验性知识形成的实现过程。
5.5中医药信息反馈控制的原理从中医药信息学的角度观察中医药系统及其子系统的运动过程可以将其看作是具有自动控制功能的系统动态现象信息的运动过程。通过信息的输入控制系统和输出系统的反馈信息,发现与主体目标间的差异,根据差异,调节输入信息,从而达到控制系统按预定目标进行运动的目的。中医药信息反馈控制的任务就是运用控制论方法,如黑箱方法,分析中医药信息的信息流程、反馈机制和控制原理,从而达到认识中医药系统及其子系统在运动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并通过信息流控制物质流和能量流,从而调节系统的运动。
6中医药经验性知识激活的原理
中医药经验性知识的激活,就是在系统运动目标引导,通过对经验(知识)的选择、调节和反馈机制的建立,生成相应的策略。其主要任务是要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上,利用相应的计算机技术,建立目的导向的机器学习环境,通过关联分析等方法,建立与目的关联的知识选择模型,并同时建立模型自调节与反馈的算法,以促进中医药经验性知识激活的实现。
7中医药经验性知识传播的原理
中医学是人文和自然科学中的多种学科的融合体,它是随着古代哲学思想史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以传统中医理论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立足点,结合古典哲学的基本原理,通过对传统中医学的特点及现代医学特点的分析、比较,站在思维方法的高度探讨中医发展的趋向,不但肯定传统中医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的科学性,并认为中医现代化势在必行, 中医现代化必须站在哲学的高度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 传统中医理论 中医现代化 古典哲学 中西医结合
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英文翻译为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即TCM。中医学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在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仍被世人所瞩目,并不是它具有当今公认的先进的科学理论,恰恰相反,它是以东方古老而深奥的哲学思想及同学科所没有的特色与优势吸引着世界。中医学的理论模式是在古典自然哲学“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传统中医的科学性越来越被人们所怀疑,因此,中医现代化势在必行,那么什么是中医现代化呢?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是指在保持中医自身主体、特色和优势的基础上,建立系统完整的科学方法体系,将整个中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纳入现代科学整体发展轨道,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医学理论进行合理解构和重建,通过多学科向中医学的渗透,形成新兴的综合性学科,依靠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来促进中医学向更趋系统化、客观化、科学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中医现代化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实践过程,要求以现代科学思想为指导,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医学固有的理论体系,全方位、多学科地吸取一切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作为自身的养料,使其学术理论和临证实践具备现代科学的特征。其最终目标绝非实现中西医全面结合,中西医结合只能成为推动中医现代化进程的一股巨大力量;西医学只是实现这一过程可借鉴和可吸收的学科,不可能取代中医学[1]。
1 中医现代化与中医特色是否具有相容性
中医的特色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自然体现,是哲学与医学相融合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和诊疗实践。中医学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辨证,哪一样都离不开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而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不过是其中一个具体体现罢了。总之,中医是传统人文观念和传统科学相混合的产物。中医存在了几千年,其科学文化体系表现在,对生命现象、人体功能、生命规律的直接观察、整体把握以及对疾病未病防治,动态整体诊断,激发潜能,自我调节等。中医不仅是一门医学科学,更是一门医学哲学,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所派生出来的医学哲学,与现代科学从根本上存在着互不兼容性。现代科学思维方式不能解释脾与胃关系、经络的走向、中医气的运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中医临床实践持续了几千年,并以其具有较好疗效性而为中国人所接受,甚至为世界人们所接受,我学院一位方剂学袁教授在美国纽约的"中医黑诊所"(在美国中医诊所暂无行医执照) 里看到中医的汤药、针灸及拔火罐等很受欢迎,这说明中医的传统疗法是有其效果的,但其理论与现代科学从根本上存在着互不兼容性,那么如何真正的达到中医现代化,使其在理论上和临床疗效上与现代科学具有相容性呢?这是我们所要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实际上仍是继承与发扬的问题,因为中医现代化的基点是中医而不是其他学科,是在中医学原有的基础上现代化,因此对原有中医学就有一个继承的问题,而现代化则应是她的发展,不是中医学受到摒弃或为其他学科所代替。
2 中医基础理论的应用体现着整体观
中医学产生于生产力落后的原始社会,《黄帝内经》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思维形式采取“比类取象”的方法,停留在宏观的抽象与模糊,是思辨的、逻辑的,把人及其疾病置于多种因素的相互联系中加以考察和分析,不是用一因一果的简单的线性关系来识别疾病[2]。比如在中医整体观中包含以下几点含义: (1)生命有机性,中医学自始至终以人为本,不仅仅局限于人体自身的有机性,更倡导自然界的有机性。“人与天地相参”的天人统一观,认为“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这里的“大同”,无疑就是对“有机”的反映。(2)整体性,系统观认为生命是有序、开放、自我调节和有目的性的整体, 整体观是中医学的灵魂和精华,不论阴阳五行、藏象、病因病机、辨证论治都面向人这个整体,同时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个要素,全面加以考察,现代的整体观还包括社会地位,生活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考察。(3)以模型描述对象,即研究真实现象形成概念模拟对象行为,这个问题,源于五材学说的五行说体现最明确。当古代医家把反映古代农业生态的“五材”比类于人体某种病理、生理状态,五脏配五行,使中医以模型描述对象的方法确立[3]。《素问·五藏生成篇》指出:“五藏之象,可以类推;五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几千年来,这样的思维方法,始终是中医诊疗体系的指导。由此相关的辨证论治体系,“四诊合参”,“司外揣内”也无不一一对应于信息论原理及控制论核心的“黑箱方法”、反馈调节机制等,另外中医理论把人体生命看成是“形与神俱”的统一体。对形神关系,儒道两家的基本思想都认为神随形生,神赖于形。但道家主要从本体论角度探讨人之生成规律及个体生命之自然本性,以达顺从自然,全生全身;儒家则从认识论和伦理本位出发,探索主体能力发挥和心性修养之有效途径。而中医学的形神观则立足于医疗实践,以人体健康为中心,综合并发挥儒道两家的形神理论[4]。由此可见中医的整体观既是其立足点,又是它的精髓。
3 传统中医理论模式需要现代化重构
中医学是唯一延续至今的与现代医学并存的中国传统科学中的一个学科。近年来,由于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加上中医药与现代科学发展的不适应,中医的地位可谓岌岌可危。有学者认为,中医理论是一种“哲理式”的思辨,实践是一种“经验式”的积累,从现象上看,中医在医疗市场的竞争力略显不足,中医的许多分支学科在萎缩,主动或被动地与西医同化;一些中医院为了求生存,放下纯中医的架子,大量地引进大型现代医学检查项目,大量地使用西药,甚至超过中药;反映在人才需求方面,中医院校毕业生普遍面临找工作难的窘境。这一切,都无法令人乐观。但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中医在世纪之交也面临着更大的机遇。人们发现,21世纪将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发展融合的时代,这也反映在现代医学模式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上。目前西医正经历由微观到宏观的新转变,由生物医学模式到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再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过渡。而传统中医学由于历史的原因仍然没有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没有摆脱古老的哲学的约束,中医学偏重于整体的肯定,而对人体的病理生理缺乏细致入微的考察,过分强调整体经验陷入知而不分之弊,不能细致入微地进行解剖、分析。中医学偏向实用,而忽视实证理论,中医理论仅是用来说理及指导临床的工具,而不是对人体内在的规律的阐释,其真理性不是它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而仅体现在它联络经验过程中的适用性、有效性和有用性上,较现代医学缺乏客观、科学的精神。同时,富有辩证性的中医思想体系缺乏对观念的精确界定和细密分辨,造成现象与实质不分,观念与经验混淆,概念的模糊又造成了理论的模棱两可性。中医作为医学应该具备自然科学的特点,故中医学不能免去现代化这一过程。我们应该有勇气突破前人的金科玉律,对传统的中医体系进行整理,对传统的中医理论模式与中医的文化根基进行反思,在重构发展中继承其科学精髓,剔其庸俗糟粕,让现代科学中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成果给古老的中医增添活力,这样,中医必能获得新的发展。
4 中药的现代化
中药的现代化问题,也是中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传统中药饮片的现代化问题, 中医处方是针对某个患者开的特定的临时组方,包括古方、经方、时方、验方(偏方)、秘方等等,这是传统中医药的优势和特色。传统中药饮片的质量是临床疗效的基础,发展传统医药首先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使传统中药饮片现代化。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4.1 名称的统一 我国地域广阔、物种繁多, 不少中医古籍和地方性本草多是民间医生经验的汇集。目前中药同名异物、异名同物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例如有南北区分的药物如南、北五味子,南、北苍术,南、北沙参等。处方调配随意性大,临床疗效不稳定,不良反应难掌握,学术交流说不清。因此,当前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国药典》)为纲,抓住国家颁布《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契机,用生药学的方法,形态学描述、分类学处理制定中药饮片实名原则。如基源名、传统习惯名、加工炮制名、药用部位名等等,使中药饮片的名称统一,处方规范,真正做到“名副其实”,“名正言顺”。
4.2 加工炮制的规范化 中药材前期的加工,多在产地采收季节由药农及时加工,中药材后期加工多在中药饮片加工企业由药工进行。基层医院中药房购入的多为传统的中药饮片,是用药效果与安全性的最后关口。目前中药饮片的质量呈下降趋势,有的是野生资源减少,如甘草越来越细,杜仲、黄柏、厚朴越来越薄;有的是栽培品各地品种不一,如丹参、、党参、黄芪等;更多的是加工炮制方法不统一,如茯苓有块状、片状,鸡血藤、苦参块状有大有小;炒黄、炒焦全凭感官而定,如焦山楂、酒炒黄芩、炒山栀、盐炒杜仲;对中药饮片的粗细、大小、颜色、气味、杂质、灰分等以外观、感官确定其质量优劣,国家无统一标准,主观性强。2000年版《中国药典》收载药材534种,其中有200余种需加工炮制的未提到,使饮片炮制品性状无据可依。生药经炮制后显微特征、化学成分都与生药不尽相同,有的甚至面目全非,没有标准直接影响临床疗效。
4.3 中药剂型现代化 中药剂型的不同与使用者的需要相关,有传统的汤剂、丸剂等和具有现代化表现的超微饮片, 冲剂、气雾剂、胶囊剂、栓剂、缓释剂等新剂型,为方便患者用药、提高中药疗效发挥了作用。中药的现代化应立足于中医药理论,证法方药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以解决制约优势发展的关键问题为突破口,组织中医药与多学科结合的研究队伍,争取实现飞跃性进展,加快中医药现代化进程。
5 中医现代化的实现应走中西医结合道路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无论从理论还是临床实践,中医和西医都各具特色,中医注重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它主要从疾病当前的病因、病位、病性、发生发展过程和转归五个方面来整体地分析疾病,因而,在临床上出现了“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这就是因为中医强调的是证,以证来论治,而西医只注重病因、病位,具有片面性,有些疾病只治标而未治本,中医则标本兼治,当然西医在急救等方面具有它的优势,因此,中西医结合要“有的放矢”。中西医结合应在发挥中医优势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如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病证结合扩大了治疗范围,丰富了辨证论治在临床中的应用。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病因结构、疾病发展规律随之变化,心脑血管病、癌症等慢性病、退行性病、老年病正成为严重威胁人类的主导疾病,其形成中的社会因素、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七情心理等非常重要,而这些因素正是中医理论非常重视的,如何利用中医之优势,找到更好的治疗、预防手段应是21世纪中西医结合的任务与焦点。所以说中医现代化在临床上的突破口有两个:(1)现代的疑难杂证是以病因治疗的西医内科和以手术为主的西医外科的难题,而这恰恰是中医辨证施治的优势;(2)在保健方面,中医的养生术和保健是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综上所述,中医是传统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交相融会而成,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包含我国古代哲学、文学、美学等人文学科,也吸取了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数学等成就,它是人文和自然科学中的多学科的融合体,但在现代层次上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融合,还需我们这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使中医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罗雄,凌湘力. 从“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谈中医现代化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2005,27(2) :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