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想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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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构成科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基本单位，是最基本的科学理论知识。学生要学习和掌握任何科学理论，必须重视对其中基本概念的理解和掌握。尤其是思想政治课这类理论性较强的学科，更需要学生能够精准的掌握学科中的基本概念，从而理解所阐述的理论思想。因此，在思想政治课中，基本概念的教学尤为重要。但现实中，一些政治课教师对概念的教学并不重视，在教学中采取“扫描式”地讲解，然后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这样，虽然学生能够背出概念的内容，但并不能深刻的理解其中的知识原理和解决问题。究其原因还是教师对书中的概念特点和教学方法不了解，不重视。

首先，概念是对知识的高度抽象和概括，它是人们通过实践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抽出特有属性概括出来的，因此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对所学的知识有一定的感知，才能更好的认知和掌握。因此老师在上课讲解概念前，先要对相关的知识或历史背景给予介绍，让学生熟悉要掌握的内容。例如，在讲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这个概念时，我就先给学生介绍了有关的知识背景，尤其是我国解放初期的一些经济生产状况，使学生们对这一矛盾就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同。

其次，概念形成过程是人们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过程，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因此教师在讲解概念的内容时，一定要系统、完整，让学生能够掌握概念的全面性和逻辑性，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在讲解“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时，我就着重给学生强调这个概念的整体性，不能分割的看。书本告诉我们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的发展。我们往往在讲这个知识时，更多的强调了后部分的内容而忽略前部分，所以这个概念就是不完整的。

概念是由内涵和外延两个部分组成的，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我们在教给学生概念时，先要引导学生认真的分析概念的内涵，把握内涵的每一层含义。教师要仔细的帮助学生剖析，一层层的讲解，使学生有立体性的认知。概念的外延虽然由内涵决定，但它会有一定的变化，有些甚至是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很容易和其它概念混淆。因此，教师在讲解概念时一定要让学生分清楚不同概念的区别。当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区分时，就不容易糊涂了。当然，关键之处还是要把握概念的内涵，这是概念的特质。有些概念叙述的比较长，而且包含的内容比较多，那我们在掌握概念内涵时就可以一层层的讲解和分析。比如，“按劳分配 ”这个概念，我在讲解时就给其划分三层，一是分什么，二是根据什么分，三是如何分。学生以这种思路学习，就很快掌握了要点。

哲学普遍联系原理告诉我们：物质世界是错综复杂、普遍联系的，事物的联系具有普遍性。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周围的其他事物相联系。思想政治课中的概念也遵循了这一原理。 在同一理论知识框架中，概念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我们在区分它们的不同时，也要掌握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并不是说语言相似，或是意思相近，而是要掌握同一单元内的知识框架，知识间的相互关联能够帮助教师更好的讲解知识点，也能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知识概念。因此教师帮助学生建立知识框架对概念的学习是很有必要的。比如，政治课中与“法律”相关的内容可以组成一个知识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有依法治国、道德、纪律、秩序等几个知识点，在教师讲解过程中，这些知识概念可以相互对比，找出关联的部分，学生掌握起来就容易了。

思想政治课中的概念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因此我们在进行教学时，必须与实际联系，如果只是以理论来阐述理论，学生很难做到真正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论也是空洞的，学生不会信服。只有把概念和实际相结合，尤其是在现实中找到与概念相吻合的事物特点时，学生们才能真正的体会其中的含义。在讲到民族精神的内涵时，我就结合了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事迹，与民族精神概念做例比，学生们就能够很好的接受了。

当然在讲解概念时也应当借助一些辅助的手段和设备，这样也有利于教师的讲解和学生的理解。比如在讲解概念时可以准备一些图片，以形象的视觉刺激来增加学生的印象，也可以利用课件或是幻灯片的方式来呈现给学生所要讲解的概念知识，使学生能够通过感官刺激来体会概念的内容。

以上几点只是本人在思想政治课教学过程中的一点体会和总结，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对课本中的概念性知识的讲解要求教师掌握方式方法，一味的灌输并不能让学生真正的掌握其中的道理，而且还容易产生反感，只有适应新形势要求，更好地进行思想政治课概念教学，才能实现素质教育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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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认真分析概念的内涵，把握概念内涵的每一层含义。在教学中，要求学生对概念的内涵进行层次分析，引导学生思考：可以分几层？哪几层？采取“剥笋子”的方法，一层一层地加以剖析，把每一层含义都讲清楚了，一个比较厚实的、富有“立体感”的概念也便呈现在学生面前了。学生对概念的理解也便更深刻了，运用也自如了。

带领学生认真研究概念的外延。外延是由内涵决定的。概念内涵确定后，就必须认真分析此概念与彼概念及他概念的不同，从而正确把握此概念的外延。这样，使学生正确地把握概念，不至使之与其他概念混淆起来。

把概念放在事物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中去讲解概念。概念是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的。如初中政治课“刑罚”这一概念。为了使学生准确地理解“刑罚”概念，必须从刑罚的最初产生、到阶级社会的刑罚、社会主义国家刑罚存在的必要性等等方面的内容阐述，这样学生才能对刑罚这一概念有完整的理解，不至于会使学生产生某种偏见。

总之，我们在每讲述一个概念之后，不论概念是大是小，都要使学生能掌握一个完整的认识，这样为理解掌握系统的政治、经济理论打下扎实的基础。

具有普遍关联性。哲学普遍联系原理告诉我们：物质世界是错综复杂、普遍联系的，事物的联系具有普遍性。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周围的其他事物相联系。

中学思想政治课中的概念是相对独立完整的，但是同一政治理论中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概念、其他知识点之间有种种联系，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课概念教学中，认真分析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同时就必须揭示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使学生从更大范围内更完整准确地理解概念、掌握概念。因此，我们在政治课概念教学中必须努力构成概念教学的立体框架。

我们根据教育教学基本理论，对思想政治课中基本概念的讲解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中心辐射法，在揭示概念内涵和外延时通过延伸、扩展等手段，努力构成这一概念立体化的框架结构，使之层次清晰地展示在学生面前，进行一种多角度、发散式立体化教学。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我注意到以下几点。

要求学生从概念的定义中找出关键的字词，作为这一概念的中心，根据这一点，要求学生回忆出与此相近或有联系的一些其他概念，把它们进行比较。 转贴于

在新旧概念的比较过程中，要求学生从新概念的定义中提示新要领有哪些方面的本质特征即与其他概念的不同，进行逐层分析。

对每一层次进行分析时，在学生弄清这层含义内容基础上，再要求学生指出从这一层次角度上概念与其他一些概念和其他知识点之间的联系。

经过这样的教学过程，便构筑出这一概念教学的立体化框架结构。在这过程中，学生既能理解新概念内涵和外延，又能理清楚新概念与其他概念的区别和联系，既能把握新概念的本质特征，又能掌握在掌握新知识的同时，复习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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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以来，我国的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明确提出“法治中国”的科学命题，要求中国坚持学会法律，要求在法治社会中，积极倡导依法治国。现在是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必须必须用平等的方式来相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求中国人民有法律意识，能够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树立全民法律意识，并把我国法治教育放在首位，把中国建设成具有法治社会的国家。

一、当前法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对法治教育不够重视

目前许多学校日趋功利化，注重短期效益，有些忽社会责任。学校关心的是重点专业申报及学院升格等事项，而这些与法治教育关系并不大，即使做好法治教育也并不能在短期内给学校带来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同时，当前社会环境仍然处于信任高于法制的风气下，过于注重和信赖道德约束，所以学校普遍不重视法治教育，人力物力投入不足。很多学校的法治教育并不独立，往往依附于道德教育加以实施。

（二）依法治校不够理想

每个学校的规定都是不一样的，特别是一些私立学校，对于学生过于严格，对学生要求很苛刻，学生在犯错误的时候，一般都采取记过处分，严重者退学或者留级。没有考虑学生的切身利益，过于注重成绩，不能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让学生处于被动状态，大部分学生有苦难诉，感到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心理上收到创伤，忽视了学生的未来，把学生当成升职奖金的物品筹码，没有一个合理的制度约束。同时，学校对学生的行为管理不是很严格，学生没有法治意识，学校很少对学生普及法治客场，学生对法律知识很陌生，对法治社会大多都缺乏主人翁意识，对于学校下发的强制性命令，不爱接收，慢慢的就出现叛逆心理，久而久之，法律意识就会淡泊，小则不遵守文明公约，大甚至可能触犯法律。

（三）法律课程与师资不足

目前，我国一些比较出名的学生接受法治教育的课程主要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是2005年国家教育改革后设置的新课程，其取代了《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两门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将法律依附于道德之中，法律内容不足三分之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学生所学法律知识大为缩减，法律部分内容高度抽象，这部分法律内容给任课教教师增加了授课难度。在师资方面，学校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师大部分是非法学教师，院系书记占据相当比例，这部分教师学历层次相对其他教师较低，往往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变成道德修养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治教育效果。

二、关于我国法治教育的对策

（一）运用法律概念，培养法治思维

法律概念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概念，只有借助概念才能认识法律进而发展法治思维，教学要领：1、区分法律概念与日常概念，如死亡；2、明确法律概念的专业性，如法人、被告人；3、比较分析相似度高的法律概念，如：权力、权利、法治、法治-违法-犯罪；4、涉及具体概念采用“关键词分解法”教学，以“犯罪”为例，犯罪是指严重危害社会、触犯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概念首先界定为“行为”，（体现“无行为即无犯罪亦无刑罚”的价值原则），这能让学生在“法言法语”的耳濡目染中培养法治思维。

（二）加强法律教材与教师队伍建设

可以考虑将法律从思想修养的内容中独立出来，恢复《法律基础》课程设置，增加法治专业知识内容。在社会，针对不同工作性质的成年人，举行工作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个人权利义务相关法律的宣传，形成长效机制。在大学，针对不同学生，开设相关法律选修课程。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应当打造一支受过正规法学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水平和实践经验的专业教师队伍。授课教师不仅要深谙学校教育规律和青年学生成长规律，而且要具备比较系统的法律学科知识和较高的法律素质。同时，国家的扶持政策要向法律教师适度倾斜，加大法律教师培训力度，增加培训经费。

（三）创新人文素养培育，拓宽教育途径

首先，要密切关注学生的个性特点，尊重差异性和引导性。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类型的多元化、素质参差不齐，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候，要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其次，要改变教育理念，创新教育内容，改革教育方法，要提高教学效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根据专业的特点来开展教育，同时要改革教育方法，注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实效性。

（四）营造良好的法治教育环境

学校不是独立王国，学生违法犯罪的根源最终在于社会，所以改进法治教育还需全社会努力。首先，要积极推进依法治国。严格执行法律，树立法律权威。其次，要落实依法治校。加大执行规章制度的力度，严格纪律和学籍管理，学校制定教育管理的规章制度应依法进行。最后，家庭的法治教育不容忽视，成年人的价值观与法律意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冀学锋.唐淑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现状与对策初探[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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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的学者都曾对法治的概念进行过定义，但是各国学者进行定义的出发角度却是各异的，因此也产生了各异的法治概念。一般而言，西方学者对法治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1法治是国家或政府必须服从的某些原则。

2法治是制约国家或政府的强制权力。

3法治是一种社会普遍存在法的观念。

4法治是通过普遍的规则约束政府行为，维护个人自由权利的制度。

5法治是实施规范的原则、和制度的总体。

从以上几种较为普遍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其实西方学者也并未直接给予法治以某种定义，只是就其某方面或者说是最为根本的一个方面给予说明和定义而已。其实在西方的法律思想史和法学史上，直接定义法治的并不多见。因为法治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并不是僵化不变的。所以，客观上来讲，对其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况且，各国政治发展的水平也不相同，不可能有同一语境下的法治概念。

尽管我们无法对法治定义一个精准而通用的概念，但法治本身所蕴涵的一些根本的性质和价值追求，对于全人类来说是一样的。

二、法治的发展历程

在西方，“法治”这一术语最早由古希腊雅典“七贤”之一的毕达库斯提出。柏拉图在晚年意识到法律的作用明确提出了法治国的方案，他说，每一个城邦都应该有法律的支配，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的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毁灭；然而，我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柏拉图之后，其学生亚里士多德在认真思考“由最好的一个人和最好的法律统治，哪一方面较有利”这个之后，明确主张“法治应当优先于一人之治”，他说：“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当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因此，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最早对法治的内涵作出了精致而完美的解释。以至于后来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西方学者对法治的理解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亚里士多德这一解释的影响。直到今天，人们在探讨法治的含义的时候，仍然将“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和“良法”作为法治的应有之义。

在古代，几乎与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含义的同一时期，先秦法家也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但法家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中国当时儒家的“礼治”、“德治”而提出，并没有将其视为“法治”。

在美国，潘恩、杰弗逊将法治理论在治国实践中加以运用，并坚定的宣布：在专制国家中国王是法律，在自由和民主国家中法律应是国王，国家权力源于宪法，而宪法来自人民的同意和契约。

从法治的发展历史来看，法治的发展历程其实也是人类文明和法理念的发展历程。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随着人类对自身关怀的增加，法律的作用不断增强，于是法治的概念产生并得到较好的发展土壤。但是，在亚里士多德以及以后的时代里，人们对于法治的认识，更多的仍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视为统治者实施更好统治的工具，人们对法的遵守更多的是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即慑于法的威力而被动的遵守法律，以达到法治的效果。而中国先秦法家所提出的“以法治国”的方略更是一种工具性的概念。如今，各国学者在吸收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的经典含义的同时，也开始探询法治更为根本的东西，也即法治所要达到的价值目标。

三、法治的价值追求

在如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实行法治是必然的趋势。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也达到较深的水平。从文艺复兴对人的本质、尊严、个性、自由的发现和肯定，从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口号以来，人们不再束缚于君主的强权政治与特权之下。这种人文精神孕育了法治的心理、观念和思想。

在法治内涵及构造的探索道路上，同时也是进行着对法治的价值追求的探索。

（一）法律至上——法治的表象价值

在讨论法治的内涵及构造的时候，法律至上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法治构成要素。其实这种法治的表现形式也是其表象价值。应该说，法律至上是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人类一直致力追求的状态。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也即法律至上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从西方学者对法治的不同定义来看，其共同点即是法律需获得至上的地位，而这种地位的最根本表现即是政府和统治者服从于法律。

1从法律获得普遍服从的角度来讲，法律至上应该是两个方面的。

一个方面是统治者服从法律，在如今的国家形态下，即政府及管理者服从法律；另一个方面则是人民服从法律。应该说，第二个方面的服从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虽然违法现象不能杜绝，但国家形态发展至今也已经有了较为健全的纠正机制。而人们关心的是政府权力受到制约。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的发展水平还离不开人的治理，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便是这个道理，即使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应该由法律来统治，但也不得不承认的人的作用。因此所谓将“法治”与“人治”相对立时，对立的也仅仅是在“法治”的状态下，“人”的权力受到了法律的制约，而“人治”的状态下，“人”的权力无限膨胀，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限度，以至于法律至上只是至上于人民而至下于统治者，不成为真正的法律至上。因此，人们更为关心的是政府及管理者服从法律。如果没有政府及管理者对法律的服从，而这种法律也不能称其为是至上的法律。

2从法律至上的语境来讲，法律至上应首先是有一个价值判断。

法律至上并非是法便至上。笔者是坚持“恶法非法”论。因此，在笔者看来，所谓法律至上也必须是良法至上，也即推崇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治”。因为，法律至上不仅是一个事实判断，而应首先是一个价值判断。在有的学者看来，法律的制定本身就是反映社会发展的过程。因此，法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而法律至上不仅是法律制定的问题也是法律运行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法律制定的时候应真实反映客观规律，而在法律运行的时候，法律规范应高于其他任何社会规范。所谓法律至上的价值判断，就笔者看来，其实也就是一个判断恶法与良法的过程。譬如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在希特勒的统治下也有法律，但是希特勒的法律以及为执行法律而设置的党卫军、盖世太保等机构都是为了实施其种族灭绝政策的。而种族灭绝本身就是违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这种法律以及实施法律的机构不可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因此在那样的国家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即使该国中所有政府机构以及官员都是严格遵循法律而行为的。当这种法律本身就已经违反了人类发展客观规律的时候也就不称其为法，对其的遵守也不能说是“法治”。从这样一个例子来看，法律至上确实更应首先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

3至上的最重要保证——法律高于权力。

法律本身也是一个性的概念，在人类尚存的时候，社会的稳定，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都离不开法律，而法律不是自行发挥作用的，需要一定的机构来执行，因此完全抛开“人”的作用而谈法治也是不太现实的。因此，所以在努力向“法治”国挺进的时候，人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而这里所谓的“人”，并非指人民，而是一国的统治机构。统治机构既是制定法律的权威也是执行法律的权威，因此在法治国中，统治机构的权力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约，法律应该是最高权威，而不是统治机构。具体讲来，即政府的权力应是有限的，行政权力不能超越法律而干涉人民的生活。更直接的说法便是法律应高于权力。统治机构代表着权力，虽然法律经由这种权力而产生并具有强制力，但是这种权力在赋予法律以强制力以后也应该服从于这种法律的强制力，否则，法律的强制力便是不完整的，也谈不上进行法治。法律高于权力是法治的重要保障，也是法律至上的重要保障。法治只能以民主制度为基础，是对由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法律制度和法律理念的否定。它的运作绝不可能采取传统的单向运行模式，即由政府或国家官员立法并实行从上而下对一般大众的单纯管理、执法和适用法律的模式，而必须采用从一般大众到政府以及从政府到一般大众的不断的立法、规范、监督、反馈和修正的“良性双向运行模式”。

（二）人文关怀——法治的本质价值

以上所述法律至上只是法治的表象价值，而法治的最根本的价值应该是人文关怀，即对人类本身的关怀。法律的出现本身即是为了人类社会的有序，并不是为了阻碍其发展，因此，法律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以人为本的。而人文关怀中最核心的便是人文精神，它是人文关怀的直接表象，并且从文艺复兴开始，人文精神便占据着各国思想家思考的一部分。

1人文精神的涵义。

有学者将人文精神的要点概括为：（1）重视终极追求，执着探求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和思想人格。（2）高扬人的价值，否定神和神学对人的束缚。（3）追求人自身的完善和理想的实现，在肯定人欲的合理，反对禁欲主义的同时，亦反对人性在物欲中湮没。（4）谋求个性的解放，建立人际间的自由、平等关系，实现自身的价值，反对宗法等级关系及与其相应的意识形态束缚。（5）坚持理性，反对迷信、盲从和认识领域的强制服从。

2法治与人文关怀。

如果说从中世纪之神化世界到近现代的人化世界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伟大转折的话，那么，法律从神的奴仆转化为人类精神的象征则是这一伟大转折的直接后果。根据早期法思想来理解法的话，法即代表着公平正义，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从文艺复兴到资产阶级革命再到现今的以人为本，人类对自身的关怀不断增加，而这种关怀更是体现在法律的制定以及实施中。从根本上来讲，法律始终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也是实现人的价值的工具，而人才是最终极的目标与关怀。

人类所追求的自由、公平、正义、权利，都需要由法律来加以规定，从而赋予了宪法以最高的权威，因为宪法是这些人类基本权利的载体。可见人类其实是用法律来实现对自己的终极关怀的。我们不能把法律理解为完全工具性的东西，在实现人类自身价值的目标上，它也是工具性的，但是就其本身所体现的人类价值来说，它应该是价值性的。因此，要求法律至上的价值追求其实也是法治的人文关怀必然导致的趋向。在法学剥去神学的外衣后，法律所体现的便是保障一个个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即使在设定义务的时候也是为了保障权利的实现。法律至上其实也就成为本质上的人的至上。因此，法律规则的至上绝不是宣扬一种冷冰冰的规则理性，而是高扬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道精神、人权精神和人文精神。

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在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动因中，虽然因素占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任何制度的构建都是为了使人自身得到更大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也好，无产阶级革命也好，资产阶级宣扬的或者无产阶级宣扬的理论，统统都是为了人的发展，为了解放人类自身，为了使人类远离于束缚之外。当然这种远离并非绝对的没有任何约束。所谓自由并非无限制的自由，因此法律的存在便是为了以一种社会公认的契约赋予人们以更大自由和行使权利的空间。法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但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深刻反映了人类追求永恒的正义以及用法律这样一种形式固定住自身权利的过程。规则是人类理性的要求，而规则所反映的内容则是人类自身人文精神的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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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法治与法制的内涵 分离与结果 融合与结果

key words: Government by law and legal system's connotation Separation and result Fusion and result

一、 法治和法制的内涵

（一） 法治的内涵

法治概念自产生以来，由于其内在的复杂，许多著作都没有直接、简单的对“法治”进行定义。当代法学界中仍然存在对法治概念的争论。《牛津法律大辞典》将法治表述为：“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是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 法治的抽象性时期难以被定义而只能被描述。国内法学界一般认为法治的含义中应包括“法治是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法治是一种民主的法治模式”， “法治”的概念在现代倾向于对国家等公共权威机构的权力的限制和约束以保障公民个人和市民社会的权利和自由。

（二）法制的思想起源和概念

法制和法治在中国古代具有同一性，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法家所倡导的“以法治国”的理念即是要求社会的法治（法制）。此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专制统治的政治背景下无不重视法律的创制和运行。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对于法治和法制的内涵仍然部分的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概念性思维。

法制对法律这种客观存在的强调更加倾向于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工具性理解。法制一直是中国古代帝王进行社会统治所利用的手段和方式，古代社会对法律所有的并不是尊重和信仰，而是一种工具性的利用心理甚至带有某种鄙夷心态的蔑视。当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积累而成的习惯性规则和对规则的墨守的心态被广泛的接受以后，伴随着国家和社会情况的日益复杂，多元因素的渗透结合习惯性的规则形成了法律制度，成为了明示给社会群体的规范。

二、法制和法治的分离与结果

法治和法制在概念上的区别前以进行了简短的分析，法制和法治的差异本质上体现了二者背后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法治的背后是对权利的张扬和保护；而法制的背后则是对权力的突显和维护。而除去概念以外，二者在实行，特征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法治中隐含了人类在长期的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认识的结晶，是人类自由精神价值的衍生物。，它更多的具有精神层面的价值内涵。

而法制则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没有选择意识和能力的纯粹的客观存在，它几乎完全被动地由统治者指定，善恶并不是它的终极价值。按照分析法学派的观点，“恶法亦法”，法制并没有性质上的明显的区分。当民主共和的精神选择了法制的方式并与之结合，就有可能产生法治；而当专制选择了法制的形态，它就有可能沦为专制统治的罪恶的工具。

而法制在结合“法治”的精神之前只是纯粹的国家统治工具，人们对于法律只有被动的、无奈的服从以及基于这种服从之上的恐惧甚至憎恶，而缺乏对法律的敬畏和尊重，但这一切并不能归咎于法律自身。

总之，法治是具有主动地人格的治理主体，而法制则是在被动的状态下被治理主体所采用的工具。

三、法治与法制的融合与结果

法制的工具主义特性明确的说明了法制是在人的治理之下运转的机器，法治则是在被人们授予了人格之后进行统治的拟制主体。而法治并不与法制相对立，而是与人类社会实践中早期所产生的“德治”和“礼治”相对立。

德治和礼治产生于人治主义主体的时代。“‘德治’和‘礼治’与‘人治’在古代中国的内在意蕴是相通的，德治，礼治只不过是人治的美称罢了。” “德治”和“礼治”都强调君主（统治者）依靠个人的道德和贤明来统治国家，国家的兴衰存亡完全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和贤明以及这种“性尚”所延及的整个统治体系，最终达到儒家所倡导的“圣人”治理，也即柏拉图眼中的“哲人王”的社会。而“德”是人们在理念认识的基础上进过合意而要求君主（统治者）应具备的品质。 “德”和“礼”成为了社会的主体和信条，但不可忽略它们的工具特征。

而法治也是人所要治理国家和社会采用的工具，具有与法制相似的工具属性。法治是“良法之治”，前提之一是法律是人所创设和使用运行的，法不会自发的生成并流淌至每一个人的心里，生活中。而“法治”的属性“善”也是基于人们所赋予和注入的价值理念的“善”。“法治”之“善法”在经过全体人民的认同后，同时也被赋予了高于一切个人和集体的权威，法治时代的人们在订立法之前所墨守的主要义务是服从将要制定出来的法并不得超越，所有人就当然的处于法之下。法治取代了表面上人所欲为的统治，而具有了部分代替人类自身的主体性。，但它的背后还是人性和需求的促动。“法治”是基于人们自愿和认同的基础上所选择的具有主体性质的一种社会治理手段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