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改造跟拆迁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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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当前，北京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型城市，上海提出要建全球型城市。毫无疑问，对于今后这两个在中国有特殊地位的城市而言，城乡结合部问题毫无疑问是这两个城市当下面临的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紧迫的一个问题。那么什么是城乡结合部？简单来讲就是城市建成区和城市广大农村相连接的一个部位，或者说是城和乡之间一个过渡的地带。从空间上来讲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城中村和城市的边角地，即很多大城市在城市中心的边缘地带留下了一些没有充分开发的地方，就是城中村和边角地。 20世纪80年代，上海拍过一部电影叫《都市里的村庄》，用这个名称指称城中村和边角地挺合适。北京也是如此。如果你走到北京市中心，三、四环之间，甚至二、三环之间，不经意间就会走入一个非常破旧的区域，这就是城中村和边角地。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都有这样的区域。第二个是城市的中心区和边缘地带接壤的区域。第三就是卫星城周边的城乡接壤区域。

北京城乡结合部的形成经过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北京城乡结合部初步呈现阶段：1949年以前，北京应该说是不存在城乡结合部的。北京过去有城墙，800年的皇城高墙的区隔，使得城内和城外泾渭分明。所以在1949年之前，不存在混杂的区域。1949年到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城乡结合部初步呈现。主要原因是北京因成为首都，要兴建大量的行政办公机构及附属机构，包括军事单位和相关设施，跳出了北京旧城墙范围，如三里河地区的形成；另外还要开建科教区，集中大学、科学院等，这样形成了现在的中关村、五道口区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城市定位，北京要从消费城市变成一个工业城市。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北京快速地建立起若干个工业区，化工、机械、电子城开始形成。伴随着北京废城墙的过程和早期行政区、科教区、工业区的兴建，北京北部和东部开始出现了城乡结合部分。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城乡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城乡壁垒很清楚，市民和农民的身份截然分开，两者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是差别很大，所以那个时候的城乡关系还是比较清晰的。

北京城乡结合部稳步推进阶段:随着改革开放，20世纪90年代之后，因为上海浦东的开发，中国的改革开放由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推移，并且开始向中国内地辐射，当然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区域直接受益，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同时它对中国广大的内地和北方地区的影响也很大，对北京的发展也起到很大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开始，北京的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二环全立交于1992年完成，三环路则到1994年完成。这样，结合部往北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范围扩大了许多。

北京城乡结合部发展较快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2001年北京四环路全线通车，北京建城区由300多平方公里很快扩展到800平方公里，结合部地区的范围更大，这是北京城乡结合部发展最快的时期。伴随这个过程的是北京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退二进三，大量的第二产业退出，房地产开发如火如荼。

城乡结合部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2002年，五环路开通，全长90公里。北京城乡结合部向边缘农村地区进一步推进。与此相应，北京逐渐进入到城乡结合部地区加快城市化发展阶段。在这之前，北京的城乡结合部主要是资本主导下的被动开发过程，还没有自觉进入到城市化阶段。后奥运时期，到六环路192公里建成，城乡结合部一路高歌，继续向农村地区扩展，此后北京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目标，北京对城乡结合部地区发展状况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大大提高，而城乡结合部呈现的各种问题与北京发展要求的不适应也更加突出，北京城乡结合部发展应当而且必须进入到系统改造，统筹实施阶段。

二、北京城乡结合部形成原因分析

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是伴随着北京城市“摊大饼式”的外延同步形成的。城乡结合部不断改造又不断扩展的原因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是人口的集聚。城市化过程需要很多劳动力，城市开发也需要很多新的空间和土地，北京城市是1.64万平方公里，而上海只有6800平方公里，上海在这个问题上面临比北京更大的压力；另外，城市在快速发展过程当中，服务业的发展使大量的外来人口难以遏制，而且这些外来人口基本上聚集在结合部地区，这些地方房租低、交通比较方便、基本设施具备，由于人口过多，公共资源就会紧张，脏乱差情况就难以避免，很多市民对此既有意见也很困惑。实际上，城乡结合部的存在，是城市化进程当中必然存在的一个规律，不仅北京，不仅中国的城市如此。一个城市，不可能都是中高层人士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它必须要有一定的中低人群匹配，否则，这个城市不可能正常运行的。同时这些中低人群也有自我服务的需要。因此，这个雪球就越滚越大。

第二是发展的落差太大所致。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时往往把有限资源往一些重要城市集中，北京尤为突出。可以说，北京是世界上少有的本国资源超常集中的城市。党政军首脑机构、国外使领馆、国内省市甚至县的驻京办、国内外驻京商务机构以及科技、教育、文化、医疗机构的高度集中，使得北京城市的建设和投入远远超过其它城市。在华北，在北方，北京城一花独放，与周边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长三角、珠三角要好一些，两区域都有城市群分担区域压力，上海周边有苏锡常、杭绍甬，还有南京。北京孤城突进，周边保定、廊坊、张家口、承德、唐山、沧州、石家庄、秦皇岛等城市，不能形成有效的分流，天津虽大也是个比较地方化的城市，北京只能一城独抗。在北京城乡结合部地区的人口，排在前几位的省籍是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安徽，还有很多的东北籍。北京城乡结合部现在还有301个行政村，560平方公里的范围。流动人口在很多的村庄里已经出现了倒挂。平均水平是1∶4，即1个本地户口的人跟4个非本地户口的人的比例，最多的甚至达到1∶26，所以很多的结合部村庄，当地人是少数人，反而像外地人，有的连房租都不敢收了。这种状况也带来了城市治安问题、安全问题等。北京治安案件的发生比例中流动人口占的比例较高，达到60%-70%。这样的话，确实对城市发展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客观来分析，没有一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不带着问题，尤其是中国这样高速推进的城市化，这是北京发展所难以避免的。对于结合部地区，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渡带、缓冲区和消纳地，我们也要肯定结合部地区和流动人口对城市带来的贡献。这是一个城市必须有的过程，不能完全用负面眼光去看，去评价。

三、北京城乡结合部必须统筹考虑、系统解决

从总体上看，北京城乡结合部问题虽多，但未到严重恶化的程度，有几条判断依据：一是结合部的社会治安尚可控；二是所谓的“蚁居”区尚未形成像印度孟买、巴西里约热内卢那样的巨大贫民窟；三是大量外来人口虽给城市运行带来沉重压力和负担，但未到城市日常运行严重受阻程度，属于尚可治理范围，需要冷静看待。但是，也确实到了接近城市承载力的临界点，到了要高度重视、严密关注发展的程度，需要采取实际性调控手段。

北京现在开始比较重视结合部地区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高瞻远瞩。过去把城市化进程的重心放在城市核心区，是因为城市中心区的发展需要应该比边缘区更为迫切一些。现在，城乡结合部问题到了必须要正视，必须要去解决，而且要用城市化的观点和视角去解决的时候了。

北京已经开启了统筹考虑、系统解决的进程，北京对待城乡结合部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中心城为本位、被动适应的阶段。从改革开放到90年代，整个城市发展速度比较慢，发展资源比较有限，因而没有把城乡结合部地区发展当成一个专门问题、重要问题，只是发展力的自然向外推移。第二个阶段是资本主导、市场化推进的阶段。以房地产商的巨大的获利动机为主导，大量的房地产开发，快速把城市向边缘区拓展，尤其是级差地租收益颇高的绿化隔离地区，很多的地产商为逐利大量地进入到城乡结合部。现在是第三阶段，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改造已经到了由政府主导，主动规划，使该区域与主城区相协调，按照城市发展格局的总体要求和长远考虑，把这部分区域改造为比较好的城市边缘区域阶段。

篇2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婚礼现场怎会出现另一个新娘?这个披婚纱的准新娘又怎会被弃婚?一时间双方家属乱成一团。记者经过多方采访，一个因改造“富二代”男友，在婚礼现场遭“顶班”的故事浮出了水面……

转角遇到爱，浪漫爱情全是金钱造

吴莉莉1985年出生在湖北巴东一个普通家庭，由于家道中落，吴莉莉经历了从富足到窘迫的体验，特别是上了大学，吴莉莉要以去兼职换取学习生活费用。

由于面容姣好，吴莉莉的身边根本不乏追求者。不久，同班同学刘彦对其发动了爱情攻势，鲜花、巧克力、昂贵的礼物，让吴莉莉成了班上女生羡慕的对象。2006年12月25日，刘彦在吴莉莉的宿舍楼下用蜡烛摆了个巨型的心型，抱着99朵玫瑰当众求爱，如此浪漫表白，吴莉莉也渐渐接受了刘彦。

吴莉莉和刘彦像许多大学生一样，学习、恋爱，眼里看到的都是对方的好。刘彦对吴莉莉出手大方，袋鼠的包包、蒂凡尼的手链、CK的香水，让吴莉莉收获了不少艳羡的目光，对于刘彦，室友们都羡慕地说：“你真幸运啊，找了个这么好的男朋友。”听了大家的话，吴莉莉心里甜蜜极了。

在刘彦的一次生日聚会上，刘彦请朋友和吴莉莉的室友在大酒店吃饭，饭后去泡吧。一个晚上下来竟然花掉了好几千。吴莉莉开始觉得男友对生活毫无计划，似乎对金钱没有概念。打听之下她才知道，刘彦虽然如他所说是农村人，但是却是在武汉一个城中村。父母靠着自己盖的六层楼房出租为生。一个月光房租就有上万元。吴莉莉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不小心竟然找了个有“钱途”的男友。

因为毕业面临离校，刘彦说服吴莉莉在自家的出租屋里找了一间住下，就这样，吴莉莉见了刘彦的父母，刘彦的父母对儿子这个漂亮懂事的女友很是满意。

2008年7月，吴莉莉和刘彦从大学毕业了。找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吴莉莉面试了几家，也没消息，而刘彦似乎一点也不着急，他天天忙着同学聚会，甚至还要吴莉莉一起去。次数一多，吴莉莉就不高兴了：自己天天找工作碰了一鼻子灰，你却没有一点危机感。天天吃吃喝喝不说，还要拉上我。我哪能跟你比啊，不工作我吃什么喝什么啊?她催促刘彦该好好找工作了。对于女友的劝告，刘彦也收敛了几天，在一家广告公司找份没有底薪的销售工作。因为薪水不固定加上长期在外跑业务很辛苦，刘彦很快就吃不消。不到一个月就又辞职在家。此时，吴莉莉在一家物流公司找到了工作，而且做得如鱼得水。闲下来的刘彦无事可做，每天都开着隔壁一哥们的车去接吴莉莉下班。

因为吴莉莉分管行政工作，一天她借用主管的电脑，发现这个电脑对公司员工的网络聊天是有监控的，她随意点了一下，跳出来的内容竟然是关于她：“那个接吴莉莉的是她男友吗?这样的人我见多了，都是仗家里有点资本混日子的，多是败家子，没有几个有真本事的。”同事的话也让吴莉莉警醒，她开始焦虑起来。那时，村里和刘彦一起长大的朋友也陆续从大学毕业回到武汉，吴莉莉发现，刘彦总是对一个叫什萍的女孩子表现得不自然。从刘彦尴尬的眼神里她看出了什么，追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付萍和刘彦是同学。上高中时就好过一阵，后来才渐渐淡了。

正在这时，城中村传出要改建的消息，按照政府赔偿标准，刘彦家的房子能获得两百多万补偿。刘家二老提出，让吴莉莉和刘彦尽快买房结婚。

对于结婚，吴莉莉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苦恼的她约了好姐妹们商量。她们纷纷艳羡不已：“多好啊!结婚比工作强多了。至少你们房子什么的都有，他们家也不要你养。”听着大家的恭维。吴莉莉一点喜悦感都没有，只好借故去洗手间。从洗手间出来，吴莉莉听到了一番议论：“其实我觉得刘彦什么都好，富二代，什么都不用愁。现在有房就有底气啊，只是。刘彦太不上进了，现在的富二代没有几个成气候的，坐吃老本。”吴莉莉一下子觉得浑身失去了力气。

在双方父母的一致赞同下。2008年底，吴莉莉还是在困惑中确定了这门婚事。

200桌奢侈婚宴，“物质”女孩欲散尽男友家财

对于未来，刘彦也满怀欣喜地跟吴莉莉说：“等补偿款到手后，自己可以去创业。”他的这一想法并没有得到吴莉莉的赞同。为了追求人脉，他很快结交了村里那些看起来很不错的朋友。这些人大多和刘彦一样，属于父母有房产的人，靠着在村里收租金过日子。自从和这些朋友在一起之后，刘彦在花钱上更是没有了准。

2009年3月，刘家拿到237万元拆迁补偿款，随后搬进了一百多平米的新房。在搬进新房的当晚，她提醒刘彦要节约，毕竟家里没了新的收入。刘彦则高兴地对吴莉莉表示：“我一定要你成为最幸福的新娘。”吴莉莉很是感动，但是同事和姐妹们的话犹在耳边。为了考验刘彦，吴莉莉随口说出要彩礼10万，并大摆流水席的风俗和要求。刘彦心想父母给的一百万还揣在口袋里呢，十万算什么，他一口答应了。

10万彩礼给吴莉莉家带来了很大荣耀，人人都知道吴莉莉嫁了个有钱男友，飞上枝头了。吴莉莉的父亲满面红光，前来贺喜的人络绎不绝，门槛都踏破了。吴莉莉虽然反感那些人。但是看到父母因为自己嫁入“豪门”而高兴的样子。她内心感觉十分宽慰。自己随口一说，男友就应承。这也让吴莉莉很开心，但是很快矛盾就出来了，在选择拍婚纱和找婚庆公司上。吴莉莉提出没有必要太浪费，一切以简单为好。原来，她时自己自作主张要求给10万元彩礼的做法感觉很不安。刘彦见女友的态度如此。认为自己更要表现好一点，他请了最好的婚庆公司。然而随着花钱项目的增多，刘彦也变得小心起来。毕竟现在不同往日，以前家里有房可租，现在赖以生存的出租屋没有了，父母又没有工作，将来花费的地方还很多，他开始有点压力了。

5月1日，以前的村里一个朋友结婚，刘彦去参加。很多人都包了上千元红包，刘彦面子上拉不下，也包了一千，吴莉莉感觉很不痛快。吴莉莉想着男友的攀比。越想越来气：自己想给他省，他竟然不理解，与其给外人花了，还不如我帮你花!

刘彦自从搬离城中村之后，跟以前村里的朋友聚会更频繁了，几个人一时兴起要在东湖边开个汽车美容修配店面，同时，刘彦还计划买辆跑车。

吴莉莉打心眼里看不惯刘彦

那些哥们的习气，对刘彦的想法，她很不看好。对男友的将来，她感到焦虑。一位好友说：“男人变坏都是因为钱。你要是对刘彦不放心，就学我，把男人的钱管死，管不了就花。花了他才想到去赚，这样男人才又乖又上进。”这话像打火机一样，点亮了吴莉莉的大脑。按照刘彦的脾气，迟早是要把钱花完的，与其这样，还不如多花他的钱，让他知道压力。好好努力。男人只要有本事才有钱，有钱没有本事都是暂时的。

有了这样的想法后，吴莉莉给自己买了一套1000多元的中式礼服。故意跟刘彦说：“想到人一辈子就结一次婚，所以就买了。”刘彦没有说什么，给了她一万块钱，让她把该置办的办好。

没过几天，吴莉莉跟刘彦商量自己看中了一款车，结婚当天可以用，刘彦正考虑买车，一看价格和品牌都还不错，就作主买了这辆丰田车。

在吴莉莉的老家，参加婚礼的乡亲们一算下来，竟有50多桌。因为地方上时兴流水席，吴父主张在家办。可是吴家父母年纪大，加上吴父身体不好招呼不过来，吴莉莉只好自己回家打点，因为没有经验。还要照顾父亲，吴莉莉焦头烂额。吴莉莉对刘彦的没有主见气不打一处来，说：“你不是有钱吗?拿点钱出来，把他们都请到武汉去。到酒店开个上百桌，”刘彦心里一算：那要多少钱啊?他不愿意。当即反对：“那不行?来了我怎么安排啊?”吴莉莉施压：“既然不好安排。那就算了。反正结婚就那么回事，跟不结婚没有区别。既然麻烦，还不如不结了。”两人不欢而散。

吴莉莉见男友已经意识到挥霍的压力，暗自欣慰，但是也为男友不重视自己感到委屈，她在这种复杂的感觉中迷茫着。与此同时，刘彦找哥们讨教，有人笑他：“结婚是人一辈子的大事，要办肯定要办好，都现在这样了，也不差这一步。”

2009年8月初，吴莉莉怀孕了，双方父母决定把婚期定在10月1日。刘彦订好了酒店，安排了200桌流水席，并在宾馆预订了20个标间接待来宾，所有女友老家来参加婚礼的人全程专车接送，刘彦为此花了几十万。

用心良苦改造“富二代”男友，婚礼现场遭“顶班”

办婚礼需要准备的事情太多，考虑到吴莉莉的身体，刘彦只好自己一个人忙活起来。9月27日，岳父岳母提前来到武汉，刘彦要照顾女友一家又要联系车等，十分辛苦，他第一次觉得结婚是这么累人的一件事情。家里住了四个长辈，还住了怀孕不能碰不能说的准新娘，刘彦实在想找个地方清净一下。可是回到家。还被吴莉莉拉着说这说那的，他烦死了，只想快点忙完然后好好睡上几天。

一切准备就绪了。为了庆祝刘彦告别单身，已经搬到不同地方居住的哥们’决定给他办一个PARTY。刘彦到酒店一看，人都到齐了，连付萍也在。

一桌人推杯换盏，调侃着步入围城的种种好坏，半惋惜半祝福地跟刘彦敬酒。酒过三巡，付萍端着杯子靠近，说：“意思一下吧，你最近估计也辛苦。找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别喝太多了。”听着温暖人心的关怀，刘彦感慨万千：她竟然还关心我!举杯时两眼看过去，竟看见付萍眼光盈盈，似乎别有深意。这时，一哥们狠拍一下刘彦，说：“你真有福气啊，娶个美女。不过你还真下血本，记得看好了，别让新娘子跑了。”在饭桌上，大家又提出了上次那个开汽车美容店的计划，现在计划已经弄好，股东和地址已经确定，下一步就准备实施了。刘彦见大家说得热火朝天，插话道：“算我一个啊。”“就等你这句话呢，我们要做就做大的，4S店的装修和档次。你要是想做，投个二十万就行。”二十万?要是以前，刘彦肯定是毫不犹豫。可是现在因为结婚，他动了父母的老本，虽然父母表面上被说服了。但是心里很不痛快。

刘彦只觉得嘴里发苦，说不出话，他开始怀疑结婚是一个错误。开车回家的路上，刘彦觉得自己付出的太多，莫名其妙的投入越来越多，如果一场婚礼都这样恐怖，那么以后的婚姻生活怎么办?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应付?吴莉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善解人意，这么爱花钱了?原本家人都以为她会勤俭持家为他人着想，没有想到她竟然是如此拜金。

就在刘彦的焦虑中，婚礼的日期就到来了。要有序地组织车辆并把所有亲朋好友安排到位，还要配合婚庆公司和酒店，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新郎官刘彦天还没有亮就起床忙碌起来，住在宾馆的打电话来了，只听那边吴莉莉焦急地说：“我买的鞋子不能穿，你赶快去给我买双红鞋子。”刘彦懊恼地挂了电话，叫人直奔新世界的专柜拿了双皮鞋送过去。很快，人家就拿了发票奔回来了，刘彦一看，一千多元。来不及了，该出发接新娘了。刘彦听着婚庆公司的指挥，感觉快要发疯了。

因为正是交通高峰期，刘彦的婚车在路上堵了半个多小时才到酒店。新郎在门口求了半天，门就是不开。酒店方面来了电话，说那边已经晚了，催促新郎新娘快点。刘彦只想快点办完，而这边门就是不开，他有点着急。这时，门内有人要求伴郎给大红包。刘彦一时心急，把事先准备好的最大的红包从门缝塞了进去，门这才打开了。

新郎进门有个求婚环节，刘彦按照事先安排，捧着戒指跟吴莉莉说：“你嫁给我吧。”身披婚纱的吴莉莉沉浸在幸福里，在众人的起哄中心情膨胀，想要撒娇一下：“不。你买的戒指钻石太小，你现在去买个大的来，我就嫁你。”心里着急的刘彦哪里有时间买戒指?他小声哄着：“老婆，你先嫁我，回头我再买给你。”吴莉莉的几个陪嫁的姐妹在一边起哄：“不行哦，不能欺负莉莉，得听老婆的。”话已经出口，骑虎难下的吴莉莉只好说：“不行，你现在去买，不买我不嫁。”刘彦脸涨得通红，忍耐着说：“我一定买，你今天先答应我吧。”吴莉莉看不出刘彦的表情，仍然固执地说：“你不买我就不嫁。”刘彦火往上涌，一字一句地问：“你嫁不嫁?”在结婚的关键时刻吴莉莉的要求彻底激怒了刘彦：这个女人无时不刻不想榨干我!吴莉莉看出不对劲，但是嘴上虚弱地回答一向：“不嫁。”刘彦“腾”地站起来，挥手说“走”，自己已经大步迈出了门。婚庆公司的负责人见情况不对，跟上来问：“你去哪?”刘彦愣住了：是啊，我去哪?想了想，他径直走进婚车里，对司机说：“去建乐小区。”

刘彦到了建乐小区，找到竹萍，当场求婚。意外地，付萍竟然答应了。于是接下来出现了本篇开头那一幕……

篇3

A：李铁

城镇化不能再强化大城市对资源的占有

Q：首先想请您给我们界定一个概念，城镇化跟城市化是一回事吗，中国目前究竟需要哪个？

A：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问题，很多人对这事都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叫城镇化，国外叫城市化，很多人提出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叫城市化。中国和国外不一样，我们现在有7.1亿城镇人口，可是我们只有658个城市，这658个城市都是高等级的，县级市、地级市，直辖市、省会城市，还有接近两万个镇，平均人口一万多，这一万多的镇区人口在国外也就是城市，像巴西、美国、德国，三四千人口就可以设市。我们设市要经过严格的审批，这些城市都管着这些镇，大城市管着小城市。如果我们提出城市化，如果在中国这种国情下，很多市长会动用自己的权力把自己的城市做大。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大量资源都在城市里，因为它等级最高。如果你提城市化，它就更冠冕堂皇地说城市化是发展城市，只能发展这658个城市。提出城镇化两个概念，第一中国叫镇，实际上这两万个镇也是城市，所以我们叫城镇化，不能在城市发展基础上忽视镇的发展；第二在中国国情下，镇代表着一部分农村人口就地就近的转移，这是很重要的过程，过去叫乡镇企业，大量的工业企业都集中在这里，就地就近转移，也是我们重要的目标，我们既需要城市人口流向大中城市，同时也希望就地就近消纳一部分人口。城镇化在中国有特殊的含义。

Q：曾经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能听到“乡镇企业家”这样的说法，但是好像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所有的农村人口出去打工，都向北上广深这些大的城市尤其是向沿海城市涌，乡镇企业家的概念变得越来越陌生了，是什么情况使城市对于资源过度集中地占有呢？

A：我们想是84年城镇体制改革，我们提出县改市，地改市。很多人不了解。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体制就是通过县管市，地管市，是把乡镇资源拿到市里来，我们从95年开始进行改革试点政策，在全国抓了一批镇，试图通过合理的分配地、县、市、镇，这种行政关系，给镇一级更大的活力，80年代中国整个经济增长靠县以下，我们叫十分天下，县以下占70%，广东、浙江、福建、山东70%靠乡镇企业，那么乡镇企业不光创造了产值，还创造了税收，税收按道理应该给镇里的，可是我们通过包干、承包这种体制，把大量的资源全部拿到上一级政府。拿到上级政府以后，就意味着上级政府可以通过我得到的财政收入来搞我自己的地方，我也可以通过扩大我的权力来发展县级市、地级市，使县级市、地级市发展快，但是乡镇地级资源通过一系列政策把发展活力给丧失了。

政府要逐步取消农民进城所有制度障碍

Q：如今我们重提城镇化概念，尤其是强调了镇这个层级，是要再度扭转在资源分配上过度集中的趋势吗？

A：我们不要局限在镇的概念上，更重要是城镇化的核心是什么问题。对城镇化的理解确实有特别大的反差，企业家理解成投资机会，政府理解为更多的项目开展或者怎么样把城镇做大，城市搞好，学者对城镇化的了解觉得这里有更多的研究内容。但是作为我们来讲，我们提出城镇化自始至终就一件事情，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在中国，有一个和西方国家最大的区别，很多人说推进城镇化，是不是政府强力推进？不是。中国有户籍制度，有土地制度，是把人束缚在原来的制度内，我们政府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不是把农村向城镇引进，是在打破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关系，逐步取消所有的制度障碍，允许农民向城镇迁移过程中，有一个自由选择的过程。比如现在我们讲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但是他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服务，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什么措施来解决他们的公共服务问题，我们要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进行农民工深化的一系列改革，使他们充分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这不是推的过程。你想想大量的农民在城里，既得不到社保，也得不到保障房，买房各方面都受到种种限制，是不合理的。所以推进城镇化的概念核心意义是什么？就是把门槛打破！

改革户籍制度让流动人口享有市民福利

Q：说到户籍制度，现在不光是一个政策安排的问题，在户籍制度下的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也有非常强烈的博弈，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大家在纷纷讨论的京沪籍高考家长反对放开异地高考，可以看成不同群体之间博弈的典型样本。

A：你提了非常核心的问题，我们来理解城镇化的过程，我们不能不想到这么多年，我们中国的整个户籍制度实际上把所有的公共福利限制在一个行政区里，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人住在城里，谁有更多的话语权，谁有更多的决策权，谁是弱势群体。肯定在城市里，特别在大城市，在最重要的城市里居住的人都是有话语权的人，既有媒体人，也有专家，也有学者，也有企业官员。他们是城市发展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话语权决定政策主导权。可以看到这么多年，我们提出无数次城镇化政策，可是一直难以落实，就是农民进城，几亿农民工是没有话语权的。我特别注意到在媒体，在各种大的媒体，我们的决策和研究的讨论过程中，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些弱势群体，你提的大家仅仅是同情的方式，我们要关怀，要同情，但是没有人希望他们和我们站在一个空间去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这里最核心的要点就是你必须要切割我的利益才能给了他，因为城市财政是既定的，如果我给了既有的居民，这种增长会带来我原有的居民这种经营阶层的增长，既定的福利，可是我再给新增的人口一大块，那一定会动了这块蛋糕，那就会使我原有的利益增长幅度下降，或者是总体水平下降，高考就是这样。北京高考高于外地，低于外省一百多分，因为北京所有城市居民适龄的子女都可以享受到北京高考政策，甚至达到100%入学率，可是北京有800万外来人口，如果他们要把他们子女全部迁移到北京，增加了将近40%的人口系数，这个人口系数加上子女教育，等于原有的高考入学率至少下降20%。那有一部分户籍居民要承担这次改革的利益损失，当然他反对了。高考最关键是孩子命运前途的问题，这个反对，京沪两地都是非常强烈的，这就是利益的考量和利益的平衡。

Q：打破门槛究竟怎么实施，尤其遇到既得利益阻力的时候。

A：一方面要通过一个操作过程的具体的设计，同时要考虑到承受能力，更重要也符合长远发展方向。我们认为户籍改革不是一次性简单的，一次两亿全转掉。比如现在北京有800万人口，至少20是迁徙几十年，我相信新浪20%、30%甚至更多的人没有北京户口，这都是我们白领、精英还有很多企业家，还有饭店营业者，饭店包工头，还有小企业家，他们在城里住很多年，都是我们邻居，我们同事，他们为什么不能有户口，所以对这批人，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居住条件，我们可以一次性解决户口，放开就完了。他们已经是市民，为什么不能享受公共服务？

比如说就业尚不稳定，今天在东边打工，明天在西边打工，今天在这个城市打工，明天在那个城市打工，这种人可以他们的情况，逐步完善公共服务，使他们公共服务逐步地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和实行均等化了，我们户籍改革利益就没了，但是这是长期的过程，因为实际人口太大了。800多万一下子转户口，财政肯定解决不了，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解决一批可不可以，可是到现在一批都不解决。

户籍改革至少开个头，现在在全国各地近来户籍改革的时候，各地都办居住证，非常苛刻严格的条件就是积分，那么这种改革没任何意义。把过去的年龄一笔勾销，现在开始逐步计算，达到劳动模范，达到某种学历，就业年龄多长等等，最后才能办，比国外的绿卡还难，这都是不合理的政策。其实就是解决就业年限，十几年，举家迁徙，一批解决一批，大部分白领不是农民工了。我们现在整个中国不仅仅有两亿多农民工，还有七千万城镇人口，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他们有话语权，所以他们要解决他们的问题。这对社会是利好，是一次更好的改革开放难得的历史释放的机会。

Q：这背后不同地方政府也存在着利益博弈，中间要中央下一盘很大的棋，不同的政府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如沿海发达城市更多的是人口的输入省，中西部相对落后的城市他们是人口的输出省，让沿海的城市更多拿出他们财政收入解决收入这部分的人口利益，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怎么协调呢？

A：重庆全改了，沿海地区确实存在着问题，像广东2400万外来人口，都集中在珠江三角洲，这要改起来就麻烦了。东莞840万人口，本地户籍人口180万，有660万外来人口，全改压力很大。番禺区外来人口将近一半以上，这种情况要改，地方财政承受能力不够。我们想象不是所有人都能进行户改的，有些人还希望回家居住，有些希望在中部地区生活成本较低的时候进行居住。第二还要解决财政转移支付的问题，我们在广东调研的时候就涉及到具体问题，比如东莞77%外来民工在民办子弟学校上学，27%的在公办学校，我们去民办学校以后，他们提出一些问题，为什么政府不能拿出钱补助民办学校，政府老师为什么不到这里就业、来教学，为什么不能给这些孩子不解决义务教育？地方政府讲了，我的教育每年上交中央了。我们财政贡献比较多的省份，已经通过转移支付，我们税收交了中央以后，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给了输出省，涉及到中央是不是要重新调整一下，因为你输出省的人都到这里来打工了，就白拿了义务教育经费，那是不是重新调整一下。

这里就涉及到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要解决我们分摊机制，中央、省、市、县以及包括企业各都要分摊一部分，这个可能是未来改革想去计算到底怎么来解决这么大批农民工未来的市民化的问题，怎么解决他们的户改的问题涉及到一系列的将来可能性的财政产业支付重新调整，这个是要进行深入研究的，但是前提是得要做。

宅基地确权流转是城镇化改革难点

Q：农民工在进行市民化的时候，怎么去处理他们家乡现有的那块土地，能不能在他进入城市之后，在他取得市民化的身份之后，成为他的财产的来源呢？

A：首先这个土地不应该是前置性条件，中央在这个问题很清楚，在户改政策上已经明确了农民进了城以后，地不交。这是2011年中央文件，县级市以下的农民进城地不交，意味着土地不是先决条件，意味着农民可以保有自己的土地，然后可以自由迁徙。第二怎么进行相应的土地制度改革，来解决土地的流转，宅基地流转的问题。

Q：很多人在假设说，如果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他家乡的土地包括宅基地可以某种程度上成为他自己的一种资产或者资源的话，可以帮他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生活当中，您觉得家乡的那块土地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A：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了土地物权，但是我觉得这个提法还不够。对于农民宅基地和承包地，这两块土地怎么进一步界定，我们现在叫集体土地所有，这里的改革动作比较大，在公有制前提下，使用权是不是可以流转。现在农地流转已经基本开始了，现在大量农民流转，在制度上没有太多的限制。至少在使用权上。可是在宅基地问题上还没有进行突破。我们看宅基地大概两块，第一块近郊区农民和远郊区农民，近郊区农民土地升值欲很高，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转户，因为转户土地所带来的利益不见了。在远郊区农民的土地没有价值，到河北，山区，土地给他，也卖不了多少钱，很多人进了城，包括现在已经成为大学生，分配到城里，在家里有一块地卖不出去，这里怎么变革，需要统筹研究的。但是我想有一个，我们至少可以认定，这个选择权在他自己，而不是通过政府来怎么做，我第一制度上是不是允许你流转，无论是宅基地还是承包地。第二流转的收益归谁，第三是不是在尊重你自愿的前提下流转还是我强迫你流转，如果这三个问题解决，很多矛盾就可以解决。现在不是，流转是看重你的地，给你补偿。这块因为我们有关的流转政策没有进行颁布，所以现在都属于一种补偿低价征地来进行。农村集体土地是公有，但是和城镇用地没有平等的，原因在哪里，当你进行城镇开发的时候，必须把农村集体土地征有国有才能开发，恰恰征用过程中，是不平等的交换，这种不平等的交换意味着政府有权利来干预，甚至来强迫你进行土地的使用转化过程。这个是我们现在导致城乡矛盾，拆迁矛盾频发的很重要的原因。

如何解决这件事情，大概有几个过程。第一要进一步探讨城乡用地不可以同权，第二农民承包地或者宅基地有确定的使用权，第三流转之后，如何流转，政府如何进行干预或者通过税收等等方式，怎么通过法律和各种制度上进一步完善，恐怕是未来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目前看还没有解决，现在只是说我们怎么样来提高征地的补偿标准，可以按市场价，还有公益性用地，公益性用地界定存在很大的争议。什么是公益性用地，比如危旧房改造是不是公益性用地？很多人不同意危旧房改造属于公益性用地，但是政府认为危旧房改造是改善整个小区的居住生活。像这一类的事情，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去讨论，进一步去研究，来制定一系列相应的改革政策，这个事情我想已经为时不远了。

地方传统思维模式推动城镇化会是个灾难

Q：我们当谈到城镇化的问题，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是意味着一系列的一轮建设，在您刚才的论述当中，我们听出来是围绕着以人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改造的问题。

A：最后这30年，我们看到的城镇化结果是什么，我们的城市建得越来越漂亮，城乡反差越来越大，使农民进城门槛越来越高，最后形成的结果是我们在排斥农民进城，这种环境，特别高档的城市建设的标准，使农民已经没有办法进城了，这是我们要深入研究的问题，面临三亿，四亿，现在是52.6%，六七亿人口，到了60%，8亿人口，70%是9亿多人口，这么多人口进城了，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居住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总结国际上城市化规律和中国不一样，国际城市化规律是和贫民窟相伴随的过程，我们中国不可能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在广东2400万农民，在北京居住800万外来人口，绝大部分都是城乡结合部，绝大部分住在乡镇村，住在出租屋，住在基础设施特别差的地方，它不是大面积贫民窟，但是小面积的，它也是相对城市，城中村，藏污纳垢的地方，事实上它就是这些低收入农民相对集中的地方，包括城市里的地下室。在这个过程中，理解城镇化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对城里人来讲，对决策者、媒体人来讲，他们想的是如何锦上添花，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解决堵车，如何解决雾霾，如何解决我们的道路美化、亮化、绿化、生态问题，可是对农民，他们要求就两条，我有没有就业，稳定的就业，我的居住条件怎么改善，我基本的公共服务怎么满足，这就是对城镇化理解的不同导致的偏差。

Q：在您看来，城镇化的过程是一步一步打破在政策上的障碍，使农民更好地以自由的姿态融入到城市生活当中，如果一旦完成这样的步骤，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A：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可以计算的过程，现在两亿多农民工，如果我们想把他们长期消费行为转到城里，必须解决他们城市里稳定的、有尊严的一种市民生活。那就是说我们在城里可以享受公共服务，我可以把我的家乡，把我的孩子迁到这里来，我可以把长期消费行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对现在的城里人也只不过是第二代第三代农村人，就是我的父辈也可能都是从农村来的，我们是经过两代人转入市民，经过这么长时间转入市里，为什么他们不能。如果他们能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把房子盖到北京，盖到上海，或者盖到中等城市或者中小城市或者在这里买房，两亿多，三亿、四亿农民进城以后，即使解决租房和买房的问题，会不会带动房地产需求？一定。如果他们买了房子，意味着是不是我们的住房相关的支撑品的工业幅度，消费会大幅度的增加呢？他们孩子要在城里接受教育，他们要在城里享受医疗，会带动整个服务业的增长，也会带动工业支撑品的增长，这种消费需求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同时他们进城了，几亿农民进城了，集中改善城里基础设施，来解决整个居住生活条件的供给的问题，是不是也是一笔巨大的投入。这种投入他会带来我们整个国家内需的增长，这是显而易见的。

Q：正如您所说，大家谈到城镇化的时候，真的有诸多的误解，尤其是刚才所说的很多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可能把城镇化理解成新一轮的大量的投资、建设的过程，甚至也有学者说，城镇化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下一轮强劲的引擎，可以保证中国未来更长时间的高速的增长的状态。但是也有批评的声音，其实那将带来重复的无效的投资，尤其是运动式的建设可能会是灾难，您怎么看待这些观点？

A：这里可能就存在着两种认识，一种认识是地方的认识，是传统习惯性的认识，他就想城镇化就是城市建设，对学者来讲，城镇化就是文明水平的提高，就是锦上添花的过程，当然了，结果和我们想象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些制度问题，如果我们还遵循地方的传统思维模式来推动城镇化，当然是一个灾难。前几天去了河北一个县城，县城就8.9万的人口，加上外来人口十一二万，可是规划面积70平方公里，工业区30平方公里，居住区40平方公里，如此大的浪费，形成如此的城市环境，怎么可能让农民进来呢？

Q：有人住吗？

A：有人住，十几万人，十几万人，用了70平方公里，我们现在建设部规定，我们城市应该的理想化的人均占地标准是100平米，他是600多平米，这种资源耗费是巨大的。

Q：可能就是空城？

A：不是空城，基础设施压力非常大，严重浪费。按照现有的地方官员或者一些学者来理解的城市化，他可能就会走向这个方向，包括现在看到很多中等城市都是这么一个结构，这么一个格局，我们有很多省会城市，中等城市都在这么建设城市。当然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但是他并不了解中央提出这个政策，新型城镇化有两个基本要点，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转变。所谓数量型增长，关键是农民市民化这个过程要完成，进城不光就业，要定居，要解决公共服务。第二从粗放型成长向集约型转变，意味着城市发展模式，要从原来的摊大饼式形象化政绩化的工作，转向来解决老百姓生活的问题，解决人口密集提高，解决资源浪费的问题，这两个是中央提出城镇化很重要的观点。

经济学家不了解中央政策，看到了这些现实，认为所谓城镇化可能就是城市建设，真正中央提出这个东西从没有讲过城市化就是城市建设。讲到城市健康发展，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布局，农民工稳步的市民化进程，包括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实现生态城市，低碳城市。这是中央提出来的。

Q：可是在中国有很多情况都是这样，中央提出政策的动机总是好的，到了地方执行的层面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歪曲和误解。

A：我们现在提出要改革，要提出推进城镇化措施一系列的改革，恐怕要通过一系列的方法要解决怎么从中央到地方的贯彻落实，当然政策还没有颁布，在研究过程之中，但是它的核心内容和思想不会发生变化的，毕竟我们经历了30年高速增长，是矛盾积累，城市发展出现了扭曲的过程，这些扭曲的过程需要未来政府在未来政策中需要来调整，需要改革，来扭转的。

Q：您可以想见到的去扭转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官员对于城镇化的理解。和这种建设驱动的措施有哪些？

A：那么这些措施有这么几条，可能是大家都想得到的，第一个怎么样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因为我刚才讲过的所有这些是核心的，农民工市民化。

Q：我可能没有问清楚啊，有什么样的政策可以改变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的官员在城镇化问题上的态度，让他们以更多的动力来做跟人相关的一系列工作，而遏制他们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那一部分的动力？

A：首先一件事情，政策要点要清晰，指向要明确。

Q：但是可能利益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