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的来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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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文明的大跨步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极具猛增：大片森林和湿地的破坏、化石燃料无节制开发和利用、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等，造成大气中CO2浓度持续增高，并可能是气候变暖的直接原因。据统计，全球CO2浓度已比工业革命前增加了约25%，并以每年约0.5%的速度持续上升。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巨大，据统计，截止2005年，中国能源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为7219.2Mt，明显高于第二名的美国为6963.8 Mt，占到全球碳排放总量的19.12%，是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中国节能减排工作尤为重要。非持久性的土地利用变化对大气碳素循环平衡的影响，仅次于能源消耗，是造成全球碳排放量持续猛增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针对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研究，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的宏观层面，对人类活动造成的碳排放影响的区域分析，尤其是区域碳排放主要来源——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还待深化。本文以河北省为例，研究讨论不同利用方式对碳排放的影响，从而为深入开展碳排放的区域分析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概况

河北省地处华北、渤海之滨，位于东经113°04'～119°53'，北纬36°01'～42°37'之间，与鲁豫晋蒙辽五省接壤，是中国重要的棉粮产区和工业园区。全省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部为山区、丘陵和高原，其间分布有盆地和谷地，中部和东南部为广阔的平原，是中国唯一兼有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湖泊和海滨的省份。全省面积18.88 万平方千米，占全国土地总面积1.97%，总人口约7240万，人口密度较大。全省辖11个地级市，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较高，又毗邻北京和天津，人类活动对土地生态系统的影响较大，从而土地利用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较为显著，因此，分析该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碳排放效应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意义。

2 研究方法和研究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土地利用方式对碳排放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直接碳排放是指土地利用类型转变和保持带来的碳排放，间接碳排放主要指各类土地利用方式中人类活动对象承载的碳排放，包括土地承载、工矿用地消耗能源承载、交通水利承载和居民生活承载。受相关数据的限制，本文只考虑土地利用间接碳排放：耕地、林地和草地碳排放（汇），建设用地中居民生活能源消耗碳排放，建设用地中工矿交通水利等能源消耗碳排放。各类型碳排放（汇）系数主要依据已有研究所得经验数据：其中耕地利用碳排放系数考虑农业生产碳排放系数和本身对碳排放的吸收系数，进行差值，得出碳净排放系数；而建业用地排放系数考虑了生产生活对不同能源消耗，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综合碳排放系数[5-8]。

碳排放估算公式： （1）

其中：E——碳排放总量，g；ei——研究区i类土地利用方式碳排放量，g；Ti——i类碳排放系数，排放为正，吸收为负；各类土地利用面积，m2。

各类土地利用方式碳排放经验系数，见表1。

2.2 研究数据来源

采用河北省国土资源厅1990～2005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1990～2005年河北省能源消耗数据，河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以及部分来自《河北省统计年鉴》的数据。

3 结果分析

根据已有1990-2005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以及相对应的能源消耗数据，基于各指标的经验系数，利用碳排放估算公式，求算出河北省历年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碳排量（见图1）：（1）1900～2005年河北省历年碳排放总量呈现明显的上涨趋势，尤其是从2000年开始，由于土地利用类型由农转非、由林转工步伐加快，加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产生活对能源的消耗量急速增加，造成2000年后全省碳排放总量年涨幅率变大；（2）建设用地历年碳排放量在各种土地利用方式中所占比例最大，并呈逐年大幅增大趋势，碳排量3551.9～11504.9万t（1990～2005年），所占总排放量比例为92.1%～97.7%（1990～2005年）；（3）工矿、交通、水利用地碳排放量占建设用地总碳排放量份额达到91%左右，其余9%左右碳排放量来源于居民日常生活；（4）各种土地利用方式中，碳排放第二来源为耕地，由于耕地面积的逐年减少，耕地碳排放量也在逐年递减，碳排量304.76～ 271.88 万t（1990～2005年），在总碳排放量中所占份额也逐年降低，6.9%～2.3%（1990～2005年）；（5）林地作为主要的碳排放吸收源，由于1990～2005年间，全省植树造林、退更换林和绿化城镇政策的加快实施，林地面积363.36～439.29万hm2（1990～2005年），碳吸收量呈逐年增大趋势2096.59～2534.70 万t（1990～2005年），但由于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明显增大，导致林地吸收碳量占总碳排放量的比例从54.4%降至21.5%。

1990～2005年期间，建设用地面积逐年增加，相对于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建设用地面积仅有耕地面积的22.2%～26.9% ，但由于建设用地使用对象和特点，其对碳排放影响远远超过耕地，在所有土地利用方式中与碳排放相关系数最大，达到0.976，而耕地仅有0.231（见表2）。

从各类主要用地方式中碳排放和碳吸收强度来看：建设用地的碳排放强度最大，每增加1 km2 建设用地，会增加6.30t碳排量；林地碳吸收强度接近于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每增加1 km2的林地，可吸收5.77t的排放碳，相当于92%左右的建设用地碳排放，而耕地排放量不是很明显，1 km2耕地碳排放量为0.042t。

根据各类型用地所占的面积不同，参照各类土地利用碳排放量，估算各类用地碳源（汇）的边际变化，即各类土地利用面积每变化1%所对应的碳排放量（吸收量）的变化情况，见表4：土地利用方式变化中对碳源（汇）最敏感的是建设用地，其次为林地，而草地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最迟钝；林地作为碳吸收对象，碳吸收变化程度仅为建设用地的6.10%，而耕地的边际变化仅为建设用地的1.29%，可见建设用地变化是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而作为最主要的碳汇工具，林地面积的增加远远不能抵消建设用地增加带来的碳排放量的增加。

3.2 河北省2010年和2020年碳排放预测

根据河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耕地得到有效保护，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结构更趋合理，布局不断优化；节约集约用地水平不断提高，科学发展用地得到保障；土地生态环境逐步改善，京津冀生态屏障基本建立。依据各类土地利用碳源（汇）边际变化和个土地利用方式碳排放（吸收）经验系数，对河北省2010年和2020年碳排放总量进行预测，见表4：2010年和220年全省碳排放总量较2005年分别降低了16.8%和14.6%；根据总体规划，2010年和2020年河北省林地面积较2005年分别增加43.03和131.75万hm2，这对碳排放的吸收具有很大作用；虽然建设用地面积在逐年增加，但是增幅缓慢，所以碳排放量增幅相对较低；而耕地、草地面积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级别，所以碳排放（吸收）量没有太大变化。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根据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在所有土地利用方式中，建设用地和耕地是主要碳源，以2005年为据，河北省建设用地利用所产生的碳排放每年可达1.15×108 t，占到总碳排量的97%以上，耕地每年碳排量可达2.71×106 t，而建设用地碳排放量中91%以上来源于工矿企业交通水利能源消耗的碳排量；林地为主要的碳汇，对碳排放量的吸收每年可达2.53×107t，所以扩大林地面积对碳排放的吸收是很有必要的。

（2）在所有土地利用类型中，建设用地与碳排放量的相关系数最高，而根据1990～2005年历年碳排放量计算可得，每增加1km2的建设用地，将会产生6.3t的碳排放，而每增加1km2的林地，将会吸收5.77t的碳排放，所以林地在碳排放吸收中起到主导作用；基于土地利用对碳影响的边际变化分析， 林地作为碳吸收对象，碳吸收变化程度仅为建设用地的6.10%，所以就碳平衡来说，目前河北省林地面积和建设用地面积极不平衡，需要采取严格措施，保证生态平衡。

（3）通过对2010年和2020年土地利用碳排放的预测，可见2010年和2020年基于2005年碳排放量有明显降低，虽然碳减排有所成效，但碳排放总量还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所以要继续做好节能减排工作，调整土地利用结构的平衡。

4.2 调整土地利用方式降低碳排量的建议

21世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的矛盾凸显期，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土地利用不充分，从而加剧了人地矛盾。因此，必须建立低碳排、消除人地矛盾的土地利用结构。

（1）在严格保护耕地的基础上，节约集约用地，统筹各类用地。稳定耕地数量，不断提高耕地质量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转变土地利用方式，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加强建设用地空间管制，促进城乡用地统筹，不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与效益。

（2） 加强土地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合理进行植树造林活动，统筹安排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加强各类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保护与建设，促进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3）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促进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各类建设项目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密度、人均用地、生产用地比重、绿化率等控制指标，挖掘已有建设用地潜能，尤其是工矿企业用地，推进建设用地集约利用。

（4）提高能源利用率，调整能源结构。不断科技创新，提高能源利用率，实现减排。同时，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低碳排放替代能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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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01

一、引文

2006年，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做出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如果现在就开始采取强有力行动，我们可以以大约全球每年GDP的1%为代价，把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水平稳定在500-550ppm碳当量，并且认为尽早行动的益处远远超过不采取行动的代价，如果没有任何行动，那么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大约会增加到至少全球每年GDP的5%，如果考虑到更宽泛的影响，估计损失会达到20%或者更多，足以跟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比拟[1]。因此，对陕西省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本章主要利用陕西省历史数据，使用LMDI因素分解分析方法，对能源消费进行因素分解分析得出影响陕西省能源消费的主要因素及其历史贡献程度[3-6]。

二、碳排放的LMDI分解分析模型

依据LMDI分解分析方法的基本思路，碳排放可分解为如下几个部分：

其中， 为能源消费总量变化导致的总量变化效应

为能源碳排放系数变化导致的碳排放强度变化效应

为能源消费结构变化导致的结构变化效应

三、数据处理及实证分析

本章使用陕西省1995-2012年碳排放数据及能源消费量等数据，部分数据由推算得出，数据来源于陕西省统计年鉴。在本节中，能源碳排放系数是固定的，因此能源碳排放系数变化导致的碳排放强度变化效应为0。将数据代入公式2-1，可得出碳排放的分解数据，结果如图3-1所示：

1.能源消费总量效应

能源消费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并且目前国内对碳排放的估算是基于能源消费数据。从图3-2中可看出，陕西省碳排放量的变化主要来源于能源消费的变化，能源消费对碳排放变化的累积效应大部分年份超过了100%。此处之所以在对碳排放进行分解分析时纳入了能源消费总量的因素是因为，能源消费本身是受到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人口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通过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进一步影响到碳排放。

2.能源消费结构效应

从图3-1可以看出，从1995年开始，陕西省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的变化大部分表现为负效应，对减少碳排放的贡献值在不断增加。陕西省能源消费中煤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70%，因此能源结构效应对减少中国碳排放的贡献力不大。从图3-1可以看出，各年份能源结构的累积效应变化较小，趋于平缓。

四、结论

本文主要采用LMDI分解分析方法，对陕西省能碳排放因素进行分解。主要结论是：在对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分析后得出，碳排放量的变化可分解为能源消费总量变化及能源消费结构变化，通过导入能耗总量及能耗结构的的历史值，可计算得到各自对碳排放变量的历史贡献度。能源消费总量变化对碳排放总量变化贡献最大，并呈正向关系。能耗结构变化对碳排放总量变化贡献度相对较低，但呈负向关系，即能耗结构使得碳排放降低。

参考文献：

[1]Nicholas Stern.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UK，2006.

[2]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广东省低碳经济发展路径选择[M].华南理工大学，2011：06.

[3]巩芳，王芳.基于LMDI分解模型的内蒙古碳排放实证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J].2013：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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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4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7-0001-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7.001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快速工业化的关键时期，随着经济建设的加快推进，与之伴随的碳排放也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带来了发展过程中巨大的减排压力。尤其是随着近两年IEA（国际能源署）关于碳排放数据的，中国被推上了世界节能减排的风口浪尖。为了明确中国的低碳发展现状，本文运用历史的观点从经济发展阶段视角来分析研究中国的发展、碳排放特征。

1中国碳排放面临的形势

根据IEA近两年公布的碳排放数据，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年)从2007年开始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尽管IEA的数据只能作为研究参考，但是中国面临着碳排放的严峻形势却是不争的事实。关于本文数据来源和计量单位的几点说明：①第1部分碳排放数据是根据IEA2011年碳排放报告整理得到，其他碳排放数据根据CDIAC数据库的2010年6月份数据整理得到；②人口和GDP数据是根据GGDC数据库、Maddison的数据以及Eu Klems数据库整理得到；③本文的碳排放与CDIAC口径一致，均指化石燃料燃烧、水泥生产和气体燃烧的碳排放；④碳排放数据的原始单位为thousand metric tons of carbon，本文进行相应转换，未区分长吨和短吨；⑤文中美元均是1990年国际盖凯不变价；⑥相关详细原始数据和中间过程数据受篇幅所限未能详尽纳入；⑦文中所有图表均是作者根据所收集数据自行整理和绘制。

1.12009年碳排放总量的国际比较

中国目前的碳排放总量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美两国的年排放量远远高于排放总量前10名的其他国家。图1给出了2009年碳排放总量前10名的国家。除中国和美国两个碳排放大国总排放量均超过14亿t之外，印度、俄罗斯、日本、德国4个国家的碳排放总量在2-4.4亿t之间，其余4个国家的碳排放总量都低于1.5亿t。从2009年碳排放总量的国际对比来看，我国的低碳发展形势非常严峻。

1.22009年人均碳排放的国际比较

图2给出了2009年碳排放总量前10名国家的人均碳排放情况，中国以人均1.40 t的碳排放量在前10个国

①世界碳排放总量数据是将各大洲的碳排放数据加总得到，未直接采用CAIAC的原始数据。

②本文的数据分析中将墨西哥的数据纳入到了北美洲进行相关计算和分析，后文口径相同。

③本数据来自美国能源部二氧化碳信息研究中心，我们认为CAIAC对中国的碳排放统计与计算有夸大的嫌疑，对一些发达国家的碳排放统计与计算有低估的嫌疑，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从中发现中国的碳排放还是低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

图12009年世界前10名国家碳排放总量比较

Fig.1Comparison of total carbon emission of the

top 10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 2009

数据来源：根据IEA2011年碳排放报告整理计算。

图22009年世界前10名碳排放国家人均碳排放比较

Fig.2Comparison of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 of the

top 10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 2009

数据来源：根据IEA2011年碳排放报告整理计算。

家中位列倒数第2。除印度的人均碳排放低于中国之外，其他8个国家都远远高于中国的人均水平，美国的人均碳排放水平约是中国人均碳排放的3.3倍，加拿大约是中国的3倍。因此，尽管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巨大，但是中国的人均碳排放水平却远远低于世界主要碳排放国家。

1.32009年碳强度的国际比较

由于中国处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阶段，过去的图32009年世界前10名碳排放国家的碳强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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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排放；能源消费；黑龙江省

一、数据来源、计算方法

各种能源消费数据来源于2001～2010年《黑龙江统计年鉴》能源生产与消费中的统计数据。根据IPCC碳排放指南中公式和碳排放系数，能源消费碳排放量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A=∑Bi×Ci

式中：A为碳排放量，104t；Bi为能源i消量，按标准煤计，104t；Ci为能源i碳排放系数，（104t）/（104t）；i为能源种类，结合实际情况取2类，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下表。能源种类 原煤 原油

碳排放系数（104t）/（104t） 0.7559 0.7559

二、结果分析

（一）能源消费量分析

黑龙江省能源消费量逐年增长，由2001年的5830.8万吨标准煤增长到2010年的9666.8万吨标准煤，平均年增长率为5.95%，其中以2004年增速最快，增长率达到了19.1%。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指能源消费总量年平均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的比值。2001年至2010年黑龙江省消费弹性系数中2001年消费弹性系数达到了最低值0.31，只有2003、2004高于1，之后差距有所减少。然而从2005年开始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也开始逐年下降，表明黑龙江省在逐渐降低能源消费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黑龙江省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费量最大，2001～2009年间逐年增长，到2010年能源消费量达到最大值11032.5万吨标准煤，第二产业部门能源消费量均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4.19%，与2008年相比，比例有所下降，但仍明显高于其他产业部门。近年来第三产业呈现较快的增长速度，比重不断上升，这主要是由于生活消费和交通运输、邮电信业类能源消费量增长迅速。能源消费量最少的是第一产业，只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4%左右，但消费总量呈上升趋势，这主要是由于农业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导致能源消费量增多。

（二）能源消费碳排放分析

煤炭是中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统计数据显示，1980年～2006年在我国能源消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中煤炭的比率基本上均维持在80%以上，而世界的平均水平大致在35%～40%之间。2001年～2010年黑龙江省能源活动引起的碳排放量呈逐年递增，由2001年的7083.2万吨增长到2010年的8353.8万吨，年均增长率为0.2%。在各种能源碳排放量中05年之后原煤的碳排放量最大，2010年原煤碳排放量已达到5002.8万吨，占总碳排放量的60%左右，远远大于其他能源的碳排放量，但近几年呈轻微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以煤炭消费为主的能源结构直接导致煤炭的碳排放量高于其他能源的碳排放量，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在不断上升。

（三）工业部门碳排放分析

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在2001～2010年间逐年上升，为11374.8～12959.7万吨标准煤，总能源碳排放量为7083.2～8353.8万吨。其中原煤碳排放量为2764.8～5002.8万t，占能源总碳排放量的60%左右，原煤碳排放量比重总趋势逐年轻幅度下降，由此可见黑龙江省工业部门主要碳排放的能源是原煤。从产业结构看，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导致工业部门能源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占总排放量的60%左右。

三、碳排放因素分析

本文用SPSS19.0计算了人口、人均GDP与碳排放量的相关系数，见下表。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

如表所示，碳排放量与人均GDP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到了0.977，因此可以得出与他人研究一致一致的结论即经济发展是二氧化碳量增加的主要动力；与人口也呈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为0.594。由此可知，经济增长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因素；人口对碳排放量增长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四、对策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知黑龙江省碳排放还处在较快增长阶段，二氧化碳减排形势不容乐观。

（一）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面对人均的碳排放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现实，黑龙江省经济须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降低对原煤能源的依赖。

（二）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低碳型产业的发展

以最经济、高效、安全、清洁的可持续能源供应，以清洁高效的能源转换和利用，转变经济发展理念和经济增长方式。

（三）加强植被建设，提高碳汇能力

通过土地利用调整和林业措施将二氧化碳气体储存于生物碳库中也是一种积极有效的减排途径。（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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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所面临的会计问题主要是：碳排放权是不是企业的一项资产；如果是资产，企业应如何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企业拥有的碳排放权来源于两个方面：政府的无偿分配和企业在交易市场上自行购买的，对于政府无偿分配给企业的碳排放权应该如何进行会计核算；企业在交易市场上自行购买的碳排放权应该确认为何种性质的资产以及如何进行会计核算。以上都是未来碳排放会计发展所要面临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碳排放权的确认和后续计量问题进行探讨。

二、碳排放权的确认与计量

碳排放权对于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经济性质，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应按照碳排放权的来源分别对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进行探讨。

一是政府无偿分配给企业的碳排放权。包括：（1）政府无偿分配给企业碳排放权的确认。政府无偿分配给企业的碳排放权是无形资产，是与资产有关的政府补助。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碳排放权是一项资产，同时还具备无形资产的特征：碳排放权是经过有关部门签发的减排权证，可以单独出售或者转让，而且碳排放权所带来的利益具有不确定性，无法用固定或者可确定的金额衡量，因此，碳排放权可以划分为无形资产。政府补助准则规定，政府补助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但不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企业会计准则讲解》中提到：“政府对企业的经济支持主要集中在关系国际民生的农业、环境保护以及科学技术研究等领域”。碳排放权是政府为了保护环境无偿分配给企业的一种非货币性资产，因此，碳排放权是与资产有关的非货币性的政府补助。（2）政府无偿分配给企业碳排放权的初始及后续计量。政府无偿分配给企业的碳排放权作为无形资产时，其初始计量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在后续计量中企业按照实际排放量对碳排放权进行摊销，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确认为无形资产的碳排放权，不考虑减值；作为与资产有关的政府补助时，初始确认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量，计入“递延收益”，按照企业的实际排放量逐步转入当期损益（营业外收入）。（3）政府无偿分配给企业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1月1日，政府无偿分配给某煤炭企业12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当时碳排放权的交易价格为每吨0.0003万元：

借：无形资产――碳排放权 360

贷：递延收益――碳排放权 360

经过测量，该煤炭企业1月二氧化碳的实际排放量为10万吨；

借：环境费用――碳排放权 10

贷：累计摊销――碳排放权 10

借：递延收益――碳排放权 10

贷：营业外收入――碳排放权 10

“环境费用”科目是为了反映企业在保护环境方面所发生的支出，作为当期损益科目，在利润表中列示。

二是企业自行购买的碳排放权。包括：（1）企业自行购买碳排放权的确认。企业在交易市场中自行购买的碳排放权按照其持有的目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分配给企业的碳排放权不够时而购买的碳排放权，这类碳排放权属于无形资产，虽然是从交易市场中购买，但是依然满足无形资产的条件；另一类是企业纯粹为了近期内出售赚取差价，且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这类碳排放权属于交易性金融资产。（2）企业自行购买碳排放权的初始及后续计量。划定为无形资产的碳排放权，其初始及后续计量与政府无偿分配给企业碳排放权的计量方法相同，即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入账，企业的实际排放量进行摊销，计入当期损益，不考虑价值波动问题；划定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碳排放权应该按照碳交易所的价格指数，即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初始及后续计量。（3）企业自行购买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承上例：至9月底，企业已将政府无偿分配的碳排放权消耗完毕，因此，企业在碳交易所中以2元每吨的价格购买了50万吨碳排放权：

借：无形资产――碳排放权 100

贷：银行存款 100

10月初，碳交易所的交易价格为3元每吨，该厂经过分析认为碳排放价格到12月可能会升到6元每吨，因此该厂就购买了20万吨碳排放权用于出售赚取差价：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权60

贷：银行存款60

11月底，碳交易所的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升至5元每吨：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4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0

12月底，碳交易所的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升至7元每吨，企业将其出售：

借：银行存款 14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碳排放 60

――公允价值变动 40

投资收益40

借：投资收益 40

篇6

(一)碳排放会计定义　碳排放主要是温室气体中碳化气体(61％)的排放，这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在碳排放会计没有正式提出之前，其相关的概念，如排污权、碳汇、CDM等已有学者进行研究。

虽然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但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对碳排放会计进行定义。Tristram O.West，Gregg Marland(2002)对与碳排放会计密切联系的净碳通量(net carbon flux)会计进行说明，指出认清“净碳通量是指源头排放和汇清除(emissions by sources and removals by sinks)”是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净碳通量会计的重要一步。Climate Change Information Center(2003)通过说明CDM，对碳排放会计进行了定义，认为碳排放会计是通过源头和汇清除的方式，由碳会计记录、总结和报告碳排放量的过程。这些定义只就碳排放本身独立而言，还未形成系统的概念。Janek Ratnaunga，Stewart Jones(2008)提出了碳排放会计的体系概念：“一般将碳排放会计和碳固会计合称为碳会计，把碳会计作为一个企业实施碳排放管理的体系，即碳会计体系”，认为碳排放会计是构成碳会计体系的一部分。该研究不仅指明了碳会计体系研究对碳排放会计研究的有利之处，而且对构建碳会计规范给出两种主要思路：一是基于京都议定书框架下，与IPCC原则相协调的碳信用的会计规范；二是在温室气体协定书内(GHG Protoc01)对CO2排放分别进行计量和报告的相关会计问题，成为目前研究碳排放会计问题最具系统、全面的文献，也可作为我国学者初始研究碳排放会计问题的参考，如周志方、肖序(2009)对Stewart Jones(2008)的总结，以及Liu Qiang(2009)对中国碳会计发展的基本情况介绍与基于“只有在分清排放源的基础上，实施碳排放会计才是有用”的论断。可以看出，学者们一致强调碳排放其排放源头的重要性，这是碳排放会计客体研究的重点。综合而论，笔者将碳排放会计定义为：碳排放会计是以碳排放量作为客体对其进行确认、计量、报告，用以传递企业碳排放过程和减排情况的会计信息系统。

另外，由于缺少对碳排放会计的权威界定，导致目前一些研究将碳排放会计与碳会计概念混淆。碳排放会计与碳会计的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碳排放会计侧重于对碳排放所引起的会计内容，包括碳排放的分类、碳排放存货、碳排放计量、碳排放报告等。而碳会计其范围更广，除了碳排放会计的内容外，还包括碳固，以及一些涉及到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碳问题，如碳信用等。

(二)碳排教会计目的及实施步骤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实施碳排放会计，都需要有一个目标作为指引，激励全员为减排管理而努力。CCIC(2003)对企业实行碳排放会计提出三个方面的目的：一是建立有效战略管理GHG排放提供信息的需要；二是为企业参与到GHG交易市场做好相应准备的需要；三是企业服从政府在碳减排方面的相应管理。此外职业界的呼声也很高，ACCA(2009)政策执行总监罗杰・亚当斯基于对未来碳排放会计和报告准则的期望，指出建立碳排放会计准则可以让投资者、股东、员工和其他相关各方更容易地进行碳排放和温室气体测量，以了解企业经营表现。可见，企业碳排放会计的目的不仅是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要履行作为社会公民的责任：在政府政策的指导下实行碳排放会计，承担对气候变化、温室气体减排进行有效管理的责任，有利于利益相关者对减排信息的需求。

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排放目标设定、边界划分、排放量计算、排放记录和报告的真实与公允性这四个方面予以阐述。其中最权威、最系统的实施步骤指南是2004年WBCSD&WRI联合的《温室气体协定书――企业会计和报告准则(修订版)》。这份指南就GHG存货的核算和报告进行详细阐述，概括为五步：识别边界；识别所覆盖的排放源；选择一个碳排放计算的方法；收集活动数据并选择排放系数；应用计算工具估计排放量。对此指南规范划分了GHG排放的范围：直接GHG排放；电力间接GHG排放；其他间接GHG排放的划分。在计算企业GHG排放方面，指南将GHG排放予以量化，即GHG=A×EF，其中A指活动数据(activity data)，EF指排放系数(emission factor)。该公式简化了碳排放定量的研究困难，但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即公式的构成因子如何确定、确定的标准、数据的来源等。这些都可能存在主观估计的偏差，而指南中并没有给出说明。但不可否认的是，指南的颁布为目前企业GHG排放会计(主要是碳排放会计)提供了实务依据，如澳大利亚Carbon reduction institute、Gary Otte(2008)、Jolin Warren(2008)等的论述，其中Jolin Warren通过对苏格兰碳会计指南的收集、总结，不仅提出借鉴GHG协议的企业碳排放会计实施步骤而且强调全员为企业碳排放会计实施服务的必要性，指出只有整个企业的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经营目标向低碳经营转变，碳排放会计才能真正落实到企业中。

二、碳排放会计的不确定性问题

(一)不确定性的界定　国内外学者很早就对会计的不确定性，进行研究。奈特(1927)、科斯(1937)和哈耶克(1945)一致认为不确定性对企业存在和发展的重大影响性。美国会计学家亨德里克森(1965)提出会计不确定性的两个主要来源：一是与会计信息在未来持续存在的实体有关的不确定性；二是由会计在计量未来不确定事项时产生的估计不确定性。我国学者林长泉(1997)、李学峰(1998)、林斌(2000)、陈红，周映群(2004)、田建芳，丁君风(2005)等，对不确定性定义、分类，不同学科下不确定性表现，以及会计信息稳健性、会计假设与不确定性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承认会计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时将不确定性归纳为概率事件和非概率事件。他们的研究立足于传统财务会计，对会计信息系统内外部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但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新兴会计分支――环境会计逐渐发展，其会计客体上的不确定性日益突

出，碳排放会计作为环境会计中的一个新领域，将这一不确定性表现为当前碳排放对未来影响的确认、计量和报告。因此，碳排放会计的不确定性，可以说具有双重性：一是会计学科自身的不确定性，即会计程序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由会计估计、判断带来的不确定性；二是来自于会计对象(客体)，即不确定性经济事项(碳排放本身)导致的不确定性。

(二)碳排放会计不确定性的研究现状　以低排放、低消耗、低污染为核心特征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碳排放会计核算和报告的基础。但由于碳排放检测技术、标准的研究滞后，目前，碳排放会计还无法全面实施，WRl2009年的报告指出：如今世界500强企业中有60％采纳了温室气体协议下企业会计和报告准则所要求进行的GHG存货(主要是碳排放)核算、管理和报告。然而碳排放会计的不确定性主要还是因碳排放自身的不确定性所致。且目前的研究也以机构、组织为主。

加拿大环境咨询公司(2001)以林木业碳排放的管理为例，将碳排放会计中的不确定性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并量化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企业碳排量差量，包括对基年的碳排放量和项目碳排放量比较分析，研究不确定性影响下，这两个因素是如何影响企业利润。同时对木制品企业可能存在的9种参数依据不确定性类型划分，依次进行不确定性敏感测试，判别不同参数的不确定性敏感程度，为管理不确定性提供参考。Richard Clarkson and Kathryn Deyes(DEFRA，2002)从估计碳排放社会成本的角度来分析不确定性，认为不确定性是由于应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和边际成本法所致；并将不确定性分为两大类：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和与经济价值相关的不确定性。另外，WBCSD&WRI(2004)在其联合的《温室气体协定书――企业会计和报告准则》中提供了企业GHG排放(主要是碳排放)数据的计量、估计中不确定性解决的工具，将GHG排放存货的不确定性分为两类：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和估计的不确定性，其中估计的不确定性包括模型的不确定性和参数的不确定性，通过原则导向提供了各类不确定性相对应的解决方法。

与此同时，政府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如俄罗斯政府联合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2004)通过使用完全碳会计(FCA)计算1988～1992年俄罗斯陆地的碳通量，指出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会计方法比纯粹的自上而下会计方法更能缩小碳排放存货估计的不确定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的报告一技术摘要(2007)在阐述决策、风险和不确定性三者关系时，以一致性程度和证据量(独立来源的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对不确定性进行定性定义。虽然目前碳排放会计的不确定性研究还处在定性分析的阶段，但是仍有进步，如发现明确排放源头以及不确定性根源是不确定性解决的依据，故Jan Bebbington and Carlos Larrinaga-Gonza'Lez(2008)对气候变化的内在产生原因进行分析时，指出温室气体排放的不确定性是温室气体本身的独一无二性所导致的，组织很难将其处理但可以通过“风险窗口”致力于不同利益相关者。同时指出研究者要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碳会计与会计责任共同研究的方法以及与碳账户设立相协调的规范研究来进行。Gregg Marland等(2009)在结合碳排放自身的不确定性与人为估计的主观偏差引起的不确定性基础上，认为不确定性在于对碳排放的估计，其中不确定性来源有两方面：排放形式的动态性以及全球排放影响的巨大、扩张性导致的不确定性；理解、估计全球碳排放、碳循环所需排放数据的数量不确定。此外，Gray(2002)、IPCC Good Practice Guidelines、Stem(2006)、周志方，肖序(2009)等也就碳排放不确定性产生的源头进行说明与分类，以便于披露碳排放不确定的信息，包括有益于不确定性的表内、表外披露，有助于不确定性在报告中的要素披露以及披露方式。综合而言，这些研究都还处在定性分析阶段，且更多地侧重于不确定性基础概念的辨析，而没有涉及如何解决碳排放的量化。这是目前碳排放会计研究的难点。

三、碳排放会计报告与鉴证问题及评析

(一)碳排放会计报告与鉴证问题　目前关于碳排放披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披露的信息质量要求、报告准则和审计、鉴证准则的标准化问题等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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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碳排放效率;随机前沿模型;中部地区;收敛性检验

据统计，2013年中国碳排放总量超过欧美总和，人均碳排放首次超过欧盟，我国的碳排放总量已占到世界碳排放量的29%。我国政府在2009年提出了在2020年单位GDP的碳排放量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但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占一次能源的70%以上，而且从技术因素和结构性因素来看，我国的能源转换和利用效率均低于发达国家，从而导致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在全球生态气候环境快速恶化的情况下，发展低碳经济且保护环境气候，解决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提高碳排放效率。早期部分学者采用单要素指标研究碳排放效率，但是杨红亮等［1］却认为单要素指标虽然简单易懂但会存在许多的不足之处，例如只用碳排放强度这个单一的要素指标来衡量碳排放效率，最终无法反映各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因为能源只有在与其他的要素结合后才能进行生产，并且碳强度还与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环境资源等相关，产业结构等的变化都会导致碳强度发生一定的变化，然而碳排放效率可能不发生变化;近年来大量的文献从全要素的角度出发，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碳排放效率进行了评价，比如屈小娥［2］从全要素的角度运用DEA测算了1995—2010年我国30个省份的二氧化碳排放效率。数据包络分析法是一种运用方程组求极值的方法，对碳排放效率前沿进行估算时很容易受到一些数据质量的影响，且研究我国碳排放效率的数据一般为宏观统计数据，有一定的较大误差，所以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得到的测算需要进行严格的检验，但是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不但没有将随机因素的影响考虑在内，而且不具有统计的特性导致不能对模型进行一定的检验。随着随机干扰项的引入，随机前沿模型更准确地描述生产者的行为，它首先假设偏离前沿的因素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是非负随机误差项，表示技术无效，另外一个是随机误差项，表示噪声的系统［3］。RistoHerrala等［4］基于前沿边界模型(SFA)方法对世界170个国家1997—2007年二氧化碳排放效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中国的碳排放效率低于世界其他国家。杜克锐等［5］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和面板数据测算了我国的碳排放效率，最终得出我国碳排放效率存在地区差异，且这种差异在不断的扩大。赵国浩等［6］基于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山西省1995—2010年的碳排放效率，并且对山西省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我国中部地区处于中原地带，是东西南北地区互通的必经之路。虽然资源比较丰富，工业基础相对较好，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层次不高，二元经济有大的反差，增加经济产值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再加上生产管理水平、污染治理投入不足等原因，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负面影响不能被生态环境完全消化和吸收，从而碳排放量较大。但目前有关我国中部地区碳排放效率评价的相关文献不多，本文以中国中部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出碳排放效率，对中部地区碳排放效率进行研究分析，最后提出因地制宜的对策建议，为中部地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节能减排提供决策参考。

1研究方法

1．1计量模型随机前沿方法(SFA)是考虑问题比较全面的效率估计方法。它主要是基于宏观层面的相关统计数据(对最基础的数据进行计算获得)，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测算效率。从该方法的基本原理来看，对碳排放效率的定义会更加直观，更能贴切的评价生产活动中CO2的排放绩效，这也是本文选择该模型作为研究方法的重要原因。在有关效率估算的定量研究中，一般运用生产函数模型，来反映生产投入与产出函数量之间的关系。Aigner，Lovell和Schmidt(1977)［7］以及Meeusen和VanDenBroeck(1977)［8］分别独立提出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起初该模型并没有处理综列数据的能力，但是Battese和Coelli(1995)［9］在1992年提出了一个针对那些综列数据的随机生产模型，通过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来确定前沿边界，使该模型在处理跨时间段的数据成为了可能，极大的提升了应用范围。本文基于随机前沿模型，采用了较为灵活的超越对数函数，通过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来确定前沿边界。

1．2数据来源本文的样本选择了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中部地区的6个省际的面板数据集，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可比性，样本观测区间设定为2001—2014年。生产投入指标选取能源碳排放量、从业年均人数和资本存量，产出指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部6省历年统计年鉴。相关指标及其数据处理说明如下:(1)各省的GDP(Y)。各省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直接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然后在此基础上以2001年作为基准，将各省历年的GDP按照2001年的可比价格进行折算。(2)各省的固定资本存量(K)。资本投入以资本存量数据表示地区的资本投入量，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进行估算。在方法上本文将借鉴单豪杰等［10］的估算方法，以2001年的不变价格换算2001—2014年的数据，单位为亿元。(3)各省的从业人员(L)。从业人员直接选取了中国统计年鉴中中部地区各省的2001—2014的年末从业人数。(4)各省的碳排放量(TC)。统计年鉴中没有直接的碳排放量的数据，要用一定的测算的方法对能源消费进行处理，能源消费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在对碳排放量的测算上，本文采用了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测算方法，以下是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计算公式。

2实证结果与分析

2．1模型计算结果和分析基于随机前沿模型，采用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中部地区2001—2014年的碳排放效率，由Frontier4．1程序运用其中的最大似然法来估算得出各项参数，参数估算结果如表1所示，碳排放效率的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碳排放效率和劳动力的系数为正，资本的系数为负，即前两者与产出呈正相关，资本与产出GDP呈负相关;劳动力、碳排放量和资本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皆约等于0，说明对产出的影响都不明显。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1—2014年我国中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稳步上升。从中部地区六省近3年碳排放效率的平均值来看，河南的碳排放效率最高，湖南次之;安徽的碳排放效率最低，山西次之;中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平均水平达到0.738。从样本期间各地碳排放效率的演变趋势来看，中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变动趋势大体一致，整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中部地区6省的碳排放效率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而河南的碳排放效率一直处于最高水平，碳减排任务最为艰巨。我国中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平均值在2001—2014年间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中部各省区的碳排放效率差距正在缩小。

2．2收敛性检验收敛性分析在于检验不同地区碳排放效率的趋同与发散情况，收敛一般分为3种类型，即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1)σ收敛性检验对于σ收敛，测度的方法通常有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为了更进一步考察地区内部的差异，本文使用变异系数来对中部地区碳排放效率进行σ收敛性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中部碳排放效率的变异系数随着年份的增加不断的下降，且这种下降比较稳定，说明中部地区各省碳排放效率的差异在不断缩小，显示出明显的σ收敛特征，没有发散的趋势。(2)绝对β收敛检验采用Sala－i－Martin(1996)［11］的方法进行绝对β收敛检验，构造回归模型如下。其中ɑ是常数项，β是待估的收敛参数，ε为随机误差项，Eit、Ei0分别表示第i地区在第t年和初始年的地区碳排放效率，git表示t年间第i地区碳排放效率的平均增长速度。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若β显著为负，表明存在绝对β收敛。

为消除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的异常影响，我们将2001—2014年划分为3个时期，以2001—2004年工业碳排放效率平均值作为初始值，以2011—2014年工业碳排放效率平均值作为期末值，两个时间段的时间差距为10年，即式(4)中的t=10，绝对β收敛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可看出，中部地区的β=－0．68为负数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所以碳排放效率具有绝对β收敛趋势，即中部各地的碳排放效率趋于同一稳定状态，初始值低的地区碳排放效率平均增长速度高于初始值高的地区，存在落后地区追赶先进地区的发展趋势。(3)条件β收敛检验进行条件β收敛检验需要加入控制变量，为了更好地对中部地区碳排放效率进行分析，在此选碳排放效率的直接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能源消费结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等4方面。本文使用如下回归方程式进行检验。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条件β收敛检验(见表4)，中部地区的β值为负，且达到了1%显著水平。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碳排放效率存在条件β收敛，收敛于自己的稳态水平，由于又呈绝对收敛特征，表明中部内部各省份碳排放效率趋向于一个共同的稳态水平。产业结构对碳排放效率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第二产业占比越大，越有利于碳排放效率的提升;而在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量也会随着城市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同时，城市化进程中的技术创新和资源优化配置，对碳排放效率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水平还不是很好，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对能源的大量使用还是有很强的依赖性，特别是河南和山西，是煤炭的能源大省，因此在能源结构中煤炭的消耗量也是最大的，从而导致煤炭在整个能源消费总量中占的比重比较大，碳排放相对于其他能源也比较高，因此它对整个碳排放效率的提高起到了阻碍作用;技术进步的系数为负值，对整个效率的提高具有一定的阻碍，但不明显，由此可见技术进步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引进能够减少碳排放量的先进技术。

3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SFA模型测算了碳排放效率值，在2001—2014年期间，中部地区的能源碳排放效率均呈不断增长趋势，且内部省份的碳排放效率差距较小。在样本期间，中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平均值为0．738，说明我国中部地区能源仍有一定的减排潜力有待挖掘。碳排放效率越高的省份，能源碳减排的成本越高，碳减排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考虑不同省份碳排放效率的差异，测算与比较地区碳排放效率，可以为各地碳减排目标的设定提供参考。从碳排放效率的收敛性来看，中部碳排放效率存在σ收敛和β收敛，说明中部碳排放效率存在追赶效应与趋同态势，碳排放效率的差距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我国节能减排的任务要根据不同地区碳排放效率的差异来实施因地制宜的政策措施，从而能够更好地利用各地区节能减排的潜力，来实现我国在2009年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因此根据本文对中部地区碳排放效率进行的测算和分析，得出中部地区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减少碳排放量:(1)提高中部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从传统能源的清洁利用和新能源的发展两方面着手，从而提高能源的碳排放效率，降低中部各省的碳排放量。中部地区主要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应该积极引进一些新的先进技术，实现煤炭等传统能源的清洁利用。同时加快煤制天然气产业发展，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可通过利用煤炭大量生产无碳气体氢气，从而减少煤炭在燃烧过程中排放的各种环境污染物。(2)优化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引导高耗能行业健康发展，关闭一些耗能大、污染重的企业，控制高耗能行业的过快增长，运用低碳环保技术对煤炭、钢铁、冶金等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推动煤炭等资源型企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可持续化的方向发展，促进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3)调整中部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改变部分省能源结构单一的局面，向清洁能源转化。中部地区各省的现状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且煤炭又是中部地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因而调整能源结构对提高碳排放效率非常重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省应结合自身的发展情况和各自的资源优势，通过开发水电、发展风电、推进核电就地转化，与其他清洁能源相比，核电的供应相对比较稳定，且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可以用来满足基础用电的供应。转化核电的原材料用料相对比较少，不但减少了成本费用，而且也减少了运输产生的资源费，为交通工作减少了压力。在这些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开发中，还应该积极开发可以循环利用，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太阳能是一个新生能源，可称得上是绿色能源，太阳能具有成本低、无污染和可再生的特点，符合保护环境的理念，我们目前可使用的各种清洁能源中，太阳能的转换效率比较高，并且经济实惠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是未来新能源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杨红亮，史丹．能效研究方法和中国各地区能源效率的比较［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3):12－20．

［2］屈小娥．中国省际全要素CO2排放效率差异及驱动因素—基于1995－2010年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12(3):128－141．

［3］蒂莫西•J•科埃利，D•S•普拉萨德•拉奥，克里斯托弗•J•奥唐奈，等．效率与生产率分析引论(第二版)［M］．王忠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HerralaR，GoelRK．GlobalCO2efficiency:Countrywiseestimatesusingastochasticcostfrontier［J］．EnergyPoli-cy，2012，45(6):76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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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全面系统地揭示广西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以及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文章采用了多种指标，并使用了不同的衡量方法，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因素作了解析。文章选择的样本区间为1986-2010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广西统计年鉴。国民生产总值数据在文章中采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表示广西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数据来源于广西统计年鉴公布的当年GDP，单位为亿元，样本区间为1986-2010年，以2000年为基期。第一产业碳排放数据估算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四个行业，在第一产业土地利用过程中还会涉及到碳汇的问题，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学者明确的研究出土地利用与开发过程中碳汇的测量，因此在进行本次研究中将碳汇的影响忽略不计，重点对碳源进行深入探讨。

按不同的碳排放途径进行计算，第一产业的碳排放主要包括化肥生产的碳排放（Ef）、机械使用的碳排放（Em）和灌溉的碳排放（Ei）。则农业活动总的碳排放为：Et=Ef+Em+Ei这里采用如下公式来计算化肥生产带来的碳排放：Ef=Gf×A。其中Gf为化肥施用量，A为系数A=857.54kgC·t-1。农业生产活动中，农业机械采用如下公式来计算农业机械使用及操作带来的碳排放：Em=（Am×B）+（Wm×C），其中Am为农作物种植面积，Wm为农业机械总动力，B、C为转化系数，B=16.47kgC·hm-2，C=0.18kgC·kW-1。灌溉过程带来的碳排放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Ei=Ai×D，Ai为灌溉面积，D为转换系数，采用D=266.48kgC·hm-2进行估算。第二产业碳排放数据测算工业碳排放数据由于目前我国没有碳排放量的直接监测数据，当前大部分的碳排放量研究都是基于能源消费量、能源碳排放系数进行估算。如朱勤等基于能源消费碳排放系数、化石能源终端消费碳排放以及二次能源消费碳排放对碳排放量进行的估算。张雷、李艳梅等基于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和一次能源碳排放系数对碳排放量进行的估算。徐国泉等基于一次能源消费量、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对碳排放量进行的估算等，文章碳排放量采用以下公式进行估算:iiiiCESF其中，C为碳排放总量；Ei为第i类化石能源的消费量，Si为第i类化石能源对标准煤的折算系数，Fi为第i类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建筑业的碳排放估算文章运用环境经济学中较为常用的STIRPA模型，结合排放系数法，通过对我国1986-2010年建筑业的相关数据对其碳排放量进行核算，得到我国建筑业碳排放STIRPAT模型。进而计算出建筑业的碳排放总量第三产业碳排放量的测算中国第三产业能源碳排放数据无法直接获取，本研究依据IPCC(2006)提出的碳排放总量公式对中国第三产业能源碳排放进行计算:TC=ΣiΣjCij=ΣiΣjCijEij×EijEi×EiYi×YiY×Y式中，TC为第三产业能源碳排放总量，Cij为第三产业内部第i行业的第j类能源的碳排放量，Eij为第三产业内部第i行业的第j类能源的消费量，Ei为第三产业内部第i行业的能源消费总量，Yi为第三产业内部第i类行业的产出，Y为第三产业的总产出。

（二）数据分析

通过对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利用E-views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广西人均碳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得出:Y=0.154291+7.01E-05X-3.81E-10X2X表示人均GDP，Y表示人均碳排放量通过图形可以看出广西环境EKC曲线呈线性，且增长趋势不断放缓，说明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在缓慢减少。下面对各产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为了减少波动，消除数据中可能出现的异方差，对碳排放Y和经济增长X1、X2、X3分别取自然对数，得到序列LNY和LNX1、LNX2、LNX3，同时对四个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序列LNY和序列LNX1、LNX2、LNX3的ADF检验t统计量相应的概率值远大于5％、10％的检验水平，从而可以认为序列LNY和序列LNX1、LNX2、LNX3是非平稳的。序列LNY和序列LNX1、LNX2、LNX3的二阶差分序列dLNY、dLNX1、dLNX2、dLNX3的ADF检验t统计量相应的概率值远小于5％。因此可以认为序列dLNY、dLNX1、dLNX2、dLNX3是平稳的。协整检验为了分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人均碳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首先对四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然后检验回归残差的平稳性。得到如下方程：LNY=0.511560+0.159063LNX1+0.487892LNX2+0.051079LNX3+εt（2.0）根据D-W检验决策规则可知误差项很明显存在正相关，选用广义差分法对自相关进行处理：对原模型进行广义查分得到广义查分回归方程LNY=0.84702892+0.174530LNX1+0.482274LNX2+0.079003LNX3+εt（2.1）现对（2.0）式进行残差做ADF检验残差序列单位根检验t-StatisticProb.*ADF检验值-4.2213740.0002临界值：1%水平-2.6693595%水平-1.95640610%水平-1.608495从表中可以看出，残差单位根检验的t统计量=-4.221374，其相应的概率值p=0.0002，小于1％的检验水平，可认为残差序列是平稳的。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符合广西的实际情况，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碳基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碳排放必然增加。

二、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通过计量经济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从长期来看，广西三次产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第二产业的碳排放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第三产业。从短期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碳排放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调整力度，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动态调整机制。非均衡误差项的存在保证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广西区碳排放量随着经济增长有放缓的趋势，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放松对产业碳排放的治理工作，在三次产业的碳排放量中，第二产业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工业碳排放将成为未来治理碳排放的首要问题。

篇9

国内环境与经济问题研究起步较晚，理论方面始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源消费与环境约束的研究。王海建[1-2]分别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将耗竭性资源纳入生产函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讨论人均消费与环境质量的相互关系和稳态增长解。彭水军和包群[3]通过将环境质量引入生产与消费函数，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创新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李仕兵和赵定涛[4]将污染、环境质量分别加入生产和效用函数中，推导出了平衡增长的最优路径。

实证研究方面，首先是我国碳排放的时间和空间关系研究。彭佳雯等[5]发现1998-1999年和2006-2008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呈现扩张性负脱钩状态，2000-2005年期间为弱脱钩状态；此外，东部地区的脱钩现象较为显著，且有从分散到集聚的态势。魏下海和余玲铮[6]采用MoranⅠ指数作为空间依赖性检验标准，发现我国29个省市的人均碳排放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

其次是从产业角度研究碳减排。现有文献仅有通过三次产业划分来观察产业调整的碳减排效应[7-8]，由于分类简单而导致内部排放效用相抵的情况，分析结果不甚理想。

第三是碳关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郑春芳和赵亚平[9]认为如果欧美等国实施碳关税会增加我国高碳行业产品的出口成本，促使我国制造业出口额下降，进而改变商品出口贸易结构与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恶化我国出口环境。张茉楠[10]则认为碳关税的征收对我国外贸产业虽有以上威胁，但效应并不全是负面的，碳关税形成的强大倒逼机制可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作为外部动力刺激我国完成节能减排目标。

最后是应对欧美碳关税的策略。韩景华和张智慧[11]提出推进低碳技术合作与发展，改变进出口商品结构以引导出口贸易升级。朱阿丽[12]提出在国际层面开展“环境外交”，国内层面建立“碳税”自我约束机制的策略方法。不难发现针对碳关税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主要为规范经济分析，实证研究较少。由于缺少现实数据的深入剖析，提出的碳关税应对措施针对性与可行性较弱。

2我国产业实施碳减排的实证分析

将国内产业细分为九个部门，研究不同部门产业增长与碳排放间的联系，针对电力、交通、制造、采掘及商业为主的其他第三产业等五个减排重点部门，提出有针对性的减排策略。

2.1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2.1.1 数据来源

魏一鸣等[13]学者利用Divisia分解法测算我国一次能源利用过程中CO2的排放量，将其运用于能源消耗相关碳排放研究，得到较好效果。因此本文在研究我国各产业碳排放量时沿用能耗测算方式，具体方法基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温室气体指导方针，如公式（1）。其中，Ct代表该行业t时期的碳排放总量，ECi，t代表t时期第i类能源的消费量，EFi代表能源i的碳排放系数，Oi代表能源i的碳氧化率。能源碳排放系数与碳氧化率采用任洁和陈东景[14]根据《2006年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与2003年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各类能源碳排放系数的修正结果，见表1。

碳排放总量数据选取美国能源情报署统计的我国CO2排放总量实际数，美国相关碳排放数据也源自该处。为保持实证分析部分借鉴美国产业、贸易数据的对称性，中美两国碳排放总量均取1980-2010年度数据，共31对，由于我国2010年碳排放量数据缺失，本文以基于碳排放量对数序列为因变量、年份为自变量的三次幂拟合回归预测该值，方程形式选择基于我国30年碳排放量图型及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启发，拟合优度为0.977 5，预测我国2010年度碳排放量为85.24亿t。

本文GDP数据采自EPS数据平台。为去除物价水平带来的影响，选取实际GDP作为解释变量。鉴于GDP平减指数比CPI具有更广泛的计算基础，本文以2005年市场价格作为基准的GDP平减指数，计算实际GDP。中国产业增加值数据采自《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分行业能源消耗量数据采自《2011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进出口额数据采自WTO官方网站，中美间货物进出口数据采自国别贸易报。基于比较方便并减小计算误差，未特殊说明本文所有价值单位以十亿美元计，重量单位以百万t计。

2.1.2Tapio脱钩理论

脱钩分析是一种衡量环境压力与经济发展之间均衡增长关系的分析方法，由脱钩弹性系数表示。Tapio[15]在其论文中将脱钩弹性分解为产业发展弹性与产业排放弹性两部分，并衡量了欧洲1970-2001年间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沿用Tapio的分析思路，将产业碳排放脱钩弹性计算公式划分为能耗碳排放弹性与产业能耗弹性两部分，公式如下：

式中，C代表碳排放，VA代表产业增加值，EC代表能源消耗，t代表时间期。e （C， VA）表示产业碳排放脱钩弹性，e（C， EC）表示能耗碳排放脱钩弹性，e （EC， VA）表示产业能耗脱钩弹性。根据弹性的大小及变量增长率的不同可将脱钩分为八种状态，不同状态代表行业增长与环境压力间不同的连带关系。此外，本文还将此种方法延伸用于我国对美货物出口增长与碳排放量间的脱钩关系，以期考量受关税影响出口方面的碳排放特性。

2.2各产业碳排放与增加值脱钩性研究

依据我国能源统计年鉴各类能源消耗量产业统计分类，兼顾各产业增加值及碳排放程度，将我国产业分为九个子类。其中第 一产业概括为一类，称为农业；第二产业中工业划分为三类，分别为采掘业，制造业与电力、

煤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单独划分一类；第三产业划分四类，分别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生活消费行业及非属以上行业汇总的其他行业。2009年各产业碳排放与增加值脱钩性研究结果见表2。

以上脱钩分析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碳排放与能源消耗的脱钩研究，理想的强脱钩状态出现于能源消耗增加但碳排放量减少，主要用于考量能源消耗结构；第二层次是能耗与增加值间的脱钩研究，理想的强脱钩状态出现于经济增长但能源消耗减少，主要用于考量经济增长的能耗技术；第三层次为碳排放与增加值的脱钩研究，理想强脱钩状态出现于经济增长的同时碳排放量下降，主要用于考量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间的连带关系。

从能源消耗结构看，采掘业与电力行业的能源使用结构最不理想，使用正向高碳排能源转移；农业、制造业与零售餐饮业能源消耗结构保持稳定，碳排放量随能源消耗同步上升；建筑行业、交通行业、生活消费品及其他第三产业碳排放量与能耗之间存在弱脱钩，说明以上产业碳排放增速不及能源消耗增速，能源消费结构正在改良。这里的零售餐饮业指批发、零售与住宿、餐饮业，由于篇幅限制简写为零售餐饮业。

从经济增长能耗技术研究来看，采掘业的分析结果最令人担忧，为强负脱钩，说明该产业萎缩同时能源消耗却在上升；交通行业的脱钩研究结果也不理想，虽然行业经济总量在上升，但能耗增速却显著高于经济增速，即行业能源利用技术水平在下降；农业、电力行业、建筑行业、零售餐饮业的能耗与增加值处于增长连结状态，即行业能源消耗随经济增长稳步上升；生活消费行业与其他第三产业能源与增加值处于弱脱钩，说明以上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正在改进。

综合碳排放与行业增加值总体脱钩情况发现，农业、制造业、建筑业、生活消费行业与其他第三产业等多数行业的碳排放水平均得到一定控制，处于弱脱钩状态；交通业与零售餐饮业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稳步提升，能源消耗结构与利用效率没有明显改善；电力行业碳排放与增加值之间为扩张负脱钩，主要问题为能源消耗结构不合理；采掘业发展途径最不理想，无论能源消费结构还是能源利用效率均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总体来看，我国经济整体发展与碳排放量弱脱钩，即可以做到经济增长的同时碳排放总量的适当控制，但由于我国各行业尚未达到强脱钩状态，不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降低的双重目标。

2.3各产业碳减排重要性分析

通过产业碳排放与增加值的脱钩可知我国各行业减排问题关键所在，但由于精力与经济增长外在目标的限制，我们不能够对所有产业等量齐观地采取措施，而会将减排力量用于主要产业之上。通过2009年产业碳排放总量比、经济增长贡献率与碳排放强度三个指标衡量九大产业的减排重要性（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制造业与电力行业年碳排放量约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85%。为了减排的同时不影响我国经济正常增速，减排重点产业选择还应兼顾各行业的经济增长贡献率，我国目前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来自制造业与其他第三产业。碳排放强度衡量了碳排放增长与经济增长间的均衡关系，单位增加值碳排放最多的行业是电力行业与制造业。因此，从碳排放与经济增量两方面共同衡量，我国碳减排应主要关注制造业、电力行业与其他第三产业。

此外，由于美国碳关税是国内减排措施的递延，因此关税的征收也会倾向美国碳排放结构，对美国各产业碳排放量考量可以为我国有目的的减排提供标杆。美国能源情报署将碳排放总量分作六个部门统计，分别是生物质能源消费部门、商业部门、电力部门、工业部门、居住部门以及运输部门。表4为以月为单位的六大行业1973年1月-2011年10月碳排放量描述性统计表。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碳排放量最大的部门是工业部门，其次是居住部门，再次是电力部门与运输部门，构成美国碳排放总量的四大版块。经过40年的变迁，美国产业已逐渐从第二产业主导转向第三产业占有绝对优势，工业碳排放比重也伴随着工业占比逐年下降。截至2011年10月，碳排放量比重最大部门已被电力部门取代，其次是运输部门，排在第三位的才是从前碳排放主力工业部门，居住部门的碳排放量下降，已接近商业部门，而由于美国农业比重一直较小，碳排放量始终处于六大部门碳排放量排名末位。总体来看，只有工业部门的碳排放量在逐年减少，居住部门碳排放量波动性很大，每年末及下一年初都会出现周期性的碳排放量增加，电力部门与运输部门的碳排放量大幅度增加，生物质能源消费部门与商业部门碳排放量则小幅上扬。

从美国各产业中电力与运输部门是目前碳排放量最大的部门，可减排程度高，将会成为“碳关税”征收重点。此外，结合各行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采掘业、电力行业与交通运输业脱钩情况不理想，也应受到关注。加之各行业碳排放重要性分析结果，我国碳减排重点关注产业应为：电力行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采掘业与商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2.4重点产业碳减排的途径分析

2.4.1电力行业

电力行业经济增长贡献率虽小，但碳排放量极大，碳排放强度远高于其他产业。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性来看，碳排放总量增速高于产业增加值增速，由于产业能耗弹性处于增长连结状态，但碳排放与能源消耗间呈现扩张负脱钩，所以电力行业碳排放量过高主要源自能源结构不合理。表5为我国与日本发电来源结构对比表。

我国电力主要来源于煤炭火力发电，供电总规模近90%；而日本电力主要来源于核能，煤、油、气、核四大电力来源也较为平均，共同支撑全国约94%的电力供应。目前世界范围来看电力生产来源主要分为四类：其中火力发电碳排放影响最为严重，且产生大量粉尘，资源消耗巨大，也是我国电力生产的主要来源；水力发电需淹没大量土地，受季节影响较深；风力发电主要产生噪声、视觉污染，发电量不稳定；核能发电的以上污染虽小，但安全性有待提高。从碳减排以及保护环境整体角度讲，更推崇风能及核能发电。日本核能发电比例约为中国核能发电比例的13倍，这部分电力鲜有CO2排出，代表着新能源发电的地热、风能以及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也远高于中国，说明电力能源开发方 面我国已落后。此外，即使同为火力发电，煤、油、气的发电过程CO2气体排放系数也各不相同，三种化石燃料煤的碳排放率最高，而我国的电力来源却又主要依靠于煤。

电力来源能耗结构不合理是我国电力行业碳排放负担的主要方面，但硕大火电产业背后，能耗技术徘徊不前更使该问题雪上加霜。以生产单位千瓦时电力煤耗衡量能源利用率，多余煤耗意味着多余的碳排放。直至2009年我国火电供电技术仍不及日本1990年水平，每提供1 kW·h电量消耗煤炭比日本多33 g，参考《2006年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的计算方法，我国2011年1-11月全国主营业务收入2 000万元以上火电企业发电34 612亿kW·h，进而推算2011年由于火电能耗技术原因我国多排放CO2约8 500万t。

因此，对于我国减排重点的电力行业来说，减排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是能耗结构调整，在此基础上兼顾能源使用效率提高。初期调整火电能源的使用构成，提倡天然气等能源，逐渐降低煤炭的使用比例；中期主要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长期应从火力发电转向风能、核能为主导的新能源发电体系，从根本上解决电力行业高碳排问题，提升产业的竞争力。

2.4.2交通运输业

现阶段我国交通运输业碳排放总量与经济贡献率并不占有主要地位，但随着经济发展、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其重要性与日俱增，且美国现有碳排放量中交通运输业占有很大比例，势必会加强此类行业的监管。目前我国交通运输业发展环境并不乐观，主要问题出自能源利用效率方面，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间呈现扩张负脱钩。我国与日本各种交通方式运输能耗对比，客运方面汽车运输单位能耗远高于日本；货运方面，汽车、铁路与水运均处于劣势，交通运输产业能耗提高还有很大空间。交通运输行业碳排放控制的关键在能耗效率的提高，重点在公路运输上。

2.4.3制造业

制造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碳排放量也是各行业中最多的。从目前发展趋势看，碳排放与制造业发展间已出现弱脱钩关系，即制造业碳排放增速没有产业增加值增速快。

以钢和水泥为例，中国钢与水泥单位可比能耗均大于日本，但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已从1990年的每t钢煤耗997 kg下降至2009年的679 kg，水泥也从日本单产煤耗的1.63倍下降至2008年的1.23倍。

2.4.4采掘业

无论从碳排放贡献率还是经济增长贡献率，采掘业均不是碳减排控制的重点，但它却是我国目前低碳经济发展进程中表现最堪忧的产业。采掘业不仅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耗间呈现扩张负脱钩，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间甚至存在强负脱钩，使得该产业增加值下降，碳排放量却在上升。庆幸的是采掘业在我国产业中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但经济增长需要采掘业的健康发展做后盾，因此采掘业碳减排理应引起重视。

采掘业关系煤炭、石油等燃料能源的提供，关系钢铁、铝、铜等制造业的原料来源，其影响力延伸至经济行业各个方面，因此减排也需从我国整体减排视角着手。产业内部主要关注燃料能源开采、金属生产锻造以及含碳氢化合物的提取等温室气体重点排放行业的工作效率，充分利用煤矿中的甲烷气体；外部方面提高各行业资源使用效率以减少采掘需求，通过碳税、碳交易等途径促进低碳开采企业发展及高碳排企业转型。

2.4.5其他第三产业

被归为其他类第三产业的行业碳排放强度很小，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动力。由于其产值较高且对GDP增长贡献较大，行业微小调整都可引起减排的规模效应。目前，以商业、技术服务产业为主的其他类第三产业碳排放总量仍很小，且碳排放总量与产业增加值间是弱脱钩关系，即相比而言，其他类第三产业经济增长带来较少的碳排放增量，因此针对该类产业，我们倡导做好承接其他产业（尤其为第二产业中采掘、制造等行业）转移的准备，通过产业间调整实现减排。

3开放条件下出口产业减排与抗关税能力

贸易出口产业作为行业重要组成部分，是此次“碳关税”征收的主要对象。

贸易减排应对“碳关税”的重点在货物贸易。目前具有全面碳关税征收计划的只有美国，因此本部分出口货物减排分析也以美国为例。选取2009年-2010年美国自中国进口货物增加值前十五类商品作为研究对象，覆盖我国出口美国货物总额的96.44%。

从美国进口我国主要产品产值及增长情况来看，倘若“碳关税”对我国出口美国贸易构成冲击，出口下降最大的仍应当是抗冲击性较小的金属制品、化工与运输设备等，而纺织、机电类产品的需求下降不会很大。我国制造、采矿业出口依存度较大，若商品碳排放密度很大将来“碳关税”征收会产生巨大影响，另一方面，我国出口商以中小规模企业为主，统一减排管制难度大。

2010年我国对美国货物出口贸易与碳排放脱钩性良好，这与金融危机使得2009年出口下降货物囤积有关。2010年出口的货物部分由2009年生产并排放污染，以至贸易额增长同时碳排放增长很小，为避免此类影响，本文选取2009-2010年间跨越贸易增长与下降的一个时期研究脱钩关系。皮革、箱包、鞋靴等轻工业制品贸易与碳排放强脱钩，机电、纺织以及各种设备贸易与碳排放量弱脱钩，说明以上行业出口增长时，国内相应产业碳排放总量增长不及出口快，是可以促进减排的对美贸易行业。玩具、金属制品、化工产品、纸业、木制品等行业出口与国内产业碳排放强负脱钩，塑料、橡胶制品出口贸易与国内产业碳排放扩张负脱钩，说明以上行业环境污染比贸易增速更快。尤其金属制品与化工产品，当美国实际开始增收“碳关税”时，由于相对价格升高，出口量会迅速递减，但国内碳排放水平却不会随之下降。我国应尽早提高这两个产业的出口抵御风险水平并降低其碳排放密度。从行业出口价值占对美国出口总价值比重以及抵御风险情况看，机电行业是我国产业中较为推崇的出口产业，其出口增长时行业碳排放量不与之同步上升，“碳关税”开征前应鼓励该出口行业的扩张。

4政策建议

4.1采用新能源，发展碳减排技术

新能源消耗过程多不排放碳，由新能源代替一次能源可大大降低碳排放浓度。支持减排技术与倡导新能源相辅相成，广义上说新能源也是减排技术的一部分。减排技术前期研发资金需求大、效率低，后期使用阶段效益才会凸显，技术发 展存在障碍，我国可通过创立碳基金并提供有导向性的碳减排投融资支持，或由国家集中力量开发减排新技术。此外，技术引进也是短时间提高减排技术的有效方法。

4.2重视重点产业减排

我国碳减排应重点关注电力行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采掘业与其他类第三产业五类行业。电力行业减排重点在能源结构调整，初期主要进行火力发电燃料能源替代调整，中期提高发电技术、减少单位发电能耗，远景为新能源发电对火力发电的替换，实现发电零碳排。交通运输业减排重点在能耗技术，主要减排范围是公路运输，可引进国际领先节能减排环保技术。商业为主的其他类第三产业应保持良好低碳增长势头，做好采掘业、制造业等高碳产业转移承接工作。

4.3健全碳税与碳市场机制

健全碳税与碳市场机制，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可促使我国建立低碳、绿色产业结构，具体可通过增收碳税和健全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完成。应根据各行业的碳排放强度制定有导向的碳税水平，减排同时兼顾经济发展，对于碳排放较大却关系经济增长的产业施以适当高于减排技术改造成本的碳税，促进其技术革新及低碳转型；对于碳排放量巨大且具有可替代性的行业施以重税率，加快其产业转移；对于碳排放量较小的替代型产业以及新能源技术产业适当减免碳税，鼓励发展。此外，增收的碳税可以作为环境友好型企业的补贴，使低碳产业优势更加明显。碳排放交易机制方面，可由自愿性改为强制性，让高污染企业对外部成本负责，实现减排单位市场自由流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使清洁能源行业以及能效高、低排放企业可以通过排放权交易市场，激励企业自行减排。

4.4调整货物贸易结构

篇10

2019年，中国的碳排放量达到92.29亿吨，超过了美国和欧盟的总和，占全球总排放量的近1/3，是世界上碳排放增量最大的国家[1]。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要求，我国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承诺我国碳排放将于2030年达到峰值，203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2]。2020年9月，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我国提出，将努力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统计，建筑行业已成为全球三大温室气体排放源之一，排放了约40%的温室气体，且具有最大的节能潜力[3]。城市住宅建筑产生的碳排放占建筑行业碳排放的比例超过40%。2000年至2018年，中国城市住宅建筑产生的CO2排放量从2.891亿吨攀升至8.91亿吨[4]。目前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展了社区层面的碳排放核算。例如，黄建等对苏州一个新建社区的碳排放进行核算，核算内容为建筑能耗、交通、废弃物处理、水资源四大系统在使用阶段所产生的碳排放，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碳减排方案[5]。陈莎等对北京既有社区的能源消耗（用电、用气、采暖）、交通出行、废弃物和绿地碳汇的碳排放进行了核算[6]。但是CarbonReductionPotentialAssessmentofOldResidentialTransformation老旧小区改造的减碳潜力评估较少有研究对老旧小区改造的减碳潜力进行量化评估。结合目前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推进，在改造中增加低碳化目标并评估其减碳潜力，将对城市低碳发展有重要意义。

1研究方法

本文分别对老旧小区既有使用阶段的碳排放和技术措施的减碳潜力进行核算，核算清单如图1所示。首先从景观绿化、建筑单体、水资源、固废物和基础配套五个方面对老旧小区阶段的碳足迹进行核算，掌握老旧小区的碳排放现状。接下来，根据现场调研提出适用于老旧小区低碳化改造的技术措施，并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对技术措施实施后可能实现的碳减排效益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施加减碳措施所增加的物化阶段碳排放（主要指新增建材生产、运输、施工）、拆除阶段所产生的碳排放（主要指新增建筑垃圾的处理）和所能降低的运行阶段碳排放量。核算采用排放因子法（Emission-FactorApproach）进行核算，排放因子法是IPCC提出的第一种碳排放方法，也是目前广泛应用的方法[7]。即温室气体排放量由排放源的活动水平与相对应的排放因子相乘得到。核算公式如下所示：E＝∑Q×EF（1）其中，E为CO2排放量；Q为活动水平，活动水平数据量化了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活动，如居民生活电耗、气耗、水耗、绿地面积、焚烧处理的废弃物量等，该数据将通过实地调研进行采集；EF为排放因子，即每一单位活动水平所对应的CO2排放量，例如：kgCO2/kWh，kgCO2/m2草地面积等。各个阶段的具体核算公式和对应的碳排放因子主要参考住建部颁布的《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2019[8]；部分碳排放因子来源于相关文献[9-12]。

2案例计算

2.1案例概况

研究选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和睦新村作为研究对象。和睦新村建造于1988年，共有54幢住宅，现有3566户居民，建筑面积17万m2。以50年的设计使用年限为参照，该小区的剩余使用年限为16年。

2.2既有使用阶段的核算

本案例既有使用阶段的活动水平数据及其来源见表1。通过对住户进行抽样问卷调查获取居住建筑内部的电耗、气耗和水耗，共计咨询了64户；其他公共区域的活动水平数据通过总平面图、实地调研、咨询社区管理部门和参考行业统计值进行确定。按照所收集的活动水平数据进行核算，得到本案例改造前使用阶段的碳排放结果如图3所示。改造前使用阶段的碳排放为9721tCO2/年，单位建筑面积排放57.18kgCO2/（m2·年），人均碳排放为1155.1kgCO2/年。其中景观绿化碳汇抵消了-3.29%的排放；建筑单体耗能产生碳排放占比最高（84.17%），其次是固体废弃物处理（10.20%），水资源和基础配套的碳排放分别占8.62%和0.30%。从各活动水平的碳排放来看，最主要的碳排放源是居住建筑电耗、气耗和固体废弃物（大多数为生活垃圾）。

2.3减碳措施的核算

对该小区进行了实地调研，认为可以实施的改造措施包括建筑单体层面的节能灯具更换、太阳能光伏利用、屋面保温增设；水资源方面的雨污分流改造、雨水回收利用；固废物方面的垃圾回收处理和基础配套层面的节能路灯更换。2.3.1分项核算（1）建筑单体（a）更换节能灯具老旧小区内的单元楼道内灯具光源还存在白炽灯的使用，更换为LED节能高效光源能够降低能耗。假设原本为12W的灯具，日工作时长为8小时；更换为自动感应节能灯具，功率为6W，日工作时长缩短为6小时。则每年能够节约电耗34MWh。考虑灯具的生产和拆除所产生的排放，案例更换节能灯具的碳排放影响如表2所示，合计能够降低384.5tCO2，拆除阶段的碳减排来源于建材的回收利用。（b）太阳能光伏增设太阳能光伏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于建筑节能减排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在居住建筑中应用太阳能光伏系统，对于整个生态城市的建设有巨大价值[13]。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为推广建筑光伏系统提供了机遇[14]。假设屋面光伏可利用系数取0.5[15]，铺设发电效率为15%的单晶硅发电组件，光伏发电系统的损失效率为25%[8]，则使用阶段光伏系统的发电量可根据下式进行计算。（2）式中，Epv——光伏系统发电量（kWh）；I——光伏电池表面的太阳辐射强度（kWh/m2）；KE——光伏电池发电效率（%）；ε——光伏系统损失效率（%）；Ap——光伏系统面积（m2）。根据相关研究[16]，1m2光伏组件在生产阶段和使用阶段分别产生160.86kgCO2和4.93kgCO2的碳排放，拆除阶段的碳排放为-9.88kgCO2。该小区的屋顶建筑面积合计为32684m2，经核算，案例增设屋面太阳能光伏的碳排放影响如表3所示。该项措施在物化阶段产生的碳排放比较高，但使用阶段的减碳效益也更加显著，能够降低小区生命周期碳排放量17867.9tCO2。（c）屋面保温增设既有建筑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较差，能耗损失严重。增设屋面保温将对住宅供暖、空调能耗产生较好的效益。根据相关研究，若既有住宅建筑的屋面增设40mm厚挤塑聚苯板（XPS），采暖制冷能耗能够降低12%左右[17,18]。基于此，若在案例小区的改造中，增设所有居住建筑的屋面保温，将能够取得很高的节能减排效果，核算结果如表4所示，实现生命周期碳减排4340.4tCO2。（2）水资源（a）雨污分流改造由于建设年代较早，老旧小区的排水系统大多为雨污合流系统，造成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低下，降低了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效率[19]。对排水管网进行雨污分流改造，能够减少合流至污水处理厂时雨水处理所消耗的能耗，降低对环境的污染。本案例需要改造管网9000m，开挖、移除土方4648m3，回填764m3，当地年降水量1378.5mm。改造施工工艺，即开挖、移除土方和填土碾压平整的碳排放因子分别为1.05kgCO2/m3和0.99kgCO2/m3。经核算，案例进行雨污分流改造后能够降低小区生命周期碳排放368.6tCO2，见表5。（b）屋面雨水回用浙江省降水量较为充沛，具备雨水回用条件。此外雨水资源化还能提高城市的雨洪调节功能，具有良好的节水效能和环境生态效益。小区屋面雨水不直接与地面接触，污染小，并且可借助檐沟、雨落管直接收集利用[20]，在雨水路径的末端增设蓄水池、雨水处理设备收集回用雨水，可以用于小区内绿化及路面浇洒[21]。雨水回用的计算方法如下[22]：（3）式中，Wya为雨水年径流量（m3）；Ψc为径流系数，下垫面为硬质屋面，取0.9；ha为常年降雨厚度（mm）；F为计算汇水面积（hm3）。根据计算，案例的蓄水池容积为215m3，采用混凝土浇筑；年雨水回收利用量为23350m3。计算得到案例中增设雨水回用系统后的碳排放影响如表6所示，使用阶段的碳排放能够降低112.1tCO2，考虑物化阶段和拆除阶段，最终实现减碳量为84.5tCO2。（3）垃圾回收利用小区内垃圾收集较为杂乱，且垃圾收集点破旧，垃圾桶放在外面供居民投放，管理不佳。如果能够增加小区内垃圾分类宣传，严格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规范垃圾处理点，将能够提高小区内垃圾回收率，降低垃圾处理能耗。对案例小区内的23处垃圾分类收集设施进行更新，预计消耗主要建材包括混凝土12.7m3，混凝土砖7.3m3，页岩砖14.0m3。预计实施改造后，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能够提升14.53%。核算结果如表7所示，该措施在生命周期能够实现2294.3tCO2的减碳量。2.3.2综合碳减排效益六项技术措施在本案例小区产生的生命周期碳排放影响如图4所示。屋面太阳能光伏增设能实现非常可观的减碳效果，超过17000tCO2，其次是屋面保温增设和垃圾回收利用，实现减碳量超过2000tCO2，更换节能灯具和雨污分流改造的减碳量约400tCO2，屋顶雨水回用实现的减碳量相对较少。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案例小区在实施这六项减碳技术后共能实现碳排放降低25340.2tCO2，措施在物化阶段和拆除阶段产生了2518.6tCO2。碳减排效益主要来源于建筑单体的减碳（22592.8tCO2），其次是固废物，减少2294.3tCO2，水资源方面共实现了453.1tCO2的减碳量。案例小区实施这六项减碳措施后平均每年能够降低碳排放1563.8tCO2，减碳率能够达到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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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武汉市1996－2010年的土地利用变更数据、能源数据以及相关经济数据，通过构建碳排放、碳足迹模型，测算近15年来武汉市土地利用的碳排放量和碳足迹，并分析其碳排放量、碳足迹的变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武汉市建设用地碳排放量占碳排放总量的98％以上，在1996－2010年处于逐年增加的状态，2010年已达到1996年的1．4倍；武汉市的总碳足迹和人均碳足迹也在逐年增加，碳赤字较为严重。碳排放总量的不断增加主要是由武汉市建设用地不断扩大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和能源结构不合理造成。为此，武汉市不仅要控制建设用地的扩张，同时还应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能源消费结构。

关键词 ：碳排放；碳足迹；建设用地；能源结构；武汉市

中图分类号：F30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5）02－0313-05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5.02.015

气候变暖是全世界公认的环境问题，造成气候变暖的原因主要是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大幅增加。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给CO2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的中国带来了严峻和现实的压力与挑战［1］，掀起学术界有关碳排放研究的热潮。有学者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彭佳雯等［2］利用脱钩模型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碳排放的脱钩关系及程度；杜婷婷等［3］则以库茨涅兹环境曲线及衍生曲线为依据，对中国CO2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增长时序资料进行统计拟合得出中国经济发展与CO2排放的函数关系。也有学者对土地利用类型转变引起的碳排放效应变化进行了研究。如苏雅丽等［4］对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的碳排放效益进行了研究。对于土地利用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成果，主要是利用指数分解法对影响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的因素进行分解分析，如蒋金荷［5］运用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法（LMDI法）定量分析了中国1995－2007年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及贡献率。对于碳足迹的研究，赵荣钦等［6］计算和分析了江苏省不同土地利用方式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碳足迹。还有其他学者通过碳足迹计算模型，从碳足迹核算和碳足迹评价的角度进行了有意的探讨［7－9］。研究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碳排放效应，有助于从土地利用调控的角度控制碳排放。本研究以武汉市为例，分析武汉市土地利用碳排放和碳足迹，探讨武汉市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因素，为武汉市调控土地利用以减少碳排放提供科学依据，对武汉市构建“两型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研究区域概况

武汉市位于中国的中部地区、江汉平原的东部，地处东经113°41′－115°05′，北纬29°58′－31°22′。地形以平原为主，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截至2010年，全市土地面积为8 494．41 km2，农用地面积为4 270．45 km2，其中耕地面积为3 174．05 km2，林地面积为975．81 km2， 建设用地1 596．51 km2，未利用地面积2 627．45 km2。本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 762．20亿元，同比增长12．5％，位居15个副省级城市第五位。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为198．70亿、3 254．02亿、3 303．48亿元，比重为2．94％、48．12％、48．94％。人均GDP为68 286．24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 738．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 813．59元。全市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 959．04亿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碳排放测算模型

根据李颖等［10］、苏雅丽等［4］的研究，本研究基于各种用地类型的碳排放／碳吸收系数计算碳排放量，主要涉及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其中建设用地具有碳源效应，耕地上的农作物虽然能够吸收二氧化碳，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又会被分解释放到空气中，因此将耕地视为碳源［11］，林地和草地为碳汇。

碳排放测算公式［10］：

CL＝∑Si·Qi （1）

其中，CL为碳排放总量；Si为第i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Qi为第i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碳排放（吸收）系数，吸收为负，其中耕地、林地、草地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0．422、－0．644、－0．02 tC／hm2［12］。

建设用地的碳排放主要通过计算其建设过程消耗能源所产生的碳排放间接得到。这里的能源主要是指煤炭、石油和天然气。

建设用地碳排放估算公式［10］：

CP＝∑ni＝∑Mi·Qi （2）

其中，CP为碳排放量；ni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量；Mi为第i种能源消耗标准煤；Qi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其中煤、石油、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0．747 6 tC／t标准煤、0．582 5 tC／t标准煤、0．443 4 tC／t标准煤［12］。

2．2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碳足迹

碳足迹是指吸收碳排放所需的生产性土地（植被）面积，即碳排放的生态足迹［13］。净生态系统生产力即NEP是指1 hm2植被一年的碳吸收量，用来反映植被的固碳能力［13］，采用NEP指标反映不同植被的碳吸收量，并以此计算出消纳碳排放所需的生产性土地的面积（碳足迹）。森林和草原是主要的陆地生态系统，因此本文主要考察这两种植被类型的碳吸收［13］。根据赵荣钦等［6］、谢鸿宇等［13］的方法，首先计算出化石能源碳排放量，再根据森林和草地的碳吸收量计算出各自的碳吸收比例，最后由各自的NEP计算出吸收化石能源消耗碳排放所需的森林和草地的面积。化石能源碳足迹计算公式为：

其中，A为总的化石能源碳足迹，Ai为第i类能源的碳足迹，Ci为第i种能源的消耗量（万吨标准煤），Qi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Perf与Perf分别为森林与草原吸收碳的比例；NEPerf与NEPerf分别为森林和草地的净积累量。吸收1 t的CO2所需的相应生产用地土地面积计算结果见表1。

2．3 数据来源

能源数据与经济数据来源于《武汉市统计年鉴（1996－2010）》，武汉市土地利用结构数据来源于武汉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3 结果与分析

3．1 武汉市碳排放量

根据公式（1）、（2）和《武汉市统计年鉴》所查询的武汉市能源消耗量，以及武汉市历年土地变更数据，计算武汉市1996－2010年的碳排放量见表2。

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碳排放量来看（表2），建设用地的碳排放量占碳排放总量的98％以上， 由此可以说明建设用地为主要的碳源。同时可以看到，武汉市的建设用地碳排放量增加较快， 1996到2010年间，武汉市建设用地碳排放量增加了1 091．6万t，增幅为88．58％，碳排放总量也增加了87．21％。通过SPSS 19对建设用地面积与碳排放总量进行双侧检验，结果表明，在0．01水平下显著相关，可见武汉市的碳排放总量与建设用地的碳排放量走势保持同步。

在建设用地面积增加的同时，耕地面积在不断减少，但是耕地面积的减少对碳排放总量并没有起到明显的影响，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耕地的碳排放量相对于建设用地来讲数量太小，最高也只占碳源排放总量的1．6％；二是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不仅没有降低碳排放量，反而会增加碳排放量。

另一方面，武汉市的碳吸收总量也在不断增加，1996到2010年间增加了2．09万t，增幅为49．76％，其中占碳汇吸收比例较小的草地碳吸收量在逐年下降，但是林地的碳吸收量占总吸收量的90％以上，甚至有些年份达到了99％以上，且林地面积在不断扩大，林地的固碳量在增加，从而使得武汉市碳吸收量15年间不断增加。

3．2 武汉市建设用地碳足迹分析

由公式（3）计算武汉市1996－2010年的能源消耗碳足迹间接得到建设用地碳足迹，如表3所示。由表3中可以看出，武汉市的建设用地碳足迹逐年增加，在此期间，虽然武汉市的林地与草地的总面积有所增加，但是远远不足总碳足迹的增加速度，同时人均碳足迹由0．63 hm2增加为0．74 hm2，由此表明武汉市的生态系统不足以弥补能源消费的碳足迹。不同能源的碳足迹表明，煤炭的消费是引起总碳足迹增加的主要原因。表3也表明，森林的碳吸收能力比草地要强，碳足迹以森林为主。

3．3 影响因素分析

3．3．1 土地利用结构 不同的土地利用结构对碳排放量与碳吸收量都会产生影响。1996－2010年武汉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见表4。由表4可以看出，武汉市的林地面积不断增加，草地面积在减少，但是由于林地是主要的碳汇，因此武汉市的碳汇量随林地面积的增加而增加。耕地面积在减少，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加，且增加速度较快，一部分面积的增加是由于耕地的非农化，即耕地转为了建设用地，而建设用地是主要碳源，因此，武汉市的碳排放量随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而增加。

3．3．2 经济增长方式 现有的研究表明［10］，国家工业化，能源消费碳排放是最主要的排放类型，可占二氧化碳排放的90％以上。从上述武汉市碳排放量测算结果来看，能源碳排放占碳排放总量的98％以上。由此，应分析经济发展中能源消费带来的碳排放变化。

碳排放强度是碳排放量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是衡量温室气体排放的指标，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承认和反映其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贡献指标［14］。计算可知，1996－2010年武汉市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由1996年的1．88 t／万元下降到2010年的0．53 t／万元，下降了71．81％，年平均下降4.79％。根据何建坤等［14］的研究，要实现二氧化碳的绝对减排，碳排放强度的下降率要大于GDP的增长率。而武汉市1996－2010年碳排放强度下降率远小于14．54％的GDP增长率，这远远不能实现碳减排。

经济增长既需要资本的投入，也需要土地、能源等物资投入，若经济增长使得土地、能源等物资消耗加剧，碳排放量加大，则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加剧，显然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可取。为评判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可选用能源碳排放系数，即能源碳排放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反映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其与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具有同样的测量意义［15］。已有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一般都大于或接近于1，而发达国家则小于或接近0．5［15］。其值越大，说明能源碳排放增长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计算发现，武汉市能源碳排放系数达到了0．76，远远大于0．5。由此说明，武汉市的经济增长促进了碳排放量的增加。

3．3．3 能源结构 不同的能源其碳排放系数不同，三大能源中，煤炭的碳排放系数最大，天然气最小，石油居中。因此，煤炭的消耗量越大，则能源碳排放量越大。根据公式（2）可测算各种能源碳排放量，并得出三大能源碳排放量趋势图（见图1）。由于各能源的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量之间呈正比，因此，能源碳排放量的趋势与能源消费量的趋势一致。由图1可知，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量在1996－2010年间较为平稳，煤炭的消费量在1996－2002年间保持稳定，2002－2006年快速上升，2006－2009出现微小下降，2010年又开始上升，与武汉市碳源排放总量变化走势一致，煤炭消耗量占总能源的67％以上。可以看出，武汉市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

平均碳排放系数是指能源碳排放总量与能源消耗总量的比值，其变化能够反映能源结构变动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当低碳能源比例的增加时，平均碳排放系数将会变小。从图1来看，武汉市1996－2010年的平均碳排放系数较为平稳，在0．707~0．717之间浮动。以上分析表明，武汉市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

3．3．4 碳足迹影响因素分析 武汉市能源消耗总量在15年间由1 790．13万t增长到了3 352．96万t，与此同时，其碳足迹也由328．13万hm2增长到了618．78万hm2。能源消耗总量与碳足迹走势图（图2）表明，碳足迹随着能源消耗总量的变动而变动，两者呈现出高度一致的走势。

采用回归分析可以定量分析能源消耗总量与碳足迹的关系。本文以95％的置信度通过有关检验，其相关性如表5所示，能源消耗量与碳足迹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999 5，说明碳足迹受能源消耗总量影响较大。

4 小结与讨论

1）建设用地是主要的碳源，其碳排放量占总碳排放总量的98％以上。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是武汉碳排放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两型社会”，武汉需控制建设用地面积的不断扩大。同时，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通过集约利用缓解建设用地供求矛盾，实现低碳集约利用。

2）武汉市的总碳足迹和人均碳足迹在不断增加，虽然武汉市的林地与草地的总面积有所增加，但是远远不足总碳足迹的增加速度，表明武汉市碳赤字较为严重。其中，森林碳足迹和煤炭碳足迹为碳足迹的主要“碳汇”和“碳源”，煤炭的消耗是引起总碳足迹增加的主要原因。因此，增强生产性土地，特别是森林的固碳能力，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减少煤炭消费量，提高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消费比例，可以较好地降低碳排放水平。

3）1996－2010年，武汉市碳排放量总体上升。主要原因除了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加外，还受经济增长方式与能源结构的影响。较高的能源碳排放系数反映出武汉市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利于低碳经济的发展。建立低碳的能源体系，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是发展低碳经济社会的关键。

4）通过土地利用变化以及能源消费量的变化分析了武汉市的碳排放以及碳足迹的变化，但是在计算能源消费碳排放时，因数据的限制，仅考虑了化石能源消费所带来的碳排放，未计算农村生物质能燃烧带来的碳排放。同时，由于目前对碳足迹的概念和计算边界缺乏统一的定义，计算数据获取难度较大，碳足迹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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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东省旅游交通碳排放量的估算方法

准确计算旅游碳排放量比较困难，在既有的关于旅游碳排放量估算的研究中，主要有“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法”两种。“自上而下法”即直接估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业碳排放量;而“自下而上法”则是以分析到达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数据入手，根据对旅游行为的分类统计，向上逐级统计各个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各种与旅游相关的交通方式的旅客运输规模则用相应交通方式旅客周转量的9%来表示。在发展中国家，每人每天大约出行6千米，其中与旅游休闲有关的出行占不到10%，即每人每天大约有0.6千米的出行是与旅游相关的。一般来说，某一区域的经济水平越发达，其居民的出游意愿和出游几率也就越高。山东省是我国的重要经济强省和旅游大省，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全国各省份中名列前茅，以2013年为例，其旅游业收入占GDP的比重为9.48%，而当年我国旅游业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5.18%，结合石培华(2011)的研究结果，本文使用旅客周转量的9%作为与旅游相关的旅客运输规模，而计算所需的2000—2013年山东省旅客周转量来自《山东统计年鉴》(2001—2014)。另外，由于居民旅游所选择的出行方式多样化，根据2009年《中国旅游城市网誉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我国有35.6%的游客选择通过公路交通完成旅行，有32.7%的游客选择铁路交通，有25%的乘客选择航空交通，而选择自行车、水运等其他交通方式的旅客约占6.7%，本文使用以上数据作为游客选择各种交通方式出行的数据。

三、计算结果与分析

查阅历年《山东统计年鉴》获得2000—2013年山东省旅客周转量后，代入公式即可得到与旅游相关的各类交通方式的旅客运输规模，再根据公式，分别与相应的各种交通方式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相乘后，即可得到相应的旅游交通碳排放量，再将各种旅游交通方式的碳排放量进行加总处理，即可得到2000—2013年山东省旅游交通碳排放量，然后除以各年相应的山东省游客总数之后，即可得到2000—2013年山东省游客人均旅游交通碳排放量。游客人均旅游交通碳排放量、旅游交通碳排放结构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结果:

(一)山东省旅游交通碳排放量总体呈逐年增长态势

2000年山东省旅游交通碳排放量为0.848Mt，2013年增至2.924Mt，是2000年的3.45倍，年均增长9.99%。2000—2013年山东省旅游交通碳排放量的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2000—2003年和2010—2013年为缓慢增长阶段，2004—2009年为快速增长阶段。2000—2003年山东省旅游交通碳排放量增长缓慢，2001年旅游交通碳排放量增长率为8.31%，2002年为8.18%，2003年旅游业由于受到“非典”事件的影响，山东省旅游业收入和接待游客总数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旅游交通碳排放量同步下降3.93%。2004—2009年，山东省旅游业发展迅速，旅游交通碳排放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年增长率都在10个百分点以上。由于国务院在2009年提出要大力实施旅游节能节水减排工程，倡导低碳旅游方式，国家旅游局又在2010年进一步提出推进旅游行业节能减排工作的指导意见，山东省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同时响应国家号召，实施了旅游业节能减排政策，使得2010—2013年旅游交通碳排放增长较为缓慢，2013年仅增长3.32%，旅游业节能减排工作初见成效。

(二)山东省游客人均旅游交通碳排放量总体呈下降趋势

从游客人均旅游交通碳排放量来看，山东省游客人均旅游交通碳排放量总体呈下降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山东省旅游业无论是总体规模还是发展速度都位居全国前列，2000年山东省游客总数为7079万人，2013年增长到54714万人，是2000年的7.73倍，虽然山东省旅游交通碳排放量逐年上升，但山东省游客总数增长率总体上仍要大于旅游交通碳排放量增长率，这就使得游客人均旅游交通碳排放量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其中，2003年受“非典”事件影响山东省当年游客数量减少，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当年的游客人数增长率也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这就使2003年和2008年山东省游客人均旅游交通碳排放量出现短暂上升。

(三)航空交通和公路交通是山东省旅游交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为消除个别年份的数据对总体结果的影响，以2000—2013年各种交通方式累积的碳排放量来看，可发现各种交通方式中，公路交通碳排放占27.37%，铁路交通碳排放占12.38%，航空交通碳排放占57.67%，其他交通方式碳排放仅占2.58%;各种交通方式中，公路交通碳排放的年平均增长率最大，航空交通次之，说明航空交通和公路交通是山东省旅游交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这主要与山东省公路交通发达，航空运输发展迅速有关。以2013年为例，山东省8家运输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2884万人次，同比增长13.4%，同时公路交通是山东省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其公路建设遍布城乡，四通八达，截至2013年底，山东省已经初步完成了“五纵四横一环八连”的高等级公路网建设规划，形成了横连东西、纵贯南北、环连相通的大通道。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结论

通过对2000—2013年山东省旅游交通碳排放量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旅游交通碳排放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旅游交通碳排放量的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即2000—2003年和2010—2013年的缓慢增长阶段，2004—2009年的快速增长阶段。

2.除了2003年和2008年之外，山东省游客人均旅游交通碳排放量均呈现下降趋势。

3.旅游交通碳排放主要来源于航空交通和公路交通。

(二)对策建议

1.山东省可以借鉴国际上对交通业征收碳税的做法，适当提高燃油经济标准，对燃油、天然气等按含碳量的比例征收碳税，通过经济激励手段推动替代燃料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以达到旅游交通节能减排的目的。

2.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通过技术等手段降低航空旅游交通的碳排放。航空企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通过优化航路、截弯取直缩短飞行距离、精确计算所需携带的能源量达到合理配载、尽量减少地面滑行、提高空管效率、推广桥载设备、鼓励使用生物燃料等一系列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航空旅游交通碳排放量。

篇13

关键词：

企业碳排放；碳会计；会计核算；成本核算

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更为严格，温室气体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低碳生活成为国际各国的追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借鉴和学习国外的先进会计理论体系，并结合我国当前碳排放会计核算体系的发展情况，构建适合我国发展的碳排放会计核算体系，进而实现会计理论的实现。

一、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的定义及可行性分析

（一）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定义1、已有定义中的模糊性。在已有的定义当中，对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的理论界定上还有一些模糊，主要是对碳排放和碳排放权两者的区分上。在早期的对碳会计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从财务的角度着手，而且在很多资料中对碳排放和碳排放权两者的概念推出时间距今都不是很长，很多学者就认为其概念和原理与排放权、排污权等概念是相似的。所以在对碳会计的讨论只是在碳交易活动过程当中排放权的授予、交易以及取得的会计确认、计量等问题。而对碳排放会计的叙述则很少提及，随着会计的日益发展，以上的模糊性就愈发严重，因此目前对碳排放会计与其他概念的区分就显得越来越重要。2、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定义界定。美国会计学教授曾将和碳排放及交易等相关会计的问题称为碳排放以及碳固会计，也就是碳会计，而且也提出了规范碳会计的思路，从中我们可以得出碳排放的会计概念属于碳会计范畴中。企业在引入碳排放会计核算这一概念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碳排放会计属于碳会计范畴，和碳交易区别开来。本文综合相关理论将碳排放会计会计核算的概念定位：企业内部的会计专业人员，借助已有的专业水平，对相对独立的企业进行控制、监督碳的产生来源，并对其排放量进行确认、计量以及披露过程。

（二）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可行性分析企业在碳排放会计核算理念的普及需要首先对其进行可行性的分析，也是为了为碳排放会计核算寻求更多地理论依据。主要是源自三方面理论基础作为保障，分别是：相关法律政策的完善，这是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实施的基础，企业能够很好地实现碳排放会计也是对相关法律政策的积极响应；其次会计理论的完善，也是其实施的基础，目前我国对碳排放会计的理论还不够完善，现阶段企业对碳排放的事项进行核算和管理，只能依据传统的财务会计理论，因此尽快完善会计理论基础至关重要；最后则是技术性的基础，技术保障也是企业实施碳排放会计核算的关键之一。

二、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的问题

（一）原有会计核算假设的局限性原有会计核算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对碳排放的计量方式以及对环境价值的假设两方面。在我国碳排放会计核算的主要对象是温室气体，其具有独特的物力特点，并且碳排放和传统意义的经济事项不同，我们不能将碳排放只给予单纯的货币计量。除此之外碳排放和企业的周围环境紧密相连，在考虑碳排放对环境污染贡献值以及对企业经济影响的问题时，不得忽略环境的价值，但是在传统的理念当中，人们只是关心对环境的使用上，因此使得核算范围疏漏。

（二）企业碳足迹核算中的问题表现首先是对碳排放会计核算时怎样进行转化，碳排放会计核算的对象主要是含碳的化合物，那么怎样将含碳的物质转换成将会制造出多少二氧化碳，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文献明确指出；其次是核算标准多样性，由于现今国际上存在很多种的核算标准，企业在实施碳排放会计核算前要将其余标准进行确认，但是由于标准很多，很难找到切实适合自己情况的范式，这为以后的核算工作的进行带来很多不便；再次则是对核算范围的界定，由于核算范围的界定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并且学者之间各持己见，理论上的冲突，对以后的会计核算影响很大，并且也影响着最终的碳排放会计核算的结果；最后则是核算方法的选择问题，如何选择最合适的核算方法，需要企业确立一定的核算标准以及工作人员对企业实际碳排放量的理解以及分析。

（三）成本核算的问题企业碳排放成本核算问题的来源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分别为成本的确认以及分类。碳排放成本的确认的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由于目前企业对碳排放成本核算概念的不成熟，从而造成成本在流程和原则确认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一直影响到了整个碳排放的成本核算。一般对碳排放的成本分类包括时间、空间、成本的发生指向以及环境效果四种维度。选取不同的分类方式将会面临不同的复杂程度以及不一样的结果。企业碳排放的外部影响造成的内部化问题，比如说，怎样将企业的碳排放对其环境的影响程度或价值转换成企业经济运行的成本，并以货币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基于对碳排放成本概念的界定和理解上。

（四）信息披露造成的问题信息披露造成的问题分为三部分。第一没有确定的信息披露的框架进行指导或作为标准，造成信息披露框架的缺失；第二是信息披露的内容缺失，这一问题的来源主要是因为信息披露的整体框架缺失所造成的；第三是对信息披露方式的选择上，企业在对信息披露的方式进行选择时，主要依据两种思路：补充与独立报告。怎样选择企业的碳排放信息的披露方式也是目前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的问题分析

（一）核算假设局限性的分析对会计主体的假设，会计主体的立足点可以是一个企业的某个微观系统，而不能是宏观的全社会的会计系统，其反应的是有关碳排放的事项不能超越会计主体，除此之外碳排放会计主体不仅包括会计人员日常核算时所处理的主体，还需要保证和报告期的主体相统一，碳排放会计主体的假设是对其所描述的内容边界的界定。对持续经营的假设，这与会计主体的假设紧密相关，在碳排放会计核算的正常程序及方法来说，应该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在一定的计量范围内，碳排放的会计主体应当在保证自然环境资源充沛以及生态环境不被破坏的前提下，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二）碳足迹核算问题的分析对核算对象的计量转化问题，可以参考IPCC中给出的有关GWP的定义，将核算对象进行标准的转化，这样就可以预测出二氧化碳的释放量。对核算的标准进行分析，现今较为标准的核算主体分为三类，分别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温室气体系列标准、WRI和WBCSD联和开发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以及英国标准协会的PAS。经济主体的特定标的物二氧化碳排放造成大气当中温室气体排放量净增长量为零的一种状态，这样的标准为企业的外部利益相关者提供一定依据，用于检测企业实现碳中和的程度。碳排放会计核算的方法的选择尤为重要，企业会计人员应当试着量化整个企业运营过程当中的碳足迹，从而使得核算体系更为细化。最后是对核算范围进行规范，要对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量进行核算。

（三）成本核算问题的分析在碳排放成本确认上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源于对其定义的界定上。我们需要根据研究内容与目标，再做出合理的定义，对以后的计量奠定基础，对与碳排放成本分类的问题上，综合几种维度的优势，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对成本的概念进行合理划分，此种划分方式对现阶段企业的发展较为有利。其次成本的核算方法的选择也应该有益于碳排放成本内部化，目前存在两种成本核算方法，全生命周期法和作业成本法，全生命周期的方法的过程更为细化及量化，其计算结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工作量大，并且阶段的划分也容易产生误差。而作业成本的方法则是根据不同作业的动因对其进行分配，这一方法更为适合成本的分配。

（四）信息披露问题的分析信息披露框架的设定问题，是决定整个信息披露工作的关键因素。在很多会计信息披露过程中有些事项仍集中于文字性描述上，这种核算手段的缺失造成信息披露框架的形式单一，其次在对信息披露的内容设定的问题分析，这一问题的解决可以依据国外的相关理论，再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作出相应的反映。披露的形式的分析，从碳排放会计的角度，补充报告是将现有经济缺失补充到碳排放会计信息的账户中，独立报告则就将碳排放的信息和传统的财务信息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兼容性考虑进来，因此独立出来，编制独立的碳排放报告。

四、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体系的构建

（一）核算的对象及内容不同学者对碳排放成本的定义是不尽相同的，但是碳排放成本核算的对象和内容大致上相同的，主要涵盖了四个部分。1、碳排放成本的确认。当企业所处理的业务与碳排放具有一定联系的时候，企业需要按照流程对碳排放成本进行确认；2、企业经济业务所涉及的碳排放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必定有其产生的原因、环节和流程，因此就需要进一步的对碳排放产生的原因、环节和流程进行分析；3、根据实际情况对碳排放成本的计量方法进行选择和确定；4、碳排放成本的信息披露也是重要的一部分，最后一步就是将记录的碳排放成本通过报表披露出来。

（二）碳排放成本的确认确认碳排放成本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企业的该项业务必须与碳排放有一定的关系；二是该项与碳排放有关的业务必须能够造成企业经济利益的损害；三是损害的经济利益是可以利用货币计量的。与此同时，企业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损害的经济效益能否予以资本化，当损害的经济效益能够在未来生产运营过程中能够再次流入企业，那么予以资本化，反之如果损害的经济效益在未来不能够再次流入企业，那么应该予以费用化，其具体流程如图3-1所示。

（三）企业碳排放成本的计量一般情况下，企业碳排放成本的计量主要内容由核算步骤和核算方法两部分组成。企业碳排放的核算主要分为以下三步：首先，要解决的是组织及运营边界的确定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当属组织边界的确定问题，不同的企业对组织边界的界定是不同的，股权比例法和控制权法是现阶段最常用的界定方法，股权比例法比较适用于包含很多下属公司的企业，而控制权法的优势在于对组织实际控制的资源可以了解的更加清晰；与组织边界的界定相比，运营边界的界定要简单一些，运营边界界定的主要目的就是对企业产生的来源进行确定；其次，数据的收集整理。现阶段碳排放量的计量并不是直接测得的，而是由碳排放系数和企业的活动强度计算得来的，具体公式为：碳排放量（GHG）=排放系数（EF）×企业活动强度（A）。碳排放系数的实质是一种比例系数，指的是使没使用单位燃料所产生的碳排放量，企业活动强度的实质是企业生产运营过程中的相关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其中必须要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和代表性；最后就是碳排放量的计算。

参考文献：

[1]陆颖.“史上最重”雾霾袭击东三省今日影响还将持续[N].北京晨报,2013-10-22(08)．

[2]汤晓冬,张白玲.资源价值流转视角下的碳排放成本分析[J].商业会计,2013,4: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