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代化治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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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治理；社会组织；能力

一、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内涵

组织能力在管理学中与组织、组织绩效、组织的内外部环境相关。广义的组织能力体现在环境、输入、转化、输出和反馈各个环节；是指社会组织利用资源，形成、制定、组织和有效实施组织的愿景、战略、使命和目标，为社会提供非营利性质产品和服务，形成组织与环境的良性互动，获得竞争优势，确保组织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潜能和素质。狭义上仅指组织将投入转换为产出的能力，是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能力。为系统了解社会组织能力，本文从广义上理解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从主体讲，既涉及各级社会组织，也涉及社会组织的领导成员、会员；从内容讲, 既指推动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管理能力，也指社会组织履行职能完成任务能力。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包括：组织的基本制度的完善、组织与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和媒体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交流和互动能力，应对危机的能力、筹资能力、项目执行能力、公众动员能力，志愿者协同能力等，而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是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关键。

二、社会组织治理能力中的现状与问题

表1为香港《大公报》援引清华大学NG0研究所的调查，列举了非政府组织活动的主要分布领域。

表1 表现的社会组织的能力：一是一些行业协会承担了部分政府转移出来的行业管理和事务性工作，通过开展行业管理、行业服务、行业自律和行业维权等活动，弥补了政府和市场的缺位，促进了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二是一些学术性社会团体利用自身人才荟萃、信息灵通、知识密集、经验丰富的优势，奉献聪明才智，促进了经济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三是一些社会福利和慈善组织通过动员社会力量，筹集一定社会资金，实施社会救助，化解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公平，维护了社会稳定；四是一些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广泛开展社会公共服务，丰富了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五是一些专业经济协会通过开展农业技术和农产品产供销服务，帮助农民增产致富，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我国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仍存在很多问题。

1.内部治理问题

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是由志愿者组成的，对新型社会组织管理者和领导者行为进行内部约束和监控。由于我国志愿者的参与比例偏低，在我国新型社会组织董事会和监事会构成上也存在严重不足。很多民间机构要找到合适人员，形成一个规范的董事会或监事会是较困难的事。志愿参与的不足又进一步扩大了新型社会组织董事会和监事会对组织管理人员行为控制的难度。部分社会组织行为不规范，主观随意性较大。有的社会组织活动不正常，甚至名存实亡。有的不按时换届，长期处于无人理事状态。有的例会制度不健全，多年不开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只有一两个人在苦苦支撑。

2.人才缺乏

我国新型社会组织规模小、资源有限，无法吸引专业优秀人才加盟，相当部分社会组织，特别是学术性学会无专职工作人员、无专门办公场所、无开展活动经费的“三无”，领导班子年龄偏大、组织队伍老化、工作方法老套的“三老”问题突出。人才的瓶颈问题，制约了新型社会组织发展。同时，由于资金缺乏，待遇不优，公益组织还遭遇严重的人才流失。2010年《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显示，有56.5%的公益机构人员流失。NGO从业者月薪资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约占90%,2000元-3000元段最为集中，无固定收入和月薪资在1000元以下的占18.4%，近四成机构未给员工上社会保险。公益组织或是社会组织成员都缺乏参与社会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无益于新型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

3.资金匮乏

目前，我国企业、公民捐赠能力和捐赠意识较弱，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非常有限，政府购买服务的推行力度尚待加强，社会组织普遍面临资金困境。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2000年对全国社团组织抽样调查，“缺乏资金”被列为面临的诸多困难之首。缺乏活动场所、办公设备和人才，实质也是缺乏资金的另一种表现。由于组织身份的瑕疵，新型社会组织资金来源少的问题更为突出。

4.法制观念淡薄

少数社会组织法制观念淡薄，自律机制不健全，有的缺乏社会公益、社会责任、社会服务、社会诚信和自觉接受监督意识，且有不当营利行为，社会形象差，公信度不高。

三、加强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1.社会组织要加强内部治理能力

内部治理是是区别人员、资金、办公场所、设备等硬件设施的软件设置。内部治理主要包括规范的治理结构，完善的管理制度，科学的业务流程等。它是社会组织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科学、严格、规范的内部治理机制，是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组织提高自身能力的主要任务。

（1）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确立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是保证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组织架构的重点在确立分工与制衡的组织机制。主要组织架构应包括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

（2）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管理体系。管理制度是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核心内容。完善的管理制度是社会组织开展工作的依据，是规范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准绳。抓好社会组织制度建设，一是制订全面科学的管理制度，包括会员意愿反映制度、民主集中制度、重大事项公示制度、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内部矛盾处理制度等。社会组织是社会成员为实现共同意愿而自愿组成、按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会员意愿反映制度，是社会组织真正实现其宗旨的必然要求；民主集中制是实现社会组织目标的重要手段；重大事项公示制度是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有利于规范社会团体内部各参与者，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符合社会团体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内部矛盾处理制度有效处理内部各种矛盾，保证组织目标的有效实现；二是着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三是根据外部环境和工作情况的变化，及时修订组织管理制度。

（3）建立科学合理的业务流程。业务流程设置是社会组织内部治理重要支撑。科学的业务流程通过项目运行打破部门界线，建立PMO（以项目管理为核心）组织，按流程进行规范化操作、按项目发展配置资源。日常工作中，建立项目管理体系模型，为组织的持续发展和实现战略目标提供管理保障。

总之，良好的自律机制是社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内部治理结构是社会组织实现自律的重要内容。通过建立各自独立、协调运行、相互制衡的内部治理结构，新社会组织的自律机制必将日益规范，它的力量和作用也必将日益增强。

2.政府要支持、帮助社会组织提高治理能力

一要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政务公开机制、行政决策机制、社会舆论监督机制。

二要加强对社会组织引导与组织。党政有关部门要帮助提高社会组织的政治素质，积极开展社会组织的人才培训，提高社会组织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

三要明确社会组织的法人地位。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管理“规制匮乏”问题突出。虽然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管理条例》，民政部出台了《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等。但社会组织法律体系仍存在数量少、立法层次低、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导致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中，身份不明确，政府与社会管理得不到理顺，社会组织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所以，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大局出发，加快立法步伐，不断完善社会组织的法律体系。

四要加大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一是财政投入。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投入，包括对社会组织的人力与物力的直接投入，通过税收减免政策，或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方式间接投入。二是社会募捐。鼓励社会和群众对社会组织募捐。

3.政府和个人监督社会组织的治理行为

一要实现监管手段多元化。既要有法律手段，也要运用经济、行政手段。比如，完善社会组织的年检工作，建立社会组织年检、评估联动机制、社会组织信息平台，方便社会监督。

二要改革监管体制，逐步建构分类监管、行为控制和资源引导的新型管理体制，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诚信自律建设

三要完善现行社会组织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任何政府管制行为必须置于法制轨道下。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实现法治监管全覆盖，保证社会组织的监管不“越位”“错位”和“缺位”。

参考文献

[1]马庆钰,等.社会组织能力建设[M].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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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移民权益；社会治理；移民安置

自1912年我国第一座水电站——云南石龙坝水电站建成以来，我国水电事业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水电资源开发突发猛进，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电力保障的同时，还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水电资源开发不可避免地带来移民安置问题。从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和民主政治状况来看，自上而下的水电资源开发决策较多，并且移民搬迁安置各个阶段，移民参与相对较少。由于移民未能充分参与，对移民政策的理解度，对政府决策的支持度较低，出现了一系列移民安置问题。大量移民通过方式维护自身权益，“”不“信法”，通过向上级政府上访对当地政府施压的方式，引起政府相关部门重视。移民搬迁安置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再造的过程，涉及到社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等多个方面，再加上近年来因水电资源开发导致移民上访的人数、批次、案例逐年增加，增加了社会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管理”强调的是从上而下的“管理”，“治理”更加突出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更加突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更加突出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系统治理，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通过扩大包括移民参与在内的公民参与，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移民参与权是指由于水电资源开发的区域特殊、移民身份特殊等原因，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参与水电资源开发决策、规划、经营、接受教育培训、分享利益或得到补偿的权利。根据水电资源开发的具体工作程序、内容，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创造条件，保障移民参与权，确保移民以不同形式参与其中，使其由一个水电资源开发中的旁观者，成为一个参与者，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水电开发的各个环节，不仅对移民群众个人，而且也对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实现社会和谐、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 水电移民安置规划阶段

在编制移民安置规划过程中，编制单位要深入村庄（社区）、村民（居民）家庭等基层，广泛征求移民、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社会相关人士的建议，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在充分考虑移民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方针政策，反复修改完善直至大多数利益群体认可的规划设计方案。目前的问题是法定程序的缺失，规划编制部门受托编制完移民安置规划，没有法律规定必须征求移民意见这一程序。移民的知情权在这一阶段缺乏一定地保障。

移民安置规划方案的实物指标调查阶段是一个基础环节，决定了搬迁安置工作的组织和移民补偿额，受委托的调查机构要在深入调查基础上取得利益相关方的认可，避免后期争议。在淹没实物调查中，鼓励村组代表、移民等共同参与实物调查、测量、登记和统计工作。村组代表对村集体土地及财产，移民对其所有的房屋等财产进行确认。由于水电资源开发与少数民族分布的高度重合性，在制定移民搬迁安置规划时，注重水电资源开发中的民族宗教因素。要考虑宗教设施的搬迁安置费用，对于需要搬迁的宗教器物和设施，给予足够重视。依靠民族宗教部门、宗教代表人士和广大移民信众，出主意、想办法，妥善做好移民搬迁安置规划。

2 水电移民安置实施阶段

地方移民实施管理部门根据已批准的初步设计，做搬迁安置实施计划，再根据计划实施。实施阶段的工作繁杂，有组织搬迁、旧房拆除、场地清理、安置区基础设施与房屋建设、专项设施建设、资金管理及处理移民申诉、纠纷和协调各方面关系等工作。移民通过参与安置调查、规划、实施和管理，及时了解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积极参与生产、生活安置事项决策，有利于减少移民可能被欺骗的担心，减少对政府的不信任。可以选择移民代表全过程参与移民搬迁安置，参加与移民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协调协商会议，及时解决实施过程中的问题，确保移民安置质量、进度和资金得到有效控制。尤其是移民安置去向、安置点选择，移民补偿资金的兑现，移民村生产用地分配，宅基地分配，移民房屋重建等与移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应当征求移民的意见，取得共识后再实施搬迁安置。考虑到具有的移民精神寄托、宗教感情受到影响，可以按宗教教规安排一定的活动，安慰移民群众，满足其心理需求，减少少数民族移民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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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鹤壁市留守儿童问题，市委领导高度重视。市委有关领导专门听取了团市委关于留守儿童工作的情况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团市委十分重视关爱留守儿童工作，将其纳入重要工作议事日程，成立了以团市委书记为组长、副书记为副组长的关爱留守儿童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由学校部、权益部、少工委联合负责的工作小组，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工作机制。同时，各县（区）团委也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团市委与各县区团组织负责人签订了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关爱留守儿童工作责任书，实行定人员、定责任、定奖惩的工作责任制，将工作实绩与年度工作考评挂钩，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此基础上，团市委计划在全市各级团组织中开展以“平安留守.快乐成长”为主题的留守儿童关爱活动，对关爱留守儿童工作进行全面部署，确立了以活动开展促工作进步的基本思路，为切实做好留守儿童关爱行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创新方式，丰富载体

针对留守儿童缺乏有效家庭管理教育的实际情况，团市委计划鼓励动员基层乡镇、农村和社区的团干部担任留守少年儿童的“义务家长”，为留守少年儿童的学习、生活、安全等提供力所能及地、有针对性地帮助，给予他们亲情般的关爱。“义务家长”每季与留守少年儿童家长或监护人联系两次；“义务家长”每月与帮扶少先队员至少联系一次。“义务家长”在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重要节假日对帮扶留守少年儿童进行一次家访，力所能及地给留守少年儿童生活上一些资助；“义务家长”每学期与在外打工的留守少年儿童家长书信或电话联系一次，通报留守少年儿童情况。

三、立足职能，深入宣传

团市委立足自身职能，充分发动各级团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广泛深入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溺亡宣传教育工作。一是组织志愿者队伍进社区、进学校、进广场，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溺亡专题宣传；二是安排各级团组织动员公安、检察、律师等队伍中的志愿者、法制副校长等，分别前往各主要中小学，利用“法制课堂”“法制讲座”等形式，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宣讲；三是组织开展“两法一条例”宣传，让志愿者走上街头，通过展板和传单进行宣讲，让社会更加了解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四是利用宣传活动，抓紧中小学生在校时间开展未成年人自救自护教育，组织各学校团委、少先队开展防灾演练；发动志愿者前往贫困山区小学开展预防溺亡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并发放青少年自救自护教育卡通书、防溺亡宣传单等。

四、借力新媒体，扩大覆盖

一是以12355青少年维权热线为平台，采取组建专业工作人员队伍的模式，由法律、心理等方面的专家和志愿者为青少年提供法律、心理、维权、自护等方面的免费咨询服务和受理对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行为的控告、投诉。计划今年将开展一次面向留守儿童的热线仪式，配合新闻媒体介绍热线的使用方法和具体作用，扩大热线在我市留守儿童群体中的知晓度，切实保障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多种形式层次推进，深化留守儿童帮扶活动。二是充分利用团属微信、微博、网站等网络新媒体开展相关宣传工作。在团市委微信公众号“青春鹤壁”和官方微博进行不定期预防未成年人安全教育小知识，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吸引未成年人阅读，开辟专栏进行宣传，通过视频和图文宣传安全教育专题知识；同时组织各级团组织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播放关于中小学生预防危险、安全教育视频，扩大宣传范围，尽量多地覆盖广大未成年人，利用微信微博阵地每周开展未成年人保护“一法一条例”的宣传，通过网络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

五、存在的不足及建议

工作开展以来，我们虽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有：

（一）由于团市委人手力量不足、经费困难，在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存在覆盖范围不够广的问题。

（二）宣传形式比较传统，宣传手段和内容仍显单一在今后的防艾宣传教育工作中有待进一步创新。

结合存在的不足，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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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2020年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的通知》和《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全面深化平安建设工作的实施方案》要求，现将我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是及时与十四五规划编制单位对接，将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社会治理要素数据化、治理标准化、推进社会治理多网融合等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十四五规划中。

二是认真贯彻落实《省加强和规范守信联合激励 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省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严重失信联合惩戒实施办法》、《省工程建设领域评标专家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暂行办法》、《州诚信“红黑榜”实施方案》等系列文件，褒扬诚信、惩戒失信，推动形成“诚实守信、崇德向善”的良好社会环境。

三是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开工作。组织各相关部门业务人员及时关注天府信用、信用微信公众号，打造“信用”，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积极引导各相关部门及时在州信用体系建设平台规范填报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加强信用信息公开和共享。

下一步，我局将持续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全面深化平安建设工作，抓好牵头事项、配合事项各项工作，确保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有序有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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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矛盾纠纷方面：一是成立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及矛盾纠纷化解调解中心，定期举办法制讲座，宣传法律知识，及时进行矛盾纠纷调解：20XX年XX月，XX与XX因XX产生纠纷，连队立即联系经纬测绘公司及XX人员现场解决，及时化解了矛盾纠纷；二是严格落实重大事项“一事一议”、“四议两公开”制度，借鉴“枫桥经验”做法，有效发挥联户长、网格长作用，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经过全连共同努力，实现了无违法上访、无刑事案件、无、无黑恶势力、无公共安全事故等目标。

3、德治教化方面。连队始终坚持把德治作为连队治理的有效载体，以法治带德治，建立连规民约、红黑榜、“三包”责任等制度。成立以“XX”为组长，联户长为组员的美丽庭院评比小组，每月定期检查评比，张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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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

关于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借用美国文化社会学家E·希尔斯的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即使我们承认，每一代人都要修改前辈传递下来的信仰和行为范例，我们还必然会发现，大量的信仰过去被拥护，现在仍然被拥护，许多行为范例过去被奉行，现在仍然被奉行，而且，这些信仰和模式与近期出现的范型相互并存。”[1]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四层意思：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已发生“错位”，传统文化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二是传统文化有很大的稳定性，因而现代生活中仍存在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三是尽管现代生活仍继承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但这种继承不是一成不变的拷贝，而是有所修改的被接受并发展；四是现代生活在创造着新的文化。这或许可以用错位——继承——发展——丰富来表述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错位

现代生活是不同于传统生活的生存模式。适应传统生活而产生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这是由于传统文化本身以及时代都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从其本身来说，传统文化都有两重性，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落后、腐朽的一面；从其发展的不同时代因素来说，由于现代反差，传统文化既有适应现代生活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甚至阻滞现代生活的一面。由此导致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发生了错位。

（二）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挫折、甚至像五·四和“”那样的摧残而薪火不灭。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原因。从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上看，传统文化有其时代性，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但除去其含有的时代性因素，还包含着普遍意义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可以为现代社会所继承。例如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重视家庭、诚实信用、正义勇敢和爱国等等文化特质仍是现代人的生活信念。其次，对一个民族来讲，传统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现代生活的文化基点和历史条件。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生活都不能建立在虚无基础之上，而必须建立在一个被批判过的传统之上。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三）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发展

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不是原封不动、一成不变地传给下一代的，而是有选择、有创造、有意识的文化发展过程。有选择，是指现代人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细致的分析之后，选择其有现代价值的精华部分继承下来，抛弃其不适应现代生活的糟粕。有创造，是指通过对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重新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使其更适应现代生活。有意识，是指现代人作为文化创造和选择的主体，要有主体意识、自主意识、文化意识和反思意识等等，积极能动地、独立自主地接受和吸收传统文化并使之为自己所有。这样，经过现代人继承的传统就有了某种不同于它从前的特点，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规定性，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呈现着的文化传统，成为融入了现代生活并流传下去的传统文化。

（四）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丰富

现代生活也在创造着新的传统文化。现代人的生活决不是简单复制已有的传统，相反，它是指向未来的一种创造。在现代生活中，根据变化了情况，创造出我们传统中所没有的、崭新的东西，它们中具有遗传活性的就会流传下去成为新的传统，从而丰富了传统内容。

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与现化生活毕竟是不同的概念，因而存在着历史反差。现代生活是传统生活的延续，内在地包含有传统文化的某些因子。这些因子经过转化而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展现的传统文化，成为现代人的一部分，并且通过现代人的生活实践而不断丰富着内涵。总之，现代生活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方式的呈现、历史继承、现实创造与丰富发展，传统文化是现代生活的历史条件、文化基点与现实影响因素。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

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传统文化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简略说来，它作为社会整合的精神遗产、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道德建构的再生资源和生活观念的导向因素，对现代的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道德文化生活和贯穿三者之中的生活观念有着极大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整合价值

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社会成员之间的结合和凝聚是其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前提，借以凝聚的力量，既有经济利益的聚合力，又有种族血缘的亲和力，还有政治政权的控制力，但最根本的还是传统文化所产生的文化整合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整合力量对现代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传统文化可以超越地域、阶级、党派、种族、时间的界限，以文化为纽带，以思想为桥梁，产生巨大的而又无形的文化整合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文化中国”、“大一统”、“兼容天下”、“爱国主义”等观念，构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主要内容。正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和发展，增强了中国人的共识，形成了民族文化认同感，传统文化成为人们共同意识和自觉奉行的原则，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规范，由此出发产生出思维、行为的趋同性、和谐性和一致性。传统文化这种整合力，增强了中国人的本根意识，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的和自豪感。传统文化正是通过人们心理上的认同、感情上的拥戴、行为上的遵守，如同一只无形之手将人们联系起来，形成“同心同德”的社会整合力量，将整个民族的感情、意志凝聚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传统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现代经济之树成长的土壤，蕴含着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与动力。古有“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之说，甚至有人把传统作为调节社会资源的第三种手段。总结起来，这些潜在的动力因素包括：

(l)由“忠”引申出来的爱国精神，社会成员愿意为国家牺牲个人的利益，有利于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实施宏观的经济政策；有助于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体现全局性、利益统一性，减少外在经济现象，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

(2)以“孝”为核心的家庭关系，家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起着凝聚和传承作用，家庭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保持高储蓄率，家庭成员勤劳、互爱互助。这些为经济增长准备了必要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等要素。

(3)在忠孝的基础上，集体主义成为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从而有利于形成具有目标同一性的团队意识和企业精神。

(4)强调刚健自强。《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自立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利于激励和鼓舞社会成员发展经济、脱贫致富、自我奋斗、积极进取，不断开拓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5)强调“厚德载物”。《周易大传》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宽厚为怀、虚怀若谷、宽容大量的气度休现在今天，就是一方面善于竞争，另一方面善于联合，广纳博采、放眼世界、关心大局、以大局为重。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推动力，而且提供某种“制动力”，使中国经济不致脱离常轨，保证社会各方面协调运转。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市场游戏规则没有完全建立，导致经济生活中的种种负面现象，如某些企业唯利是图，某些个人为谋利不择手段，影响市场经济正常运行。而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些行为有种“纠偏矫正”功能，它的一些经济道德资源让参与经济活动的土体有了主观的自主的软约束，警戒人们不致失去控制，从而保证市场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地运行。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塑造公民现代人格的精神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典型的“德性文化”，其最有继承价值的部分就是传统道德。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为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的建构提供资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原料和营养。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阐发之道”值得我们借鉴。传统道德从最切近的孝锑之道引发出处理不同社会关系的伦理道德，由近及远富有感召力；还以人类普遍感受性为基础，坚持“推己及人”(《论语·卫灵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由己及人，容易引起人的共鸣；由小及大，由家及国及天下，层层推进。古人曰：百善孝为先，从古至今，孝道一直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伦理规范，是一切伦理原则的起点和核心，“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以孝为开端加以推广放大，阐发出孝敬父母、赡养老人、夫妻之间互敬互爱忠贞专一、长幼之间友爱恭让、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和睦相处、重视家庭、工作认真上进、遵纪守法、爱国等等优良传统。我们今天开展公民道德建设，要想使各项道德规范深入人心，取得实效，就要效法中国传统道德的“阐发之道”。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一种大伦理观，其“天人合一”思想为建立现代的生态伦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它的内容包括：把“仁爱”之心扩展到自然万物，对自然友善，尊崇自然，泛爱众生；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类，“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节俭而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做到不违时，“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文》)，“山林泽梁，以时禁发”(《礼记》)，这样才能得到自然的赐予和恩惠，达到天人协调，“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些思想与生态伦理学原则息息相通，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树立环保意识、政府确立经济及社会发展战略有一定参考价值。正是由于传统道德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思想，75位诺贝尔获得者才齐集巴黎发表声明：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总之，我们要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建设与现代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相适应的现代精神生活，就要汲取统道德文化的资源，补充现代人的精神养料。

（四）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观念的引导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考验，己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现代中国人要走向现代生活，心须具备现代健康文明的生活观念。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有三点对树立健康文明的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一是积极的入世精神；二是务实的实用理性精神；三是乐感文化精神。

所谓“入世精神”，就是关心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积极的入世精神，是以儒道法三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特点，它有利于树立积极的生活观念。

所谓实用理性精神，是一种普遍现实的生活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从产生开始就是一种以伦理思想为核心的实用理性文化。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就是适应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使用兼具、内外无二、本末一贯的“实学”。孔子“不语乱、力、乱、神”((论语·述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述而)))，其所学、所思、所论、所教都与社会实际生活有紧密联系。后儒们秉承着这一精神，无论是在行为方式或者是思想观念上，都体现出强烈的实践理性特质，“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一直是儒学固有的内在品质。正是在有着这种内在精神的儒学的熏陶下，数千年来，中国人形成了勤劳实干、践履笃实、不尚空谈、朴实坦诚、反对虚妄的务实主义的生活态度，才能“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远胜过其他东方民族。”[3]

所谓“乐感文化精神”是指一种乐观的生活心态。积极的入世态度和务实精神都是为了追求和保持今世的幸福与快乐。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持中”的思想运用到现代生活中就是一门高深的生活艺术，或说生活技巧，有利于树立一种辩证、开朗、乐观、健康的生活心态。“贵和持中”的思想是最具有东方色彩和充满生活智慧的理论。它运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上，“和”就成为了一种调和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深刻哲理。“和”不是没有矛盾，而是对立基础上的统一，多样性基础上的同一性，故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之言。如何才能达到“和”?中庸方能。中庸就是不走极端，而是“凡事叩其两端取其中”，无过亦无不及，这是圣人才能达到的境界。所以中庸不是折衷主义，不是简单的静态的承受，而是一种理想状态和在动态过程中对程度分寸的把握和选择，充满了辩证法的光芒。在复杂矛盾的现代生活中，在时间、空间与心态的交汇中要保持健康良好的心态，凡事不强求，讲求适度，力求理性自觉、主体意识去缓解人们因价值观念剧烈变革而产生的不适感和焦躁不安的情绪；以知足常乐、恬静自然去化解人们的迷失感、疲于奔命和不满足感；以传统的深沉感情去抚平人们的逆反心理、怀旧情绪。乐感文化是人们精神的“制衡器”和“减压阀’，，给现代生活以一定的启示意义。

另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其他对树立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的因素：如传统的俭朴、未雨绸缪、居安思危、量入为出等思想对现代消费观具有一定意义，其它如中国人独特的艺术审美观、重意境美与自然美、重精神享受等意识对树立现代闲暇观有可取之处。

参考文献：

1.李中华、张文定编：《论中国传统文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

2.吕希晨：《中国现代文化哲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姜汝真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阐释与现代价值》，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4.司马云杰：《文化价值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钱逊：《推陈出新：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于混奇、花菊香主编：《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角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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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性假设　文化管理　管理文化

 

    人类经济活动中人文精神的需求正变得越来越强烈，文化这一涵盖社会、涉及人类总体行为的综合性命题，早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经济领域的文化意蕴成了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全球范围内，构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热”。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以及企业家不得不从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和思考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一种新的管理模式一—文化管理成为知识社会管理的需要。

    1.管理理论中的人性假设

    任何一种管理理论及其实践均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逻辑前提，如何认识人的本质或本性，是管理学上理论纷争及其发展的本源。从西方管理发展历史来看，对人性认识假设大致经历了古典时期的“完全理性人”假设，泰罗“经济人”假设，梅奥的“社会人”假设，马斯洛的“自我实现人”假设，史克思“复杂人”假设。基于这些假设而产生了X理论，Y理论，超Y理论等多种管理理论。人性假设是对人性善恶的价值判断。判断不同，就引申不同的管理思想，现代西方管理学中较为流行的是三种人性假设-一“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

    “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在“经济人”看来，多数人天生懒惰，管理就是为完成任务而进行计划、组织、经营、指导、监督，管理的重点是提高生产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不必考虑人的感情和道义上的责任。在奖励制度上主要用金钱刺激人的积极性，同时对消极怠工者给予严厉惩罚。

    “文化人”理论认为，人的心理与行为由人的价值观等决定，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员工的价值观，而企业文化与企业所在国家民族文化密不可分。在企业文化运动中，美国人的理论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而日本人则在实践方面更加出色。在“文化人”看来，人是文化的产物，同一生活环境下的人具有共同的行为模式，人格的塑造最核心的是对人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的影响。一个人、一群人、一个组织形成自己的独特而稳定的行为模式十分重要，它是自身价值实现及影响社会、作用他人的前提。

    “文化人”假设着眼点在于管理模式的建构。威廉·大内考察二战后日本企业发展速度之所以远远超过美国，其原因在于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不同于美国企业，威廉、大内把这种模式称之为z型管理。主要特点是:长期雇佣职工，而不是像美国那样采用短期雇佣方式。缓慢地进行职务晋升。工作任务专门化的程度适中，不主张采用高度专门化的职业设计。对职工采取非正式的管理控制，但应运用十分明确的成绩测评手段。他们思想深处积淀的文化定势始终发挥着潜在的作用，制约着他们的观念和行动。

    2、对文化管理的思考

    2.1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再到文化人的假设是现代管理文化的升华纵向地申视西方管理学理论，是从科学走向人文，从科学管理到人文管理到文化管理，总的趋势是管理的软化。理性管理文化与非理性管理文化是管理文化的两个维度。“经济人”代表了理性管理文化，“社会人”代表了非理性管理文化，“文化人”假设符合现代管理对理性和非理性二者统一的要求。

    “经济人”假设把金钱看作是主要的手段来促使下属人员努力工作，而且创造一种促使人们只关心个人利益的竞争环境。这对各种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整体上看，这种人性假设对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相当大的负面效应。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生活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经济人”假设有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各方面的提高，“经济人”假设的作用也将会越来越小。

  与“经济人”假设相比，“社会人”假设意味着不仅要关心人的工作，还要利用物质的、精神的手段调动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但是“社会人”假设还没有把职工看作是有价值观念、有思想、有修养的人，因而难以使职工树立正确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不利于充分挖掘职工的潜能，进而进行创造性的思维和劳动，管理的绩效也将由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文化人”假设符合现代管理对理性和非理性二者统一的要求。第一，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都是从事智力活动的脑力劳动者，都是“文化人”。第二，“文化人”是高度理性和丰富情感的最佳载体。一方面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崇尚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另一方面，具有较高的艺术文化修养，崇尚自由和个人价值实现。

“文化人”假设中把人定位于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一方面尊重科学，把最新的科技成果用于管理中;另一方面把人类从高技术的压力下解放出来，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克服高新技术带来的价值失落和消极情绪，树立起个人自信和个人价值，找回精神支柱和文化归属。因此，在管理文化中，“文化人”是对“经济人”和“社会人”的辨证整合，也是一种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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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装帧 文化 设计 语汇

书籍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其本身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特质，一部书籍的装帧设计无法与文化分离。书籍装帧语汇中的文化内涵指文化的载体所反映出的人类精神和思想方面的内容，此内涵有着丰富的历史性、民族性及时代性，具体表现在封面装帧款式和造型的设计语汇中，无论是传统风格还是现代风格，无论是东方形式还是西方形式，都要以可视可感的外在形态向读者展示书籍中的文化信息。书籍装帧设计的内容必然包含着一定时代的文化内涵，反映出读者的生活品位和文化习俗，传达着鲜明而独特的民族性和历史性。这必然要求设计师既要对传统文化融入和继承，又要对不同民族文化的智慧、意境及内在精神深层次地领悟和发扬；既要体现时代文化设计与创意理念，又要预示和引导超前文化的发展趋势。

一、传统文化的特质与设计理念表达

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演化过程中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文化体系，是人类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

传统图形表达是现代书籍设计的重要内容，图形艺术从原始绘画的图腾开始，逐渐演化成两个重要分支，一支是由象形文字向表述化、抽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另一支则保持形象表现的特征，向结构式图形符号组合方向发展，将画面元素作为有意义的形式和符号，以传统的逻辑序列方式调整为变化的创意图形。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流传下来许多经典的图形纹样，如云雷纹、饕餮纹、龙纹、水波纹、火焰纹、编织纹、几何纹及原始宗教纹样等，题材涉及人物、动物、植物。这些纹样造型拙稚，线条粗犷，风格质朴生动，具有鲜明的层次和节奏感，也是现代书籍装帧语汇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设计元素。[1]

从装帧形式上看，传统书籍设计构图，往往是将文字、图形、色彩等进行常规的安排，其中文字占主导作用，图形、色彩等的作用是衬托书名。一般情况下，采取水平式、垂直式和倾斜式构成方式。水平式的构图，给人以平静、稳重的感觉，将书刊名水平排列能给整体带来平衡的作用；垂直式的构图，将文字进行垂直排列，具有向上、积极和刚直的特点，这是我国书籍的传统构图形式；倾斜式的排列，可打破过于平稳的画面，以求更多的变化，运用恰当有助于强化书刊的主题。另外封面设计的造型要适应阅读者的年龄、性别和文化层次的需要。对少儿读物形象要具体、真实、准确，构图要生动活泼，尤其要突出知识性和趣味性，一般配合夸张性、想象性、人格化、游戏性、幽默性等插图来进行设计创作。对中青年和老年人读物，形象可由具象渐渐转向于抽象，宜采用象征性手法，构图也可由生动活泼形式转向平稳庄重形式。

二、民族文化的特质与设计理念表达

民族文化是由居住在某一地域内的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并被世世代代继承发展、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的文化形式。其实民族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大概念，大至一个国家，小到一个村落，民族文化具体到每个不同的地域。由于传承和地域利益等关系作用形成的民族文化特定的地域范围，形成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包括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意识等。民族文化影响着每一个人，塑造着每一个个体，作为一个设计师，只有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下进行设计创意，才能确保在这个文化交融的世界里保持独有的个性和地位。在书籍装帧设计中，应将特有的设计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的表现方式联系起来。超越于常人的思维与价值体系的趋同性，以其五彩缤纷的不同设计形态，构成民族特有的文化载体与文化标志。如从我国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画像石、画像砖、蜡染、瓦当、皮影、剪纸、脸谱、漆画和年画等独特的工艺美术形式中去寻求设计灵感。

注重民族文化内涵的设计，还要强调书籍装帧设计本身的艺术个性和完整性表达，体现不同民族读者群体的审美要求。随着世界民族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民族文化多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形成，不同民族的文化思想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要求现代书籍装帧设计语汇须注重以不同民族文化审美趋势与要求为特色，注重体现以不同民族文化特质为本位的设计战略，注重吸收和借鉴不同民族的装帧形式和设计理念，真切反映出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情感心理和审美情趣。

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在现代书籍装帧中的运用，必然要经历再次塑造和提升，要赋予其新的生命和内涵，要照应现代读者群体的生活思考，既能积聚民族文化的内涵，又能释放当代的文化气息。要求在装帧设计过程中不简单地将获取的某一种民族元素堆砌成一个格局，而是要认真推敲，从书籍内容、思想主题、文化含义等方面全方位思考，从现实需求和大众审美出发，结合大众文化和艺术内涵对民族元素作适当的简化和调整，对装帧的结构、样式、材料和工艺进行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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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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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过程，本质上是权力运行过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讲是一个政府职能合理到位，政府权力边界清晰，公共权力不缺位、错位和越位的科学治理体系，是一个严格按照“依法治国”原则而运行的规则治理体系，是一个依据人民民主原则，实现人民群众民主参与政治过程的民主治理体系。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政府职能体系的科学化规范化界定，逐步实现政府的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体系，用制度保证权力的纯洁性，实现社会公正，达到“社会共治”。

因此，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有三个最重要的特征：一是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国家“权力体系”现代化；二是“依法治国”体系的现代化；三是“民主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可以说，合理的政府权力体系、依法治国体系和民主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合理化、现代化的本质内涵。

（一）合理界定的政府权力体系是国家治理的“权威主体”，是实现现代国家“多元共治”的关键环节。我们知道，政府权力体系的现代化，本质上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现代化，是政府的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限制政府权力，建立有限政府，是“政府现代性”的根本标志。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其职能的合理界定和边界的合理划分，决定着国家治理的质量。政府超出自己的职能范围对市场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不合理干预，将使正常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遭到根本性的破坏，带来大量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使政府处于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尴尬地位。与此同时，政府的不合理干预也会抑制市场和社会的创新性活力，使公平的市场竞争体系和公正的社会良性运行体系遭到人为的破坏，从而消解市场和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加大国家治理的难度。因此。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关键前提是政府的自我定位，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而不是一个全能政府，真正实现“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形成职能边界清晰的政府、市场、社会“共治”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放权或权力下放是指正确处理“政府间关系”，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及上一级政府与下一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权力下放的基本原则是权力下放到基层政府的财力能够承担的事项上，形成权责一致或财权与事权相一致的政府间职能划分体系，既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又强化基层政府的责任能力；权力下放的关键环节是地方政府要真正转变职能，真正把精力放到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上来，让经济社会发展真正成为惠及人民的发展。

分权是指权力向社会组织的有序转移，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条件，也是政府职能能不能彻底转变的最基本的制度保障。一个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就是自主的社会组织高度发达，具有承接政府权力转移的基本能力，并能通过“行业自律”实现自我监管，通过“项目管理”和“服务合同出租”实现承接政府的部分社会治理及公其服务职能，使政府、市场、社会的“共治”局面得以形成，并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二）“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根本体现。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是一个法治体系，是一个政府、社会、个体都按照宪法法律行为的“规则体系”。任何组织、团体、法人、个体都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之上。从理论上讲，现代化的法治体系是一个“立法公正”、“执法公正”和“司法公正”的权威体系。所谓立法公正。就是要按照《决定》的要求，“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提高立法质量，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所谓执法公正，就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所谓司法公正，就是“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可以说，能不能实现立法、执法和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能否稳定、持续、良性运行的关键环节，是消解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基本手段，是建设公平正义社会的根本保证，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三）“民主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保证。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根本特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坚持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实践中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可以说，人民群众民主参与改革全过程，让人民成为改革的主体。让改革价值和目标真正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是中国改革成败的关键，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总体目标的“基本抓手”。只有始终在改革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原则，我们才能最终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真正实现人民幸福安康，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般来说是指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能力、公其财政与预算能力和选人用人能力的现代化。具体来说，其实质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的能力建设：一是政府的公共精神或

“公信力”，二是依法行政或政府履行自己职能的“责任能力”，三是政府的“执行能力”，四是政府的“监督能力”，五是政府的“服务能力”。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都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结构决定功能，没有治理体系或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就不会得到有效的发挥和提升。

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一个具有崇高权威的政府。而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权威性”的基本前提，是国家治理有效性的根本保证。

（一）只有真正做到从制度安排上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建立一个科学规范、依法治国、健康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才能实现公共权力的“公共性”。也才能最终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新阶段，科学规范的权力运行体系是决策、执行和监督相互协调的基本制度保证；依法治国的权力运行体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表征；健康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是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关键环节。因此，建立符合“现代性国家”要求的权力运行体系是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但要保证权力体系的健康运行，一个基本前提就是首先要保证权力的纯洁性，使权力不敢贪、不能贪，真正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二）只有真正做到从制度安排上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建设廉洁政治，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让人民监督权力，就是要在权力运行过程中，真正通过制度平台和制度渠道实现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让人民群众通过制度保证民主地参与权力建设的全过程，只有这样权力才会得到有效监督，权力才不会腐败，才能实现廉洁政治，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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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地方政府；法治理念；民主理念；互动理念；服务理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国家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如何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目前中国学术界研究和探讨的热点课题。治理能力现代化应该是指治理主体具备了治理现代社会的能力，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向现代社会转型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引领现代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还能够使现代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在我国，治理的主体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是指政府具备了治理现代社会的能力。具备现代治理能力，必须具备现代治理思维、采用现代治理方法和手段，并达到现代治理效能。在现代治理思维、方法手段和效能中，治理思维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缺少了它，现代治理能力根本无从谈起。

在“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目标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是地方事务的具体组织者、推动实施者，对国家整体发展计划的实施和目标的落实起着关键作用。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地方政府更是关键一环。在“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目标视野下，地方政府应该如何更新执政理念、培养现代治理思维呢？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更新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新要求

从宪法层面上看，地方政府的权力主要有三项：一是行政执行权，即执行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二是行政领导和管理权，即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行政机关的工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共行政事务和行政工作，依法管理国家机关行政工作人员。三是保障权，即保护本行政区域内公有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等。地方政府通过实施以上权力，保证地方的稳定和发展，进而促进国家发展规划的落实和发展目标的实现。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经历了一个伴随认知深化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20世纪50-60年代为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20 世纪80-90 年代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20世纪末21世纪初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发展。党的十报告提出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发展目标和要求下，社会对地方政府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后，人民不仅对物质生活水平和质量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而且在充分行使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享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拥有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期待。因此，党的十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建设总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发展目标追求，提出要从源头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对地方政府提出了新要求，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具备如下能力去促进地方的发展。

首先，对地方经济科学发展的统筹能力和监管能力。地方政府在实施执法权与管理权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对地方发展规划的制定、对地方发展目标的引导与发展过程的监督，引导、扶植和推动地方特色经济、创新经济、生态经济的发展，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使地方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促进地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进而推动地方的整体现代化进程。

其次，保障和扩大地方民主能力。地方政府必须通过保障权、管理权的实施，保障人民的政治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的落实到位；畅通民主渠道，并开展多种形式的基层民主协商，健全基层选举、议事、问责等机制，完善基层民主运行机制；健全地方权力运行机制和约束、监督机制。真正实现基层治理中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第三，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化解地方社会风险、处理社会危机能力。民生建设是社会建设的中心，作为地方政府，民生是工作的重点，地方政府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及时疏导和解决民生问题而引发的社会矛盾，进而稳定社会秩序、化解社会风险、预防社会危机，保证地方一方的和谐与稳定。

第四，地方生态协调的保护与治理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质量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对地方政府来说，必须放弃GDP至上观念，在发展规划方面，全面考虑生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加大生态监管力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预防和及时解决生态危机，实现地方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目标下地方政府执政理念的创新

不同层次，治理的重点是不一样的，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治理主要包括塑造共同价值体系、提升国家治理执行力、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地方政府治理的中心是什么呢？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对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给出了指向，指出，“推动乡镇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管理与服务上，为人民群众提供面对面的综合服务，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引领服务群众、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整合基层管理与服务资源，加快信息化建设，构建基层综合管理和服务平台，增强基层管理与服务实力。”由此可见，通过加快信息化建设来构建综合管理与服务平台、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成为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通过这些重点工作，提升治理能力，进而实现地方“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治理主体具备了治理现代社会的能力，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能够引领现代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还能够使现代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现代治理思维、现代治理方法和手段、现代治理效能是现代治理能力内涵的主要内容。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下，更新执政理念进而具备现代地方治理理念，是地方政府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目标下，地方政府要更新哪些执政理念呢？

第一，改变管理理念、明晰治理理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均已发生巨大变化。社会活力显著增强的同时，新的社会矛盾与问题丛生。作为管理者来说，管理的对象、社会环境与要求都已显著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自上而下的、集中单一的管理理念、制度、手段与方法都已经不适合时展的需要。因此，作为提供面对面服务的地方政府，必须放弃以管制（命令、服从、指挥）为特征，以强调秩序的稳定、经济的GDP至上为价值取向的管理理念，抛弃管理理念下的权力意识、领导意识、驾驭意识、整治意识，代之以明晰的治理理念和意识：治理的目的不是管死、管住，而是通过积极地参与、沟通、协调、激励、规范和约束，形成一种遵循正确的价值取向、朝向一定目标的良好秩序和状态；治理的方式是在法治基础上，政府通过协商、指导、服务、疏导等方式与社会良性互动；治理的目标是确保公正价值优先地位、培育公民与社会组织生机与活力、形成公平公正社会环境和增加人民福祉。因此，在治理目标下，地方政府要确立服务、沟通、协商、引领等治理意识，要把自己的职能严格定位在提供服务上，把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工作职责和工作中心，把保障民生作为治理的重点，把激发社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引导社会团体加强自身建设，扩大基层民主。

第二，强化法治理念。法治是现代治理的基本要求和方式。要建设法治国家，就要使任何人、任何组织、国家机关都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作为执法主体的行政机关，更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法律行使权利和权力、履行义务和职责。越权、违规、人治均为缺乏现代治理能力的表现。因此，现代治理必须牢固确立法律至上理念，必须依法治理，依法求发展、求稳定。作为地方政府，治理过程中面对的是法治意识不浓厚的基层公民和地方习惯风俗不同程度存在的社会环境。要达到治理效果，必须强化法治理念，提高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坚持法律至上，要带头遵守法律，要引导人民遵纪守法，有问题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和规范解决，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处处时时维护法律的尊严；要把社会矛盾的预防和化解纳入法治轨道，决不能因发展、维稳就突破法律制度安排，不能因有人“上访”就迁就非法要求。只有这样，在地方治理中才能真正做到以法治凝聚改革意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才能用法治保障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及社会的安定有序。

第三，深化民主理念。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公民的价值诉求、权力诉求空前强烈，深化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必然方向。在依法行政和法治的前提下，探求与发展多种形式的民主参与方式，则是现代治理的必然要求。民主协商、公众参与等民主方式已成为现代治理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是社会基层民主落实的实施者，必须深化民主理念，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的基层民主制度，在依法行政的过程中，从基层保障人民政治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的落实到位，畅通民主表达、参与和监督渠道。开展多种形式的基层民主协商，完善基层民主运行机制，真正实现基层治理中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才能增强社会活力，也才能真正促进国家层面上民主的发展。

第四，放弃管制理念、发展互动理念。现代治理的重要内容是社会治理，而社会治理的目的是通过积极地参与、沟通、协调、激励、规范和约束，使社会形成一种遵循正确的价值取向、朝向一定目标的良好秩序和状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深刻变革，利益格局也已经全面调整，思想观念更是发生巨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自上而下、集中单一的管制理念已经不适合时展的需要。现代社会治理要求立足于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基础，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公众诉求，既能够维护已经深刻变化的社会秩序、化解可预见的社会风险、处理突发的社会危机，又能够激发社会活力。治理的手段与方法必须具有灵活性、多样性、敏捷性和适应性，因此，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与社会互动，求得社会认同，与社会大众、社会组织平等互助已成为现代治理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引领服务群众、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路径，成为现代治理的重要手段。作为地方政府，必须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社会管理与建设，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引导激发社会活力、疏导社会矛盾、化解社会风险、稳定社会秩序，进而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

第五，放弃当家理念、提升服务理念。现代社会的中心是人，现代治理的中心是为人服务，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发展社会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引领服务群众、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增强基层管理与服务实力是现代治理对地方政府的新要求。因此，地方政府要以社会本位、民本位为出发点,把自己的职能严格定位在提供服务上，把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工作职责和中心，把服务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自己治理绩效的重要标准。服务要以公众利益要求为导向，要以顾客需求为目标，高质、高效地为公众提供服务或生产公共产品以满足公众需求。

第六，改变政绩观、增加效能理念。现代治理效能是现代治理的目的要求，也是检验是否具备现代治理能力最重要的标志。作为地方政府，是通过处理一系列具体问题而达到治理目标的，无论是微观上还是宏观上，都必须具备效能意识。微观上，要以是否及时有效地解决了地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协调或解决了各种利益矛盾和纠纷，使事态沿着合理的预期发展或达到了阶段性的具体目标为绩效标准。宏观上，要以是否引领地方达到了预期的现展目标，实现了地方经济和谐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民主体制完善、生态和谐可持续。同时，效能理念中还必须有成本理念，即在实现效能的过程中，是否做到了运作成本低、效能高，主要是指没有推诿拖延（时间成本低）和高成本投入（人力、物力与财力花费少），生产和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高、公众满意度高、社会负面影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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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治国理政理念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改革，将是一个价值导向调整优先于治理技术革新的过程。只有深刻把握了这一原则，治理现代化才能够从社会中获得不竭的动力支持。”[1]国家治理现代化从理论层面来说，就是对国家治理这一价值取向重新审视与解构的过程。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2]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推动公平的社会环境的营造，促进正义的社会制度的形成，公平正义必然也是公权力机关运行所应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

国家治理在不同的阶段应该有不同的主题。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前期，我们的价值目标更多的是倾向于“效率”，即要解决好“做大蛋糕”的问题； 那时至今日应该重点解决“公正”，即“分好蛋糕”的问题。我国已经迈入工业化中后期，即进入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期，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上所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不应只是通过让市场来提高社会的生产力，更为重要的是要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实现公平正义。对于“效率优先”所带来的两极分化、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要通过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注入公平正义的改革因子，形成公平正义的国家制度体系，弥合市场运行中的差别和差异不至于演化为巨大的差距，从而使社会公平正义得到根本保障，这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目标。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标准

衡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变革成功与否，有两个重要的指标，即法治与民主。所谓法治，并非简单的实施法律，其根本意蕴在与社会大众脑海中能否根植“规则的意识”。所谓民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多数赞成”，其现代意蕴在于能否在公共事务处理上具备“协商的意识”。

当今中国法治不彰的突出表现就是人治意识浓厚，法治缺失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公权力扩张、腐化，规则、法纪成了权力肆意摆弄的玩偶，一边说按章办事，一边又强调要灵活通融，致使民众的私权利惨遭践踏，得不到基本的保障，社会缺乏自我发育的空间，市场经济羸弱，归根结底是规则的缺失，社会的运作逻辑是权力逻辑而非规则逻辑。

与法治建设不足相伴的是民主进程乏力。“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所在。”[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发展总体上依然是“权威”思维的主导，普通民众对各种国家与社会事务并未有效的参与，尤其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政府往往享有极大的权限，与广大民众没有进行充分的沟通协商的情形下，政策以高效率出台，而政策后果却由民众买单。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必须要让公民是成为社会和国家的真正主人； 必须实现公民对政治权力运行过程的切实监督。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个价值标准来衡量，当前中国推进政治现代化的路径，就是要用完善依法公权力行使的同时，尊重公民权利要求，让私人权利诉求表达有常规的渠道。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会面临诸多的价值选择，可以抽象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定位问题。三者之间并非是那样的界限分明，三者之间关系的交织注定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直面价值选择的困境。

当中国在由市场经济意识极度匮乏迈向市场经济高度发达时，直接利益驱动支配下效率优先的市场意识确实极大释放和激发了生产力。但单纯的市场自发秩序更倾向于马太效应式的分配机制，国家经济总量在增长，但普罗大众却认为自己的收益却在减少，这说明单纯依靠市场利益驱动的做法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其价值逆转点。当政府以完善市场机制姿态出现时，并非必然意味着整个国家就走上了现代化转型的康庄大道。承认“市场失灵”并不是将经济运行全部交由政府管制，因为公权力同样存在逐利行为，极易演化为社会的价值异化，最终吞噬制度规范甚至于市场本身。

当前中国国家治理所面临的政府权威的消解、市场经济畸形以及社会成长乏力这三大问题，用“维稳悖论”一词最能囊括其中的矛盾纠结。政府习惯用行政化的压制办法，通过刚性指标的考核最终实现维稳的目的。于是，各级政府以硬性指标要求在社会问题方面注重杜绝上访，在经济发展方面强调GDP，最终形成“刚性的稳定”，整而国家缺乏发展的可持续性。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其实质还是要协调发展、改革与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的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相对迟缓，整个国家处于一种非均衡式的增长状态。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树立新的战略思维，谋求向整体的、均衡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的转型，打造廉洁、清明和民主法治的政治体系，塑造开放、透明和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以及形成自治、包容和充满活力的社会秩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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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后，“治理”和“治理体系”构成新一届政府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管理”与“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蕴含着理念的根本差异。从“管理”到“治理”，意味着包括权力配置和行为方式在内的治国模式的一种深刻的转变。德育是形成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活动，要使德育活动更好地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和学生思想品德发展特点，需要对德育活动过程和结果进行有效治理。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国理念，也对德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出明确要求。德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即针对德育体系中与现代化要求不适应问题进行有效治理的过程。具体来说是根据立德树人的总体目标和价值理念，对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教育因素、教育渠道、教育环境、教育力量进行总体、综合、系统的设计和开发，以使之更好地在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有效作用的过程。

德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对学校德育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要遵循德育治理的价值理念。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有价值理念的推进过程，德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应体现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目标，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体现社会主义公民基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基本要求，遵循社会主义学校办学基本方向。二是要构建多元开放的德育治理体系。德育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拓展德育治理主体，调动一切促进学生思想品德发展的积极因素，共同开展德育治理。三是注重德育体系治理过程的双向互动性。传统德育管理偏重从管理者自身出发，学生在德育过程中显得消极被动，现代德育治理过程更强调学生积极参与，共同促进学生思想品德积极发展。四是注重德育治理的整体性综合性。传统德育管理过多关注直接德育活动管理，而对与其他教育因素、教育渠道、教育环境和教育力量在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用关注不够，宜充分整合各方面教育因素、渠道、环境和力量，形成整体合力，共同促进德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变。

【作者系武汉大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