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的好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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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8)01-0011-07

自然原因和人类因素均能导致环境问题(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但从可控性和紧迫性来说，我们应更加关注人类因素造成的环境问题――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界并引发自然界产生不利于人类的环境效应即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问题。弄清这种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其机制，是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结果的重要前提。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环境问题的探源研究，几乎都忽视了“科技进步非对称性”这一重要因素，至今未能取得公认一致的科学性结论。本文拟在分析环境问题探源研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环境问题产生的“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原因说”，并基于此提出解决我国环境问题的对策。

1　环境问题探源研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引发了环境问题的探源研究，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诸多流派或观点，但最有影响的是“经济发展原因说”和“科技原因说”。

1．1　“经济发展原因说”及其存在的问题

在环境问题探源研究中，基于对现实的直觉，人们很自然地把视线聚焦在经济发展上，因而“环境问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成为环境问题探源研究的主题和焦点，而其研究成果则首推“零增长理论”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震撼世界的著名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提出了“零增长”对策，因而被称为“零增长理论”。它认为环境污染等问题是经济增长造成的，因而主张经济“零增长”。尽管《增长的极限》一书唤起世人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使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各国所认真考虑的中心课题。但其“零增长”的主张则被认为由于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所固有的特征和规律而遭到不少未来学家、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等的强烈反对，也几乎不被各国政府所接受。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是非常值得玩味的理论成果，它认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呈倒u型走势：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环境污染或破坏会随经济的增长而加重，当经济发展到某一水平时环境污染或破坏程度达到最大，而后经济继续发展，环境污染或破坏却随之下降，环境质量逐渐变好。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最早是Grossman和Krueger在1991年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环境影响时提出的。1992年Shafik和Bandyopadhyay在为世界发展报告做背景研究时对EKC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证实了其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并借用反映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倒u型曲线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来描述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之间的这种倒U型曲线关系，因而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

EKC假说提出后，其结论受到学界激烈的争论和质疑，从而引发了检验性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热潮。10多年过去了，国内外大量的研究取得了许多优秀成果，国内的这种研究至今热度不减。然而，大量的实证研究却表明，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仅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而且也存在着正u型、N型和同步等多种其他曲线关系。显然，这种具有多种不同结论的研究，不仅影响其学术价值，关键的是它并不能为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问题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因为在EKC假说及其支持者看来，环境恶化也好改善也罢，都是经济增长造成的，因而决策者很难依据这样的结论来制定经济与环境双赢的两全之策。若再把正u型、N型和同步等关系的研究结论考虑进去，那就更加剧了“理论”指导的混乱，更陷决策者于左右为难之境地了。

EKC的国别或区域研究也试图预测正在恶化之中的环境质量逆转的拐点，即经济增长达到多高水平，环境质量才会发生持续能行的好转。但是，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即EKC假说及其检验研究存在着一个隐性假设，即“经济发展始终是可持续的”或“不存在生态阈值”。实际上，任何地方的环境承载能力都是有限的，都存在一个特定的生态阈值。环境污染或破坏一旦超过“生态阈值”，就会导致环境灾难，导致经济可持续发展条件的丧失。而在EKC拐点之前环境恶化程度就超过“生态阈值”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并且我们目前还很难确切地知道一国或一地的“生态阈值”处于何位，因此，预测EKC拐点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

EKC研究把经济发展作为影响环境问题的变量，在大方向上也许是可取的。因为很明显，人类的经济活动对当今环境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如果处于恶化之中的环境问题能够得到最终解决的话，那也只能是发生在未来。一般而言，未来的经济一定会比现在有所发展，EKC假说好像就反映了这种现象。

但是，EKC假说及其有关研究将环境恶化或改善简单而笼统地归罪或归功于经济发展是有问题的，不仅仅是因为它不能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什么能动积极的对策，更重要的是它并没有揭示出问题的本质。关于“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得出不一致的多种结论本身，实际上就已经是对EKC假说的一种否定，同时也是对“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本身的否定。其实已有学者认为，EKC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虚幻的、经不起推敲的或可能是错误的。

EKC假说及其检验研究大方向是对的，但却错在它的方法上：①笼统地把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程度相关联，是一种从外部考察“经济一环境”系统的“黑箱”方法，这种方法缺乏分析性，短于深刻性，因而难以揭示环境污染发生的内在根源与机制。②不适当地采用了类比方法。目前的EKC检验研究，多是利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这是典型的类比方法。这种方法比较适合于像天体演化等自然现象的研究，而将它用于社会问题的研究就会降低其结论的普适性。因为同类社会现象的同质性远比自然现象为差。比如，发达国家当初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而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借鉴了发达国家过去的教训，显然不会走至少不会完全走发达国家的老路。而采用国际面板数据进行类比，实际上是把发达国家的过去与发展中国家的今天的情况等同化了，这样的类比研究其结论的普适性是难以保证的。

西方经济学用“外部性说”或“市场失灵说”等来解释环境污染产生的经济原因，但这并不是环境问题的直接原因或根本原因。因而它所提出的“外部性内部化”的政策措施，在解决环境问题的效果上也是非常有限的。

环境污染或环境质量演变的路径，并不笼统地决定于经济发展本身，而是有着经济活动背后的某种深层次原因。

1．2　“科技原因说”及其存在的问题

直接从人类经济活动所依仗的科技手段上探求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可能更深刻一些。“科技原因说”正是从“环境经济科技”的关系来追溯环境问题产生根源的，这比之直接从经济发展的结果来追溯环境问题产生原因的“经济发展原因说”深入了一步。

但是，到目前为止的“科技原因说”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①这类研究几乎停留于思辨性的论说，虽然具有一定的哲学深邃性，但却损害了这类研究的实证性和科学性。②这类研究多是着眼于科技进步“双刃剑”带来的负面结果而非针对作为原因的科技进步的结构和功能。由于这类研究把环境污染或破坏笼统地归罪于科技进步，因而导致像《增长的极限》的作者和其他一些学者据此否定通过科技进步改善环境的可能性。

实际上，环境问题探源研究的积极意义，在于为现实地解决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而非单纯地消除环境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路径指南。“科技原因说”笼统地将环境污染归因于科技进步，并最终否定科技进步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作用，是不足取的。因此，“科技原因说”有待于向“科技结构原因说”发展，向实证研究深化。

2　环境问题的人类根源：科技进步非对称性

科技进步是人与自然或经济与环境之间的桥梁。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视角看，科技进步不仅应该具备生产力功能，而且也应具备环保功能。环保也是生产力，而且是长远的生产力。但是，传统的经济学多从生产函数――“产出=f(资本，劳动，时间)”来理解科技进步，认为当产出的增加大于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时，就发生了科技进步。这种经济视角的科技进步观，仅将科技进步的功能限于经济，割裂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的天然联系，缺少大系统眼光和历史眼光。

人类科技进步活动构成地球的科技圈，它不断地改变着经济圈(遍布全球的经济活动)的方式、内容、强度和规模。经济圈对生态圈的冲击会引起一定的生态环境效应。人类经济活动的环境效应或效果决定于功能不同的各种类型的科技进步力量的对比。而自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以来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正是由不断被强化的科技进步非对称性所导致的。

2．1　科技进步的类型与功能

自18世纪产业革命以来，科技进步在变迁中分化出A、B、C三种类型。

A型科技进步是一种具有开发和生产功能而客观上却容易造成环境问题的科技进步。它能为其实施者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但又会由于实施不当或实施规模过大而造成环境问题。

B型科技进步是一种具备环境治理和环境优化功能的科技进步，属于环境科技进步的范畴。其实施能为社会带来环境效益和远期经济效益，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C型科技进步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兼有经济功能和环保功能的“绿色”科技进步，如清洁生产技术、循环经济技术等等。它被用于经济活动而不会对环境构成负面影响(或对环境影响很小)。但它会通过科技进步的替代效应(以C型科技进步替代A型科技进步)减轻环境污染。

2．2　科技进步的类型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

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获得了非对称性的进步，即A型与B、C型科技进步在内容、水平、速度和实施规模上不相匹配、不相适应：A型科技进步由于受到特别重视而得到有力的推动和规模化实施；而B、C型科技进步则往往不被重视而较少得到推动和实施。其结果是，前者在水平、成果数量和实施规模上都占有绝对优势，而后者则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我们把A型与B、C型科技进步的这种不匹配现象称为科技进步非对称性。

科技进步非对称性一般表现为：①在科学进步方面，人类非常重视如何利用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的研究和认识，这种研究和认识活动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带来了相对丰富的知识积累和创新；而对人类经济活动可能带：来的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及其机理的认识要被动和落后得多，这方面的知识相对贫乏。②在技术进步方面，人类在A型技术的研发投资、成果产出及成果推广应用规模等方面远远甚于B型和C型技术。

我们可以用A型与B型科技进步各项指标(如R&D投入、科研人员数量、成果数量、成果转化率及扩散规模等)之比即A／B来衡量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的程度。该比例越大说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程度越高，反之越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是反映科技进步的经济功能与环保功能比例失调的指标。当A型科技进步一花独秀时(如工业革命后很长时间)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就日趋严重；而当B型科技进步所占比重上升或(和)c型科技进步替代A型科技进步时，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就会降低(见图1)。

2．3　环境问题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

科技进步非对称性与环境问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环境问题=f(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如图2所示。

这种关系表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是环境问题产生的人类根源。

由于到目前为止各国尚未曾设计和采用反映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的有关分类统计指标，这使我们难以用相关数据对“环境质量一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相关性作数理方面的实证分析。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用科技进步和环境问题演变的历史事实，对环境问题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的因果关系作出令人可信的定性实证分析或检验。

在更早以前，科技进步和环境问题并不突出，而自18世纪以A型科技进步为主要内容的欧洲科技革命开始，情况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A型科技进步单打独进，催生出了工业化，并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但是，由于缺乏B型科技进步的匹配作用，因而A型科技进步给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主要是煤污染)，城市环境的污染成为工业革命最具灾难性的后果之一。阿・汤在19世纪80年代就曾断言，产业革命的烟雾所带来的破坏要多于创造，保罗・霍根也曾指出，“自18世纪中期起，自然界受到的损害比整个史前时代造成的损害还要大”。20世纪30年代以后，石油科技进步(也属A型科技进步)又在煤污染的基础上给环境带来石油污染。治理煤污染和石油污染的B型科技进步尚未跟上，到20世纪60年代后，化工技术尤其是有机化工技术(仍属A型科技进步)的问世和大规模应用，又为环境平添了一种全新的化学污染。多重污染的叠加，使环境问题雪上加霜，最终促成了20世纪30年代一60年代环境公害事件的大爆发。18世

纪欧洲产业革命以来的200年，是欧美和日本A型科技进步独领(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加剧)和经济大发展的200年，也是环境退化加剧和全球气候变暖的200年。

日趋严峻的环境问题终于激怒了人们，20世纪60年代，在发达国家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以此为契机，B型科技进步开始有了良好的势头，部分学者也认识到技术进步非对称性问题的存在。70年代以后，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B型科技进步逐步催生出“第零次产业”――环境产业，“环境友好型”的C型科技进步也逐步得到重视。此后不少发达国家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状况得到某种改善，从而其环境恶化状况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和改善。

但是，全球环境问题至今依然没有被遏制住，其原因依然是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在作祟：①虽然B型科技有了长足的发展，但A型科技进步速度更快。②某些发达国家通过贸易途径将污染产业和危险废物向国外转移，削减了本国A型技术的应用规模，改善了本国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和环境恶化状况，但却恶化了引进国的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和环境。③虽然原有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解，但同时又有新的科技进步非对称性问题的产生。知识经济中的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给人类带来了新的环境问题。A型高科技进步给世界带来了电子垃圾、电磁波的辐射、基因污染和基因安全、纳米技术的安全性、电子信息污染等问题，而相应的B型高科技进步并未能及时为我们提供相应的污染治理手段。新老环境问题的叠加使全球环境问题更加复杂和严峻。

综上所述，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及其演变是环境问题产生和演变的背后根源，当然它也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倒u型走势的成因：在EKC的左半部，环境污染之所以趋重，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经济增长增长所依赖的是非对称的科技进步。而在EKC的右半部，环境问题之所以会得到改善，则是由于人类逐步自觉或不自觉地遏制或纠正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的结果。“环境污染一经济增长”的N型、同步和u型等曲线关系也是相应领域科技进步非对称性演变的结果。

实际上，按照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理论，无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还是经济发达期，只要我们能够使A、B、C各种类型的科学技术按其功能匹配地发展，就会避免陷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并存的“怪圈”之中，实现人与自然或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夙愿。

3　影响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存在和演变的因素

如何才能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或纠正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呢?这主要与影响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存在和演变的因素有关。

3．1　科技进步成本效益反差律

在A、B、c三种类型的科技进步中，存在着较大的成本反差和效益反差。

一般而言，在科学进步方面，人们对正面或正向的问题的认识总是容易一些，而对其逆向或负面问题的认识相对较难，比如：①数学上的加法、乘法、乘方等正向运算相对比较容易，而其逆运算的减法、除法和开方等相对较难；②弄清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的机理或规律也往往比弄清技术应用的正面效应的机理要困难和费时。如人类对煤、石油等作为能源应用时所导致的污染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B型科学进步)要比对煤、石油等可作能源使用及其机理的认识(A型科学进步)要难得多。因此不难理解：人类从发现酸雨现象到真切地感受和认识到酸雨的危害，竟然经历了一百多年。生态学、环境科学(属于B型科技进步)在A型科技进步导致环境问题达100多年之后才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即使到今天，人类对环境自净能力、环境污染及其危害机理等尚未认识清楚。

科学研究只是为解释或理解客观现象提供了一种模型，而要解决实际问题还要进行艰难的技术开发，也需要更多的投入。同样，在技术进步方面，由A型技术进步到B型技术进步，再到c型技术进步，其难度或投入是递增的。例如，一般能源(如化学能、水能、风能等)技术均属A型科技进步，人类没有费太大的功夫就掌握了。可控核聚变能源是储量巨大而且十分清洁的能源，人类如能突破和掌握这种技术(c型科技进步)将会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无限光明，但是这太难了。

难，往往意味着技术高，意味着费事耗时，意味着开发成本和初期使用费用高，但也很可能意味着成本下降空间大，意味着长期经济效益好；难，导致C型高科技进步滞后，但是，一旦获得突破，人类就会受益无穷。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一般而言，“理性的”人类在作选择时往往不会舍近求远或舍易求难，而是会先易后难。因而科技进步演变的规律大致会是：A型技术进步在先，尔后是B型技术进步跟进，而最终人类将以C型技术进步为主导――这时人类将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极度发达的新时代。同时，这也是科技进步非对称性产生、强化和向着改善的方向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破坏容易而建立难。毁坏一件东西要比制作一件同样的东西容易得多。同样，环境的“破与立”也是如此。生态环境可以毁于一旦，而恢复已经恶化了的生态环境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建设或改善环境是一个非自动的需要消耗能量的有序化过程，而破坏环境是一个自动的无序化过程。可见，污染和破坏环境是经济代价和时间代价都极高的事情，我们显然不能再走抛开环境问题去发展经济的老路，而是要通过改造和优化科技进步的结构与功能，使科技进步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个目的服务。

3．2　市场竞争机制

市场竞争机制对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具有巨大的强化作用。在市场竞争机制下，“经济人”追逐内部的(局部的)、直接的和可预期的(近期的)经济利益几乎成为经济秩序。而A型科技进步恰恰能够成为“经济人”们实现经济目的的有力工具，因而A型科技进步能够博得市场的青睐，能够获得“经济人”大量“货币选票”的支持。B类科技进步成果的实施或应用往往因其周期长、市场效益低、反应慢而令“经济人”人望而却步，而且它为社会带来的诸多“好处”对于“经济人”来说是外部的，因此B类科技进步很难获得与A类科技进步相匹配的物质支持和发展。

市场化的工业经济更使人类尝到了高经济增长的甜头，悟出了发展经济的硬道理。200多年来，英国教会了人们如何进行生产，美国则使人们学会了如何消费和享受，从而把人类引向了物欲极度膨胀的非理性境地。在市场经济中，为了发展经济，为了能够更多地从自然界攫取，A型科技进步常常会被推向它的顶点，这也就必然会把科技进步非对称性推向它的极端。

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他的行为选择可能是理性的，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它的行为却表现出很大程度的非理性，因为它导致负的外部性的经常性发生，从而导致整体经济效率或长远经济效率的降低。而在科技进步被经济增长目标牵着鼻子走的情势下，科技进步则很难在解决负的外部性问题上有所作为。

3．3　环境经济政策

软弱的不合理的环境经济政策则会姑息和容忍科技进

步非对称性的存在甚至强化，而严格的、合理的环境经济政策则可以使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得到超前的遏制和纠正。

环境经济政策是调节“经济人”的行为、弥补市场失灵缺陷的工具。然而，目前人类控制自身的政策能力却弱得难以与人类开发自然的技术能力相匹配。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进步非对称性问题主要不是人类的科技进步能力问题，而是科技进步导向问题或环境经济政策(制度)问题。

严格的环保经济政策能够引发创新，推动科技进步尤其能够促进B、c型科技进步，从而降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而且，在强有力的B、C型科技进步的支撑下，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能够比较容易地得到有效的执行，因为B、c型科技进步能够为直接消除、避免或显著降低经济活动的负的外部性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手段。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政策是强势的，而环境政策却是弱势的，两者处于极度不对称状态，这实际上是容忍或默许科技进步的非对称性的存在甚至强化，从而导致环境问题的持续恶化。虽然我们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尤其在口头上是如此，但是比起对经济的重视，环境保护仍处于次要地位――至少在实践上或实际效果上是如此。最近二三十年来，各国对于环境保护所要达到的水准日益严峻，但经济增长却没有受到阻碍。在中国，经济增长计划可以毫不含糊地完成甚至超额完成，而环境保护目标却可能会打折扣，如“十五”期间污染物总量削减是所有国民经济指标中惟一没有完成任务的指标。

经济与环境两种政策的非对称性状况之所以难以扭转，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在感觉和认识上仍然严重地受制于传统的经济学观念。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环境与经济是竞争关系，环境保护的机会成本太高，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很明显，这种观点本身就是“经济唯上论”。但是，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则认为环境与经济是共生关系，他在1991年提出环境保护能够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主张，认为严格的环境保护能够引发创新，抵消成本，这不仅不会造成厂商成本增加，反而能产生净收益，使厂商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这被称为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

传统经济学注重考察资源(不包括环境)的近期或短期配置效果。而从短期看，实施较严格的环保政策，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因为企业环保的投入资金是昂贵的，这是和企业的商业目的是相矛盾的，因而谁投资环保谁就会吃亏。

然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则强调包括环境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配置及其相互影响的长远效果。适当严格的环保政策会使厂商从长计议，激励其B、c型科技创新的积极性，这不仅会减少污染，同时也会由于产品质量的改善和生产成本的降低而提高生产力和产品竞争力。因此，谁积极投资环保尤其投资环保科技创新，谁就有可能在B、C型科技进步方面占得先机；而在消费者环保道德意识不断提高和环境标准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基本准则的背景下，谁能够占得B、C型科技创新的先机，谁就能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谁就会赢得环境与经济的双重竞争优势。美国PPG化工产品公司中国地区总经理叶维佳在回答记者“环保投入是否会给企业带来商业回报”的问题时曾谈到：“如果全社会的环境道德水平普遍提高，而且，如果有科学合理的环保政策，有健全完善的环保法规法制，企业完全可以将环保成本内部化，高质量、高环保标准的产品在市场上会有很强的竞争能力，但是，必须要有给定的那些前提”。言外之意：如果环保政策科学合理，并有健全完善的环保法制――保证大家都能公平地遵守，消除执法不严导致的囚徒博弈中的侥幸行为，那么投资环保会带来商业回报，不仅不会影响而且还会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显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最经济的环保路径应是在环境问题出现前就积极投资环保，因为“先污染，后治理”的代价太高了。然而，如今企业在环保投资方面却举步维艰，这既是企业短视经济观念使然，更重要的还是环境政策方面的问题。严格而合理的环境政策和环境法制会使厂商的行为选择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主张保持一致。

篇2

过去30年，即便是在人工智能科技技术取得突破之前，电脑也已经逐步取代人类的体力劳动，且效率成倍提高。信息技术的进步也令企业主们可以把许多机器无法直接取代的常规工作外包到国外。

 

作为科技替代以及科技引发之全球化的结果，美欧处于技能分布中间区间的职位在整体工作职位中所占的份额显著下滑。对常规工作职工需求的加速下降，导致制造业和文书工作中的高等收入、中等技能的工作不复存在。

 

科技进步同时也是基于一定技能的：一方面对拥有特定技能的劳动者的需求相对增加，让他们从事与认知和抽象理论相关的工作;另一方面消灭那些中等技术的常规岗位。这同时也是导致拥有高级文凭劳动者和低素质劳动者工资水平日益拉大的主要因素。

 

即便缓慢增长的经济，以及更智能的机器劳动替代作用削弱了对高技能、高分析能力职业的需求，这些差距在近十年依然存在。许多大学生直接被挤压到原本由低技能劳工承担的职业层次，而后者则被压到下一个层次甚至直接被挤出劳动力市场。因此，如果一个劳动者没有大学文凭，他的工资收入只会进一步下降。

 

以技能为基础的科技变革导致各职业内部以及不同职业之间的劳动收入日趋不平等，这反过来又加剧了整体的收入不均状态。智能机器和全球互联同时也以另外两种方式促进了收入不均：一是扩大特定领域的顶尖人才所面对的全球市场规模和范围(所谓胜者通吃理论)，二是让那些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的创造和拥有者们获取超额回报或是垄断收入。

 

没人能说清有多少劳动者可能会丢掉工作，但从目前科技进步的速度来看，很有必要重视这一点。

 

那么，政策制定者们有何对策?首先，一定要认识到，导致过去十年工作职位增加放缓的原因是疲软的总需求和经济增长，而非劳动替代率的加速。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更加灵活，且应避免进一步的财政紧缩。

 

其次，必须提升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在可预见的将来，科技对劳动者职位和工资前景的影响将取决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一个职位所要求的学历越高，就越难以被智能机器所取代。

 

随着智能机器变得更为强大且无处不在，它们会对美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提出挑战：大部分人都是通过出售自身劳动赚钱，因此如果一大批劳动年龄的美国人，无论教育水平高低，变成了技术上的闲置人员或不再拥有一份足以维持最基本体面生活水平的工作，我们该怎么办?

 

近期的政策对策很明确：把最低工资提升到足以使一个全职工人及其家庭免于贫困的水平，并扩大对无子女劳动者的工资所得税减免。

 

而中长期来看，必须考虑更激进的政策，例如引入负所得税或者基本收入，无论就业状况或是市场薪金多寡，都得为人们提供一个有保障的最低生活标准。

 

篇3

一、现行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第一、税收优惠对象选择上不尽科学。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一种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即只是针对高科技产业区、经济开发区。这种做法有悖于平等竞争原则，区内、区外的企业享受的政策优惠差异较大，在同等技术条件下区外企业享受的优惠较少，不利于企业间公平竞争。同时这也给企业避税创造了条件，区内外政策不同导致区内注册、区外经营现象普遍存在，不利于税收征收管理。

第二、现行所得税制在鼓励科技进步方面存在着一些限制性因素。主要表现在直接性优惠过多、间接性优惠不足，特别是内、外资企业适用的两套不同企业所得税制与高科技企业所得税优惠产生交叉，并且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总体上多于内资企业，存在着技术水平相当条件下的内外资企业的非公平竞争问题。

第三、我国流转税体制方面也存着不利于鼓励企业科技进步的因素。由于我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实施“生产型”增值税的两个国家之一（中国与印尼），增值税的进项税额中不得抵扣购进的固定资产价款，这对于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高科技企业而言，是一部分额外的税负，相当于多付了一笔“投资税”，从而影响了企业科技投入和技术改造的进行。另外，由于现代科研的前期投入资金量大，但“无形资产”、“特许权使用费”等不得在进项税额中抵扣，这又进一步加重了企业的税负。

第四、现行税收征管工作的滞后不适应促进高科技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需要。如我国对高科技企业税收征管大多专门设立税务机构进行属地管理，这固然有利于对高新产业区的企业统一管理，但对于其它非产业区的高科技企业而言，则带来了税收征管上的困难。同时税务机关在具体征管过程中把关不够，一些名义上的“高新科技企业”也在科技工业园注册、经营，这实际上只会带来国家税款的流失。因而，对于高科技企业的认定及完善其相关认定标准，是税务机关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国际上科技税收优惠的一般做法

经济发展需要科技支持，为鼓励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刺激企业增加科技投入，世界各国都采取了相应的税收优惠措施，主要有：

第一、准备金制度（ReserveFundSystem）。所谓准备金，系为减少企业投资风险而设立的资金准备，主要有技术开发准备金、呆帐准备金、退休准备金等。这是税式支出的一种形式，即企业所得中用于一定用途的所得可作为准备金处理而不纳税。这其中以韩国的“技术开发准备金”较为有影响。它规定企业为解决技术开发和创新的资金需要，可按收入总额的3%（技术密集型产业4%，生产资料产业5%）提取技术开发准备金，在投资发生前作为损耗计算。这种做法适用的行业很广，并且该制度对资金使用范围和未用资金的处理有一定的限制：准备金必须有提留之日起3年内使用，主要用于技术开发、引进技术的消化改造、技术信息及技术培训和研究设施等方面。

第二、加速折旧（AcceleratedDepreciation）。即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的初期提取较多的折旧，以后逐年减少，税负相对于后期较轻；尽管总税负不变，但相对于“直线法”折旧，企业享有递延纳税的好处，这就相当于给予企业一笔无息贷款。

第三、盈亏相抵（LossCarryoverandCarryback）。系指准许企业以某年度的亏损抵销以后年度的盈利，以减少其以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或者冲抵以前年度的盈余，申请退还以前年度已纳税的部分税款。一般而言，冲抵或抵销前后年度的盈余，都有一定年限。如日本是前1年，后5年；英国则是前3年，后无限。由于现行高科技企业投资风险大、市场变化迅速，这种盈亏相抵的作法有对其有极大的刺激作用。因为企业发生亏损时，其亏损额可以从以前或以后年度的盈余中补偿。因而，这种作法受到一些新兴高科技企业的极大欢迎。

第四、投资抵免（TaxCreditforInvestment）。即对购进生产性固定资产设备的企业，允许其在税前扣除设备价款一定比例的金额，以减轻其税负。这种抵免有利于鼓励企业更新固定资产和进行技术改造。如英国税法规定，企业用于科技开发的资本性支出可以100%从税前的营业收入中扣除，并且购买知识产权和技术秘诀（Know－how）的投资，按递减余额的25%从税前扣除。美国税法也规定，公司可以将当年的研究试验费用“资本化”，通过待摊费用的方式逐年计入成本。这样通过开发费用的税前列支，减少了应纳税所得额，降低了企业的所得税负。

三、对我国科技税收政策的若干建议

我国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应在吸收借鉴国际上的通行作法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直接性优惠与间接性优惠并重；通过完善相应税制，制定以税收、投资、金融为主的多渠道、多角度的优惠措施，使企业充分享受税收优惠，促进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和进行技术改造。为此，针对前文中提到的有关问题，笔者提出以下若干建议：

首先，科技进步离不开科技投入的支持。没有科技投入的增加，科技进步只能是一句空话。因而要把增加科技投入、加强研究开发作为国家产业发展战略来抓。我国企业投入能力弱、投入水平低、自有投资资金严重不足。发达国家企业R&D投入占整个投入的比例大多为50%—70%，日本为80%，韩国也为80%，而我国企业R&D投入比例不足30%.因而，借鉴国外的“技术准备金”制度，运用政策杠杆，促使企业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是一项具有重要推动和激励作用的政策措施。韩国政府在振兴经济、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广泛采用了这一制度。这一政策取得了极大成功，使韩国经济发展实现了腾飞。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七八十年代的韩国比较相似，因而我们可以吸收借鉴这一做法，规定企业可以从其税前营业收入总额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技术开发准备金在税前作为损耗计入成本费用列支。同时严格规定这笔资金的使用范围，并规定其在一定年限内使用（3—5年），否则对年限到期仍未使用的准备金，计入企业应税所得，并加收一定利息。这样，促使企业积极使用这笔技术开发准备金，并在规定年限、指定用途内使用，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其次，税收优惠要扩大其范围，特别是向一些高科技中小企业倾斜。因为新兴的高新科技企业在初期一般规模较小、自有资金不足。另外，以前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针对较具规模的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可谓少之又少。因而，可以考虑给技术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一定期间的税收减免。同时也可借鉴国外的风险投资机制，设立“创业板”市场，并对购买高科技企业风险基金的所得减免税款，支持中小企业投资、融资。最近，我国台湾省出台了“促进产业升级条例”，将租税奖励的范围扩大到一般公司和中小企业。其中，列举了一些人才培训支出抵减。建立国际品牌支出抵减等措施。为此，我们可以考虑在如今的知识竞争条件下，对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予以一定数额的退税。这样，对于固定资产较少，享受不到加速折旧好处的新兴高科技中小企业而言，无疑打了一针“强心剂”，有利于其壮大发展。

最后，结合我国目前税制存在的问题，可以尝试对有关税种进行改革，这主要有：

1、企业所得税方面。由于所得税不易转嫁，因而可以选择对企业成本费用的扣除标准、范围作出相应规定来实施税收优惠，这可视为一种事前鼓励。针对我国目前企业所得税制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应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适时地取消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措施，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制中明确对高科技企业的优惠政策。其次，税收优惠要趋向于间接性。直接性优惠主要体现在对凡被认定为高科技企业的，自开办之日起实行“二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政策。同时可考虑对一些生产水平的高科技企业，在规定的减免期满后，再延长若干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填补我国高新科技空白项目的高新科技企业可实行“五年全免”的税收政策。间接性优惠主要体现在允许企业在税前按期扣除当期营业收入若干比例的费用。可考虑按费用总额的一定比例（中小企业可适当提高）扣除技术及人才开发费用。同时对其购置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按购置价款的一定百分比（国产设备可适当提高）实行加速折旧。另外，考虑到科技开发风险较大、外部性强，对于企业的中间试验费用，可以对其按一定比例在税前列支。这样增强企业进行科研开发的积极性，降低其失败的风险损失。

篇4

每时每刻，都有许多既方便又实用的新发明被研制出来或即将研制出来。其中，电子

机械是最普遍的，它们的“龙头老大”便是：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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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特别是东亚国家和地区严重依赖美日市场。美日经济减速使东南亚国家出口受挫，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慢。拉美的情形更是糟糕，拉美国家出口的60％多集中在美国。美国经济大滑坡使拉美国家经济受到很大影响。

经济学家和各国政府担心，这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是否具有持久性质并引起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解答依赖于人们对以下两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第一，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第二，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当前的经济衰退中能够扮演什么角色?

二、对市场经济认识的回顾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1776年发表的。亚当·斯密观察的是18世纪下半叶的市场经济。当时，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产品的商品化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高，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尚不发达。即使某个经济部门发生波动，也不会在短时间内扩展到经济的其它部门。市场竞争以及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

因此，斯密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看不见的手”)，会熨平经济波动，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供给总是自动地等于需求，政府不需要干预。不仅如此，由于黄金输入点和输出点自动地调节着顺差国和逆差国的价格水平，从而使国际收支趋于均衡，不需要像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机构来协调。

但是，到了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不时地被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所打断。事实上，从1825年第一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开始，直到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日益频繁和剧烈，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差不多每隔10年就爆发一次。马克思率先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把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归结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世界进入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理论一直持否定态度，他们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能够自动使供求达到平衡。—直到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大爆发，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才真正引起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反思。现代经济学认为，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的存在是造成市场失灵的四大根源。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就表现为价格刚性和预期的非理性。价格刚性使得价格无法灵活调整以使经济迅速达到供需平衡的市场出清水平。预期的非理性使得经济主体的消费和投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凯恩斯所说的“血气冲动”性质(animal spirit)。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凯恩斯得出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的著名论断。也就是说，当经济面临某种外部冲击的时候，市场的力量并不足以使经济迅速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经济将面临一个痛苦而缓慢的调整过程。凯恩斯认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的大萧条主要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价格水平大幅下降。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思想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学家们和宏观经济决策者们的看法。凯恩斯描述的生产能力过剩、失业率上升、市场不景气这样一种经济状态，被称之为“萧条经济”。

二战后，40％多的世界人口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短缺是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计划经济国家基本没有参与世界产品市场的竞争。相反，虽然有冷战、禁运，计划经济国家还是通过各种途径从西方市场经济吸纳了一部分商品、服务和过剩生产能力，为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再加上欧洲战后重建和西方国家的需求管理等因素，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提高并没有演化为全面的生产过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即短缺经济的消失和科技进步的飞速发展，使得世界经济面临生产能力过剩的危险。世界经济向“萧条经济”回归，是我们对未来世界经济走势的一个中长期判断。在世界经济的新格局下，任何局部的市场波动都有可能迅速蔓延到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从而使整个经济发生大的波动，市场本身所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也就日益凸现出来。凯恩斯所描述的“萧条经济”回来了。 　三、短缺经济的消失和科技进步是世界经济向萧条经济回归的重要原因

短缺经济的消失

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1992年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也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随着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完成，这些国家逐步摆脱了短缺经济的阴影，长期被计划经济束缚的能量很快释放出来。不仅如此，中国和其它转轨经济国家正在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国“六五”期间(1981-1985)和“七五”期间(1986—1990)在贸易上是逆差，五年贸易逆差累积分别为123亿美元、214亿美元。到90年代，中国贸易顺差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八五”期间和“九五”期间贸易顺差分别为223亿美元、1495亿美元。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贸易上的情形和中国有类似的地方，从1992年到1999年，这些转型经济国家贸易上基本是逆差。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行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转轨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科技进步带来的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影响日益凸现，供给能力明显增强，短缺经济逐步消失。近年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实现了贸易和经常项目的顺差，2000年转型经济国家的经常账户在连续五年逆差之后首次实现顺差，达267亿美元，2001年为135亿美元(图1)尽管目前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在整个世界贸易中只占很小的份额。但可以预见，随着这些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完成，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的崛起，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带来的短缺经济消失必将对世界经济的总体供需格局产生深刻和长远的影响。

科技进步使世界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出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包括信息技术、生物工程、航天技术和基因工程在内的高技术成果不断涌现。科研成果商业化的周期不断缩短，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大大加快。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为直接、更加迅速，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60％—80％是由科技进步推动的。

科技进步大幅度提高了世界经济的供给能力，当需求旺盛的时候，供给能够迅速上升。可一旦需求发生波动，这些新形成的生产能力就会大量闲置，变成沉没成本，大量商品卖不出去，世界经济将面临着生产能力过剩的危险。

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增长是不对称的。按理说，科技进步在增加供给能力的同时也创造需求，因此，不一定会带来生产能力的过剩。但是，事实上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好处大部分由发达国家得到，而技术成果在全世界应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进步只在发达国家创造了需求，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科技进步所创造的利润，收入没有增加，因此需求增加得很少。

科技进步增大了危机传播的可能和速度。科技进步加快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也使得分工更加专业化，交易过程中的摩擦和限制越来越小，各国经济之间的依赖性增加了。因此，当一国经济出问题时，极可能传染到其它国家并在传染过程中逐级放大，正所谓一只蝴蝶翅膀扇动可以引致远方的一场风暴。

科技进步增加了投资风险。科技的快速进步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更加激烈，不确定性增强。一种技术、一个产品从发明到投资，到批量生产，最后到淘汰，周期越来越短。所谓生产能力过剩在很大程度是由这种超快速折旧的淘汰机制所致，这使得投资的风险增大。

结论：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短缺经济的消失和科技进步使得世界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不确定性加大，全球范围内生产过剩成为随时可能爆发的危险。在这一大背景下，任何来自需求面的负面冲击都可能使这种危险变为现实，从而使世界经济迅速陷入衰退。

“世界经济向萧条经济回归”这一判断指出了一种趋势，导致这一趋势的因素正在形成并不断强化。根据本文分析可以预测，中国将来的贸易摩擦将有加剧的趋势，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如何应对。 　四、扩大内需，刺激民间投资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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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宁：不想尊严尽失

我感觉产房真的是让女性尊严尽失的地方，因为疼痛，她们那种丧失理智的哭喊，那种扭曲的表情，那种千奇百怪痛苦的姿态……你不能责备她不顾尊严，不是痛到极致，谁会变成这副模样？！而且，一些医生和护士的态度实在不敢恭维，让人在不得不承受肉体痛苦的同时，还要忍受精神上的折磨。所以，我最终选择了剖宫产。

高荞：能少痛点就少痛点

几千年来的医学成果，改变了多少沿袭已久的治疗方式，让人减轻了多少痛苦，以前没有的无痛分娩、无痛人流，现在不都有了吗？既然注定了女性要承担繁衍后代的重任，那么为什么不能选择一种痛苦相对小的方式来生育，能避免的痛苦为什么不去避免呢!

雨欣：落在自己身上就是100％

我听说过不少生孩子出意外的事情，虽然也知道这仅仅是不多的意外事故，仅占千分之几万分之几甚至更少。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落到自己身上那就是百分之百。好不容易下决心要个孩子，又经历了十月怀胎的不易，还是保险点儿为好。

青睐剖宫产的几种心理

在此次参与我们调查的2200多人中，76%强的人选择采用剖宫产的方式分娩。而且选择剖宫产的人当中，近半数的人是自己选择而非医生建议的。虽然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这么高的剖宫产率，但是我国城市产妇剖宫产率高已是不争的事实。究竟是什么心理，让都市年轻妈妈们如此“钟爱”剖宫产，真是要赶那“下腹留有一道刀疤”的时髦吗？

“无知无畏型”

都市新妈妈，尤其是白领一族，有条件接触到各类新信息，因而更愿意接受新事物。在她们看来，剖宫产是对女性生产的一种解放，是医学科技进步的结果，所以，她们以很欣然的态度，选择了这一种相对来说痛苦较小的方式生产。这从我们调查结果中，近半数的人认为“剖宫产是科技进步的结果”就能看出来，她们既然认为这是一种科学的进步的分娩方式，当然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了。

难道她们就不知道剖宫产容易出现一些不良反应吗？虽然绝大部分新妈妈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但这并不表示她们对医学知识很了解，在我们的调查结果中，有近半数的妈妈不太清楚剖宫产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也许是“无知者无畏”，也许是在她们看来，剖宫产只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手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妈妈愿意在肚子上开一个口子。

“虚心接受型”

人总是会不自觉地受媒介、旁人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孕妈妈而言，绝大部分都没有生育经验，所以，对生孩子就更惴惴不安了。她们所谓的经验，也都是从媒介上、从朋友同事的口中得到的。

看到电视、电影里，一到女人生孩子，就是声嘶力竭地哭喊，一头一脸的汗，生不如死地挣扎，这让那些没做妈妈的人气先短了。再听听周围的过来人形容的种种生产的不顺，更把生孩子当做一道“鬼门关”了。尽管医生在极力宣传自然生产的好处，也难以阻止准妈妈们义无反顾地奔向手术台的脚步。另外，从众心理也会影响新妈妈的决定：“周围的人都是剖宫产，我自己生是不是另类了？！”

“保险型”

现在生个孩子，可不像我们的父辈那么简单了。撇开经济、教育这些原因不说，单是社会大环境，生孩子对于都市年轻女性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坎儿”――自己好不容易打拼出一片天地来，怀孕生子就意味着事业有一段时间的中断，每天都有新变化的快节奏的工作，需要新妈妈在再次重返工作岗位重新适应，这还算是好的。如果你发现，生完孩子后自己的岗位已经由新人代替，那损失可就大了。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白领女性对生孩子犹豫不决。

正因为下决心这么艰难，可想而知，准妈妈们最怕的，就是生孩子时出什么意外，这意味着十月怀胎功亏一篑。加上白领妈妈们整天坐在办公室里，锻炼少，又一拖再拖，生育年龄推迟了，对自然生产的信心不足，保险起见，“干脆一刀下去算了”！

来自妇产专家的建议

什么情况下需要剖宫产

历来，妇产医生都提倡，能自然生产的应尽量自然生产，但是，出现一些特殊情况，医生会建议采用剖宫产――

产妇方面：

产道异常，如骨盆狭窄、畸形；

重度妊娠合并症，如合并心脏病、糖尿病、慢性肾炎、高血压综合征；

大于35岁的高龄初产妇；

临产前子宫收缩无力或先兆子宫破裂；

产前严重大出血，如前置胎盘，胎盘早期剥离等；

产程过长，超过30个小时；

产妇患有急性疱疹或阴道性病。

胎儿方面：

胎位异常，如横位、臀位、胎足先入盆、持续性枕后位等；

产程停止，胎儿从阴道娩出困难；

胎儿宫内窘迫、缺氧。

剖宫产可能产生的“后遗症”

产妇方面：

剖宫产时的出血量比正常分娩的出血量要多得多。

因为剖宫产毕竟是一次开腹手术，所以，在恢复的过程中，容易造成腹腔粘连、梗阻，伤口感染，或在腹部及子宫上留下瘢痕，以后需要进行第二次手术时，会造成医疗上的困难。

如果再次怀孕与手术时间相隔不远，有可能出现刀口破裂，也会给人流手术带来困难和危险。

剖宫产后不能很快进食，容易引起乳汁分泌减少、推迟，不能及时给宝宝喂奶。

剖宫产产后恢复比自然分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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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学，一个充满新奇而有趣的旅程，在路途中，我们会遇到各种新鲜事物，我们应该勇于尝试，再尝试中获取知识和经验，在积累经验中成长，愿各位新同学拥有愉快的旅程

4、从绝望中寻找期望，人生终将辉煌。

5、要学会创新。当我们以全面发展的眼光关注世界范围内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时候，会深深地感受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6、虽然电子邮件E-mail的问世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传统的写信发方式仍然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正所谓“见字如面”，手捧着远方的你亲手写的信纸，那种亲切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朋友们，当你有空的时候不妨写封信吧。

7、今天你们是芬芳的桃李，明天你们是中国的精英;

8、不要束缚自己的能力。尽可能地去想一些新奇，大胆，甚至疯狂的主意，不要束缚自己的想像力，用实践去检验你的猜想。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做不到，而是想不到。

9、我们期待行动，而不是抱怨;我们应该传播希望，而不是谣言。语录大

10、大学可能有真实的感情，但是记住只是可能。很多时候他们是正因别人都谈恋爱而羡慕或者别的原因而在一齐。因此，不必为任何分手而受太大的伤，记住，那里我所说的是太大的伤，真爱，还是值得追求的。

11、学长学姐对大一新生的寄语简短大一新生寄语

12、虽然雷峰是上个世纪的榜样，是过去式了，但是别忘记了，这个社会很多人都是怀旧的，如果你能做到雷峰所做的事情，那么无疑会提高你的人格魅力和存在价值。

13、很多事情当你再回忆时会发现其实没什么。所以，不管你当时多么生气愤怒或者别的，都告诉自己不必这样，你会发现其实真的不必。

14、要学会做人。对于我们这些经过大浪淘沙走进象牙塔里的大学生来说，知识、方法可以很快掌握，但是良好的习惯，优秀的品质，高尚的品德却不是朝夕可就的。只有把求知与做人完美地结合起来，才能成长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

15、一日读书一日功，一日不读十日空。

16、离开大学时，只要做到了这些，你的收获将是“对什么都可以拥有的自信和渴望”。你就能成为一个有潜力、有思想、有价值、有前途的中国未来的主人翁。

17、很多事情别人通知你了，要说多谢，没有通知你，不好责怪，正因那些事你其实就应自我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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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有专利保护的产品可以促进市场销售，增进消费者购买信心。企业专利实施后可给企业带来高额利润。每一次农药产品的更新换代都伴随着农药企业利润增值的调整，消费者对于专利产品的信任度较高，受专利保护的产品销售量提升近50%。例如2007年杜邦公司推出杀虫剂氯虫苯甲酰胺，已经使杀虫剂占杜邦作物保护业绩的份额从18%提高到36%，并具有推动市场份额进一步增长的潜力。目前，市场上销售额排名前10名的农药产品，均受专利保护，专利成为最强有力的保护市场份额的商业工具之一。

3. 享受高新技术企业待遇和政府资助。企业获得专利以后，可以享受很多政府优惠措施，比如申请国家创新产品、申报重大课题研究、形成区域贸易壁垒等。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鼓励企业的科技进步，针对拥有专利的企业，每年给予大量的资助金，只要专利授权，企业或个人申请的专利不但不花钱，反而还会挣钱。享受政府政策的支持也很重要，一年也有不少的资助，如果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企业所得税将大大降低。

4. 提升企业形象和产品品牌。重视知识产权，多申请专利，还会大大提升企业的形象和产品的品牌效应，是无形但有效的广告手段。现在企业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也就是科技进步的竞争，专利可以很好的反应出企业的科技创新底蕴。此外专利对企业招募人才、保证产品质量、创建自身品牌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5. 专利商品化使企业拥有的专利转化为潜在的无形资产，在很多场合都会发挥作用。例如，企业在进行原材料或中间体采购时，很重视供应商是否技术实力有保证，专利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换句话说，如果企业申请的专利量多质好，客户肯定会认为你比较有实力，有利于你开拓业务和做成生意。专利转让后可获得高额的转让费，专利技术交叉许可，也可以用自己的专利换取别人的专利来开发新产品，尽可能享受专利产生的附加值。

6. 保护企业自身创新技术的稳定。由于现在企业管理人才流动频繁，如果企业对自己的创新技术不申请专利，在企业掌握核心技术的人员在流动以后可能会带走这个企业的技术另谋发展，若这样企业就会产生巨大损失，而企业却没办法挽回损失，因为流动人员带走的技术之前没有申请专利保护。但是如果企业申请了专利，即使别人带走了这个技术也不能用，这就间接起到了保护企业技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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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进步对艺术文化的发展以及影响

科学与艺术一直都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相辅相成的。在二十一世纪近五十年来，科学的飞速进步远远超乎了我们的想象，两者的关系一直都是互相促进，在网络的浪潮中，急速的推进了人类在各个方面的发展进程，但也冲击着各种各样的领域，艺术领域当然也不能排除在外，科技的进步在许多方面对艺术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科技的每一次进步都对艺术传统文化的变革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但也对艺术的发展进行了推动性的作用。在整个艺术发展的历史上，医学进步和解剖学的深入，对素描和雕塑艺术产生了及其重要的变革，现如今又出现了3D打印技术，几何和透视学说的研究也为绘画艺术提供了符合人体视觉的理论基础，材料化学的发展为油画家们创造了更加丰富的色彩层次和更多的创作空间，光学的应用还研发出摄影艺术的诞生，在如此多的方面，我们足以看出科学对艺术发展起着巨大的的作用。自二十世纪以来，科技与艺术的相结合变得更加猛烈，数字科技更是为艺术创作展现了更加宽广的空间。上世纪末电脑的出现使图形艺术成为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然后迅速的出现了电视艺术，电影艺术，平面设计，工业造型设计和大众传媒体系，图形计算机的出现被称为第三次图像革命。早在公元前的古希腊时代，希腊人突破了宗教神学的束缚，逐渐开始探索事物的本质，在科学，艺术，中创造了辉煌成就，成为当时欧洲的科学文化政治中心，奠定了现代科学艺术科学的基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艺术的一次成功联姻将人们突破了封建的神学的突破，在古典规范和科学的引导下，追求艺术和文学的复兴，依靠艺术的表现形式来表现人性的善恶美丑，让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人类面前以艺术的形式为人服务创造，然后使自然科学的精神复苏。伟大艺术家达芬奇，不仅仅是艺术家还是科学家，为了尽可能的去表达真实，而研究了几何学，透视学等，还是当时的机械工程师和建筑师，科学知识的力量奠定了他艺术的成就。

篇10

从不久前公布的人工智能发展的数据来看，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正以指数级增长的速度迅速壮大，只要人类不刻意中断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探索和研究，那么“超人工智能”的诞生只是迟早的事。如今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有些科学家放弃了对人工智能的研究，这会使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减缓但不会中断，因为科学技术是互相渗透的，其他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必然会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地球并不是永生的，太阳系、银河系同样会灭亡，出于生存的需要，人类在未来必然会实行“火种计划”，也就是向太空移民，而这样的计划需要高科技的支撑。从这一点上来说，人类是绝对不会放弃人工智能这个已经被发现且隐藏着无数可能性的领域，就算人类中断对人工智能的研究，那在其他领域的科技发展到人类所认为的极点，但仍无法达成计划目标时，人工智能领域就将成为人类生存的一线生机。此外，人类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和对人工智能所能带来的好处的无限期待，也使得人工智能的研究根本无法被完全中断，因为它就是未来。

越来越多的顶级科学家都不得不承认人工智能比人类更加聪慧，如今人类对这个领域发展研究的抵触情绪，其实缘于人类的不自信和对未知世界的忧虑。说得更直白一点，那就是人类的害怕缘于对强者的恐惧：“超人工智能”在未砦抟山比人类更加聪明更加强大，这也导致作为弱者的人类对强者产生恐惧，害怕自己无法控制“超人工智能”，或者担心它也会如同人类一般产生恶念。一方面，人们期待着人工智能能给人类带来更加舒适而便利的生活；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可能会带来人类无法承担的后果。人类最害怕的便是人工智能最终取代人类，进而终结人类这一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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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技信息服务，为科技工作决策提供了有力依据

科技信息工作可通过利用资源、人才优势，研究和把握信息用户的需求，找准信息服务突破口，发挥科技信息服务作用。1以企业自身科技信息建设发展为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收集、整理有参考价值的信息，以企业内部期刊、学术论坛、科技交流、网上专栏等各种形式为企业提供决策参考信息，以有效可行的信息服务得到企业管理决策者对科技信息工作的重视和支持。2以科研部门科研项目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开展工作，跟踪信息服务。3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为重点，搜集、分析、整理各种信息，为企业提供竞争信息服务。4围绕自身科技创新和自主创新战略，及时收集、整理国内外各类科技战略信息、科技政策信息、科技前沿动态信息，将科技信息转变为科技信息服务。

2.1科技创新可促进企业信息服务的发展

科技创新和信息服务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随着企业科技创新的发展，企业对信息服务起到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企业信息化建设更为重视。采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可推动信息产业发展，进而促进信息技术的应用，同时拓展了科技信息服务空间。

2.2科技创新营造了高素质科技信息人才队伍

科学发展需要科技创新来实现，科技创新与科技信息服务为互动关系。在企业的科技创新中对科技信息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通过加强科技信息人才队伍建设，使科技信息服务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进一步提高科技信息服务质量，从而促进了科技信息服务水平。

3科技信息在现代企业中存在的机遇与挑战

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以，要想做好企业的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等一系列创新活动必须依赖于现代信息技术体系，强化信息服务措施，并建立实用有效和满足实际需求的专业信息应用体系就日显重要。

3.1面临的机遇━领导重视、发展

一个企业是否持续稳定的发展，跟企业各级领导对信息技术应用的特别关注和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们要坚持以科技信息服务为基础，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提升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为管理体系优化和创新提供新的途径，加快企业现代化管理进程。

3.2面临的挑战━信息技术人员力量

薄弱，信息技术发展更新、更快应用好现代信息技术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能为企业提高工作时效、工作质量，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科技信息服务工作中还存在着阻碍发展的一些问题。因此，解决这些问题，要切实提高科技信息服务功能和服务水平，不断开创科技信息工作新局面，充分利用好企业自身优势，做好文献信息资源与科技信息服务体系，激活发展动力，拓展服务空间，为企业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服务。

篇12

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些特殊性也决定了政府支持（包括税收支持）的必要性。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仍处于初创阶段，发展差距较为明显。具体表现为：第一，企业规模普遍偏小，研究开发能力尤其是对核心技术的开发能力较差，难以为国内企业自身发展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持。第二，高技术产品的附加值低，产品竞争力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较低层次。这些因素也决定了政府在对高技术产业提供税收优惠过程中应体现中国的特色。

从理论上说,高技术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外溢性也需要政府提供税收优惠。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些环节具有明显的外溢性,这要求政府必须提供税收支持。第一,研究与开发活动本身具有外溢性。基础研究是高技术企业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石，它可以实现一般知识的积累和提高，但一般来说研究与开发项目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从提出建议到付诸开发阶段需要数年时间。与此相比，研究与开发投资的社会收益率却远远大于私人收益率。研究与开发项目的外溢性更明显地存在于市场经济机制发育不完善的国家，这主要与这些国家知识产权等法律制度和执法环境的不完善紧密相连，此时只有通过政府的政策干预来弥补。第二，进行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主体即高科技人才本身也具有外部性。科学技术的竞争，从某种程度上是科技人才的竞争。高科技人才的形成需要大量的教育投入，教育投资尤其是基础教育带有明显的公共性。此时也必须由政府出面进行一定的政策干预，这主要包括对企业员工培训投入进行适当的税收支持。第三,技术创新的规模与风险是其重要特征。某些高技术产业的规模对于任何一个私人企业都显得过于庞大。此时政府可以对私人部门采取优惠措施或直接参与投资。同时，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收益比起传统项目更加具有不确定性，也使得私人部门提供的研究与开发投资不足。

二、不同的税收体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

（一）不同的税收体系适应于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

税收体系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税制结构上，良好的税收体系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从世界范围看，主要有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直接税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间接税两种税收制度被广泛运用，其中很多国家综合运用了两种税收制度即实行混合税制，但其侧重点各有不同。

针对高技术产业而言，很多国家为了鼓励本国的科技发展与创新，都给予所得税优惠，而难以在增值税上有所表现，这基本上是与所在国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紧密相连的。而在实行增值税的国家中，难以直接给予企业增值税优惠。因为增值税是一个中性税种，它的征收和抵扣是一个紧密相连的链条，如果从中间环节给与优惠，就会割断整个链条，引起税收的不公平。而事实上，消费型增值税与生产型增值税相比，税制本身已经包含了很大程度的鼓励投资的因素。所以，从世界范围看，虽然各国的税收体系不尽一致，但是除了生产型增值税这一税种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有一些抑制作用外，整个税制体系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还是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

（二）税种的设计将直接影响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针对某一产业进行的税种设计将直接影响该产业的发展。如美国资本收益税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美国风险投资资本的数量。正是美国的风险投资资本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源泉。意大利的高技术产业比较薄弱，与其税收政策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意大利的研究投资税，是对研究投资征收的税种，其对制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和新材料、电气部门的税率分别为20％、15％、10―15％、12％，研究投资税的征收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增加财政收入，但也增加了研究投资的成本，直接阻碍了这些产业的发展。所以说，要正确处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必须保证税收收入的增长与产业发展相结合。

三、国外运用税收政策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特点及启示

(一) 国外运用税收政策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特点

1．各国政府鼓励高技术产业的重点均放在了研究与开发阶段

从上述列举的几个国家看，它们把鼓励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点都放在了研究与开发阶段。此外，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奥地利以及荷兰等很多国家也都制定了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来鼓励研究开发支出。总体来说，虽然其政策措施有所不同，但目的非常明确，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税收优惠政策基本上是以法律的形式来实施

发达国家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大多体现在相关的法典中，而且对优惠对象都有非常明确的定义。

3．税收优惠方式简便易行、注重效果

从发达国家所采取的税收优惠方式看，主要有费用扣除、加速折旧、税额减免、投资抵免等，而且具体的优惠标准及幅度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这样操作上简便易行，而且效果明显。

4．加强税收优惠项目的预算控制与效益考核

为防止税收优惠支出过多过滥，很多对高技术企业实施税收扶持政策的国家，都非常重视税收优惠的预算控制与效益考核，即将税收优惠所减少的税收收入作为一项税式支出来加强管理，设立税式支出统一账目，规范税式支出预算。而对具体资助的科研成果进行鉴定，并对其所形成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进行预测与考核，连同税式支出成本的估价，一同附于年度预算报表之后。

5．充分利用多种力量，加强税收征管，降低征收成本

(二)对我国的启示

在全球化过程中，高技术作为一国参与国际竞争实力的最重要体现，它对一国经济的带动作用取得了各方的共识，所以各国对与高技术发展有关的税收优惠一直没有改变，但政府的税式支出政策更侧重于规范化运作以及效率的提高。此外，随着高技术成果不断向市场转化，其风险因素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各国政府为此也出台了鼓励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发展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措施。与国外的实践相比，我国最应引起重视的就是如何在税制及税收优惠政策的设计上最大程度地保证税收优惠的有效性。

1．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决定了高技术企业的税负相对较重

对国际经验的借鉴以及理论分析可以看出，国外的税制结构基本上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直接税，政府对研究与开发投资给予的基本上是所得税税收优惠，目标明确，效果突出。我国的税制结构选择的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其中流转税收入居于绝对优势地位（2003年流转税占国家税收总量的69%），在流转税中增值税又是最主要的税种，增值税约占我国税收总量的40%。我国的增值税选择的是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的重要特征是不能对企业购置的固定资产等投资品进行抵扣，而这对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高技术企业十分不利。高技术产品的增值率高达60％以上，而对技术转让费、固定资产购入等却不能抵扣，这在一定意义上加重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负担。从我国的所得税看，它在整个税收体系中所占比重偏低，而我国大量的税收优惠措施基本上是在所得税体系框架内给出的。从总体看，这种对所得税优惠的措施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所以，对高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应从整体税制的特点出发，统筹兼顾，总体安排。概括地说，我国鼓励高技术企业的科技投入，其重点应放在率先在对科技型企业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扩大其高附加值产品的抵扣范围，进而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的增值税税收负担。

2．统筹设计研究开发领域的税收优惠政策

总体来看，我国现行的研究开发税收政策还仅仅是一些税收优惠措施的简单相加，各政策措施之间协调性差，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且在技术进步税收政策的设计上主要针对产业化阶段，而对企业在研究开发阶段的风险基本未涉及。事实上，很多企业由于投资前几年无盈利，根本享受不到税收优惠政策所带来的好处。从实践看，这些针对研究开发活动所采取的税收优惠政策并未取得应有的效果。为此，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根据研究开发活动各个阶段的特点，全面系统地设计促进研究开发的税收政策。具体包括：专门针对研究与开发各个阶段和环节，即实验室阶段、中试阶段和产业化阶段的税收政策；对鼓励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税收政策等等。从税收优惠的形式上，应扩大税基式优惠的范围和幅度，只要企业进行了研究开发活动，满足税基优惠的前提条件就可以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待遇，而不再考虑其研究开发活动是否取得了收入和利润。

3．调整税收优惠对象

当前我国的税收优惠对象，主要是高新技术园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经认定的高技术企业，而高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在各个地区也有所不同。这使得一些企业的非技术性收入也享受了优惠待遇。另一方面，一些经济主体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项目或行为难以享受应有的税收优惠。从国外的经验看，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税收优惠措施并不是专门针对高技术企业本身，而是针对有利于科技进步、科技创新的项目和活动。由于科技进步与科技创新活动覆盖整个经济领域，从边际效用的角度考虑，针对科技进步的具体项目的税收优惠措施更有利于达到效用最大化。而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看，这既有利于促进一国科技实力的整体提高，有利于效率的提高，也对从事科技进步的项目一视同仁，符合公平的原则，真正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4．建立我国的税式支出预算，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的管理与评效

我们应改变侧重于出政策，轻管理而不问效果的局面。彻底清理税式支出的种类，通过税式支出预算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测算，进而决定所采用的税收优惠方法。此外，应加强税式支出后的效果评价，提高税收优惠的效果。

四、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从国内环境看，未来的税制改革应该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总体有利。在遵循整体税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下,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特点,借鉴国外的经验,还应对高技术产业提供一些税收优惠。税收优惠工具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同。根据税收减免的性质划分，大体包括税额式减免和税基式减免两种方式。税额式减免主要包括直接税收减免、优惠税率等形式；税基式优惠主要包括加速折旧、投资抵免、投资扣除等方式，二者的区别在于税基式减免更偏重于引导，强调事先优惠，与企业直接行为无关，控制能力差。而税额式减免则偏重于利益的直接让渡，它强调的是事后优惠，只有符合政府要求，才能享受此种优惠，税收引导和控制能力强。未来我国税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应是偏重于税基式减免,而相应减少税额式减免。针对高技术产业而言, 则是大量减少直接优惠手段,更多地采用间接优惠手段。

从国际环境看，我国还应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则，更好地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主要内容包括：从直接生产环节优惠向研究开发环节优惠转移；从生产贸易企业优惠向创新和产业化支持体系优惠转移，建立对商业性研究（产业基础研究、产业应用研究）、开发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和创新孵育体系的税收优惠体系。

（一） 颁布特别法案，规范科技税收立法

我国现有的科技税收政策，都是通过对一些基本税收法规的某些条款进行修订、补充形成的，散见于各类税收单行法规或税收文件中，使人们对政策难以掌握或全面掌握，认识上不易清晰、明确，感到透明度不够，而且很多的优惠政策缺乏长期稳定性。为此，国家应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法》，从总体上考虑高技术产业发展战略以及相关的财税政策，形成专门的《财政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条例》、《税收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条例》，明确财税政策的目标和优惠受益对象，研究激励政策发挥作用的机制，研究和判定予以鼓励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标准。

（二）在高技术产业实行增值税转型试点

在东北地区实行增值税转型的同时，应考虑在高技术产业也试行增值税转型。在增值税的抵扣中，应充分考虑高技术研究投入巨大而原材料消耗少等行业特点，在增值税改革中应增加增值税抵扣政策，即充分考虑高技术产业的人力资本投入。在高科技企业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应同时允许抵扣外购的专利权和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和技术设备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金。这样，既可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促进企业加大科技研究与开发投入。此外，企业研制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重点开发的高技术含量、高市场占有率、高附加值、高创汇、高关联度且对全省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新产品，其缴纳的增值税，可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定期“先征后返”的照顾。

(三)进一步建立健全对产业基础和产业应用研究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

研究开发方面的补贴是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所允许的。按照协议规定，国家对基础性研究的资助不在限制之列，对产业（基础）研究和前竞争开发（产业应用）活动不超过合法成本的75％和50％的补贴为不可补贴。为此，建议将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定位于产业研究和前竞争开发R&D阶段，采取拨款和贷款贴息为主、税收减免为辅相结合的支持政策体系。税收政策作用的范围应不限于列入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企业自主开发，还应包括所有行业的企业对高新技术的自主开发，不仅包括高新技术自主开发，还包括这些自主开发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

(四)完善所得税优惠政策

在未来所得税的改革中，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行国民待遇原则是大势所趋。在这一背景下，企业所得税的整体税率将有所下调，这有利于提高我国国内整体企业的竞争力。而具体到高技术产业，应根据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特点和需要，改变对不同高技术企业给予不同优惠的行为，有针对性地选取关键环节（项目或行为）给予较大幅度优惠，完善现行所得税优惠政策。

1．所得税优惠政策不应以企业的经营状况来确定优惠标准

现行很多优惠政策都把亏损企业排除在外。建议参照国际通行做法，扩大研究与开发费用扣除适用范围。不论内、外资企业，也不论新、老企业，不论国有、集体、民营企业，不论企业是否盈利，对符合高新技术条件的各类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在初始年度，均可实行据实税前列支。

2．加速折旧优惠

建议，明确规定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新设备、新工具可实行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等加速折旧；同时，可考虑对技术先进的环保设备、国产软件的购置和风险资本的投资实行“期初扣除”的折旧方式，允许在投资当年就扣除50-100％。这有助于提高投资回收速度，也有助于高新技术产品的市场形成。

3．适时提高高技术企业计税工资的标准

（五）建立鼓励风险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

应根据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特点，将税收优惠的重心转移到创新孵育体系和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支持体系方面，建立起比较符合国际规范和WTO要求的税收优惠体系。如给予创业企业的税收优惠和倾斜政策。

1．制订对所有创业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各国对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新兴企业都提供税收优惠，但一般通过对小型企业税收优惠的方式来实现，这样既能促进科技型创业企业发展，而且还弱化了产业和区域的专项性。我国下一步要对现行的高新技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加以改革，使之逐步扩大到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的所有小型创业企业，不以园区内外为限，不以产业技术含量为界，使其成为普遍化的税收优惠政策。

2．对中小创业企业可以考虑放宽费用列支标准

建立科技开发准备金制度，允许企业特别是有科技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按其销售收入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开发基金，以弥补科技开发可能造成的损失，并对科技开发基金的用途和管理进行规范，规定准备金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用于研究开发、技术更新和技术培训等与科技进步的方面，对逾期不用或挪作他用的，应补缴税款并加罚滞纳金。

3．建立对风险投资的税收倾斜政策

首先，对风险投资公司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投资收入，免征营业税，并对其长期实行较低的所得税率；其次，对法人投资于风险投资公司获得的利润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居民投资于风险投资公司获得的收入免征或减征个人所得税；最后，对企业投资高新技术获得利润再用于高新技术投资的，不论其经济性质如何，均退还其用于投资部分利润所对应的企业所得税。

（六）加强科技人才培养，稳定科研队伍，为高新技术发展所需人力资本提供支持

1．进一步加强对科技人才培养的税收支持

制定鼓励民间办学、鼓励社会捐资办学的税收政策。对社会各界向教育培训机构和科研机构的捐赠准许不受最高捐赠限额限制，均据实于税前列支。鼓励企业加大教育培训的政策，主要是提高职工教育经费提取比例。鼓励个人加大对教育的投资。进一步修订个人所得税政策，在基础扣除中，充分考虑现代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因素等。

2．优惠政策适度向个人倾斜

重点是完善高新技术人员的个人所得税政策，调动科研开发人员的积极性。

篇13

传统农业记载着往日的辉煌，现代工业和科技的发展正续写“鱼米之乡”今日的荣光。2011年常德市建设重点项目212个，完成投资332.8亿元。全年完成规模工业总产值1700亿元，增长40%，工业经济综合效益指数居全省第1位。

在今年召开的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市委书记卿渐伟指出，要立足产业高端，加强科技创新，转变生产组织方式，提升产业竞争能力。在常德市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市长陈文浩专门就加强科技创新的问题作出了具体安排：推进产学研结合、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加强科技成果转化……

今天的常德，正挥舞着科技之笔全力描绘工业强市的宏伟蓝图。

在当下中国，高新技术已成为企业扩大社会影响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一块金字招牌，备受青睐。经过几年的努力，常德的高新技术产业不负众望，取得了显著成效，高新技术企业领跑科技前沿，翻开了区域经济增长的新篇章。

湖南有1000多家高新企业，常德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位居第二方阵，涵盖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生物与新医药技术、新材料技术、高技术服务业、电子信息技术、新能源及节能技术、资源与环境技术等7大领域。目前，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生物与新医药技术、新材料技术数量位居前三甲，大部分企业已走过初创时期，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2011年，70多家企业产值均超千万元，其中22家超2亿元，12家超5亿元，5家超10亿元。

高新技术企业带来的不只是陡然上升的数据，更是一次深入人心的思想改革。时下，常德国力变压器有限公司正在接受高企评定3年后的复审，今年6月已上交申报复审材料。“创高新企业，除了税费减免的实惠，真正的好处在于增强了企业的创新意识，并形成共识：必须持续创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能立足于激烈的竞争中。”在董事长张家跃心中，创新推动发展的思考模式已根深蒂固。今年，国力变压已申报了2项发明专利和2项实用新型专利。

“全市高新企业的创新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正在不断增强。”常德市科技局高新科负责人做了一个统计：72家高企近三年来获得的发明专利共178项，实用新型专利共519项，外观设计专利共64项，软件著作权共31个；开发的植物新品种共10种，开发新产品600多种，核心技术近400项。

在常德，产学研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是用一种实际行动在创造看得见的效益，这种互利双赢的模式在各领域如火如荼地开展:今年2月，三金集团与湖南文理学院开展产学研对接，对博士创新项目《高酚含量生姜引种及栽培技术探讨》合作事宜进行了交流和探讨；5月，市科技局与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签订地校合作协议，双方同意就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信息交流与平台建设等多方面内容进行合作，并将共同组建中国农业大学常德市食品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 6月，在“2012年金健米业产学研合作签约仪式”上，金健米业分别与中国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国水稻研究所、湖南省水稻研究所签订了产学研合作协议，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推动力……这种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最大限度地促进了企业资金带动作用与高校技术研发力量的优势互补，推动了企业的健康发展。

产业结构的转型和调整，需要企业不断自主创新。然而，单一的校企合作模式已不能满足这种需求，多元化、多渠道的产学研结合才能推动科技创新。去年3月，常德市成立博士联谊会，10月，又启动博士创新创业行动，积极支持和鼓励博士以成果入股、技术转让、领办企业、合办实体、战略联盟等多种形式来常德创办和领办企业，以此推动研发与创业的结合。目前，省内外共有100多名博士参与了常德市博士创新创业行动，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创办恒至凿岩的文会军、领办中国光能的戴建国、协办中天新能源的邓凌峰、运作万福生科成功上市的肖明清……博士创新创业行动已成为产学研结合的新引擎，不仅为各类人才创业创造了条件，也为科技进步增添了活力。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2010年3月，恒至凿岩在文会军博士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下应运而生，成立半年之际，作为德山经济开发区与湖南文理学院第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之一的“工程切削钻机的研究与开发”项目便一举获得成功，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多功能钻孔设备，打破了国内硬岩凿岩工程机械全部依赖进口的局面，被认为是“产、学、研”、“院士、教授、专家”以及自主“投资、研发、经营”三个“三位一体”的研究成果。去年1月，公司作为湖南文理学院“产学研示范基地”挂牌成立，11月，申报成立常德市凿岩机械工程技术中心，随后又与俄罗斯国际工程院签订了国际合作协议……这一系列举措表明恒至凿岩将产学研进行到底的决心。

据恒至凿岩研究所所长罗佑新教授介绍，创业至今，恒至凿岩已投入研发经费近5000万元，自主研制成功全系列露天凿岩钻车等七款新产品，申请了73项专利，在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科技论文15篇，获常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湖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

毋庸置疑，科技投入是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障。为此，常德市构建了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社会融资为支撑的科技投入机制，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去年，市县两级财政全年共投入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4500万元，较前一年增长18.4%，其中出资100万元与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了省自然科学基金常德联合基金。全年共争取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69项、资金2300多万元，超出计划任务1321万元。常言道孤掌难鸣，在市级计划项目的带动下，企业项目投资、研发投入大幅增长，全市大中型企业共投入研发经费14亿多元，三年来投入增长近20倍，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得到增强，核心竞争力明显提升。

“创新则兴，不创新则亡”，传统产业也只能依靠增加科技投入、加大创新力度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在常德市72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利用高新技术改造的传统产业有30余家，常德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就是这队伍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