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德育的特点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古代德育的特点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2.宗教型文化旅游。这是一种非常富有特色和个性的民间信仰祭司型文化旅游活动。这种文化旅游得益于佛教传入中国和道教的产生发展传播。由于人们对佛教的信仰，古代乐山在峨眉山这个主要景区很早就修建了很多寺庙，以后逐步增加。承载古代乐山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和功能的寺庙，开始建立在东汉那个动荡的年代，兴起于文化繁荣思想相对开放自由的唐宋时期，鼎盛于封建社会的晚期明清时期，一共修建寺庙有200多座，占整个峨眉山寺庙的三分之二以上，比较有名的有普光寺、光相寺、中锋寺庙等景点，以及修建耗时九十多年的乐山大佛。这些著名的佛教文化旅游资源都深深地吸引了各地游客，直到现在都是如此。宗教型文化旅游在唐时期发展极快，其发达得益于对这种佛教文化旅游资源贡献最大的唐朝时期有名的惠通大师，在他的带领下，峨眉山的许多寺庙才得以建立，并赋予浓厚的佛教文化特色。古代乐山的道教文化旅游还早于佛教文化旅游，虽然没有佛教文化旅游发达，但一起构成了乐山古代宗教文化游，促进了古代乐山宗教文化旅游的繁荣。

3.民俗风情型文化旅游。和古代成都一样，古代乐山是一个民俗风情多姿多彩的好地方。这主要体现在一年四季的每一个节日里人们的风俗习惯和各地精彩纷呈的庙会活动。具体说来，这两种民俗文化游情况如下。在一年四季的各个节日活动中，古代乐山民俗风情展现得丰富多彩。这在乐山的地方志中有一些记载，如从正月初一开始到十五，民众的祭神活动和拜长辈活动。清明节扫墓踏青、四月初的开秧节、五月初一到初七的炎帝会、五月十五大端午节、六月初的晒虫节、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八月十五的中秋节、十二月的除夕等节日活动。这些活动至今还保存和延续，充分展现了古代乐山的民俗风情文化，也反映了当时的风情文化旅游多是当地参与为主。另一种反映古代乐山民俗风情的是在各地庙会开放之时开展的各种活动和习俗，比如乐山城区里的春会、皇会和城隍会等等庙会，乡村里的庙会如春灯会、清明会、脚杆会、八月会、赛牛会等。不过这些庙会的活动一般在过节时最热闹，在这些庙会活动中，各种乐山的美食特产纷纷展现在游客面前，如茶类、酒类和其他地方美食品会让游客一饱口福和眼福。乐山古代民俗风情文化旅游非常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与其宗教文化旅游和修身养性型文化旅游相比较，它的旅游主体具有全民参与性和当地性，风俗性、民间性味道十足浓厚。

4.探奇型文化旅游。探奇型文化旅游，这种在当时的文化旅游中不占主体，只是冰山一角，刚刚萌芽。但也开启了古代乐山探究大自然神秘面纱的文化旅游，这一时期主要是探究峨眉山等景区的特有植物，如珍惜药材类。乐山古代的探奇型文化旅游有点类似于现代科学考察文化旅游，所以可以将之看为乐山科学考察旅游的萌芽和开端。峨眉山是中国天生植物园，有着诸多神奇的物种吸引着游客去探究，尤其是其中名贵的药材非常多，古代汉武帝时期就曾派人到此采集仙药，这可以视为古代乐山探奇型文化旅游的先兆。

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旅游，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热点和表现形式。对古代乐山来说，其文化旅游和回归自然的山水文化游始终是其旅游发展历史上两大永恒的主题，对现在的乐山、四川乃至全国的文化旅游业发展都有巨大的贡献和启示。

1.乐山古代山水型文化旅游的游客，大多都是饱受中国传统文化儒学的文人士大夫类的人物，这些都是一些有修养、有学识、有抱负的人士，他们才有闲情逸致游山玩水，这说明游客的素质对文化旅游发展非常重要，这启发我们要发展文化旅游业，务必要提高全民的素质。

2.乐山古代的宗教型文化旅游，尤其是佛教文化旅游表现得非常突出，以峨眉山和乐山大佛等佛教文化旅游资源为代表，反映了古代人们的和内心反省，也满足了人们心灵慰藉的需要和对未来的美好愿望。这启示我们发展文化旅游业，必须紧跟人们的文化时尚和风气。

3.乐山古代的民俗型文化旅游丰富多彩，各大节日和各大庙会这些反映地方风俗的文化旅游资源得以充分地利用。这启示我们发展文化旅游业必须挖掘地方的风土人情，向游客提供别具一格的民俗风情，满足游客求奇、求怪、求异的心态和期望。

篇2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篇3

科举制度诞生后，整个社会的文人蜂拥挤向科举，力争入仕，蒙学教育也在这种背景刺激之下得到发展与普及。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唐代科举设“童子科”，规定儿童“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新唐书•选举志》)可以证明。蒙学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士人将来参加科举打好最早的基础，甚至一些蒙学教育，本身的目的就是直接为科举的。正是这样互相衔接的关系，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影响之下，蒙学教育的出现、发展、兴盛，无不打上了科举的烙印。唐代参加科举者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生徒”，一为“乡贡”。“乡贡”中以私学出身的人居多，在唐代所选的士中，占有很大比例。这恰恰说明出身“乡贡”的士子们，所接受的教育中包含了蒙学阶段教育的部分，而当中也必然有学习书法的经历。

(二)蒙学教育中的书法教材以识字、习字为主要内容

唐代蒙学课程由于传统儒学的影响，教育的主要内容仍是学经，如《孝经》既是“童子科”的考试内容之一，也是国子监中的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的共同课程。唐玄宗时期，明令老百姓须读《孝经》。这些做法自然而然会对当时的蒙学教育内容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为了适应科举制度的需要，教育内容还包括了识字、史学、诗赋文章和道德教育等方面。由于书法在官学和科举中地位特殊，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蒙学教育。唐代保存和流传下来的书法教学的论文数量相当多，足以证明这一点。本文在此通过对《千字文》的简述，希望能对唐代蒙学的书法教育现象有个大致了解。《千字文》的来源和编著情况说法不一，现在一般以唐代姚思廉的《梁书》中记载的内容为通行观点:“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兴嗣与陆倕各制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兴嗣所制者，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主。”［6］《千字文》作为通俗识字教材，在唐代十分流行。《太平广记》卷二零七“僧智永”条载，隋时曾经临摹八百本《千字文》散发于人。《朝野佥载》卷五，并州人毛俊之子四岁被武则天召进宫内试字《千字文》，皆能暗书。《封氏闻见记》卷十还有天宝间进士周逖改编《千字文》一事。另外，据今人高明士考证，在敦煌遗书中，《千字文》的书本多达32种，更有藏华对照本、汉蕃对音本。《唐摭言》卷十记载:“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甲辰淮浙荒乱，避地广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筲之资。未几，遘疾而终。”［7］1969年在新疆吐鲁番考古工作者清理的一座唐墓中发现了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原风里义学生卜天寿的《论语郑玄注》抄本残卷，该卷后附杂抄部分，就有《千字文》开头五句。这不仅说明了《千字文》是唐代蒙学教育中较普遍的初级识字、习字教材，同时卜天寿抄本残卷的发现也证明了唐代蒙学教育的普及(不仅中原地区相当发达，而且也渗透到少数民族地区，并且学习的内容和教材也基本相同，可见《千字文》波及范围有多广)。

(三)蒙学阶级的习字教学方法和内容主要是围绕执笔、用笔、结构来进行

“楷法遒美”的科举要求直接影响到唐代官学和私学中书法教育的各个层面，蒙学中的书法教学也大都集中在对楷法的诠释上。楷书风格在唐代成熟，为总结汉字的造型规律提供了有效的现实经验。在唐代出现了许多关于楷书的初级习字教学法。如欧阳询的《八诀》《三十六法》和《用笔论》。《八诀》讲怎么写笔画，《三十六法》讲怎样结构造型，《用笔论》则专谈笔方法。蔡希悰《法书论》中记载“旭尝云:或问书法之妙。何得齐古人?曰: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识法，须口传手授，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其次在布置……其次变通适怀……其次在纸笔精佳。”［8］张旭强调了学习的次序，即首先是执笔，其次是用笔，再次是结构，最后是变通适怀和纸笔精佳，而前三者正是唐代初级书法教学的主要内容。可见唐代蒙学中的书法教学受科举重书等原因的影响，以实用性为主，形成了大量相对成熟的针对蒙学儿童的教学方法，对后世的影响也极其深远，不少教学思想和方法至今在书法教材中屡见不鲜。

篇4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5-0001-05

人之物利欲望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思想家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关于经济性质及其发展和有关政策的主张的基本倾向。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利欲观是整个经济思想的基础。中国古代利欲观的内容非常丰富，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完整准确地把握其特点，反思其根源，对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治国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中国传统学术重微言大义，不太重系统论述，中国古代思想家对这方面内容显得有些杂碎。但它没有被精炼提升为一个有方法论意义的严格概念，如西方的“经济人”假设。所以为更好地归纳和揭示其特点，笔者尝试从整体与演变的视角来对其做较系统的考察。经过这样考察，中国古代利欲观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的特点。

一、普遍肯定好求私利是人的本性

纵观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具有重要影响的流派或思想家都明确肯定好利是人的本性。

老子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①

这表明，他不但认为人的本性是贪求物利和享乐的，而且还认为它是人自身很难加以控制的本性。大致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才强调无为而治，强调“圣人”治国，要在使民处于“无知无欲”的状态。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明确肯定人之好利是自然本性。他说：“食、色，性也。”当然，他也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②他这样说，并不是说君子不求利，而在于认为，君子“好义”，“使民莫不敢服”。③君子根本利益在于使民“服”。民“服”，君子之利的实现自在不言中了。孟子是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观点与孔子相似。他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嗅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④对于君子，他提出了“王何必曰利”的观点。他之所以提出这样观点，也因为认识到“王”的根本之利在于能“王”。王者要实现这一根本利益，讲“仁义”是最有效的途径。他说：“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⑤

董仲舒对推进儒学朝着封建意识形态化方向的发展有过重要的贡献。他对于人之好利本性有更深入的认识。他指出：“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体不得利不能安”。①这表明他已经不再是简单地承认人之好利本性的存在性，还开始力图从人的生存的角度，即从人要“养其体”，使“体”“得”“安”的角度来论述其存在的必然性，是较为深刻的。韩愈自命是唐代独得儒家道统之真谛的传人。他虽然将性与情作了区分，在他看来，性指仁义礼智信，是与生俱来的；而情指喜怒哀惧爱恶欲，是“接于物而生”的。②这样一来，似乎情不是与生俱来的本性了。其实，只要我们承认人人都不能不“接于物”而生存，只要一“接于物”便会生他所说的情，那么，这自然也就等于承认当中的欲是人的本性了。

宋明理学开启了儒学发展的新时期，代表人物是程颢、程颐、朱熹，其中朱熹是集大成者。他们都明确肯定人都是好利。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性好利的揭示与论述十分透辟，不像儒家那样总是将其与义相掺混，伪饰扭捏。商鞅说：“民之于利，若水于下也，四旁无择也。”⑧他还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⑨“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⑩在他看来，民之求利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本性，就如水要向下流一样不可避免。人们对名利的追逐是一贯的，不死不休。

篇5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本文由收集整理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

篇6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篇7

《全日制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了语文课程的四条基本理念,第二条是“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特点”,其中,明确指出:“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总是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语文又是母语教育课程,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而,应该让学生更多地直接接触语文材料,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的规律。” [1]这段表述在语文教学中产生强有力的冲击波,但在认识和实践上也有许多模糊和混乱的地方。

如何才能正确理解和贯彻这条理念呢?如何认识语文课程的实践性?如何处理学生语文实践与其它环节的关系呢?我国古代的“学习”理论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一、“学”和“习”的内涵

在先秦学者的治学言论中,把“学”和“习”看成是有一定意义联系的两种不同的获取知识的方式,又把二者看作是具有时间关系的两个学习阶段。中国最早把“学”和“习”连起来使用的是孔子,“学而时习之”, [2]按其本意理解,“学”的基本含义,就是从书本和讲授中获取知识、技能;“习”的基本含义,就是学习者个体的实践活动,对已学知识技能温习、练习以求熟练巩固。《礼记》中采用形象的比喻,把“学”和“习”结合起来解释说:“鹰乃学习。” [3]但仍然是包含两层意思的两个词的联用,雏鹰小时学飞,需要跟着老鹰模仿,初步掌握飞翔要领后,仍需反复演习,才能熟练掌握飞翔的技能,雏鹰学习飞翔的过程,与人的学习过程非常相似。

以后的学者发展了先秦学者的思想,朱熹说:“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谓学;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谓习。”④说明学习的过程是由“未知未能”到“已知已能”,再由“已知已能”到“行之不已”的过程,是一个由未知到已知,由知到行,由认识到实践的过程。

综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学”和“习”的内涵:

“学”是动物和人类通过人际之间互动而获得间接经验的过程,“习”是动物和人类通过与环境互动而获得直接经验的过程,是学习的两种方式。

在学校教育中,“学”的目的是理解书本和教师所授,解决“懂”的问题;“习”的目的是对所授知识巩固运用,解决“会”的问题,是学习的两个阶段。

在语文学习中,“学”是对知识的感知、理解和记忆,“习”包含了复习巩固的意思,但更指对知识的运用。

在语文学习中,“习”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作练习题,也不同于更进一步的社会实践。

语言学家克拉申曾区别这两个概念,他认为,习得(acquisition)是一种下意识地掌握语言的过程,语言习得者通常意识不到他们在习得一种语言,而只知道他们是为了交际、实用而运用这种语言;而学得(learning)是有意识地学习语言知识、掌握语言规则的过程。学得和习得是掌握语言的两条途径,不过,习得更重要,学得只起到辅助作用。语言学习的规律表明,语文的“习”决不能停留在以巩固教材为目的的习题册上,而是在交际中动手动脑动耳动口。

“习”也有别于进一步的社会实践。在传统教育理论中,“习”的范围很不确定。孔子更多地指练习,尤其是记忆方面,强调必须多次温习才能记忆,长久进行下去才能把所学逐渐领悟。清代时期的“习”,有复习、实习、练习等义,又兼有实践、实行等义,实际上涵盖了“行”的环节。我认为,“行”是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现实生活中各种实际问题,是学习过程的最高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比“习”更广泛。这和学校教育阶段与“学”紧密相联的“习”的阶段是有区别的。

二、“学”和“习”的关系

孔子“学而时习之”一句,说明学过的知识只有通过不断的温习,才能融会贯通,有所心得,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习”是“学”的深化。

《朱子全书》有这样的话,“人而不学,则无以知其当知之理,无以能其所当为之事;学而不习,则虽知其理,能其事,然亦生涩危殆,而不能以自安。”他把“行”包含在“习”中,认为学习的过程就是“学”和“习”的统一。“知行常相。”“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

对“学”和“习”的关系,可以形成如下的基本认识。

1.从总体看,“学”是主导,“习”是基础,“习”“学”结合,相辅相成,是人类学习异于并且优于动物之处

动物学习,严格地说,只是单纯地“习”,只能“习”得个体的直接经验,虽然也有信息传递,如蜜蜂借助某种“舞蹈”信号,传递蜜源地点的信息,但局限性很大,不能突破时空限制,积累形成种群经验时代传递下去。而人类通过语言文字等各种中介物传递信息,从而超越时空限制,弥补个体经验的不足,“学”使人类学习走了一条捷径。

然而,再精深的理论,再深刻的间接经验,如果不经过学习者的运用,是不会转化为学习者的经验的。正如清代学者颜元所说:“思过,读过,总不如学过。一学便住,不如习过。”

2.就语文学习规律和语文教学现状而言,要强调突出“习”

“学“和”“习”是语文学习的两条途径,但在语文教学中却只注重“学”这条途径,忽略了“习”这条途径,单条腿走路。具体表现为课堂多以对课文和语言知识的讲解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生的语言实践为中心;以习题检测为中心,而不是以与学生思想生活相关的真实信息的输入为中心。这就严重背离了语文学习的规律,势必导致语文教学的低效。

三、“学”中有“习”,“习”中有“学”

古人在“学”、“习”结合上做了有益的尝试。

先秦时期就把“学而时习”作为一条学习规律,把“传不习乎”作为一天的学习内容来对待,如果达到“日知其所亡,月不忘其所能”,[6]就算达到学习目的了。什么时候“习”比较好呢?《学记》指出“当其可之谓时”,[7]是说“过时非也,不及时亦非也”,必须注意“当其可”,把握准确时机,才能使“习”有效。还总结了许多“习”的方法:一是配合课内的课外练习,如《学记》所说“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8]二是及时复习,“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以此不解,是为学则。”[9]三是经常性练习,“学而时习之。”四是由易到难,逐步练习。

明清时期,“学”的方面,强调博闻强记,并分为感知、理解思考、记忆巩固几个阶段。“习”的方面,在“习”的时序、次数、分量上,比前人更为具体,强调循环记忆、先密后疏,还总结了间隔练习、诵读、札记复习等方法,尤其强调“习动”实践,反对“习静”,指出“习动”不但实用价值高,而且学得快,记得牢。

“学”和“习”虽然是学习的两种方式、两个阶段,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又是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的。站在今天语文教学改革的角度,“学”和“习”更不能截然分开,而是“学”中有“习”,“习”中有“学”。

1.“学”中有“习”

如前所述,语言的学习中,“习”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即使在感知、理解教材的阶段也不例外,“学”中必须渗入“习”,才能切实有效地“学”。

以诵读为例。古人诵读要求“口诵心惟”,把声音技巧和抽象思维、形象思维融合,运用语感把握书面语言的深刻含义,学生对教材的体悟正是从他们自己的诵读开始的。如果一味地听教师讲授,单纯地“学”,只是记下未经消化的知识点,很难谈得上深入地理解教材。

2.“习”中有“学”

就“习”的目的而言,“习”是对“学”的巩固、运用,其结果必然是“学”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尤其要提倡那种高层次的“习”,在温习旧知的基础上,悟出新道理,获得新知,所谓“温故知新,告诸往而知来者”。对此,朱熹有精辟的论述,“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新得。”“须是温故方能知新,若不温故便要求知新,则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7.

[2]论语.程昌明译注.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7.

篇8

现代舞中呼吸的视觉很明显，如：瞬间的凝聚爆发、瞬间的全身松懈、瞬间的腾跳翻转、瞬间的跌倒爬起、在激烈动作中一刹那屏住呼吸停顿静止等等，都是依靠呼吸的运转，从而使观众在视觉上得到美的享受。现代舞追求的是动作的自由真实，现代舞的那种灵活自由的动作正是由不同的呼吸节奏控制的，如呼吸的长短、动静、轻重、缓急、停顿等。

呼吸是生命的重要特征，舞蹈中的呼吸与动作一样来自生活的体验，它源源不断地给舞蹈和舞蹈者提供着展现艺术魅力的能量和养分。美国现代舞大师韩芙丽“倒地——爬起”的身体动作语言分析的核心点是呼吸。另一位现代舞大师玛莎·格莱姆的技术是随着生命呼吸的“收缩——伸展”，她也是在一呼一吸中找到舞蹈的始动的。

现代舞中的力是由气源核（即丹田）发出一呼一吸气的循环而产生的，又依靠力量的转换而产生重力、借力、作用力、反作用力、反弹力等新的力。舞蹈者在现代舞训练之前要调整好自己，要放松，做到心平气和；在心平气和的状态下感受呼吸和身体的放松有利于呼吸的自然进出；呼吸的顺畅与否直接影响到肢体运动，因为呼吸是气体交换的基础，没有了呼吸体内的血液循环就无法运送气。

二、呼吸在古典舞中的运用特征

在中国古典舞中，呼吸的运用是至关重要的。古典舞讲究“精、气、神”，呼吸就是“气”在这里起到贯穿其中的作用。如：古典舞中的“丁字步”站位，要求的就是提气凝神，用提气来表现一种威武神情的精神面貌。再如：“身韵”是古典舞训练的重点。在身韵中“提沉”作为区别人体自然呼吸并具有严格规范的艺术呼吸，它对身韵之“形”影响很大。从“提沉”的动势来看，它们是上下的呼吸动势。如在做“沉”时，由自然呼吸使气下沉到丹田。在此过程中，腰椎节往下压，形成胸部微含；在做提时，要求在“沉”的基础上进行深呼吸，感到气息从丹田提到胸腔，由胸腔把腰椎拉直，由“沉”的微弯状变成提的直立状，并产生气息往上、头顶虚空的感觉。“提沉”的训练可以加大身体的表演幅度，因为练提沉的目的就在于解决一个“通”字，即心与气通、气与意通、意与身通、身与气通，解决了这个“通”字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了身体的僵硬和不协调，使身体达到高度松驰和自如。呼吸赋予动作以生命力和表现力。在身韵动作中，呼吸使动作时而有行云流水，轻而不浮的控制力；时而有亮相、转换动作刹那间的凝聚力；时而有明快洒脱的刚脆和富有弹性爆发力。

在表演中，大量的造型和预备动作需要艺术呼吸，一般来说，在刚武气质和柔韧舒展型的舞蹈中，“提沉”显得格外明显和重要。形容中国古典舞“闪转腾挪”的词语，原本是一个武术术语，而武术是非常讲究“气”的合理运用的，自觉运用艺术呼吸对于表现刚武气质大有裨益。中国舞蹈大师吴晓邦先生依据人在生活中对“气”的本质认识，明确地将“气”作为舞蹈表演的元素之一。李正一和唐满城教授创建的古典舞“身韵”教育体系将这种艺术化的气息——“提沉”作为“身韵”训练的重要内容而贯穿始终。

三、呼吸在现代舞和中国舞训练中的重要性

呼吸在舞蹈中运用的成功与否，是一个舞蹈是否能成功的关键，不论是现代舞还是中国古典舞，能不能自觉地、完美地、有创造力、有感染力地呼吸决定了舞蹈者的终身成就。因此，呼吸能力的培养与训练，是一项繁杂而艰巨的工程，是每一个舞蹈老师都不能忽视的重要课题。由表及里、出神入化、浑然天成的舞蹈艺术表演，是由呼吸伴随着舞感和舞蹈表现力而成就的。所以，我们在平时训练时，就要特别注意呼吸和重心、呼吸和力量的训练。

篇9

三、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艺复兴以后，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大多继续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在中国古代，绘画受到比雕塑高得多的重视。雕塑始终由工匠从事，文人士大夫极少参与。早期绘画的作者也只有工匠，但从东汉晚期开始，文人士大夫乃至帝王参与了绘画创作，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绘画创作队伍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国家、社会及文化的统治者，自然也统治了绘画，使绘画地位高高凌驾在雕塑之上，并以其艺术观念影响雕塑，因而雕塑染上了明显的绘画性。其绘画性表现为不是注意雕塑的体积、空间和块面，而是注意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这些线条都象绘画线条一样，经过高度推敲概括提练加工而成，和西方古典雕塑以块面和空间的丰富变化来体现轮廓与衣纹的形状完全异趣。后者体积感强，前者只有大的体积关系，局部大多平面性很强。有时在平面上运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肌肤和衣服的皱褶，仍然没有立体感，只有绘画的平面效果。因此，通常雕塑表面光滑，没有西方雕塑那么多明暗起伏的细微变化。这种特点，在教材最常引用的汉唐陶俑、敦煌莫高窟唐塑和麦积山石窟宋塑佛教造像，以及太原晋祠宋塑侍女，大同下华严寺辽塑菩萨、平遥双林寺明塑和昆明筇竹寺清塑罗汉像等等作品上都可见到。中国雕塑从这一特点历代相沿，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线描草稿，象人物画白描一般，再复制成雕塑。也有人直接在硬质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这样创作雕塑，带有绘画性就可以理解了。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今天我们欣赏古代雕塑，也需要借用中国画的审美眼光，才能把握美感要点。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的艺术标准来指摘中国古代雕塑缺乏雕塑性，那无异于为适履而削足。

四、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西方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特点。中国画无论工笔还是写意，都不象西洋画那样精确地写生刻画对象，而是主要依据观察体验所得印象，再加上想象，经过主观加工美化而成艺术形象，和客观对象保有相当距离。中国画不画光影（这是表现主体感真实感的重要因素），色彩只表现固有色（所以写实性有限），造形与画面效果的平面性很强。背景一般为纸、绢的空白，不求空间深度，而把注意力放在物象的“神韵”表现上。因此，若按西洋画的解剖、比例、透视和色彩等等准确度很高的科学化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绘画，便会觉得一无是处。但若理解中国艺术自成体系、自有追求，便懂得和喜欢品味中国画的美感。中国雕塑也是如此，它和中国画观念是一致的，而且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象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它们和中国画一样，追求神韵，不求肖似。如果用西方古典雕塑的标准来看待它们，就能挑剔出解剖、比例不够准确，质感塑造不够充分等等不足，造成欣赏上的障碍。我们必须换一种眼光，使用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来欣赏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这样，当我们从敦煌菩萨，晋祠侍女、筇竹寺罗汉塑像上体会到“栩栩如生”这一句成语的含义时，就不是象欣赏西方古代著名雕刻，如欣赏教材常会介绍的掷铁饼者、拉奥孔群像和奥古斯都像等等那样，是个从形到神都准确得象真人一般的概念，而只是感受到一个艺术品所传达的人的生命力、精神状态和宗教境界等等形而上的东西。

五、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modelling)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象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夸张乃至变形来强调人与动物的神韵，是普遍运用的手法，汉代四川说唱俑和霍去病墓石兽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只是服从作者对物象的感觉和理解，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准确比例和真实效果，而是说唱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表演神情以及虎、象、马、牛、野猪等动物的不同习性和旺盛活力。这样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夸张变形甚至抽象，其效果更突出对象的特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给人的印象更特殊而深刻。这一点和西方近现代雕塑有相似之处。西方近现代雕塑一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追求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不被客观物象所役，使艺术创造更纯粹。中国古代雕塑实际上也是达到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这种艺术境界的。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六、中国古代雕塑既然是意象性的，注重“以形写神”，必然也象中国绘画一样，注重头部的刻划。中国古人认为“头者精明之主也”。（《黄帝素问》）“头者，神所居，上圆象天。”（《春秋元命苞》）从原始时代起，人面或人头，在工艺装饰中就受到特别重视，这应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发展为特别重视传神的原因之一。这种重视贯穿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民间雕塑和农民画中，头部仍是艺术家首要表现的部分。头部以外的人体部分，便被看作是从属的，较为次要的。这样，在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中，头大身小逐渐变成一种习惯造型，一旦头身关系处理不好，在视觉上便难免造成不舒服的特点，这是不必为古人护短的。然而优秀的作品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缺点中吸引转移集中到刻划精彩的头部来。这些头部看似没有西方雕塑深入，可是结构十分严谨。搞过雕塑的人都有体会，临摹西方雕塑易，临摹中国古代雕塑的头部却相当困难。它们不如西方雕塑结构准确分明，却另有一种完美性，神完气足，很不易临摹到那种境界。在头部以外，又用充满韵律的身体衣纹线条来发挥美感，使人受感染的不是比例结构的准确本事，而是传神美化的功夫。龙门奉先寺大佛、服侍菩萨与天主力士像都严重头大身小，但依然很美，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一特点。

七、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之旨，这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另的艺术也如此追求，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是含蓄美、内在美。雕塑亦然，中国古代雕塑给人的感觉不象西方古典雕塑那样一览之下、历历在目，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含不尽之意于象外。没有剑拔弩张，向外张扬的火气，而是象中国书画用笔藏锋那样将力量包裹在内部，给人更多品尝的余味。例如严阵以待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载歌载舞的汉唐女俑、孔武威风的唐代天王力士，乃至雄强猛厉的南北朝辟邪和唐代石狮，都有这种效果。比较一下掷铁饼者力量的紧张迸发和拉奥孔群象情绪的激烈发泄，就能够领会中国古代雕塑含而不发的美感特点。它是与其他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理想相一致的，就象西方雕塑与绘画的审美理想也相一致一样。欣赏中国雕塑时也许会觉得不如西方雕塑痛快顺溜，这就象喝酽茶和喝咖啡不同一样，不能相题并论。喝茶需要品味，如若不谙茶道，便永远进不了茶的境界。

篇10

在分析德育形态时，可将历史、现实两个角度作为切入点。德育历史形态包括现代学校德育、古代学校德育、习俗性德育［1］。德育现实形态包括隐性课程、间接德育、直接德育。通过进一步分析德育形态，有利于更好把握德育概念，明确德育发展方向，提高德育的实效性。

1德育历史形态演进

德育历史形态可分为习俗性德育、古代学校德育、现代学校德育三种形态。

1．1习俗性德育：

存在于学校教育之前的德育形态，具备两个特征，第一，德育教育有利于对社会各个成员的关系进行协调，对社会具有维护作用，教育的核心就是道德教育，人人都要参与；第二，原始社会人们的教育、生活、劳动均为一体，通过给予道德教育，可使年轻人对年长者更加尊重，进一步理解部落、氏族的责任，掌握宗教礼仪。习俗性德育具备生活化的特征，其优势在于有趣、有效，缺点在于系统性、自觉性差［2］。

1．2古代学校德育：

古代学校德育主要指封建社会时期的学校德育，德育主要以师徒授受的形式进行，教育内容为圣贤经典思想或宗教思想，因教育缺乏系统性，缺乏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导致德育教育中存在猜想成分。古代学校德育的专制色彩非常明显，教育特征表现为强调记诵、注重理解。

1．3现代学校德育：

现代学校德育具备科学化、民主化、世俗化的主要特征，世俗化表现为学校德育、宗教教育两者分离，在古代教育中，宗教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校德育，道德教育在方法、内容、目标上均体现了宗教特点。除此之外，现代学校德育还具有民主化的特征，德育民主化与政治民主化存在很大关联，不仅包括教育过程中的民主化，还包括德育目标、德育途径、德育方法、德育内容的民主化［3］。随着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个学科的发展，德育已经演变成科学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德育效率明显提升。但在德育过程中，也存在学生的个性被忽视，过度理性化的现象。

2分析德育历史形态的作用

2．1为深入分析德育形态提供条件：

与学校德育相比较，生活德育、民间德育的范围更加广泛，且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通过对德育历史形态进行研究、分析，有利于人们增强对德育形态的了解，追溯德育发展的现实与理论源头，全面解释德育的内涵，为进一步分析德育形态提供理论依据。如习俗性德育既有有趣、有效等特征，也有美感、生活化特征，通过深入研究德育形态，获取更多教学灵感，提升德育实际效能［4］。

2．2为比较现代德育与古代德育形态提供帮助：

古代德育形态的经验性、等级性、神秘性特征表现非常明显，而现代德育处于科学化、民主化、世俗化的发展过程中。现代社会主要呈现为社会主义形态和资本主义形态；不同形态社会中的德育形态虽有差异，但都朝着科学化、民主化、世俗化的方向发展［5］。我国在德育上深受儒家伦理的影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德育已经从以往的神秘性、等级性、经验性走向世俗化、民主化、科学化。

3德育现实形态

3．1间接德育：

间接德育指的是教育人员并无明显、直接的德育意图，受教育者从间接途径接受德育。常见间接德育有校园生活、校园活动、非德育教学课程等，实际上，很多科目中都含有德育因素。就间接德育意图标准而言，隐性课程的德育也属于一种间接德育的形式。

3．2直接德育：

直接德育是指教育者具备德育意图，受教育者也了解自己接受德育形态的一种以直接方式呈现的德育教育，包括师生间德育性对话、主题德育活动、直接德育课程、校园文化、各科科学等内容。我国尤为重视直接德育，这种德育形式有利于更清楚的向受教者解释行为规范、道德价值，使受教者直接受益。直接德育是学生最主要的教育形式。

3．3隐性课程德育：

隐性课程是学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德育形式一般以潜移默化、非计划、隐含性、非学术等形式展现出来，隐性课程有三个因素；第一为群体，一个班级就是一个群体，班级中有各项规定、规则约束学生的行为；第二为表扬，是老师对学生的评价及学生间的相互评价；第三为权利，可将班级视为一个小社会，班级中权利的差距、权利的结构都是该小社会中的一部分，学生要想更好的适应社会，就必须先适应班级这个小社会［6］。虽然隐性课程的德育范围比较广泛，但因其隐蔽性而被人们忽略。

4分析德育现实形态的价值

4．1增强教师的使命感：

通过对德育现实形态进行分析，有利于增强教师的使命感。在学校教育中，教师要具备高度责任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举止会直接影响到学生；教师还需对德育形态进行全面把控，增强德育使命感与德育认同感。

4．2拓展教师的教育思路：

全面深入地对德育现实形态进行分析，使教师全面了解德育内涵与德育概念，拓宽教学思路。教师明确了德育的重要性，会为学生安排更多德育活动、德育课程，拓展教学思路，创新教育形式与教学方法。

4．3提高德育成效：

通过对德育现实形态进行有效分析，有利于教师对德育教育加深了解。直接德育、间接德育、隐性课程德育都有着各自的优势。例如直接德育可以向学生明确解释德育的概念，便于学生及时吸收所学内容，不过直接德育需花费一定时间，如果说教过度，还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在德育过程中，教师必须合理选择德育形式，预防和疏导学生的逆反心理，使德育工作收到成效。德育是规范学生行为、培养学生正确道德观念的一种教育形式。探讨德育的形态演进与现实价值，有利于教师对德育工作的进一步了解，意识到德育的重要性，切实做好德育工作。

参考文献

［1］孙峰．当代中国德育价值观的变革［D］．陕西师范大学，2010．

［2］张洪春．生态德育：一种生态伦理学的实践形态［J］．社会科学家，2012，（10）：28－31．

［3］顾洁．知性德育物本主义范式的批判———浅谈当代德育模式的合理形态［J］．经营管理者，2012，（24）：6－7．

［4］刘巍．德育形态比较研究［D］．复旦大学，2014．

篇11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民族。在中国封建社会，自汉朝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国家正统，道德教育不但成为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首要途径，而且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

一、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起源很早，德育的观念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下萌芽．并成长发展起来的，而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并且是以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异常集中的专制统治为主要特色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特色．而且与它相适应的传统德育思想也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中国古代传统德育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圣外王．修身为本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历来十分强调道德的修身功能，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启发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督导个体不断进行自我道德品行的修炼．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第一步。所谓“修己以敬”是指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以诚敬之心来进行自身道德的修炼．只有以诚敬之心进行道德修养，才能忍人所不能忍．才能够做到不被物欲所惑．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身居陋巷，身无长物．日常赖以果腹者，惟箪食瓢饮而已，人皆忧戚难安无法忍受．而颜回却怡然不改其乐；有人问如此困境所示何事。他说非乐贫而乐道也。孔子曾再三赞叹他道：“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特征。所谓“内圣”就是内以修养自身品格，以期成就圣贤人格；所谓“外王”就是外以平治天下．以期建立不朽功勋，从而造福黎民百姓。儒家经典著作《大学》详细阐述了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的德育纲领和步骤。如“格物”是道德教育的起点，“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意思是说道德修养必须从“格物、知致”，即认识道德规范开始，由认识道德规范逐步转化为形成道德信念．即“诚意、正心”．才能最终达到约束自身行为，即修身的目的。无论是从个体身心发展．还是从德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观点都是符合个体道德心理发展规律的；同样。《大学》中提到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通过“修身”来达到的。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十分强调道德信念的作用。可以说，强调道德教育的自律，既是我们民族优良的德育传统．又符合德育发展之规律。

(二)知行结合，以行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德育观强调知与行的有机结合，即强调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倡以行为本。子日：“纳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也就是说道德修养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辞上．必须与实际行为相结合。朱熹指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即是对知行关系形象而生动的表达。王守仁曾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更是强调了知行统一的重要性。王阳明也认为“满街都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途径只有一个——“躬行实践”。

(三)立足当前，胸怀大志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说．要想把自己的品德昭示于天下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要想整治好家庭的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想提高道德修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内心；要想端正自己的内心。首先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要想使自己的意念诚实，首先要获得丰富的知识；而要获得丰富的知识，在于穷究事物的原理。这里就提出了《大学》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立志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明确提出官员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在孟子的论述中得到了更深刻的体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诚然。要实现以上的道德理想，就应该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如果一个人连“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小事都不愿干．又何以谈论治理国家呢?因此，我们的道德教育必须启发受教育者形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德之心，胸怀天下的道德理想．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道德目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有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内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道德教育方法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并对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启示作用。挖掘和概述中国传统德育的主要内容，目的是弘扬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精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和宝贵的精神文化食粮。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道德结构的思想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虽然没有关于品德心理结构成分的系统阐述，但是其中却蕴含着极着丰富的品德心理结构的思想。例如．孔子提出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思想．就是强调道德认识在品德形成中的作用；其提出的“仁者不忧”的思想．即有道德的人是感到快乐的人，强调的就是道德情感的作用。道德认识是指人们对社会中的道德关系以及这种道德关系的原则、规范、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在培养品德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形成道德认识。道德情感是指人们心理上对某种道德义务在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爱憎、好恶态度。

孔子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意思是说只有仁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人、憎什么人．可见仁德中含有“爱”和“恨”两种情艨道德信念是指人们对某种道德义务有发自内心所具有的定信念。孔子提出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以及“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均强调道德信念对道德行为的导向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提出的“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已成为激励华夏儿女道德意志的格言警句。道德行为是指人在一定道德意识支配下表现出来的对他人与社会有道德意义的活动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十分重视道德实践的作用和道德行为的激励。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思是说，一个人的道德意识．不能转变为道德行为。不能践履自己的道德诺言．这是一种可耻；言而不行．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人言语慎重迟钝．行动却敏捷干练．强调了道德行为的重要性。此外．孔子也十分重视道德行为的持续性。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意思是说．一个人时时刻刻都要坚守仁德规范，甚至连吃一顿饭的工夫也不违背仁德；一个人处处事事都要实行仁德，甚至在“流离痛苦“的时候也要按仁德行事。也就是说，即使遭遇不幸变动、困难等逆境，仍然不改初衷．坚持道德操守。

(二)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

古代教育家提出了许多道德教育方法。这些方法和技巧至今仍闪耀着生命的光彩。概括起来，这些道德教育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1．启发诱导法

孔子说：“不愤不言，不悱不发，举～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就是善于抓住“愤”、“悱”的时机来进行启发。启发诱导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循循善诱”。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这样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要逐渐形成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坚定道德信念，并付诸道德实践，从而养成道德习惯。

2．因材施教法

对不同的个体．先哲们很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的手段对其进行示同方式的道德教育。例如在《论语》中。孔子这样表扬颜渊道：“回也好学”，“回也不愚”“贤哉．回也”；而对于子路。由于其秉性亢直．又骄傲自大．很容易轻举妄动，所以孔子就采用批评的方式教导他。

3．以身作则法

孔子在德育中不仅重视“言教”。更重视“身教”。他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以身垂范，时时处处以自己高尚的德性品行向学生们示范，以自己真诚坦荡的人格魅力熏染学生。深受其弟子及后人的崇敬和膜拜。子路问君子。子臼：“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人。”日：“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百姓”。

4．修心德育法

根据儒家的道德观点．德育的最终目的是开启善的心灵和德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心灵的道德修养。“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得为心得．则修亦修之于心。”在具体方法上，古代学者先后提出了诸如寡欲法、唤醒良知的自我育德法、培育羞耻感法、慎独法、诚敬存心法和返璞归真法等，其目的是要求人们通过修心育德达到至善的境界。

(三)品德考评法

篇12

二、当代校园里的德育状况

我国在校学生的德育发展状况并不是很理想，音乐教育作为德育教育的重要手段，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这直接导致了音乐教育中德育教育工作的展开。制约音乐教育的德育教育工作展开的因素大致有以下两种：

1、学校对音乐课的重视不够，认识不足

在我国很多学校，音乐课的开设形同虚设，不但不能够保证音乐课的课时量，这样的做法直接导致学生远离了音乐，又何谈他们能中音乐中得到情感的升华，激发起高尚的道德感？我国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说过：“音乐是培养人民高尚道德品质，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没有音乐教育对学生的影响，又怎么谈学生道德素质的提高呢？处于校园里的学生正是情感敏锐的时期，他们内心深处对于音乐的渴求是无限的，音乐教育对他们的身心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的他们能够很容易的理解音乐带给他们的内涵与魅力。总而言之，在音乐教育中我们不仅要使学生获得音乐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而且更重要的是发挥音乐教育的特点和功能，陶冶学生的情操使他们的身心得以健康全面的发展，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达到育人育才的双重目的。

篇13

数学科学的各种概念、定理间的联系、发展变化是无穷的。在教学中根据这些特点，利用中学生可塑性强、思维活跃的发展规律，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培养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的兴趣。例如，在平面几何教学中，完成了基础知识传授、学法指导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对一些特殊图形，如：平行四边形、萎形、矩形、正方形等几个概念的内含与外延进行比较。使学生认识到这些概念间的联系其妙无穷。同时对这些图形的性质定理、判定定理进行比较，认识这些定理的发展变化规律。从而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使其感受到学习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