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的一般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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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川滇黔接壤地区包括四川省西南部的攀西地区（攀枝花市和凉山州）和川南地区（宜宾市、泸州市和乐山市的马边县），云南省东北部（昭通市、昆明市的东川区、禄劝县和曲靖市的会泽县、宣威市、富源县,楚雄州的永仁县、元谋县、武定县，丽江市的华坪县）和贵州省西北部（六盘水市、毕节地区和遵义地区的赤水市、习水县、仁怀市），共75个县（区、市），面积19.36万km2，总人口3840.31万人，GDP总量3793.90亿元。川滇黔接壤地区地处大西南的中心区位，成昆、贵昆铁路和长江—金沙江水道在此交汇，是四川、云南、贵州三省联合开发的核心区和纽带。由于受自然条件、区位和历史因素等影响，该区发展仍十分落后，人均GDP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3.52%，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平均水平的83.00%。同时，该区域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地震，山洪、泥石流、崩塌滑坡灾害分布广且发生频率高，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川滇黔接壤地区是中国西部众多老、少、边、穷地区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是中国8个特困连片区扶贫开发区之一（乌蒙山区），研究其自然灾害综合特征，对于开发扶贫和生态环境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2研究区自然灾害特征

川滇黔接壤地区是中国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区内地震灾害、泥石流灾害、滑坡灾害、洪涝灾害、干旱灾害、冰雹灾害、低温冷害等广泛发育。作者于2010年、2011年两对该区域进行了系统考察，并与当地主管部门进行座谈，获得了该区域详实的自然灾害资料，为研究区自然灾害危险度评价奠定了基础。

1.2.1地震灾害川滇黔接壤地区地处欧亚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碰撞带东缘附近，地壳抬升幅度大，活动断裂带密集，破坏性地震频繁。历史上，该区域共发生震级7级以上地震11次，震级5级以上地震非常活跃。其中以康滇地轴东缘中南部安宁河深大断裂与甘洛—小江深大断裂附近地震灾害最为严重，地震烈度在Ⅷ度以上，冕宁—西昌—普格和巧家—东川—寻甸一线地震烈度超过Ⅸ度，成为中国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1.2.2滑坡、泥石流灾害川滇黔接壤地区地震活动频繁，不稳定岩土体广泛分布，脆弱的地质环境为滑坡、泥石流灾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该地区降雨集中分布，局地暴雨和区域性大雨时有发生，高强度降雨过程是激发滑坡、泥石流灾害的主要自然因素。加之区内人口密度大，陡坡垦殖、矿产开发和工程建设等人类活动对地形强烈扰动，造成天然植被减少，植被的水土保持能力下降，进一步加剧了滑坡、泥石流的灾害活动。据统计，川滇黔接壤地区共有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隐患点1.22万个，受地质灾害威胁的总人数高达100.37万人。其中，区内的小江流域号称“世界泥石流博物馆”，在138km2河流长度内分布着140条泥石流沟，蒋家沟泥石流平均每年爆发10次左右，最高达28次，堪称世界之最。

1.2.3洪涝灾害川滇黔接壤地区山高谷深，地势陡峻，受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影响，区内植被覆盖度较低，水源涵养能力弱，在局地暴雨和区域性大雨发生时，坡面迅速产流，极易发生历时短、强度大的山洪灾害。2010年7月13日，云南省巧家县小河镇发生特大山洪灾害，造成19人死亡、26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达1.8亿元。另外，区内的金沙江、岷江、沱江、赤水河、安宁河历史上也曾多次发生流域性洪水，严重威胁河流两岸的城镇、厂矿和村庄。

1.2.4干旱灾害受季风气候影响，川滇黔接壤地区降水年内分配不均匀，年际变率大，春旱、夏旱、伏旱、冬旱时有发生。由于春季干燥少雨，气温较高，蒸发量大，川滇黔接壤地区春旱尤为严重。2009-2010年西南地区冬春连旱，2011年西南地区春旱，2011云贵高原伏旱和2012年云南、四川春旱，川滇黔接壤地区都是重灾区。

1.2.5冰雹灾害冰雹灾害是川滇黔接壤地区破坏性最大的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但发生频繁，而且影响范围广，损害程度十分严重。其中，黔西北和滇东北的乌蒙山区和凉山州西北部的木里、冕宁等地是冰雹灾害重灾区。以毕节地区为例，其年平均冰雹次数可达1.7次，年最多冰雹次数在7次以上。

1.2.6低温冷害在川滇黔接壤地区二半山区（1800~2500m）和高山区（＞2500m）气温变异大，经常受到低温、霜冻、冻雨等灾害，是影响当地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一种重要自然灾害。其中，黔西北和滇东北的乌蒙山区以及川南的大、小凉山地区是中国冻雨灾害最严重的地区，年平均冻雨日数10~30d，年最多冻雨日数可达50d以上。贵州省威宁县号称“中国冻雨之乡”，年均冻雨日数达48.4d，每年12月份和次年1月、2月是冻雨的高发季节。

2自然灾害危险度评价方法

2.1危险度评价方法

自然灾害危险度是一个概率概念，只能在[0,1]闭区间内取值。在实际评价操作中，这种概率很难进行估算，特别是针对自然灾害的综合评价。因此，一般从自然灾害致灾因子和孕灾环境出发，设计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开展自然灾害危险度综合评价。本文采用加权综合评价方法获得自然灾害危险度综合评价指数。其计算公式为：式中：I为自然灾害危险度指数；Ik为第k种灾害的危险度指数；Iki为第k种灾害的第i个评价指标的指标值；Wki为第k种灾害的第i个评价指标的权重；Wk为第k种灾害的权重；n为评价指标个数；m为灾害种类。本研究选择川滇黔接壤地区比较严重的地震、泥石流、崩塌滑坡、洪涝、干旱、冰雹和低温冷害作为研究对象，开展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综合评价研究。

2.2评价指标及权重

根据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特点，共选择地震、泥石流、崩塌滑坡、洪涝、干旱、冰雹和低温冷害等7个灾种进行自然灾害危险度评价。针对每个灾种，考虑其孕灾环境特征，选择评价指标，如泥石流灾害就从地质、地形、气象和地表覆被特征选择岩石风化程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等9个评价指标。全部7个灾种共选择42个评价指标（表1）。使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通过构造判断矩阵、层次总排序、层次单排序和一致性检验，计算出各因子以及各个灾种的权重（表1）。

2.3自然灾害危险度分级标准

中国学者自然灾害危险度评价研究一般将评价结果分为5级或6级，表示自然灾害由弱到强的趋势。本文在此基础上，将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危险度分为低度危险、轻度危险、中度危险、高度危险和极度危险5级。自然灾害危险度的分级标准一直是自然灾害综合评价研究中的一个难点。作者认为自然灾害危险度分级应以多因素综合评价结果为基础，并参照研究区自然灾害发生特点和政府、公众对自然灾害感受理解进行综合考量，藉此确定自然灾害危险度等级划分标准。通过研究区的实地调查和灾害数据分析，东川、巧家、宁南是区内自然灾害危险度非常高的3个县（区），可以划入极度危险区，这个县（区）危险度指数的平均值计为Imax；泸县、南溪、龙马潭是区内自然灾害危险度非常低的3个县（区），可以划入低度危险区，这个县（区）危险度指数的平均值计为Imin。其余县（区、市）与上述6个县（区）比较，确定危险度分级。定义分级指数P，其计算公式如下：

2.4自然灾害危险度评价单元

在区域自然灾害综合评价中，一般选择自然单元和行政单元进行评价。GIS工具的大量使用使得以栅格单元进行自然灾害综合评价成为一种主流形式。本研究选择100m×100m栅格单元进行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综合评价。

3结果分析

3.1自然灾害危险度评价

据表1，首先构建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评价指标数据库。主要数据来源如下：断裂带、地层岩性数据来源于1∶50万四川省地质图、1∶250万中国地质图；地震动参数数据来源于《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GB18306-2001）；地形数据由1∶5万数字地形图生成DEM；气象参数通过研究区内的气象数据统计获得，气象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冰雹和低温冷害数据来源于《中国气候资源地图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图集》；土壤侵蚀强度数据为第二次全国土壤侵蚀遥感调查的四川、云南、贵州土壤侵蚀强度图。然后将各评价指标线性归一化到0-1之间，得到评价因子，进而计算出自然灾害危险度指数。依据式（3）计算出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分级指数，并划分自然灾害危险度等级。

3.2自然灾害总体特征

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表现出“两线一区”的基本格局（图2、图3）。第一条线自滇东北至凉山州的东川—巧家—宁南—普格—喜德—冕宁一线，与安宁河深大断裂和甘洛—小江深大断裂的走向一致，这是一条以地震灾害、泥石流灾害和滑坡灾害为主的极度危险区。第二条线自会理县起始，沿金沙江一直延伸到雷波县，形成一条带状的自然灾害高危险区，这主要是由于金沙江深切河谷地貌为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创造了有利的地形条件。高强度的泥石流灾害、崩塌滑坡灾害是导致该区域自然灾害危险度高的主要原因。而乌蒙山区（毕节西部、六盘水、昭通、曲靖等地）则形成一片集中分布的自然灾害中、高危险度区域，该区域自然灾害是泥石流灾害、崩塌滑坡灾害、洪涝灾害、干旱灾害、低温冷害等多种灾害共同造成的，特别是干旱灾害、冰雹灾害和低温冷害在该区域占有重要地位。这种自然灾害“两线一区”的分布格局表现出了川滇黔接地区自然灾害发育和危害特点，同时也对整个西南地区的自然灾害分布格局具有重要影响，如2012年发生的四川宁南“628”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四川凉山州锦屏“830”群发性地质灾害、“97”昭通市彝良县地震等。结合区域地质和DEM等资料可以看出，宏观地质构造和地貌形态控制了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高度危险区和极度危险区的基本格局，它不仅对地震、泥石流、崩塌、滑坡等灾害起决定作用，而且通过对气候系统的影响，进而间接地影响了洪涝、干旱、冰雹、低温冷害的分布格局。按式（3）给出的方法对川滇黔接壤地区75个县（区、市）的自然灾害危险度等级进行了划分（表3）。从表3中可以看出，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极度危险、高度危险、中度危险、轻度危险和低度危险的县（区、市）数量分别为14个、26个、16个、6个和13个，分别占18.67%、34.67%、21.33%、8.00%和17.33%，其中极度危险和高度危险的县（区、市）就达40个，占53.33%。这说明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危险度普遍比较高，特别是“两线一区”经过的区域。结合图2可以看出，川滇黔接壤地区只有东北部的宜宾、泸州、遵义市北部、毕节市东部自然灾害危险度较低。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地势较低，以丘陵为主，地质构造比较稳定，这也进一步说明宏观地质灾害构造和地貌形态是影响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的主要因素。另外，在安宁河谷、盐源盆地、龙川江河谷、昭阳盆地等地势平坦地区自然灾害危险度也相对较低，从而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3.3自然灾害危害分析

使用川滇黔接壤地区75个县（区、市）2008年的统计数据，分析极度危险、高度危险、中度危险、轻度危险和低度危险的县（区、市）的总人口、GDP总量等指标（表4）。表4显示川滇黔接壤地区高度危险和极度危险区的国土面积达11.83万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61.09%；总人口数量达1933.15万人，占研究区总人口的50.34%；GDP总量达3793.90亿元，占研究区GDP总量的51.42%。由此可见，川滇黔接壤地区各种自然灾害相互叠加，形成了集中连片的自然灾害高危险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威胁巨大。以位于东川、会泽间的小江流域为例，仅泥石流沟就多达140条，泥石流沟流域面积1878.58km2，占小江流域总面积的61.73%。严重的泥石流灾害经常堵塞小江，仅蒋家沟自1919-1968年50年间堵江10d以上就多达7次，最长达6个月。再以乌蒙山区腹地的威宁县例，这里号称“中国冻雨之乡”。《威宁县志》记载：“黔为漏天，乌撒尤漏”，“四季无寒暑，一雨便成冬”，这是对黔西北地区冻雨灾害最生动的描述。表4还显示出随着危险度升高，人口密度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呈现出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揭示：第一是自然灾害危险度越高，生态环境越脆弱，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水资源等越匮乏，在漫长的迁徙、繁衍过程中不断选择的结果，如东川大桥河泥石流沟原有良田5040亩，5个村落135户农舍，经历几次大规模泥石流后变成荒坝沙滩；第二是川滇黔接壤地区多数县属国家级贫困县，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该地区的开发扶贫力度，但是由于频发发生的自然灾害，造成返贫率很高，如凉山州高山区（海拔＞2500m范围，多数属于高度危险以上等级）贫困发生率达到96%，由于生存条件恶劣，该地带脱贫人口稳定情况很差，每年返贫率高达20%以上。扶贫—返贫恶性循环造成该地区贫困深度大，农民稳定增收十分困难。当然，人口密度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下降的原因不能全部归咎于自然灾害的影响，但自然灾害起着重要的作用。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相比，人均GDP受自然灾害影响则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高度危险和极度危险区内有若干县（区、市）矿产资源丰富，矿产资源开发为当地GDP贡献巨大。人均GDP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对比结果也显示出川滇黔接壤地区的广大农村地区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更加敏感。因此，在制定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扶贫开发规划时，特别是在推进乌蒙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山区开发过程中要高度重视自然灾害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影响，加大自然灾害监测预报和防灾减灾力度，促进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综合上述分析认为，自然灾害对川滇黔接壤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单从高度危险和极度危险区内的国土总面积、总人口和GDP总量来看，自然灾害已经成为该区域资源环境安全、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生态环境保育和重大工程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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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前的文综试卷，我们不难发现，气候知识的考查大多为选择题，并且多以气候类型的判读为主，即告诉气候资料，判断气候类型。但这几年对这类问题的考查又深入了一步，在考查气候知识时多与农业生产问题相结合，把气候自然作为一个考查的重点，农业生产的特征地域性和季节性的形成与气候息息相关，所以气候知识的考查与农业生产问题相结合就不言而喻了。如2009年综合题第36题就以厄瓜多尔花卉的生长描述花卉生长的自然条件。2010年综合题第36题就以伊犁河谷地区气候的变化与农业气象灾害结合，考查气候知识。

灾害问题与保护生态环境相结合

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长河中，自然灾害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自然灾害危害大，给人类的影响相当深刻。而且发展到今天自然灾害越来越多，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快。考查自然灾害知识，时常也给人们敲响警钟，人类应该怎样发展？我们的行为到底对不对？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发展？

自然灾害与工农业生产、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如沙尘暴、洪涝、干旱、寒潮、干热风、台风、地震、滑坡、泥石流、火山喷发等。作为现代学生，必须去面对它，加强对它的研究，降低灾害的程度。自然灾害话题在考试中经常出现，如2008年、2010年试题的农业气象灾害问题和防治。2010年试题以沙尘暴引入就是较好的例证。

一般知识与高考思路相结合

通过回顾就会发现，初中地理教材就是先从地球的位置，世界的陆地和海洋，世界的气候和自然景观的差异，世界的自然资源等方面了解世界的自然地理特征，又从世界的居民、世界的宗教、世界政治地图的演变了解世界的人文特征，再从世界分区了解各区域的特征，也是从位置、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为线索了解，然后再了解代表性的国家，对于国家中的分区，还是这个思路进行的。分析2006年、2007年、2009年对国家知识考查可发现，国家内容考查的一般思路是：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特征――人文地理特征。如2006年缅甸都城迁移，从位置、气候、城市等方面考查；2007年孟加拉国考查，也是位置、地形、气候，地形、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等方面考查；2009年厄瓜多尔的考查，也是以位置、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考查。这样的考查思路，也正是符合了中学地理教材设置的特点以及学习地理教材的方法。

地理命题与历史知识考查相结合

历史上有些地区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是文明的发源地，然后不断传播到世界各地，这是文化扩散和文化传承的结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变化，人类的不合理开发利用，一些文明发源地走向衰落。这类地区见证了人类的繁荣与衰退，应该成为地理命题的着眼点，同时也告诫人类要牢记历史，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地理历史是一个交错的概念，只有找准地理命题的切入口，才能做到有效复习。如2002年以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东京汴河沿岸商业繁荣景象，考查经汴河运往东京的稻米生产地，北宋后，汴河河道淤浅，渐至涸废，考查黄河泛滥成灾的原因。2005年以高压背移动考查风向变化印证《三国演义》中火烧赤壁故事。以河西走廊地区的变化，考查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2006年以我国铁路建设史考查地理知识。2009年又以《三国志》中材料引入，考查古荆州的交通区位及当时的农业发展条件。所有这些无不说明史地一家，借古鉴今。

特定问题与一般规律问题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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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式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

詹姆士·米切尔系统地介绍了美国的灾害管理政策和协调机制[9]。从1974年起,美国政府组建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以来,即以一个核心政府机构为中心,联合联邦27个相关的机构,形成对灾害风险的综合行政管理体系。2003年3月1日以后,FEMA整建制归入美国联邦政府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ofHomelandSe2curity(DHS)],其功能和力量更为加强。目前,该系统作为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五个核心机构,掌管国家的应急响应准备和行动工作,除在首都华盛顿设有总局机关外,还在全国建立了十个区域机构和两个地区机构,形成了以联邦和区域两级行政体系为核心、辅以联邦相关机构参与的灾害风险行政管理区域模式(块块模式)。与此模式相一致的还有德国政府,即德国联邦政府管理办(BVA)下属的民防中心(ZFZ),不过其联邦的作用只是在战时发挥作用,平时主要由各州政府负责其辖区自然灾害的风险管理工作,即以政府灾害风险管理为基础的区域模式。法国也属这一模式,即法国政府下设的应急局(DDSL),也如美国,以国家和地方二级为核心,辅以国家相关机构的参与。俄罗斯、意大利也与此类模式相似[8]。

(二)日本式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

叶耀先系统地介绍了日本防灾和灾害应急管理情况,并与中国进行了比较[10](P254-290)。日本在一整套详细的与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相关的法律框架下,构建了以首相为首的“中央防灾会议”制度,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指定行政机关、指定公共单位应对自然灾害。为了有效地进行灾害管理,要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指定的行政机关和公共单位,依据“灾害对策基本法”,必须制定防灾计划并予以实施。2001年,日本中央政府机构重组,内阁府成为国家灾害管理的行政机构。内阁府灾害管理政策统括官负责防灾基本政策,如防灾计划的制定,协调各省、厅的活动以及巨大灾害的响应。此外,作为负有特殊使命的大臣,还新设立了“防灾担当大臣”职位。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式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是以中央为核心、各省厅局机构参与的垂直管理模式。一些国土面积相对小的国家都建立了与此模式近似的自然灾害风险行政管理体系。

(三)中国式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模式

中国政府历来对自然灾害管理予以高度重视。近年来从参与实施国际减灾计划和减灾战略过程中,加强了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工作。1989年响应联合国发起的国际减灾十年计划,率先成立了由国务院领导负责的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减灾十年结束后,于2001年该机构调整为中国国际减灾委员会,2005年又调整为中国国家减灾委员会,并成立了该委员会的科技委。国家减灾委作为一个部际协调机构,已成为中国应对自然灾害之中央政府的最高机构,其办公室设在民政部。此外,民政部还组建了国家减灾中心,作为承办国家减灾委和民政部相关工作的一个技术支撑单位。目前,中国各类自然灾害风险的行政管理,依自然致灾因子仍然由与此相关的部委局负责管理,例如中国地震局负责地震灾害的风险管理,中国气象局负责气象灾害的风险管理,水利部负责水旱灾害的风险管理,国土资源部负责滑坡、泥石流灾害的风险管理,海洋灾害的风险管理由国家海洋局负责,森林火灾由国家林业局负责,农业病虫鼠害及草原火灾则由农业部负责等。为了加强对一些影响较大的自然灾害的风险行政管理,国务院还特别设立了一些自然灾害管理的领导小组,如国务院防汛抗旱领导小组、国务院抗震领导小组等。与政府设置的有关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机构相对应,还在全国各级地方政府设置了相应的机构。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目前运行的是以部门为主、结合地方政府的“垂直与区域相结合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模式”。与此模式相一致的还有比利时、挪威等国。

上述三种自然灾害风险行政管理模式,都包括灾前的监测、预报和预警,以及各种减灾工程建设;灾中的应急响应;灾后的灾情评估、救助救济、恢复与重建,通常形成一种循环的模式。这三种自然灾害风险行政管理模式,都呈现出“条与块”的结合,或以“条”为主,或以“块”为主,或“条”与“块”并重。美国式管理突出了“块”的重要性,强调了联邦和州、县三级政府的作用,辅以妥善协调联邦政府下设部门的功能;日本式管理突出了“条”的重要作用,强调中央政府各相关部门各负其责,辅以协调发挥都道府的作用;中国式管理突出了“条块”并重,发挥其整体功能的作用不显著。因此,应从系统和综合的角度着眼,突出“块块”的核心作用,并协调“条条”的专业职能。

二、自然灾害风险的复杂性与链性特征

自然灾害的突发性与渐发性特征,决定了其对承灾体影响的方式、程度,并且还影响人类的响应措施。自然灾害系统的复杂性与链性特征则决定其风险形成的多因性和综合性。

自然灾害系统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组成因素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复杂过程(图1)。从中可以看出在一个特定区域和特定时段,自然致灾因子发生种类和频率及强度都是随机的,致使对其预报一直成为灾害研究领域的世界难题,至今进展甚微。因此,准确地估计自然灾害致灾因子发生的概率,进而计算其造成的风险(假定受其影响的承灾体不变)仍然是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工作中的一项艰巨任务。承灾体是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总称,由于区域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人口数量、经济水平、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具有相同致灾强度的致灾因子发生后,造成的影响迥然不同。如1991年中国淮河流域发生流域性洪水,水情资料表明其上中游和下游几乎接近百年不遇,但造成的损失在两地产生明显差异,不仅因区域经济水平的差异,还因防洪排涝能力的差异所致。由此可见,承灾体的脆弱性对灾情大小的影响是显然的。受承灾体灾后恢复力差异的影响,诸如是否吸取了经验教训,是否加大了对区域自然灾害风险控制的能力等等,这不仅对致灾因子的强度产生影响,而且还进一步影响到承灾体的脆弱性,进而影响自然灾害风险的大小。区域灾情的大小对区域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的影响,不仅取决于绝对水平,而且还与区域整个经济社会水平相关。通常我们对“小灾大害”和“大灾小害”的描述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区域经济社会水平高的地方,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高,尽管同样的自然致灾因子造成灾情的绝对值可能比经济社会水平低的地方要高,但因其恢复力强,可大大降低其风险水平。因此,可以看出自然灾害风险既受自然因素,还受人为因素的影响。因自然灾害系统内各要素相互作用,使其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特性,就显然影响着对其进行管理途径和措施的确定。

自然灾害系统还表现出链性的特征,即以主发致灾因子为诱因,形成灾害链。我们曾总结了发生在中国的四种主要的自然灾害链,即地震灾害链、台风-暴雨灾害链、寒潮灾害链、干旱灾害链(图2-a、b、c、d)[11](P187-189)。从中可以看出,致灾因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链性特征。由于自然灾害链的存在,不仅对客观估计自然灾害风险造成困难,还对自然灾害应急预案编制、自然灾害应急处置、灾后救助与恢复,以及灾前的备灾等各项减灾工作造成影响。

三、自然灾害风险的综合行政管理模式

针对区域自然灾害系统的复杂性和链性特征,借鉴前面已有的三种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行政模式,参考Okada提出的“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塔式模式[12],席酉民等提出的“和谐管理”模式[13],本文提出整合纵向协调、横向协调、政策协调为一体,减灾资源高效利用的自然灾害风险的综合行政管理“三维矩阵模式”。

Okada在其倡导的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模式中,强调协调社会各方面与减灾相关力量的能动性,重视发展与风险控制相平衡,并通过系统的营养动力过程,实现整体管理的优化。前述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日本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Okada提出的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模式的思想,这就是强调以纵向协调为主辅以横向协调的综合管理模式。席酉民倡导“和谐管理”的思想。他认为,对以人与物两类不同性质的基本要素构成的系统,其在复杂和不确定的状况下,维持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在于如何充分地发挥系统内有差异个体各自的能动作用。而这种能动作用的发挥系于系统内的两种基本秩序,也即系统内各种互动关系的本质就是人类行为的两种基本秩序———和与谐,其中前者表征了系统内演化的方式,后者表征了基于人类理性设计的建构方式。“和谐管理”理论的终极目标是:对复杂多变环境下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一系列管理问题,提出一种较为全面的解决方法。

由于区域自然灾害系统的复杂性及链性特征,实施对其进行综合行政管理,就必须首先强调对现有行政管理方式的纵向协调,即充分发挥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的作用,特别是要强调基层社区对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作用。中国政府在处理2003年SARS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强调以属地为核心的行政管理就是强调了基层组织在社区水平上的重要作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这种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的纵向协调,就是强调了各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在管理自然灾害风险的组织中,协调好不同行政区域间的关系,突出“和”的原则。诸如发生水灾时,流域上、中、下游之间的防洪减灾协调,就要突出涉及各级行政区之间的协调,通过实现“和”的原则形成“合意”的“嵌入”,实现减灾资源利用的最大效率化和效益化。

与此同时,在强调纵向协调的同时,遵循区域自然灾害系统所具有的链性特征,对其实行综合行政管理,就必须同时强调对现有行政管理方式的横向协调,即充分发挥各级政府设置的与减灾相关的机构的能动作用。这正如Okada所阐述的“螃蟹”行走模式,多条腿协调一致向前走的作用,这也是体现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行政管理“和”的原则基础上,形成“合力”的一种具体体现。中国政府在同一级政府中所设置的与减灾相关部门间的协调机构,就是对这一横向协调机制的具体实践,如国家减灾委、国务院防洪抗旱领导小组均由多个国家部委局负责人组成。

如何充分发挥纵向协调和横向协调的再协调,则必须通过制定各类标准、规范、指标体系,以实现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信息的共建和共享,以发挥灾前、灾中、灾后减灾信息资源的高效利用,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获取这些信息资源装备和设备的使用效率。与此同时,制定各种与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相关的法律,以规范纵向与横向协调过程中的组织和个人行为,以此,充分调动各种减灾力量的积极性(如政府减灾资源和社会减灾资源等)。这就是通过对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相关政策的协调,实现对自然灾害风险的综合行政管理。为此,从管理学的角度,就是寻找发挥所有减灾要素在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中的“合理”的投入。这就是要遵循席酉民等提出的“谐则”[13]。“谐”是指一切要素在组织中的“合理”的投入,是一种客观、被动的状态,“谐则”是指在“谐”的概念基础上,概括那些系统中任何可以被最终要素化的管理问题,系统中的这个方面是可以通过数学量化处理模式且根据目标需求得以解决的[12]。我们通常说的优化系统结构,寻求系统整体功能作用的最大化,就是要在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行政管理过程中,通过协调各类与减灾相关的政策,使之从系统的整体角度,发挥纵向与横向减灾资源的功效,通过非线性系统优化模拟实现纵横之间的优化配置。如区域发展与减灾规划之间的协调,平原城市规划与河网格局之间的协调,土地开发规划与生态建设间的协调,以及水旱灾害与水土保持间的协调等。

我们将上述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行政管理模式中的纵向、横向和政策协调,概括为如图3框架,并称其为“灾害风险行政管理的系统综合模式”,即是一个“三维矩阵模式”。图3中“和度”对应“和则”、“谐度”对应“谐则”。与席酉民等提出的“和谐管理”理论体系中的“和”和“谐”、“和则”与“谐则”的含意是一致的;考虑到区域灾害系统所具有的链性特征,我们在此模式中,增加了“合度”和“合则”,即在同级行政管理体系中,强调各个与减灾相关部门之间应形成合力,即在席酉民等强调“人与物要素的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关注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的优化与和谐。

四、中国自然灾害风险

综合行政管理体系建设的建议针对中国自然灾害系统的复杂性和存在多种灾害链的特性,依据上述论证,提出构建中国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行政管理体系的建议。

首先,加强国家关于减灾政策协调的力度,健全减灾管理法制。尽快出台“中国自然灾害防御基本法”、“中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法”,以此协调现有的单一自然灾害管理法规体系之间的矛盾,完善并补充现有单一自然灾害管理的法规体系,特别是要完善对各类自然灾害产生的孕灾环境、致灾因子与承灾体管理之间的法规协调,即有关生态环境保护与自然灾害管理法规的协调,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与自然灾害管理法规的协调。

其次,加强各级政府相关部门之间减灾职能协调的力度,完善减灾管理机制。完善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信息共享”机制,特别需加快制定有关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标准、规范及指标体系。厘定各相关部门的职能,尽可能实现各相关部门在辖区自然灾害风险管理过程中的良好衔接,如在水旱灾害风险管理中,气象、水利、农业与民政部门之间的职能明晰;减轻水旱灾害过程中科技、教育、国土、财政、金融、发展与改革等部门之间的职能界定。再次,加强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合作,改革减灾管理体制。针对辖区所发生的自然灾害的严重性程度,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行政管理体系中的责任,加强辖区自然灾害区划、减灾规划、应急预案编制、应急行动、救灾救济基金、恢复与重建等项工作,从而实现明确目标、分级负责、协同作战,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整合上述三个方面关于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行政管理功能,具体操作方案如下:

在各级政府组建辖区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行政职能部门———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局。考虑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周期性[14],其下设减灾法制管理、信息共享、技术、应急管理、物资储备、应急行动(可实施军政双重领导)、救灾救济、装备管理等部门。在上述辖区“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局”设立的基础上,针对辖区自然灾害系统的特征,明晰并完善现有单一自然灾害系统管理部门的职能。一般可包括气象灾害、海洋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水旱灾害、生物灾害、火灾与病虫害等主要自然灾害风险管理部门。内陆辖区则可不设海洋灾害风险管理的专业机构。要加强对这些主要自然灾害的监测、预报、预警、风险评价和应急预案制定等技术能力的提高,以及相应的标准、规范和指标体系的完善。

五、结论与讨论

篇4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1 — 0080 — 03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有针对性的减贫政策，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根据2011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显示，近十年中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然而，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成为影响减贫成效的关键环节。贵州省黄平县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北部，是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扶贫重点县之一，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少、自然灾害频发、基础设施落后、能力素质低下等诸多致贫因素相互作用，黄平县的扶贫开发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一、 黄平县贫困现状

（一） 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

黄平县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1年末总人口为39.0万人，其中乡村人口为35.6万人。相关资料显示，2011年黄平县农村贫困人口为15.74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为44.2%。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4万农村居民家庭所作的抽样调查显示，按照最新扶贫标准线2300元为标准，全国农村扶贫对象有1.22亿人，占全部农村户籍人口的比重为12.7%。民族八省区农村扶贫对象为3917万人，占八省区农村户籍人口的比重为26.5%，占全国农村扶贫对象的32%。可见，黄平县贫困发生率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5倍，是民族八省的1.6倍。

（二） 致贫因素多，贫困程度深

黄平处在黔中丘原向黔东丘陵的过渡地带上，云贵高原的地质构造形成这里山、丘陵、河流、溶洞、峡谷、坝子等地形地貌，自然灾害主要有干旱、冰雹、滑坡、洪涝、泥石流等，这些自然灾害对黄平县农业影响比较显著。例如，黄平县2011年受旱灾影响严重，全年粮食总产量72213吨，比上年减少28.81%。而根据相关资料显示，黄平县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91亩。人均耕地面积少，自然灾害频发，加之当地农户文化素质低下及疾病原因，共同导致了黄平县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

（三） 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且少数民族人口及女性与老年人所占比重大

黄平县2011年末总人口为39.0万人，其中乡村人口占到了91.2%，其中有44.2%的乡村人口处于贫困状态，黄平县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2年12月份全国县以上农村低保情况》数据显示，黄平县2012年12月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77615人，其中，女性为23349人，占总低保人数的30%；老年人为22381人，占总低保人数的28.9%；未成年人及残疾人分别为5128人和2036人，占总低保人数的6.6%和2.6%。根据问卷分析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300多对象中，少数民族有232人，占被调查对象的65%。可见，黄平县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及女性、老年人所占比重大。

二、黄平县贫困农户致贫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调研地情况说明

黄平县属于国家扶贫重点县，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北部，地处黔中丘原向黔东低山丘陵过渡地带，有苗族、汉族、革家、木佬、西家、侗族以及其他民族。属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10年）》所划分的14个连片特困地区中的滇黔桂石漠化区范围内。2011年黄平县人均GDP及人均财政收入均低于贵州省民族贫困县的平均水平，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本次对黄平县共16个村进行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357份。

（二）研究假说

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结合对少数民族贫困农户的调查，本研究基于多维视角，将影响农户贫困的因素归纳为三类：环境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和相关政策特征，由此提出三大研究假说。

1、环境特征对贫困形成有影响

环境特征对农户贫困的影响主要包括农户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比如农户所在乡村的地理位置、自然灾害、资源状况等。一般而言，居住在山区的农户贫困发生率相对要更高一些，平原和丘陵相对较低。自然灾害也总是与贫困相伴，据研究表明，二者呈正相关关系。由于本研究所采用的是在西南地区贵州省黄平县调查所得的数据，被调查地相对集中，地形这一因素可比性不大，故只采用是否遭受自然灾害这一项进行分析。

2、农户家庭特征对贫困生成有影响

农户的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总人口、受教育的程度、是否有老年人需要赡养、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等。在外部环境约束既定的情况下，家庭特征对农户贫困具有显著影响（杨国涛，2010）。一般认为，教育与农村贫困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提高农户受教育水平能降低其陷入贫困的概率（刘修岩，2007）。而农村居民健康水平与个人贫困发生概率呈负相关关系（王国祥，2007）。因此，本研究假定农户家庭规模、健康状况对农户贫困有正向影响，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户有负向影响。

3、政策对贫困生成有影响

众多研究表明，政策是影响我国农村贫困的重要因素。社会保障制度、扶贫政策中政策的落实和执行的情况都将影响农户的贫困状况。调查中也发现，地方政府在落实扶贫或社会保障相关政策时出现疏漏、偏差，对农户的贫困状况也是有影响的。因此，本研究假设社会保障制度越完善，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就越低。

（三）模型描述

本研究将被调查农户是否贫困作为因变量，由于其属于二分类变量，且变量以离散型数据为主，所以概率模型是最理想的估计方法。本研究采用Logistic模型来分析农户陷入贫困的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是研究定性变量与它们的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有效分析工具。模型的因变量只有两种选择，事件发生与否分别用0和1来表示，1表示事件发生，0表示事件未发生。由此建立一个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陷入贫困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确定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

利用文章上诉因素作为自变量，构建关于农户贫困的计量经济模型表达式如下：

Y=F（X1，X2，X3，………X7）

表达式中，Y表示农户的贫困情况，取值为0和1.当Y取值为0时，代表农户人均收入大于2300元，处于不贫困状态；当Y取值为1时，代表农户人均收入小于2300元，处于贫困状态。

选择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估计，具体的数学模型如下所示：

1n（■）=？琢+■？茁ixi+？着

Pi表示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解释变量Xi表示影响农户贫困的各类因素，系数？茁i表示解释变量对农户贫困的影响程度，正的系数表示该解释变量对农户贫困具有正向影响，并且系数越大表示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就越大。

（四） 模型变量说明及统计性描述

模型变量分为自变量和因变量两类。其中，因变量为农户家庭贫困（y）：当y=0时，表示不贫困；当y=1时，表示处于贫困状态；自变量分为三小类：环境特征变量（是否遭受自然灾害）、家庭特征变量（家庭规模、家庭老人数量、教育程度、患慢性病或重大疾病）、政策变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并预期是否遭受自然灾害、家庭规模、家庭老人数量、患慢性病或重大疾病这几类自变量对因变量有正向影响；教育程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三项对因变量起负向影响。

（五）模型运算结果

本文使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采用向前条件法（Forward： conditional），根据Score检验与条件参数估计逐步选择模型中显著的自变量，共经历了5个步骤，本文仅给出影响农户贫困的最终模型的估计结果，并将最终模型的估计结果作为本计量研究分析的主要依据。

（六）模型结果分析

1、环境特征变量

自然灾害变量的显著性为0.004，自然灾害对农户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该解释变量的系数为0.665，从作用方向上来看，自然灾害与农户贫困呈正相关，与预期假设一致。这表明自然灾害的发生会对导致农户贫困。自然灾害破坏性大，将会直接导致经济损失和人员的伤亡，使得农户多年的积累在短时间内被破坏掉，从而造成农户容易陷入贫困。

2、家庭特征变量

（1）家庭需要供养的老人数量通过检验，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家庭需要赡养的老人越多，家庭更容易陷入贫困。由于本调查小组于2012年7月赴贵州黄平县开展调查时，被调查地区处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初期阶段，刚开始展开相关工作，农户还未受益，养老费用全部靠家庭支出，所以给家庭经济带来一定的负担。因此，数据分析显示，家庭老人人口越多，家庭越贫困。在当地开始发放养老金之后，可能此变量的显著性将会下降。

（2）受教育程度这一因素的显著性为0.001，受教育程度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该解释变量的系数为-0.816，从作用方向来看，受教育程度与农户贫困呈负相关关系，与预期假设一致。这表明受教育程度对贫困具有负向影响，提高教育水平有利于降低贫困的发生率。

（3）家庭成员健康状况患有慢性病或重大疾病通过检验，在1%的水平上显著。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对农户家庭收入可能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第一，家庭主劳动力患病，将直接影响家庭的收入获取；第二，由于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不佳，特别是患有重大疾病是，患病成员不仅不能够劳作以获得收入，而且还要支付大量的医药费，同样给家庭经济造成很大影响。因此，这一因素表现出对贫困极显著的正向影响。

3、国家政策变量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一因素对农户贫困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该项措施主要是针对各类群体，而不是只针对贫困农户所提出的保障项目，共济性较低；加之在调查过程中，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表示，由于在医院买药不能用新农合报销，而只有住院治疗才能够报销，因此，当他们生病时一般都去小诊所或者苗医那里抓药吃，除非重大疾病才用到新农合，还有人表示从没使用过新农合去报销，也不清楚相关政策。因此也导致了这项政策对农户贫困影响的不显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这一因素对农户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本调查小组于2012年7月赴贵州黄平县开展调查时，被调查地区处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初期阶段，刚开始展开相关工作，农户还未受益，因此而不显著。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借助相关文献资料，通过对黄平县357户农户家庭贫困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为：人力资本对农户贫困具有显著影响；自然灾害会显著影响农户贫困，并且影响为正向；政策制度因素对农户贫困概率的降低影响暂时不显著。

人力资本对农户贫困具有显著影响。教育水平对农户贫困具有负向影响，与预期基本一致。说明教育水平对贫困率的降低具有重要作用。而健康状况和家庭需要赡养的老人数量与农户贫困相关，家庭成员患有疾病以及家庭需要赡养的老人越多，家庭就越容易陷入贫困。因此，人力资本因素仍然是制约农户脱贫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自然灾害会显著影响农户贫困，并且影响为正向。说明在该地区多发的自然灾害是导致农户贫困的原因之一；政策制度因素对农户贫困概率的降低影响不显著。其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一项，说明该项政策对贫困群体而言，针对性不强，且实施过程中有疏漏，使得受众并未完全了解相关政策；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一项主要是受本调查数据的局限与影响，不具有代表性，因此不予参考。

（二）政策建议

1、加大教育培训的投入，提高农户的能力素质水平，促进劳动力转移

在提高基础教育水平的同时，还要加强农户的职业技术培训。政府应组织更多具有针对性的技术培训，在了解农户需求的基础上，加大培训力度，充分调动农户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同时也要注重培训的质量，以防培训工作流于形式。在加大培训力度的基础上，政府应为农户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开拓就业渠道，为农户进行非农转移排除障碍。

2、提高农户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重视其生活条件的改善

加大诸如环境保护、劳动力转移、教育扶持等关系到农村社会发展类项目的投入力度。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工程以及水土流失、山区综合开发等的建设要加强，以确保当地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加大对贫困地区道路、通讯、水利、电力等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贫困地区生活设施、防灾减灾设施的建设，以解决困难户的生产和生活状况；通过加大教育培训投入的力度，鼓励农户进行非农转移，发展非农产业，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增加非农就业的机会，提高农户的非农收入。

3、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农村推行的社会保障相关制度主要有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制度的实施力度仍然不够，对贫困人口的针对性差，对贫困人口覆盖面较窄。并且越温人口因为受自然灾害和遭受疾病的影响，容易重新陷入贫困，返贫率高。因此，将全体贫困农户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范围之内，建立更具针对此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卫生医疗设施的投入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贫困状况的改善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1〕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2〕郭建宇，吴国宝.基于不同指标及权重选择的多维贫困测量〔J〕.中国农村经济，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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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6640/ki.37-1222/t.2017.02.220

1 自然灾害不确定性评估

对于自然灾害不确定性的分析和处理很多学者开展了此方面的研究。Karimi等[1]探讨了不精确概率特别是模糊概率对于评估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的影响。左其亭等[2]基于模糊概率和风险分析计算方法，从定量的角度对带有模糊性的风险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应用于洪水风险分析实践中。魏一鸣等[3]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了洪水危险性、承灾体易损性以及洪水灾害灾情评估等核心内容，构建了洪水灾害风险分析的理论框架。黄崇福[4]提出了一种计算机仿真方法，用来检验计算模糊风险的模型是否可靠。任鲁川[5]归纳了灾害风险分析的内容及灾害风险分析的数学模型，将风险辨识、风险估算和风险评价作为风险分析的三个重要环节。刘德辅等[6]运用灰色理论、随机模拟等方法进行了洪水、风暴潮、巨浪等环境因素的计算，并进行了灾害经济损失的风险分析。程昌秀等[7]提出了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洪灾风险区划指标模型，并以降雨、地形和区域社会经济易损性为主要指标，得出辽河流域洪灾风险综合区划。陈报章等[8]对灾害风险度和灾害损失度的相对等级进行了划分，提出了单一灾种和复合灾种灾害风险损失度相对等级的划分方案和划分方法。

2 自然灾害态势评估

根据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定义，自然灾害属于非常规突发事件，即前兆不充分、具有复杂性和严重的后果，应用常规管理处置模型具有很大的困难的事件。灾害评估是指损害和影响评估，根据应急原则，非常规处置可分为预处置、中期处置和后处置三个部分。各部分的目标能被定位为突发事件发生时快速的灾害评估及应急预案启动，连续的灾害评估的应急管理过程，当突发事件趋向正常时的综合损失评估。整个灾害评估过程存在动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同的信息特征和灾害评估目标要求不同的评估方法；另一方面，灾害评估过程需要不断被更新。

（1）预处理过程的快速灾害评估方法：此时的评估又称为紧急事态快速评估，指自然灾害发生后，确定最初拯救生命和维持生命的需求，及确定逼近危险的全部直接相关行动。这时的信息特征是模糊的、缺失的或者冗余的，具体涉及到救生需要、重要基础设施的状况、人员转移的数量及连带事件信息等。快速的灾害评估是估计人员伤亡、财产、经济和其他损失，确定事件的类型和程度并配置相应的计划，从而采取适当的应急行动、分配有限的资源及请求快速而准确的援助。应用的主要方法包括统计分析、3S及模糊数学等。其中，统计分析是快速灾害评估的重要方法。当然，经验评估方法和相关性评估也是可利用的。此外，遥感（RS）技术、地理信息系统（GIS）及全球定位系统（GPS）也是预处理中有效的方法，可补充数据的不足，并具有对信息实时记录及分析后期的突发事件的功能。

（2）中期处理阶段的态势评估方法：伴随着时间的发展，灾害信息是冗余的、大量的、多样的、半定量的和定量的，并有多个不同的来源，评估需要不断的被动态性的修改。这时的灾害评估的处理过程是一种态势评估过程，“状态”指的是突发事件当前的状态，“态势”指的是基于未来的当前状态的发展趋向。该灾害评估阶段一方面是连续的、及时的评估当前的状态；另一方面，这个阶段的评估是获得和评估影响将来趋向的大多数关键信息，目标是采取适合的减灾措施并将态势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态势评估分为评估当前的状态和将来的状态，如贝叶斯理论、相关度理论、博弈论、改进的FAHP方法、搜索算法、专家系统和机器学习方法等都能被用在当前的状态评估中。将来的状态评估，主要集中在情景分析，即假定某种现象或某种趋势将持续到未来的前提下，对预测对象可能出现的情况或引起的后果作出预测的方法。通常用来对预测对象的未来发展作出种种设想或预计，是一种直观的定性预测方法。这种方法更适合动态性、复杂性的灾害特征，更有利于理解突发事件管理的“情景-响应”模式。

（3）后置处理的灾害整合评估方法：即综合损失评估方法，包括直接损害和经济损失评估、间接经济损失评估、社会-经济影响评估及心理影响评估几个部分。其中，心理影响包括受害者和参与灾害应对人们产生的心理疾患，一般只能通过对其影响面和程度作估计分析，很难准确评估。

参考文献：

[1]Karimi I，Huellermeier E，Meskouris K.A fuzzy-probabilistic earthquake risk assessment system[J].Soft Computing，2007， 11（03）：229-238.

[2]左其亭，吴泽宁.模糊风险计算模型及其应用研究[J].郑州工业大学学报，2001，22（03）.

[3]魏一鸣，范英，金菊良.洪水灾害灾害风险分析的系统理论[J]. 管理科学学报，2001，4（02）.

[4]黄崇福.用计算机仿真技术检验自然灾害模糊风险模型[J].自然灾害学报，2002，10（01）.

[5]任鲁川.区域自然灾害风险分析研究进展[J].地球科学进展， 1999，14（03）：243-245.

[6]刘德辅，逯义军，李奉利，荆昆.基于不确定性理论的风险分析法及其在防波堤设计中的应用[C].第十二届中国海岸工程学术研讨会.昆明：中国海洋工程学会，2005：378-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