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作用范文
发布时间：2024-01-25 14: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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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引言
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设计，人口结构发生了转变，我国目前已处在劳动力供给丰裕时期的末尾。对于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中人口红利的研究成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所谓人口红利就是指人口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势导致比较高的劳动参与率，所产生出来的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比较积极的效应，包括储蓄率上升，人均消费提高等。
本文就是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详细的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达到对未来经济增长趋势进行预测的目的。
2.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增长，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Sarah Cook（2006）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经济结构和人口转型相伴而生，人口的年龄结构对经济的增长有非常重要意义。而在人口红利是否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这一问题，不同专家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蔡昉（2009）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正是得益于人口红利的持续增长。他甚至经过详细的分析研究得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的存在贡献了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均GDP。他还认为，我国人口红利的存在还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近20年的增长空间。而王德文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与人口红利具有某种默契关系。正是因为在人口红利发展的最佳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经济市场化发展而言，中国目前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可能离开人口红利的巨大作用和良好的发展时机。另外，车士义（2011）通过验证劳动参与率的扩大与经济负面影响的关系，进一步证实了人口红利的发展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推动作用。在他的试验中，已经对第二次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某种预测。他认为在第二次人口红利时期，必须将劳动参与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才能削弱人口负债的片面影响。而侯东民（2011）认为，正是由于通过人口红利使得经济结构的调整有了充分的准备时间，才使资本递减速度减少。因为，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人口负担也最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国家压力，使国家能够有更多地资金和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与多数学者认为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不同。
聂鹏（2011）则对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人口红利是促进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并且强调发展外商投资促进经济发展。郭琳（2011）则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参与率是影响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强调应该需要积极采取措施，提升我国劳动参与率，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此外，石海峰（2012）利用实证分析的方式论证了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强调，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应加强产业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人口红利在一定意义上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如Schultz（2005）认为，我国当期储蓄和年龄结构之间存在着重大依赖关系。而Johnson（1999）则对生育率的下降提高了中国储蓄率持怀疑态度。穆光宗（2008）研究认为，人口红利对于发展经济而言，只能说是增加了一个可能性，具体说推动作用还比较牵强。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依照国际通用的Mason（2004）为代表。以实际的抚养比值域的变动研究第一人口红利。该抚养比表示为：即有效生产人口同有效的消费人口之比。其中有效生产人口是通过对历年的分年龄劳动生产率进行加权计算而获取。有效消费人口是则是通过把历年的分年龄消费水平通过加权计算而得到。如果分年龄劳动生产率同分年龄消费水平同时被确定，那么就会得出固定不变的有效劳动人口人均产出。在假定前提下，人口红利就成为经济活动盈余的影响指标。但是在国内的研究中，大部分的研究也采用了抚养比的指标，但是在指标含义反面略有不同，国内的抚养比指标则采用了人口负担系数来表示。其计算方法则是有老年人抚养比和少年抚养比只和构成。其中老年抚养比则是指65岁老人占劳动人口（15-64岁）的比率。少年抚养比则是值14岁以下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比率。
3.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首先，劳动参与率与人口红利不仅在经济学方面存在一定的联系，同时，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在国内的研究统计中，通常把经济活动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的一个近似替代，因此根据劳动参与率的公式可以看出，只有劳动参与率保持较高，其劳动年龄人口优势才能充分发挥，进而才能实现人口红利。因此，在衡量人口红利的时候，可以把劳动参与因素考虑在内。其中劳动参与率的计算公式为：
（公式 1）
其中ER表示劳动参与率，PR表示经济人口（就业人口+失业人口），P15表示15岁以上的人口
其次，通过上文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国内的研究把人口负担系数作为衡量人口红利的指标，并且把人口负担系数也成为抚养比。在本文对于研究中，采用了总抚养比的方式来表示人口红利。
（公式2）
其中F表示人口红利。表示老年抚养比，即：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率。表示少儿抚养比，即：14
岁及以下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率。
最后，在衡量经济增长效果的时候，本文选用了GDP作为衡量指标。其中关于各个指标的含义和选取区间如表1所示：
表1 模型变量选择及数据处理
指标 替代变量 数据 数据来源
变量名 符号 区间 频率
经济增长水平 GDP GDP 1995～
2011 年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11》
劳动参与率 ER ER
人口红利 F F
其中，在实证分析之前，由于数据序列是时间序列，因此需要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排除经济序列伪相关给统计结果带来的影响。
在进行平稳性检验过程总，本文利用了ADF单位根检验法，其中详细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序列的ADF单位根检验
变量 检验形式 ADF
统计量 临界值 P值
1% 5% 10%
GDP （c，t，1） -2.5225234 -4.107976 -3.481567 -3.168632 0.3131
ER （c，0，4） 0.320534 -3.542056 -2.910034 -2.592611 0.9722
F （c，t，1） -2.650445 -4.107965 -3.481545 -3.168621 0.2645
DGDP （c，0，0） -5.592443﹡ -3.53654 -2.907644 -2.591346 0.0000
DER （c，0，3） -7.428734﹡ -3.542056 -2.91005 -2.592623 0.0001
DF （c，0，0） -4.816367﹡ -3.536585 -2.907635 -2.591342 0.0002
注：检验形式为（c，t，k），其中c表示截距项，利用t对趋势项进行表示，利用k对滞后项进行表示。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利用d来表示。
通过对检验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条件下，其变量GDPP、ER、F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阶单整关系。即三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
通过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出，四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因此，利用VAR模型的最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协整检验。
利用协整检验可以看出，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非贸易部门的就业情况以及贸易部门的就业情况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三个序列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详细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dGDP、dER、dF协整检验结果
协整向量数目 TRACE检验值 迹统计量 5%显著性水平 P值
0 0.48545 24.5621 23.7850 0.0012*
1 0.42565 16.5656 15.4123 0.0425*
2 0.34256 12.2568 11.2562 0.0045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和协整关系，符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条件，因此对人口红利和增长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到检验数据如表4所示：
表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Granger结果 Granger原因
dGDP dF
H0 n.a.
dGDP x2 n.a. 12.57428
P n.a. 0.0026
H0 n.a.
dF x2 0.126392 n.a.
P 0.9567 n.a.
注：H0表示列变量不是行变量的Granger原因，P值是根据Wald系数检验X2统计量计算出的相伴概率。
注：显著性水平为1%。
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1%的情况下，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导致人口红利Grander原因。进而得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结论。
4.结论和对策
4.1 研究结论
通过上文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导致人口红利Grander原因。进而得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结论。说明人口红利的存在切实的促进了GDP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GDP的增长对人口红利的却不存在显著性影响。
4.2 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红利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发展，人口红利也逐渐的在小时，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经济的增长步伐。但是本文只考虑到了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未对其他要素进行考虑，尤其是在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环境下，人口红利的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被其他变量的变化所抵消。因此还需要客观的看待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
首先，充分利用现有人口红利，发挥经济增长比较优势。虽然本文论证了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可以预测代未来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但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有专家断言，我国人口红利还将继续存在大约5—10年的时间。这就说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人口红利仍然能够为下一步我国的经济法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条件。也必然会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发挥自身不可多得的优势。我国政府必须正视这个因素，并且在提高就业率和确保产业结构调整、挖掘劳动力潜力方面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同时，人口红利的存在也要求我国政府在努力提高就业形式和就业率的同时。必须不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大对就业培训力度的投入，不断地做好各类人才和各行各业人才的吸引和利用。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人口红利的潜力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潜力。这种转移潜力目前正受到城乡体制与诸多限制城乡劳动力转移等制度的影响。因此，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步伐，进一步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不仅仅有利于转变城乡二元结构转变，更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充分利用。
其次，为了避免人口红利带来的消极影响，我国应该加快产业升级，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抵消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消极影响。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使得劳动力更多的像高附加值的二、三产业流动。进而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参考文献：
[1]Sarah Cook. Structural Change，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Asia：Pathways to Inclusive Development[J].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006，24（s1）：5l-52.
[2]Sanchez，Eugenio Camus-Fernando，2005. AFP： A Three-letter Revolution，Edited by Juan Ariztia （Santiago：CIEDESS）.
[3]蔡昉.劳动力短缺：我们是否应该未雨绸缪[J].中国人口科学，2009（6）.
[4]聂鹏.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J].中国市场，2011（13）.
[5]郭琳，车士义.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09）.
[6]石海峰.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J].琼州学院学报，2012（19）.
[7]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8]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02）.
[9]蔡昉.“人口红利”消失的隐忧[J].中国企业家，2006（07）.
篇2
在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究竟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也即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传导机制进行，国内学者从三个角度进行了探讨：
第一，基于人口红利期提供丰富劳动力视角。人口红利的显著标志是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的显著性提高，人口红利带来的庞大劳动力数量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途径主要有三个：一是劳动力规模和分工，劳动力比例和规模增大会带来总产出的增加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劳动力参与，劳动参与率随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而递增，高劳动参与率会促进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从而加速经济发展；三是劳动力质量，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经济产出。
第二，基于人口红利提高储蓄率或投资率的视角。从经验研究来看，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抚养负担轻，导致更多的产出转化为储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基于人口红利促进公共投资的视角。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会影响到公共投资的规模和方向。如果少儿抚养负担重，国民收入中用于子女养护、教育等的公共投资会增加，如果老年赡养负担重，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会增加。如果被抚养人口负担不重，那么公共投资会倾向于生产性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当然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的潜在机遇，这种机遇能否被获取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策环境，本文基于人口红利期提供丰富劳动力视角，分析湖北省人口红利特点，研究人口红利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为充分利用湖北省人口红利的有利时期，大力发展经济提供对策。
湖北省人口红利特点
1、湖北省老龄人口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对比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见表1），可以发现，十年间，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湖北省0—14岁少儿人口比重有较大幅度下降，由2000年的22.87%下降到2010年的13.91%，15—64岁人口比重上升较快，上升了6.18%，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略有增加，十年间增加了2.78%。根据国际通用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指标数值（见表2），湖北省65岁及以上人口数比重已超过了7%的老年型人口类型标准，人口年龄结构已属老年型。由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湖北省65岁及以上人口数高于全国8.87%的平均水平，达到9.09%，湖北省的老龄化程度较全国平均水平高。（见表1、表2）
2、湖北省人口红利水平较高
“人口红利”水平一般用人口的抚养比来衡量。按照人口学家的划分，小于15岁和大于64岁的人口被视为需要抚养的“依赖人口”，而15岁和64岁之间的人口则被视为劳动人口。0—14岁人口数与劳动人口数之比称为少儿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劳动人口数之比称为老年抚养比，依赖人口数与劳动人口数之比称为总抚养比。如果总抚养比小于50%，就意味着社会进入人口红利期，更进一步地，有学者还对人口红利划分了类型，见表3。
分析湖北省人口红利水平（见表4），可以发现，2000年湖北省总抚养比为41.29%，到2010年，总抚养比下降到29.86%，按照表2—3的人口红利类型划分标准，属于人口暴利类型，说明湖北省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2010年湖北省的总抚养比小于同期全国的总抚养比，说明湖北省的红利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主要是因为十年间，湖北省的少儿抚养比由2000年的32.22%下降到2010年的18.06%，超过全国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幅度，从而使湖北省的总抚养比由2000年低于全国1.57个百分点到2010年低于全国4.32个百分点。
3、湖北省人口红利利用效率大幅上升
人口红利能否最大化利用关系到地区经济发展能否最大化受益于人口红利，本文通过计算人口红利利用率（就业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为简便起见，劳动年龄人口中未剔除正在接受教育的劳动年龄人口）来分析人口红利利用水平。从表5可以看出，2000年湖北省人口红利利用效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两者相差21.39%；但到2010年，人口红利利用效率提高迅速，达到70.27%，但仍然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差5.5%。（见表5）
人口红利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为了分析湖北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选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湖北省劳动力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和测度。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具体形式为：Y=AL%ZK%[
将两边取对数，建立如下模型：
lnY=lnA+%ZlnL+%[LNk+%e0
其中，Y代表国民经济总产出，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A为全要素生产率参数；L为劳动力投入，用从业人员数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Z为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为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
（1）数据说明
本文分析所用的数据包括扣除价格因素影响的不变价GDP（Y）、从业人员数（L）、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用以代替资本投入K），样本区间为2000—2010年。
（2）估计与检验
篇3
作者简介：薛继亮（1981-），男，山东历城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和产业发展方面的研究。E-mail：
摘要：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已经陷入劳动力成本增加和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的境地，迫切需要通过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和产业转型升级来获得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对于西部地区，则具有较多的第一次人口红利，这为承接东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条件。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口红利潜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效应，将为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工业区兴起和集聚以及产业带的形成提供条件，而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潜力和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宏观对策研究，有助于发挥西部的要素资源潜力，带来区域经济增长。
关键词：人口红利；产业转型；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2-0039-06
产业转移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目前，西部承接东部和境外产业转移的能力日渐增强，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有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中西部、东北和东部工业生产增加值分别为19.74%、19.06%和15.73%，西部地区情况明显优于东部，西部承接的龙头产业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西部地区资源丰富，还有其劳动力成本低，人口红利明显。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不仅有利于加速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在全国范围内优化产业分工格局。
一、文献综述
美国学者Bloom等[1]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即人口转变期的高比例劳动人口带来的经济利益。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在《1998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认为欠发达地区的“人口红利”——出生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发展和腾飞的机会。Lee和Mason[2]发现劳动力迅速增加和抚养比降低会为经济发展和家庭福利带来更多的资源，同时带来人均收入快速增长（第一人口红利）；伴随着出生率降低，人口老龄化，“第一人口红利”将变成人口负债，但是前一时期积累的大量资产，在一定的政策支持和产业转型下带来国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其红利规模和持续期限将会更大[3]。在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研究中，Young[4]和Krugman [5]认为一般情况下，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但是伴随着劳动力无限的供给，人口红利的作用抑制了资本报酬递减，使得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得到保证，这种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增长类型的有效性，在东亚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得到印证[6-7]。同样，人口红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转变和快速经济增长的大国也具有重要影响。面临要素约束和不确定性风险，人口红利作用于经济增长需要有一系列的条件，如教育、经济政策、适宜的制度环境[8]，改革开放、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人口控制政策[9-10]。在劳动力丰裕的情况下，只要劳动力流动顺畅并具有适当的劳动力激励制度，中国的人口红利将会持续发挥作用。实际上，在过去30 年中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张蕊等[11]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检验了中国农村人口红利的作用，发现各地区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存在差异，在延续目前劳动力利用率增长速度的情况下，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在几年内消失。毛新雅和彭希哲[12]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继续获取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促使城乡迁移人口由“半城市化”状态向彻底城市化状态的转变以及增加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企业对外竞争力。白仲林等[13]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中西部地区尚未显现。蔡昉[14]针对中国人口转变和资本积累的现状，分析了中国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发现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因而可以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而考察人口红利延续期，必须把人口抚养比与资本积累水平结合起来进行观察，他认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化时期是2013 年抚养比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并且于2013 年之后迅速消失。因此，面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剩余劳动力渐趋枯竭和人口老龄化，中国要想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避免“人口负债”[15-16]，依靠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已经陷入劳动力成本增加和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的境地，迫切需要通过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和产业转型升级来获得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17]，而对于西部地区，则具有较多的第一次人口红利，这就为承接东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条件。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口红利潜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效应，将为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工业区兴起和集聚以及产业带的形成提供条件。
二、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潜力和产业转型
1.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潜力测算
陈友华[18]以1957 年瑞典生命表作为标准人口，制定了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判别标准。钟水映和李魁[19]在2009年以此方法对中国人口红利进行了评价。一般来说，总抚养比（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小于50%为人口红利时期；当抚养比下降，全社会用来抚养的压力减轻，消费率降低，储蓄率提高，投资高速增长进而推动经济的高速和可持续发展。人口总抚养比超过60%时为“人口负债”时期，其中根据总体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比例可以将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分为微弱型、趋强型、显著型和强质型4种类型，如表1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城市的总体人口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普遍高于全国，除外，这一方面说明了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说明了西部地区城市化和产业聚集的空间比较大。内蒙古、、陕西、甘肃和青海等西部地区镇的总体人口抚养比普遍低于全国，而少儿抚养比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内蒙古和四川除外），只有广西、重庆和四川等少数西部地区镇的老年人口抚养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了西部地区未来一段时期将会为西部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西部地区乡村的总体人口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普遍高于全国（内蒙古和陕西除外），而老年抚养比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重庆、四川和贵州除外），这说明了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乡村的总体抚养比高于城市和镇的总体抚养比，镇和乡村的少儿抚养比高于城市的，乡村的老年抚养比高于城市和镇的，如表2所示。西部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这说明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相对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缓慢，而且由于乡村较大的少儿抚养比在未来一段时期可以提供较多人力资源，带来人口红利。在目前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下，未来一段时期西部的第一人口红利持续一段时间可能是必然的，如果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提升，还会在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时享受第二次人口红利。
2.西部地区产业高级化的现状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1986年借助多国模型按照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将一国（或地区） 经济发展的过程划分为6个时期[20]。以1964 年美元水平来衡量，人均 GDP 介于200—400美元的第二时期为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人均GDP 介于400—800美元的第三时期对应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人均 GDP 介于800—1500 美元的第四时期对应于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如表3所示。将2010年西部地区GDP结构和就业结构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而言，第一产业比重过高，新疆最高，接近20%，内蒙古和重庆比较低，分别为9.4%和8.6%。西部大部分地区第二产业的GDP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第三产业的GDP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钱纳里的多国模型比较，西部地区目前正处于低等收入和中等收入之间的发展阶段，处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转变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产业结构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结构逐步向以现代化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转变，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工业中则以食品、烟草、采掘和建材等初级产品的生产为主逐渐向在经济发展中期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的制造业部门转变。西部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承接东部和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
目前，西部地区基本处于1 000—3 000美元之间的人均GDP阶段，处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转变的阶段，不仅与GDP所处的工业化后期存在差距，而且与发达国家的结构差更大。此外，产值结构对于就业结构显著偏差，就业结构的转型显著滞后于产值结构，如表4所示。同时，西部地区还表现出产业层次低的特征，具体表现在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发展缓慢，而且传统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较高，高端服务业发展滞后。这就为西部地区产业高级化，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21]。
三、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推进产业转型的微观机理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将会导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低成本的竞争模式再也无法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区域差异，为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和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了可能。东部地区改变依靠年轻的人口结构、充足的劳动力和高储蓄的人口红利，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西部地区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产业雁阵模式发展的必然。
面对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的消退和老龄化的加剧，必须创造新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即“再造人口红利”，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开发国内市场为此赢得了时间和空间。这是因为：
1.西部地区人口红利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高级化提供条件
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有助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高级化，进而提升产业发展水平。自从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越来越明显，西部地区的一、二、三产业结构正向高级化和合理化方向转变，第一、二产业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而第三产业则不断上升。
在中国产业分工中，西部地区正处于接纳东部地区和国际加工、制造业转移的典型区域，第二产业的比重较高是必然的。西部地区日益呈现出的从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趋势，是第二、三产业高速成长促成的，而其中人口红利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对应什么样的就业结构，二、三产业结构得到升级必然会带来其产值和吸纳的劳动力比重不断提高。而二、三产业就业比重的提高又会提高储蓄率和消费比率，进而带来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
2.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有助于产业的空间集聚
西部大开发以来，该地区承接东部和国际产业转移，加之丰富的资源禀赋，近年来工业集聚出现迅速增加的势头，并且促使工业集聚在增强次级区域生产能力的同时向次级区域内的县级区域扩展，工业生产能力正在更广阔的空间积累和集聚[22]。这在成都、重庆、呼和浩特和西安等城市显得尤为突出。西部地区年轻的劳动力结构为该地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带来了新兴制造业的发展和新型工业区的兴起。
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口红利促进了工业区的集聚，而工业区的集聚又促使人口向城市流动，为工业区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实现了工业区依托廉价的劳动力不断扩张规模和内涵式发展。在成都、重庆、呼和浩特、西安和兰州等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的比重相对较高，为相伴而生的中小企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发挥着人口红利的作用。
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有助于产业的空间集聚，产业空间集聚形成的工业区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是巨大的，有助于实现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有机结合，进而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伴随着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推进，西部地区实际上成了劳动力相对剩余和就业增加区域，带来了劳动力边际收益的增加，提高了劳动力的空间配置效率，增加了社会总产出。在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发挥积极作用的情况下，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形成了许多特色产业集群，如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包头稀土开发区等，产业群落和企业群落不断崛起。因此，西部地区第一次人口红利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充足廉价劳动力要素，提升了工业生产能力，区域工业化率持续上升，进而带来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
四、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推进产业转型的宏观对策
在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劳动和能源等要素资源供给约束日益增加，生态环境压力加大以及企业运营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大幅增加的情况下，面对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东部产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因此，在东部地区产业西移和西部大开发强度加大的重大历史机遇面前，西部地区必须发挥地区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发挥地区人口红利效应，在区域产业承接过程中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1.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要做到与西部区域特色优势产业的结合和培育
从东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和承接的发展实践来看，这种产业契合实现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利用，弥补了西部地区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劣势，有效利用了西部地区得天独厚的资源、环境生态等特色禀赋，使东西部产业竞争力明显提升，区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提高。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时，进一步因地制宜，实施具有区域特色和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战略，积极选择和培育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在产业链分工上实现与发达地区的错位发展，促进东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结构的互补。
2.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需要进一步地深化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城乡分割的排他性的政策，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尽快转化为城镇化和工业化所必须的现实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措施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在农民工就业、就医、教育培训和住房等方面采取措施以降低农民的进城成本，提升其进城务工收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有序和稳定转移，才能较快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速潜在人口红利的溢出效应，为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和国际产业转移，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提供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支撑。
3.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在岗培训
国内外理论和经验都表明：提升劳动生产率可以实现一国或地区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提升，而要想做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须改善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时，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和农民工在岗培训，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素质来优化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为产业可持续发展和弥补资本报酬递减提供人力资本基础。在目前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素质相对较差、生产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岗前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大力培育具备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新型农民来为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制造业转移提供劳动力条件，进而拓展和延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来实现东西部产业承接与自身发展的良性互动，带来区域经济的跨越发展。
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制造业转移，必须重视人才的积累和储备。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制造业转移过程中，要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为西部地区承接产业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增强西部地区自身发展能力。此外，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制造业转移过程中同样离不开产业转型升级，这就要求增强西部地区消化吸收技术的能力和自主开发技术的能力。只有重视人才的积累和储备，为劳动力获取、掌握知识和技术的能力提供优质的平台，才能通过技术的创新带动产业创新，提高承接产业的竞争力。
4.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
在当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时，要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快城乡统筹的医疗保险运行机制建设，并且衔接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统一高效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化解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带来的难题。在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时，适度公平是第一要务，只有这样才会最大程度的提升各阶层的积极性，为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进而推进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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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将人口红利概念一分为二，即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的原因是因为出生率越来越低，还有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阶段，因为人口的总体负担逐渐降低而发生转变；第二人口红利是对于人口年龄的结构变化，人们提前预料到了并随之做出了相应的个人调整，通过提高劳动资本对应的比率，做出了对资本储蓄消费的决策，就是为了可以更好地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人口在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受到人口结构动态变化的影响。总之，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途径是促进储蓄和刺激人力资本的形成，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
2.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经济快速的持续发展中人口红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2.1人口红利促进储蓄与投资
在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总体都比较年轻，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对较大，在保证能够实现充分的就业条件下，劳动人口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经济负担，而对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重也没有太大的负担，这样家庭支出也不是很多，使得家庭储蓄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倘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增加，那就可以增加其带来的储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也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家庭的规模在不断的减小，在养老方面也不会过多的依赖家庭，这样大大地促使了在年老之后更早的做好储蓄投资工作。
2.2人口红利增加劳动力供给
实现经济增长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劳动力，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化，这样在国际上劳动密集型就有一定的价格优势和非常强的竞争力，而劳动抚养比例的下降也间接地促进增加了劳动力供给。为了能够从家庭中把劳动力解放出來，更好地参与其经济发展，少儿抚养比例的降低，使家庭当中抚养下一代的人口数量有效的减少。
人口红利期的人口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劳动的供给，它包括两点：一是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不断的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中。而这个出生列队的人口已经进入到了劳动高峰期，劳动年龄人口不断的增加大大地降低了人口的抚养比例，这种影响已到达了一个巅峰阶段。倘若对于这些新增加的劳动人口劳动力市场可以吸收，那人均收入肯定也会随着提升；二是目前家庭规模也在不断的缩小，女性也就增加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女性的劳动生产率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使其家庭规模有了明显的减少。人口负担降低了其劳动的参与率就提升了，这让有更多劳动力的家庭慢慢地从非生产性的活动向生产性的经济活动中转移。人口年龄结构的有利变动使得其劳动的投入时间大幅度的增加，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再加上充分就业，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也比较年轻，价格又不是很高，这样就能够更好地创造出社会财富。
3.其政策意见
伴随着人口年龄的结构变化，人口红利期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慢慢的人口红利就会成为人口负债。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预测，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会到达4.8亿，占了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意味着人口年龄结构的红利期即将结束，劳动力的供给也会随之减少，这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为了能够使我国经济可以健康稳定的发展，有以下几点意见：
3.1调整人口生育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逐年的提升，少儿的抚养比例在逐年下降，人口红利给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国渐渐进入到老龄化社会。
3.2退休年龄的延长
我国人口越来越老龄化，社会的赡养负担也越来越严重。还有我国在医疗卫生水平方面也在不断的提升，人口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提升，欧盟委员已然计划把其退休年龄调至70岁，这样退休的年龄延长了，劳动力的供给也就大大的增加了，本来应该成为赡养人群的就变成了劳动力人群，又能够继续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份劳动力，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3.3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目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不断的变化，我国已经提前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在渐渐的减少，劳动力的优势也在渐渐的减少，像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将慢慢地失去市场，所以经济增长的方式必须转变。我国劳动力不能长期依靠低成本的优势来维持，需要我们对自主创新能力不间断地进行提升，对劳动力优势进行转化，努力向劳动力技术优势靠拢，有效地对系统集成和关键的技术创新进行推进，早日将劳动密集型转变成技术密集型，技术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才可以不断的提升。
3.4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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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红利的概念
一般来讲,人口转变要经历三个阶段:高儿童抚养比阶段、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阶段和高老年抚养比阶段。它所对应经历的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原始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传统阶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阶段。人口红利即是指这种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生育率下降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降低,总人口中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较高水平时的人口结构状态。它实质就是在一定平均预期寿命,科技水平的基础上,使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转变过程。
二、人口红利的衡量指标
从人口红利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人口红利显然是指社会劳动力资源总数,即劳动力参与数,而非简单的劳动能力人口。对于一个社会整体来说,劳动力参与率是基本稳定的,在本文中就以劳动参与率来代替劳动年龄人口来作为研究人口红利的指标。
四川省的劳动参与率在1992年之前一直有所波动,1992年以来,平均每年下降0.57%,到2008年劳动参与率为76.99%,劳动参与率仍比较高。以65岁作为老年起始年龄,总抚养比在53及其以下均有人口红利。其中,在44以下存在人口暴利,44～47之间是人口高利,47～50间有人口红利,50～53之间还有人口微利。根据这一标准,四川省人口红利期持续较长,这种状态下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因而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良好契机,这个时期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期。
三、四川省人口红利的特征
与其他发达的地区和国家相比,四川省人口红利具有其独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一)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人口转变,进入人口红利期
四川的计划生育工作卓有成效,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常住人口总量从1982年的7300万逐渐增加到2008年的8138万,26年净增人口838万,平均每年增加32.2万人。
(二)人口红利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迅速加深
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统计数字,2015年中国老年人人数将突破2亿,而到2040年将达到4亿.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份题为《银发中国》的研究报告也说,35年前,中国年轻人是老年人口的六倍,而此后35年,老年人口将是年轻人口的两倍。
(三)人口红利持续时间相对较短
即使不考虑老龄化的加剧引致的虚假的人口红利的快速到来,四川省总的人口红利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也仅仅是4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人口转变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实现,这一事实使得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之间的间隔也很短。老龄化快速提升的结果是使得总抚养比快速增大,因此,四川省人口红利期持续的时间相对较短。
四、开发和利用人口红利的措施
(一)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实现人口红利
在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势微和视窗关闭之前,应以最大化就业为目标,充分开发和利用相对充裕的劳动力资源。要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从而最大限度的吸纳劳动力资源。
(二)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人力资源市场制度体系
首先改革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确立人力资源流动制度。其次应加快劳动就业的信息化建设,建立并且规范政府及社会开办的各种职业中介机构,为劳动力供需双方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尽量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失业。
(三)加强就业培训,避免结构性失业
四川省是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十分严峻。因此,必须对劳动者进行就业培训,提升其素质,增加附加在其身上的人力资本含量。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应作为日后对工人进行培训的重要内容,而且农民工数量庞大,农民工整体素质的提高,对人口红利的开发意义巨大。
五、结束语
总之,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充足,社会负担较轻,储蓄力旺盛,这无疑给经济增长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我们决不可忽视接踵而来的老龄化问题给社会带来的巨大挑战。因此,当前必须制定合理的政策措施来实现大量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把潜在的人口红利变为现实的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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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3-0047-02
一、人口红利及其发展阶段
（一）人口红利的内涵
一般来说，不同的年龄群体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从而也会对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当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也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从而形成了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球形人口结构，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或者“人口机会窗”。当整个社会处于人口红利期时，社会的经济发展将呈现出高储蓄、高增长、高投资的经济局面。相对的，当人口的较大比例是由少儿和老人组成的情况下，劳动力资源将为比较缺乏，就业率较低，社会将承担较重的抚养压力，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二）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
世界各国各地的人口，不论是否实行计划生育，都将会经历人口在生长类型的两次转变，第一次人口转变是指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第二次人口转变是指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过程初期，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作用，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龄化速度。从而总人口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从而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出现了一个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即出现直接的人口红利阶段。具体来说，人口红利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形状，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参与率高，带来了就业人口的增加，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巨大的人力资本数量优势是此阶段人口红利的主要源泉；第二个阶段是劳动力增长的速度开始变慢，人力资本呈现出来的数量上的优势作用开始逐渐减小，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变小；第三个阶段是虽然劳动力数量增长率已经出现缓慢的趋势，但由于社会的进步使得就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人口红利进入质量阶段，人力资本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再次出现增大。这个阶段，人力资本的质量优势成为人口红利的主要源泉。最后一个阶段是人口结构的趋势逐渐向老年人口转变，同时少儿的抚养系数开始变大，劳动力人口减少，开始出现了两头大、中间小的年龄结构，经济的增长开始依赖于劳动力质量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二、人口红利的影响分析
（一）人口红利的正面影响
在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劳动的参与率和就业率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相对较低的社会抚养系数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形成了较高的社会储蓄率，从而有利于资金的积累，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了就业的增长，即使就业的部门结构和所有制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就业总量保持持续的增长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许多现行的国家和地区，人口红利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1970―1995年间，在东亚诸国超出常规的高增长率中，由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所作出的GDP贡献比例高达1/2~1/3。北美新大陆开发之初，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部分中，90%~100%可以归于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优势，美国的一所研究所将其称为东亚奇迹和新大陆国家奇迹。
（二）人口红利的负面影响
客观上来说，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一个有利条件，相对于实实在在的优惠，它更像是一个机会，只有抓住这样的机会，并加以适当的利用，才会使机会转化为红利，反之，如果劳动力资源不能得到正确和充分的利用，人口红利将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由于资本与劳动不能进行有效的结合，使得城镇下岗和失业的现象日益严重化，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及和谐；其次，大量的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就业机会不充足的情况下，这种就业压力将导致失业率的逐渐上升，贫富差距变大；最后，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与有限的就业岗位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以及由于劳动力之间的同质性等原因，导致劳动力之间出现过度的竞争现象，出现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低收入群体的大量增加导致消费能力的下降，消费率的低迷将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增长，从而阻碍社会的进步。
三、人口红利与企业转型升级
（一）人口红利的消失对企业带来的影响
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中间阶段，随着未来整体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也终有消失的时候，人口红利的消失将会对企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人口优势将不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人口红利的消失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储蓄率的下降、消费的下降以及老年人口的增多等。对于企业而言，首先，劳动力人口的普遍缺乏，特别是普工的岗位没有多少人从事，从而使企业严重缺乏人力资源，同时，由于劳动力的减少，工作的竞争力将会下降，员工缺乏积极性和创新性，使得企业生产效率也会降低，并且企业“缺工”现象的产生导致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从而增加了企业的总体成本；其次，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会出现储蓄率的下降，进而将会影响到资本市场，表现为资本杠杆率下降，投资的收益率也会降低，整个资产价格都将会受到影响，特别是股市以及房地产之类的企业将会出现低迷的现象，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企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性
人口红利的代名词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其理论基础是假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不存在障碍，其实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劳动力比例的下降不仅是因为人口年龄的变化，还有技能及受教育水平低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和成本的降低，人口红利的理论其实没有考虑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及人口素质的因素，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只有利于附加值较低的“世界工厂”，当失去了人口年龄这一优势之后，企业更应该注重转型升级，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换。当前，中国正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同时，由于中西部的快速发展，导致沿海等很多省市的劳动力资源供应不上，这给企业招工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此，企业在当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将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必然发展趋势。企业转型升级能够帮助企业有效的克服过分依靠劳动力发展的弊端，同时也能够提升劳动生产效率，降低对资源环境的污染，有助于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
首先，要提高劳动者的薪资水平，加大社保的力度，GDP的增长要惠及大多数的国民，参照GDP的增长速度，企业要稳步的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摆脱依靠廉价劳动力增加企业利润的观点，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为劳动者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从而提高劳动者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其次，企业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产品的技术性能及产品质量也会相应的得到提升，提高劳动者素质，不仅指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也指提高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劳动技术培训水平。增大岗位培训的投入资金，建立健全教育机构与企业的实习培训机制，促进新增劳动力与企业需求顺利接轨；再次，企业必须升级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的力度，要改变粗放型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在人口红利消退之前，企业要更多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进军。此外，环境与资源的压力也迫切的要求企业进行转型升级，使得经济进步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谐的发展。
四、结语
相对于人口优势来说，人口红利更像是一次促进经济发展的机会，要充分的利用好这个机会，使人口红利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利益，人口红利理论简明的指出了充足、廉价的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但是一味的依赖廉价劳动力的粗放经济形势终将会走到尽头，不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形势，企业要在人口红利没有消退之时，充分的利用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同时也要做好转型升级的准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增大技术投入成本，合理的分配资源，使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使数量型的人口红利转变为质量型的人口红利，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真正地做到技术与经济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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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口经济学家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形象地比喻为人口“红利”，但和很多其他“红利”一样，它实际上所指的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换言之，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也就没有人口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获取人口红利，其他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必须具备。
实际上，如果放眼世界，寻找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国家可能并不缺乏。但是，如果要去寻找持续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绩效的国家，却寥寥无几。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的确也是人口红利的窗口期，但要解释中国在近几十年中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首当其冲地将其归因于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制度环境，而不是人口数量的多寡。类似的是，印度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也恰恰是1990年代初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的事情。
有了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适宜的制度环境，人口就不再是负担，而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宝贵的人力资源。有利的人口因素就可以因此而真正转化成人口红利。如果经济发展过程和人口红利产生的过程吻合，则可以通过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的时间，从而创造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东亚四小龙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实现东亚奇迹，对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和有效利用是很重要的原因。这或许就是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
我们是否收获了人口红利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不争事实说明中国在过去30年里已经很好地收获了红利。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的人口转变很快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以及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中国人口的总体生产性不断增强，并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人口年龄结构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转化，进入了人口红利阶段：1982-2000年，总抚养比下降了20%，推动增长速度上升2.3%，同期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26.8%，约为同期人均GDP增长的1/4左右。21世纪初期人口红利将面临转折点，总抚养比将从2000年的42.6%下降到2015年的39.4%，即下降3.2个百分点，带来经济增长率0.4个百分点。如果把前期人口因素考虑在内，人口转变对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将在1/3左右。
不过在今后几年，中国将开始面临人口抚养比的逐步上升。而且，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
中国人口红利以什么样的方式消失
首先，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较之其他很多国家更为快速，因此，中国在很快获得人口红利的同时，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期也更短。在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政策对于降低生育率的作用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突出；随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城乡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二者对生育率的下降又起到了推动作用。正是由于这些独特的因素，中国的生育率下降进程也非常迅速。相应地，随之而来的老龄化进程也更为迅猛。在中等收入阶段即面临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压力，是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曾遇到的经历。
第二，人口红利消失与刘易斯转折重叠。如果说由人口转变引起的人口红利的消失主要是针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那么，经济发展经历刘易斯转折则是指经济发展对于劳动力总量的吸纳。从东亚经济体的经验来看，日本、韩国在实现刘易斯转折后，仍然处于人口红利期，也得以继续利用人口结构优势保持高速增长。从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看，刘易斯转折和人口红利消失很可能同步，或只有很短的间隔。这就意味着，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挑战将使得人口红利消失后的经济发展更为艰巨。
第三，劳动年龄人口本身的快速老化，也需要公共政策积极地应对。实际上，伴随着人口转变的进程，即便是劳动年龄人口本身，也处于初步老化的过程中。考虑到目前以劳动密集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下，技能的投入有限，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将直接制约着劳动供给。
如何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
首先，尚有一些未竟的改革，对于延长人口红利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应该马上启动。例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福利体系的一体化，有利于提高农村人口（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口）的非农参与率。尽管程度有限，但劳动供给的增加无疑有利于在事实上延缓人口红利的消失。
其次，当劳动力数量优势不再的时候，企业必须通过生产率的提升应对劳动力成本的上扬，因此，优化产业政策、深化企业微观机制改革，推动生产率的提升，应该作为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中长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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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与协整分析
由于模型（1）（2）选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必须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带有滞后阶数采用SIC最小准则来确定，根据模型（1）（2）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对模型（1）（2）中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是平稳的，说明这些变量的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变量序列间具有协整关系。从而可对模型（1）（2）进行回归并且回归是有意义的。
（二）回归结果及解释
从回归结果来看，模型拟合效果很好，可决系数达0.998，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也达0.997，F检验统计量远远大于临界值，F检验通过；陕西省社会抚养比、人口红利外溢因素和人均固定资本的弹性系数p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检验。
回归系数显示，陕西省人均固定资本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而陕西省社会抚养比（即本省的人口红利）和人口红红利外溢因素对陕西省人均GDP的影响是负的。这是因为，陕西省虽然是教育大省但由于工业及服务业发展并不及沿海地区，因而同时又劳动力输出大省，所以人均GDP的提升并没有得益于人口红利外溢。
从回归结果来看，可决系数达0.993，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也达0.990，F检验统计量远远大于临界值，因此，拒绝所有自变量系数的估计量为零的原假设，F检验通过；社会抚养比、人口红红利外溢因素和人均固定资本的弹性系数p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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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条件不断改善，国民的年龄不断得到延长，老年人口迅速增长，我们已经不可避免的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同样面临着一个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处于利好态势的“人口红利”期，伴随着步入老龄化大量的社会问题不断出现，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越来越复杂。因此，如何在“人口红利”期这样一个战略机遇期内把握机会，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方法有效应对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做出一些前瞻性和科学性的措施来有效应对这些困难是目前我们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的总体情况：
目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等六个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我们国家目前老龄化所要面临的主要的问题，同时也为我们解决我们目前的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指导性的方向。
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预测，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期将会在2013至2015年消失；摩根士丹利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可以延续到2020年左右；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侯东民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可以持续到2050年。无论是什么时候结束人口红利期，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总有一天我国的人口红利期会结束，到时我们的社会也必然将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将会势必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人口红利”期所面临的困难
1、“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
对于“人口红利”来说，与之相对应的“人口负债”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报告认为，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未来我们社会中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4+2+1”家庭结构出现，对于第三代的一个孩子来说，将来要面临六个老人的抚养问题。这时候社会的人口结构，会由红利型转变为还债型，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降低，而婴幼儿特别是老年人的比例大大上升，人口的抚养比将大大升高。这就要求对将来的人口负债期做好准备。
2、我国老龄人口基数庞大，养老负担较重
由于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导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老龄化人口比重虽然相近，但是实际意义上的老龄人口数量却极为庞大，因此，我国将来所要面临的养老保障问题也将更加严峻，当社会上的老龄人口进一步增加，我们的养老负担加重，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也将进一步加大，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速度如果不能进一步加快，社会养老保障跟不上社会的发展，那么届时我们将要面临的养老问题将会影响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我国高素质人才队伍不足，人民综合素质不高
虽然我国有着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并且“数量型”的“人口红利”短期期依然继续存在，但是由于我国的教育、医疗、卫生和科技等事业起步较晚，底子较薄，虽然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我家目前依然面临着高素质人才不足的状况，人民的综合素质不高的情况在短期内也很难实现跨越性的提高，我国专业性的人才极度缺乏，各类高科技人才仍然供不应求，这些潜在的危机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当“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时，我们面临的人才压力也将会更大。
三、利用“人口红利”期应对老龄化的应对措施
1、中国应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
尽管20世纪80年代的制度创新曾经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但由于近二十年制度创新减缓，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人口红利”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这与既定的政策目标是冲突的。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面临多种因素的制约。即便在短期内继续拥有人口红利，如果制度质量较低或者交易费用较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获利也会低于传统国际国际贸易理论的预期，并且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低于贸易前的福利水平。中国必须摆脱对人口红利的依赖，通过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获得“制度红利”，以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2、加快推进老年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培养专业护理人才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人口平均年龄不断增加，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人口老龄化是我们面临的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在“人口红利”期内抓住良好的发展条件，不断发展经济，积累更多的社会财富，将社会这个蛋糕不断做大，对于我们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加快推进老年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培养一批专业的护理人才，也将不断提高对于老年人口的服务和保障水平，为我们的老龄化问题提供更多的物质和智力支持。
3、陆续放开计划生育政策
有数据显示，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我国已经累计少出生至少四亿人口，这对于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在一定时期内为我们的“人口红利”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也不断显现，最明显的就是我国可利用的劳动力人口数随着出生人口的降低二减少，长此以往，我们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的老龄化，加剧了我国未富先老的状况。因此，适当地逐步调整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放开对人口的限制，对于我国应对今后面临的老龄化问题，缓解可利用劳动力不足的状况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4、适当提高退休年龄人口，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
随着社会整体平均年龄的不断提高，公民的身体素质和知识技能不断增强，通过调研和实践，结合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延长工作期，提高退休年龄，使公民在有限的生命中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对于增加和补充我国的劳动力数量，减轻养老压力，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提倡社会在就业中的男女平等，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充分发挥作为社会另一半重要智力和体力资源，重视对于女性能力的利用，将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5、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公民整体素质
教育是改变人命运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加快社会整体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方式和方法，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不断加大教育在国家GDP中所占的比重，培养各方面的人才，重视个人不同的能力，充分发挥人创造财富的动力和能力。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对于解决“人口红利”期内以及应对“人口红利”期后出现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有充分调动和发挥公民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更加从容自信的应对各种社会问题。
总之，面对难得的“人口红利”机遇期，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其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且充分抓住和利用好这个机遇期，不断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加快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不动摇，借助各方面的智力和技术支持，科学应对可能面临的困难，必然能够有效利用各方资源，实现我们整个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车士义.人口红利问题研究[J].西北人口，2009，（2）.
[2]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6）.
篇10
人口红利拐点被认为是，由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由于人口增长率的持续降低从而影响到了经济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降低），并且明显受到人口红利因为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担的影响的时点。
为了便于分析，人们使用总抚养比小于50%（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人口红利时期，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打开，退出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而人口总抚养比超过60%时为“人口负债”时期。
2.人口红利对改革开放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得到了世界的肯定，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30多年来中国经济整体上都保持着一个较高的增长率，而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与此同时中国相继在2009年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世界第二进口大国，并于2012年在进出口总值上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确实是受“人口红利”之惠。统计数据显示，1982年-2000年，中国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达到26.8%，即，有25%以上人均GDP的增长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1]
经济的高速发展，渗透着人口的巨大作用，由于人口红利的到来，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在改革开放前及改革开放前期，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剩余劳动力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而这一条件刚好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人员保障，这以后的时期，我国开始充分的发挥我们的人口优势，大力引进外资，扩大开放，我国开始成为“世界工厂”。而从一定程度上讲，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很大一部分便是依赖于人力成本物美价廉。尤其是加工贸易更是由于人力成本上的优势而在世界商品市场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当前加工贸易约占中国贸易总量的50%，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2008年，我国货物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8.1%，也为中国创造了巨额贸易顺差。众多机构都认为，人口红利对经济步入快车道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根据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人口红利，这个数据与此前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经济腾飞时的人口红利的贡献率基本相当。[2]由此可见，人口红利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外贸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人口红利拐点的来临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22459737人，占16.60%；15-59岁人口为939616410人，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从这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现在的状态时是人口出生率的在不断地下降，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在不断地增长。由此我们可以推算出，我国人口在15-64岁之间的人口比例在不断地下降,也是就是说人口负担在加重,抚养比在增大。
而这些因素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也会相当大，首先由于人口红利的优势即将不在，我国的劳动人口比例相对下降，而恰好我国在国际市场中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低廉方面。中国劳动力成本仅为发达国家的2%—4%。从工资水平的国际比较看，我国制造业雇员工资仍处于较低水平，较之于发达国家，目前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大约是英国的1/27，日本的1/22，美国的1/21。较之于新兴国家，大约是韩国的1/13，新加坡的1/12。较之于发展中国家，大约是马来西亚的1/4，墨西哥的1/3。[3]然而我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于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廉价，这一优势的丧失，将会对我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产生不小的冲击。
4.中国与日本之间比较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结构转变的国家，同时也是亚洲最早出现经济腾飞的国家。整个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结束，延续了50年左右的时间。其中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GDP曾一度迫近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然而自日本人口红利消失以后，自九十年代起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20年的停滞期。很多人都将这些归结于日本的经济泡沫的破灭和日元的大幅升值。池田信夫在《失去的二十年》第一章中这么说：白皮书里分析认为，现在这种情况再加上日本社会的少子化问题，潜在增长率非常有可能长期保持低迷 。[4]
担心中国经济重蹈日本覆辙，并不是多余的。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国崛起有着很多日本崛起模式的印记，相似之处足以引起警戒。[5]美国面临着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的双重问题，以前曾迫使日元升值，现在又在向人民币施压，于是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并且两国同是出口导向性的外向型经济，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达到23%，2005年出口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达到了25.1%。所以相似之处我们也应该警戒。
5.拐点以后的企业要转型
在这里为什么要谈及企业转型呢，原因是“人口红利”减弱直接降低出口低成本与价格优势。原有的加工贸易成本优势正在逐渐失去，局部地区开始出现用工难，用工荒的现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的供求变化。而我国的出口企业多是从事加工业，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企业数量不足，而加工业也是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劳动的不可替代性，产品的附加值也比较低。
近年来，中国外贸的宏观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反倾销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国家出口退税幅度下降、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外销价格优势下降、同行竞争愈来愈激烈等因素的影响，外贸企业的价格竞争优势将越来越少，企业的利润下降，将面临无利可图的局面。“未来是一定要靠产业升级、靠劳动者素质提高，不能再靠目前的靠投入劳动力的数量提高产值。”陈佳鹏强调，在十几年后人口红利完全消失时，将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进一步提高制造业产值。[6]
因此，我国的外贸企业，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需要生存还发展，就需要做一定的转型。
（1）大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这对企业具有较高的要求，无论在产品的研发，生产还是其他环节，都要具备一定的潜力，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实施改进，以增加利润。这就要求一些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企业，要建立独立的研究开发机构，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当然，这样也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长远来看对企业有利的。
（2）业务方向转型，扩展新业务，大力发张第三产业的外贸经济。第三产业属于服务业，相对来说对劳动力的素质、经验要求较高，但是从业者的年纪要求没有严格的界限，所以，一些老年人也能从事到其中去，这有利于缓解我国缓解人口红利拐点以后的社会压力的的问题。
（3）市场方向的转型，刺激国内市场。一直以来，很多外贸企业，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针对的都是国际市场，而国内市场并没有真正的打开，因此出口企业可以有针对性的刺激国内市场，从而扩大销量，增加收益，提高员工工资，这也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6.总结
一个国家的要想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就必须优良好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成就，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而人口红利的存在也为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人力支持。人口红利拐点的来临也给我国带来了不少机会和挑战。机会就是说，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来提高人口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挑战就是说，人口的不断老化，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均开支也会不断的增大。这两个因素的叠加才是未来更加严重的挑战。人口红利消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人口红利的依赖。为此外贸企业也必须从自身做起，积极寻找自身存在的劣势，寻找新的出路，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以使自身在人口红利消失后利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 刘霞辉.人口红利”消失会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N].中国证券报,2007.02
[2] 李意坚.人口红利--抓住投资的时代机遇[M].你应该懂点投资学2010.08
[3] 梁达.多因素叠加影响我国出口竞争力[BD].中国证券网，2013.08
[4] 池田信夫.经济陷入长期停滞M].失去的二十年，2012.05
[5] 叶雷.日本经济为何“失去二十年”[N].中国证券报，2012.05
[6] 唐飞.人口红利尚存+对外贸易未衰中国将延续制造业大国地位[N].中国产经新闻报，2014.02
篇11
二次人口红利重在素质
应当指出，在社会就业总量压力继续加大的情况下，“用工荒”的出现并非完全是因为招不到人：一方面，是用人单位不愿意支付更多的劳动报酬；另一方面，在用人单位愿意支付更多劳动报酬的情况下，招不到符合岗位需要的人。前者标志着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不出人们的预料，因为早有专家预言2013年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后者则说明管理者开始青睐第二次人口红利，劳动者技能或者素质的重要性开始日益凸现。
所谓“人口红利”是一个经济学、人口学上的概念，原本是以人口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实际上是一种人口量的红利。劳动力数量的充足提供了成本优势，光是庞大的基数就能够成就很多优秀企业。与此同时，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助推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第二次人口红利则不再局限于人口学的范畴，主要指的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一项数据分析表明，在制造业，员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劳动生产率会上升17%；如果员工全是高中学历，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如果都是大专学历，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即第一次人口红利是量的红利，那么第二次人口红利主要指的是人口质的红利，即“质量型”人口红利。
当然，质的红利和量的红利密切相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原本不存在什么特殊的红利，它之所以被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正是因为受到第一次量的红利的影响。量的人口红利余波至今犹存，虽然劳动成本有所上升，但劳动者的工资还没有提高到应有的程度。两者之间的差距，正是用人单位潜在的红利，即“质量型”人口红利。国内较具权威的教育数据公司麦可思最新的《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在2011年毕业的大学生里，有近57万人处于失业状态，而这当中10多万人选择“啃老”。即使毕业工作一年者，对工作的满意率也只有47%。这不仅是因为受到传统人口红利的牵制，也表明受过较好教育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中产阶层还没有达到应有的规模，其中的红利空间仍然可观。
从理论上讲，普遍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总是存在的，否则就难以进行扩大再生产。一些经营者在劳动力成本上涨中之所以不再能够获得原有的人口红利，一方面是因为生活成本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自己的企业失去了原有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家们不能在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安于现状，而是要将创新和转型升级作为唯一的生存出路。未来10年，中国劳动力成本将处于持续上升阶段，廉价工资已很难吸引更多的劳动力。现实中，坚持创新、科技含量高的企业的工资水平总是相对高许多。这些工资水平相对高的企业不仅没有被劳动力成本压垮，反而不失后发优势。这就说明，所谓的人口红利早就由“红在数量”转向“红在质量”。只有在经营活动中以“质”取胜，才能继而分享“质量型”人口红利。
以“质”取胜贵在储备
在第一次人口红利与第二次人口红利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鸿沟。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如同社会进步一样，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能否很好地发挥劳动者的作用，关键在于用人单位选择粗放攫取还是同舟共济。股神巴菲特在谈到投资经验时笑称：“我用屁股赚的钱比脑袋多。”所谓用屁股赚钱，就是对股票较长时间的持有；用脑袋过多就是过度投机，对股票频繁换手。用“屁股”与“脑袋”获取人口红利的“秘笈”也应当一样，只不过“持有”类似于对人才的储备，成功取决于真诚。
对人才的储备固然需要指向高端人才，然而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主要指的是技工或者熟练工，所谓储备就是与他们形成尽可能长的合作关系。比如火锅店的切肉工，切出的涮肉每盘有多少卷，数量、份量必须经过精准考量。如果卷数少，消费者会不满意；份量重，老板则需多付成本。火锅店赢利主要是依靠切肉工的技术，因此他们就是火锅店的人才。但是合格的切肉工并非随便可以招得到，火锅店要想增加营业额，扩大经营规模，就需要储备一定的切肉工。这里的储备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经营淡季时不能轻易裁减，需要“养起来”；另一个是遇到好的切肉工时，要通过不断调整待遇，使其能够留下来。这就如同巴菲特对股票的持有：没有好机会时屁股要坐得住，买入好公司股票后屁股更要坐得住。只不过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屁股”应当更多地坐在劳动者这一边。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储备重在使用；储备、使用的过程就是增值的过程。管理大师德鲁克早就指出：“组织不能只依赖天才来运作”，经营的成功只能依靠“一群平凡人做出不平凡的事”。德鲁克的这种洞见完全可以作为人力资源管理中以“质”取胜的座右铭，因为人力资源管理中所说的“质”，离不开累积的过程。其中“质量型”人口红利在当前的情况下固然依托于劳动者教育程度的提高，但学历高并非代表质的红利大。对于个人来说，需要历练；对于企业来说，需要在实践中组织继续学习。历练和组织继续学习的过程，就是质的红利增值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用工荒”是难以消解的；即使在量上得到一定满足，也很难立即做出“不平凡的事”，也不可能完成两次人口红利之间的成功过渡。
储备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关键要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当今世界各行各业发展日新月异，稍有不慎，瞬间就会被打败、被淘汰。日本家电业在2008年的世界市场上还不可一世，没有“没落”的任何征兆，然而短短三四年时间过后就到了将要出局的地步；摩托罗拉、诺基亚等手机厂商昔日的辉煌也在瞬间黯然褪色。如果说人力资源质的红利不可能被某个企业所垄断，那么在“质量型”人口红利的轮番争夺中，赢就赢在率先转型抢占先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幻想着通过向劳动力低廉的区域转移工厂的方式降低成本、维持经营，就不可能全面顾及人才的储备，更不可能在“质量型”人口红利的竞争中抢占先机。如果说转移工厂需要花费很多成本还未必能奏效，那就不如珍惜现有实力，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做足文章。
让人才红利“红”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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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转变是指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由高位静止状态（高、高、低）转向低位静止状态（低、低、低）的过程。在其早期阶段，生育率降低将导致需要抚养的少年儿童数量下降，劳动人口的增长率会暂时高于抚养人口的增长率，从而保证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储蓄率的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额外的源泉，即“第一次人口红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老龄化将成为必然的结果。而理性经济人会重新安排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和储蓄，形成一个新的储蓄来源，而这些资本积累无论是投资国内还是国外都可以增加国民收入，即“第二次人口红利”（ Masonand Lee,2006）。
然而，按照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三大主要决定因素。在解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时，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善从而引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为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多贡献，可以解释超出稳态增长率部分的25%~100%不等（Bloom and Willianson,1998）。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也表明，中国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即人口红利对人均GDP的贡献率至少为26.8%（蔡昉本科毕业论文格式，2008）。但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用3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经历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过程,进入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的人口再生产阶段，处于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并存时期。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红利的丧失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当然，人口红利并不等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要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充分利用当前的劳动力资源，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同时为迎接第二次人口红利创造条件。而养老保障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如何在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生产性要素的作用也就备受关注。
二．中国人口转变的特征
在宏观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我国未来的人口变化趋势将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本文根据2008年联合国人口开发署关于中国未来人口中方案的预测结果，分析得出未来50年我国的人口转变特征：（1）从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看，中国不仅是人口大国，也是老年人口第一大国论文提纲怎么写。中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左右达到峰值，约14.62亿，之后开始下降并出现负增长。在2000~2050年间，0-14岁人口占比一直呈下降趋势，15-60岁人口占比在2010年达到峰值67.8%后也将呈逐渐下降趋势。相反，60岁以上人口占比却按年均2%的速度增加，在2050年将达到总人口的31.1%，约4.41亿。（2）从人口抚养比看，少儿抚养比的低速下降和老年抚养比的快速增加导致我国总抚养比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并在2010年达到最低为39%，到2050年将增加至63%，年均增加0.6%。按1957年瑞典生命表人口作为评判人口红利的标准，即总抚养比小于50%为人口红利，小于44%为人口暴利，大于62%为人口负债。那么，在2030年以前，中国仍将处于人口红利期，甚至在未来10年内还属于人口暴利期，直到2045年后才会进入人口负债期。（3）从老龄化进程看，我国老年人口的增长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2000~2020年的平稳增长阶段，60岁以上人口占比在20年间仅上升了6.7%。第二是2020~2040年的快速增长阶段，60岁以上人口占比从16.7%迅速攀升至27.5%本科毕业论文格式，20年间上升了10.8%。第三是2040~2050年的基本平稳阶段，也是中国人口老化最严重的阶段，但人口老化速度开始下降。
表1.联合国关于中国人口中方案的预测
年份
总人口（亿人）
各年龄组人口占比(%)
年龄中
位数
人口抚养比(%)
0-14岁
15-60岁
60岁+
总抚
养比
少儿
老年
2000
12.67
25.7
64.3
10.0
29.6
48
38
10
2005
13.12
22.0
67.2
10.8
32.1
42
31
11
2010
13.54
19.9
67.8
12.3
34.2
39
28
11
2015
13.95
19.0
66.2
14.8
35.6
40
27
13
2020
14.31
18.7
64.5
16.7
37.1
44
27
17
2025
14.53
18.1
62.3
19.6
38.9
46
26
19
2030
14.62
16.9
59.7
23.4
41.1
49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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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
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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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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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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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
15.3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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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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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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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
14.17
15.3
53.7
31.1
45.2
篇13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0-0010-04
据统计，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 811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6.96%。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基本进入老龄化社会。而2004年，在我国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又持续出现“民工荒”现象。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受到限制。中国真的失去“人口红利”了吗?从人口增长的估算看，回答是否定的。中国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最早也应当是5年以后的事情，更何况多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以及教育的投入可以减缓劳动力增长速度下滑带来的负面效应。有专家预测，中国今后15年仍处于收取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关键是我们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使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换句话说，人口红利就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在此阶段，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上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所谓的“东亚奇迹”，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而研究表明，充分利用人口转变带来的有利时机正是东亚经济增长出现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东亚经济起飞发生在人口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阶段，这种积极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为经济增长带来了一个获得“红利”的“机会之窗”。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注：稳态增长是指处于均衡状态的经济增长，可参见Barro, R.and Sala-i-Martin(1995),Ewnomic Growth,MacGrall Hill.)4.1个百分点，据估算，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达1/3～1/2。
同样，人口红利对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在具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这一潜在人口优势的条件下，劳动的参与率和就业率均保持较高的水平，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口结构产生的充足劳动力资源得到了较好的利用。改革期间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扩张，得以大规模吸纳就业，从而把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有研究显示，在1982―2000年期间，我国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6.8%，或者说，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1/4以上是靠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支撑的。第二，经济活动人口比例高且就业率较高，使得社会储蓄总量大，经济活动中的剩余总量也大，这就使得中国在改革期间达到较高的储蓄率，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用每年固定资产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在整个改革期间我国的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1993年达最高44%。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这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以市场化为核心的良好的制度环境，使得中国经济能以高速增长。在促进就业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整体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减轻了社会的抚养负担，因而提高了人口的生产性，人口红利最大限度地得以利用。有资料显示，在过去2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速中，有28%来自于物质资本，24%来自于劳动力的数量，24%来自劳动力的质量，也就是人口素质的提高，21%来自人口流动，还有3%是无名因素，如管理水平等。由此可见，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人口红利期的特点
由于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人口转变过程不同，人口红利的特点也就不同。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结束于90年代末，用了25～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完成同样的人口转变过程却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这一人口转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特别是以后者效果为主的情况下实现的。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是通过强制性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生育率在短期内快速、大幅度下降，从而过早地迎来了人口红利期。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是在个体生育意愿主导生育行为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其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是个缓慢、渐变的过程。
而研究表明，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主要取决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生育水平下降越快，劳动力比例越高，人口红利持续的时间就相对较短，反之亦然。因此，虽然我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但生育水平的急速下降却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属于典型的转变快、持续短的模式。根据人口学原理，一般我们将人口抚养系数或人口负担系数(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在50%以下的时期称为“人口之窗”或“人口红利期”。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应始于1990年，结束于2030年，前后持续时间大约为40年，而到 2010年左右，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将降到最低。也就是说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倒“U”型趋势，即老年人口比重虽然不断攀升，但劳动年龄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重仍处于上升的趋势，而到2010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将达到最高。从这以后，该比重逐渐下降。直到2030年，中国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期结束。这也是大多数人口学家所持有的主流观点。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负担系数只代表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真正意义上的负担系数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的比例关系，而不是根据年龄划分。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人口之窗应始于1980年左右，2020年即将关闭。但不管哪种观点，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它就是一个短暂而又一次性的过程。因此，如何把握这短暂而又潜在的历史机遇，将人口红利继续转化为现实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在当代中国就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对大多数已经完成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来说，人口转变过程与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几乎是同步的。因而当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老龄化的情况时，在这些国家恰好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即产业结构全面升级，技术结构转向劳动节约型和资本密集型。而我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通过强制生育政策提早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因而生育率的下降是远远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步伐的。也就是说，我国是在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还没有相应变化的基础上，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因而也就过早地出现了劳动力供给减少现象，也就意味着中国即将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经济增长也就有可能丧失可持续性。所以说，中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导致了“未富先老”，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许多问题，构成了特殊的政策挑战。
三、当前妨碍人口红利发挥效应的主要因素
虽然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我国人口状况的特殊性，即人口年龄结构相对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人口的基数过于庞大，使得人口红利的兑现在某些方面受到制约。
(一)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主要表现为：(1)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增长方式不合时宜的转变，使得GDP对就业的拉动减少；另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大批城镇职工下岗，失业现象日益严重。(2)仍然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向非农产业转移。(3)每年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就业机会不充足的条件下，这种就业压力便转化为失业率的逐年上升。
以定义狭窄的城镇失业率为例，1990年城镇失业率为2.2%，2000年提高到3.1%，2001年上升为3.6%，2002年上升为4%，而2003年达历史新高4.3%，虽然4.3%这一数字从表面上看似乎并不代表着很高的失业水平，但从其连续多年攀升的事实来看，当前的失业问题还是十分严峻的。另外，许多劳动年龄人口由于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下，可能就会因此丧失信心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势必会造成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社会需要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因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二)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因此说，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程度。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这一事实决定着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可能太高。2003年，中国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口资源问题报告”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为10.20年。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预测，目前中国至少有1.2亿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其中1/3～1/4为15～25岁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但得不到应用的教育与培训。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创造力也相对较低。比如，制造业1小时劳动力的价格，美国是30美元，中国大约是2美元，而美国的劳动率也比中国高10～20倍。可见，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力成本，中国才能更好地兑现人口红利。
(三)当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仍然存在，使得人口红利效应的发挥受到影响。根据M.P.托达罗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型，只有在迁移的预期收入超过预期成本时，农民才会选择进城。一般来说，农民进城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技能收益以及文化收益。农民进城的成本包括迁移成本、机会成本(即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活动而放弃务农收入)、高于农村的城市生活费用以及心理成本。而现实是，近年来农民进城收益并无提高，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因而削减了农民进城的愿望。这也是在免除农业税、给予种粮补贴(即务农收益相对提高)后，我国部分地区一度出现“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成为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另一大因素。其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成为各种歧视性政策安排的载体，提高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妨碍了他们流入城镇后的顺利就业。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歧视制度，当地劳动者和外地劳动者工资收入存在差异，同工不同酬；用户籍限制外来劳动力就业范围，保护本地劳动力优先就业；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福利制度与户籍挂钩，不覆盖外来劳动力；就业相关的政府服务机构只为本地劳动力提供服务等。因此，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并不十分顺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影响到人口红利的兑现。
四、我国人口红利的实现途径和具体措施
从分析中，我们知道，未来10―15年是我国人口红利最为丰富的时期，但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并不会自动地导致经济的快速增长，必须与适宜的政策、体制以及是否充分就业相联系。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短暂而又潜在的机遇，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最大化地发挥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实现充分就业
解决人口红利兑现问题的关键当然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我国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围绕扩大就业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比如，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等等。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从而使我国的失业率降到最低，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双重目标。另外，在具体实施就业优先原则的过程中，客观上要求我们做到，有利于降低失业率的调控政策要优先于其他政策；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政策成本要优先其他财政支出给予安排；就业岗位的增加要优先于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要优先于其他要素市场；劳动者利益要适度地优先于资本的利益等等。通过充分就业的实现，将为我国目前这样一个相对年轻和丰富的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二)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实现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众所周知，未来城市劳动力的提供，必须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却成为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因此，只有逐步取消这种排他性的政策措施，才能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畅通无阻地转移出来，才能减少农村中劳动力的沉淀。具体的制度安排主要有：在就业机会上消除户籍对就业范围的限制，提供给外来劳动力公平的就业机会；要根据岗位的需要，交由劳动力市场来选择；在待遇上，规范目前混乱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保护外来劳动力的合法经济权益等等。同时，还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做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只有这样，才会使得劳动力资源得以优化配置。这不仅有助于保证持续的劳动力供给，而且还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直接贡献，经济增长速度会更高。世界银行一项模拟表明，在今后能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10%的假设下，全部GDP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注：世界银行（2004），《全国产品和要素市场分割：经济成本和政策建设》，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备忘录。)
(三)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
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中国走的是一条依靠农业积累和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工业化道路。从短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可以支持经济的发展，但从长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必然是低劳动力素质和低劳动生产率的反映，它无疑将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要想在未来获取更多的人口红利并不是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而是要通过人力资本存量素质的提高来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也就是说，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成本。而大力发展教育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一条重要途径，尤其是发展农村地区的九年义务教育。此外，还应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开展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专业技能培训、文化培训、职业教育等等，从而使我国农业劳动力在进入非农产业就业之前，就获得必要的职业技术训练，增加了劳动供给的有效性，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我个人认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就地区而言，教育投入的重点应放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就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而言，应加快扩大和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和水平。通过普遍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的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使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
(四)做实个人账户，建立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
众所周知，“未富先老”是中国老龄化的最大特点，老年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加，将使社会负担日益加重，社会保障资源面临巨大压力。而且由于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巨大，必然会引起未来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这也是中国老龄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如何进一步完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如何建立一套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保障体系在当前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从1997年起实行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旨在形成一个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体系。但是，由于个人账户存在“空帐”问题和社会统筹基金不足，使得养老保险绝大部分用于当年养老金发放，实际积累小于职工个人账户记账额。这就造成改革后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个人账户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整个养老保障体系仍然是百分之百的现收现付制。而根据国际经验，支撑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障体系需要以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有效率的税收体系，有效且安全的基金管理和治理机制为条件。目前，后两个条件在我国尚不完全具备，而从第一条件看，虽然目前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然较大，但社会的养老负担已经大幅度上升。实际上，如果没有财政的补贴和挤用个人账户资金，养老统筹基金每年支出大于收入的数额都是巨大的，长期累积下去则会形成一个巨额缺口，现收现付制度将难以为继。目前养老统筹的覆盖率也很低，2002年，离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为84.1%，而城镇就业人员参加比例仅为44.9%。
因此，应对老龄化挑战，就必须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以人口结构变化方向为依据，做实个人账户，实现完全的个人积累，就是一种具备可持续的养老保障制度。而从时间的紧迫上说，现在就应该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还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中人”的能力，从而实现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政策模拟表明，到2020年，每一种政策情形具有不同的社会养老负担。如果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同时，实行完全的个人积累新体制，到2020年，社会养老负担率最低，只有25.3%，比不进行这两项改革的情形低大约1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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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ng about the Function of the Population Bonus to the Economy Continuence Growth
WANG Hong-m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