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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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引言

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设计，人口结构发生了转变，我国目前已处在劳动力供给丰裕时期的末尾。对于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中人口红利的研究成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所谓人口红利就是指人口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势导致比较高的劳动参与率，所产生出来的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比较积极的效应，包括储蓄率上升，人均消费提高等。

本文就是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详细的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达到对未来经济增长趋势进行预测的目的。

2.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增长，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Sarah Cook（2006）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经济结构和人口转型相伴而生，人口的年龄结构对经济的增长有非常重要意义。而在人口红利是否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这一问题，不同专家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蔡昉（2009）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正是得益于人口红利的持续增长。他甚至经过详细的分析研究得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的存在贡献了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均GDP。他还认为，我国人口红利的存在还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近20年的增长空间。而王德文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与人口红利具有某种默契关系。正是因为在人口红利发展的最佳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经济市场化发展而言，中国目前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可能离开人口红利的巨大作用和良好的发展时机。另外，车士义（2011）通过验证劳动参与率的扩大与经济负面影响的关系，进一步证实了人口红利的发展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推动作用。在他的试验中，已经对第二次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某种预测。他认为在第二次人口红利时期，必须将劳动参与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才能削弱人口负债的片面影响。而侯东民（2011）认为，正是由于通过人口红利使得经济结构的调整有了充分的准备时间，才使资本递减速度减少。因为，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人口负担也最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国家压力，使国家能够有更多地资金和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与多数学者认为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不同。

聂鹏（2011）则对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人口红利是促进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并且强调发展外商投资促进经济发展。郭琳（2011）则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参与率是影响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强调应该需要积极采取措施，提升我国劳动参与率，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此外，石海峰（2012）利用实证分析的方式论证了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强调，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应加强产业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人口红利在一定意义上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如Schultz（2005）认为，我国当期储蓄和年龄结构之间存在着重大依赖关系。而Johnson（1999）则对生育率的下降提高了中国储蓄率持怀疑态度。穆光宗（2008）研究认为，人口红利对于发展经济而言，只能说是增加了一个可能性，具体说推动作用还比较牵强。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依照国际通用的Mason（2004）为代表。以实际的抚养比值域的变动研究第一人口红利。该抚养比表示为：即有效生产人口同有效的消费人口之比。其中有效生产人口是通过对历年的分年龄劳动生产率进行加权计算而获取。有效消费人口是则是通过把历年的分年龄消费水平通过加权计算而得到。如果分年龄劳动生产率同分年龄消费水平同时被确定，那么就会得出固定不变的有效劳动人口人均产出。在假定前提下，人口红利就成为经济活动盈余的影响指标。但是在国内的研究中，大部分的研究也采用了抚养比的指标，但是在指标含义反面略有不同，国内的抚养比指标则采用了人口负担系数来表示。其计算方法则是有老年人抚养比和少年抚养比只和构成。其中老年抚养比则是指65岁老人占劳动人口（15-64岁）的比率。少年抚养比则是值14岁以下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比率。

3.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首先，劳动参与率与人口红利不仅在经济学方面存在一定的联系，同时，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在国内的研究统计中，通常把经济活动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的一个近似替代，因此根据劳动参与率的公式可以看出，只有劳动参与率保持较高，其劳动年龄人口优势才能充分发挥，进而才能实现人口红利。因此，在衡量人口红利的时候，可以把劳动参与因素考虑在内。其中劳动参与率的计算公式为：

（公式 1）

其中ER表示劳动参与率，PR表示经济人口（就业人口+失业人口），P15表示15岁以上的人口

其次，通过上文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国内的研究把人口负担系数作为衡量人口红利的指标，并且把人口负担系数也成为抚养比。在本文对于研究中，采用了总抚养比的方式来表示人口红利。

（公式2）

其中F表示人口红利。表示老年抚养比，即：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率。表示少儿抚养比，即：14

岁及以下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率。

最后，在衡量经济增长效果的时候，本文选用了GDP作为衡量指标。其中关于各个指标的含义和选取区间如表1所示：

表1 模型变量选择及数据处理

指标 替代变量 数据 数据来源

变量名 符号 区间 频率

经济增长水平 GDP GDP 1995～

2011 年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11》

劳动参与率 ER ER

人口红利 F F

其中，在实证分析之前，由于数据序列是时间序列，因此需要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排除经济序列伪相关给统计结果带来的影响。

在进行平稳性检验过程总，本文利用了ADF单位根检验法，其中详细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序列的ADF单位根检验

变量 检验形式 ADF

统计量 临界值 P值

1% 5% 10%

GDP （c，t，1） -2.5225234 -4.107976 -3.481567 -3.168632 0.3131

ER （c，0，4） 0.320534 -3.542056 -2.910034 -2.592611 0.9722

F （c，t，1） -2.650445 -4.107965 -3.481545 -3.168621 0.2645

DGDP （c，0，0） -5.592443﹡ -3.53654 -2.907644 -2.591346 0.0000

DER （c，0，3） -7.428734﹡ -3.542056 -2.91005 -2.592623 0.0001

DF （c，0，0） -4.816367﹡ -3.536585 -2.907635 -2.591342 0.0002

注：检验形式为（c，t，k），其中c表示截距项，利用t对趋势项进行表示，利用k对滞后项进行表示。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利用d来表示。

通过对检验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条件下，其变量GDPP、ER、F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阶单整关系。即三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

通过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出，四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因此，利用VAR模型的最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协整检验。

利用协整检验可以看出，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非贸易部门的就业情况以及贸易部门的就业情况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三个序列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详细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dGDP、dER、dF协整检验结果

协整向量数目 TRACE检验值 迹统计量 5%显著性水平 P值

0 0.48545 24.5621 23.7850 0.0012*

1 0.42565 16.5656 15.4123 0.0425*

2 0.34256 12.2568 11.2562 0.0045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和协整关系，符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条件，因此对人口红利和增长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到检验数据如表4所示：

表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Granger结果 Granger原因

dGDP dF

H0 n.a.

dGDP x2 n.a. 12.57428

P n.a. 0.0026

H0 n.a.

dF x2 0.126392 n.a.

P 0.9567 n.a.

注：H0表示列变量不是行变量的Granger原因，P值是根据Wald系数检验X2统计量计算出的相伴概率。

注：显著性水平为1%。

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1%的情况下，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导致人口红利Grander原因。进而得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结论。

4.结论和对策

4.1 研究结论

通过上文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导致人口红利Grander原因。进而得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结论。说明人口红利的存在切实的促进了GDP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GDP的增长对人口红利的却不存在显著性影响。

4.2 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红利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发展，人口红利也逐渐的在小时，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经济的增长步伐。但是本文只考虑到了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未对其他要素进行考虑，尤其是在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环境下，人口红利的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被其他变量的变化所抵消。因此还需要客观的看待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

首先，充分利用现有人口红利，发挥经济增长比较优势。虽然本文论证了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可以预测代未来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但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有专家断言，我国人口红利还将继续存在大约5—10年的时间。这就说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人口红利仍然能够为下一步我国的经济法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条件。也必然会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发挥自身不可多得的优势。我国政府必须正视这个因素，并且在提高就业率和确保产业结构调整、挖掘劳动力潜力方面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同时，人口红利的存在也要求我国政府在努力提高就业形式和就业率的同时。必须不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大对就业培训力度的投入，不断地做好各类人才和各行各业人才的吸引和利用。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人口红利的潜力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潜力。这种转移潜力目前正受到城乡体制与诸多限制城乡劳动力转移等制度的影响。因此，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步伐，进一步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不仅仅有利于转变城乡二元结构转变，更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充分利用。

其次，为了避免人口红利带来的消极影响，我国应该加快产业升级，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抵消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消极影响。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使得劳动力更多的像高附加值的二、三产业流动。进而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参考文献：

[1]Sarah Cook. Structural Change，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Asia：Pathways to Inclusive Development[J].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006，24（s1）：5l-52.

[2]Sanchez，Eugenio Camus-Fernando，2005. AFP： A Three-letter Revolution，Edited by Juan Ariztia （Santiago：CIEDESS）.

[3]蔡昉.劳动力短缺：我们是否应该未雨绸缪[J].中国人口科学，2009（6）.

[4]聂鹏.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J].中国市场，2011（13）.

[5]郭琳，车士义.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09）.

[6]石海峰.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J].琼州学院学报，2012（19）.

[7]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8]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02）.

[9]蔡昉.“人口红利”消失的隐忧[J].中国企业家，2006（07）.

篇2

在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究竟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也即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传导机制进行，国内学者从三个角度进行了探讨：

第一，基于人口红利期提供丰富劳动力视角。人口红利的显著标志是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的显著性提高，人口红利带来的庞大劳动力数量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途径主要有三个：一是劳动力规模和分工，劳动力比例和规模增大会带来总产出的增加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劳动力参与，劳动参与率随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而递增，高劳动参与率会促进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从而加速经济发展；三是劳动力质量，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经济产出。

第二，基于人口红利提高储蓄率或投资率的视角。从经验研究来看，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抚养负担轻，导致更多的产出转化为储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基于人口红利促进公共投资的视角。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会影响到公共投资的规模和方向。如果少儿抚养负担重，国民收入中用于子女养护、教育等的公共投资会增加，如果老年赡养负担重，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会增加。如果被抚养人口负担不重，那么公共投资会倾向于生产性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当然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的潜在机遇，这种机遇能否被获取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策环境，本文基于人口红利期提供丰富劳动力视角，分析湖北省人口红利特点，研究人口红利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为充分利用湖北省人口红利的有利时期，大力发展经济提供对策。

湖北省人口红利特点

1、湖北省老龄人口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对比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见表1），可以发现，十年间，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湖北省0—14岁少儿人口比重有较大幅度下降，由2000年的22.87%下降到2010年的13.91%，15—64岁人口比重上升较快，上升了6.18%，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略有增加，十年间增加了2.78%。根据国际通用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指标数值（见表2），湖北省65岁及以上人口数比重已超过了7%的老年型人口类型标准，人口年龄结构已属老年型。由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湖北省65岁及以上人口数高于全国8.87%的平均水平，达到9.09%，湖北省的老龄化程度较全国平均水平高。（见表1、表2）

2、湖北省人口红利水平较高

“人口红利”水平一般用人口的抚养比来衡量。按照人口学家的划分，小于15岁和大于64岁的人口被视为需要抚养的“依赖人口”，而15岁和64岁之间的人口则被视为劳动人口。0—14岁人口数与劳动人口数之比称为少儿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劳动人口数之比称为老年抚养比，依赖人口数与劳动人口数之比称为总抚养比。如果总抚养比小于50%，就意味着社会进入人口红利期，更进一步地，有学者还对人口红利划分了类型，见表3。

分析湖北省人口红利水平（见表4），可以发现，2000年湖北省总抚养比为41.29%，到2010年，总抚养比下降到29.86%，按照表2—3的人口红利类型划分标准，属于人口暴利类型，说明湖北省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2010年湖北省的总抚养比小于同期全国的总抚养比，说明湖北省的红利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主要是因为十年间，湖北省的少儿抚养比由2000年的32.22%下降到2010年的18.06%，超过全国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幅度，从而使湖北省的总抚养比由2000年低于全国1.57个百分点到2010年低于全国4.32个百分点。

3、湖北省人口红利利用效率大幅上升

人口红利能否最大化利用关系到地区经济发展能否最大化受益于人口红利，本文通过计算人口红利利用率（就业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为简便起见，劳动年龄人口中未剔除正在接受教育的劳动年龄人口）来分析人口红利利用水平。从表5可以看出，2000年湖北省人口红利利用效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两者相差21.39%；但到2010年，人口红利利用效率提高迅速，达到70.27%，但仍然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差5.5%。（见表5）

人口红利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为了分析湖北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选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湖北省劳动力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和测度。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具体形式为：Y=AL%ZK%[

将两边取对数，建立如下模型：

lnY=lnA+%ZlnL+%[LNk+%e0

其中，Y代表国民经济总产出，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A为全要素生产率参数；L为劳动力投入，用从业人员数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Z为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为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

（1）数据说明

本文分析所用的数据包括扣除价格因素影响的不变价GDP（Y）、从业人员数（L）、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用以代替资本投入K），样本区间为2000—2010年。

（2）估计与检验

篇3

作者简介：薛继亮（1981-），男，山东历城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和产业发展方面的研究。E-mail：

摘要：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已经陷入劳动力成本增加和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的境地，迫切需要通过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和产业转型升级来获得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对于西部地区，则具有较多的第一次人口红利，这为承接东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条件。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口红利潜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效应，将为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工业区兴起和集聚以及产业带的形成提供条件，而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潜力和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宏观对策研究，有助于发挥西部的要素资源潜力，带来区域经济增长。

关键词：人口红利；产业转型；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2-0039-06

产业转移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目前，西部承接东部和境外产业转移的能力日渐增强，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有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中西部、东北和东部工业生产增加值分别为19.74%、19.06%和15.73%，西部地区情况明显优于东部，西部承接的龙头产业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西部地区资源丰富，还有其劳动力成本低，人口红利明显。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不仅有利于加速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在全国范围内优化产业分工格局。

一、文献综述

美国学者Bloom等[1]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即人口转变期的高比例劳动人口带来的经济利益。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在《1998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认为欠发达地区的“人口红利”——出生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发展和腾飞的机会。Lee和Mason[2]发现劳动力迅速增加和抚养比降低会为经济发展和家庭福利带来更多的资源，同时带来人均收入快速增长（第一人口红利）；伴随着出生率降低，人口老龄化，“第一人口红利”将变成人口负债，但是前一时期积累的大量资产，在一定的政策支持和产业转型下带来国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其红利规模和持续期限将会更大[3]。在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研究中，Young[4]和Krugman [5]认为一般情况下，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但是伴随着劳动力无限的供给，人口红利的作用抑制了资本报酬递减，使得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得到保证，这种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增长类型的有效性，在东亚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得到印证[6-7]。同样，人口红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转变和快速经济增长的大国也具有重要影响。面临要素约束和不确定性风险，人口红利作用于经济增长需要有一系列的条件，如教育、经济政策、适宜的制度环境[8]，改革开放、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人口控制政策[9-10]。在劳动力丰裕的情况下，只要劳动力流动顺畅并具有适当的劳动力激励制度，中国的人口红利将会持续发挥作用。实际上，在过去30 年中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张蕊等[11]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检验了中国农村人口红利的作用，发现各地区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存在差异，在延续目前劳动力利用率增长速度的情况下，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在几年内消失。毛新雅和彭希哲[12]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继续获取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促使城乡迁移人口由“半城市化”状态向彻底城市化状态的转变以及增加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企业对外竞争力。白仲林等[13]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中西部地区尚未显现。蔡昉[14]针对中国人口转变和资本积累的现状，分析了中国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发现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因而可以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而考察人口红利延续期，必须把人口抚养比与资本积累水平结合起来进行观察，他认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化时期是2013 年抚养比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并且于2013 年之后迅速消失。因此，面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剩余劳动力渐趋枯竭和人口老龄化，中国要想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避免“人口负债”[15-16]，依靠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已经陷入劳动力成本增加和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的境地，迫切需要通过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和产业转型升级来获得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17]，而对于西部地区，则具有较多的第一次人口红利，这就为承接东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条件。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口红利潜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效应，将为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工业区兴起和集聚以及产业带的形成提供条件。

二、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潜力和产业转型

1.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潜力测算

陈友华[18]以1957 年瑞典生命表作为标准人口，制定了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判别标准。钟水映和李魁[19]在2009年以此方法对中国人口红利进行了评价。一般来说，总抚养比（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小于50%为人口红利时期；当抚养比下降，全社会用来抚养的压力减轻，消费率降低，储蓄率提高，投资高速增长进而推动经济的高速和可持续发展。人口总抚养比超过60%时为“人口负债”时期，其中根据总体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比例可以将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分为微弱型、趋强型、显著型和强质型4种类型，如表1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城市的总体人口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普遍高于全国，除外，这一方面说明了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说明了西部地区城市化和产业聚集的空间比较大。内蒙古、、陕西、甘肃和青海等西部地区镇的总体人口抚养比普遍低于全国，而少儿抚养比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内蒙古和四川除外），只有广西、重庆和四川等少数西部地区镇的老年人口抚养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了西部地区未来一段时期将会为西部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西部地区乡村的总体人口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普遍高于全国（内蒙古和陕西除外），而老年抚养比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重庆、四川和贵州除外），这说明了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乡村的总体抚养比高于城市和镇的总体抚养比，镇和乡村的少儿抚养比高于城市的，乡村的老年抚养比高于城市和镇的，如表2所示。西部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这说明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相对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缓慢，而且由于乡村较大的少儿抚养比在未来一段时期可以提供较多人力资源，带来人口红利。在目前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下，未来一段时期西部的第一人口红利持续一段时间可能是必然的，如果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提升，还会在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时享受第二次人口红利。

2.西部地区产业高级化的现状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1986年借助多国模型按照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将一国（或地区） 经济发展的过程划分为6个时期[20]。以1964 年美元水平来衡量，人均 GDP 介于200—400美元的第二时期为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人均GDP 介于400—800美元的第三时期对应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人均 GDP 介于800—1500 美元的第四时期对应于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如表3所示。将2010年西部地区GDP结构和就业结构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而言，第一产业比重过高，新疆最高，接近20%，内蒙古和重庆比较低，分别为9.4%和8.6%。西部大部分地区第二产业的GDP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第三产业的GDP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钱纳里的多国模型比较，西部地区目前正处于低等收入和中等收入之间的发展阶段，处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转变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产业结构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结构逐步向以现代化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转变，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工业中则以食品、烟草、采掘和建材等初级产品的生产为主逐渐向在经济发展中期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的制造业部门转变。西部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承接东部和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

目前，西部地区基本处于1 000—3 000美元之间的人均GDP阶段，处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转变的阶段，不仅与GDP所处的工业化后期存在差距，而且与发达国家的结构差更大。此外，产值结构对于就业结构显著偏差，就业结构的转型显著滞后于产值结构，如表4所示。同时，西部地区还表现出产业层次低的特征，具体表现在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发展缓慢，而且传统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较高，高端服务业发展滞后。这就为西部地区产业高级化，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21]。

三、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推进产业转型的微观机理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将会导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低成本的竞争模式再也无法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区域差异，为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和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了可能。东部地区改变依靠年轻的人口结构、充足的劳动力和高储蓄的人口红利，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西部地区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产业雁阵模式发展的必然。

面对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的消退和老龄化的加剧，必须创造新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即“再造人口红利”，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开发国内市场为此赢得了时间和空间。这是因为：

1.西部地区人口红利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高级化提供条件

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有助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高级化，进而提升产业发展水平。自从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越来越明显，西部地区的一、二、三产业结构正向高级化和合理化方向转变，第一、二产业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而第三产业则不断上升。

在中国产业分工中，西部地区正处于接纳东部地区和国际加工、制造业转移的典型区域，第二产业的比重较高是必然的。西部地区日益呈现出的从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趋势，是第二、三产业高速成长促成的，而其中人口红利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对应什么样的就业结构，二、三产业结构得到升级必然会带来其产值和吸纳的劳动力比重不断提高。而二、三产业就业比重的提高又会提高储蓄率和消费比率，进而带来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

2.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有助于产业的空间集聚

西部大开发以来，该地区承接东部和国际产业转移，加之丰富的资源禀赋，近年来工业集聚出现迅速增加的势头，并且促使工业集聚在增强次级区域生产能力的同时向次级区域内的县级区域扩展，工业生产能力正在更广阔的空间积累和集聚[22]。这在成都、重庆、呼和浩特和西安等城市显得尤为突出。西部地区年轻的劳动力结构为该地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带来了新兴制造业的发展和新型工业区的兴起。

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口红利促进了工业区的集聚，而工业区的集聚又促使人口向城市流动，为工业区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实现了工业区依托廉价的劳动力不断扩张规模和内涵式发展。在成都、重庆、呼和浩特、西安和兰州等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的比重相对较高，为相伴而生的中小企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发挥着人口红利的作用。

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有助于产业的空间集聚，产业空间集聚形成的工业区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是巨大的，有助于实现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有机结合，进而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伴随着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推进，西部地区实际上成了劳动力相对剩余和就业增加区域，带来了劳动力边际收益的增加，提高了劳动力的空间配置效率，增加了社会总产出。在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发挥积极作用的情况下，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形成了许多特色产业集群，如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包头稀土开发区等，产业群落和企业群落不断崛起。因此，西部地区第一次人口红利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充足廉价劳动力要素，提升了工业生产能力，区域工业化率持续上升，进而带来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

四、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推进产业转型的宏观对策

在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劳动和能源等要素资源供给约束日益增加，生态环境压力加大以及企业运营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大幅增加的情况下，面对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东部产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因此，在东部地区产业西移和西部大开发强度加大的重大历史机遇面前，西部地区必须发挥地区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发挥地区人口红利效应，在区域产业承接过程中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1.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要做到与西部区域特色优势产业的结合和培育

从东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和承接的发展实践来看，这种产业契合实现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利用，弥补了西部地区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劣势，有效利用了西部地区得天独厚的资源、环境生态等特色禀赋，使东西部产业竞争力明显提升，区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提高。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时，进一步因地制宜，实施具有区域特色和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战略，积极选择和培育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在产业链分工上实现与发达地区的错位发展，促进东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结构的互补。

2.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需要进一步地深化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城乡分割的排他性的政策，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尽快转化为城镇化和工业化所必须的现实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措施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在农民工就业、就医、教育培训和住房等方面采取措施以降低农民的进城成本，提升其进城务工收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有序和稳定转移，才能较快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速潜在人口红利的溢出效应，为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和国际产业转移，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提供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支撑。

3.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在岗培训

国内外理论和经验都表明：提升劳动生产率可以实现一国或地区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提升，而要想做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须改善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时，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和农民工在岗培训，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素质来优化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为产业可持续发展和弥补资本报酬递减提供人力资本基础。在目前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素质相对较差、生产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岗前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大力培育具备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新型农民来为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制造业转移提供劳动力条件，进而拓展和延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来实现东西部产业承接与自身发展的良性互动，带来区域经济的跨越发展。

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制造业转移，必须重视人才的积累和储备。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制造业转移过程中，要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为西部地区承接产业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增强西部地区自身发展能力。此外，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制造业转移过程中同样离不开产业转型升级，这就要求增强西部地区消化吸收技术的能力和自主开发技术的能力。只有重视人才的积累和储备，为劳动力获取、掌握知识和技术的能力提供优质的平台，才能通过技术的创新带动产业创新，提高承接产业的竞争力。

4.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

在当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时，要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快城乡统筹的医疗保险运行机制建设，并且衔接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统一高效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化解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带来的难题。在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时，适度公平是第一要务，只有这样才会最大程度的提升各阶层的积极性，为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进而推进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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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将人口红利概念一分为二，即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的原因是因为出生率越来越低，还有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阶段，因为人口的总体负担逐渐降低而发生转变；第二人口红利是对于人口年龄的结构变化，人们提前预料到了并随之做出了相应的个人调整，通过提高劳动资本对应的比率，做出了对资本储蓄消费的决策，就是为了可以更好地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人口在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受到人口结构动态变化的影响。总之，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途径是促进储蓄和刺激人力资本的形成，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 

2.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经济快速的持续发展中人口红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2.1人口红利促进储蓄与投资 

在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总体都比较年轻，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对较大，在保证能够实现充分的就业条件下，劳动人口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经济负担，而对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重也没有太大的负担，这样家庭支出也不是很多，使得家庭储蓄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倘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增加，那就可以增加其带来的储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也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家庭的规模在不断的减小，在养老方面也不会过多的依赖家庭，这样大大地促使了在年老之后更早的做好储蓄投资工作。 

2.2人口红利增加劳动力供给 

实现经济增长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劳动力，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化，这样在国际上劳动密集型就有一定的价格优势和非常强的竞争力，而劳动抚养比例的下降也间接地促进增加了劳动力供给。为了能够从家庭中把劳动力解放出來，更好地参与其经济发展，少儿抚养比例的降低，使家庭当中抚养下一代的人口数量有效的减少。 

人口红利期的人口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劳动的供给，它包括两点：一是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不断的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中。而这个出生列队的人口已经进入到了劳动高峰期，劳动年龄人口不断的增加大大地降低了人口的抚养比例，这种影响已到达了一个巅峰阶段。倘若对于这些新增加的劳动人口劳动力市场可以吸收，那人均收入肯定也会随着提升；二是目前家庭规模也在不断的缩小，女性也就增加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女性的劳动生产率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使其家庭规模有了明显的减少。人口负担降低了其劳动的参与率就提升了，这让有更多劳动力的家庭慢慢地从非生产性的活动向生产性的经济活动中转移。人口年龄结构的有利变动使得其劳动的投入时间大幅度的增加，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再加上充分就业，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也比较年轻，价格又不是很高，这样就能够更好地创造出社会财富。 

3.其政策意见 

伴随着人口年龄的结构变化，人口红利期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慢慢的人口红利就会成为人口负债。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预测，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会到达4.8亿，占了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意味着人口年龄结构的红利期即将结束，劳动力的供给也会随之减少，这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为了能够使我国经济可以健康稳定的发展，有以下几点意见： 

3.1调整人口生育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逐年的提升，少儿的抚养比例在逐年下降，人口红利给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国渐渐进入到老龄化社会。 

3.2退休年龄的延长 

我国人口越来越老龄化，社会的赡养负担也越来越严重。还有我国在医疗卫生水平方面也在不断的提升，人口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提升，欧盟委员已然计划把其退休年龄调至70岁，这样退休的年龄延长了，劳动力的供给也就大大的增加了，本来应该成为赡养人群的就变成了劳动力人群，又能够继续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份劳动力，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3.3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目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不断的变化，我国已经提前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在渐渐的减少，劳动力的优势也在渐渐的减少，像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将慢慢地失去市场，所以经济增长的方式必须转变。我国劳动力不能长期依靠低成本的优势来维持，需要我们对自主创新能力不间断地进行提升，对劳动力优势进行转化，努力向劳动力技术优势靠拢，有效地对系统集成和关键的技术创新进行推进，早日将劳动密集型转变成技术密集型，技术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才可以不断的提升。 

3.4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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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红利的概念

一般来讲,人口转变要经历三个阶段:高儿童抚养比阶段、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阶段和高老年抚养比阶段。它所对应经历的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原始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传统阶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阶段。人口红利即是指这种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生育率下降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降低,总人口中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较高水平时的人口结构状态。它实质就是在一定平均预期寿命,科技水平的基础上,使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转变过程。

二、人口红利的衡量指标

从人口红利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人口红利显然是指社会劳动力资源总数,即劳动力参与数,而非简单的劳动能力人口。对于一个社会整体来说,劳动力参与率是基本稳定的,在本文中就以劳动参与率来代替劳动年龄人口来作为研究人口红利的指标。

四川省的劳动参与率在1992年之前一直有所波动,1992年以来,平均每年下降0.57%,到2008年劳动参与率为76.99%,劳动参与率仍比较高。以65岁作为老年起始年龄,总抚养比在53及其以下均有人口红利。其中,在44以下存在人口暴利,44～47之间是人口高利,47～50间有人口红利,50～53之间还有人口微利。根据这一标准,四川省人口红利期持续较长,这种状态下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因而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良好契机,这个时期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期。

三、四川省人口红利的特征

与其他发达的地区和国家相比,四川省人口红利具有其独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一)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人口转变,进入人口红利期

四川的计划生育工作卓有成效,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常住人口总量从1982年的7300万逐渐增加到2008年的8138万,26年净增人口838万,平均每年增加32.2万人。

(二)人口红利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迅速加深

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统计数字,2015年中国老年人人数将突破2亿,而到2040年将达到4亿.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份题为《银发中国》的研究报告也说,35年前,中国年轻人是老年人口的六倍,而此后35年,老年人口将是年轻人口的两倍。

(三)人口红利持续时间相对较短

即使不考虑老龄化的加剧引致的虚假的人口红利的快速到来,四川省总的人口红利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也仅仅是4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人口转变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实现,这一事实使得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之间的间隔也很短。老龄化快速提升的结果是使得总抚养比快速增大,因此,四川省人口红利期持续的时间相对较短。

四、开发和利用人口红利的措施

(一)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实现人口红利

在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势微和视窗关闭之前,应以最大化就业为目标,充分开发和利用相对充裕的劳动力资源。要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从而最大限度的吸纳劳动力资源。

(二)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人力资源市场制度体系

首先改革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确立人力资源流动制度。其次应加快劳动就业的信息化建设,建立并且规范政府及社会开办的各种职业中介机构,为劳动力供需双方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尽量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失业。

(三)加强就业培训,避免结构性失业

四川省是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十分严峻。因此,必须对劳动者进行就业培训,提升其素质,增加附加在其身上的人力资本含量。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应作为日后对工人进行培训的重要内容,而且农民工数量庞大,农民工整体素质的提高,对人口红利的开发意义巨大。

五、结束语

总之,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充足,社会负担较轻,储蓄力旺盛,这无疑给经济增长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我们决不可忽视接踵而来的老龄化问题给社会带来的巨大挑战。因此,当前必须制定合理的政策措施来实现大量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把潜在的人口红利变为现实的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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