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29 17: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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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善乏可陈,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不减,经济社会现代化步伐逐步加快,如何才能更好的做好对政治经济学现代化趋势的研究日渐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结合所思所想对政治经济现代化发展趋势得出了以下研究成果。
一、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
1.1 政治经济学随着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而逐步走向国际化
政治经济学在上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国际政局的原因被隔绝化,没有能够充分的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随着冷战的接受、东欧剧变,加上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政治经济日渐走向世界,在丰富世界政治经济学说的同时也给政治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政治经济学现代化也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走向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学从经济理论上极大的丰富了我国思想,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有裨益。。随着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奇迹的出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相对优势的确立,尤其是中国经济在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的优异表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日益得到国际知识界的关注。
1.2 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也是走向服务于实践的经济理论工具的探讨过程
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应当更多地被运用、拓展到部门经济、应用经济和专题经济的学科中去。从近年的情况看,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广泛应用是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原理和分析方法等,都渗透到了金融、贸易、产业经济等学科之中,体现了理论经济学对应用经济学的引领作用,这一点是值得经济学借鉴的。正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机制,而经济系统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其他系统存在一定联系和发展的某种共性,因而它对于其他相关学科往往具有渗透和双向借鉴的意义。
1.3 政治经济学逐步走向现代化也使得其逐渐数学模型化
经济学研究中的模型,除了文字模型和图表模型以外,数学模型是重要的表达和分析方法。当前政治经济学的数学化,已在以下方面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新的数学应用模型的研究和数学研究成果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丰富了解释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理论的工具,对政治经济现代化带来了很大后备支撑。随着政治经济学通过数学模型焕发新的活力和生命,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通过数学工具、数学模型进行解释和创新,助推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
1.4 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发展使得政治经济学研究也越来越细致化,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围也逐步精细化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不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派化,不是为了代表劳动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而是都应站在劳动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整体立场,都应遵循经济学的方法论和理论精神,都应尽可能地全面系统掌握实际经济情况,在此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理论及应用进行深入探讨,并由于认识上的不同或不能完全做到“三个都应”而形成各自的学术流派。我国经济体系分工日渐精细化,经济是文化好政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社会分工的细化也使得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研究领域越来越细致,研究分工也越来越明确。研究分工的细致化给整体政治经济学研究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使得在宏观上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才越来越少,但凡事物都有两面性,研究范围日渐细致也势必会使得宏观研究被人为摒弃。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趋势逐步明显,我国经济正大踏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也给我国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注入新的生命力,助推政治经济学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能够更好地实现现代化将成为我国马列主义研究学者的重要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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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赵学清.:论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9(03)
[3] 洪远朋: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J]. 研究. 2009(07)
[4] 赵学清:论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现实走向[J]. 中州学刊. 2008(04)
教科书是高校教学的重要工具也是教师授课的重要载体,但当前我国高校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较为落后,其主要内容陈旧,未能紧密联系实践,与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脱节,因而学生在学习中没有热情,形成了恶性循环,甚至出现厌恶政治经济学的现象,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未能通过实践的检验。而关于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经济学原理,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未能推陈出新,因此,严重影响了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有效展开。
(二)教学方式落后
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存在照本宣科现象,未能从历史的高度讲授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演化与发展,从而使学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且政治经济学的考核方式也较为单一,存在过多的死记硬背式考核方式,未能有效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进行考查,使得学生未能真正掌握政治经济学的真谛,即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西方经济学具有较强的的逻辑性和系统性,这也是其吸引学生的所在,政治经济学同样具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但是较为隐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教学需要使得学生感受到其内在逻辑的严密及内在的逻辑美。
(三)学校重视不足
由于西方经济学在高校经济学科中的广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已有所衰落,而年轻一代的高校教师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已较为罕见,已经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险。同时各大高校普遍存在师资力量不足、研究经费削减、课时减少等问题,体现了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存在重视不足问题。这与对政治经济学的忽视及对西方经济学的过分重视是紧密相连的,因而各大高校需要高度重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问题,为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的氛围。
(四)学生学习热情低落
目前,各大高校学生对于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情不高。现有研究表明,众多因素影响了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但主要原因在于其与其他专业课(例如西方经济学)相比而言,政治经济学的实用性不强,与现实联系不紧密。目前学生普遍认为政治经济学对于今后走向社会及学术研究不能起到重要的影响,因此忽视对此课程的学习。
二、多维视角下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现实路径
(一)教材改革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基础
政治经济学教材作为授课的重要工具,对于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政治经济学教材必须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总结其规律,使其上升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纳入其学科内容体系,使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新的生命力。同时需要自觉运用中国的优秀文化与语言阐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需要从历史入手创造性地阐述政治经济学的演化与发展,做到逻辑清晰、语言流畅。政治经济学的教材改革还需要与时俱进,与西方国家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例如调节学派、社会结构学派、以及《21世纪资本论》)相结合,联合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界共同推进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创新与发展。
(二)教学方式改革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动力
教师的理论功底与教学方法对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改善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授课教师的理论功底及科研水平。一方面,各高校需要进一步提高教师队伍培训力度与水平,建立激励机制,督促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与科研水平,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提供充足的动力。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考核方式需要跳离死记硬背的考核模式,应偏重于考核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因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课程,需要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让学生理解其理论体系。更主要的是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教学模式的创新,实施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的互动型教学模式,从而为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三)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引力
学生学习能力及学习积极性对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将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引力。教材与教学方式的改革都将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另外,授课教师需要提高课堂互动的频次,理论联系实践,努力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使得高校学生对政治经济学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从而更好地学习政治经济学。
(四)学校的重视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重要推力
我国各大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重视无疑会推动政治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引导授课教师提高教学与科研水平,加大投入研发资金,鼓励教师提高教学能力建设与研发积极性,增加、改进与完善政治经济学的课程设置,同时需要邀请知名教授进行访问讲学,从而提高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水平。值得强调的是,以上四个视角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教学方式、教材改革、学生学习热情、学校重视都有利于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同时,通过教材改革也可以推动教学方式的改革,因为教学方式一定程度上依教材而改变,而教学方式中的创新同样有利于教材的改革;教学方式的创新与改变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情,反之,高涨的学习热情会使授课教师更加认真备课,从而提高教学水平;学生学习热情的提高必然会引起学校对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重视,反之,学校的重视也同样可以引起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与积极性;各大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重视可以推动高校携手合作组织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创新性编写,而教材的改革将会重新引起学校对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重视。因此,以上四个视角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共同推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0012502
政治经济学是充当整个经济学科和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基础理论支撑的学科和课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却出现了很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高校教师重点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1 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在近几年的政治经济学讲授中,深感教学的困难,具体表现在:(1)在教学中煞费苦心地强调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重要性,反复讲解重点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仍是不理解,学生学习兴趣丧失。(2)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长期道德说教,尤其是社会主义部分,使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既讲政治,又讲经济,而学生普遍对政治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厌烦。笔者就曾经遇到有学生一学期学下来仍认为学的是政治。(3)学生课堂听课积极性不高,为得学分而学。(4)学完后不知道如何运用理论,考试死记硬背,考完忘完。这些情况使得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尤为不好讲,形成“教师不好讲,学生不爱听”,最后教师和学生都在应付的局面。
2 原因分析
2.1 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原理与高中政治重合,学生学习不感兴趣
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基本原理与高中政治重合,学生认为再重新学习一遍意义不大,自然提不起兴趣。而且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又一般安排在大一的第一学期,学生入校接受的都是如英语、思想政治,数学等的基础教育,也容易使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就是单纯的一门政治理论课。而对政治的学习,学生普遍不感兴趣。
2.2 课程内容过于抽象、理论,不容易理解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抽象程度很高的学科,学生学习这门课普遍感到困难的是内容抽象、深奥,基本范畴多而且含义丰富,难以迅速掌握不同范畴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细微区别;也很难用自己的亲身体验来感知某些概念,感觉理论与自己很遥远。最后是虽然认真学了,但效果不好,久而久之产生了厌学。
2.3 教师创新意识不够,教学方式单一,制约学生兴趣提高
长期以来,教师的创新意识弱,教学方式单一,主要就是教师静态地传授知识,学生被动地接受,而广泛运用于管理学等课程教学中的案例分析、讨论等方法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相对薄弱。教师认为只要向学生灌输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学生就能够把它自觉地运用于实践中。所以虽然课前教师做了大量的备课准备,但课堂气氛仍是死气沉沉,调不起学生的兴趣。而当今国际经济环境不断发展变化,传统的教学和学习模式不仅使教师教学积极性不高,更容易导致学生学习兴趣的丧失,社会阅历浅等后果。
2.4 与现实生活联系不强,对现实问题解释力不够
主要体现在:第一,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阶级斗争矛盾较为尖锐,马克思很强调阶级斗争。而现在敌对阶级已基本消灭,再强调阶级斗争就显得脱离实际了。第二,政治经济学主要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宣扬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社会主义制度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制度。而现实是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回资本主义,而原资本主义国家非但没有灭亡,反而经济高速发展,使得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产生了疑问。第三,由于市场化改革引发的道德疑问使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动摇心理,这种心理也辐射到了政治经济学上。在我们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现象,那会不会存在有剥削,我们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不是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等等,使不少学生产生了质疑,也使政治经济学中宣扬的大道理不能令人信服。第四,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比如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啸,欧债危机,人民币升值等学生关心的问题都没有及时在教科书中反映,教材与实践相比存在明显滞后性。由于教材中不能完全解释出现的众多经济现象和问题,使得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了。
2.5 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体系不够成熟、完善
与西方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体系不够完善。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运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实证分析、定量分析等方法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如何高效配置和使用资源展开研究,研究对象从个体到整个社会,体系条理清晰。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较成熟,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石,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抽象法、定性分析等分析方法对经济的本质问题进行研究。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体系很不完善,研究对象既有生产关系,也有基本经济制度,既研究经济运行,又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出现的众多新问题。研究方法什么好用用什么。研究的内容与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学等学科部分内容重合。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就是一个大拼盘,各个章节庞杂、零碎,学生学起来抓不住重点,主线不明确。
3 解决对策
3.1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
法国重商主义学者蒙克莱田在1615年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次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在经济学前面加“政治”,意指“社会结构”或“国家”,也就是说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家庭或庄园经济的范围,而是以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此后许多经济家也都沿用了这一概念,不管是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还是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是通用的。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属于经济学范畴,不是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经济的。当然,对于各个社会形态来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学研究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同时还要弄清一个重要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而政治经济学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因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还没有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撰写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编写的。目前国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是在前苏联教科书的影响下又加入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形成的,所以不能一说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就认定其也是的。
3.2 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将案例教学法引入课堂
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也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高,所以改革教学模式至关重要。笔者在改革中不断探索将传统教学模式和案例教学法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方法。而由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特点不同于一般应用性课程,它的内容具有较强的抽象性,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适合案例教学,所以要认真选取部分内容采用案例教学。
比如在讲价值决定时,让学生分析“梵高的画为什么那么值钱?”讲价值规律的作用时,我们可以举铁路火车票价或电价的调整,近几年我国房地产价格的走向,以及关系社会民生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农产品价格上涨等例子进行分析。讲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局限性时,笔者结合当时网络热议的“萝卜哥”由于萝卜价高而大面积种植却又遇上萝卜烂市,卖不出去的事件来说明市场调节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特点,学生不仅由此轻松地掌握了理论知识,同时也提高了学习兴趣。讲虚拟经济的发展作用时,可以举例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学生更好地认识到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的危害。讲劳动力商品时,结合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劳动力是不是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否与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矛盾等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
案例教学的内容较为丰富,教学方式也可以灵活多样。针对不同的案例特点和课程实际需要,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讲解重点难点时穿插借助案例进行解释,也可以围绕着某一问题开展案例讨论或辩论形式,让学生参与进来,鼓励学生大胆发言,各抒己见,这样不仅能引起师生互动,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最后还可以辅导学生以案例为基础完成课程论文,提高其经济论文的写作能力。
通过多种形式,使学生感到理论与实际是有密切联系的,抽象的理论也变得不再枯燥,增强了其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提高了其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使学生深化了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改变了其长期以来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纯理论课程而厌学的态度。
但是尽管案例教学有很多优点,鉴于政治经济学课程本身的特点,不可能像管理学、西方经济学那样以案例教学为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仍然应该是基础和依据,案例教学是辅助,注重两者的有机结合。
3.3 加强与当代重要经济问题的结合,提高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科学,应该能帮助我们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进行枯燥的政治说教。在教学中如果不能联系现实,就不能打消学生心中的疑惑,就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而目前学生之所以对其学习提不起兴趣,很大程度上是认为其理论过于抽象、空洞,与现实结合力不强,学生不知道学习它有什么用,或认为其已经过时了。其实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很多实际问题都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特别是在我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企业改革,医疗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科学发展问题,三农问题,收入分配与构建和谐社会问题,以及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等等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教师在课堂上应多结合这样的实际问题讲解,从而打破政治经济学“无用论”、“过时论”的说法。
3.4 讲解要有条理,帮助学生抓住重点
政治经济学的各个章节庞杂,如何讲解才能使学生思路清晰,抓住主线和重点呢?这就需要教师下功夫总结。比如讲解资本主义部分时,剩余价值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石,但是这部分内容分散于各个章节中,学生不好把握。教师就要说明剩余价值理论包括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实现理论和分配理论。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包括对资本总公式矛盾,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工资和资本积累理论的分析。剩余价值实现理论包括对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研究。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包括对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借贷资本和利息,地租的分析。
讲解社会主义部分时,由于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出现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国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至今不过五十多年时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只有十多年,所以不可能出现一本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可能建立起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的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面对内容体系不够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部分,教师首先要明确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太多了,由于教学时间的限制,在教学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其次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讲授的出发点,以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为主线,以市场经济理论为理论基石,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关系发展的规律,对比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性质的不同进行讲解。
总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要思路清晰,讲解才会有条理,学生才能抓住重点。
3.5 改进成绩衡量标准,使学生获得学习上的成就感
传统的一考定终身的成绩衡量标准,并不能真正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经常会有学生抱怨平时课堂上认真听讲了,课后作业做了,可最终的成绩却不理想,学习积极性受到打击。改进成绩衡量标准,对于平时课堂上听讲、讨论、提问等环节表现良好的学生加分,并以平时成绩形式计入期末考试成绩中,在期末考试时加大案例分析题型的比重,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刺激其的竞争意识,更能激发其学习的动力。
参考文献
[1]马宏.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困境与出路[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教育学刊,2008,(4).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强调科学抽象力的学科,要求培养学生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在大学本科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学习中,学生们特别是理科背景的学生面临着较大的学习困惑和压力。要做到促进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增强学生们在学习过程的收获感,则需要“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①。对此,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合理运用数理政治经济学的相关成果,无疑是实现政治经济学课程“简单和通俗”,进而提升政治经济学课程趣味性和说服力的重要途径。实现数理政治经济学的“研教转化”,实现“以研促教”,重难点是在确切把握相关思想的前提下,遵循适度性、实用性的原则,通过对数理模型相关理论成果的甄选、转化、引入和运用,明晰知识点的难易层次和教学对象的层次,构建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运用体系。
一、现有数理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分析
在数理政治经济学方面,以吴易风、丁堡骏、白暴力、张忠任、陈恕祥、冯金华、马艳、张衔等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在批判吸收波特凯维茨、斯威齐、森岛通夫、罗默等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运用各类数理模型来科学表达政治经济学中的数量关系,不断推进政治经济学的数量分析②。其中,吴易风、张忠任、马艳等学者以学术著作的形式,完成了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学术体系的构建(见表1.1)。
表1.1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学术体系
著作作者体系内容体系特点
《数理政治经济学》(2006)张忠任商品、价值和货币;资本循环、周转和再生产;资本运行的具体形式;国际经济过程;几个理论与方法的问题。以国内两本优秀《政治经济学》教材为参考底本,推进了从“研”到“教”的转化工作;强调对相关理论谬误的甄别和批判,强调数理表述对原意的遵循;内容覆盖面广,对国外相关理论热点和争鸣把握全面和准确。
《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2011)马艳价值理论模型;剩余价值理论模型;价值转型理论模型;平均利润率变动规律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地租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失业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再生产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与实证分析。数理分析广泛使用了几何学、矩阵翻书、微积分、差分方程等现代数学工具;运用统计计量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强调对当代现实经济活动的重新抽象,来加强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的现代性建设。
《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2012)吴易风商品和货币;资本和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工资;资本积累及其历史趋势;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借贷资本和信用;资本主义地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突出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强调数学模型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工具性和适度性;建立了较为全面的马克思经济学的数学体系;以主干性专题来搭建马克思经济学数学体系基本框架。
这些代表性体系的构建,无疑都是对政治经济学数理研究的完善和发展,不仅回应了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诘难,而且从数理分析出发进一步论证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同时,由于这些学术体系的理论性、科研性很强,具体组成内容在模型的复杂程度、数学工具的选取等方面都有所差异,使得难易程度都有所不同,其中部分难度较大的内容超出了本科阶段的学习要求。另外,学术热点与教学要点并非完全对应。一些重要的学术热点,并非是本科《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需充分细致讲授的教学要点,比如被誉为政治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的转型问题等。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运用数理模型,需要我们基于数理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构建本科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数理模型体系。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体系构建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文字叙述与数理分析的主次关系
正如吴易风教授所说,数理分析有助于使得复杂问题简单化,也能够解决一些语言文字无法解决的经济学问题③。比如,在地租理论中,政治经济学教材常提到“土地的价格与地租额成正比,与利息率成反比”,这一知识点如果不结合数理分析将很难理解。
但是,政治经济学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哲学思维方法,主要运用的是科学的抽象法。在现实中,数学方法和语言文字一样,也不能解决所有经济学问题,模型分析容易趋于理想化状态而丧失科学性。而且,数理分析的过度还会使得教学目标异化,使得授课内容“为了数量化而数量化”。因此,具体到教学过程中,我们依旧要将文字叙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知识点讲授的主要形式,而数理分析则是次要形式。
(二)数理分析内容的难易差异
数理分析的科研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总体而言理论性和科研性都比较强。由于研究热点本身的深度,以及构建模型和数学工具选取的难度都有所不同,使得一些难度较大的科研成果已经超出了本科阶段的学习要求和范围,难以作为教学内容转化的来源。比如“转形问题”,以及相关的狭义或广义动态转形模型等,再比如在地租理论中地租虚拟价值模型,在资本循环中的产业资本职能形式数学模型等等。
(三)结合文理背景的分层教学
对于理科出身的学生而言,《政治经济学》容易给这些学生带来“学不到东西”、“没有太多收获”等感受,使得他们学习兴趣下降。如果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加入数理分析的内容,那么很大程度上可以提升学生们特别是理科出身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且,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在构建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分析体系的过程中,可以尝试分层教学操作,对数理分析内容进行划分。比如,在地租理论中,“地租与地价”的数理分析既适合文科学生学习,又适合理科学生学习。但是级差地租、绝对地租的数量分析,难度和对数学工具掌握的要求略高,可以转化为面向理科学生的授课内容。在此过程中,结合授课对象的文理背景,形成分层教学格局。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运用的体系构建初探
我们基于《政治经济学》本科课程的总体讲授框架,参考政治经济学数理模型研究的主要成果特别是代表性学术体系,兼顾数理模型运用应注意的问题,对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运用的体系构建进行如下探索。
(一)商品和价值。涉及交换价值的计算;劳动生产率的计算;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价值的数学表达;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数量关系。
(二)货币与货币流通量。涉及四种价值形式的数学表达;价值价格的数量关系;货币流通的数量模型;修正的货币流通量公式。
(三)资本和剩余价值。涉及剩余价值率的分类讨论;剩余价值生产中的“西尼耳谬论”和批判;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关系。
(四)资本的循环与周转。涉及产业资本三种循环形式;预付资本的总周转测度;总周转公式的引申;可变资本周转对剩余价值量的影响;保本点的计算。
(五)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市场实现。简单再生产及其实现条件;扩大再生产及其实现条件;简单再生产实现条件与扩大再生产实现条件的联系;实现条件推导中的若干数理分析;费里德曼增长模型简述。
(六)资本主义的分配。涉及资本主义工资,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的数理表达,实际工资增长悖论,工资率与剩余价值率的关系;平均利润和平均价格,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商业资本参与分配后的平均利润率测度;土地价格理论模型,级差地租、绝对地租理论模型。
(七)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涉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相对过剩人口形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数理分析。
1 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的现代化是时展的必然要求
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本科生的重要理论基础课,在我国高校中开设得极为普遍。随着时展,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弊端逐渐显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内容体系僵化。在传统本科教学中,基本上延续了《资本论》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重点分析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而忽视对当代西方国家的新现象、新矛盾的剖析,忽视对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系统研究。这既不符合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使得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理解狭隘化,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削弱了该学科的现实解释力。
第二,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授课方法单一。马克思曾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材主要运用历史逻辑分析法,侧重于规范分析,缺少实证分析,缺乏现代研究工具的应用,忽略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课堂往往没有互动、学生缺乏学习积极性,致使其课堂效果差强人意。
第三,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观点陈旧。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以阐述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关系为重点,将政治经济学的“政治”色彩强化放大,而忽视了其“经济学”的角度,忽视对学生经济思维的培养。以经济危机理论为例,传统政治经济学仍然聚焦于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基本制度对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少于论述当代经济危机的新特点和新形成机理,从而对政府宏观调控和微观企业运营都缺乏现实的指导意义。
综上,在当前的本科教学中,政治经济学正日益被边缘化。因此,必须从体系、方法和观点等方面进行课程改革和创新,才能赋予传统政治经济学以丰富的时代感。
2 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实现现代化的途径
2.1 体系的现代化
从学科体系上看,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改革创新应以搭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为主导方向。广义政治经济学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来的,他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2]。可见,广义政治经济学以研究多种社会的生产方式为核心。当前,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强化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剖析。
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方面,既要考察不同的垄断形式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影响,也要挖掘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实现增值的主要途径,以便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借鉴。例如,当代西方国家的垄断组织形式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是适应生产集中和生产社会化要求的,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科学管理的内涵;垄断条件下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作用形式的变化对于我们理解当前我国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在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危机仍然余威尚存的国际背景下,我们应当重点对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及欧美国家的发展困境和对策进行深刻剖析,以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危机、自我修复的能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方面,要致力于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中需要重点解决的现实问题,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应当采取怎样的实现形式;应当如何处理政府和企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股份制这种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利用和完善等问题。既要挖掘与社会主义本质相联系的经济范畴或规律,也要研究与一切社会形态相联系的经济范畴或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所采取的特殊表现形式。例如,与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相比,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才能取得存在依据;作为商品经济共性规律的价值规律在当前我国经济的竞争性领域仍然发挥着调节社会资源配置的“指挥棒”作用,而且未来我们应当进一步强化其作用的市场范围。
2.2 方法的现代化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经济学课程不应局限于历史逻辑方法,而应发展出多样化的综合性的方法论体系,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结合在一起,加大数理方法的运用,并吸收制度研究方法、博弈分析法等现代分析工具,建立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相关概念和范畴的联系。
譬如,在讲解商品经济产生的基本原理时可以运用制度分析法,阐述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讲述剩余价值规律时可以从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体理的角度加以阐释;在讲解资本有机构成概念时,可以与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概念相对比;在讲解资本周转速度和平均利润率理论时,可以引入数学方法;在讲解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时,可以构建的经济增长模型;在讲解商业流通费用时,可以梳理其与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此外,在课堂讲授时,为达到深入浅出的教学效果,应重视采用案例分析法。从价值规律的作用、货币的职能到资本的循环周转,再到平均利润率规律,都能够在实践中找到大量生动具体的案例,应注重相关案例的收集整理工作,建立系统规范的案例资源库,并借助于动画、影音等多媒体教学方式,将教学内容形象化、趣味化,以弥补传统教学在时间、空间展示方面的不足。
2.3 观点的现代化
从观点上看,政治经济学教学创新的根本任务是能够更有效地指导当代社会的实践活动。因此,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的某些具体观点应当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首先,应将政治经济学传统观点与现代企业的经营活动联系起来[3]。例如,商品二因素的对立统一关系,可阐释为现代企业商品经营的消费者导向;劳动力商品的相关理论,意味着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经营十分重要;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理论和资本的运动性理论都与现代企业的资本增殖息息相关 。
其次,应将政治经济学传统观点与现代政府的宏观调控联系起来。例如,在经济危机理论中,增加对虚拟资本特点和虚拟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有利于对政府的金融管制和货币调控提供政策基础。再如,作为虚拟货币的比特币的价格波动、我国当前的房地产泡沫等问题都可以用政治经济学观点来加以分析。
3 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的现代化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3.1 在观点创新时应注意区别对待“根本观点”和“具体论断”
所谓“根本观点”是指今后的实践只能进一步证明而不能的一般原理;所谓“具体论断”是指对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针对特定对象、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做出的判断。对于的根本观点我们必须坚持不动摇,对于某些具体论断则可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进行发展和创新。
3.2 在体系创新时应坚持以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曾在历史上引发多次争论。当前,我们主张将研究对象扩展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出自该理论中国化、本土化的需要。在关注生产关系的同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要关注资源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把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研究全盘置换为对生产力或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那样的话,政治经济学将丧失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科的根本立足点。
3.3 在方法创新上应注意避免陷入“去内容化”的陷阱
当前,数理方法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日益普遍,甚至出现了经济学泛数学化的趋势。其实,数理方法的运用只是对历史逻辑方法的有益补充,而不是替代。数理分析本身不能创造任何思想,它只是思想或观点的呈现工具而已。如果理论或思想本身是苍白的,那么无论运用多么精巧的数理模型去包装,也不可能产生鲜活的生命力。同样,在案例运用方面,也要避免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力争选取富有针对性和典型性的案例素材,让案例真正能为观点或理论服务。
总之,只有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当代经济,反映国际和国内经济的最新变化和热点问题,综合运用现代分析方法和教学手段,以实践为导向进行观点创新和内容创新,政治经济学课程才能受到当代大学生的欢迎,才能在新时期重新焕发其理论的旺盛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第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梅建军. 《资本论经营智慧》.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
作者简介: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2-0175-02
政治经济学是目前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中普遍开设的核心课程和基础课程。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困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地位日益下降,并且呈现出被边缘化的发展趋势。因此,有必要分析其现状和原因,并有针对性提出对策来加以改进和提高。
一、政治经济学教学现状及存在问题
1.课程设置不合理,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下降。由于在高中学习阶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作为政治课的一部分内容来讲授的,这使得大学生误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政治课程,造成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积极性较低。同时,经过几次课程改革后,原来独立开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原理》的部分内容。这样,《基本原理》课与政治经济学在教学内容上就有相当部分重复,而这两门课程有时会安排在同一学期上。学生重复听课,自然会有厌倦感,学习热情很难提高。
2.知识体系结构相对固化,教学内容陈旧且更新较慢,造成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不足和乏力。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和教材结构基本固定,尽管目前高校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版本众多,但主要内容、知识点和框架结构大同小异,没有实质区别。例如,现有教科书内容体系基本是由“两段式”构成,教材的前部分是以《资本论》为主要内容依托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后部分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也即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分析。前后两部分之间的内容关联度较小,缺乏基本逻辑关系支撑,不能形成统一的整体。这样,前后两部分内容相对独立,在课堂教学中很难连贯性展开,知识的传授上明显有割裂现象。此外,一些学者教条地对待政治经济学,把政治经济学当做百科全书和不能修正的绝对真理,或是以坚持为由,拒绝任何对政治经济学的批评。面对我国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许多学者不是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实际进行客观分析,而是局限于在经典著作中寻求现成的答案;不是根据经济社会实践去创新和发展现有理论,而是通过曲解政治经济学的办法,使之被动地迎合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创新必然远远赶不上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践。
应当看到,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已经与马克思经济学产生之初的发展阶段有了明显且巨大的差别,政治经济学理论也有了巨大发展,因此,需要将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吸收到现有教材中,使得马克思经济学更好地分析和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从而增强说服力。遗憾的是,现有教材的知识更新较慢,不能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面貌,也不能反映出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最新进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而,现有的知识内容相对陈旧,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不足,缺乏对学生的吸引力,这增加了课堂教学难度。
3.西方经济学的大行其道所形成的严重冲击。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加快,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显学”,其教学内容在课程设置中越来越突出,高校普遍开设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课程,教学时数也大量增加。其理论内容不仅在各个高校讲授,并且已成为政府制订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西方经济学的大行其道在很大程度上冲击政治经济学教学,使得政治经济学课程地位日益边缘化和不被重视,目前,高校的应用经济学与管理经济学学科普遍取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教学课时也大幅度减少,一些高校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一些高校理论经济学专业的政治经济学课时也大量减少,原来作为经济学专业必开的《资本论》课程大多退出了本科课堂;相当部分高校经济类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考试,只留下了西方经济学考试。可见,今天政治经济学教学地位已处于极度边缘化的岌岌可危的境地。这也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时间投入,使得大学生消极对待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直接导致学生上课出勤率低,注意力不集中,不认真听讲,只是应付考试,教学效果差。
4.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手段缺乏创新。目前,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经常是以老师传授知识为主、学生只能被动接受,这样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形成了被动接受知识的思维定势,很难主动学习,也不能拓宽知识面,更不能创造创新性学习。尽管多媒体教学已经在课堂教学中广为采用,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教学方式和手段,但却造成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于依赖多媒体课件,从而忽略教材使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不仅没有改变政治经济学的艰难处境,而且造成一些课程内容不能深化教学,同样影响教学效果。毕竟,多媒体课件只是教学工具,只是教学手段,并不能完全代替教材。而且由于师生之间主要通过多媒体形式展开教学活动,使得师生之间注意力大都集中在课件而不是教材,彼此间的交流和互动逐步减少。此外,部分教师备课不充分,过多依赖多媒体课件,授课形式呆板,教师讲课缺乏主动性、积极性,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经过多年的学习,大学生群体已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和独立的思考能力,他们渴望在更高层次水平上学习,而不是简单地学习教材中的知识,这就要求我们老师不仅在教学中注重内容传授的全面和准确,更要适度增加内容深度和广度,特别是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对现实问题的分析能力。显然,现有的教学模式还不能充分满足,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二、以教学内容更新创新为核心加快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
众所周知,教学内容是开展教学的根本,教学方法和手段只是表现内容的形式,并不能替代内容。没有好的教学内容,再多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也无济于事。因此,要提高教学质量,提高这一课程吸引力,改变目前的不利局面,就必须以教学内容持续更新创新为核心加快课堂教学改革,同时辅以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
与时俱进,及时调整更新教学内容,以不断分析和解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增强理论生命力。本质上说,马克思经济学是不断发展和创新的,不能一成不变甚至僵化,更不能教条式对待。“一种理论能否被人们接受,不能靠强权,不能靠压服,只能靠理论能否说服人。的指导思想地位能否巩固,关键也在于其理论本身,能否创新,能否与时俱进。”必须明确,现阶段对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进行创新和优化,不是全盘否定,而是要在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础上,遵循理论分析与实际研究相结合的原则,认真研究国内外当代资本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尤其是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借鉴和吸收。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认为,“经济学的立场,劳动人民的立场,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关注弱势群体的立场,是正直的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是不能丢弃的。”因此,必须将最新的理论思想引进到教材中、引进到课堂中,改变目前政治经济学内容体系相对封闭、相对固化现状。
1.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深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从理论上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自经济学诞生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推行,西方国家政府普遍加强了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能力,大幅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和其他社会福利支出,努力缓解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在此之下,相应的利益矛盾、阶级冲突好象得到了有效缓解,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即私人生产的有序性和社会化生产的无序性之间的矛盾也似乎得到缓和。然而,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仍然存在,导致经济危机的各种因素也仍然存在。因此,在课堂教学中需要结合现实发展情况来分析和说明马克思经济学,引入最新的内容或者案例即增强授课的时代感,使教学过程更加具体和生动,能够充分说明理论的科学性。因此,坚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坚持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现实来更新内容,才能不断吸引学生认真听课,并提高教学质量。
2.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深入分析当代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从理论上解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及其发展趋势,尤其要加强当代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时期也即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和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和模仿,因而在改革过程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或困难,人们在思想上也难免有困惑和疑虑,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阐述和梳理并予以回答。在这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论可以有所作为。在授课内容上可以更多关注当前转型期经济发展模式、特征和内在规律以及存在不足,特别加强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运行机制分析,突出比较说明我国市场体制模式与西方国家市场模式的差异之处和相同之处。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工具剖析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下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尤其侧重于分析当前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热点难点问题。在课堂教学中加强对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分析,使得理论分析得以具体化,不仅有利于大学生对抽象理论、观点理解,也能在实践中进行验证。这无疑提高了课堂教学吸引力。
3.在教学内容更新及创新上适度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其理论成果,以丰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速度大大加快,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很多科学性、思想性俱佳的理论思想。因此,在日常教学中要及时吸收这些优秀的研究成果,以补充和佐证马克思经济学,使得原有的内容体系更加丰富、全面,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教学水平,也能加深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
总之,对现有教学内容进行更新创新是改善目前教学困境的根本和前提。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一定能使政治经济学教学重新焕发活力,并成为一门受大学生欢迎的课程。
一、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逐步加快,各类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壮大,主体之间的“所有制边界”越来越模糊,体制内的矛盾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微观利益冲突的影响,人们对经济制度的关注程度正在逐渐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得不大量增加对体制与机制的解读,进而推演经济制度的量变与质变。尽管说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符合理论认知的一般逻辑,但是,过多的现象解读很可能误导或弱化学生对“经济制度”这一核心理论的掌握。比如,在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兴奋点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会保障、公平效率、价格机制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命题上,而对于这些体制机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热情。这种现象经常导致教学过程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先讲制度后讲体制,把体制看作是制度的实现形式,很少有教师能够在讲解体制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受到课时量和教学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师都安排了较多的课时解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问题,相对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与质变,以及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变化等重要理论命题则“没有足够的时间”予以解读。在一些经济学科排名较高的“211学校”中,由于课时充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稍显缓和,但是也同样面临着“体制重于制度,现象多于本质”的教学难题。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以及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定位等,但是从教学角度看,最直接的问题还是教学的方式与方法。面对“有限的课时、复杂的背景和庞大的理论体系”,讲好这门课的关键在于:凝练教学目标,归纳内容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体”教学法,即确立“意识形态教育、方法论教育和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导向确立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意识形态定位
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学目标?这不仅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还要取决于社会需求以及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从学科地位来看,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对此目标,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应归口于思想政治学科,而不应该放在经济学科。这种认识最主要的误区在于对意识形态教育的界定过于狭窄。意识形态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学科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任务,这一界定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而且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以西方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中国学生和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都很推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注重分析工具的运用,而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说教。其实,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是效用价值论和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结合体,其解释力集中表现为:以稀缺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配置为核心,进而说明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确实没有意识形态教育的痕迹,但是整个理论体系无一不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识形态教育,正相反,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这一点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由此,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不仅不能忽视意识形态教育,而且应该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首要目标,科学地凝练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对劳动价值论、阶级性和经济制度的专业解读。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方法论定位
政治经济学是国内大部分财经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课。作为基础课,传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学目标的重中之重。对于应该讲什么样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现有的教材版本来看,大部分教材倾向于对马克思科学抽想法的解读,而对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带而过的方式。科学抽想法固然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却不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在内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认识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都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课程的开篇增加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基础地位。此外,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传授分析工具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育的重心。从根本上讲,这种理解没有错,但却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整体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性,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对分析工具)的解读必须联系整体认识局部,不能断章取义。这就要求在讲授过程中,首先要给学生建立前后关联的整体思维方法,让学生在整个逻辑体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运用和作用。为此目的,在方法论教育方面,既要注意专业术语和分析工具的讲解,还要注意思维方法的传授。
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中的理论知识定位
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教学目标是理论知识教育。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的基础和载体。没有理论知识教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就是空中楼阁。同时,所谓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都要融于理论知识教育当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课时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能通过精选凝练,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结合社会经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地解读马克思的部分理论内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论发展,这种方式已为国内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经济思想的升华。马克思经济理论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除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之外,还有其立意深远的经济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理论知识升华经济思想,则很容易陷入“解释力困境”。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教育不仅要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还必须包括经济思想。
五、化解教学困境的几点建议
1.内化意识形态教育。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对资本主义部分的解读基本贯彻了马克思的研究逻辑,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分的解读则缺少对劳动价值论的贯彻。基于此,解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特别是经济制度问题),有必要首先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劳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分析公有制条件下的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以及价值分配问题。进而突出劳动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凸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别和创造性发展。
2.推动方法教育与理论体系的融合。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课程,还应该是一门方法论课程,学生希望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识”意义的认识方法。基于这样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强调“专业术语”、“分析工具”与“思维方法”三位一体的方法论教育。为此目标,一方面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专业术语的规范性,既要反映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又要反映相关应用学科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必须要求学生增强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矛盾运动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让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3.强化理论知识教育与经济实践的结合。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理论既来源于经济实践,又能够回到经济实践。这要求主讲教师:一方面把握历史资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经济理论,并运用经济理论分析历史事件。另一方面紧跟经济时事,运用经济理论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并在经济发展中推进理论创新。再一方面注意经济思想的解读,基于理论又不局限于理论,让学生掌握知识的同时,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思想,从而实现理论知识教育与意识形态教育相结合的目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逐步加快,各类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壮大,主体之间的“所有制边界”越来越模糊,体制内的矛盾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微观利益冲突的影响,人们对经济制度的关注程度正在逐渐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得不大量增加对体制与机制的解读,进而推演经济制度的量变与质变。尽管说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符合理论认知的一般逻辑,但是,过多的现象解读很可能误导或弱化学生对“经济制度”这一核心理论的掌握。比如,在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兴奋点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会保障、公平效率、价格机制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命题上,而对于这些体制机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热情。这种现象经常导致教学过程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先讲制度后讲体制,把体制看作是制度的实现形式,很少有教师能够在讲解体制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受到课时量和教学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师都安排了较多的课时解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问题,相对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与质变,以及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变化等重要理论命题则“没有足够的时间”予以解读。在一些经济学科排名较高的“211学校”中,由于课时充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稍显缓和,但是也同样面临着“体制重于制度,现象多于本质”的教学难题。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以及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定位等,但是从教学角度看,最直接的问题还是教学的方式与方法。面对“有限的课时、复杂的背景和庞大的理论体系”,讲好这门课的关键在于:凝练教学目标,归纳内容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体”教学法,即确立“意识形态教育、方法论教育和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导向确立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意识形态定位
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学目标?这不仅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还要取决于社会需求以及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从学科地位来看,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对此目标,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应归口于思想政治学科,而不应该放在经济学科。这种认识最主要的误区在于对意识形态教育的界定过于狭窄。意识形态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学科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任务,这一界定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而且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以西方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中国学生和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都很推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注重分析工具的运用,而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说教。其实,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是效用价值论和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结合体,其解释力集中表现为:以稀缺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配置为核心,进而说明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确实没有意识形态教育的痕迹,但是整个理论体系无一不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识形态教育,正相反,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这一点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由此,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不仅不能忽视意识形态教育,而且应该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首要目标,科学地凝练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对劳动价值论、阶级性和经济制度的专业解读。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方法论定位
政治经济学是国内大部分财经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课。作为基础课,传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学目标的重中之重。对于应该讲什么样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现有的教材版本来看,大部分教材倾向于对马克思科学抽想法的解读,而对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带而过的方式。科学抽想法固然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却不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在内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认识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都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课程的开篇增加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基础地位。此外,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传授分析工具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育的重心。从根本上讲,这种理解没有错,但却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整体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性,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对分析工具)的解读必须联系整体认识局部,不能断章取义。这就要求在讲授过程中,首先要给学生建立前后关联的整体思维方法,让学生在整个逻辑体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运用和作用。为此目的,在方法论教育方面,既要注意专业术语和分析工具的讲解,还要注意思维方法的传授。
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中的理论知识定位
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教学目标是理论知识教育。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的基础和载体。没有理论知识教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就是空中楼阁。同时,所谓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都要融于理论知识教育当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课时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能通过精选凝练,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结合社会经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地解读马克思的部分理论内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论发展,这种方式已为国内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经济思想的升华。马克思经济理论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除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之外,还有其立意深远的经济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理论知识升华经济思想,则很容易陷入“解释力困境”。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教育不仅要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还必须包括经济思想。
五、化解教学困境的几点建议
1.内化意识形态教育。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对资本主义部分的解读基本贯彻了马克思的研究逻辑,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分的解读则缺少对劳动价值论的贯彻。基于此,解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特别是经济制度问题),有必要首先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劳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分析公有制条件下的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以及价值分配问题。进而突出劳动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凸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别和创造性发展。
0引言
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指的是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主流学派,由亚当·斯密在1776年开创。主要追随者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一般说来,该学派相信经济规律(特别如个人利益、竞争)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
不可否认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对后来的经济学家发生了深远影响。古典政治经济学受到过度地膜拜,似乎发展成为了许多后世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起点和基准线。著名古典经济学家史密斯(Smith),理查德(Ricardo),马尔萨斯(Malthus),米尔(Mill),甚至包括马克思(Marx)和凯恩斯(Keynes)撰写的传世之作为当时社会的经济过程描绘了第一幅蓝图。经济学理论自此不断发展,现今流派纷呈,不过,古典经济学看来已经构成现代经济学理论趋同化的理论起点。
1市场自我调节理论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定律之一乃是市场自我调节原则(marketself-regulation),这是古典经济学派立论的出发点,其对后世经济学的作用不可低估。
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不加以调控的市场体系(unregulatedmarketsystem)将会充分地掠夺式开发社会的生产潜力。通过亚当.史密斯(AdamSmith)那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市场将充当最有效的“工具(device)”,分配可以获得的稀缺资源,最佳地满足社会对资源的无限需求。借助于有价格修正作用的机制使之能够行使分配权力,具备自我调节功能的市场就可以发挥其功能了。正是由于这种价格机制的修正功能,保证市场对货物、服务及劳动力的旺盛需求。灵活工资和浮动价格相当于市场的自我调节。不幸的是,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沉重的经济危机中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信奉的灵活工资制和价格机制顿时失灵了,从而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大部分理论被永久性地挫败了,由此为约翰·凯恩斯及其门徒们打开了另一条大门。
2经济过程的循环性特征
经济过程周而复始地运动的特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另一条重要定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社会阶层或劳动分工具有内成的循环性质。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既充当买方又担任卖方,从而使商品——货物、服务及劳动力——发生交换关系,形成一个环状的运动轨迹。一种商品的卖出,为该出售者换取了获得其它商品的手段和工具。通过这样的交换,商品的卖方取得了一定数额的收入。
该项收入又将被用于购买和消费另一种商品,这是一种需求激励因素(demandstimulus)。随着需求增长,商品存货下降。这种供应匮乏状态又会刺激生产过程,最终会回归原始起点,也即通过商品的最初售卖增加收入。这种经济学思想意味着宏观的经济现象可以通过对微观的经济决策的观察和理解得以界定和解释。一言以蔽之,亚当·史密斯对经济的理解是:“经济是多个企业单元相互之间的交互关系。”
3劳动价值理论
为了使社会的总有用性实现最大化,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要求对劳动阶级进行分工并使之走向专业化和专门化。当时,史密斯相信一个国家的总财富应当以全体国民的财富之总和来计算和测度,而不是按照国王的财富来测算的。史密斯还认为,最直接地创造社会财富的办法乃是进行社会分工。劳动价值理论(labortheoryofvalue)直接地将劳动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过程联系起来,商品标价是与每一商品生产过程投入的劳动力相关的。
古典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在此假定的是,每一个生产者,通过供应恰当数量的产出,将确定地获得补偿,足以“更新其自身的生产方式”。劳动价值理论表明循环流动具有不稳定性。如果劳动价值理论不成立,事实上经济过程的循环性破裂了,那么,凯恩斯螺旋形下降模型所带来的累积性生产效应将损害整个社会。
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认识到的是,市场也有可能因内部协调全盘失灵而遭到破坏。“萨亚(Say,1767—1832)法则”,也即“市场法则”是政治经济学内在的一种古典观念,断言:“逻辑上不可能遭遇整体的市场失灵”(CaporasoandLevine)。如果在周而复始的经济流动过程中发生了某个环节的爆裂,那么,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将无法供给一种修复机制,无力使裂缝弥合。因为他们不相信会出现这样的裂缝。例如,凯恩斯主张财政赤字消费以刺激需求,即为著例。
古典学派的学者坚信,商品价格可以自由地上涨与下降,总是能够发挥调节作用,保证满足旺盛的市场需求,但是个体生产者计算错误,则是个例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承认个体生产商和供应商存在计算错误的情况。
市场也可能并不接受某个经济活动参与者所提供的商品。换言之,个体销售者可以在市场找不到购买他商品的买方,但是,从整个市场来判断,交易失灵(transactionfailure)不太可能发生。
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便是个体生产商和销售商在市场上会面临尴尬境地。事实上这种困境催生了一种动机,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这种动机将协助市场发挥分配功能。1800世纪的工业和技术革命发生之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预测道,某些类型的劳动力商品将发现他们在市场上“不对路了”,提供的服务不再是必需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相信,本质上“失宠的”个体生产商必须开发新的商品以供出售,或者转而学习新的劳动技能,市场终将回报他们。总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个体生产商困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也是暂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及社会公共物品(societalpublicgood)的存在,界定为“对经济活动参与者私人目的的满足”。实际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重点放在开发资本存量以满足公共物品的需要。遗憾的是,劳动力(labor)最终会被视为市场上的任何其它商品一样的商品。如果存在劳动阶级的话,对他们的制度性保护是极其有限的。工厂18小时轮班倒、童工剥削、肮脏的工作与生活环境,都是因为严格遵守市场自我调节原则所造成的。
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制度性的政治体制往往是与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学相伴相生的。由于经济活动参与者的逐利行为所无意间带来的结果,政府的与政治的政策随之形成。换句话说,政治要受制于市场经济学。如此组织起来的社会,基本上为了经济市场的便利和效率而存在的,也是由经济市场的方便与效率而驱动的。
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调节性质的市场将推动工资水平向维持劳动人口的生计的趋势发展。在后现代世界里,对劳动力的制度性保护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限制这种极度不公平现象对社会造成的破坏。这种巨大的困难造成人们在19世纪很难接受自由放任政策及放任主义经济措施。史密斯“看不见的手”理论鼓吹自由放任政策,政府对经济活动可以不加干预,公共机构也不得对之加以干预,由此导致劳动力工作条件恶化、货币工资收入减少。
古典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商品的卖方花费金钱,增大消费,实现一种供需平衡。在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假定的市场上,人们没有什么持有货币的激励,也即不存在什么“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Keynesianliquiditypreferencetheory)”。
4资本积累理论
在货币市场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利息率(interestrates)充分灵活,并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而作出适时调整,使之对经济体中的投资与储蓄达致平衡。古典学派(Classics)并不承认凯恩斯提出的“节俭反证(paradoxofthrift)”。
从古典学派的视角来看,个人生产商选择支出还是储蓄,关系不大。随着生产商储蓄增加,利息率将下调,刺激投资需求,抵消消费削减带来的负面效应。这种消费削减是由于储蓄增长造成的。
资本积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下永远是要受到市场上的储蓄供应量的限制的。储蓄是直接测算资本持有者赚取的再生产盈余或利润的尺度。资本积累要同时受制于和取决于储蓄的供应。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支持,实际上鼓吹不平等地分配财富和社会阶层。生产资料的持有人在经济循环流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经济盈余和利润转化成为新的资本,由此创造出新的市场,为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出卖售其劳动力。古典学派主张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以确保经济扩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特征是私人对财富的积累以及私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私人财富(资本)的积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中,会导致社会生产能力和效用最大化的增长。一个关键的假设是:整个社会的资本存量所能够产生的生产能力总是被充分地利用。再者,新的资本存量的引入,包含最新的技术进步,随着机器生产工艺的运用,都可能对劳动阶级发生“去稳定性效果”。
5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评价及其影响
古典经济学又称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大约从1750--1875年这一段政治经济学创立时期内的除政治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其起源以大卫·休谟(DavidHume)的有关著作出版(1752年)为标志,以亚当·斯密(AdamSmith)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为奠基。后来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卡尔·马克思曾这样概括地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理论的批判关系,古典经济学也就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
参考文献:
[1]Blaug,Mark,GreatEconomistsBeforeKeynes:AnIntroductiontotheLivesandWorksofOneHundredGreatEconomistsofthePast,Brighton:Wheatsheaf,1986.
[2]Jackson,Gerry,DefendingtheMarketAgainstInterventionistMythsandSocialistCriticism,Part2,TheNewAustralian,Number97,November,1998.
[3]Veblen,Thorstein,TheSocialistEconomicsofKarlMarxandHisFollowers,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ume20,190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经典著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它是一本伟大的经济学著作,是马克思在研究了,英豳资本主义制度建立100多年来积累的大量详实的材料和史实的基础上写出的。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但是距《资本论》出版,现在资本主义又发展了‘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大生产,服务业在国民产值中的大比重的大大提高,无产阶级摆脱了极度贫困化,整个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得到很大提高,同时资本主义家在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宏观管理,以及历史上出现的社会主义风潮的平息。这种种马克思未曾也无法预见到的历史变化,致使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下降,那么我们还能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我们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进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地位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纲领,它坚持的硬核是什么?它能随社会条件变化而发生调整具有灵活性的保护带是什么?它规定着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的正面启发是什么?它在调节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现状的变化中反面启示的作用又是怎样?
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这两种范式的根本区别的研究结果来回答《资本论》的硬核是什么的问题。有人说马克思研究的是经济制度(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探讨了经济制度,也探讨了分工理论,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及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理论,在再生产理论中也有关于资源(生产资料)的有效配嚣问题的研究。当然西方经济学巾的制度经济学也探讨经济制度的问题。所以这种区分不全面:也有人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本质,经济制度的长期演化,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日常现象。也不全然是这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研究了货币,信用,工资,生产价格,及利润,这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和现象,而且从研究方法来看本质的研究也脱离不了对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还有人说《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说,而两方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提出建设性建议的学说。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例,对其病例的深刻分析就为其处方的开出做了很大的贡献,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实质就是相对过剩的危机即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原因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这一层面来说,两方经济学某些流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以《资本论》对资奉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为基础。我认为以上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都没涉及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恩格斯曾今说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我们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撇开具体的如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也用到过的方法,就是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唯物的观点,辨证的观点,发展放入观点是我们后来者学习继承《资本论》小可动摇的,它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纲领的硬核。而两方经济学却建立在理性人,人的主观感受的偏好效用这些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当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作为一部经济学著作,它在经济学理论层次上的一系列理论中,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根本。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其它理论的基石,是坚持马兜思政治经济学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劳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条件,是人类生活永恒的状态。劳动价值论将社会财富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的联系起米了。劳动价值论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而这也是根本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萨伊的”三位一体”价值理论的。很多著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学者都认为只有承认劳动价值论才能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沦》的硬核是: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这是我们学习继承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始终捍卫的。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和西方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