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的框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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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钱穆先生对此加以讽刺说，生在康德之前的朱子，已经预知后世西方会有一位叫康德的出世，所以事先就把自己的哲学弄得与康德相似，这真“可谓极人类之聪明至矣！”其对学术界那种盲目崇新崇洋风气的针砭，可以说是入木三分。

为了矫正现代中国人独尊西学、盲目推崇专家的流俗学风，钱先生从中西学术之异出发，将现代学术的分科分为12目，包括中国的宗教、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音乐、艺术等等，一一还诸传统，通过对两者的参互比较，衡论短长，使古今中西的学术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联系，从而证明“中西新旧有其异，亦有其同，仍可会通求之”。

论本书的写作框架，《现代中国学术论衡》这本书无疑有其长处。

对“五四”以来全盘的整体的反传统主义的知识恶果，对西方学术浅尝辄止生吞活剥的流弊，以及盲目推崇专家之学的荒诞，本书有着相当广泛的揭示。

比如对于古代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语，如钱著指出的，这其实是说古代君主尊礼士人，对有罪者不施肉刑而往往赐其自尽。时至今天，却还不乏学术界中人用“官官相护”来加以曲解。再如古代儒学原本有着“为儒即为政”的传统，但在近代中国三翻四覆的政治潮流中，自居为儒者的人早已经视政治为畏途，使往昔“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根本丧失了政治的维度。但反过来，如果我们以为在行为主义笼罩下的美国政治学系读过博士，研究过投票行为的人，作为政治家即可胜任愉快，那恐怕也是十分可疑的。

钱先生写作此书之际已经年届耄耋，无论从本书框架设计的要求，还是对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了解而言，显然都已经力有未逮，所以就全书具体论述的细部而言，不免瑕瑜互见，既闪现作者的灵光洞见，间或也杂有荒诞不经之说，如“通神术”等等。

本书在比较阐释的过程中，有时不免将学术研究的对象与学术理论本身加以混淆。对于学术的中西新旧之间，本书也往往缺乏细致的辨析。比如钱先生推崇中国传统的“通儒之学”，对现代的学科划分多有批评，视之为西方学术的不足。实际上，西方古典时代一样推崇“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 ），与其说这是中西学术的区别，不如说是由于现代性的登场给中西古典知识传统带来的共同挑战。他关于中西之辨的许多论述，其实不过是古今之别。所以，我们最好将此书视为一部学术散论或随笔，而非专门著作。

这样说并不是否认中西学术之间存在的差异。华夏文化的终极之物曰“道”，而西方文化的终极之物则是“逻各斯”，借用钱穆先生以前曾指出过的，中国人往往不大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本体界的存在，这一中西文化的核心差异，或许才是辨析中西古今的根本所在。

现行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是在19世纪实证主义的主导下，以自然科学为理想范式重新加以构造的结果。由于这一学术分科过于专门化，导致人类知识之源的日益枯竭，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的地步。

篇2

2政治哲学用政治的概念把握当下的时代

关于政治哲学成为显学，作者借用了迈尔在《神学抑或哲学的友爱政治》一文中提出的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苏联和原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二是启示宗教问题；三是人们对于新的绝对义务的渴望；四是后现代大潮中，人们对某种决定性的大事件有一种混乱的、朦胧的期盼等。对上述四个方面进行详述，依据的还是“哲学是用思想去把握时代”这个指导思想。如就罗尔斯的《正义论》，陈教授指出“这本书想给出一个能替功利主义的，或能为被称作传统资本主义精神的国家的人提供一种相对公平、公正、正义的社会财富分配方案”。基于对社会财富分配的思考，罗尔斯的确在《正义论》中回答了如何建立一种公平的社会制度的问题。书中指出：“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足见，经济问题关系治国安邦，一直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在中国，1978年对外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飞速发展，中国选择的道路既不是凯恩斯主义，也不是新自由主义。中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导，有自己的一套概念装置，那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劳资关系为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述中，就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与剥削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讨论了资本和劳动的本质、资本和劳动的未来等问题，揭示出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探究劳动关系结构中劳资冲突双方力量的态势以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在多大程度上摆脱被迫接受其他人决定工资和工作条件的状态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理论体现在以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为基础、以劳资两利思想为原则、以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为目标、以‘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为载体的四个方面。”也就是说，中国并未完全照搬，也没有沿着欧美的范式发展，而是根据时代要求，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有学者说：“目前我国流行的劳动关系理论,源自欧美的产业关系理论,其研究范式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变化不可避免，这点毋庸置疑，然无论怎样变化，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定要展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的优越性，那就是以人民利益的保障为中心，体现公平与正义。以上足以证明，政治哲学是用一套政治概念在思想中去把握时代。政治与哲学在柏拉图那里就没有分开，柏拉图构建的理想国以及其中等级森严的制度就是对政治所做的哲学思考。政治更不能脱离现实，脱离时代，政治哲学成为显学足以说明哲学距离现实很近。

3现代性的危机与知识分子的困惑

值得提及的是黑格尔和汉娜•阿伦特。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提到两种态度：一个叫天真心灵，一个叫认真态度。所谓天真心灵就是常识心理，即人云亦云的心理。认真态度在这里指的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在《反抗“平庸之恶”》中，汉娜•阿伦特指出：“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而涉及恶的瞬间，那里什么也没有，带来思考的挫折，这就是‘恶的平庸’”无论是所谓的认真态度还是平庸之恶，黑格尔和汉娜•阿伦特这两位大师的观点指导我们，哲学研究者，尤其是在高校从事哲学课程教学工作的教师，以一种近似简实容易理解的语言将深奥的哲学理论讲透彻、讲明白就是一种贡献，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不要以为恶一定是十恶不赦，一定是巨大的破坏，平庸之恶常常更多，却极容易被忽视，甚至被接受。知识分子该怎样？不能人云亦云，不能故弄玄虚，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也不能自甘平庸等等。《当代哲学问题九讲》第五讲专门讨论了现代性危机与知识分子。陈教授认为“在现代性情况下，知识分子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工具理性的知识分子，就是专家治国型的知识分子......还有一类是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前者把理性当作一种工具来治国，后者敢于批判社会，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精神品质等。现在要阐明的是，尽管后一种知识分子在被边缘化，那么是什么最终导致了后者的边缘化？能否抑制这种边缘化？这些就是哲学问题了。哲学对时代进行把握，把握不是被动地接受或者机械的反映，是基于感受、想象、回忆基础之上，借用一套概念和框架所做出的有意义的表达。即要有“感受性或者敏感性，回忆的能力，展望的、想象的能力......要有概念的框架，这些概念的框架与经验与现象（也就是内容）合成为哲学的理念”哲学要回答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根源，就要用哲学概念进行表达，“现代性”就是这样的概念。第五讲先阐释了现代性的危机，然后引出知识分子问题，因为“现代性”的复杂性，那么知识分子的困惑将继续下去。

4结语

综上所述，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哲学距离生活其实很近。本书的其他几讲，如世纪的思想情绪及20世纪的主导逻辑、社会转型中的信任问题，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母语的危机等，从不同的论题展开阐述，但同样彰显了这样的哲学精神。

作者:李莹波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陈家琪.当代哲学问题九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篇3

1.政治哲学是对社会政治的理性之思政治哲学通过反思、批判社会政治而求真,具有一种追求普遍性理想社会之原型的形而上学冲动,并以此改铸现存社会政治。这种理论探索可以是传统与现代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也可以是后现代政治哲学的微观分析,即旨在通过对政治诸范畴如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正义、政治合法性等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分析论证,追寻政治真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哲学与政治学是不同的,它有很高的抽象思辨性,可以称之为政治“形而上学”或政治“形而中学”。政治哲学探讨抽象的概念和范畴,为现存的社会政治寻找理性,让政治本身产生一种说理的力量。黑格尔在政治哲学论着《法哲学原理》中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抛开这个论断保守性的一面,我们既可以说它是政治哲学为社会政治寻找理性的一个典范,又可以说它是政治哲学在为自身寻求合法性。进而可以说,规范的政治哲学研究应是在书写政治“形而上学”。在古希腊哲学到近代西方哲学的演进过程中,哲学家们对理性原则在政治思考中的地位的认识可谓一波三折。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所处的“轴心时代”,是理性原则在政治思考中居于最高峰的时期。他们遵循理性原则,在各自心中构想着理想的国家、城邦政体及其运转规则。

这一点在柏拉图哲学的坚决批判者、非理性主义者尼采的作品中也得到佐证:“柏拉图的国家是超希腊的和不可能的。作为一种按形而上学原则组织起来的国家的创设者的哲学在此达到了顶点。”中世纪时期,安瑟伦和阿奎那等经院哲学家们抬高信仰而贬斥理性,理性只在于加强信仰。这是理性原则在政治思考中居于最低谷的时期。经院哲学家们政治思考的实质是,信仰上帝第一,人的理性第二,并以全知的“神性”代替人的理性,以虚幻的上帝之城来范导封建的世俗王国,旨在为教皇统治和封建君主统治服务。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发展与思想启蒙运动使人的主体性觉醒,信仰的权威让位于理性的权威,理性原则在政治思考中再一次进入高峰时期。一方面,近代西方启蒙理性为现当代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尤其是决定了现当代西方所谓普适性自由民主制度的运作逻辑和模式,深刻影响着当代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精神。另一方面,近代西方启蒙理性的过度张扬也导致了对理性的误解与片面使用,使理性成了片面的科技理性的代名词,“技术知识似乎是唯一满足理性主义者选择的确定性标准的那种知识”由此导致了实证主义政治哲学的困境,实证的科技的政治理性把政治简单化地视为书本政治、政治技术与功利政治。对政治问题的探究,除依靠人的理性外,还要依靠感性经验与直观。对政治的形而上学分析,借用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话说:“不单纯依据概念,同时也根据直观。”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也说:“哲学不仅需要哲学的理解,即通过概念进行理解,也需要非哲学的理解,即通过感知和情感进行理解。”“在哲学上,文体向这三个极伸张:概念或新的思维方式,感知或新的视听方式,情感或新的体验方式。这是哲学的三位一体,哲学犹如歌剧,需要这三者‘产生运动’。”深入探究发现,思考政治问题很难精确区分理性与非理性这一属人的二重性。

近代英国政治学家沃拉斯曾说,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刺激下行事。因此,政治哲学不是纯粹的理性思辨,不排斥感觉经验与直观。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哲学除了主要依靠理性演绎和经验归纳的逻辑外,还要依靠意志、直觉、直观、灵感、顿悟等非理性因素。进一步说,怎样平衡好政治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适当地把对政治原则的理性分析同对政治过程的经验性认识结合起来,这也可以说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与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政治哲学的理性,既是一种理论理性,又是一种实践理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分类法,政治哲学属于实践性科学,是目的论和实践性品格的统一。今天,我们把政治哲学视为实践哲学。按照哲学的理解范式,实践哲学的理论旨趣是要追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不仅要解释世界(像以往的哲学家们那样),还要积极变革世界,使理论不仅在“阿门塞斯冥国”自恰(借喻理论内部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还要在定在即现实政治中发亮(借喻理论外部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我们现时代的社会政治发展迫切需要这种实践的政治哲学,而那种单纯追求理论内部的理论与实践自恰的政治哲学,大有可能走充满纯粹思辨形而上学的理论危机、精神危机的道路。

篇4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4）05-0011-02

金林南老师是河海大学学院一位年轻的“70后”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的著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的哲学沉思》于2013年春季出版。笔者有幸在是年秋天捧在手中拜读并求知若渴地在两天之内把它读完，作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普通一线教师，不禁有一种浑身通透又踌躇满志的感觉。据个人经验而言，一直以来，还没有看到一本著作能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进行过一次如此完整而深入的哲学审视和分析，其认真的态度和笔者无法望其项背的学术高度令人敬佩。

一、简介

在书中，金老师主要是借助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的“范式”理论，从哲学的高度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从理论到实践、理想到现实，进行了逻辑与历史的双重思考，为这个诞生于实践的学科在学术性与科学性的建构过程中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指导，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

二、写作目的与基本框架

在绪论中，作者首先介绍了美国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继而指出此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本问题的反思具有巨大的方法论意义”。接着，便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最后明确提出了“本书任务”：一是“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二是“深思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三是“奠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认识论”，四是“探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本理论”，五是“创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范例”。

整本书的框架即是在“本书任务”的基础上确立的：第一章是“哲学精神与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主要考察了哲学精神的时代变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现象及其哲学诊断，得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哲学的贫血”，并探讨了“何谓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这一章主要为后面的论述奠定了理论基础，让读者把握了本书的核心理念和基本角度。第二章是“思想政治教育本体论”，先是介绍了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概况，现实地揭示了学界在思想政治教育定义和本质属性上的争议，同时分析了争议的原因。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历史和今天，以及人们对于其历史和今天的认识掰开了、揉碎了，进行审视，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是“思想政治教育本体沉思的思维方式”，同时提出超越现有研究局限，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性的设定一个新的理论假设――意识的政治；在后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哲学沉思”中，结合中西方历史现实与理论研究成果，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定义和内涵进行了阐释，然后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矛盾的规定性，即政治与教育、政治与思想的矛盾及其发展。第三章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认识论”，作者首先界定了几个基本概念：学科，认识论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认识论，继而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属性和学科方法论的哲学思考，与第二章的侧重历史分析不同，这里主要是进行理论论述，从根本层面来考察作为一门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

后面的两章则较多从经验层面和建构层面来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第四章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哲学”，第五章是通过一门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性，首先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缺失及其原因，然后针对现实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进行审视与追问。

从整个著作来看，作者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储备，以一种非常积极、负责、诚恳的态度，从纵横两个维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过去与现在、理论与实践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哲学剖析。其主要构思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现实存在的学科，并用范式理论来审视这一学科，企图在其现实运行的各种矛盾中完善这一学科。因为，从目前的事实来看，从实践中诞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书中对学科和学科范式的定义，其学科属性是“虚弱”的，学科体系是不健全的。

本书的几大优点可归纳如下：

篇5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是西方第一部以高等教育哲学为书名的专著，是作者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五十余年的经验总结，也是作者对高等教育的许多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结晶”。该书从美国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出发，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沿着高等教育哲学的两个理论基础彼此间的联系与冲突的路径，深刻分析了高等教育最为关键且又彼此关联的若干基本问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完整丰富的高等教育分析框架。

一、历史回望：认识论与政治论的冲突与并存

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出的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对高等教育哲学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布鲁贝克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是以高深学问的选择、传递、批判和创新为逻辑起点的。这个逻辑起点即“主旋律‘E’调（E代表专门知识expertise，即深奥的探求，它构成了高深的学问）”。围绕问题的主旋律“E”调进行论述得出其结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其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则以政治论为基础。

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趋向于以“闲逸的好奇”精神去追求知识。认为大学是一个“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逻辑就是追求知识的客观性；高深学问的选择、传递、批判和创新只受学术的客观性或独立性的认识规律制约，崇尚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摆脱一切价值的判断，回避学术对社会的影响；认为应“在学术和现实之间划分一条明确的界限来保证知识的客观性”。因此，传承知识、探求知识是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基础。在这种哲学视野中，高等教育的价值体现为追求知识，在价值观上是一种知识本位的高等教育价值观。

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认为，人们探求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它强调高等教育应该关注社会的要求，认为高深学问的选择、传递、批判和创新是以实际问题为价值取向的。人们追求高深学问主要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都是有限的。“大学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知识之翼”。在这种哲学主导下，高校以服务社会、促进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价值。在这种哲学视野中，高等教育的价值观是一种社会本位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其活动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利益高于一切。它是实现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人不再是目的，而沦为了手段和工具。

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交替并存于高等教育系统中，有时是认识论哲学占主导地位，有时又是政治论哲学占主导地位，总体上呈现一种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联系的矛盾关系。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想方设法摆脱价值的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这种矛盾在客观上成了高等学校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矛盾产生的深层根源之一，其相互联系之处在于：一方面，政治论使命的实现以认识论为依托；另一方面，认识论目的的达成又越来越依赖于政治论的照应。

二、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主要贡献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自1987年被译为中文以来，在我国高等教育学术界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一方面，表现在该书的引用率上；另一方面，反映在针对该书的评论、比较、体会、反思、启示的文章大量涌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该书的认识与理解。笔者认为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最突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巧妙地找到了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高深学问。布鲁贝克认为：“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在某种意义上，所谓‘高深’只是程度不同。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是如此突出，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该书以高深学问为原点，推导出高等教育的八个基本问题：由高深学问是应当被关在象牙塔中以防被曲解，还是应当放到市场和政治竞争场中去锤炼，分析概括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和政治论；由学术活动是否应当由掌握高深学问的专家予以控制，导出学术自治的问题；由为了高深学问的发展，是否应当保持完全价值自由的客观性和理智上的独立性，导出学术自由的问题；由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掌握高深学问的才能，导出高等教育为谁服务的问题；由学生学习高深学问是以知识本身为目的还是以为工作准备为目的，导出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问题；由高深学问如何教授和承载高深学问的教材如何选择，导出教学与课程的问题；由“高深学问处于社会公众的视野之外，公众就难以评判学者是否在诚恳公正地对待公众的利益”，导出治学道德的问题；由对高深学问的探索具有宗教的内涵，导出庇护高深学问的大学在世俗社会中扮演教会角色的问题。其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

二是提出了著名的两派高等教育哲学分野。布鲁贝克认为，20世纪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是认识论，另一种是政治论。这两种高等教育哲学都以探究高深学问为基础，但是探究的目的和方式不同。前者认为探究高深学问的目的是知识本身，追求的是真理，探究的方式是完全摆脱价值的影响，认为学术与现实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高等教育合法地位的获得依靠的是高深学问自身的规律，所采用的学术标准是真理的客观性；后者认为探究高深学问的目的是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追求的是权力，探究高深学问时必须考虑价值问题，认为学术与现实之间是紧密相连的，高等教育合法地位的获得依靠的是服务社会，所采用的学术标准是社会的需要。布鲁贝克借此分析了美国的高等教育，认为自美国建国起“高等教育的两种哲学――认识论和政治论――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自19世纪末开始，这两种教育哲学就并驾齐驱，但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它们的冲突始终贯穿于书中的各个章节。不过布鲁贝克认为，这两种教育哲学是可以调和的，“使高等教育哲学的政治论和认识论之间达到最有效的和谐”的方法是把思维和行动结合起来，“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必须用实用主义的认识论作补充”。布鲁贝克提出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较强的普适性，各种高等教育哲学和各类关于高等教育的观点基本上都可以纳入这个分析框架之中。

三是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当我们打开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时，会立即感受到一种浓浓的实践性”。该书开篇就以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批评与挑战入手，当美国高等教育已成为学术界“大为不满”的“冬天”，当“社会和职业界已经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甚至有人认为美国高等教育出现了“本体危机”和“合法性危机”的时候，布鲁贝克认为“需要对高等教育的一些基本概念作一次痛苦的重新评估”，“教育实践中矛盾错综复杂之时，就是检验这些实践的理论基础之日”，而且认为高等教育哲学“不可能从哲学界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实用主义或存在主义这些流派中演绎出来”，而是要“从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矛盾和未定论的问题出发”，并且在书中多次强调“是经验而不是逻辑”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具有强烈问题意识的、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对于一向注重体系建构的我国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和思路的拓展。

三、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局限性

近年，国内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质疑的声音逐渐多了起来，这一方面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自醒，“开始对经典著作进行求真性的论证与批判性的反思”；另一方面也说明经典著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笔者认为，该书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推敲和商榷。

首先，我国研究者对《高等教育哲学》提出的是否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的认识是有分歧的。译者王承绪先生的解读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认为该书“提出了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然而，也有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该书是为论说高等教育哲学提供一个基本的叙述框架，而非旨在表达作者本人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

笔者认为，布鲁贝克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实际上，布鲁贝克的本意并非要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而是要对高等教育的现实矛盾和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对众多的哲学流派进行整合。这些意图在该书中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触及高等教育本质的价值观念的冲突明确地要求对此类问题作出哲学性的解决――这就是说，要求通过更为根本性的理论思考来澄清问题，平衡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已经太多了……现在，我们缺乏的是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本书试图建立一个参照框架，并且试图像音乐家在一个主题上做出变奏曲那样对各种哲学流派，甚至对一些不可调和的哲学流派做出处理。”因此，与其说布鲁贝克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不如说给了我们一个思考和分析高等教育问题的方法和框架；与其说布鲁贝克是在构建自己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不如说是在自己的分析框架中对众多哲学观点进行归类和评说。

其次，以高深学问作为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是否准确。虽然如上文所述，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提出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是布鲁贝克的重要贡献，而且以之贯穿全书，分析合理、逻辑严密，且能自圆其说，但是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无视人的存在。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教育的第一意义存在是人，人是第一位的。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康德说：“人是目的。”如果说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我们就会进一步追问：高深学问的基点是什么？显然还是人，没有人就不可能有高深学问。这样看来，高深学问并非高等教育的本原。而以探究高深学问为基础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存在同样的问题。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关注的是高深知识本身，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关注的是高深学问对国家和社会的作用，在这里依然看不到人的身影。人在这里沦为探究知识和服务国家的工具和奴仆，而与这两种哲学相关联的高等教育的两大职能――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被误当作高等教育的本体意义上的存在了。

再次，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和读者的角度来看，一方面，《高等教育哲学》是根植于美国本土的完全美国式的高等教育哲学，虽然从目前世界高等教育面临着许多共同问题的角度看，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具有较强的普适性，但是各国高等教育又存在各不相同的问题，若完全套用，很容易导致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另一方面，该书的观点经常被淹没在大量引述的他人的观点之中，对于不太熟悉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话语系统和学术传承的中国读者而言，若想全面、准确、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这部著作是非常困难的，极易造成误读和误解。

参考文献：

[1]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马廷奇.冲突与整合：西方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的演变[J].江苏高教，2002，（3）.

篇6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05-048-01

合作学习是新课程改革倡导的新学习方式之一。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指出：“鼓励合作学习，促进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共同发展、促进教师和学生的教学相长。”因此，如何实施合作学习，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切实转变，就成了当前教学与实践领域的一项重大课题。合作学习是“是以异质学习小组为基本形式，系统利用教学动态因素。学生共同学习，以团体成绩为评价标准，共同达成教学目标的教学活动。”《思想政治》教学面对新课程改革，就要有新的理念、新的实破。“合作学习”无疑对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和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中，笔者根据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的一些实践，对合作学习在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的应用谈点认识。

一、开展合作学习对高中政治教学的意义

新课程下思想政治课的功能观要求思想政治课尊重学生、关爱学生，以学生的公民思想道德和主体性素质全面发展为本，把学生的发展和幸福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并通过学生的公民素质全面发展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和谐生活的建构。新课程理念下，成功地教学应该是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参与意识是公民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的体现。而帮助学生学习做负责任的公民，过积极健康的生活也是高中政治课的最高价值追求。因为我们不仅要为高中毕业后学生的升学打基础，还要为高中毕业后学生的就业打基础，我们要在学校这个“小课堂”为社会“大课堂”培养出训练有素的接班人，而高中政治课合作学习的课堂环境，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随着国家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和贯彻落实，创新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与国家全面推动素质教育的体系相呼应。而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中使用合作学习的目的为通过多样化和全面性的具体教学活动，不断地鼓励学生之间相互帮助、相互合作，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思想政治学习，积极进取，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创新精神和社会技能，为国家锻造更多的综合性人才。

二、开展合作学习要注意科学的分组方法

在合作学习的分组中，我们一般坚持异质与同质相结合的分组方法，即教师按照学生的知识基础，学习能力，兴趣爱好、性格特征、性别等差异进行分组，让不同特质，不同层次的学生优化组合，使每个小组都有高、中、低三个层次的学生。合作学习的研究课题一般是开放性的，一个问题可以运用经济、政治、哲学等某一学科的相关知识回答问题，比如，2001年春季京皖高考政治题：草原是重要的生态屏障。绒山羊是我国的一种重要生物资源，绒山羊所产的羊绒被誉为“软黄金”。近十年来，国际市场上山羊绒需求增强，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绒山羊养殖业，并成为这些地区农牧民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但是近年来，绒山羊养殖数量猛增，竟超过当地草原合理载畜量的百分之五十。在草原资源锐减的情况下，山羊出于求生的本能，不可避免的尽量觅食，甚至啃树皮，拔草根，这就不能不加剧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针对上述材料所揭示的问题，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并论述解决这一问题的意义。这道题目最适合作为小组合作学习的研究课题，问题的解决可以从具体问题分析、事物普遍联系、认识过程……等哲学的角度；从价格、税收、建立专项基金……等经济学的角度；从国家职能、民族团结……等政治学的角度；以致从政治、经济、哲学三者关系等综合的角度加以论述。针对问题分组就要把握不同层次学生的分配，有的学生偏向于哲学的爱好，有的偏向于经济学，有的偏向于政治学等，按不同偏好、兴趣、性格特征等进行差异分组，促进小组各成员得到最大发挥和发展。

三、教师在合作学习中的角色

有效的合作学习需要一定的学习环境，而学习环境的构建又始于教师在整个教学活动过程中的角色变化。因为整个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执行者仍然是教师。教师在整个小组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有：出色的组织者、高明的设计师、积极的参与者、客观的评价者、智慧的反思者等。比如，在复习《文化生活》的过程中，学生与老师都普遍感觉到本单元内容较多，仅仅按照书本顺序重新讲解一遍的话，肯定达不到有效复习的效果。于是，在复习课前，将构建和组织第二单元知识框架的任务分配给班级若干个小组尝试完成。老师也降低身份，成为班级中某一个小组的成员之一，共同参与第二单元知识框架的构建与组织。各个小组完成之后，再组织若干学生对所有的框架建议进行评价与整合，最后课堂上呈现的框架结构是全班学生与老师的共同智慧。合作学习中教师角色的定位，让师生彼此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学习共同体，平等了师生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产生彼此间的互动效应，也给学生构建了一个自主、合作、探究的政治学习环境。

四、培养学生的合作学习习惯

“教是为了不教”，这是我们教育渴望达到的目的。课堂上的小组合作，是在教师的组织指导下进行的，目的是为了不同学生的共同发展，然而离开了课堂，部分学生就失去了合作的意识，更不要说养成良好的合作学习习惯。因此，我们应该整合课堂内外的教学资源，培养学生良好的合作学习习惯。比如讲到“公有制与私有制”时，将学生们分成两组组织一场辩论赛。学生们都纷纷参与到比赛中，查阅各种书籍，上网搜集各种资料，为了各自组的荣誉而献计献策，讨论发言稿，确定辩手。经过充分准备，辩论赛办得很成功，取到了比预期好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这不仅让学生学到了知识，还提高了学生们的思辨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同时培养了学生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合作的良好习惯。

总之，在课堂教学上使用合作学习教学策略，是新课改所倡导的教学理念，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一次改革，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提高课堂效率，促进学生能力的培养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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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政治由于知识点较为抽象，因此往往会被学生认定为是一门难度超纲的学科。纵观高中文科的考试，学生在高中政治这门学科中所获得的分数往往会低于其他文科类学科，很多学生都因为政治的观念性强，而不愿意学习这门学科，对这门学科的理解不够透彻，其实不然，高中政治知识点虽然庞杂，但还是拥有一定的模块和规律性。除此之外，高中政治的考试题型相对固定，无非就是由选择题和主观题组成，考查点也大都集中在学生对于政治、经济、文化三大方面的理解，因此，高中政治这门学科也存在一定的答题规律和技巧，只要学生能够掌握这些答题规律和技巧，就能够轻松获得高中政治学科的高分了。

 

一、熟悉高中政治课本，进行知识体系的归类总结

 

高中政治学科的知识组成一般可以分为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哲学生活，这些知识虽然庞杂，但是归类起来也是很轻松的。将知识点进行归类总结往往可以提高学生的复习效率，可以帮助学生在最后的复习中有的放矢，目标明确，能够一针见血地找到自己的薄弱部分。并且列出基本的知识框架，对于学生以后的复习工作十分有用。

 

首先，高中政治最初接触的部分是经济生活部分，主要内容是讲述我国的经济制度、对外贸易等一系列的经济体制，以及部分经济学的基础概念等。学生在学习这一部分的时候 可以将每一章节的小标题标记出来，这些小标题往往都是这一部分内容的总结性话语，同时，每当碰到概念性知识点时，学生需要着重记忆，这些概念往往会成为选择题的考查点。经济生活这部分知识由于概念性较强，的确不容易理解，学生学起来可能有抵触心理，这时候建立知识体系、整理知识大纲就显得尤为重要。越往后知识点学习得越深，所要理解和记忆的东西也就越多，因此学生一定要养成良好的整理和复习习惯。

 

其次，对于学生接触的政治生活，学生需要对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有一个大致的记忆框架，这一部分的学习主要集中在学生对于国家、人民和政府的理解。因此，学生在整理这部分知识的时候也可以分成国家、人民和政府三个小模块，在每个小模块中进行知识点的补充和知识体系的完善。

 

再者，是文化生活这部分知识的学习，文化这部分知识的考点主要集中在传统文化这一方面，虽然这部分知识学生学习起来会稍微轻松一些，但是也不可以掉以轻心。

 

最后，学生需要掌握的就是哲学生活这一部分的知识，许多学生在刚开始接触哲学部分的时候，往往会觉得很迷茫，觉得不能理解哲学史的内涵，甚至不理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主要内容，概念理解起来困难，且知识点容易混淆。因此学生在学习这部分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理解，一点一点把握住哲学部分知识的主线，从而整理出哲学的知识脉络和体系。

 

二、注意细节，把握选择题的答题技巧

 

高中政治的考试题目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客观选择题，一类是主观题。学生必须要明确，选择题的考查点往往集中在细节理解上，因此，学生除了要掌握选择题的答题技巧之外，还要在日常的学习中，注重对细节的理解。

 

选择题的答题技巧，首先就是要阅读题干，抓住题干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和关键词。每一道选择题往往只有一个中心思想，学生只有读懂题目，抓住题目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才知道该从哪个角度下手进行思考。同时，找准关键词对于解答选择题也十分重要，不同的关键词往往代表了不同的考查方向，学生需要根据关键词来选择题目的答案。例如，题干中提到“本事例体现了哪些哲学道理”，这个时候，学生就必须从哲学角度进行题目的分析，即使有的答案很有道理但是不属于哲学范畴，学生也不能够轻易选择。

 

其次，学生在解答选择题的时候可以采取“排除法”，排除法排除的对象也可以分为错误选项、无关选项、混乱选项。错误项指的就是这个选项本身就存在错误，例如，选项中出现“我国公民的权利大于义务”，这一类选项往往本身就存在很明显的错误，学生基本上一眼就可以将其排除。无关选项，顾名思义就是与题目无关的选项，这种选项本身往往是正确的一段文字，但是与题目所表达的中心思想无关。例如，题目询问“题干中所体现的经济学知识有哪些”，这个时候答案中往往会出现与经济学无关的选项，这个时候就需要学生能够从题目的关键词入手，进行无关选项的排除。

 

混乱选项就是前一句与后一句的逻辑顺序不正确，或者前一句话是正确的，后一句话却是错误的。面对这一类选项，很多粗心大意的学生在看到前半句的时候觉得选项是正确的，后半句看都没看完就填到题目中，这样的失分是十分不值得的。如果学生遇到了实在不会解答的题目也不要慌，只要把握住一点考查方向，理清思路，排除绝对错误的选项，然后在剩下的选项中大胆猜测，切忌慌乱。

 

三、理清思路，掌握主观题的答题技巧

 

高中政治的考试题中，由于主观题的条理清晰、逻辑性强，且所占分值最高，往往最令学生头疼。我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案例总结了学生觉得主观题难的理由无非就是觉得自己知识点答不全，经常丢三落四，这个题落下一个知识点，另外一个题再落下一个知识点，这样丢三落四之后，最后的得分往往就会不尽如人意。

 

高中政治主观题往往可以分为几个题型，体现类、为什么类、依据类、启示类等等。其实无论是哪种问法，学生都不用慌乱，基本的套路就是首先要分析题干，归纳题目中的观点;然后就是要根据自己归纳出的观点，联想到课本中的知识点，分析题目所要考查的知识点到底有哪些，尽可能全面地罗列出来;再运用课本中相关知识点的概念、原理等进行问题的分析和论证;最后，学生往往需要加上自己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除此之外，答题的时候一定要规范，一定要运用书面语言进行答题，切忌运用网络用语等俗语。另外，学生在答题的时候一定要字迹工整，不能乱涂乱画，否则会给阅卷老师留下不好的印象，导致阅卷老师在批阅题目的时候看不清字迹而丢失分数。

 

篇8

（二）“哲学”东传时中国特殊的社会人文环境“哲学”一词传入中国从严复开始，正如先生所言，“至于整理国故的事业，也到严复介绍西洋哲学的时期，才渐渐倾向哲学方面”。严复在《天演论》中讲述了政治社会哲学、自然哲学等方面。此后出现了专门研究哲学的学科设置，而等人开始编撰关于哲学的著作及教科书。在这个过程中就开始了哲学史概念的研究，这就是中国哲学范畴的形成时期。较有影响力的有韦政通的《中国哲学辞典》、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大辞典》，以范畴概念观照中国哲学的确方便和直观了许多。在此基础上选取与范畴紧密相关的人物建构哲学史显然有一定的逻辑性，且大大方便了人们对人物的梳理与概括。中国哲学史基本上分为四部分：先秦、唐宋、元明清及现代，并且将先秦与宋明作为最重要的时期，前者是奠基是源泉，后者是成熟、完善。这种定型大大影响了后世对哲学史的梳理与评判。将本来非常丰富的文化简缩为范畴和与范畴相对的人物的集合，单一的评判与选取方式使得哲学范围由宽变窄。然而，但凡思考宇宙、人生诸大问题、追求大智慧的，都属于哲学的范畴，哲学是不排斥文学与历史，相反与历史、文学融合为一体的。其结果显然违背了这一初衷，哲学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及其来源都被抽掉了，换之以简单的范畴概念，从而以范畴的“视界”抹杀了原初大量文本的价值。当然，这是教科书的编写方式，随着中国哲学的发展的完善，亦有其他认知方式的提出。一些有远见的学者提出了研究哲学不能只是局限于脱离实际的范畴研究，而应与民族文化相结合。但大多数人都遵循了以往的研究方式，也就是跟着前人研究的惯性导致了一大批人不去跟风追随，并不去认真思考前人思想背后的深层原因，不扎扎实实地深入研讨与探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固然是好的，但作为学者在身心及知识条件具备和社会要求之下，未能在人类文化的大道上行走就急于下结论，显然不合适，这与研究者责任感缺失有关系。

二、解决之道

要达到尽可能的完备与准确性，研究者必须在人类文化的大道上走一遍，不能仅对单纯的哲学人物和范畴进行罗列。更重要的是，要从背景分析，从一般性知识、思想和信仰分析，得出哲学的一般的、概括的知识。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探讨：

（一）学科本身的重新定义伴随具有自身参照系统的西方哲学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文化“焕然一新”。但是，如上面所分析，哲学自其降生之初便有着不可消弭的有限性，更何况将一个有着内在学科局限性的哲学完全运用在另一个有着自身完整文化特质的中国文化之上。在完全运用西方哲学理论框架去“格”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导致的明清时期的文化在任何一部哲学史著作中的概要性结局完全可以想象。所以，在运用某一文化系统的概念系统去研究另一异质化的文化系统时，就会出现文化传播早期所谓的“格义”现象。因此，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当有自己的概念系统和价值系统，不能盲目崇信通过本就有自身局限性的哲学去研究异质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并非一门孤立学科，与其他学问相联系，尤其是历史与文学。历史、文学作为哲学的奠基对哲学研究的推进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当然哲学仰望星空，有自己的学科点，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根本看法和根本观点，阐述的是一般的原理与概念。但是没有脚踏大地的历史、文学，它只能是失去大地母亲庇佑的阿喀琉斯。此外，虽然现在分科越来越细，研究时也是隔行如隔山。但从哲学之原初看，其不仅包含现在通俗意义上哲学领域，还囊括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科学等学科。因此，在哲学研究时，不能因为其他学科的分离就弃之如敝屣。

（二）教科书编写的方法一种文化或者思想被过分强调，原因之一是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需要。葛兆光讲到，“传统的思想史依据的是怀有某种意图的官方或控制着只是和思想话语权力的精英的历史叙述”，而这些叙述是存在着“有’组织的历史记载’和’有偏向的价值确认’”，在这种价值和意识下选取的哲学主线是片面的和脱离生活实际的。一种原因是社会这种思想的过度缺失，不得不通过强调才能让人们注意到。而真正内化人心的思想价值观念无需高喊。老子讲“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出于礼崩乐坏的战乱时代。只因礼崩乐坏，孔孟才站出来为人民伸张正义。同样，作为哲学同样盛行的程朱时代也是一样。统治阶级总是把符合自己利益要求的思想定位正统，对于正统的采纳，学者无需发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感慨，无需怀才不遇。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呐喊者，却是少数。“道”高深却没人能懂，人们关注的只是能不能解决生和死的问题。“中庸”非常深刻，但人们只是觉得这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不可否认，精英思想有某种超前性和理想性，他们只占历史上的少数。而思想史选取他们来写会充满着神圣与骄傲，充满历史奇迹的波澜壮阔，但这样反反复复的精英咀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对于学科本身的发展有什么作用呢？脱离生产精英土壤和背景的思想终将成为一潭死水。程朱理学被赋予极高的价值，普遍性、绝对性与恒常性。他的“理”将那远在春秋的孔子之“仁义礼智”变为既超越又内在的价值规范。或许就连朱熹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抬高到这样的地位，授予如此高的荣誉。孔子那个遥远的背景被加诸于朱熹这个“道统”的传承人身上，显得那样遥不可及，而朱熹当时社会状况及对当时的影响我们却无从得知。哲学研究不是踩高跷，需要不断还原，不断认识，而非站在前人肩膀上让前人扛着走。思想只有先还原才能再创造。背景的回归挖掘，思想史所依据的文献或资料的重新检讨，才能找出前人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土壤，才能将前人思想与方法内化为己用。

（三）编写者的素质要求在编写过程中，我们遵循了太多的习惯，以至于习惯甚至是无意识地继承了某人的思想，这样一环接一环，脱离了生活中延续并直接起作用的一般性知识与思想。这一点上，佛经作者那种不只从书本上读到，而是不辞千辛万苦，受尽人间艰辛亲身体验才写出来著作的素质可作借鉴。这是作为传授人类文化的学者应有的担当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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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在寻找心目中理想政体的时候，依据执政者的人数及每种政体的内在精神和原则，首先考察了存在于现实政治生活中四种不当的政体形式，即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四种政体内在原则分别是荣誉、财富、自由和专制，与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政体大相径庭，他认为最理想的政体形式应该是以法律辅之，推行“贤人政治”，即由“敏于学习、强于记忆、勇敢、大度”的哲学王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柏拉图充分肯定了哲学王的地位，“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论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这一政体思想体现了知识和权力的结合，但这里所指的知识是与“意见”相对的范畴，带有神秘色彩，柏拉图将国家权力的权杖赋予哲学王，其实质是维护奴隶主阶级尤其是极少数垄断知识的贵族的利益，反映了极少数奴隶主的要求。

亚里士多德首先给出了他对政体的定义：“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以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也由以订立城邦及其全体各分子所企求的目的。”这一定义带有明显的功能主义取向，也渗透在其划分政体的标准中。依据政府的宗旨与目标即统治者照顾利益人数的多寡和掌握城邦最高治权的人数的多寡，亚里士多德细分出了六种政体，即君主政体，贵族整体，共和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亚里士多德认为众人的智慧优于一人的智慧，“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虽最好的人们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这一点与柏拉图的贤人政体出现了分歧，显然在对人的价值预设中，他是人性恶者，认为人的天性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即使是最优秀的人执政，也不可能全然不带任何感彩和利益立场。由于共和政体旨在照顾城邦的公共利益以及在此政体的运行中，多数人掌握最高权力，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在现实政治中最理想的政体是以中间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比任何其它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然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这一主张是其中道思想在政治哲学上的体现，中间阶级作为中庸的化身，由其主政有利于抗衡极富和极贫阶级两股阶级势力，有如公正的天秤，防止政体的砝码向僭主政体或平民政体的任何一端倾斜。

二、治国思想之比较

在治国思想上，柏拉图以社会分工论为基础，推崇由哲学王一人执政治理国家。在论证的逻辑中，柏拉图首先对哲学家的内涵和品质做出了特殊的界定，认为只有哲学家才具有“知识”，这种“知识”源于对理念的把握，“他不会停留在意见所能达到的多样的和个别事物上的，他会继续追问…直至他心灵中…生出了理性和真理…”哲学家由于掌握了“知识”，因而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区分实在、本质和现象，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而，哲学家能把握国家理念，知道如何治国理政，这一界定为哲学家治国提供了合理性。在具体执政过程中，国家在哲学家的治理下是朝着“划一”的整体框架被治理的。一方面建立森严的等级制度，提倡在哲学家和军人等级中废除私产，实行共产制、公餐制，废除家庭和婚姻制度，另一方面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教育制度，贬低法律的地位、主张由哲学家执政的人治。整个国家发展的轨迹朝着“整齐划一”的方向发展，呈现出柏拉图极端整体主义的思想。

基于共和政体的政体思想，亚里士多德在治国思想上放弃了柏拉图过于纯粹、过于理想化的治国理念，在城邦治理中强调法律的作用，反对柏拉图以人治取代法治的思想，“法律失去其权威的地方，政体也就不复存在了。”在城邦的制度设计和政体选择上，亚里士多德推崇民主政治，法律作为管理运作规则，为城邦的制度设计保驾护航。接着，亚里士多德对法治做出了明确的界定，“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不单单只是存在法律，关键是在法治中应包含价值的考量，即存在的法律是良法，是得到普遍遵守的，好的法治是实行好的法制。此外，亚里士多德也看到了柏拉图构建的理想社会分工制度的缺陷，“过度企求一致的结果…友谊犹如水那样淡泊”，认为“贤人政体”下追求的终极划一不但不能达到国家统一的预期，反而因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不分、利益范围不明，最终导致城邦走向消亡。因此他提倡加以限制的“私有公用”私有制，即承认财产私有，但前提是保障它用于公共的目的，在整体主义的大框架中加入了个人主义的色彩。

三、结语

总体上说，柏拉图的政体思想和治国原则倾向于理想化，对于社会阶级的划分，在等级森严的预设前提下，阶级间存在坚不可摧的流动壁垒，基本上排除了流动的可能性。极端的集体主义与人的本性相违背，最终导致的是个人个性的泯灭，在此分工基础上，贤人政体将权力束之高阁，集中在哲学家一人之手，哲学家被置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其他各等级则完全被排斥在城邦权力体系之外，底层阶级的意志一级级往上集中，统一到哲学家的意志中，形成一种精英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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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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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TU9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1-263-2

政治文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理解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政治时，政治文化是个重要的因素。如果不考虑政治文化，我们就不会理解政治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因为政治文化第一为政治体系的确立提供合法性说明；第二为政治秩序的稳定提供思想、意识上的支持；第三为政治统治体系的发展提供指导作用。我们深入地研究中西政治文化，了解二者各自的主要特质和差异，对于理解两国不同的政治行为和建立我国新型的政治文化都有重要的意义。

1956年，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率先使用了“政治文化”的概念，用来代替“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政治意识”等概念。接着，在他与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一书中，认为“政治文化”是指“作为被内化于该体系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体系”。最后，在其《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他进一步将政治文化明确定义为“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根据这种概念，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或心理方面。徐大同教授认为“它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它由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民族气质、、政治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等因素。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或每个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方式、政治要求的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政治行为是它的外在表现，政治制度是它的凝固形态，政治学说是它的理性升华”。因为政治文化是超越阶级、党派界限和时间界限的，它比表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更准确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政治个性，所以政治文化是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根源因素。

哲学框架为我们理解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种可行途径，因为哲学是文化的基础。哲学包括三大部分：方法论、形而上学和价值论。方法论又可分为逻辑和认识论两部分；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和宇宙论；价值论可分为伦理学和美学。价值论来源于对世界的形而上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而方法论又是形而上的认识的基础，所以方法论是价值论的基础，而价值论就是文化的核心。

首先来看中西哲学的方法论差异。方法论包括逻辑和认识论两部分。逻辑从事寻求种种最后的标准，以便用以使我们的信仰得到根据又使得我们可得到真的知识。蒙塔古进一步指出人们的观念与信仰源自见证、直觉、理智、知觉和实践。人们在事实上也已经把每个这种源泉当作断定哲学真理的主要标准，因而跟这五种信仰源泉相应的有五种类型的逻辑学说：权威主义、神秘主义、理性主义、经验论和实用主义。也就是说，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主要靠这五种逻辑方法。从不同的逻辑方法出发，就会得到不同的认识论、世界观和政治伦理价值。

在中国哲学的开端时期，就逻辑说，表现为对人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精神境界、心理体验的可能性的寻求和对人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现实伦理生活的可能性的寻求两类问题的互补。按照蒙塔古在《认识的途径》一书中对逻辑方法的分类标准，中国哲学的逻辑方法可归为神秘主义的逻辑方法，因为蒙塔古将神秘主义定义为：“通过超理智的、超感觉的直觉官能来达到真理”。神秘主义逻辑方法注重直觉，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宝贵的东西，所以中国哲学“没有明确区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限，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还是浑然一体的”。

从这种重直觉的神秘主义逻辑出发，中国哲学发展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论和用“道”表示的本体论。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中指出：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一开始就与“天”相关，在对天体地形的观察体验与认识中，包含了宇宙天地有中心与边缘的思想，而且潜含了中国古代人们自认为是居于天地中心的想法。正是这种对天地四方的直观感觉和想象是古代中国人推理和联想中不证自明的基础和依据。从天圆地方，大地有四极八方为象征的空间观念出发，由此推彼，“人们会产生在空间关系上中央统辖四方、时间顺序上中央早于四方、价值等级上中央优于四方的想法。”当这种观念延生到社会领域，就会成为中央帝王领属四方藩臣的政治结构的神圣性和合理性。由于这种政治结构象征天地的器物，拥有与天地的“同构性”，而这些器物并非全体所有，所以只有拥有权力和能体察“天地之道”的人才能拥有它。对于宇宙时空即“天道”的探索、体验与玄想最终在思想世界积淀了一个大体成型的观念性框架，即人类生活在一个由“道”、“阴阳”、“四时”、“五行”、“八卦”等整饬有序的概念构筑起来的，天地、社会、人类同源同构的宇宙之中，在这个宇宙中，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一切都是流转不居的，整齐有序的流转时正常的，同类联系的感应式正常的，在这一秩序中体现的“天道”，是一切最终依据也是一切的价值来源。

那么人们怎么才能感知“天道”呢？“天道”就体现在“圣人”身上。《尚书・洪范》篇说：“于事无不通谓之圣。”圣人是唯一能体察“天道”的人，所以圣人作为价值的代表，指导社会的一切行为。谁又是圣人的现实体现呢？是皇帝。《洪范》强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天子或君主秉承“天道”来治理天下。所以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圣人体察天道，而君主又是圣人的代表，所以对君主的命令需要绝对的服从，于是形成了“圣人政治”。圣人为王的理论在逻辑上不仅没有对限制君权的思想留有任何余地，反倒帮助君主无限制地扩张权力，形成绝对的专制权力。“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君主对其子民拥有极大的支配权力，最终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国同构”、“君国一体”的认知。在“圣人政治”体制中，君主掌握绝对的政治权力，君主独揽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享有随时对官员和民众的生杀予夺的权力，“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民众只有服从的义务。由于皇权至上，而治理国家的官员又依附于君主，所以君权可以通过层层社会网络直接扩张到社会最底层。国家无所不及地全面支配整个社会，形成了全能政府。

从根本上来讲，西方哲学中的方法论主要是经验主义的，并辅之以理性主义。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有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在研究城邦政治体制时就采取经验主义的方法。亚里士多德曾说：我们通过观察和归纳得到演证推理的可靠前提。虽然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哲学一度沦为神学的婢女，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兴起，西方哲学逐渐摆脱经院哲学的束缚，开始用“人”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世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重新成为主要的哲学方法论。经验主义的方法论拒绝任何天赋观念，认为人们的一切观念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某种经验而产生的，所以主张知识应当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这种经验主义方法论把宇宙一分为二：人和独立于人的外部世界；人是认识外部世界的主体，而外部世界对人来说就是认识的客体。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就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虽然在人如何才能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上，西方哲学有过巨大的争论，但是经过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西方成功的将依靠超自然力量（上帝）的方法排除在可行的认识途径之外，从而将人的经验确立为认识主要途径。

篇12

【新加坡】赖蕴慧 著 刘梁剑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2月版

要了解中国哲学的历史阶程，我们一般都会想到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尤其是前书，堪为中国哲学史的奠基之作，几乎圈定了此后哲学史书写的观念、分期、叙述模式乃至基本看法。不过，的书其实也并不适合做入门书，它的理想读者应是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定程度之理解的读者。后书虽然最早以英文写成，但由于学生有意反对老师，有时难免“为反对而反对”，而另一方面，此书回译成中文也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早期的中译本很难称得上是一本入门的理想读物。从此以后，掰着指头往下数，最多的就是各种“哲学史”教材了，不说其他，单说其中概括某一学说的特征、意义、原理时总要凑上个一二三四点，就有点低估读者智商的意味。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道家道教满天飞，究竟何谓“道”？这里我不拟讨论“观念史”研究的成就与局限（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中国文论读本》的导言部分），只想指出一点，国内通行的教材往往会将各个时期各哲学家、哲学思潮分章节论述，关于“道”的论述因此就被割裂开去，事实上，各时期的相关论述隐现不一，且发端于不同的学术潮流，论述重心也颇为不同，如果忽视了这个前提，而且没有一个围绕着这个主题进行的比较连贯的、集中的叙述的话，可以想见读者的认识会多么混乱。那么，怎么办？拜图书市场愈来愈强劲的海外中国研究著作之所赐，我们慢慢地就把注意力转到海外学者身上去了。

最新出版的《剑桥中国哲学导论》正是这样一本足以让我们大致了解中国哲学的历史阶程、进而游览西方世界的中国哲学视景的入门书。全书第一章纵论中国哲学的起源，并在与西方哲学比较的过程中阐明中国哲学的特质，包括“修身”、“理解自我：关系与情境”、“和谐”、“变易”、“《易经》哲学”及中国哲学特殊的论说方式六大方面。其后数章分别讨论孔子与儒家的“仁”、“礼”观念，孟子和荀子的创造，墨家哲学与道家哲学，名家与后期墨家，庄子哲学，法家哲学，《易经》的精神与影响，中国佛教的思想要义（在印度哲学中的起源、与中国本土思想之间的交涉、不同派别之间的差别）等中国哲学史上的一系列关键议题。而对汉朝以后的哲学家与哲学思潮的讨论，本书付之阙如，至于其原因，除了受制于篇幅，作者亦承认“考察早期中国哲学的主要概念、主题和文本”最为重要，而其所挑选出如上有代表性的题目意义深远，在今天仍能激发连绵不绝的回响。

有人可能会担心，当孔子遭遇英文，这种“跨语际实践”的有效性该如何评估，而孔老夫子的伟大观念会不会歪曲、走样，《剑桥中国哲学导论》坦率地面对这样的疑问，并简要回顾了这一充满争议的论题的始终：早在1983年，华裔学者陈汉生教授（hansen， chad）在其名著《古代中国的言与道》中就已指出，西方哲学中的“意义”（meaning）、“概念”（concept）、“观念”（notion）或“理念”（idea）等词语无法在中国哲学中找到相应的位置。虽然他的看法没有被学界普遍接受，但却启发了一些同人立足于中国固有的思想史背景而讨论中国早期语言哲学、伦理学乃至元哲学问题的思路。不过，作者的看法无疑更为公允，结尾部分她大胆检讨“中国哲学”的定义，之后又提出界定并且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的两大预设，即一是不能过分扩张“哲学”定义，将任何带有反思性的东西都界定为“哲学”，二是不能因为急于将中国思想论争纳入现有的西方哲学概念框架而对它们做出错误的诠释。这两大预设，研究者若能时常加以注意，或能洞见中国哲学的博大精深。本文由收集整理

《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

徐 贲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5月版

中国人喜欢谈论政治，但只是旁观者的看热闹和看稀奇。他们猜测、嘲讽、诅咒，始终不过是局外的看客。政治就是统治权术和阴谋诡计吗？普通人应该积极参与政治吗？怎样才能成为“精明的公民”？本书为这些问题提供一种观察问题的视角。

《<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

【美】阿博特·格里森 玛莎·努斯鲍姆 杰克·戈德史密斯 编 董晓洁 侯玮萍 译

法律出版社2013年2月版

1999年，为纪念乔治·奥威尔的名作《一九八四》出版50周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举办了一场研讨会，来自法律及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10余位大师级学者共聚一堂，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写于半个世纪前的《一九八四》有没有过时？它对当今世界有何意义？

《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

【日】杉山正明 著 周俊宇 译

篇13

 

马克思技术哲学主要是以批判主义与工程主义为主，批判主义则是以生态主义方式、工具主义方式以及决定论方式实现。在马克思技术哲学当中，社会技术是技术哲学当中的主要内容，是社会科学的催化剂，是现行知识体系，与自然技术有着本质的相同，并且也存在一定的差别，对此，有效的分析社会技术在马克思技术哲学当中的地位，能够实现实质上的共存、互动、共生。

 

1.社会技术存在的理由

 

1.1社会技术是人类进步的一大创新

 

从某个角度分析，我国的革命主要是依靠社会技术而实现[1]。尧舜所实行的“禅让制”，商周针对夏朝灭亡所制定的“修政德行、天下咸欢、殷道复兴”，秦国废除“世亲世禄”实行“农耕纺织”等等。这些都是人类改革史上的进步阶段，这也充分说明社会技术能够有效的创新人类历史。

 

1.2社会技术存在的逻辑证明

 

社会技术在社会活动当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以及重要性，这是毋庸置疑的[2]。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技术显得更加复杂，并且也更加重要。从逻辑上分析，认识社会的活动成果，形成社会科学，改造社会的手段也就是社会技术。为什么结构复杂、形式多样化的社会活动一定要呈现为协调的状态?其中的答案便是人们的社会活动必须是有目的性的，不能够是随心所欲、盲目而行的，必须是有一定的主观愿望，有章可循，而且是依据预先所指定的规章制度、政法法治以及社会规范而设计的。由此可见，如果没有社会技术，那么社会将会陷入混乱无章的现象。

 

2.社会技术是社会当中主要的“技术”

 

2.1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

 

社会技术主要是社会科学从衍生到实现作用的中间环节，是社会科学的重要实现途径。换而言之，社会科学的使用，实际上就是社会科学转向社会技术 [3]。社会科学也就是社会在运行过程中的陈述与反应，而社会技术又是个人、团体或组织的某个行为过程中所出现的控制与创造，社会科学的发展目标主要是以群众的利益、国家的经济、政治最大化为目标，例如法学主要是社会科学，而法律便是社会科学当中的社会技术;政策学是社会科学，而实际的政策、方案便是社会科学;理论学是社会科学，而其中的群众道德行为规范、军人或特殊群体的道德规范便是社会技术等等。由此可见，社会技术在各个社会科学当中均有相应的身影，并且应用在每一个行业、领域当中，是社会科学向更全面方向发展的必经途径。

 

2.2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

 

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的基本理论有所不同，社会技术的基本理念是社会科学，而自然技术的基本理论则是自然科学。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所对应的主体也有所不同，社会技术创造的主体主要是政府或执政党，而自然技术创造者主要是个人等非团体形式[4]。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使用者与接受者也有所不同，社会技术主要的使用者与接受者主要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或者社会政治经济管理的部门，而自然技术使用者和接受者均为个人、技术工人或工程师等;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的发明以及技术本身的社会制约条件也有所不同。社会技术在各个类型的民族、地区以及国家，甚至在不同的政治体制当中的使用、创造都会因为不同的类型而遭受影响，而在自然技术当中，发明以及自然技术本身不会受到任何的利益影响，不会受任何形式社会政治集团主导;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与历史文化之间的联系也有所不同。社会技术主要是以社会科学作为知识的依据，而自然技术则无法独立于任何历史文化，必须倚靠制度或其他形式的框架而实现;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两者之间既有相互作用也有相互渗透。在某个角度上看，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渗透来源于社会的推动、改革，也能够帮助社会实现推进、改革。

 

3.社会技术是马克思哲学中的一项根本问题

 

3.1社会技术是马克思哲学中的一项根本问题，这是逻辑合理的

 

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也就是自然，人们的社会主要是由人的活动、人活动所产生的产物以及人所组成的[5]。人们的社会当中，人是自然与社会共存的存在物，在一定的角度上分析，应当归纳在“第一自然”当中，其次，“人活动所产生的产物”属于“第二自然”。人的活动则是处于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之间，由一、二自然有机构成的。对此，哪怕是技术哲学应当是研究自然技术的，也需要将其归纳到“社会技术”当中。在根本上，人的社会就应当属于自然界，也应当生存在自然界，社会现象根本上就是一个类型的高等级自然现象。对此，社会与自然所构成的技术是一种框架性、系统性的社会技术，这也能够直接说明，社会技术在逻辑上应当是马克思哲学中的一项根本问题。

 

3.2社会技术是技术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这是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特点所决定的

 

自然与社会之间有着不可分开的联系，是一个关联性的系统。在空间中，人们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个参与者，一小部分;在时间中，人们是自然界成长的一个阶段。自然界与人共同组合便成为社会，只要有社会与自然，便会有人存在，相反，也只有人存在，才能够有社会与自然。所谓的“人类化自然”主要是指被人们所作用过、占有过或改造过的自然界，是归纳到人类社会活动当中的一个自然界。而“自然界人类化”的过程又正好是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制造的。简单说就是自然界在人为化的过程，社会的发展过程，人本身的本质形成、繁衍与验证，这三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关联，相生相应。人类的进步与成长必然会改造社会，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人与自然便形成一个更全面、更新颖的系统。由此可见，社会技术在技术哲学当中是一个基础问题这一理论决定于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特点。

 

3.3社会技术是技术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因为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同样重要而实现

 

哲学社会科学的分析进度与结果能够充分展现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在改造以及创新社会的过程中，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相同，既然两者之间的重要性相同，那么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重要性便也相同。社会技术是改造自然与认识自然的有力工具之一，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历史革命的主要观念与力量。在实际上，社会技术在技术哲学当中对自然与社会进行改造时，必须遵循互动、共生与共存的原则。

 

4.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