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的法律保障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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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第45条第三款进一步规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自、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我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三条: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第四条:国家采取辅助方法和扶持措施，对残疾人给予特别扶助，减轻或者消除残疾影响和外界障碍，保障残疾人权利的实现。

《残疾人保障法》第三章针对残疾人的教育进行了规定。其中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明确:国家保障残疾人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确立了残疾人的教育体系:残疾人教育，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普及为重点的方针，保障义务教育，着重发展职业教育，积极开展学前教育，逐步发展高级中等以上教育。该章还对政府的保障职能和社会有关组织的公共服务提供做出明确规定。这对于残疾人更好地享有受教育权具有积极的保障作用。

在我国的《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中，也对残疾人的受教育权利进行了特别规定。如《教育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扶持和发展残疾人教育事业。第三十八条:国家、社会、家庭、学校及其他较机构应当根据残疾人身心特性和需要实施教育，并为其提供帮助和便利。《义务教育法》第六条: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并采取措施，保障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和残疾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此外，于1994年8月23日颁布实施的《残疾人教育条例》和1998年12月2日颁布实施的《特殊教育学校暂行规定》都是对残疾人受教育权的立法保障。

二、残疾人接受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理论分析

在我国的《宪法》当中，公民的受教育权，既是一项法律权利，又是一项法律义务。

从权利的角度来看。公民接受教育，可以使自身的综合素质得到培养和提高。通过接受教育，可以发展个人的智力、体能、品格、科学、文化、情操等各方面。公民的科学文化修养和道德素质修养通过接受教育得以建设和提高。从义务的角度来看。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着教育的发展水平，反过来，教育又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需要具有一定素质的劳动者，人才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这就决定了接受教育不仅仅是个人的生存发展需求，更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

虽然，残疾人因其自身条件，外界的物质、精神环境等的阻碍，使得残疾人接受教育受到限制。但是，可以明确，残疾人需要教育，国家和社会必须保障残疾人接受教育。残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残疾人只能从事部分职业或行业的工作，但是，为了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更好地接受康复、治疗，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获得技能，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将工作发展成为事业，这都需要接受教育得以实现。残疾人通过不断的学习，可以不因残疾而脱离社会，勤奋学习、努力工作融入社会，甚至是回馈社会，共创、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和谐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

(二)社会调查分析

在新疆哈密市东河区街道办事处残疾人联合会的帮助下，我们调查了共140名残疾人。就文化程度一项来看，初中为70人，占总人数的50%;小学为40人，占总人数的28.57 %，不识字或者识字很少的人为30人，占总人数的21.43%。对目前残疾人教育工作满意程度，基本满意为64人，占总人数的45.71 %，一般满意为76人，占总人数的54.29% 。

在新疆兵团第一七师残疾人联合会的走访调查中了解到，截至2014年6月，全师残疾人达到6622人。当地残联在2013年为残疾人法律援助了17起案件，但是，无一例维权诉讼。近年来均是此情况。案件基本都是普通的小宗民事案件，部分纠纷也均以协调解决。

结合两地调查可以看出，被调查的残疾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在同他们的交流中可以发现，有许多人并不了解国家对残疾人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当地落实残疾人教育的具体途径。在遇到不能接受教育的情况下，也并没有维权意识，仅仅是无奈接受，很多残疾人认为:不能接受教育，是自身的残疾导致的，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现实。但是他们自身又很希望得到进一步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文化水平，习得一门职业技能，帮助自己就业，以保证自己有经济来源，维持生存，更好地有尊严地生活。

虽然，有些人的文化知识水平低并不是因为残疾不能够接受教育所致。更多是因为在他们适龄受教育的当时，全体国民的受教育情况本身并不好，义务教育并未普及，职业教育发展规模较小。但是，由于后来生病或意外致残，使其丧失了全部或部分劳动工作能力，加上接收单位的主客观影响，残疾人的就业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阻碍。而残疾的康复、治疗等给家庭又带来了极大的经济负担，政府和社会的保障支持、公益关爱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终身问题。

在与第七师精神病医院的一名科主任交谈中，他也反映，在该地区的心理疾病和疾病患者，多为二十至五十周岁的青壮年、中年人。尽管有一定社会福利保障，但还是杯水车薪，毕竟该类疾病具有反复性、复杂性。有些家庭长期处于或逐渐进入贫困状态，甚至最终放弃将患者送入医院接受治疗。重返工作岗位的康复患者，也因病情的耽误使其不能胜任。只能辞职在家，无法从事劳动生产，成为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这就需要精神类残疾人具有新的、适合自己的，又能维持基本生计的生活技能，也就是对受教育的需求愿望十分强烈。

因此，保障残疾人的受教育权，建立有效的残疾人受教育权救济体制，保障残疾人接受基础义务教育，发展残疾人的特殊教育和职业教育，帮助残疾人就业，稳定残疾人收入，让残疾人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辅之以政府就业优惠政策，实为重要和必要。

三、残疾人受教育权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议

1.提高残疾人法律的地位和法律效力，加大法律的约束力和强制力。《残疾人保障法》第八章的法律责任部分，虽然对违反该法的行为有相关或行政或民事或刑事的处罚，但是，可以看到，法律约束力并不高，尤其是行政处罚。以第六十三条为例，违反本法规定，有关教育机构拒不接受残疾学生入学，或者在国家规定的录取要求以外附加条件限制残疾学生就学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首先，该条并未明确有关主管部门管理主体，这很容易造成残疾人维权无门，或者被有关部门相互推责的尬尴;其次，给予处分的依法并未明确依何法，怎么依的问题，没有明确的处罚细则。立法，更应注意立法的质量，尽量克服法律法规过于原则、空泛的缺陷，减少号召性、模糊性的词语和含混性规定，确保条文的具体化、可操作性。在涉及残疾人教育权救济的问题上，应充分考虑到残疾人的特殊性，设立时效的弹性期，规定经济条件、物质环境、语言和信息等方面的无障碍化等。

2.完善现有法律救济的程序和机制，加快建立宪法救济制度。在行政救济方而，应建立合格的残疾学生申诉受理机构，由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为主体，吸收司法、残联等部门的人员成立残疾学生申诉委员会。在残疾学生申诉过程中，应有完备的制度保障。另外，明确教育行政申诉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关系，确定各自的法律依据和受案范围，密切三者的衔接性。在司法救济方而，首先要明确的是受教育权是否属于民事权利，我国当前的《民事诉讼法》未对此做出规定，因此，受教育权民事诉讼救济制度需要在《民事诉讼法》以及《教育法》的修改过程中明确加以规定。此外，当残疾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明确被告主体的资格和法律地位。如果残疾学生穷尽所有法律救济方式依然无法保障其受教育权，则须借助宪法救济手段，宪法诉讼被誉为是整个国家救济的灵魂。宪法确立了公民的受教育权，通过宪法的司法化、宪法权利的具体化可起到保护公民受教育权的最后防线的作用。现行体制下，残疾人受教育权要想得到宪法救济还很困难，因为我国宪法并未就宪法救济做出明确规定，宪法不能直接进入诉讼，也没有建立专门的宪法裁判机构，所以今后应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机制，建立宪法诉讼制度，设立受理公民的宪法诉求并做出裁判，为残疾人教育权利救济筑起最后一道防线。

3.树立正确的残疾人观，正确对待身患残疾的残障人士，保证他们享有平等入学，接受义务教育及高等教育的权利。增强残疾人法律维权意识，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确保残疾人受教育权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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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根源:公司法的“传统奠基石”有限责任

使母公司滋生出欺诈性等不法行为来规避法律，从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的情况屡屡发生，根源于有限责任制度。有限责任制度的基本要求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以出资额度承担有限责任，这种有限性决定了公司与股东的利益与投资风险关系，它对公司结构更趋于合理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将投资者的责任限制在投资范围内，尽可能满足投资者投资热情减少投资风险，鼓励投资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传统公司法的奠基石。当世界经济进入工业革命时期，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理财理念和投资机遇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渴求新的财富增加渠道成为人们的普遍经济诉求。而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无限责任原则却阻碍着人们实现自己的发财之道。随着各国自由与平等法治理念的呼声高涨，自由而普遍的企业设立原则，以及股东以投资为限承担责任的制度，均得到法律的确认。它解决了公司治理过程中的资本风险和投资风险的分担困境，使风险损失内在化，促使了投资与经营管理的分离，对经济发展和公平正义法理理念的建立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自19世纪初，股东有限责任特征的公司企业形态，奠定了现代意义的公司法律的基础与框架，这无疑是对当时传统公司责任形态的重大突破。在有限责任确立的最初年代，由于该制度修改和完善了传统公司制度的治理模式，公司运营必须严格遵循这一原则，被认为是公司制度之基石。根据当前的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及国际投资状况，跨国公司的地位无可取代。作为一个庞大的生产经营体系以全球视角注视竞争的威胁和寻求投资机遇是它的全球性战略要求，全球性战略部署要求在公司体制内(母公司、分公司和子公司)实行密切配合、互相协作的经营一体化。有限责任制度依旧发挥着较大的作用。一方面，跨国公司作出海外投资决策，主要是以长期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对公司所处的国际竞争环境、公司自身条件作出准确的分析判断，以较少的投资扩展海外业务从而减少风险，又可利用当地子公司优势弥补自身不足是跨国公司投资的首选条件，在风险和利益并存的情况下，有限责任形态是解决企业内部利益冲突的最佳选择。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经营范围复杂多样，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地，为保证公司全球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发挥各分支机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需要分散决策。有限责任制度能够有效解决子公司的利益保护问题。独立的法律实体保证子公司享有一定的对自己事务和利益作出决定的自，使子公司的利益得到保护。如果子公司的利益得到保护，其外部债权人的利益就会间接地得到保护。从历史的发展和目前国际投资实践来看，有限责任制度仍然是跨国公司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但是由于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所确定的公司内部利益分配关系以及公司的各种对外关系，使得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法律责任仅仅依靠有限责任是难以解决的。因为以股东有限责任为基石和支柱的现代有限责任制度的确立，强调保护股东的利益，在满足商事公司筹集资本需要的同时，不自觉地凸显了公司内部股东与外部债权人的利益矛盾。跨国母子公司之间主要是跨越国界的控制与支配的关系。母公司通过股权或非股权控制获得子公司的利益，当母公司利益与子公司利益相冲突时它可根据优势地位牺牲子公司的利益，损害到子公司外部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而首当其冲的利益损害者是子公司的债权人。由于债权人的债权权益与子公司的运营状况息息相关，再加上子公司债权人一般无权介入公司内部的管理过程，股东与债权人信息不对称的客观事实，使得子公司债权人处于更加弱势的被动地位。依据有限责任制度子公司承担利益风险责任与母公司无关。因此，严格实施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规则就会成为跨国公司母公司逃避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依据。

2理论发展“: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提出

子公司的设立可以使母公司的投资风险限定在其出资范围之内，以此避免母公司对其海外子公司的行为承担责任，是跨国公司利益使然。但随着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关系中日益活跃和内部组织运行的复杂性，尤其是跨国公司分别以母公司、子公司、分公司等形式在不同的国家进行经营活动，其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了许多中小国家的势头，使人们逐步认识到一个公司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其他因素，其中某个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和决策施加重要影响并不承担相应责任的现实与传统理论中公司责任承担的巨大差距。跨国公司依据其全球战略目标安排子公司的投资、产品、市场等方面的目标，子公司不能只考虑自身的市场、资源、竞争环境以及盈利状况，而应作为跨国公司整个经营网络中的具体环节，为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目标的实现去承担可能的经济损失。但这种损失的直接受害人则是东道国的债权人。跨国公司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和全球战略目标的目的性与东道国招商引资意图是完全不同的，决定了需要通过法律保障子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迫切性。在跨国公司中，虽然子公司都是法律上的独立实体，但母公司属于支配地位，经济决策方面，子公司必须服从跨国公司的整体利益，由此产生子公司法律上的独立人格和经济上的非独立性的矛盾，如何处理母公司与子公司独立法人资格所带来的责任承担矛盾，揭开公司面纱理论由此而产生“。刺穿公司面纱”(piercingthecorporateveil)制度又称“公司法人格否认”(disregardofcorporationpersonality)制度，作为追究母公司责任的理论依据“。刺穿公司面纱”的基本含义是指跨国公司母公司在特定情况下应对其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虽然母公司与子公司在法律上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关键是在什么情况下，即指从法律要素来讲：符合什么样的法定条件下可以追究母公司的责任。它并非要求母公司对所有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这是违背公司法基本精神的，只有在母公司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子公司债务形成、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母公司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基于来自于美国判例实践的“刺穿公司面纱”理论，各国通过立法创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使追究母公司连带责任行为合法化。它突破了公司法意义上的严格有限责任规则，有效解决子公司法律上的独立人格和经济上的非独立性的矛盾，是现代公司法适应社会发展客观需求的新发展，也是体现现代法律精神的新制度设计。所以有学者称其为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或制度。

3他山之石：跨国公司破产中债权人保护制度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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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例—州立大学董事会诉罗斯案和佩里诉辛德曼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当公立高校教师的人事决策剥夺或侵犯了教师的“财产利益”或“自由利益”时，其应受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规定的正当程序条款的拘束。据此，教师享有宪法所保障的公平听证的权利。其中，“财产”和“自由”的术语是美国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本身的措辞。即:“非经正当法律程序，国家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法院通过对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解释，为公立高校教师人事决策中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确立了基本的标准和原则。例如，如何理解财产利益或自由利益受损的情形;如何在具体情形中灵活地适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2.州法律与行政规章对公立高校教师正当程序权利的法律保护    

美国公立大学常常受到州法律和行政规章的规制，这些条款规定了适用于教师人事决策的相关程序。如，在布若莱特诉东爱荷华州社区学院第九合并区董事会一案中，要求为公立学校教师举行解聘前的公开听证的州法律也适用于社区学院。大学的程序性规定或州法律也适用于教师申请终身教职的情况。许多大学实行的政策表明，只有董事会能授予终身教职，法院否认了这些判例中事实上的终身教职的授予。如，在希尔诉塔拉迪加学院一案中，法院拒绝授予一位在大学服务十年的教师事实上的终身教职，因为该校的教师手册中明确规定只有董事会能授予终身教职，终身教职不能自动获得。然而，在另外一些判例中，教师声称，由于他们为大学服务的年限较长，他们已经获得了事实上的终身教职(defacto tenure，即便大学没有采取正式行动授予他们终身教职。例如，在杜干诉斯托克顿州立学院一案中，一位已经在这所州立大学工作十三年的教师(在这期间她处于非教师职位)，她声称她的工作年限足以赋予她终身教职。法院审查了该教师受聘于大学期间发挥影响的州法律，法律中明确规定连续在州立大学工作五年以上的教师即可获得终身教职。尽管州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规章规定只有大学董事会能授予终身教职，法院注意到这一规章和州法律中的具体条款相矛盾，因此超出了该委员会的法律权限。据此，法院支持了该教师的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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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权的正当性要求法律维护与保障。人们所追求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由此出发，人权的基础是利益。人权的表现是各种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关系。如果人所追求的利益没有限制，或者人所追求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人权的实现就无从谈起。在现实生活中，人权即利益只有通过法定的权利、义务的规范才能得以保障和实现。什么样的个人或群体，能够享有什么样的人权，如何确认和保护某项人权，均由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并借助国家意志才能实现。

(三)法律是记载和保障人权的工具。法律通过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的方式去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们对各种利益的追求方式对人权加以确认、维护和保障。因此，我们可以说：人们所追求的人权应该是法定的权利。法律是人权的保障。同马克思所说，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是一个道理。法律应人类的权利要求而产生，以记载保障人权的实现为使命。同时，保障人权是我国法律的重要使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人权保障体系。劳动法是以保障劳动者人权为目的的人权保障体系中的子系统。

二、劳动法实现人权保障的过程与条件

劳动法把人权以法定的方式确认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所确定的人权应该是应有权利。应有权利不同与实有权利，它是在相应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人们应该享有的权利。一旦这种权利被法律确认，为法律所保障实现，通过劳动法律的遵守、执行，转变为实有权利。这个过程就是劳动法保障人权实现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的实现是最困难的，现实和实践告诉我们，把纸上确认的权利变成现实中能够保障实现的权利，是一个更复杂、艰巨的过程。劳动者人权的实现、需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

1、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是决定人权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

2、社会民主政治和法制的发展程度，是人权实现的政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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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主要以三种权利作为其存在形态，即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

（一）应有权利

应有权利就是应享有的权利。应有权利是与实有权利相对应的，这里的实有既指法律上的实有又指事实上的实有。把应有权利作为人权的存在形态，表明人权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法律概念，尤其不能把人权等同于法律上所认可的公民权。事实上。人权首先应该是特定社会的人们基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传统而产生出来的权利需要和权利要求，是人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可以说，应有权利是人权的最高境界。应有权利的思想来源于自然法学派的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的概念。自然法学派往往把权利分为自然权利与法律权利，并以自然权利说明法律权利的来源与本性。这种自然权利之自然，含有天然或天赋之义，就是指人之为人本来应当有的权利。而且，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也确实曾经享有这些权利。

（二）法定权利

应有权利被法律所确认并以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就转化为法定权利。人权作为一种法定权利，往往表现为公民权。公民权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公民权虽然是人权的主要内容，但两者又不可等同。因为人权除了公民权以外，还包括其他一些推定的权利，即只要法无禁止，公民也可以行使的权利。

（三）实有权利

实有权利是指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所实际享有的权利。实有权利既与应有权利对应，又与法定权利相连接。应有权利是人权之应然状态，实有权利是人权之实然状态。应有权利只有转化为实有权利，人权才不是观念而成为一种现实。应有权利向实有权利转化主要是以法律规范作为中介的。因此，应有权利往往首先转变为法定权利，通过法律的确认，获得了法的强制性，从而为最终转化为实有权利提供了可能性。

二、刑法中的人权保障

我们说人的应有权利最终变为实有权利多是以法律为手段的，而刑法对人权的"实有"及保障又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在法律体系中，刑法的限制性是最为明显的，它是其他法律的制裁力量。刑法涉及对公民的生杀予夺，其存在的必要性在于保护社会，使社会免受犯罪的侵害。但这种刑罚权如果不加限制，任其扩张，又势必侵夺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正是在刑法存在的这一特殊矛盾中，刑法中的人权保障的重要性才得以体现并受到充分的重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刑法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

刑法中的人权首先是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刑法中的人权保障，最表层的分析，涉及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刑法称为犯人（应当是指被告人）的大。在刑法中，存在着一种刑事法律关系或刑法关系。这种刑事法律关系是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关系，它以刑事责任的形式得以表现。在这种刑事法律关系中，被指控为有罪的公民与国家司法机关之间存在的这种权利义务关系表明：被告人尽管被指控为有罪，但并不因此而处于完全丧失权利简单地成为司法客体的地位，被告人的人权仍然受到法律的保障。

（二）刑法对一般人权利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