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带来的问题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二胎政策带来的问题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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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二胎的意义

试想下，放开二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束缚国人生育的枷锁打开了，这枷锁的放开就好像释放小宇宙一样，能量会很惊人的。放开二胎，能承担生活成本，愿意多点孩子的人，肯定会考虑生二胎，这对于涉及孕妇和婴幼儿产业的公司无疑是重大利好，潜在需求大增。

当然，随着孩子的增加，学习、穿着、饮食、住房等需求都会大增，这里涉及的则是教育、纺织服装、餐饮和房地产等都将得益。我们还可以继续展开，比如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电力、汽车等需求的增加，这也必将传导到相关行业中去。

最重要的是，这主题对市场的影响不是一次性释放的，而是长期的，它是随着孩子的成长而不断变化的，涉及行业也随之不断变化，可以说，最终就是对各行各业的需求都或多或少带来一定的增长，这就是成长性的增强基础，也是股市最终能越走越好、越来越疯狂的基因所在。因此，如果国家敢于放开二胎，那么，对经济的冲击，是积极而源远流长的。

当然，事物总是有两面，很多人也会担心放开二胎后无序的生育会对社会带来极大的负担，最终导致政府无力去面对这人口膨胀带来的压力。其实，有点过于杞人忧天了，试想下，过去没有计划生育的时代，老百姓还不是一样过来了吗？

最关键的是，当二胎开放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大家就一定都会生二胎，毕竟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承担，很多家庭并非有实力去承担这孩子成长所带来的成本，也就是说，放开二胎市场会自动平衡的，不需要过度担忧。

我们要看到其不利的一面，但更应遵循自然规律。尤其是对经济和股市，无疑是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主题，这主题足以推动整个市场走出至少十年以上级别的牛市。因为我们解决了成长性增加的根源，那就是需求的不断增加，这增加会来源于我们人口的增长，或者说来源于我们对人口增长的超预期。

只要国家敢于放开二胎，那么股市就敢于走出至少十年以上级别的牛市出来，现在问题是，国家什么时候启动这一核按钮的问题，按照目前的态势发展，大趋势估计是难以改变的，只是要不要先试点的问题，或者怎么循序渐进的问题。

二胎政策所能改变的

中国的人口政策实施时间超过了30年，它提醒我们需要正视这一政策带来的后果。换言之，放开“单独二胎”将会带来什么好处，毕竟，人口政策需要一个前瞻性。

大抵从2010年以来，舆论对于“失独老人”的关注开始兴起，镜头下失去独生子女老人悲怆的脸庞勾起了无数人的同情，也同样激起了这部分人对独生子女政策的不满。舆论的强力介入无疑成为促成人口政策发生变化的一大动力。不过，除此之外，一些更为理性的声音和数据，则构成了更加“正当”的理由。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此前关于“人口红利”的讨论一直非常盛行，而伴随着中国年轻人口的减少和城市化的不断加快，打造“世界工厂”的主力军正在不断减少，由此带来的经济冲击也显得非常直观。例如，打工者工资的增加幅度就超出了很多雇主和企业的预期。“人口红利”消失的另一面是“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按照全球通行的标准计算，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比例达到13.26%，已属于“轻度老龄化”。对此，社会的养老问题也开始逐渐变成大事，从退休年龄到养老金等等问题，都被放开开来。

此外，由于传统的“重男轻女”习俗，以及政策本身对这一习俗的倾斜，中国社会的男女性别比例已经从1980年以前的105-106比100，转变为了2010年的118比100。男女比例的失调所带来最直观的社会问题就是数千万“光棍”的出现。这些宏观层面的数据，都最终指向人口政策的改变这一方向。

在微观生活中，独生子女作为一个群体也被冠以自私不自立，依赖感强又缺乏分享精神等等负面的品性。抛开标签化的因素，从一些个人的经验切入，事实上也不难发现三口之家规模带给孩子的孤独感，以及亲密关系中的种种伤害。

放开二胎与城镇化

最好试点选择应在人口稀少要大力支持发展经济的地方，比如西部，比如海南岛，因为一旦推行试点，对当地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都是有利的，甚至可以先透过试点来推动各地经济的发展，引导人口转移，最终再实现全面放开。想想，如果海南岛放开二胎政策，然后当地大面积推行引进买房入户政策，可以想象会出现什么情景。这就很好跟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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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原因

（一）人口形势十分严峻。我国人口形势十分严峻。虽然这些年对两孩政策进行各种样式的开放，但是都没有办法改变生育政策需要改变的实情。

（二）劳动力短缺现象。在社会化的发展中，农村的年轻劳动力都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下老人和小孩儿，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人口红利慢慢消失。出生率减少，适龄劳动力减少，导致人均GDP下降，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三）单独二孩实战遇冷。政府实施里单独二胎的政策，但是并没达到想要的效果，到2014年底为止，只有不到100万的夫妻申请生育二胎，和政府一年增加200万新生儿的预计相差很多。进展不明显，原因如下：

1.没有明确的法案。单独二孩政策并没有对一些法案进行改动，仅仅是对各地一些生育方面的条款作了修改。从而使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同。2.并不很想生育。生育二胎需要考虑自身的经济情况，也要从事业方面考虑，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夫妻对生育的观念也在转变，越来越多的夫妻并不是很想生育二胎。

（四）独生家庭问题。1.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需要赡养4个或者更多的老人，同时需要照顾自己的孩子，沉重的压力让人感到无力。近几年，我们国家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从20世纪80年代的4-5人减少到现在的3人左右，家里选择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越来越多，同时，家庭的养老和生育功能不断减弱。2.老人失去独生子女成为家里不能承受的伤痛，也是社会的一大问题。失去独生子女的夫妇所承担的内心痛苦，未来的经济压力，再生育能力，以后的养老问题也不是一般的家庭承受的痛苦所能相比的。

（五）男女比例失调。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而重男轻女的思想自古以来就在人们的心里根深蒂固，很多家庭希望生育男孩儿，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B超对所生幼儿的性别起到很大作用，人们都会在孕间去做B超检查，增加了生男孩的比例，使男女的比例失调严重。这也代表着也来越多的男孩在适龄期间无法找到结婚对象，同时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如果要使男女比例恢复正常，对生育政策的各种限制就要放宽或者全部取消才行。

三、全面二胎政策难以实施的原因

（一）家庭层面。1. 生育成本高，面对压力大。现在从怀孕到生产，从生产到培养，再到儿女的成家，各种成本相当高昂，已经不是一个家庭轻易能承担的，况且就业压力大，再生一个孩子可能使夫妻的人生规划都改变，很多家庭很难做决定再生二胎。2.花费时间、精力多。随着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工作和社会上的地位不低于男性，越来越能在各个舞台展现自身风采。如果生育二胎，很可能使很多女性失去竞争的机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抚养孩子，失去自己的事业。3.家里孩子阻力大。生二胎的另外一个阻力就是家里孩子不愿意父母再生二胎，认为生二胎父母对自己的爱就会转移，所以由于家里孩子阻挠的原因很多家庭放弃了生育二胎的念头。

（二）社会层面。虽然国家允许适龄的夫妇生育二胎，但是并没有根据生育政策针对一系列相关问题作相应更改。像女性的生育福利，产假福利，生育二胎妇女的就业政策，国家医疗卫生设施的优化，二胎子女教育成本的减免，完善的养老政策等等。1.医疗准备。全面二胎放开后，医疗资源需求是最为迫切的。同时，由于生二胎对家庭的经济负担压力大，政府需要增加优质妇产资源。2.女养育育成本。孩子的生养成本主要由分娩、养育、教育三大块组成。对于生养二孩家庭来说，家庭支出无疑是要增加，尤其对于城市家庭来说孩子的保姆费、教育费、换房费等增量将比较大。

四、全面二胎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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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二胎幼儿逐渐长大，几乎每所幼儿园都在扩班，以迎接新生幼儿到来。幼儿数量增多，教师的数量随之要增加。而按照目前的情况看，幼儿教师的数量是不够的。但是，幼儿教师对孩子的启蒙教育的作用影响很大，所以不可能只招人看数量而不看质量。因此，社会对幼儿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高质量的幼儿教师和高数量的幼儿教师，这样才能保证幼儿教育的高质量，所以对不管是在职幼儿教师还是即将成为幼儿教师的人的来说，都有了新的挑战。 

那么，如何去迎接新的挑战呢？有调查研究表明，孩子处于幼儿时期的这代父母几乎都是有一定知识教育水平的，所以他们懂得孩子教育的重要性。他们不在意孩子教育需要多大的成本，更关心孩子是否能接受好的教育，对教师的要求也随之提高。有的幼儿园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做得很好，加大了对年轻教师的培养，从教育理论到教学水平，从组织活动到写作能力，都进行一系列的培训。也有许多年轻的幼儿教师产生危机意识，自己从网上买书，比如《新教师如何带班》《与幼儿教师对话，迈向专业成长之路》《教师20项修炼》，年轻的教师们努力求知，不断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教学素养和知识素养，以应对不断涌来的二胎潮。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提到“幼儿的行为反应是对教育工作最客观、直率、真实的评价，教师要关注幼儿的反应，把它看作重要的评价信息和改进工作的重要依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更要注重幼儿的反应，以此来改进自己的工作。 

幼儿教师在二胎政策出台以后，老教师要深入了解教育行业的发展趋势，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给自己充电，或者在工作的同时继续进修，跟上幼儿教育的潮流。 

正确引导，关注幼儿成长 

因为二胎政策的实行，许多父母选择了生育第二胎，但是同时也有很多人没有考虑到第一胎孩子的想法。而有很多现在园内的孩子都是作为家里第一胎，并且家里又有了二胎。事实上，这种现象也给幼儿教育带了一些问题。 

第一胎孩子的心理影响不容忽视。幼儿一旦有了弟弟或者妹妹，就会觉得原本自己单独的爱被突然出现的另一个人分走了，占有欲的不满足，可能会让孩子产生父母不要他们了，抛弃他们的想法，从而陷入心理障碍的桎梏。在平常的生活中，容易出现情绪激动，过激的行为。甚至过于严重的会被诊断为一类儿童心理疾病，十分影响孩子以后的发展。 

作为幼儿教师，有责任去关心这些孩子，主动了解孩子的想法。可以告诉他们再生一个孩子不会分掉父母的爱，以及如果有了弟弟或妹妹，自己还多了一个亲人，这样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快乐。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一些症状，老师应该和家长积极地商讨，建议家长关注已有孩子的情绪，给头胎儿更多的爱和关心。举个真实的例子，一个妈妈已经怀了二胎，一胎的孩子在上幼儿园，这个孩子就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心理影响。他认为在妈妈肚子里的这个弟弟会分掉爸爸妈妈的爱，爸爸妈妈就不喜欢他了，从而经常有过激的行为，或者发脾气。教师趁着妈妈放学来接孩子的机会，提出建议，希望她经常找孩子沟通，对孩子直言“不会因有了弟弟，就不喜欢你了”，以解除孩子的心理顾虑。此类事情，只要发现，就要赶紧纠正，不能让它萌芽长大。就二胎问题，父母要尊重并且征询孩子的意见，让他们认识到作为一个家庭成员的责任感，很多时候父母的关心和承诺比老师的道理更有用。 

加强幼儿园教育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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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报》：为什么会提出放开二胎政策？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遇到了哪些不适应?目前的社会现状怎样？

梁中堂：解放后，我国就开始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从50年代中期一直到1979年这段时间，政府以倡导、鼓励计划生育为主，对普通民众并没有作硬性的规定。70年代末，我国很多政策方针都在这一时代得以确立。除了改革开放之外，计划生育也成为影响着当代中国国情的重要政策之一，各地都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普通民众只有获得指标才允许生育。因为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匆忙中作出“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后，给社会留下了很多隐患。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刀切”式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需要产生了一定的矛盾。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对于劳动力、养老等实际问题的需求，很多地方的农民还是生了第二胎，有些人偷着生，还有很多人宁愿交罚款也要生。并且，这种矛盾一直持续到现在。只是随着传统媒体和网络的发展，这些问题才逐渐显现出来。

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在长期尤其是城市的低生育水平下，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已发生变化。根据预测，2013～2015年左右，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将接近顶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也将接近尾声，“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届时，未富先老、超低的综合生育率将会给尚不完善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带来较大的影响。因此也有很多人开始呼吁放开二胎政策。

《北京科技报》：放开二胎政策究竟会不会出现人口暴增等问题？

梁中堂：其实从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看，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进步而出现生育率下降的现象。节制生育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繁忙的生活节奏使得人的生命活动和生活逐渐脱离了传统的家庭范围。再加上养育成本的增加，从而大大降低了人们多生孩子的意愿。越来越多的人会自然而然地加入到避孕和节育的行列之中，这也是西方很多发达国家的发展所证明了的。

西方众多国家从来没有实施过强制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他们的人口并没有出现过爆发式的增长。现在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的妇女生育率都在2.1~2.2以下，其中许多国家都低于1.5。虽然这些国家的妇女生育率在历史上也曾经很高，但后来都在没有强制性政策的情况下自发降低了。例如，在泰国，尽管没有强制式的计划生育，但其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980~2002年由3.5下降到1.8，比我国同期下降得还快。

《北京科技报》：“二胎政策”应该如何放开？应该有哪些具体细则？

梁中堂：计划生育政策历史上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但统计资料显示，1969~1970年，我国的人口生育率为5.8，但是到了1979~1980年，人口生育率就已经下降到了2.5左右，下降了3.3个点，这样的降幅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因此，即使不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生育率也会继续下降，人口总数并不会无限制增长。社会和经济的自身发展对出生率也产生了很大的抑制作用，且这个作用在今后会越来越明显。

科学的、人性的、符合经济发展的生育政策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出路。例如，科学测算出的两胎出生间隔，在已婚妇女22岁时给第一胎的生育指标，第二胎则在29岁时给指标，这样就可以既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能满足人们的生育意愿。另外，应该建立放开二胎政策的试点地区，第一步为“单独子女”放开二胎；第二步全面放开二胎，并逐步做到城乡一致。

但实际上，当政府如果真正要放开二胎政策的时候，不应该制定过于细节的政策。政策的强硬规定实际上是人为地制造一种摩擦，人们会按照自身的生活需要安排各自的生活，强行规定不但不能适应所有人的生活规律，还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北京科技报》：一旦放开二胎政策，我们应该注意随之而来的哪些问题？

张翼：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人口政策的一段表述引人关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将是一个逐步放开的过程。现在中国推行二胎加生育间隔的做法更加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如果立即全面转向，就会人为地形成一波婴儿新生潮，而这又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这些人在未来若干年之后还会给教育、就业等方面造成新的压力。实际上，计划生育政策并非一成不变。目前，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很多大城市都在积极实行双独生子女生二胎的新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在有些地方还不是很明晰，这就需要有关部门从国家层面予以明晰，这也是目前逐步放开二胎政策最为主要的事情。

《北京科技报》：您认为二胎政策何时放开更合适？

梁中堂：对于不适应目前经济发展和实际情况的政策，我认为任何时候作出调整都是适合的，尽快地调整，就会取得更加良好的效果。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已经更加审慎，国家对于人口政策会坚持计划调控人口的原则，并且整个过程将经过严格的论证，还要经过法律等程序来确认。此外，放开二胎政策，还是一个各部门之间博弈的过程，在充分博弈的基础之上，更要讲究公平，这样制定的政策也就会相对科学和完善。

本期答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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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单独二孩 全面放开二胎 新生儿-母亲-代人口比 家庭自主生育 家庭计划

作 者任远，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200433)

一

五普以来，人口发展完成了人口转变，而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一直滞后于人口状况和中长期人口变动的态势。六普数据表明，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实际上低于本世纪初国家人口战略预测的结果，而人口内在萎缩的速度比预想更严重。近年来，虽然较多学者论证应该可以实行“全面放开二胎”的改革，而2014年以来我国开始实施的是“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该政策到目前为止的实施效果是，全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有1100万，到同年8月底，只有70万对申请生育二胎。全国不同地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后新增加生育的情况都远低于预期的水平，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实际生育水平不高，职能部门所担心的“单独二孩”政策所带来的补偿性生育的人口反弹并没有出现。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效应产生一定预判失误的原因有：一是政策变动效果的跨年度效应，政策影响行为可能需要一些年份才能表现出来。二是利用200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进行生育预测，在数据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三是不少生育预测往往是以生育意愿来代替实际生育行为，而社会生活和经济约束下的生育行为决策往往显著低于生育意愿。我们有理由相信，1980年以后独生子女一代年轻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显著降低，在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群体中选择生育的比例相当低，一些研究论证这个比例大约在20%—30%。

“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调整，整体上说是一个相对滞后的政策调整。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作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压力测试和政策试验，据此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后果进行预判，目前进行的单独二孩政策及其实施结果，可以对未来生育政策改革的方向和策略提供新的研究发现和政策文持。对于“全面放开二胎”，国家仍然持谨慎态度和“没有时间表”。前不久，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会上表示， “目前我们国家的生育势能还是很大，现在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全国测算有1.5亿左右，有近80%的家庭有生育意愿，就有将近9000万的家庭准备再生育孩子”。他指出，如果现在普遍实施二孩政策，就会使中国的生育水平有一个很大的反弹，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也会使国家制定的人口发展目标受到影响。他强调，中国人口多这个基本国情目前还不会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还不会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还不会改变。 为此，笔者拟利用已有的数据，估算“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究竟会对新增加的生育带来多大影响，从而为生育政策改革提供依据。

二

本文的研究假设是，假如所有家庭夫妇在“全面放开二胎”下的生育行为和单独家庭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为是类似的，那么，按照目前1100万“单独家庭”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为，可以推断出所有家庭在“全面放开二胎”下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

为了估计这种生育行为的影响，笔者设计了“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的分析工具，这是指当年新生儿人口和平均生育年龄之前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的比值。“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类似一种倒推上去的队列总和生育率，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生育水平的指标。当然，这个指标也没有考虑移民效应、母亲一代人口的死亡等。我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衡量这种生育率水平和时期总和生育率(TFR)究竟谁高谁低，而是以此为工具来衡量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水平变化的影响，以及估算生育政策变化对新增加的生育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

对国家人口和生育来说，存在一个基本能够反映当下生育政策约束的“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l)。例如，我国的女性平均生育年龄是28岁，可将2013年新生儿人口数1640万人，与1985年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983万的比值1.67，作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计划生育政策约束下的基线生育水平。其中， “单独二孩”家庭中申请生育二孩而新增加生育的新生儿数，与平均生育年龄前母亲一代人中符合单独政策人口数的比值，构成第二个“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2)，这是所有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水平。而单独二孩家庭的新增补偿性生育，与平均生育年龄前国家所有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数的比值，则构成第三个“新生儿一母亲一代人口比”(NM3)。NM3和NM1两相比较，基本能够反映“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对于人口生育水平的影响。 （详见表1）

假设2013年和2014年的生育水平无显著差异，我们用“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可以估算“单独二孩”政策调整对于生育水平的影响。“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是类似于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不适合直接和时期指标计算的总和生育率进行类比。参考郭志刚从时期生育行为对终身生育水平的去进度效应的估计，1990年代末妇女终身生育率TFR’约为1.7（近期的育龄妇女终身生育率水平应该更低）。即使用这个较高的终身生育率水平来推算， “单独二孩”可能使得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上升到1.8；而“全面放开二胎”会使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水平上升到1.83，但这个结果依然是较低水平的生育率，仍然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

从生育政策调整来看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这也说明我国的生育率下降已经进入了“低生育陷阱”，即和东亚诸多国家和地区类似，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了就很难反弹”的风险。就此而言，对生育政策调整会带来显著的生育反弹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从长远来看，人口与发展的主要风险不是生育水平过高的问题，而是生育水平过低的问题，为此，需要进一步放开二胎的限制，解除生育行为背后的政策枷锁。

图1描绘了我国1980年代以来的年出生人口数。1980年代，我国年出生人口数基本都在2000万以上，特别是1986～1990年受到1962～1970年出生高峰推移的影响，形成了出生堆积的高峰，每年新出生人口数达到2500万以上。而1990年以后总体上出生人口数是快速下降的，基本稳定在1600万左右的年出生人口。

如果所有家庭都“全面放开二胎”，也就是说按照NM2来生育，那么通过“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结合过去各个年份出生人口中的女性人口数，可以近似推断出在平均生育年龄以后的未来各个时期“全面放开二胎”新增加的生育人口。 （详见表2）

研究表明， “单独二孩”政策下，2014年大约年出生人口数会达到1983万。“单独二孩”政策使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实施以前增加6.3%左右，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效应是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实施以前增加7.8%左右。即使立刻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2014—2030年新增加的生育人口也就是1932万左右。如果说中国总人口在2025—2030年将到达顶峰，我国峰值人口数量仅比现在高出2000万人口。就此而言，“全面放开二胎”会增加9000万人口，不太可能出现。

四

我们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作为政策试验，来预判“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影响，结果表明，对于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生育反弹实际上不必过分担忧。值得担忧的倒是，即使放开生育控制，妇女的终身生育率水平仍然可能低于更替水平，即我国可能已经进入生育率下降很难反弹的“低生育率陷阱”。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带来不可控制的人口增长。

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所带来的补偿性生育反弹，大约会增加6%—8%的新增生育人口。同时，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比“单独二孩”多增加的人口实际是有限的，或者说“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效果并没有显著差别。 （图2）这也再次说明，从“单独二孩”到“全面放开二胎”的渐进改革有些“过于碎片化”的谨慎，实行“单独二孩”或许仅仅在政策调整试验上具有意义。鉴于“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实施效果的类似性，实际上我们可以从现在起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全面放开二胎”对于生育反弹的影响不大，人口生育水平仍将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

值得提醒的是，相对于2013年出生人口1640万，2014年出生人口预期会达到1980万， “十三五”前四年即2015～2018年年出生人口都将相对较高，在2000万以上甚至达到2200万。但是我们并不用过分担忧，因为即使没有生育政策的调整，也会出现年出生人口数增加，这是1986—1990年人口出生高峰的推移效应。我们千万不要将这段时间人口出生的显著增长归因于（或者怪罪到）生育政策的调整，避免将因为人口惯性带来的生育反弹归咎于政策调整造成了政策波动。同时，我们要看到即使2014—2018年人口生育数量将有较大增长，仍然显著低于1986—1990年生育高峰阶段的出生人口数；而且，2019年以后，随着上一波生育高峰开始下降，我国的出生人口数量也会随之快速下降。

上述研究再次表明，从现在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调整是可行的。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我们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我国的生育政策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因为“全面放开二胎”仍然限制了部分人口群体的生育意愿，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率水平仍将低于替代水平的生育率，在人口上依然是长期不可持续的。从充分满足民众的生育需求和维持宏观人口发展均衡可持续的目标来看，我们需要在“全面放开二胎”后逐步落实向“家庭自主生育”的转变，以及实现“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转变。此时，我国自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就完成了过渡期任务，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实现自主生育”的时间点建议放在“十三五”期间最后一年，大概在2019—2020年。因为如前已述，2014—2018年的年出生人口会在1986—1989年出生高峰推移效应下维持较高水平，从而增加政策决策的不确定性。但是，2019年以后年出生人口数就会显著下降，如果利用这一年开始推动实施全面自主生育，能够抵消生育下降的缺口，并帮助稳定人口的波动性。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2021年是建党100年，用实现自主生育的民众民主来作为全面小康的历史里程碑，并为第一个100年献礼，将使中国开启一个全新的生育政策时代，标志着国家新人口政策的开端。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