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带来的问题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二胎政策带来的问题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放开二胎的意义

试想下，放开二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束缚国人生育的枷锁打开了，这枷锁的放开就好像释放小宇宙一样，能量会很惊人的。放开二胎，能承担生活成本，愿意多点孩子的人，肯定会考虑生二胎，这对于涉及孕妇和婴幼儿产业的公司无疑是重大利好，潜在需求大增。

当然，随着孩子的增加，学习、穿着、饮食、住房等需求都会大增，这里涉及的则是教育、纺织服装、餐饮和房地产等都将得益。我们还可以继续展开，比如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电力、汽车等需求的增加，这也必将传导到相关行业中去。

最重要的是，这主题对市场的影响不是一次性释放的，而是长期的，它是随着孩子的成长而不断变化的，涉及行业也随之不断变化，可以说，最终就是对各行各业的需求都或多或少带来一定的增长，这就是成长性的增强基础，也是股市最终能越走越好、越来越疯狂的基因所在。因此，如果国家敢于放开二胎，那么，对经济的冲击，是积极而源远流长的。

当然，事物总是有两面，很多人也会担心放开二胎后无序的生育会对社会带来极大的负担，最终导致政府无力去面对这人口膨胀带来的压力。其实，有点过于杞人忧天了，试想下，过去没有计划生育的时代，老百姓还不是一样过来了吗？

最关键的是，当二胎开放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大家就一定都会生二胎，毕竟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承担，很多家庭并非有实力去承担这孩子成长所带来的成本，也就是说，放开二胎市场会自动平衡的，不需要过度担忧。

我们要看到其不利的一面，但更应遵循自然规律。尤其是对经济和股市，无疑是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主题，这主题足以推动整个市场走出至少十年以上级别的牛市。因为我们解决了成长性增加的根源，那就是需求的不断增加，这增加会来源于我们人口的增长，或者说来源于我们对人口增长的超预期。

只要国家敢于放开二胎，那么股市就敢于走出至少十年以上级别的牛市出来，现在问题是，国家什么时候启动这一核按钮的问题，按照目前的态势发展，大趋势估计是难以改变的，只是要不要先试点的问题，或者怎么循序渐进的问题。

二胎政策所能改变的

中国的人口政策实施时间超过了30年，它提醒我们需要正视这一政策带来的后果。换言之，放开“单独二胎”将会带来什么好处，毕竟，人口政策需要一个前瞻性。

大抵从2010年以来，舆论对于“失独老人”的关注开始兴起，镜头下失去独生子女老人悲怆的脸庞勾起了无数人的同情，也同样激起了这部分人对独生子女政策的不满。舆论的强力介入无疑成为促成人口政策发生变化的一大动力。不过，除此之外，一些更为理性的声音和数据，则构成了更加“正当”的理由。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此前关于“人口红利”的讨论一直非常盛行，而伴随着中国年轻人口的减少和城市化的不断加快，打造“世界工厂”的主力军正在不断减少，由此带来的经济冲击也显得非常直观。例如，打工者工资的增加幅度就超出了很多雇主和企业的预期。“人口红利”消失的另一面是“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按照全球通行的标准计算，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比例达到13.26%，已属于“轻度老龄化”。对此，社会的养老问题也开始逐渐变成大事，从退休年龄到养老金等等问题，都被放开开来。

此外，由于传统的“重男轻女”习俗，以及政策本身对这一习俗的倾斜，中国社会的男女性别比例已经从1980年以前的105-106比100，转变为了2010年的118比100。男女比例的失调所带来最直观的社会问题就是数千万“光棍”的出现。这些宏观层面的数据，都最终指向人口政策的改变这一方向。

在微观生活中，独生子女作为一个群体也被冠以自私不自立，依赖感强又缺乏分享精神等等负面的品性。抛开标签化的因素，从一些个人的经验切入，事实上也不难发现三口之家规模带给孩子的孤独感，以及亲密关系中的种种伤害。

放开二胎与城镇化

最好试点选择应在人口稀少要大力支持发展经济的地方，比如西部，比如海南岛，因为一旦推行试点，对当地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都是有利的，甚至可以先透过试点来推动各地经济的发展，引导人口转移，最终再实现全面放开。想想，如果海南岛放开二胎政策，然后当地大面积推行引进买房入户政策，可以想象会出现什么情景。这就很好跟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了。

篇2

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原因

（一）人口形势十分严峻。我国人口形势十分严峻。虽然这些年对两孩政策进行各种样式的开放，但是都没有办法改变生育政策需要改变的实情。

（二）劳动力短缺现象。在社会化的发展中，农村的年轻劳动力都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下老人和小孩儿，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人口红利慢慢消失。出生率减少，适龄劳动力减少，导致人均GDP下降，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三）单独二孩实战遇冷。政府实施里单独二胎的政策，但是并没达到想要的效果，到2014年底为止，只有不到100万的夫妻申请生育二胎，和政府一年增加200万新生儿的预计相差很多。进展不明显，原因如下：

1.没有明确的法案。单独二孩政策并没有对一些法案进行改动，仅仅是对各地一些生育方面的条款作了修改。从而使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同。2.并不很想生育。生育二胎需要考虑自身的经济情况，也要从事业方面考虑，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夫妻对生育的观念也在转变，越来越多的夫妻并不是很想生育二胎。

（四）独生家庭问题。1.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需要赡养4个或者更多的老人，同时需要照顾自己的孩子，沉重的压力让人感到无力。近几年，我们国家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从20世纪80年代的4-5人减少到现在的3人左右，家里选择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越来越多，同时，家庭的养老和生育功能不断减弱。2.老人失去独生子女成为家里不能承受的伤痛，也是社会的一大问题。失去独生子女的夫妇所承担的内心痛苦，未来的经济压力，再生育能力，以后的养老问题也不是一般的家庭承受的痛苦所能相比的。

（五）男女比例失调。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而重男轻女的思想自古以来就在人们的心里根深蒂固，很多家庭希望生育男孩儿，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B超对所生幼儿的性别起到很大作用，人们都会在孕间去做B超检查，增加了生男孩的比例，使男女的比例失调严重。这也代表着也来越多的男孩在适龄期间无法找到结婚对象，同时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如果要使男女比例恢复正常，对生育政策的各种限制就要放宽或者全部取消才行。

三、全面二胎政策难以实施的原因

（一）家庭层面。1. 生育成本高，面对压力大。现在从怀孕到生产，从生产到培养，再到儿女的成家，各种成本相当高昂，已经不是一个家庭轻易能承担的，况且就业压力大，再生一个孩子可能使夫妻的人生规划都改变，很多家庭很难做决定再生二胎。2.花费时间、精力多。随着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工作和社会上的地位不低于男性，越来越能在各个舞台展现自身风采。如果生育二胎，很可能使很多女性失去竞争的机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抚养孩子，失去自己的事业。3.家里孩子阻力大。生二胎的另外一个阻力就是家里孩子不愿意父母再生二胎，认为生二胎父母对自己的爱就会转移，所以由于家里孩子阻挠的原因很多家庭放弃了生育二胎的念头。

（二）社会层面。虽然国家允许适龄的夫妇生育二胎，但是并没有根据生育政策针对一系列相关问题作相应更改。像女性的生育福利，产假福利，生育二胎妇女的就业政策，国家医疗卫生设施的优化，二胎子女教育成本的减免，完善的养老政策等等。1.医疗准备。全面二胎放开后，医疗资源需求是最为迫切的。同时，由于生二胎对家庭的经济负担压力大，政府需要增加优质妇产资源。2.女养育育成本。孩子的生养成本主要由分娩、养育、教育三大块组成。对于生养二孩家庭来说，家庭支出无疑是要增加，尤其对于城市家庭来说孩子的保姆费、教育费、换房费等增量将比较大。

四、全面二胎的好处

篇3

随着二胎幼儿逐渐长大，几乎每所幼儿园都在扩班，以迎接新生幼儿到来。幼儿数量增多，教师的数量随之要增加。而按照目前的情况看，幼儿教师的数量是不够的。但是，幼儿教师对孩子的启蒙教育的作用影响很大，所以不可能只招人看数量而不看质量。因此，社会对幼儿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高质量的幼儿教师和高数量的幼儿教师，这样才能保证幼儿教育的高质量，所以对不管是在职幼儿教师还是即将成为幼儿教师的人的来说，都有了新的挑战。 

那么，如何去迎接新的挑战呢？有调查研究表明，孩子处于幼儿时期的这代父母几乎都是有一定知识教育水平的，所以他们懂得孩子教育的重要性。他们不在意孩子教育需要多大的成本，更关心孩子是否能接受好的教育，对教师的要求也随之提高。有的幼儿园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做得很好，加大了对年轻教师的培养，从教育理论到教学水平，从组织活动到写作能力，都进行一系列的培训。也有许多年轻的幼儿教师产生危机意识，自己从网上买书，比如《新教师如何带班》《与幼儿教师对话，迈向专业成长之路》《教师20项修炼》，年轻的教师们努力求知，不断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教学素养和知识素养，以应对不断涌来的二胎潮。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提到“幼儿的行为反应是对教育工作最客观、直率、真实的评价，教师要关注幼儿的反应，把它看作重要的评价信息和改进工作的重要依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更要注重幼儿的反应，以此来改进自己的工作。 

幼儿教师在二胎政策出台以后，老教师要深入了解教育行业的发展趋势，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给自己充电，或者在工作的同时继续进修，跟上幼儿教育的潮流。 

正确引导，关注幼儿成长 

因为二胎政策的实行，许多父母选择了生育第二胎，但是同时也有很多人没有考虑到第一胎孩子的想法。而有很多现在园内的孩子都是作为家里第一胎，并且家里又有了二胎。事实上，这种现象也给幼儿教育带了一些问题。 

第一胎孩子的心理影响不容忽视。幼儿一旦有了弟弟或者妹妹，就会觉得原本自己单独的爱被突然出现的另一个人分走了，占有欲的不满足，可能会让孩子产生父母不要他们了，抛弃他们的想法，从而陷入心理障碍的桎梏。在平常的生活中，容易出现情绪激动，过激的行为。甚至过于严重的会被诊断为一类儿童心理疾病，十分影响孩子以后的发展。 

作为幼儿教师，有责任去关心这些孩子，主动了解孩子的想法。可以告诉他们再生一个孩子不会分掉父母的爱，以及如果有了弟弟或妹妹，自己还多了一个亲人，这样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快乐。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一些症状，老师应该和家长积极地商讨，建议家长关注已有孩子的情绪，给头胎儿更多的爱和关心。举个真实的例子，一个妈妈已经怀了二胎，一胎的孩子在上幼儿园，这个孩子就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心理影响。他认为在妈妈肚子里的这个弟弟会分掉爸爸妈妈的爱，爸爸妈妈就不喜欢他了，从而经常有过激的行为，或者发脾气。教师趁着妈妈放学来接孩子的机会，提出建议，希望她经常找孩子沟通，对孩子直言“不会因有了弟弟，就不喜欢你了”，以解除孩子的心理顾虑。此类事情，只要发现，就要赶紧纠正，不能让它萌芽长大。就二胎问题，父母要尊重并且征询孩子的意见，让他们认识到作为一个家庭成员的责任感，很多时候父母的关心和承诺比老师的道理更有用。 

加强幼儿园教育软实力 

篇4

《北京科技报》：为什么会提出放开二胎政策？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遇到了哪些不适应?目前的社会现状怎样？

梁中堂：解放后，我国就开始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从50年代中期一直到1979年这段时间，政府以倡导、鼓励计划生育为主，对普通民众并没有作硬性的规定。70年代末，我国很多政策方针都在这一时代得以确立。除了改革开放之外，计划生育也成为影响着当代中国国情的重要政策之一，各地都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普通民众只有获得指标才允许生育。因为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匆忙中作出“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后，给社会留下了很多隐患。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刀切”式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需要产生了一定的矛盾。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对于劳动力、养老等实际问题的需求，很多地方的农民还是生了第二胎，有些人偷着生，还有很多人宁愿交罚款也要生。并且，这种矛盾一直持续到现在。只是随着传统媒体和网络的发展，这些问题才逐渐显现出来。

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在长期尤其是城市的低生育水平下，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已发生变化。根据预测，2013～2015年左右，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将接近顶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也将接近尾声，“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届时，未富先老、超低的综合生育率将会给尚不完善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带来较大的影响。因此也有很多人开始呼吁放开二胎政策。

《北京科技报》：放开二胎政策究竟会不会出现人口暴增等问题？

梁中堂：其实从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看，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进步而出现生育率下降的现象。节制生育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繁忙的生活节奏使得人的生命活动和生活逐渐脱离了传统的家庭范围。再加上养育成本的增加，从而大大降低了人们多生孩子的意愿。越来越多的人会自然而然地加入到避孕和节育的行列之中，这也是西方很多发达国家的发展所证明了的。

西方众多国家从来没有实施过强制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他们的人口并没有出现过爆发式的增长。现在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的妇女生育率都在2.1~2.2以下，其中许多国家都低于1.5。虽然这些国家的妇女生育率在历史上也曾经很高，但后来都在没有强制性政策的情况下自发降低了。例如，在泰国，尽管没有强制式的计划生育，但其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980~2002年由3.5下降到1.8，比我国同期下降得还快。

《北京科技报》：“二胎政策”应该如何放开？应该有哪些具体细则？

梁中堂：计划生育政策历史上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但统计资料显示，1969~1970年，我国的人口生育率为5.8，但是到了1979~1980年，人口生育率就已经下降到了2.5左右，下降了3.3个点，这样的降幅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因此，即使不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生育率也会继续下降，人口总数并不会无限制增长。社会和经济的自身发展对出生率也产生了很大的抑制作用，且这个作用在今后会越来越明显。

科学的、人性的、符合经济发展的生育政策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出路。例如，科学测算出的两胎出生间隔，在已婚妇女22岁时给第一胎的生育指标，第二胎则在29岁时给指标，这样就可以既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能满足人们的生育意愿。另外，应该建立放开二胎政策的试点地区，第一步为“单独子女”放开二胎；第二步全面放开二胎，并逐步做到城乡一致。

但实际上，当政府如果真正要放开二胎政策的时候，不应该制定过于细节的政策。政策的强硬规定实际上是人为地制造一种摩擦，人们会按照自身的生活需要安排各自的生活，强行规定不但不能适应所有人的生活规律，还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北京科技报》：一旦放开二胎政策，我们应该注意随之而来的哪些问题？

张翼：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人口政策的一段表述引人关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将是一个逐步放开的过程。现在中国推行二胎加生育间隔的做法更加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如果立即全面转向，就会人为地形成一波婴儿新生潮，而这又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这些人在未来若干年之后还会给教育、就业等方面造成新的压力。实际上，计划生育政策并非一成不变。目前，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很多大城市都在积极实行双独生子女生二胎的新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在有些地方还不是很明晰，这就需要有关部门从国家层面予以明晰，这也是目前逐步放开二胎政策最为主要的事情。

《北京科技报》：您认为二胎政策何时放开更合适？

梁中堂：对于不适应目前经济发展和实际情况的政策，我认为任何时候作出调整都是适合的，尽快地调整，就会取得更加良好的效果。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已经更加审慎，国家对于人口政策会坚持计划调控人口的原则，并且整个过程将经过严格的论证，还要经过法律等程序来确认。此外，放开二胎政策，还是一个各部门之间博弈的过程，在充分博弈的基础之上，更要讲究公平，这样制定的政策也就会相对科学和完善。

本期答疑者

篇5

关键词 单独二孩 全面放开二胎 新生儿-母亲-代人口比 家庭自主生育 家庭计划

作 者任远，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200433)

一

五普以来，人口发展完成了人口转变，而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一直滞后于人口状况和中长期人口变动的态势。六普数据表明，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实际上低于本世纪初国家人口战略预测的结果，而人口内在萎缩的速度比预想更严重。近年来，虽然较多学者论证应该可以实行“全面放开二胎”的改革，而2014年以来我国开始实施的是“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该政策到目前为止的实施效果是，全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有1100万，到同年8月底，只有70万对申请生育二胎。全国不同地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后新增加生育的情况都远低于预期的水平，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实际生育水平不高，职能部门所担心的“单独二孩”政策所带来的补偿性生育的人口反弹并没有出现。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效应产生一定预判失误的原因有：一是政策变动效果的跨年度效应，政策影响行为可能需要一些年份才能表现出来。二是利用200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进行生育预测，在数据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三是不少生育预测往往是以生育意愿来代替实际生育行为，而社会生活和经济约束下的生育行为决策往往显著低于生育意愿。我们有理由相信，1980年以后独生子女一代年轻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显著降低，在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群体中选择生育的比例相当低，一些研究论证这个比例大约在20%—30%。

“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调整，整体上说是一个相对滞后的政策调整。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作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压力测试和政策试验，据此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后果进行预判，目前进行的单独二孩政策及其实施结果，可以对未来生育政策改革的方向和策略提供新的研究发现和政策文持。对于“全面放开二胎”，国家仍然持谨慎态度和“没有时间表”。前不久，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会上表示， “目前我们国家的生育势能还是很大，现在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全国测算有1.5亿左右，有近80%的家庭有生育意愿，就有将近9000万的家庭准备再生育孩子”。他指出，如果现在普遍实施二孩政策，就会使中国的生育水平有一个很大的反弹，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也会使国家制定的人口发展目标受到影响。他强调，中国人口多这个基本国情目前还不会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还不会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还不会改变。 为此，笔者拟利用已有的数据，估算“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究竟会对新增加的生育带来多大影响，从而为生育政策改革提供依据。

二

本文的研究假设是，假如所有家庭夫妇在“全面放开二胎”下的生育行为和单独家庭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为是类似的，那么，按照目前1100万“单独家庭”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为，可以推断出所有家庭在“全面放开二胎”下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

为了估计这种生育行为的影响，笔者设计了“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的分析工具，这是指当年新生儿人口和平均生育年龄之前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的比值。“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类似一种倒推上去的队列总和生育率，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生育水平的指标。当然，这个指标也没有考虑移民效应、母亲一代人口的死亡等。我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衡量这种生育率水平和时期总和生育率(TFR)究竟谁高谁低，而是以此为工具来衡量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水平变化的影响，以及估算生育政策变化对新增加的生育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

对国家人口和生育来说，存在一个基本能够反映当下生育政策约束的“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l)。例如，我国的女性平均生育年龄是28岁，可将2013年新生儿人口数1640万人，与1985年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983万的比值1.67，作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计划生育政策约束下的基线生育水平。其中， “单独二孩”家庭中申请生育二孩而新增加生育的新生儿数，与平均生育年龄前母亲一代人中符合单独政策人口数的比值，构成第二个“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2)，这是所有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水平。而单独二孩家庭的新增补偿性生育，与平均生育年龄前国家所有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数的比值，则构成第三个“新生儿一母亲一代人口比”(NM3)。NM3和NM1两相比较，基本能够反映“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对于人口生育水平的影响。 （详见表1）

假设2013年和2014年的生育水平无显著差异，我们用“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可以估算“单独二孩”政策调整对于生育水平的影响。“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是类似于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不适合直接和时期指标计算的总和生育率进行类比。参考郭志刚从时期生育行为对终身生育水平的去进度效应的估计，1990年代末妇女终身生育率TFR’约为1.7（近期的育龄妇女终身生育率水平应该更低）。即使用这个较高的终身生育率水平来推算， “单独二孩”可能使得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上升到1.8；而“全面放开二胎”会使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水平上升到1.83，但这个结果依然是较低水平的生育率，仍然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

从生育政策调整来看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这也说明我国的生育率下降已经进入了“低生育陷阱”，即和东亚诸多国家和地区类似，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了就很难反弹”的风险。就此而言，对生育政策调整会带来显著的生育反弹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从长远来看，人口与发展的主要风险不是生育水平过高的问题，而是生育水平过低的问题，为此，需要进一步放开二胎的限制，解除生育行为背后的政策枷锁。

图1描绘了我国1980年代以来的年出生人口数。1980年代，我国年出生人口数基本都在2000万以上，特别是1986～1990年受到1962～1970年出生高峰推移的影响，形成了出生堆积的高峰，每年新出生人口数达到2500万以上。而1990年以后总体上出生人口数是快速下降的，基本稳定在1600万左右的年出生人口。

如果所有家庭都“全面放开二胎”，也就是说按照NM2来生育，那么通过“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结合过去各个年份出生人口中的女性人口数，可以近似推断出在平均生育年龄以后的未来各个时期“全面放开二胎”新增加的生育人口。 （详见表2）

研究表明， “单独二孩”政策下，2014年大约年出生人口数会达到1983万。“单独二孩”政策使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实施以前增加6.3%左右，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效应是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实施以前增加7.8%左右。即使立刻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2014—2030年新增加的生育人口也就是1932万左右。如果说中国总人口在2025—2030年将到达顶峰，我国峰值人口数量仅比现在高出2000万人口。就此而言，“全面放开二胎”会增加9000万人口，不太可能出现。

四

我们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作为政策试验，来预判“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影响，结果表明，对于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生育反弹实际上不必过分担忧。值得担忧的倒是，即使放开生育控制，妇女的终身生育率水平仍然可能低于更替水平，即我国可能已经进入生育率下降很难反弹的“低生育率陷阱”。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带来不可控制的人口增长。

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所带来的补偿性生育反弹，大约会增加6%—8%的新增生育人口。同时，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比“单独二孩”多增加的人口实际是有限的，或者说“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效果并没有显著差别。 （图2）这也再次说明，从“单独二孩”到“全面放开二胎”的渐进改革有些“过于碎片化”的谨慎，实行“单独二孩”或许仅仅在政策调整试验上具有意义。鉴于“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实施效果的类似性，实际上我们可以从现在起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全面放开二胎”对于生育反弹的影响不大，人口生育水平仍将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

值得提醒的是，相对于2013年出生人口1640万，2014年出生人口预期会达到1980万， “十三五”前四年即2015～2018年年出生人口都将相对较高，在2000万以上甚至达到2200万。但是我们并不用过分担忧，因为即使没有生育政策的调整，也会出现年出生人口数增加，这是1986—1990年人口出生高峰的推移效应。我们千万不要将这段时间人口出生的显著增长归因于（或者怪罪到）生育政策的调整，避免将因为人口惯性带来的生育反弹归咎于政策调整造成了政策波动。同时，我们要看到即使2014—2018年人口生育数量将有较大增长，仍然显著低于1986—1990年生育高峰阶段的出生人口数；而且，2019年以后，随着上一波生育高峰开始下降，我国的出生人口数量也会随之快速下降。

上述研究再次表明，从现在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调整是可行的。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我们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我国的生育政策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因为“全面放开二胎”仍然限制了部分人口群体的生育意愿，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率水平仍将低于替代水平的生育率，在人口上依然是长期不可持续的。从充分满足民众的生育需求和维持宏观人口发展均衡可持续的目标来看，我们需要在“全面放开二胎”后逐步落实向“家庭自主生育”的转变，以及实现“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转变。此时，我国自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就完成了过渡期任务，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实现自主生育”的时间点建议放在“十三五”期间最后一年，大概在2019—2020年。因为如前已述，2014—2018年的年出生人口会在1986—1989年出生高峰推移效应下维持较高水平，从而增加政策决策的不确定性。但是，2019年以后年出生人口数就会显著下降，如果利用这一年开始推动实施全面自主生育，能够抵消生育下降的缺口，并帮助稳定人口的波动性。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2021年是建党100年，用实现自主生育的民众民主来作为全面小康的历史里程碑，并为第一个100年献礼，将使中国开启一个全新的生育政策时代，标志着国家新人口政策的开端。

参考文献：

篇6

一、二胎经济政策的基本概述

全面二胎政策是指不论地域，民族与经济状况，所有夫妻都有权利生育有两个孩子的一项政策。二胎经济政策是基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增长不相协调之间的矛盾，继单独两孩政策之后对我国生育政策所做的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目前，我国人口发展形势变化剧烈。首先，群众生育意愿降低，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少生优生，晚婚晚育等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其次，我国老龄化现状令人堪忧，老年人口增多，青壮年劳动力数量持续减少，且男女性别比失衡。再者，现在的家庭结构不在是原来的四世同堂，家庭规模缩小，并且赡养老人，抚育幼儿，互相帮助救济等传统家庭功能减弱。目前这些变化给我国人口方面的安全和经济现状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为了迎接挑战并且战胜挑战，我们应遵循人口发展规律，实施全面二胎政策，近一步优化人口结构，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促进家庭的幸福与社会的和谐，促进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

二、当前我国青年劳动力短缺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一）劳动力供给不足，抑制经济增长

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快，新生人口增长迟缓造成劳动力供给趋紧，人工成本费用不断上升。近年来我国劳动适龄人口增长缓慢同时职工工资却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平稳增长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劳动力短缺、单位人工成本较高也 会限制企业规模的扩大，影响企业发展。未来青年劳动力人口的不足，将会使这两种现象越发突出，在某种程度上抑制我国经济的增长。

（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抑制经济增长

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服务业和信息技术产业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加快经济转型，是促进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向。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超过40%，显示出消费服务业劳动力占用的巨大优势。而服务行业一般需要年青劳动者，现代服务领域如金融经济、互联网IT产业等更是如此，需要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年青劳动者。而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重和新生人口供给不足将会抑制三四产业发展所需潜在劳动力供给，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三、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作用

在老龄化加速，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我们应该遵循历史唯物主义，顺应时代潮流，结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及时调整人口政策，即全面放开二胎。

（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符合经济未来发展方向

新出生人口在未来将提供一定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劳动力供应短缺的问题。而且大量新生儿将会在未来提供一批高素质的年青劳动力，这将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因为未来经济增长将主要依托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而产业结构的转变发展则需要更多素质较高的年青劳动力的供给。并且大量新生人口在未来将催生消费需求，有了大量的需求，才能促进产出，提高效率。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降低，群众精神消费需求不断增大。以电影、旅游为例，观影人次、出游人次近年来持续增多，未来该类行业发展需要年轻消费者的不断填补，进而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伴随新生人口成长，拉动国内经济需求

在儿童认知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各个领域需求是不一样的。随着儿童年龄增长，食品、衣着、教育文化和医疗保健等支出将不断增加，进而提高相关行业的需求。新生人口数量的上升将增加居民消费，拉动各个行业的供给需求。据艾瑞咨询集团预测，在“单独二胎”政策下，2014至2018年，婴幼儿行业市场规模将由1.65万亿增长至3.02万亿，年均增长率约为16%，高于此前约12%的增速，那么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也将会更进一步扩大婴幼儿市场规模，带动该领域经济快速发展。

（三）减缓人口老龄化问题

此次实行二胎开放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了在一定程度缓解工作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全球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平均比例为20%，而中国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30%，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10个百分点。从而引起社会活力不够，劳动力短缺，子女负担重，政府财政赤字等社会问题，因此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亟待解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能够有效放慢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减轻社会经济负担，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协调发展。

（四）调节男女比例失衡问题

由于国情变化，我国长期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当生育数量限制、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偏好这三个因素都具备时，就会产生人工堕胎这一畸形社会产物，那么新出生男女性别比的畸形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人为堕胎使得中国男女人口比例严重失调，据部分研究数据表明，在2020年将有近3000万中国男性无法找到配偶，从而会产生严重的社会暴力问题。国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在一定意义上能够调节男女比例失衡问题，缓解我国的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我国经济提供良好的发展背景。

篇7

一、现行的人口政策

我国实行多年的人口政策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执行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在个别省市，原则上农村也是一对夫妻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二是，在一些省市，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可以照顾间隔几年后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三是，普遍允许有计划地生育两个孩子，包括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5省、区。

十强调，计划生育仍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相对于十七大，中央的政策有了“一增一减”的变化，增加了“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减少了“稳定低生育率”这一提法。这其实也是对我国人口政策的一个修正。

关于现行的人口政策，每位学者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李建新教授就主张二胎政策，他认为实行二胎政策是对把干预降到了最低的水平，尊重了人权，也尊重人口的自身发展规律，他认为一胎化政策是有悖人性的逆发展过程，会导致国力衰竭、民族衰亡；翟振武则教授认为现在不是放开二胎的最好时机，因为现在的劳动力仍有大量剩余，现在放开二胎无疑会使就业问题雪上加霜，而且依靠放开生育政策缓解老龄化问题治标不治本，最根本的还是建立起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

二、人口形势的分析

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总人口约为13.4亿人，人口略有上升，然而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大，而不是生育率的上升。最近几年有关人口的调查显示人口出生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这使很多学者都心存疑虑，认为存在着瞒报漏报的行为，然而他们忽视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首先，经济方面，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不断攀升，而且未来的养老保障必将会越来越完善，就代际财富流来说，由子代流向父代的少了，而由父代流向子代的多了，考虑到孩子的价值以及经济因素等方面，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选择放弃生育来换取富裕、自由的生活。其次，文化方面，由于现在人们学历的普遍上升，推迟生育的现象也普遍存在，高学历的父母更加注重孩子的质量而不是孩子的数量，他们宁愿在一个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使自己的孩子得到更好的发展。 再次，思想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实施了30多年，使得各家各户有这种潜意识的存在，人们逐渐倾向于生育一个孩子，并且享受生育一个孩子给家庭带来的各种优惠以及较少的负担。

这样看来，生育率呈下降趋势不可避免，我们不排除有瞒报漏报的存在，但是也不得不正视现在所面临的低生育率。

三、“一胎政策”的弊端

计划生育在我国实行30多年来，的确有效的控制了人口的增长，然而在当今社会，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

首先，在经济方面，长期实行 “一胎化”政策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它会使我国的劳动力逐渐呈现减少的趋势，在劳动力方面的优势大大减少，阻碍经济的发展。其次，在社会方面，会使我国的老龄化更加的严重，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老龄化问题的出现与加剧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还会使抚养比上升，之前积累起来的“人口红利”会逐渐的消退。再次，在家庭方面，现在出现的好多“失独”家庭，就是实行独身子女政策之痛，由于只有一个孩子，在由于各种原因失去自己的孩子时，是父母的伤痛无以言表，尤其是对于已经过了育龄期的家庭更是如此。最后，是对个人价值观的影响，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适应社会的能力差，性格中会出现自私的特性，为其他人考虑的较少，个人利益占上风。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正视不能逃避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又是十分棘手，难以解决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措施，其结果也是治标不治本。

四、放开二胎是大势所趋

放开二胎政策对于促进社会公平以及家庭的稳定都有积极的影响。

细细想来，“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只不过是给穷人上的一个枷锁，对富人毫不起作用，拿钱买孩子是大多数富人们的一种手段。考虑到经济成本，现在在普通人家庭一般“养不起”孩子。与以往“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说法不同，现在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家庭才会多生孩子，较少的考虑经济成本，这样还会使阶级分化进一步的加剧，如果能够放开二胎，更有利于社会的公平。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现在大部分家庭都是一个孩子，那面临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节日——春节，是在婆家还是在娘家过，现在每每大节之后都会有不少“闪离”的故事，虽然有可能与夫妻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关联，但是独生子女政策也脱不了干系。如果继续实行“一孩政策”的话，不仅人口老龄化问题会更加严重，使我国未富先老的困境面临更大的难题，还会影响由以往传统的大家庭所带来的稳定家庭结构。

由此可见，放开二胎是大势所趋，但我们也要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要走稳健的人口路线，不能从一个极端（最大控制）走向另一个极端（放任自流）。通过对我国人口政策的分析，笔者认为放开二胎是我国人口未来政策发展的必然 趋势。

参考文献

[1] 中新网.十报告：中国将坚持计划生育国策[Z]. 2012-11-13.

[2] 中顾网.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Z].2010- 1-17.

[3] 翟振武，李建新.中国人口：太多还是太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篇8

女性在人们生活与社会发展中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对此女性的就业问题成为了女性社会关注的重点，女性就业问题不仅关系到女性自身的发展，对其家庭、事业甚至社会的发展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全面二胎政策在表面上虽然看似单纯的关系到生育问题，但是生育与女性自身的就业是有着直接的影响，女性在生育以及教育孩子上会耗费大量的时间以及精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其就业能力；同时，女性自身劳动能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其自身的生育能力。

一、二胎政策全面放开后对职场女性的职业劳动权益面临的问题

二胎政策会对女性职业生涯带来一定的影响。女性因为生理以及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工作效率与质量，怀孕生子对于女性的生理以及心理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影响，在女性面对这些压力无法进行自我调整以及应对的时候，就会导致其心理层次上的抑郁以及恐惧等状况的形成，同时在在工作压力等作用影响之下，就会使得女性工作效率不高，无法应用各种工作状况。职业女性在工作中付出的时间以及强度都无法持续，同时，在其产后工作之后，也容易出现各种精神松懈以及工作疲惫等相关状况，这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对其进行适应调整，自然就会影响其整体工作的进度以及整体的工作效率。

1.二胎政策对女性求职的影响。在“全面二胎”政策出台以及践行过程中，相关企业在招聘育龄妇女时候要求会更加严格，因为“全面二胎”政策对于女性的产假以及哺乳期休假的制度相对更多，在大部分的省份要求女性享受产假，延长了其哺乳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用人成本，导致企业的负担加重，虽然我国倡导男女平等，但是在社会的发展与形成过程中，对于女性的其实观念还是存在遗留问题，这导致人们在思想与意识、行为与做法中存在着一定的性别歧视问题，女性在工作之外还要承担家庭责任，要肩负怀孕以及分娩等责任，这也就导致了企业作为雇主，为了最求其利益的最大化，是不愿意承担孕产妇的产假工资、检查费与生育费、生育补助费以及相关费用等。这也就导致了女性自身生育权利与就业之间的冲突问题，在一些用人单位进行员工的招聘工作的时候，会对男员工、已婚已育的女性优先录取，这也就导致了女性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着一定的不公平状况。

2.二胎政策全面开展之后对于女性工作的影响。首先，在全面二胎政策开发之后，女性自身的生活重心就会转向家庭之中，女性自身会更加重视家庭生活，这也就导致了在全面二胎政策开展之后，越来越多的女性会逐渐的转变自身的重心，由企业转到家庭生活之中，在开展工作的时候，女性因为在家庭耗费大量的是时间，这就会导致其无法在工作上耗费大量的时间以及精力，在整体上来说其职业发展呈现着停滞的状况。基于雇主的角度来说，在企业的经营发展过程中，其对于利益较为重视，但是女性因为二胎政策的影响，一定会延迟其职业生涯的发展，这也就使得企业不愿意雇佣育龄妇女。

3.全面二胎对于女性再就业的影响。在科技发展过程中，工作一直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因为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缺乏一定的工作实践，导致女性出现工作疲劳等问题，导致女性在家庭的“柴米油盐”中丧失了自己的社会竞争能力。大部门女性在回归家庭之后，没有了经济来源，其衣食住行都要依附于其丈夫，这也就使得其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家庭地位之中，这无疑降低了女性自身的家庭地位，没有充分的发挥内在的整体价值。在生活中，女性这种“边缘化”的家庭地位屡见不鲜，究其原因并不是女性自身的因素导致的，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的发展、传统的观念以及生育政策的出台等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下女性职业生涯阻滞原因分析

1.女性自身因素的影响

（1）就是因为女性缺乏自我保护以及）维权意识，导致女性在就业工作中遇到各种不公平待遇以及性别歧视的时候，会具有一定的消极的态度，并且认为这是社会大环境中存在的普遍因素，单凭自身一己之力是无法改变的，大多数内女性并没有认识到自身的就业平等权利是其自身争取的，在整体上来说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以及维权意识相对较为薄弱。

（2）女性自我认知能力的偏差，在女性成长过程中收到传统因素的影响，对于家庭较为重视，对于自身的职业发展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定；缺乏职业发展意识。

（3）就是因为女性缺乏科学的就业价值观念，在工作过程中对于自身的能力与素质没有进行系统的评估，对于社会塑造的女性形象较为认同。

2.外界因素对于女性心理因素的影响

（1）在传统的社会文化发展中，对于女性没有起到足够的重视，导致女性自身的存在感远远地低于男性，传统性别因素的影响导致在其就业发展中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状况；同时又因为各种社会媒体对于女性的形象塑造过程中，对于女性的外貌较为重视，对其内在的价值以及工作能力等相关内容鲜有报道。

（2）社会经济发展形式的影响。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在劳动市场中占有明确的主动权以及选择权，企业在进行求职人员的选择过程中，对于女性形象的要求相对较为严格，导致女性在求职过程中地位较为弱势，同时，企业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过程中，因为女性自身的生育在一定程度上会提升亲雇佣成本，降低其工作能力，会提升其企业的整体生育成本，进而导致企业在人才的选择过程中对于女性较为严格。

（3）法律法规缺乏完善性，对于女性平等就业并没有进行系统的规定。虽然现阶段法律对于男女同工同酬以及女性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招聘权利进行了规定，对于女性在晋升以及评定职务等相关方面进行了规定，但是在实践的工作中，女性在工作以及工资等领域还是存在一定的不平等状况与问题。

法律对于女性自身的权益以及相关保护政策在实践的落实过程中缺乏全面性，虽然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对于女职工的怀孕、生产以及哺乳期等工资进行了规定，但是在实践中一些女性职工还是面临着怀孕以及生育等多方面的限制，甚至还会出现因为怀孕出现岗位调离以及辞退的等问题。

3.家庭的影响因素

在二胎政策全面开放以来，女性承担着两次的生育责任，照顾两个孩子还要耗费大量的经济、人力以及精力的，女性在工作脱节之后，因为自身经济压力以及家庭压力的提升，女性在选择重返职场的时候，会考虑到孩子的照顾问题、家庭的经济问题等诸多因素，同时在其经历了较长的生育周期之后，女性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同时又因为孩子对于女性的依赖，导致其对于工作无法投入过多的精力。这些种种因素的影响都会直接影响女性的职业生涯发展。

三、全而放开二胎背景下对职场女性的职业生涯发展的相关对策

要想全面的缓解我国劳动力的短缺以及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就要深入践行“全面二胎”政策，要想在根本上保障全面二胎政策的顺利开展，国家就要通过各种财政补贴工作的开展，全面的提升女性自身的地位，“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就意味着女性承担着两次的生育责任，这也就导致了女性在求职过程面临着更为严重的问题，导致其面临着“拒绝录用”等状况，使得原来具有优势的已婚已育女性在职场中的优势也会消失殆尽。可以说在一胎政策的影响之下，女性自身的职业风险可是可以预期的，但是在“二胎”政策实行之后，女性面临的负担与问题也会更为尖锐，对此在实践中要积极探究科学全面的解决措施与途径。

1.完善我国的相关生育保障制度与措施，促进女性职业生涯发展

生育保障政策对于女性自身的基本权益的主要保障政策之一，可以全面的保障女性在其生育期间的相关合法权益，有效的保障了女性的基础的生活权益。对此要基于实际的状况等相关因素对于现有的产假制度进行完善修复；同时，要提升对男性陪护产假的完善，要提升男性员工自身的家庭责任感，尽可能的分担女性因为生育造成的各种生理以及心理恐慌问题。

女性就业对于家庭的和谐、社会的稳定以及自我价值的凸显有着重要的作用，对此现阶段要不断的完善优化女性自身的劳动权益，提升对女性就业保障制度的重视，基于现有状况不断的优化完善其内在职能，进而提升女性自身劳动权益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稳定性，同时，在实践中要避免相关用人单位因为女性生育问题导致工作的丢失或者拒绝录用等问题。只有不断的完善就业反歧视法律，才可以在根本上提升对女性自身就业权益的保障能力，进而为女性的权益的维护奠定了基础。

2.提升对女性社会工作的重视，全面保障女性合法就业权益

女性社会工作是一个全新的社会领域，在实践中要基于人本理念，提升对女性社会工作的重视，工作开展过程中倡导人本理念，始终秉持着“助人自助”等相关理念，基于社会性别角度对于女性在社会中的特殊性进行探究，通过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模式对其进行帮助，利用此种介入模式，全面的解决其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而全面的促进其发展，满女性在社会中应需的社会福利，进而提升对女性权益的维护性，全面促进女性的整体发展。

在实践中要基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开展，构建与女性社会发展以及其自身工作发展需求的核心目标，进而全面的推动我国社会的整体发展，将在决策主流中融入一定的社会性别意识思想，全面的提升在社会发展中女性工作的敏感度。同时，要不断的拓展相关社会资源、提升其整体服务内容，完善整个服务的过程，全面优化其整体服务质量，全面全面的保障女性合法权益。

3.凸显社会组织自身的效能与作用，加强对女性合法就业权益的保护能力

在实践中要想全面的提升对整个女性合法权益的维护，就要在多个方面整合资源，使其获得更多的帮助与支持。虽然，在现阶段的发展中女性可以通过各种劳动仲裁以及诉讼的方式探究社会公众的帮助，但是这些措施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无法在第一时间解决其存在的问题，对此相关国家机关要不断的完善自身的职能，充分发挥其社会组织自身的作用与优势，构建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对于一些女性自身的劳动权益收到侵害，但是因为缺乏专业的知识或者劳资双方具有一定的强弱差异的过程中，女性无法全面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相关工会以及妇联等社会组织在实践中要充分的发挥自身的中立性、专业性等特征，进而在一些女性受到相关劳动权益侵害的时候，可以通过内外部相关监督手段，通过协商有效开展。

4.降低二胎养育成本，倡导生育二胎

国家鼓励生育二胎，要想提升其整体实践效果，就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与手段，只有这样才可以提升人口的整体质量，对此在实践中，可以基于以下几点开展工作：第一，优化完善现有的公共设施与手段，通过公立托儿所以及幼儿园等教育设备的配置，在根本上降低家庭教育资金的投入；第二，要充分的借鉴外国的相关经验，对于影响国家政策的家庭，要适当的提供补助，减免费用，缓解二胎家庭的负担；第三，要适当的补助女性职工，消除女性职工二胎顾忌，保障女性职业生涯的整体发展。

5.呼吁家庭关爱与支持女性职业发展

在我国践行全面二胎政策过程中，要对其二胎产假等相关保障制度进行及时的完善优化。我国二胎女性的整体年龄相对较大，其整体素质能力相对较弱，对此在实践中其恢复时期相对较长，对此家庭与企业要给予其足够的关爱，丈夫要承担一定的照顾孩子的责任，鼓励女性参与工作，继而在根本上促进女性职业发展。

四、结语

现阶段的全面开放二胎政策是基于我国实际国情开展的，可以说二胎政策对于优化家庭人口结构，提升家庭风险地域能力有着一定的作用与优势，可以有效的缓解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根本上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但是在实践中，也要正视其对于女性自身就业权益的影响，要通过各种方式有段，不断的优化其整体效能，进而缓解二胎政策对于女性职业商业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进而为我国职场女性的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欧佩雯. 二胎政策全面实施对女性就业的影响[J]. 中国市场，2016，（34）：88-89.

[2]庄丽，唐茜. “全面二胎”背景下职业女性权益保障的调查与建议[J]. 经营管理者，2016，（07）：152.

[3]王懿智. 浅析全面二胎背景下女性的权益保障[J]. 赤子（上中旬），2016，（03）：192.

篇9

一、数字话二胎

在“上海年轻夫妇家庭育儿现状、需求及儿童社会福利政策调查报告”中，35%的父母认为“养育孩子对父母来说是一个沉重负担”；即使政策允许，仍有45.3%的家庭会因为育儿压力太大而放弃生育二胎的机会。

育儿压力有多大？

调查发现，7.6%的家庭认为在经济上育儿压力非常大，认为经济压力大的比例则为20%，感觉经济压力非常小的只有5.3%。主持这项调查的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解释说，老上海本地居民主观感觉的育儿压力最大，拥有上海户籍的新上海人次之，没有上海户籍的外来人口最小。与育儿压力的户籍差异相应，本地上海人因为育儿辛苦而表示会放弃生育二胎机会的比例高达51.2%，而新上海人和没有沪籍的流动人口中，愿意放弃生育二胎的比例分别为44.7%和30.7%，明确表示“一定不会”因为育儿辛苦而放弃再生育的被调查父母仅占8%。

“双独”夫妻生二胎率逐年增加

上海户籍人口每年新出生的计划内二胎数量呈逐年增加趋势，数据显示，从2004年《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施行至2009年底，全市共办理再生育35294例，平均每年6000例左右，其中“双独”夫妻办理数量和比例呈逐年增加趋势，至去年所占比例已经接近30％。

东方网上针对二胎问题的调查显示：

已经生育两个孩子 占6.41%

已育打算生二胎 占17.59%

已育不打算生二胎 占37.06%

未育打算生两个孩子 占4.55%

未育只想要一个孩子 占5.17%

政策不允许生二胎 占19.66%

打算“丁克” 占9.52%

二、主妇话二胎

琳达，30岁，育有一子，5岁

自己三年前生了个儿子，小男孩精力无穷，他爸爸做生意，我在家做全职妈妈。邻居香港太太家有两个女儿，特别羡慕她带着一对如花似玉的小公主，有可能的话自己也想生个女儿，我先生和我都是独生子女，符合二胎条件，但是最后想想还是算了，因为第一，生男生女是天意，万一再生个男孩子，家里还不闹翻天了，我带这一个已经吃尽了苦头，从这点想来，还是不生为好。

Toma，34岁，育有一女，1岁

年轻时一直不想要小孩，从很理性的角度不想要，所以不理解有的朋友生了一个后说还想要第二个的感觉；现在正式成为大龄妈妈，生下女儿后，看见她的第一眼，就很想为她生个小弟弟，也不是因为觉得她会孤单，而是无法抵抗婴儿那种纯粹无助的眼神，母性荷尔蒙大爆发地想在这个宝宝大一点后，眼前能再有一个婴儿。不过，也只是想一下而已。撇去经济问题，老实说再生一个还得让自己的父母付出更多带孩子的精力，有些不忍心呢。

小天，28岁，育有一女，3岁，现已再度怀孕三个月

结婚的时候就和老公说好，有可能的话，一定生两个孩子。因为我们都是独生子女，从小父母工作又忙，陪伴我们的只有玩具，也不像比我们大五岁以上的那代人，他们至少还有大院里小孩子一起玩的童年经历，我们基本上就是笼中小鸟一般的成长经历，总觉得宝贝要是有个弟弟或妹妹，彼此生活都会比我们的童年更充实，也想让他们体验比我们经历的更丰富的那种感情。

Liz，女，29岁，育有二子，分别为6岁、3岁

我先生是德国人，他的朋友里，要么至少是两个孩子，要么干脆不生，关键还是看你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我先生家里有兄弟三人，他觉得自己至少要有两个孩子，最好还有一个女儿，我们婚后三年生了两个儿子，现在小儿子也已经要上幼儿园了，我们很想再生一个孩子，最好是个女儿，如果是那就太完美了。

三、二胎进行时

A．两个孩子的痛苦与美好

Queenie，34岁，节目制片人，育有二子，分别为7岁、2岁。

Queenie的先生是香港人，婚后一年，他们生了大儿子Tomy。Queenie为了养育儿子，辞去了电视台编导的工作，做了三年的全职太太，等把大儿子送进寄宿制的国际学校后，他们决定再要一个孩子，一年后，他们又生下了小儿子Tiny，这次，Queenie跟先生谈好，不再辞职。

原来在大儿子进学校不久后，因为一个很难得的机会，Queenie重新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在一家新的卫视担任美食节目制片人。Queenie非常珍惜这次工作机会，但也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多挑战，为了应付各种突况，加班加点是常事，虽然同样忙碌的先生对此表示理解，事实上他忙得甚至不可能有时间来抱怨她，而孩子几乎就全部托付给了住家保姆，她不仅无法对小儿子付出当年对大儿子同等的时间与爱心，同样也不可能继续给大儿子付出与之前同等的关爱，即使在大儿子从幼儿园回来的周末，她也有可能要加班，她想过放弃，但是真不甘心，她觉得，孩子总会长大，会有属于自己的天空，到那时她的价值何在？

Queenie说她当过全职太太，也努力去适应那种近乎封闭，除了孩子，几乎没有自我成长空间的生活。但最终只能放弃，生二胎也是为了像现在这样，虽然父母忙忙碌碌，但小哥俩好歹互相有个伴。大儿子Tomy因为是妈妈一手带大的，非常依赖妈妈，很粘人，每次上幼儿园如果不是妈妈来接，就会大哭大闹，但是弟弟出生后，他好像一下长大了，懂得了妈妈不是他一个人独占的，同时与小弟弟分享玩具，分享一个游戏房，这些都成为了生命中自然而然的事，Queenie说真是省了很多教育他的心思。而Tiny几乎从懂事起，就知道依赖小哥哥，一岁之后，缠哥哥比缠妈妈还厉害，虽然很喜欢跟哥哥在妈妈面前争宠，比如，看到哥哥调皮撞了头，妈妈抱哥哥了，话还说不全的他，会举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擦了个小红印子的小手，口水滴滴地说着“疼”，也一头扑进妈妈的怀里。每到这种时候，Queenie就会觉得工作的辛苦也好，生活的压力也好，都烟消云散，只剩下天长地久，岁月美好。

Queenie支招

孩子，我想再生个弟弟或妹妹

一般在孩子五岁前后，沟通要个弟弟或妹妹的问题，小孩子并没有可能提出实质性的肯定或否定的态度的能力，他们一般只会随性地接口说要或者不要，只是随性罢了。妈妈怀孕或生产，对他的影响并不大，直到小弟弟或妹妹出生，才可能因为母爱被分享，生活秩序发生大的改变而有所动。但是如果超过八九岁，在她或他有了一定的社会认识力以及自我意识后，可能会反应比较强烈。比如曾经听过有个朋友家的女儿十岁时，父母有过要二胎的打算，她听了后，跑到房子外，认真地对父母说：“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最后，那对父母没有再要二胎，其中也有考虑到她的情绪的因素。

如果打算生二胎，还需考虑这些事：

如果打算生二胎，在母亲这方面，首先需要考虑的，当然还是身体的健康。比如剖宫产率过高影响第二胎生育的问题，据上海市妇女保健所的数据，沪籍孕妇剖宫产率2010年达到67.1%。而第一胎剖宫产，将在较大程度影响到生育第二胎。虽然不是不能生第二胎，但一般时间上有限制，至少2年至3年后才能再次怀孕，而且，第二胎一般仍需剖宫产。

再次则是精力问题。生孩子是一年的事，养孩子是一辈子的事。特别是孩子处在婴幼儿期，需要父母以及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很多精力的付出。宝宝躺在床上的时候，家长白天晚上连轴转，为其吃奶换尿布，宝宝能活蹦乱跳了，大人跟在屁股后面陪伴，也是体力活，更不要说进行教育的各种付出了。虽然保姆、钟点工可以搭把手，但直系亲属的付出是巨大的。

B．生

安琴，32岁，公务员，育有一子，6岁，现已再度怀孕6个月。

安琴说自己怀上第二个宝宝，完全只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她轻描淡写的样子，身边确有诸多为她惋惜不值的长辈。她原是颇受单位领导重视的储备干部，前途一片光明，然而由于她的老公并非独生子女，所以不在政策允许的二胎范围，加上她身处公职，第二个孩子的出现，间接等于是一种自毁前程的做法。

一开始，安琴父亲的态度颇为强硬，他曾经在安琴怀孕三个月的时候，把她“押送”到医院，然而安琴“逃”了出来。安琴说自己本来倒不是那么坚定地想要第二个宝宝，但是当她得知自己的身体里有这么一个小生命的时候，她就知道，自己一定会把他生下来，

现在的安琴已经怀孕6个月了，除了罚款，她还面临着可能被单位开除的境地。听起来似乎一切都很糟糕，但是你见到安琴，就会发现她只是个期待着小生命降临的幸福妈妈。虽然长辈们仍在非议，就连给小宝宝起名字，略有怨气的安琴父亲也老是提出起单名一个“添”或“多”字的建议，但安琴只是笑一笑，说可以考虑。

对话安琴：

当初是怎么下定决心打算生第二个宝宝的？

我觉得很多事情不可以多想，如果我想到二胎带来的这诸多问题，我想我也会犹豫，很可能就不生了。我当时就是凭感觉凭冲动，老公也支持我。

可是总要考虑后续情况吧？

那是肯定的。我们决定后，再为各种可能性作出打算和计划，比如事业后应对的方法，我们都想好了。有一点，我当时就和老公约定，我们俩将来再怎么难，都绝对不能说后悔。

怎么和儿子讨论生弟弟或妹妹的事情？

这其实不难，但我最反感的是听到别人开玩笑对他说“万一妈妈以后喜欢弟弟（妹妹）怎么办”，一定不能和小孩说这种话，他会放在心上的。

其实之前我工作一直很忙，对于大儿子，我也觉得自己没有完全尽到母亲的责任，陪他的时间很少。而现在工作说起来是没前途，但一方面我也多了很多自己的时间，我会最大程度地用在孩子身上。

tips：二胎相关法律条款

符合二胎准生的情况：

1.经地级以上市病残儿医学鉴定组织鉴定，第一个子女为残疾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但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

2.再婚夫妻，一方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

3.再婚夫妻，再婚前双方各生育一个子女，离婚时依法判决或者离婚协议确定未成年子女随前配偶，新组合家庭无子女的。

4.经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鉴定患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5.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的。

6.夫妻一方在矿山井下、海洋深水下的工作岗位作业连续5年以上，现仍从事该项工作的。

7.夫妻双方的户籍均登记为村民委员会居民（简称‘农村居民’），只生育一个子女是女孩的。

二胎准生证办理流程：

办理准生证，基本需要以下手续：

1、凭结婚证、男女双方身份证，到户口所在地计划生育部门领取申请表，再婚的须提交离婚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

2、填好申请表，到所在村（居委会）签署意见；

3、到计划生育服务部门孕检；

4、凭申请表、计划生育服务部门的孕检证明和夫妻两人合影（办理二孩的全家三人合影），到户口所在地计划生育办公室办理。

四、二胎可能性

二胎，成本有多高？

即使政策允许，上海的很多年轻父母不敢轻易有生“二胎”的念想，原因很简单，切切实实的育儿压力如今实在太大。生二胎，成本究竟有多高？

因为有了孩子，不少年轻的父母都称自己为“孩奴”。在上海养一个孩子，开销大概是多少？在“上海年轻夫妇家庭育儿现状、需求及儿童社会福利政策调查报告”中给出了一个基本参考：2010年，上海家庭养育一个0岁至3岁儿童的直接费用平均为32719.5元，养育4岁至6岁孩子的直接费用平均为31943元，养育7岁至12岁孩子的直接费用为31226元。

细究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费用，支出的“大头”也各不相同：对0岁至3岁儿童而言，开销最大的是保姆费用，占据父母整个育儿支出的20%；4岁至6岁儿童的开销中，占比最大的是学校教育费用；而7岁至12岁儿童中，开销最大的则是兴趣班费用。

在接受调研时，有35%的年轻父母在主观上感觉“养育孩子对父母来说是一个沉重负担”，压力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压力，二是生活照顾压力。受访家庭中，有9.9%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50%以上用于养育孩子；7.1%的家庭用于养育孩子的费用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40%到50%。

从调查报告中看到，2010年，有将近四成的本地12岁以下儿童曾经被独自留在家中、无人陪伴。其中，经常被独自留在家中的孩子的比例为5.4%，即使是0岁至3岁的婴幼儿也有12.8%的人曾被独自留在家中，而3岁至6岁幼儿曾被独自留在家中的比例高达21.4%。可见除了经济因素，衡量生活照顾的时间精力成本同样重要。

二胎，对孩子的成长更有益？

撇开那些由“传宗接代”而来的“重男轻女”思想产生的为了生个儿子不计成本、不顾生活品质的一生再生，在七十年代中，都市家庭已经比较自然的选择二胎，一般出于生了女儿想再儿女双全，或者生了儿子想再锦上添花的情绪，那时的生活已经让人们感到，二胎是比较符合传统，同时又能勉强平衡都市中的生活品质的一种选择。如果双男或双女的，一般也就随遇而安了。

而随之到来的一胎化社会，产生的相应的情感和社会问题，让二胎成为了一个持久不衰的话题，很多事情都是推已及人，独生子女家庭长大的孩子会觉得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一定不寂寞，这样成长起来的孩子不自私并且自然懂得分享。

其实，自私的大人教育不出充满爱心的孩子，而爱的教育一定会带来爱的成果――我们其实都从理论上接受，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一胎还是二胎，如果造就冷漠一代人的教育方法不改变，二胎再扩大放开范围，或许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什么。

二胎，困难还是期待？

有了两个宝宝，带给我们更多的将不仅是快乐：

•有了两个宝宝，对于很多家庭，势必将会有老人介入到夫妻生活中，很可能增加生活中的矛盾；

•老人们说“孩子3岁就好带多了”，三年？估计被两个孩子折磨六年，女人就老得特别快了；

•将来两个宝宝之间一定会有调节不完的矛盾，夫妻双方都要有变成裁判官的心理准备。

篇10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坚持的计划生育政策较好地控制了人口增长速度，计划生育工作成效显著。然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一些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各种社会问题呼之欲出，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不足、男女比例失衡、居民养老问题、医疗问题、人口红利减少以及失独家庭的善后处理问题等。为了缓解这一现象，我国自2013年开始实行单独二胎政策，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诸类问题，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出现人口井喷式发展的预期效果，因此2015年我国进一步开放生育政策，颁布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全面开放二胎旨在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调整人口结构，从而解决一系列人口问题。本文通过建立人口发展方程对三种政策下人口结构进行研究，分析预测在不同生育政策下的中国人口结构变化。

2 模型建立

总和生育率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考虑总和生育率受到城镇化率、出生率、生育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这些影响作用不是独立的，因此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总和生育率（TFR）是评价生育能力水平的综合指标，是人口发展方程中的重要变量。，表示岁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其中和分别表示岁育龄妇女数和出生的婴儿数。

生育政策（FP）是影响总和生育率的一个重要控制变量，在19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后，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70年代之前。计划生育政策确实降低了我国人口出生率，与此同时带来了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为了缓解这一危机，我国实行了单独二孩政策，但实施效果并不明显，最终我国推行了全面二胎政策。以上述三种政策为研究对象，将政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用虚拟变量度量。

人均GDP是评价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标。一般认为，生育意愿与经济发展情况、人均受教育程度、妇女工作压力成反比。与此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育儿成本不断提高，生育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负相关趋势。查阅相关资料可知，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率之间大致呈反比关系。

城市化率（CR）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我国是农业大国，具有明显的城乡结构。农村居民存在思想落后、具有较强的传统观念、生活水平偏低的问题，而育儿成本较低，生育意愿相对较强。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相比，生活成本较高，育儿成本偏高，生育意愿相对弱，大城市化势必会降低全国总和生育率。随着中小城镇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其育儿成本比大城市低，具有较强的育儿承受能力。卫星城、中小城镇人口将会提高生育意愿和平均育儿能力。所以上述两方面会影响城市化对于总和生育率的作用效果。

出生率（BR）是出生的婴儿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总和生育率为生育率与育龄妇女年龄之和，出生的婴儿数会直接改变当年的总和生育率，而当年育龄妇女生育水平会影响每年的出生率，总和生育率恰恰是衡量妇女生育水平的指标。

本文采用Logit函数预测城市化率（CR），用时间（T）解释城市化率（CR），其模型如式（2）所示：

3 混合人口预测模型

众所周知，生育模式不仅与最小生育年龄有关，而且和生育峰值年龄有?P，根据近几十年的数据可以发现，大约在15岁以后生育模式才会显著易于0，同时，当生育峰值年龄稳定在24岁，我国生育模式函数才大体比较稳定。为简化研究问题，本文将设定为14，设定为24，设定为50，寿命极限设定为99。鉴于历年一直稳定在0.49附近，本文将其设定为0.49。然后将这四个设定值与式（5）、式（1）中回归元估计值，式（2）及其回归元估计值代入式（4）中，得到式（6）所示预测模型。

4 结果分析

4.1 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的人口总量与结构预测

用式（6）在计划生育政策不变时对人口总量做预测，首先要对其中几个参数的未来值进行赋值。在赋值时通过比较其他国家发展变化情况，又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估计2011～2020年、2021～2030年、2031～2040年、2041～2050年人均GDP增长速度分别为8%、7%、6%、5%。假设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则对政策变量赋值为1，将这些赋值带入式（6），得到图1所示的预测结果：

由图1可以看出，如果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将陷入人口发展低谷。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人口结构将呈现严重的倒金字塔形，人口总峰值将不会达到15亿人，而只会达到13.75亿人左右，而且这一峰值也将提前于2021年到来。青壮年的人口比重严重下降，老年人口逐年递升。长久下去，我国将难以实现人口发展平衡。

4.2 “单独二孩”政策不变的人口总量与结构预测

“单独二孩”政策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折中，既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也没有完全的放开二胎政策。在对模型进行求解时，定义总和生育率TFR⑴为2，式（3）中其余参数的赋值与上相同，最后得到图2所示的预测结果。

由图2可以看出，“单独二孩”政策下总和生育率升高到1.4，且基本保持不变。如果一直坚持“单独二孩”政策，2045年将会出现人口峰值，40年后总人口数大约维持在15.2亿人。儿童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会出现几次起伏，但总体上保持在16%左右。青壮年人口比重将出现递减趋势，而老年人口比重将呈现直线上升态势。由此可见，在“单独二孩”政策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仍然不能改善。

4.3 “全面二胎”政策不变的人口总量与结构预测

2015年我国颁布“全面二胎”政策，该政策将于2016年起实施，因此将式（6）中的政策变量FP（t）赋值为1.1，其他参数的赋值与上相同，对未来40年人口结构和总数进行预测，结果如图3所示：

篇11

基本国策当以百年计

其实，早在1980年9月25日“独生子女政策”作为基本国策正式出台之前，笔者就在1979年冬提出，下一代要实行“双独可以生二胎”，即一百年四代人平均为“1.5胎化”的中国人口战略主张。30年过去了，实践证明笔者当年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

一项长期政策，特别是基本国策，必须考虑眼前利益和长远影响，权衡利弊，作出最佳战略选择。人口战略所涉及的计划生育应该作为百年大计来考虑。也就是说，计划生育至少要以100年为单位，以25年为一代，考虑四代人应如何实施计划生育，而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要么“一胎化”，要么“两胎化”，把根本国策混同于临时对策。

“一胎化”政策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伴随着巨大的弊端。“一胎化”生育政策实际上是以“剥夺”人们自主选择生育数量的权利为代价的，其带来的另外一个弊端就是“老龄化”。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预测，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从现在起就要应该计划地实行中国计划生育的新战略“1.5胎化”。

有选择地“1.5胎化”

近期有报道称，“十二五”期间，中国将开展“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工作。2011年将首批在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浙江五省试行；然后，在京沪津等大城市实行；计划在“十二五规划”(2015年底前)内，实现全国全部执行“单独二胎”政策。这与笔者的人口架构理念比较接近。

我认为，中国最合理的计划生育和人口战略应该是在未来100年，即1980年至2080年，实行“有选择地1.5胎化”。即，从中国在全国范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以未来四代人为对象制订计划生育长远规划，具体做法是：

第一，凡是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享有生育第二胎的选择权，而他们的下一代人生育第二胎则要受到一定限制，提倡重返生育独生子女。

第二，凡是夫妇中男方是独生子女的，原则上可以享有生育第二胎的选择权。如果只有女方是独生子女，则这对夫妇则不能享有生育第二胎的选择权。这非歧视女性，而是在客观上有利于保护女婴。

篇12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郎景和指出，剖宫产造成的问题随“单独两孩”政策的实行日益凸显。“滥用剖宫产不仅损害健康，再次怀孕时还容易发生危及孕妇生命的瘢痕妊娠。”这时候，子宫已不再是孩子温暖安全的摇篮。

36岁的陈女士怀上了二胎，刚刚“有喜”3个月就出现了流产先兆。她急忙到安徽省妇幼保健院检查。医生告诉她，由于头胎剖宫产埋下的子宫隐患，这个孩子肯定保不住了。

“没想到计划生育政策会调整，也没想到剖宫产会给生二胎带来这么多麻烦。”此次怀孕，陈女士不但没留住第二个孩子，还失去了子宫。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产二科副主任郭宇雯说，陈女士属于“瘢痕妊娠”，以及“前置胎盘”和“胎盘植入”。上次剖宫产造成的子宫瘢痕处，无法给孕卵提供足够的营养，于是胎盘就像寻找水源的树根一样伸展，结果穿透了膀胱，导致严重的大出血。不仅孩子不能留，而且大人也性命堪忧。

“这个手术除了要拿掉胎儿，还要修补被穿透的膀胱，异常危险。”郭宇雯说，“患者出血量达到极限，几乎用掉了我院一个月的血源储备。”

产科医生普遍认为，如果严格遵循剖宫产的医学要求，我国本该有更多育龄妇女可以享受两个孩子的幸福，而不会因受伤的子宫带来终身遗憾。

剖宫产后生二胎危险系数增大

启动“单独二孩”政策后，国家卫生计生委预计全国每年新增出生人口约为200万。调查显示，在再生育妈妈中，有剖宫产史的占四成左右，这些人生育二胎面临危险，需要各医疗机构开展相应的指导。

浙江杭州的小丁今年29岁，“单独二孩”实施后，她和丈夫决定再生一个孩子。然而到医院检查后发现，她剖宫产疤痕厚度仅3.2毫米，如果再怀孕，肚子上的疤痕极有可能随着胎儿的长大而拉伸变薄，以至于被撑破。医生郑重建议：别冒着生命危险生二胎了。

剖宫产造成的风险不止于此。郭宇雯介绍，如果子宫伤口愈合不好，容易发生大出血。即便是愈合好的子宫，协调性也将远远不如完整的子宫，宫缩也会相对乏力，再次妊娠极有可能发生子宫破裂、产后出血、前置胎盘等问题。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赵扬玉说，再次怀孕时，如果胚胎长在上次剖宫产的子宫切口瘢痕处，就容易发生绒毛与子宫肌层粘连、植入甚至子宫壁穿透。继续妊娠或人工流产刮宫时，易引发大出血、子宫穿孔等风险，甚至威胁生命。

即便不再生育二胎，剖宫产本身带来的伤害也不容忽视。据国内资料报道，剖宫产产妇的死亡率是阴道分娩的两倍以上，国外文献甚至报告有7～10倍之高。除内外科合并症外，与手术直接相关的死亡占30%左右，边远地区更高。

我们还要为“高剖宫产率”付出多少代价

调查发现，本是处理高危妊娠和异常分娩手段的剖宫产，已经成为不少人分娩之首选。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妇产科医生李瑞珍说，剖宫产逐渐普及与医学进步、产妇体质变化、生育观念改变等因素相关。

广州市妇产科研究所所长陈敦金分析，剖宫产安全性提高使得手术广泛开展，先进的诊断监测设备也增加了准妈妈的担忧。高龄、胎儿超重等客观原因，以及产妇不愿忍受痛苦、希望“保持身材”、选择“良辰吉日”等观念，都导致剖宫产率居高不下。

篇13

关键词:二胎化 总和生育率 性别比 老龄化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alysis education strategy

作者简介:宋潇,(1985年――),女,汉族,山东省威海市,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随着生育政策对我国人口再生产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对我国生育政策未来选择的探讨也就成了我国人口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尽量扩大一孩家庭比例,实施”更加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另一种观点坚持全面放开二胎,就像上世纪70年代末刚实行计划生育时提出的那样,“一个少了,三个多了,两个正好”。关于人口问题的争论已经白热化。

事实上,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都不是盲目的,都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与时代意义。“一胎化”的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对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一胎化”的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确实存在其不足之处,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殊产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被更加科学、合理的生育政策取代是历史的必然。因而,我认为,放开二胎政策是最佳选择,但当人口数量控制在恰当的规模后,放开二胎政策,使人口数量围绕人口更替水平波动是合理的,它既可以解决独生子女政策本身的弊端,又可以缓解政策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一胎化的独生子女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弊端:

一、政策性弊端

(一)对政策理念的错误解读:计划生育政策不等于独生子女政策

计划生育是一种随社会现代化发展应运而生的新生活方式。在20世纪中叶与后期,我国为了发展经济、控制人口快速增长,大力推行计划生育,这是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但是,在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一胎化“的独生子女政策是把计划生育政策推向极致的一种做法。[1]计划生育在国际上被视为家庭计划,从中国看可以说是国家计划,但并不是只生一个才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就是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将广义的计划生育政策用狭义的独生子女政策代替是一种简单化的错误观点。计划生育政策不是采取一刀切的做法,[2]由于民族、地区、城乡的差异,计划生育存在多元变式。[3]认为放开二胎政策就是计划生育走到头了,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就是不计划生育的做法是有偏差的。

(二)、对实施效果的偏差评估:总和生育率出现较大幅度反弹

人口统计年鉴的数据表明,与1968年的6.45相比,实施“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总和生育率的下降速度非常快,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接近2.1的替代水平。1980年以后总和生育率受底线影响,下降速度有所放缓。1981年到1983年甚至出现反弹,超过了70年代末期的水平。有学者认为这是过于严格的”一胎化“政策所带来的逆反性生育造成的现象。[4]因此就总和生育率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经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控,已经达到比较理想的水平,采取独生子女政策后,总和生育率反而面临反弹的威胁,不利于人口结构健康安全发展。

(三)对具体执行的无效监督:处罚挡不住政策外的“违法生育”

从微观层面上看,独生子女政策是一个不为群众看好的并没有被很好地遵守的社会公共政策,其主要的表现就是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依赖群众违反政策生育的普遍化,具体体现在群众因违反政策超生与超生后遭受处罚的范围之大、人数之众。一个家庭的生育行为应该是理性的,是进行了慎重的思考后作出的抉择,任何人都不会轻易的地去违现行的各项法规。而“违法生育”正是群众在权衡了成本与收益后作出的“理性”选择,与受到的处罚相比,生育第二个子女所带来的收益远大于处罚付出的成本,这导致群众即使超生遭受处罚也要生育。我国推行计划生育,其出发点是为了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长,处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如此刚性的政策手段依然挡不住政策外的众多“违法生育”。

二、结果性弊端

(一)出生性别比例失调

从生育意愿的价值体系上看, 中国传统的生育意愿无疑是一种早、多、男生育价值体系。传统上, 早生多生是家庭满足期望的孩子性别结构的唯一自然方法和途径。当个体行动者生育意愿在“ 早” 、“ 多”这两个方面无法再继续体现出来, 唯一可以做得到的是在“ 男” 字上做文章。有研究显示, 如果出生性别比为106的话, 一个家庭要想保证至少有一个男孩, 则需要生育1.82―1.94个孩子。在目前我国人口数量控制仍然严格的前提下, 性别选择成为人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其行为结果表现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偏高。[5]因此, 我们可以说, 我国现行生育政策进一步强化了生育个体行动者的性别选择意识, 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 也可以得到这个结论。1950、1960年代的出生人口性别比, 不仅正常, 而且十分稳定, 它基本上在正常范围内变化。这说明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原本就是正常的, 而不存在生理上的偏高。但自1980年代以来,, 随着以控制出生子女数量为主要内容的生育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后,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升高。1985年以来除个别年份以外, 出生人口性别比都在110以上, 出现了明显偏离正常值的异常升高且逐年上升的趋势。表列出了一年主要年份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数据。从中可以发现, 我国出现人口性别比是在逐年升高的。乔晓春认为, 1980年代以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并不表示中国人没有男孩偏好的倾向, 只是这种倾向在没有人口政策的制约下, 不是通过直接选择性别来实现的, 而是通过多生育来实现的。因此, 它没有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升高。独生子女生育政策实施以后, 多生和早生受到了限制, 就只好在追求出生婴儿性别上想办法, 从而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

(二)潜在家庭风险增加

有一个事实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而且越是到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后期,其风险越大。[6]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开始因生命周期的力量转变为“高风险家庭”。我们已经有了几千万独生子女家庭,其数量和比例在世界上恐怕是惊人的。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一定比例的独生子女,但倘若独生子女人口和家庭的比例成为主体,其潜在的风险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被忽视的。潜在的风险一旦爆发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预想不到的严峻挑战。从现在的眼光看,“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7]不同风险之间构成了无法挣脱的锁链, 就好像生态学的“蝴蝶效应”,其连锁反响是巨大的、不可忽视的。应该承认,风险只是发生问题的概率,本身是可以改变的。但在继续鼓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导向下,风险的放大却是必然。所以,“独生子女文化”一旦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继续风靡新一代人口,“超低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低于1.3, 即育龄妇女平均一生所生育的子女数不超过1.3 个)一旦窒息了人口增长的内在活力,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过分陶醉于生育率下降所取得的暂时的胜利,少生就是一切、少生等于独生的做法必将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老龄社会危机加剧

长期低生育水平使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恰逢生育高峰出生的这批人规模巨大,而这批人的后代却相对少。因此,当这批人陆续进入老年的时候,中国人口结构即迅速老化。我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在2000年就达到了国际老龄化标准――― 65岁及以上人口占7% ,2003年已上升至8.5% 。并且,今后十几年,我国老龄化速度还会加快,到2020年,老龄人口可能达到4亿。而且我国老龄人口逐步走向高龄化。到2050年我国的60～69岁、70～79岁和80岁及以上年龄人口数分别将是2000年时的2.7倍、3.7倍和7.9倍,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近亿人。[8]放开二胎政策,首先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导致中青年的不堪重负。人口迅速老龄化使我国的养老负担迅速增加,养老负担的增加,必将导致社会总储蓄减少,进而使社会总投资下降,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力。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我们是“ 未富先老”,发达国家一般在人均G D P 5000～10000美元时进入老龄社会,而我国是在不足1000美元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很不完善。[9]特别是独生子女的父母进入老年的时候,他们将不可能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依赖于几个孩子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而更多地要转向对政府和社会的依赖,这必将对我国尚不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提出严重的挑战。第二,放开二胎政策可以促进劳动力年龄结构优化,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劳动力年龄结构也将逐渐趋于老化。历史发展的经验证明,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主要是由最具活力的年轻人来完成的,而人口老龄化必然会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缺少活力。同时,老化的劳动力也必然会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四)人文关怀道德缺失

在20世纪之前,绝大部分的思想家都推崇人口的增长。在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推崇人口的繁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的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实实在在是严肃道德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在古代社会,人的生存和繁衍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此,以传统的角度来看,一胎化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一个政策。从人们的自由权的方面,开放二胎是绝对附和伦理道德的行为。因为节制生育是对生育自由权的限制。要控制人口过度增长问题的途径不应该是以限制一个家庭最多能够生多少胎,而是以发展经济的方法来达到,这种方法是比较自然和符合伦理。从家庭伦理的方面来看,开放二胎可以确保家庭的和谐和稳定。因为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自由拥有子和女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孩子们拥有自己的兄弟姐妹,大家分工合作完成家庭的大小事务,在父母年老之后,孩子们齐齐执行养育父母的责任,是伦理道德所推崇的事情。而且,在养儿防老的心态下,拥有多个孩子比拥有一个孩子还来得更保险。从自然伦理来看,开放二胎甚至多胎是从以前就开始延续的自然定律。繁衍是生物的自然定律,因此,一胎化所引起的节育、避孕和堕胎都是违反自然定律的,是不符合伦理。而在节育、避孕和堕胎的层面来看,是违背宗教的伦理。宗教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天注定而且是神圣的,由社会和人们刻意去控制是违反。

独生子女政策出台的初衷并非是作为一项长期性政策来执行的,其所针对的也仅仅是第三次人口高峰可能带来的人口资源危机。[10]因此独生子女政策部应该等同于长期性的计划生育国策,完全有调整的可能和空间。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是计划生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最大阻碍,只有调整生育政策,中国计划生育管理才有可能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才能成为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王涤,关于调整中国生育政策需要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5)

[2]郭志刚等,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J].人口研究 ,2003年(5)

[3]梁中堂,山西省翼城县“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人口学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1997(5)

[4] 汤兆云,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生育政策因素[J].公共管理高层论坛,2009(3)

[5] 乔晓春,性别偏好、性别选择与出生性别比[J].中国人口科学,2004(1)

[6] 顾宝昌、徐毅,中国婴儿出生性别比综论[J].中国人口科学,1994(3)

[7] 穆光宗,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反思和抉择[J].社会科学论坛,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