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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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大学语文已成为大学里增强学生文学素养的重要课程之一，而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却发现，大学生大多对中国古代戏剧较为陌生，学习古代戏剧作品较为困难，因此在给他们上古代戏剧作品课时，笔者探索并采用了一些较为可行的教学方法，如故事复述法、影像呈现法、课件展示法、情景再现法、“创设意境”法，角色体验法等，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撰为此文，以期分享。以下笔者就以杨胜宽、陈晓春先生主编的《大学语文》中的精选课文《牡丹亭•惊梦》（游园）[1]150-151为主要教学案例，并适当借助自己所教大学语文中的其他相关戏剧作品，探析上述教学方法。

一、故事复述法

笔者在给大学生们上汤显祖《牡丹亭•惊梦》（游园）之前，提前布置了作业———阅读汤显祖《牡丹亭》，并复述故事。因此，上该课时，首先让学生自愿复述《牡丹亭》的故事。从上课情况来看，一般都会有学生主动站起来按教师的要求（重点突出、简练、清楚、详略得当、流畅的复述故事），抓住《牡丹亭》的主要线索复述故事。这里就不再重叙学生的复述了。只是强调一下教师除对复述提出一般要求以外，还应提示复述必有的一些要点：（一）复述故事以情节为主，但应注意人物形象、人物关系和规定的典型环境，以及经典文词。（二）复述故事，关键性的节点必须有，这样才能完整而精要。《牡丹亭》故事的节点大致是：1.严父迂师，管教甚严。2.私出游园。3.梦中幽会。4.相思成疾而亡。5.柳生得画像，与丽娘幽魂欢会。6.丽娘复生，杜柳结为夫妇。7.杜父以柳为盗墓贼，拒不认婿。8.遵旨大团圆。当一位同学形象生动的按上述主线与剧本相关情节和老师的要求复述后，其余同学会予以适当的补充，此时，学生们会沉浸于充满传奇性的戏剧里，这样既调动了学生学习古代戏剧的积极性，又使大家熟悉了剧情，为下一步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在讲授该教材中马致远的戏剧作品《汉宫秋》时[1]148-149，由于王昭君之事，年代久远，流传过程中说法不一，一说昭君是因为爱国爱民，自愿出塞和亲的；一说昭君出塞和亲是被迫无奈的，在汉朝与匈奴的边界投江自尽的。因此，采用故事复述法十分必要。课前，让学生查阅昭君出塞的相关资料，熟悉昭君出塞的两种不同的故事，比较两种故事的异同，理解昭君出塞的情怀，并阅读《汉宫秋》原文。在课堂上让他们按《汉宫秋》关键性的节点，对其故事加以形象、生动的复述。这样，学生们对《汉宫秋》的故事，昭君出塞的复杂情怀就会有较为全貌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教材里所节选的《汉宫秋》的文本在学生的脑海里就不会是抽象空洞的了。同时集中了学生的注意力，提高了他们的记忆、概括、理解、逻辑思维等能力。这样的方法也可用于《西厢记》《长生殿》等其他的古代戏曲作品的讲解与理解。

二、影像呈现法

大学语文教学应更多地介入多媒体教学。其中形象、生动、直观的影像呈现法是指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的特点，通过教学设计，合理选择和运用现代教学媒体，将戏剧作品以影像呈现。当这种方式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组合，以多种信息作用于学生，形成合理的教学过程结构，可达到优化的教学效果。笔者教授汤显祖《牡丹亭•惊梦》（游园）时，在学生复述故事之后，即采用多媒体教学：播放许珂导演，梅兰芳、言慧珠主演的昆曲电影《牡丹亭•游园惊梦》，影片中，演员扮相靓丽，服饰典雅，唱腔优美，配乐和谐。旦、贴、生配合默契，将杜丽娘“沉鱼落雁鸟惊喧，羞花闭月花愁颤”的美貌“，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赞叹，“恰三春好处无人见”的遗憾，“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的哀叹，梦中生（柳梦梅）“一片闲情爱煞你”的深情表白，生旦携手的缠绵，巫山云雨的欢梦等都完美地展现出来了。学生通过对影片的观看，不仅可以具体地感受到戏剧中角色之美、人物之个性、剧情之离奇、情节之动人、唱腔之悦耳动听等，更能体味到封建时代闺阁小姐被封建礼教禁锢的痛苦、对自由的渴望、对爱情的期盼、对封建礼教的婉曲反抗等。在讲《汉宫秋》时，也为学生适时播放了黄梅戏《汉宫秋》的视频。影像呈现法，能让学生目视耳听、身临其境地进入古代戏剧的场景中，去领略中国古代戏剧的特别之美。以此铺垫后，再讲文本就不会让学生感到陌生和疏离了。

三、课件展示法

对相关作品的作家的介绍只用文字叙述，不够形象、直观，其阐释、讲解一般是纵向贯穿、横向展开、纵横交叉、错综复杂，与作品形象性内容比较，更具理性思考，不易把握与记忆。教师借助详细的板书又较费时。而课件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使问题得以解决。多媒体教学课件是指根据教师的教案，把需要讲述的教学内容通过计算机多媒体（视频、音频、动画）图片、文字来表述并构成课堂要件。它可以生动、形象地描述各种教学问题，增加课堂教学气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是现代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常常使用多媒体课件，依据教学内容精心设计出条理清楚、图文并茂的作家生平介绍，使单调的线性化陈述与阐释变得形象可感，宜于学生把握和记忆。如介绍《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可运用课件：第一张课件图片，用米黄色作背景，然后用深蓝色、楷书、加粗三号字体，在背景色与模版上方居中处，推出汤显祖及生卒年，蓝色沉静、庄重、醒目，易于记忆。在模版的左上方放入汤显祖富有特点的古代画像———头像。在模版的右上方用深棕色写出：一、汤显祖生平。提行，宋体、深紫色、加粗小三号字写出：汤显祖，明代戏曲家、文学家。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早有才名，他精通古文诗词、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诸书。接着第二、三、四张，图文并茂地介绍汤显祖的坎坷仕途与其戏剧创作及代表作品，这样，学生通过汤显祖的画像和老师结合课件对其生平的形象、生动、有力度的讲解及师生的互动，就能够具体、生动地感受其形象、气质、精神风貌等，了解其坎坷的人生、复杂的情怀，理解其创作的艰辛，从而在自己的心中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作者形象，这是传统的文字描述式教学难以实现的教学效果。学生也容易在较短的课堂时间内较快地理解与接受所讲内容，同时缩短古代作家与当代大学生之间的心距。接下来师生进入汤显祖《牡丹亭•惊梦》（游园）的欣赏、理解、审美，就是水到渠成了。课件不仅具有生动性、联想性、直观性，补充性等特性，还有其特别的色彩美、意境美、画面感、情景感等优势，对戏剧作品中那些含蓄、跳跃的唱词有较强的补充性。这就使学生随之产生一定的联想、思考，深思其意蕴，进入戏剧作者所表现的特定情节，感受戏剧唱词的特有内涵，走进戏剧中的人物的内心世界，体验其不同阶段的特有情感，把握其主要性格特征，畅游于其特定的意境之美，因此，教师在讲授唱词的教学过程中，应充分运用课件配合教学。笔者在讲授《牡丹亭•惊梦》（游园）的一些唱词时，因其具有较强的含蓄性、跳跃性与较深的思想意蕴，导致学生难以理解与欣赏，所以主要制作、运用了一些符合唱词剧情、内容、情感，学生容易看明白，易于联想、思考、理解、欣赏的幻灯片介入教学过程。如唱词【皂罗袍】的讲解。【皂罗袍】是脍炙人口的名曲，文词精美，抒情经典，影响广泛，《桃花扇•传歌》和《红楼梦》第23回都曾引用。教师作了上述提示后，便推出第一张幻灯片。第一张幻灯片，用白色作背景色，在左上方插入开放的粉红色桃花，右下方插入灰色的废井与隐约可见的破败的院墙，居中的上方，用深紫色、二号字、隶书写出原唱词一、二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唱词隐含深意，含蓄、跳跃，因此使用了深紫色。紫色是矛盾色，具有双重表情性，既蕴含戏剧主人公所处时代的黑暗，被封建礼教桎梏失去自由的痛苦，青春虚度，如花似玉却无人欣赏、无人爱，情怀悲忧、抑郁；又透露出杜丽娘对春景春光之美的惊异与赞美；色彩的运用正隐喻式地表现了杜丽娘的矛盾情怀。画面上怒放的桃花，充满活力，如青春美貌渴望爱情的杜丽娘。但姣美的桃花等花儿却不幸被迫把自己都交付给了废井、颓垣，这样不和谐的画面，显现其含蓄性，连接其跳跃性，容易引领学生进入悲凉的意境，引发学生的相关联想、思考，这时，伴随着画面是教师的讲解与分析，然后教师适时提出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发表个人见解。教师则斟酌时机给出合于情理的答案，并放映有答案的第二张幻灯片。接着，根据教师继续讲该解唱词的需要，有序放映以下相关的既有诗情又具画意，又能表现戏剧特定情节，使人感受唱词的特有内涵、情感的课件图片，配合教师的教学。笔者讲解教材节选的《汉宫秋》第三折里“灞桥送别”的【七兄弟】【梅花酒】【收江南】等唱词，仍借助多媒体课件，对唱词里充满诗情画意的场景予以生动、形象的展示。如讲解【收江南】时，先放映相关幻灯片。这张幻灯片用黑色作背景色，在左上方置入昭君的美丽画像，右下方插入汉元帝黯然神伤、独坐空宫的图片，居中的中上方，放置烛台与流泪的红蜡烛，居中的下方用白色、二号字、华文行楷书写出原唱词中的：“美人图今夜挂昭阳，我那里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在学生充分感受课件画面后，教师依据原唱词结合课件予以讲解：画面里的黑色暗示出昭君出塞后汉元帝的绝望。悬挂的美丽的昭君画像，表现皇帝对昭君的爱恋、牵挂与不舍。独坐的汉元帝，以此反映他痛失爱妃后内心的孤独、寂寞、忧愁、痛楚等情怀。课件中的唱词，充分表现了汉元帝此时此刻难言的各种感情……唱词里的愁泪透露出他无限的哀伤与万般的眷念。到此，学生便会融入凄清悲凉的意境，深思皇帝无奈痛失爱妃的复杂情感与深层次的原因等。从上可知，具有画面、色彩、文字、意象、意境等要素的多媒体课件在古代戏剧的教学过程中的运用，不仅有助于教师进行生动、形象、具体、可感、有层次、有深度、有力度、多视角的有效教学；还可以创造活跃、丰富的课堂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形成生动、主动、快乐学习的局面。

四、情景再现法

中国古代戏剧作品产生的年代较为久远，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思想、情感、审美情趣等与当代大学生都存在一定的距离，而古代戏剧作品中的唱词，其意象的丰富性、含蓄性、意境的审美性等都一定程度地使大学生们感到赏析、理解存在一定的困难，为解决这一教学过程中的问题，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尝试了情景再现教学法，收效较好。所谓“情景再现”教学法即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想象与联想，运用吻合作品实际的语言，把作品中蕴含的意象、意境、含蓄性、跳跃性、空灵性，甚至多义性等通过情景交融的描绘与展示“再现”于课堂，引导学生进入作品的情景、境界，在如同身临其境中，正确欣赏与理解作品，提高审美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情景再现法的使用，具有一定的条件。即应在教师讲解、师生互动后，学生对作者的生平、作品的创作、角色、情节等较为理解与熟悉的情况下，教师主讲、学生配合，对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解析，对其中的意象、意境、艺术特色作有效的探析与概括后，教师方可使用情景再现教学法。也就是说，这是在对作品有一定的理性把握之后，再一次进入感性体验，在感性与理性的连接、交融中，实现审美的又一次飞跃。因此，使用情景再现教学法，就要求教师必须以作品的意象、情景、内容等为蓝本，引导学生展开相关的联想与想象，运用吻合大学生心理、思维与情感等的艺术语言，融合作品中所蕴含的意象、意境、含蓄、空灵、跳跃性，多义性，情景交融地再现于课堂，让学生有真切的身临其境之感。在讲《牡丹亭•惊梦》和《汉宫秋》的“灞桥送别”时，笔者都采用了情景再现法。这里试将《牡丹亭•惊梦》的一段唱词【醉扶归】的“情景再现”展示如下：春天来了，幽禁深闺、孤独、寂寞、春愁满怀的杜丽娘迷恋春光春景，在春香的游说下，准备瞒着桎梏自己自由的封建家长偷游自己家的花园。游园前杜丽娘精心打扮自己，对自由充满向往之情，加之春香对其漂亮的穿戴的艳羡与赞叹，杜丽娘的心中充满自喜自赏自信而又自怜、惜春又惜人等复杂情怀。她深情款款又意味深长地唱到：你（春香）说是色彩鲜艳明丽衬托得我衣裙更加艳丽吧。我又戴着嵌有各种珍宝、光彩灿烂而又漂亮的花簪子，你以为我今日才如此呀？你长久把我陪伴侍候，其实你应该知道爱美是我的天性啊。唉，我正值春光般美丽的容颜却无人看，无人赏呀。你瞧，一不提防呀，我美丽的容貌，就会使鱼雁因惊异于我的美艳而沉落，鸟儿也因我的美貌而惊叹，发出叽叽喳喳的欢鸣声。我只怕啊，只怕我姣美的容颜呀，使姹紫嫣红的花儿也羞愧，使皎洁清丽的月儿也躲藏，花儿也会因为没有我美艳而忧愁得颤抖啊。哎，我这样青春、姣美而又多情，却被不理解我的父母呀，幽闭在深闺，只剩下满怀令人痛苦不堪的绵绵春愁和剪不断、理还乱的思春忧绪呀！这样的情景再现既符合唱词之意，其间的想象和联想又合于情理，并充溢着动人心弦的诗情画意，将原唱词的裙衫、花簪、沉鱼、落雁、鸟、花、月等意象与杜丽娘美艳的容貌、自喜自赏自信而又自怜、惜春又惜人的情怀有机交融形成可以让学生具体感受与沉浸的情景画面。唱词“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艳晶晶花簪八宝填，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里的色彩、情态、情感、微妙心理等在情景再现里得到了形象生动地呈现。“恰三春好处无人见”的幽怨、娇羞、无奈、痛楚等情怀与其中的空灵、含蓄的丰富意蕴，“不堤防沉鱼落雁鸟惊喧，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的自我肯定，难以言传的良好的自我感觉、感动，也通过富于画面、易于感受、能够共鸣的情景，有声有色有意境地再现出来，使学生感同身受。笔者在对《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长亭送别”的唱词[正宫•端正好][2]205进行讲授时，因这一唱词，体现了审美移情的原则，即“人在观察外界事物时，设身处在事物的境地，把原来没有生命的东西看成有生命的东西，仿佛它也有感觉、思想、情感、意志和活动，同时，人自己也受到对事物的这种错觉的影响，多少和事物发生同情和共鸣。”[3]597如唱词中所写景物总是蕴含着人的情感的，是情与景的有机融合。唱词里，也有紧扣秋季富有特征性的景物进行描绘、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的特点。因此笔者采用了情景再现法，对作品中所描述的情景予以生动的展示：“天上，淡淡的云彩，轻柔地漂浮在蓝色的天空，秋意横亘；地上，枯萎的，十分憔悴，惹人伤感；此时耳畔又响起阵阵凄厉的撕裂人心的秋风声；北雁列队成行，相依相随，一路艰辛，向遥遥的南方飞去。是谁一夜未眠情染霜林，情醉霜林呢？总是那即将离别的离人的凄清悲泪染红了霜林。莺莺我心已碎啊！”这种延伸、扩展的情景，渲染了北地萧瑟冷落的悲秋气氛，强烈感染着学生。让他们更易体验和理解作者所运用的以“染”致“醉”的拟人手法。作者将枫叶上欲挂还滴的朝露与离人的愁泪叠印、融化为一体，凸现莺莺内心曲折而深沉的悲愁之情。使学生在再现的情景里，自然而然地完整、深刻、诗化地理解唱词的内涵，体会文词的华美和表现手法的力度，在审美的过程中也潜移默化地提升了审美的能力。

五、创设意境法

创设意境教学法，是笔者在长期的古代文学教学实践活动中，结合“意境论”的美学观点总结出来的一种可行性的教学方法。“创设意境”教学法，即在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教师根据作品里作者所创设的意境，运用一定的相关联想与想象，以形象化、情感化、色彩化、画面化的语言，创造出与作品特定意境相联系、可互通的相似或相类的课堂意境，并引导学生自然进入这种特殊的审美境界，从而进行相关教学的方法。它包括“背景创设意境”“色彩创设意境”“特征性景物创设意境”“特定时空创设意境”“多角度创设意境”教学等多种方式。创设意境教学法也适用于大学语文中的中国古代戏剧作品的教学。“意境”是中国艺术特有的美学范畴之一，是情景有机交融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有感染力的艺术境界。王国维先生在其《人间词话》中也认为“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4]60。中国古代戏剧作家在他们创作以韵文为主体的戏剧作品时，自然而然地、精心地创造了许多精彩的动人心魄的意境。在《牡丹亭•惊梦》（游园）的讲授中，笔者采用了“创设意境”教学法，如唱词【皂罗袍】，即采用“色彩创设意境”“特征性景物创设意境”进行教学。因为在此唱词中，作者巧妙运用了能表达主人公情感的特定色彩与春天富有特征性的景物，并使之有机交融，形成特殊的艺术境界。唱词里，首句“姹紫嫣红开遍”中不仅用了春天特定的色彩———紫色、红色，还写了春天特定的景物———春花。紫色、红色，配以“姹”、“嫣”二字，呈现出繁花似锦的艳丽之美，不仅为春天抹上了亮丽的色彩，暗示了如花一般的杜丽娘之青春美艳，还透露了杜丽娘对春光的赞赏之情，并与烂漫绚丽的园中各种春天的花朵、春景相交融，构成明丽的意境。紧接着“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则用带有残破特征的景物———断井、颓垣，即无人问津的废弃之井与破旧、坍塌的花园之墙，以及它们陈旧、暗淡的色彩，与杜丽娘浓郁的惜春情怀交织出悲凉的意境，从而深入地表现了惜花更惜人感伤、忧愁、痛苦、无奈的悲怀。在此悲凉的意境里，学生们理解大家闺秀杜丽娘“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的忧怨、无奈、矛盾情怀等就较为容易了。而后又以朝飞的白色流云，暮卷的淡灰色细雨，轻柔的风，绿色的小轩，淡青色的烟波，五彩缤纷的画船，这些颇带春天特征的景物、色彩和杜丽娘赏春的情感相交汇，构成清丽空濛的意境，又与其“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的遗憾、无奈、惋惜抑郁、忧伤等情怀相聚集，呈现清冷之意境。学生在教师结合唱词着意创造的或明丽或清丽空濛或清冷的意境里徜徉、沉浸、体味……就会自然进入特定的审美境界，感受唱词的意境美，提高其欣赏、理解作品的能力。在讲洪昇《长生殿》第二十四出“惊变”[5]235时，笔者采用了“特定时空创设意境”的方法，即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借助一定的事物，创设出吻合教学内容的特别之意境，使人身临其境，产生共鸣，从而进行有效教学的方法。因为古代戏曲中的人物、景物必然存在于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其教学，就可以采用“特定时空创设意境”的方法，以便学生在特定的时空与特有的氛围里，更好地学习作品。“惊变”一开始写道：（丑上）玉楼天半起笙歌，风送宫嫔笑语和。月殿影开闻夜漏，水晶帘卷近秋河。咱家高力士，奉万岁爷之命，着咱在御花园中安排小宴。要与贵妃娘娘同来游赏，只得在此伺候。（生、旦乘辇，老旦、贴随后，二内侍引，行上）从其中的“玉楼天半起笙歌，风送宫嫔笑语和。月殿影开闻夜漏，水晶帘卷近秋河”，可知是一个清风明月的夜晚，因此，笔者在上大学语文课时，特意将“惊变”安排为烛光课，白天上课可以拉上遮光布和窗帘，晚上可以利用自然的黑夜，使教室变暗。然后在屏幕上放映有银河与月亮、云彩为背景的幻灯片；再让学生把早已准备好的蜡烛放在课桌相应的位置上，然后点染，此时教室烛光盈盈。银河、月亮、云彩、烛光交融，就会使学生自然沉浸在美妙的夜晚，在老师相关教学语言的导入下，进入清幽的意境，感受下文皇上与妃子美宴小酌、沉醉于爱情、贵妃醉酒的极乐场景与情怀，从而深刻理解“惊变”里所揭示的乐极生悲的客观规律与警示作用。其余的“背景创设意境”“多角度创设意境”等教学法在大学语文中的中国古代戏剧作品的教学中也可适当加以运用。创设意境的教学方法，能创造出有多种意境的特色课堂，让学生深入体会戏剧中的意境美，给学生以艺术的审美享受。

六、角色体验法

角色体验法，在此一指教师让有表演才能的学生扮演戏剧作品中的相关角色，在课堂进行模拟表演，让学生们体验特定角色的心理、情感、行为。二指教师让学生分角色朗读文本的相关唱词，以体验剧中人物的心理、情感、行为。使学生进入戏剧所规定的场景，对戏剧艺术产生真切的审美体验，从而更深入、全面地把握戏剧艺术作品。在教师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讲解，师生互动默契，学生对戏剧作品有正确、深入、细致的理解，对角色有准确的艺术定位，对人物情感的体验与把握较好时，教师可采用角色体验法，进一步巩固教学效果。以下仍以《牡丹亭•惊梦》（游园）为例介绍角色体验法。教师在学生自愿或推荐的基础上，选出两位有表演才能的女同学（若是男同学愿意反串角色也可以），并让她们在课前背好相关台词，充分酝酿情感，练习好戏剧舞台动作，并装扮成《牡丹亭•惊梦》（游园）里的旦角杜丽娘、贴角春香。上课时，由班上的报幕员同学报幕后，在同学们的期盼与热烈的掌声中“演员”出场，并以讲台为舞台，舞台周围有适当布景。“演员”按剧本的规定与要求进行生动形象的表演，可唱也可说，辅以动作，还可用一定的多媒体音乐适时伴奏，“演员”要尽量把春香的天真、诙谐、机智，杜丽娘的美丽、青春和她惊喜、无奈、忧怨、感伤等情感表现出来，塑造出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让“演员”学生和观看表演的同学，都身临其境，充分体验角色的心理、情感、行为，并强化对戏剧作品的欣赏、理解与感悟，学好相关作品；同时，认识古代社会女性的悲惨处境与复杂情怀。再者，教师可以让学生一对一分角色声情并茂地朗读《西厢记》（长亭送别）的相关唱词与说白；也可将1小组规定为莺莺的角色，2小组为张生的角色，3小组为红娘的角色，4小组为其余角色：老夫人、长老。根据剧本中的提示，让学生们分角色朗读《西厢记》（长亭送别）；而后再互换角色，相互配合，进行有效朗读等；在朗读的过程中，学生会在特定的情景与氛围中用心去体验杜丽娘、春香的不同心理、情感、行为，进而充分理解戏剧中人物的特点，把握作品内涵，获得审美价值。角色体验法的有效运用，能使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亲力亲为，具体感受与体验戏剧角色的思想、情感、心理、行为等，深入理解、欣赏作品，进一步巩固教学成果。综上所述，大学语文里中国古代戏剧作品的教学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在实际的教学实践活动中，教师应因材施教，上述教学方法，既可以综合运用，也能够独立使用，还可以有主有次交叉使用，从而使学生学有所获，学有所乐，积极主动完成大学语文中中国古代戏剧作品的学习，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与审美能力。并“通过艺术体验去把捉生命的价值，通过艺术活动，去穿透生活晦暗不明的现象，揭示生命的超越性意义”[6]149。这些教学方法不仅能够运用于大学语文的中国古代戏剧作品的教学，而且还可以运用于其他中国古代戏剧作品的教学，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与实用性。

参考文献：

[1]杨胜宽，陈晓春.大学语文[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徐中玉.大学语文[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5.

篇2

 

从本质上而言,古代文学是一门特殊的历史科学。它通过研究具有相对独立审美价值的各种现象和符号,探索以审美心理为主的古代人类心灵运动轨迹,又通过古人的心灵感悟了解各时代社会的全貌。它与探索古代人类认识发展的哲学史一起,构成了一部有层次的人类精神史,进而与主要研究古代人类物质活动的一般历史科学一起,构成了整个古代社会的立体透明复原图象。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门带有深厚历史积淀而又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学科,其发展的空间经受了种种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唯有不断更新和改进古代文学学科教学和科研的内容和方法,挑战和考验才会转变成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和现实。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后备力量的培养,准确而言,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塑造。这里所说的“研究生人才”,具体是指学历在本科层次以上的硕士、博士乃至于博士后。当前学界对古代文学专业的本科层次教育―通识教育探讨甚多,而对该专业研究生层次教育-精英教育甚少涉及。《中国大学教育》2006年第12期刊登了南开大学文学院宁稼雨教授的《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一文,该文从学习重点的差异、科研能力的培养以及学术研究过程的艰难三方面对怎样培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精英素质这一重要议题进行了探讨。宁教授所论皆为凿凿之见,然笔者读后颇有意犹未尽之感,故作此文以论述之,聊作宁教授文章的一点补充。 

当今学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年轻学者已露头角,学术刊物不断增多,人文社会科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就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老一辈学者渐次凋零殆尽,而以新时期培养的博士为主体的学者全面占据了学术舞台。整体而言,学术的传承完成了顺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担心的:“我们对古典文学的命运却有一丝隐忧,担心在当今学术体制的制约下古典文学的内在精神逐渐消亡,担心未来古典文学界的话语霸权被毫无古典情结的学科带头人所占据,担心未来的新进博士最终以现代学科建设的名义‘革’掉古典文学的‘命’”[1],这种忧虑绝非空穴来风,当前学界的古代文学研究确有沦为其他现代学科附庸的倾向。笔者认为:要想在当今多元化的语境下保持古代文学内在精神的纯一性,要想让古代文学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学科的侵袭之中,根本环节还在于对从事该门学科研究事业的研究生人才培养,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性和紧迫性的课题,也是古代文学学科能否发扬光大的命门所在。 

 

一、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内在品格 

 

外在行动发生于内在品格,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应该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内在品格。 

首先必须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摒弃将古代文学作为历史附庸、技巧渊擞的狭隘理念,树立将古代文学视为一部与当代相通、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心灵史的文学观,具有宏观的大文学意识。古代文学学界倡导宏观研究已有数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似乎存在一种误解,以为题目大才是宏观,于是有了许多大而无当的东西。其实,倡导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学者陈伯海说:“于是我联系唐诗的发展,晚唐诗坛的分派,乃至由唐诗向宋诗、宋词转变的轨迹,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历史地位,写出《宏观世界话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进入唐诗总体研究,由唐诗进人中国文学史总体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陈先生阐释了他本人治学的轨迹,即由宏观步入微观,再由微观回归宏观。由此可见,没有宏观意识的宏观研究实为微观研究的大杂烩,却失了微观研究的严谨扎实,正是一种空疏无用的学风。形成大文学意识观的客观依据是: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以审美心理为主的整个心灵世界感受客观现实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质形态;作家的心灵也就是民族心灵的浓缩和积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灵也就是民族的心灵,体现了民族心灵发展的历史。因此,就本质而言,文学是人类心灵的科学,古代文学本质上也就是人类心灵史的科学。此外,不能满足于从丰富的文学作品中寻绎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脉络,还要探明那些消极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导现实,人为消除某些心理环境,从而避免消极民族心理的不良影响。这里的大文学意识并不意味着取消学科界限和专业分工,而是强调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从事人文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尽可能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尽可能渊博的知识储备。就古代文学专业而言具体体现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二是打通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三是打通古代文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的联系;四是打通研究与创作的关联。 

其次,应该具备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从实践和理论上把握客观世界,为解决具体课题而采取的途径和手段的总和,也是联系主体和客体的中介。古往今来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总是与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紧密相关。任何科学的方法都具有实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方法有其适用的对象,但它没有事先设定用它进行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层次,出神入化地运用某种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体、研究客体都有自身规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规定性外,还要寻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泽厚认为:“人们的性格、气质、背景、基础、兴趣、潜力才能因人而异。。。例如有人适合于搞精确考证;有人更长于提出理论问题;有的长于分析;有的喜欢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静的客观描述;有的则不免主观情感倾向的注入。”[3]他主张在多样的方法中,寻求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体的规定性只有靠苦读积累才能把握,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似可采取“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为手段,舍筏登岸,决不可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机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观的限制,又需主观的努力和识力。也许正因如此,当前古代文学学界我们看到的运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还不多。

再次,应该具有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能够拥有今日之辉煌,靠的就是历代具有创新精神的有识之士所组成的这支中间力量的开创性探索,假使没有魏晋以来大胆主张文学脱离史、哲而另立门户的有识之士,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文学研究或许长期只是游离于文、史、哲研究之间的“四不像”,假使没有进行纵横贯穿、探索规律的开放式研究的有识之士,古代文学研究也只会停留在诗话、词话式的小本经营;假使没有建国以来大胆主张古代文学研究应不拘于单一社会学模式的有识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学研究又岂能呈现出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古代文学并非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前沿学科,在当今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已难以像具有实用价值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时髦学科一样,有着施展创新才能的广阔天地。这种偏见促使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在业务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遑论去进行创新和开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创新与开拓的余地将永远是难有穷期的,正如人的认识能力不断前进而难有穷期一样。从问题的多端性,可以产生大量新的假设;从问题的伸缩性,可以改变思维;从问题的新颖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传统方式的解决方法。因此,创新意识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生人才而言至关重要。 

上述三种品格,即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备的人文素养。与该素养相适应,研究生人才还应该具备扎实的美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对伦理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也应有基本了解。总之,应最大程度地掌握关于人的学说,尤其是有关汉民族学说的知识。 

二、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措施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经的各种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于学术的推进,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与学术界其它领域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是一场序幕。本世纪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掀起的“新方法”热及“宏观研究”热,其意并不是某种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单纯倡导,实质上是借助当时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的新的话语方式,旨在清理长期盘踞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旧的政治一元论霸权,扬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学研究由单一的政治批评转变为多元的文化、美学、文学批评,同时又不致于影响古代文学的学科地位.,要想实现这一目的的话,新型研究人才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系统的更新转变具有战略性的价值意义。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们认为:老年学者和大部分中年学者的知识结构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经定型,能够使文学观和研究方法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学研究者,其范围主要包括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教研任务的人员,在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从事古代文学科研的人员,在校学习深造的研究生,大学生以及部分青年业余文学研究者。他们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过广泛接触各门人文学科及其前沿动态,并广泛接触新科学方法论知识而转变成新型人才。而在这些人员中,研究生群体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才能实现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转变?首要条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当前学术界发展状况而对古代文学现状产生的不满情绪和改革需求,这是转变的内在动因。此外,必要条件是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有关制度和观念的相应改革,具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改革传统的单纯传授知识的教育模式,建构以传授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造力为主导的新型教育模式。这种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将古代文学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识而盲于现实,无益新知的“掉书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识的基础上,充分开动智力去鉴别,评价所学知识,积极运用所学知识,并由此出发去发掘创造新知识。导师可以要求研究生独立查阅文献,要求他们针对相关问题写综论或述评,并争取在有关的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是对研究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归纳与分析能力、汉语的写作能力的综合训练。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导师还应从多个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况,从入学直至论文撰写阶段,要不断发现学生在科研基本功训练上、知识面上的薄弱环节,并及时指出,使之加以充实改进。也要了解学生的为人,并与其及时交流。同时,导师也要主动让学生了解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捕捉研究生思维活动的闪光点,才能有利于开发研究生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塑造其创新人格。 

其次,与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适应,要调整古代文学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并改变教学方式。除了教育部规定的专业课程和基础课程外,要适当根据学科的相关性以及研究的兴趣和要求,广泛开设人文科学各学科的选修课,对于一些相关性密切且研究生兴趣浓厚而本院校却不能开设的课程,应允许并积极支持研究生跨校选修。所有选修课程都应该采用多提示、低课时的(包括提示学科重点、主要书籍文献和解疑)的教学方式,而不必进行规定性考试,研究生在学习中确有所得者,可作自选题论文呈教师批阅。只有做到广泛开设选修课与讲授方法的改变相统一,才能使古代文学研究生既不致因课程繁多、考试频仍而被动听讲、死记硬背,从而泯灭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又能够多、快、好、省地获得形成创造力所必须的广厚知识基础,这一知识基础也是形成全新文学观和宏观研究气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变古代文学研究生信息相对闭塞的现状,充分保障其信息来源。不仅保障其一般信息来源,如各类古籍文献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学科的各种刊物杂志,而且要重点保障那些传达相关学科前沿动态以及新技术革命和新科学方法论最新成果的信息来源。不仅要保障其静态信息来源,积极主动地提供各类书刊和网络资源,而且也不能忽视动态信息来源的摄取,允许、支持并积极组织古代文学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指导教师不要以自己习惯的传统治学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学习和思维,不要将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学观念及其所运用的新方法视为旁门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误和偏差来否定其研究,而应该在责任中加入对其勇于创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关方面都能对古代文学研究生采取宽容谅解乃至支持的态度,那就必然会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转变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释: 

[1]周裕锴:《原文阅读与经典模拟》,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12期。 

[2]陈伯海:《中途小识—谈谈我对文学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 

[3]李泽厚 :《在多样的方法中找到最适和自己的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22页。 

[4]董乃斌:《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和新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4页。 

参考文献: 

[1]周远清.深化文科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j].北京:中国高等教育,1996,(9). 

[2]王前新.创新教育全书[m].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 

[3]王小盾.在文学研究的边缘[j].文史知识,2003,(5). 

[4]宁稼雨. 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j].中国大学教学,2006,(12). 

篇3

1.2增加质疑的意识。对待文献要有正确的选择态度，就文献本身而言，它只是参考资料的一种，文献考据也只是研究中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学问。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多源自一代一代的流传保存，在流传过程中难免会发生伪造、篡改的情况发生，例如被世人称为“诗仙”唐代诗人李白在去世之前并没有将平生创作的诗作固定成集，很多都是后人整理结集而成，元稹等李白后代名家都曾受到委托进行编撰李白诗集，在清朝编订的《全唐诗》纳入李白名下的作品也有数集，其中真伪需要结合李白当时的创作风格、创作心情等慢慢敲定。而在明朝对古书的篡改更是广为人知。古书文献中的一字之差就能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如果没有可靠的文献版本进行参考，将让古代文学的研究进入歧途。因此，在研究中参考的古典文集一定要时刻怀有质疑的意识，有判断真伪的能力，特别是现在网络技术发达的今天，很多从网络而来的文献信息也存在纰漏，需要广大研究学者活取活用，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工作，为后人留下可靠的文献信息。

1.3对文献的准确解读。文献中的注释是对文章中内容的进一步解释，一旦发生偏差将会影响整篇文章的分析，即使是文献中的一个标点，对原作也会产生影响，标点的错误不仅影响断句，特别是书名、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也要严格遵守标点要求。为了提高古代文学研究的准确性，必须对文献文本资料进行正确的解读，要有精准的注释内容、标点符号等，通过校对完成文学准确性的把关。校对过程就是寻求文献全貌的过程，根据创作的环境、作者的境况进行整理，把一本书不同的版本和相关的文献进行比较、筛选，校正对错，尽全力整理出最接近原稿的版本。如果研究者参考的文献与原稿相距甚远的版本，在注释和标点等方面存在出入，那么得到研究的结论也必然远离原作的本意。因此，我们必须对文献进行精准的解读和校对。2.4重视文献学的历史地位。将文献学方法引入到古代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存在的真实人物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它有着特殊的历史时代，但是时间已经过去，历史无法重演，凭空臆造的不是对文学的研究。因此，只能借助历史留下来的文献作品帮助研究，只有重视文献学的作用，肯定它的历史地位，在思想上转变对文献的认识，将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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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应用为社会带来了根本性改变，它可以在多个领域上进行更快更大规模的数据处理，以此来得到我们想要的信息和结果。我国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发展脉络久远，积淀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资料等多种文学信息。由于时间跨度长，历史深厚，在研究上也有着一些阻碍，很多问题难以获得解决突破。大数据作为一种新观念和新方法，我们应该积极将其利用到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寻找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向。

1大数据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内在关联性

大数据作为新的概念应用于社会，我们应该对其有基本的认知。“2008年9月《自然》杂志刊发《BigData:ScienceinthePetahyteEra》一文，将大数据作为一种全新的理念正式推出，使其超越于数据在“量”上的单方面描述，指向了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对待数据的全新的态度、理念与处理方法。”[1]也就是说，大数据从表面上理解，即指大量的数据，但它并不只是指庞大的数量，还包括对数据的利用，以及对其分析的方法和技术等等。大数据所带来的改变会涉及到每个大领域上，更重要的是还会体现在每一个独立的个体信息上，这些独立的个体信息会让我们获得与之前大为不同的认知和体验。可以说，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带来了社会的大变革，也为我们带来了认识世界的新的观念和探索方法。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累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学宝库。古代文学发展的时间跨度大，资料多样，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还包括很多相关的艺术审美，历史背景，社会现实等等多个方面。“古代文学研究中需要综合考察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作家、作品、文学创作、接受、批评等多方面因素，这些因素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都可以称之为变量。”[2]大数据就是这些所有量的集合，并且这些数据也会随着古代文学的研究发展而进行实时更新，为我们提供最新和最客观的数据资料。我们不必再费时费力地对各种繁杂的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大数据会为我们做好这项工作。这样不仅会提升我们文学研究工作的效率，还便于我们对古代文学基本的文学信息和研究情况有一个全方面的了解。古代文学的文学艺术价值就好比是等待人们开发的巨型宝藏，大数据就是挖掘的工具，大数据会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视角。就目前来说，很多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都是从宏观角度去进行研究论述，而从细微方面的论述研究又过于分散独立，没有一个很好而又完整的体系。很多研究都是基于固有的研究理论或成果来进行“为什么”式的追问论述，无法摆脱固有思想的阻碍进行角度创新。笔者认为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可以从作家的个人角度切入，进行深度的研究和解析，形成一个完整的脉络体系。高中甫说:“一部作家的接受史，它一方面能更全面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家，同时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审美情趣，鉴赏能力，期待视野，社会思潮以及某些意识形态上的发展和变化。”[3]从作家本体出发，对其作品和所处时代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可以对当时文学的审美倾向和文人们的艺术水平，以及社会的价值取向等多个问题有一个进一步的整体感知。我们在立足作家个体的基础上进行详细的个体剖析，用多数据型的立体思维来思考问题，解析当时的大环境。数据的客观庞大会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带来充足的论据和可信度。

2全数据分析模式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

大数据时代是一个一切都可以量化的时代，关于古代文学方面的文献材料等多方面资源都可以被数据化，成为庞大数据库中的部分存在。全数据分析模式是基于所有样本数据而言，与传统的随机分析法相对。全数据分析模式抛弃了随机性的样本研究，而是贯彻样本即是总体的整体观念，强调充分利用每一个数据，并将每个数据集结成一个整体，重在对整体的分析研究。全数据分析模式不仅重视对事情的整体感知，有一个宏观的掌控，更强调基于全数据实现信息的细节化，提高认知的精确度。可以说，“全数据模式是一种理想的研究方法，它既可以保证资料占有的全面性，又可以避免资料的片面性带来的误区。”[4]全数据分析模式的优势在于它能在所有数据的基础上，为研究者提供研究依据和考量，并且能够毫无遗漏地反映该研究问题的方方面面。傅漩琼先生在《唐诗有了排行榜之后……》一文中说到:“依据数据为基础的研究，其研究结果是否科学可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采样的全面与否和具体分析过程的科学与否。”[5]全数据分析模式重在一个“全”字。比如关于“小李杜”的信息，数据化的相关信息资源都会被大数据搜集成一个数据总集供我们分析研究。这就解决了数据采样全面的问题。而具体分析过程的科学与否则在于我们能否对信息进行有效利用。利用全数据分析模式，我们可以对小李杜进行全面性的对比研究。二人并称为“小李杜”必有其中的原因。李商隐和杜牧作为晚唐的杰出诗人，都有着很高的文学成就和文坛地位，在文学创作上也是不分伯仲，但两人的文学理念却存在个体认知上的差异性。这些问题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通过数据整合，我们可以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李商隐和杜牧两个人的文学创作有一个整体的认知，比较二者的异同优劣。在所有资料的基础上实现研究的精确性，并将之前笼统的大概念加之细节化。对于小李杜的争论颇多，对于二人的并称说法有着很多不同的见解和认识。基于这种理论的差异性，我们可以利用全数据分析模式对这些研究进行统计分析。数据会反映每个观点的比例，从比例中看出各个观点达到什么样的认知程度。我们也会在数据分析中发现各个观点之间具体的不同点和矛盾所在。大数据讲究的是事实，而不是个人的主观意愿。因此，我们在全数据分析模式下可以看出当下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普遍性认知，在这种认知下，我们可以实现怎样的观点创新。我们可以基于全部资料的基础上，对“小李杜”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无论是诗歌领域还是骈文领域都要给予关注，还可以从宏观视角上对两个人进行深度的个体剖析。将两个人分开研究分析后，我们会得到完整而又立体的李商隐和杜牧的形象，再对得到的信息进行整合，抛开传统意义上的研究成果，以全新的立体视角来进行两人的对比分析。这种全视角的立体思维会让我们看到平时无法注意到，甚至是没办法去想到的信息。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全新的思维模式找到古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切入点，在全数据的基础上实现认知上的全面提升。李商隐和杜牧两个人的文学创作的发展动因复杂，我们应该综合多种因素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利用全数据分析模式在我们的研究中构建一个立体的“小李杜”时代。我们可以将两个人的成长环境、个人经历、个性品行及其艺术追求等等多方面的信息进行整合，模拟构建出一个他们生活的时代。李商隐和杜牧虽然都处于晚唐时期，处在差不多相同的社会大环境下，但是由于自身的个体经历不同，导致他们的文学创作存在着差异性。在存在差异性的同时，二人又同受杜甫的影响，但两个人对杜甫的吸收和继承却不尽相同。我们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立体式的整体分析可以清楚地掌握他们的发展脉络，并能够清晰地了解每个方面对他们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以基于大数据对两个人的发展变化和创作走向有一个整体把握，然后将对“小李杜”的研究朝向更细节化的方面发展。

3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

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是基于对相关联的数据的应用，对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数据的相关关系追求现象结果的认知，重在预测事情的发展。数据的相关关系强调事情“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与我们现在追求因果关系的观念正好相反，可谓是反其道而行之。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有这样的思维转变，才会为我们的古代文学的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角度，开拓新的视野。这种逆向思维可以让我们不再局限于原有的文献资料和已成形的研究结果之中，而是会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开拓新的天地，征服更广阔的领域。大数据不追求因果而是让数据发声，这种客观认知会让我们避免在研究上产生偏差。笔者可以通过搜集与研究相关联的各种数据，在联系中分析问题，预测结果。我们对大数据相关性利用重在预测，同样，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预测也是大数据的核心。从相关关系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到文化继承与接受的发展情况，并对此有更深刻的认知。李商隐和杜牧都对杜甫的文学创作理念都有所继承和发展，但对于杜甫的继承两个人又有不同的选择。两个人在同受杜甫的影响下，李商隐又融合了李贺的创作艺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风，想象丰富，注重艺术审美；而杜牧则又受到韩愈等人的影响形成自己雄壮沉郁的诗风，关注现实，注重文学的思想性。两个人在这种继承和自我吸收融合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发展了诗文创作，并且也影响了后代诗人的文学创作和发展。由于信息的独立分散，在对于“小李杜”的研究上很难全面兼顾到这些纷繁复杂的关联，而且也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时可以利用“大数据对于数据化的研究成果的搜集、整理具有的绝对优势，深入文本将所有与之相关的资料抽调出来。”[4]193我们可以先对这些抽调出来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然后在理解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利用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将数据进行串联，整合成一个合理完整的体系。古代文学研究的一大阻碍就是由于历史过于久远，很多事情无法找到原始记录，只能靠我们的猜测和推敲。因为诸多问题长时间无法解决就导致很多相关的文学研究无法进行下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代文学的研究进程。这种因为时间的跨度太大和历史信息记载的残缺造成很多文学信息难以追溯的问题，我们可以利用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来解决，在合理的分析研究中进行有效的推理和估测。我们可以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搜集整合，形成一个庞大的数据网络。在这种关系的延伸中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可利用信息，而且在这种信息辐射中，我们常常会发掘到平时无法寻找到的关联信息。这样的数据网络会将数据间所有的联系客观具体地显现出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信息去研究探索它们的内在关联，找出事情的关键要点。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对事情的整体构建有一个深刻的认知，还有利于我们的思维延伸。数据是我们研究的依据，数据的相关关系不仅会告诉我们古代文学之前的发展轨迹，还会告诉我们古代文学未来的研究走向。

4结语

大数据时代就是一个变革时代。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加里•金说:“大数据这是一场革命，庞大的数据资源使得各个领域开始了量化进程，无论学术界、商界还是政府，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6]在文学量化的进程上，古代文学研究的形式与方法有必要与时俱进，不仅要更新我们的文学研究理念，还要积极引进和发展新技术来推动古代文学的研究进程。古代文学因为其独特深厚的文学艺术价值成为文学界里璀璨的瑰宝，我们应该重视对它的研究，挖掘古代文学的潜在价值，开拓广阔前景。

参考文献：

[1]宋学清，刘雨．大数据:信息技术与信息管理的一次变革[J]．情报科学，2014（9）：15．

[2]张三夕，张世敏．古代文学研究中计量分析的应用与限度——由唐诗宋词排行榜引起的思考[J]．社会科学，2013（2）：176．

[3]高中甫．《歌德接受史》“引言”，转引自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前言[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7．

[4]丁莉，宋学清．大数据对新世纪文学批评的影响[J]．作家，2015（2）：192．

篇5

【中图分类号】：G423.07【文献标识码】：A

古代文学课程是本科院校中文系的一门基础课程，也是传统课程。从长期发展看，虽然古代文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但不能否认的是，由于古代文学课程本身的非功利性，不与学生就业发生直接关联，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有所下降。不少学校以此为依据，大量缩减古代文学学时。以湖南科技学院新闻传播系为例，2013年上学期前，《古代文学作品选读》开设了两个学期，每学期48学时，但2013年下学期后，古代文学课程缩减至一个学期，每学期32学时。

不仅湖南科技学院如此，其他一些本科院校，甚至以文科为主的本科院校，古代文学课时也大量减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课程的合并，大多数院校将原来分开的《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作品选》合并为一门课程，而在学时的分配上，却没有做相应增加，这实际上导致了古代文学课程的减少；二是授课学时的直接减少，在上个世纪前十年，不少院系古代文学开设在四个学期以上，进入本世纪，大多数本科院校缩减至三个学期。但即使如此，许多学生仍然认为古代文学课程太多，希望进一步缩减。

一味地迎合学生的要求，不一定会带来好的教学效果，不少人发现中文系学生不像中文系学生，没有应具有的文气。他们进入工作单位后，也开始面临一系列问题，师范类学生教不好古代文学，文秘类学生写出来的文章缺乏文采。忽略了中文系学生基础课程的学习，导致了学生参加工作后后劲不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学生对古代文学学习兴趣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又要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古代文学课程改革，其实也就是要解决这一矛盾。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不少学校开始对古代文学课程进行了改革，改革的结果有成功，也有失败。其中，复旦大学古代文学课程改革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果，现简单介绍如下：复旦大学目前从事古代文献或文献学研究的教师有22人，《中国古代文学》作为基础课开课三个学期，合计118学时，6学分。复旦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声誉，但在基础课程的开设上，似乎名不副实。实际上并非如此，它除了基础课外，还开设了大量与古代文学或文化相关的选修课程，主要有：《唐代政治与文学》《中国文学史料学》《文化新诗学》《屈原与世界文化》《中国古代游侠文化与文学》《商人与文学》《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研究》《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国古典美学》等，另有《东亚古代文学关系史》《东亚汉文学史》《女性文学研究》《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等选修课程与古代文学紧密相关。这样的改革，无疑极大促进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有利于培养学生学有所专、学有所长、学有所好。

南京大学也是如此，在开设四学期《中国古代文学》之上，又开设了《古代文化史专题研究》《校雠学》《近代学者治学方法》《唐宋笔记研究》《石刻文献学》《佛道二藏文献研究》《辞赋研究》《诗经研究》《楚辞研究》《史记研究》《文选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杜诗研究》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也开设了四个学期，另外还开设了《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先秦韵文研究》《汉赋研究》《研究》《六朝诗歌研究》《陶渊明研究》《宫体诗研究》《唐诗传播研究》《明清小说研究》《古典文学学术史》等。这两个学校在开设《古代文学》时，同时开设相关选修课程，做到基础课和选修课、必修课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极大加深了学生对所授课程的理解。湖南师范大学则把《文献学》教学和毕业论文写作结合起来，具有较好的教学效果。

这些高校古代文学课程设置的成功经验对于我校中文专业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置具有一定借鉴和启发作用。湖南科技学院古代文学学科有教师16人，学科建设分四个方向，即先秦汉魏与舜文化研究、唐代文学与柳宗元研究、宋元文学与周敦颐研究及明清文学与潇湘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为基础课程，开设了五个学期，除此之外，还开设了专业任选课《中国古代诗词专题》《柳宗元研究》《研究》《民间文学研究》《红楼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专题》等课程。古代文学教学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与一些重点院校的中文专业相比，本校古代文学课程设置还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课程的设置与地域文化结合不紧密。湖南科技学院是一所地方本科院校，所处地永州地方文化丰富多彩。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四个方向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从研究层面看，舜文化研究、柳宗元研究、周敦颐研究、潇湘文学研究在省内乃至国内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课程的设置却处于滞后状态。除开设了《柳宗元研究》外，其他与地方文化结合紧密、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且能与《中国古代文学》相互补充的课程却没有开设，古代文学的地域特征得不到彰显。

其次，课程重复开设现象严重。《中国古代文学》在本校开设了五个学期，每个学期48学时，合计240学时。这一学时量，是复旦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的2倍多、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1.7倍，《中国古代诗词专题》《研究》《红楼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专题》等课程虽在这些学校有所开设，但由于他们基础课学时较少，开设这些，是对基础课程的一个有益补充。但我校基础课学时充足，所授内容与选修课程重复严重，如《诗经》《红楼梦》等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都作了重点讲授，再开选修课程，学生受益不大，故学生在选修课程时，开设的课程学生选课率不高。

再次，应开设的一些课程没有开设。由于师资的缺乏或其他原因，一些基础课程讲授较少，而目前国内研究已经成熟的一些课程得不到开设。如文献学在许多重点本科院校中已经形成了一门独立学科，有专门的教师队伍，但在本校，文献学不仅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甚至连课程也没开设，结果导致了许多学生在写作论文时所引文献错误百出，对于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后思维条理是否缜密也有重大影响。

针对本校古代文学课程设置存在的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加强与本土文化紧密相关的课程建设，对于已具备开设条件而未开设的的课程，应及早开设。就本校中文专业而言，《舜文化研究》《周敦颐研究》都已具备了开设的条件。《潇湘文学研究》《永州摩崖石刻研究》稍显薄弱，但也可以以教促研，只要有老师愿意开设，就应及早开设。这些课程的内容，基础课程涉及较少，又与永州本土文化紧密结合，可以把理论授课和实践教学紧密结合起来，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使培养学生较好适应永州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是对基础课程的一个有益补充。

二、调整已有课程机构，优化课程设置。对于选修课与基础课重复严重的现象，可以采取两种办法进行调整。或者缩减基础课学时或学年，或者减去与基础课重复严重的必修课。这样，既能为学生节约大量的时间以选修其他课程，又能有效避免因授课内容重复而导致学生选课率不高的现象，这样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同时，在优化课程设置时，要注意师范方向和文秘方向的差别，这不仅要体现在专业限选课上，同时也要体现在基础课的授课上，要适当把握好不同方向的学生在史集作品的讲授上时间分配的不同，从而有效培养出具有不同技能的不同方向的学生。

三、增开专业选修或必修的课程，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一些与古代文学学科关系紧密，与《古代文学》相互补充的课程，如果在师资力量具备或可以具备的条件下应及早开设。如《文献学》《校雠学》等在条件成熟时应及早增设。另外，基础课程较少涉及，但在国内已经成熟的课程可以增设。如《老庄哲学研究》《文选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敦煌文献研究》《历记小说研究》《禁毁小说研究》《域外汉文学研究》等都是可以增设的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将极大拓展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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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等命题，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逻辑分类和难以截然分离的认知模式。这一命题的两端，既相生相克又相辅相成。我们从现象中提取普遍主义、现代性等概念，并不意味着存在一种“纯净”的普遍主义和现代性标尺。普遍主义和现代性的形成与发展，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和区域现象。普遍主义不是生而就有，而是从地方主义扩张而来；现代性也不是匀质的和固态的，而是杂质的和流动的。英、美、法、德等现代民族国家所呈现的普遍主义与现代性，均有重要差异，只是我们很少有兴趣辨别而已。从更长远时段看，这种普遍主义和现代性，只是人类文明的盛衰在特定历史时空的一种具体展现。被迫、后发的现代民族国家如果抵制、拒绝这份“礼物”，其地方主义和民族性究竟能否存在，在全球一体化时代都是一个严峻考验；如果加以充分吸收与借鉴，其地方主义和民族性不但有了彰显的机遇，假以时日还有可能在文明的碰撞与交流中成为新的普遍主义与现代性标杆。

需要警觉的是，民族自卑感、历史悲情叙事和文化矛盾心理极易导致固步自封倾向，即强化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对立。这固然可以昭示民族自尊心，也可能激励本民族固有文化的自信心；但在某些历史阶段，更容易沦为专制者及其附庸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典型论调，莫过于特殊国情论。如果动机出于文化情怀和学理探究，其民族感情应予肯定；但如果出于利益掠夺与权力维护，其虚伪性与性就昭然若揭了。弱势文明遭遇强势文明的介入，所属国民秉持民族本位立场和本土价值意识，应予理解与尊重，但不应成为抵制与抗拒的借口。学习与模仿，并不是一件令人羞愧与耻辱的事情。堂而皇之地享用资本主义文明的物质产品，却又以维护传统的名义抵制资本主义文明的精神果实，是不是显得滑稽？鲁迅的“拿来主义”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只不过我们已经习焉不察。“拿来主义”不是实用主义手段，而是凝练概括了弱势文明遭遇强势文明时所应有的胸襟、气度和立场。日本堪称“拿来主义”的一个成功案例，它在充分吸收与借鉴普遍主义和现代性时，不但没有丧失文化的民族本性和地方主义色彩，反而从文明等级的低端快速抵达了高端。当然其民族根性中“恶”的一面，也实现了现代转换，这尤其值得引以为戒。弱势文明在扭转劣势、实现复兴过程中最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的普遍主义和现代性，而是固有文化结构中“恶”的因素沉渣泛起，尤其是“恶”以现代形式借尸还魂。在文化交流和学理探究层面探讨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对立，可以通过鲜明的对比效应，凸显文化更新与复兴中遭遇的诸多具体问题。但如何避免民族自卑感、历史悲情叙事导致的价值偏离与情感抵触，避免文化情怀与学理探究沦为利益与权力的附庸，是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谈论中国现代文学“半殖民性”，不是激活民族耻辱感、历史悲情意识，更不是强调文化殖民色彩，而是在学理和文化情怀层面，探究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在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碰撞与交融中如何实现“会通”。必须看到，“半殖民性”带来了民族耻辱感和历史悲情叙事，更给中国社会和文学带来了一个重大历史发展契机。在今天的历史境遇中，祛除民族自卑感和历史悲情叙事，调适文化矛盾心理，更多关注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会通”，是现代学术体系能否拓展、创新的一个更为迫切的命题。

二、在“会通”视野中探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可能

逻辑分类和认知模式中的普遍主义和现代性，一般指向欧美强势文明范畴内的各种观念体系及其指涉物。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谱系看，欧美文学及其观念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一场至今仍在变动不居的革命性变迁；这场变迁的模仿与学习色彩，迄今依然强烈；所谓“半殖民性”，即是对这场革命性变迁的实际历史状态与情形的描述与概括。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重视：（1）发源于欧美民族性和地方主义的文学及其观念，因为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贡献了创造性经验与价值，而具有了普遍主义和现代性面目；作为欧美地方主义和民族性在文学领域的具体呈现，它熔铸的是欧美世界的区域性文学经验与价值，并未充分容纳和吸收其他地方与民族的文学经验与价值；凭借资本主义历史体系的扩张，这种创造性价值与经验被赋予了模本和范型的作用与意义。（2）中国文学有着几千年的连续性和不间断性，文物典籍、文献史料浩如烟海，精神遗产和文化心理博大精深，无论在古典时代还是步入现代进程，都体现和蕴含着人类社会在一个特定时空的创造性经验与价值。（3）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抗争、对世界文学的借鉴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世界文学和当时文学实践的共存秩序中脱颖而出的；它实现了自我本质的确证，具有了“融汇古今、贯通中西”后的自足性和独特性，初步孕育了自身的创造性经验与价值，为中国文艺复兴的展开打开了历史之门。或许再过多少年，这些才能看得更为清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知识传授、塑造审美能力、宣传意识形态、增强社会凝聚力、提振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和学术史延展等功能和效用。这些都无法绕开一个基点，即对中国现代文学创造性经验与价值的挖掘、梳理、归纳、总结和阐发。因此，挖掘上述三个层面之间的差异、分歧和对立，有助于我们在对比视野中甄别和挖掘中国现代文学的自我认同与创造个性；但更应在比较视野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全面、细致地建构中外古今的“会通”机制与平台，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在中国文艺复兴的延展中，探究中国文学已有和将有的创造性经验与价值。最近二十年，创新的焦虑与疲惫困扰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不仅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问题，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创新能力普遍匮乏的一种具体体现。创新的实现，有赖于学术外部环境、学术内部事务和学术个体伦理意愿汇聚而成的合力机制能否发挥良性作用。但是，不能奢望有了一个宽松自由的外部环境后再去创新。如何在有限时空内，充分发扬学术个体的伦理意愿，重塑学术内部事务的动力源和创新机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更具操作性的路径。因此，在“会通”视野中发掘“半殖民性”的内涵及其表现，重新考察一百多年来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实际历史状态与情形，就有可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具体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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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aning in literature history of researching the Chinese ancient urban literature is re-surveying and studying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from a spatial angle of view， digging and making use of the urban literature resources fully that had been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 which is good for rebuilding a space-time concatenate， more integrated and systematic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history.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ancient urban literature can also provide a wide historical sight and profound historical text for the present literature.

Key words: urban literature; literature history; spatial form; present significance

近年来，在中国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呈现热潮的背景下，中国古代城市文学开始进入当代研究者的视域。城市文学属于古代文学的特殊分支，在内涵上与乡土文学、山水文学相对应而存在，具体是指以古代城市这一特定空间形态为观照视角，以人与城市关系为枢纽，以城市的物质构成、生活状态、文化品质、人文景观以及城市居民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其内容围绕凸显城市特点这一中心向不同层面展开，具体包括勾勒城市风貌、书写城市印象、表现异于乡村的都市生活形态、彰显由城市激发的物质欲望、描写个体都市体验、刻画各类市民形象以及以文学的方式对城市进行文化定位与评判等等。

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首先，古代城市文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中国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充分重视并认真研究古代城市文学，才可能建构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文学史写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文学发展历史自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文学史写作必然是多样化与系统性的有机统一。自清末黄摩西撰写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以来，先后有数以百计的同类著作问世，内容由简到繁，容量由少到多。无论单本断代史抑或多卷本通史，无不将时间（具体言之是朝代）作为写作纲目，通行的写法是以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为线索，依次介绍历朝历代主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重要作家及其优秀作品。考察时代对文学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理念贯穿于各种文学史写作始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悠久，覆盖地域广阔，文体繁多，内容丰富，作家队伍浩大，成员无数，名家名著层出不穷，任何一部文学史都难以将其全部囊括，挂一漏万势所难免。随着文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为了弥补通史写作相对粗疏和过于简括的不足，及时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学界前辈与时彦不断推出各种分体文学史，如诗歌史、赋史、词史、散曲史、散文史、小说史等。此类著作仍以时间为贯穿全部材料的线索，只不过是就某一类特定文体的历史演进状况作出较为详细描绘和评价，由于笔力相对集中，对对象特征的挖掘也因此更加系统和深入。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视角之所以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民族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高度发达，而空间意识和宇宙意识则相对薄弱。将时间作为文学研究的唯一观照角度，便于撰写者们把主要精力或全部精力放在勾勒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把握文学的时代风貌之上，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即容易忽略文学存在的空间布局及其形态，从而导致诸多研究空白长期得不到填补。

文学的价值及其发展规律既可以在时间的延续中体现，也可以通过空间分布形态去认识。“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任务，是清理并描述中国文学演变的过程，探讨其发展规律。”［1］而文学的演变包括了文学空间分布形态的演变，如果通过对文学创作中心空间移位的研究，对作家地域分布规律的把握，对地理环境与作家审美心理对应关系的揭示，同样能够发掘出文学发展的某种规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地域观照、空间批评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被带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探讨地域、空间对古代文学创作及其发展的影响，遂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一个新思路，在这一背景下，各种地方（省市）文学史相继推出。当学者们开始从空间视角去重新认识各种文学现象时，又明显表现出对产生于乡村的田园文学和山水文学的浓厚兴趣，在高度自觉的研究意识指导下，逐步建立起完整而科学的研究系统，并由此取得丰硕成果，诸如山水诗史、游记文学史之类著作的出现即为标志。相比之下，对文学产生的另一空间背景城市以及城市文学则普遍缺少关注和重视，不仅参与研究者少，而且缺乏明确的研究意识与系统的研究方法，城市文学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发掘和利用，城市文学特色没有得到总结和提炼。毋庸讳言，城市文学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古代城市文学是全部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以作家与城市之关系为切入点进入文学史研究领域，势必发现许多新问题。例如，文学家的生存空间与创作空间的构成形态究竟如何？他们与城市的关系有何共同点？城市遭际与城市体验以何种途径、何种方式对其创作产生影响？其中的规律性与特殊性体现于何处？文学家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又如何内化为文学文本中的城市形象？我们能否从古代作家创作的城市文学文本中寻找到古代所存在的城乡差异？欲圆满地回答此类问题，不仅需要借助时间线索，而且需要空间观照视角和区域文化观念，如果采用时空并置的双重视角，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建构必将更加完整和系统。

此外，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具有相互影响与渗透之关系，二者共同造就了古代文学地图的丰富多彩，欲准确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内部构成体系，同样不能缺少城市文学研究这一重要环节。研究城市文学史，从另一个向度呈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乡土文学文化特质的认识，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学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其次，城市作为古代社会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文化空间，不仅铸就了古代城市文学特殊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品格，而且成为许多重要文学样式的策源地及其发展繁荣的催化剂。研究古代城市文学，是推动古代文学史研究多元化格局形成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化。

城市文学的本质与特色，归根结底决定于城市文化的本质与特色。中国古代城市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兼备军事防御、政治统治、文化整合、经济推动多重功能，尤以政治功能最为突出和重要。虽然它与西方近现代城市以乡村为对立面，以脱离自然、悖离传统为崛起前提完全不同，尽管城乡之间在很多时候并无截然划分的空间界限，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仍然逐渐具备了区别于乡村的鲜明特质：第一，以人与人、人与物为主要关系结构。城市居民的异质性构成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人际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交换关系占据了较大比例，功利色彩较为明显和浓厚。第二，城市是人类改造自然、改变自我居住地的创造性产物，其诞生与不断发展充分显示了人的自主意识与创造精神，与此相联系，城市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彰显创造力量，淡化无为意识，崇尚功利追求，张扬世俗精神。第三，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城市通常作为帝国的行政中心而存在，“政治，而不是商业，决定着中国城市的命运。”［2］因此，城市极易激发人们对于政治的联想和欲望，而城市居民较之乡民，也更容易遭受政治的辐射和影响，更易于感受皇权的存在和威慑。城市生活浓厚的政治色彩、商业色彩以及世俗化色彩，经由创作主体心灵的感受与投射，赋予城市文学文本相应的文化风貌，功利性（包括政治功利和物质功利）、世俗性、娱乐性构成了古代城市文学最核心的意义要素，以富为美，以俗为美，成为城市文学审美取向最突出的特征。对此，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才可能在与乡土文学的联系和比较中，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既二元对立又多元并存的文化风貌。

作为大量财富聚积地和商品集散地的城市，无疑能够为文学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因此，它成为许多重要文学样式的策源地及其发展繁荣的催化剂。考察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小说创作与城市的密切关系，早期小说产生和传播的空间背景不可能是以单家独院为主要居住方式、缺少人际交流和信息沟通的广阔乡村，而应是人口相对集中、信息传播比较方便的区域，只有城市哪怕是早期的城镇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中国古典小说经宋元由文言而白话的转折，至明清进入全盛时期，与此同步的正是古代城市经济的日益繁荣与昌盛，以及市民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正是后者为小说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广阔的市场。戏曲的情况与小说大体相同，古典戏曲的繁荣（包括创作与传播）同样离不开城市经济的繁荣，其中，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欣赏水平直接影响到戏曲的发展与审美趣味。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欲在现有水平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提高，强化和扩大城市研究视野，非常有必要。

再次，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还具有现当代文学史意义，可以为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与意蕴深厚的历史文本。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学创作和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审视既有成果，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现当代尤其是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主要建构在西方现代城市理论基石之上，而西方城市文学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参照系。与重视横向移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纵向比较的环节显得十分薄弱，在当代学者的研究观念里，历史上“乡土文学异常发达使得中国在某种程度是成了一个乡土文学的国度”［3］。“历史经验”的缺失，源于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不足或者不力，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缺少了历史的纵向座标与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资源，中国文学史因此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层”现象。

城市文学的研究价值并不与其历史地位和历史评价构成正比关系，事实上，中国古代作家群体因与城市的不解之缘，而成为城市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尽管由于农业文化传统所铸就的“乡土情结”的巨大影响，“叶落归根”、“富贵而归故乡”被古代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视为理想的人生归宿，城市只不过是个体生命中的“驿站”，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城市的观照和书写。无论匆匆过客抑或成功地进入者，城市总会在留下他们足迹的同时，向其心灵世界投射自身的影像。城市之于文人作家生命的重要性，不仅仅因为标志另一种外部生活环境或另一种生活方式，还在于它参与了个体的人格建构，并成功地转化为艺术创作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城市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不但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古代作家的生存状况与历史遭际，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生长于农业文明的港湾里，社会的个体成员毫无例外地具有“农村”背景，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向往和欣赏城市生活，纷纷离开农村，选择新的生活环境与新的生活方式，显然具有“告别”昨天的文化意味。当然，这种“告别”尚未形成解构和颠覆，不过，其中所表现出的对后起的文化方式的认同趋向，正随着历史的发展由隐而显，由弱变强，逐渐汇入了当代人的观念形态之中。人类在进行改变生活空间、建设城市的实践活动的同时，也以渐进的方式不断改变着自身。研究古代城市文学，发掘内化于文学空间的思想文化价值，无疑可以更加清楚地勾勒出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足迹，为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提供广阔的历史视野。古代作家群体在城市观照和评判方面表现出来的某些共同的“先天性”缺陷，也完全可以成为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纵向参照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术界不断传出关于强调“打通”文学研究的时代壁垒，提倡建立大文学史、中国文学通史的研究体系的呼声。深入系统研究古代城市文学，为后世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文学资源与文化资源，无疑是“打通”的一种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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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文学是一种语言上的艺术，所以立足于语言这个角度进行文学研究可以说是应文学研究发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一种本质方面的研究，同时也是一种本体方面的研究。分析目前的实际情况得到，大部分中国所谓的“外国文学”一般都是选择翻译这一个形态来完成行世工作的，在实际工作中，外国文学研究的“第一问题”就是有效的“翻译”，但是，翻译的本质其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语言问题，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立足于语言这一个角度，来实现外国文学的有效研究，这样一来就可以实现本真性的更深刻认识[1]。

二、辩证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同语言情况

我们可以在辩证分析文学史发展、文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对于文学史发展、文学理论发展等，其中非常重要的重要标志或者表象就是语言，同时，文学史发展、文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最为关键性的因素之一也是语言，所以，语言是文学史发展、文学理论发展最为主要的基础。语言不同是中国现代文学跟中国古代文学最为不同的一个点，在分析两者外形差异的时候，其中最为显著的差异就是语言上存在的差异。汉语文学同时包括古代文学跟现代文学两种类型，但是古代文学跟现代文学两者可以算得上是不同类型的文学类型，古代文学其实质上具有非常明显的古代性的古代汉语的文学，对于古代汉语体系来说不同类型文学其发挥的影响是不一致[2]。同时，现代文学是具有现代性的现代汉语文学类型，对于现代汉语体系的现代性来说，其所存在的现代性跟其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联系。一般情况下，现代汉语其实质上是白话文的形式，相比较于古代口语白话文来说，其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也就是说可以实现古代汉语语言词汇的吸收，同时还可以从根本上吸收西方词语，实现西方思想文化以及科技词语等的有效融入，跟中国古代的词汇、语法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同时跟西方语言体系之间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区别。

三、在语言的层面的文学研究思考

研究文学理论的话语，同时研究文学问题的关键词研。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曹顺庆等学者对文论话语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地研究，同时还相对提出了“失语病”观点以及“中国文论话语重建”观点。并且完成了系列论文的发表以及专著的写作。同时也完成了文学话语问题的研究。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文论话语方面的研究以及文学语言专题方面的研究等，侧重于文论术语以及文论概念的研究分析。因此，比较研究范畴以及中西方文论也是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部分，其中，《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是极具代表性的一项著作，同时还有《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侧重于比较分析中西诗学，同时还取得了中西文论范畴研究的成果比较多，但是需要重点关注自觉语言意识的培养，同时还要关注话语意识的培养[3]。立足于语言这一个角度来完成文学的研究翻译，同时还要完成其跟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间存在的联系的研究翻译。随着社会的发展，目前中国现代文学深已经逐渐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目前在新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正在实现西方文学的学习以及借鉴，所以一般会选择使用翻译文学的中介来实现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所造成的影响。需要从根本上说明，中国文学怎样对西方文学进行学习，同时还需要定位在学习西方文学具体该学习些什么，所以都可以在文学翻译这个部分得到其应有的解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翻译文学并不可以跟外国文学想等同，其还是明显区别于真正外国文学的，其中最大的差异就是其存在明显的汉语性，逐渐汉文化、汉文学汉语的特性，其本质上是在交流和碰撞中西方两种文学的过程中产生的妥协。因此，需要从根本上立足于语言这一个角度来完成翻译文学的研究，重点分析在现代汉语发展过程中，翻译文学所造成的影响，同时重点分析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所造成的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立足于语言这一个角度对文学理论、文学史等内容进行研究已经成为目前文学研究过程中非常重大的一个突破，在学术方法上述得到明显的创新，同时还创新了学术模式。但是需要重视的是目前语言视角文学研究过程中还是存在非常多的问题的，还需要重点研究史实清理，同时研究理论方法，在上述的基础上实现研究的深入化以及细致化。随着各方面研究的深入，促使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了语言哲学、语言学等内容，将来在语言视角文学问题方面的研究将会更加的深入。

参考文献：

[1]昂智慧.文学创作和阅读中的语言问题——论保尔•德曼对“新批评”的批评[J].文艺研究,2006,3(33):31-3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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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6-0048-01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1.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历史的学科。它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所占课时比重较大。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是知识与能力兼顾，重在学生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与鉴赏能力与审美感受能力，在潜移默化的学习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成为知识基础雄厚、能力素养良好的新型人才。

2.授课侧重点各有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知识覆盖面广、内容难度大，涉及文献学、文化学、哲学、美学、史学等诸多学科，在高校教学实践中，如何具体操作该课程的讲授过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教者强调与文字、音韵、训诂学的近缘整合，认为对打牢基础、充实底气、克服浮躁学风是必须的；有的强调与中国古代史、文化史、哲学史等近邻学科进行整合，目的是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多维视角和众多参照系；有的强调与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整合，认为这是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自身的需要；还有的强调与文艺学、现当代文学乃至音乐、美术等学科进行整合，对“古典文学”进行真正的“文学”还原，对她的艺术魅力进行深入分析探索。

3.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发展方向需要新的定位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历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是一个研究队伍庞大，研究领域广阔的成熟学科。然而，与学术研究的红火相反，课程的教学研究一直相当冷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教学观念僵化、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手段单调等问题十分突出，加上社会上急功近利观念的影响，以及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本身固有的内容与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等特点，应该说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目前存在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重新把握古代文学的教学实质，总结古代文学的教学特点，探索适合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已成了学界同仁面临的共同课题。

二、如何在教学中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现代阐释

1.教学内容的阐释要与时俱进

教师要在遵循传统讲授原则基础上，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的新的认知，即如果仅只是以古代佐证古代，或者所研究和讲授的东西限制在古代范围内论古代，那么这种教学毫无意义。教者必须在研究和教学过程中从古代通向现代，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要对当代大学生的现代生活、情感、审美、价值观念产生作用，产生现代的新意识，为现实服务。要真正使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为当下所用，增强古代文学的现代意识，用现代意识观照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拉近古代作品与现代生活的距离，引发学生的共鸣，从而达到育化学生心灵的效果。这应该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问题。

2.教学中要深度挖掘古代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

在教学过程中应难易适当，教学重点放在作品的深度挖掘上，力求让文学作品感染人，文学形象鼓舞人，文学事件教育人，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上下工夫。采用点面结合，点线结合的方法，进一步彰显古代文学作品内涵所蕴涵的魅力，课堂上要最大限度的融入作品，做到一般作家一人一作品，主要作家一人多作品。从教学大纲所选的精读篇目中确定课堂精讲内容，由浅入深，选取人物形象丰满、富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内容，以名家名篇为主。开展以作品赏析为主的课堂讨论活动，培养学生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透视现实人生的能力。引导学生以小论文的形式，对问题进行理论总结，同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能力、写作能力等实际能力。

3.采用现代先进的教学手段丰富教学内容

目前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都是以教师课堂讲授，并且结合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的。这样的方式可以使学生对教学资源实现共享，但是其范围是有限的，而且经研究发现，目前学生学习的兴趣不高，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比较低。“慕课”平台可以有效的解决这样的问题，它可以使全球范围内有关古代文学教学的资源实现共享，“慕课”平台的使用极大地扩展了学生的视野，完善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丰富发展了古代文学的教学方式方法，更主要的是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慕课”与原有的只提供课程资源的名校视频公开课不同，“慕课”实现了教学课程的全参与。在这个平台上，学习者可以完成上课、分享观点、做作业、参加考试、得到分数的全过程。

当前，有相当部分大学生在社会行为上显得孤独、冷漠，对社会、对集体、甚至对亲人朋友，他们缺乏基本的友爱之情，表现出狭隘和自私。因情感缺失而引发的生命悲剧日益增多，这些悲剧提醒我们在高校开展情感教育刻不容缓。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师要努力发掘古代文学作品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具的人文价值，启发学生思辨能力，拓展其他们人文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使他们达到理想人格的塑造，人性境界的提升，使学生在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体味中国文学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情趣，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汪国林.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原则新探―以批评史元典与现代阐释及文化背景为考察中心[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4（04）.

[2]曹顺庆，王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的对话[J].当代文坛，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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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阅读能力:

    t 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学,首先要过的是文字关。因为古代文学作品都是用古代汉语写成的,只有多方面掌握古代语言的文字、声韵、语法等知识,能够自如地阅读古文,才能真正读懂作品内容。以广为流传的唐代诗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例,(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如果不明白其中的“城阙”“三秦”“五津”“宦游”“比邻”“歧路”“儿女”等字词的意思,是无法理解这首诗表现的内容的。

    阅读能力还包括对作品内涵的领会能力。譬如有时须了解作者的 背景与写作动机,用中国古代传统的说法是“知人论世”,也就是作者因何要写这首诗?这就需要许多历史、传记、文化背景、创作情况资料方面的积累,下许多考证的功夫。

    t 以李商隐的《锦瑟》为例,(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历代评论家都有感于它的难解,它难解在什么地方呢?不在它的字、词、句意,而在于它的背景与动机。关于此诗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这是诗人追怀他死去的妻子王氏,是一首悼亡诗(见《玉溪生诗笺注》);有人说这是一首描写音乐的咏物诗(见《缃素杂记》);有人说这是李商隐晚年追叙生平,自伤身世之辞(见《玉溪生诗笺注》)。持这些说法中的任何一种,从诗的字句都分析不出来,都要有材料为依据,要有考据查证的功夫,如果不了解牛李党争、义山与王茂元之女的婚姻、王氏的夭亡、王义山自己仕途的坎坷,无法做出悼亡、感遇的推测;如不知旧版李商隐诗集以此诗为首,也很难判定其为诗序、诗论;至于王氏是否精通音律与偏爱锦瑟,这就更需要过硬的材料了。由此可见,阅读能力的提高必须以扩大知识领域为基础。

    t 研究要精,阅读则要博。读书的面不妨宽一些,古今中外文史哲,都应涉猎,这样才能有利于一个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

    t 在这方面,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很少有人能得到他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那样一致的承认。陈寅恪先生治学的范围非常广,除隋唐史外,他还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除历史学外,他还研究佛学、文学、语言学等,并在如此众多的治学领域里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仅就治学工具——语言的掌握,他不仅超过了乾嘉巨子钱大昕,而且比王国维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同时代人回忆,他在欧美除了学习欧洲一般语言外,还学习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回国后又学习满文。因此,在占有资料方面,很少有学者能与他相比。

    t2、阅读层次:

    t 读书可以分几个层次,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阅读主要分为读文学史、读作品选和读学术经典三个层次。

    t (1)读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遗产非常丰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全部熟悉。如游国恩、王起等人编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等一类的着作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及其发展的历史,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大概面目,对于一般水平的人来说,读一种或几种公认写得比较好的文学史很必要。

    t (2)读作品选。为什么要读作品呢?因为整部文学史就是由许多时代的无数作家一起创作出来的,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是由当时许多作家一起创作所形成的,一个作家的成就也就表现在其平生遗留下来的作品上。所以无论是对一个作家或一个时代以至相续几个时代文学的研究,都必须立足于作品的研究。

    t 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产物,优秀的文学作品凝结着作家高尚纯美的感情,并以优美独特的手法表达出来,有着深厚隽永的艺术魅力,影响着读者的精神境界。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咏。”如研究宋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胡云翼选注的《宋词选》多为词人的代表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词的丰富多彩,而且注释通俗完备,评析精当,是一个影响较大的宋词选本。但如果是研究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就应该尽可能读完他的全部作品。

    t (3)读古代典籍。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首先应有个大致的了解。中国古代图书自唐以来一直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古典文学属于集部,但若要深入学习古典文学,对于经史子三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典籍都应了解甚至熟悉,这是研究古代文学基本功的一部分,不能忽视。

    经部,收录的是儒家经典。主要包括十三经、古乐、文字等方面书籍,以及解释经书的着作,儒家经典了"十三经"为代表,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春秋》,后《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种,《春秋》分为《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三种,加上《论语》《孟子》《孝经》《尔雅》成十三经。

    t   史部,主要是各种体式的史书,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别史、杂史等。研究古代文学,应注意其历史背景,一定要读有关的史书。比如研究先秦两汉文学,要用心读《史记》《汉书》;研究唐代文学,要读新旧《唐书》等等。史部还包括地理着作、政书、目录书等。

    子部,收集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的着作。此部范围广,收书也比较复杂,有哲学书,也包括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农学、军事、艺术、宗教的着作,也包括笔记小说和类书。子部中也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书籍,如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等及其有关书籍。儒家思想,主要见于《五经》《四书》;道家之书以《老子》《庄子》最为重要性,儒道之外,法家的《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文辞优美,应加以注意;小说家中的《世说新语》记载魏晋名士言行,隽永有味,对后世影响很大,也应阅读。

    集部,收历代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着作。一人着作的集子称别集,多人着作合编一起的集子称为总集。别集,如李白的《李太白全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韩愈的《韩昌黎集》等。总集,如《昭明文选》、《全唐诗》等。文学评论,如《文心雕龙》、《沧浪诗话》。

    t

    t二、收集材料的注意事项:

    t 1、广搜博采,多多益善。大量有系统地阅读有关文献,可以借助于目录学,如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补正》等书的指引,一部部地查找。一定要宽泛一些,以免顾此失彼。

    t 2、透彻理解,发现问题。重要的材料是一字一句地读,反复读,方能获得透彻的了解并从中发现问题。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注意于古人行文的细小处发现并获得对问题具有关键作用的材料。搜集材料,要有耐心和恒心,注意积累,在阅读过程中要花工夫记下有价值的材料和心得体会。

    t 3、避免先入为主。应该做到一切从材料出发,而不是根据已有的观点来对材料进行取舍。例如要研究一位诗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读他的作品集,读他的有关资料,了解前人对他的研究状况。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你所发现的有些问题前人已经研究过了,那么这样的问题就不再有研究的必要;但也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有些方面你认为值得研究但是别人尚未涉及的,另一种是有些问题别人虽然研究过,但你自己的体会有所不同,或者别人的结论与你所掌握的材料有矛盾,或者你所掌握的材料正好可以对前人的某一观点做补充,那么,这些独到的体会都将是适合你研究的课题。这样确定下来的选题比先主观地选个题目,然后很辛苦地往下做要容易得多,写起来也不会泛泛而论和流于一般化。

    t 4、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资料检索工具。研究古代文学过去主要靠背诵,现在背诵当然不能荒废,便在已经发展到信息时代的今天像旧时读私塾那样用很多时间背诵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因而可以运用网络,但要注意披沙淘金,如学术期刊网等。

    t三、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

    t 研究方法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种具体的操作手段,手段是否有效,如果撇开研究者本身的因素,主要看它能否与处理的对象相应,研究方法应该是根据研究对象而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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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同的需求及开发比较。“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课程的通行教材是由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与社科院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课程上用得比较多的教材是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改革开放后，古代文学领域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也有各种新教材、新作品选诞生，但用来用去，大都觉得游国恩、朱东润的这两套教材是很不错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文学”的重点是作品，作品是稳定的，那么教材也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

但也应该注意到，当前各地研究地方文学史的热情很高，有的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而省级、校级项目就更多了。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地方文学史时，古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也应该属于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范围。各地方文学史和民族文学史因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出非常不同的面貌。从大一点的范围说，以长江为界，南北文学的不同早引起历代学者的注意；又如广西广东虽然同属岭南文化，但二者地方文学的差异不言而喻。科研上对地方文学的资源开发，必定影响到教学。一是从观念上讲，要不要让这些内容进入课堂；二是从方法上讲，如何让它们进入课堂。以前，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是依照通行教材来进行的，如果现在有意识地适当增加或突出这些地方色彩内容，不仅仅可以提高地域大学生的自信心、适应各地方提出的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而且从文学史本身来讲，发展主线与个别现象的比较使人们能更设身处地地感受和理解古代文学。

而作为师范院校，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又面临着如此现实：与综合性大学或其他单科性大学相比，师范院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应该是有特殊性的。这是因为师范院校与综合性大学、理工科院校相比，学生的就业、工作性质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此二者的古代文学教学是不是也应该有所不同?就师范院校的古代文学教学来说，其开发古代文学教学资源的努力方向之一，就是想方设法突出师范教育特点，把古代文学教学与师范技能的训练结合起来。

2　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目的。我们现在所说的古代文学教学与“五四”以前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不同。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一是读“经”，即读以“十三经”为领衔的先秦诸子著作；二是读文学作品，读“一代之有一代的文学”，即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现在先秦诸子著作的内容已分散融通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没有单独成为一个系统来教授，能体现其独立性的只是作为文学史的一个时段。但是，自古以来，“十三经”和先秦诸子著作是国学的基础与灵魂，也是古代文学的根本与精髓。一来因为“经”的意义指向是“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与人生理想，是“修身齐家”的道德修养、立身处世，其核心的儒、道之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立身世界文化之林的实践及其象征，意义定位在人文关怀与直指人心上。我们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不是仅仅教现在的学生懂得现代社会的生存竞争、人生拼搏与物质消费，而更要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完整的人。二来先秦诸子著作是古代文学的活源之水，所谓“文出于《五经》”、“文出于六艺”。而一个人诗意化生活的基础就是文学修养。因此，如何开发以“经”为领衔的古代文学资源也应该在我们教学改革的视野之内。

二、多媒体、网站、文史哲结合与教学方法的资源开发

古代文学课程以前是大学中文系的重点；而当全面铺开“大学语文”教学时，古代文学课程从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又成为全校的素质课，这就为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对象的资源开发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随着教学对象的扩大，教学方法的开发与新教学手段的开发也应运而生。

1　多媒体教学全面铺开。对于古代文学教学来说，多媒体技术可以提供各种典籍的图片、古代作家的手迹、画像，古代文学的原典图样，古代诗歌的吟诵、古代戏剧的演出实况、古代文学文物、景观、遗迹的照片、古代文学发生各时期的历史地图、古代文学改编的影视等等资料。这些弥补了传统授课的不足，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使学生可以更直观地学习，感觉古代作家离自己很近。

2　古代文学教学网站的建立。当代教育的发展离不开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络技术和互联网的建立，突破了原来的空间观念，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为教学资源的共享提供了有效的平台，网络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我校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建立了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网，为辅助传统课堂教学和多媒体教学做了有益的尝试。通过教学网将有关电子网络资源整合链接，整合了大量的网络资源文献，其中包括历代的史书文献、历代的文学总集文献、历代作家文集文献、各种电子数据统计系统、各种专题研究等。还可以及时把当前古代文学教研通讯、学术讯息动态地出去，也可以把历代作品、教学大纲、授课教案、课堂实录等放在网上，与学生组成互动空间，开展课外学习。让网站成为学生了解古代文学、理解古代文学的重要活动场地，并提高了学生的科研能力与运用网络学习和搜寻资料的能力，而通过对学生的科研辅导检验课堂教学的效果，可以强化学生对教师教学的反馈。

3　文、史、哲结合的教学实现多学科的交叉。大学里以前讲授古代典籍是以院系的学科专长为单位的。如讲授《论语》时，中文系把它当作文学读本，侧重于分析语录体散文的言简意赅、含蓄隽永，总结孔子的“思无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文艺理论观点。而教育系把《论语》当作教育读本，重点讲讲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而哲学系、历史系又把《论语》当作哲学读本和历史散文，侧重于讲孔子“仁”和“礼”的观念，讲孔子周游列国的史实。这样各个专业的学生学到的只是部分《论语》，看到的只是孔子的某一面。那么，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把完整的孔子、完整的《论语》教授给我们的大学生?这就要求实现多学科的融合。目前大学教育是分院系、分专业的，各院系、各专业都有各自的专业特点与专业方向，突破各自的专业特点与专业方向，将打乱当前的教学管理体系；而不突破各自的专业特点与专业方向。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方面又有缺陷与遗憾。多学科交叉授课一方面要求老师具

有文、史、哲结合的教学能力；另一方面要开设全校性的公共选修课和公共素质课，让学生自由选课，按兴趣选课，按自己的目标选课。这样就为《论语》《老子》等国学经典完整地走进课堂提供了条件。

三、提高人文素质、强化动手能力与教学主体的资源开发

观念的转变在于：把本来是单纯知识传授的古代文学教学目标改变为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时，我们的古代文学教学又有哪些资源可以开发?当把本来居隅于中文系或文学院的古代文学教学推广到全校文科、理科、工科作为素质课时，古代文学教学又有哪些特殊性?针对当前的“国学热”，我们组织大学生作了一个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首先阐述了在高校校园内开展国学经典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并通过对学生课程学习心得的整理，以及对调查问卷的分析反映本校学生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态度和看法，以教学实例体现国学教育对高校学子思想、言行转变的积极影响和重要作用。其内容有：当今大学教育的角度阐述国学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研究，阐述了大学生对国学经典教育的认识，大学生国学经典课程的学习反馈及国学教育对大学生人生道路设计、人际交往、价值观念、自我修养和社会工作意识的影响，并提出大学国学经典教育教学的实践探索与推广建议。通过调查与研究，我们认为可以把教学主体的资源开发进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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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讲到古代戏剧，就可以将中国古代戏剧与异域文学的联系考虑进来，开阔学生的视野。元代李行道的杂剧《包待制智堪灰阑记》，是最早传到欧洲的中国戏剧之一，也是对欧洲戏剧小说产生了直接影响的中国戏剧。剧本写妻、妾争夺一儿，各执一词，官司闹到包公面前。包公划一灰阑，让两位母亲用力争夺孩子，胜者将拥有孩子。生母张海棠因为不想让孩子忍受撕扯之痛而放弃。但包公最终认定输掉比赛的人正是生母。剧中“二母争子”的故事，与《旧约全书•列王纪》、佛教《本生经》中的《大隧道本生》、《贤愚经》卷十一中的相关故事极为相似，已成为世界文学著名的母题。《包待制智堪灰阑记》与佛教故事的渊源已有学者进行详细的考证，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完全可以借鉴已有成果，对古代文学与佛教的关系作深入分析。“灰阑记”的故事不仅仅是在古代世界有过小范围的旅行，在现代世界，这一故事跨越了亚洲和欧洲的界限，并在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的笔下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布莱希特于1945年改编创作了《高加索灰阑记》。布莱希特在戏剧的楔子里写道:“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它叫《灰阑记》，从中国来的”，交代了其创作与中国戏剧的关系。“二母争子”由印度故事到中国杂剧，再到欧洲戏剧，让我们看到了文学跨越国界的旅行，以及民族之间智慧的沟通。

在中西戏剧间进行移植的还有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意、法、德等国著名作家都曾改编上演过此剧，其中最有名的是伏尔泰改编的《中国孤儿》。《中国孤儿》将故事时间由春秋时期移至成吉思汗时代，将动作时间由二十多年缩短为一昼夜，地点局限于距离康巴鲁(即今天的北京)王宫不远的大臣宅邸，情节集中于成吉思汗搜孤、尚德夫妇救孤的冲突，并引入了爱情主题，删除了孤儿复仇的情节。这样的改动，从思想上说，是将原作的歌颂忠义与复仇精神变为对理性和仁爱的礼赞。在伏尔泰看来，大宋王朝及其遗民代表的是人类的成熟文明，而成吉思汗的元朝代表的则是落后的野蛮文化。于是，宋元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文明与愚昧、正义与邪恶、理性与偏执的冲突。而剧作真正的主角由忠臣程婴变为母亲伊美达，也表现出剧作重心由伦理向人性、由男性向女性的转移，表现出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的差异。从艺术上说，这种改动则是严格遵守了西方古典主义戏剧“三一律”原则。在讲授上述两剧时如能引入西方可资比较的作品，就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作品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收到互相阐释、互相说明的效果。依此类推，其他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阐释，也可以置于世界文学的参照系中进行。

二、借鉴比较文学成果更新文学史观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在文学史与文本分析的模式中，存在教学内容更新缓慢的特点。传统的文学史在看待作家时，更多是在民族文学范围内，考察作家的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的价值，因此，文学史的内容在很长时间内不会有大的变化。这种唯一的标准或许评出了民族文学的经典，但是却忽略了在异域文化中，本民族文学的样貌，在培养学生丰富的审美经验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内容的更新必须有新观念新方法的介入和启发，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可以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很多启示。比较文学研究的是具有跨文化关系的文学现象，因此，在比较文学学科建立之初，研究者就注意到传统文学史研究不太留意的作家作品。在法国学派的代表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中，就提出了二流，甚至三流作家或许比一流作家更具有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从文学交流的角度来看，有时候，往往不是一流作家，而是二流甚至三流作家赢得国外读者的关注。如唐代诗人寒山，在古代文学的课程中几乎没有地位，课上几乎不讲，但是寒山的诗却在日本、美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美国“垮掉的一代”甚至把他视为精神导师。小说《好逑传》、戏剧《赵氏孤儿》也有类似的命运。如果我们把这些在国外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都排除在古代文学课程之外，那无疑是一个缺憾。从《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及其他比较文学研究的工具书来看，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非常多，有的是具有事实联系的文学交流的梳理，有的是寻找沟通对话的平行比较。《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等研究都为古代文学课程内容的更新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古代文学借鉴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把在国外具有崇高声誉的作家也纳入讲授的视野。一方面，更新了内容，增加了古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培养学生逐步树立多层面多角度理解文学的意识，摆脱唯一的文学价值观。

三、打通古今中外，比较中总结特色

民族文学的特性是一种客观存在，文学系的教学就是指导学生去逐步认识这一特性。有学者提出了“宏观比较文学”的概念，强调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的比较中总结民族文学的特点:“尤其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别文学的研究，都必然需要给该国文学加以定性与定位———就是要在世界文学的参照下，对该国文学的特色和特性、对该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总格局中的地位作出判断。而要概括某国文学的特性时，如果没有外来参照与外来比较则完全不可想象，也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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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自它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较文学》艺术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 

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比较文学曾下定义：“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的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中西比较文学是否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犹如“红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鲁迅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西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固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取异域文学之长，补我国文学之短，中国文学与朝鲜、日本、越南文学的比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学与以印度文学为主体的南亚文学的比较，乃至中国文学与中东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比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学冲击那么大，发生过那么无孔不入的影响。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传统仍在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教科书，都在使用着欧美文学的概念。我国当代的作家，仍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一般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实际讲授的是欧美文学课。因此，作为专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较文学，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研究领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前者应侧重于法国学派正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即影响研究，后者应侧重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不长，而古代又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个传统总在有形无形地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因此，随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移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来。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史》中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实施，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1]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在比较文学历史上，法国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学派，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已具雏形。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亚等人。法国学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可以概括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关系，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研究甚至被严格的限定在两国之间，如梵第根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法国学派学者严厉，比较文学一词是一门系统而科学的学科没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认为要使学科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性上，只有对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进行细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把比较文学看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在比较文学形成之初就为学科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严谨的研究道路，为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虽然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狭的观点，但影响研究至今，认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58年9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向法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个发言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此后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也确立了美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美国学派对文学进行的平行研究在与法国学派争论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重点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小结如下：第一，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不同学科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第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文学的内部，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语言、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开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张针对不同作品、不同问题运用不同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科自我发展的又一次机遇是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明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今后迈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明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曹顺庆.比较文学论[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