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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的基本特征范文

发布时间:2024-02-18 15: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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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的基本特征

篇1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2.57%,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改革开放后城镇化进程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传统城镇化进程中注重“量”的提高,忽视了“质”的提升,导致城乡差距拉大等系列问题,城镇化发展质量广受诟病。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提升城镇化的质量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城镇化质量评价是了解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科学方法,传统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已难以适应“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因此适时构建符合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的质量评价体系就显得尤为必要。

2、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2.1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

新型城镇化是相对传统城镇化而言的,“新”简要的说是指城镇化发展的观念更新、体制革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复新;“型”是指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理论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认为是以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为发展原则,以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为推动机制,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良性互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形成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城乡一体的集约、智慧、低碳、绿色城镇化道路[1]。

2.2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研究评述

关于城镇化质量评价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很多学者和相关部门都发表过相关研究成果,国外研究成果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联合国人居中心的城镇发展指数(cdi)[2]和城镇指标准则(uig)[3],cdi是从基础设施、废弃物处理、健康、教育及生产5个方面评价城镇化质量,uig中包括居住、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环境治理、经济发展和经济管制等5个方面的指标;国内学者中最早研究城市化质量的是叶裕民,她从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两个方面的相关指标评价城市化质量[4]。最新的城镇化质量研究中有代表性的有:张春梅等在界定城镇化质量内涵的基础上,从经济竞争度、民生幸福度、城乡统筹度和持续发展度四个方面构建发达地区城镇化质量综合测评指标体系,以江苏省为例进行测评分析[5]。何平等在已有相关城镇化质量测评研究的基础上,从城镇化内涵和城镇化质量内涵的角度出发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包括7个方面,分别是人口就业、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公共安全、居民生活、资源环境及城乡一体化,较好的体现新型城镇化内涵中人的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6]。

相关研究中对城镇化质量的评价各具特色、百花齐放,但目前仍缺少针对新型城镇化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在综合考虑评价数据能够统计得到的前提下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丰富城镇化质量研究的成果。

3、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构建

在对城镇化质量评价相关文献评述和深刻理解新型城镇化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构建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该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6项准则下属24项指标。指标层以反映新型城镇化基本特征和数据容易量化获取为原则,以正确评价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为目标来选取。

参考文献:

[1]王素斋.新型城镇化科学发展的内涵、目标与路径.理论月刊2013年第04期:165~168.

[2]united nations human habitat.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report 2001[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2002: 116-118.

[3] united nations human habitat. urban indicators guideliners[c]//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 programme.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2004: 8-9

[4]叶裕民.中国城市化质量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1(7):27-31.

[5]张春梅等.发达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及其提升对策——以江苏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2年7月,第32卷第7期:50-55.

[6]何平等.中国城镇化质量研究.统计研究,2013年6月,第30卷第6期:11-18.

篇2

作者简介:王立婷(1985-),女,籍贯:甘肃景泰,职称:小教一级,研究方向:小学教育。

引言

图形语言和文字语言是人类常用的两种语言和交流手段,且近年来这两种语言在产品包装设计中经常得到运用,并取得理想效果。但是,该两种语言在运用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人们更多的重视画面形式的研究,并没有对其本身进行深刻研究。从日常习惯及生活经验得出:利用不同的语言描述相同的事物时产生的效果可能不同,其原因主要由语言的特征所决定的。图形语言和文字语言统称为视觉语言,它们之间存在许多相通的地方,而二者的结合使用能让图形语言和文字语言在包装设计中形成共鸣[1]。本文将以产品包装设计中的图形语言和文字语言为起点,分析二者的基本特征及在产品包装中的运用,现综述如下。

1图形语言和文字语言的基本特征

图形语言和文字语言均是产品包装设计中最为常见的语言,其目的均是为了表达产品的基本概念,向顾客传达信息,其基本特征具体如下。

1.1图形语言基本特征

图形语言是我国视觉语言的重要组成部位,它是利用图形、符号等描述相关事物的特性,是图形与对象之间的共有特征的表现。图形语言在视觉语言中更加直观、准确,具有一定的真实感和情景感,其最大的优点是能够以情景再现的模式进行相关信息的传递。日常生活中的相关事物均存在自己独特的图形符号,并且部分图形符号之间还存在一定抽象的相似性。图形语言最显著的特性就是直观性,它通过图形方式对信息进行视觉化描述,使得客户能够直接、客观的了解产品的外形、材质、色彩等,并且能够对产品的相关细节进行了解,从而产生一种共鸣[2]。

1.2文字语言的基本特征

文字语言和图形语言相比,相对比较抽象。利用文字语言塑造的艺术形象既不像绘画、雕刻那样需要较大的空间,诉说人们的视觉感受,也不像音乐那样直接作用于顾客的听觉,也不会像电影等通过形象、生动的形态直接传递给顾客。顾客只有了解、读懂文字后才会了解真实的意图。文字语言在运用时存在一定的间接性,容易导致不同的顾客阅读时产生偏差和提醒,从而能保证人们获得精神愉悦。同时,文字语言还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它运用抽象、逻辑性较强的言语传递相关信息,人们必须经过一定的思考、解读才能真正了解其寓意。最后,文字语言还具有一定的界定性,通过文字语言能让人们大脑中联想到相类似的事物,引起人们想象和进行思考、交流,从而达到产品包装的效果[3]。

2产品包装中的图形语言和文字语言

2.1具体形式与图文关系产品包装是一个新兴的产业,人们对某一种产品进行具象表现时,主要包括两种情况。

(1)对象本身。如从产品的外观、材料、色彩、质感等。

(2)借助某一种某一图形或语言进行诱导。由此看出:在具象表现的包装设计中,虽然图形是视觉中心和主体,文字一般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并不意味着文字不重要或者次要。图形在发挥作用的同时文字不仅能为图形创造出合适的情景,还能够更加直观的反应产品的基本特性[4]。

2.2抽象形式与图文关系

(1)包装中的图形是“虚”的,更加侧重于塑造一种意境,起到烘托的作用。由于意向是一种感性的形象,属于意中之象,图形由于缺乏具体的形象而并未发挥其作用。此时则能够发挥位置的作用,能够在画面上处于第一视觉层次和中心位置,能够根据产品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包装。此时,文字占据了视觉信息传递的主导地位,能够让单一的图形文字更加充实和饱满。

(2)抽象的图形相对比较抽象,让人难以真正理解其中的寓意。此时,则需要配备一定的文字进行描述,保证让顾客能够准确的了解产品的真正意图。此时,文字语言往往处于主导地位,能正确的引导顾客了解设计者的真实意图。

3综合形式的图文关系

包装设计过程中,有时候需要将具体的图形与抽象的图形结合起来,并且在图像中配备一定的文字。通常而言,当图形所说的产品比较明确,对于产品的表达十分清晰时,应该减少文字的描述,以增加图形语言的视觉力度。而当图形相对比较抽象,它的多义性比较明显,不同的顾客对解读的意义不同,通过配备适当的文字能够产生视觉上的冲击,从而引导顾客思维活动。文字是视觉信息的重要表达工具之一,是一种具有深刻视觉形式的图形语言,在飞速发展的包装设计中,文字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文字的形式也从单一的文字向多种文字类型发展。如:产品包装过程中不仅结合了图形,并将文字作为图形语言的载体,对视觉信息进行表达,更加强调产品的个性,达到良好的视觉效果,并且能够正确的传递产品的相关信息,展现自己的个性风格和审美。同时,产品包装设计过程中图形语言和文字语言还有一种特殊的情景,即将文字作为图形的一部分,与图形联合使用或者对文字进行一定的修饰、放大,从而起到良好的强调、突出作用,并且这种包装设计近年来日渐成为一种趋势[5]。

4结语

包装设计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在包装设计中图形语言和文字语言均是其重要的手段,但是图形语言和文字语言本身并不是其最终的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传播视觉信息。对于一个成功的包装设计而言,必须认识到产生包装的目的、表达的意思及主题。在产品包装设计过程中,通过对图形语言和文字语言进行修饰、设计等,能够将产品包装的不同元素之间进行有机的组合,使得图形、文字更加协调,从而能够提高产品包装时信息的传达和效率,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视觉效果,进入一个更高的艺术境界。

参考文献

[1]林双庆,张进平.浅析意象图形语言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45(2):106-106.

[2]黄强苓.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主流与中国包装设计的民族性[J].包装工程,2004,25(3):133-134.

[3]HUANGQiang-ling.TheDevelopmentMainstreamofModernArtDesignandNationalityofChinaPackagingDesign[J].PackagingEngineering,2004,25(3):133-134.

篇3

主导产业是指发展速度快,能迅速引入技术创新,对一定阶段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转换具有重大的关键性的导向作用和推动作用,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带动性和扩散性的产业。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地区的资源和技术是有限的,无法使每个部门得到均衡发展,需要把稀缺的资源和有限的技术集中来优先发展主导产业,同时以此来带动和促进其它非主导产业的发展。因而,正确选择主导产业以制订合适的产业发展战略,从而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对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劳动力就业,推动国民经济持续高效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对于如何正确选择区域主导产业这一问题,已有很多学者从选择基准、指标和评价方法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探索研究,并且有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综述,但是评价方法的对比研究较少。本文拟对区域主导产业选择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以求理论上推进、实践上指导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促进区域产业可持续发展。

一、选择基准研究

对于主导产业选择基准研究来说,众说纷纭。国内学者借鉴经典的“赫希曼基准”、“罗斯托基准”和“筱原基准”等,根据相关基准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和区域特点,提出不同的选择基准。主要有:三基准说,四基准说、五基准说、六基准说、七基准说等等,基准体系在不断丰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主导产业评价的精度,但是也增加了其难度。叶安宁综述了各个基准说的代表性观点;何景明、卢旭提出主导产业选择基准应从其基本特征、产业结构的演替趋势以及世界各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具有普遍性的选择主导产业的基准、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及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潜力这三个方面综合考虑;郭晶基于主导产业的五个基准加入了体现区域性的区域比较优势基准和体现海域性的海陆协调发展基准;梁杰加入了就业基准来分析主导产业;童江华、徐建刚、曹晓辉等区别于传统主导产业选择基准,引入三个选择基准:份额偏离基准、结构偏离基准、竞争力偏离基准,统称之为偏离份额基准;戴宾、秦薇指出主导产业的选择从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观点出发,不仅要考虑其直接经济效应,还要考虑主导产业带来的间接社会效应,所以应当引入社会标准;王宏伟、威比较全面地考虑,选择了市场需求、经济效益、技术进步、产业关联、产业规模、比较优势和外贸等七个准则再加上社会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

从其它参考文献的研究来看,无论是哪一基准说,都可以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一般的基准说都包含的五个基准:产业关联效应基准、科技进步基准、区域比较优势基准、增长潜力基准、可持续发展基准,这类基准由于定义的名称差异而有所不同;另一部分是体现研究领域特点或者需要考虑的特别因素,如:海陆协调发展基准、就业基准、国际竞争力上升基准、社会生活协调效应准则、自然资源的利用效应和保护效应准则等等。

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区域主导产业决策基准的确定应该从区域的层面选择符合现实政治经济情况的决策基准,其内容要涵盖主导产业应具有的基本特征和影响主导产业决策的一些其它因素。决策者的目标会影响区域主导产业选择基准的选择,例如,决策者的目标是就业,此时主导产业选择需要考虑主导产业的就业效应。那种能够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具有良好就业环境的产业将会是决策者优先考虑的对象。

二、评价指标选择研究

在主导产业的分析研究中,根据上述基准,研究者建立了各自的评价指标体系。张魁伟探讨了区域主导产业指标体系的构建;刘克利、彭水军、陈富华从主导产业特征评价、主导产业领域内区域比较优势评价和区域经济背景要求来设计筛选的主导产业指标体系;陈晓剑、王淮学指出评价指标并非越多越好,各个指标值都占优的产业没有,考虑的是综合相对的主导地位;张金珍指出区域海洋主导产业选择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包括整体性、客观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郭晶按评价指标的量化特征分为逻辑指标、基础指标和复合指标,逻辑指标的引入考虑了生产要素可持续和产业结构先进性。综合研究成果,目前区域主导产业分析指标选择的原则应包含四点。

第一,系统性,区域主导产业选择是涉及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的一个复杂的系统,指标体系内指标要能系统、全面和相互联系地反映区域主导产业选择的内在要求,各指标之间在其含义、口径范围、量化方法等方面要相互衔接,构建层次清晰的总体指标体系框架,做到全面性和关键性指标的结合,综合、系统地反映区域主导产业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第二,客观性,主导产业选择的指标必须较客观和真实地反映主导产业的内涵,应认真研究量化指标,增强定性指标的确定性,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尽量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提高科学性,依据经济含义客观地分析所选指标并做出取舍;第三,可比性,主导产业选择的指标要考虑到基本指标既可进行横向比较,又可以与以往历史资料衔接,尽可能使统计口径和范围等方面不同的指标在经过数据处理后使其保持一致,尽可能地采用现有规范的统计指标或基础统计指标,保持指标体系具有统一的量纲;第四,可行性,指标体系应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指标的量化性,对数据不可得的指标则只能作舍弃处理,选取指标的指标值应该可以直接获得或者通过简单处理修正得到。

分析主导产业选择的常用指标有:需求收入弹性、区位商、感应度系数、影响力系数、比较劳动生产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等,其它增加值比重、增长率、劳动产出效率优势度、就业人数、单位产值能源消耗等可选指标依具体情况而定。

三、方法选择研究

主导产业的选择是一个多目标、多属性的决策问题。国内关于主导产业选择常用的方法是综合评价法。综合评价方法主要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指标体系的选择,―个是权重的赋予。综合评价方法种类很多,应用于主导产业选择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层次分析、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灰色系统分析、偏离份额分析、数据包络分析、钻石理论等,单一指标方法如区位商分析法,其他方法还有密切值法、粗糙集方法、熵值法等等。表1对比了主导产业分析方法的优缺点:

目前主导产业选择方法研究的趋势,一方面是优化指标权重的确定,融合多种赋权方法;另外一种是综合考虑多种方法的分析结果进行评价。综合其中几种方法的优点以达到科学合理的选择区域主导产业的目的。

四、存在的问题

区域主导产业选择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研究思路、方法、指标选择及研究对象等不外乎如下:在研究思路上,基本上多依据上述选择主导产业的经典理论,结合所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和特点确定所研究对象主导产业的选择基准,再根据基本准则和相关数据的可获得的难易程度选定相关的测算指标,经过定性、定量或者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终遴选出主导产业。区域主导产业选择理论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数据方面。数据选择缺乏连续性。区域主导产业的特征应该是通过某些指标的动态发展过程来表现的,在进行定量分析时,需要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而现有的研究往往利用当年或者两年的数据,表现不出备选产业对主导产业特征和作用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选择结果难以令人信服。至少要利用连续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才能保证研究的可靠性。

2、选择基准方面。单纯选用主导产业选择经典基准对本地区进行主导产业选择,而对影响本地区主导产业选择的因素缺乏分析。众多基准之间,有些存在内在联系,相关性较强,有些又相互矛盾,导致一个产业很难符合所有基准或多个基准。不同研究者的选择基准有所差别,对于每个基准所选择的指标赋权差别较大,使得不同研究者所得的结果的比较困难,结论不一致。

3、指标体系方面。其选择与测算比较简化,没有考虑指标的内在联系,有时候会纳入过多的同类指标使得权重发生较大变化,权重的合理性无法得到保证,不能正确反映指标的重要性。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其质量也影响指标的选取,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脱节。同类指标的不同选择也会对主导产业的选择产生影响,指标体系的差异给比较这些研究成果带来困难。此外,现在关联度指标之一感应力系数已经广受置疑,科技进步贡献率等指标也不易准确测量。因此,指标体系的研究尚待完善。

4、评价方法方面。区域主导产业选择方法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指标选择主观性过强,权重的选择难以衡量,定性与定量分析没有很好地融合。

5、理论研究方面。对主导产业的基础理论缺乏深入研究。地方区域在分析主导产业时,通常直接套用国家主导产业选择理论,而没有考虑与主导产业密切相关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区域特点。缺乏针对性、动态性研究,针对不同产业领域、特殊经济区域的主导产业选择研究较少。主导产业评价的目标函数因经济发展阶段、区域范围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五、结论

虽然基准的研究划分为三到七基准不等,但有一些实质上差别不大,涵盖的内容差不多。差异主要在于针对区域以及研究领域的差异而提出的基准。指标个数并非越多越好,其内在关联性需要考虑;可以依具体情况选择使用逻辑指标;指标体系的确定受到数据可获性与决策者的目标影响。主观的定性分析与客观的定量分析相结合是评价方法选择所需,新方法以及多种评价方法的组合使用是区域主导产业研究的趋势。

【参考文献】

[1] 叶安宁:国内主导产业选择研究综述[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8).

[2] 李新、王敏晰:区域主导产业选择理论研究述评[J].工业技术经济,2007(7).

[3] 王昭:区域主导产业选择理论综述[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0(3).

[4] 刘红梅、李玉浸:区域主导产业研究综述[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12).

[5] 何景明、卢旭:主导产业选择基准的探讨[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

[6] 郭晶:区域海洋主导产业的选择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1.

[7] 梁杰:广西海洋主导产业选择研究[D].广西大学,2009.

篇4

相对而言,由于中文语言结构的独特性和语义的复杂性,中文实体关系抽取研究整体上与国外的研究还存在一定差距,常用的基于浅层语法分析获取特征的方法已经达到瓶颈。本文也将采用 SVM模型训练语料,但于以往不同的是,该方法扩展了实体关系特征的选择范围,除了传统的词法特征、实体原始特征外,又选择了句法特征、语义特征等作为实体关系特征,主要包 括语义 角 色标注、依存 句法关系、核心谓词特征等,并依据中文的语法特点对这些特征进行有机整合,得到二元实体对之间的丰富关系特征,最后交由SVM 进行训练和测试。

一、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一)SVM的实体关系与句法语义特征抽取方法过程

研究方法依据LTP-Cloud对原始语料进行简单的初步处理,利用LTP-Cloud对原始语料的词、句法作为分析结果的基础,之后生成二元实体对,将实体对的特征数据采集起来,转化成训练文本,然后再将训练文本交给SVM进行强化训练。这不仅是本文的创新内容还是最主要的核心部分,因为LTP-Cloud主要以单个句子为研究对象,这就需要我们获取命名实体信息,将实体句子相互结合,形成实体对,假如说只有一个实体或者是没有实体,那就说明不存在真正的实体关系,就需要我们将其去掉。

(二)实体关系的基本特征

常规的实体关系特征主要从词法分析结果来获取,以往的研究已经表明了这些特征的有效性。面向句子中所有实体组成的二元实体对,本文选择的基本实体关系主要特征如下:

1.实体种类。目前LTP-Cloud能够识别的实体种类有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

2.实体长度。根据命名实体结果的标识信息中,获取多词实体的边界,并根据其首尾词的位置来计算实体长度。

3.实体内容。这里采用词袋机制将实体内容由字符转换为数字。

4.实体中各词的词性标注。

5.实体的上下文环境。包括实体前后两个词的内容以及词性标注信息。

(三)句法语义的主要特征

本方法对处理结果再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可以得到更多的句法语义特征。

1.句法依存关系。将获取实体对中每一个实体在原句中所属的句法依存关系值。

2.实体与核心谓词的距离。根据实体首词在句中的位置和核心谓词的位置,计算出每一个实体与核心谓词的距离。

3.语义角色标注。LTP-Cloud的初步结果中包含了针对所有谓词的语义角色标注结果,但是只有基于核心谓词的语义角色标注的覆盖度是最广的,所以这里也仅选择基于核心谓词的语义角色标注结果作为这一特征来源,获取实体对中每一个实体所属的语义角色成分,将其作为实体关系的一种特征。

每组实体对的实际特征个数会随着实体长度的不同而不同;这些特征之间的相对位置并不是任意的,需要根据一定的规律合理安排。

二、试验方法与结果分析

(一)实验结果评价标准

预设了4种实体关系种类:人名实体与组织机构实体之间的雇佣关系、组织机构实体与地名实体之间的位于关系、属于同一种实体类型的 同 类 关 系和 无 关 系。由于本文亦将实 体关 系抽取过程看作是分类的过程,所以这里的评价方式也采用常规的准确率、召回率和F1值。

因为分类标注问题不同于信息检索问题,所以应计算所有实体关系种类的准确率和召回率的平均值,以此作为整体抽取结果的准确率和召回率,并由此得出整体F1值。

(二)实验设计思路

本方法用1998年1月份的《人民日报》所有版面内容作为语料,共含有4万多个中文句子。由于LTP-Cloud需要以句子为基本处理对象,所以还需采用基于规则的方法将语料内容进行分句。将上述语料通过LTP-Cloud处理后,可得到含有约8.5万个唯一实体的处理结果,由此可得到约3.6亿个二元实体对,将其中的80%作为训练语料,20% 作为测试语料,进一步分析出实体对中句法语义特征数据,并人工添加实体关系分类标注,最终形成训练语料。采用libSVM作为辅助工具,在SVM的训练过程中,选择RBF作为核函数,采用交叉验证法,得到最优参数c=2.0, g=0.5, CV rate=73.1905。实验程序采用Python语言编写实现。

(三)实验结果分析

为了与传统研究方法进行比较,对比组选取传统的基本特征,实验组在原有传统基本特征的基础之上加入句法语义特征。

通过以上的统计结果研究显示,实验组的抽取效果很明显的优越于对照组。同时位于关系、同类关系和无关系的效果更加明显一些,所以说本研究方法是有一定的实际意义的。

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从局部来看,部分实体关系抽取的效果相对较差,例如,人名实体与组织机构实体之间的雇佣关系。在实体对中,并不是只要存在一个人名实体与一个组织机构实体,就应认定他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只是在句中的位置、具体的词不同,所以这就容易导致分类错误。

三、结束语

篇5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首先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变。所谓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就是要将政府的主要职能从原来的过分关注经济建设的建设型政府,调 整为政府职能主要关注基本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种全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其区别于管制型政府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公民为本位的政府。 [17]

(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各级政府构建坚实的公共财政体系

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有四大体制支撑,即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城乡协调制度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制度。从财政体制来讲,首先要 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变,使其符合公共财政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职能。其次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目前比较薄弱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同时加大财政转移支 付的力度,弥合东西部之间在公共服务上的差距,使其达到公开、公平、公共、民主和法制的要求。从收入分配来讲,必须按照“保低”(保障并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水平),“扩中”(扩大中等收入比重),“控高”(调控过高收入),“打非”(打击并取缔非法收入)的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使收入差距扩大的趋 势得到根本性扭转,从而减轻政府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压力。[18]

(三)加大县级政府的经济自主权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力保障

有研究认为,中西部地区某些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困难,原因在于其县级财政的现状与公共财政的差距。[19]县级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财 政包袱重,“市管县”的管理体制,进一步加重了县级财政的压力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县级财政负担过重,财力偏紧使中西部地区县级政府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时有 心无力。由此,近年各省积极实施“强县扩权”制度,目的就是为了加大县级政府在县域经济中的自主权。强县扩权最重要的就是要强化县级政府的经济大权,可以 有效实现政府机构的精简,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促使政府职能合理定位,并提升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统筹协调水平。[20]

陕西省于2007年起开始实行“强县扩权”试点。2008年一季度,15个扩权县(市)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 平均增长15.9%、28.7%、28.7%。扩权县直接办理的审批、核准、备案类项目大幅增加,发展环境更加宽松。神木抓住机遇,促进了县域经济快速发 展,顺利跨入全国百强县行列,从而改写了陕西省没有全国百强县的历史。

四、总结

西方学者认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政府的天然责任,而我国由于经济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只能将范围缩小至基本公共服务。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 和各地广泛的实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必将越来越成熟。如何实现民生措施和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认为只有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公共财政体系和扩大 县级政府的经济职能,才能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研究的过程中,本文认为以下问题还应进行继续深入地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效果如何评价,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和各地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措施的实行,这一领域必然会引起学者的关注。同时,各地政府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这些举措应切实贯彻落实,使这些 惠民举措真正为百姓带来福利,而不是出于各级政府一时的“政绩热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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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明海.民生的关注与追寻——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J].兰州学刊,2008,(4):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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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5-0082-02

一、引言

营销已经成为企业获取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性因素。传统的营销管理方式存在以下弊端:职能分割、数据冗余、信息内闭等。网格理论是以资源共享为指导原则的先进思想理念,目前已经应用于生物医药、交通运输、资源勘探、电子商务、金融、城市管理与规划[1]等领域。陈平认为,网格是按照精细化管理的需要,将所有的管理区域划分为若干个单元格[2]。姜爱林认为,网格是按一定规则将连续的空间区域离散化,形成众多多边形,并赋予标识符[3]。网格作为新兴的计算平台,具有分布性和异构性、共享性和集成性、自治性和动态性、抽象性和虚拟性等特征,能够将各种计算资源整合起来[4~5]。

二、汽车营销网格划分的维度

汽车营销网格的划分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分别是汽车客户基本特征、汽车客户行为、汽车客户价值和汽车客户生命周期。

(1)汽车客户基本特征。汽车客户基本特征涵盖的内容很多,通常包括地理因素、人口统计因素和客户心理特征因素。地理因素是指客户所在的区域位置、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地域环境按照国内大区可将客户的地域划分为华南、华东、华中、华北、西南、西北,也可将居住区域粒度更加细化。气候环境是指客户居住地的气候状况,在我国主要有热带季风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和高原高山气候;人口统计因素包括民族、性别、年龄、职业、家庭环境、受教育水平、等;心理特征指标与客户对企业产品、包装、广告、公关行为等活动产生的反应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2)汽车客户行为。汽车客户行为是客户购买、使用、处置汽车产品或服务所采取的各种活动,包括先于且决定这些行动的决策过程。每位汽车客户的行为是有规律可循的,若干汽车客户在规律上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基于这种相似性,可以依据汽车客户行为对汽车营销进行网格化划分。依据汽车客户行为划分汽车营销网格是以汽车客户过去重复或习惯性购买、使用记录为基础进行定量分析,通过反映汽车客户行为的各个变量的统计分析,挖掘出客户的使用习惯和特征,可以从保养频率、维修频率、使用频率、车辆用途、车辆使用地域环境、车辆使用道路环境六个方面来衡量汽车客户行为。

(3)汽车客户价值。客户价值包含客户方面和企业方面,在客户方面,肖恩·米汉教授认为客户价值是客户从某种产品或服务中所能获得的总利益与在购买和拥有时所付出的总代价的比较,也即顾客从企业为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中所得到的满足。即客户价值、客户感知利得、客户感知成本)。从企业方面来说,客户价值即企业从客户的购买中所实现的企业收益,是企业从与其具有长期稳定关系的并愿意为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承担合适价格的客户中获得的利润,也即顾客为企业的利润贡献。

(4)汽车客户生命周期。客户具有价值和生命周期,是企业的重要资源。客户生命周期是指从客户与企业建立业务关系开始到完全终止业务关系的整个过程,包括考察期、形成期、稳定器和退化期四个阶段。它同样也是客户关系水平随时间发展和变化的轨迹,它动态描述了客户关系在不同阶段呈现出来的总体特征。考察期是客户关系的孕育期,形成期是客户关系的快速发展阶段,稳定期是客户关系的成熟期和理想阶段,退化期是客户关系水平发生逆转的阶段。

三、汽车营销网格的构建流程

构建汽车营销网格首先要充分理解营销网格的构建目的以及划分后要达到什么样的预期效果,然后依据构建目的筛选营销网格划分依据,确定各划分依据所对应的客户信息,并对客户信息进行选择、清洗,在数据准备完成之后选择营销网格划分算法,并利用模型对营销网格进行划分,建立网格并设置网格粒度。营销网格构建流程如图1所示。

(1)确定划分目标及预期效果。汽车企业在对营销网格进行划分时,必须明确对目标市场进行划分的原因,以及通过汽车网格营销能为企业带来怎样的效果,因此汽车营销网格的划分必须以企业发展战略和营销战略为前提,要把汽车网格化营销置于企业发展战略的高度,以企业经营目标为网格化营销目标,确定在网格化营销过程中营销部门所担任的角色,以及与生产部门、售后服务部门、市场部门、财务部门、物流仓储部门应该如何协同运作。

(2)筛选划分依据。在划分网格时,可以依据四个维度客户基本特征(A)、客户行为(B)、客户价值(C)、客户生命周期(D)来进行划分,根据营销网点的实际情况分析,按照四个维度逐步对营销网格进行细化,例如首先按照a1:地理因素进行网格划分,然后依据b4:车辆用途来对网格进一步细化,再次依据c1:客户当前价值来对网格进行第三维的细化,直至满意为止。从而实现营销网格的多维度可变粒划分。

(3)数据准备。在选取了营销网格划分依据后,就要开始对客户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采集,要在收集大量客户信息的基础上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而不是根据划分指标进行主观判断。数据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将直接影响营销网格的划分结果,因此在营销网格划分前,必须采集客户数据并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预处理。

(4)建立营销网格。营销网格粒度需要考虑企业现有营销资源状况,要保证在营销网格划分的基础上,企业有充足的营销资源分配给各营销网格,在企业营销资源一定的情况下。根据营销网格粒度和企业营销资源五等级划分,绘制如图2[1]所示的营销资源网格粒度与企业营销资源关系矩阵图,该图共有25个单元格,表示在企业营销资源状况与营销网格粒度的对应关系。如单元格5表示在营销资源充分充足的情况下,企业可以为每一个客户提供一对一的营销服务,每一位客户即为一个营销网格,此时营销网格的粒度最细;单元格21表示当企业的营销资源非常匮乏,要尽节省营销支出时,企业对整个目标市场进行广播式的营销服务,此时营销网格的粒度为1。在左上三角的10个单元格中,营销网格的粒度过细,此时营销资源表现不足,在右下角的10个单元格中,营销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营销网格划分过粗。因此营销网格粒度应依据对角线上的五个区域来设定,确保有限的营销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

在划分网格时,首先依据企业营销资源的实际情况确定网格粒度,然后依据客户基本特征(A)、客户行为(B)、客户价值(C)、客户生命周期(D)四个维度来进行划分,如果粒度很大,则只能从四个维度中选择一两个关键维度来进行划分,如果粒度很细,就可以从三个或四个维度来进行划分。网格划分的过程如图2[2]所示。

四、结语

营销网格的构建是服务营销下营销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前提,总结本文,营销网格划分的一般步骤为:在划分营销网格时首先要明确营销网格划分的目的与原则,然后有目的地选择有效的网格划分依据,并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清洗处理,在数据确定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划分算法,并依据数据特征和企业营销资源状况确定营销网格划分粒度,在此基础上确定营销网格,但是营销网格的划分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适时对营销网格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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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姜爱林,任志儒.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07,(2):4-14.

篇7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1-0061-05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年底,中国银监会印发的《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下文简称《指引》)标志着我国商业银行并购贷款业务正式开闸。2009年,我国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下的经济低迷期,市场呈现重新整合的态势,并购活动日趋活跃,高利润的并购贷款及其相关的并购顾问业务引起了商业银行极大的兴趣,并购贷款业务正逐步成为商业银行挖掘新利润增长点的契机。根据2010年6月《证券时报》提供的相关预测,我国银行业并购贷款业务正步入“井喷式”增长阶段,今年并购贷款业务余额将远超500亿元,年增长率将超100%。

然而,当下并购贷款规模的剧增趋势也使得其风险控制问题成为了商业银行在发展并购贷款业务时关注的焦点。对于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问题,《指引》已在第二章第八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应在全面分析战略风险、法律与合规风险、整合风险、经营风险以及财务风险等与并购有关的各项风险的基础上评估并购贷款的风险”。鉴于并购贷款仅产生于公司并购的特殊活动中,有别于其他一般贷款业务,《指引》给出的上述风险中,并购贷款风险评估首先须把握的是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它取决于企业并购整合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即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在风险控制不足时此特殊风险可能通过并购贷款传导至银行体系,因此,商业银行在并购贷款风险评估过程中如何识别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并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则成为其顺利推进并购贷款业务的关键。

那么,如何识别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并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呢?为了对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本文着眼于目前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连续并购现象,试图从并购方企业高管动机的角度挖掘公司并购活动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来源,从而识别并购贷款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最后对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提出建议。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并购贷款”虽是一个极具中国市场经济特色的新词汇,但它实质上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杠杆收购十分类似。国外学术界对杠杆收购展开的理论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然而我国并购贷款的相关研究出现于近两年,绝大多数是对并购贷款《指引》的解读或对目前并购贷款实践进行较为宽泛的讨论。相形之下,我国学者对并购贷款的思考在理论深度上与国外学术界存在较大差距,尚未对其风险来源及控制问题展开理论研究。

目前,我国并购贷款业务方兴未艾,其风险控制问题势必吸引学术界和实务界更为广泛的关注。如前所述,并购贷款仅产生于公司并购活动中,所以商业银行在进行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时首先需把握的是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由于商业银行并购贷款是以并购方企业并购后的未来现金流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的,因此,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来看,并购方与目标方通过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形成了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并且牢牢把握目前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揭示这一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根源,对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进行前瞻性的思考。那么,在我国当下的并购市场具备何种基本特征呢?

虽然我国公司并购起步较晚,但我国多数并购方企业倾向于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进行多次并购交易,以2000-2007年我国资本市场上的并购事件为例,3至5年内进行两次以上并购的主并公司占70%左右,可见,这种连续并购的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并购市场的一个基本特征。实际上,近年来连续并购的价值创造问题已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但国内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概括而言,连续并购绩效存在一个逐次下降的趋势,并购方高管的过度自信心理是其主要原因(Billett和Qian,2007;Doukas和Petmezas,2007)。显然,并购方与目标方在连续并购中能否产生所谓的“协同效应”已经受到广泛的质疑。然而,本文认为,连续并购活动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也受到并购方企业高管动机的影响,由于问题,并购方高管存在机会主义利己动机,这同样可能导致绩效不佳的连续并购频发的局面,并且高管的利己动机越强,其发起的并购活动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就越小。

因此,探讨我国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是无法回避连续并购这一基本特征的,并且这样一系列的连续并购一旦未能产生“协同效应”,并购贷款业务就可能给商业银行带来潜在风险,这是并购贷款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显然,这一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公司金融学者对并购理论的研究成果可谓浩如烟海,时至今日形成较为一致的结论是公司并购不能为并购方企业创造短期股东财富或提升长期绩效,并且这种价值毁损正在恶化。毛雅娟和米运生(2010)指出,迄今为止“公司并购的价值创造理论”无法对现实中毁损股东价值的并购现象作出合理解释,而从并购方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角度来对这一现象进行阐释可以弥补以往大多数并购理论的缺陷。基于此角度,公司并购是冲突的表现,可概括为三类主要情形,即并购方高管可能为了寻求私有收益(Harford和Li,2007;李善民等,2009)、建立企业帝国(Jensen,1988;王培林等,2007)与进行堑壕保护而发动毁损股东价值的并购行为。

可见,实践中很大一部分的公司并购行为并不能产生“协同效应”,并且这一后果与并购方的高管动机密切相关。本文认为,由高管机会主义动机引发的并购活动并非以产生“协同效应”为导向,必将增大并购贷款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构成了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所以,本文基于我国连续并购的基本特征,从并购方高管动机视角分析我国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可为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提供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

二、经验研究的样本与指标

(一)经验研究的数据来源

《指引》的出台打破了《贷款通则》对股权性质投资的限制,我国商业银行可以开始向股权收购的并购方或其子公司发放其用于支付并购交易价款的贷款。因此,本文的经验研究主要关注并购市场上的股权类并购交易,经验研究样本包含了1999-2006年在沪深两市交易的全部A股公司,数据来源于国

泰安CSMAR数据库和色诺芬CCER数据库。

(二)经验研究的样本选取

为获得所需总样本,本文在初始样本中剔除了金融类样本、关键性数据缺失的样本和处于特殊处理的样本。另外,在上述筛选基础上,本文对选取的并购样本进行了如下进一步筛选:1.仅保留股权并购交易;2.剔除并购金额不足100万元的样本;3.合并同一主并公司在同一公告日上的多次并购交易;4.剔除并购首次公告前三年到当年中发生高管更迭的样本。最终获得总样本数8429个,其中并购样本数2014个,非并购样本数6415个。

(三)经验研究的指标选取

1.描述连续并购的指标

鉴于我国连续并购的基本特征,如何对它进行描述成为首要问题。本文采用离散型变量衡量连续并购现象,即并购频率变量(MA_FREQ3)和并购次序变量(MA_ORD3),前者代表某并购事件公告当年至前三年内发生了几起并购事件,后者代表某并购事件公告是其当年至前三年内的第几起并购事件。除此以外,本文还将上述并购频率和并购次序的时间跨度延长到五年,生成并购频率变量(MA_FREQ5)和并购次序变量(MA_ORD5)。

2.描述高管动机的指标

并购方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表现为冲突,形成了企业成本。因此,为了衡量并购方高管动机,与以往文献一致,采用成本的相关测度指标对其直接衡量,并且还采用成本的间接测度方式。包括如下两方面测度:

(1)营业费用率(EXP)、资产周转率(EFF)和管理者超额在职消费(AB_NPC)。关于成本的直接测度,本文不仅采用营业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Ang等,2000),还试图以管理者的超额在职消费作为成本的另一直接测度。较高的营业费用率或较低的资产周转率表明企业的成本过高,它们分别从费用支出和经营效率两个维度对成本进行直接测度。而管理者超额在职消费所衡量的成本一定程度上是包含在费用支出维度的成本内,但又较其更加直接和准确。

(2)管理者持股比例(MGMT_SHR)与管理者持股虚拟变量(MGMrr_DUM)。由于管理者持股在理论中被视为缓和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冲突的工具,当管理者持股水平较低时,“利益趋同效应”占据主导(Morck等,1988)。关于我国股权激励的效果,研究表明管理者持股一定程度上可以充当冲突的缓解机制(韩亮亮等,2006;李维安和李汉军。2006)。另外,李善民等(2009)指出我国股权激励能够适当拟制高管以谋取私有收益为目的而发动的并购行为。鉴于此,本文采用管理者持股比例和管理者持股虚拟变量间接测度成本,描述高管机会主义动机大小,并且它们与高管动机呈负向关系。

3.描述高管特征的指标

本文的经验研究还包括了高管特征变量,即高管平均年龄(MGMT_AGE)、高管男性占比(MG-MT_GEN)和总经理任职年限(CEO_TEN)。

三、连续并购现象的特征分析

基于1999-2006年总样本与子样本的年度和行业分布情况,我国商业银行的并购贷款业务随着企业并购活动的日益频繁,其潜在市场是巨大的,各行业对这一新的并购融资渠道都存在一定的需求,并且商业银行在并购贷款上的业务机会可能会在房地产等几个并购参与度较高的行业内凸显。然而这也说明,商业银行在众多并购活动中如何甄别那些能够产生“协同效应”的业务机会则蕴含了较大的风险。为了挖掘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本文对2014个并购样本做了更为细致的统计,包括对并购频率变量和并购次序变量进行分析。

如图1所示,3年或5年内参与过两次或以上并购活动的连续并购样本数分别占了1368个和1480个,在并购样本中的占比分别高达67.9%和73.5%。并且,3年或5年内的非首次并购的样本数分别是1241个和1371个,即占比分别高达61.6%和68.1%。这说明,连续并购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公司并购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鉴于学术界已经对连续并购能否产生“协同效应”提出了质疑,因此,探讨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无法回避这一基本特征。

由于实践中很大一部分的公司并购行为并不能产生“协同效应”,下面有必要从并购方高管动机的视角对连续并购背后的并购方高管特征展开分析。因此,本文通过将2014个并购样本分为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进而对它们各项高管特征的中位数和均值差异进行Wilcoxon检验和t检验,其中,连续并购样本指某并购事件公告的当年至前三年内发生了两次及以上并购事件,单次并购样本指某并购事件公告的当年至前三年内仅发生了一次并购事件。表1的结果表明,MGMT_AGE和MGMT GEN的中位数或均值在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年纪较轻或男性占比较低的并购方高管更倾向于推动连续并购活动。由于篇幅原因文中未列示公司治理特征的结果,本文的主要发现是:并非所有公司治理机制都能抑制高管的连续并购行为,但强势的董事会、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国有的实际控制人可能相对更为有效。

四、并购方高管动机与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控制

本文认为,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取决于企业并购整合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即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而《指引》也的确在风险评估部分多次强调“协同效应”的核心地位,如:第二章第九条规定,战略风险评估应包括“并购双方的产业相关度和战略相关性,以及可能形成的协同效应;并购双方从战略、管理、技术和市场整合等方面取得额外回报的机会;协同效应未能实现时,并购方可能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或退出策略”;第二章第十一条规定“商业银行评估整合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分析并购双方是否有能力通过以下方面的整合实现协同效应;发展战略整合;组织整合;资产整合;业务整合;人力资源及文化整合”。因此,在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中,风险控制的关键应在于:通过风险评估如何更准确地预测并购活动是否能产生“协同效应”。

企业并购的“协同效应”存在多种潜在形式,可分为管理协同、经营协同及财务协同等,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务来看,协同效应的预测和评估都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本文认为,预测和评估协同效应可以换种视角,即从并购方高管动机来看待这一问题,如果并购方高管是出于利已动机而推动并购的,那么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因此,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应该将高管的并购动机作为重要方面考虑进来,即从并购方高管动机角度对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进行评估,这也许属于战略风险和整合风险评估的一部分,但较其更为具体。并且,由于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是可以进行测度的,为商业银行的评估提供了可操作性。对于并购方高管出于自身动机而发动的并购活动,如果对其提供并购融资,那么,在风险控制不足的情况下

由于“协同效应”难以实现而导致的特殊风险可能通过并购贷款传导至银行体系。

鉴于我国连续并购的基本特征,下面基于其背后的并购方高管动机与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控制问题展开经验分析。本文继续采用2014个并购样本中的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对其各项高管动机指标的中位数和均值差异进行Wilcoxon检验和t检验,包括高管动机的直接指标和间接指标,以求对连续并购的高管动机差异展开分析,如表2所示。在各项高管动机变量中,AB_NPC、MGMT_SHR与MGMT DUM的中位数及均值在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间均存在显著差异,EFF的均值在两个样本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其p值或t值方向说明连续并购样本的成本较单次并购样本更高,但EXP的中位数及均值差异并不明显。可见,总体上连续并购样本的高管机会主义动机显著高于单次并购样本,但是,成本所描述的高管动机在不同维度上呈现了在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间的差异化影响。

在上述经验结果的基础上,本文下面将描述高管动机的各项指标进行分组,对每一对高管动机强组和弱组的均值差异进行t检验,其目的在于:通过此检验方法,探讨高管动机与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之间的联系,如表3所示。在高管动机的全部指标上,并购频率变量或并购次序变量的t检验基本上均显著,即高管机会主义动机较强的一组较高管动机较弱的一组呈现出更高的并购频率或并购次序。这说明,现实中的连续并购现象可能并非以产生并购协同效应为导向的,并购方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可能是引发一系列连续并购活动的根源。并且,MG-MT_SHR与MGMT DUM的分组结果显著为正,这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即当并购方高管持股较多或持有股权时他们发起连续并购的动机可能减少,说明存在股权激励的并购方企业所从事的并购活动受到其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影响较小,因而更有可能产生较高的“协同效应”。概括而言,高管动机与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之间的联系在于:由于连续并购可能是由高管机会主义动机引发的,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将降低,商业银行若对这些并购活动提供贷款则可能存在较大的特殊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在进行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时将并购方的高管动机纳入评估的重要内容,判断并购活动是否是以产生“协同效应”为导向的,并且高管动机的上述指标为风险评估过程提供了可定量化的指标。

五、结论与策略建议

并购贷款风险控制的关键应该在于:通过分析评估如何更准确地预测并购活动是否能产生“协同效应”。然而,由于“协同效应”存在多种形式,令其预测和评估存在较大困难。因此,本文试图从并购方高管动机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本文认为,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应该将并购方高管的并购动机作为一个重要方面考虑进来,即从并购方高管动机角度对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进行评估。鉴于此,本文着眼于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连续并购现象,从并购方企业高管动机的角度挖掘公司并购活动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来源,进而识别并购贷款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

本文基于连续并购现象获得了如下发现:第一,我国并购贷款业务市场是巨大的,但商业银行如何甄别能够产生“协同效应”的业务机会则蕴含了较大风险;第二,连续并购现象是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须正视这一特征;第三,并购市场中不断推动连续并购的高管具有一定特征,年纪较轻或男性占比较低的并购方高管更倾向于连续并购;第四,并购方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可能引发连续并购活动,即连续并购现象可能并非以并购协同效应为导向,商业银行若对这些并购活动提供贷款则存在较大风险。

上述经验研究识别了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呢?本文认为,未来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应把握如下策略:

篇8

中图分类号:F27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3-0078-06

一、引言

2014年前三个季度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同比增长率依次为:4.2%、7.4%、7.9%,第三产业的增速超过一、二产业,意味着中国经济正由“工业主导型”向“服务主导型”转变[1]。在经济新常态下,商务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构成部分和优先发展部分,颇具研究意义,而国内对此研究却较少 [2]。目前,国内在此领域的研究主要聚集在行业层面和区域经济层面,尚未发现针对商务服务业从微观层面(即单个企业层面)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而企业是构成行业的基本单位,单个企业的内部状态研究是了解一个行业发展态势、发现症结所在的根本依据。基于此,本文以中国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其2009~2013年的绩效状况进行分析,并从内部寻找影响绩效的因素,为促进商务服务业企业发展提供建议,为从微观层面研究商务服务业抛砖引玉。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

(一)绩效

在战略管理领域,“绩效”是一个重要的持续热点 [3]。关于绩效的测量,Liargovas和Skandalis(2010)[4]总结了13篇影响力较大的文章对绩效测量指标的使用情况,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据此,本文选用ROA和ROE两个指标测量绩效。

绩效是企业发展程度和经营成果的集中体现。根据供需理论,需求是市场存在和行业形成的根基。一方面,转轨中的中国经济需要商务服务业。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商务服务业的作用逐步凸显,为生产、贸易等类型企业提供专业服务、配套服务,促进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因此,不少地方政府已意识到商务服务业的作用,出台了相关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中小微企业需要商务服务业。随着创业环境的优化,中小微企业孵化量提升,需要更多的商务服务业提供配套服务。商务服务业的需求方主要是生产型企业,尤其是中小微生产型企业 [5]。总之,商务服务业处于一个良好的发展时期。据此假设1:

H1:近年来,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整体绩效大幅提升。

同一行业的企业面临共同的外部环境,但企业具有异质性,不同企业在组织结构、管理制度、劳动力素质等方面存在差异[6],因此,在同一行业,有些企业盈利颇多,有些却是惨淡经营或濒临破产[7]。据此假设2:

H2:商务服务业各上市公司间绩效存在显著差异。

(二)绩效影响因素

绩效影响因素的测量亦存在较大差异。Liargovas和Skandalis(2010)[4]、Rosairo等(2012)[8]、Khalifa和Shafii(2013)[9]、舒谦和陈治亚(2014)[10]均从不同层面研究了绩效影响因素,且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综合以上学者的研究,本文归纳出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四个维度(见图1),并基于此提出假设,构建影响因素模型。

图1绩效影响因素框架

1.基本特征: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规模、年龄是企业异质性的外在表现,在对绩效的影响上通常作为控制变量。有效规模理论认为企业存在最佳有效规模,规模与绩效呈倒“U”型关系。年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则缺乏足够的论证。年龄较大企业积累更多的资源、经验与技能,在规范性和要素禀赋上优于年轻企业,但在变革能力和增长能力上往往较弱。在新兴市场中,商务服务业处于前期成长阶段,经验积累和规模效应相对重要,据此假设3:

H3:基本特征是影响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

此假设包含以下分假设:

H3a:规模对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H3b:年龄对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5年第3期2015年第3期(总第195期)陈青姣,盖玉坤: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绩效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09~2013年的面板数据

2.治理结构:高管激励与董事会行为。

高层管理者激励与董事会状况是研究治理结构的常见指标。在高管激励研究领域,形成了两类主流观点:一类认为高激励可以调动高层管理者的积极性,产生高绩效;另一类则认为过度激励可能导致高层管理者的过激行为,如铤而走险等,产生更大的委托效应和短期行为,从而对绩效产生负面作用。体现高管激励程度的主要指标为高管薪酬和高管持股情况。通常情况下,高管持股激励比高薪激励更为有效,可减少高管的短期行为。

董事会是企业所有者行使权力的途径,是帮助投资者规避风险的一种机制[11]。在衡量董事会规范性、独立性和行为强度时,董事会规模、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职、董事会会议次数是常用的指标。关于董事会规模与绩效的关系,国外研究存在相反的结论[11],可能的原因尚缺乏有效的说明。关于董事会会议、董事会独立性与绩效的关系也存在较大分歧[12]。由此假设4:

H4:治理结构是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

此假设包含以下分假设:

H4a:高层激励对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不确定;

H4b: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和董事会会议次数对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绩效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不确定。

3.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两权分离度与国有股份。

股权结构通常采用股权集中度、两权分离度来衡量。另外,在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份比重通常也影响企业绩效,因此,本研究将此指标纳入股权结构测量的范围。

首先,股权集中度与绩效的关系存在两种对立观点:一是利益收敛理论――股权集中度越高,大股东越精心治理,企业绩效越好;二是利益侵蚀理论――大股东会侵蚀小股东的利益从而导致差绩效。[10-12]其次,两权分离度指控制权与所有权之间的差值,差值越大越容易激起终极控股人侵蚀其他投资人的权益,从而产生隧道行为,这是委托问题产生的又一主要途径(Claessens,2001)。尤其是在财产保护机制并不健全的中国,两权分立带来的负面作用更易显现[13]。再次,国有持股比例对企业的经营产生两种可能的影响:一是利用政府优势为企业带来更好的资源、政策与机会;二是在国有资产具体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不作为现象严重,不利于经营效果的提升。

基于上述三点,提出假设5:

H5:股权结构是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

此假设包含三个分假设:

H5a:股权集中度对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不确定;

H5b:两权分离度对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绩效产生消极作用;

H5c:国有持股比例对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影响方向不确定。

4.财务杠杆: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是企业经营中不可或缺的经营杠杆。适当的负债是促进企业发展的有益手段,而过度负债将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在金融市场不完善、融资途径相对狭窄的背景下,融资能力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资产负债率一定程度体现了企业的融资能力。同时,商务服务业企业需要通过高财务杠杆实现快速增长。基于此,提出假设6:

H6:资产负债率对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通过财经网站“证券之星”获得中国上市公司商务服务业板块的24家上市公司名录,其中4家公司数据缺失严重,最终选择了20家作为研究对象。样本公司的主要指标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研究采用面板数据,原因是面板数据可解决研究对象较少的问题,减少数据偏差风险,同时,面板数据信息量大、变异性高、共线性少。在研究时间的选择上,截至2014年底,20家公司的平均年龄为15年,成立时间最长的是海印股份和粤传媒,达22年,时间最短的是华谊嘉信,仅有5年。综合研究对象的成立时间和数据的实效性、可得性,面板时间范围定为2009~2013年。采用STATA12.0和SPSS19.0分析数据。

(二)变量及测量

表1列举了变量及测量信息。考虑到商务服务业企业具有人员密集性特征,员工依赖度高,其规模用总资产和员工人数两个指标测量。为减少数据的共线性,用员工人数、总资产、企业年龄、高管薪酬等的自然对数测量。四、结果分析

(一)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绩效状况分析

2009~2013年商务服务业样本企业绩效描述性统计见表2。相比之下,ROA更能体现经营状况,原因是:中国上市公司有为了避免亏损或获得配股权而通过盈余管理将ROE维持在略高于6%或10%以上区间的激励[14]。从ROA均值看,仅有2009年超过了7%,其余四年在5%左右波动,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总体绩效不理想。

(二)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绩效影响因素模型及结果分析

在绩效影响因素的描述性统计中,人员规模、高管薪酬变异性较大,说明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个体间的基本差异较大。从员工人数和总资产均值来看,商务服务业上市公司总体规模不大。

绩效影响因素测量模型的豪斯曼检验结果为(见表4):以ROA为因变量的模型1、3和4更适合固定效应,模型2更适合随机效应;以ROE为因变量的模型1和3更适用固定效应,模型2和4更适用随机效应。表4呈现了ROA线性回归结果(受版面限制,省略ROE的线性回归结果,只阐述主要结论)。

1.模型1:基本特征对绩效具有显著影响。

模型1(式1a、1b)测量基本特征对绩效的影响作用。

ROA it =c01 + a1 (size1 it) + b1 (size2 it) +

m1 (LN age it) + u it(1a)

ROE it =c02 + a2 (size1 it) + b2 (size2 it) +

m2 (LN age it) + v it(1b)

回归结果表明,模型1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员工人数、企业年龄对ROA有显著促进作用,总资产对ROA有显著消极作用;企业年龄对ROE有显著促进作用,总资产对ROE有显著消极作用,员工人数对ROE有促进作用,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H3、H3a得到了部分验证,H3b得到了验证。

2.模型2:治理结构对绩效的影响不显著。模型2(式2a、2b)测量治理结构对绩效的影响作用。

ROA it =c01 + a1 (LNsalarry it) +b1 (Nshrsms it) +

m1 (LNboard it) +n1 (meeting it) +

d1 (duel it) +u it (2a)

ROE it =c02 + a2 (LNsalarry it) + b2 (Nshrsms it) +

篇9

关键词:承袭性;贵池傩戏;延续

中国傩文化源于古代的巫傩,后经历代承袭演变成了如今的傩戏,从最初的逐疫祈福仪式到如今以嗜宋主的傩戏表演,正是由于代代承袭,傩文化才会在当下继续呈现,并引无数学者研究这一古老的文化现象。

一、民俗的承袭性

在《民俗文化学》这本书中,陈华文先生认为,民俗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 ,承袭性是这种特殊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之一。“民俗文化是一种历史传承的文化,除了部分属于现实生活中形成的新的民俗文化内容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从前人那儿承袭而来,因此,我们把这种从前人或历史上传承而来的特征,叫承袭性。许多人也把这种文化当中所共有的继承性特征叫作传承性,其意大致相同。我们之所以用‘承袭性’这个词语,就在于它更侧重于对传统的继承和延续,每一次承袭都不过是整个民俗文化存在链之中的一个。”

从陈先生对于承袭性的表述当中,可以看出,承袭性不仅是民俗的传承,更侧重民俗的延续发展。历史上形成的民俗之所以仍在生活中大放异彩,不仅在于其被一代代人传下来,更重要的是它能够适时变化延续发展。

二、贵池傩戏简介

我国学者将巫傩分为宫廷傩、军傩、寺院傩和乡傩。军傩是古人出征前必须举行的一种祭祀仪式,后来屯军的后人将军傩保存下来,与地方民俗相结合,流变为乡傩。乡傩又分为师道傩、宗族傩、社火、走乡串户的行傩等,贵池傩戏则属于乡傩中的宗族傩。它依存于宗族而发展,由宗族的人代代承袭。

贵池傩戏主要在贵池一些封闭的山区里,当地刘街、姚街、梅街等十几个大姓宗族里都有各自的傩戏表演。它以请神敬祖、逐疫祈福为目的,以佩戴面具为表演特征,以祭祀仪式和表演傩戏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戏曲表演活动。贵池傩戏在正月初七到正月十五之间择日演出,整个过程分为三段体。第一部分傩仪是开始时的复杂仪式,第二部分傩戏为主要部分,第三部分是吉祥词,请求傩神纳福。

长期以来,贵池傩戏没有专业的班社,主要依靠宗族力量发展,且宗族之间交流不多,也很少受外来文化影响,因此贵池傩戏呈现出原始古朴之感,被学术界称赞为“中国戏曲活化石”。

三、贵池傩戏的历史承袭

贵池傩戏的历史演变大致经历了由祭祀仪式到傩舞,进而发展为傩戏的过程。一方面,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民间艺术的滋养,民众在承袭中剥去难以融入社会现实的内容,吸收各种民间戏曲艺术的养分,傩俗适时变化承袭发展。另一方面,当贵池傩戏整个仪式过程发展较为完备时,它在封闭的宗族社会内稳定传承,保持着原始古朴的特征。

(一)变异的承袭

《杏花村志》中记载了唐代对梁朝昭明太子神像的祭祀活动,“池故事,八月十五日为梁昭明千秋……是日,诸家扮会迎神者,所扮为关壮缪、为城隍、为七圣二郎、为玄坛。其扮也,则各骑乘,奉面具”,迎神、扮角、戴面具,这是关于贵池傩俗祭祀仪式的最早记录。贵池傩戏在发展中,吸收各朝代的民间文艺,从傩祭、傩舞发展为含有戏曲内容的傩戏。明嘉靖时修纂的《池州府志・时序・逐疫》中记载“凡乡落自十三至十六夜,同社者轮迎社神于家,或踹竹马,或肖狮像,或滚球灯、妆神像,扮杂戏,震以锣鼓,和以喧者。群饮毕,返社神于庙”,这是关于贵池傩戏表演的最早记载。从中可知傩戏演出的时间,仪式的大致程序以及表演的场面盛况。贵池傩戏在历史传承中吸收民间文艺,变异的承袭,以适应社会发展。

(二)稳定的传承

根据明嘉靖时《池州府志》的记载,当时傩戏的表演时间、仪式程序、表演内容和当前的傩戏已无多大差异。由此可知,贵池傩戏最晚于明嘉靖时期已发展较为完备,并一直稳定的承袭至今。贵池傩戏属于宗族傩,傩戏依赖宗族的力量发展。傩戏由本宗祖的人继承,老一辈言传身教给后代,傩戏的主持是宗族年首,演出人员皆是族内人员,演出经费也来自宗族内的财产或者是同村人每家每户的筹资。正是由于在宗族这个较封闭的环境内传承,且宗族之间各自演出,较少沟通,促使了贵池傩戏稳定的传承,保存着原始朴素的特征。

四、贵池傩戏的当代延续

贵池傩戏在当代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学者们积极整理研究贵池傩戏资料,在其发展历史、演出习俗、表演剧目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也有对傩戏面具和剧本的专门研究。但傩戏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文化,只有存活于当地民众的生活中,与民俗主体不断重复互动,才能在当代社会继续承袭。

(一)当代延续中的问题

贵池傩戏是宗族傩,依靠宗族的人力、物力、财力维持演出,无专业班社和专业艺人。而宗族这一社会组织是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土壤上生存发展,随着经济结构发生巨变,支撑傩戏发展的基础也在动摇。另外迫于生活压力,年轻力壮的村民们外出务工。每年正月傩戏演出的日子,但也是村民们背井离乡的时刻,一些演员等不到傩戏演出就要离开,造成人员缺失。并且大多年轻人对傩戏不感兴趣,傩戏传承后继乏人。民俗脱离主体则难以为继,缺乏传承人员这是贵池傩戏在当展的最大问题。2005年5月贵池傩戏成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确立傩戏传承人,这对贵池傩戏的承袭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问题依然严峻。

(二)促进发展的建议

民俗的承袭性侧重延续发展,每一时段上的延续都是对民俗传承的负责,只有做好当下的承袭工作,民俗文化才能一直存续在民众生活中。首先,要为傩戏创造生存土壤。当下出现宗族复兴热,池州市政府应引导宗族建设恢复,为傩戏发展创造条件。其次,贵池傩戏属于宗族戏,但也应具有开放性。在承袭中,不仅仅局限于宗族圈,要用傩戏表演吸引有兴趣的年轻人加入学习,解决后继无人的局面。再次,贵池傩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地方文化资源。政府应利用好当地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加强地方文化建设,促进旅游发展,解决村民就业问题,留住傩戏表演人员。

五、结语

承袭性是民俗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历史的传承与当下的延续。贵池傩戏从古时的傩祭、傩舞发展为傩戏,变异发展,也因在宗族内代代相继,稳定传承,正体现了民俗的承袭性。承袭性强调民俗的延续,目前贵池傩戏遇到最大的问题即民俗传承主体缺失。贵池傩戏作为当地人们一种特殊的生活文化,离不开传承主体,在承袭中,贵池傩戏必须解决好这一关键问题。

参考文献:

[1]李阳,王小元. 基于文化故事背景下的旅游产品开发研究―以安徽池州傩戏为例[J]. 长沙大学学报,2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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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分配差距与我国劳资所得关系的实证分析 林毅 陈晓曼

(9)“创新成都”建设中的人力资本投资——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考察 卢林行 陈宽 胡运令

(16)从行为金融角度解析地方政府债券遇冷原因及对策 马辉 王飞 杨涓

(22)探析引领安徽崛起的战略与对策 吴学彬

(28)增值税转型对四川省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析 叶子荣 李秋婵 李恒宇

(35)就业结构、经济趋同与收入分配差距——基于中国三大区域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段龙龙

(48)产业结构升级、就业与收入分配的实证研究 巨文武

(56)制度与经济发展实证研究述评 林毅 陈晓曼

(65)促进行业收入合理分配的财税建议 吴汶承 丁卯

(76)成都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分析 赵佳

(84)中国通货膨胀原因及实证分析 赵珊珊 俞伟丽

公共工程管理

(98)基于改进dsm理论的建筑业供应链中施工过程的绩效评价 曾昱??br> (106)论公共工程项目中公共利益的保障 王蕾

(113)限制竞争保证下的bot高速公路社会效益研究 冯颖芳

(120)基于双层多级委托的公共利益保障分析 郭宝 王蕾

(125)基于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的成都地铁一号线乘客满意度分析 李文强

社会保障

(133)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模式的探讨——基于eet模式对相关主体的影响 罗纪东

(140)我国企业年金的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及存在的问题 张丽

(146)成都市医疗信息化建设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李泽明

(155)透过日美模式探析中国特色长期护理保险的可行性 杨茜

行政管理与社会管理

(163)中国新闻媒体监督的问题研究 郭肖象

(169)基于新公共管理视角的瓦格纳定律之实证检验——以澳大利亚为例:1979—2006年 郝晓薇 李艳红

(179)服务型政府视角下我国网络管制方法的选择与优化 李文意

(185)单位制的含义和基本特征文献综述 吴运亮

(190)层次分析法在公务员考核指标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许可

(197)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其主要负责人的依存度——基于四川成都市的实证分析 彭文静

(204)以博弈论的视角看户籍制度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秦郑 游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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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几点:①“以身体活动为主”,这是体育与其它知识传授类不同区别的最大的特征;②由于是以身体活动为主,因此必须以从事的运动项目为主要内容。篮球课中设置问题情境,应首先考虑体育教学的基本特征,在篮球教学中设置问题情境应选择篮球运动中的问题,且是学生学习篮球过程中客观存在、急待解决的问题。问题的解决应以篮球技术学习过程为媒介,学生解决问题离不开运动中的练习、尝试、观察、分析。

二、充分考虑体育课程的目标

体育课程的目标包括三个领域(学习领域、心理健康领域、社会适应领域)。设置问题情境不仅要考虑学习领域的目标,更要考虑心理健康领域、社会适应领域的目标。设置问题情境不但要提高学生的篮球技术,还要通过解决问题,培养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通过解决问题中的交流、讨论、协商、合作,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培养学生对篮球运动的情感,促进学生的情感交流,养成良好的合作精神和体育道德。

三、学习中充分发扬民主

鼓励创新,教师要努力营造一种民主和谐的学习环境,特别是应当努力培养出一个好的“学习共同体”,让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想法。篮球运动历经百年发展,技术在不断发展创新,没有绝对正确的、最终的篮球技术。教师应该认识到这一点,鼓励学生大胆创新。虽然学生现有的水平离篮球技术的创新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教师应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特别是通过实践中不断创新。

四、设置问题的难度要适当

篮球教学中能够设置很多的问题情景,但设置问题的难度要适当,要考虑学生现有的篮球技术水平和心智发展水平。提出的问题要处在学生思维水平的最近发展区,问题要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语言要有情趣,能充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引导学生自己去做力所能及的事。太易,学生会缺少成就感;太难,力不能及,学生难以探索,又易产生失败感。因而创设适宜的问题情境,激发起学生强烈的篮球学习动机和热情、引导学生开动脑筋思索是学习篮球技术成败的关键。

五、教学的组织形式多

以“小组探究”的形式为主。学生在自己探究投篮技术时,往往经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假设、验证假设,整个过程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如果采用班级整体研究学习,容易造成见解分歧后难以达成共识的纷争局面或消极应付的现象,使教学活动显得耗时、混乱,不利于教师的引导和帮助,使篮球教学陷入困境。因此采用“小组学习”(5--6人)的形式,每个小组设立一两个重点问题,最后一起讨论交流各组的解决技术问题的方法,使全班学生们的篮球技术共同提高和完善。

六、学习评价不在结果,而在过程

当学生经过小组学习和交流篮球技术有所提高时,教师要给学生以热情的赞扬和激励性评价,教师要引导学生反思评价,归纳整理所学篮球技术的过程,培养学生学习篮球技术的方法,特别是归纳总结学习篮球技术过程中所运用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并纳入学生的认知系统,使学生掌握解决篮球运动中问题的思维方法。这样可以使学生创造性能力不断增强,学生思维更加灵敏,最终提高学生的篮球运动能力。

参考文献

1、高文《建构主义学习的核心特征》.《外国教育资料》。

2、皮连生《现在认知学习心理学》.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1。

3、毛振明《探索成功的体育教学》.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6。

4、谢铁兔《篮球技术教学训练步骤与方法》.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1.9。

5、孙民治《篮球纵横》.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9。

6、滕子敬 宋尽贤《第二届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论文综述》.中国学校体育,1997。

7、赖天德《学校体育改革热点探索》.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3.6。

8、金鑫《合作学习在体育教学中的作用》.中国学校体育,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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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多层陶瓷电容器;介质材料;无铅高温化;研究现状

Key words: multilayer ceramic capacitor;dielectric materials;lead-free high temperature;research status

中图分类号:TM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9-0318-03

0 引言

多层陶瓷电容器(Multi-Layer Ceramic Capacitor,MLCC)又称为独石电容器(Mono Lithic Capacitor,MLC),是由电介质陶瓷薄膜和内电极相互交替重叠而成的一种新型片式元件。实际上,通常使用的MLCC是由很多单层陶瓷电容器并联组成的。其结构如图1所示[1]。由于具有高的电容量、低的介电损耗、高的抗击穿强度、优良的抗热震性和耐腐蚀性,目前,多层陶瓷电容器(MLCC)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广播电视、移动通信、测量仪器等电子设备中[2]。而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应用要求MLCC能够在极端的环境下正常工作[3-5]。比如在石油钻井、汽车工业和航天航空等领域,MLCC必须在极高的温度下工作。另外,这些MLCC还必须能够承受在这些极端环境下的剧烈冲击和震动。因此,MLCC面临着超微型化、超大容量、超薄型化和高可靠、低成本、环保化(无铅化)、宽温高稳定性等方面的技术竞争和挑战。为满足MLCC的竞争要求对其介质材料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即高介电常数、低介质损耗、低的容温变化率、耐高温性和无铅性。

关于MLCC的研究进展综述报道已经比较多[6-8],而对其介质材料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的报道还比较少,本文对MLCC介质材料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重点介绍高温MLCC介质材料并对MLCC介质材料的发展做出展望。

1 铅基复合钙钛矿体系

50年代Smolenskii等[9]首次发现Pb基复合钙钛矿介质具有铁电性。铅基弛豫铁电体一般为复合钙钛矿结构,其化学通式一般表示为Pb(B’xB”1-x)O3,即在组分上的特征表现为在等同的晶格位置上存在一种以上的离子。在微观结构上,弛豫铁电体表现为长程、中程与短程等不同结构层次的结构组元,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强或弱的相互作用,使其具有不同于普通铁电体的优异性能。从80年代开始,人们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典型体系有(PbLa)(ZrTi)O3(PLZT)[10]、Pb(Mg1/3Nb2/3)O3(PMN)[11]、Pb(Zn1/3Nb2/3)O3(PZN)[12]以及它们之间的复合体系[13]。这些系统表现出较高的介电性能(数量级在104以上),并具有较低的烧结温度。尽管,铅系弛豫铁电陶瓷烧结温度较低,介电常数比较大,但在制造过程中系统中大量Pb可能诱导内电极中Ag+离子发生迁移,导致MLCC性能不稳定,易老化,可靠性差。此外Pb会对人体与环境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不适宜全球范围提倡的绿色电子发展趋势,因而该系统正逐步被无公害系统所替代。

2 钨青铜结构体系

氧八面体铁电体中有一部分是以钨青铜结构存在的,由于此类晶体结构类似四角钨青铜KxWO3和NaxWO3而得名。这一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存在着[BO6]式氧八面体,其中B以Nb5+、Ta5+为主。这些氧八面体以顶角相连构成骨架,从而堆积成钨青铜结构。主要的钨青铜结构体系有(SrxBa1-x)Nb2O6基陶瓷[14]、(AxSr1-x)NaNb5O15基无铅压电陶瓷(A=Ba、Ca、Mg等)[15]、Ba2AgNb5O15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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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提问是语言课堂教学中最常用的师生互动方式,也是重要而有效地语言教学手段。近年来,如何进行有效的课堂提问已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尽管提问在语言课堂教学中的重要性已引起了足够的重视,但仍存在很多认识误区:有的教师认为提的问题越多,课堂气氛越活跃,课堂教学越有效;有的教师把提问作为惩罚和羞辱学生的方式;有的教师提问过于简单,只需学生重复无需创造性的思考。显然,在这些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很难实现课堂教学提问的有效性。因此,让教师认识到运用有效的课堂提问,强化提问技巧,对学生的回答给予积极反馈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英语精读课堂教师提问现状及原因

1、问题类型

课堂教学中教师最常用到的是参照性问题(referential questions)和展示性问题(display questions)。例如:“What is you similar experience?” 是一个参照性问题。“What does the writer want to convey?”是一个展示性问题。在英语专业精读课堂教学中,教师更倾向于提出展示性问题,尽管有些教师意识到参照性问题更能强化学生的交际能力。

展示性问题在课堂教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原因如下:(1)教师认为学习语言学知识比培养交际能力更重要。帮助学生理解掌握课本上的文本知识是教师教学的首要目标。展示性问题常被用来检查学生对于掌握以前学习知识的掌握,对新的语言点的接受程度,对文本内容的理解等。教师认为展示性问题更能够帮助他们确定和掌控教学进程。(2)教师对于自身角色的界定导致展示性问题的过度使用。很多教师认为他们在课堂教学中扮演“知识者”的角色。他们的任务是提供信息,解释语言点,检查学生对文本的理解等。对于展示型问题,教师已有标准答案,更利于教师掌控课堂进程;对于参照性问题,因为是关于学生自己的个人观点,答案可能在教师的预料之外,教师想要掌控教学进程,必须有丰富的知识面和较高的学术水平。显然展示性问题更能帮助教师确立“知识者”的角色。(3)英语精读课程教学任务繁重,课堂时间有限。教师认为展示性问题简单明了节省时间;参照性问题较难,涉及更多学生甚至小组讨论,占据时间较多。为确保教学进度的完成,教师倾向于提出展示性问题。

2、提问策略

Ur(1996)指出如果教师提问只能被尖子生回答或是造成长时间的沉默,或是只能得到很简单甚至部分正确的答案,这次提问就存在问题。也就是说,当学生不能理解问题或是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时,教师应当运用提问策略帮助学生解答问题。基本的提问策略包括以下7种:解释(self-explaining), 重复(repeating), 提示(prompting), 追问(probing), 转问(redirecting), 翻译(translation)和分解(decomposition)。研究表明,追问,分解和提示这三种提问策略可以帮助学生从对问题进行浅表性回答转成深度思考回答,更能激发学生的语言输出。然而很多教师表示,他们很少或是几乎不知道什么是提问策略。在多数情况下,如果他们不能得到期望的答案,会选择重复,翻译或解释问题。

教师对于提问策略的选择原因如下:(1)部分教师对提问策略知之甚少,他们是无意识的运用重复,翻译或解释这些最基本的提问策略。(2)教师觉得不能理解问题是学生无法回答的关键障碍,因此通过重复,翻译或解释这些手段来帮助学生理解。

3、教师反馈

教师反馈可分为积极反馈和消极反馈。积极反馈分为“简短的表扬”,“表扬并重复答案”和“表扬并点评”。消极反馈分为“直接纠正”,“请其他学生作答”,“给出提示等待学生自我完善“和“忽视错误,随后纠正”。在英语专业精读课堂中,大部分教师几乎不会给予学生消极的反馈。经常用到的积极反馈方式是“简短的表扬”和“表扬并重复答案”,而更能够鼓励和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表扬并点评”这种反馈方式却很少用到。消极反馈方式以“请其他学生作答”为主。

教师对学生回答给出的反馈出于以下几个原因:(1)教师意识到语言课堂教学中应以鼓励学生为重,积极反馈是对学生的肯定和支持。教师有意识的避免消极反馈,他们认为消极反馈不利于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和融洽的师生关系。因此,即使学生给出了错误的回答,教师仍会给予“不错的尝试”之类的表扬。(2)精读课任务繁重,课堂时间有限,造成教师只能选择“简短的表扬”和“表扬并重复答案”这些节省时间的积极反馈方式。但显然这些反馈方式不能阐明为何学生答题成功,只是肯定了学生答题的正确性,不能很好的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并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三、促进英语专业精读课堂教师有效提问的策略

1.设计问题

当教师提问不是简单机械的重复而是需要复杂的信息重组,学生的学习能力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好的问题应根据学生的能力,水平和相关经验来设计。学生有能力并愿意回答符合他们知识面的,有相关经历的问题。教师应事先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设计不同种类和层次的问题。尽量使设计的问题,能给学生提供更多机会与同学和教师交流。

2.改变教师角色

英语专业精读课堂仍然以教师为主体,教师充当“知识者”的角色,更关注于传授知识给学生而忽略学生的需求。教学过程被认为是给予和接受。在这种模式下的教学,教师主导下的课堂只能采取教师讲解为主的单向交流模式,学生几乎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丧失学习热情。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能提供学生更多的机会操练目标语言。因此,改变教师角色界定是当务之急。

3.分析学生的需求

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分析学生的需求是保证课堂提问有效性的基础。教师应从学生的角度设计问题的类型和层次,以求最大化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其积极参与到课堂提问中来。

4.教师职业技能提升

教师职业技能的提高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学生提升学习能力。高校教师应当具备现代教育理念,应用语言学知识和教育心理学知识来确保和实施教学,以期最大化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提升批判性思维能力。教师对于提问策略知之甚少表明教师职业技能的提高刻不容缓,只有以先进的教育理念武装自己才能更好的确保教学的实施。

四、结语

英语专业精读课堂中,教师的问题类型和教师反馈方式都较单一,因而无法发挥良好的教学效果。部分教师不具备相关提问策略的专业知识,严重影响了课堂提问有效性的实施。教师职业技能的提高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1]Ur Penny. A Course in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 and Theory [M].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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