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的特征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现代文明的特征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更早一些时候，微博和媒体上，对于部分国人过马路时不遵守红绿灯的习惯，也激发了热议，甚至冠之以“中国式过马路”。

此类情况，对于我们中许多人而言，只是细节问题，没什么大不了：没车时不闯红灯是浪费时间，走应急道通常也没什么，会车打远灯已经习惯了，公共场所大声说话是个性……

舆论批评的各种不良习惯和细节，通常认为是违公德，素质不高。其实此种对细节的漠视，一斑而可见全豹，根本是在我们的骨子里，我们离现代文明还距离遥远，我们接受现代文明的观念和训练远远不够。

·1·

当今中国，是享用现代文明成果最丰富的年代，尤其在物质财富和现代生活方式上，史无前例。从衣食住行到精神享受，无一不受惠于现代文明。正是由于现代文明的传播和社会对它们的开放接纳，我们才得以拥有这些人类文明的财富。

现代文明是建立在科学理性传统和个人权利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更多理念来自西方近现代以来的经验教训形成的共识：人文精神、权利平等、公民意识、法治理念、责任伦理，以及建立在多元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等等。而科技进步物质财富的创造，只是现代文明释放的成果而已。

物质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文明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乾隆对闹钟和八音盒的喜欢，并没有让大清帝国走向近代文明现代文明。马嘎尔尼使华时，认为那是一个“停滞的帝国”。

自晚清中国社会遭逢外来压力，开始被迫从传统国家向近代国家和现代国家转型，从抗拒到有选择接受现代文明的过程，一直没有停止，甚至，在器用方面，如今有许多与其西方老师相比，毫不逊色了。

但是，至今中国社会的转型仍在继续。中国这条高速路上，有行人，骑自行车者，赶毛驴车的，有开拖拉机的，当然，还有风驰电掣的货车和小车，传统的现代的，汇聚混杂在这条路上，有快有慢，但裹挟着都得向前走，都要走向现代社会。这是中国的现实。

经历多少次劫难教训付出巨大牺牲之后，现代文明的理念表面上已经为中国人逐渐接受，“吸纳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已经成为执政党和社会的共识。许多现代文明的理念，也已经逐步转化为制度。我们已经构建起了现代文明社会的框架，大到从政府执政理念现代教育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小到盲道建设应急通道设置，等等。

·2·

但不能否认的是，我们骨子里离现代文明还很远。

中国对现代文明的认知和学习，对现代文明成果的利用，大多是从被迫而主动，西化东渐而来。中国社会对这种带有移植特征的现代文明的接纳，首先遭遇了历史传统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抗拒，基础薄弱。中国传统的以皇权宗族和集体主义为内核的价值观与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存在着天然的系统性冲突，相互融合极其艰难，矛盾冲突纠结于那些觉悟者一身。社会几经改造后，现代文明变得在经济社会相对发达物质基础较好的地区和大中城市更容易接轨，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更容易被接纳。但在物质基础发展还远远不够的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地方，首要的是解决吃饭等生存问题，还很难理解所谓现代文明。

另一方面，社会对民众的现代文明教育，远远不够。历史上，类似启蒙教育训练，通常不是被战乱和动荡打断，便是被泛政治化教育取代。前者使社会对现代文明的认知常被打断，不断重复，几无沉淀积累；后者使社会对现代文明的理念和要求，或者流于表面文章，或者作为政治信仰被外力要求根植，一旦外在压力衰减政治信仰破灭，便迅即被机会主义取代，而文明的素养，终不能内化为自觉要求，成为一种社会公认的社会规范。

最近30年来，社会开放，流动性加剧。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农村的人来到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寻找机会。他们来到与现代文明连接最紧密的地区，大多是以陌生新奇多的眼光看待与自己不同的世界。每个人每个社会组织每级政府都在关心自己的发展速度，没有人关心过这些来自偏远地区的人是否能够适应现代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他们就像被抛弃在荒原中，完全靠自己，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才能渐渐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

毫无疑问，在与现代文明的接轨上，社会严重亏欠他们。不惟这些人，即便是现代大都市中对孩子的教育，有关现代文明的教育训练，也有严重缺失。所以，才有对现代文明的无知和漠视。

·3·

如何让现代文明在古老复杂的中国社会土壤中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开花结果，仅仅是照搬制度，仅仅是宏大叙事，是难以实现的。

转型时期，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也很正常。毕竟，物质文明随着科技发展，很容易实现。而中国向现代是国家转型的过程也是命运多舛，作为后发国家，先贤们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也走了许多弯路。最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则走的太快太急，类似囫囵吞枣，几无细嚼慢咽和消化的时间，以至于忘了为什么出发。我们其实还没有真正从那些先行的现代国家和先贤的教训中汲取养分。现代文明的理念内化，尚未窥门径。

所以，从来就没有根本解决之道。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回到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上，少宏大叙事，脚踏实地，从细微处的教育训练开始，为现代文明立范。待时间流逝，成效方显。

从具体问题解决入手，也就是从细节入手，具有多重意义。

社会由具体的人和事构成，个体的成长才有社会的发展。所以，细节是观察文明的基础，也是文明的表征。任何细微的行为，都可能观察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现代管理学上常说细节决定成败，这与我们“千里长堤，溃于蚁穴”的古老智慧是一样的。没有细节的变化，细微进步的累积，每个人依然故我，在现代问题。我们期待的大变化便不会展开，更不会到来。

关注细节，并非本末倒置，对文明细节的要求，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对现代文明的训练和融入过程。中国从一个传统国家被卷入现代化潮流而最终主动追求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过去的传统诸多地方与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相左，或者不合时宜了，没有教育训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文明现代国家。

现代文明素养的缺乏，不完全是民众的问题，更有政府、社会的问题。如前所述，这些年来，我们习惯于通过泛政治化的运动，对公众进行灌输，运动一完，便如风过，满地狼藉之外，核心要义束之高阁。所以即便这种理念已经转化成制度，但公众仍有意无意地漠然视之。究其原因，一是以运动式的灌输取代了对民众现代文明常识的基础教育和常规训练，二是制度矫正不规范，对违反这种规则的惩罚充满随意性，其实惩罚也是一种有效的常识教育和训练。

所以，现代文明理念要从纸上口头的宣示，转化为人们日常的行为方式，必须经过训练教育，逐渐让这些观念内化为自觉的追求，然后通过制度来矫正。

酒驾入刑，便是教育和矫正的典型案例。虽然如今依然有人会酒后驾车，但严厉的惩罚制度，却让许多人放弃了酒后驾车。相信假以时日，酒后不驾车，会成为普遍的认知，会被视为一种文明的行为。文明素养的形成，除了教育，社会成员之间的模仿和相互影响也很重要。

这是一种启蒙，也是一种补课。不补上这一课，或许我们与现代文明将永远隔着一层窗户纸。

篇2

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我只能简单地谈谈我的思考的一些要点，不可能展开去论证了。

我在从事通识教育工作的经历中，深深感受到通识教育不光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最关键是我们教什么？所谓“通识”仅仅是知识问题吗？通识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在通识教育中，我们的价值标准是什么？我们要创造“有灵魂”的通识教育，那么，这个“灵魂”是什么？我以为，这可能是今天讨论通识教育最需要关注的问题。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这个概念，无论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对其望文生义都会误导人们。通识教育中的“识”，很容易被理解为知识。在国外，确实有人把通识教育理解为通才教育，或者全才教育。也就是说，不是专识性、单科性、专业性教育，要让学生了解人类知识体系的方方面面、各个领域。国内很多人主要也是从这个角度理解通识教育的。这个理解当然是对的，但它是一种片面的理解。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几十年来人才教育的思路。为什么要搞通识教育？是因为我们的大学，特别像北航这样的学校，包括学院路上这一批专科性的学院所进行的专科性教育，不利于培养高层次的人才。我们只有进行通识教育才能培养出大师、诺贝尔奖的获奖者。这样的思路只讲知识不讲价值，以人才的培养取代人的培养，是一种严重的误导。通识教育是人的教育和公民教育，是高层次的文明教育和完备的人性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具有现代文明教养的人和负责任的公民，所以它承担着传播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的使命。也就是说，传播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这是通识教育的灵魂。所以，我把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视为现代文明价值传播的主要渠道。

教育的使命是使新一代完成社会化过程，成为文明的传承者。这是人类教育所承担的一般，而通识教育只是以特殊的方式实现这一使命而已。为承担起这一使命，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正在和准备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现代文明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社会的发展趋向是什么？由此来确定我们需要向学生传播什么样的价值观。

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主导着教育，它所传输的价值观是与那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社会结构、权力结构、生活方式以及人的精神气质相契合的，它也是成功的。但是，在现代社会，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要培养现代文明人和现代公民，需要向他们传播现代文明的价值观。

刚才秋风教授谈到了“中国文明”

的复兴，我习惯于称“中华文明”。按我的理解，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传统的复兴，而是中华文明成功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基础是人的现代化，不但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掌握的技能现代化，还要价值观念和人格特征的现代化。儒家教育传统说到底是一种臣民教育，教人做一个好臣民。在私德培养的领域，儒家文明仍有它的价值。也就是说，在教人做一个好人方面，它仍有其价值。好人的标准，古代与现代有相通之处，中国与外国也有相通之处。儒家有2000年社会教化的经验，在社会普遍痞子化的时代，提倡培养君子有积极意义；在官吏普遍腐败的时代，培养像海瑞这样的清官也有其价值。君子和清官毕竟是高于现实平均水平的境界。但是，在公德领域里，儒家教育的内容是不合时代精神的。儒家的君子、、海瑞，都是臣民，孔子本人就是臣民。我曾经在微博上调侃说：孔子就是教人做孙子，于是被掌权者封为老子。我们通识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精神的现代公民。你去读2000年前的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都能从中受到公民教育，他们的书都可以作为现代公民教育的材料。但儒家经典不行，它只适合于培养臣民。即使在私德领域，儒家传统中大量的，或者说大部分内容，是过时的，是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背道而驰的。它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其大部分不符合现代文明的标准，是需要被抛弃、被批判的。

对中国社会而言，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是传播的结果，并不是内生于我们传统的文明。

由于全球化进程，人类知识体系和文化发生汇流，当代人是这种文化与知识汇流的产物，大家都是文化的混血儿。但这种汇流的结果，是西方文化和知识体系在当代社会占有明显的强势，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主要起源于西方文明，这是历史发展形成的事实。

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虽然主要起源于西方文明，但它植根于人性的要求，以现代生活为支撑。只要人们选择了现代生活，就只能接受现代文明的价值体系。在各种意识形态自由竞争的环境里，现代文明得到传播的强大的基础就是人和社会的现代化，这个进程不可逆转。其实，在我们当代的中国人中，进步和发展已经成了我们信仰的一部分，这种观念就是从西方传来的。如果有人拒绝进步和发展，就是要过两百年前我们祖先的生活，我表示对你的敬意。美国也有一种人，叫阿米希人，他们拒绝现代的技术发明，拒绝现代生活。汽车不要，电也不要，机器织的布也不穿，化纤更不用说了。他们就过着中世纪的传统生活。我们能够理解，他们在整体上拒绝现代文明，当然也拒绝现代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这里却不是这样的。中国在现代文明的建设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已经远离了传统社会，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已经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其成长不可逆转，甚至维护传统价值的人也只能用现代文明的价值去解释传统和发明传统。你不能在社会已基本现代化的情况下，且你也不拒绝这种现代化的情况下，去恢复传统的教育，向下一代传播传统观念而不是现代文明的观念。

在当代中国，通识教育最紧迫的任务是对治由现行教育造成的不健康的国民心理与人格缺陷。我认为，传播现代文明价值更多的是“除障、解蔽、矫正”的工作。“除障”是个佛教名词，要破除“所知障”。我们已知的东西，是获取真知的障碍；“解蔽”是荀子使用过的概念，我们的本性、我们的真知，被一些偏见所遮蔽；“矫正”是心理学的概念，偏见和反文明的价值观造成不健康的心理，塑成有缺陷的人格，需要予以矫正。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产生于现代生活，也植根于人的本性，但我们的教育却压抑和腐蚀了人的本性，扭曲了现代生活的要求，并制造出一些虚假的需求，蒙蔽了人的眼睛，窒息了人的思考，戕害了人的心灵。这是我们通识教育需要解决的严峻问题。

除障、解蔽、矫正的基础工作，是帮助学生形成对现代文明价值观的认同。我们要做的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第一，传播尊重个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的观念。

第二，弘扬和平与仁爱的价值，将暴力教育和仇恨教育转向和平与仁爱的教育，人类之爱的教育。

第三，努力消除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适应社会的个体化与全球化两大趋势，突破狭隘的民族认同的缺陷，在社区和族群认同、国家或民族认同、超国家的区域认同和全球认同之间，确立适当的平衡，培养世界公民意识。

第四，由于“价值植根于事实”（《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7页。）所以，通识教育必须还原真实的历史，从真实的历史中才能得到真实的教训。同时，使学生了解人类文明的遗产，认同人类文明的主流传统。也要使学生了解客观的现实，在了解现实的基础上，培养他们对人类的同情心和爱心。

我们相信，现代文明基本价值的传播依靠自由的方式。它依靠其自身的优越性就能够在自由竞争中获胜，就能够传播。通识教育通过打开信息自由流通的渠道，使学生获得多元的和平衡的信息，通过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学会合乎逻辑地思考，在自由讨论和交流中，在各种意识形态和价值的比较中，具备对价值的选择能力。学生可以研读中国古代的经典，但是，要把这些经典当做“典”来读，而不是当做“经”来读。各种信仰群体都有自己的“经”，没有人有权力将自己所信奉的“经”强加给别人。教师不是布道者，他的任务是创造批判性学习的环境，培养学生的质疑和批判精神，引导学生学会鉴别和了解事实，让学生在广泛的阅读和自由思考中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教师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学生，要尊重学生的选择，要把学生当做成年人，而不是没有断乳的孩童。

篇3

[中图分类号]C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5-0011-01

传统被现代性毁灭,在现代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现代性与传统的合作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一过程中,其风险的外部影响是可以计算的。随着贝克(Beck)所说的自否性现代化的出现,这一阶段暂时结束。从此,传统的性质被改变了。即便传统在前现代文明,在谈到“现代性中的传统”这个话题时,有必要简单论述一下现代文明的性质。

一、老传统和新传统在现代性中的地位

在前现代社会的相对文明中,中心的政治活动与地方社区的生活是分开的。在前现代文明的二元性面前,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耕文明中。这种二元性充分表达了传统的特征。传统与宗教的合理化互动紧密,建立在文本基础上的传统体现了宗教的合理化过程。合理化与传统并不矛盾;反之,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我们可以猜到,合理化使传统得以长期存在下去,这在文化的口头传承中是没有的。由于前现代文明的内部特征在地方社会中传统不可能完全被传承,传统对地方社会中的影响不是绝对的。无论怎样,地方社会仍然是口头传承的社会。它们衍生出各种各样的传统,这些传统与宗教的合理化体系不是完全不同就是格格不入。所以,在《世界宗教》的研究中,韦伯指出:在社区中“文本传统”的合理化会被重新改造。集中的象征性秩序被魔术、巫术和当地的生活习惯打破了。所以,在地方社区中,传统内容仍然占很大的一部分。这类“小传统”往往受牧师和政府官员的影响,他们是宗教合理化的守护者。他们对地方上的各种情况做出处理。中央权力与地方社区之间的语言并不统一,在文化上的分歧更大。因为在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上,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所有意识形态都不同。用权力的容器来形容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再好不过了,监控机制从容器中发展出来,他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社会体制的整合,在以前这是不可能的。在现代国家的早期阶段,合法的传统资源仍然被监控体系所利用,如神授的君力。重要的是早期现代国家在权力体系上是分裂的,这对现代性的分析而言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随着国家政权的巩固,民主得到了普及,瓦解了地方社区的文化基础。在解体之前,“自上而下”是监控机制的主要特征,是进行中央监控的主要手段。因此,快速发展的民族国家使民众被纳入了跨社区的整合系统。传统的最大阻碍还是自否性的制度,时空抽离(disembeding)与地方社区的撤离结伴而来。

二、现代性传统的破除

现在,在最现代化的社会里,传统在后现代秩序中也并未完全消失。在一些情境中,传统的东西还很兴旺。然而,在现代世界里,传统是以何种伪装持续的呢?在现代化的图式层面上,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无论是新旧传统都存在于一个统一的框架中。

在后现代社会中传统是有价值的,我们可以用推论的形式为传统辩护。从自我出发是对传统的最好辩护,也可以在更好的互动背景下进行;在此,多层次可能是自否性的特征,正如人在充满怀疑的世界上生活困难为理由一样,可以找到为宗教辩护的理由。在对传统的推论式辩护中程式真理并不一定起作用,因为做好互动的准备最好是在暂缓暴力威胁的情况下。反之的话,“原教旨主义”就成了传统的特征。在现代世界中出现“原教旨主义”并不奇怪。在怀疑很多的情况下“原教旨主义”才具有其自身的含义,虽然现在的“原教旨主义”已失去了上升的势头,其意义大约只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传统”,“原教旨主义”是不计后果地强调的程式真理。在现代的发达社会里,地方社区前所未有地遭到了破坏。幸存下来的小传统逐渐屈服于文化撤离势力的影响。在一些前现代文明中,伟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分离延续了几千年,但如今已基本完全瓦解。当然,依然存在着“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的区别,这是由古典崇拜根深蒂固的影响所导致的,但这与后现代中的传统只有一点边缘关系。虽然地方社区走向终结,但依然存在着地方生活和地方习俗。然而,发达社会逐渐受到地方社区上的互动影响,所以,往往会改变地方风俗的含义,变成习惯。纯粹个人形式的例行化(routinization)是习惯的外部特征。通过重复性的练习,个人形式的例行化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我们不可小视这些个人行为的心理作用,它们是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的重要基础,它们为不同行动情境的生活中,提供了一种媒介的建构。在后现代的系统秩序中,经常因为抽象系统的信息改变了习惯,而由此形成的习惯也常与抽象系统产生抵触。

【参考文献】

篇4

事实上很简单,认识当且仅当是对客观的反应,所以如果说宇宙是不容认识的,这本身就是认识,这正是中国古文化凌驾于现代文明之上的高明之处。开宗明义地说,现代文明都是对客观的正确反应,但都是低级的只有脊髓而没有大脑的本能的反应。为什么?首先,日心学和地心学、唯物论和唯心论、经典物理学与相对论都是正确认识,但它们又是势不两立,科学和哲学不能成为一家,所以现代文明是缺乏统一的散漫的存在。其次,现代文明无法找到认识存在的基点,无法找到科学和哲学的界定。再次,现代文明由科学所统,把科学尊为一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是由此及彼地就具体论具体就经验论经验以验为本的在宇宙的具体直观的无限平面上活动的,由此可见,现代文明的思维模式是以验为本的由此及彼的,是由理性的绳索牵动而成的,是没有智慧的,它无法知道宇宙同时又是以理为本的存在。这就是说,现代文明存在的基点是宇宙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逻辑构成体,现代文明是相信理性的,但把理性认为是不以为然的存在。

追本溯源,现代文明起源并发达与西方国家,而西方国家的文化根源是圣经,在当代人类面前,似乎,圣经与现代文明是势不两立,其实,两者的思维模式是相同的,它们都认为宇宙是以验为本的物质的一元的,是作为具体事物的存在。圣经认为宇宙是由上帝创造的存在,这就是说,宇宙本是具体与抽象同时二元的存在,当你把具体离开抽象绝对化的同时,意味着把抽象离开具体绝对化了,因而导致唯心主义。正因为科学要与圣经势不两立,原因是科学从自身出发把宇宙认为是科学无限意义上的存在,因而它只认为宇宙是唯物的,这就是说科学是“二维生物”。当然,科学是不能胜圣经的,因为科学就自身而言,是不容置疑的,是正确的,但面对圣经,它将受到宇宙的根本是抽象的责难。

科学是不容置疑的,是正确的,所以,科学是最充分的证据。前面说了科学是低级的只有脊髓而没有大脑的本能的反应,是“二维生物”,是无法认识宇宙的。因而,如果给科学安置上大脑,那有大脑的科学将应该是能认识宇宙的“三维生物”了。马克思说: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世界观人人都有……那么,牛顿是怎样发现万有引力的?事实上,牛顿是聪明的,但他发现万有引力就不聪明了,这怎么解释呢?一般而言,苹果落地使牛顿产生了灵感,那么,灵感的核体是什么?因为万有引力不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产生了灵感的前提是什么?从牛顿的绝对时空看,灵感的核体就是必然有一个实有的原因,是这个实有的原因导致了苹果落地,产生了灵感的前提是牛顿的世界观,这就是说牛顿总是认为世界是没有别扭的,一切都是合乎理性的存在。

大凡所有的科学发现都是本着这样的世界观的,否则没有科学,因而这样的世界观就是科学存在的基点,是科学存在的背景,也是科学的大脑,也就是认识的认识,知识的知识。这样的世界观本身就是说宇宙是以理为本的存在,宇宙没有不容理辩的单一不变的宇宙之砖,宇宙是无棱的浑然的,即宇宙是没有任何特征的存在,宇宙是抽象的。由此可见,牛顿的绝对的实有的原因(即引力),也就是牛顿灵感的核体,它与牛顿的世界观是对立的。在此,人们不经要问万有引力是不是错的,或者说万有引力是不是不存在的?科学是不容置疑的,一切科学发现都是正确的,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承认宇宙是物质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绝对实有的同时,还必须承认宇宙的根本是抽象的,一切实实在在的绝对实有是以宇宙为背景的相对存在的。

所以,如果说宇宙是科学无限意义上的存在,这本身就是对宇宙的认识,这就是认识的认识,是知识的知识,是世界观,因而,科学本身是不能认识宇宙的。尚若科学把宇宙认为是一元的存在,不仅是妄说,并且也是错误的。

篇5

中图分类号：I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4-0088-05

近十年来，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重点和热点之一，这一研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但依然有深入探索的学术空间，例如，如何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为此，本文从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性及其整体结构上，对这一重要学术命题发表一些见解，以求抛砖引玉。

一、“被现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为

“自觉现代”的文学 学界有一种共识，即现代文明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关系特别密切，中国现代社会确认的现代文明，便是所谓的西方文明，而西方文明又是现代化的成果。现代化是指对传统社会的根本变革，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以及相应的文化变革，以变革确立了围绕中心的统一、秩序、规范的理性价值体系。现代化是社会学概念，作为现代化本质的现代性则是一个哲学性的概念，它指一种不同于古典时代的新的生活方式。根据哈贝马斯的看法，欧洲的现代性发生于中世纪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旧有世界观的崩溃，是一个M.韦伯所谓“理性化”的过程――以天赋而自足的理性为普遍依据和价值准则。

现代性在世界的传播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统一世界史，这是一个由西方和非西方相对的二元对立和等级高下的世界：西方/非西方，先进/落后，文明/野蛮，科学/迷信，理性/愚昧。西方向贫穷、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输入的现代性，除了能够促使这些国家进行社会变革和文明进化，也使这些国家被归入了西方世界全球称霸的统一世界史进程中，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国家不得不承受欺凌和屈辱的“被现代”的历史。

尽管与现代文明相关联的现代性，是20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所必需的，但中国现代社会救亡压倒一切，使得中国在引入西方现代文明或曰现代性的时候，又努力坚持本民族的独立性，在抗拒为奴的现代性诉求中，既坚持走向世界，又抗拒西方视野的话语霸权。现代性的存在是与中国现代社会本身的存在性质紧密关联的，现代性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存在既是客观的，又是复杂的、矛盾的，正如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一样，具有悖谬性。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西方现代性的观念体系密切相关。作为五四延伸的五四文学革命，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对启蒙理性的张扬，对个性解放的倡导以及激进的反传统态度，都是西方现代性精神在中国文学语境中的具体实践。

中国近现代社会“被现代性”的文明进程中，中国人始终在承受着中心失落和民族日趋衰败的剧痛，救亡与复兴是中国现代社会引入和发展现代性的宗旨所在。赢得国家和民族的尊严、独立，使民族重新崛起，便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需要，也是有理想追求的知识分子深藏于内心的爱国爱民的情结。重造民族性，重建民族辉煌，重新编织民族美好的梦想，促使中国现代社会将西化的“被现代性”转变为自觉的本土现代性。于是，在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有的作家高张科学理性的旗帜，以文学创作实现救亡和启蒙的社会变革宗旨，以理性的精神理想重造民族强盛的梦想，例如文学研究会作家、左翼作家等；有的作家是以纯粹的西方现代性人文理念，在自我的心灵世界，构想生命的自由、尊严、本色、超然、洒脱，在文学情境中表现美的独立、自足、理想色调，如前期创造社作家、巴金、九叶派诗人等；有的作家怀想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古朴和诗意美，在中西文化和审美意境的对照中，重塑美善的中国民族性，例如，京派作家，其中沈从文小说的情境多为原始状态的自然纯朴的人生，其作品中没有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异化，人们依照生命的自然本性，呈现出坦然、自在、自由、自主的生命活力，这些作品表明沈从文观照现代性的特别视角；还有的作家则在现代文明浸染下的城市风情中，体验和感受市井文化的现代韵味，例如作家老舍，他的小说通过描绘旧中国儿女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在京味民俗文化的内蕴中体会现代性在中国世俗生活中存在的价值意义；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是对现代都市欲望风情的直觉呈现，将人的潜意识中的情念，迷离恍惚地体验着，作品具有明显的颓废倾向。

个人主体性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社会变革，都应属于现代性的先锋姿态，叛逆性的先锋姿态，是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形式，这种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语境的形成和嬗变中，长期存在着，陈思和提出：“现代主流文化一旦形成，仍然会不断遭遇新的叛逆，这种叛逆性不是来自传统的保守立场，而是来自更激进，同时也是边缘化的先锋立场；不是来自某种集团势力的反对，而是更具有个人色彩的独特立行的反叛。”[1]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这种激进的个人主体性，其文学表现形式之一，便是个人主义文学书写。个人主体自由的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中，并未形成独立的语式，它时常顺应民族和国家的救亡和复兴的宏大叙事模式，个人主体性的反思、叛逆、批判性都融入到了民族的救亡和振兴中，以及探寻广大民众生命完善途径的宏大叙事中。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现代社会中现代性的存在受到明显抑制，现代性的影响越来越衰弱，但是，现代性依然在中国20世纪30～40年代生存、发展、变化着。一方面，现代性更加本土化了，另一方面，现代性精神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入到人的深层意识中。

总而言之，由“被现代”发展为“自觉现代”，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二、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本土化特征

1895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颠覆了物种不变论和神创论，明确提出了遗传与变异，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等进化论观点，19世纪末进化论传入中国，以后，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和科技、经济的发达，让中国人的天朝帝国心态彻底丧失，痛苦地承受着中国落后、保守的事实，进化论观点才让中国人真正明白中国落后的根源，那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观念的僵化和保守，实际上，天要变，道更要变，唯有不断变革和发展，中国才能不落后，才能救亡和复兴，进化论还使中国人获得了复兴的信心和激情，达尔文进化论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观，进化论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对现代性的最直观的、最单纯的认识，这也形成了中国对现代性的基本态度：由改变了对传统的迷信，进而发展为要改变传统以实现社会变革，进而要彻底反叛传统实现现代性的文明进化，因此，“发展”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确立的最朴素、最基本形态的现代性价值观，“发展”也便成了中国本土现代性确立的价值依据。

引荐西方现代性是西学东渐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依照西方现代性模式造出一个完全西化的中国现代性，即使倡导唯新是举和全面西化的五四时期，作为中国的先知先觉者的有识之士，依然是根据中国民族危机的症结所在，确立现代性启蒙的宗旨，而且是依据中国历史积淀和现实存在的客观性，确定中国文明进化（即现代性发展）的途径和方式。

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强调了启蒙现代性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他强调的是工具理性和历史理性，他提出，技术等物质层面会在日渐增长的过程中给人的精神带来压迫，形成困境，于是，便产生了反资产阶级的另一种现代性，也就是：“将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自其浪漫派开端即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的态度。”[2]（P48）这另一种现代性便是“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与反省、反思、批判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二者共生共存，且各呈完整体系，这是西方现代性发展的特色。中国语境现代性的发生和嬗变，则表现为全面的启蒙现代性和残缺的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更广泛和深入地在中国现代社会中发挥着影响力，这是中国本土特色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中国本土现代性还有一条明显的发展脉络，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体性向广大社会民众的普遍社会性的转化。

五四前后，新文化界和新文学阵营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普遍具有偏激的意识，这是有历史必然性的，因为彻底认识到传统文化的腐朽和落后，便要极力摒弃之，为了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就需要如鲁迅所言“别求新声于异邦”，异邦的新声最先进，也是最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病根的，自然是西方现代性文化，于是，西方现代性文化便以其纯正的、完全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现代社会，结果促使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当然，在五四时期，这种转型只是具有了雏形。

西方现代性的理性启蒙是实现人的解放的途径，其标志是自觉为人的自由意识的充分实现，即个人主体性的完全确立。中国现代性语境确立的人的个性价值，则是指向社会人生价值的个体生命欲求的表现，中国现代社会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是以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和国民精神的救赎为宗旨的，在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现代性强调的个人主体自由的生命欲望被压抑了。于是，推崇个人生命的独立、尊严、自由创造性的话语形式，便具有了某种先锋姿态。具有先锋姿态的作家受到的西方先锋性思潮的影响，常不是来自于先锋理论中，而是受到尼采等西方文化哲人的“超人”意识和歌德等人的“狂飙情调”以及惠特曼等人的“狂野”自由意志的感染。

在中国现代性语境中，先锋姿态的文学观和创作倾向，有特别的存在形式，例如表现出主观浪漫和唯美主义艺术风情的创造社前期的文艺理想和创作实践，这些作家将个人的生命自由视作人生追求和艺术追求的原动力，他们推崇的生命独立尊严、个人灵魂的天才创造力以及艺术审美的纯正，都呈现出现代性的先锋姿态。在中国现代社会救亡压倒一切的主流话语中，启蒙服从救亡，人的解放是以社会整体的文明化为根据的，此种社会生态环境下，审美现代性坚持的纯粹个人的主体自由，成为游离于社会主流话语的先锋姿态的话语形态，这种文学倾向在新诗创作方面表现得更明显。20世纪30年代，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梁宗岱以及一批围绕于“现代”杂志的诗人，都具有现代主义的先锋性创作倾向。到了40年代，则有“九叶诗派”的主观审美理想的创作，这些具有审美现代性的诗歌艺术，具有主观玄想、心灵象征、创作意识自由的先锋特色。

中国现代性语境中，审美现代性没有获得足够的自由生长空间，主要原因是其与中国现实社会的生存环境不协调，审美现代性只能以别样风情展现着先锋姿态。作为西方审美现代性根基的唯美主义和艺术自律观，反思和批判现代化对人的自由的制约。在中国现代社会，个人主体绝对自由的西方式的审美现代性被挤压到特殊时空环境下的特殊人群中，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创造社，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30年代的海派文学家，他们的艺术话语是残缺的和扭曲变形的，超强的社会功利性挤压了中国现代社会中作家的审美心理追求，作家普遍具有对审美现代性避而远之的心理倾向，提倡纯粹审美的追求，则使一些作家有忘却世间苦难和民族危亡的负罪感，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中国作家对审美现代性的背离更是普遍的现象，特别是抗战初期，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尤其突出了救亡图存的社会功利理性。这时期某些偏离社会功利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先锋姿态的文学家，他们倡导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精神的审美理论，如周作人提倡“独立”的艺术美，朱光潜重视文艺的审美特性，梁实秋提倡基于普遍人性的审美观，梁宗岱提倡“纯诗”，此外，某些海派文艺如“新感觉派”一味沉湎直觉心理体验的写作实践。这些先锋作家的创作倾向多元化地表现了主观个性特色，某些创作具有人道主义人生价值确认，还有的则是对艺术女神的痴迷，以及在纯粹自我的心理感受中追寻奇异的审美情境。

总而言之，形成本土现代性，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又一本质特征，这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存在的特殊性和变异性。

三、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多元化语式

中国语境的现代性存在着多元化的话语形态，也体现着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属性。五四时期，从事现代和文学革命的知识分子，真诚地从事现代性思想启蒙，却成效甚少，黑暗和专制的社会生态环境以及愚昧、麻木、奴性的国民病态心理素质，使从事现代性启蒙的知识分子的主体理性承受了沉重的打击，他们个人主体性的精神追求――对民主和自由的推崇，促使他们以现代性人文理念启发和唤醒民众，让他们摆脱“为奴”的心理状态，知识分子想象着凭文化及文学之力拯救国家，救赎国民精神，然而这却被证明是乌托邦式的精神幻想。20世纪30年代，作为文化精英特别是新文学家的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矛盾冲突更加尖锐、社会贫富差距更巨大的社会现实，强烈感受着社会底层广大民众的艰难生活处境和非人道的惨状，形成了将个人主体理性融入社会道德中的心理愿望，此外，五四时期产生的主体精神迷失，也促使他们寻求别样的救赎国民精神和拯救国家衰落的动力源，特别是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使得一些原先痴迷文学艺术精神救赎力量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理想的崇高而实际力量的微弱，例如创造社的作家，郁达夫在1924年初写给郭沫若、成仿吾的信中声称：“我觉得艺术并没有十分可以推崇的地方”。[3]（P12）郭沫若则干脆表示与艺术的决裂：“什么叫艺术，什么叫文学，什么叫名誉，什么叫事业哟！这些镀金的套狗圈，我是什么都不要了，我不要丢了我的人性做个什么艺术家。”[4]（P312）当知识分子认识到了社会革命对于改变中国黑暗、贫穷、混乱社会状况的实际作用时，他们便又身处精神的迷惘中，宣扬大众文艺创作时，他们发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在于社会中最广泛的底层民众，此时民众的觉醒在于自身，民众的优良品质也在于自身，五四时期高居于民众之上的启蒙者，如今成了需要迎合大众的“大众化者”，他们的个人主体性迷失于社会最广大群体的阶级意识中。

“五四”时期的“救亡”/“启蒙”的双重思想正是现代性的“个人主体”/“民族国家”观念的表征。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个人主体的生命是自由的，但却不是个人意识的完全独立和放纵。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本土特征及其多元化语式，既体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学及对现代性的双重反思和批判，还体现为现代性的地域性书写。五四时期，中西方社会鲜明的强烈的对比，形成了中国与西方之间巨大的落差，这不仅体现在社会存在方面，还体现为国民的心理倾向，于是，全盘西化和全面反传统，便成为中国开始全面现代性变革的激越姿态，这种偏激意识的变体是唯新是举，这是在进化论社会生态背景下的现代性领悟，由维新是举进一步发展为全盘西化。但是，中国现代社会以及现代文学领域，却没有真正认同和实践西方式的现代性人文理念，当时社会采取单一的直线式思维方式，将传统的腐败看成一无是处，必须彻底摒弃，对西方现代文明又完全推崇，结果造成“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对立，所谓“新旧主义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至不能相入也。”“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新者不能排除登净，则旧者亦终不能保存。”[5]这也正是现代性本身的特征。后期，现代文化和新文学的提倡者，淡化了原先的激情，也逐渐认识到观念的偏激，更何况他们以理想主义的偏激态度倡导的现代新文化和新文学，在当时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存在，却如浮萍和轻烟一样浮泛，社会的黑暗、腐败，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和势力强大，也促使新文化界人士和新文学家反思现代性在中国生存的途径和方式，同时反思现代性之于中国的实际意义，于是，便有了针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特征的本土现代性的探寻。至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地域性书写，其存在的原因正如学者妥建清所言：“不同于西方现代性注重时间的进步意义，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出空间性特点。此种空间性特征突出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地域性方面。”[6]

中国现代社会的现代性存在于诸多结构性矛盾关系中，最核心的矛盾是“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国现代社会一直处于对“现代”的“文明进化”的理性价值追求中。“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状况，长期存在于中国现代社会的进程中。西方现代文明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改造，始终面对着中国传统秩序和观念的强大阻碍，中国现代文学家的启蒙和救赎的功效便陷入这种困境中。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海派文化和海派文学的存在境况即是如此，对此，陈思和分析道：“当时大部分中国还处于古老秩序下的超稳定结构中，新型的经济城市所形成的海派文化与处于缓慢变革中的古老中国的整体文化环境之间，构成了特定意义下的一种紧张关系，我把这种关系称之为叛逆性。”[1]在中国现代性语境中，海派文化及其影响下的海派文学，表露出全然的西方现代性面孔，在艺术形态上呈现令人难以亲近的变态和奇异的特征。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构成因素存在着复杂多样性，在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对强盛的西方及其现代性充满了奇异幻想，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态势中，价值取向决然地倾向于现代，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都市上海、北平、天津、武汉等地，发达的商业和冷酷的机器工业，以其疯狂力量扭曲了人性，现代社会的畸形、病态发展，使中国知识分子感到痛心和迷惑，于是，传统的温情又逐渐复活。京派作家大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他们的性情也多为温文尔雅的传统士绅情调，然而，他们之中又大都有留洋经历，对西方现代文化颇为熟识，于是便有了在文化品性方面熔铸古今、学贯中西的包容并蓄。显然，在中国现代性文学语境中，“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不是绝对的，而是对立中有交织，侧重一方面兼顾他者，周作人和沈从文就更偏重中国民族性的审美情境，京派作家是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重诂和重建中国的民族文化品性。

此外，“被现代性”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也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必然抉择，这形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的现代性语境的显和隐两种形态的二元对立，很明显，为了彻底告别腐朽、保守僵死的封建传统，中国现代社会选择了西方的现代性，而且在五四时期采取了唯新是举和全盘西化的极端立场，便形成了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性的二元对立，这也正是现代性本身的特征。在潜隐层面，中国被迫接受的现代性，其异质文化特征，在中国本土的环境中，不断被改造，这就造成了西式现代性与中国本土性的持久对立，最终形成中国本土化的现代性及其多元化语式。

总而言之，存在多元化语式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另一本质特征，这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存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参考文献][1]陈思和.复杂的叛逆性――现代海派文学的特点[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2]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郁达夫.北国的微音――寄给郭沫若与仿吾[J].创造周报，1924.

[4]郭沫若.十字架[J].创造周报，1924.

[5]汪淑.新旧问题[J].青年杂志，1915.

[6]妥建清.中国文学自身现代性的追寻[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3）.

The Essence of Modernity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HUANG J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