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的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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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一些时候，微博和媒体上，对于部分国人过马路时不遵守红绿灯的习惯，也激发了热议，甚至冠之以“中国式过马路”。

此类情况，对于我们中许多人而言，只是细节问题，没什么大不了：没车时不闯红灯是浪费时间，走应急道通常也没什么，会车打远灯已经习惯了，公共场所大声说话是个性……

舆论批评的各种不良习惯和细节，通常认为是违公德，素质不高。其实此种对细节的漠视，一斑而可见全豹，根本是在我们的骨子里，我们离现代文明还距离遥远，我们接受现代文明的观念和训练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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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是享用现代文明成果最丰富的年代，尤其在物质财富和现代生活方式上，史无前例。从衣食住行到精神享受，无一不受惠于现代文明。正是由于现代文明的传播和社会对它们的开放接纳，我们才得以拥有这些人类文明的财富。

现代文明是建立在科学理性传统和个人权利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更多理念来自西方近现代以来的经验教训形成的共识：人文精神、权利平等、公民意识、法治理念、责任伦理，以及建立在多元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等等。而科技进步物质财富的创造，只是现代文明释放的成果而已。

物质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文明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乾隆对闹钟和八音盒的喜欢，并没有让大清帝国走向近代文明现代文明。马嘎尔尼使华时，认为那是一个“停滞的帝国”。

自晚清中国社会遭逢外来压力，开始被迫从传统国家向近代国家和现代国家转型，从抗拒到有选择接受现代文明的过程，一直没有停止，甚至，在器用方面，如今有许多与其西方老师相比，毫不逊色了。

但是，至今中国社会的转型仍在继续。中国这条高速路上，有行人，骑自行车者，赶毛驴车的，有开拖拉机的，当然，还有风驰电掣的货车和小车，传统的现代的，汇聚混杂在这条路上，有快有慢，但裹挟着都得向前走，都要走向现代社会。这是中国的现实。

经历多少次劫难教训付出巨大牺牲之后，现代文明的理念表面上已经为中国人逐渐接受，“吸纳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已经成为执政党和社会的共识。许多现代文明的理念，也已经逐步转化为制度。我们已经构建起了现代文明社会的框架，大到从政府执政理念现代教育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小到盲道建设应急通道设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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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能否认的是，我们骨子里离现代文明还很远。

中国对现代文明的认知和学习，对现代文明成果的利用，大多是从被迫而主动，西化东渐而来。中国社会对这种带有移植特征的现代文明的接纳，首先遭遇了历史传统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抗拒，基础薄弱。中国传统的以皇权宗族和集体主义为内核的价值观与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存在着天然的系统性冲突，相互融合极其艰难，矛盾冲突纠结于那些觉悟者一身。社会几经改造后，现代文明变得在经济社会相对发达物质基础较好的地区和大中城市更容易接轨，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更容易被接纳。但在物质基础发展还远远不够的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地方，首要的是解决吃饭等生存问题，还很难理解所谓现代文明。

另一方面，社会对民众的现代文明教育，远远不够。历史上，类似启蒙教育训练，通常不是被战乱和动荡打断，便是被泛政治化教育取代。前者使社会对现代文明的认知常被打断，不断重复，几无沉淀积累；后者使社会对现代文明的理念和要求，或者流于表面文章，或者作为政治信仰被外力要求根植，一旦外在压力衰减政治信仰破灭，便迅即被机会主义取代，而文明的素养，终不能内化为自觉要求，成为一种社会公认的社会规范。

最近30年来，社会开放，流动性加剧。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农村的人来到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寻找机会。他们来到与现代文明连接最紧密的地区，大多是以陌生新奇多的眼光看待与自己不同的世界。每个人每个社会组织每级政府都在关心自己的发展速度，没有人关心过这些来自偏远地区的人是否能够适应现代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他们就像被抛弃在荒原中，完全靠自己，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才能渐渐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

毫无疑问，在与现代文明的接轨上，社会严重亏欠他们。不惟这些人，即便是现代大都市中对孩子的教育，有关现代文明的教育训练，也有严重缺失。所以，才有对现代文明的无知和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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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现代文明在古老复杂的中国社会土壤中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开花结果，仅仅是照搬制度，仅仅是宏大叙事，是难以实现的。

转型时期，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也很正常。毕竟，物质文明随着科技发展，很容易实现。而中国向现代是国家转型的过程也是命运多舛，作为后发国家，先贤们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也走了许多弯路。最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则走的太快太急，类似囫囵吞枣，几无细嚼慢咽和消化的时间，以至于忘了为什么出发。我们其实还没有真正从那些先行的现代国家和先贤的教训中汲取养分。现代文明的理念内化，尚未窥门径。

所以，从来就没有根本解决之道。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回到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上，少宏大叙事，脚踏实地，从细微处的教育训练开始，为现代文明立范。待时间流逝，成效方显。

从具体问题解决入手，也就是从细节入手，具有多重意义。

社会由具体的人和事构成，个体的成长才有社会的发展。所以，细节是观察文明的基础，也是文明的表征。任何细微的行为，都可能观察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现代管理学上常说细节决定成败，这与我们“千里长堤，溃于蚁穴”的古老智慧是一样的。没有细节的变化，细微进步的累积，每个人依然故我，在现代问题。我们期待的大变化便不会展开，更不会到来。

关注细节，并非本末倒置，对文明细节的要求，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对现代文明的训练和融入过程。中国从一个传统国家被卷入现代化潮流而最终主动追求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过去的传统诸多地方与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相左，或者不合时宜了，没有教育训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文明现代国家。

现代文明素养的缺乏，不完全是民众的问题，更有政府、社会的问题。如前所述，这些年来，我们习惯于通过泛政治化的运动，对公众进行灌输，运动一完，便如风过，满地狼藉之外，核心要义束之高阁。所以即便这种理念已经转化成制度，但公众仍有意无意地漠然视之。究其原因，一是以运动式的灌输取代了对民众现代文明常识的基础教育和常规训练，二是制度矫正不规范，对违反这种规则的惩罚充满随意性，其实惩罚也是一种有效的常识教育和训练。

所以，现代文明理念要从纸上口头的宣示，转化为人们日常的行为方式，必须经过训练教育，逐渐让这些观念内化为自觉的追求，然后通过制度来矫正。

酒驾入刑，便是教育和矫正的典型案例。虽然如今依然有人会酒后驾车，但严厉的惩罚制度，却让许多人放弃了酒后驾车。相信假以时日，酒后不驾车，会成为普遍的认知，会被视为一种文明的行为。文明素养的形成，除了教育，社会成员之间的模仿和相互影响也很重要。

这是一种启蒙，也是一种补课。不补上这一课，或许我们与现代文明将永远隔着一层窗户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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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我只能简单地谈谈我的思考的一些要点，不可能展开去论证了。

我在从事通识教育工作的经历中，深深感受到通识教育不光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最关键是我们教什么？所谓“通识”仅仅是知识问题吗？通识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在通识教育中，我们的价值标准是什么？我们要创造“有灵魂”的通识教育，那么，这个“灵魂”是什么？我以为，这可能是今天讨论通识教育最需要关注的问题。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这个概念，无论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对其望文生义都会误导人们。通识教育中的“识”，很容易被理解为知识。在国外，确实有人把通识教育理解为通才教育，或者全才教育。也就是说，不是专识性、单科性、专业性教育，要让学生了解人类知识体系的方方面面、各个领域。国内很多人主要也是从这个角度理解通识教育的。这个理解当然是对的，但它是一种片面的理解。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几十年来人才教育的思路。为什么要搞通识教育？是因为我们的大学，特别像北航这样的学校，包括学院路上这一批专科性的学院所进行的专科性教育，不利于培养高层次的人才。我们只有进行通识教育才能培养出大师、诺贝尔奖的获奖者。这样的思路只讲知识不讲价值，以人才的培养取代人的培养，是一种严重的误导。通识教育是人的教育和公民教育，是高层次的文明教育和完备的人性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具有现代文明教养的人和负责任的公民，所以它承担着传播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的使命。也就是说，传播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这是通识教育的灵魂。所以，我把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视为现代文明价值传播的主要渠道。

教育的使命是使新一代完成社会化过程，成为文明的传承者。这是人类教育所承担的一般，而通识教育只是以特殊的方式实现这一使命而已。为承担起这一使命，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正在和准备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现代文明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社会的发展趋向是什么？由此来确定我们需要向学生传播什么样的价值观。

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主导着教育，它所传输的价值观是与那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社会结构、权力结构、生活方式以及人的精神气质相契合的，它也是成功的。但是，在现代社会，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要培养现代文明人和现代公民，需要向他们传播现代文明的价值观。

刚才秋风教授谈到了“中国文明”

的复兴，我习惯于称“中华文明”。按我的理解，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传统的复兴，而是中华文明成功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基础是人的现代化，不但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掌握的技能现代化，还要价值观念和人格特征的现代化。儒家教育传统说到底是一种臣民教育，教人做一个好臣民。在私德培养的领域，儒家文明仍有它的价值。也就是说，在教人做一个好人方面，它仍有其价值。好人的标准，古代与现代有相通之处，中国与外国也有相通之处。儒家有2000年社会教化的经验，在社会普遍痞子化的时代，提倡培养君子有积极意义；在官吏普遍腐败的时代，培养像海瑞这样的清官也有其价值。君子和清官毕竟是高于现实平均水平的境界。但是，在公德领域里，儒家教育的内容是不合时代精神的。儒家的君子、、海瑞，都是臣民，孔子本人就是臣民。我曾经在微博上调侃说：孔子就是教人做孙子，于是被掌权者封为老子。我们通识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精神的现代公民。你去读2000年前的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都能从中受到公民教育，他们的书都可以作为现代公民教育的材料。但儒家经典不行，它只适合于培养臣民。即使在私德领域，儒家传统中大量的，或者说大部分内容，是过时的，是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背道而驰的。它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其大部分不符合现代文明的标准，是需要被抛弃、被批判的。

对中国社会而言，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是传播的结果，并不是内生于我们传统的文明。

由于全球化进程，人类知识体系和文化发生汇流，当代人是这种文化与知识汇流的产物，大家都是文化的混血儿。但这种汇流的结果，是西方文化和知识体系在当代社会占有明显的强势，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主要起源于西方文明，这是历史发展形成的事实。

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虽然主要起源于西方文明，但它植根于人性的要求，以现代生活为支撑。只要人们选择了现代生活，就只能接受现代文明的价值体系。在各种意识形态自由竞争的环境里，现代文明得到传播的强大的基础就是人和社会的现代化，这个进程不可逆转。其实，在我们当代的中国人中，进步和发展已经成了我们信仰的一部分，这种观念就是从西方传来的。如果有人拒绝进步和发展，就是要过两百年前我们祖先的生活，我表示对你的敬意。美国也有一种人，叫阿米希人，他们拒绝现代的技术发明，拒绝现代生活。汽车不要，电也不要，机器织的布也不穿，化纤更不用说了。他们就过着中世纪的传统生活。我们能够理解，他们在整体上拒绝现代文明，当然也拒绝现代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这里却不是这样的。中国在现代文明的建设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已经远离了传统社会，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已经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其成长不可逆转，甚至维护传统价值的人也只能用现代文明的价值去解释传统和发明传统。你不能在社会已基本现代化的情况下，且你也不拒绝这种现代化的情况下，去恢复传统的教育，向下一代传播传统观念而不是现代文明的观念。

在当代中国，通识教育最紧迫的任务是对治由现行教育造成的不健康的国民心理与人格缺陷。我认为，传播现代文明价值更多的是“除障、解蔽、矫正”的工作。“除障”是个佛教名词，要破除“所知障”。我们已知的东西，是获取真知的障碍；“解蔽”是荀子使用过的概念，我们的本性、我们的真知，被一些偏见所遮蔽；“矫正”是心理学的概念，偏见和反文明的价值观造成不健康的心理，塑成有缺陷的人格，需要予以矫正。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产生于现代生活，也植根于人的本性，但我们的教育却压抑和腐蚀了人的本性，扭曲了现代生活的要求，并制造出一些虚假的需求，蒙蔽了人的眼睛，窒息了人的思考，戕害了人的心灵。这是我们通识教育需要解决的严峻问题。

除障、解蔽、矫正的基础工作，是帮助学生形成对现代文明价值观的认同。我们要做的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第一，传播尊重个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的观念。

第二，弘扬和平与仁爱的价值，将暴力教育和仇恨教育转向和平与仁爱的教育，人类之爱的教育。

第三，努力消除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适应社会的个体化与全球化两大趋势，突破狭隘的民族认同的缺陷，在社区和族群认同、国家或民族认同、超国家的区域认同和全球认同之间，确立适当的平衡，培养世界公民意识。

第四，由于“价值植根于事实”（《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7页。）所以，通识教育必须还原真实的历史，从真实的历史中才能得到真实的教训。同时，使学生了解人类文明的遗产，认同人类文明的主流传统。也要使学生了解客观的现实，在了解现实的基础上，培养他们对人类的同情心和爱心。

我们相信，现代文明基本价值的传播依靠自由的方式。它依靠其自身的优越性就能够在自由竞争中获胜，就能够传播。通识教育通过打开信息自由流通的渠道，使学生获得多元的和平衡的信息，通过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学会合乎逻辑地思考，在自由讨论和交流中，在各种意识形态和价值的比较中，具备对价值的选择能力。学生可以研读中国古代的经典，但是，要把这些经典当做“典”来读，而不是当做“经”来读。各种信仰群体都有自己的“经”，没有人有权力将自己所信奉的“经”强加给别人。教师不是布道者，他的任务是创造批判性学习的环境，培养学生的质疑和批判精神，引导学生学会鉴别和了解事实，让学生在广泛的阅读和自由思考中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教师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学生，要尊重学生的选择，要把学生当做成年人，而不是没有断乳的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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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5-0011-01

传统被现代性毁灭,在现代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现代性与传统的合作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一过程中,其风险的外部影响是可以计算的。随着贝克(Beck)所说的自否性现代化的出现,这一阶段暂时结束。从此,传统的性质被改变了。即便传统在前现代文明,在谈到“现代性中的传统”这个话题时,有必要简单论述一下现代文明的性质。

一、老传统和新传统在现代性中的地位

在前现代社会的相对文明中,中心的政治活动与地方社区的生活是分开的。在前现代文明的二元性面前,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耕文明中。这种二元性充分表达了传统的特征。传统与宗教的合理化互动紧密,建立在文本基础上的传统体现了宗教的合理化过程。合理化与传统并不矛盾;反之,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我们可以猜到,合理化使传统得以长期存在下去,这在文化的口头传承中是没有的。由于前现代文明的内部特征在地方社会中传统不可能完全被传承,传统对地方社会中的影响不是绝对的。无论怎样,地方社会仍然是口头传承的社会。它们衍生出各种各样的传统,这些传统与宗教的合理化体系不是完全不同就是格格不入。所以,在《世界宗教》的研究中,韦伯指出:在社区中“文本传统”的合理化会被重新改造。集中的象征性秩序被魔术、巫术和当地的生活习惯打破了。所以,在地方社区中,传统内容仍然占很大的一部分。这类“小传统”往往受牧师和政府官员的影响,他们是宗教合理化的守护者。他们对地方上的各种情况做出处理。中央权力与地方社区之间的语言并不统一,在文化上的分歧更大。因为在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上,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所有意识形态都不同。用权力的容器来形容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再好不过了,监控机制从容器中发展出来,他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社会体制的整合,在以前这是不可能的。在现代国家的早期阶段,合法的传统资源仍然被监控体系所利用,如神授的君力。重要的是早期现代国家在权力体系上是分裂的,这对现代性的分析而言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随着国家政权的巩固,民主得到了普及,瓦解了地方社区的文化基础。在解体之前,“自上而下”是监控机制的主要特征,是进行中央监控的主要手段。因此,快速发展的民族国家使民众被纳入了跨社区的整合系统。传统的最大阻碍还是自否性的制度,时空抽离(disembeding)与地方社区的撤离结伴而来。

二、现代性传统的破除

现在,在最现代化的社会里,传统在后现代秩序中也并未完全消失。在一些情境中,传统的东西还很兴旺。然而,在现代世界里,传统是以何种伪装持续的呢?在现代化的图式层面上,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无论是新旧传统都存在于一个统一的框架中。

在后现代社会中传统是有价值的,我们可以用推论的形式为传统辩护。从自我出发是对传统的最好辩护,也可以在更好的互动背景下进行;在此,多层次可能是自否性的特征,正如人在充满怀疑的世界上生活困难为理由一样,可以找到为宗教辩护的理由。在对传统的推论式辩护中程式真理并不一定起作用,因为做好互动的准备最好是在暂缓暴力威胁的情况下。反之的话,“原教旨主义”就成了传统的特征。在现代世界中出现“原教旨主义”并不奇怪。在怀疑很多的情况下“原教旨主义”才具有其自身的含义,虽然现在的“原教旨主义”已失去了上升的势头,其意义大约只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传统”,“原教旨主义”是不计后果地强调的程式真理。在现代的发达社会里,地方社区前所未有地遭到了破坏。幸存下来的小传统逐渐屈服于文化撤离势力的影响。在一些前现代文明中,伟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分离延续了几千年,但如今已基本完全瓦解。当然,依然存在着“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的区别,这是由古典崇拜根深蒂固的影响所导致的,但这与后现代中的传统只有一点边缘关系。虽然地方社区走向终结,但依然存在着地方生活和地方习俗。然而,发达社会逐渐受到地方社区上的互动影响,所以,往往会改变地方风俗的含义,变成习惯。纯粹个人形式的例行化(routinization)是习惯的外部特征。通过重复性的练习,个人形式的例行化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我们不可小视这些个人行为的心理作用,它们是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的重要基础,它们为不同行动情境的生活中,提供了一种媒介的建构。在后现代的系统秩序中,经常因为抽象系统的信息改变了习惯,而由此形成的习惯也常与抽象系统产生抵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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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很简单,认识当且仅当是对客观的反应,所以如果说宇宙是不容认识的,这本身就是认识,这正是中国古文化凌驾于现代文明之上的高明之处。开宗明义地说,现代文明都是对客观的正确反应,但都是低级的只有脊髓而没有大脑的本能的反应。为什么?首先,日心学和地心学、唯物论和唯心论、经典物理学与相对论都是正确认识,但它们又是势不两立,科学和哲学不能成为一家,所以现代文明是缺乏统一的散漫的存在。其次,现代文明无法找到认识存在的基点,无法找到科学和哲学的界定。再次,现代文明由科学所统,把科学尊为一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是由此及彼地就具体论具体就经验论经验以验为本的在宇宙的具体直观的无限平面上活动的,由此可见,现代文明的思维模式是以验为本的由此及彼的,是由理性的绳索牵动而成的,是没有智慧的,它无法知道宇宙同时又是以理为本的存在。这就是说,现代文明存在的基点是宇宙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逻辑构成体,现代文明是相信理性的,但把理性认为是不以为然的存在。

追本溯源,现代文明起源并发达与西方国家,而西方国家的文化根源是圣经,在当代人类面前,似乎,圣经与现代文明是势不两立,其实,两者的思维模式是相同的,它们都认为宇宙是以验为本的物质的一元的,是作为具体事物的存在。圣经认为宇宙是由上帝创造的存在,这就是说,宇宙本是具体与抽象同时二元的存在,当你把具体离开抽象绝对化的同时,意味着把抽象离开具体绝对化了,因而导致唯心主义。正因为科学要与圣经势不两立,原因是科学从自身出发把宇宙认为是科学无限意义上的存在,因而它只认为宇宙是唯物的,这就是说科学是“二维生物”。当然,科学是不能胜圣经的,因为科学就自身而言,是不容置疑的,是正确的,但面对圣经,它将受到宇宙的根本是抽象的责难。

科学是不容置疑的,是正确的,所以,科学是最充分的证据。前面说了科学是低级的只有脊髓而没有大脑的本能的反应,是“二维生物”,是无法认识宇宙的。因而,如果给科学安置上大脑,那有大脑的科学将应该是能认识宇宙的“三维生物”了。马克思说: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世界观人人都有……那么,牛顿是怎样发现万有引力的?事实上,牛顿是聪明的,但他发现万有引力就不聪明了,这怎么解释呢?一般而言,苹果落地使牛顿产生了灵感,那么,灵感的核体是什么?因为万有引力不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产生了灵感的前提是什么?从牛顿的绝对时空看,灵感的核体就是必然有一个实有的原因,是这个实有的原因导致了苹果落地,产生了灵感的前提是牛顿的世界观,这就是说牛顿总是认为世界是没有别扭的,一切都是合乎理性的存在。

大凡所有的科学发现都是本着这样的世界观的,否则没有科学,因而这样的世界观就是科学存在的基点,是科学存在的背景,也是科学的大脑,也就是认识的认识,知识的知识。这样的世界观本身就是说宇宙是以理为本的存在,宇宙没有不容理辩的单一不变的宇宙之砖,宇宙是无棱的浑然的,即宇宙是没有任何特征的存在,宇宙是抽象的。由此可见,牛顿的绝对的实有的原因(即引力),也就是牛顿灵感的核体,它与牛顿的世界观是对立的。在此,人们不经要问万有引力是不是错的,或者说万有引力是不是不存在的?科学是不容置疑的,一切科学发现都是正确的,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承认宇宙是物质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绝对实有的同时,还必须承认宇宙的根本是抽象的,一切实实在在的绝对实有是以宇宙为背景的相对存在的。

所以,如果说宇宙是科学无限意义上的存在,这本身就是对宇宙的认识,这就是认识的认识,是知识的知识,是世界观,因而,科学本身是不能认识宇宙的。尚若科学把宇宙认为是一元的存在,不仅是妄说,并且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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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4-0088-05

近十年来，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重点和热点之一，这一研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但依然有深入探索的学术空间，例如，如何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为此，本文从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性及其整体结构上，对这一重要学术命题发表一些见解，以求抛砖引玉。

一、“被现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为

“自觉现代”的文学 学界有一种共识，即现代文明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关系特别密切，中国现代社会确认的现代文明，便是所谓的西方文明，而西方文明又是现代化的成果。现代化是指对传统社会的根本变革，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以及相应的文化变革，以变革确立了围绕中心的统一、秩序、规范的理性价值体系。现代化是社会学概念，作为现代化本质的现代性则是一个哲学性的概念，它指一种不同于古典时代的新的生活方式。根据哈贝马斯的看法，欧洲的现代性发生于中世纪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旧有世界观的崩溃，是一个M.韦伯所谓“理性化”的过程――以天赋而自足的理性为普遍依据和价值准则。

现代性在世界的传播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统一世界史，这是一个由西方和非西方相对的二元对立和等级高下的世界：西方/非西方，先进/落后，文明/野蛮，科学/迷信，理性/愚昧。西方向贫穷、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输入的现代性，除了能够促使这些国家进行社会变革和文明进化，也使这些国家被归入了西方世界全球称霸的统一世界史进程中，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国家不得不承受欺凌和屈辱的“被现代”的历史。

尽管与现代文明相关联的现代性，是20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所必需的，但中国现代社会救亡压倒一切，使得中国在引入西方现代文明或曰现代性的时候，又努力坚持本民族的独立性，在抗拒为奴的现代性诉求中，既坚持走向世界，又抗拒西方视野的话语霸权。现代性的存在是与中国现代社会本身的存在性质紧密关联的，现代性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存在既是客观的，又是复杂的、矛盾的，正如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一样，具有悖谬性。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西方现代性的观念体系密切相关。作为五四延伸的五四文学革命，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对启蒙理性的张扬，对个性解放的倡导以及激进的反传统态度，都是西方现代性精神在中国文学语境中的具体实践。

中国近现代社会“被现代性”的文明进程中，中国人始终在承受着中心失落和民族日趋衰败的剧痛，救亡与复兴是中国现代社会引入和发展现代性的宗旨所在。赢得国家和民族的尊严、独立，使民族重新崛起，便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需要，也是有理想追求的知识分子深藏于内心的爱国爱民的情结。重造民族性，重建民族辉煌，重新编织民族美好的梦想，促使中国现代社会将西化的“被现代性”转变为自觉的本土现代性。于是，在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有的作家高张科学理性的旗帜，以文学创作实现救亡和启蒙的社会变革宗旨，以理性的精神理想重造民族强盛的梦想，例如文学研究会作家、左翼作家等；有的作家是以纯粹的西方现代性人文理念，在自我的心灵世界，构想生命的自由、尊严、本色、超然、洒脱，在文学情境中表现美的独立、自足、理想色调，如前期创造社作家、巴金、九叶派诗人等；有的作家怀想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古朴和诗意美，在中西文化和审美意境的对照中，重塑美善的中国民族性，例如，京派作家，其中沈从文小说的情境多为原始状态的自然纯朴的人生，其作品中没有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异化，人们依照生命的自然本性，呈现出坦然、自在、自由、自主的生命活力，这些作品表明沈从文观照现代性的特别视角；还有的作家则在现代文明浸染下的城市风情中，体验和感受市井文化的现代韵味，例如作家老舍，他的小说通过描绘旧中国儿女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在京味民俗文化的内蕴中体会现代性在中国世俗生活中存在的价值意义；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是对现代都市欲望风情的直觉呈现，将人的潜意识中的情念，迷离恍惚地体验着，作品具有明显的颓废倾向。

个人主体性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社会变革，都应属于现代性的先锋姿态，叛逆性的先锋姿态，是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形式，这种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语境的形成和嬗变中，长期存在着，陈思和提出：“现代主流文化一旦形成，仍然会不断遭遇新的叛逆，这种叛逆性不是来自传统的保守立场，而是来自更激进，同时也是边缘化的先锋立场；不是来自某种集团势力的反对，而是更具有个人色彩的独特立行的反叛。”[1]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这种激进的个人主体性，其文学表现形式之一，便是个人主义文学书写。个人主体自由的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中，并未形成独立的语式，它时常顺应民族和国家的救亡和复兴的宏大叙事模式，个人主体性的反思、叛逆、批判性都融入到了民族的救亡和振兴中，以及探寻广大民众生命完善途径的宏大叙事中。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现代社会中现代性的存在受到明显抑制，现代性的影响越来越衰弱，但是，现代性依然在中国20世纪30～40年代生存、发展、变化着。一方面，现代性更加本土化了，另一方面，现代性精神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入到人的深层意识中。

总而言之，由“被现代”发展为“自觉现代”，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二、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本土化特征

1895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颠覆了物种不变论和神创论，明确提出了遗传与变异，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等进化论观点，19世纪末进化论传入中国，以后，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和科技、经济的发达，让中国人的天朝帝国心态彻底丧失，痛苦地承受着中国落后、保守的事实，进化论观点才让中国人真正明白中国落后的根源，那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观念的僵化和保守，实际上，天要变，道更要变，唯有不断变革和发展，中国才能不落后，才能救亡和复兴，进化论还使中国人获得了复兴的信心和激情，达尔文进化论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观，进化论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对现代性的最直观的、最单纯的认识，这也形成了中国对现代性的基本态度：由改变了对传统的迷信，进而发展为要改变传统以实现社会变革，进而要彻底反叛传统实现现代性的文明进化，因此，“发展”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确立的最朴素、最基本形态的现代性价值观，“发展”也便成了中国本土现代性确立的价值依据。

引荐西方现代性是西学东渐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依照西方现代性模式造出一个完全西化的中国现代性，即使倡导唯新是举和全面西化的五四时期，作为中国的先知先觉者的有识之士，依然是根据中国民族危机的症结所在，确立现代性启蒙的宗旨，而且是依据中国历史积淀和现实存在的客观性，确定中国文明进化（即现代性发展）的途径和方式。

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强调了启蒙现代性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他强调的是工具理性和历史理性，他提出，技术等物质层面会在日渐增长的过程中给人的精神带来压迫，形成困境，于是，便产生了反资产阶级的另一种现代性，也就是：“将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自其浪漫派开端即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的态度。”[2]（P48）这另一种现代性便是“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与反省、反思、批判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二者共生共存，且各呈完整体系，这是西方现代性发展的特色。中国语境现代性的发生和嬗变，则表现为全面的启蒙现代性和残缺的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更广泛和深入地在中国现代社会中发挥着影响力，这是中国本土特色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中国本土现代性还有一条明显的发展脉络，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体性向广大社会民众的普遍社会性的转化。

五四前后，新文化界和新文学阵营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普遍具有偏激的意识，这是有历史必然性的，因为彻底认识到传统文化的腐朽和落后，便要极力摒弃之，为了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就需要如鲁迅所言“别求新声于异邦”，异邦的新声最先进，也是最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病根的，自然是西方现代性文化，于是，西方现代性文化便以其纯正的、完全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现代社会，结果促使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当然，在五四时期，这种转型只是具有了雏形。

西方现代性的理性启蒙是实现人的解放的途径，其标志是自觉为人的自由意识的充分实现，即个人主体性的完全确立。中国现代性语境确立的人的个性价值，则是指向社会人生价值的个体生命欲求的表现，中国现代社会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是以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和国民精神的救赎为宗旨的，在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现代性强调的个人主体自由的生命欲望被压抑了。于是，推崇个人生命的独立、尊严、自由创造性的话语形式，便具有了某种先锋姿态。具有先锋姿态的作家受到的西方先锋性思潮的影响，常不是来自于先锋理论中，而是受到尼采等西方文化哲人的“超人”意识和歌德等人的“狂飙情调”以及惠特曼等人的“狂野”自由意志的感染。

在中国现代性语境中，先锋姿态的文学观和创作倾向，有特别的存在形式，例如表现出主观浪漫和唯美主义艺术风情的创造社前期的文艺理想和创作实践，这些作家将个人的生命自由视作人生追求和艺术追求的原动力，他们推崇的生命独立尊严、个人灵魂的天才创造力以及艺术审美的纯正，都呈现出现代性的先锋姿态。在中国现代社会救亡压倒一切的主流话语中，启蒙服从救亡，人的解放是以社会整体的文明化为根据的，此种社会生态环境下，审美现代性坚持的纯粹个人的主体自由，成为游离于社会主流话语的先锋姿态的话语形态，这种文学倾向在新诗创作方面表现得更明显。20世纪30年代，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梁宗岱以及一批围绕于“现代”杂志的诗人，都具有现代主义的先锋性创作倾向。到了40年代，则有“九叶诗派”的主观审美理想的创作，这些具有审美现代性的诗歌艺术，具有主观玄想、心灵象征、创作意识自由的先锋特色。

中国现代性语境中，审美现代性没有获得足够的自由生长空间，主要原因是其与中国现实社会的生存环境不协调，审美现代性只能以别样风情展现着先锋姿态。作为西方审美现代性根基的唯美主义和艺术自律观，反思和批判现代化对人的自由的制约。在中国现代社会，个人主体绝对自由的西方式的审美现代性被挤压到特殊时空环境下的特殊人群中，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创造社，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30年代的海派文学家，他们的艺术话语是残缺的和扭曲变形的，超强的社会功利性挤压了中国现代社会中作家的审美心理追求，作家普遍具有对审美现代性避而远之的心理倾向，提倡纯粹审美的追求，则使一些作家有忘却世间苦难和民族危亡的负罪感，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中国作家对审美现代性的背离更是普遍的现象，特别是抗战初期，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尤其突出了救亡图存的社会功利理性。这时期某些偏离社会功利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先锋姿态的文学家，他们倡导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精神的审美理论，如周作人提倡“独立”的艺术美，朱光潜重视文艺的审美特性，梁实秋提倡基于普遍人性的审美观，梁宗岱提倡“纯诗”，此外，某些海派文艺如“新感觉派”一味沉湎直觉心理体验的写作实践。这些先锋作家的创作倾向多元化地表现了主观个性特色，某些创作具有人道主义人生价值确认，还有的则是对艺术女神的痴迷，以及在纯粹自我的心理感受中追寻奇异的审美情境。

总而言之，形成本土现代性，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又一本质特征，这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存在的特殊性和变异性。

三、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多元化语式

中国语境的现代性存在着多元化的话语形态，也体现着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属性。五四时期，从事现代和文学革命的知识分子，真诚地从事现代性思想启蒙，却成效甚少，黑暗和专制的社会生态环境以及愚昧、麻木、奴性的国民病态心理素质，使从事现代性启蒙的知识分子的主体理性承受了沉重的打击，他们个人主体性的精神追求――对民主和自由的推崇，促使他们以现代性人文理念启发和唤醒民众，让他们摆脱“为奴”的心理状态，知识分子想象着凭文化及文学之力拯救国家，救赎国民精神，然而这却被证明是乌托邦式的精神幻想。20世纪30年代，作为文化精英特别是新文学家的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矛盾冲突更加尖锐、社会贫富差距更巨大的社会现实，强烈感受着社会底层广大民众的艰难生活处境和非人道的惨状，形成了将个人主体理性融入社会道德中的心理愿望，此外，五四时期产生的主体精神迷失，也促使他们寻求别样的救赎国民精神和拯救国家衰落的动力源，特别是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使得一些原先痴迷文学艺术精神救赎力量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理想的崇高而实际力量的微弱，例如创造社的作家，郁达夫在1924年初写给郭沫若、成仿吾的信中声称：“我觉得艺术并没有十分可以推崇的地方”。[3]（P12）郭沫若则干脆表示与艺术的决裂：“什么叫艺术，什么叫文学，什么叫名誉，什么叫事业哟！这些镀金的套狗圈，我是什么都不要了，我不要丢了我的人性做个什么艺术家。”[4]（P312）当知识分子认识到了社会革命对于改变中国黑暗、贫穷、混乱社会状况的实际作用时，他们便又身处精神的迷惘中，宣扬大众文艺创作时，他们发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在于社会中最广泛的底层民众，此时民众的觉醒在于自身，民众的优良品质也在于自身，五四时期高居于民众之上的启蒙者，如今成了需要迎合大众的“大众化者”，他们的个人主体性迷失于社会最广大群体的阶级意识中。

“五四”时期的“救亡”/“启蒙”的双重思想正是现代性的“个人主体”/“民族国家”观念的表征。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个人主体的生命是自由的，但却不是个人意识的完全独立和放纵。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本土特征及其多元化语式，既体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学及对现代性的双重反思和批判，还体现为现代性的地域性书写。五四时期，中西方社会鲜明的强烈的对比，形成了中国与西方之间巨大的落差，这不仅体现在社会存在方面，还体现为国民的心理倾向，于是，全盘西化和全面反传统，便成为中国开始全面现代性变革的激越姿态，这种偏激意识的变体是唯新是举，这是在进化论社会生态背景下的现代性领悟，由维新是举进一步发展为全盘西化。但是，中国现代社会以及现代文学领域，却没有真正认同和实践西方式的现代性人文理念，当时社会采取单一的直线式思维方式，将传统的腐败看成一无是处，必须彻底摒弃，对西方现代文明又完全推崇，结果造成“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对立，所谓“新旧主义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至不能相入也。”“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新者不能排除登净，则旧者亦终不能保存。”[5]这也正是现代性本身的特征。后期，现代文化和新文学的提倡者，淡化了原先的激情，也逐渐认识到观念的偏激，更何况他们以理想主义的偏激态度倡导的现代新文化和新文学，在当时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存在，却如浮萍和轻烟一样浮泛，社会的黑暗、腐败，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和势力强大，也促使新文化界人士和新文学家反思现代性在中国生存的途径和方式，同时反思现代性之于中国的实际意义，于是，便有了针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特征的本土现代性的探寻。至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地域性书写，其存在的原因正如学者妥建清所言：“不同于西方现代性注重时间的进步意义，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出空间性特点。此种空间性特征突出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地域性方面。”[6]

中国现代社会的现代性存在于诸多结构性矛盾关系中，最核心的矛盾是“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国现代社会一直处于对“现代”的“文明进化”的理性价值追求中。“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状况，长期存在于中国现代社会的进程中。西方现代文明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改造，始终面对着中国传统秩序和观念的强大阻碍，中国现代文学家的启蒙和救赎的功效便陷入这种困境中。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海派文化和海派文学的存在境况即是如此，对此，陈思和分析道：“当时大部分中国还处于古老秩序下的超稳定结构中，新型的经济城市所形成的海派文化与处于缓慢变革中的古老中国的整体文化环境之间，构成了特定意义下的一种紧张关系，我把这种关系称之为叛逆性。”[1]在中国现代性语境中，海派文化及其影响下的海派文学，表露出全然的西方现代性面孔，在艺术形态上呈现令人难以亲近的变态和奇异的特征。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构成因素存在着复杂多样性，在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对强盛的西方及其现代性充满了奇异幻想，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态势中，价值取向决然地倾向于现代，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都市上海、北平、天津、武汉等地，发达的商业和冷酷的机器工业，以其疯狂力量扭曲了人性，现代社会的畸形、病态发展，使中国知识分子感到痛心和迷惑，于是，传统的温情又逐渐复活。京派作家大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他们的性情也多为温文尔雅的传统士绅情调，然而，他们之中又大都有留洋经历，对西方现代文化颇为熟识，于是便有了在文化品性方面熔铸古今、学贯中西的包容并蓄。显然，在中国现代性文学语境中，“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不是绝对的，而是对立中有交织，侧重一方面兼顾他者，周作人和沈从文就更偏重中国民族性的审美情境，京派作家是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重诂和重建中国的民族文化品性。

此外，“被现代性”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也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必然抉择，这形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的现代性语境的显和隐两种形态的二元对立，很明显，为了彻底告别腐朽、保守僵死的封建传统，中国现代社会选择了西方的现代性，而且在五四时期采取了唯新是举和全盘西化的极端立场，便形成了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性的二元对立，这也正是现代性本身的特征。在潜隐层面，中国被迫接受的现代性，其异质文化特征，在中国本土的环境中，不断被改造，这就造成了西式现代性与中国本土性的持久对立，最终形成中国本土化的现代性及其多元化语式。

总而言之，存在多元化语式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另一本质特征，这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存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参考文献][1]陈思和.复杂的叛逆性――现代海派文学的特点[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2]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郁达夫.北国的微音――寄给郭沫若与仿吾[J].创造周报，1924.

[4]郭沫若.十字架[J].创造周报，1924.

[5]汪淑.新旧问题[J].青年杂志，1915.

[6]妥建清.中国文学自身现代性的追寻[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3）.

The Essence of Modernity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HUANG Jian

篇6

此片可以从多角度展开评论。首先是从影片整体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段的角度，反思其黑色幽默的特征；其次是从此片作为一个象征体的角度，探讨人性“无人区”的拯救，第三是讨论影片所存的遗憾之处，如结尾表明理想时温情有余，分量不足。

一、黑色幽默的电影格调

当然，从电影艺术的角度讲，《无人区》中的很多台词都具有诙谐调侃甚至无厘头的色彩，比如说黄渤饰演的角色本蓄意杀死潘肖，可却因潘肖车的挡风玻璃被砸坏后影响视线而被撞得半死。而当他面对加油站父子的时候，他以正常人智力习惯化的一种讽刺和嘲笑的方式说：“你拿个刀怎么地，你捅我啊。”加油站老板自然能理解这种语言里蕴涵的威胁和嘲讽，而他的傻儿子却以为这话当真是对他的一种服务要求，当黄渤饰演的角色对着他说“你拿着个锤子怎么地，你往我头上砸一下嘛。”并在转身面对加油站老板的时候，傻子真的用锤子砸向了他的头，瞬间那个刚刚还气焰嚣张的盗猎者，在毫无征兆之下最终被砸死。

逻辑差异加上无预兆死亡两者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深度的黑色幽默效果。

而加油站的舞女迅速、不断地编造关于她过去的谎话，将观众置于谎言的泡沫之中，而观众深知，这是舞女在无人区生存的技巧，因而内心又倍感悲凉。此处黑色幽默让观众自愿走向对谎言的原谅，因为借此观众看到是谎言之下的真实。

黑色幽默的整体格调使观影者永远在似乎可以轻松的时刻轻松不得，然而又不会因为严肃的内容被压抑，使得轻松与沉思处于一种张力结构之中，这一定程度上是宁浩的风格。

二、对比的艺术手法

《无人区》在整体风格为黑色幽默之下，还在继续着现代性文化的启蒙道路，如同当年鲁迅要在小说里写些头脑不灵光的角色意图一样。甚至更广泛地看，傻子和疯子在艺术世界里总有特殊的意义，他们的存在永远是正常人世界的对比，同时又往往是一面镜子。

此片中的傻子的思维与其他正常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生活里是绝对服从别人对他的要求，他父亲让他给潘肖修车他就修车，潘肖不让他修车灯而痛砸车灯时，他也卖力地用锤子砸那车灯。可在这所有的服从之外，唯独他没照做的是当加油站舞女要他把自己的手松开时，他不愿意。最终他服从地站在朝他撞来的卡车前，瞬间结束了自己悲剧的人生。内心充满暴戾的盗猎者，心计多端、毒辣凶残，却把一个内心荒芜和空白的人疯狂地撞死，这种对比是充满血腥的，是对盗猎者残忍的最极端放大。

潘肖也有他作为与“无人区”对比的作用。他是在整个无人区惟一穿西装的人，但却没有展示出他着装中蕴涵的现代文明的绝对进步。他的衣着只是他以为自己区别于无人区里的人的脆弱伪装。

他始终想用他在现代文明里的规则来对待在无人区里的人和事。可有时他是可笑的，如他想用在现代文明里的方式教训开着载有油桶的卡车的兄弟俩，告诫他们向他车玻璃上吐痰有多贵，结果却被令人无可奈何的方式还击；有时他是可怕的，因为他用现代文明的规则使一个盗猎者逃出了法律的制裁；有时他是可怜的，因为他在用浇汽油的方式和准备了火机的举动，试图销毁他开车撞死人的证据后，也被根本没死的被撞者浇了一头汽油，并被威胁将点燃他的头发。

但最终当他的西装换成了一件和无人区中的人一样的大外套时，他顿时看到了自己真正被现代文明教化的意义。他发现自己的智慧应该用在这里：骗盗猎者，使之离间、生疑；帮舞女逃生而烧钱；在关键时刻放走整部电影叙事中的关键细节――鹰隼；最终用火机点燃汽油桶车，与盗猎者同归于尽。

当他试图以与无人区的人不同的样子行动时，他的原始和黑暗并没有使他体验到优越感，当他把自己由内而外地置于这个无人区时，他才真正可以见到自己的不同。

三、“无人区”的整体象征

“无人区”听上去挺神秘，但人类科技高度发达，从地理空间上来说，根本就没有无人区，人类的足迹可以踏遍地球任何一寸土地。然而电影却展示了人的内心之中存在“无人区”。人的内心存在的这个区域是人在面对某些事情时，表现出迷失人性的区域。对这块区域，人要完成一次次发现、认识、最终改造心灵“无人区”的过程。改造时，就是在这里播下正义的种子，良知的种子，以及人性中所有温暖、积极、感动、诚实的种子。由此使人获得救赎。否则就会在这块“无人区”里彻底迷失。

（一）展示“无人区”

虽然电影也试图在场景叙事中，以大量的镜头展示整个空间的荒漠化：即到处是黄土，到处是石山，甚至没有草的无人区特征。但充满背反意味的是，自然界中的无人区，本是自然界最纯粹的地方，但因为有人经过，它却变成了喧嚣之地。这种地理空间上的无人仅仅是与潘肖所居住的充满了媒体、记者、报道、头条、红包、名利的现代文明之地不同的地方而已。

电影的整体象征从潘肖下了火车，不得不搭上马车开始。在给一个犯下罪行的盗猎者做无罪辩护时，潘肖内心的无人区第一次袒露出来。他为了成为著名律师，他的内心迷失了。但是因为是展示阶段，所以他不以为耻，也不因为自己的伎俩而自责，反而显得很得意。当他被获释的盗猎杀人者威胁时，他拿着自己签了名的账单说：“谁能证明我喝了我买的酒呢”，显然他十分清楚在法庭辩护时他的辩词里充满伪诈。可他把这当成是他高明于猴子的地方。

（二）认识自己内心的“无人区”

在接下来他撞人后试图掩盖这个事实的种种行为中，潘肖开始体验着他在迷失中的恐惧。与加油站舞女的对话中，潘肖几近崩溃，他把自己的二十万都给了舞女，说要她放过他，而事实上是潘肖在自己内心的煎熬中渴望被释放。没有人不放过他，正是他自己的内疚、自责、恐惧不放过他。

（三）拯救“无人区”

从给“卡车兄弟”包扎，到致使警车翻到，再到二道梁子救出舞女，牺牲自己，潘肖实现了人性的复归。他放了自己，他得救了。

与潘肖人性复归形成对比的是，盗猎者从始至终地迷失。所谓迷失是指人不但找不到出路，而且也忘记了起点。他撞死了警察，又试图杀死为他开罪的潘肖，接着又撞死了小卖部的老板娘，撞死傻子，刺死了加油站老板，枪杀了买鹰隼的贩卖者，最后还要活埋舞女。舞女的钱他拿，贩卖鹰隼者的钱他也要。

而他的行为目标是什么，他自己也不会清楚。他在自我内心无人性的区域迷狂地奔走，没有起点，不知终点。

四、鹰隼的象征意义

无人区里存有人类疯狂猎杀、贩卖的鹰隼。鹰隼自由飞翔，在它们的生存法则里繁衍。人类用高明的头脑干预它们。一方面嘲笑它们为了一口吃的而丧命的动物行为，一方面却因追求了非自我生存必须的财物、名利而猎杀它们。珍惜的鹰隼成了利益的符号，使人迷失，人把它们当成自己获得暴利的摇钱树，而不知道它们就是时刻提醒人们之所以为人的谶语。

与电影独白叙事里反复提到的猴子的故事相比，关于鹰隼影片从未给出语言上的解释，因而鹰隼的象征意义更显得丰厚、深邃。关于猴子的故事，电影的立场是确立人类在竞争中智慧的重要性，但鹰隼的意义则是让人看到自身的原始和文明在对抗中迈向进步。

鹰隼的存在，就像《疯狂的石头》里的石头，《疯狂的赛车》里的，相同的是，在它们身上都是故事人物共同利益的交汇之处。不同的是，本片的细节设定为动物，珍稀动物，因而它自然具有不一样的象征意义。它作为利益的终极代表，同时它也作为人性照出自己的镜子，可以作为人性的试金石。

康德相信人“在其自身之内确实有一种能把自己与所有其他东西区别开来的能力，甚至能把自己与被对象所作用的那个自己区别开来。这种能力就是理性”。这应该是影片展示出潘肖得到心灵拯救的依据。

五、遗憾之处

仔细考察电影的叙事，会发现故事以潘肖的回忆式开启，一直留在倒叙的节奏上，当最危险的时刻仍有潘肖的内心评判和反思的内容时，应该意为正叙开始了，但若不细心自然堕入失衡的叙事层面里。

篇7

【摘要】“价值”和“价值观”受到普遍重视并发挥重大作用，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然，这种发展导致商品货币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空前突出，每个人都要维护和争取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满于金钱和功利性价值的独断，而追求社会的公正、人性的丰富和人生意义的澄明。因而“价值”或“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替代传统“善”的普遍概念。价值与价值观源自于并服务于人们的生活实践和生活世界，现代价值哲学则通过对各种价值现象与价值形态的本性的呈现与分析，揭示出蕴含于其中的“应当”、“目的”及其矛盾运动，从而说明人类生活的性质、功能及新的可能，帮助人们反思自己的价值取向并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更好地投身生活，走向未来。

【关键词】价值 价值观 生活 实践 目的

篇8

哈贝马斯对理性在现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有较为深刻的论述：“既然人和社会已不再被看作上帝的造物，而是人的理性的设计，自然这种合理性的根源也就出自人本身，出自人的理性。因此理性成了真理之源、价值之源，从而也就成了现代性的安身立命之地。”。然而，在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注重理性在工具性层面推动科技发展、促进管理规范、提高社会效益的同时，却忽略了包含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等理性的价值层面。这使得现代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异化为工具理性化的过程。在工具理性的维度内，个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由功效最大化的动机所支配而无视道德、情感、价值等意义世界，通过理性的谋划和分析以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工具理性的高扬使得现代文化呈现出机械性、表象性和功利性的特征，产生出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在利益至上的现代文化价值维度内，人与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异化为了工具理性统筹下的利益关系。原本包含了道德、文化和艺术等价值在内的丰富性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异化成功利、机械、麻木的碎片化的单向度的人，道德教育也因此丧失了文化依据和价值支撑。在工具理性指引下的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在让世人享受高度繁荣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却让人陷入到无我的困境。工厂流水线上的机械操作，祛除个性差异的科学管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导致的道德冷漠、地区冲突、环境污染和结构性的经济失衡已经让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消失了。后现代文化正是在现代文明给人带来的不安和焦虑中产生。后现代文化作为对现代文化指正和纠偏的重要文化形态，从其出现时起就将矛头指向了现代文明的“理性”基础以及在理性指引下的整体性（齐一性）、机械性、表象性和功利性。注重个体差异和文化价值的多元性，反对理性主宰下的对自然界及人类社会预设的整体性。后现代主义大师利奥塔对此如是论述：“让我们向同一整体开战，让我们成为那不可表现之物的见证人，让我们持续开发各种差异并为维护‘差异性’的声誉而努力。”。然而，后现代文化这种只解构而不建构的游牧式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解决包含中国在内的现代文明给人带来的精神缺失和情感价值真空。过分强调个体的差异性和价值的多元性给社会带来了价值模糊。在后现代文化的价值视阈内，出现了反理性、反权威、反公德和的现象。道德教育丧失了主流文化价值的指引，甚至出现追求极端的个性和自由，推脱个体的社会道德责任，藐视社会规则行为。综上可见，传统文化弱化、现代文化泛滥、后现代文化初现端倪构成文化流变的基本内容。文化流变使得道德存在和包含道德教育在内的一切活动丧失了价值意义上的文化支撑。就道德教育而言，以“仁”“礼”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和价值就是要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这种道德价值追求通过“血缘家庭”和“政治权威”路径较好地作用于个体，最终使其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然而自近代社会以来直至现今的中国社会，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就开始了流变衰落之路，取而代之的是以理性（很大程度上异化为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在理性的指引下追求效益最大化，功利性是现代文化的主要价值特点。在这样的现代文化视阈内，人与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异化为了工具理性统筹下的利益关系，包含道德、艺术等精神层面的价值追求从现代生活中逐步隐去。这使得道德教育在现代文化指引下的中国社会步履维艰，出现了道德教育形式化、功利化和机械化的道德教育异化现象。这种道德教育异化现象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而产生的结构性的经济失衡的现今尤为明显。结构性的经济失衡导致失业产生和生存压力增大，使得受教育者更加关注的是提升技能、谋取就业岗位以解决生存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弱视道德和道德教育。与此同时，后现代文化从其产生时起就承担起对现代文化的纠偏功能，反对理性的绝对化而导致人的精神缺失和情感价值真空，主张恢复包含道德、情感在内的人的丰富性。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后现代文化不断地对现代文化的根基“理性”及由理性衍生出的整体性、机械性、功利性和霸权性进行解构，主张尊重每个个体的差异性和文化价值的多元性。然而，这种只解构而不建构的游牧式的思想并没有真正恢复人的丰富性，反而出现了反理性、反权威、反公德和的价值模糊行为。后现代文化的这种价值模糊性让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成为了空中楼阁，没有主流价值的文化指引，道德教育便失去了方向。

二、文化生态的重塑：道德教育的价值诉求

现今社会，以传统文化的弱化、现代文化的泛滥、后现代文化初现端倪为内容的文化流变让文化所倡导的道德价值出现了真空，文化所蕴含的道德价值的缺失成为现今中国社会道德教育面临困惑的重要原因。为此，重塑文化生态成为现今解决道德教育困惑的关键所在。具体而言：

1.重新认清传统文化的价值，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重“仁”重“礼”的精髓部分。

近现代社会的落后挨打状态让国人从心理和感情上排斥传统文化并决心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以改变落后状态。在这样的极端历史时期，国人将传统文化的一切都否定了，其中包含着儒家文化对培养道德人格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合理和积极的一面。儒家文化的道德性价值取向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时期都具有积极意义。尤其在现今中国社会，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出现的道德情感的冷漠和精神家园的缺失使得人安生立命之本消失了。为此，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价值精髓成为解决社会的道德冷漠和道德教育困境的重要环节。在挖掘传统文化道德性价值的同时，需要梳理好文化价值传播的有效路径，让文化所倡导的道德价值能有效地内化为每个个体。国家要发挥价值引导作用，将个体的道德状况成为衡量人全面发展的重要的指标，加大道德在个人成才和发展中的比重，将道德教育提高到关系社会稳定、民族发展的高度，摆脱道德教育的功利化、形式化和机械化。同时，恢复家庭对道德教育的作用。“中国传统的家庭是延展的、多面的、巨型的家，承担着不少社会功能”。这其中的重要功能就是道德教化功能。家庭道德教育涵盖了从个体出生到成人的整个阶段，有利于个体形成良好的道德人格和道德素养。

2.要自觉审视现代文化，抵制和筛除不利于道德教育开展的价值形态。

现代文化作为现代文明的文化基础有着合理性价值成分。在理性的作用下，科学的发展、技术的提高、管理的秩序化和有效化、物质生活的高度繁荣等等为道德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然而，在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要辨别和抵制现代文化的负面影响。理性的绝对化很容易将人引向功利化的道路。在功利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无视道德的现象层出不穷。高科技犯罪、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学术造假等等事件已经让社会的整体道德出现滑坡，这不利于道德教育的开展。当一定时期内的文化价值导向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者纯粹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考虑时，人的道德情感和精神价值很容易被漠视。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往往会流于表面和形式。为此，要加大道德、文化等价值层面的宣扬和教育。政府要将包含道德情感、精神价值在内的文化发展提高到与经济、科技发展的同等高度，增强国人的文化自觉和自省性。学校在注重培养学生的科技能力的同时，加大对学生的道德人格和情感价值的培养引导。让道德情感和价值精神回归现代文化中，营造有利于道德教育的文化环境。

篇9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3年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本科类立项建设项目“应用复合型本科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果。

一、电影简介

《搏击俱乐部》是天才导演大卫・芬奇最好的电影之一，被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社会问题片的代表作之一”，也被誉为“一部现实主义艺术和哲学的启示录”[1]。该片风格独特，多角度的反映了诸多社会问题，引发了多方位的研究。比如，刘颖在《一个精神者的救赎：〈搏击俱乐部〉解读》中，就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分析了电影中“自我”“本我”“超我”之间的“搏击”[2]。

从片中的故事大纲来看，电影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主角杰克患有严重的失眠症，经常参加各种互助团体的聚会，以寻求帮助治疗。随着病情的加重，他出现了人格分裂。被分裂出来的人格（泰勒）组建了一个搏击俱乐部，并进行了很多的活动。最后，杰克成功克服了自己的第二人格，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但是，这仅仅是故事的表面。综合整部电影的各个细节，却可以发现电影的另一条线索：无处不在的规训和极力挣扎的反抗。

二、规 训

（一）福柯与规训

规训（discipline）是法国思想家福柯在其重要著作《规训与惩罚》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追其根源，这个词具有纪律、教育、训练、校正、惩戒、学科等多种释义。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描述了刑罚制度的三种形式（“酷刑”“人道主义的惩戒模式”以及以“规训”和“监狱”为主要特征的规训体制）及其转变。“在福柯看来……每一次转变都使规训权力更加隐蔽、更加精致化……”[3]这种转变表明，法律制裁机制已经由的暴力惩罚进化到了隐蔽的裁决规训，以“规范化”为特征的“规训”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权力技术的核心。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和个体空间的缩小，规范化已经成为必然的手段；而微观权力的规训触角也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件事物、每一个角落。正如韩平在《微观权力分析――读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中所描述的一样：“微观权力运用“凝视”（gaze）的方式，使社会个体处于永恒的“可见性”（visibility）之中，因而这样的运作机制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作用于社会机体的每一个方面，进入到了日常生活之中，以管理人的面貌出现，并在道义上宣扬管理的合理性。”[4]这样的结果就是，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了“全景敞视”，“规训在无形中实现了普遍化”[3]。在网格化的社会之中，每一个人的行为都被权力监视、规训、裁决。

（二）规训的场所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规训权力的运作往往与特定机构（如监狱、学校、工厂等）对空间的精心设计以及各种明文规定的规章制度联系在一起。“日常的空间本身对个人的身体直接有一种塑造力量。”[5]“在空间中，权力通过一系列管制把个人的身体局限于其中，把个体的身体同别的身体尽可能地隔离。”[5]规训发挥作用主要有三种方式：层级监视、规范化的裁决以及检查（考试）。[6]

在《搏击俱乐部》中，存在三个典型的规训空间。其中之一个是杰克所在的公司。一方面，杰克的生活充斥着电脑、电脑程序、星巴克、复印机等规训社会的“信号”；另一方面，杰克老板的老板也会以固定形象出现，甚至他的领带从周一到周五都有固定的变化。而这一切，虽然没有法律条款的明确规定，但微观权力却无处不在地行使着“裁决”和“规范”的功能。

另一个规训的典型空间是绝症患者互助的倾诉聚会。杰克因为失眠问题，经常去参加这些聚会。这些聚会虽然以彼此安慰为目标，却也正是规训发挥作用的场所。人生失意的汤玛斯在倾诉之后，情绪崩溃。这时主持者通过要求大家集体感谢汤玛斯，并指导大家进入结对倾诉的环节。在这个过程里，主持者执行了“规范”与“裁决”的功能，阻止了悲观情绪的漫延，帮助塑造了更加积极的个体。类似地，互助团体中的克萝伊女士的发言也受到了主持者的规训。即将死去的克萝伊，在发言中提到“不再害怕死亡”的时候，主持者带头鼓掌表示鼓励，但当她表达想要“最后做一次爱”的时候，发言却被主持者中断了。主持者在这一过程里，执行了“监视”与“裁决”的规训功能。

规训发挥作用最典型的空间是搏击俱乐部。虽然搏击俱乐部是主角杰克反抗规训力量的重要手段，但是，其本身却也是规训发生作用的典型场所。在搏击俱乐部中，泰勒处于俱乐部的顶端，他发号施令，监督着俱乐部成员的活动。同时，他制定了俱乐部的纪律，要求会员遵照执行，用纪律规约会员。在俱乐部中，规训力量发生作用最明显的方式是检查。泰勒通过给会员一道道的、由简单到困难的任务，并检查任务的完成情况，完整地掌握了这种规训力量，并运用这种力量，开始了他反抗规训的历程。

三、对规训力量的反抗

在电影中，规训的力量无处不在；但同时，反抗也步步跟随。杰克的女朋友玛拉，直接让观众形成这种认识。玛拉没有任何疾病，却像杰克一样经常参加互助团体的倾诉会；她甚至还无所顾忌地参加癌患者的倾诉会。玛拉的行为违反了社会对于性别差异的基本认识，也是对社会规训的公然反抗。除此以外，她也不顾交通规则，多次在车流中直穿而行，甚至在车流中和人交谈，而她的解释是“想要死去”。玛拉这一形象，在本质上符合“疯子”的行为特征，却也是“受规训最少的人”。玛拉的形象给观众提供了一个参照，从正面向观众表达了电影的主题。

当然，本部电影对于规训最大的反抗来源于杰克。杰克的反抗可以从他对很多名牌的异化上得以体现。在杰克眼里，IBM成了“IBM星球”；微软被称为“微软银河系”；星巴克被异化为“星巴克星球”。这种异化，正表明杰克对于循规蹈矩的工作的厌倦。择要来说，他的反抗具体可以分为人格分裂、搏击、反抗社会等几方面。

（一）人格分裂

杰克的失眠症是现代社会的常见病症。他经常接受老板的任意差遣，每天做同样的工作，是整个文明社会被规训了的一部干活机器。而他也通过购买最新的餐具、货架、家具和沙发（这些现代社会被规训的文明产物），试图融入整个被规训的群体。但是，因为失眠症的影响（深层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规训的压制以及对社会规训的憎恨），生活状态恍惚，最终被迫分裂为两个独立的人格：浑身充满叛逆，反抗规训的他者泰勒以及服从规训，活在现实中的第一人称的杰克。

对于主角来说，人格分裂是一种反抗规训的手段。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意识是与直接感知有关的心理部分，无意识则包括个人的原始冲动、各种本能及与本能有关的欲望。杰克代表的是意识成分，而泰勒则是无意识的集合。在杰克无法战胜现代社会各种规训的情况下，故事主人公的无意识被单独分裂了出来，形成了独立的人格。泰勒的出现，使得电影的另一层意义得以凸显，也使得电影的主题更加明朗化。泰勒人格的形成，代表了故事主角对于沉重的社会规训的反抗。

（二）搏击

泰勒创建了搏击俱乐部，吸引人们通过搏击的方式来释放压力。泰勒的搏击具有无护具、身体伤残和公开展示等特点，而这些特点正好能充分地体现泰勒反抗规训的特征。

现代社会的拳击，是一种相当规范的竞赛活动，有正式的场地、裁判、护具以及搏击规则。这些要素使得搏击能在现代文明的规约下有序进行，是现代文明规训的物证。而泰勒组织的拳击则完全抛弃了这些要素，拳击没有正式的场地和裁判，拳手不戴护具，也没有正式的搏击规则。没有了这些约束的搏击，完全脱离了现代文明的规训。现代拳击虽然时有血腥的场面，但拳击的规则会尽量将身体伤害降到最低。但是在泰勒组织的拳击中，不时出现的身体伤害，残忍的流血场面，以及发泄式的连续拳击，则完全无视了这一规则。而在拳击进行时，周围的会员不仅欣赏着拳击的精彩，也欣赏着拳击的残忍，其场景甚至有着中世纪死刑围观场面的特质。电影中的拳击搏斗，就这样遵循着古老社会的野蛮原则，展示着现代社会对立面的无序与伤害，正是对现代文明规训权力的有力反抗。

（三）破坏与爆炸

泰勒在搏击俱乐部组织稳定以后，开始给会员们布置任务。其中包括找人斗殴、破坏公共建筑物和涂鸦、对现代建筑进行爆破等。这些任务由泰勒个人精心挑选，其目的都是反抗现代社会挥之不去的规训。

泰勒分配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求会员找人斗殴。但打斗有悖于社会生活的一般原则。由于人类文明的长期积累和规训作用的不断加深，一般人早已经适应了这种规训带来的安全感，因此最经常的情况是，被挑衅者对他们避而远之。找人打架的任务，挑战了个体间原有的已经约定的关系，是泰特反抗社会规训力量的第一步。而泰勒的会员们在公共建筑物上涂鸦的举动，则是将对于社会规训力量的反抗进行公众示范。他们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经过媒体报道、被社会凝视以后，已经不再是俱乐部小群体内的反抗行为，而成了反抗社会规训的公然表演。

而到最后，泰勒内心的破坏情绪再度扩大，已经到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地步。他开始组织炸毁一些城市的信用卡公司TRW公司的大楼，因为“如果消除掉一切信用记录，所有人都会回到原来的起点”。泰勒对于爆炸对象的选择很有目的性。信用卡是基于契约精神而出现的，而契约的实现既有赖于法律的制约，更有赖于社会微观权力的规训力量。而高楼不仅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也是社会规训的场所，可以看成是规训的象征。泰勒选择炸毁这两样东西，正一如既往地展示了泰勒对于规训的反抗。

四、结 语

正如福柯所指出的一样，现代社会的控制是法制与规训相互配合，规训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规训的结果是，人们的行为越来越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凝视与规范。人类已经与原来的生活渐行渐远。电影《搏击俱乐部》中，杰克对这种规训力量进行了多方位的反思与反抗，虽然最终杰克不得不抛弃过激的反抗，“救赎之旅回到原点”[2]。但是，作为一种人文反思，这种抗争能引导人们对所谓现代性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房彤.《搏击俱乐部》――关于自我与现实[J].文艺生活：下旬刊，2012（01）.

[2] 刘颖.一个被者的救赎：《搏击俱乐部》解读[J].电影文学，2012（18）.

[3] 尹弘飚.权力/知识共同体的发展与规训社会的形成[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3）.

[4] 韩平.微观权力分析――读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J].河北法学，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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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国梦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曾经让我们为之骄傲的传统文化与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现代文明不断冲击着传统的文化与习俗。电脑的普及化让我们逐渐减少了对纸笔的使用，也不需要用多余的时间去刻意的记录文字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一直延续到2013年的汉字听写大赛，这才让我们陷入了沉思，再继续这样，我们仅仅是获得了自身的便利，但是却会丢失更大的文化财富。随着国际间的竞争越来越大，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我们的本土文化起到了破坏性的影响。随着我国组织形式、社会经济成分、利益分配以及就业方式逐渐变得更加多样化，在很多方面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多样性。例如所谓的商品交换原则就非常容易影响到人们的精神及生活领域，进而造成一系列的不良影响，例如有见利忘义、权钱交易等等，这些不良现象的出现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人们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及造成国家意识、集体观念的减弱。在发扬传统文化的时候又会出现循规蹈矩、取舍不当以及缺乏变通等弊端。正是因为这些不良现状，让我们逐渐淡化了我国很多的传统文化。

一、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

从古代开始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更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英雄气魄，“头悬梁、锥刺股”的励志典故等等，都彰显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素养。中华民族正走在复兴的道路上，“中国梦”正在觉醒，此时中国传统文化对国人品格的塑造正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文化将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核心，因此必须要将这种文化发扬光大。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摈弃一些陈旧观念。比如儒家大力提倡的“君权天授”，这种封建君主制度正是用来麻痹人民，避免百姓参与朝政以及下任君王的候选，从而保证政权永久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这种世袭制的君王候选方式难免出现一些昏庸无道的君王，从而导致王朝的覆灭。而民众在这种麻痹心里下期盼着“明君”带着大家走上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道路上，纵观历史几千年，历代明君寥寥无几。

二、传承和弘扬一样，弘扬精神的实质，弘扬其中丰厚的内涵

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影响着文化的变化，每种文化都有不同的阶段性，文化如果失去潮流价值将渐渐的走向历史角落。唐诗、宋辞是博大精深的文化，然而在现在还是没落了很多。其原因是，时代的改变让它慢慢的失去了在社会上的潮流性。古代的社会，缺乏文化的娱乐方式，文字成为了文化娱乐的主题，唐朝咏诗，宋代作词，吟诗作词几百年，汉字的研究已经到了极致，导致后代难以逾越。那时候的诗、词，如现今的流行歌曲，李白、李清照就像现在的汪峰，方文山。打工仔的组合在春晚的舞台上向全国演唱了汪峰原作的《春天里》，在大街上总会听到年轻人唱着方文山为周杰伦作的歌。而唐诗、宋词，现在需要强制的背诵记忆了。我们没有不珍惜，只是时代的变化所导致。而这只是文化发展最普通的规律。自古流传的精湛文化，虽然不能摒弃，但也不能随时挂在嘴边。不能仅传承文化的形式，精神实质的传承更为重要。如今受全世界关注的中国传统文化，国内出现国学启蒙，世界各地出现的孔子学院和世界学习汉语的热潮，都是在现如今发展的传统文化道路。由此可知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血液的重要部分，中华民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连系在一起，共同的传承和发展。如今，保护好流失潮流性的传统文化，大力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涵，传统的中国文化会作为中华文明的代表永远的、完整的傲立在世界文化之中。

三、用古代文化精髓和现代文明相交融

面相世界、走进现代化、走向未来，从根本上实现古为今用。虽然古代文化可以让我们找到遗忘的传统文化，但相较于现代文化，毕竟它们是形态较为低级的文化，即使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也不应该原封不动的复兴，而是与现代文明交融，作为新时代文化的有益成分，才能与新文化共同发展下去。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会徽就是一个成功的结合。红色是圣火的颜色，是太阳的光辉，更是中国人对生命的理解，饱含着中国人民对世界的盛情和祝福。借由古代书法的精髓，“京”字衍化为动感的人体，在挥毫之间体现出“新奥运”的理念；“京”字又借由书法巧妙的变为“文”字，象征着着“人文奥运”的承诺。运用书法、篆刻艺术与新时代的主题交汇，印章本身就体现出了诚信的优秀传统文化，会徽的设计，运用了古今文化的交融，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深厚气韵和中华汉字体现的东方思想，更向世界展示一个城市在传承古代文化和包容现代文化的发展与演进，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情怀和世界东方的思想，像圣火的传递一样，传递给了世界中华民族独特的人文品质和高贵的品格，是现代文明对古代文化的包容与古代文化对现代文明的贡献，是古今文化的完美结合。

随着传统文化的弱化，导致了我国文化建设现状与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之间产生冲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及其发展也不能很好的匹配。所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要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努力为实现我们的中国梦而奋斗。

作者：张雅乔 吴国彬 单位：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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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时期，在现代城市文明的冲击下，农村传统的文化体系、价值观念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尤其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就业，外出务工青年在城市中感受到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他们的生活再也不愿意接受传统乡土礼仪的制约，他们也在开始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农村青年女性作为农村青年的重要部分，在这场变革中，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尤其在生育观念方面，农村已婚青年的自主性在增强，她们的生育观也在发生着一些悄悄的改变。

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生育率持续下降，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发生很大变化。但是在部分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在持续上升。这给变迁的中国社会带来很大挑战。农村已婚青年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探讨她们的生育观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在社会发展的今天，农村青年由于受城市文化的影响，现代性在增强，但是作为农村青年她们在生育观方面不可避免受到传统观念与现代城市文明的双重影响。那么作为中国转型期的已婚农村青年女性她们的生育观有哪些传统性特征？又有哪些现代性的影响？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

生育观指人们对生育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态度，是支配人的生育行为的内在动力，是变革生育行为的直接因素。主要包括生育目的、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质量及生育间隔等问题[1]。

目前关于生育观研究较多，总结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农耕文化和宗法文化是影响我国生育观的主要因素[2]。二、从经济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认为生育观是受经济条件、经济方式影响。三、个体微观因素进行研究。四、关于生育观的转变趋向，一些学者认为，目前人们的生育目的、生育意愿、最子女的质量期望都发生了变化。一些学者认为，目前我国青年的生育观已经由落后的传统生育观转变为现代的生育观[3]。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学者对生育观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城市青年的生育观。青年群体分为城市青年与农村青年，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生育观存在差异，而农村女性的生育观与男性又有所不同。因此很多研究忽视了对特定群体的研究，对农村已婚女性的生育观的研究更少。因此关注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生育观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二、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生育观的传统性特征

（一）生育目的

农村社会正处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引退与侵入的社会历史阶段，农村青年的生育观也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特点。一方面他们的生育观仍受传统乡土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他们越来越多地受到现代城市文化的影响[4]。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生育观在生育目的方面具有传统性特征。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缺乏正式的社会保障，主要依靠血缘、地缘形成的社会网络对传统农民起一定的社会保障作用。而在目前大多数的农村地区，虽然生产力水平、经济收入等都有大规模的提升。但是我国的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很低，尤其是在养老方面，主要以家庭养老为主。宗族观念仍然存在。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已婚青年女性大多数生育的目的是为了“养老”。一般结婚以后都会顺理成章的生育子女。甚至一些已婚农村女性认为，结婚也是为了要孩子。有孩子才能被称为一个“完整的家庭”。在生育目的方面，仍具有传统性的特征。

（二）性别偏好

在农村地区，近年来女性的地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已婚女性在家庭事务决策权、财产分配权方面，显示的女性的主体性地位。但是从性别秩序的角度看，目前农村地区仍主要延续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很多调查显示，农村大部分家庭都是由女性承担家务。受传统婚姻习俗的影响，在农村家庭一般延续着以男性为主的家庭性别秩序。青年男女婚后的居住模式一般也是“从夫居”，在这种性别模式从，农村居民认为，女孩早晚是“人家的人”。而男孩不管以后是否孝顺，都是自己家的人，延续的是自己家的香火。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农村已婚青年女性在生育中大部分都有男孩性别偏好。希望生育的子女中要有男孩。否则被别人称为“绝后”，没有面子。

三、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生育观的现代性特征

（一）子女数量上减少

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主要靠人力进行生产，在这种条件下，“多子多福”成为传统社会的生育观念。女性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生育子女、抚育后代中度过的。随着现代化的观念的影响，目前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自主性意识开始觉醒，开始重视个体的独立性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很多女性均认为生育过多子女对于女性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在目前农村家庭的性别分工中，抚育、照顾子女一般也是由女性来承担的。已婚青年女性开始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不愿意一生多次遭受生育孩子的痛苦，承担过多照顾子女的劳累。同时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抚育子女的经济成本也越来越高。在目前农村，男孩娶媳妇的成本节节攀升，彩礼少则三、四万，多则六、七万，加之婚前给男孩盖房子的成本，在很多农村地区，男孩盖房子、娶媳妇的费用大多在十几万元之上。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已婚青年女性基于生育成本的理性算计，都意识到孩子越多，家长压力越大，尤其是第一胎是男孩的已婚青年女性都对生育存在一定的紧张心理。加之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很多已婚青年女性对子女数量的理想状态是一男一女。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和技术水平极大提高，人口质量而不是数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女性的主体意识觉醒，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与之相适应的后代的养育成本也提高。加上生活节奏紧凑，生活方式更加丰富多彩，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在养育孩子身上花费过量的财力和精力，理性的生育观念逐步形成[5]。

（二）对于子女的教育日益重视

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使得高素质的人给家庭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越来越明显。相对而言，子女数量给家庭带来的效益却在不断下降。农民对子女教育培养的投资已成为家庭投资的主要项目[6]。青年女性在生育上对子女的质量越来越重视，已经意识到优生优育的重要性。已婚农村青年女性很多有过城市务工的经历，城市的现代文明对她们的思想、行为有着一定的冲击。目睹了城市人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她们对自身及子女未来的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期望。希望子女能够很优秀。受城市优生、优育的观念的影响，很多农村青年女性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育儿观念。尝试用一种科学、先进的态度对待子女的抚育及教育，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十分重视。据调查，在一些农村地区，很多已婚青年女性开始重视孕检，对怀孕期的饮食、起居都非常在意。很多已婚青年女性在子女年龄达到3周岁以后，想办法让孩子享受较好的学前教育。尽量让孩子接受较好的小学、中学教育，希望孩子成为有文化、有素质的人。

四、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宏观社会结构的形塑

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生育观念与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有着必然的联系。当前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中，传统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同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处于激烈碰撞中。体现在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生育观上，我们可以看出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影响。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封建社会中，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传统生育观念，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深入到人们的灵魂深处，构成了普遍的生育文化基因[7]。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已婚农村青年女性的生育观显示出农村青年对生育的重要地位的认可，同时生育观明显带有传统的烙印。目前在中国家庭男性在社会地位、家庭地位方面优于女性，以男性为主的性别文化最终造成了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男孩偏好”。

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代表现代化的城市文明也在不断冲击着农村青年的价值观念。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个体利益与权利成为现代农村青年的价值诉求。受现代文明的影响，已婚农村青年女性不愿意成为生育的机器，少生优生成为她们的价值选择。

（二）个体的理性选择

社会个体在强大的社会结构面前也是积极的行动者。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生育观也体现了个体的理性选择。在目前转型中的农村社会中，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比较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还不能完全满足农村居民养老、医疗等的需求。农村家庭养老的模式必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已婚农村青年女性的生育目的体现了个体对子女提供保障的需求。基于男孩与女孩在提供给老人方面的不同侧重，以及生育成本的提高，已婚农村青年已不再盲目的追求生育的数量，“一男一女”，成为她们生育子女最佳的理想组合。

基于对生育的理性考虑，更多的农村已婚青年女性对生育及抚育投入更多的关注。她们既考虑到作为女性主体的价值诉求，不愿意为生育承担更多的痛苦。同时也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基于对子女未来的理性规划，为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

五、结论与思考

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在这场变迁中，传统的乡土性文化与现代性的观念并存。已婚青年女性作为生育主体，她们的生育观体现出传统生育文化中的“养儿防老”、“男孩偏好”的特征。在城市现代文明的影响下，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生育观也存在现代性的特征，她们否认了“多子多福”的观念，从理性的角度考虑，对子女的数量要求减少，重视孩子培养的质量。不可否认，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传统生育观念与现代生育观念必将长期存在，目前情况下，如何用现代生育文明引导农村青年生育观念，促进农村人口发展的和谐，必将是我国政府的一项长期而重要的任务。

[参考文献]

[1]马培津，潘振飞.皖北农村青年生育观念转变的社会学分析[J].青年研究，2005（7）：22.

[2]王晓燕.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独特的生育观[J].医学伦理学，1994（5）：44、45.

[3]杨巧.中国育龄青年生育观研究：解释范式与现代性变迁[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2）：131、132.

[4]颜其松.社会交换视角下的农村青年生育观[J].当代青年研究，2006（7）：54.

[5]杨 菁，章 娟. 未婚女研究生的理想生育观研究[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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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文化沿袭至今未曾中断的国家。也正是因为我国文化经久不衰，才形成了独特的魅力。我国现代文明宛然一副世界之手执笔的山水画，既沿袭了古韵同时也兼具“西韵”。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崛起，民族自信心逐渐被唤醒，众多文艺工作者将眼光投诸传统文化元素。江西民间流传的图案无论是染织图案还是瓷器图案甚至是吉铜图案、石刻图案等等都是精美绝伦独具魅力的，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积极应用传统图案，是对我国优秀文化的传承也是对华夏文明的尊重，更是对现代文明的创新。在现代标志设计中，设计者在设计LOGO时，多以滕王阁、瓷器、鄱阳湖、白鹤、青山秀水、杜鹃花等作为“江西元素”，红色江西、绿色江西、古色江西、多彩江西，在设计师笔触下，灵动而又精彩，具有较强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于兹，在下文我们将进一步对江西民间图案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应用做进一步的探究。

民间图案与现代标志设计简介

所谓标志，实质上指的是表明事物具体特征的特殊记号。在现代文明中，标志的应用颇多且具有很大的作用。并且标志可以利用某些简单显著、容易识别的物象承载信息，由此可见标志是现代文明殊的信息载体。除此之外，标志作为一种视觉系物象，从某种角度讲还应该契合定的审美诉求，即透过标志创造美、传递美。并且标志设计显然不是单纯的构图、拼图而是联系传统文化的图案结构设计。现代标志设计与传统民间图案设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某种角度讲，民间图案也是信息的载体，它能够反映出民族信仰、宗教思想、基本生活等信息。鉴此，现代标志设计需结合民间图案，做好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为传统文化注入新血液，对传统文化标注新诠释。总而言之，民间图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并且在现代标志设计中展现出来极大的影响力。现代标志设计面临的普遍问题是如何利用现代工艺技术，有效运用民间图案从而达到现代图形符号与民族文化内涵共鸣的效果。

江西民间图案的造型特色及规律

青铜器物造型浑厚典雅，装饰纹样精美华丽，主要纹样有龙纹、人首纹、卷云纹、刀羽纹、燕尾纹、兽面纹、虎纹、鹿纹、羊首纹、蝉纹、蕉叶纹、倒三角纹和扉棱等等。

青花瓷是中华传统名瓷之一，产地为江西景德镇，被人们称为人间珍宝。始创于店代，到明、清两代为高峰。它蓝白相间，清新雅致，晶莹剔透，美观古韵。纹饰除了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梅花、石竹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

傩面具的艺术风格，虽浑厚、粗犷，但民间工匠制作时凭着传统的雕刻技艺，简洁明快的刀法、柔美流畅的线条，雕刻出各种不同的造型面具来刻画每个面具在戏曲中的人物形象、性格和身份，让人一看就能分辨出是神是鬼、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文是武、是和尚还是道人或是丑角。

民间传统图案一般都具有较强的形式美、传统美、哲学美等特点。所谓形式美，即民间图案多用于装饰，而这就要求在表达形式上要契合当代审美诉求。传统美则指的是民间图案多源于传统，虽然图案形式基于实际但构图技巧及要求必然是沿袭传统基础有所发展的。而哲学美则具体指民间图案大抵都以放映生活、宗教、哲学观念为主，譬如刺绣中常用的“鸳鸯”，陶瓷中常见的“竹兰”这些都是放映价值观念的传统图案，并且这种形式的图案在民间图案结构中实属常态。尽管民间图案美感形式各有不同但从本质上讲，其构图形式般都契合一定的构图规律，具体如下所示：

1.素材源于生活

正所谓：艺术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民间图案设计自然也符合如此特性，无论是远古时期“绝地通天”的神明图案，还是后来的灵兽图案，其构图理念一般都来源生活抑或结合生活的想象。譬如我国图腾“龙”，即可能是人们结合生活并通过联想构造出的“神兽”。总而言之，写实风格是民间图案构图的规则，如此构图形式能够使图案具有较强的条理性与平面感，使得图案形象更加鲜明富有感染力。

2.夸张的设计手法

民间图案在设计上一般遵循写实特性，但是这与西方的宫廷图案写实手法有所迥异。西方宫廷图案之写实重于临摹形态，而图案设计却在写实基础上重于写意。换言之，民间图案设计理念虽然源于生活设计，但是在具体设计过程中却讲求“删繁就简”趋于写意。

3.审美与功能的统一

民间图案一般而言是附加在装饰物上的，图案的外形主要受装饰物的形状、工艺、材质等因素限制，在设计时需要将图案适合装饰物的形状并保持图案的完整性和装饰性。赣中新干地区的吉铜器形制与纹饰既有其他地区的艺术共性又有赣文化特有的艺术个性。

江西民间图案在现代标志中应用实例

1.江西银行标志

江西银行行徽以古钱为形象外观，有着明确的银行属性。图1所示，非封闭的圆形构图，代表进取、开放和广阔视野。三枚铜钱以金字塔形堆叠，寓意江西银行基础坚实，稳步经营，汇聚财富，在不断积累中发展壮大。基本采用绿色和蓝色，绿色代表服务、关怀、亲近生活；蓝色象征理智、严谨、稳固。整体颜色清新对比鲜明，又有亲切感。行徽整体图案简洁，易于识别，体现了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的统一。造型稳健、圆满而富有动感，展示了江西银行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良好形象。

2.江西航空标志的设计

图2所示，LOGO整体融合了吉花瓷、仙鹤、玉璧、飞机发动机等元素，具有鲜明的江西特色和显著的识别度。青花瓷在国内代表了江西，在国际代表了中国，在国内、国际都具有较强辨识度；而仙鹤代表了绿色江西，生态江西；发动机符号代表了江西无限的发展动力；玉壁的形象从古至今都代表了吉祥圆满。多种元素融合一体，寄托江西人民实现腾飞的美好愿景。

3.大学生广告大赛标志设计

篇13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一、湘西文明的母腹

湘西不但有雄奇险峻的高山，忽隐忽现的地下水道，更多的是神秘莫测的溶洞和天坑，没有人知道湘西到底有多少山洞，甚至于有些地方就是以境内的山洞命名的。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多处提到了山洞。湘西人认为山洞都很不寻常，都有神灵停驻其中。“常听说镇上许多少男少女夭死的都为此洞神所取。”[1]在散文《湘西•凤凰》中，沈从文提到了湘西少女的落洞现象。落洞是指洞神爱上经过此洞的少女，并向少女求婚要求终身占有她。落洞和洞神的传说即是湘西人神错综的一种形式。在沈的小说中山洞不仅具有神秘色彩，而且是最有意味的象征意象之一。 在房屋没有产生以前，人类住在洞穴里，我国的山顶洞人和柳江人等先民大都栖身于足以躲避风雨的岩洞之中。[2]人们在洞口生火，这样既能取暖又能在烤肉时防范动物。洞穴同时也是他们精神寄寓的场所。沉沉的洞穴，透着宁谧的幽光，神秘地吸纳了所有的困顿、疲倦，抚平了许多忧伤、愤怒，带来一种纯净无瑕、不惹尘埃的新生。在他们的观念里，洞穴就像是孕育希望的子宫。他们在漆黑的洞中用各种形式虔诚地祈祷，表达着对于母亲的膜拜与礼赞。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经指出：“石洞可能是大地母亲子宫的象征，成为转变和再生可以出现的神秘地方。”[3]由于妇女在早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由于原始人只知道女性的生殖作用。所以几乎每一种文化都将生殖女神当作自己的始祖女神，当作该文化的象征。汉族的始祖女神女娲造人的传说也在湘西主要的少数民族苗族和土家族的地区流传。[4]所以笔者认为，作家将湘西文明比喻为楚楚动人的生殖女神。洞穴是湘西原著文化的母腹的象征意象。四川的普米族、广西的毛南族、[5]台湾高山族、佤族、苗族[6]等许多民族都将山洞看成是本文明女神的子宫。沈小说中提到的那个老虎洞，就是对这种岩洞生殖崇拜的一种反映。

在当时的湘西社会，住在山洞中的野人与住在码头的文明人同时存在，他们成了代表不同文明主体的象征。洞中的野人象征湘西原始文化，由于山洞具有母亲子宫的象征意蕴，所以山洞也成了湘西母体的原始土著文化的象征。在作家看来是现代的外来文明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带来了腐朽堕落的病毒，这显然是一种原始文明的失落。《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的故事弱化了洞中生活的贫苦，强调了洞中生活的浪漫。山洞增添了青年男女放纵野合的功能。同时在迎春节，那些怀念原始生活的人们自发的来到洞中狂欢。母体文化与现代文明在这个偏远的地方恰好形成鲜明的对峙，现代文明在吞噬着原始文明，而原始文明却无力挽回被剿灭的命运。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洞穴意象实质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心理原型，洞穴大多具有深层心理仪式功能，大部分的洞穴具有如下的特征：即空间上的封闭性、时间上的凝固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具有死亡隐喻的人物。洞穴指向的是一段历史，它与历史相通，洞内的人几乎停留在湘西文化的原始状态。这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崇古文化精神相契合，这样洞穴便具有了作家个体与文化传统相融合的特征，是集体无意识心理空间的隐喻，把主人公与一段具有死亡隐喻的历史相联系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化对集体无意识形成的独特影响。《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媚金与豹子双双死在洞中。《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与《医生》则是介于现实与传奇之间的两个情节上有连续性的故事。这两个故事无疑描述的是湘西母体文化衰落的悲剧，死去的女人没有能在山洞中救活，说明母体文化在外来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已经无法复苏，即使掌握现代医学的医生也无能为力，在作家看来现代文明不能激活湘西的原始文明，只能导致其死亡。当湘西的本土文化面临外来的冲击时，死亡与再生的原型再次为作家提供一种神秘力量以对抗现代性引起的精神异化和困惑。相信文化母体的子宫或者大地母体的子宫具有死而复生的神奇魔力是原始人的共有思维模式，多个民族都有岩洞裸尸葬的风俗，[7]实际上这两个故事也是这种葬礼的一种遗风。人们相信死者可以在母体的子宫中重生，死亡不是生命的终了而是达到再生的过渡。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说中死者没有再生，象征着死亡与再生的神话原型没有实现，神的时代消逝并且一去不回。

二、作家的自我救赎

洞穴仙境是人类初始时候大同世界在人类头脑中世世代代的记忆蕴藏，也是仙境传说在主体心理体验的不断积淀。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富之分，人人劳动、平等自由。不论是洞穴仙乡还是洞天福地都是人们所向往的世外桃源。其实在沈的笔下湘西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具有世外桃源的仙乡色彩。他的笔下确实写了一些在其他地区已经消失很久的美。这里有质朴的人情，《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中的野人们会把多余的兽皮送给全乡最勇敢美丽的男子，又会为顶美丽的女子猎取白兔，剥皮给她们制袖笼；这里有浪漫的爱情，《龙珠》中的爱侣用歌唱来表达爱意；这里有忠贞的爱人，《月下小景》中的爱人会为了爱情而双双命赴黄泉；这里有人欲的释放，相爱的小儿女们会在惬意的《雨后》野合。

沈拥有着对其湘西母体文化命运的忧虑，和对汉文化现实处境的忧虑。如果说前者带给他的是性格上的、情感上的痛苦，那么后者更多的是来自理智的痛苦。在潜意识中洞穴是母亲子宫的象征，是最深度安全的栖息谷。洞穴感历经代代遗传成为人人都依恋的洞穴情结。作者在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美的失落不可阻挡的情势下，对现代文明的来临像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又怀疑又恐惧，于是湘西世界的描绘成了他回归文化母体子宫的一种洞穴情结，这里是他的洞穴，这里使他觉得温暖。《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一书中指出，男人在压力与疲累之后，会习惯性地回到自己的私人洞穴，他需要心灵的抚慰，需要力量的蓄积。沈有几篇作品描绘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恐怕大多也是自身生存困境的某种影射吧。在困顿的生活中作家急需回归自己的洞穴疗伤。梦幻中的湘西世界就是他的山洞，这里虽然不完美但是在作家看来比虚伪的都市，腐朽的现代文明要温馨得多。

三、柏拉图洞穴喻的启示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著名的“洞穴喻”。在知识论层次上洞穴生存被比喻为人的被蒙蔽状态，然而在沈从文的笔下野人安于洞穴中的生活，精英的拯救意愿被视为一种骚扰，封闭生活的宁静对他们的吸引远大于对新生活的渴望。沈先生身上的平民意识使得他在走出湘西的洞穴后，没有领略到外面世界的精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内心深处的矛盾。湘西是他心灵可以得到母亲般抚慰的洞穴，然而作为走出洞穴的自由囚徒，他也真切地看到了湘西的落后，这里有童养媳和买卖婚姻，有沉潭这种残忍的方式对者的惩罚，有对相爱的男女权的剥夺。但是他就如他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对新生活的来临也充满狐疑和担心。“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8]作为知识精英，沈先生本应像鲁迅等其他先锋一样引领洞穴中的愚民迎接洞外的阳光，可是沈先生不认为洞外的世界强于洞内的世界，沈先生对明天一定好过今天的进化论的时间观非常怀疑。认为新生活可能带来的是更大的破坏。

西方语境中洞穴意味着“堕落”和“坠落”，它是“人类堕落到一个周而复始的世界，在那里，每一生命都以死亡告终，而且惟有变成另一形式，生命才能获得更新。……堕落的主题仅反映在趋于死亡、坠入地狱。”[9]洞穴在中国当时的语境中确实具有洞天福地与愚昧落后这双层的含义，而沈先生的写作正表明了他这种世界观的矛盾和冲突。所以有人将其创作定名为非现代性的写作。在沈看来，现代性认为在新生活到来时人人都倾向于理性行动，因此凭借个人理性，人们能根据社会成员的合理需求而进行社会制度的变革，这无疑是一种致命的自负。知识与理性都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确定了人类潜能与智力发挥的边界。沈从文看到都市工业化摧毁了传统农业社会模态中美好的值得保留的一面，并导致了技术主义的盛行与都市文明病的产生。沈从文对爱与美的追求导致了回瞥的现代性体验，其文化反思具有一种超现实的建构理想。沈从文的独特价值，在于他一方面注目于中国文化整体的现代性与现代化追求，另一方面特别清醒地意识到了现代性的内在悖论性。沈的文化反思眼光显然具有一种对现实的背离及分裂，回瞥情结使他对传统文化在一种回忆与追守中进行了一定的美化与简单化，由此导致了他文化反思及其建构的某种乌托邦性质，这是沈作为乡下人的文化局限与视野盲点。

自由囚徒走出山洞，就好比是现代知识分子从落后的乡村走向城市。当知识分子走出“山洞”，一部分人选择了留在洞外，并希望解救洞内的人，一部分人选择了返回洞中。前者是以鲁迅《故乡》和蹇先艾《到家的晚上》和师陀为代表，当他们带着启蒙新视野回到乡村后，看到的是乡村的破败和落后，《祝福》中的鲁镇人单单是老了些，没有任何其他的改变，骂的还是康有为，读的还是《近思录集注》和《四书衬》，翻的还是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就连杀鸡、宰鹅、点香烛、放鞭炮的祝福大礼也是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师陀笔下的乡村也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不过人把它变了个调调儿，但总是一样的。”[10]返乡的游子借助启蒙的新视野，掀去乡村宁静、生机的面纱，逼视出了它枯萎、凝滞的面目。沈笔下的乡村则是原始社会的某种遗留，与中国境内的封建村落不同，他反而认为湘西从原始社会渐变为封建社会是被动现代化的结果。叶绍钧《悲哀的重载》是与沈一类的还乡叙事，乡村在现代化逼迫下的凋敝是一个渐进、缓慢的过程，乡村人并不能鲜明地感受到，倒是生于乡村受教育于城市的还乡游子，能够一下子发现记忆中那个殷实、温馨的乡村颓塌变成了什么模样。两种不同的还乡叙事表达了洞穴隐喻的不同含义。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槐化镇.沈从文全集•一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6][7]廖明君.生殖崇拜的文化解读[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

[3]荣格，张举文，荣文库译.人类及其象征[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4][5]宋兆麟.民间性巫术[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