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的积极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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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用经济手段植入西方文化，我国文化安全维护难度空前增大:消费主义语境下西方国家进行文化入侵的主要方式是，凭借各种先发的优势，利用经济手段植入其文化价值观、通过文化贸易进行文化渗透。以消费为媒介的经济领域的文化入侵，使我国文化安全的维护难度空前增大。其实，消费和消费品原本并不涉及价值因素，问题在于，消费主义分析语境下的消费不再关注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更加关注商品背后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消费主义逐渐地将人们的消费欲望转移到经过编码后的商品符号价值及其象征意义上，因而人们购买商品不再仅仅是为了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满足被刺激起来的且不断膨胀的欲望所形成的 “虚假需求”，消费者在这种 “欲望循环”中不断完成商品符号系统的文化解码和实践认同。相对于西方国家的文化产品知识技术而言，我国的文化产业尚处于劣势，因而西方国家利用经济手段植入文化就有机可乘，此种情形下，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就成了幸福生活的当代指称，消费主义就在这个过程中悄然消解着我国的民族文化。同时，伴随信息产业、资讯、影视乃至传媒等领域的逐渐开放，消费主义隐藏在广告宣传的背后，通过传媒示范的作用，建议或怂恿人们消费某种商品，使得经过选择的西方社会价值观一再被大众消化吸收，从而按照他们所设计或希望的模式向中国成功输出本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等，形成对中国的文化侵蚀。我国传统的国家文化安全维护手段已难以应对来自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挑战，面临集体失语的危险。

（二）利用网络传媒削弱我国国民的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感: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安全体系的深层主题，其重要表征和条件就是国民对社会的主流文化具有高度一致的认同感。在现实社会中， “文化的认同感、整合能力是政治得以克服地理上的离心力并使其超越一般的政治组织成为一种可能。而文化安全与否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人们在国家和民族问题上形成高度一致的认同。只有这种认同，才能形成有效的整合能力。这种整合能力是一个国家兴盛所需要的凝聚力程度的表现，更是一个国家安全稳定的基石。”［1］在消费主义影响下，西方国家通常利用网络传播的话语权优势，通过营造国际流行的时尚和明星的消费示范等娱乐文化来宣传他们的生活方式、道德标准、宗教传统等，严重冲击和消解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同时，长期接受西方文化信息的人们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会逐渐受到影响，这在客观上弱化了我国国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当今中国，只要你稍加留意，不难发现一旦西方节日来临，媒体和网络都会不惜版面大肆炒作、极尽渲染之势。毋庸置疑，这种做法的确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甚至缓解了消费者的工作压力，为他们送来了欢声笑语。但是，受这种西方消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在对待本民族的文化传承中迷失了自我，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在消费社会似乎已无立足之地，显得无所适从。由于这种新的文化渗透方式极具隐蔽性和快捷性，所以一些人在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价值观的扭曲和错位。他们开始以 “怀疑的目光来抵制正统、以嘲弄的口吻来否定理想、以游戏的姿态来看待人生、以狂欢的方式来放纵自己”，［2］他们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的目标。这是极其危险的，它给当前我国的文化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隐患。消费主义的这种文化渗透方式，不但会削弱我国国民的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感，还会摧毁中国社会发展所需的精神力量和主体人格，因而消费领域的意识形态渗透问题不容忽视。

（三）以文化贸易为突破口大力推行文化输出战略，引起反向民族文化认同:文化贸易的发展为西方发达国家向我国输入文化产品提供了难得的 “机遇”，他们以跨国公司为前沿阵地，大力推行文化渗透战略，使其文化和价值观依附文化贸易的形式穿越国界渗透着尚未发展成熟的我国文化产业。大量反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在消费过程中，必将培养出西方文化风格的消费群体。同时，西方国家的物质生活标准方式将会伴随着我们国民的消费过程被系统地植入我们的文化之中，继而消解我们民族的文化。就像法国思想家担忧的那样， “通过电影，人们会逐渐熟悉美国的产品、美国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人们将会对自己的本土文化和传统失去尊敬”。［3］更为糟糕的是，进入我国的海外跨国文化公司，不但会改造其子公司所属员工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同时还会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进而导致我国国民生活方式的日渐 “西化”。因此，在消费主义的介入下， “意识形态成功地征服了消费者，并使人们对商品的消费活动成为认同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实践”。［4］无论我们是否承认，这种情况已经成为我们必须正确面对的严峻现实。一旦我们失去对本土文化的尊敬和认同，消费主义势必会诱使 “人们在审美情趣、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方面日益趋同，这些无疑都严重冲击了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5］这种反向民族文化认同问题将严重威胁我国的文化安全。

当前实现我国文化安全的现实路径

在消费主义影响下，我国文化安全状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而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找到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现实路径，无疑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当代重要议程。

（一）建立为主导的文化统一战线，确保核心价值安全:不管我们是否承认，文化的多元交融已经成为社会的现实状况，我们的社会成员每天都经历着主流思想和多元文化的交锋，他们徘徊在两者之间，经受着痛苦的思想挣扎。显然，仅仅依靠对外防范来是绝不可能实现文化安全的。在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如何坚持的领导权、如何用来化解各种价值观之间的紧张状态，成为问题的关键点。在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具体路径上，许多学者进行了有益的讨论，但归结起来，至少有一点是普遍共识，那就是必须坚持的话语权和领导权，建立以为主导的文化统一战线。当然，绝不可能是高高在上的空洞的领导者，必须要 “‘榨取’被领导的思想体系中一切不可辩驳的合理成分，使之融入到思想体系里面，变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的文化力量”。［6］也就是说，坚持在文化建设中的领导权不是要绝对地排斥其他文化，显然任何文化对抗都不可能长久实现文化安全。要使社会主义文化保持合理的弹性和张力，在 “解释外部条件的可观察到的变化时保持灵活的适应性和包容性……从而赢得成员的持续认同与忠诚”。［7］只有这样才能在推进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同时，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感召力，才能以优秀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 “回应、平衡西方政治价值体系的冲击”［8］，确保我国核心价值的安全。#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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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主义思潮；符号消费；消极影响

消费主义主要是指以追求和崇尚过度的物质占有或将消费作为人生重要目的价值观念和在这种价值观念支配下的行为。消费主义思潮的根源在于资本追求增值的天性，在消费主义所构建的符号世界里，人被编码成没有判断力的消费者，在过度消费的过程中，甚至出现了身份认同危机、价值认同危机和文化认同危机。可以说，消费主义思潮的本质是一种“虚假”的物质欲求，它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日益巨大的影响。

一、消费主义思潮对中国社会的消极影响

消费主义思潮对我国产生的消极影响，可以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个角度进行探讨。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呈现环境和生态危机

由于工业社会的现代生产模式，一定范围内导致环境和生态危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刚刚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过渡的中国，同样面临这一问题。王宁在其《消费社会学》一书中，从消费和生产的角度，精辟而全面地概括了消费享乐主义是如何给能源和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的：第一，消费享乐主义导致人们在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上竞相攀比，从而导致了抽象的需要能力的形成和不断提高，为日后“大量消费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消费享乐主义还引发了对时尚流行产品的追逐，人为地提高了产品的更新换代率，使得产品使用时间大大缩短，从而浪费了大量能源和资源。第三，消费享乐主义非常重视商品外观的美感和符号象征意义，这使得商品成本因过度包装而不断增加，造成大量资源浪费。［2］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物质的需要，但消费主义思潮这过度的物质诉求是以浪费大量资源和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的。

（二）消费群体间公平性缺失，社会危机显露

消费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消费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更多的是消费其符号价值。在这种虚荣的社会心理作用下，大众对名牌产品和高档产品的消费趋之若鹜。社会各阶层之间相互攀比，高收入者努力保持其领先的消费优势，不断引领新的消费潮流；而低收入者则拼命效仿富有阶层。［3］在这种消费观念的恶性循环下，引发的是拜金主义等不良风气。有的人为了在炫耀性消费中争得一席之位满足其消费欲望，不惜透支、负债甚至做违法犯罪的事。这样的生活方式无疑消减了人们对理性价值的追求，具体表现为社会公德心严重缺失：如三聚氰胺、地沟油和毒胶囊事件，这些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背后都是非法商贩们昧着良心干事，为了拼命赚钱，漠视法律，无视人民的健康和安全。

（三）消费主义思潮给人自身带来的困境

在消费主义社会，商品所创造的商品“符号价值”，使得消费不再纯然属于一种满足实际需要的自主，而是陷入各种欲望追赶之中的非自主。［4］事实上，消费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是人类健康自由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在消费主义的全面影响下，消费主体被异化成了“消费人”，消费主体被消费品的符号象征意义所控制。人们就变成了欲望消费—追求消费—欲望消费的“单向度”的人。［5］学者王岳川尖锐地指出：消费本身成为幸福生活的当代兑现，进而成为人们互相攀比、互相吹嘘的话语平台，从而丧失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丰满的社会存在关系，成为全面的商品拜物教的教徒。2008年上映，收视率颇高的电视剧《蜗居》，以贴近现实生活的眼光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神经，让我们意识到现实中的很多人已经陷入了一个怪圈：拼命赚钱——花钱（不够花）——还得拼命赚钱。在这个单调的却周而复始的生活怪圈里，人们变成了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温馨的亲情被忽视，甜蜜的爱情被丢掉，真挚的友情被遗忘。我们的社会生活被消费主义怪圈包围，原本充实而宁静的精神家园已经迷失在物欲横流的大潮下。

二、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理念和行为的对策

我们要克服消费主义思潮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就必须在批判地反思消费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可以从法律约束、伦理引导两个层面着手：

（一）国家应制定引导民众合理消费的政策

我国消费主义突出表现在，富有者引领时尚消费，在消费主义狂欢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空虚；一般消费者盲目追赶，生活压力大大增加。我国贫富差距较大，人们消费水平不一致，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引导并规范民众消费的消费行为。第一，税收上调节收入分配，高收入者多纳税，低收入者少纳税。经济收入水平是导致人们消费水平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只有逐渐缩小贫富差距，才能使富者减少奢侈性消费，同时提高其他民众的消费水平，从而减少社会冲突。第二，完善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体系，缩小贫富差距。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尚处于起步期，所以国家应该加大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发挥其缩小差距、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和实现共享发展成果的功能。第三、对高档、名牌等奢侈品征收消费税，调节分配不公.高档、名牌等奢侈品耗费社会资源更多，过度注重包装，所以应通过高额税收来限制人们对这些产品的消费。第四、通过立法严格限制一次性消费品的使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一次性消费品带来的方便背后，是大量资源的浪费和堆积如山的垃圾，这将给人类带来无穷的后患。所以在宣传引导公民少用一次性消费品的同时，还应通过法律法规来限制一次性消费品的生产和销售。

（二）社会应加强消费伦理道德观的教育

消费道德观的教育在形式上应该讲求多样化，在内容上讲求实效化，要与时俱进，具体而言主要包括：第一，开展传统勤俭节约消费观的教育。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耕地、水源、草场、矿藏等人均占有率比较低，所以勤俭节约的美德更是要大力提倡的。第二，进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消费观教育。科学可持续消费观的具体要求就是要做到，尽量减少无效消费、非理性消费，减少消费对资源的浪费、对环境的污染和对人身体健康的危害，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更好生活和发展的需要。第三，提倡休闲生活方式，提高精神生活水平。休闲主义生活方式是指在休闲的环境中以休闲的存在方式、休闲的精神状态从事各种休闲活动 ［6］在这种生活方式下，人们可以在不花费大量金钱、不使用大量能源和资源的情况下过高质量的生活。各种休闲文化活动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欢乐家园，为人们构建起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从而使人类的心灵有所安顿和皈依。（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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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2006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6410亿元，比上年增长13.7%。分城乡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51543亿元，增长14.3%；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24867亿元，增长12.6%。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64326亿元，增长13.7%；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10345亿元，增长16.4%；其他行业零售额1739亿元，增长2.3%。

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是消费扩大的主要原因，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7.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实际增长10.4%。城镇居民收入增长10.2%，农民收入增长11.9%，而GDP增长初步核算，比上年增长10.7%。此外，围绕着扩大消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完善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出台了更多政策，减少了城市居民的后顾之忧。在农村，则尝试建立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护进城农民的各种收益和权益，则促进了消费的快速增加。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不足30%，比发达国家要低20―30个百分点。如果城乡合算，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更要低出很多。

（二）城乡消费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城镇居民消费向发展和享受型转变，农民生存型消费模式特征依然明显

从恩格尔系数来看，城镇居民2004年37.7%，2005年36.7%，2006年35.8%，这一系数虽然与发达国家30％以下的水平仍有距离，但已经接近日本，其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居民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5％以下。此外，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排第二位占14.4%，其次是交通和通讯占11.7%，居住（指水电燃料及其它）占10.2%，衣着占8.4%，医疗保健占7.4%，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占5.7%。城镇居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交通通讯和教育文化娱乐比重的快速上升则显示了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良性变化。可以说，目前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已经实现了由温饱型向小康型的转变，开始进入发展和享受型消费阶段。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2004年47.2%，2005年45.5%，2006年为43%，但仍相对较高；从生存型消费项来看，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555.4元，其中食品、衣着和居住（同上）三项仍占很大比重，占65.78%，农村家庭设备及服务比重一直不高。

（三）城镇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倾向持续下降，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稳中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在大部分时间里表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更为明显，表明居民消费倾向对消费需求总量的影响正在不断增强。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下降，在城市居民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而农村居民消费倾向这几年出现稳中上升态势。

2005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0.7570，边际消费倾向为0.7101。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0.7851，边际消费倾向为1.1639。

二、当前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

（一）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在居民消费需求的决定中，个人可支配收入是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只能在既定的可支配收入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消费支出。1996年以来，除1999年城镇居民收入高于GDP增速外，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各年都低于GDP增速，而农民收入增长明显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十五”时期GDP年均增速为9.5%，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9.6%，而农民收入仅增长5.3%。

（二）升息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07年3月18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央行2007年3月29日公布的《2007年第1季度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综述》显示，我国居民投资基金和股票意愿已连续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在居民拥有最主要金融资产中，“基金”占比再次刷新了历史纪录。调查显示，尽管居民拥有最主要的金融资产仍为储蓄存款，但持这种看法的居民比例已连续三个季度下降，本季更降至59.4%，为调查以来的最低点。央行经调查认为，股市的财富效应导致储蓄存款向股市迁移，是造成居民储蓄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调查显示，在居民拥有最主要金融资产中，“股票”的占比上升了2个百分点，而相比之下，“基金”上涨速度更快。其占比从上季度的10%跃升至16.7%，分别比上季和去年同期提高6.7和12.7个百分点，同时，刷新了1999年开展问卷调查以来的历史纪录。

（三）买房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我国现行统计体系将居民购房支出归于住宅投资，计入投资统计项目，这也符合国际惯例。但是买房因素对消费的影响及对消费率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九五”时期我国居民消费率大体是47%左右，“十五”计划要求扩大消费渠道，提高消费水平，居民消费率指标要提高到50%左右，但实际呈逐年下降态势。与此同时，居民购置的商品住宅却大幅度上升，成为居民最大额消费支出，但在最终消费统计中没有体现。买房对消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买房对居民消费有明显的挤出效应，特别是房价的不断快速上升加剧了对居民消费的负面影响。有学者测算，居民用于购房的投资对GDP比例增加一个百分点，居民消费/GDP比例则下降0.28个百分点。从居民支出来说，买房占了收入的绝大部分。

二是自我积累型的购房方式加剧了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尚未买房的居民为购房存钱，已购房的居民由于购房的支出而减少别的消费。另一方面，房价不断攀升加剧了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房价更高意味着需要增加储蓄为将来买房做准备，从而更加压抑当前消费。

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居民购房支出仍将保持较快增长的趋势。

三、对策建议

（一）从制度上为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创造条件，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1．加快城市化，减少农民，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保持农民收入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

2．从制度上解决最低工资支付，以及拖欠工资等问题，保护职工的基本利益。严格执行《最低工资规定》中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的规定，以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兼顾劳动者全面发展为目标，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进一步完善企业工资支付和监管制度，包括欠薪举报制度、欠薪报告制度等。

3．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变资源分配不公，保证要素贡献与要素分配相符合的分配机制的正常运行，使这部分行业和劳动者的应有收益得到体现。

4．完善人力资本培育的合理制度，建立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稳定机制。（1）规范初次教育的平等机制，加大国家对初、中级教育的投资，保证所有新生劳动力都能接受平等有效的培育。（2）建立失业人员的人力资本转型和升级机制。

（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一是继续巩固“两个确保”，规范和完善城市“低保”工作，提高“低保”标准；二是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险参保率，完善不定期就业人员的参保办法，逐步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是完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制度，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四是妥善解决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养老和医疗保障问题。

（三）积极促进个人信用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鼓励消费信贷健康发展

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新的较长的上升周期的前端，这一轮周期是以住房、汽车等高价值消费品的需求扩张而带动的。国际经验表明，信用消费是这个经济发展阶段消费需求实现的主要形式。为此，需要发展信用消费予以支持，而加快建立和健全个人信用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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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R7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7）05-52-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intravenous infusion of gamma globulin in the treatment of neonatal pneumonia and its influence to immunologic function. Methods 62 cases of neonatal pneumonia cur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4 to June 2016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31 cases in each.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treatment，and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IVIG treatment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treatment for three days.Clinical symptoms and signs remission time，treatment effect，observation of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children with IgG，IgA，IgM，IL-6，TNF-α and T cell subsets distribution chang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table temperature，cough disappeared，rales，cyanosis remission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P

[Key words] Gamma globulin；Neonatal pneumonia；Immunologic function

新生儿肺炎是新生儿期最常见的急性呼吸系统疾病，多由细菌或病毒引起血管壁炎症进而导致肺损伤，严重者可并发心力衰竭、呼吸衰竭甚至死亡[1]。丙种球蛋白（IG）是人体最主要的免疫球蛋白，可起到改善免疫功能，促进抗感染的作用[2]。本研究旨在分析静脉滴注丙种球蛋白治疗新生儿肺炎的效果及对免疫功能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4年6月～2016年6月收治的62例新生儿肺炎患儿，入选标准：（1）患儿有上感接触病史；（2）出现发热、咳嗽、咳痰、缺氧、呛奶、喘憋，伴或不伴肺部湿音、鼻扇、三凹症等呼吸道感染症状和体征[3]；（3）胸片显示有点片状或斑片状影，伴或不伴肺气肿[4]。除外先天性心脏病、吸入性肺炎、湿肺及其他影响呼吸系统的疾病。将患儿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1例，观察组男17例，女14例；日龄8～22d，平均（11.8±3.7）d；体重2361～4075g，平均（3236±412）g；其中足月儿26例，早产儿5例。对照组男15例，女16例；日龄5～23d，平均（12.3±3.1）d；体重2079～3996g，平均（3301±395）g；其中足月儿24例，早产儿7例。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儿家属同意并签订知情同意书，且能服从治疗方案。

1.2 方法

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治疗，包括抗感染、保持适宜温湿度、呼吸道通畅、对症吸氧、提供足够的水及营养、改善脏器功能等措施。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静脉滴注丙种球蛋白（IVIG，山西康宝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S19994004）400mg/（kg・d）静脉滴注治疗，连续应用3d。

1.3 评价标准

1.3.1 临床症状及体征缓解时间 比较两组患儿发热、咳嗽、音、口唇发绀消失时间及住院时间。

1.3.2 临床效果判定[5-6] （1）显效：治疗结束后患儿精神及吃奶状况良好，体温正常，呼吸平稳，无咳嗽、咳痰及喘憋，无口吐泡沫及口唇发绀，听诊无湿音，胸片显示炎症完全吸收；（2）有效：治疗结束后患儿精神及吃奶尚可，咳嗽、气喘、口唇发绀缓解，体温尚不稳定，听诊湿音减少，胸片显示炎症部分吸收；（3）无效：治疗结束后患儿精神差，有呛奶，临床症状及体征无明显改善甚至加重。治疗总有效率为显效率、有效率之和。

1.3.3 免疫功能相关指标 患儿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后7d采集空腹静脉血各自分成两份，一份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全血CD4+、CD8+T淋巴细胞比例和CD4+/CD8+C比值，另一份离心取血清后采用单向免疫扩散法测定免疫球蛋白IgG、IgA、IgM水平，采用ELISA双抗体夹心法测定IL-6及TNF-α水平[7]。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运用SPSS18.0软件对所有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临床症状及体征缓解时间

接受治疗后，观察组患儿体温稳定、咳嗽消失、音消失、口唇发绀缓解及住院时间均较对照组显著缩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2 两组患儿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儿治疗总有效率100.00%显著高于对照组80.6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3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免疫球蛋白及炎症因子水平变化

对照组患儿治疗后IgG、IgA、IgM、IL-6及TNF-α水平较治疗前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治疗后IgG、IgA、IgM水平较治疗前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4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T细胞亚群分布变化

两组患儿治疗后CD4+、CD8+T淋巴细胞比例和CD4+/CD8+比值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新生儿肺炎主要是病原体在宫内或产时经血行或淋巴系统感染损伤肺部所导致的一种呼吸道感染性疾病[8]，以弥漫性毛细血管壁炎症及气促、吐沫、肺部音等不典型临床表现为主，具有发病急、病程短的特点，且易引起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导致感染性休克甚至死亡[9]。

新生儿肺炎的发生主要与新生儿期自身免疫调节机制不稳定、机体免疫功能暂时性缺陷，即体内炎性因子含量少、活性低，T淋巴细胞功能紊乱，B细胞抗体水平低导致易感性升高有关[10-11]。患儿T细胞及其亚群比例失调，CD4+/CD8+比值下降，细胞免疫功能紊乱，其中CD4+细胞比例降低，对免疫功能的正向推动作用降低[12]；CD8+细胞比例升高，导致抗体的合成、分泌及T细胞增生受到的抑制作用强化[13]。而细胞免疫功能紊乱直接影响体液免疫，导致IgG、IgA、IgM等免疫球蛋白的释放受到抑制。IVIG含有健康人群血清中所具有的各种抗体，具有被动免疫功能。其终末产物主要是多价特异性IgG抗体及少量IgM、IgA，可短期内迅速提高患儿内源性Ig水平，增强体液免疫，同时还可增强对外源性病原的吞噬功能，激活补体系统，发挥抗病毒、细菌等多种抗原的功能[14-15]。本研究表明，观察组患儿治疗后IgG、IgA、IgM水平较治疗前显著升高且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患儿治疗后CD4+、CD8+T淋巴胞比例和CD4+/CD8+C比值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且治疗后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表4 勺榛级治疗前后T细胞亚群分布变化（）

指标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后组内比较

t P

CD4+ 观察组 25.13±2.47 39.05±4.18 15.963

对照组 25.46±2.39 27.33±3.51 2.452

t 0.535 11.955

P >0.05

CD8+ 观察组 18.06±2.09 26.24±2.85 12.888

对照组 18.15±1.93 19.31±2.24 2.184

t 0.176 10.644

P >0.05

CD4+/CD8+ 观察组 1.21±0.27 1.63±0.39 4.930

对照组 1.23±0.22 1.37±0.31 2.051

t 0.320 2.906

P >0.05

IVIG还可抑制炎性介质释放及代偿性抗炎反应，从而延缓疾病进展，控制病情进一步恶化；还可直接抑制未成熟T细胞，使其处于未增殖状态，间接抑制炎性介质的产生。本研究表明，观察组患儿治疗后IL-6及TNF-α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患儿体温稳定、咳嗽消失、音消失、口唇发绀缓解及住院时间均较对照组显著缩短；治疗总有效率100.00%显著高于对照组80.65%。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示IVIG治疗新生儿肺炎可显著提高治疗效果，改善免疫功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徐利，杨征，何挺，等.静脉注射丙种球蛋白辅治婴幼儿重症肺炎的临床疗效及免疫功能观察[J].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2012，20（2）：25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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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4.02.004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Willingness of Consumers to Buy Brand Pork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REN Wan-jia1，WANG Kai2

（1.College of Finance，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95，China；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95，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Sichuan Province’s consumers， we mad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buy the brand fresh pork.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buy brand pork was affected by their education level， income level， marital status， level of knowledge of the brand pork and the information satisfaction of pork’s quality， different factors on consumers’willingness to buy brand pork was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we gave some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enhance consumers’willingness to buy brand pork and strengthened the pork brand building in Sichuan Province.

Key words： brand pork； purchasing intention；influencing factors

1 消费者购买意愿研究与假说

我国是猪肉消费大国，猪肉是我国城乡居民的主要动物性食品来源，占我国肉类消费总量的70%以上，在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中均占有较大比例。四川省是中国最大的猪肉产销基地，且生猪产业是四川省畜牧业的主导产业，也是特色优势产业，长期以来在四川省国民经济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品牌是消费者识别生鲜猪肉产品品质和特色的重要标识，创立生鲜猪肉品牌可以说是猪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需要，因为品牌猪有获得相对高价的优势。另外，品牌猪肉还具有较高的市场渗透能力。四川省猪肉市场上存在着众多的猪肉品牌，如高金、蜀西源、金忠、美好、光灿、有机雅南土黑猪、顺鑫园野猪肉、正荣有机猪肉等颇具高质量的品牌猪肉。但是，不少企业甚至一些大型企业对发展品牌缺乏长远规划与战略，一味追求销量而不注重品牌的发展，争创名牌的积极性不高。然而，一个好的品牌如果受到消费行为的引导，就会使自身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因素大体上可以分为：（1）消费者个体特征。从国内外学者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来看，一般都需要考虑的个体特征变量有消费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2）产品或服务线索。产品或服务线索具体又可分为内部线索和外部线索。内部线索指与产品或服务的使用价值紧密联系的属性，它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对产品属性的主观评价是影响购买意愿的重要因素。外部线索是与产品或服务自身无关的因素，如价格、信任、可靠性等。（3）购买情境因素。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会随着购买情境因素的变化而变化。（4）社会经济因素。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受到如家庭、社会群体、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根据前文理论的总结，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笔者拟通过以下4个方面影响因素的研究，验证其对于品牌猪肉的购买意愿是否有影响及其影响程度。

（1）消费者个体特征对品牌猪肉购买意愿的影响。个体特征包括消费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月收入5个方面。由此得出假说1（H1）：消费者的个体特征对消费者品牌猪肉购买意愿有影响。

（2）品牌猪肉认知程度对品牌猪肉购买意愿的影响。品牌猪肉的认知包括对猪肉品牌的了解以及对品牌猪肉营养价值、新鲜度、食用口味的产品属性认知评价。由此得出假说2（H2）：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认知程度影响品牌猪肉购买意愿。

（3）品牌猪肉质量安全认知程度对购买品牌猪肉意愿的影响。品牌猪肉质量安全认知包括猪肉质量安全关注程度以及分别对品牌猪肉质量和安全两个方面的认识。由此得出假说3（H3）：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对品牌猪肉质量安全的认知程度影响其购买品牌猪肉的意愿。

（4）信息满意度对购买品牌猪肉意愿的影响。本研究所涉及信息是指从市场上获取猪肉价格的信息以及猪肉质量安全信息。由此得出假说4（H4）：信息满意度对消费者购买品牌猪肉的意愿有影响。

2 调查数据说明与描述性分析

2.1 问卷调查数据说明

本研究的样本单位为个体消费者，研究区域为四川省，研究对象为年龄18周岁以上的城镇居民消费者。调查方法采用实地问卷调查，笔者前往农贸市场、超市等有猪肉销售的购物地附近随机选择市民，由笔者发放问卷，说明调查目的与问题设置后由被调查者亲自笔答后现场回收。

根据研究目标的设定，调查内容主要有：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认知程度，包括对猪肉品牌的了解以及对品牌猪肉营养价值、新鲜度、食用口味3个方面的认知评价；品牌猪肉质量安全认知状况，包括调查对象对猪肉质量安全的关注程度以及对品牌猪肉质量和安全程度的认识；被调查者对于可获取信息的满意度，包括对从市场上可获取猪肉价格信息、可获取猪肉质量安全信息的满意度。以上题目选项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衡量，各级分别表示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知道”、“同意”、“非常同意”。调查对象的个体特征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月收入等5个方面。消费者对品牌猪肉购买意愿，包括愿意与不愿意两个选项。

笔者于2013年1月发放问卷140份，去除无效答案及漏答等情况的问卷12份，最后总共回收有效问卷128份，回收率达91.4%。

2.2 调查数据描述性分析

2.2.1 样本个体特征分析 样本消费者的个体特征分析如表1所示，在样本消费者性别构成上，女性占样本总数的63.3%。在购买猪肉的角色群体中，一般女性是家庭购买食品的主体。在购物地附近随机拦截时，抽选到女性的可能性较大。从年龄分布来看，36岁到55岁年被调查者共占到样本总数的63.3%，超过了样本数的一半。被调查样本中具有专科文化水平者为最大受访者群体，占总人数的37.5%，其次是具有高中学历者，占样本总体比例的21.9%。绝大多数被调查者都已婚，占样本总体比例的88.3%。家庭是购买猪肉的主力军，一般都由家庭中成员前往市场购买食品。月收入为1 001元到3 000元的被调查者居多，加总数比例超过了样本总数的50%。

2.2.2 品牌猪肉购买意愿 如表2所示，大多数被调查者愿意购买品牌猪肉，消费者对品牌猪肉购买意愿较强烈。

2.2.3 品牌猪肉认知情况 从表3显示的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到，消费者对于品牌猪肉有一定的认知，但评价时整体得分不高。品牌猪肉的食用口味获得消费者的认知评价总体最高，对其新鲜度的评价得分最低。占总体样本比例达71.1%的被调查者对品牌猪肉的了解仍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在实地调查过程中，笔者接触到的很多消费者表示对品牌猪肉的了解很少，只知道或听说过一到两种品牌猪肉，并表示不知道从何处获得对品牌猪肉更多的了解。36.7%的被调查者认为品牌猪肉更有营养价值，23.5%的被调查者认为品牌猪肉并不比普通猪肉更富有营养价值。39.8%的被调查者表示不确定，笔者通过访谈了解到，这部分被调查者对品牌猪肉了解不深或者没有购买过品牌猪肉，因此评价分数不高。相对于新鲜程度来说，消费者对品牌猪肉食用口味的评价得分稍高。

2.2.4 品牌猪肉质量安全认知程度 对于样本消费者的品牌猪肉质量安全认知，36.7%的被调查者认为品牌猪肉质量好，是放心肉有安全保障。22.6%的被调查者不认为品牌猪肉质量好，19.5%的被调查者认为品牌猪肉并不是安全有保障的放心肉。另一方面，对于猪肉质量状况的关注程度能够影响到消费者对于品牌猪肉质量安全的认知判断。笔者在调查中发现，46.1%的被调查者表示十分关注猪肉质量状况，19.5%的样本消费者并不关注市场上的猪肉质量安全状况。虽然消费者对猪肉的质量安全状况是有所关注的，但是其对品牌猪肉的质量安全认知评价整体较低（表4）。

2.2.5 信息满意度 从表5中可以看出，被调查者对可以获取猪肉价格的信息满意度得分远高于对获取猪肉质量安全信息的满意程度。猪肉的质量安全信息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信息的传递也具有滞后性，不如价格信息反映的及时准确。

3 品牌猪肉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3.1 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在对调查所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等研究之前，首先对有关变量进行定义，如表6所示。本研究定义的因变量，即被解释变量为品牌猪肉购买意愿，0表示不愿意购买品牌猪肉，1表示愿意购买品牌猪肉。本调查假设对因变量可能有影响的变量分为4类14个变量。分别为：消费者个体特征，包括消费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月收入5个变量；品牌猪肉认知程度，包括对猪肉品牌的了解以及对品牌猪肉营养价值、新鲜度、食用口味的认知5个变量；品牌猪肉质量安全认知程度，包括猪肉质量安全关注程度以及分别对品牌猪肉质量和安全认知3个变量；信息满意程度，指对市场上获取猪肉价格信息以及质量安全信息2个变量。具体各变量定义见表6。

3.2 品牌猪肉购买意愿的回归模型分析

本研究考察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购买意愿，调查中设置愿意与不愿意两个选项，分别用1和0数值表示。将消费者品牌猪肉购买意愿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显然是研究0-1型变量，适合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因变量的取值范围在[0，1]范围内。

设y= 1的概率为P，要计算因变量为1的概率P：

P（yi=0|xi， β）=F（-X■■β）

在这样的定义下，我们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估计函数模型为：

Pt=Fα+■βjXij=1/1+exp-α+■βjXij+ei

式中，Pt表示消费者愿意购买品牌猪肉的概率；α表示回归截距；βj表示因素的回归系数；n表示影响概率的因素的个数；Xij是自变量，表示第j种影响因素；ei 表示随机扰动项。

根据上述的影响消费者品牌猪肉购买意愿的各种因素，建立消费者品牌猪肉购买意愿的实证模型：消费者品牌猪肉购买意愿= F（消费者个人特征，品牌猪肉认知程度，品牌猪肉质量安全认知程度，信息满意度）

在定义变量的基础上，本研究利用SPSS 17.0统计软件对消费者品牌猪肉购买意愿进行二元逻辑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得到购买意愿回归模型如表7所示。

表7的统计结果显示，对品牌猪肉购买意愿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品牌猪肉质量认知评价、猪肉质量安全信息满意度、受教育程度、品牌猪肉的新鲜度认知评价、月收入和婚姻状况。对影响消费者购买品牌猪肉意愿的各个假设因素做出如下分析。

（1）品牌猪肉质量安全认知程度中，品牌猪肉质量认知对于消费者购买品牌猪肉的意愿有显著的影响，此变量的系数为0.728，说明对于购买意愿来说起正向影响作用，对品牌猪肉质量的认知评价越高，消费者愿意购买品牌猪肉的概率就越大。由此也可以说明，一旦消费者认为品牌猪肉的质量不好，那么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购买意愿就会下降。不管消费者是否十分关注猪肉的质量安全状况，都会把质量作为考虑购买品牌猪肉时最关心的因素。

（2）信息满意度方面的影响因素中，消费者对于猪肉价格信息的满意度对品牌猪肉的购买意愿不具显著影响，在市场上价格信息的传递快速透明，消费者认为容易获取价格的信息，因而此项对购买意愿的影响不具显著性。猪肉质量安全方面信息是为大家密切关注的，而质量安全的信息很可能因为市场种种障碍而阻滞其传递，其滞后性与隐蔽性导致生产与消费的供应、检测、用后反馈等信息的不对称。近年来猪肉质量安全问题的频频曝光更让消费者认为及时获取质量安全信息是重要的，因而此项信息的满意度明显地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3）品牌猪肉的新鲜度认知显著影响了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购买意愿。此变量的系数为0.844，对于购买因素起正向影响作用。若消费者认为品牌猪肉新鲜度高，那么消费者会更愿意购买品牌猪肉。对于生鲜猪肉来讲，消费者对肉质的新鲜度十分敏感，较大程度地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而市场中的猪肉对于消费者来说依然处于经验品甚至信用品阶段，消费者只有购买后食用才能判断其品质，甚至食用后也不能轻易判断猪肉的好坏，猪肉的食用口味及营养价值也是只有通过购后食用来判断或者食用后也不能判断的属性，其科学判断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建立在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深入认知的基础上，而调查中显示出的普遍偏低的品牌猪肉认知不能帮助消费者建立判断基础，从而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了解程度、营养价值及食用口味的认知不能够显著地影响消费者对于品牌猪肉的购买意愿。

（4）反应个体特征的5个因素中，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月收入对所研究的购买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其中，文化程度越高的消费者，越追求健康消费和理性消费，对劣质猪肉及其危害的认识与了解越全面和深入，越倾向于购买品牌猪肉。消费者经济收入情况能够影响购买意愿的可能性，且为正向影响，与原假说一致，由此说明了经济收入、知识与追求食品高品质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符合经验预期。婚姻状况明显影响购买意愿，且呈正相关，已婚消费者更注重家人的健康与生活的品质，因而在购买选择中更慎重，更看重内在品质。性别因素不具统计显著性，可能的原因是现代家庭和消费观念的转变，使性别差异在家庭分工、信息接受度、价格感知和风险感知中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通常情况下，年龄因素一般能够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年轻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引导消费观念的更新，而老年人则大多消费谨慎，注重实效，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的消费观念和方式不同。而本研究所取样本大多集中在购买猪肉食品的中年消费者（36～55岁），这可能使得样本的大部分消费观念趋于相同，从而年龄对品牌猪肉购买意愿无显著性影响。

4 结论与建议

分析结果表明，消费者对品牌猪肉普遍表现出了较强的购买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态度，说明品牌猪肉市场前景好，拥有相当的潜在市场。进一步研究显示，品牌猪肉质量认知评价、猪肉质量安全信息满意度、消费者受教育程度、品牌猪肉的新鲜度认知评价、月收入和婚姻状况显著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购买意愿。

基于本研究的分析结论，笔者提出以下相关政策建议。

（1）企业应结合消费者的个人特征情况，通过广告、讲座、科普等多种形式，加强宣传、教育和培训，提高消费者的健康消费意识和猪肉质量安全基本知识水平，提高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认知水平；

（2）企业应采取多样化的营销策略，不断创新，采取更加积极、多样化的营销策略，从品牌的渠道、品牌的产品组合、品牌的促销和品牌的定价等方面寻找突破点；

（3）政府应严格品牌猪肉认证制度，严把品牌猪肉质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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