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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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0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2－06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但翻开中国的历史，写满了“天灾”、“饥荒”等字眼，千年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竟是一个“饥荒国度”。〔1〕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国以来粮食安全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部粮食安全思想变迁史。研究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内涵的演变特征，有助于总结其中对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做出重大贡献的思想成果，发现对粮食安全制度产生负面作用的思想因素，并为未来粮食安全发展提供启示。
一、粮食安全概念的发展
粮食安全思想中国自古便有，但粮食安全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1974年，fao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提出，粮食安全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2〕这一概念在1983年、1996年、2001年均得到修正。学者们对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一直非常关注，分析认为，其粮食安全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涵：第一，从对象上说，粮食安全是对“所有人”供给；第二，从数量上说，粮食安全供给的数量标准应当是“足够”；第三，从质量上说，粮食供给的质量应当是保障“健康”；第四，从时间范围上说，粮食的供给应当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体现为“在任何时候”；第五，国际粮食安全概念一直以来非常强调一个标准，即可获得标准和购买力标准，提出应当让所有人“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国际粮食安全概念偏重于关注贫困与饥饿问题，偏重于对第三世界国家和贫困人口的粮食获得，以及营养安全。近年来，随着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粮食安全中的质量问题。
国内对粮食安全概念的研究，经历了从对世界粮农组织的粮食安全概念介绍，到逐渐提出立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粮食安全概念，并对粮食安全内涵进一步丰富的发展过程。1983年，吴天锡在《世界粮食安全政策》一文中将世界粮农组织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引入中国。继而，中国农业科学院“世界粮食安全问题”课题组于1988年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粮食安全应当包括宏观安全和微观安全两个层面。微观安全即指个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粮食获得和营养安全；而宏观安全则是指从政治方面看，国家以财力保证和宏观干预政策，保证国民的粮食安全。课题组认为，粮食安全系统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划分为世界粮食安全大系统之下的国家和地区子系统，层层分解直到家庭和个人子系统；从粮食安全的环节看，可以划分为供需两个子系统，以及生产、储备、外贸、消费、收入分配、运销系统等。〔3〕1998年，朱泽提出中国粮食安全概念，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经济承受各种不测事件的能力。〔4〕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提出的“要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这一有关粮食安全体系的表述，2001年丁声俊分析认为，粮食安全的概念相当丰富，至少应包括任何需求者、任何需求时间、各个产地来源、各种所需粮食和食物、粮食和食物数量与质量以及购买力等六个方面的内容。而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应包括粮食生产能力持续、稳定增长的生产体系；确保粮食供应的市场贸易体系；健全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对粮食进出口、粮食储备等进行宏观调节；提供综合信息的粮食预警报体系；建立援助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5〕吴志华认为，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与其生存与健康相适应的足够食品，而对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进行动态、有效平衡的政治经济活动。〔6〕200
6年，高帆论述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的居民能够获得与其需求相适应的粮食。实现粮食安全是一个包括生产、流通和购买等因素在内的“多链条互动”的过程。〔7〕2009年，肖春阳指出，在粮食安全概念上，中国与世界粮农组织的概念内涵并不一致。他认为，世界粮食组织所说“food security”，直译为食物安全或食物保障，现在约定俗成译为粮食安全，实质是食物安全。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同于世界粮农组织食物安全的概念，应是就一个国家而言，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合理的粮食储备；供人们直接消费的人均粮食供应量（膳食能量供应量）；粮食生产按市场需求稳定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适量进口粮食；解决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8〕2010年，刘笑然论述认为，粮食安全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满足每个居民获取所需粮食及抵御突发事件的能力，具有地域、对象、数量、质量、卫生、价格和运送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现代粮食安全至少应该包括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流通安全和生态安全四层涵义。〔9〕
由上观之，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对于粮食安全的定义是基于“世界粮食安全观”的角度，从全世界的粮食安全状况出发，考虑世界上最落后国家、地区、民族、人口的贫穷与饥饿的实际情况，提出的粮食安全目标。而我国的粮食安全概念，一方面，它仍然指向“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起，也能买得到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但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国内研究的语境下，当我们提到粮食安全这一概念时，还应当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理解。从对既有的粮食安全概念的梳理，可以发现，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也是随着时展而不断丰富的。粮食生产、流通、储备、贸易这四个重要的内容在粮食安全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各个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国际形势的不同，粮食安全思想由单纯重视粮食生产，到重视粮食流通，再到强调粮食贸易，并发展成为注重粮食生产、流通、贸易的综合协调，其内涵表现出一种由封闭向开放演变的特征。 调粮食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充分有效地利用国内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能稳定地提高粮食的产量，持续地、较好地满足国内的主要需求。〔10〕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粮食生产是粮食稳定供给的基本前提。因此，在我国的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一直处于基础地位，是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
这一点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大改造，这段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而迅猛的发展阶段。中国在经过苦难的战争后，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并进行了大范围的经济重建，努力摆脱贫穷与落后，为我国初步进行工业方面的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中国经济政治和经济体制转变最剧烈的一个阶段。在这短短七年之间，中国从开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再到社会主义大改造，最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时期中国的剧烈转变和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都对当时中国的粮食安全情况以及形成粮食安全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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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段内容参阅：魏巍《陈云的粮食生产思想初探》（《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熊亮华《陈云对粮食问题的卓见》（《党史博采》1995年第11期）等文。在这个阶段，陈云负责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粮食安全思想。对于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陈云的代表观点是“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
在新中国成立时，面对东北1200万亩的粮田受灾，上海资本家大量储存布匹、粮食，哄抬物价扰乱市场，期望从中投机获利的情况，陈云不仅要为救助灾民而调拨积聚粮食，还要为稳定物价和市场而大量调拨布匹、粮食来保证上海物资供应。1950年4月13日中央会议上，陈云就粮食状况和财政状况进行了报告，提出：“应该预计到，经过十二年的战争，我国农田产量大幅降低，民间粮食的存储很少……帝国主义者以及逃亡在海岛上的一小群反动分子正在幸灾乐祸，他们梦想大陆上发生什么粮食危机。就让他们做梦去吧！华北、东北、河南、山东(除胶东区)等地已经普降春雨，我们麦收有望了。同时全中国农民正在进入
耕。那些幻想我们发生粮食危机而幸灾乐祸的人，注定会失望的。刚好相反，中国人民不但能战胜灾荒，而且会呈现出我们多年未有过的粮食丰收、粮价平稳的大好局面。”〔11〕陈云上面的讲话中包含了如下几点意思：第一，克服粮食危机，做好粮食供应，首要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第二，国家安危、政治斗争与粮食生产紧密相联。因此，他积极呼吁“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提醒全党更加重视和认真对待粮食生产。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召开，陈云在会上发表了《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的讲话。他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仍要大量进口粮食、棉花等许多农产品，虽然现在比以前有改善，但是，发展农业仍是头等大事。农业不发展，工业就很难发展。”〔12〕他提出了一些重要举措来增加粮食的产量：（一）完成；（二）预防水旱灾害，兴修水利；（三）提高粮食单产，发展化肥使用。①
而后同志提出的“以粮为纲”和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在全国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是对重视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1956年底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得到好转，以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已经较为完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无法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粮食生产上“以粮为纲”，是在1958年提出的,在这一口号提出之初，由于“”浮夸风盛行，同志误以为粮食形势大好，已经在考虑“粮食太多怎么办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精力可以放在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上面。在与薄一波的对话中，以“以粮为纲”这一口号，逼迫工业发展也拿出相应的口号，提出更高的工业发展指标。〔13〕这种过快过急全局冒进的发展道路，使得经济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以粮食总产量为纲的农业生产结构，也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1960年，饥荒发生，使本就出现问题的粮食安全状况雪上加霜。这时，中共中央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指出保证粮食生产不单是农业部门的责任，而且是各部门甚至全党、全民的共同责任。在“以粮为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等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安全的主要内容是粮食生产。
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体制显示出很大的弊端，党内开始了对包产到户的讨论，这实际上也是粮食安全思想中关于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即选择怎样的生产方式对发展粮食生产最为有利。在这场讨论中，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曾希圣、李富春等人都基于务实的立场，认为包产到户更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粮食生产积极性。但坚持认为，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是倒退，以政治标准来判断粮食生产方式的优劣。包产到户在改革开放之前最终未能被采用，但作为粮食生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农业生产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源泉。
尽管粮食流通、粮食贸易、粮食储备等思想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已经初步形成，但把粮食生产放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头等重要地位，是建国之初粮食安全思想的主要内涵。这一方面是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低点，粮食供给不足而需求不断增大，决定了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粮食需求以获得人们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保证国家内部稳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物质保障成为粮食安全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封闭的经济环境决定了粮食生产是粮食安全的主要内涵。1953年开始，我国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国家利用政权力量，采取层级化的科层制治粮结构， 科层是指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模式。科层制治粮结构,即指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治粮模式。这是高度集权的粮食安全保障结构。 见张睿《粮食安全保障机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8期。强制要求农民把他们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由国家来控制、调节全社会的粮食供应。市场流通的作用被国家计划取代。在这种封闭的粮食安全体系中，流通已经为国家所控制，因而在粮食安全思想中不占据重要位置。保障生产，提高粮食总产量为粮食安全的内涵所在。 流通体制改革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中的流通，是指通过流通环节确保粮食的稳定供应
，让人们在任何情况下、短时间内都能买得到、买得起所需要的粮食。 娄源功认为，粮食流通安全主要涉及粮食流通体制、价格体制、储备体系、进出口贸易政策、补贴制度和粮食市场体系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在本文中，粮食流通仅指粮食的国内市场流通，对粮食进出口贸易单独论述。见娄源功《中国粮食安全的宏观分析与比较研究》，《农村经济管理》2003年第3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突破。1982年，我国首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诞生，肯定了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体制。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有了自，在分配劳动成果过程中也打破了“大锅饭”，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14〕1979年到1984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大幅提升。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1979-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粮食统购政策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关于粮食安全内涵的讨论中，不仅强调粮食生产，更强调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众多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围绕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阐述观点，丰富了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
1978年以前，国家控制几乎全部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吴硕在《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的必要性和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一文中指出，当时的粮食安全存在粮食高产地区生产发展缓慢，国家粮食统购与统销不平衡，国家财政对粮食统销的价格补贴与年俱增、数字十分庞大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革粮食流通体制。〔15〕丁声俊在《对我国粮食流通战略转变的探讨》一文中论述到，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粮食流通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粮食总产量大幅上升，农民“卖粮难”、产粮省调出粮食难与国家“储粮难”、“调粮难”、“运粮难”的情况并存，究其根源，是由于粮食流通渠道不畅。他提出，对粮食的生产和流通管理，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根本方针。〔16〕1985年，吴硕再次发文论证粮食流通领域改革的必要性，提出取消统购统销的时机已经成熟，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应当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农业生产者面向市场需求，靠国家计划指导和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粮食生产的数量、品种和质量，提高经济效益。〔17〕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逐渐减弱了对价格的控制，渐渐地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的作用。〔18〕在粮食流通领域，关于双轨制的讨论十分热烈。1993年，陈锡文指出，我国粮食的“双轨制”是历来就有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粮食由市场定价的部分相对来讲可以忽略。〔19〕王德文、黄季?j则认为，双轨制是从1978开始正式形成的，并总结了我国粮食双轨制的形成过程：第一阶段是双轨制的形成，第二阶段是利用双轨制来发展我国粮食市场，第三阶段是改革双轨制。他们还指出我国双轨制是渐进性发展的，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而且具有可逆性。 〔20〕对于“双轨制”的具体路径选择，唐仁建提出通过保量放价来实施，卢迈、谢杨则提出通过保量保价来解决这个问题。〔21〕
对于双轨制的效果，学界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一种看法是，双轨制难以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其理由是，我国粮食产品的价格主要是由政府制定，政府决定了粮食的定购价格和数量，并且粮食的定购价格往往在由市场决定的价格之下，因此，粮农的行为主要受粮食的市场价影响，其供给行为也往往取决于市场，而粮农售给国家的部分，则具有税收的性质。另一种观点是，双轨制会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金和辉认为，定购价格可以引导市场供给，同时，订购价格也通过影响粮农预期而调整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22〕高小蒙等人给出的观点是，由于当时我国还处于非完全的市场经济，市场和计划都会对粮农行为产生影响。但是，只有当粮农的粮食产量充足且国家制定的定购数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市场的作用才会大于计划。〔23〕
1998年，政府先后颁布了《粮食收购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等六个配套文件来推动新一轮“粮改”，力图将粮食生产和流通放置于市场中去。2004年，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意见》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文件，决定在这一年全面开放粮食购销市场，稳定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双轨制”改革开始到1998年的“三项政策，一项改革”，
再到2004年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适当运用国际粮食市场调节国内粮食供需、粮食部门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分开运行、粮食风险基金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配合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学者们在这些政策制定前后进行了激烈讨论，为我国政府制定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步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总结，丰富了粮食安全的思想内容。尽管对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些政策选择存在不同意见，但学者们的主流意见认为，粮食流通由计划向市场，由封闭向开放的发展趋势不可改变。
四、强调贸易安全的粮食安全思想
新中国自建国以后就开始参与世界粮食贸易体系。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粮食进出口根据国内粮食产量丰欠不同，出现净进口与净出口局面的变化，但由于我国粮食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自给率，并且粮食国际贸易都由国家直接控制，粮食贸易还不足以威胁国内粮食安全状况。贸易安全成为粮食安全思想重要内容，发端于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的发表。
1995年，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虽然中外学者们多认为布朗的研究方法导致他得出2030年以后世界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养活中国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学者们也清醒认识到，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内粮食市场的发育，国内外粮食价格的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中国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坚持粮食自给自足的粮食安全观已经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必须遵守对wto的承诺，逐渐取消保护农产品的各种非关税措施，实现粮食流通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粮食贸易不再是国家牢牢掌控在手的调控器，而成为了新的粮食安全风险因素。〔24〕粮食思想中，对粮食贸易的讨论逐渐成为重要内容。 布朗提出的2030年后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国内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林毅夫在其《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一书中，基于对科技与政策的关系的理论分析提出，只要选择执行正确的政策，在21世纪，中国完全有能力达到粮食基本自给的目标，具体可以通过选择科研优先顺序，优化科研资源配置，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来保障粮食供给。①朱希刚从数据测算上提出，中国2010年粮食缺口为0?27亿吨，2020年仅为0?25亿吨，中国的粮食进口不到世界粮食总贸易量的1／10，不会导致世界性的粮食危机。〔25〕黄季?j则认为，城市化、市场化和收入增长将成为中国粮食需求增长的根本动因，而技术创新将会给中国粮食增长带来持续动力。〔26〕胡岳岷直接对布朗的观点进行否定，认为由于消费习惯的地域差别，即使中国人均收入上升了，也不可能达到美国人对肉、牛奶、禽蛋的消费标准，从而使布朗所认为的中国扩大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将超过世界粮食生产能力的预测，不攻自破。另外，胡岳岷认为布朗夸大了人口对我国粮食供给所形成的挑战，认为中国人口到2030年未必像布朗预测的那样会达到16亿。在供给方面，胡岳岷认为，虽然我国存在大量的农田和灌溉用水被转作非农业利用以及存在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但总体来说，布朗的结论过于耸人听闻。〔27〕另外，朱泽、蔡承智、陈阜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未来粮食贸易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持乐观态度，驳斥了布朗的“中国不能养活中国人”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学者们都认为粮食安全是应当随时警醒的问题，必须给予长期重视，并从各方面做出持续的努力。
其次，对是否应该大量进口粮食进行了讨论。吕新业、蔡承智、陈阜、林毅夫、田野等学者认为，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大量地进口粮食。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进口规模的扩大，将会损害国际粮食供给状况，对粮价造成很大影响，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且，鉴于粮食在外交历史中常被粮食出口大国作为政治武器使用，因此，中国粮食必须保证一定的自给率，完全依赖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家和世界粮食安全来说，都是不可取的。也有学者，如柯炳生、朱希刚等支持扩大进口，认为中国不应该排斥粮食的大量进口，利用粮食国际贸易来实现国内供应的稳定的风险极低，粮食进口有利于中国粮食安全。
第三，关于粮食贸易中对粮食产业的保护的讨论。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完全排斥粮食国际贸易是不可能的。粮食贸易已经不在于是否参与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的问题，以及在粮食贸易中，如何保
本国粮食产业的问题。对于我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学者们根据各种测量方法，提出过很多观点。但总的来说，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粮食外贸依存度不应该超过15%这一红色警戒线，5%—10%是理想区间。〔28〕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讨论了在粮食国际贸易的冲击下，如何保护国内粮食产业。粮食贸易成为粮食安全思想中一个重要内涵，并且在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结语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入世以后中国逐步加入经济全球化，我国粮食安全思想也逐渐从单纯强调生产安全，到重视流通安全，到特别重视粮食贸易安全。发展到今天，当谈及粮食安全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单纯指生产安全或者流通安全，或者贸易安全，更多的是考虑一个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体系，包括粮食的生产与流通、粮食贸易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粮食安全思想内涵也逐渐丰富，体现出由封闭到开放的特征，是从单一的生产安全，走向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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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陈云正是把粮食问题，即广大人民群众的吃的问题，看作是人类得以生存，并从事一切“创造历史”的活动而予以高度重视的。他在谈到粮食问题时，阐述了这样一些重要观点。
1、粮食问题是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中心问题。1955年2月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关于粮食工作的讲话时指出：“粮食问题已成为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中心问题，粮食是农民的命根子，粮食紧张了，各种工作就一定紧张，同农民的关系也就必然紧张。”①在1957年7、8月间关于合理调整粮食供销矛盾的讲话中，他又指出“粮食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②
众所周知，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而陈云把在土地上生产粮食也提到农民命根子的高度，这就指出了粮食问题在农民生活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③，陈云的这些论述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粮食生产是任何其他物质生产所不能替代的，是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中的重中之重。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粮食生产，要把它摆在全党和全国工作大局中来思考和谋划。同时，在具体工作中，要处理好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关系，尤其要处理好和种粮农民之间的关系，始终保护好种粮农民的积极性。
2、粮食是其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的基础。陈云在1960年11月24日、25日、29日谈到《工业要拿出一些力量支援农业》的讲话时强调：“根本问题是粮食。粮多，其他农产品才能多起来，轻工业品也就多了，吃穿用就可以松动些了。”④“稳定粮田在大粮食观点中，仍是一个要点。”⑤
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吃饭、穿衣是每一个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而吃、穿的基础在农业，在种植业和养殖业。其中，粮食生产又是第一位的。因此，在农村各业中，粮食生产无疑是基础，是根本，只有把这个基础产业抓紧抓好了，并确保粮田的稳中有增，确保粮食总产的稳定增长，这样农村其他各个产业的发展才有牢靠的根基。
3、粮价稳定，物价才能稳定。陈云于1951年6月13日在给黄克诚、王首道并中南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粮价稳定是物价稳定的关键》一封电报中，针对建国初期粮食供应偏紧的状况，指出：“粮价稳定是一切稳定的关键，此关一破，有全局难收之险。”⑥他在1957年7、8月关于《合理调整粮食供销矛盾》的讲话中，又指出：“粮食毕竟是一个重要的东西，是保证物价稳定绝不可少的东西。物价稳定靠什么？头一个就是粮价稳定，第二个是有衣服穿。吃饭、穿衣这两样稳定了，老百姓就说物价稳定了。如果粮食价格不能稳定，粮食发生动摇，那么整个物价就动摇了；如果粮食动摇了，整个五年计划建设就会动摇。所以，粮食是稳定物价最重要的一种物资，是经济建设中必不可少的物资，没有粮食就不能建设。”⑦
陈云在论述物价稳定和粮价稳定的关系时，把粮价稳定问题放在基础环节，认为如粮价不稳，“此关一破，有全局难收之险。”把粮食价格的稳不稳，提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来考察，这是陈云的高明之处。在计划经济年代，只要抓住了吃饭穿衣这两件大事，就可以说是抓住了牛鼻子，大的乱子就不会出。即使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吃饭穿衣问题依然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在这件事情上发生问题，就会影响全局，就会影响人心安定和社会稳定，其最终结果也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陈云的这个论述，提醒我们一定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不管国民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我们都不能放松粮食生产。在粮食问题上，任何忽视和轻视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极其有害的、错误的。
4、“我是忙吃饭穿衣这一事情的”。陈云在1957年9月11日《探索农业增产的有效途径》一文中深情地说：“对农业生产这件事情，我是比较有兴趣的，因为这是吃饭穿衣问题。同志们知道我是管这一套的，哪里没有粮食、棉花，我就要管。解放后八年来我忙什么呢？主要就是忙吃饭穿衣这个事情。”⑧陈云在这里说得多么坦诚和动情，他是把粮食和农业生产看得很重很重的，“哪里没有粮食、棉花，我就要管”，这充分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一种对人民事业和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民生、民本思想。
二、对粮食问题始终要保持清醒认识
1955年5月下旬，陈云在苏州调查时曾同该市主要负责同志作了三次谈话，其别讲到：“粮食问题的紧张情况在15年到20年内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因为粮食增产赶不上需要的增长。所以，在20年内我们的工作是离不开粮食问题的。农村的一切工作，不论是生产、互助合作、党的建设都要围绕粮食这一中心环节来进行。谁想带着一副白手套企图不沾染粮食问题而去进行农村各项工作，谁就要犯严重的错误。”⑨
这一段论述重点包涵三点意思：
1、相当一个时期，粮食的紧张状况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陈云曾指出，在农业生产方面，我国不是苏联、美国型的国家，他们地多人少，而我们是地少人多，除去内蒙古、新疆、、青海以外，全国人口的94%，只占有全国40%的土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农业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化肥使用量不高，加上洪涝灾害较为严重等因素，因此尽管解放后，我们极大地解放了农村劳动生产力，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有了很大进步和提高，但从总体上看粮食供应始终是偏紧的、不宽裕的。就是在现阶段，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特别是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我国的粮食总产有了很大提高，但从我国人多地少、科学种田水平不高这个实际状况出发，我们仍然不能轻言粮食生产已经过关。陈云判断的“粮食的紧张状况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仍然没有过时。
2、党的建设要围绕粮食这一中心环节来进行。在计划经济年代，这是毋庸置疑的，全党办农业、全党抓粮食始终是党的中心工作之一。那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有何必要强调党的建设要围绕粮食这一中心环节来进行？答案也是肯定的。这自然不是要党的各级组织都去抓农业和粮食问题，而是强调各级党组织都要关心、了解农业生产、粮食生产的大势，都要十分注意这个关系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关系到人的生存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粮食生产问题。可以说，这样的要求和提醒是十分必要的。
3、农村工作者如果不关心粮食问题，就要犯错误。农村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粮食生产是涉及全局的、基础的、根本的。如前所述，一旦粮食紧张或紧缺，就关系到人民的生存安全和国家安全。因此，粮食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是重中之重。作为一个农村工作者，即农村各级干部，没有任何理由不关心、不重视粮食生产和粮食问题。即使并不直接分管和从事农业和粮食生产方面的工作，所有农村干部都不能不去关心它、重视它。这就是陈云强调的基于粮食问题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如果农村工作者对它漠然视之，则就要犯严重错误。
4、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挑战，粮食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初期，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我国徘徊多年的粮食产量实现了新的突破，即全国粮食总产从1978年的3000亿公斤，到1984年就跨上了4000亿公斤这个台阶，商品粮从500亿公斤增加到1000亿公斤，商品率从20%提高到30%以上。这说明只要制定和实施符合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措施，粮食生产是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这些年来粮食生产受到了市场化和价值规律的挑战。国家和地方制定的有关经济政策及其经济行为，又将农民从种植粮食引向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引向发展工副业和多种经营；农民在比较低的合同收购价格导向下，种植粮食的积极性有所下降。这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和九十年代几次出现粮食总产徘徊不前的状况。正如陈云所预料的，“相当一个时期粮食的紧张状况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粮食生产尽管是基础产业，但它又是效益不高的产业，所以种植粮食的政策和扶持力度稍显不足，或基本粮田保护不当，农民就会给我们上课，上粮食产量波动的课，这方面的教训是我们要永远记取的。
三、抓紧粮食生产的基本思路
陈云关于粮食问题的一系列论述，为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实事求是、有所作为的原则，指导当前和今后的我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方针。
1、要统一对粮食问题的认识。目前，我国农村的基本状况是：劳动者数量偏多，素质较差，急需提高；传统工具、传统技术和现代工具，少数比较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并存；耕地面积乃至粮田面积仍在减少，农业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等，由此反映在粮食生产上往往会出现周期性的波动。所有这一切，都提示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形势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们是一个大国，有13亿人口，决定了粮食必须要依靠自己解决，一旦粮食紧缺，要想依赖进口，则是很不现实的。我们要始终牢记陈云关于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粮食是关键的思想，牢记“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思想，在粮食安全这一事关人民生活安全、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决不能掉以轻心。为此，我们必须要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方针，决不能因为农村形势的好转，而忽视了对农业、尤其是对粮食生产的政策扶持和物质投入。此外，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要继续妥善处理好发展农业和发展工业及其他各业的关系；在农业内部处理好发展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关系，要把抓好粮食生产，始终放到整个农村工作的全局中加以决策。
2、要落实粮食增产措施。陈云对如何实现粮食增产有一系列论述，从中可以发现他对这个问题研究得很细、很实，讲得很具体、很透彻。这为我们讲科学、讲实效提供了范例，也为我们提供了如何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很好的方法。用什么办法增产粮食呢？陈云在1957年9月11日《探索农业增产的有效途径》一文中作了详细论述。陈云指出：“第一个想到的是养猪积肥，即养猪积粪，积粪肥田，肥田增产，增产又可以增加饲料。第二是水的问题。认为这个问题不是短时期内能够见效的。第三个是开荒。中国荒地开始说有5亿亩，后来说有12亿亩，到现在落实的只有8亿亩，其中能开的有4亿亩，还有4亿亩还不好开。所以增产粮食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化学，一条是水利。”⑩陈云谈到的上述一些问题，例如：开垦荒地问题，水利建设问题，增加化肥供应量问题等，就我国大多数省区来说，至今仍然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尤其是农村工作部门要花大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3、要采取的若干扶持政策。根据党中央关于“必须全力促进农业生产不停滞不滑坡”的指示精神和陈云有关粮食问题的论述，当前在农业和粮食生产工作中：一是要采取措施增加农业投入。国内外的经验证明，要实现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现代化，保持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不较大幅度地增加农业投入，不明显改善农业的物质基础，是难以达到的。特别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决非当年投入就能够奏效。为此，国家应逐步提高农业和粮食生产投入的比重，同时也要把农用工业发展提到重要位置，进一步提高农机、农化工业的发展水平。二是要切实加强农业科技工作。要重视提高粮食产量的研究，又要注重提高粮食品质的研究。例如，如何提高育种、植保、排灌等技术水平；要从研究产中，延伸到产前、产后、深度加工和增产增值等各个方面；要从单项研究转向科研、开发、生产和销售等各个环节，从而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结合。此外，还要关心农业科技队伍建设。对现有的农科人员，要采取请进来、送出去，短期和长期相结合的办法，进行业务培训，更新知识，使之进一步提高业务水平，安心做好本职工作。三是要确保基本粮田面积。近些年，随着各省区市乃至乡镇工业开发区的大规模建设，耕地面积呈逐年下降趋势，全国基本粮田面积的保护已刻不容缓。中央要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耕地和粮田面积的下滑，制止耕地利用方面的浪费现象。并通过有计划地开垦荒地和围海造田，使可耕地面积能逐年有所增加。四是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直接补贴力度。农业和粮食生产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政府必须加大补贴力度。近年来，国家对粮食生产实行了直接补贴，受到广大种粮农民的欢迎。这项利农惠农政策应当继续执行。今后重点是要提高对规模化商品粮生产专业大户的补贴标准，同时这种补贴应坚持直接补给种粮农民，以提高粮食的产出率和商品率。五是要动员各行各业、城市各个部门都来关心农业，关心粮食生产，营造全党重视、全社会关心的良好氛围，用实际行动，贯彻落实陈云有关农业和粮食问题的指示，确保我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增长。
注释：
①②⑥《陈云文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587、186、257页。
篇3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土地“三权分置”是改革开放后继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两权分离”后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为我国从粗放使用生产要素的传统农业向高效、现代农业转变提供了根本性的土地制度保障。同时，也为我国深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供给条件，符合资源市场化配置对要素流动性的诉求。以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土地制度变革，直接关系到“三农”问题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农地流转的“非粮化”，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当前，众多学者致力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并已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本文拟从我国农地流转“非粮化”以及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的角度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就当前条件下如何丰富农地流转“非粮化”以及粮食安全的内涵提出几点个人看法。
关于农地流转“非粮化”问题
从研究时序上看，“非粮化”这一表述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末，2008年之后研究文献提及“非粮化”的频率开始增加。近年来，农地流转“非粮化”研究进入高发期，对农地流转“非粮化”的程度和发展态势界定也从“现象”逐渐变化为“倾向”、“趋势”。
农地流转“非粮化”的现状。现有文献研究中通常使用“粮作比”、“非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非粮食作物种植的流转耕地面积占流转农地面积的比例”、“种粮大户占种植大户比例”等指标描述农地“非粮化”水平。例如，冯远香、刘光远（2013）使用“粮作比”衡量新疆“非粮化”程度，指出新疆1978～2011年间在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出现双降①。何蒲明、全磊（2014）使用“非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来描述土地“非粮化”程度，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有关数据计算，1978～2012年我国非粮化比例由19.7%上升至31.9%②。但更多的学者使用“非粮食作物种植的流转耕地面积占流转农地面积的比例”对众多省份和地区的“非粮化”程度进行了分析，涉及的省份和地区既包括如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南等在内的粮食主产区省份，也涉及浙江这样的粮食主销区省份，还包括甘肃、陕西、新疆等这样的粮食产销大体平衡的省份和地区。
农地流转“非粮化”的影响因素及成因。导致农地流转“非粮化”的根本性原因是种粮的比较效益低下。土地流转费用过高导致的土地成本上涨、农业机械及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农业机械作业费和化肥费上涨、高昂的农业雇工费用是造成种粮比较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粮食生产成本上升问题，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地区和城市周边地区的农地流转中，以及有工商资本参与的农户对企业、种养殖大户、协会等流转对象的流转案例中。在收入方面，农产品内部价格体系不合理是种粮比较效益低的重要成因③。另外，农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健全、地方政府高效农业和产业发展的政策取向、中央政府粮食补贴力度不足及制度设计偏差、粮食生产基础设施缺失、农业保险发展不成熟、工商资本下乡等也是导致农地流转“非粮化”的重要因素。
农地流转“非粮化”问题的解决对策。消除种粮比较经济效益过低是解决“非粮化”问题的关键。政府可通过建立耕地低成本流转机制、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监管、提高粮食生产公共服务水平等方式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同时，还应该健全完善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格政策，补贴城市低收入者以保证粮农收入。
政府的粮食补贴和投入是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多数学者都建议政府应将粮食补贴从普惠式向重点扶持式的支农惠农政策转型；提高对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的补贴水平，对种粮大户按照粮食生产规模化程度进行阶梯式奖励和补贴；应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制定和完善针对农地流转“非粮化”的法律法规、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学者们提出应细化耕地利用类型，对耕地流转的农业用途做明确的划分；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增加“粮田必须种粮”的规定；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外部性经济补偿制度。另外，优化粮食生产空间布局、强化粮食金融信贷和保险体系、加大粮食安全舆论引导力量、慎重引进工商企业大规模流转土地等措施也应引起关注。
关于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问题
农地流转尤其是农地流转的“非粮化”对粮食安全带来的影响是目前研究最为关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粮食安全在农地流转综合目标体系中的地位。虽然早期农户主导型农地流转是少量的、缓慢的，但随着“运动”式的“中国圈地”快速升级，农地流转规模迅速增加，其影响变得日益复杂而深远。在这一过程中，农地流转被赋予了多重功能，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土地配置效率、促进农民增收、保障粮食安全、保障农地可持续利用及生态功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二、三产业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等都成为了农地流转的功能性目标。如何对众多既统一又矛盾的目标进行排序和选择，已有的研究并不统一。
保障粮食安全是农地流转的第一道红线，土地集体所有性质、农地农用、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不应因农地流转而改变。但面对多重目标体系，多数学者表现出选择侧重的差别。茅于轼（2008）指出，保护耕地政策直接导致房地产价格飙升，延缓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认为我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④。茅于轼的研究引发了国内学界的“耕地红线”之争。主流观点支持设立耕地红线政策，对茅于轼持批评态度。茅于轼的支持者则认为，一方面，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及国际关系中占据日益突出的地位，我国具备较强抵御粮食贸易讹诈的能力；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粮化配置的机会收益不断提高，必须考虑土地粮化配置的效率。安耕（2011）认为，在快速工业化背景下，我国粮食自给率下降是合理性的⑤。王文龙、万颖（2012）认为，政府的土地垄断与农地非农利用严格控制是不合理性的，固定耕地红线的看法是不科学的⑥。笔者认为，上述学者“打破18亿亩耕地红线神话”内核是基于对我国粮食安全形势过于乐观的判断，并带有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及农地流转多重目标选择的非农倾斜。
农地流转对粮食产能和农业绩效的影响。学界关于我国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产生的影响评价褒贬不一。虽然我国农地流转意味着土地资源的有效流动，优化配置了的土地资源可以促进粮食产量提升和农民收入增加，实现了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促进了粮食安全，具有明显的积极效应。农地流转的积极影响可具体反映在使农业规模经营扩大、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业结构优化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多个方面⑦。但农地流转导致的“非粮化”让人担忧。乐观的看法认为，虽然土地流转非粮化的规模较大、发展速度较快，这个趋势需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目前的土地流转“非粮化”尚未对粮食安全构成实质性影响⑧。悲观的看法认为，目前的土地“非粮化”倾向严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威胁粮食安全，当务之急是避免其进一步蔓延⑨。
学界往往将“粮食数量安全”作为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最重要的影响指标进行考察，从土地生产效率、劳动生产效率、单位粮食产量、粮食总产等方面考察农地流转对粮食产能的影响。陈海磊等（2014）提出，由于生产率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入土地，在农地从低效率农户转向高效率农户的过程中土地生产效率提高⑩。姚洋（2000）将这一农地流转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归纳为在劳动力市场存在缺陷的前提下的“土地流转的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同时还提出“交易收益效应”，并从农地制度与资源配置的关系角度将这两种效应定性为正向资源配置效应。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现实中农地流转后土地生产效率很难出现明显变化，甚至会有所降低。俞海等（2003）指出，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促进农地土壤的长期肥力改善。贺振华（2003）认为只有在土地流转后增加新的生产要素或原有的生产要素发生了质的提高的前提下，土地的流转才是有效率的。
粮食安全与农地流转二者关系的统筹。很多专家学者就农地流转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与措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曾福生（2015）建议保障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粮食安全应从全局角度统筹考虑，国家应加强对农地流转过程中粮食安全保障的顶层设计与规划，构建“农地流转―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现代农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完整保障粮食安全的链条，应对农田使用权人和经营主体进行分类管理，应进一步明确基本农田分区规划和管制，实施跨区域经济利益补偿，从长期内保障粮食安全可持续。戚焦耳、郭贯成、陈永生（2015）提出，在推进农地流转过程中，应加大政府对农业生产的中介服务体系的投入和对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提高粮食生产技术和规模效应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结论
应强化粮食安全和农民权益在农地流转综合目标体系中的首要地位。目前，农地流转被赋予了多重功能。我们可以以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集约利用倒逼经济产业转型，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合理的农村土地制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长期形成的工业偏斜政策、城市发展偏斜政策已经造成了弱势的“三农”格局，在未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程中，必须坚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首先考虑“三农”问题的原则，土地是农民安身立本的根本，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和家庭财富，同时，农地种粮是国家粮保障食安全的基础，土地经济性当然重要，但其社会性、政治性等其他价值也同样重要。
应丰富全面保障粮食安全内涵下的农地流转问题的研究。目前学界在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中主要集中于对粮食数量安全的影响分析，没有在全面粮食安全内涵视角下考虑这一课题。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如何破解我国粮食“高产出、高进口、高储备、高调运、高消耗”的“五高”并存？“南粮北运”是否低碳可持续？如何实现粮食“绿色增产”？等等问题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学界应更加关注关于农地流转对粮食质量安全、粮食流通安全、粮食生态安全、粮食空间安全等方面影响的理论研究。
应建立粮食生产供给侧成本概念，保持粮食安全谨慎态度。反对“非粮化”问题严重化的学者主要基于两点判断，第一，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不低，“非粮化”没有内在动因。第二，我国目前已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的经济性要求减少国内粮食产量或者通过进口粮食，适当降低粮食自给率。但在粮食生产成本研究中学者主要计算直接物质费用，对间接费用考虑较少。蒋和平提出目前“北粮南运”的粮食物流成本占粮食销售价格的20%～30%，但在已有文献的成本核算中没有考虑。另外，粮食成本除生产成本外，还应考虑财政成本、生态成本，应建立粮食生产供给侧成本概念。我国虽然连年粮食高产出，在城镇化加速过程中，居民膳食结构变化及需求刚性存在的背景下，不宜轻下“粮食安全能够保障”的定论。
应丰富完善农地流转“非粮化”的内涵。现有文献对农地流转“非粮化”的概念理解简单化，将之数量化的方法缺乏科学性，基于以上，学界很难对“非粮化”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构词法上看，农地流转“非粮化”是指在农地流转背景下，出现的原有粮食生产性质（状态）向非粮食生产性质（状态）的转变，这种性质或状态包含种植，但应不仅限于种植，而是涵盖粮食生产的全过程及其保障体系，即种植、配管、收获、收购、仓储、加工、交易等环节及配套的科技、金融、财税、政策、法规等在内的体系的性质和状态。使用“粮作比”或者“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农地播种面积的比例”等无法全面衡量“非粮化”程度。“非粮化”涵义亟待丰富，以使之立体化、系统化，应是未来相关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作者为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粮食主产区农地流转非粮化问题及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BJY108）
【注释】
①冯远香，刘光远：“新疆农地流转与种植结构变化分析―基于区域粮食供给安全视角下”，《农村经济与科技》，2013年第2期，第30～32页。
②何蒲明，全磊：“对当前耕地‘非粮化’现象的分析―基于粮食安全的视角”，《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年第11期，第73～76页。
③易小燕，陈印军，王勇，李倩倩：“耕地流转需谨防过度‘非粮化’”，《农村工作通讯》，2011年第8期，第21～23页。
④茅于轼：“不要被粮食危机所误导”，《农村金融研究》，2008年第9期，第76页。
⑤安耕：“耕地红线之争的三点启示”，《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33～35页。
⑥王文龙，万颖：“中国刘易斯拐点和耕地红线的判断与三农治理新思维”，《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年第5期，第290～294页。
⑦冯炳英：“农村土地流转的绩效和发展对策”，《农业经济》，2004年第4期，第24～25页。
⑧陈卫群：“土地流转制度下的粮食安全”，《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⑨管叔琪：“土地流转‘非粮化’危及粮食安全”，《安徽农学通报》，2009年第1期，第12～13页。
⑩陈海磊，史清华，顾海英：“农户土地流转是有效率的吗？―以山西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14年第7期，第61～72页。
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第54～66页。
俞海，黄季j：“地权稳定性、土地流转与农地资源持续利用”，《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第82～91页。
贺振华：“农村土地流转的效率现实与理论”，《农业经济导刊》，2003年第6期，第38～42页。
篇4
一、 粮食安全内涵及其演变
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世界粮食产量和粮食储备都有所增加，但饥饿仍然存在。在这种国际和社会背景之下，粮食安全的概念也在不断地进行完善，粮食安全的概念不仅仅只着眼于粮食的供给，还要注意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不同层次的人群获得食物的能力。1981年，FAO将粮食安全定义为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有物质和经济的能力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粮食。[1]1983年2月，FAO在粮食国际首脑会议上把粮食安全的概念定义为：粮食安全的最终目的是保证所有人随时都能买得到且能买得起能够维持生活的基本食物。[2]根据这一定义，粮食安全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粮食产量足够数量；二是粮食供给相当稳定；三是对粮食有需求的所有人都有获取粮食的能力。只有同时满足这三个方面，才实现了真正的粮食安全。与旧的概念相比，粮食安全的内涵更加丰富，目标也更加明确，内涵中明确了粮食安全的三个维度。仍然有不足之处，内涵中只表达了通过市场交易获取粮食来实现粮食安全，没有包括其他实现粮食安全的途径。1986年世界银行提出粮食安全的定义，即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足够的食物来维持有活力的健康的生活。粮食安全的两个重要维度粮食供给（Supply）和粮食获取（Access）。[3]
《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宣言》（2009）（以下简称《罗马宣言》（2009）对粮食安全的概念做了重新的阐述，“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物质、社会和经济手段获得充足、安全和营养食物，满足其过上积极、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和饮食偏好。”[4]粮食安全的四个维度是“可供应量”、“获取渠道”、“充分利用”和“稳定供应”。FAO同时提出营养是粮食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2010：应对持续危机中的粮食不安全问题》中对粮食安全的概念与《罗马宣言》（2009）类似。《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2011：国际粮价波动对各国经济及粮食安全的影响》重点关注国际粮价波动对各国经济及粮食安全的影响。《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 2012：经济增长是加速减轻贫困及营养不良问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提出了饥饿指数的概念。
《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2013：粮食安全的多元维度》根据《罗马宣言》（2009）中粮食安全的定义，粮食安全的四个维度可分别为：粮食的可供量、粮食获取的经济和物质手段、粮食的利用以及一段时间内的稳定性（脆弱性和冲击），并且明确了每个维度都有自己的具体指标。
二、 粮食安全多维度衡量及其指标体系
《2009年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宣言》中指出“粮食安全系指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物质、社会和经济手段获得充足、安全和营养食物，满足其对过上积极、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和膳食偏好。”[5]从这一定义中可以总结出粮食安全的四个维度，粮食可供量、粮食获取的经济和物质手段、粮食利用以及一段时间内的稳定性。
（一）粮食供给
粮食的可供量在粮食安全中起着突出作用。向特定人口供应充足的食物是确保人们获取充足食物的一项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粮食的供给来源于三个部分，一是当年的本国的粮食生产量，二是以前年度的粮食储备，三是净进口。但无论来源于哪一部分，粮食生产量是粮食供给的最主要的来源。就某一国或地区而言，粮食总生产量特别是人均粮食生产量能够衡量其粮食生产情况进而决定了该国粮食安全水平。
但由于粮食构成的复杂性和各类粮食作物提供热量的不同，单纯用粮食供给的数量来衡量粮食安全程度还不够准确，而应考虑到不同粮食作物热量提供能力的不同。为此，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了一个膳食热能供应量（DES）指标来衡量粮食安全程度。一般认为，每人每天的膳食热能供应量超过2200大卡，则处于粮食安全水平之上；1800至2200大卡处于轻度粮食不安全中；1600至1800大卡处于中度粮食不安全中；不足1600大卡处于极端粮食不安全中。与此类似，还可以计算人均蛋白质的供应量。粮食进口也是粮食供给的一个重要来源。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在互惠互利的原则下日益紧密，但毕竟国家间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有时还会起冲突。因此确保一定程度的粮食自给是保证一国粮食安全的前提。所以粮食自给率或粮食外贸依存度是衡量国家层面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而言，粮食自给率越高，一国的粮食安全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由此可见，基于粮食安全的粮食供给维度，主要的衡量指标有粮食产量的平均值、粮食产量结构、人均粮食供给量、人均膳食热能供应量、人均蛋白质供应量、粮食自给率等。
（二）粮食获取
粮食供给是粮食安全的必要条件，粮食获取则是粮食安全的充分条件之一。粮食获取的途径有两个方面，一是指通过市场交易购买粮食，另一种是通过自行生产来获取粮食。但是自给自足的途径实际上与粮食供给是同一个维度的，所以在本文论述的粮食获取主要是指市场交易获取粮食的途径。
在粮食供给充足的情况下，是否能够获取足够的粮食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获取粮食的经济手段，二是获取粮食的物质手段。经济手段主要取决于可支配收入和粮食价格。两者决定的是人们的购买力。收入越高，粮价越低，人们的购买力就越高，粮食获取能力越强，粮食安全越有保障。就一个国家整体来看，在获取粮食的经济手段方面取得进展可以通过贫困率的下降来反映。粮食获取的经济手段还体现在社会支持措施的提供和获取上。这些社会支持措施的提供情况和能否被人们获取将直接决定部分贫困人口的粮食安全。
粮食获取的另一决定因素是物质手段，它决定了粮食能否顺利从生产地流通到粮食购买者手中。粮食获取的物质手段包括各类基础设施，比如港口、道路、铁路、通信和粮食储存设施等，此外还包括能够促进粮食市场运作的其他设施，比如交易所、粮贸市场等。综上所述，基于粮食安全的粮食获取维度，衡量指标主要有人均可支配收入、粮食价格及交通、通信、存储、交易等的基础设施情况。
（三）粮食利用
粮食利用也是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维度。因为粮食供给和粮食获取方面的提高并不一定带来粮食利用方面的改善，只有获取的粮食被充分利用了才能满足人们对营养的需求和食物的喜好。
粮食利用也可分为两个不同的方面，第一方面反映的是粮食能否被充分利用的影响因素，体现在一些决定因素或投入指标上，这些指标反映的是食物质量以及食物的加工制作情况和健康卫生条件，决定着现有食物的有效利用程度。粮食利用还受食物处理、烹制和储存方式的影响。良好的健康状况是人体有效吸收养分的前提条件，而卫生洁净的食物有助于人体健康。良好水源和良好卫生设施的获取也是粮食利用充分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洁净饮用水的获取对于烹制洁净、 健康的食物和保持人体健康都至关重要。由此可见，粮食利用维度主要的衡量指标有洁净良好的水源、健康卫生设施条件、食物处理烹制和储存方式以及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等。
（四）粮食稳定性
粮食安全的稳定性或脆弱性也是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维度，指的是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将会加重粮食不安全的风险。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包括自然灾害、战争与冲突、疾病、经济危机、粮食价格波动等。[6]这个维度与前三个维度的联系非常的密切，即不确定因素冲击了粮食供给，粮食获取和粮食利用进而导致了粮食不安全风险。可以用风险暴露和风险程度两类指标来衡量粮食安全的脆弱性。衡量风险暴露的指标包括灌溉面积所占比例、粮食进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以及世界银行提供的政局不稳指标等，灌溉面积所占比例和政局不稳指标可用于衡量干旱等自然灾害冲击以及其他人为因素冲击可能带来的粮食供给风险，粮食进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可用于衡量外汇储备是否足以支付粮食进口费用。第二类指标能反映直接影响粮食安全的风险或冲击，如粮食价格、产量和供应量的波动等。实际上粮食安全的稳定性归结起来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粮食供应稳定性和粮食价格稳定性。综上所述，衡量粮食安全脆弱性这一维度的指标主要有灌溉面积所占比例、政局不稳定指标、粮食进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粮食进口依存度、粮食价格波动、粮食供给波动等。
三、 粮食安全的结果
粮食安全的结果是能够反映出粮食安全程度的一些事后指标，粮食安全结果可以从获取和利用两方面来研究。
（一）粮食获取的结果
粮食获取的结果即人们得到的粮食数量的情况，人们获取的粮食是否满足了其生活需要，这与前文讲的粮食获取影响因素显然不同。就一个国家而言，可以用食物不足发生率来衡量整个国家人们的粮食获取情况，食物不足发生率就是食物不足人口所占的比重。食物不足指至少持续一年的、难以获取充足食物的状态，表现为食物摄入量不足，无法满足膳食能量需求，“饥饿”与长期食物不足同义。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食物不足发生率低于5%，即为低度粮食不安全；食物不足发生率在5%～9%之间，为中度粮食不安全；在10%～19%之间为较严重粮食不安全；在20%～34%之间为严重粮食不安全；大于等于35%为极度严重粮食不安全或粮食不安全达到警戒水平。粮食不足发生率是指粮食不足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与食物不足发生率一致，也是粮食获取结果的衡量指标。此外，粮食短缺程度以及贫困人口粮食支出所占比例等也可以衡量粮食获取的结果。由此可见，基于粮食获取结果维度，重要的衡量指标包括食物不足发生率、粮食不足发生率、粮食短缺程度、贫困人口粮食支出比例等。
（二）粮食利用的结果
粮食利用的结果反映在一系列人体测量学指标上，主要是一些反映营养健康状况的指标。一个人的营养状况是由他的养分摄入量和养分需求量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体消化、吸收和利用养分的能力造成的生理状况，是粮食利用结果的重要体现。人们的营养状况良好说明粮食供应充足、粮食获取和利用的效果好，粮食安全程度高；反之则认为粮食安全程度低。营养不足发生率指一个国家营养不足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反映的是国家层面人们总体的粮食利用情况。营养不足是由食物不足、吸收不良或重复感染传染病导致的养分利用率不高造成，表现为特定年龄段体重较轻或身高较低（发育迟缓）、特定身高下体重较轻（消瘦）和维生素及矿物质缺乏等。消瘦是短期食物摄入不足、疾病或者感染造成的结果，而发育迟缓则往往是长时间食物摄入不足、重复出现感染或者重复出现营养不足造成的。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依据五岁以下儿童的营养状况指标能够有效估算出整个人口的营养状况。相关指标包括五岁以下儿童消瘦比例、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比例、五岁以下儿童消瘦比例、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比例、五岁以下儿童低体重比例以及五岁以下儿童贫血比例等。通过对不同时期营养状况指标的对比还可以测度突发性粮食不安全问题。[8]但是，营养状况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粮食安全状况，因为这类指标的变化可能并不一定是由于粮食不足引起的，很可能是由各种疾病导致的。此外，还可用成人低体重比例、孕妇贫血比例、维生素A缺乏症发生率等指标来反映粮食利用效果。由此可见，粮食利用的结果维度的衡量指标主要包括营养不足发生率以及其他反应营养健康状况的人体测量学指标，特别是五岁以下儿童的相关指标，比如发育迟缓、消瘦等。
目前，国际上常用的一个衡量国家或地区层面粮食安全程度的指标是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编制的全球饥饿指数。该指数综合了粮食安全获取和利用维度两方面的衡量指标，分别是营养不足发生率（PUN）、五岁以下儿童中体重过轻者比重（CUW）、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CM）。全球饥饿指数是这三项指数的平均值，计算公式为：
GHI=PUN+CUW+CM3
该指数的计算只包括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由于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克服了饥饿，因此没有包括在内。该指数以100分计，分数越高表示粮食不安全程度越严重。小于4.9代表较低程度粮食不安全；在5～9.9之间表示中度粮食不安全；在10～19.9之间表示严重粮食不安全；在20～29.9之间表示粮食不安全程度达到警戒水平；超过30表明情况极度危机。需要指出的是，该指数的计算采用了均等加权平均的方法，这是一种最常用的方法，但并不是唯一方法。而该指数的局限性就在于，在指数计算的时候并没有一个确定权重或选择合成函数的被广泛认可的方法。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粮食安全可以分为粮食供给、粮食获取、粮食利用和粮食安全稳定性四个维度，其中粮食获取和粮食利用两个维度既有决定因素又有结果。四个维度之间既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又有各自的独立性。比如较高粮食可供给量意味着较低的食物不足发生率，单并不必然如此，因为食物不足发生率衡量的是粮食获取的结果，而粮食获取的影响因素很多，而粮食供给只是粮食获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同样粮食供给和粮食获取方面的改善，也并不意味着粮食利用方面的改善，前两者只是粮食利用改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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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1-0050-02
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莱斯特・布朗博士提出了“由谁养活中国”的问题，根据他的预测，中国到2030年人口达到16亿高峰的时候，需进口粮食2亿～4亿t，超过世界粮食的贸易量，届时中国不仅自己挨饿，还将使世界挨饿[1]。这个观点的出现，导致了中国的粮食问题备受世界关注，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把这项工作摆在突出的位置。我国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中指出我国目前的粮食安全形势总体是好的，但粮食安全的基础仍然比较脆弱，粮食的供需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保障粮食安全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2]。作物栽培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农业科学，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作物栽培与耕作技术的进步都是粮食持续增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学习好作物栽培学，更好地发挥作物栽培学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方面的作用显得非常重要，本论文将从这一个角度进行论述。
一、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依然突出
1.我国人口多，需求量大，只能依靠本国解决自己的粮食安全问题。由于我国的人口众多，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的粮食，这些粮食只能通过本国来解决，世界粮食市场供给无法有效满足我国的粮食消费[3-4]。稻谷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占粮食作物的近60%，消费量每年为1.85亿吨左右，而国际市场大米贸易总量也就是0.3亿吨左右，仅占我国大米消费量的15%左右，通过国际市场调剂的空间十分有限。小麦也是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种粮食作物，我国每年的消费量大约是1.1亿吨左右，而国际市场小麦贸易量为1亿吨左右，每年把世界上全部流通领域的小麦都运送到中国来，也不足以满足我国的需求。而且，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也是一直存在的，若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无法自己解决，必将给世界粮食问题带来巨大的动荡。
2.粮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政治色彩较浓。“粮食武器”已成为部分国家企图控制我国的重要手段。基于“谁来养活中国人”的悲观预期，个别国家欲把“粮食武器”作为控制我国的战略选择。我国与国际市场挂钩较强的大豆产业，在前期优质低价大豆的冲击下，我国的大豆产业急剧萎缩，也带来了我国油料作物和食用油的价格急剧上涨，必将影响我国的国内稳定。因此，粮食供给必须坚持立足国内、实现基本自给的方针，不但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也是争取有利国际环境的重要保障。
3.土地和水资源的有限性，资源退化加剧了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对粮食生产产生“挤出效应”，城镇化加快推进，建设用地不断蚕食耕地面积，对本不稳固的粮食安全体系提出新的挑战[5]。我国多年来的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模式，加上有机肥的施用普遍较少，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变得更加贫瘠和脆弱，粮食的丰歉受其影响而变得更不可预测。
4.种粮比较效益偏低，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近年来，由于化肥、农药、农用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和人工成本上升，农民种粮成本大幅增加，农业比较效益持续下降。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逐步增多，粮食主产区一半以上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种粮效益明显偏低，如何增加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难度逐步加大。
5.我国粮食的需求仍然保持刚性增长。我国粮食需求结构主要包括口粮需求、饲料粮需求和工业粮需求等。虽然我国一直在进行计划生育工作，我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变得比较缓慢，但我国今后一段时间之内，随着人口的缓慢增加以及消费结构的升级，口粮消费总量、饲料粮总量以及工业粮总量需求继续增长。
二、作物栽培学教学内容的改革
1.作物高产超高产栽培技术兼顾作物品质的提高是讲授的思路。由于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持续存在，因此如何提高作物的产量仍然是我国的首要问题。因此作物栽培学研究和讲授主要作物高产超高产栽培技术的原理和方法仍然是作物栽培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要重点讲述如下内容：（1）作物产量、品质形成的生理生化机制以及生态规律和高产、优质同步的调控途径。（2）主要农作物高产、超高产机理与技术。（3）限制条件下的作物抗逆增产综合技术。
2.集约条件下的栽培技术仍然是授课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作物合理的间作或套种，发展多熟栽培体系，提高复种指数，更有效地利用土地以及光、温等资源，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产出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集约化、现代化耕作制度，这些集约栽培技术也需要继续研究和传承下去。主要讲述如下内容：（1）提高复种指数，挖掘作物复合群体高产再高产的潜力的途径。（2）农作物间套复种群体的优化设计原理及增产途径。（3）不同地区不同复种方式下的作物协调增产综合技术[6]。
3.作物肥水的合理利用以及环境资源保护技术是授课内容之重点。我国长期以来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模式，化肥的大量使用，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变得更加脆弱，农田中的养分平衡失衡，农业生产对环境资源的污染加剧，如何利用合理的栽培技术措施来缓解和改善这些问题也是栽培学的内容之一。主要讲述如下内容：（1）农作物持续高产与维护土壤肥力关系的研究；（2）长期轮作和连作对作物产量、土壤结构和理化性状及作物病虫害发生规律的中长期定位观察；（3）高量化肥、农药使用对土壤资源环境的影响和调控；（4）简化耕作栽培技术的方法及其保土、节水效益研究。
4.农机化配套栽培技术将成为未来的栽培业振兴的源泉。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转出，土地规模化的逐步形成以及新型家庭农场的逐步建立，农业机械化将成为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主要讲述如下内容：（1）小型的为主、以效益为先的小型农机具配套轻简栽培技术[7-8]。（2）作物机械化育苗移栽高产配套技术。育苗移栽技术是水稻等作物的传统栽培措施之一，具有较多的优点，如何用机械化来发挥其优势也是重要的内容之一。
参考文献：
[1]http：//（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D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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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曹卫星.作物栽培学总论[M].科学出版社，2006：1-20.
[7]秦海生，贾宝军，高冰.农机化成为推动农民增收新亮点[J].农机科技推广，2013，（3）：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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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
一、粮食安全的内涵
（一）国际性粮食安全概念的表述与界定。粮食安全作为国际性概念正式提出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涵和外延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出现了以下三种不同的表述与界定：
1、1974年11月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提出粮食安全是指：“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粮食”。
2、198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根据世界粮食的新情况，将上述定义进行了修改，确定为：“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能够买得到也能够买得起他们所需的基本食物”。
3、1996年11月在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对粮食安全内涵作了新的表述：“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求及食物爱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
以上三个不同的表述，表达了在不同时代人们对粮食安全由低到高的不同要求，说明粮食安全作为国际性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总的来说，我们应从以下两个角度来理解粮食安全的概念：
角度一：国家粮食安全－家庭粮食安全－营养安全。粮食安全是一个包括“国家粮食安全”、“家庭粮食安全”、“营养安全”三个层次的完整概念，这三个层次既紧密相连，又呈递次发展。其中，家庭粮食安全是一国粮食安全的基础，同时也是粮食安全的基本目标；营养安全是粮食安全的最高层次，是一国粮食安全的最高追求目标；作为宏观层次的国家粮食安全，则是最基础、最重要的概念，是家庭粮食安全、个人营养安全的保证。在粮食安全的三个层面中，“国家粮食安全”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根据我国国情必须从国家粮食安全概念出发，把握我国的粮食安全。
角度二：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生态安全。现代粮食安全的概念可包含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三层。即在保障充足的食物供给和分配数量的同时，还要求营养全面、结构合理、卫生健康，食物的生产和获取要建立在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可持续性利用的基础上。
从数量上看，要保障粮食的供求平衡，这是粮食安全第一个层次的要求。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粮食供求的平衡不再局限于一国国内，只要有足够的购买能力，各国可以通过世界市场来平衡本国国内的供求余缺。但其基本前提是世界粮食的供求必须达到基本平衡。只有这样，全世界粮食数量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从质量上看，食物质量安全已经成为全球的主要焦点，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各国开始越来越关注产品的质量和营养的搭配。植物性农产品存在的农药、重金属、化肥污染，及动物性农产品存在的抗生素、激素残留，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性等等，这些都是目前食品卫生中非常突出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在未来较长时间内，质量安全将继续接受挑战。
从生态安全上看，工业化过程中生态环境的受损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无法避免的，目前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生态环境都在逐步恶化，主要表现在：水土的流失及水资源短缺；耕地退化及沙漠化；外来入侵生物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濒危物种的逐年增多。这些变化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系统，削弱了食物安全的生物学基础，迫使我们减少了粮食耕地面积，由此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
（二）国际性粮食安全概念与我国粮食安全概念的区别。我国粮食安全的概念和国际性粮食安全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均有重大差别。首先，“粮食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本身就是这项工作的追求目标。无论是世界粮农组织的概念还是粮食首脑会议的概念，都是从全世界的角度出发，考虑世界上最落后国家、最落后地区、最落后民族的贫穷与饥饿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一个追求目标。这与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十七大”以后我国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国情不同，也与我们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奋斗目标不符；其次，这一概念的外延是限定于口粮范围内的安全，没有包括养殖业、工业及其他国民经济正常发展所需用粮的安全。从“十七大”报告的表述来看，我国的粮食安全与“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相联系，与“增强做好‘三农’工作的紧迫感”相联系。进一步讲，就是与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相联系，与建立和谐社会相联系，粮食安全是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国粮食安全的概念还应包括养殖业、工业及其他国民经济正常发展所需的用粮安全，才符合“十七大”的战略精神。
二、影响湖南省粮食安全的因素
（一）人口因素
1、人口持续增长可能导致粮食缺口。目前，湖南省粮食产大于需。湖南省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84亩，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湖南又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之一，粮食产量约占全国粮食产量的6%。近年来，湖南积极探索稳定农业和粮食生产的长效机制，在粮食播种面积下滑的情况下，全省粮食总产量连年稳定增产，2009年粮食总产量突破600亿斤大关，比上年增长3.5%。但是，持续的人口增长使得全省粮食安全出现了隐患。截至2009年末，湖南省户籍总人口为6，900.20万人，比上年净增55万人，年增长率为0.8%。按照这一速度增长，到2030年全省人口将达到8，055.2万人，以人均粮食占有量400公斤为标准，2030年全省粮食需求总量是3，222，080万公斤。而粮食单产不会无限增长，以2009年为标准计算，那么到2030年全省粮食需求总量将会出现222.08万吨的缺口，从而威胁到全省粮食安全。
2、粮农的生产积极性不高不利于全省粮食安全。粮农的生产积极性不高一方面是由于种粮收益低从而不能从中得到足够劳动价值补偿而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粮农的种粮意识不够，大多数粮农都停留在种粮只为满足自己一家人的粮食需求这样一个认识阶段，没有把它当作一项产业来做，也没有把它提升到一个地区、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来重视。
（二）土地因素
1、耕地面积日益减少。据统计，近年来湖南省全省耕地面积呈逐年减少的趋势。2000年全省有耕地面积5，889.8万亩，2007年下降到仅有5，681.4万亩，8年内耕地面积共减少208.4万亩，全省人均耕地也由2000年的0.90亩下降到0.83亩；并且随着人口的增长以及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这一趋势还会加剧。这主要是由于城镇规划建设占用地、地方乱占滥用耕地、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以及自然灾害，如山洪、泥石流等对稻田的严重损毁以致无法复原等原因造成的。虽然粮食单产可以随着科技进步不断提高，但这种增长是有上限的。换句话说，每亩粮食产量提高的速率，远远不能平抑种粮耕地面积不断萎缩这个大趋势，因此全省粮食安全不得不令人担忧。
2、土壤质量逐年下降。除了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之外，耕地质量也在逐年下降。湖南省农业厅土肥站对土壤监测结果显示：全省土壤有效有机质和速效钾含量呈下降趋势，尤其是旱地下降幅度大。目前，湖南省耕地平均有机质含量只有3.07%，远低于发达国家3.5%～4%的水平。按有机质丰缺指标分类，全省有19.1%的耕地土壤有机质缺乏。高产田比重下降，中、低产田比重上升。1997年高、中、低产田分别占34.37%、36.86%和28.77%，目前全省高产田仅占耕地总量的33.4%，有些市区更严重，如岳阳。据岳阳市初步统计，全市约有26.4%的耕地养分失衡，25.9%的农田灌溉水源受到污染，高产田所占比例从1997年的34.4%下降到目前的27%。
（三）技术因素。据湖南省农业厅调查显示：目前乡镇农技站两大问题尤为突出。一是缺乏年轻的高素质专业农业人才，全省乡镇农技站人员中有中级职称的不到总人数的一半，且年龄老化，50岁以上的人占了1/3之多，不少农技站十多年来都没有调进新的专业人员；二是“空巢”现象严重，服务功能严重弱化。这主要是由于农技人员待遇低，一多半农技人员经费没有保障，有的几年没有发工资，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有1/3离岗外出谋生。有的地方把乡镇农技站全部撤销，种子公司、农科所这些单位改制后都推向了市场，农业事业单位改为社会化经营单位，技术推广得不到保障。由此导致全省粮食生产的科学化、专业化、信息化与机械化程度不高，这些势必从根本上影响到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最终将成为粮食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四）生态因素。环境污染和自然灾害的生态因素也是影响湖南省粮食安全的一大因素。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工业“三废”和农药中有害物质等对耕地的污染越来越严重，再加上长期以来重耕轻养和自然灾害频发等原因，使得耕地土壤养分分配失调，土壤结构破坏严重，地力大大下降。据统计，全省每年大约有58.6万hm2耕地受到工业“三废”、酸雨和化学品污染；大约1.7亿吨表土被地表径流带走，折合损失有机质高达248万吨，损失N、P、K等养料192万吨。目前，全省大约有59.1%的土壤缺P，22．9%的土壤缺K，78%的土壤缺Zn，70%的土壤生产力水平低于2级。耕地污染的直接后果就是单位面积粮食产量降低，粮食残毒含量升高，这样不仅从量上影响到全省的粮食安全，并且从质上影响到全省的粮食营养安全。
三、确保湖南省粮食安全的对策
（一）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强化国家粮食安全意识。目前，要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关键是要贯彻落实好中央［2004］1号文件精神及相配套的各项政策措施。一是要增加种粮补贴金额，改进补贴方式，将按种植面积补贴、按休耕补贴、环境保护补贴等多种方法结合使用，确保种粮农民真正得到实惠。二是加强对农用生产资料的调控，逐步降低农药、化肥等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提高粮食的比较效益。三是在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实惠；要建立科学、规范、统一的粮食收购保护价政策，对粮食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使农民减产年不减收，丰产年大增收，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同时，要在粮农中展开有关国家粮食安全的教育，让粮农意识到种粮不仅是为了个人创收，更高级的目标是为了国家的粮食安全，若没有国家的粮食安全，部分低收入家庭的粮食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更无从追求所有社会成员的营养安全。
（二）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是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目前，全省的农村年轻劳动力80%～90%选择外出打工，务农的基本上是中老年人，劳动力文化程度很低。为提高劳动者素质，我们可以通过在农闲时开办夜校，搞讲座、出板报、看电视、听广播等多种形式，以增加农民的农业科技知识，提高文化水平。另外，政府应重视对新一代青年农民的培养，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形式，把政治素质好、有闯劲、有干劲、有创新意识的青年农民送出去培训学习，以提高素质。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农村教育体系，加大农村教育资金投入，统筹安排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三）依靠科技和投入，提高粮食产量和产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从根本上确保粮食安全，还得靠科技与投入。要使农业技术真正的进村入户，对农民的粮食生产实现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服务；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目前湖南省高产田仅占耕地总量的33.4%，因此对中低产田进行改良势在必行，这就需要以生物技术为主导，结合工程等综合技术，研究应用沼渣还田、机械深施化肥和增施有机肥等技术，增加中低产田粮食产能。
（四）加强耕地开发和管理，切实保护耕地。保护现有耕地，积极开发宜农荒地是保证湖南省耕地安全的有效措施。这就要积极推进土地整理工作，调整土地结构，严格非农用地审批制度，严控耕地流失，特别是要将各地滥设开发区圈而未用的耕地重新利用起来，将乡镇企业浪费的土地、基本建设损毁的土地以及撂荒耕地进行复垦利用，从而达到确保粮食安全所需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目标。据统计，全省约有19万公顷的宜农荒地可供开垦，其中可开垦为水田的约7万公顷。因此，可通过兴修水利设施来改善灌溉条件，如在湘南、湘西及湘中丘陵区，有条件地改荒地、旱土为水田，合理开发后备耕地。
（作者单位：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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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0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8-018-02
通常来讲，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对于一个产业进行财政支持，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刺激该产业的快速发展。一直以来，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和增量都远不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相对偏低，但其重要的基础地位却不容忽视。而国家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充分发挥农业的基础支撑作用，一直探索有效的对农扶持途径和方式，并对已提升到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高度相关的粮食生产利益补偿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在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的落实过程中，对于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理论依据的理解程度直接关系着政策的实施水平，若不能正确地理解该项补贴政策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就会影响到其具体的执行效果。因此，研究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能够为深入理解和贯彻执行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建立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提供理论支持。
一、农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而粮食是农业的基础产品
农业作为为人类生存提供粮食产品的主要产业，是社会得以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产业。而农业产业中，粮食又是农业的基础产品，因此可以说，粮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粮食生产的基础性作用不仅仅在于其能够为人们提供生活必须的食物，还在于其对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起到的推动和保障作用。从产业的依存关系角度来看，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对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有着明显支持作用，而粮食作为农业产出的最基本产品，在为其他产业提供基础原料的同时，还承担着国内最大劳动力群体的就业责任，因此确保粮食生产的正常稳定就显得格外重要。另外，粮食生产总量的提升还能够为我国抵御外来粮食或食物的侵入，保证国家的安全提供有力的后盾支持。
二、粮食生产具有多种公共功能
粮食生产绝不仅仅只是农作物的种植和收获这么简单的物质生产，其所具备的公共功能是多种多样的。首先，从基本功能角度来看，粮食生产能够为人们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解决人们的基本温饱问题，并且粮食产品能够体现出一定的使用价值，这就是粮食生产的经济功能。其次，粮食生产具有社会功能，其开展需要一定的社会劳动力，这就为很大一部分劳动力解决了就业问题，并且通过粮食生产能够使农民获取一定的收益，为社会保障做出一定贡献。第三，粮食生产还具有明显的生态功能，在进行粮食生产的过程中，合理的种植活动可以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发展，并且能够分解消化其他产业生产所带来的废弃物，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自然灾害的发生。第四，粮食生产还具有一定的文化传承功能，我国是一个农业历史悠久的国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了很多农业生产文化，这些都是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通过粮食生产则可以将这些文化不断传承延续下来。粮食生产的多功能性使其产生了一定的正外部性，在没有外部适度干预的情况下，这些功能的发挥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种粮农民既得利益的损失，若发生市场“失灵”的现象，该群体的劳动付出与实际收益获得会变得严重不匹配，进而降低种粮农户的积极性。因此，国家有必要对这种因为客观因素而造成的种粮农民既得利益的损失进行适当的补偿，以保证粮食生产各项功能的发挥。
三、粮食生产本身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性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公共物品通常都具有外部性，其在市场中进行交易时会对交易双方以外的第三方或更多方产生非市场化的效益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即所谓的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当市场交易存在正外部性时，就会对使生产者不能得到自己应有的全部利益，这样就会打击其积极性，不愿意再从事这一生产活动;而负外部性则是指生产者无需承担其所引起的生产成本，这就会增大生产者的积极性，使其过度地从事这一生产活动。无论是哪种外部性，都会对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因此要求政府必须要对其进行行政干预。而粮食生产恰恰正具备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因而其急需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干预，以促进粮食生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粮食生产具有较大的经济正外部性。在经济方面，粮食生产所得产品往往是质优价廉，很难抬高粮食的经济价值，造成粮食生产者直接收益的流失，因此，粮食生产的特殊性使得其在保障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情况下，并没有在市场交易中获得相当水平的收益补偿，而这部分收益分配到粮食流通和加工等中间环节的第三方，进而形成了明显的经济外部性。
其次，粮食生产具有显著的社会正外部性。从粮食的社会属性来看，社会的稳定离不开充足的粮食供应，粮食供需的稳定保证了人民生活基本需求的实现。同时，粮食生产活动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较低，在合理进行粮食生产活动的情况下甚至会改善生态环境，而工业、第三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则均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难以产生有利的效果，甚至会影响粮食生产这类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发展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为了进行粮食生产，不得不对生产环境进行一定的改善，增大了生产成本。而事实上这些成本并不应该由粮食生产者承担。
第三，粮食合理生产具有一定的生态正外部性。通过科学合理投入粮食生产要素而进行的粮食生产活动能够对自然生态环境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例如防止水土流失，增大植被面积，美化农村环境等等，其所起到的生态景观功能也是粮食生产的价值之一，但生产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益。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粮食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粮食生产具有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正外部性，所以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的根本宗旨是针对粮食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正外部性进行合理有效的补偿，平衡粮食生产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收益得失，实现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而从解决粮食生产的“外部性”途径来看，只有超脱市场之外的中央政府才有条件和能力对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进行政策性的利益补偿，通过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将粮食生产的外部性内部化，保障各方主体利益的均衡。
四、粮食供求具有特殊性
粮食的特殊商品属性使得其在市场中的供需变化呈现出特殊的趋势。首先，粮食供求价格的弹性变化不符合社会实际诉求，仅靠市场调节形成的价格均衡点会对粮食生产者造成较大的过程收益损失。因为当供需市场中的粮食价格处于较高水平时，种粮农民将会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和管理力度，全力提高粮食产量，而价格的提升则造成消费者需求量的理性减少，过多供应将造成价格的大幅下滑，甚至出现“谷贱伤农”的现象，而当市场中粮食价格过低时，农民出于家庭收入水平的理性衡量，将会选择外出务工或种植经济作物，造成粮食供应量的大幅降低，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粮食供需市场同样会出现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此时仅靠市场的自行调节将会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一旦市场机制不能及时调节粮食的供求均衡，出现物价飞涨或“谷贱伤农”的局面，都会脱离国家对于粮食市场运行的管理目标，而粮食这种商品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其供需关系要维持在供需平衡或适度供过于求的状态，所以国家必须进行适度的政府干预，对粮食生产进行利益补偿，进行粮食收储，并通过完善各种补贴政策，保证粮食供应主体的收益达到有效水平，消除市场“失灵”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
此外，粮食的基础性准公共产品属性也决定了粮食供求必须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自行调节双轨并行的方式来实现。而从粮食生产的角度来看，种粮农户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粮食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风险过高，收益波动性较大，初级粮食产品经济附加值低，若仅靠市场进行调节，种粮农户在很大程度上会因收益相对过低而消极从事粮食生产活动，所以在实际的运行中，政府必须采取合理的手段进行干预，通过出台政策和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对粮食生产进行长期扶持，基于战略角度保证粮食生产的安全，稳定粮食供求市场。
五、粮食安全关系国家安全
粮食生产的安全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国家的安全与稳定。首先，粮食不但是人民群众的食物来源，也是国家基本战略的重要物质。若没有足够的粮食，那么国家的军队实力也很难有很大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讲，粮食的重要性甚至已经超越了钢材、石油等物质的重要性。其次，粮食能否得到充足的供应，对于国家社会的稳定性大小起到决定性作用。当粮食供应不足时，人们为了满足饱腹需求，就会想一些非正常手段来获取食物，从而引发社会的混乱。而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同样也会引起一定的社会骚乱，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影响更为显著。最后，粮食也会影响到国家的外交政策。我国是一个粮食生产大国，每年都要出口很多粮食，在政治外交中，我们可以通过粮食贸易或粮食援助的方法作为外交手段，为我国在国际间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六、结语
由此可知，我国大力推行和完善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必然选择，具有现实的战略意义。而从经济学、社会学、产业发展等角度分析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的理论依据，也充分表明以改善我国粮食生产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增加种粮农民收入为目标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解决国家“三农”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而推进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的有效实施也将会产生更大社会经济效应。
[基金项目：本文为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主体功能区的黑龙江省粮食补偿机制研究”（项目编号：G201320）部分研究成果;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E077）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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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S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95-0083-02
0引言
食品工作最基本的内容就是食品质量检验，虽然是最基本，但却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社会意义，若食品质量出了问题，必将为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带来众多负面影响，其结果不仅仅是造成国民经济的损失，还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因此，必须要深刻的认识到目前食品质量检验中存在的问题，应用科学的方法和有效的措施改进检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人们在食品食用中的安全，以促进社会的安全、稳定。
1食品质量安全的含义与特征
食品是指供人们食用或饮用的各种原料及成品（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不包括在内），因此食品的质量安全至关重要，如果人们所食用的食品出现质量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以下以粮油为例，讲述食品安全的含义与特征。
1.1粮油质量安全的含义
粮油质量安全，就是要有效的消除粮油在生产、加工、运输、储存等各个流转过程中的安全隐患，使粮油质量符合国家食品安全部门制定的标准，达到无公害，从而保证人们食用时的安全，同时也保证生态环境不受破坏。
1.2粮油质量安全的特征
1）隐蔽性
从科学的角度讲，粮油的质量很难用人的感官或是物理方式去判断，必须要经过专业人员使用专业的设备进行检验后才能得出是否安全的结论。
2）慢作用性
粮油中的大部分安全隐患对人体所起的副作用都呈现的较为缓慢，很多时候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对人的身体健康形成威胁，正是由于这样，所以容易造成人们的忽视。
3）具有相对性
所谓的相对性是说对粮油质量的安全评价是相对的，对于粮油质量的检测结果一般可分为：不含有害物质、含有有害物质但是其含量在安全范围内、含有有害物质并且有害物质严重超标，对于中间的情况其实就是相对而论。
2 目前食品质量检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食品质量检验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使得食品的安全一直遭受着人们的质疑，以下仍以粮油为例，讲述目前食品质量检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粮油质量检验的手段较为落后
目前，我国的很多地区，尤其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粮油质检机构所应用的设备都比较陈旧，由于经济、思想意识等各方面原因，在更新检验设备上投入的非常少，很多落后的地区还采用古老的感官检验方式和及其简单的物理检验方式，对诸如光谱分析、色谱分析、核磁共振检测等现代检验技术完全不去了解，也不采纳，这种现象导致粮油的质量检验结果很难合人心意。
2.2不重视粮油质量检验机构的建设与发展
粮油检验机构建设可谓是众多机构建设中比较不受重视的，其主要体现在政府及社会相关部门给予的资金补助不足、相关政策及技术支持都不到位等，在检验人员及检测设备的配备上，缺乏资金的投入，设备更新换代的速度极其缓慢，甚至不更新换代设备，这些问题都严重的阻碍了粮油质量检验工作的开展。
2.3缺乏对粮油质量检验的投入
粮油质量检验的投入，主要包括技术和设备的投入，其根源也就是资金投入，目前存在的大多数粮油质量检验机构，其环境、技术、设备都达不到质量认证评审标准中的要求，检验机构的设备条件和技术力量都十分薄弱，粮油质量检验实验室的面积非常小，检测应用科学技术十分落后，所谓的检验设备只有天平、容重器、水分测定仪等简单设备，这样一个简单的实验室很难保证粮油质量检验工作的有效实施。
2.4粮油质量检验的抽样缺乏代表性
粮油在最初的种植到生产再到运输、存储、销售的整个流转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不均匀性，在粮油的抽样检验中，难以做到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而如果抽样检验的粮油不具代表性，那么抽样检验工作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如果一项工作从一开始就是错的，那么无论后续的工作怎么严格细致，其检验结果都是存在问题的。
2.5粮油质量检验体系权利和义务难以明分
目前我国的食品检验监督体系，代表国家政府行使粮油质量监督管理职能的有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和卫生监督检验机构；代表行业行使质量管理职能的有粮食部门的粮油质量检测和管理机构，以及农业部门正在建立的绿色产品监测机构等，对这些粮油质量检验监督机构，国家虽设立但却没有明确其各自的职责范围，使它们的所拥有的义务与权力都很不明确，存在严重的职能重叠、权力与义务难分、各谋其政的现象。
3 如何解决食品质量检验中存在的问题
3.1完善食品质量检验体系
要对我国现有的食品质量检验体系进行完善，加大食品质检体系对质量检验的执行力度，确保食品质量检验工作的规范化及制度化，从根本上实现对食品质量进行监管的目的。
3.2加大检验设备投入资金，加快食品质量标准的制定
食品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要审时度势，趋利避害，切实将食品质量检验工作作为今后的重点工作来主抓，在各级质检部门的检验设备上要加大建设资金的投入，根据国家相关标准，制备技术先进的设备，对国家给予的补助资金做到专款专用，利用先进的质量分析仪，进一步提高食品质量检验工作的效率。同时，食品质量检验工作也需要科学、完善、统一、权威的质量标准和操作体系，因此，对于食品质检工作，要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食品质量安全为中心，同时做好推广和宣传工作。
3.3对食品质检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
食品质量的好坏是关乎国家民生的大事，现代科技技术的发展使得食品质量的检验技术日新月异，这就要求质检人员要能跟上时代的变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要准确掌握食品质量检验标准、分级标准，还要对新兴的检验技术及时的认识并熟练掌握。因此，要做好食品质量检验工作，就要在质检人员的技术培训上花功夫、下力气，提高质检人员的工作能力和道德品质，建立一支高素质的食品质检队伍。
4结论
食品生产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食品的质量不仅关系着经济发展的快慢，而且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新时期赋予食品质量检验的新定义是即要保证食品安全流通，又要为市场宏观调控提供科学的手段，因此，食品质量的检验工作至关重要，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对食品质检中的问题给予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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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6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9-0157-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9.026
在资源短缺、自然灾害频发和食物价格大幅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下，食物安全问题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我国讨论粮食和食物问题时，在很多方面用“粮食安全”来代替“食物安全”。这种做法在食物匮乏的历史阶段，有利于突出核心问题，解决主要矛盾。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基本的生存水平，而追求更高的营养需要。在新环境和新形势下，依然用“粮食安全”来代替“食物安全”可能导致观察分析问题过于简单化，使研究结论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继而误导政策方向。现在国际上有一种新兴理论，即食品系统理论可以为我们研究食物安全提供新的视角。这一理论是最近十几年在国外兴起的农业和食品经济的新兴理论，在我国还很少有学者关注，但在日韩已经形成了新的研究热潮。本文试图引入国外新兴的食品系统理论，在探讨其概念内涵和理论背景的基础上，剖析食品系统与食物安全的关系，影响食物安全的因素和研究视角，期望为我国研究食物安全提供新的思路。
1 食物安全研究现状
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食物安全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因此食物安全研究也备受学者们的关注。在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研究倾向：一是用“粮食安全”概念代替“食物安全”来研究食物问题；二是以粮食不安全为前提研究粮食供求平衡问题。以下分别就上述两种问题进行探讨。
1.1 食物安全与粮食安全
国内多数研究在讨论食物和粮食保障问题时，普遍使用FAO（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的“粮食安全”概念作为讨论前提［14］。“粮食安全”是英文“Food Security”的译语，早期在引进“Food Security”概念时翻译而沿用至今。“FOOD”的含义是食物、食品，包含一切能够给人类提供营养的可食用物品，比粮食包括的范围更广；“粮食”的英文对应单词是“GRAIN”，包括谷物和薯类。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定义是：粮食包括稻谷、小麦、玉米等谷物、薯类、豆类及其他杂粮。按照FAO的统计规范，食物或食品的范围包括：谷物、淀粉块茎(木薯、马铃薯、甜薯、红薯等)、糖类、豆类、坚果、油料、蔬菜、水果、刺激物(咖啡、可可豆、茶)、调料、酒类、肉类、食用蛋白、动物脂肪、奶类、蛋类、鱼和海产品、其它水产品及其它，共18类。粮食只是这18类中的4类。可见粮食并非等同于食物或食品，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种译法并不准确。
“Food Security”概念引入中国最早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人们的消费水平较低，主要的食物就是粮食，因此，将“food”替换为“粮食”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符合当时中国食物安全的实际需要。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食物消费水平下，由于食物匮乏，所有的食物几乎都处于短缺状态，解决好粮食短缺问题就基本解决了食物安全问题，因此这种概念的置换有其合理性。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居民的食物消费水平也在不断的升级和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粮食为主的食物消费局面逐步得以改变， 2007年粮食消费占食物消费总量的比重下降至三成。在这种状况下，看不到食物变化的格局，仍然以传统思维方式来分析新问题、判断形势、提出政策建议，必然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导致政策偏差 ［5］。对此，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食物安全”、“食物供给安全”等用语，以适应更广泛的食物消费格局的变化和食物安全问题。由于这两个用语含义相同，而“食物安全”更为简洁，因此本文采用“食物安全”这一用法。
1.2 关于食物安全内涵的解释
FAO的多种研究报告中指出，“食物安全”是一个弹性概念，如果要使“食物安全”概念具有政策意义，需要恰当的界定。FAO以及《国际食物安全条约》、1974年世界食物大会发表的《消除饥饿与营养不良全球宣言》及该大会批准的《世界食物安全国际约定》、1996年世界食物安全首脑会议发表的《世界食物安全罗马宣言》等，都针对此进行了探讨。国际上关于“食物安全”的定义多达200多种，其中有代表性的定义主要有以下5种：
(1)1974年世界食物大会。食物安全是“在任何时间，世界食物供给在维持基本食物消费的增长与抵御生产和价格的波动上的有效性。”
(2)1983年联合国食物与农业组织的修改定义。食物安全是“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物”。
(3)1986年世界银行。1986年世界银行《贫困与饥饿》报告中提出，食物安全是“在任何时间所有的人获得满足积极、健康生活的足够食物。”
(4)1996年世界食物峰会宣言。食物安全是“在个人、家庭、国家、地区、全球层次上，所有的人在任何时间都能在物质和经济上获得足够、无害、营养的食物，以满足他们积极、健康生活所需的食物需要与食物偏好。”
(5) 2001年联合国食物与农业组织。2001年联合国食物与农业组织在《食物不安全状况》报告中定义，“食物安全是这样一种存在状态，即在任何时间，所有的人从物质、社会、经济的途径获得足够、无害、营养的食物，以满足积极、健康生活所需的食物需要与食物偏好。”
综合上述五种定义，从食物安全的类型来看，主要有两种：一是立足于解决饥饿问题的基本食物消费保障观；另一类是不仅要保障基本食物消费，而且要保障较高水平的食物消费需求。从时间上来看，食物安全的概念是在动态变化的，从最初的基本食物保障观念向更高水平的食物保障观念转变，反映了国际上在不同的食物营养条件下对食物安全的认识也在随之变化。
在我国长期以来前一种观念较为普遍，然而近年来也有部分研究已经开始对过去进行反思，认为只研究粮食问题已不符合现实状况 ［6-7］。尽管粮食在食物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并可以通过转化替代一些其他食物，但是实际上粮食替代其他食物是有限的；反过来看，其他食物也可以替代粮食，往往在满足基本生存条件后更是如此。实际上，就现代消费而言，通过粮食转化生产其他食物的程度越高，特别是肉蛋奶，恰恰不是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而是为了满足人们更高水平的营养需要。作者认为应该根据现实的居民饮食消费需要，把粮食、肉禽、蔬菜、蛋奶、水产品等在内的各种食物及其加工品都囊括其中，只有满足居民所需要的所有食物的安全才是高水平的食物安全保障 ［5，8］。
1.3 基于供求平衡的粮食安全研究
一直以来，由于将“粮食安全”和“Food Security”视为同一概念的中英文表述，所以，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这些成果多是从供求平衡的角度研究粮食的供给安全问题 ［9-11］，且多数研究结论显示，现阶段在口粮上中国并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而主要问题在饲料粮上。就此有学者提出“二维空间”论，认为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需要充分利用好“二维空间”，即粮食的国内自给与粮食贸易。但是，粮食供求平衡与食物安全是不同范畴的概念，粮食供求平衡问题是指生产供给(包括国产和进口)与国民的消费需求是否相适应；所谓食物安全问题，应当是指能否保障国民的基本食物消费。供求平衡只关注生产和需求，而保障食物安全需要关注更多的问题。因此，有学者提出了“五环节”说和“大粮食”概念等。“五环节”指生产、流通、储备、进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定向补贴［2］；“大粮食”概念认为要从粮食经济运行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上看粮食安全［4］。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我国的食物安全研究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集中于粮食安全问题研究，以贫困和饥饿问题为前提，目的是保证居民的基本食物需要；二是重视粮食的供给安全问题，把供需平衡作为实现粮食安全的基本方法，关注生产和需求。过去几十年这些研究方法在粮食安全研究与政策制定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部分学者已经认识到过去的方法已经逐渐失去了有效性，而逐渐被新的观点所取代。首先，把“粮食安全”等同于食物安全，虽然在以谷物等粮食为主要食物的消费阶段这种研究方法有其合理性，但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和饮食消费需求的变化，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食物安全应该从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向满足更高的营养需要转变。其次、基于供需平衡来研究粮食安全问题时往往只关注生产和需求，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生产与消费需求之间介入了更多的环节，而保障食物安全除了要关注生产和需求以外，还需要关注加工、流通和分配等更多的问题。
现阶段多数研究还只是从各自的观点出发对食物安全进行了零散的分析，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支持和整体思维。本文引入国外新兴的食品系统理论，为食物安全研究提供了更系统的理论指导和新的食物安全理念。
2 食品系统的概念及内涵
“食品系统”是 “Food System”一词的直译，也有人翻译成“食物系统”或“食物体系”，但是由于最早介绍这一概念的文献使用的是“食品系统”，因此本文采用“食品系统”。这一用语来自于英美农业经济学界，由安玉发等人［12］介绍至我国。从文献来看，这一用语早期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B.W. Marion［13］等人提出，而后EC委员会的研究报告 “Prospects for the European Food System”［14］中首次进行了概念界定：“食品系统包括食物链” （Food Chain），食物链是指“农民―食品加工业者―食品零售业者―消费者”的连锁”，而“食品系统不仅包括食物链，而且还包括农业资料与设备提供商、食品加工设备供应商等”。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引进了这一概念，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高桥［15］认为“食品系统是把农林水产业、食品制造业、食品批发业、食品零售业、餐饮业和食品消费作为一个整体，从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入手进行系统化研究的一个体系。”它的范畴包括“上游”的农林水产业、“中游”的食品制造业与批发业、“下游”的食品零售业与餐饮业以及作为“湖”的最终消费者，并包括将对其产生影响的各种制度、措施和技术创新在内的系统。”
其构成要素又分为两个层次，直接的和间接的。农林水产业、食品制造业、食品批发业、食品零售业、餐饮业和食品消费等为直接要素，即直接参与食品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的主体。此外，从更加宏观的视角，食品系统的构成要素还包括各种相关制度、措施等政策主体，为农业提供融资的金融主体，和提供饲料、肥料、农药、种子等生产原材料的农业资料产业等。此外，高桥等人认为食品加工、流通和零售的关联产业，如食品包装业、食品印刷业、广告咨询业、自动贩卖机供应商等主体，通过技术创新也会间接地影响食品系统的运行 ［15-17］（见图1）。
上述构成要素通过各种关系相互关联，形成了食品系统，因此要素间关系也是食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关系的调节形式来区分要素间关系可分为内部组织关系、中间组织关系和市场交易关系，高桥等人称之为“主体间关系”。内部组织关系通过组织内部决策机构行使权力进行管理；市场交易关系是由市场的价格机制来调节。而中间组织关系则介于内外部之间的组织形式，如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技术合作、战略联盟等是近年在食品系统领域逐渐增加的合作形式，也是食品系统非常重视的研究课题。
3 食品系统理论与食物安全
3.1 核心立论
在食品系统理论创建初期，学者们之间形成了两种主要的论点，国家食物安全论和消费者论。
前者以高桥［15］为代表，认为食品系统理论应该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目标，构筑和谐的食品系统（各主体的协调配合），以及在资源与环境问题背景下的食品系统的变革问题”为研究目的。生源寺［17］代表了后者就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从“FOOD”一词就可以看出“食品系统”本身就是以消费者的视角为重心的，因此 “食品系统研究应该是为了实现人们更加富裕的饮食生活”而服务。作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只是范畴不同，保证国家的食物安全也是为了满足国民（消费者）的食物需要，只是前者更加侧重于整体，而后者侧重的是个体，前者提出的是国家的食物安全，后者提出的是个人的食物安全。
3.2 可持续的食物安全观
受资源的有限性和农业生产中的收入递减原则的制约，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必须改变过去一味向农业求保障的做法，可持续的食物安全保障才是长远的食物安全解决办法。此外，随着饮食消费的升级，便利化、营养化、丰富化、效率化等饮食需求的增加，使食物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各环节产生的废弃物越来越多，对环境的破坏也日益严重，因此必须注意越来越严重的由食品系统产生的环境问题以及资源问题。基于食品系统理论，高桥［18］提出了一种可持续的食物安全理论，动脉与静脉理论。他认为食品系统对于国家或地区就像人的血液系统，布满全身，为人类活动提供充足的养分。血液在肺部与吸入的氧气混合，再由心脏经过动脉和毛细血管输送到全身，这一过程就相当于食物由生产、加工、流通，最后被消费的过程，称之为“动脉流”。而氧气在身体末端被消费变成能量，同时血液也会把这一过程当中产生的二氧化碳等废物吸收，再由静脉经肾脏、肝脏和肺净化，然后再次被输送到全身，这一过程相当于把食品在生产-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的过程，称之为“静脉流”。
过去人们关注的多是动脉流，实际上只有动脉流是不够的，如果没有静脉流则各个器官就会生病，无法持久工作。也就是只有动脉和静脉同时正常运行，血液才能循环起来，身体才会持续的得到活动所需要的足够能量。因此，只有食品系统上的各个主体协调配合，通过提高效率、减少浪费，同时还要注意越来越严重的由食品系统产生的环境问题以及资源问题，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食物安全。
3.3 影响因素
影响食品系统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18-20］：①消费者需求，消费者饮食需求的变化对食品系统和其构成要素的影响。消费者的饮食需求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程度、社会家庭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饥饿的时代、温饱的时代和超饱食的时代，饮食需求从量到质，再到追求多样性、便利性和时尚性；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也带来家庭的小规模化、食化和饮食的外部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带来餐饮业、食品制造业或其他新的产业的发展，进而对食品系统整体产生影响。②生产、加工、流通、消费中的技术创新是改变食品系统的重要影响因素。十几年来冷藏、包装、保鲜、加工、信息等技术的进步给食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不仅改变了食品系统，而且也改变了消费者的饮食生活。如冷藏和保鲜技术的进步使运输实现全程冷链，弥补了远程产地与消费者之间的地理距离和时间距离，使消费者全年都能获得丰富而新鲜的食品供应。③企业的商业行为。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为了获取竞争优势而进行战略联盟的案例在食品产业也越来越多，如产销联盟、研发联盟以及垂直一体化等。这种企业间联盟不仅限于产业内，还有很多纵向的跨产业的合作。探究企业间合作中食品企业的商业行为与权力关系的变化，以及对农业生产者的影响尤其重要。④政府的制度与政策。在食品系统的运行中政府的制度与政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农业保护与扶持、食品安全以及农产品贸易等各方面的制度与法规直接影响着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还会通过主体间的关联性间接的影响到食品系统上的其他产业。
3.4 研究视角
对于研究视角高桥［15］认为应该把食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从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入手进行系统化研究”。这一主张主要来自于对传统农业经济学研究的反思，农业经济学是从农业的视角去考虑供需平衡问题，具有生产导向；而且研究问题时容易限定于某一产业内，而忽视与其他外部要素的关联性。食品系统是由处于不同产业的多个主体构成，这些主体在经营与决策层面具有独立性，同时又相互关联，通过市场交易，合作、联盟等各种中间组织形式或内部组织联系在一起，呈现出多层次性、各要素之间的独立性、相互关联性的系统特征。而这种系统特征直接蕴含了不稳定性的存在，任何一个主体的变化都会通过其关联性对其他主体，以至于对系统整体产生影响。因此，食品系统理论非常关注主体间关系对系统绩效，即食物安全，的影响。此外，生源寺［17］等提出研究农业和食品问题还应该注意“以消费为起点”。即以消费需求为导向是食品系统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视角。
综合高桥和生源寺的观点，食品系统理论的研究视角是将各个经济主体联结而成的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以消费需求为导向从主体间关系入手来进行系统化研究。
4 新的食物安全理念及在我国的应用
食品系统理论为我们提出了新的可持续的食物安全理念，符合我国未来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导向和实际需要。自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来，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和布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22号等一系列文件，“十一五”规划也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列为基本方略。从“大生产、大消费、大浪费”的粗放的资源消耗型增长方式转变为可持续的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已经成为我国的国策和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
在此背景下，改变现有的只重生产和供给的食物安全观，建立可持续的新的食物安全理念是现实和必要的，新的食物安全理念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4.1 以消费需求为导向
食物安全的内涵需要根据实际的消费需求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食物安全需要。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食物安全的具体问题也存在很大差别。对于仍处于贫困线边缘，解决饥饿问题为主要需求的时期，从国家层面上获得足够多的粮食成为首要目标；而对于经济发达，均衡营养为主要需求的时期，确保每个公民获得足够、安全、富有营养和满足需求偏好的食物成为食物安全需要考虑的重点。
我国正处于这两种情况之间，解决了贫困问题向发达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但是公民的营养和健康意识已经足够强烈，当市场出现某种常用甚至非常用食品的价格快速上涨时，消费者对这一食品的可及性（可获得程度）降低，即会引起恐慌心理，导致对食物安全的不安感的放大，如近年的绿豆、大蒜和姜等。因此，在我国已不能用国家层面的粮食产量和需求量来衡量食物安全，有必要从消费需求的视角，以确保常用食品的供给安全为基础，并兼顾一些非常用食品来考察食物安全水平。
4.2 食物安全的内涵和范畴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进入饱食阶段以后，食物安全应该以满足人们更加丰富的饮食需要和需求偏好为目标，确保每个公民在时间、空间、经济上无障碍的，获得足够、安全、富有营养的食物。在家庭直接消费的生鲜农产品当中，谷物等粮食虽然在饮食中仍占有主要位置，但是其重要性在迅速下降，而肉蛋奶蔬和水产品等副食品需求不断增加。此外，加工食品和外出餐饮的需求则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继续扩大。这其中任何因素的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食物供给和食物安全保障。因此，只有把研究视角放开，才能看清食物安全问题的全貌，更好的协调和解决好现代的食物安全问题。
根据食品系统理论，我们可以把参与食物安全保障的主体分为两个层次，直接的和间接的。直接的保障主体包括农林水产业、食品制造业、食品批发业、食品零售业、餐饮业和食品消费；间接的主体包括政策主体、金融主体、农业资料供给主体。
食品系统理论认为各个经济主体相互关联，任何部分的变动都会通过其关联性对食品系统的整体绩效，即食物安全，产生影响。
4.3 可持续的食物安全观
食品系统的研究者们运用动脉和静脉理论提出了可持续的食物安全观。把食物由生产、加工、流通，最后被消费的过程，称之为“动脉流”；把这一过程中个各环节所产生的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的过程，称之为“静脉流”。只有动脉和静脉同时正常运行，血液才能循环起来，人类才会持续的得到活动所需要的足够能量。因此，只有食品系统上的各个主体协调配合，通过提高效率、减少浪费，同时还要注意越来越严重的由食品系统产生的环境问题以及资源问题，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食物安全。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38亩，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淡水资源量为2 100m3，仅为世界平均水准的1/4。我国由于土地、水等农业资源的脆弱性，食物供给的持续扩大是难以为继的，因此，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可持续的食物安全观，系统全面的分析食物安全问题，制定可持续的食物安全战略，并有计划有步骤的加以推进。可持续的食物安全战略除了要在农业生产中减少资源的投入外，还需要提高食品系统中间阶段的原料的综合利用效率，以及通过废弃物的再利用，增加可使用的资源量。我国不仅需要考虑在农业生产阶段注意引进绿色、节能节水技术，减少资源的投入，还需要把减少加工、流通过程中的资源浪费提高到足够的高度加以重视。可通过诱导性政策促进企业引进科学的管理和技术创新，减少浪费，提高原料的综合利用效率，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严格控制食品企业的废弃物排放，以及激励企业把废弃物资源化和再利用的行为。此外，还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教育并强化公民对食物资源的节约意识，减少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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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Security:An Approach Based on Food System Theory
ZHANG Qiuliu
篇10
中图分类号:F30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12-0068-04
近年来粮食安全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更是一个粮食消费大国,粮食安全问题尤为突出｡对此河北省在“十一五”规划中已把粮食安全问题列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相应地,对河北省粮食产量有效预测方法的研究也摆在了重要位置｡目前,国内关于粮食产量预测问题,研究的文献大多采用回归预测､灰色预测､马尔科夫､神经网络等几类方法,这些均为单一方法地建立模型进行预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预测的精度｡本文尝试用回归和马尔可夫预测联合模型的方法对河北省的粮食产量进行预测｡
一､预测模型的选择
(一)模型选择的依据
粮食产量的变化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气候影响为主要因素｡由于气候的变化带有明显的周期性,它与粮食产量的变化几乎同步进行｡根据多年统计资料显示,粮食产量的变化趋势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是它的趋势增长;二是随气候条件变化的波动性｡因此,我们认为,粮食产量的变化既有按回归规律变化的趋势,又受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概率的影响｡选择一元回归与马尔可夫链联合预测模型能同时兼顾粮食产量的两种变化过程,从而可以更加准确地对粮食产量的变化规律进行描述和预测｡
(二)建立模型的原理
1. 回归预测模型简介
在农业中生成“S形”的生长曲线是很普遍的,反映了环境容量的有限性以及资源的稀缺性｡由于Logistic曲线具有“S形”的特征以及在生物生长曲线过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所以本文采用Logistic的回归模型,其表达式为:
Y(t)=
式中:L､a､b是参数(a>0,b>0)｡当t-∞时,Y0;t+∞时,YL,L是Y的增长上限｡
2. 马尔可夫预测模型简介
马尔可夫将时间序列看作一个随机过程,其理论基础是马尔可夫过程,具有无后效性的特点,即:已知过程在每一时刻t所处的状态Ei,仅与t-1时刻的状态有关,而与t-1时刻之前的状态无关｡因此,只需知道各状态间的一步转移概率就可以知道从初始状态到将来时刻转移到另一状态的概率｡在实际计算中,计算一步转移概率的公式为:
Pij(1)=(i,j=1,2,…m)
式中:Mij(1)为随机变量由状态Ei经过1步转移到状态Ej的原始数据样本数;Mi为处于状态Ei的原始数据样本数;m为系统的状态个数｡
由于系统的状态共有m个,所以系统一次转移概率的全体组成一个矩阵,记为:
P=P11 P12 … P1mP21 P22 … P2m┆┆ … ┆Pm1 Pm2 … Pmm
如果系统的状态不只经过一次转移,而是经过多次转移,则可以用m步转移矩阵来描述｡记m步转移矩阵为P(m),有:
P(m)=P(m-1)•P=Pm
预测模型为:S(m+1)=S(0)•Pm+1,其中S(0)为系统的初始状态向｡
(三)建立联合模型
根据前文所述,趋势变量的变化规律可用回归预测模型进行预测;而随机变量则用马尔可夫过程的转移概率矩阵进行状态的转移｡因此,建立回归与马尔可夫联合模型来预测粮食产量,可以兼顾作物本身的生长曲线性和产量的随机性两种变化规律,还能提高预测的精度和准确性｡这就是本文建立回归与马尔可夫联合预测模型的思想｡其模型为:
(t)=+s(t)(t=1,2,…n)
式中:(t)为回归预测趋势拟合值;s(t)为随机变量;(t)为联合预测值｡
二､实证分析
(一)回归预测方程的确定
根据河北省粮食总产量原始数据绘出趋势图(见图1),运用SPSS11.5选择与原始数据拟合较好的趋势线,确定趋势方程｡关于Logistic曲线中L的确定是目前理论界的难点,本文根据河北省历年的产量及年增长幅度,确定2015年粮食的极限产量为4 000万t,即为L=4 000｡
((t)=
(R2=0.938)
(二)粮食产量的状态划分及随机变量数值的确定
当预测对象本身已有明显的状态界限,可以直接利用现有的状态界限;若不存在明显的界限,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人为地划分界限;划分时要注意对预测对象进行全面调查和了解,并结合预测目的加以分析确定｡对于随时间变化而呈现某种趋势变化的非平稳随机过程,状态的内涵和边界都要求发生变化｡许多实践经验表明,当样本较大时,状态数目不妨多些,这样有利于从有限的资料中掌握更多的信息,也有利于避免系统封闭于一种状态的僵死局面的出现｡
1. 状态划分
状态的划分可定义为根据随机变量占趋势变量的比值来确定状态区间[Ci,Di]｡用随机变量占趋势变量的比值来确定:
s(t)/(t)×100%
其中,s(t)=M(t)-(t)为联合随机变量的随机部分｡M(t)为t时刻原始数据,(t)为t时刻回归拟合值｡
根据原始数据大致可以把粮食水平划分为五种状态,并通过计算确定了相应的变化区间[Ci,Di](见表1)｡
2. 随机变量的数值的确定
对状态未来转移作出预测,实际上预测了系统未来时刻的取值区间｡利用转移概率矩阵,确定了随机变量未来状态的转向后,即确定了其值的变动区间为Ei=[×Ci,×Di],｡最有可能的预测可认为是该区间的中点,则随机变量的值为:
s(t)=
(三)粮食产量状态转移概率矩阵
通过图1以及各年的状态表可计算得到一步转移矩阵为:
P0=4/501/5001/12 7/12 2/12 2/12 004/197/19 7/19 1/1902/177/174/17 4/170 0 1/5 4/5 0
可以发现,对于状态一步转移矩阵P0满足:矩阵中各元素aij>0(i=1,2,…,n ; j=i=1,2,…,m),且aij=1(i=1,2,…,n)
所以矩阵P0为标准概率矩阵,即马氏链必定有稳定状态｡所以任一时刻t的概率可由初始概率确定,即:Pt=(P0)t｡通过MATLAB软件处理得到主要矩阵:
P4=0.4193 0.1109 0.2222 0.1508 0.04020.1247 0.2388 0.1830 0.2182 0.06260.0462 0.2025 0.1611 0.2365 0.07520.0257 0.1273 0.1094 0.1760 0.05160.0212 0.1535 0.1337 0.2096 0.0800
P9=0.1756 0.1402 0.1587 0.1893 0.05020.0901 0.1323 0.1222 0.1523 0.04600.0584 0.1148 0.0997 0.1319 0.04030.0370 0.0770 0.0663 0.0888 0.02720.0418 0.0941 0.0801 0.1088 0.0333
(四)预测河北省各年粮食产量
根据表2的实证分析结果,选择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中后期河北省主要年份的实际产量和联合模型预测的比较,结果如表3所示｡
三､结论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用回归和马尔可夫预测的联合模型,比单个模型预测更加符合实际产量和更加准确,所以本文的模型选择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根据已知粮食产量的数据特征,将已知粮食产量的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1965年粮食产量在1 000万t以下,在这一区间内粮食年产量极差为495.03万t,环比最大波动幅度为35.46%;第二阶段,从1966-1987年粮食年产量在2 000万t以下,在这一区间内粮食产量极差为989.13万t,环比最大波动幅度为28%;第三阶段为1988-2007年粮食年产量大于2 000万t,在这一区间内粮食产量极差为819.1万t,环比最大波动幅度为10%｡这说明河北省粮食产量增长逐渐稳定｡再从上述预测结果可以看出,2006-2010年粮食增长率为15.2%,而2015相对于2010年的增长率为15.1%,这说明在“十一五”期间,河北省的粮食产量增加的幅度不明显,粮食产量增长潜力不足｡随着未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加剧,大量的耕地被占用等问题的出现,保证粮食的平稳发展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如果粮食增长的潜力不足或是增长缓慢,也会影响到河北省未来经济强省的实现｡因此,针对以上问题和河北的省情,提出以下建议:
1. 保护耕地面积,加大对种粮农民的补贴,提高其种粮积极性｡要建立耕地资源保护和利用的长效机制,协调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矛盾,不断改善和提高耕地质量｡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三补一减”政策,建立对种粮农民的收入补贴机制,稳定种粮收益预期,农民种粮实行政府最低收购价｡
2. 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增加粮食对外贸易｡扩大河北省自己的粮食品牌,争取让本省的粮食产品走入国际市场｡一方面,增强了河北省农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不仅增加了种粮农民的收入,而且提高了他们的种粮积极性｡
3. 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规划粮食种植品种和种植数量｡河北省有山区县28个,平原县91个,丘陵县19个,沿海开放县12个,位于九大农区―黄淮海区的县以及县级市达106个,位于九大农区―内蒙古及长城沿线区的县以及县级市达23个｡所以要充分利用不同地形,区分不同市场及不同经济发展区,种植不同的作物,使粮食产品形成差异化,这不仅保证粮食产量稳定增长,也可保持农作物市场的稳定和良性循环｡
4. 尽快减少贫困人口及缩小贫困地区范围,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目前河北省有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39个,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业甚至是河北省经济的发展｡所以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贫困人群的扶持和引导创业力度,开办特色农业,从多方面争取粮食的创收｡
5. 积极开展农业市场经济培训,尽快培养一支沟通城乡市场的农村经纪人队伍｡要积极把河北省的粮食市场融入到京津唐和环渤海经济区发展的框架中,大力发展农村经纪人队伍,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使之能够充分利用商品期货交易等一系列工具保障农户的利益,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和保证粮食产量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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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ew Forecast Method of Food Output of Hebei Province
Zhang Caixia, Wu Zhangwei
篇11
粮食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在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粮食市场将持续发生深刻变化:粮价上涨预期继续增强、市场波动趋于加剧,粮食调控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因此,在新形势下,研究粮食宏观调控问题,把握粮食调控的重点和关键,增强粮食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稳定市场预期,防范价格异动,对我国应对复杂多变和挑战严峻的国内外环境,进一步管理好通胀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大局具有重大意义。早在建国之初,党中央、国务院就提出建立由政府掌握、应对灾荒和各种意外的粮食储备,作为政府调控的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又进一步发展、改革和完善粮食宏观调控。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初建立的以“收购余粮、稳定生产、丰歉调剂、稳定市场”为目标的专项粮食储备制度,搭建起粮食宏观调控的初始框架。1998 年,中央为进一步加强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成立了国家粮食局,作为负责粮食宏观调控的行政机构,并组建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作为调控政策的执行主体,形成粮食宏观调控的基本构架。2004 年,全面实行粮食市场化改革,建立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等补贴制度,对主要粮食产品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①。2008 年,对主产区玉米、大豆、油菜籽实行临时收储政策;对政策性收购的临时储备粮,建立公开竞价销售制度,进一步增强了粮食宏观调控能力。
.......
1.2 文献综述
粮食是国之根基,粮食宏观调控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其行为和成效必然会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围绕是否应该进行粮食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内涵目标、现状成效和问题、宏观调控的手段和评价、宏观调控的主客体利益博弈行为以及调控机制的优化和创新,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1.2.1 国内研究现状
(1)粮食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对于粮食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王雅鹏(2005)从粮食产业的弱质性来表达粮食补贴的必要性,他认为“对粮食补贴是粮食的特殊弱质性决定的。在粮食供求领域,由于粮食的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需求弹性低且保持相对稳定使其供求难以平衡,表现为一系列弱质性特点。”程国强(2007)认为:“理论上,任何一种资源都可以实行市场的自由配置。但粮食比较特殊,是一种敏感性商品,具有价格传导的同步效应和放大效应,稍有闪失,可能引发市场的突发性波动。粮食问题若全部交给市场解决,可能风险较大,也不可行。”董运来,余建斌(2009)则对国外粮食宏观调控的经验进行了借鉴,认为,印度的粮食安全问题的做法,完全可以为解决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选择。王秀清(1999)认为,在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一定限界,不能再依靠增加传统投入来提高土地生产率的背景下,必须设法依靠政策投入,促进农业规模经营。郑少锋(2002)、樊胜根(2010)通过对粮食生产进行研究,认为,应该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建立完善的价格稳定机制,保障粮食安全。
.......
第 2 章 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系统的架构
2.1 效率、公平协调统一的必由之路:宏观调控
.........................
2.2 粮食宏观调控的内涵
.....................
2.3 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系统的架构
粮食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该系统是否成功运行与相应的政策环境、调控手段和调控时机都有关系,并且系统中各不同的政策产生的作用是不同的,多个政策是否能形成调控的合力还是互相存在着一定的抵消作用?许多关于粮食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只关注个别政策是否存在好的效果,而对于总体政策效果研究则不够(例如:周应恒,2009;何蒲明等,2010;王世海,2011;都是从单个粮食政策对粮食市场均衡或者农民收入提高等角度来进行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中将粮食宏观调控看成一个大的系统,对整个系统产生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价,并对系统内部各经济主体行为进行分析,研究方法更为科学,得出的结论当然更加可靠。
本文设计的粮食宏观调控系统由 4 部分内容组成:经济主体构成、调控手段、运行环境与运行机制。其中,粮食宏观调控的主体为中央政府,客体则包括地方政府、农户、粮食流通企业和加工企业等;调控手段包括市场手段(入市购销以影响市场价格)、政策手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等)、法律手段(制定法律打击囤积居奇、垄断市场等行为);运行环境包括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法律制度环境和国际贸易环境等;运行机制则包括政府对粮食市场进行调控的部门设置与调控手段的总和。通过系统中这些主要内容的分析,架构起一个完整的调控系统。
篇12
中图分类号:F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7-0033-06
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种粮农民利益,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粮食补贴政策实施以来,政策的实施效果成为相关学者关注和争论的焦点。
张冬平、赵翠萍(2005)[1]研究认为,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粮食播种面积较往年普遍有所增加。陈薇(2006)[2]基于河北省的调查表明,近40%的农户因粮食补贴政策而预期未来粮食生产会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而选择扩大种粮面积。张红玉、赵俊兰(2008)[3]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粮食主产区还是非主产区,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行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粮食补贴较好地刺激了土地资源的投入,激励农户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但是,马彦丽、杨云(2006)[4]研究认为,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增加、种粮面积的扩大均影响较小。刘小春、翁贞林等(2008)[5]基于江西省种粮农户的调查表明,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种植面积影响不大,多数人增加种植面积的原因是粮食价格上涨。乔旭华、张建杰(2008)[6]研究显示,现行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作经营行为的激励效应有限。周清明(2009)[7]研究表明,粮食补贴政策对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补贴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收益不足以让农民大幅度提高种粮积极性。蒋和平、吴桢培(2009)[8]基于湖南省汨罗市的农户调查表明,现行的粮食补贴模式不能有效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种植面积并没有因此而增加,现行的粮食补贴模式对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激励作用不大。
那么,当前实施的粮食补贴政策究竟是否对农户的粮食种植行为产生影响呢?不与粮食种植面积挂钩的补贴以及与粮食种植面积挂钩的补贴是否会对农户粮食种植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呢?现有的研究文献没有很好地解释上述问题,相关研究也缺乏理论基础和融入政策的分析框架,导致研究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分歧;此外,实证分析大都是基于调研数据的统计性描述,缺乏经济计量模型分析。鉴于此,笔者从农户种植决策行为的视角出发,尝试构建嵌入补贴政策的农户种植决策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安徽省17个地市421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
一、理论模型构建
农户是粮食生产的行为主体,其种粮行为受到国家粮食补贴政策的影响。农户种植行为决策的理论模型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在耕地资源约束条件下追求收益最大化。在不失一般性和现实性的条件下,为简化分析,作出如下基本假设:
(一)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
1. 农户是理性经济人,其生产决策行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追求收益最大化;
2. 农户所拥有的土地为稀缺要素,且全部土地等级相同,而劳动力及其他要素投入充分;
3. 农户仅仅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而且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商品率较高,除少量用于自己消费外,大部分用于市场出售;
4. 农户对种植结构调整具有充分的自,可以自由选择种植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障碍;
5. 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价格为外生变量,分散的农户只是价格被动接受者,而无力去影响价格;
6. 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产量和成本分别都与土地和其他要素投入有关,而且在耕作技术不变的情况下,边际要素成本固定不变且等于其平均成本;
7. 补贴与种植面积有关,可看作是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函数。
(二)模型的一般均衡分析
基于上述前提假定,可以得到农户收益的目标函数
Y=Y1+Y2+V(1)
Y1=PgQg(Lg,Ig)-WlLg-CgLg(2)
V=V(Lg,Le)=?啄gLg+?啄eLe(3)
Y2=PeQe(Le,Ie)-WlLe-CeLe(4)
上式中,农户的收益(Y)包括粮食作物净收益(Y1)、经济作物净收益(Y2)和政府的粮食补贴收入(V)。P为作物收购价格;Q为作物产量;L为作物种植面积,Wt为单位面积土地成本,I为其他要素投入量(如劳动、化肥、农药、农膜、机械灌溉等),C为单位面积其他要素投入成本,?啄g和?啄e分别表示单位面积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补贴标准,下标g为粮食作物,e为经济作物。
将(2)、(3)、(4)式代入(1)式得到:
Y=PgQg(Lg,Ig)-WlLg-CgLg+PeQe(Le,Ie)-WlLe-CeLe+?啄gLg+?啄eLe(5)
S.T. Lg+Le≤L(6)
其中L代表农户所拥有的总耕地资源
求解上述农户收益最大化的问题,可以得到农户种植决策的反应函数:
?鄣Y/?鄣Lg=Pg・?鄣Qg/?鄣Lg-Wl-Cg+?啄g-?姿=0(7)
?鄣Y/?鄣Le=Pe・?鄣Qe/?鄣Le-Wl-Ce+?啄e-?姿=0(8)
上式中,?姿为拉格拉日乘数,整理(7)式和(8)式得到:
Pg・?鄣Qg/?鄣Lg-Cg+?啄g=Pe・?鄣Qe/?鄣Le-Ce+?啄e(9)
在式(9)中,Pg・?鄣Qg/?鄣Lg为粮食作物土地边际产品的价值(VMPg),Pe・?鄣Qe/?鄣Le为经济作物土地边际产品的价值(VMPe)。同时,根据前提假定要素的边际成本等于其平均成本,则:粮食作物单位面积的其他要素投入成本Cg等于其边际成本(MFCg),经济作物单位面积的其他要素投入成本Ce等于其作边际成本(MFCe),将其代入(9)式,得到:
VMPg-MFCg+?啄g=VMPe-MFCe+?啄e(10)
边际产品的价值减去要素边际成本等于边际净收益,得到粮食作物的边际净收益(MPRg)和经济作物的边际净收益(MPRe)分别为:
MPRg=VMPg-MFCg;MPRe=MPVe-MFCe(11)
将(11)式代入(10)式,得到在耕地资源约束条件下的农户收益最大化的均衡条件:
MPRg+?啄g=MPRe+?啄e(12)
根据目前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实际操作情况,分下面几种情况考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
第一种情况:只有种植粮食作物才给予补贴,种植经济作物不予补贴,即:?啄g>0,?啄e=0,从理论上讲,在该种补贴政策操作方式下,粮食补贴水平的提高能激励农户增加粮食种植面积。
第二种情况: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同样给予补贴,而且两者的补贴标准相同,即:?啄g=?啄e,该种补贴政策操作方式类似于一般性的转移支付,理论上认为不会对农户的种植决策行为产生任何影响。
第三种情况: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都给予补贴,但是补贴标准不相同。当?啄g
因此,粮食补贴政策是否能够刺激农户增加粮食种植面积,需要通过实证计量模型进行检验。
二、影响农户粮食种植决策因素的实证分析
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在粮食补贴政策引导和耕地资源约束条件下,确定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以实现收入最大化。农户的种植决策行为是众多因素影响的结果,根据以往文献对农户种植行为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本研究实地调查情况,笔者选择如下变量作为影响农户粮食种植行为决策的解释变量(见表1)。
(一)变量选择说明
1. 国家政策变量
笔者选取粮食补贴、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市场收购价格、农资价格上涨幅度作为政策变量。粮食补贴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粮食补贴水平与农户粮食生产收益相关,直接影响农户的粮食生产行为。笔者以农户家庭亩均补贴水平来衡量,理论预期对粮食种植面积有正的影响。
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价格直接关系到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比较收益,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选择种植比较收益大的作物。理论预期粮食作物价格对粮食种植面积有正影响,经济作物价格对粮食种植面积有负影响,笔者以上一年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价格比来衡量。
农业生产要素成本的上涨直接影响到下一期的农业生产投入,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会综合考虑农业成本和收益,决定下一期的农业生产投入规模。笔者选择上一期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平均上涨幅度来衡量,理论预期对粮食种植面积有负的影响。
2. 户主个人特征变量
户主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具有某种手艺、健康状况等。
3. 农户家庭特征变量
农户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人口、抚养系数、劳动力数量,家庭农业和非农业收入。其中家庭人口和参与农业生产的人数对农业生产规模有影响、家庭农业和非农业收入影响到农户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决策,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家庭收入(效用)最大化,非农收入的比较优势直接影响到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
4. 其他变量
其他变量包括样本农户所在地区的非农就业状况和雇工市场状况等。非农就业状况对农户的资源配置行为产生影响,即是否投入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投入水平都会有影响,从而影响到粮食生产行为;本地雇工市场状况反映的是本地市场寻找雇工的难易程度,影响到农户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意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农户的粮食种植规模。
(二)计量模型构建
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笔者采用双对数函数模型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种植行为的影响。在实证模型中以“农户的粮食种植面积”作为模型的被解释量,选择“亩均粮食收入补贴”、“化肥、农药等农资的价格上涨幅度”、“上一年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价格”、“家庭总耕地面积”、“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家庭抚养系数”、“上一年人均农业和非农业收入”、“户主特征”和“本地劳动力市场状况”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模型主体部分采用双对数形式,涉及到的其他变量采用线性形式,实证模型基本结构如下:
lnPlanti=?琢+?茁lnSubsidyi+?酌lnPricei+?渍lnLandi+?滋lnNonfarmi+?淄lnFarmi+?兹∑Otheri+?着
模型中Planti代表农户i的粮食播种面积,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Subsidyi代表粮食补贴政策变量,用农户实际获得的亩均补贴水平来衡量;Pricei表示价格变量,用农户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两者的价格比来衡量;Landi代表农户的总耕地资源,包括农户家庭承包土地和租赁土地;Nonfarmi代表农户的非农收益,用农户家庭人均非农收入水平来衡量;Farmi代表农户的农业收入,用农户家庭人均农业收入来表示;Otheri表示其他因素,涉及到一组解释变量,包括农户个人和家庭特征、农资价格上涨幅度以及本地劳动力市场状况等。?琢、?茁、?酌、?渍、?滋、?淄、?兹为待估参数,?着表示残差项。关于模型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2。
实证计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户粮食实际播种面积,指样本农户一年内三种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玉米和小麦的实际总种植面积,2007年样本农户的粮食种植面积平均为0.368184公顷(5.52亩),2008年样本农户预期粮食种植面积平均为0.370185公顷(5.55亩),比2007年的样本均值高0.002001公顷(0.03亩),说明预期播种面积将增加,但粮食种植面积增加的幅度不大,可能与调查的小规模农户样本有关。
补贴政策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2007年样本农户的粮食补贴总额平均水平达到了292.49元。安徽省粮食补贴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部分地区的粮食补贴与家庭土地承包面积挂钩、部分地区与计税面积和计税常产挂钩,还有部分地区又与实际播种面积挂钩。因此,笔者采用亩均补贴水平来衡量粮食补贴水平,2007年样本农户的亩均补贴水平为63.34元。
农产品价格是影响农作物收益水平的一个重要变量,其中粮食作物市场销售价格以小麦、水稻和玉米的简均价格来衡量;经济作物的市场销售价格以大豆、油菜和棉花的平均价格来衡量,缺省值用总体样本均值代替。样本农户上一年的粮食销售均价为0.405元/公斤,经济作物销售均价为1.075元/公斤,粮经作物价格比为0.38;农资价格上涨幅度是反映农业生产资料成本变动的指标,以实际购买的化肥、农药、农膜等农资价格相对于上一年平均上涨的百分比来表示,农资价格上涨幅度高达45%,可以看出粮食补贴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很大程度上被农资价格上涨所侵占了。
样本农户的耕地总面积不仅包括自家土地承包面积,而且还包括农户租赁别人的耕地面积,2007年样本农户家庭耕地总面积为0.42公顷(6.36亩);家庭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直接影响农业的劳动投入水平,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的生产规模,样本农户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平均为3.48人。家庭抚养系数反映农户的家庭抚养负担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庭参与农业劳动和非农业劳动的决策,间接地影响农业生产水平;非农收益的比较优势影响农户的种植行为,考虑到家庭人口的影响,用家庭人均的非农收入水平来衡量,2007年样本农户人均非农收入均值为3 026.22元,人均农业收入均值为1 662.25元。
户主是家庭生产行为的主要决策者,户主的人力资本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户的粮食种植决策行为。样本农户户主的受教育年限平均为6.67年,年龄平均为48.98岁,户主是否具有某种手艺的均值为1.92,反映了样本农户户主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手艺相对缺乏。另外,本地劳动力市场状况也影响农户的种植行为,以本地非农市场状况和本地雇工市场状况来衡量,根据难易程度分别赋值,其中1表示很容易,2表示一般,3表示不好找。样本地区非农市场状况的均值为2.45,雇工市场状况为2.39,说明本地劳动力市场状况一般。
(三)数据来源
笔者选择安徽省作为调研对象,安徽省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也是率先开展粮食补贴政策改革的试点省份,同时也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之一。因此,选择安徽省进行调研分析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笔者所用数据均来自于农户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内容涉及2007年度农户家庭的粮食补贴情况,家庭收支情况、劳动力情况、投入产出情况及本地生活和环境特征。此次调研共获得有效问卷421份,其中皖北地区(包括宿州、蚌埠、阜阳、亳州、淮南、淮北)有效问卷128份(30%),皖中地区(包括六安、巢湖、合肥、滁州、安庆)有效问卷168份(40%),皖南地区(包括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黄山、宣城)有效问卷125份(30%)。样本中,被访者男性318人,女性103人;户主年龄集中在31岁-70岁(94.05%),文化程度集中在小学和初中(79.57%);农户家庭经营规模集中在小规模和中等规模(80.05%)。关于样本基本信息见表3。
(四)估计结果
笔者基于安徽省421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Ewiews5.0软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和假设检验,具体结果见表4。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F统计值都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虽然调整后的可决系数R2只有0.791,但对于截面数据来说可以接受。另外,根据解释变量Correlation Matrix计算结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4以内,多重共线性问题能够控制在有效范围内;异方差White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估计不存在严重的异方差现象。模型整体估计结果较好,估计系数可靠性较强。
粮食补贴作为本研究重点考察的解释变量,是农户粮食播种面积决策的关键变量,对刺激农户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亩均补贴水平的弹性系数分别通过了1%和5%的水平,按照2007年粮食补贴标准,亩均补贴每提高1%,将刺激农户增加本年粮食种植面积0.112%,预期下一年增加粮食种植面积0.006%,由此可以看出,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的粮食种植行为决策产生显著影响,激励和引导农户分配更多的土地用于本年粮食生产,但对农户下年的粮食生产的激励效应相对较弱,这可能与补贴水平较低以及农民的政策预期有关。
从各变量系数t值显著性检验来看,家庭耕地面积、家庭抚养系数对农户粮食种植面积的影响程度最大,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每增加1%的家庭耕地面积,本年粮食种植面积增加0.818%,预计种植面积将增加0.851%,说明土地资源禀赋越丰富的农户,在补贴政策激励下,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动机越强。农户家庭的抚养系数反映了家庭的负担程度,家庭负担程度对粮食种植面积的影响显著,家庭中15岁以下子女和65岁以上老人的比重每提高0.1,将导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0.0025346公顷(0.038亩),这可能是由于家庭的负担程度越大,要求家庭生产者有更高的收入来保障家庭生活需要,而非农生产的比较优势吸引他们从事非农生产行业。
本地非农市场状况以及非农收入比较优势都对农户粮食种植行为有显著影响。本地非农就业的难度越大,越有可能促进农户从事农业生产,从而增加粮食种植面积的可能性也越大,模型的系数达到0.358,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另外,非农收入的比较优势对农户从事粮食生产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非农收入比较优势越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小,其中上一年农户人均非农收入每增加1%,农户本年的粮食种植面积减少0.614%,下一年粮食预计种植面积将减少0.387%。
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反映的是农业生产资料成本的变化,对农户本年粮食面积影响不显著,但对农户下一年的粮食种植面积有负面影响,并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这可能与农资需求价格弹性为刚性有关,只要有农业生产就必须有农资投入,而不管价格涨幅程度,农户本年粮食种植行为已经发生没法改变,然而,农户可以选择下一年的生产行为,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大,农业生产成本大,可以选择从事非农业的生产,从而对农户下一年的粮食种植面积有影响。粮食作物价格和经济作物价格比对农户粮食种植行为影响不显著,这与理论的预期不相符,可能是由于价格选取只是一年的截面数据,不能反映因为价格随时间变化的情况,所以对农户粮食种植面积的影响不大。
户主作为家庭经营活动主要决策者,其个人特征对粮食种植行为也有一定的影响素。根据模型估计,户主的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对粮食种植面积影响不显著,但户主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是否具备某种手艺对粮食种植面积影响显著,并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可能与粮食作物的特征和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有关。
三、结论与讨论
笔者通过构建嵌入补贴政策的农户粮食种植决策行为分析框架,并利用安徽省17个地市421户微观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得到了如下研究结论: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的粮食种植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并在动态趋势上表现出显著的“土地投入”激励效应。其中,亩均补贴水平每提高1%,将刺激农户增加本年粮食种植面积0.112%,预期增加下一年粮食种植面积0.006%。
粮食补贴政策激励农户分配更多的土地用于粮食生产,能够起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作用。然而,粮食作物的比较效益低下,补贴政策促进粮食增产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与促进农民增收的目标相背离。而且从最近两年农产品成本收益来看,补贴已经占到粮食纯收益很大的比重,未来补贴的增长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限的。当前的粮食补贴多属于“普惠制”的政策,粮食补贴变成了对农民的福利补贴,未来的粮食补贴政策是否可以考虑实行生产挂钩的补贴政策,确保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民粮食生产的激励作用。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都是政策制定者在设计更加科学合理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时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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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Grain Subsidy Policies on Farmers' Planting Behavior
Wu Liancui, Cai Honghui
篇13
一个国家的粮食获得能力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自身农业生产，一种是粮食进口。从自身农业生产角度来看，要想获得充足、稳定的粮食供给，必须从根本上建立一整套能够确保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制度体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当时的资源状况和经济、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各种生产要素综合投入所形成的，可以相对稳定实现一定产量的粮食产出能力。主要包括资源保障、物质装备、科技支撑、抗御风险和政策支持等方面的能力。以中国为例，连续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试图通过建立一系列制度保障体系，提高中国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为中国的粮食安全提供系统性、制度性保证。这些制度性措施主要包括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加强科技支农力度、夯实农业基础设施、提高惠农补助、构建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等各方面。从粮食进口角度看，适量的粮食进口数量和稳定的粮食进口渠道是确保一个国家维护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据研究，90%的粮食自给率是较合适的，太高则经济上受损；太低，国际市场的波动会引起国内市场的剧烈波动，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甚至会危及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在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主旋律的情况下，在世界各国都在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国家新秩序的背景下，粮食禁用的风险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在世界关系多元化的今天，中国政府一定会通过各种政治、经济、外交手段制定相应的措施，拓宽粮食供给的渠道，实现粮食进口主体的多元化、稳定化战略。
二、优良的粮食品质和优化的粮食结构
粮食安全不仅仅是一个数量层面的问题，更是一个品质和结构方面的问题。所谓粮食品质，指的是从粮食生产到粮食加工，从粮食流通到最终消费，粮食应该具备满足人们健康需要的各种品质。粮食安全的品质要求必要强调政府在粮食生产的各个环节和方面实施有效的监管，确保人们能够放心地摄入各种各样的食品。近年来在食品领域发生的诸如毒大米、三聚氰胺、苏丹红事件恰恰反映品质安全是粮食安全的应有之义。同时，从广义农业生产结构上来看，粮食安全是一个大农业概念，不仅包括通常所讲的农业粮食，而且包括牧业和渔业等。随着人们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有关牧业和渔业的产业安全问题也是粮食安全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在狭义农业生产结构中，粮食不仅包括大宗农产品，如玉米、大豆、小麦等，而且包括一些小宗农产品和经济作物。这些小宗农产品和经济作物虽然在整个粮食安全的地位和作用不明显，但是对一些特定产业和特定人群，这些粮食的稳定和安全就显得非常重要。
三、高效有序的粮食流通体制
充分的粮食如何能够以较快的速度，较低的成本配送到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手中，是粮食安全的一个应有之义。粮食流通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机制。而粮食流通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涉及粮食市场经营主体的确立以及各种经营主体构成的粮食市场结构关系。在粮食经营主体方面，我们要降低进入粮食交易的门槛，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参与粮食经营。在粮食流通市场结构中，要培育出数量较多、规模较大、功能互补的粮食集贸市场、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才能对居民的粮食需求做出灵敏反应，从而确保居民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粮食。只有粮食市场经营主体能够自主、积极地对市场价格做出反应，且政府的粮食储备体系具有对市场失灵做出灵敏反应的能力和意愿，则粮食供求可以稳定在一个动态的平衡范围之内，避免粮食供求出现大幅度的波动，从而实现粮食市场的稳定性。建立高效的粮食流通体制的目的是构建有效的粮食流通市场竞争格局，理顺粮食流通关系，降低粮食流通和交易成本，确保粮食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