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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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目前，我国许多业内人士对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安全混为一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前些年亚洲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我国对金融安全也逐渐重视起来，金融危机，金融风险以及金融安全之间的相关性和区别也逐渐显现出来。以及在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中，金融安全问题的不断衍生，金融企业应当对这些变化进行动态适应。

1、金融风险、金融危机、金融安全

1.1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

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的因素的影响下，金融风险会转化成金融危机，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金融风险是指金融结果会偏离预期结果的可能性，金融风险通常指金融结果的不确定性，既有可能会有收益，也可能会有损失。金融风险的存在是金融机构中经济运行的常态状况。金融风险具有可避免性，避免金融风险信息的掌握很重要，信息掌握的越全面，及时，避免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大。金融风险还具有可测定性，在进行金融行动时，先进行预测，估值。在金融风险中，一方面损失了，可以从另一方面采取措施进行弥补，前提是要有全面的准备。金融风险还可进行转嫁和分散，可转嫁给众人，他人，也可将其在时间、空间方面分散，慢慢消化，或者在其他机构消化。我国在金融风险处理方面还有很多不足，如人们对风险的意识不够，人们认为金融机构有政府支撑，不会破产，且不注意自主掌握和分析信息来避免风险。又如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各地金融机构的实力差距过大，使其承受金融风险的能力也不一致等。

金融危机与金融风险不同，金融危机是指金融体系与金融制度发生混乱和动荡。金融风险具有不确定性，金融危机则具有现实性，指已经发生。金融危机由金融风险转化而来，且金融危机的形成受很多因素影响，一是政府对风险进行保障，有了政府的出面，金融风险一般不会转化成金融危机。二是金融机构的信用度，信用度高，风险也不会转化。三是在风险有扩散的趋势前，立刻进行制止，控制范围。四是对风险的的承受和消除的能力，承受能力强，有条件进行消除，也可避免发生金融危机。

1.2金融危机与金融安全

金融危机的爆发影响着金融机构的安全，但金融不安全并不仅由金融危机造成的。金融危机一般会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致命的影响，因为此国家在金融领域发生了混乱和动荡，并对该国的金融机构产生严重的影响。

金融安全是指一种动态的安全，尤其在金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下，金融危机也迅速扩散，对国际金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了金融领域的动荡。进而金融安全问题也逐渐被重视起来，并作为一个应对其负面影响的重要战略提出。金融安全是一种动态发展的状态，因为经济的运行态势也在持续不断的变化着，而金融安全的状态则是在这一过程中的不断调整中实现的。一个国家经济的独立是金融安全状态存在的基础，只有经济独立，国家的经济发展才不会被其他国家牵制，金融安全的隐患才能消除，才能对金融安全进行维护。在金融全球化的影响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也被加大，国际金融中也相应的存在一些不公平的现象，使得一些国家开始重视金融安全。因为各国国情的差异，金融安全问题也程度不同，并且各国对金融安全的维护的能力也有强弱之分，影响金融安全的因素也不相同。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当发生金融危机时，政府及金融机构都通过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来控制局势，进而摆脱金融危机。行政资源一般是社会力量以及国际的支持等，经济资源则更为重要，而这些都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一个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位置也影响着此国家维护金融安全的实力。就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而言，它们在国际金融占有主导地位，维护金融安全的资源也很丰富。因此，即使金融安全出现了问题，这些发达国家也会对金融危机的扩散进行制止，继而维持其稳定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对处于劣势，它们无力改变国际金融市场，且国内的金融体系也不够完善，还会受到发达国家对金融资本的控制。所以一旦发生金融安全问题就会危及其金融体系和制度的稳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安全。

2、金融问题上的的防范与策略

2.1适当的金融创新

在金融全球化的影响下，国际的金融形势也日益复杂起来，因此，国家的应对策略很重要。当代金融风险引发金融危机的因素是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具有两面性，多样性的金融创新产品能够分散金融风险，中国应当进行适当的金融创新，健全和丰富我国的金融体系，增强其对金融冲击的抵抗能力，在面对动荡时，使企业，金融机构能分散风险，使中国经济在面对危机和波动时能富有弹性和韧性。当然，在进行多样化的金融创新时，应注意联系现实风险收益适当创新，过度创新会使风险过度积累，导致金融风险的增长。

2.2人才的培养和各国的联手合作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金融市场，提高自身在处理金融风险方面的能力是必须的，因此，对金融风险管理人才进行培养，提高识别和管理风险的能力。从根本上避免所有由金融风险带来的损失。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金融危机不但会在一个国家发生，还会引发一系列的影响，造成更多国家陷入其中。发达国家引发的金融危机，也会让许多发展中国家受到牵连，因此各国联系在一起共同应对和解决金融危机是维护各国经济共同利益的必要方法。所以，应当对那些在国际金融体系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加强其国际责任，同时，也应让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发挥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作用，进而提高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同时也维护了各国家的经济稳定。

总之，随着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金融市场也更加复杂，应弄清金融危机，金融风险和金融安全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并加以深刻研究和运用。且通过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解决的过程，应意识到金融风险的避免，金融危机的防范制止以及金融安全的加强和提高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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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遭遇危机之不可避免

在对美国金融危机起因的思考和分析中，人们基本有了这样的一个共识，即美国的经济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的后果。

危机出现以后，华盛顿高层一方面大手笔的展开政府救市计划，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寻找危机发生的原因。奥巴马政府认为，危机的导火索是一直以来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监管的缺失，这的确符合美国的实际。20世纪末，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进一步推进。1999年，美国政府正式废除1933年颁布的金融管制法，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用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来代替，但也导致了银行、保险、证券部门大量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流通完全出于自由放任的状态。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我们认为国家金融监管制度的松懈只是美国金融危机缘起的直接因素，而深层的原因则是美国的根本制度。在美国资本主义私有体制下，所有制的设计都是为资本服务的，把自由资本奉为圭臬，维护资本的逐利本能，唯资本是从，最终只能被资本的贪婪吞没。事实表明，即使美国政府危机中和危机后会对包括金融体系在内的所有经济管理制度有所调整，但是只要仍然是资本主义做主的美国，根本制度的软肋仍然是无法解决的致命问题。

在实体经济资本的循环运动中，资本所有者一方面因为商品资本的实现首先需要生产资本的增值，而不得不关注生产过程；但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本向商品资本的转换依赖市场交换，市场是资本增值的终结点和最后实现，所以他们更热衷于交换的过程。金融资本出现以后，金融资本的运动过程给人一种假象，似乎它的增值无需生产只需交换。这种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资本就已经是虚拟化的资本。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正因如此，利用虚拟资本的投资逐渐成为资本获得增值的捷径。

美国经济运行最大的特点就是虚拟经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美国就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把大量实体创造业转移到拉美和东南亚，而把美国本土打造成贸易、航运和金融服务业的中心，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在信息网络发达、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虚拟资本的循环速度加快，覆盖的范围也更大。因为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本身并不会创造价值，所以在高速的循环运动中，产生的资本增值泡沫也就越来越多。

美国是资本所有制的国家，而且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在美国，政府是由垄断资本支撑起来的，总统是由大财团赞助支持才选举上去的，国会的议员也是各大财团声音、意愿的表达者。在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少数垄断寡头手中拥有着巨大资本，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进一步自由化，发达的信息技术又提高了虚拟资本迅速流动的技术平台，可以想象这一切怎样刺激起资本所有者无度的贪婪和任意的搜刮；由垄断资本支撑的政府，在基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设计中，虽然也会从社会经济政治运动秩序的维护出发，但对私有制的维护和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坚持是其坚守的底线，这又为资本无度逐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保障。因此，危机的本质在与资本的贪婪，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制度维护下资本扩张驱动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由美国政府牵头、全球各资本主义国家一起参与了政府救市行为，这使很多人将此现象解读为一股社会主义新浪潮再度出现。经济制度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性质，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两者一经建立则保持相对稳定，现实的经济制度又通常以调整的具体体制和政策来维护基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就这场金融危机来说，美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因这场危机而发生根本变化，私有制和自由主义仍然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核心制度。至于体制和政策层面，由于金融危机的重创，美国和西方各主要国家都会对其有重大调整，例如，他们又会在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理论的权衡利弊中寻求解决方案，重建金融监管和市场监管体系等，甚至在这一过程中会吸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某些因素，但这并不意味他们要从根本上取代基本制度核心层面的价值观，改变其性质。因为在所有的救市方案的实施中，看不到对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丝毫损坏。

二、中国规避危机的制度优势

与美国不同，中国经济今天发展所遇到的困境并不是因为自身根本的经济制度所造成的，而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客观环境中受美国金融危机效应的冲击。金融海啸并未发生是现在的中国经济状况。据《中国商业银行发展报告》（2013）披露，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接近70万亿元，自2008年起，每年增长率均超过15%。其中国有商业银行―即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占比重55%，股份制商业银行―即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广发银行、招商银行等占比重15%，其他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信托公司、邮政储蓄银行等）占比重30%。

由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最大的重创是海外市场萎缩所导致对外贸易总额的急速下跌，从而使一大批以对外贸易为主业的企业生产经营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带来企业破产或因为经营困难而缩小生产规模，企业裁员或减薪；社会上待业人数增加，社会消费不足等，因此，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上。客观地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凡是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想要完全避免危机的影响而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但中国的经济危机不是原发性的，是被波及所致。尤其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始终认为，一切摆脱经济危机政策的制定都放在维护人民利益的基本点上。

在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表现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优势：

首先，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没有照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更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而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在关键重要领域保持了相当强大的国有实力。当公有制作为市场主体中的主要部分时，私有资本的贪婪无度就不可能成为市场的主宰。

其次，中国保持了一个具有高度权威性的中央政府，保持了国家计划调控的余地。经济危机爆发后，针对国家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明显加重的情况，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稳扎稳打，积极应对，为了克服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困难，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我们采取了若干措施，这些措施对于缓解经济运行中的冲突矛盾、增强信心、稳定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再次，中国入世以后，对一些领域的国际化速度仍然比较谨慎，例如金融领域，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银行运作尚未完全与国际接轨，人民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这些都使得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受到冲击的影响较小。

最后，中国政府四万亿的投入不需要用来填补类似美国的金融缺口，而是更多地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直接培育国内的投资和消费市场，拉动内需。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加深和蔓延，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也还会继续，但是我们相信，中国凭借自己的社会条件和智慧，能够规避更大的风险，并做好迎接更大挑战的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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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目前这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距离上次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仅仅十年。纵观世界经济，为什么全球或局部性的金融危机反复出现？为什么它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它的根源到底在哪里？人类应该如何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减轻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将就以上问题展开论述，探讨金融危机的根源，进而寻找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一家之言，欢迎批评指正！

一、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

在自然科学领域，自然界的生物链和生态平衡的概念已经被人们广泛的认识和接受。一旦自然界的生物链和生态平衡被打破，带来的是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本文认为：在经济领域，也存在着一种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一旦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被打破，必然带来经济灾难或金融危机。经济运行的规律与自然界运行的规律在很多层面是相通的。

我们先来看一个自然界最简单的生物链模型：在草原上，生活着狮子和羚羊，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开始点，处于生物平衡的状态。假设狮子的数量开始上升，那么在一定时间内，羚羊开始减少，草原开始茂盛，结果就是狮子被饿死，羚羊获得更多发展空间，草原开始减少；随着羚羊数量增加，草原开始减少，狮子也获得更多食物开始增加；当草原开始减少，羚羊会随之减少，其后是狮子因食物不足而减少；羚羊减少后，草原又开始增加……狮子、羚羊和草原之间正是在反反复复的增加和减少的过程中建立了一种动态的平衡，在自然界，很难找到绝对的平衡。假设狮子过度发展，最终吃光了羚羊，或羚羊过度发展，吃光了草原，结果就是一起毁灭，这就是自然界的危机。

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律如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平衡，各个环节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当某个环节过度发展，最终会对其他环节产生影响，而严重的失衡状态就是我们谈到的危机。经济本身的波动是一种正常现象，各个环节不同步发展也是客观现象，但是当某个环节的发展超出正常波动的范围，则最终会打破经济原有的平衡状态，表现出来就是经济或金融的危机状态。以金融、房地产、其他实体经济为例，当金融和地产的过度发展最终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透支了实体经济的血液之后，最终金融和地产也会因为缺乏真正的血液而崩溃，这就是目前经济的危机状态。

二、金融危机的根源

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金融泡沫的破裂后表现出来的某些行业严重过剩某些行业严重不足的经济不平衡的危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相伴而生的，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最直接和外在的一种表现形式，经济危机则是金融危机的一种后果和本质所在。所以本文在论述时没有加以详细的区分。

下面简单探讨一下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本文认为，金融危机发生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金融活动中的过度投机行为，而政府在监管信用交易（投机交易）方面的缺位加速了危机的爆发。

1.金融危机的直接根源：过度投机。投机活动无处不在，但是最容易发生在哪里呢？“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通过这段话不难看出，哪个行业利润高，哪个行业就容易产生投机行为，利润越高，投机产生的风险就越大。

经济中的某个行业如果处于利润过高的状态，根据西方经济学中“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必然会有很多资本包括投机资本流如该行业，其结果就是造成该行业的过剩和其他行业的短缺，这种局面如果维持时间过长的话，经济的不平衡状态会逐步加剧直到出现该行业因为严重过剩企业大量破产的局面，最终造成银行大量坏账，进而波及其他行业，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

高额的利润诱发过度投机行为。我们从一些数据来看一下金融业和地产业的高利润状况。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美国房价2004年平均涨幅为11％，2005年平均涨幅为13％，美国2000年到2006年全国房价平均价格上涨了90%，其增长速度均超过同期利率回报水平；在国内金融界，2007年11位金融高管年薪过千万；2007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10名中，涉足地产的达到6位，前4名均涉足地产。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金融业和地产业的利润程度，如此高额的利润岂能不诱发资本的逐利行为？其行业投机程度由此可窥见一二。

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此次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其起源都是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这恰好反映出一个问题：金融业和地产业在危机爆发前存在着利润过高和规模过度膨胀的情况。可以说，过度投机使这些高利润甚至是暴利行业过度膨胀，最终助长了经济危机的发生。

在自然界，如果某个物种过度发展，便有可能影响到其他物种的发展，进而可能引发生态危机。在经济领域同样如此，过度投机使某些行业的发展超出了正常的规模，同时其他行业得不到充分的发展空间，最终使经济失衡导致危机的发生。

2.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信用交易失控。为什么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容易成为经济危机的重灾区，或者说，为什么在金融业和地产业更容易产生投机呢？投机需要大量的资本来支撑，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杠杆交易成了投机者最好的工具。正是因为在金融和地产领域广泛存在着杠杆交易，才使得这两个行业成为投机活动的重灾区。

我们知道，在实体经济中，交易1美元，就需要实实在在掏出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投机即使存在，也很难掀起大风大浪，但是，在很多的金融活动的杠杆交易中，投资10美元的东西实际出资只需要不到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暴利是很容易出现的，杠杆越高，投机活动就越密集，最终，疯狂投机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平衡状态，当资本获利撤出或市场出现严重过剩后，问题或危机也就随之而来。

举例来说明：目前，世界上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相关资料表明：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高盛、摩根斯坦利等著名美国投资银行及其交易对手出现的流动性危机，都是源于高财务杠杆率支配下的过度投机行为。美国投资银行平均表内杠杆率为30倍，表外杠杆率为20倍，总体高达50倍。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杠杆率则高达62.5比1。

虽然银行可以通过保险等手段转嫁风险给保险公司或基金公司，但是过高的风险总是要有人来承担，保险公司或基金公司也存在因为承担不了风险而破产的可能性。所以说，这个金融链条看似完美，但是一旦有哪个环节因为不堪重负倒下的话，受损害的是整个经济的运行。

为什么房地产行业也容易发生危机呢，按揭贷款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一个不好的作用，三成首付、两成首付甚至零首付都是变相的杠杆交易。当杠杆交易失去控制，必然会产生大量的不良债务和虚假的投机需求，给实体经济带来根本性的破坏。所以政府对杠杆交易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当任何一种经济承担了它本身不能承受的风险，这种经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

三、金融危机的防范及应对措施

1.抑制人为垄断，维护经济的平衡。经济中的垄断行为是高利润的源泉。作为政府来讲，防范经济运行中出现垄断行为是防止经济出现不平衡的重要手段。政府应该在经济中引入更多的竞争来防止经济出现垄断行为。同时还应该立法防止经济中可能出现的串通合谋囤积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所引发的人为垄断行为。一旦经济中某环节出现垄断行为，要么效率低下遭人诟病，要么就是借助垄断地位疯狂攫取，而且由于其处于垄断地位，在危机来临时缺乏必要的缓冲，极容易诱发连锁反应，对经济产生强烈的破坏。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该行业有更多的竞争者，至少可以给经济提供足够的缓冲，避免或延缓危机的发生。

垄断企业借助其垄断地位，很容易使其处于一种无法破产的地位，这样便造成一种局面：经济景气时股东赚取高额的盈利，危机时则要动用全体纳税人的钱来拯救。这就是经济中经常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也就是说，当你把某种经济风险全部交给市场中的一个经济体承担时，如果这个经济体本身无法承担这样的风险，那么就存在着道德风险，这种危险最终还是要由政府和纳税人来承担。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就有必要主动承担并监管这种风险，否则的话风险机制就形同虚设。

自由竞争也会导致生产过剩，但是自由竞争产生的生产过剩还不足以形成经济危机，因为任何经济都有波动性，这种波动的幅度在健康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当垄断行为大大加剧了经济过剩，使其有可能超过经济本身的承受能力，造成经济危机。

2.控制信用交易、监管信用交易。(1)严格控制按揭贷款的发放。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此次金融危机，均含有房地产业过度发展的因素，这其中，按揭贷款的发放是诱发房地产行业过度发展的重要因素。银行为了追求利润，先是放贷给放贷给生产者，当消费不畅时，又放贷给消费者。银行按揭贷款的发放对于刺生产激消费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人为放大了房地产的生产和消费。这种做法最终为经济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促使某一能够获得资本的行业过度发展，另一方面为投机者提供了一个自买自卖，假交易套取银行资金的窗口，通过过这个窗口，投机者几乎轻而易举把风险转嫁给银行自身，这和借钱给赌徒几乎没有区别。(2)认真监管期货交易及其资金来源。期货交易是投机交易的重灾区，中国已经有很多企业甚至是大型国有企业从事期货交易巨额亏损的例子。中航油、中信泰富、东航和国航等企业在期货交易领域均出现过巨额亏损，甚至威胁到企业的生存。所以,抑制企业的投机冲动监管企业投机行为也是维护经济稳定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本文认为最重要的是政府应加强企业财务制度的建设，防范企业投机冲动，尤其是借贷资金或挪用资金进行投机的冲动，切实保护企业运行的安全。

3.建立危机应对机制。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通常的拯救危机的措施主要有减税、政府出资救市等，这些做法很容易遭到用全体纳税人贴补少数投资者的非议，而且是以牺牲政府其他方面支出或者扩大财政赤字为代价，提高了纳税人负担，降低了政府的信用，影响了其行动能力，严重的甚至会拖垮政府，冰岛政府破产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本文认为政府应该改变这种做法，建立一套应对危机的长效机制。具体设想如下：

政府对高利润行业或垄断行业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税收的主要部分用于建立危机应对基金，交由国家专门机构采用稳健保守的方式管理该基金，以便在危机来临是能够提供最大程度的缓冲，为化解危机争取时间。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首先，分级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的目的是调节各行业之间的利润，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投机对正常经济产生的破坏作用；其次，当危机真正来临时，政府可以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去应对危机；再者，专门机构还可以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探索一套稳定经济的管理模式。

四、结论

篇4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 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从实证方面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东部地区，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李建军、田光宁，1998）。

4.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经济、危机的综合反映 ，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

1999年 1月 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 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 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 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

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

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主权，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

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

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

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

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防范危机的现实思考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的改革；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4.IMF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 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

2. 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 。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体系，良好的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

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

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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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mirg- Kunt， Asli and Detragiache， Enrica.“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1998.

[2] 贝内特T麦克勒姆，国际货币经济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3] 李建军、田光宁，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4] 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篇5

金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人类社会已步入一个高度货币化的社会阶段，几乎所有的资源配置和社会交易都离不开货币。如果以配置货币资源为主的金融业出现混乱，整个国家的社会交易自然会受到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就可能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因此，金融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核心。在现代服务业中，金融保险业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产业。

金融危机是指一国或地区的所有或部分金融指标出现急剧恶化，如国内资本市场崩溃，大量金融机构倒闭，企业破产，经济增长下降等。在过去的十余年间，世界上爆发过多起严重的金融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和2000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等。

从这些危机中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有三:

其一，金融危机使资产大幅缩水。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盖茨个人净资产同期减少15亿美元至555亿美元；《福布斯》俄罗斯富豪榜前25名富豪的资产市值在2008年5月19日至2008年10月6日间暴跌62%，缩水超过2300亿美元，这相当于世界首富沃伦・巴菲特资产市值的4倍；李嘉诚的损失也超过了200亿美元……国内，许多家庭持有的房产、股票、基金等资产也大大缩水，金融危机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了。

其二，金融危机使一些国家的社会秩序陷入混乱。银行倒闭，金融业崩溃，导致许多国家经济瘫痪，人心涣散，秩序混乱。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增加，又激化了社会矛盾，埋下了社会隐患。

其三，金融危机蔓延到可能会危及国家安全。金融危机爆发后，社会动荡，经济萧条等因素可能会危及到国家安全。2008年发生的越南金融危机就是这样。越南因为其发展模式的缺陷，对国外市场依赖度太高，所以当越南盾持续贬值，股市被腰斩，房价暴跌以及大量国际资本外逃等现象出现时，经济增长的良好环境就不复存在了。我们说，如果一个国家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外部需求即出口基础上，对外部经济过度依赖时，经济肯定是不安全的。

本次金融危机的内生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之所以如此频繁爆发，是因为在完全自由的经济条件下，金融危机具有内生性的特征。这主要源于两点：

第一，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分离。以商品和货币分别作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代表为例，商品与货币的转换随时都在进行，但商品有生产和交易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离，若由于某种因素，整个社会生产的商品发生大量积压却不能转换为货币时，经济危机就将发生；另外，信用放大了交易中商品与货币相互转换的时间差异，信用使得商品能够推迟货币支付就实现交易，如果一个经济个体或组织出现了货币支付问题，则会引起该个体或组织社会信用的波动，并将波及其所关联的经济个体或组织，如果整个社会经济个体或组织同时出现了货币支付问题，就必然会造成社会支付链条在许多点上的中断，进而引发金融危机。

第二，经济周期循环。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增长，它更多地体现在一种周期循环上。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经济组织的收益持续增长，同时市场融资条件宽松，利率较低，借款容易。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倾向于以借贷方式来实现扩大再生产。然而，当经济走上停滞或下降周期，利率就会比较高，市场融资也比较困难，而企业利润增长减速甚至出现负增长，原先借贷维持经营的做法就将难以为继。一旦出现资金紧张等问题，人们便会对高负债率企业产生怀疑，不信任感将迅速蔓延，表现出传染效应：一个经济组织产生的资金危机诱发了对相似的另一个或几个经济组织的冲击，多个经济组织的危机又诱发了行业危机。行业危机发生后，投资者的预期随之改变，行业金融资产被大幅杀跌，技术进步和金融创新工具的广泛使用提高了价格调整的频率、速度和精度，这就将使得下跌更加深不可测。如果该行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密切相关的话，就会引发金融危机。

从上述两点分析，本次金融危机具有鲜明的内生性。危机爆发以前，美国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充分享受着自由经济的好处，不受政府和美联储的任何约束，创新带来的收益刺激了消费，过度的超前消费不断积累着经济运行的风险，过度的金融创新向越来越多的本土和外国金融机构转嫁风险，最终低收入水平、低信用等级的社会群体房地产贷款（次级贷款）偿还链条断裂，引发了次贷危机。之后，美国大批金融机构的破产和财务危机，进而波及到股市和社会实体经济，继而那些被卷入到次贷危机的外国金融机构也身陷泥潭，全球金融危机一触即发。

价值洼地：金融危机的机会

金融危机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如企业大量倒闭、失业人口剧增、本国货币大幅贬值等，但同时也可能会创造出非常好的企业发展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价值低洼。

从经济学来说，价值的一般规律是：价格并不总是等于价值本身，而是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的，当价格低于价值很多时，就产生了价值低洼。价值低洼给巴菲特等企业家创造了极大的盈利空间，并由此产生了价值投资理论。

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此前远远高于价值本身的价值评估体系泡沫全面破灭，新的价值评估体系将被重构，放任自流的自由经济政策将添加政府监管色彩和国际贸易保护措施，产生金融危机的诸多先决条件将消失。但由于心理等因素，在重构过程中，对危机的持续恐慌和对前途过于保守的预测，使得事情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价值洼地不仅可能出现，而且较为普遍。实际上，经济发展就是一个价值不断增长的过程，没有价值洼地，就没有企业投资机会。

再从世界经济史来看，无论多么严重的金融危机，都很难摧毁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必定会有一些企业安全度过危机并在随后的经济增长中发展壮大。尽管某些时候，危机会让一国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低迷不振，如日本，但至今日本依然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国家之一，这表明危机并不会消除所有的机会，反而会为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创造许多机会。即便是被称作二十世纪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大萧条，罗斯福总统上任后不到半年便扭转了持续几年的恶劣经济形势，温暖的“炉边谈话”温暖了几代美国人，危机过后，经济再次高速增长。

事实上，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西方各国政府表现得相当团结，应对措施迅速有力，并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对重要行业和领域实行注资、减税、放贷等重要组合举措。一般来说，政府在危机时期重点扶持和重点投资的行业和企业，就是企业价值投资的关键机会所在。

我们来分析一个案例：美国著名的企业家哈默，一生经营过石油、粮食、制药、酒业甚至铅笔等多个行业，且无一失败，原因何在？就因为哈默能捕捉到政府对重要行业和领域注资、扶持的机会。一次，他听总统施政演说，总统暗示战争一结束，将力争废除禁酒法案。这对异常敏感的哈默来说，是难得的商机，他马上开始制订抢占酒业主导地位的大战计划。在政府正式宣布解除禁酒令时，哈默的酒桶就得以高价出售，他因此大赚了一笔。趁政府尚未宣布解除禁酒令之前，哈默又抢购了5500股酒厂股票。不到两月的时间，所购股票每股由90美元上涨到了150美元。哈默还在政府严禁粮食酿酒之时，设计了一种80%用廉价土豆，20%用威士忌合成的混合酒，味道与纯威士忌并无太大区别。于是，哈默用仅有的3000桶威士忌合成了15000桶混合酒，又大赚了一笔。哈默的成功表明，企业在市场中运作，必须关注政府在危机时期重点扶持和重点投资的行业，尤其是善于发现价值低洼处，实现投资增值。

金融危机下的企业机遇

那么，金融危机下，企业究竟有何新机遇呢？

第一，要抓住政府扩大投资的机会，加快发展。每一次金融危机，政府都会对相关行业进行巨大投资。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政府投资，到2010年底政府投资将约4万亿元，目的是用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显然，对于有着成功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经验的我国而言，面对13亿人口的巨大内需市场，投资热点和投资机会绝不会匮乏。根据总理的六字方针：“铁路、汽车、煤炭”，可以预测，相关行业必定蕴涵着巨大的投资价值机会。

篇6

【中图分类号】F014.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0.004

2007年8月，美国爆发了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临危之初，各方不以为意，认为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再一次触底。而当这次危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垮了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美国花旗、摩根大通、美林证券等金融机构亦宣布出现巨额亏损，雷曼兄弟等投资银行轰然倒闭并迅速向全球蔓延时，经济学家们才意识到，这是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对此次经济危机，我们不禁反思：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魔咒真的无法打破吗？为什么无法打破呢？第二，资本主义自诞生发展至21世纪，为何危机的规模不减，反而更加来势汹汹，如同风暴海啸一般肆虐呢？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的由来与表现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界定有两种：广义来说，当代资本主义是指“二战”结束后的资本主义；而狭义上则指20世纪70年代初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本文采用的是后一种界定。

《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批驳生动形象而一针见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剥削劳动、列强掠夺弱国就是资本主义的源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不外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矛盾带来的生产过剩、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导致大众贫困、资本家追逐利润造成的商品价格偏离价值规律等。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的爆发原因均是如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金融危机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呈周期性爆发。

总体而言，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有三大新变化：即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全球经济虚拟化，显而易见，这三大变化导致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出现停滞的趋势、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频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地位被动摇等一系列危机。作为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2008年金融危机是接近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性质的系统性危机，其规模之大、牵涉之广、影响之深都堪称历史之最。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仍无法避免，我们不妨从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着手，来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为何如此之痛？

新自由主义化。1980年是资本主义新旧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出现了一大重要的变化，即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推行至2007年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完全建立起来。顾名思义，经济自由主义意味着政府应该置身于经济领域之外，即政府不干预经济发展问题。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为：清除商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在全球经济内自由流动的障碍；政府不再扮演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角色；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向累退的税收政策转变；从劳资合作转变为在政府帮助下的资本单方统治；以自由放任的竞争模式代替大企业间合作式竞争模式。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化，一方面为经济增长放松了政策管制，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制约，而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也印证了，相比于新自由主义的积极作用，其缺点与不足的破坏性影响更加深重一些。

我们之所以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化为“新自由主义化”，原因在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经济的自由主义化。回顾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的金融部门基本上没有监管，从而出现了过度投机和大量的金融欺诈。金融系统内的危机传染力迅速而强大，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股市旋即崩盘，银行系统在几年后亦随之崩溃。银行系统的崩溃很快便传递到实体经济，随着大萧条的发生，人们普遍认识到：没有监管的、过度自由的金融是造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经济自由主义化有些敬而远之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完成了构建，其特点在于：在多个国家乃至世界体系内进行积极的政府经济调控，并完善了福利制度，建立了重要的劳资合作，并在大企业间实行合作竞争模式。由于政府角色显著变化而形成的历史性突破，战后体制往往被称为“调控的资本主义”，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其积极作用一直持续到1973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滞涨”的现象，通货膨胀、经济停滞与高失业使得人们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失去了信心，因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由于其主要特征类似于大萧条前的“自由市场”版本的资本主义，因此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即本文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变化之一。

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主义化进程也是一波三折，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渐渐淡忘，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政党等竞争对手对资本主义的威胁也渐渐消退。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化卷土重来，为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见，实体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模式内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并不明朗。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2016）更是直言，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共识已经终结：“在西方过去30年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已奄奄一息。”

金融深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化是其发展的一大特征；而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随着金融化的加深，我们亦将这一变化称为金融深化。金融化可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长时间的转向，其特征是：第一，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第二，与GDP相比，债务越来越多，美国金融化的鲜明特点就是债务规模扩大；第三，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第四，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作为资本主义长期趋势的金融化，受到过战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制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开始重构时得到松绑，而新自由主义化实现以后，就给金融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扩张、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提高了经济效率，从而为金融化提供了理论支持。阿罗和德布鲁（1954）认为金融资产是对未来可能现金流的索取权，所以可以针对预期的经济状态提前改进资源配置，从而做出更加安全、收益更高的投资选择。弗里德曼（1953）则认为由于价格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当价格偏离正常水平时，投机者有利可图，进入市场，买入或卖出，价格会恢复到市场所决定的正常价格，因而弗里德曼认为投机行为是稳定因素，从而打消了人们对金融投资行为的顾虑。

通过金融市场的运行、公司行为（债务融资、非金融公司新股发行等行为）以及经济政策的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进展迅速。1957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27%，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只占13%。到2008年，情况反转，制造业比重跌至12%。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比重升至20%。资本主义金融化固然提升了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部门的重要性，将收入从实体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薪资停滞现象的出现。通过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可知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不利影响还是很大的，其在宏观上导致实体经济增长放缓，金融脆弱性加剧，并激化了分配问题，使得金融化可持续性遭到质疑。

此外，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化有了互联网助力，互联网金融出现，资本虚拟化严重，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更加繁多而复杂，大众广泛投资，经济实力欠佳的不惜背负债务去参与，因而又产生了债务驱动型的消费与投资。在金融深化之后，仍然缺乏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短期利率政策工具不奏效，金融公司行为模式仍缺乏社会责任。金融膨胀虽然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也会产生更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马格多夫和斯威齐（1988）认为如果出现金融全球化，不可能进行全球金融监管，因而迟早会停滞的生产基础上的金融上层建筑的爆炸，可能导致规模相当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崩溃。而且很不幸，他们的预言成真了――金融深化后，各种债务、次贷循环往复、层层叠加，经济泡沫泛滥，最终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

资本虚拟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化。资本虚拟化是指在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与实体资本相对应的虚拟资本的出现，且其种类不断演化，数量不断膨胀，并与个别实体资本逐渐脱离关系的过程和趋势。由此可知，资本具有“双重”形式，一是真实资本，即工厂库存、设备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二是虚拟资本，即真实所有权凭证所产生的金融所有权结构，如金融市场上出现的股票、债券、期货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都属于虚拟资本的范畴。资本虚拟化是社会信用制度发展的结果，其前提是货币的虚拟化，即货币逐步摆脱了自身具有的价值，向完全虚拟化的价值符号的趋势发展的过程。初级形态虚拟货币的典型代表为商业票据和银行券，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设立本国的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的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法定货币（即法币）的出现是货币虚拟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在货币虚拟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资本虚拟化，离不开社会信用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股票、债券和金融期货等虚拟资本的产生和膨胀必须以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存在为基础。基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信用关系的股票、债券等，在银行信用的介入和证券市场的发展的推动下，呈现出相对独立的运动规律，甚至成为另一种独立收入的源泉，虚拟资本最终得以形成。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得货币的虚拟化进程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则使得货币最终与黄金脱离联系，成为完全虚拟化的货币形式。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随着信用制度的高度发展，世界各国金融化自由进程推动了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大规模创新，加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助力，引起了虚拟资产的高速膨胀，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资本虚拟深化现象。由于金融工具的大量创新和互联网金融带来的交易方式的变革，使得整个金融市场更加扑朔迷离，在看似光鲜亮丽的繁荣外表下，实则暗藏着巨大风险，危机四伏。

马克思认为，只要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在金融领域内的“虚拟资本”增值，而不是真实资本在生产领域的积累，就是纯粹的投机形式。而在经济新自由主义大背景下，这种投机行为很容易导致虚拟资本膨胀，而虚拟资本的大规模发展和膨胀正是全球经济虚拟化的基础。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由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这两种虚拟资本所引发。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就是资本虚拟深化的典型产物，通过复杂的证券化技术，一笔资产可以有双重甚至多重存在，一笔资金也可以有两种甚至更多的运动过程，它们具有资本的形式，却可能没有资本的内容，但它们仍是可以自行增殖的资本。

因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有着本质的区别――虚拟资本本身不具有价值。在金融动荡时期，它们既可能有高于其所代表实际资产价值数倍的价格，也可能大幅贬值到一文不值的程度。而本轮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参与虚拟经济部门的投资具有低门槛、低成本以及高流动性等特征，导致大量货币流向虚拟经济部门，从而造成社会整体经济普遍繁荣的假象，贷款抵押债券等虚拟资本规模亦急剧膨胀，价格不断攀升，并放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市场的繁荣表象刺激了人们对虚拟经济的投资，虚拟资本价格不断膨胀而形成经济泡沫。由于大量资金被投入到投机易，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出现萎缩，当两个部门的投资比例失调超过一定限度，人们对资本市场的预期会发生逆转，实体经济资金链条也会出现问题，因此虚拟资本价格迅猛下跌，导致金融产品、衍生品价格泡沫破裂。由此可见，虚拟资本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一是虚拟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使得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约束大大缓解；二是资本虚拟化促进银行资本本身的虚拟化；三是资本虚拟化引发“泡沫经济”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问题。

金融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全球经济虚拟化依然不会与实体经济相脱离，起始于虚拟资本的金融经济危机，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初期，首当其冲的是虚拟经济部门，大量金融机构亏损甚至倒闭，从而导致金融从业人员的大量失业，货币流通和信用机制遭到严重破坏，人们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信心被摧毁。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拟部门的危害向企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及全世界蔓延，从而对整个国家和全球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以至于现在全球经济仍恢复乏力。

中美如何面对经济阵痛

美国的应对策略。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全球经济金融系统紧密相连，金融虚拟经济衰退很快传递到实体经济，并迅速从美国波及到全球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美国作为此次危机的最初爆发国，经济环境受其破坏也是最为严重的，因而其应对危机的策略也至关重要。美国救市的特点如下：

第一，美国采取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救市行动，直接给金融市场注血――向大型金融机构注入大量现金。资产的大幅贬值导致金融机构的自身价值大幅缩水，金融机构获取充足流动性以兑现其诺言，满足客户取款要求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变卖资产。如果金融机构不得不以减价出售的方式处理其资产，导致的结果是存款人获得一个较低的支付。更有甚者，如果大量金融机构同时卖出资产，抛售压力会进一步压低价格，迫使金融机构释放更多资产，由此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为了尽快遏制住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不得不给金融市场注血，以阻止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

第二，美国过度依赖债务。众所周知，美国采取的是“卯吃寅粮”的债务依赖型体制，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更是快得惊人：2008年，美国国债上限是10.61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70%；2009年，美国国债上限为12.10万亿美元，占GDP的84.1%；2010年，情况更加恶化，美国债务上限达到了14.29万亿美元，而美国当年的GDP仅为14.62万亿美元，债务占GDP总额的98%。凯西研究所董事长凯西表示支持美国违约，理由是如果不违约，美国未来好几代人都需要不断偿还当下美国人欠下的债务。而一旦美国通过美元大幅贬值或是其他方式进行违约，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仍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危机。

第三，美国QE（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转嫁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雪上加霜。QE（Quantitative Easing），即量化宽松政策，量化是指扩大货币发行量，宽松是指减少银行的资金压力。在QE政策下，美国向市场投放了大量货币，同时也筹集了大量的铸币税。此外，量化宽松政策还引致了美元的大幅度贬值，从而使得美国外债大幅度缩水，支持了政府扩大财政支出，但同时也引起了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量化宽松政策除了通过全球物价上涨和美国债务价值缩水对全球经济产生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进出口贸易对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因而，虽然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对原本就脆弱的全球经济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应对策略。在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中，西方世界风雨飘摇，很多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倒闭，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均没有遭到流动性冲击，在2011年，中国GDP还超过了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而，在应对本轮金融经济危机时，中国采取的不是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救市行动，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只是受其影响。所以，中国采取的应对策略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相径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是中国进行应对的主要手段。

其一，与美国不同，中国并没有给金融市场注血，而是给实体经济注血――制定了四万亿投资计划，通过政府投资刺激内需。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通过外贸出口的传导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即美国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减少导致中国外贸出口的锐减，致使中国沿海一些省份的外贸出口型产业遭到重创。一些出口型工厂破产，农民工失业。为了尽快遏制住由外需的进一步恶化所导致的需求减少，中国政府出台政策给实体经济注血，增加内需以阻止一些工厂的破产。四万亿的投资政策主要是用于加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对“三农”的补贴以及对地方和民间的投资，同时辅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强有力地保持住了中国的实体经济。

其二，中国减持美国国债以降低损失风险。近年来，中国相继购买了四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间接地支持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同时也给了美国在利率上“动手脚”的机会，这虽然让中国如鲠在喉，但也让中国利剑在手。由于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而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中方为了防止其长期性经济衰退并抵制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已连续多年减持美国国债。2014年，中国先一次性减持2500亿美元国债，同年9月，又抛售了800亿美元国债，此后也一直在抛售，截止到2016年7月，中国共抛售了美国国债1万多亿美元，仍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债权国。

其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调整和升级。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因为美国金融创新中出现的虚假操作和金融衍生品欺诈，以及美国的低储蓄率和过度消费造成的。保全金融机构，最稳妥的方式是从金融监管领域着手进行，而直接进行大量的注资，治标不治本，是不利于金融机构长期发展的。因而，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战略的调整是更加明智的。中国的金融改革要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要从深度、效率、可获得性与稳定性这四个维度来衡量金融发展。一方面，金融业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实现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使我国金融体系禁得起经济周期性变化与结构性变化的双重考验。

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阵痛还能治愈吗

通过上文面对经济阵痛的中美政策比较，可知我国并未发生金融经济危机，且中国防御危机的政策更加明智稳妥，这首先要归功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未曾出现金融失控现象；在抵御经济危机的政策上，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国致力于对本国实体经济的支持，实行供给侧改革，未对其他国家、全球经济产生负外部性，更显大国风范。而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深化，又一次将资本主义世界带入经济阵痛的深渊，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政策何时能明显奏效也尚未可知，可见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仍不明朗、前途未卜。这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旧体制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建立新体制，而在新旧体制之间，将是一个较长的、充满不确定性和巨大动荡的时期。或许，当资本主义制度被彻底改变之日，就是它的经济阵痛治愈之时。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李梓旗是本文的第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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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毫无疑问，人们对危机的认识是由表及里不断深入的。在此基础上，笔者想从以下两方面再谈一些认识：

一、金融危机的背后其实是经济出现了危机

金融与一国经济的关系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它是所有泡沫的源泉，又是泡沫破灭的祸端。尽管如此，将东南亚经济目前的困境都归咎于金融问题，未免有失偏颇。这次金融危机中，真正受到重创的只有泰铢，然而危机过后整个地区经济一直低迷，除了财政政策的推动外，投资和消费均无热点。事实上，从1992年开始，英镑、日元和墨西哥比索先后受到国际炒家袭击，并引发了墨西哥金融危机。相比之下，墨西哥金融危机在外来资金帮助下很快化解，而东南亚经济却未能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而明显好转。从历史上看，金融危机也常常不是简单发生的，多次经济危机的导火线都是股市的崩溃，而当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股市的泡沫，而在于自由竞争造成的供大于求的过剩经济。

然而，用“经济危机”来形容现时的东南亚经济状况又似乎言过其实，因为这个词往往令人产生很深层度上的联想。事实上，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我们对这个词也应有新的认识。

首先，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已经发生变化。面对自由竞争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西方国家的经济战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一是市场战略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成为西方国家市场战略的目标，为缓解国内市场饱和问题，当今发达国家的产品有一半是销往国外的。其二是加快了产业和技术的创新步伐，以自觉的更新打破了经济发展的周期。其三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其四是银行战略的变化。这些战略变化，加上二战后各国经济实力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必然会对经济周期引发的经济危机有所缓解，尤其会改变过去那种激烈的爆发方式，而以经济停滞为主要表现，即如果一国或地区经济长期停滞，则有可能就是经济出现了危机。

其次，要用创新理论和经济全球化来重新认识经济危机。“创新”并非一个新概念。早在三十年代，经济学家就开始研究世界经济的周期现象，到六、七十年代，创新理论在西方已被广泛接受。根据这一理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的创新，分为四个阶段，先驱者冒险成功的首创阶段、投资者涌入的蜂拥阶段：新旧组合并存的共存阶段和新组合取代旧组合又未出现更新组合的停滞阶段。如果创新能够连续，则经济保持发展，反之，周期性就明显存在，表现为经济的停滞与发展。

经济全球化也使创新具有国际性。东南亚各国60年代以来的发展，无不例外均得益于低成本运用了发达国家的创新成果，技术转让和来料加工对经济的高增长和财富的积累起了决定性作用。高额利润也吸引了巨额资本输入，又进一步发展了资本市场，形成了区内多个金融中心。资产迅速升值，劳动力成本大大增加，出现一片繁荣。然而，当创新成果的先导优势缩小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也开始下降，再加上市场的日益饱和，经济增长就会明显放慢，这种情况在经济最发达的日本最早出现。当泡沫在金融危机中破灭后，这种状况就迅速波及整个地区，也可以说金融危机使经济停滞在这些国家提前发生了。事实上，东南亚国家正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在信息时代的新一轮创新中，各国在产业技术上已没有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竞争的实力，开放的市场更使自我发展的机会减少，战略调整的最佳时机错过；另一方面，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初级产品的出口方面，不仅受到市场需求或自然资源本身的限制，又因为成本太高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不具优势。

二、复杂原因背后的关键是战略上的问题

金融危机引来人们对地区经济的彻底反思，各种观点层出不穷。比如，日、韩等国的政府过度干预导致政企不分，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泰国的国家机器失灵，也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再比如，泡沫经济被视为危机的根源。同时，又有分析认为，美国现时经济的泡沫同样严重，尤以股市为甚，不仅大量退休金投入股市，连政府收入也计划投入，对高科技股的追逐更是疯狂。因此，有观点认为，美国已经到了危机的前夜。此外，腐败、外债乃至文化方面的问题，都被一一揭示。

但又引出了新的课题，即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笔者认为，不能将经济和制度上的所有问题都视为危机的原因。危机从根本上说其实是增长的危机，没有增长，所有问题都暴露出来，有了增长，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基础。比如美国，80年代通过加强监管和债务重组，成功解决了当时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下降问题，而同样的方法在日本并不奏效，并引来严重的惜贷现象，原因就在于美国通过经济调整和科技创新保持了经济增长，而日本却陷入了停滞。因而说，导致东南亚经济这种增长停滞的关键，是战略上的问题。

（一）注重财富积累，忽视竞争力提高

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曾说过：“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不知要重要多少倍。”而这正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问题所在。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由农业经济向工业化转变中，靠短缺经济和大量投资取得的，财富的聚集，从一开始就不是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巨额财富取得后，忽视竞争力的提高也成为必然，何况区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好的地区积累的财富又涌向落后地区，重复过去的发展，以获得更多的财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有着显著弊端：

其一是忽视技术进步，不愿承担创新风险。即使亚洲技术最先进的日本，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基础研究投入少，而且在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远远多于在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的投资，其中房地产还占有相当比例。

其二是错过经济调整时机。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将取代资本投入而起到关键作用。美国之所以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最佳状态，一方面取决于其在科技先导地位，另一方面得益于其多次兼并浪潮下实现的产业结构调整。麦卡锡公司的调查显示，世界著名大企业兼并10年后仅1／4赚回所花费用，但其战略意义远大于此，可以说每次兼并都有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反观东南亚各国，除日、韩通过兼并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外，其他各国多半没有通过兼并战略进行经济的结构调整。

其三是增加了竞争成本。财富流向过于集中，导致房地产和股市的价格暴涨，劳动力价格也随之升高，使得经营成本大大提高。

其四是扭曲了金融市场。巨额财富投入金融市场，必然导致证券市场充满投机，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索罗斯判断一个金融体系是否有机可乘的标准之一，就是信贷抵押品价格与价值的背离程度，这使东南亚金融市场很快成为攻击目标，并最终受到灾难性打击。

（二）“冒进战略”使工业化落后甚至倒退

“冒进战略”指越过工业化进程而直接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经济战略。随着服务贸易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东南亚一些国家都以发展金融服务业作为现代化的目标，高楼、股市和高消费成为现代化的标志，造就了大批一般商务人才。这种战略有其积极作用，但其消极作用也很明显。

首先，它的消极方面在于使工业化落后甚至倒退。以香港为例，在成为金融中心的同时，制造业大举向广东转移。与现代化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相反，生产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小型企业使很多人成为百万富翁，产业创造的财富与产业竞争力不成正比。70年代台湾要向香港购买电子产品零部件，而90年代情形正好相反。当金融危机使制造业创造的财富一夜之间随楼价股价暴跌而骤减后，香港已开始反省其工业的倒退。事实上，不管是后工业化还是知识经济，都是在工业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工业化发展造成的社会分工与协作、产品更新与交换、企业组织结构发展、经营方式变化以及技术创新动力等，所谓“后工业化社会”或“知识经济社会”只能是空中楼阁。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信息服务业在GDP中比重虽然越来越大，但工业和制造业的绝对产值并未下降，技术创新和竞争优势更是不断升级，而金融与工业的关系一直是相互推动相互受益，正如“创业基金”推动高科技发展、杠杆借贷推动兼并浪潮。

此外，它的隐患在于其追求的传统意义上的所谓“金融贸易中心”，在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正面临着新的冲击。一方面，资本全球化和资本的迅速流动，大大增加了金融监管的压力和金融市场的风险；另一方面，信息产业的高度发展对传统金融贸易中心的功能也提出了挑战。已经有人对上海金融贸易中心战略下的产业优势衰退提出质疑。另据美国《商业周刊》的最新报道称，1998年美国约14％的股票交易是网上交易，比1997年增加了50％。这被称为是给华尔街带来的坏消息。相信这只是挑战的开始。

（三）“拿来主义”跟不上创新的步伐

创新在世界领域通常有两个层次，一是发达国家的创新，二是后进国家的模仿。模仿在东南亚各国最近二、三十年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而领头羊日本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至。可以说，在经济、技术、教育乃至文化方面，东南亚各国的“拿来”之风盛行。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东南亚各国与美国等经济最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既然如此，为何这种模仿没能顺利地使东南亚各国跟上新一轮创新的步伐呢？显然对“拿来主义”也要进行反思。?

首先，不是什么都可以拿到的。早在80年代，美国人所著《日本的阴谋》一书曾轰动一时。该书反映了日本政企合谋，以仿造、剽窃、贿赂等手段获取美国技术，再以倾销、违约和限制进口等手段占领美国市场，从而一举击败美国的电视、半导体行业。由此也引起美国人的震惊和愤怒，加强了美国人严格控制本国技术外流、粉碎日本成为世界知识密集型产业头号大国梦想的决心。此后通过在技术开发与转让、反倾销和涉外投资等方面多年的努力，美国不仅成为当今世界技术创新的领头羊，也把日本在以计算机为标志的信息时代的发展中远远抛在后面。?

篇8

为此，我们从实际出发，走访了省会级市场12个，地级市场65个，县级市场106个。通过一线的消费市场调查数据，并依据国家的大方针、大政策，以地板消费市场的当下情况，做了以下分析。希望通过有利的数据，和合理的分析，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洞察先机，并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

品种选择

在我国，由于区域跨度大，形成了在地理位置、气候环境及生活习惯上的本质差异，从而带来了因为地理位置不同、气候不同和生活习惯等众多的区别。这就对木地板选择也有了很多不同特点。但随着人们对木地板的逐渐清晰认识，在消费选择中也由原来的盲目变的越来越明智。但也由于经济和发展的不同，使各个地区又呈现了各自的消费特点。因此，对于消费者喜欢的地面材料，我们在调查中主要列出了两类：传统地板和新实木地板。

调查结果部分数据如下：

1、市场表现

省会级消费市场的消费选择比例为，新实木地板占40%，传统地板35%，另有一部分消费者，会选择瓷砖等其它地板装饰材料，或者是选择传统地板和新实木地板混合搭配铺装。

地级消费市场中，消费者对传统地板和新实木地板的认知度都不够高。所以在选择上，与市场导向有着直接关系。调查数据比例为传统地板为55%，新实木地板则为45%。

在县级消费市场，我们更感觉到宣传力度大的地区相对购买选择比较集中。导向力弱的地区，消费者选择比较平均。所以综合数据是50%对50%。

2、群体分析

年收入50万的消费人群，多为高级消费品的中流砥柱。他们追求生活品质化，对地板的消费需求已经不仅仅存在于实用上，他们更多是要体现品味化的家居环境，满足更多感官愉悦和个性追求。因此，选择传统地板的人数比例是40%，而选择新实木地板的人数比例是60%。

年收入在20万的消费群体，在选择中大都有追随高档消费的心里，却又不是坚定的支持者，他们更多的是选择主流产品。也有一部分有上升潜力的人群，与高档消费人群选择是一致的。因此，对传统木地板和新实木地板的选择比例，是45%对55%。

年收入在10万元的消费群体，是大众消费群体中一大部分。他们大多对新产品的反映比较慢，不是潮流的浪尖人群。对传统地板的选择居多，人数占60%。

年收入在5万元的消费人群，是普通消费人群。他们对新实木地板抱有很高的期待，但受制于各个方面的原因，他们大多还是会选择传统地板，人数比例是70%。

3、特色选择

在此次调查中，我们分列出不同规格、不同花色以及不同风格的地板。消费者对这些不同特点的地板也表现了极高的热情。

2、风格选择：由于近年来家居装饰的日益发展，人们对个性的体现也有了很多很好的表达凡是。地面装饰作为整体家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所体现的风格，是直接领导整体家居的主题思想。我们结合时下的潮流，分列出：复古奢华、简约现代和清馨田园三大类。

由于新实木地板所呈现的复古奢华和清馨田园受到了大众的普遍好评。因此，这三类的选择比例为55%、20%和25%。

3、花色选择：我们从实际出发，把花色调查分为暖色系、冷色系和中性色系。在此项调查中，花色的选择就直接和被调查者家居空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了。暖色系大多为大面积居室的首要选择，比例为35%。冷色系就是小居室的必备，占40%。中性色系是二次改造的主要选择，因为原有家具和室内摆设的制约，中性色系是最安全的搭配，占总比例的25%。

在此次调查中，我们深刻的感受到了消费者对木地板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很多消费者能够做到理性消费。同时，我们也感觉到，消费者对于地板的期待值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耐使而已。更多的消费者是为了个性家居，从体现主人的整体品味出发，选择更有特色的地板作为地板装饰材料。

此次调查，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环境影响，很多消费市场的消费人群呈现不均衡状态。但也正是由于这种环境，消费者的消费目的更明确，要求也更直接。这就是我们此次调查报告的可贵之处。

名词解释：

传统地板即传统的实木地板、多层实木地板和强化地板。此类地板，多存在性能不稳定、铺装繁琐、花色风格单一和特点模糊的缺陷。也由于人们对传统地板根深蒂固的认知，让它们在改进上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篇9

二．金融危机表现

商品滞销，利润减少，商品大量过剩，销售停滞；生产力和产品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生产大幅度下降，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倒闭，失业工人剧增；企业资金周转不灵，银根紧缺，利率上升，信用制度受到严重破坏，银行纷纷宣布破产，生产力和产品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社会经济陷入瘫痪、混乱和倒退状态等。

三．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引起这次全球金融风暴的最初原因是次级贷危机。

次贷问题及所引发的支付危机，最根本原因是美国房价下跌引起的次级贷款对象的偿付能力下降。而全球失衡达到无法维系的程度是本轮房价下跌及经济步入下行周期的更深层次原因。全球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自2001年持续增长，而美国居民储蓄率却持续下降，当美国居民债台高筑难以支撑房市泡沫的时候，房市调整就在所难免，进而导致按揭贷款的拖欠率明显上升，无力还贷的房贷人越来越多。一旦这些按揭贷款被清收，便最终造成信贷损失。

四．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

1、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下降，因为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大，出口增幅会下降，出口对GDP的贡献将会下降。例如：出口方面，可以预料的是我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将由于此次席卷华尔街的金融风暴而更显严峻。海关总署的进出口数据显示，我国外贸出口额的增幅下行放缓的趋势明显，由于美国是中国商品最大的出口市场，外需下降意味着外国消费者对高附加值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需求的同时下降。在这种环境下，出口商很可能没有动力革新技术，而是被迫通过压低产品价格去维持市场份额，这可能导致中国出口企业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

2、小部分资本会外流。美国经济出现问题后，一些公司因为资金缺乏，可能会撤回部分海外投资，或者把附属机构及在海外的投资卖掉以解大本营的燃眉之急。但因为目前中国资本账户的限制，有些直接投资不一定能马上撤得出去。

3、金融机构利润空间会缩小，过去动辙百分之几十、甚至成倍增长的可能性不会有了。

五．金融危机对我国各行业影响

1、对我国出口行业影响

美国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源泉之一。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将会导致美国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下降，和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进而有可能导致美国进口的减少和我国对美国出口的减少。假如其他条件不变，我国出口的减少将导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海关的数据显示，2007年8月以来，我国出口贸易虽然不断创高，但对美出口的增速减缓。10月份我国对美出口量达到210亿美元，低于9月份的213．9亿美元，数据同时显示，1－10月份我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长15．5％，而这数据1－9月份是15．8％，1－8月份更是16．7％。增速明显放缓。外贸企业利润增长可能会有所放缓，原因在于，次贷造成的世界经济放缓，还会导致外需下降。人民币升值亦可能进一步加速出口加工产业的两极分化，由此将造成部分出口企业回报率下降。估计美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到今年上半年将达到峰值。

2、对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在国内，居民的住房按揭贷款一直被认为是优质资产，其实不然。中国的住房按揭贷款风险可能比美国次级债券风险还要高。因为，从住房按揭的对象来看，美国次级债券的次级贷款人信用还有等级之分（即"次级信用"），但对中国的按揭贷款者来说，估计其中很大部分人甚至连"次级信用"都没有。这是因为近几年来，凡是个人要申请住房按揭贷款，没有谁是不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住房按揭贷款者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信用等级可分的。这样，一部分信用欠佳的贷款人就必然会进入到房地产按揭贷款市场中。尽管目前国内不少个人的住房按揭贷款信用不好，但在房地产市场价格一直上涨时，过高的房价会把这类缺乏信用的住房按揭贷款的潜在风险掩盖起来。一旦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逆转，其潜在风险就必然会暴露出来。这些潜在风险一旦暴露出来，国内银行将面临类似美国次级债危机的风险。

3对国内金融行业的影响

目前全球金融动荡的主线在发达国家。这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开始的金融动荡从美国开始，蔓延到欧洲、日本，造成了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下行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相对封闭，到目前为止，次级债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仍然有限。

2007年第三季报显示，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分别持有数量不等的美国次级房贷债券。整体看，次级债投资在资产中的比重小于1%。其中，工商银行与建设银行持有数量小，次级债投资占权益比例为超过2%；中国银行持有数量相对较大，次级债投资占权益比例约为13%。

次级债投资额占三大银行的总资产比例、占权益的比例低，即便出现极端情况，即次级债投资损失率为100%，该损失额也不足以影响三大银行的正常经营，不会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同时，次级债资产净额与2007年前3季度的税前净利润之比表明，即便当次级债投资损失率达100%时，三大银行07年前三个季度税前净利润亦足以消化该损失且有富余。

六．金融危机应对对策

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流动性较为宽裕的背景下，投资者对经济发展的前景较为乐观，往往会低估风险。但是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处在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经济主体基于盲目乐观情绪购买的资产不一定就是优质资产。美国次贷危机就是一个最新的例子。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纷纷完成股份制改造，为追求利润的不断增长，加大了信贷投入。我国市场同时存在低利率和局部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在以后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类似情况带来的巨大损失。

1、合理扩大银行信贷规模。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加大对重点工程、节能减排、环境保护、自主创新、三农、中小企业、基础设施及服务业等的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

2、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扩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平台。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3、继续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为防止经济出现倒退，央行将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而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是央行最为有力的货币政策工具，前者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后者可以为银行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央行将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加大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有效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合理需求。

4、实施差别化货币政策，促进经济转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对所有行业和企业一视同仁，而是会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以此来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使经济结构向政策预期方向转变。货币政策将通过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差别化利率、窗口指导、信贷政策指引等手段引导资金流向，通过政策引导或者直接干预，以较市场金融更为优惠的条件将资金投向战略领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等，同时严格对“两高一资”等政策限制行业和企业的信贷投放。

参考文献

[1]费尔德斯坦[编]《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

[2]《每月经济参考》[J]2008年7期

[3]巴瑞•易臣格瑞(美)《金融危机防范与管理》

篇10

一、金融危机对农信社发展的影响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而金融危机必然波及到经济领域，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危机甚至衰退。金融行业无论宏观还是微观的变化都会影响企业，或者主动缩小产业规模，或者开辟新的市场类型。而以立足县域经济、服务“三农”为宗旨的农村信用社，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方面所遇到的瓶颈和问题，自然会在金融危机的效应下被放大。

（一）“三农”大环境受挫

现代经济背景下，农村产业和农村经济已经成为一个亚经济环节，为现代城市经济供应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因而对城市经济的依赖性愈发强烈，因而自身的链条式经营始终不得完善，产前、中、后的加工、服务、销售等渠道不畅通，粗放型农业仍占绝对主体地位。物价一旦上涨，农村产业的收益直线下降，农民的收入受到最直接的削减。金融危机造成的市场扭曲，必然引发农村金融市场的同向混乱，从而造成农信社需要面临更复杂和不确定性飙升的金融环境。

（二）信贷风险加大

金融危机首先造成的是企业倒闭和大量劳动力成本下降乃至失业，而最大的受害群体就是农民工。农民务工收入的减少，部分中小企业的产品在市场的销售价格停滞甚至下降，经营成本上升，盈利空间受挤压，甚至出现亏损，还款资金来源难以保障，市场风险、信用风险、道德风险等系列的风险可能叠加并转移到农信社，案件“双降”及贷款收回不容乐观，大要案可能重新抬头，不良资产可能增加。金融危机加速了信贷机构对实体经济的一损俱损效应，从而造成了农信社信贷风险的逐层加大。

（三）农信社体制改革风险加大

体制改革是应对危机的核心环节。当前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农信社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不仅与金融改革的预期目标相距还很大，同时也难以适应当下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为了实现我国农信社的可持续发展，农信社的体制改革也在不断的深化，但金融危机的到来对于农信社的改革必然造成影响。一些关系到农信社整体发展规划的诸如产权问题、经营管理与监督服务的统一问题等，都会在金融危机的放大效应下变得更加复杂而难以控制。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是革除与金融市场和金融产业发展不相适应的所有制、经营管理方式等，而金融危机加大了市场和产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得改革的对象和标准也呈现出多变的趋势，从而改革的风险加大。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推进农信社体制改革

（一）改革产权制度

产权制度是农村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而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金融市场不稳定和风险加大，客观上为产权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农信社必须定位为股份制农村金融组织。农村信用社应该端正经营方向，加强内部管理，建立新型运行机制。具体方面可以通过这些手段来实现：首先要明确规定农村信用社的服务方向和经营宗旨，即立足县域经济，服务三农。鉴于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的波及，农信社必须承担对农村经济的扛鼎责任，作为振兴农村经济的强大的资金吸纳手段。其次是改革人事制度，加大农村信用社全体干部职工的责任心，使其真正成为农村信用社的主人。岗位责任制是激励农信人积极开展业务的制度动力。鉴于金融危机影响下，小额农业贷款整体上疲软的趋势，就要激励业务人员通过业务项目创新积极探索农村金融市场并进行市场细分，创新多样化的农村信贷服务项目。再次，就是要全面提高农信社财务干部队伍的素质，建立新的良好的选用人员机制。最后，改善信用服务工具，创新金融产品，努力提高资金融通效益。鉴于金融危机下，农信社的客源流失严重，盈利能力减弱的现状，农信社就需要积极改善信用服务工具，创新金融产品，寻找市场突破口，适时推进结构调整和业务布局，并拓展业务融资渠道。

（二）开辟多样化的组织形式

组织形式是农信社开发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创新的组织载体，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场地。开辟多样化的组织形式，就是要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县域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对农信社组织形式进行分类的、有针对性的改革。

1.组建股份制农业银行。这是针对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而言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对信贷资金、金融产品及其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村信用社如若仍旧沿用旧有的体制和服务方式来支撑当前的金融市场挖掘，显然是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的。因此要解决农信社体制与服务方式与当前层出不穷的金融市场新形势不适应的矛盾，就必须在农村信用社基本制度保留的基础上，成立体制最具活力、最符合金融产业发展规律、适宜市场经济发展的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

2.组建农村合作银行。这是针对经济较发达地区而言。对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可以在现有农村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体制适中的农村合作银行。在农村信用社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农村合作银行其内部组织体制、经营管理机制、外部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应区别于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这种体制的合作银行能够整合较发达地区比较活跃的农村社会沉淀资金和较为保守的融资渠道，并能够兼顾一些相对滞后的制度性风险防范手段，从而达到一种综合平衡的农村融资格局。

3.改组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这是针对欠发达或者贫困地区而言。具体实现方式为：第一，以集中优势兵力更好地支持“三农”，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促进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联合，组建中国农业信贷银行。第二，着眼于农村信用社服务“三农”的政策性业务，农村信用社与农业发展银行合并，既解决了农发行基层无办事机构，难以服务到位的困难，又解决了农村信用社上面无“头”各行其是的局面，真正达到扶持农业、富裕农民、繁荣农村的目的。第三，贫困地区农村信用社在合作制原则规范农村信用社工作基本完成之后，为了壮大信用实力，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解决基层信用社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将基层信用社、联社合并为一级法人制，各基层信用社为联社的分支机构。

（三）建立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约束机制，切实提升风险管控能力

现代金融机构必然是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这一点对于农村金融机构而言也必须贯彻。首先，要牢固树立风险管理和审慎经营的理念，明确市场定位，细分客户市场，严防死守，划定底限，科学判断经济形势，合理运用信贷资金，合理布局网点功能，根据市场需求，由外延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以内涵提高为主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其次，必须做到资本约束到位，从机制上推动信用社加快股份改造的步伐，杜绝超比例发放大额贷款，拓展充实资本的途径和渠道，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和政策优势，切实增强资本实力；最后就是加强和巩固信用社的法人地位，建立全面、系统的内控制度和管理流程，不断完善组织架构调整、薪酬制度改革、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员工正向激励机制，进一步加强对经营风险、成本、资金的管理，严格落实授信责任制，大力推行履职问责制，通过建立科学的风险控制体系来解决贷款发放“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农信社尽管具有为支持三农而具有的特定的公共职能，但是终究是以吸纳和争取社会资金为目的，因而资本管理始终是管理的基本对象。农信社的主要经营风险也基本上来自资本的融通渠道和业务项目的市场定位。因此，掌握好资本管理的基本架构，就能够有效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1]陈磊,来珠.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影响以及对策建议[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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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机对农信社发展的影响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而金融危机必然波及到经济领域，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危机甚至衰退。金融行业无论宏观还是微观的变化都会影响企业，或者主动缩小产业规模，或者开辟新的市场类型。而以立足县域经济、服务“三农”为宗旨的农村信用社，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方面所遇到的瓶颈和问题，自然会在金融危机的效应下被放大。

（一）“三农”大环境受挫

现代经济背景下，农村产业和农村经济已经成为一个亚经济环节，为现代城市经济供应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因而对城市经济的依赖性愈发强烈，因而自身的链条式经营始终不得完善，产前、中、后的加工、服务、销售等渠道不畅通，粗放型农业仍占绝对主体地位。物价一旦上涨，农村产业的收益直线下降，农民的收入受到最直接的削减。金融危机造成的市场扭曲，必然引发农村金融市场的同向混乱，从而造成农信社需要面临更复杂和不确定性飙升的金融环境。

（二）信贷风险加大

金融危机首先造成的是企业倒闭和大量劳动力成本下降乃至失业，而最大的受害群体就是农民工。农民务工收入的减少，部分中小企业的产品在市场的销售价格停滞甚至下降，经营成本上升，盈利空间受挤压，甚至出现亏损，还款资金来源难以保障，市场风险、信用风险、道德风险等系列的风险可能叠加并转移到农信社，案件“双降”及贷款收回不容乐观，大要案可能重新抬头，不良资产可能增加。金融危机加速了信贷机构对实体经济的一损俱损效应，从而造成了农信社信贷风险的逐层加大。

（三）农信社体制改革风险加大

体制改革是应对危机的核心环节。当前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农信社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不仅与金融改革的预期目标相距还很大，同时也难以适应当下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为了实现我国农信社的可持续发展，农信社的体制改革也在不断的深化，但金融危机的到来对于农信社的改革必然造成影响。一些关系到农信社整体发展规划的诸如产权问题、经营管理与监督服务的统一问题等，都会在金融危机的放大效应下变得更加复杂而难以控制。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是革除与金融市场和金融产业发展不相适应的所有制、经营管理方式等，而金融危机加大了市场和产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得改革的对象和标准也呈现出多变的趋势，从而改革的风险加大。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推进农信社体制改革

（一）改革产权制度

产权制度是农村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而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金融市场不稳定和风险加大，客观上为产权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农信社必须定位为股份制农村金融组织。农村信用社应该端正经营方向，加强内部管理，建立新型运行机制。具体方面可以通过这些手段来实现：首先要明确规定农村信用社的服务方向和经营宗旨，即立足县域经济，服务三农。鉴于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的波及，农信社必须承担对农村经济的扛鼎责任，作为振兴农村经济的强大的资金吸纳手段。其次是改革人事制度，加大农村信用社全体干部职工的责任心，使其真正成为农村信用社的主人。岗位责任制是激励农信人积极开展业务的制度动力。鉴于金融危机影响下，小额农业贷款整体上疲软的趋势，就要激励业务人员通过业务项目创新积极探索农村金融市场并进行市场细分，创新多样化的农村信贷服务项目。再次，就是要全面提高农信社财务干部队伍的素质，建立新的良好的选用人员机制。最后，改善信用服务工具，创新金融产品，努力提高资金融通效益。鉴于金融危机下，农信社的客源流失严重，盈利能力减弱的现状，农信社就需要积极改善信用服务工具，创新金融产品，寻找市场突破口，适时推进结构调整和业务布局，并拓展业务融资渠道。

（二）开辟多样化的组织形式

组织形式是农信社开发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创新的组织载体，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场地。开辟多样化的组织形式，就是要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县域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对农信社组织形式进行分类的、有针对性的改革。

1.组建股份制农业银行。这是针对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而言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对信贷资金、金融产品及其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村信用社如若仍旧沿用旧有的体制和服务方式来支撑当前的金融市场挖掘，显然是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的。因此要解决农信社体制与服务方式与当前层出不穷的金融市场新形势不适应的矛盾，就必须在农村信用社基本制度保留的基础上，成立体制最具活力、最符合金融产业发展规律、适宜市场经济发展的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

2.组建农村合作银行。这是针对经济较发达地区而言。对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可以在现有农村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体制适中的农村合作银行。在农村信用社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农村合作银行其内部组织体制、经营管理机制、外部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应区别于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这种体制的合作银行能够整合较发达地区比较活跃的农村社会沉淀资金和较为保守的融资渠道，并能够兼顾一些相对滞后的制度性风险防范手段，从而达到一种综合平衡的农村融资格局。

3.改组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这是针对欠发达或者贫困地区而言。具体实现方式为：第一，以集中优势兵力更好地支持“三农”，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促进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联合，组建中国农业信贷银行。第二，着眼于农村信用社服务“三农”的政策性业务，农村信用社与农业发展银行合并，既解决了农发行基层无办事机构，难以服务到位的困难，又解决了农村信用社上面无“头”各行其是的局面，真正达到扶持农业、富裕农民、繁荣农村的目的。第三，贫困地区农村信用社在合作制原则规范农村信用社工作基本完成之后，为了壮大信用实力，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解决基层信用社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将基层信用社、联社合并为一级法人制，各基层信用社为联社的分支机构。

（三）建立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约束机制，切实提升风险管控能力

现代金融机构必然是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这一点对于农村金融机构而言也必须贯彻。首先，要牢固树立风险管理和审慎经营的理念，明确市场定位，细分客户市场，严防死守，划定底限，科学判断经济形势，合理运用信贷资金，合理布局网点功能，根据市场需求，由外延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以内涵提高为主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其次，必须做到资本约束到位，从机制上推动信用社加快股份改造的步伐，杜绝超比例发放大额贷款，拓展充实资本的途径和渠道，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和政策优势，切实增强资本实力；最后就是加强和巩固信用社的法人地位，建立全面、系统的内控制度和管理流程，不断完善组织架构调整、薪酬制度改革、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员工正向激励机制，进一步加强对经营风险、成本、资金的管理，严格落实授信责任制，大力推行履职问责制，通过建立科学的风险控制体系来解决贷款发放“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农信社尽管具有为支持三农而具有的特定的公共职能，但是终究是以吸纳和争取社会资金为目的，因而资本管理始终是管理的基本对象。农信社的主要经营风险也基本上来自资本的融通渠道和业务项目的市场定位。因此，掌握好资本管理的基本架构，就能够有效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陈磊，来珠.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影响以及对策建议[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2010(1). 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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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09)11-0042-01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中小企业指按照我国有关规定“不对外筹集资金,经营规模较小”的规定。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支重要支撑力量,在确保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缓解就业压力、拉动民间投资、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市场竞争、推进技术创新、促进市场繁荣、方便群众生活、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一、金融危机下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状况及原因分析

(一)中小企业将重点放在了产与销售,轻视了财务管理

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中小企业由于管理型人才的短缺,致使企业偏重与生产销售环节,而忽视了内部财务管理,市场上盈利机会充裕途径多,这就使得中小企业无法看清自身状况,轻视财务管理。但是,一旦经济出现萎靡,市场竞争激烈的时候,中小企业往往会面临存货积压,应收账款回笼速度慢,短期筹措资金困难等困扰。其自身因忽略财务管理所造成的弊端就会暴露,并影响整个企业的发展、运营。

(二)会计核算工作能力薄弱

中小企业财务管理架构通常因组织成本、人才资源和生产规模等方面的限制,而设置的非常简单切不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内部控制的能力比较弱。企业的会计制度通常是不健全、不完善的,会计核算工作的力度也是比较薄弱的。中小企业,由于其规模限制,通常吸引不到优秀的财务管理人员,聘任的财务工作者素质欠佳,这就导致了财务管理和财务分析难以到位,起不到为高层决策者提供有效参考的作用。从而影响到生产、销售和管理的效率。

(三)内部制度不完善,管理随意性大

异于大型企业的是,中小企业管理水平和资金周转率都较低,在资金使用计划、库存管理和结算监管等方面往往缺乏严密、有效的控制监管手段,随意性大,难以把握。加之,企业资金实力不如大型企业雄厚,会计核算工作能力低,缺乏长期财务分析资料等不良因素的困扰,中小企业想在经济危机中立足往往很难。

二、金融危机下的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策略

(一)政策环境

建议完善中小企业行政管理体制、建立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全民营经济政策信息专业平台,建立民营企业行政投诉救助机制;开展对各地发展民营经济情况的评价和考核。

(二)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策略建议

为了解决中小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不仅政府应出台政策加以扶持,使企业可以适应市场,优化供应链和价值链;企业自身也应认清所存在的问题,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进行自我更新:

1.在企业内部树立财务管理的核心地位

市场上,多数中小企业是以家族式管理模式建立起来的,企业内部岗位设置交叉重叠,不仅达不到良好的管理效果,更容易产生管理漏洞。由于家族观念的影响,某些企业更是将企业财务与家庭财务混为一谈,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企业财务管理机制,使得财务管理在企业中形同虚设无法起到其应有的作用,更谈不到其核心地位,这样行事的后果往往是企业亏损、运营不畅。在中小企业中,成长期扩张迅速、市场占有率不断攀升的现象极为普遍。但一旦企业在经历过成长阶段,转而进入成熟期后,大多数企业普遍感到财务运转紧张、开支困难、周转速度减缓等压力,经营效率降低,效益萎缩。

2.把握投资重点,降低投资风险

(1)中小企业投资重心应注重“内部”为主。当前企业无论规模,都已经意识到企业内部管理的重要性,拥有高素质的管理型和技术型人才,才是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的制胜手段。中小企业要加强内部投资应从一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对新产品试制的投资;二是对技术设备更新改造的投资;三是人力资源的投资。目前应特别引起注意的当属人力资源的投资。

(2)分散投资方向,降低投资风险。中小企业经过资本累计过程,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可以实行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分散投资方向,也就降低了投资的风险,这一策略有助于企业成长。

(3)规范项目投资审批程序。在将企业资金、技术、管理等体系建立完善后,中小企业可以适当借鉴大规模企业的方法,实行投资监理,规范投资程序,要做到对投资项目各个阶段都心中有数,投资的设计阶段到实施阶段都要严谨,注意每个项目进度的跟进,适时调整,尽可能规避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三)二要加强营运资金管理,努力实现企业生产经营的内涵扩大。

相对大企业而言,中小企业由于缺乏筹资能力和内部资金调度余地,因而加强营运资金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小企业营运资金管理,虽在内容上与大企业无太大区别,但在管理思想和管理原则上则应有所区别。

篇13

“金融大国”在其“商业生态”上与“制造大国”有本质的区别：金融大国拼的是资源配置功能强弱的“软实力”，而不是外表形式上的“硬实力”；金融大国拼的是“差异化”的创新能力和与之配套的完善的制度与有效的监管能力，而不是“标准化”的金融业务所带来的低附加价值的价格竞争；金融大国拼的是“波动”中抓住瞬间即逝的投资机会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而不是靠价格管理来赚“稳定”的息差收入和中介手续费。

（一）金融业赚的是“波动”的钱，而制造业赚的是“稳定”的钱

要素价格不能充分的波动，就不可能产生创新的动力，不可能通过获得高收益方式来规避和分散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类金融风险。而要素价格的波动很多情况下都会给制造业带来巨大的麻烦。在日本85年和美国签订广场协议后，因为日元的大幅升值，导致其制造业的本国生产成本相对于出口获得的海外收益大幅上升，结果本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和金融泡沫化的严峻局势，而那时日本政府却想通过大量投放货币以恢复日元的贬值优势，但结果给泡沫经济的恶化推波助澜，让日本一个制造业大国和强国陷入了深重的经济危机灾难，直到今天还无法完全复原。幸好，日本大企业那时都纷纷离开了本土，靠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制造业品牌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寻找适合制造业生存的良好环境，这才让日本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得以延续，而后来接班的日本政府也在这场泡沫危机的灾难中充分认识到了制造业立国的“性价比”特征，放弃了原来想靠日元升值的强势来打造东京国际金融中心，从而弥补日本制造业强而金融弱这样失衡结构的梦想。并且，用零利率的高风险手段来维护日元贬值和稳定的格局以确保日本制造业在国际舞台上的充分竞争力。所以，说到底，金融赚的是“波动”的钱，而制造赚的是“稳定”的钱。

（二）金融业赚的是“差异化”的钱，而制造业赚的是“标准化”的钱

追求“差异化”的金融创新模式是金融大国的发展之本。任何制造业中所需要的大规模的投资或资本积累以及不断开拓市场的努力都会增加金融创新活动的风险和成本而无法达到它们所需要的高收益回报。因为金融大国是靠知识、信誉、制度和敏捷性来谋求差异化的选择中获利，而不是像在制造大国中表现出来的银企之间那固有的紧密合作关系或者配合制造业规模生产所需要的风险控制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更不会出现不顾对方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制度环境成熟与否就去抢占越来越多的市场，从而通过同质化的产品来谋求规模经济性的效果。相反，金融大国的强势就在于依靠人才、品牌、市场发展深度和交易技术的精良，通过他们创造的各类“差异化”金融产品和差异化的交易方式来战胜对手，从而获得金融全球化的大环境给他们创造的日益增长的超常收益和风险分散的绝好机会。他们不在乎所在国家和地区征税标准是否高于制造行业，而却十分在乎那里的市场流动性和创造财富“标的”的质量。像英国伦敦从事金融业人员的所得税在全球都处于高位，但是，集中到它市场的金融人才、业务流量和金融交易的便捷性也是世界首屈一指。所以，我们又可以说，金融赚的是“差异化”的钱，而制造赚的是“标准化”的钱。

尽管跨国企业也在不断的打造差异化的产品来寻求自己不断改良的商业环境，但是，制造业这种差异化，无论是从深度还是从广度，都无法和金融行业对其产品的风险和收益特征，对从业人员的交易时机、交易对象的选择，以及各类市场的交易条件、相关制度设计等方面所提出的一系列苛刻的“差异化”要求相比。美国之所以会有一大批优秀的年轻创业人员和技术精英继往开来，层出不穷地涌现，除了因为它拥有世界最好的大学和竞争力最强的就业市场之外，还在于它金融大国的运行模式支撑了它成为创新大国的增长方式：即要不惜代价去争夺最优良的人才、设备和技术，以此来争取获得高额回报的“隐性”机会，而不是像制造业那样不惜代价去开拓销售的最终市场，以此确立收益稳定增长的“显性”机会，于是，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前者导致要素价格不断提高，而后者却促使要素价格不断下降，至少最多做到通过要素投入结构不断优化以缓解竞争所带来的要素价格不得不下调的压力。

（三）金融业赚的是“软实力”的钱，而制造业赚的是规避风险的“硬实力”的钱

“软实力”的突出表现是金融大国保持活力和竞争力的根本。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它们对风险的认识与制造业国家有本质的区别。比如，投机力量的缺失可能会严重影响到风险特征的释放和资产定价的合理性。为此，金融大国不仅仅在于对所有金融资产的价格的变化完全放开的市场机制的保证措施，而且还会刻意在制度上引入投机机制，比如，卖空、裸卖空的机制。因为只有充分保证投资者的差异化需求，才能最大程度的确保市场流动性，以此提高价格发现的能力和风险分散的效果。在美国，无论你是出于投机、套利还是出于控制风险的目的，你都能找到相应的金融产品，你都能委托管理这类差异化产品交易的专业化金融投资团队。而在制造业国家，因为缺乏在“波动”中游刃有余、在“差异化”中获得收益这样的“软实力”，所以，任何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或者对资产流动性的高要求都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甚至会构成稳定生产、确保就业的威胁力量。比如，制造业国家往往会对只开展企业信贷业务的银行机构设定较低的流动性规制。往往会对引起价格波动的投机力量实施严格的管制，有时，为了确保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很多国家的政府还干预并非投机因素引起的市场价格波动问题。甚至以牺牲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的效率为代价来确保实体经济规模经济性的优势不受到影响。因此，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说，金融赚的是驾驭风险的“软实力”钱，而制造赚的是规避风险的“硬实力”钱。即使金融活动中所需要的硬实力也是为了充分发挥软实力作用而存在的，而制造行业中所需要的软实力更是为体现商品价值的硬实力而服务的。具体而言，金融体系的软实力主要表现在所在国家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是否能有机融为一体，发挥出资源配置过程中所需要的六大功能：价格发现功能，流动性保障功能，风险分散功能，信息生产功能，公司治理功能和价值创造功能。所以，像制造业那样去模仿纽约和伦敦成熟市场所打造的“硬实力”，而忽略金融体系发展最为重要的是“功能机制”能否有效发挥的关键问题，以此想改变中国目前“世界加工厂”的地位，成为像英美那样的“金融大国”，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当然，制造业的硬实力主要还是体现在是否能够提供让消费者满意的一流的产品和服务方面。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正如上面已经阐述过的道理那样，要想突出发挥制造业的实力水平，有时不得不妨碍金融业实力的发挥。因为我们很难区别眼下的投机是有利于实体经济生产价值的发现，还是有利于资源配置过程中固有的风险释放，或者事后才知道，这样的投机方式根本就和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沾不上边，而纯属一部分人利用自己的信息和专业优势来从劣势的群体中合法掠夺它们宝贵财富的手段。最严重的案例莫过于刚刚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尽管美国是当今没有异议的金融大国，但是，它们事前也无法正确的解读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和由此带来当时的繁荣景象究竟对实体经济的市场效率改善是有利还是不利，直到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监管部门才意识到当时的投机现象完全是华尔街上演的一出道德风险的闹剧。如果这场深重的金融危机发生在制造业国家，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它们事后抗衡金融危机的能力一定会让它们无法摆脱诸如美国大萧条时代的灾难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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