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贸易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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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结果分析。根据以上指标及方法，通过利用SPSS19.0软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2003—2012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具体过程见表2至表6。表2显示的是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相关系数矩阵，由表2可知原有变量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系数，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线性关系，因此本文所取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表3显示的是运用各指标相关系数矩阵计算得到总方差解释，可以看出，第1因子的方差占所有因子方差的75.559％，前2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达到了86.920％。因此，前2个因子已经足够描述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的综合评价。表4显示了提取2个公因子后的共同度，2个公因子提取的10个原始变量的信息分别为78.1%、97.1%、94.5%、89.9%、61.3%、71.7%、94.6%、96.8%、89.4%、95.7%，由此可见，被提取的公因子对各原始变量具有非常强的解释能力。由表5显示了因子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可写出以下因子得分函数。由表6可知，除2009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自2003年以来呈不断增强趋势。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了符合国情的对外贸易政策，大力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努力加强与贸易伙伴的关系，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的增强促进我国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企业技术更新，提高产品国际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大大增强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5]。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济受到巨大冲击，世界经济发展陷入低迷状态，导致2009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幅下滑。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余温影响还在，在世界经济呈现低增长态势的背景下，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面临多重困难：外需低迷，人民币升值，融资难，贸易摩擦增多，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不断升高等，使得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充满不确定性。因此，调整和完善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寻找对外贸易的新手段和途径，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与城镇化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推动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回归分析。文章将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设为自变量，将城镇化率设为因变量，对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推动城镇化发展进程进行回归分析（见表7）。从表7可知，R的平方达到95.5%，模型整体拟合程度很好，F统计量为169.91，F检验通过。方程总体解释显著，各系数均通过t检验，回归结果合理。分析结果意味着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每提高1个点，就推动城镇化进程向前发展0.045615。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城镇化进程，实现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对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劳动密集型产品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进行销售，这样我国的人力资源的优势得到很好的发挥，从而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其次，我国通过国际贸易平台，进口国内短缺的原材料以及先进的技术设备等，促进国家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国内居民的收入，消费需求进一步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相应产生，加速城镇化进程[6]。

（二）城镇化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回归分析。文章将城镇化率设为自变量，将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设为因变量，对城镇化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进行回归分析。从表8可知，R的平方达到95.5%，模型整体拟合程度很好，方程总体解释显著，各系数均通过t检验，回归结果合理。分析结果意味着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点，就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提高20.93697。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镇化是对外经济贸易的影响因素。党的十报告指出，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城镇化成为未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7]。当前我国公共需求、公共产品供给不到位，公共服务不到位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矛盾，以城镇化为支撑，有效刺激国内巨大的需求潜力，通过新型城镇化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最终形成以技术知识密集型出口为主、劳动密集型出口为辅的对外贸易格局。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上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与城镇化之间相互促进，为检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文章将城镇化设为X，将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设为Y，对二者的因果关系进行格兰杰检验（见表9）。由表9可知，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不是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原因，而城镇化是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原因，二者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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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正如前文所述，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物质基础来作为支撑，因此，巩固市场经济经贸易，能够有效地促进人们的就业，缓解我国紧张的就业形势，为人们带来劳动收入。同时，巩固市场经济贸易的地位，还可以为人们在学习和工作之余，提供多种形式的消费和消遣项目，使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所以说，巩固市场经济贸易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对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都是有很大的益处的。

二、当前我国市场经济贸易运营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市场经济在我国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我国找准各个行业和领域的关键突破点，不断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进步和飞跃。然而，市场经济贸易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充满了荆棘和坎坷，并不是一帆风顺和自然发展的。在当前我国市场竞价贸易的运营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应逃避或抵触，而是应当客观审视，严阵以待，认真地予以处理和解决。

1.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不够完善，制约着市场经济贸易水平的提升从当前的整体经济情况来看，我国在区域经济规划方面仍然存在着规划不完善的地方，一定范围内还经常出现一些不必要和欠缺人性化考虑的问题，这都对我国市场经济贸易运营质量的提升和发展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制约影响。例如，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区域在规划经济时，存在规划内容重复、交叉或冲突等问题，这就导致了这些地区制定出的规划在执行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不确定性的问题，最终导致规划停留在了直面，无法切实有效地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最终导致了规划停滞，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又如，有一些地区的政府在进行规划时，规划的内容过于注重政绩的实现，有时甚至背离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规划的科学性原则而进行不科学的规划，这显然使规划工作成为了实现政绩的一项“权力”手段，最终制造成了不良影响。正是由于这些不良现象的存在，使得我国市场经济贸易的水平总是难以得到质的提升，运营效果也难以得到显著的改善。

2.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有待进行科学化完善当前，在市场经济贸易的运营过程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许多以各种名目而设立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而对于一般性的转移支付项目则设立的十分少。从本质上分析来看，当前出现这些落差和不均衡的原因在于我国许多的专项转移项目一般都具有较大的规模，因而所涉及到的资金支付也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完善之处，在市场经济贸易发展运营过程中，相关的针对性政策也未能及时地建立起来，缺乏一套完整的系统化的支付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对市场经济贸易布局的有效调整造成了阻碍影响。

3.公共服务资金投入不多，给市场经济贸易发展带来阻力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所带来的作用效应是十分广泛的，作用于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也涉及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于社会公共服务的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资金支持作用。然而，这种支持作用是需要重组的资金投入来完成和体现的，虽然我国的社会公共服务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从当前全国总体来看，我国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资金投入仍然是十分有限的，投入资金的比例也较其他领域来说要少得多。分析其原因，在于很多地方性的基层政府对于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形势尚未弄清楚，对于趋于经济的走势和方向也难以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从而在公共服务领域缺乏合理的规划，相应的专项资金也难以及时到位，这就导致了这些地区的公共服务能力往往处于较低水平的状态，制约着人们各项活动的开展。一旦城市的公共服务缺乏力度，就会给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负担，长久下去，将会对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也会造成阻力，最终影响我国整个经济的发展。

4.存在地方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前进步伐市场经济贸易要想取得蓬勃发展，在关键在于保持其一定的市场规律和自由度，因而，在市场经济贸易发展的过程中最忌讳的即是地方贸易保护和过多的权力干涉。然而，在实际中，许多地区却存在着严重的地方贸易保护的情况，给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设置了重重阻碍，不仅使市场经济贸易的方向与我国的实际国庆相偏离，还使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目标变得模糊不清而难以实现良性发展。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将实现经济效益作为最大的目标，甚至放在了其他一切工作的前头孤立地去开展经济工作，不仅不去与其他地区进行交流和沟通，更不愿意开展区域合作，这使得这些地区在经常往往各搞各，难以实现区域之间经济贸易的合作和互惠的共赢局面。最终导致这些地方的经济贸易长期处于了“关门过日子”的状态，严重了阻碍了地方经济贸易发展的脚步。

三、促进市场经济贸易实现高效运营的对策思考

市场经济贸易的运营一定要体现有效性和高效性，为经济贸易发展搭建一个广阔的平台，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当然，这些办法需要综合考虑我国现状加以甄别筛选，使其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使市场经济贸易的运营水平得到提升。

1.政府发挥好自身职能作用，大力完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一是各地政府部门应当意识到自身的职责所在，并对自身的权力有清醒的认知。一旦职责明确，权力运营妥当，就可以使自身的职能作用实现正常的发挥，以此来满足市场经济贸易的需求，使经济贸易在政府的正确指引下健康运营。二是政府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要有全盘的考虑，而不应孤立地看待地方经济贸易问题。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要大力完善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划，使发展规划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理性科学。如此，规划内容才能以市场经济贸易发展为核心内容，摒弃那些不必要的政绩内容，使政府摆正自身位置和经济贸易发展规划的位置，为经济贸易发展水平的提升减少麻烦。

2.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实现经济贸易布局有效调整市场经济贸易运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转移支付项目，这些项目也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环节。但是，我们必须重视这个环节。因此，必须建立健全项目转移支付机制，使资金支付做到有据可依，使资金支付的来龙去脉都能确保真实客观。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资金浪费，也有利于杜绝违法乱纪犯罪现象，使经济贸易的发展格局更易于调整，使经济贸易资源达到优质配置整合。

3.加大公共服务资金投入力度，为市场经济贸易发展创造机遇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与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密切相关。而社会公共服务领域更是经济贸易发展水平的一个缩影。因此，公共服务能力是经济发展的自然流露。我国必须以社会保障的高度，来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确保社会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社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社会负担会相应减少，也会反作用于市场经济贸易，为市场经济贸易的稳步运营提供机遇。

4.彻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加快市场经济贸易步伐地方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步伐。因此，若想实现经济贸易的顺畅运营，就必须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充分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确保市场经济贸易步伐迈得稳迈得远。这样，必然是以市场经济贸易运营目标的明朗化为前提，有利于客观评价地方经济的地位，实现地域经济发展中的有效协作和互惠互赢，使各个地域之间的资源实现高效共享，实现生产因素的良性流动，从而全面推动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彻底告别闭门造车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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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在赫克歇尔―俄林体系中徘徊多年的国际贸易理论又活跃起来，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来研究贸易的原因和结果，研究新的贸易结构与贸易政策，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学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些学说已逐渐成熟。其中一部分已被编入教科书，另外部分仍在继续讨论之中，仍是贸易的前沿论题，本文将简要地介绍这些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并阐述其对我国贸易政策的意义。

一、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为贸易原因提出新解释的主要是从七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主要的贡献者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这一理论以企业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为基础解释战后增长迅速的工业国之间的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规模经济贸易理论［（1）a］的发展是建立在两个与以往理论不同的假设上：（1）企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2）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全的。

具体讲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下降，企业面对的是

市场需求曲线，市场需求量会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加。在参与国际贸易以前，企业所面向的只是国内的需求。由于国内市场需求有限，企业不能生产太多，从而使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不得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国内需求加上国外需求，企业生产就可以增加。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反而使产品的平均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增加了竞争能力。

由于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囊括一行业的全部产品，从而使国际分工和贸易成为必然。但具体哪一国集中生产哪一种产品，则没有固定的模式，既可以自然（竞争）产生，也可以协议分工。但这种发达国家之间工业产品“双向贸易”的基础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技术不同或资源配置不同所产生的比较优势。

二、国际贸易、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进行。在经济学文献中，虽然已有许多理论阐述了技术在贸易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是最新一系列的研究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讨论技术对贸易的影响，也分析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把技术变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等结合起来研究，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前沿课题。

国际贸易理论的这一新发展的背景也与战后国际贸易格局变化有关。在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理论说明了当前“北北贸易”和同类产品之间贸易的原因之后，人们自然就会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会有规模经济？产业的规模经济和国际分工是怎样形成的？如果说技术的差异与发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技术又是怎样产生、发展、传递的？技术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的关系又是如何？这些问题引起了国际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学者们将国际贸易理论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近年来，在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中，关于国际贸易、技术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文章很多。从其理论渊源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沿着李嘉图的模型，仍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但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另一部分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研究技术怎样影响贸易和增长，同时把技术发展作为科研、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

经济增长相互间的关系。

1．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

（1）技术差异所形成的贸易模式

除了“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贸易学说外，技术作为外生变量上的差异亦被用来说明发达工业国家之间和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马库森和斯文森（MakusenandSvenson，1985）在他们的研究中假设两国的资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都是相同的。产品生产需用两种以上的要素投入，但不具有规模经济。但如果两国在生产技术上有某种细微的差别，劳动生产率就会略有不同。在两国的贸易中，各国都会出口其要素生产率相对高的产品。

戴维斯（Davis）在他1994年的研究中也假设两个国家两种产业。其中第一种产业只生产一种产品，而第二种产业生产两种不可完全替代的产品。假设其中一国在第二种产业的生产中与国外略有技术上的不同，在其中一种产品的生产技术上比别国略胜一筹。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要素价格的相等会使该国生产和出口这种产品，而别国则会生产出口另一种产品。

马库森、斯文森和戴维斯的研究说明，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技术上的差异亦可引起同行业产品之间（intra―industry）的贸易。

（2）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福利的影响

克鲁格曼1986年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福利的影响。在他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类国家：技术较先进的国家（发达国家）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产品亦分为两类：技术密集型产品与非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些假设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有些相似，它的发展在于：假如技术变动了（而不管为什么会变动），会对各国的贸易模式和福利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这种技术进步发生在发达国家，则结果是没有坏处。第一，对发达国家来讲，它技术更高了，产品更先进了，由于本来就在技术上领先，更新的技术的产生并不面临什么竞争，也不威胁别国，别国也威胁不了它，所以技术进步对它有好处。第二，对落后国家也没坏处，因为技术差距拉大了，给后进国家更大的空间来发展和赶超。所以技术进步发生在先进国家对这两类国家均有利。对先进国家唯一的不利之处是对一些本来就有技术优势的产品，技术进步和生产出口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这些产品的价格下降，贸易条件

有可能变得不利。

假如技术进步发生在后进国家呢？克鲁格曼认为结果是缩小了两类国家之间的差距，对原来先进国家是一种竞争，对他们不利。后进国家会因为自己有能力生产这类产品而减少进口，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是使该类产品价格的下降，对先进国不利，二是如果这种产品需要密集使用后进国本来就稀缺的资源，那么对后进国来说也不利。

2．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

贸易理论的另外一方面发展是将技术视为内生变量来分析，研究技术变动的原因，也研究技术的进步作为生产和贸易的结果对贸易模式与社会福利的影响。技术变动有两种源泉，一种是被动的，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出来的，而是从看中、干中学会的，是通过经济行为学来的，这叫“干中学”（learningby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另外一种是主动的，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innovation）。技术革新一般是研究和发展（ResearchandDevelopment，简称R＆D）的结果。

（1）“技术外溢”（Spillovers）与“干中学”（Learing―by―Doing）

所谓技术变动或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在许多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只是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这种学习过程有时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从事生产或其他经济行为时自然产生的副产品。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被称为技术“外溢”（Spillovers）。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技术外溢，又可分国际、国内、行业间和行业内几种不同情况。

a）国际技术外溢

国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如通过贸易）的途径传播到了别的国家，从而使别国的生产者也逐渐掌握了这些技术。

为了说明技术在国际间的外溢，我们假设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各国分别生产两种产品，X和Y。在两国没有贸易时，各国的生产是由本国的生产技术和资源配置决定的，A国有生产X的比较优势，B国则有生产Y的比较优势。如果两国发生贸易，根据“

比较优势”理论，A国会专门从事X的生产和出口，B国则专门生产和出口产品Y。这是贸易发生后的最初均衡。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假设技术是无法垄断的，可以通过商品贸易“外溢”到别国。贸易的结果，AB两国的生产者都掌握了彼此的生产技术并有可能对本国的生产进行调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技术外溢会有各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情况是，A国本来有生产商品X的比较优势，但B国生产X的技术更先进，有绝对优势。A国引进了B国生产商品X的技术，提高了本来就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率。这种结果发挥了本国资源上的比较优势，有利于A国的长期增长。另外，商品X本来就是B国相对短项，在两国实行分工和贸易后便不再生产。A国多生产X可以使B国的进口价格下降，也有利于B国。这种技术的外溢使原来由“比较优势”决定的贸易模式变成了由“绝对优势”决定。技术外溢的结果，两国都从中受益。

但是如果B国生产商品Y的技术比A国先进，A国从B国中学到这种技术并用此来改进发展其本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Y。对A国来说，这种技术引进的结果是一种进口替代型增长，但对B国来说则是一种威胁和竞争。如果A国生产Y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的资源，对A国的长期发展也不一定有利。贸易和技术外溢有可能将发展引入“错误”方向，使两国的长期发展速度都受影响（参见Yanagawa，1993）。

b）国内的技术外溢

国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在本国范围内的传播。由于地理、语言、文化等原因，国内技术外溢比学习外国技术更快。

八十年代后期，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在克鲁格曼（1987）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生产一系列产品。其中任何一国会在一些产品的生产技术中有最初的领先地位。尽管技术可以在国际间传播，但本国内的技术外溢会更快。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较快的国内技术外溢过程，该国原先的领先的行业会有加速发展的可能，原有的比较优势会增强，“国内技术外溢”也会使别国在他们原来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更有领先地位，技术的国内传播使各国的差异扩大。

卢卡斯（1988）的模型与克鲁格曼有些相似，只是他假设一系列国家，生产两种产品：X和Y。各国的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相同，但对两种产品的技术知识的最初掌握程度不同。一些国家生产X，另一些国家生产

Y，形成最初的国际分工。由于技术在国内的外溢，生产X和生产Y的国家都会在各自的专业生产中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各国对两种产品技术知识掌握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一般情况下，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很难改变，除非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产品价格下降的速度，改变原先国际分工的地位，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转向另一种产品生产的，也只能是那些原来就在边缘上的国家（marginalcountry）。

克鲁格曼和卢卡斯的分析说明：一个国家最初的比较优势、产业选择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可能与它本国的技术知识和资源配置有关，也可能是由于偶然的因素，但最初的产业结构一旦形成之后，国内生产技术的外溢使得一国在这些产业中的生产率比别国提高的更快，会使该国在这些产业中的领先地位更加巩固。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擅长于一些行业，而另外一些国家擅长于另外一些行业，这与国内的技术外溢是有关系的。而且，一旦形成了某种生产格局，改变是不容易的，因为产业规模与国内的技术外溢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要成本增长的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就会有利可图而继续存在。历史在决定一国长期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c）行业间与行业内的技术外溢

技术外溢也可以发生在不同的行业之间（inter―industry）和同行业之内，许多行业虽然产品不同，但所用的资源有许多是相同的，如何提高要素生产率对各行业都是有促进作用的。另外，这里的“技术”概念，也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生产方式，也包括管理等方面的技术知识。因此，一个行业拥有的技术优势也可能外溢到别的行业，使别的行业的生产率也有所提高，并对社会的长期发展产生影响。［（1）c］

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有不同的产业集团（industryclusters），各集团生产类似产品但生产技术不会完全相同。与国外类似的产业集团相比，生产上也会有不同的优势。国际贸易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和技术外溢会缩短各产业集团的技术差距。

（2）发展研究（R＆D）与技术创新（Innovation）

技术变动的另一个来源是技术创新，它是一种投资、开发与研究的结果。新技术的开发主要表现在：a）提高要素生产率，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保证产量的情况下

，使用更少的资源；b）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

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可以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中出现。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一个最终产品可以由一个企业变成许多个企业来生产。同一企业中也可分为许多部门，每个部门只生产产品的一个零部件。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每个部门只集中于一个小范围的大规模生产，而在这个具体的零部件生产中，企业有可能通过降低成本来获得利润。换句话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利润不再只是从最终产品中获得，每个生产环节都独立出来，都有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对利润的追逐使生产的每个环节上都有改进技术的动力。

开发型技术进步也常常是在对新产品的研制中获得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或提高产品质量，从而产生出新技术。

与“干中学”不同，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大量投资和研究的，因此，只有在保证这些投资能够获利的条件下，企业才会去研制新技术。因此，一国能否获得大幅度的开发型技术进步，需要两个必要条件：（1）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没有保护的话，企业开发新产品所冒的风险与其收益不对称，也就没动力去投资、研究。（2）要鼓励对科研的投资。干中学虽然也能提高技术，但毕竟有局限性，毕竟只能缩短与先进技术的差距，一个国家要想技术上领先，就必须有开发型的技术进步，但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有法律和投资来保证的。

国际贸易与开发型技术变动有相互促进的关系，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迫使各国努力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新技术的开发不再只是个别国家的行为，而成为各国的共同努力。这里边也有一个技术开发的规模经济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贸易和技术的国际流动可以使开发研究形成“规模经济”而降低各国的科研开发成本。一项新技术从一国开始后，另一国可以马上引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不应重复同样一个过程。当然，这样做需要许多政治条件和技术条件，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

另一方面，技术革新也会影响贸易模式。在技术作为外生变量和“干中学”的模型中，最初的贸易模式都是给定的，都假定各国在生产技术上有差距但没有讨论为什么有差距。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模型则揭示了产生技术差距的根本原因。综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技术的国

际国内外溢和干中学的过程有可能缩短各国技术上的差距，本国原有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对于一国的长期发展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对发展研究的投资和不断开发新的技术，是改善一国的贸易地位和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措施。

三、国际贸易新理论对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启示

过去十五年来，我们虽然在开放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贸易政策上仍受许多传统观念的束缚。我们在出口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但是开放国内市场方面顾虑重重。在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过程中，我们把扩大进口和开放市场看作是一种进关贸的代价，是为了获得某种权利而不得不承担的“义务”，其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保护幼稚工业”的理论。

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对某些产业的保护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怎样选择保护对象？采用什么方式来保护？保护的前景与代价是什么？我们必须充分估计为保护所付出的代价，并努力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我们发展先进或幼稚工业的目标。

古典和新古典的贸易理论已经分析了保护给消费者和整个国家福利所带来的损失。关于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的学说又为我们揭示了保护所失去的“外部效应”，尤其是对电脑等高科技产品进口的限制，损失的不只是消费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拖延了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的过程。电脑等科技知识产品与一般消费品不一样，电脑的使用和普及包含着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电脑迅速普及所能带来的外部效应，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况且电脑行业发展的关键不是硬件而是软件，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有足够的人力资本和市场需求来促进软件的开发。通过贸易壁垒的办法来保护幼稚产业，其代价和结果都是必须考虑的。

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还为我们的贸易政策提出了许多新思路，新的贸易理论揭示了当代国际市场的垄断竞争和工业制成品贸易为主的特征，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来生产、出口全部的工业产品。国际贸易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大，即使在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既进口又出口。现代的国际竞争并不局限于个别产品的得失，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限制外国优质产品的进口，不一定非要通过保护来生产国外已占优势的产品。对外开放某些市场，并不等于国内的同类产业就不能发展了。别人生产了一些种类型号，我们可以集中资源生产别的或新的种类型号，并通过规

模经济降低成本向国外出口。

怎样使某些产业形成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提出了一个“战略性贸易保护”的问题。由于国际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和现代企业规模经济的存在，如何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以扩大生产降低成本，成为企业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如果政府能够正确地选择某些有发展前途并能充分发挥本国资源优势的产业，通过政策支持，帮助其达到一定生产规模的话，对本国利益和发展都会有利的。这种贸易保护着眼于一国长期的战略发展，被称为“战略性贸易保护”。

不少国家曾采用过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如日本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对许多产业有过保护。它将一个产业保护一段时期，然后就转移。保护的目的只是希望在保护期内，让产业自身产生出一种技术外溢和自行不断壮大的能力，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保护的时间是短暂的，保护的行业是不断变动的。克鲁格曼借用了吉文斯（Givens，1982）的说法，将其称做“狭窄的、移动的保护带”（theNarrowMovingBand）。

无论是自由贸易的政策还是“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选择的依据都是如何使本国的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不仅要从静态上估计，也要从动态上考虑。对什么产业采取什么政策，都要有尽可能精确的利弊分析。国际贸易的新理论并不告诉我们应不应该保护的问题，而是为了我们贸易政策的选择提供了更多需要考虑的问题。简单地利用贸易壁垒来保护幼稚工业是一种被动和陈旧的方式，代价是不小的。而从战略发展的角度对某些产品（不一定是整个行业）实行保护也许会带来长期的优势和利益，但是这些产品不一定是幼稚产业，保护的手段也不一定是贸易壁垒，可以是代价较小的产业政策或消费政策，保护的时期应是短暂的，这种保护是一种积极的，有前途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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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rugman，P．R．，1990，RethinkingInternationalTrade，TheMIT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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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Lucas，R．E．Jr．，1988，OntheMechanicsofEconomicDevelopment，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22，3―42．

［10］Markusen，J．R．，andL．E．O．Svenson，1985，TradeinfoodsandFactorswithInternationalDifferencesinTechnology，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26，175―192．

［11］Yanagawa，N．，1993，EconomicDevelopmentinaWorldwithManyCountries，mimeo，KeioUniversity．

［12］Young，A．，1991，LearningbyDoingandtheDynamicEffectsofInternationalTrad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06，309―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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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增长一直以来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又起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都会涉及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从晚期重商主义学派到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绝对利益论，再到后来的比较利益论、要素禀赋论以及剩余产品出路说和“经济增长发动机”学说等都认为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当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根据有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对传统理论关于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提出了置疑。如普雷维什的“中心―论“；巴格瓦蒂的“贫困化增长”模型。他们认为，当今的国际经济体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地带，中心控制，发展中国家只能依附于中心国家。

一、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吗

从上面的对外贸易理论的发展来看，也可以看出对于对外贸易是否促进经济增长还有争论，主要存在促进论，阻碍论和折衷论。促进论的代表是罗伯特逊，他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命题，而普雷维什则以“中心―论”表示反对。

为了支持各自的理论，经济学家也对对外贸易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由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国内外大批学者运用我国的数据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大都支持外贸，特别是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因为进口贸易也是对外贸易的一方面,所以也有很多学者把目光转向进口贸易,考察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外贸易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经济增长，不同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情况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启发是:要对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重新进行审视，不能一味崇拜出口，也要重视进口贸易的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重视出口而排斥进口，认为进口会减少GDP的增长，从中世纪的欧洲重商主义学派就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有这样的看法，包括重商主义的“奖出限入”,贸易乘数论也认为出口会带动经济的增长,而进口会抵消这种作用，而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恒等式Y=C+I+G+(X-M),明显的告诉人们净出口增加国民收入。直到近几年,才有学者看到进口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出口贸易确实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近年来的一些新情况值得我们深思、重视。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国际原油价格、粮食价格上涨导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给我国加工制造业带来的冲击，使得国内的许多制造业企业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对出口加工类的企业打击更大，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退，出口增幅下降。由于我国的出口产品多为低端产品，高新技术含量有限，我国的制造业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所以出口贸易是否对我国经济增长继续有重大的作用还值得我们去探讨，而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被重视。

二、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进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最早要追溯到亚当・斯密，他认为出口带来的收益以及换回本国需求的产品没有机会成本的付出，因此必然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后来的大卫・李嘉图也指出，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材料，就能稳定物价，阻止利润下降的趋势，保证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提出美国能保持如此久的高增长低通胀发展，中国廉价的商品输入是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新贸易理论将进口贸易作为主要因素来解释技术进步，认为进口贸易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通过进口技术先进国家的产品，可以使其包含在产品中的先进技术扩散到本国，工业后发国家也可以通过进口贸易，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技术，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提高国内的劳动生产力。对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具体如下：

1．进口贸易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进口国外的先进的机器设备等中间产品，可以提高国内相关产业的生产效率，“干中学”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来掌握世界上先进的技术，利用技术的溢出效应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通过进口国外的产品，会给国内企业造成压力，促使他们在竞争的环境中不断学习创新。

2．进口贸易有利于稳定物价。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资源，可以抑制物价的上升，保证利润。这一点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表现的较为明显。

3.进口贸易与FDI相互促进。随着进口国进口额的加大，出口国企业为节约成本，绕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会直接到其国内投资；而FDI的进入又会派生出间接的进口贸易，而且会带来技术和管理上的新理念。

无论对外贸易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的增长，我们都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尽管在现在的国际分工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会处在不利的位置，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但我们仍然不可否认，对外贸易是不可避免的，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有拉动作用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开放，融入全球的经济发展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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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伊斯兰经济伦理的特点

伊斯兰经济学是根据伊斯兰法及其宗旨和总则，对个人如何处理生产、消费及二者间的矛盾而展开研究的学问。伊斯兰经济伦理主要指《古兰经》与圣训中所包含的经济伦理，以及在此基础上演绎的经济理论。《古兰经》与圣训中有大量关于财产权、商业活动、商业道德、商业规范、社会福利、消费观念等方面的要求，成为伊斯兰教法及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

（一）伊斯兰经济伦理强调以诚实守信、公平公正为商业活动的准则

伊斯兰教历来重视商业、崇尚商人，伊斯兰教认为商业活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但在商业活动中尤其强调必须以诚实守信、公平公正为准则。严禁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见利忘义的不法行为。伊斯兰教提倡在经济活动中合法经营、互惠互利，反对谋取暴利；禁止从事一切非法性质的行业。

（二）伊斯兰经济伦理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

伊斯兰教提倡“两世吉庆”的精神，认为今生与后世同样重要，它指引人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要求劳动者凭借赋予人类的各种能力，以积极乐观的心态追求两世的吉庆与幸福。

（三）伊斯兰经济伦理强调扶贫、济困的慈善精神

伊斯兰教规定：施济是每一位有能力的穆斯林应尽的义务、必须力行的善功，是使财产得以净化的主要途径，是信仰纯正的表现之一。《古兰经》云：“你们绝不能获得全善，直到你们分舍自己所爱的事物。你们所施舍的，无论是什么，确是真主所知道的。”1（3∶92）先知曾说：“凡穆斯林都应施舍。”（穆斯林辑录）

伊斯兰教的施济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法定性质的施济；另一类为自愿性质的施舍。

二、当前中阿经贸关系中的中国企业文化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阿经贸合作开始起步，中阿经贸关系中的中国企业文化相继诞生。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阿双方以发展经济作为共同目标，中国企业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纵观中阿经贸关系中的中国企业文化发展状况表现如下：

（一）发展速度快。中阿贸易额从2000年的152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328亿美元，增长了774%，即使是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2009年，贸易额仍然达到1048.89亿美元。而同期，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由2000年的4742.9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5632.6亿美元，增长了440%。2随着贸易总额的快速增长，中阿经贸关系中的中国企业文化也迅速发展，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中国企业文化也有待完善。

（二）中阿双方文化、贸易互补性强。阿拉伯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22个阿拉伯国家，有近5亿人口）。由于资源和经济结构的单一性，阿拉伯国家的农业经济不发达，工业相对滞后，这就为我国的传统商品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目前，阿拉伯国家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是轻纺产品、服装、粮油食品、旅行用品及箱包等，其中机电产品占有很大份额。同时，阿拉伯国家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劳务输出市场。目前，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劳务以普通劳务为主，涉及建筑、制衣、商场零售、医疗卫生等行业，也有部分的技术劳务如石油钻井服务等。3

（三）中阿经贸关系中的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国企业家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发展取决于经济，经济的发展必须靠企业，企业文化是灵魂和核心竞争力，它规范和引导员工的行为，它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然而，我们也必须清晰地认识到仍然存在着很多因素阻碍着中国企业文化发展的步伐。中阿经贸关系中的中国企业文化也存在以下问题：

（一）中阿经贸关系中的中国企业过于注重“人治”，忽视现代企业制度法治建设

在中国企业里，人与人之间产生全面而强烈的信任关系，而一旦超出自己人的圈子与“圈外人”交往时，信任感便会逐渐减弱乃至消失。这种传统文化体现了强烈的人际等级意识和族类意识，内具亲和力和凝聚力，外具排异性和分散性，信任感仅局限于家族范围或“自己人的圈子”里。

（二）中阿经贸关系中的中国企业文化过于强调中庸思想和平均主义，中国企业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企业处在国内外竞争的环境下，必须打破就旧的管理制度、对产品进行推陈、对技术进行创新，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阻碍了改革的进行和技术的创新，现代企业制度也迟迟得不到建立。平均主义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违背，它造成管理部门职责不清，互相扯皮。这使员工工作激情下降，导致创新精神得不到发扬。这不仅不利于中国企业借鉴学习先进管理思想，也不利于中国企业先进的管理理念传播到世界其他各个国家。

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如果想摆脱种种束缚，在中阿经贸关系中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须变革自己的文化，塑造优秀的、具有中国元素中国企业文化。

三、以伊斯兰经济伦理视野构建中阿经济贸易关系中的中国企业文化对策研究

（一）以伊斯兰经济伦理强调的诚实守信、公平公正准则构建中阿经济贸易关系中的中国企业文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正常有序进行，除了有健全的法制以外，同样需要强调经济活动的伦理道德，道德的作用范围和深度都要大于法律，法律只是作为最后的控制底线存在。

诚信既是伊斯兰教信仰的基石，也应该是中国企业应奉行的一个重要信条中国企业应该把诚实守信、合法经营的思想渗透到企业生产、销售、流通和分配的各个环节，融入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当，促进企业健康成长。4

（二）以伊斯兰经济伦理中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构建中阿经济贸易关系中的中国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作为企业的神经中枢，必须具备开拓创新、敢担风险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及时把握机遇，规避风险。企业家素质和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员工的前途、企业的命运和发展前景。“

（三）以伊斯兰经济伦理中强调扶贫、济困的的慈善精神构建中阿经济贸易关系中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1.以“两世吉庆”的精神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古兰经》中鼓励人们积极的参与现世的物质生活，享受今世的物质产品；在满足今世生活的同时，更重视后世的生活，认为“今世的生活是短暂的，后世生活是长久的，今世生活与后世生活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两世吉庆”的精神，其实就是如何处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关系的问题。

2.以天课制度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古兰经》要求“穆斯林教众自觉拿出自己财产的一部分，赈济有困难的人，以纯洁他们的财产，净化他们的心灵。”（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注解

[1]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2]《中国统计年鉴：2010》，[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3]梁宏志，齐云鸿，《中阿经贸合作大有可为》[J].《中国经贸》，2010（10）

篇6

1994年4月，117个国家和地区在包括《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GATS）在内的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上签字。GATS于1995年1月1日与《建立WTO的协定》同时生效。GATS是服务贸易领域中形成的第一个全球性多边法律框架，借以在透明度和逐步自由化的条件下消除服务贸易壁垒，扩大国际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各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标志着WTO体制较以往的国际贸易体制更完善。

当今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最为活跃的领域,1980年到2006年，世界服务贸易总额从7674亿美元扩大到53304亿美元，期间增长了5.9倍。服务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份额从1980年15.7%上升到2006年的17.9%。同时，国际服务贸易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1）新兴服务业不断涌现，服务贸易的结构进一步调整

长期以来，服务贸易领域主要集中在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业。随着全球新科技浪潮的推动发展，高新技术广泛应用到服务业上，计算机信息服务、咨询、金融等服务行业不断涌现并迅速扩张，世界服务贸易正逐渐由传统的自然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传统服务贸易转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为基础的现代服务贸易。

（2）发达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占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地位逐渐上升

服务贸易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国际服务贸易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区性不平衡。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亚洲地区的服务贸易是世界上最具增长活力的地方，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服务贸易的平均增长率。而中国和印度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快于其它亚洲地区。

（3）在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同时，服务贸易壁垒形式更为隐蔽，手段更加多样化

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浪潮下，各国在经济势力强的部门和经济状况良好的时期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而在幼稚产业或衰弱产业部门和经济窘迫的状况下实施保护主义政策。鉴于服务产品的非储存性，产销不可分离性，不容易监管等特殊性，各国都在保护着本国的安全，如限制外国服务提供者的数量，限制外商股权参与的比例，限制服务交易数量等。

1.2中国在世界服务贸易格局中的地位

国际服务贸易呈现以欧美为主的格局，发达国家在金融、电信、专业服务等现代服务贸易领域体现出更强的竞争优势。从单个国家来看，美国在国际服务贸易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务出口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务贸易盈余国。另外，在WTO公布的2006服务贸易出口排名数据当中，只有中国和印度是进入前十名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随着中国服务贸易的不断增长，其占世界服务贸易比重稳步上升。2006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达到914亿美元，排名第8位，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3.3%；在进口者排名中，中国位居第6，服务贸易进口额达到1003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3.8%。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市场高度集中，服务贸易进出口前十位伙伴国家（地区）占有3/4的份额。其中，中国香港、美国、日本为前三大服务贸易伙伴。

2波特“钻石模型”对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

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开尔.波特在《国家间的竞争优势》一文中对国家竞争优势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钻石模型”。波特指出，一国特定产业能否取得成功或者在国际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取决于四个关键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和辅助产业的表现，以及企业组织战略和竞争程度。这四项因素正像一颗钻石的四个基本面，通过紧密结合形成核心优势，构出了竞争环境所需的框架前提。此外，政府行为和机遇作为另外两个辅助因素影响着上述四个要素，也对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着影响。

2.1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包括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基本要素主要有自然资源、地理条件、初级劳动力等。而高级要素有人力资本、知识和科学技术、服务业经营管理等。目前，我国自然资源和初级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长期以来在国际旅游业、海洋运输业和劳务输出等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产品的提供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各服务业都在不同程度上缺乏高级资源要素。

服务消费在生产中完成，要求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存在某种形式的接触，这就对服务贸易的人员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当今世界服务业的竞争受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初级要素的影响越来越小的，反而对知识、人才、通信手段等高级要素依赖性却越来越大。国际服务市场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力资本的竞争。中国的人力资本状况就不容乐观，尤其是新兴服务贸易行业和知识型服务业所需要的外向型高级人才紧缺，培养机制不够完善，这使得我国在当今世界服务贸易量大的金融、保险、咨询和专有技术等知识密集型的服务领域处于劣势地位。

2.2需求条件

一国服务贸易的扩张，必须基于充足的国内需求。波特的理论进一步强调了国内需求对竞争优势的获取所起的推动作用。本国的需求会推动产品质量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改进，服务生产成本就会大大降低，市场国际化随之加快，国际竞争力才会不断提高。

在我国，以保险为例，由于保险种类有限，公民的保险意识较差，随着金融服务市场逐步开放，外资保险公司不仅带来了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完善的管理制度，同时也带来了崭新的保险理念和众多的保险产品，这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消费者的保险知识，刺激了他们对多功能保险产品和高层次保险服务的需求。作为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足够大的市场容量，这是其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有利条件。

2.3相关和辅助产业

相关和辅助产业为主导产业提供投入的国内产业，其发达和完善程度关系着主导产业的产品成本、品质和信息交流，从而影响主导产业的竞争优势。一国的服务业就是一个大的关联行业群。如运输业的发展无疑会推动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而电信业的发展更是金融、保险和咨询业发展的基础。

我国服务贸易的支柱为运输和旅游项目，以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服务行业国际竞争力较强，知识、技术密集型的金融、保险等行业与发达国家相比比较落后。服务市场结构过于单一，必然导致对某一市场的过度依赖，一旦该地区发生经济波动就会对我国的服务贸易形成巨大冲击。在国内地区结构观看，沿海地区由于优越的地理条件和较发达的经济体系，服务贸易规模较大，在运输、保险、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领域有较明显的优势。中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其现有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服务贸易所占的份额极小。

2.4企业组织战略和竞争程度

国内竞争程度高的国家，企业所受压力大，技术改进与服务创新的要求迫切，有利于建立国际竞争优势。纵观我国国内各服务企业，意识较为封闭与落后，甚至一些大型企业眼光仍然停留在国内，尚未实施跨国经营企业。另外，我国服务业长期处于一种竞争不充分的状态下，垄断经营现象严重，缺乏合理的市场竞争。如邮电部长期以来对我国基础电信业的垄断；即使有外资银行的加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仍对我国商业银行服务业的垄断等。这种垄断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服务业以及企业的创造能力和创新能力。

由于服务领域总体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影响了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制度的引进，阻碍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另外，政府拟定政策制度，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执行，而往往许多自然垄断的行业由政府垄断经营，其管制表现在对某行业的人为进入壁垒，过多的行业准入限制，遏制了服务业的充分发展。因此，大部分主要以国有成分为主的中国服务领域，缺少必要的市场竞争，降低了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尽管一些服务部门在发展过程中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要真正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同样会受到较严重的冲击。

2.5政府行为和机遇

当今社会，政府的作用日益重要。政府要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引入外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完善管理制度等优点，为我国服务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环境，促进企业的发展进步。加入WTO是发展中国服务业，提高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机遇，中国应积极支持国内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提高自身素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进而不断提高中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

我国服务贸易立法不完善，缺乏一些基本的行业性法规或法律，这样会影响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健康发展。再有，我国服务贸易管理仍存在有关职能部门在对外贸易管理上责任不明确，交叉管理，条块分割现象严重等问题。此外，服务业由于管理落后造成对服务业统计不规范，对服务业的定义、统计范畴，以及划分标准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及国际惯例不一致，使得统计数据在全面性和准确性上尚有一定的差距，这些都是阻碍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造成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非均衡现状。

3增强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建议

我国应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健全的有利于同国际服务贸易惯例接轨的软件和硬件环境。积极开拓国际服务市场，促进我国服务贸易优化升级。

3.1加强服务贸易的立法工作，完善服务贸易管理体系

应客观地根据我国国情、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服务贸易法律原则，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中国作为GATS的成员国，应当以GATS为原则制度，国内有关服务方面的条文应该与国际法规相接轨，减少我国现行服务贸易法律与服务贸易总协定规范的冲突。以规范和约束国内市场的国际竞争。政府应及时对外公开立法法规、法律政策，并增加法规的可操作性，确切地落实到具体工作上。针对我国服务贸易管理仍存在的问题，应明确或建立国家统一的服务贸易综合的管理机构，确立其管理的范畴，平衡各服务业主管部门的利益；明确服务贸易各行业主管部门应负职责，按照国际国内服务业行业的法规条文进行管理，统计和掌握本行业的情况。

3.2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优化服务业行业内部结构，为服务贸易奠定坚实基础

服务业的发展必然带动劳动就业的增加，为国内创造更多就业的机会。同时，综合国际服务贸易的趋势、国际市场的需求和具有良好发展态势的服务部门等因素，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改造传统服务业。运用现代服务理念、经营方式和服务技术，着重改造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提高我国服务企业的服务质量。应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和专业技术优势，对于能吸纳大量劳动力的出口服务业要扶持其发展。同时，对于我国目前比较劣势明显，而且技术和知识含量高的服务产业，要给予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大力支持，促进中国服务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

3.3内外并重，渐进有序地对外开放

开放国内服务业市场，推进垄断行业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国家垄断。通过竞争鼓励创新，不断提升服务企业的效率和国家竞争力。重视国内需求，积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及管理、资金，积极引导外资投向服务领域。创造条件鼓励国内服务型企业到境外投资，开办市场，建立营销网络，提高国际服务业的市场份额。“引进来”和“走出去”相互结合，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将会得到一个新的发展。但就服务业部门之间而言，不可能没有一点保护的开放，要采取适度的隐性保护措施，循序渐进。服务离不开国家的管理，实现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并不能完全脱离国家的管制，在公平竞争环境的前提下，中国实行贸易自由化应保持适度的原则，保护本国企业和国民的利益，有选择，分步骤地开放我国服务市场。

3.4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人力资源的服务素质

目前，我国虽然人力资源充足，但熟练掌握国际规范的人才较缺乏，这无疑是影响经济长足发展的薄弱环节。我国应高度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人才信息库和人才服务机构，加大投入各种职业技能的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品格素质，增加我国服务贸易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3.5以服务外包作为扩大服务出口的突破点

篇7

2.拓展化。随着国际上各个国家的发展，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得越来越复杂，由此也促进了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调整对象的扩大化，竞争政策、技术转让、文化权利、生态环境等都被扩展到了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中。同时，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适用范围也得到了拓展，各个国家的贸易自由协定涵盖的领域更加的广泛，而且水平更高。对于全球经济体制来说，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拓展化的发展趋势对其有双重影响：从微观层面看，由于不同的国家利益诉求不同，所以出现了多个议题，而议题的多样化有利于推动谈判进程的速度，在各利益主体的诉求之间实现平衡，但是，在敏感领域，议题的多样性会使各个国家之间的分歧增大，影响谈判的进程，严重时会导致谈判停滞不前；从宏观层面看，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拓展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但同时也使得国家在行使时受到限制。

3.差异化。区域化的发展导致了差异化的形成，因此各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经济实力的强弱决定了其利益诉求的重视程度。差异性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不同国家讨论更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问题时出现了很大的分歧，由此就形成了知识产权的区域化双边规则。这种双边规则即使是在发展水平几乎相同的国家间也会存在差异化，这是由于各个国家都未对“贸易与文化”形成统一的观点。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差异化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经济体制，这种影响在发达国家中体现的更为明显。在多哈发展回合谈判中，之所以发生谈判缓慢地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的消极态度造成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差异化会使其受到歧视，而且程度会加剧，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二、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发展下中国的立场

1.积极地参与到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谈判与制定。在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中，我国主动地参与了进去，但是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TPP）的谈判中，我国还没有参与进去。目前，从TPP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其有很大的可能会变成具有实质约束力和便利化效果的自由贸易区。因此，为了更好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我国要积极努力地与美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进而参与到谈判当中，为参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谈判做好充分的准备。另外，我国还要与周边的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并加快建设的速度，以便于在参加谈判时能够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使得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在平衡各国利益的基础上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2.区别对待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我国要认真的研究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分别总结出其中对我国发展有利和不利的规则。对于有利于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我国积极地推进规则的执行，比如加强劳动保护、发展对外贸易低碳化等；对于不符合我国国情、不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我国要特别慎重的对待，比如美国提出的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原则，由于我国的体制与美国不同，所以在对待这条原则时，要特别的慎重，有选择的接受。

3.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强化国际经济贸易规则话语权。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契机，因此，我国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合理配置两个市场中的资源，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来实现我国经济的发展。现阶段，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国际经济贸易中，我国要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为发展中国家谋福利和权益。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规则的制定者。现今，我国正在开展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而且现在正是关键时期，因此，我国要改变传统的被动接受际经济贸易规则的态度，转向主动参与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与谈判，以能让际经济贸易规则中更多的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使发展中国家不再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受到歧视。

4.发挥主导性作用，推进区域贸易安排战略实施。由于区域贸易具有区域化特征，所以也同样具有差异化特征，这种差异化使得在区域外的国家受到歧视，同时，区域内的国家之间也有很大的可能会产生隐形的贸易壁垒，从长远的角度看，这将是十分不利的，会阻碍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我国是发展中的新型大国，对我国有重要地缘政治与经济效益的国家，我国要加强与其建立区域贸易合作关系，并与发达国家之间积极地展开区域贸易安排谈判，避免出现被边缘化和贸易歧视。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在制定对外经济贸易策略时，所必须包含的内容就是区域经济贸易安排。近年来，我国与周边国家不断发生贸易纠纷，究其根本，是由于我国的区域影响力不强，而且对外关系原则不清晰、明确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基于此，为了更好的促进我国的发展，我国要积极的维护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关系，而且还要拓展新的贸易关系和投资关系。此外，我国还需要加大科技和经济的投入，积极地参与到能源、金融等多行业的发展当中，最终实现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

篇8

一、引言。

项目式教学法是行动导向教学法之一，是指教师和学生通过共同实施一个“项目”来完成教学任务的方法。这里的项目主要指针对某个教学内容而设计的由学生独立完成的、可以收到良好教学效果的小任务。在项目完成的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利用情景、合作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使学生有效实现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项目教学法萌芽于欧洲的劳动教育思想，最早的雏形是18世纪欧洲的工读教育和19世纪美国的合作教育，发展到20世纪中后期逐渐趋于完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课程改革都把学习方式的转变视为重要内容，项目式教学法在国内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但是在国际贸易专业教学中的应用还处于探索阶段。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国际贸易专业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探讨多从实践教学（王平，2004；陈万卷，2007）、双语教学（曲海群，何小洁，2007）、案例教学（元鑫，2011）等方面进行。少数探讨项目法应用于国际贸易专业课的研究（刘土英，2011）（李国安、张开福、王信平，2011）则侧重于国际贸易实务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而该方法在国际贸易理论性课程中的应用仅有少数研究可借鉴（侯俊军，凌艳平，2008）。因此，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学等理论性较强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中实施项目式教学法进行教学改革和创新值得深入研究和实践。

二、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理论课教学中应用项目教学法的意义。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是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存在整个专业课程体系中，一些课程，如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国际经济学等具有较强的经济学理论特点，必须运用经济学理论、原理和工具进行分析。如果一直遵循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讲授方式，容易造成课堂枯燥、单调，学生不感兴趣，课堂教学效果不好，更不利于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理论分析现实国际经济问题的实践能力。通过项目教学法，在国际贸易等理论课程中根据课程内容结合现实问题设置若干任务，让学生通过学习理论、查找资料及深入的研讨完成自己的任务。项目式教学法注重的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完成项目的过程。完成任务的过程应是一个人人参与、相互合作的创造实践活动。这种教学方式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从而实现我们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教学目的，有利于国际贸易等相关理论的创新并提高理论对现实问题的指导和解释功能。

项目式教学法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理论性课程的应用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是一个国际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专业，国际国内经济贸易形势的发展要求专业课课堂教学与时俱进，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教学改革与创新应该以培养具有较高素质和能力的应用型经贸人才为目的，拓展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手段，改变教学模式，而引入项目式教学法就是实现上述教学改革的重要选择。项目式教学“重学生”、“重能力”、“重过程”的特点有利于以往的单纯传授理论知识向综合素质能力培养、创新意识培养转变，由单纯注重课堂教学向模拟实战、社会实践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的转变。

2.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

在传统的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是课堂的唯一主角，学生都是观众，老师积极地讲，学生被动地听。结果常常是教师讲得口干舌燥，学生却因为教学内容的枯燥及教学形式的单调而不感兴趣。玩手机、打瞌睡等学生课堂开小差行为又严重打击了教师的教学热情，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导致教学水平及人才培养质量的下降。项目教学法在理论性课程中的应用改变了教师和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角色关系，教师退出前台，主要担当幕后导演，学生成为主要演员。在项目完成的过程中，学生人人都有任务，人人必须参与，人人都是主角，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和兴趣，推动学生独立思考、探索创新、沟通合作，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工作能力和协调能力。

3.推动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水平

纯理论课程知识体系相对变化较小，教师对于同一门课程授课几轮后就能较熟练地掌握相关内容，能顺利完成授课过程，缺乏不断完善和提高课堂教学水平的动力和压力。实施项目式教学法要求教师在项目设计、指导及讨论和总结评价的整个过程中必须紧跟时代前沿，掌握最新的国际国内经贸形势和动态，熟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理论发展和创新，并时刻思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发展。只有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精通理论，了解实践，具备开拓创新能力，才能促进项目式教学方法的顺利进行并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4.有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通过项目式教学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给学生更多的学习动力和压力。为了完成项目目标，学生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和预习，不断探索思考。而学生的积极参与又会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推动教师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项目式教学分别从课堂教学的供求两个角度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从而形成良好的课堂互动氛围，使每一节课都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使师生在每一节课中都有收获和提高。

三、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理论性课程中应用项目式教学法的关键环节。

项目式教学法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理论课程中的应用还处于探索阶段，为了促进其顺利实施并推广，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主要应注意以下几个关键环节。

1.项目和任务的设计

由于理论课程的特点，如何设计适合学生完成的项目和任务是项目式教学法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在项目式教学的应用和探索阶段，结合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各门理论课程的内容体系，在每一门课程中制定出5～8个项目，占课程学时的三分之一左右为宜。项目应该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且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同时考查学生的协调和协作能力。一个大项目要由不同的小任务组成，让每个学生参与其中，通过团队协作才能共同完成。另外，项目的内容要难易适中，让学生“跳一跳，够得到”。太难的题目会让学生有挫败感，反而会对学习产生恐惧心理，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2.考核方式的改变

目前国内高校对于学生成绩的考核方式仍然以期末试卷成绩为主，对于教师的教学质量评价也多以学生的成绩为重要的参考指标。这种“重成绩、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的传统考核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高校教学改革与创新的需求，项目式教学法的应用必须以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为后盾。

对应用项目式教学法的课程的期末考核，除了试卷成绩外，应把平时的项目完成状况作为考核学生的重要内容，平时成绩所占的比重应提高到50%左右。对于项目完成情况的考核还要细分具体的考核标准，如道德水平（出席、完成态度积极与否）、专业知识水平、项目完成质量等。由于每一个项目通常由一组同学来完成，而项目组内的每一个同学又都承担项目下的一个小任务。所以，每个项目都可以设置个人分和小组分，既考查每个同学的个人能力，又考查其沟通协作能力。

目前大部分高校仍然以传统的教学考核方式为主，所以实施项目式教学法的教师应该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阐明该课程实施灵活考核方式的必要性，确保以科学的考核方式推动项目式教学法的顺利实施。

3.项目成果展示

在每一个项目的完成过程中，学生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进行广泛的调研，开展深入的讨论，需要自己动手制作PPT、撰写论文或报告。每一个项目都倾注了学生的心血，记载了学生的艰辛与收获。因此，对于项目的成果，除了通过课堂上的模拟、演讲、交流和讨论等方式来展示外，还应该让优秀的项目走出课堂，给学生以充分的鼓励和肯定。例如，可以通过专业内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辩论会”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专题论坛”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展示。由于专业知识的限制，辩论会只能在大三和大四的学生中进行，专题论坛也由课堂上项目完成很好的同学来做演讲，对大一、大二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进行讲解，激发低年级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在整个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形成良好的专业学习习惯和氛围。

四、结语。

伴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以各种形式走向国际市场，开拓国际化业务。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对外贸人才需求的数量和质量不断上升，对国际经贸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理论性课程中引入项目式教学法还处于尝试和探索阶段，还需要不断摸索和完善。随着教学实践的进行和经验的积累，项目式教学法将会在培养高素质的实际应用型国际经贸人才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篇9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获取资源的优化配置效应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首要理性。关于自由贸易区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以用图1加以简单说明。

图1是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局部均衡分析，假设世界有三个国家：本国（H），本国潜在的盟国（F）及代表世界其余国家的第三国。左图代表本国，Dh与Sh分别代表本国某种商品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本国的价格是Th。假设国际市场价格为Pw，由于国际市场价格远远低于本国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价格，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根据比较优势，本国属于该种产品的进口国。现在假设本国为保护本国生产者的利益，维持本国对该种产品的生产，征收禁止性的从量关税PwTh，征收关税后本国的价格为Th。右图代表本国潜在的盟国，Df和Sf分别代表盟国对该种商品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盟国的价格是Tf。由于与本国一样，国际市场价格低于盟国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价格，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盟国也是属于该种产品的进口国。现在同样假设盟国为保护其生产者的利益，维持对该种产品的生产，也征收禁止性的从量关税PwTf，征收关税后盟国的价格为Th。

现在假设本国打算与F国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形式，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谋取资源优化配置的利益。假设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各自对非成员国维持的关税仍为原来的禁止性关税，只是内部取消了相互的关税。由于本国的关税水平高于盟国的关税水平，所以本国与盟国形成自由贸易区初期，本国的价格肯定高于盟国的价格，这样就会形成盟国的产品向本国流动的动力，产品的区内流动会导致本国的价格下降，但价格的下降具有界限，最低价格为Tf，原因是本国的进口来源是盟国，而盟国的最低价格为Tf。要知道本国最后的价格为多少，关键在于确定本国市场的供给。由于本国的价格间于Th与Tf之间，而且只要本国的价格高于Tf，盟国的产品就会全部供给本国市场，所以本国与盟国形成自由贸易区后，本国市场的供给实际上就是两国市场的供给之和。图中的Sh+f就是两国供给曲线的横向加总，也是本国市场的实际供给曲线。本国市场最后的价格取决于Sh+f与Dh的交点的位置，如果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高于或等于Tf，则该价格即为最后的价格，相反，如果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低于Th，则最后的价格即为Tf。在此为方便分析，假设Sh+f与Dh的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恰好是Tf。由于本国与盟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价格由Th降为Tf，消费者剩余的增加为梯形ThABTf的面积，生产者剩余的减少了梯形ThACTf的面积，由于政府原来没有关税收入，所以社会净福利增加了三角形ABC的面积，新增加福利皆来源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其中ABD为消费效应，即由消费者以较低的价格增加了一部分消费数量所引起，ADC为生产效应，即由较低成本的进口替代了一部分较高成本的国内生产所引起。对于盟国来讲，其市场价格始终为Tf，其出口并不会导致其国内价格上升，因为一旦价格高于Tf，其国内的消费者就会转而消费第三国的进口产品。在例中，盟国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相比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前均没有发生变化，但盟国的社会福利也会得到改善，原因是盟国消费者的消费全部来源于进口，消费数量为Q1，由于政府得到了为面积为TfEFPw的关税收入，此即盟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净社会福利增加额。

以上的分析表明，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是自由贸易区两个重要效应，前者有助于改善福利，后者则会导致福利的恶化，自由贸易区能否改善成员国的福利，关键取决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能力，贸易创造型能力越强就越有可能改善成员国的社会福利。但现在的问题是，本国如果不是采用跟盟国结成自由贸易区的形式，而是采用方面削减关税的形式，同样能达到甚至会超过自由贸易区的收益。在图1中，如果本国将关税由Th削减至Tf，本国的净收益为增加额同样为三角形ABC的面积。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国家在走向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为什么通常采用构建自由贸易区而不是单方面削减关税的经济理性问题。

贸易条件与发展中国家构建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

仅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显然无法解释以上所提出的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问题，根据经济研究通常的思路，解释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从改变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入手。在第一部分的模型中隐含着一个重要假设：本国与盟国都是小国，这意味着两国构建自由贸易区前后对贸易条件没有任何影响。

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条件效应可以用图2加以分析，假设整个世界有三个国家组成：本国、本国潜在的盟国和由世界其余国家组成的第三国。本国和潜在盟国是进口X产品，出口Y产品，Oh和Of分别为本国和潜在盟国的提供曲线，为方便分析，假设初始情况下两国的贸易提供给曲线正好重合。第三国出口X产品，进口Y产品，Ow为第三国的贸易提供曲线。X和Y的相对价格就由本国、盟国及第三国的贸易提供曲线共同决定，假设初始情况下，世界市场用Y产品表示的X产品的相对价格为P0（即本国的贸易条件），此时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可以用贸易无差异曲线U0代表，盟国的情况跟本国一样。现假设本国为保护本国的生产者，对X产品的进口征收某一数量的关税，征税的结果是本国的提供曲线Oh向内移动，现假设移动至Oh'，贸易条件相应变为P1，对本国来说意味着贸易条件的改善。在P1贸易条件下，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由贸易无差异曲线U1所代表，显然与自由贸易相比，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得以提高（F国的福利水平图中也得以改善）。这种提高显然纯粹来源于贸易条件的改善。现假设本国潜在的盟国跟本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也相应将关税提高至本国的水平，这样盟国的贸易提供曲线移动至Of'，与本国的贸易提供曲线Oh'正好重合。此时贸易条件演变为P2，两国新的福利水平由贸易无差异曲线U2代表，相比本国单方面提高关税来说，两国的福利水平得以进一步提高。这意味着获取贸易条件的改善通常会成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如果此时本国单方面削减关税，贸易条件将会恶化，福利水平也会相应降低。

普雷维什和辛格早在1950年首先提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后来又有经济学家对此进行基于不同样本和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辛格等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进行回归分析，指出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贸易条件也呈恶化趋势（Singer,1999）。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状况，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从在发展中国家出口中占据重要比例的初级产品的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相对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而言，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这一点得到有关学者和机构的证实。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4年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1968-1987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52%。1957-1982年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下降了32%，这一恶化体现在四类主要的初级商品上：粮食下降了21%、饮料下降了28%、农业原料下降了45%、金属下降了28%。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相对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来说，其贸易条件同样也在恶化。汉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间，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单位价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则年均下降了1.82%。联合国在2000年1月的统计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25%和58%。随着大批发展中国家加入初级加工品生产领域，从1980至1999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又下降了4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35%，非食用类农产品价格下降了30%，矿物价格下降了45%。

其次，从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中占据同样重要比重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角度考察。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世界贸易体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也由初级农矿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转向劳动密集型产品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交换。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并没改善，而是继续呈恶化趋势。汉斯和沙卡等人的研究为该论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他们通过对29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1965-1985年期间出口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这29个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年均下降0.65%。

最后，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考察。世界银行在《1997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指出，1980至1995年间，低收入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NBTT）和收入贸易条件（ITT）都呈下降趋势：如果以1987年为100，那么这两项指标分别从121和105下降为91和89。这意味着，即使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还会延续。这种延续将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与发达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的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初级知识产品与发达国家的成熟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综合上述，我们可知，贸易条件持续恶化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基本现状，发展中国家采用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不是单方面削减贸易壁垒的形式走向自由化的经济理性，主要是基于贸易条件方面的考虑。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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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中美贸易开始出现顺差，然后贸易顺差一直保持在15%～30%之间，直至最近十年，贸易顺差增长特别迅速。2007年，中美贸易顺差已变成1993年的26倍，而早在2005年，顺差就已超过了2000亿美元，2009年更是达到了2268亿美元，占了美国贸易总逆差的40%以上。从美国最近十年来的对中投资可以看出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来往愈来愈密切，但是贸易失衡也越来越明显，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将成为中美经济合作的首要难题。

二、贸易失衡状况分析

1.结合马克思“生产的国际关系”分析

马克思曾在他的《经济学手稿》中谈到了他准备以《经济学手稿》为基础的以后的写作思路，在他准备写的文章中，第四篇将以“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汇率”为内容。由此可以看出他把国家之间商品的流通当成了“生产的国际关系”，而商品的流通是在国际分工以及后来的国际交换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的环境下，国际交换仍属于私人间的交换，缺乏国家的管理。

利用马克思这一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中美贸易失衡是在一种新的国际分工中产生的。这种新的国际分工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各国将产业的转移而产生的，当时的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将自身不看重的“黄昏产业”大量转移到发展较低国家，将发展较低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产品工厂。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正是如此。

美国作为一个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能源、电子等新兴产业，将高科技产品作为自己国家发展的主要方面。这就造成了美国需要大量向外国进口消费品的情况，而中国作为美国的日常品进口大国，就变成了出口大国。在经济方面，美国出现了所谓的“新经济”，导致美国出现了以下情况：一是劳动力工资增长速度快，远远超过规定；二是消费品等需要靠大量进口，对外依赖大；三是个人消费量大，甚至负债消费，造成储蓄量大大减少，拉大了投资率和储蓄率的距离；四是美元持续升值，大量吸引外资，却使贸易逆差更大。最后，美国将产业的外迁，使美国不得不依靠中国，缺少中国的出口，将使美国人无法生活。可想而知，在将来，美国再不发展基础产业，持续从中国进口，将一直亏损下去。

2.由“生产一分配一交换一消费”来分析

“生产一分配一交换一消费”为我们解析国家之间贸易失衡提供了依据。马克思认为，从表象来看，社会成员在生产中起到了创造本文由收集整理的作用；决定每人分取产品数量的是分配；而用分配的东西换取其它产品则是交换的作用；而最终，产品变成私人所有，变成了享受品。虽然它们不是相同的，但却形成一个循环，就如同一个整体。

就消费和生产来讲，马克思认为生产不光是创造消费品，还限制了消费的大小，当消费大于了生产时，消费就会受到阻碍。所以，生产创造了消费，没有生产，就不可能产生消费这一概念。因此，生产才是主体。

马克思的这一理念即使没有国外和国内之分，但是在我看来，却足以解释中美贸易的不均衡了。物质作为生活和生产的基本，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美国却大力发展那些超越物质的东西，将基础产业（黄昏产业）转移到别的国家，依靠进口来维持国家的需求。而和中国贸易的不平衡只是一部分而以，只有解决了基础产业的问题，才能维持贸易的平衡，任何的偏重都会导致贸易的不均衡发展。

3.以虚拟资本理论分析

马克思的著作只提到了虚拟资本，而没有虚拟经济，但在我看来，虚拟资本造就了虚拟经济。现今大多数国家的虚拟经济的大于他们的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占了世界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它是一种“钱生钱”经济体系，主要表现为股票、证券、汇票等，它们虽然没有实体，却也成为了商品。它们以独特的方式流通，代表已积累资本，是独特的权利书，它们的价值是它们所代表的现实物质的价值。

虚拟经济不具备实体，但却是为满足实体经济而产生的。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虚拟经济已经超过了实体经济，经济体制也在脱离实体，走向虚拟化。美国这世界上最大的虚拟经济体系，在未来，将可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的主要问题是：一是将使个人不再从事实体经济活动，脱离现实，也不养成储蓄的习惯，造成储蓄空虚。比如美国在2000—2006年，银行的资产比由25.7%降低到22.7%，淡一些虚拟经济却持续增长。二是虚拟经济使美国政府产生富有的幻觉，但实际上却是在负债消费。

4.用汇率理论分析

两个国家之间常常存在汇率的问题，而商品之间的交换离不开两种货币之间的交换。所以，汇率问题在商品交易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马克思将它看为“生产的国际关系”也是不无道理的。

在马克思看来，汇率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不存在什么政治因素。只要掌握好交易过程中汇率的变换，就不会造成什么困扰。而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却总是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想要靠着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办法挽回劣势，但这也只是加大困扰罢了。

篇11

一、引言

方法论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替的重要作用，不同的方法论层次与视角，将直接制约国际贸易理论的不同对象、不同论域和不同形态，并终将影响到理论的历史命运。鉴于此，本文着重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从古典主义到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方法论的演变历程。本文之所以选择讨论这几个时段的国际贸易理论的方法论，是因为它们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以后的国际贸易的方法论也都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发展演变出来的，并且这些方法论对今天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仍有重大意义。

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方法论探析

在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出现以前，主要是重商主义的经验总结法，且大多是关于流通领域的，忽视了生产领域的作用，未能真正解释财富产生和积累的源泉。所以还称不上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真正科学。马克思指出：“现代经济的真正科学，是在理论考察由流通过程过渡到生产过程开始的。”从古典时期的归纳演绎再到新古典的价格分析、均衡分析，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才真正开始建立了方法论体系，随着新方法论的采用，国际贸易理论也在不断地发展、完善。

1.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著名的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为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它们标志着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建立。

（1）绝对优势理论——二重法

斯密在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历史描述法和抽象演绎法相结合的二元方法论，推导出“绝对优势论”。斯密认为由于“利己心”人们便有了交换的倾向，正是这种交换倾向，导致分工产生，而分工又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斯密把他的分工理论推广到于国与国之间。他认为各国分工的基础是自然禀赋的优劣或后天的生产条件，依据交换的原理以及各国之间分工的原则，各国应该利用自己生产条件上的绝对优势进行生产，然后去交换别国具有优势的产品，这样贸易双方都会获利。由此得出了“绝对优势论”。

可见，斯密运用的逻辑演绎方法与重商主义简单归纳法有了本质的区别。同时，斯密极为推崇归纳和演绎的二重法，认为两者是主次分明地结合在一起的，正如马歇尔所说的“经济学需用归纳法和演绎法，但为了不同的目的，采用这两种方法的比重也不同。”正是由于其研究方法的二重性导致了其理论体系的二重性，这也对后来的方法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是，斯密首创的逻辑演绎法还不够完善，并且只能解释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在这一种特殊情形。此外，斯密虽然指出了“利己心（“经济人”假设的最初内容）”的重要性，但是没有系统而明确地论述其含义。

（2）比较优势理论——抽象逻辑演绎法

“比较优势理论”是绝对优势论的发展和完善。李嘉图提出了“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分工原则。这使得比较优势论比绝对优势论更具有普遍性，它为世界各国特别是落后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做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主要得益于李嘉图所运用的抽象理性的逻辑演绎法。

李嘉图在论证时先规定了一系列假设前提，并举了英国和葡萄牙生产呢绒和葡萄酒的这个经典例子。李嘉图认为尽管葡萄牙在生产酒和毛呢上都占有优势，但优势的程度不同，生产成本比率上的差异导致了贸易的产生。如果葡萄牙的两种商品的生产成本都比英国低，并且低的程度一致，这样的交换对双方都无利可图，就不会发生贸易。所以，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不是绝对优势的差异，而是比较优势的不同。这样，李嘉图得出了更为科学的结论。李嘉图在举例时更注意假设条件，他明确地假设资本和劳动不能在两国间自由流动，这是斯密所没有做到的。至此，逻辑演绎法已经发展到非常完善的地步。

但李嘉图通过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将比较优势理论变成了一种纯粹抽象的推理，并且把这种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分析复杂现实世界的经济问题，使得经济理论日益脱离现实经济生活，大大削弱了它的适用性。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曾经批评过这种做法，并认为这种方法论指导下建立的经济学理论徒具科学化外观，在理论体系形式上看似具有完整性，但却是脱离实际的无用的东西。

（3）相互需求理论——价格分析法

约翰·穆勤在李嘉图比较优势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国际商品交换比率的确定以及贸易利益的分配问题。他采用价格分析法，提出了相互需求理论。穆勒认为两国进行交换，其交换比率取决于双方对各该项商品需求的大小，并稳定在输出货物恰好能抵偿输入货物的水平上，也就是贸易双方的总出口恰好等于总进口的那种贸易条件，这是由两国对对方的商品的需求强度决定的。这是对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重要补充和说明。不过，穆勒的文字叙述简单，其理论分析也较粗糙，使其理论缺乏严密的科学性，进而多少掩盖了其理论价值的光彩。

此外，在方法论上，穆勒也强调演绎法的重要性，并认为其是唯一适用的方法，但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又继承了斯密的二重法。他的方法论可以说是标准实证主义的样板。由此可见，斯密的二重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归。

2.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1）要素禀赋理论——价格分析法

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作为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基石，最初是用文字描述与逻辑演绎，这种传统的经济学范式表达的，后人在他们的基础上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法，归纳出了一个简洁的定理，即赫克歇尔-俄林定理（H-O定理）。这一理论用生产要素的丰裕度来解释国际贸易的产生和一国进出口贸易的类型，较好的回答了比较成本差异的来源这一问题。

赫—俄首先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即2×2×2模型），虽然这些假设前提有的与实际相差很大，但确保演绎推理逻辑的正确性，反映了逻辑演绎法已日趋成熟。在这些假设前提下，他们通过对相互依存的价格体系的分析，并结合逻辑演绎法，展开了严谨的推理。由于商品价格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主要原因，商品相对价格的差异又是由不同国家间的生产要素的差异决定的，而要素相对价格的差异是由各国的供给状况决定的。由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可知，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商品要素的价格由供需双方决定。由于假设两国对要素（如资本或劳动等）的需求比率是一致的。所以一国的要素禀赋最终决定了要素的价格，并最终决定了进出口商品结构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可见，逻辑演绎法已发展到了非常完善的程度，显然价格分析法的采用起了巨大的作用。

赫—俄理论除了可以从理论上进行逻辑证明，其结论还能够从经验中得到实证检验，这是比较优势论所无法比拟的。“里昂惕夫之谜”使赫—俄理论的结论得到了很好的证实检验，以致引起了后来对“谜”的各种解释，包括劳动效率的差异、人力资本的差异、关税结构、要素密集度逆转等，从而使H-O理论得到不断修正与发展。可见，在构建一套理论模型时，不仅要能从逻辑上经得起推敲，更要能经得起实际的检验。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都强调理论假说“可检验性”的重要意义。只有通过了经验证实的假说才是真正的理论，才能更好的指导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方法论上，赫-俄理论比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又有了巨大的进步。

（2）要素价格均等化学说——演绎法的数学化与一般均衡分析

20世纪40年代，萨缪尔森又进一步发展了要素禀赋理论，提出了要素价格均等化学说，它进一步说明了在贸易发生后，两国的资源禀赋变化的情况。萨缪尔森认为只要存在产品价格的差异，两国就会继续开展贸易，使得两国两种产品的价格完全相等，同时使贸易前丰富要素的价格上涨，稀缺要素的价格下降，最终使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完全相等，这一趋势被称为“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由于这一定理是由萨缪尔森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逻辑论证的，因此该定理又称为“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即H-O-S定理）”。

萨缪尔森借助数学工具对演绎法的加以运用，在推导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中，他借助于单位价值等产量线和等成本线，运用了一般均衡分析，确定了均衡条件下的要素价格水平，最后得出在自由贸易下，贸易后两国的要素价格自然也就相同。但由于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运输成本和一些贸易壁垒的存在，以及生产技术条件的不一致。因此，国际间要素价格均等化在现实中一般难以实现。但萨氏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国际贸易问题了一个有力工具。

三、国际贸易理论方法论的发展趋势

1.数学化趋势明显

早期的亚当·　斯密、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大经济学家，用语言论述已经把西方社会主要的经济现象讨论得很清楚，但从马歇尔、塞缪尔森等一批较早运用数学形式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表述的学者开始，现在数学工具在分析工作中的角色日益重要，甚至引起了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之间的现实鸿沟。人们需要借助数学，来论证其理论的严密性，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长足发展，大大推动了国际贸易学及理论的发展。

但是，我们应正确对待数学这个工具。正如林毅夫所言，如果我们仅仅追求数学模型的复杂和艰深，但是忽视了理论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那么一旦数学模型的推论与经验现象不一致，这样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数学游戏，不能称为经济理论。但同时，数学又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应该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服务。

2.方法论的多元化趋势加强

由于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单一的研究方法已无法解释某些经济现象及了解这种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且不同的研究方法各自有优缺点，所以综合运用这些方 法才更能准确、全面的反映经济现象、揭示经济规律。随着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深入，方法论的开放性和多元化趋势将得到加强。

四、总结

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最开始的重商主义的简单经验归纳法到归纳法、演绎 法，还是到后来的价格分析法、操作主义等，每一次新的方法论的运用都促进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但无论哪种方法论，都有各自的长处，也都有不可避免的缺陷，方法论本身没有好坏优劣主次之分，它们都是人类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有在适当的环境、适当的时机正确运用，才能充分发挥方法论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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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黎均湛，肖俊城.对国际贸易经典理论演变的方法论反思[J].国际经贸探索，1998　（1）

篇12

在过去的近两千年中，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专业化分工逐步拓展与深化，贸易规模稳步扩大，贸易模式也不断发生变化。

贸易模式变迁的路径

贸易模式的变迁既包括贸易方式的变迁，又包括贸易主体范围与贸易客体结构的变迁。当然，贸易模式的变迁并不是指由新的贸易模式完全取代原有的贸易模式，而主要是指新的贸易模式的不断产生与发展。纵观人类经济的发展历程，贸易模式的变迁路径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

（一）在贸易的广度上，贸易主体范围的不断扩展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贸易（交换）产生以来，贸易活动在空间跨度上呈现出不断拓展之势。贸易模式的变迁大体上表现为从城乡间贸易到城邦（区域）间贸易再到国家间（国际）贸易的变迁路径。

早期部落社会，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们基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贸易行为只是偶发现象。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剩余产品不断增加，贸易活动变得逐渐频繁。贸易活动的增加与市场容量的扩大，为那些具有一定技艺的工匠专门从事手工劳动提供了可能。随着手工业者从村落中的分离、商人的出现以及他们在空间上的集聚，最终形成了城市。此时，城乡之间的贸易是贸易的主要形式。但由于受运输等交易成本的限制，贸易半径有限。

技术的进步、运输工具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降低了自然贸易壁垒，使得贸易半径不断扩大。然而，封建割据成为贸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障碍，城邦（或诸侯国）为贸易活动设置了许多人为的壁垒—捐税、过境税、限额等，这就使得贸易活动很难超出城邦（或诸侯国）的领地范围。当然，随着自然交易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城邦与城邦之间的贸易也有所发展。

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打破了封建割据的束缚，贸易活动在国家内部变得活跃起来，贸易半径空前扩大。而国家之间的人为贸易壁垒，成为当时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为了打入国外市场，获取贸易收益，很多国家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军事手段）降低甚至消除他国设置的贸易壁垒，贸易活动变得更具全球性。

（二）在贸易的深度上，贸易客体层次上的不断深化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贸易活动在贸易客体的层次上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贸易模式的变迁主要表现为从产业间贸易到产业内贸易再到产品内贸易的变迁路径。

16世纪到18世纪60年代的殖民地开拓，建立了宗主国和附属国之间的制成品生产与原材料生产的分工体系；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等少数国家垄断了先进工业，并把落后的农业生产转移到亚非拉落后国家，逐渐形成了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分工体系；19世纪70年代到二战前，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并将夕阳产业转移到亚非拉国家，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体系。二战前的国际分工主要是以产业为界限的，与之相对应的是产业间贸易模式，即不同产业间产品在不同类型国家间的单向流动。

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国际分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转变，分工领域由产业间深入到产业内部产品间，逐渐形成了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即产业内国际分工。发达国家在维护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传统垂直型国际分工的同时，扩大和发展了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型国际分工。在国际贸易方面，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逐渐超过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体。在贸易模式上，则表现为产业内贸易（即同一产业的替代性产品在国家间的双向流动）模式的迅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全球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和交易费用的进一步下降，给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空间；而更加激烈的全球竞争也为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现实的推动力，跨国公司纷纷将非核心业务分离出去，集中精力于核心业务，以培育和强化核心竞争力，维持竞争优势。国际分工逐渐从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不同价值链环节之间，出现了全球性的生产协作，原来在一个国家完成的生产现在分散到了不同国家。这种非一体化生产模式也促进了产品内贸易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三）在贸易方式上，由一般贸易方式向要素流动、加工贸易和外包方式的转变

随着生产国际化与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为了利用当地相对廉价的丰裕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或者出于绕过他国贸易壁垒、降低交易成本等目的，跨国公司纷纷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贸易方式上，表现为产品跨国流动向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转变。为了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降低经营成本，经过对自己生产的成本与从外部购买的成本的比较权衡，越来越多的企业纷纷将非核心业务环节分离出去，由市场来承担。这在国际贸易方式上也表现为一般贸易方式向加工贸易方式转变。另外，受益于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与生产者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外包方式实施其全球化生产战略，对产品生产工序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把各工序分别外包给最具优势的企业，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以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这就促进了外包业务的快速发展，由此产生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和跨国外包的新型生产分工与贸易模式。

贸易模式变迁的原动力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决定交换方式。贸易模式的变迁是分工模式演化的体现，而分工模式的演化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微观经济主体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通过将外部交易成本与专业化收益的比较，决定通过何种方式获得所需，并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专业化。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与贸易模式的变迁，也正是外部交易成本降低与专业化收益提高的必然结果，而外部交易成本降低与专业化收益的提高又源于科技的进步以及基础设施与制度的完善。

（一）科技进步与基础设施完善降低了自然交易成本

造船技术和航海远洋技术的进步、新的交通工具的发明与改进以及交通网络体系的完善，逐步提高了交通运输的速度和效率，降低了贸易中的运输成本负担；通讯技术的研发与进步，如电话、传真、广播、电视的发明与普及以及计算机、互联网、电子邮件、可视会议等全新通讯方式的出现和改进，大大降低了信息传递与交流成本，使得企业能够以较低的通讯成本交换信息，有效降低了业务拓展中的贸易洽谈成本和业务协作中的组织协调成本。

（二）体制的完善降低了人为交易成本

除了自然交易成本外，约束贸易开展的交易成本中还包括各经济主体设置的各种贸易壁垒带来的人为交易成本。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统一了国内市场，有效消除了地方割据所制造的各种贸易负担，促进了一国内部贸易的开展。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国家（或地区）之间达成了各种形式的优惠贸易安排与协定，有效降低了国家之间设置的人为贸易壁垒。另外，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或地区）不断加入到世界贸易体系，这些新兴国家（或地区）在融入世界的同时，其丰富的资源也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专业化分工可以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进行，一方面，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比较优势效应，实现更加有效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也扩大了经营的规模并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同时，经营规模的扩大带来累计产出数量的增加，这就产生了学习效应，即通过积累经验、提升技能而带来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的利益。比较优势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与学习效应都带来了交易收益的提高。此外，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对降低成本的要求更加迫切，促使企业寻求更加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生产经营模式。

贸易模式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

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决定了贸易模式的变迁，贸易模式变迁是专业化分工深化的体现；另一方面，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又反过来扩大了市场规模、推动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一）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扩大了市场规模

贸易活动在空间跨度上的不断拓展，通过扩大市场交易主体的规模增加了总的市场容量。在贸易模式从城乡间贸易到城邦间贸易再到国家间贸易的变迁过程中，经营者所面对的市场首先从一城一乡市场扩大到整个城邦，然后又扩大到整个国家，最后扩大到整个世界，市场总容量不断扩大，这就为企业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可能。贸易活动在贸易客体层次上的不断深化，提高了企业在其所专门经营的产品或工序上所面对的市场规模。

例如：假设整个世界共有A、B、C三个国家；A国为劳动丰裕国家；B、C两国完全相同，均为资本丰裕国家；三国市场需求均为每年2000辆卡车、2000辆轿车和2000套服装；并假设A、B、C三国分别有两家完全相同的企业供应市场。在不存在国际贸易的阶段，每家企业每年都要生产1000辆卡车、1000辆轿车和1000套服装。在产业间贸易阶段，劳动丰裕国家A国的两家企业分别生产三个国家所需的共6000套服装（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的3000套；资本丰裕国家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分别生产1500辆卡车和1500辆轿车，其中三分之二供应本国市场，其余产品供应A国市场。在产业内贸易阶段，A国的两家企业还是分别生产3000套服装；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会专门生产3000辆卡车或者3000辆轿车，企业在特定产品（卡车或轿车）上面对的市场规模比产业间贸易阶段时的1500辆扩大了一倍。在产品内贸易阶段，则可能出现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专门生产6000辆卡车（或轿车）的零部件或者装配6000辆卡车（或轿车）的情形，企业在特定工序（生产零部件或者装配整车）上面对的市场规模比产业内贸易阶段时的3000辆又扩大了一倍。

（二）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集约型经济增长集约型经济增长源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根源于专业化分工的深化。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扩大了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扩大推动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集约型经济的增长。

专业化分工程度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市场规模越大，专业化分工深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分工程度越深。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有利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进而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随着分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可以将资金和精力集中在越来越细化的特定领域，促进了技术研发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实现技术突破。另外，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有利于带动相关产业部门，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对上下游产业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带动了相关生产者服务业（如仓储、物流、咨询等）的发展。通过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实现了在更大范围内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实现整个经济的增长。

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资源配置可以在更大广度和更深程度上得以优化，从而推动生产效率和产出总量的提高，最终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企业由多产品的全过程经营逐步转向某一产品、某一工序的专业化经营，可以提高经营的集中度并降低经营成本，有利于实现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企业面对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使得特定资源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节约资源，相对增加了资源供应数量，进而增加了社会产出总量。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了更大范围内的市场竞争。一方面，这有利于打破了相对较小市场上的垄断格局，会使得无规模的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从而提高了全行业生产效率，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企业增加了对更加专业性的人才的需求，促进了人才专业技能的提高，使得专门化的企业家和研发人才不断涌现，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另外，吸收外资、技术引进、加工贸易、承接外包业务等贸易方式的开展，产生了技术外溢效应，直接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贸易模式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贸易模式变迁的路径，反映了经济的历史、预示着经济的未来，也启迪着经济的今天。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低弥的新环境下，为了继续保持我国经济良好的增长势头，我国必须顺应经济历史潮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收益，推动我国的贸易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以充分享受贸易利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为此，我国需要具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推动科技进步、完善基础设施

贸易活动的开展受到交易成本的限制，交易成本既包括自然原因所造成的交易成本，又包括社会原因所造成的人为交易成本。基础设施的完善与科技的进步，特别是交通运输技术、信息交换技术的进步，有利于降低贸易中的运输、商务洽谈、组织协调等自然交易成本。为了降低自然交易成本，我国要在积极做好立体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切实加大对交通运输技术、新能源技术、通讯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度。

（二）搞活国内市场、开发国际市场

搞活国内市场、开发国际市场，有利于降低人为交易壁垒，并扩大市场规模，提高专业化分工的收益，使我国企业能够在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下参与专业化分工，并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国内市场分裂的弊端可以从19世纪初的德国略见一斑。当时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尚未建立，各邦国使用各自的货币，对货物流动分别办理过境手续并征收关税。这就为邦国之间的贸易带来了沉重的贸易壁垒负担，严重阻碍了德国内部贸易的开展。为了搞活国内市场，我国首先要消除内部壁垒，建立一个统一而完善的市场体系。为此，政府应该采用积极措施实现国内经济的合理分工布局，避免各地区的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同时，要加快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切实实现政企分离，根除地方保护主义。另外，我国还要在巩固传统出口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新兴市场。通过贸易谈判方式，达成双边或多边的优惠贸易安排或协定，建立多种形式的贸易组织，以降低贸易壁垒，活跃与这些市场的经贸往来活动，使我国企业能够面对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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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1新贸易理论对技术的探讨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本上都属于静态分析，即假定一国的要素禀赋、技术水平与消费偏好等变量固定不变。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分析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过程、结果和贸易结构，形成了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代表者之一克鲁格曼，首先脱离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用高度抽象但近似弗龙和赫崎的模型，假定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生产新产品的国家获得福利，利润率提高，资本向获利高的地方(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加大。一旦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一部分得到技术的国家用低成本劳动创造较高的收益，资本因此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缩小了差距。但是，模型所说的资本向创新技术国家还是向转移技术国家流动是不确定的。这个模型只能说明技术创新可能给双方都带来收益，但如何确定趋势，没有进一步研究或说明，不足以说明后发展国家一定能够或在什么约束下能够受益或赶上产品创新的国家。其次，克鲁格曼从李嘉图模型开始，假定每个国家之间的要素不同———技术含量不同，各自在市场中有自己的地位。技术领先国家开放贸易，后发展国家“赶超”上来，消除了“技术优先”者保持其技术领先的程度。新贸易理论中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虽然给发展中国家的后来居上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但是，除了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外，许多国家在技术、教育、管理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如印度)，却没有对改变产品和产业结构产生明显影响。

那么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际的技术进行学习和消化以求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当今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过程中享受到技术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呢？

也许产品周期贸易理论能给我们做出一定的解释。这种理论指出，发达国家开发创新产品首先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后者在进口这些产品并逐渐占有这些产品的生产，而发达国家继续开发并生产更新的产品，周而复始。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发展中国家技术的模仿对自身比较优势的形成和产业结构的提升上的作用是明显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注意到技术过时的速度较快，从而减少对学习活动的投资。技术模仿在短期内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强化技术模仿的惰性。更进一步，发达国家促进创新的政策反过来将阻碍发展中国家的赶超过程。

此时，制度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比较优势形成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2制度因素的重要性

2.1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特征

虽然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许多，如各种生产要素的禀赋和积累，但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有再多的生产要素及其积累的国家都有可能是低产出与低经济福利的国家，从而使其在国际贸易往来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

G·阿尔蒙特、P·鲍尔在研究20世纪的政治制度发展中发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力量的强弱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社会经济越是发达的国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弱小；而社会经济越不发达的国家，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强大。因此，发展中国家想要发展经济，在国际贸易中提升自己的比较优势，必须进行制度上的改革，以避免制度性的贫困。

2.2技术与制度之争

关于技术和制度哪一个因素能更好的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贸易获益，经济学界历来有争论。在中国，杨小凯、林毅夫关于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的争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实质上，他们双方观点的交锋点是发展中国家要取得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应该走技术模仿道路还是制度模仿道路。

杨小凯制度模仿论的主要观点是，以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且认为在进行较为容易的技术模仿之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林毅夫技术模仿论的主要观点是，作为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和形式的技术模仿，是后发国后来居上的主要依据，后发国通过技术模仿，促进生产要素的积累（特别是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最终达成经济发展，上层建筑必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发展。

我们认识到，所有的观点都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指出了制度在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里我们并不关注技术还是制度谁更重要，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发展国际贸易中地位如何，即制度到底怎样影响着技术的形成，又如何促成后发优势及比较优势的生成。

2.3制度外生及其优势

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表明，就整体而言，先发国家由于没有先例和经验可循，其制度变迁方式以制度创新为主，多为内生的，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大可以结合切身实际情况，大量借鉴先发国在制度变迁中的经验教训，其制度的生成多为外生的。但是这种制度生成方式并不是全盘的复制先发国的制度，也不排斥必要的制度创新。

我们将发展中国家，即后发国在制度上模仿发达国家的这种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合法的“搭便车”现象。这种制度上的搭便车由于制度本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而存在着巨大的有益的能动作用，体现在这种制度模仿不仅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的巨大推动力量，同时又不会阻碍发达国家的制度创新。不同于技术模仿的是，发达国家往往愿意帮助和鼓励这种制度模仿的生成，以形成制度上的规模效应，从而有效的减少不同制度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摩擦，从而减少交易的成本，提高贸易利润。

2.4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模仿

加入WTO正是中国对WTO规则制度的模仿过程。WTO首先属于一种多变贸易体制。而所谓贸易体制，就是国与国之间彼此发展经贸联系的某种制度性安排。而WTO这个贸易体制完全是由各成员之间达成的一系列多变协议，既赋予各成员参与全球贸易及贸易规则制订的权利，又赋予各成员国政府相应的义务。中国加入WTO，就是要履行其成员国义务，争取其成员国权利，前提就是承认并接受它的制度安排，在统一的制度框架内与其他国家发生贸易往来。这么做无疑是有好处的。

3制度模仿的方式问题

无疑，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推进国际贸易，必然要对制度进行改革。因为是后发国，因而可以借鉴制度的规模效应考虑制度改革的方向。事实上，这种制度上的改革更多的是一种制度上的模仿。而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样的模仿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进行呢？其进行的方式对一国的贸易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它的变迁是受众多因素共同影响和制约的过程。因而成功的制度变迁往往是渐进的、摸索的，那种激进的、认为制度可以决定一切而盲目的陷入主观主义和制度决定论的观点往往最终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失败正是很好的例证。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人为地扶持众多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为了支撑这些不具备自身能力的产业，政府就必须制订各种管制措施对经济体系进行强有力地干预：政府对管制措施的设计服从于一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可以想象，这种制度上的不合理安排只会继续在长期内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产业结构不易优化，缩小经济发展的空间，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

中国渐进式的制度改革初期，只知道以往计划经济的道路不能再走了，但仍然不知道改革究竟往何处去，走的是与先发国相似的制度创新的路子，改革的代价是巨大的。如今，在全球化的开放条件下，制度的变迁不再是一个缓慢的、自发演进的过程，中国加入WTO等强制性的制度模仿过程正好说明制度模仿也可以是渐进和激进交织的过程。甚至还有学者提出，入世意味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终结。

应该说，不论是激进式的制度模仿还是渐进式的制度模仿，终究还是一种方式，并不是目的。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一旦条件成熟，采取快速的制度模仿也是可能的。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道路，不仅仅有技术后发优势的发挥，也包括制度后发优势的发挥，当然还包括资本、劳动、经济结构等多方面的后发优势的积累和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制度模仿发挥了基础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在贸易上，不仅仅形成了市场交易规则和市场价格机制，对外贸易战略也从极端的内向型经济逐渐发展成为开放的贸易自由化战略；不仅仅在企业内部逐渐形成了现代企业制度，人们的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公平意识及民主和法治意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都为改革开放、贸易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只有制度上的不断完善，才能促使对外贸易的氛围不断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才能有强有力的保障。

4综述

总之，我们认为，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不仅仅在技术上不断地学习创新，更要在制度的借鉴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上取长补短，这样的“追赶”才能后来居上。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和全盘的西化是决然不同的。

入世使我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结合，受国际通行惯例的制约更加明显，这既是我国技术学习、制度改革的压力，也是动力。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技术和制度的学习和借鉴是全方位的、大规模的，但是它们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是手段和过程。

技术和制度的学习模仿并不排斥创新，它们的发展有利于贸易的进步，反之，贸易的发展促进技术的交流和制度的完善。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整体的宏观上做出有利于技术和制度从模仿到创新的战略安排。例如完善促进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基础，构建不同层面的促进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与创新的运行机制。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将私人成本、社会成本和私人利益、社会利益相一致，最大化社会的共同利益，进而使创新活动成为内在的持续的过程。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