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个体经济的意义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发展个体经济的意义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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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州区域地理位置

德州北依京津，南靠济南，西接石家庄，东连渤海湾，处在渤海湾经济圈之内，是华东、华北两大经济区的连接带，有着“南北借力、东西逢源”的地缘优势。自古就有“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称。京沪、德石、济邯和在建的京沪高速铁路、德烟铁路在此交汇，京福、济聊、青银高速公路穿境而过，5条国道、14条省道纵横交错，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是国家公路运输枢纽城市，京沪高铁，太青客运专线贯穿京、津、冀、鲁、苏、皖、沪等省市，是连接京津冀经济区和长三角经济区的经济大动脉，它将以“交通高速”缩短地区之间的“经济距离”，加速区域之间经济要素的流动与整合，推动区域之间经济联动，协作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发展的高速铁路交通，必然又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德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确定城镇体系空间结构为：“强化轴向骨架生长，构建指状城镇空间”，最终形成“一带两翼”的城镇空间格局。

2.增长极分析研究

德州处于中国四大开发区之一的京津唐环渤海经济圈内，也处于“黄蓝”开发经济开发规划区内，作为两大经济区域交界覆盖区，德州具有很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发展动力。

德州的位置恰恰处于两个增长极的极点之间，分别是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北京和黄河经济开发区的中心城市北京。也正是因为德州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才使得德州容易在两大经济圈内处于“凹陷区”，使得德州在经济发展上出现空洞，其存在的问题也是发展的契机，产生的“虹吸效应”可以让我们在此受益。所以，在此可以看出地理区位给德州带来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3.“哑铃模式”下经济发展问题及对策

德州目前处于一个较为尴尬的境地，处于京津唐的环渤海经济圈并距离沪宁杭的长三角经济圈也较近，两大经济圈的交界和边缘区域使得德州有承接经济转型的机遇和优先条件。但是由于德州都不属于经济圈内发展优势凸显的增长极，无疑在此中间成为了一个塌陷区，以京沪高铁为轴线呈现出“哑铃模式”。

在外生因素上看，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使投资者都愿意将自己的资金投向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利润的地方。北京、上海是我国一线城市，而济南是山东的省会城市，在整个华北地区乃至整个北方可以说都是具有最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优厚的投资利润，因此能够吸引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将经济落后地区的储蓄转化为首都、省会这些发达地区的投资，相比之下最为地区的德州由于经济基础落后和投资收益率低，资本外流，致使资本积累逐渐减少，资本日趋短缺和枯竭，任何现代化的产业都难以起步。

从内生因素上看，德州市自身的人力资本、政策法规、基础设施建设等软件和硬件上还存在一些缺失，与京沪等一线城市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在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产业升级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和漏洞，和京、济、沪完备的资源优势和条件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而强烈的吸引力，将德州周边乃至本地区的人力、资本吸引到这些较为发达的区域。落后地区就是服务这些增长极点城市的角色，经济图强规划让位于政治大局意识延缓了发达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之间进行协作的快速发展。因此，这些地区的“空吸”现象一定程度上也是行政力量作用的结果。

所以针对上述问题和情形，我们应该提出和制定相应的建议对策，以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第一，国家应该加大对增长极周边的投入，具体来说可以加大对周边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从而使德州逐步具备较高的产业承接能力。如对开发区的投资建设，招商引资，修建更加便捷的交通设施等。

第二，转变观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减少地方政府的过多干预，使市场更开放，从而以一个更加包容的城市来吸引更多周边乃至更高更远的产业、资源的转移。政府的过多干预不利于要素的流动，从而影响企业的升级，不利于产生较大的规模效应。所以，政府适当地引导和促进市场要素的流动则起了较大的作用。

第三，加强德州高新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太阳能作为新型能源，在全国也处于发展阶段。作为太阳能的龙头企业，皇明公司则起到了巨大的带头示范作用。所以，政府应支持和鼓励这些高新民营企业的发展，从而，做好接收增长极地区转移产业的准备，另一方面发展地方产业鼓励支持当地企业，积极引导当地企业“走出去”。实施人才强市战略，提供适合的岗位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正方.德州产业配套天津滨海新区的现状及建议[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0，（3）：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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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069-02

一、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爱德华—B·巴比尔把可持续发展①定义为“在保持自然资源的质量及其所提供服务的前提下，使经济发展的净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1989年“联合国环境发展会议”（UNEP）专门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战略通过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战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一走向国家和国际平等；二是要有一种支援性的国际经济环境；三是维护、合理使用并提高自然资源基础；四是在发展计划和政策中纳入对环境的关注和考虑。总之，可持续发展就是建立在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的一种发展，其宗旨是既能相对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能对后代人的发展构成危害。

二、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存在三个“两难”问题

（一）GDP总量比较大，但人均GDP很小

由上述表格可知，就中国本身来讲，GDP总量很大，尤其是2010年以后已经超过日本成为GDP第二大国，但是由于中国人口基数比较大，结果人均GDP远远低于日本。先进与落后并存的这个矛盾体势必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第一、第二产业的支撑力强，但资源有限，阻碍了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第一、第二产业发展的同时带来环境污染、资源浪费

从人民生活和生产来讲，我们无法离开第一、第二产业而生存发展。此外，汽车、钢铁、建材以及一些污染小低能耗、知识密集型的新兴产业共同构成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由此可以得出，第一、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是支撑国民经济的发展。至今，我国第一、第二产业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所占比重较大，充分发挥了其支撑力。下图是我国近年来第一、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

从上述表格中不难看出，第一、第二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占据重要地位。但是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源的支撑。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以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着占世界21%的人口，2009年，中国人的人均耕地面积为0.08公顷/人，中国的森林面积仅为2，068，610.0万公里，而作为第二产业赖以生存的能源石油2009年的产量为2，084，939.7千吨，而其中8%完全依靠进口，远远满足不了第二产业的发展。

此外，一、二产业的快速发展亦会引起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日前，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控制的促进中国环境文化协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0%以上的受访者指出，“非常担心环境问题”。80%以上的中国认为，受到污染的食品，同水和空气受到污染一样“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环境的恶化，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工矿企业野蛮发展造成的。我们不能忽视消失的罗布泊、缩了几十倍的滇池。最近南方多地出现严重阴霾情况，①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等地由于焚烧秸秆造成近几日南方多地持续阴霾天气。

（三）经济快速高效发展，但是收入分配不公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我国自2007年至2011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4.2%、9.6%、9.2%、10.4%。虽然经济的飞速发展会带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但由于生产要素等分配不公带来的一系列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却日益严重。据测算，我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1996年为0.424，1998年为0.457，2000年继续上升为0.458。根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4以上表示绝对不平均。按此标准来判断，我国早就进入绝对不平等区间。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贫富悬殊差距已越来越严重，最高和最低收入相差33倍。

巴西经济学家赛尔豪·福塔多从需求结构角度详细论述了收入分配不公会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经济前景的命题。②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在任何国家都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总量，在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于将有效需求集中于国内产业部门而非国外产业部门。从而令有限的消费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拉动国内产业部门发展的作用。

三、对于三大“两难问题”的解决建议

看似矛盾但实则不能忽视的三大“两难”问题并存于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中，并时刻威胁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此，笔者针对三个问题提出了三大解决建议。

第一，目前，我国面临着快速发展经济、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重任，同时又面临着庞大的人口压力。要根据中国经济、资源和人口现状，坚持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继续有规划地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第二，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源利用率，同时，根据科斯定理，要加强环保立法工作，明确产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是为了提高资源利用率，而明确产权亦是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的合理手段。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和环境污染的减少是保持第一、第二产业更好发挥支撑力的不竭动力。

第三，收入分配当中，要做到两个“同步”。③一要“多予”，建立收入较快增长机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改善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确保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二要“少取”，实行结构性减税，包括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改变个人所得税以工薪阶层承担为主的局面等，减少居民在医疗、养老、教育、住房、出行等方面的支出；三要“放活”，大力拓宽居民增收渠道，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建设，保护和促进居民取得合法的财产性收入等。

参考文献：

[1]邓楠.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2011年中国可持续发展论坛主旨报告[C].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1）.

[2]朱海冰，蔡道成，张侨.中国可持续发展理论概述[J].先驱论坛，2011，（7）.

[3]梅新育.收入分配公平是当今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J].大家思考，2011，（2）.

[4]杨永峰.人口、环境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政府决策[J].科学时代，2011，（2）.

[5]于同申.发展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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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区域化目前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特征，但由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追求点不一致，其决策也就会不同，利益主体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各利益主体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所以，认清区域经济发展中中央与地方、地方之间以及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寻求区域合作共赢的协调管理机制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就区域经济发展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协调问题，主要介绍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中央和地方两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协调

（一）认清中央与地方两政府间的利益冲突

概括地说，中央和地方这两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包括权力冲突、行政冲突、经济冲突以及隐含在这些关系后面的其他利益冲突。从动态的角度上说，中央与地方这两个主体之间既有利益冲突也有利益共赢。中央利益在某些情况下会与地方利益冲突，而地方利益在很多情况下能够体现或代表中央政府利益。两者可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如果仅仅把地方与中央放在利益冲突甚至敌对的位置上，最后只能使双方陷入被动甚至彼此损害的地步。新形势下，我们要认清中央与地方两政府间的利益冲突，积极协调双方间的利益关系，形成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分散倾向的法制性、制度性的权威制约，实现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统一、双赢。

（二）建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法，使中央与地方在事权上有法可依

在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职权划分一直都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还没有一部健全的法律法规。这使得在政府的行为交流与互动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十分被动和消极，而中央政府却占据着很大的主动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两利益主体之间的平等协作。某种程度上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职权划分应该是建立在制度化基础上的权力分配，运用法律和宪法保证中央与地方间事权和财权等的合理划分，确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政治利益上的绝对公平。因此，我们需要及时借鉴国外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权力的分配经验，结合中国自身的实际国情，制定出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法，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职权划分和行使具有合理的法律依据和明确的界限。

（三）建立健全中央与地方协作机制，改善经济利益环境

一是要建立健全中央与地方间信息交流机制，通过信息沟通交流，保证上通下达，步调一致，有效确保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决策和职能能够高度统一；二是要建立健全中央与地方间监督制约机制，可以专门设立一个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职责的机构，通过人事权以及财政上的转移支付来防止地方官员现象的发生；三是要建立健全中央与地方间动态平衡机制，结合区域市场经济的实际发展现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对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职能范围与权限结构进行及时有效的优化和调整，以达到中央政府的权威性与地方政府灵活性的有机结合的目的。

二、各个地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协调

与中央和地方两利益主体相比，各个地方之间利益冲突与矛盾更多的体现在市场和资源上，市场的有限性及资源的稀缺性往往会导致地方区域之间因争夺经济市场和经济资源而产生经济利益冲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对于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它们会以发展家庭私营业和城乡企业为突破口，走内向资本积累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由于本身发展较慢，加上其他的客观原因，它们更多地会选择走外向资本积累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从产业发展的角度上看，由于各地方区域之间在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及经济历史基础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不同区域之间在产业发展上有着各自不同的比较优势。同时，由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存在，使得产业发展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在获利能力和带动能力上存在较大差异。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地方区域经济的发展都需要其他不同发展模式的区域的相互协作，而任何一种发展模式的调整都会造成地方区域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也就会损害某些区域的局部经济利益，从而会引起地方区域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区域之间这种发展模式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会使该区域与其他地方区域之间的协调成本增加。鉴于此，各地方区域政府之间要加强沟通交流，成立一定的跨区域经济协作机构，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使地方区域的最优化决策与相关区域整体的决策不会偏离太远，实现各个经济区域之间的密切配合与协作发展。

三、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协调

首先，从地方政府利益的角度上看，地方政府利益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即地方行政官员的利益和普通公务员的利益。地方行政官员利益主要以追求政绩、谋求晋升为主要目标，普通公务员的利益则是以提高福利待遇和追求晋升为主要目标。相对于普通公务员来说，地方行政官员的流动性较大，他们主要通过向上级政府及所属区域内的民众展现政绩的方式来获取晋升机会。地方普通公务员则主要通过向上司显示业绩的方式以谋求上级的认可，从而获得优厚待遇和获取晋升的机会，其流动性相对比较弱。作为地方公共投资与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承担者，地方政府其实就是地方行政官员与普通公务员两方利益主体以科层制的形式组织与运行的。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协作，才能保证地方政府利益的最大化。

其次，从企业利益的角度上看，任何一个企业，其主要目标都会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通过降低成本、扩大市场以及获得价格优势的方式来达到最大化利润的目标。在不断倡导转型的经济形势下，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其经济利益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对于公有制企业来说，企业自身除了要实现利润最大化以外，还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职能，因此，在其经营上，政府会为其创造一定的优惠政策或便利条件，甚至还会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和援助。而非公有制企业，其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是其主要追求目标，非公有制企业拥有较强的灵活性及较高的独立性，使得其市场竞争优势相对较大，但在与公有制企业进行竞争与分工合作时，往往会受到政府金融、财政、政策等多方面的约束与限制。

再次，从公众利益的角度上看，主要表现为公众从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获取的各种利益，包含了三个方面：一是公众从地方政府获得的利益，其内容主要为公众从地方政府得到的公共性的服务、社会保证、秩序和规则等外部和内部的利益，以及其他直接转移支付收益等；二是公共从企业中获得的利益，其内容主要为获取就业机会以及其他要素收益等；三是公众从其他公众中获得的利益，其内容主要为从其他公众中得到的转移支付、直接和间接帮助以及其他收益等。不同区域之间，因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使得公众从这三方面获取的利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对于政府来说，要合理有效对其只能进行配置，适当将部分权利让渡出去。同时不断改革区域内行政管理机制，实现地方政府与民众的有效合作与信任，从而消弱地方政府、企业以及公众利益之间的利益冲突，实现区域经济利益的协调发展。

四、结束语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令世界震惊。国家经济实力日益强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改善，区域经济间的交流与融合也越来越多，区域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与进步。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经济地带发展差异日趋严重，各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冲突也越来越明显。因此，不断缩小区域差距，认清区域经济发展各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寻求区域合作共赢的协调管理机制，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是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与方向。

参考文献：

[1]汪伟全.长三角经济圈地方利益冲突协调机制研究：基于政府间关系的分析[J].求实.2008，（9）.

[2]程永林.区域合作、利益冲突与制度分析—以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为例[J].改革与战略.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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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2.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3-000-02

我国现行财政体制主要是指1994年确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按照税种的不同把税收收入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以及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从而确定了中央和地方各自的收入来源。具体到县一级，又因各省情况不同而有不同的管理体制，但分税制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以辽宁省为例，现行的财政体制仍然是以分税制为基础，同时在2010年省政府又对省与县之间的财政体制进行了一定调整。主要内容包括：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收分配体制基本不变，但在省与县之间，将原来属于省县共享税种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全部下划为县级收入，同时县需要向省上解税收以保障省级财力。为了弥补县级财力不足，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中央到省、市均给县安排一定数额的转移支付资金。此外，还有各种收入增量返还等奖励措施，用以激励县级政府大力增加财政收入。在财政支出方面则是通过明确划分事权来确定支出范围，县级事权主要包括义务教育、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治安、环境保护、行政事务管理等事项，近年来又增加了社会保障、失地农民生活保障、社会公共卫生应急等事权。县级政府要利用现行体制下取得的财政收入来为上述事权买单。

一、现行财政体制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总体上看，现行财政体制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既存在很大的促进作用又存在一定的不适应性。

1.分税制财政体制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看，分税制财政体制壮大了财政收入规模，加快了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体制激励作用明显，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现行财政体制，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收入来源，激励地方大力开展经济建设，提升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提高税收规模。例如辽北某县从本世纪初提出“税源经济”的理念，通过发展陶瓷、绿色食品加工、风力发电、轻工家电、牛产业、通用航空等实体经济培植税源，使县域经济和地方财政收入驶入了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全县国民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18.6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313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从2000年的0.38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27.8亿元。

二是收入结构不断优化，地方财政实力逐步增强。分税制财政体制确立了以税收收入为主，非税收入为辅的的收入结构，上例中的辽北某县通过加大对税收收入的征管力度，加强非税收入管理，实现了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同时把税收收入占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控制在80%左右，提高了收入质量，增加了地方可用财力。

三是转移支付调节了地区间收入差异，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分税制体制下从中央到省、市均给县级安排了大量转移支付资金，有效促进了县级发展。本世纪以来，辽北某县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连年高于预算收入，财政自给率在最低的年份仅为38%左右，在最高的年份也没有超过70%，大量的教育、科技、卫生、文化、农田水利、植树造林等项目均靠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安排，给该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

2.分税制财政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在体制上未能更多让利地方。首先从整体上看，中央在分税制中占大头，地方占小头，而在地方收入中按照省、市、县的层级层层递减，县级收入处于占比最小的地位。这就造成了财力高度向上级集中，县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支持才能保证财政正常运转。其次从税种划分上看，税源集中、稳定性强的收入大都划为中央和省级收入，而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增收潜力小的税种则属于县级固定收入。

二是在共享税种分配上划分比例不合理。例如在工商税收中县级分配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比例均较低，而营业税则达到了70%。但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县级主要支柱财源应为实体工业，所产生的主要税收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主要存在于服务业中，而县级受城镇化程度、人口规模等因素影响，服务业远不如城市发达，营业税税源十分有限。此种分配方式，造成了县级政府辛苦招商引资，企业落户带来的税收却大部分被上级拿走的尴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县域经济发展。

三是在一定程度上诱导了县域经济发展路径。在现行财政体制中，涉土四税全部属于县级收入，而以土地出让金为代表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也是县级财力的主要来源。县级政府在发展过程中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必然选择增加涉土税收的发展路径，这也就形成了“土地财政”、大力发展房地产行业等状况，造成了许多县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负担沉重，商品房库存高企等问题。

四是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县级虽然处于收入分配的最末端，但其事权却一样不少，并有逐年增多的趋势。最主要的支出事权包括供养全县行政、事业在职及退休人员，保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保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支出，供养五保、低保等优抚人员，弥补企业养老保险缺口等。对这些事权，县级概括称为刚性支出。而在这些支出中还有许多“上级出政策、下级配套资金”的支出项目，例如义务教育的“普九达标”，在上级出台政策后县级只能自行投入资金进行校舍改造，形成了沉重的“普九债务”，再比如公检法公用经费达标、调整工资标准等均由县级政府安排资金，造成了县级财力紧张，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

五是转移支付制度不够规范、不科学。一方面转移支付缺乏固定约束，分配规模往往由上级说了算，一直以来饱受诟病的“跑部钱进”就是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的体现。县级财政部门也往往是把向上争取资金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不仅牵扯了大量精力而且存在一定的权力寻租隐患。另一方面转移支付的构成不够科学，近年来县级财政收到的转移支付资金多为有固定用途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少有可以自主安排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这就造成了县级财力难以集中，想办的事情受财力制约往往办不成。

六是县级财政状况没有得到明显好转。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级政府本身分配的财权就少，2006年中央又全面取消了农业四税，导致县级财政更为艰难，而乡镇一级更是处于收不抵支的局面。为保证乡镇正常运转，县级往往还要负担乡镇的工资、运转等支出，再加上各类刚性支出，公建支出等，使财政资金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现行财政体制下的收入规模，仅能保证县级的必要支出，即所谓的“吃饭财政”，不足以支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投入。为了筹集经济社会发展资金，部分县级政府近年来进行了大规模融资，造成了负债率攀升，债务负担沉重，而几年之后的今天，偿债支出又占用了大量县级财力，使本来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二、对现行财政体制的改革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一方面要通过发展县域经济，培植税源，加强财政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等措施逐步加以解决。另一方面也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从根本上扭D县级财政状况，提升县级财政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作用。

对现行财政体制进行改革应当遵循有利于增加县级财力，有利于激励县级政府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有利于县域发挥自身发展优势，有利于保障县级基本服务，有利于化解和防范财政风险的原则。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如下改革建议：

一是要财力下沉，增加县级在分税制中的分配比例。具体包括将消费税等中央税种转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种，给予县级一定的分成；提高县级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中的分成比例；合理划分总分机构税收归属，将石油、电力、通信等大型国企所属的县级分支机构所产生的税收划为县级收入。使县级拥有较为优质、稳定的税源，增加县级财力保障水平。

二是要调整涉土四税的分配。在给予县级一定财力补偿的情况下，中央和省可以在涉土四税中享有一定的分成。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中央及上级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力，另一方有利于抑制地方政府盲目发展“土地财政”的冲动。

三是理顺财政投入关系。当前财政体制下，县级政府负担的事权过多，刚性支出压力大，制约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可以考虑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由中央及省对县级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险等方面进行直接投入。在降低地区间的差异，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解放部分县级财力，促进县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

四是规范转移支付制度。一方面要提高转移支付的刚性约束，规范转移支付的安排流程，降低上级在转移支付过程中的随意性。另一方面要调整转移支付的结构，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方便县级依照自身发展优势自主支配专项资金。可以考虑在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中，进一步放宽专项资金使用限制，例如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允许县级打捆使用转移支付资金等，这样更加有利于县级政府依据自身产业发展目标安排资金，集中更多的财力快速促进产业发展。

五是帮助化解政府债务。当前政府债务沉重成为了制约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大量财政资金用于还本付息支出，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投入。上级财政帮助地方政府化解债务并不是简单的代为偿还，而是首先解决偿债负担重，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可以考虑由上级财政部门出资对县级到期债务及高利息债务进行置换，待县级财政状况好转再逐渐偿还给上级财政。一方面减轻当前的偿债支出压力，另一方面减少利息支付，节约财政资金。

六是完善地方税收体系。按照我国“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管理原则，县级政府虽有本级财政的管理权，但税收管理的权力却较为弱化。在现行体制下，国税局为中央直管单位，地税局为市管单位，从行政隶属关系上说，税务部门并不属于县级政府序列。县政府对税务部门的控制力与影响力也较低。这就导致了在组织财政收入方面税务部门与县级政府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有些强化税收征管的政策由于难度大、成本高往往难以执行，造成地方税款的流失。今年，中央充分向基层下放各类管理权限，辽宁省的工商、质监等部门均已完成下放，可以考虑在今后的改革中下放地税管理权，进一步理顺县级税收管理体系，更好的凝聚全县力量做好财税征收。

参考文献：

[1]谭乐义.“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目标与实绩的偏离[D].山东大学，2016.

[2]高军，王晓丹.“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基于江苏省2004-200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12（03）.

[3]刘佳，吴建南，吴佳顺.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基于河北省136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01）.

[4]郑新业，王晗，赵益卓.“省直管县”能促进经济增长吗？――双重差分方法[J].管理世界，2011（08）.

[5]刘佳，马亮，吴建南.省直管县改革与县级政府财政解困――基于6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1（03）.

篇5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4－0035－05　收稿日期：2008－01－16

一、引言

随着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持续发展以及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双方在互惠双赢基础上的全面经贸合作前景更加广阔。中国与东盟作为世界上开放程度较高的两个发展中的经济体系，彼此之间的贸易投资关系和跨国区域经济合作会随着双方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而不断加强。2000～2005年问，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货物进出口贸易额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与欧盟、东盟等经济体的增长幅度较高，东盟和欧盟等跨国经济体系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和影响逐年增大(保健云，2008)。中国与东盟是亚太地区开放程度相对较高大规模经济体。东盟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中国和亚洲平均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全球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之一，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市场开放条件。如图1所示。

从图1可知，1970～2003年间，东盟商品和劳务进出口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高于中国、亚洲和世界平均水平，最高的2000年达到约100.25％。1970～2003年间，中国商品和劳务进出口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处于上升阶段，从2000年开始高于亚洲和世界平均水平，在1970～1987年之间中国商品和劳务进出口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低于东盟、亚洲和世界平均水平，1998～1999年间，则与亚洲和世界平均水平较为接近。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发展，为学术界所关注，已经有相关研究文献发表。一些中文文献关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及其经济效应(蔡鹏鸿，2005；王磊荣等，2005；侯铁珊等，2005；王丽荣，2005；江虹，2005；保建云，2008)，一些英文文献则关注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安排与一体化发展问题(Hiro Lee，David Roland-Holst and Dominique van der Mensbmgghe，2004；Suthiphand Chirathivat，2002；Zhaoyong Zhang et al，1996；Chen Jie，1994)。本文在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利用相关统计数据。从实证角度对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发展前景、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论述。

二、中国与东盟北部四国、南部六国对外贸易增长比较分析

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都存在着贸易关系，但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双边贸易关系存在着差异。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是随着经济转型中国民经济发展而逐渐提高的。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在摆脱1966～1976年十年“”影响的基础上进行的，宏观国民经济增长迅速。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152.59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14165.93亿美元，25年间增长了6.58倍，商品与服务出口贸易额从1978年的104.54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4601.88亿美元，增长了44.04倍，商品与服务的进口额从1978年的111.07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4277.34亿美元，增加了38.51倍。东盟地区北部的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在地理区位方面与中国较为接近，都属于转型中的发展中经济体。但东盟北部四国属于东盟各国中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东盟地区南部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文莱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高，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都较大。中国与东盟北部四国、南部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首先，东盟北部四国中，越南的出口贸易额最大，增长速度也较快，南部六国中，新加坡的出口贸易额最大，增长速度也较快。越南和新加坡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也较为紧密。东盟10国中，北部地区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加入东盟时间较晚。与中国地理区位较为接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对外开放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为转型中的发展中经济体。南部地区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文莱为东盟的最早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对外开放程度也较高，但与中国的地理区位较远。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北部地区的发展中的转型国家，还是南部地区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出口贸易额都不断增长，如图2、3所示。

其次，随着东盟各国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上升，东盟各国从国际市场进口商品的需求也不断增加，进口贸易额也呈现逐年递增态势。在东盟北部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四个经济转型国家中，越南的进口贸易额最高，增长也较快，从1996年的100.3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287.58亿美元。在东盟南部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文莱六国中，新加坡的进口贸易额最高，除了1998年后2001年出现负增长外，从1996年的1238.99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660.967亿美元。

简言之，随着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增长，中国与东盟各国进出口贸易额不断增加，但是东盟北部地区四国和南部地区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存在显著的差异，北部四国中的越南对外贸易增长较快。南部六国中新加坡进出口贸易增长较快。

三、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发展前景

中国和东盟作为亚太地区人口规模最多，覆盖国家数量最多，经济活动地域空间范围最广的大规模开放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双边贸易存在着广阔的发展前景，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不断扩大

2003～2004年间，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和泰国的贸易量最大，但中国与各国之间贸易量的变化存在着差异。在东盟各国中，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占较高比重，如表1所示。

(二)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较高。东盟作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双边贸易存在不断扩大趋势

2004～2005年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在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的地位保持相对稳定，日本的贸易地位在下降，欧盟的贸易地位在上升。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关系保持相对稳定，东盟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存在上升的潜力和空间。事实上，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始终保持增长势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随着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贸易额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从2004年的1050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304亿美元。

(三)随着中国与东盟之间一系列双边与多边贸易协定的签订和实施，与贸易投资相关的规则和制度安排的不断完善，不仅有利于稳定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还为双边贸易发展创造了新的机会和可能性

目前，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边与多边贸易协定及其相关制度安排主要涉及到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早期收获”计划的付诸实施。根据2002年双方签署的《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实质性的谈判首先从“早期收获”计划开始。二是中泰签署水果、蔬菜协议，2003年6月，中国与泰国在“早期收获”计划框架内签署了取消水果、蔬菜关税协议，并于同年10月1日起付诸实施；三是签署货物贸易和争端解决机制两项重要协议；“早期收获”计划付诸实施后，双方接着就有关正常产品和敏感产品(指需适当加以保护的产品)的降税模式(即高税率和低税率的商品如何分阶段降税)进行谈判，至2004年6月基本达成一致：四是降税计划全面启动，在中国举办中国与东盟博览会：五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已经开始服务服务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的谈判。

总之，中国与东盟之间双边与多边贸易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与东盟之问的进出口贸易不断扩大。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较高，东盟作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双边贸易存在不断扩大趋势。随着中国与东盟之间一系列双边与多边贸易协定的签订和实施，贸易投资相关的规则和制度安排的不断完善，不仅有利于稳定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还为双边贸易发展创造了新的机会和可能性。

四、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中国与东盟之间双边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启动以来，双边和多边贸易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双边贸易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但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制约因素，需要妥善解决一系列问题。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中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面临着不平衡性和不确定性风险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表现出长期的不平衡性，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地位，且贸易逆差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不利于双边贸易的持续稳定发展，增加了产生贸易摩擦的机会。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不断扩大的同时，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也不断扩大，且后者的增速高于前者。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贸易逆差为76.3亿美元，2003年达到了164.1亿美元，2004年已超出200亿美元。2005年1～7月，中国前10位贸易逆差来源地中，东盟国家占了3席，分别是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中国对这三国的贸易逆差总计达119.1亿美元。广东作为中国对东盟贸易额最大的省份，与东盟的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2003年和2004年每年逆差已连续超过110亿美元(陆建人，2005)。如何改变贸易的不平衡性，是中国和东盟双边都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二)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面临农产品贸易摩擦与冲突

中国农产品对东盟的出口面临着较大的市场竞争压力，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农业发展，甚至加重中国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压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农产品贸易不平衡性日益显露。“早期收获”计划所列的570个税号都为农副产品，降税已从2004年1月1日开始。中国虽是农产品生产大国，但农产品成本高，质量差，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较低。近年来，中国农产品对东盟的出口增长率已呈下降趋势。例如，2003年广东省对东盟的农产品出口为2.2亿美元，比2002年下降了5.1％；而从东盟进口的农产品达5.5亿美元，大幅增长41.4％，逆差达3.3亿美元。2004年广东向东盟出口蔬菜、水果、水海产品等农产品为2.7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仅22.7％，自东盟进口的食用植物油、大米、水果等农产品达9.7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76.3％，逆差进一步扩大到7亿美元。“中泰水果、蔬菜零关税协议”的实施，已给中国蔬菜水果市场带来一定冲击。中泰果蔬零关税实施一年来，中方此项贸易逆差达3.5亿美元，占同期双边果蔬进出口总额的71％。泰国热带水果出口到中国口岸价格总体下降，泰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热带水果对中国出口大幅增加，已使广西等地的果农收入减少。但泰国对从中国进口的马铃薯、洋葱、大蒜等协议内产品仍实行配额管理，配额外的进口需缴纳较高关税，这制约了在这些产品上有优势的云南、广西两省区对泰国的出口。如何平衡双边农产品贸易中出现的不平衡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未来发展。

(三)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面临着敏感商品和大宗商品贸易摩擦风险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受到某些重要、大宗产品贸易增长波动的较大冲击，对中国某些产业发展造成实质性损损害，甚至对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双边与多边外交关系产生不利影响。尽管敏感产品关税还没有大幅度下降，但像大米、橡胶等敏感产品不可能长期用高关税来保护。如果大幅降税，必然产生消极影响效应。以天然橡胶为例，中国海南省是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占国产总量的70％。但海南省天然橡胶生产成本较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同要贵一倍多。泰国产橡胶成本每吨仅人民币3000元～4000元，而海南产的要9000元。这主要是由于海南省产胶企业的负担重造成的。在这种体制下，海南橡胶根本没有竞争力。另外，东盟产天然橡胶质量也比海南的高，在中国市场销路很不错。一旦取消关税，其销

量必将猛增。海南10万名胶农的生计将面临生死考验。大米也存在类似问题。关税下降后，中国产品将大量进人东盟市场。这已经引起了一部分华人的忧虑。因此，如何妥善解决敏感性商品、大宗商品贸易中消极影响，是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发展中必须妥善解决的另一问题。

(四)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面临来自区域内部与外部的非贸易和非经济因素的干预。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发展，受到区域外部力量的影响和制约

中国东盟区域内部贸易额占双方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较小，相互投资规模也不大，与NAFTA、EU等有世界影响的自由贸易区差距很大，这限制了CAFTA对本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和东盟双方与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更为紧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仍然较低，大部分东盟成员的经济规模较小，经济基础薄弱，区域内基础设施较薄弱，不能适应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发展的需要，从而影响了自由贸易区效益的发挥。如何协调好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政治、外交、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关系，防止区域外部势力对双边贸易的不当干预是中国与东盟双方共同面临的任务。

总之，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过程中面临着贸易不平衡性和不确定性风险、农产品贸易摩擦和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敏感产品与大宗产品贸易摩擦、区域外部势力对双边贸易的不当干预等多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