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的反思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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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贯彻“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时的主要生产劳动形式

（一）公益社会劳动

主要是组织学生参加义务劳动、绿化学校和街道、在实习园地工作等，以此来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曾经掀起了“红专问题”与“参加体力劳动”的辩论，引出“参加体力劳动是不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等争论，并使得大学生纷纷走出课堂，在公益劳动中积极改造自己的思想。

（二）勤工俭学

随着报刊、杂志发表的大量宣传勤工俭学文章，勤工俭学活动在高校开展起来，形式主要有组织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农村副业和手工业生产劳动、基本建设工地和运输业的劳动、校内外的服务性劳动和工业生产劳动等。[1]

（三）校办工厂

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和《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大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一切有条件的大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高校六十条”中还明确规定校办工厂必须安排学生劳动，并规定了学生每年参加劳动的时间。由此，校办工厂成为这一时期学生进行生产劳动的另一种形式。

（四）大炼钢铁

1958年8月的北戴河扩大会议后，形成了全民炼钢的高潮。同年9月26日《山西日报》的社论《以钢为纲大搞教育革命》，号召教育也要以钢为纲。与此同时，全国普遍停课，有的高校还建立起小炼钢炉、小炼铁炉，各地高校师生投入到大炼钢铁运动中。

反思这一时期的生产劳动形式，首先值得肯定的是我们党非常重视劳动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的作用。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钱俊瑞就提出，为了有效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应当把学习与参加劳动生产等结合起来，才能收到大的成效。通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2]其次，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上，还存在劳动过多、劳动时间过长的问题，直接影响到高校教学的质量以及师生的身体健康状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我们党逐渐认识到摆正教育与生产劳动关系的重要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纠正高校师生在生产劳动上过多、过长的问题。

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过程中的主要生产劳动形式

（一）“半工半读、半农半读”

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被当作一种教育同劳动相结合的新型学校，“就是一种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一种半工半读的工厂劳动制度。”形式主要有：隔周轮换、隔双周轮换、隔三天轮换等办法，后来还补充了“四四制”的形式，即“四小时工作，四小时读书，这是厂校完全结合的”，“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高等学校是半工半读试验的重点，有的通过厂（农场）校合一的途径实行半工半读；有的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确定大学的办学方针为“两个结合”，即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有的文科院校附设工厂，或者迁到农场，办成半工半读或者半耕半读的学校。截止到1965年底，全国66所高等农业院校中，已经试行半农半读的37所，半农半读学生数占在校学生数的15%。

（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同吃同住同劳动”

这一时期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一律称为“四清”运动。自浙江省委组织1963年大学毕业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从1964年冬季开始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分批下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高等学校理工科师生从暑假起分期分批参加“四清”运动。有的高校利用原定当年的劳动时间、社会调查时间进行，有的高校利用两年的寒暑假时间进行。

反思这一时期的生产劳动形式，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学校是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试点产物，“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的办学方式，在当时被认为是培养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最佳方式，代表着社会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的长远发展方向。究其实质，一方面带有浓厚的“左”的指导思想色彩，过高地估计了当时高校尤其是文科院校所受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严重，错误地认为文科毕业生将来会掌握国家的上层建筑，有发生“和平演变”的危险；另一方面，在这场由高校文科生为重点、理工科生后来也加入进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采取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形式，促使大学生积极参加实际斗争和生产劳动，在实践中提高了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 转贴于

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末，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生产劳动形式

（一）“七·二一工人大学”里的“两化”

“七·二一工人大学”源自毛泽东1968年7月21日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的一段话：“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同年9月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各地纷纷效仿。至1976年7月，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增加到一万五千多所，学员发展到七十八万多人。“七·二一工人大学”被当作实现“两化”的重要途径，即：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按照规定，整个大学期间，学员既要进行脱产学习，又必须定期回到车间参加劳动。

（二）朝阳农学院的“几上几下”

反思这一时期的主要生产劳动形式，无论是“七·二一工人大学”里的“两化”，还是朝阳农学院的“几上几下”，都带有深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烙印。首先，它们与这一时期“开门办学”的教育思想相吻合。早在1966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七名学生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信，建议实行“崭新的文科大学学制”，提出“学生每年要有一定时间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同年底，中共中央发布指示，认为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1968年底《人民日报》转载《红旗》第五期发表的调查报告《“土专家”和农业教育革命》，提出农业院校要统统搬到农村、要从“土专家”中招收、教学内容要联系各地区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从1969年起，包括高等学校在内的全国各级学校以“五七指示”为纲领，组织师生下厂、下乡参加劳动，实行“开门办学”。生产劳动，成为转变学生思想的主要手段。其次，它们最终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负面影响。“七·二一工人大学”“不是什么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首先是政治大学。”最终沦为破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在学习朝阳农学院经验的过程中，朝农经验被散布为“大学就是大家来学”、要把各类大学办成“政治大学”等谬论，一些农、林、医、师范等类院校纷纷迁往农村，或建立分校、教学点等，不少农林院校几经搬迁，一些工科院校也在农村建立分校，不仅耗费了大量物资和资金，而且大批校舍被占、大量图书和仪器等设备被毁坏，造成很大损失。

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至今，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主要生产劳动形式

（一）“以知识服务社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教育部号召大学生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群众和社会服务，“只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才是青年知识分子成长的唯一正确道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各级各类学校把组织学生适当参加一定的物质生产劳动作为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各地高校掀起了“以知识服务社会”的多种劳动形式，例如，清华、北大等首都14所高校的学生代表利用暑假期间，组成“好儿女志在四方参观团”；南开大学团委组织学生利用寒假期间开展“让南开校徽在祖国各地闪光”的为民服务活动；辽宁省各高等院校组织大学生开展“把知识献给人民”的活动；上海高校发起大学生勤工助学活动，鼓励大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优势，为社会提供技术性劳动服务；有些高校激励大学生结合自己所学专业，积极进行自主创新创业；还有些高校积极组织学生到社会企事业、部队、农村或机关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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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纷繁复杂，我党新时期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起主导作用。了解教育主体的特点、性质对于增强教育的针对性，提高教育的有效性，满足人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含义

主体是与客体相对应的存在。“主体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有三种解释：“（1）事物的主要部分；（2）哲学上是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3）法律上指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国家。”那么，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从哲学认识论引申过来的，这里的主体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什么？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单一主体说，还有双主体说。我们从施教过程来看，从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确定，思想政治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指思想政治教育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本文的教育者主要指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是对一定的客体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占主导作用。

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讲话中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一些人理想信念不坚定，一些腐朽落后的思想文化思潮兴起，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关键要有一支优秀的专职和兼职的政工队伍。所以，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显得尤为重要。

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性质和特点

（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性质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性质是指脑体兼有的以脑力为主的奉献性的劳动。

1、教育主体的劳动是奉献性的而不是商业性质的劳动。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塑造人、教育人、高尚的奉献性的复杂劳动。教育主体工作性质需要奉献精神，有较高工作能力和较高素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执政阶级的代表，应该具有奉献精神，为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努力。

其次，教育主体榜样示范作用很重要。教育主体应当具备丰富的知识、良好的作风、良好的道德品质。教育主体的榜样示范才会对受教育者有信服力，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再次，教育主体工作特点，其工作教育对象是人，是有思想、有个性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思想容易出现反复，需要进行多次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成效不是立马就能显现出来，提高教育对象的思想素质、道德水平，是一个长期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甘于奉献乐于奉献，但需保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身体健康和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

2、教育主体的劳动主要是脑力劳动。

首先，教育对象的思想问题越来越复杂。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教育对象思想内容在日益丰富的同时，思想问题也越来越复杂，教育主体必须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耗费大量的脑力。

其次，教育对象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宽广，通过电视、收音机、报纸等老传媒，通过网络等新的载体来获取信息。那么如何选择正反面信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创造性的脑力劳动让受教育者鉴别错误思想。

（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性质决定了它有三个突出特点：

1、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潜在性和周期性

潜在性是指教育主体在进行教育活动之后，教育对象已形成的正确思想在未外化为行为之前，他的劳动具有存在于教育对象头脑内的属性。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成果是精神产品。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劳动成果是合格的社会公民，是拥有正确的政治信念，崇高的道德品质等的公民。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外化出来需要条件。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思想外化为行为的因素很多，实践活动的难易程度、教育主体的指导和教育主体的职业道德、专业水平等都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外化。

周期性是指教育主体的工作具有经过较长时间才能在教育客体的身上逐渐产生出来效果的属性。

第一，开展教育活动思想工作需要一个周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包括施教过程和受教过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一个周期。

第二，正确思想的形成，正确思想的形成转变成行为也需要周期。正确思想的形成关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教育者必须传达的是符合社会要求的正确思想观念和政治观点。受教育者选择和筛选、接纳这些观念，才能形成正确的思想。其次，正确思想的形成转变为行为也需要周期，在正确的思想形成之后，受教育者要选择行为途径和方式，通过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外化为行为。

2、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综合性和间接性

综合性是指教育主体的劳动具有由众多因素构成的属性。包括劳动性质、劳动方式和劳动成果的综合性。

第一，劳动性质综合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培养符合社会要求的社会公民的主力军，他们承担着教授理论课程以及课外实践活动、还有繁重的科研项目，每一项的完成无不需要耗费大量的脑力和体力。

第二，劳动成果的综合性。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素质，道德水平，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精神形态的劳动成果。提高思想素质之后，间接地调动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物质形态的劳动成果。

间接性是指教育主体的劳动具有能通过中间环节创造出成果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成果需要受教育者认同接受传输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并将其内化，外化为行为。通过受教育者的学习、工作、生活来反映劳动成果的成效。

3、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塑造性和奉献性

塑造性，是指教育主体在帮助受教育者接受科学理论和新的思想观念，不断提高精神境界的过程中具有的创新属性。根据社会需要和个人特点，塑造出各种类型的人才。

奉献性：是指教育主体在把自己的知识、理念贡献给教育客体时具有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不是商业性质的劳动，而是奉献性质的劳动。

参考文献：

[1]张耀灿，郑永廷等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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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倾斜点是团结，而在1957年反斗争之后，则把重点放在了改造上，改造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培养无产阶级世界观。对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除了要进行思想改造、加强政治学习之外，还提出了“知识分子劳动化”的观点，要求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与工农接近，过一段时间的贫下中农式的生活，通过体力劳动清除思想上腐朽的、与社会主义不适应的东西。早在延安时期，的一些谈话中就有这种思想。1942年5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了他的思想转变过程：“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战士在一起了……，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通过谈自己思想转化的过程，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知识分子阶级立场的转变，必须是到工农群众中去，参加体力劳动，接近工农群众。“知识分子劳动化”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1963年底和1964年中，先后对文学艺术工作写了两个批示，对文学艺术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凸显了他对知识分子的脱离工农群众的不满。1963年底，在关于文艺工作的批语中，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1964年，在对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中，认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种判断更坚定了他要求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与工农相结合的主张。提出，“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去，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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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412.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7.02.011

劳动是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作为精神生产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以及价值引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即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是确保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顺利进行的主导力量。当前，均质化的社会结构逐渐转变为层级化、异质化；各种相对统一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也日趋多元化和分散化，思想政治教育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理论回应现实的问题上愈感乏力，社会上甚至滋生了一些“思想政治教育无用论”“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论”等消极的态度看法。科学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性质、特点和价值，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素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价值的确证诉求和理论创新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内涵界域

“主体”这一概念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有三种解释：“事物的主要部分；法律上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国家；哲学上是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主体是与客体相对应的存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概念是从哲学认识论引申而来，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围绕“主客体的划分是否否定客体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地位的平等性”这一争论，大体来看，理论界出现了单一主体说和双主体说的观点。从施教过程来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指依据一定的社会和阶级要求，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品德和精神生产的个体或群体，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导和中坚力量。就这一理论意义来说，思想政治教育者就是对一定的客体（教育对象）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体。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依据相关划分准则，可以分为不同类型。按年龄来分，可分为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教育主体；按性别结构来分，可分为男性教育主体和女性教育主体；按行业来分，可分为学校、企业、军队、党政机关的教育主体等；按级别来分，可分为高级政工干部、中级政工干部、初级政工干部。不同类型的教育主体，由于其生理、心理和行为方式的不同，会表现出各种差异性。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展现出目的性、计划性、主动性、选择性、实践性、创造性和超前性等特征，发挥着传递、教育、管理和协调四种职能。

教育主体劳动价值的现实诉求：异化的批判与消解

“异化”（aliena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有转让、疏远、脱离等意思。“异化”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被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从而进一步扩展和加深了它的含义：黑格尔在阐释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和对立时提出了人的异化；马克思把异化现象阐释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

劳动异化有四个本质特征：（1）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的产品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异己存在物同劳动对立；（2）劳动者和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表现为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相反为被迫的强制劳动，是否定自身的一种活动，马克思曾说过：“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一切强制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3）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表现为人的类本质变成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成为人异己的本质；（4）人与人相异化，这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和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精神生产者，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占主导地位。思想政治教育者通过运用各类方法、手段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这一特殊的劳动，取得特殊的劳动成就，即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在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影响下达到一定的思想状态及高度。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异化。不管是在主渠道还是在主阵地中，主体发挥的功效都不太明显，甚至出现其主体地位被轻视的现象。结合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和对劳动成果的评价相异化。

首先，教育主体同其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是劳动的对象化，然而现在劳动的对象化却表现为劳动者同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同样，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受教育者的思想状态及精神产出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对象化。正是由于劳动对象化具有主体意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产品也随之显得更为复杂。不管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还是主阵地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效果都不太明显。受教育者对待各类显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态度多为抗拒、厌烦和无奈，这使得教育主体的劳动产品产生对劳动过程和劳动主体的否定，从而和“劳动相对立”。

其次，教育主体劳动过程的异化。马克思在异化劳动理论中指出，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并不感到幸福，并只是将劳动视为维持自身生计的一种强制性的对象性活动。同样，思想政治教育劳动过程的异化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教育价值和教育客体的消极影响下，关心自己的科研成果、学生的就业情况等硬性指标胜过受教育者本身的学习和思想生活状况。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双向互动的关系：学生认为老师讲空话、说大话，枯燥无味；教育者认为很难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二者的关系随之发生异化，以至于并未达到预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再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价值的评估异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价值的评估对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主w劳动评估的异化，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劳动本身相异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认为自己的劳动不受肯定，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教育主体的劳动产品，即受教育者的思想素质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提高；二是即便一部分受教育者的思想素质有所提高，但随着环境的变化也会出现腐朽、堕落的思想。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本身和社会对劳动主体价值的判断或多或少造成教育主体与其劳动本身相异化，从而使教育主体否定自己的劳动。

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异化表现来看，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阶级和群体对主体劳动价值的误解、歪曲和否定。全面科学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实质，实现其劳动的本质回归有助于提高教育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实现教育者本身和社会的价值双赢。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本质的应然与实然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是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根本，只有具有劳动能力的人类才具有创造世界的能力，并为人类生存环境的不断变化提供动力支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劳动创造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因此，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行为和劳动价值的认知不应因时代的发展速度及价值取向的变化而改变，而应始终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本质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性质。劳动是指用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的消耗与支出输出劳动价值的人类运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同手通过不同的行为实现头中的想法一样，劳动过程将脑力和体力劳动结合为一个整体。”由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劳动被赋予脑体兼有的以脑力为主的奉献性的劳动性质。

第一，以脑力为主的复杂性劳动。马克思将劳动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简单劳动指不需要经过专门训练且无任何特长的普通人所能从事的普遍性劳动。复杂劳动指具有一定技术专长和知识的劳动者从事的特殊性劳动。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劳动是一项以脑力为主、体力为辅的复杂劳动。首先，教育对象的思想问题具有复杂性和层次性。当前，社会结构由同质化向异化和层次化转变，各种文化思想相互激荡，受教育者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思想问题日益复杂，教育主体需要耗费更多的脑力来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其次，教育对象的思想转化过程日趋复杂。教育对象的思想转化一般经过内化、外化和反馈调节三个阶段。在当今自媒体时代，教育对象获取信息的内容丰富、渠道宽泛、速度快捷，如何在海量的信息中甄别、吸收和传递有效信息并在思想上进行知、情、意、信、行的转化，对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教育主体不断调研受教育者的新需求，更新自身观念，培养创新的思维和工作方式，科学地处理大量信息，用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帮助受教育者进行思想的转化。

第二，奉献性劳动。从性质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劳动既不具有商品性质，也不具有索取性质，而是一项育人、塑人的高尚、伟大且具有奉献精神的复杂性劳动。首先，教育主体的工作性质需要奉献精神。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由执政阶级挑选、培养和锻炼，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思想素质的队伍，承担着为执政阶级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责任，应具有奉献精神。其次，教育主体的榜样示范作用要求其具有奉献精神。教育主体应具备丰富的业务知识和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其榜样示范才会让教育对象耳濡目染，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润物细无声”的功能。再次，教育客体的思想特征要求主体具有奉献精神。教育主体的工作对象是人，是有思想、有个性的现实的人，是具有主体性的客体。思想的多变性和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潜在性要求教育主体要进行多次耐心的教育。提高教育对象的思想素质、道德水平，是一个长期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在保证自身身体健康和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前提下甘于奉献、乐于奉献。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特点。第一，潜在性和周期性。潜在性是指教育对象在接受教育活动后形成的正确思想，在未外化为行为之前存在于教育对象头脑内的属性。它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内隐性特征。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外化为行为需要一定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教育对象是否需要或接受主体的教育。其次，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外化为行为的因素很多，包括自身的认知水平、实践活动的难易程度、教育主体的指导、职业道德、专业水平等。因此，客体的思想外化为行为需要反复性的思考。

周期性是指教育主体的工作具有经过较长时间才能在教育客体身上逐渐产生效果的属性。首先，要有效掌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阶段的周期性，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包括施教过程和受教过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需要一个周期。其次，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形成必须经历知、情、意、信、行的转化周期。每一个阶段都十分复杂，依赖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发挥。

第二，综合性和间接性。综合性是指教育主体的劳动具有由众多因素构成的属性，包括劳动性质、劳动方式和劳动成果的综合性。首先，劳动性质的综合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是以脑力劳动为主、体力劳动为辅的劳动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培养符合社会要求的公民的主力军，他们除了承担着理论课程的教授和课外实践活动的指导外，还有繁重的科研任务，每一项任务的完成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脑力和体力。其次，劳动成果的综合性主要是指精神形态的劳动成果和物质形态的劳动成果的综合。前者具体表现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得到提高；后者主要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间接地调动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成物质效益。

间接性是指教育主体的劳动成果需要通过中间环节来实现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成果需要受教育者接受并认同主体传输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并将其内化为思想，外化为行为，再通过受教育者的学习、工作、生活的具体行为来反映劳动成果的成效。

第三，塑造性和奉献性。塑造性，是指教育主体在帮助受教育者接受科学理论和新的思想观念，不断提高其精神境界的过程中具有的创新属性。教育主体根据社会和阶级的要求以及个人特点，塑造出各种类型的人才。

奉献性是指教育主体在对教育对象进行思想和人格塑造的过程中具有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不是商业性质的劳动，而是奉献性质的劳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伟大、高尚的劳动和付出是引领人们达到一定思想状态和精神生产的高层次的复杂劳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特殊性决定其劳动价值的独特性。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价值的理解存在某种曲解，教育对象认为教育主体讲大道理、说空话，脱离现实，枯燥乏味，以至于“思想政治教育无用论”日益猖獗，科学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成果价值的特殊性和劳动价值的评价具有重大F实意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创造价值。推进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文明建设，提高一代人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要依靠伟大精神劳动者的劳动。因此，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创造的价值是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是非凡的。从表现形态来看，既包括精神形态的价值，也涵盖物质形态的价值；从劳动的效能来看，既包括看得见的现实价值，也囊括短期无法显现的潜在性价值。

首先，精神形态的价值和物质形态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建构一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正确价值观的形成，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实现正是达成这一重要目标的主要途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相对特殊的劳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价值并不具有一般工作的直接可显性与可感性，而是表现为一定精神形态价值的产出。精神形态的价值，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运用相关途径或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从而激发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升华其世界观及人生价值观并达到符合社会要求的思想品德的高度。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价值不能同经济工作和其他物质成果一样用确切数据显示量化，而只能用相对趋势来衡量。从“实践出真知”这个层面来讲，精神形态的价值更加珍贵，因为它是前人及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实践经验的总结归纳和突破创新的整合，并且反过来在理论思想上有针对性和目的性地指导各种思想政治实践活动，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有效性。物质形态的价值作为精神形态价值的有效产物，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思想观念及思想觉悟的转变提高了人们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并同时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健康发展。

其次，现实价值和潜在价值。现实价值是具有直接明显性的能被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立即感知到的价值和成效。当下，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现实社会产生困惑。思想政治主体如果能及时帮助教育对象明辨是非，透过现象看本质，解决受教育者的思想困惑，那么教育主体就发挥了其劳动的现实价值。然而，在其现实价值中也包含着潜在价值。潜在价值是一种不易立即被人们察觉到的工作成果。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传达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潜在价值的体现。人们虽无法在这些过程中立刻感知思想政治教育的明显作用和意义，但其却具有强大的、无穷的潜在力量和影响。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性质、特点和其价值的特殊性是致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形象和劳动性质被曲解、其劳动成果被不当评估以及其社会主导地位被忽略的主要因素，这无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强烈打击。因此，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出现严重职业懈怠，有的甚至质疑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价值性。要想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价值做出合理的评价，消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异化，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本质回归，应做到两方面改善：一是改善思想政治教育劳动的宏观和微观环境。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看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同时，社会和学校的党政领导更要充分认识并确保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充分尊重和肯定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保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本身的劳动素质，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率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劳动过程中既应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质，还应根据受教育者的特点、需求和接受方式，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创造更多的劳动价值，为国家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本文系2016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庆市普通高等学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及重庆师范大学校级基金项目“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专项”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分别为：16SKSZ017、15SZZ05）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李凯林，1996，《马克思劳动主体性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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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227-03

一、问题的提出

今天中国的教育出现了许多乱象。首先是大学毕业生不知何去何从：根据麦可思公司《2010年就业蓝皮书》报告（大洋网2010），有38%的2009届大学毕业生在工作半年内离职，预测未来两年内社会将增加500万“跳早族”。大学四年，消极懒散，网游、网聊、谈恋爱、跷课、考试作弊，是重点和普通高校的普遍现象；没有了班主任和家长监督的大学生们不知道该如何规划自己的四年和未来的生活。当然，这些学生在高中时都曾苦读，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二点，几乎都在学习、做作业，就是节假日也不休息；而稍显轻松些的小学阶段，受到中考高考的压力，根本无法执行素质教育，重视考试、重视排名还是一种主流，至于学生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在提倡素质教育的这几年中并没有丝毫的改观。

针对这些教育乱象，全社会都在思考和支招。有的将矛头指向大学教育，认为中国大学教育缺乏创新、与实际生活脱轨、课程设置不合理、培养方案不切合社会实际等等弊端造成毕业生无所适从。有的将矛头指向了中学教育压力太大，老师、学校、家长管得太多，学生没有得到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锻炼，以至于大部分学生进入大学之后生活不能自理，更不用说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造成学习成绩的急剧下滑。而有的则指向高考制度，认为正是这一高考制度害得中学生这么可怜和辛苦；而在试行两年的校长推荐制和高校自主招生制中，不公平和矛盾的问题不断出现。也有人认为素质教育的难以实施，是政府、学校和家庭对素质教育的不理解。

这些指责和批评也许在某一角度而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答案是导致我们今天普遍教育乱象的根源吗？我们抽丝剥茧：中小学为什么要以文化课考试教育为主，大学里为什么强调实践课程以及与社会的结合，都是因为希望能先上个好大学，上了好大学后能找个好工作，找个好工作可以赚更多的钱，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受人尊重。归根结底，读书为了什么？为了赚钱和受人尊重！当教育沦为赚钱的工具和手段，被教育的学生就不再被视为“人”而是赚钱和劳动的机器。并且这些被全社会接受认同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异化了教育的目的和本质，从而也异化了教育的方式和方法。而正是这些异化，才是造成当今一系列教育问题的根源。

二、教育的异化现象

（一）马克思的异化观

异化观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并利用这一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和劳动者进行了分析，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异化带来人性的异化，即违背人性。

马克思认为，劳动应该是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尽管它也是一种生存的手段，但其本质的意义应该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获得乐趣，并通过劳动成果体现个人成就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被严重异化了，从而最终带来人性的异化：“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马克思，2000：52）

马克思的这段话，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所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全部为资本家所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越多，资本家拥有劳动成果越多，资本家越具有统治地位，劳动者就越贫穷，因此劳动反而成为奴役和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换言之，劳动者的劳动属于资本家所有，劳动者的服务和劳动产品归资本家那个异己的存在物享受。因此，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指出，“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归根结底，劳动对于工人而言是外在的东西，在劳动过程中，工人感到不幸，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如生存）的一种手段。

当我们采用马克思的异化观点来看待中国教育问题时，所有的问题都豁然开朗。在今天的教育中，知识是强加在学生身上的，学习对于学生而言，不也就已经成为一种外在的东西了吗？就像我们在前面分析的，学习已经成为是一种赚钱工具和获取成功的手段；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是在自愿学习，而是痛苦地接受。

（二）教育的目的和方式的异化现象

在今天大多数人甚至是许多教育工作者的观点中，教育和被教育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将来可以找份好工作，或将来可以赚更多的钱，或将来可以出人头地等等，诸如此类。因此，我们的大学教育要求大学的课程设置一定要与企业接轨，要让学生可以一出校门就能工作能赚钱；更有一些学校，明确要求学生必须赚多少钱，月收入达到多少才可以毕业。所有不能直接指导创业或教会如何赚钱的课程和学科在大学里都靠边站；哲学、道德修养等课程更成为一种形式。同时，为了激励中学生苦读，家长不断在耳边提醒：“考上名牌学校，将来就能找个更好的工作，能出国，能赚更多的钱……”小学生们被带着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不是因为学生兴趣所在，而是因为能获得各种加分，能与别人不同，从而可以在将来脱颖而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因为对教育目的的异化，教育方式也被异化。《中庸》里面开宗明义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就是说，人与生俱来就有许多特质，这就是人的本性，循性而行就叫道，修治此道谓之教（樊华强，2010）。可见教育需要循性而行。但看中国今天学校中的教育，无论小学中学或者大学，都是教师满堂灌，学生台下听。填鸭式教育被批评了多少年，但还是盛行。教师想尽一切办法要做的是怎样将那些所谓的知识（当然考试所用为主），灌入同学们的大脑中，也有采用一些新颖的教学方法，但根本目的还是一样。教育成为一种类似工业化生产的行为，学生是原料，经过现在的模式教育成为大同小异的“商品”。

为了实现异化的教育目的而采用的异化的教育方式，给予学生的是知识的简单灌输，是“白纸黑字的书本”，是“现成的结论和答案”（玛丽亚·蒙台梭利，2002）。它忽略了思考的过程，丢弃了对知识的渴望。这样的教育方式，实际上与教育的本质背道而驰。在对学校日常教学与学生学习状态的观察中，我们会发现，对结论和知识日复一日的灌输，使学生逐渐地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和独特的个性，同时也失去了学习与自我发展的自由。学习已经成为枯燥、刻板、强硬的技术训练，学习与青少年的日常生活相割裂，根本无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探索的兴趣，厌学成为主流。

因此，对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的异化，使得学习对于学生而言是外在的东西，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感到不幸，不是自愿的学习，而是满足学习需要以外的（如生存需要，未来发展需要）的一种手段。因此，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是如何解决这一异化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首先把握教育的本质，并从而采取正确的教育方式。

三、解决对策

（一）把握教育的本质

只有我们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教育，为什么而教育，也就是说把握住教育的到底是什么，才有可能解决教育目的被异化的问题。古今中外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思考过这一问题，而且也给出了经得起时代和历史检验的答案。

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孔子也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他认为：教育是对学生人格心灵的“唤醒”。只有能够唤醒人的灵魂的教育，才是成功的教育。这种“唤醒”可让人在灵魂震动的瞬间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内在敞亮（傅丽霞2005）。《论语·公冶长》有记载：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 子路、颜渊各言己志后，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各言尔志，就是让学生们敞开思想来与老师对话，展现人格化的真实的自我。鲁迅先生也主张教育应该是“立人”，长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鲁迅，2005） 。

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提到，“真正的教育应先获得自身的本质”，而“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质” （雅斯贝尔斯，1991）。蒙台梭利认为，“教育就是激发生命，充实生命，协助孩子们用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并帮助他们发展这种精神。”教育的目标就在于认识生命的本质，提高生命的品质，追求生命的价值。而生命智慧则是生命体的最高形式，这本身也是生命意义和生命快乐的根本源泉之一。

从古今中外这几位教育学家的观点，我们不难去把握教育的本质，通俗而言，教育是一种人性的提高，是追求真理和认识生命的过程，是学会做“人”的重要途径。

（二）正确的教育方式

当认识到教育的本质是“认识自己、认识生命和学会做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满堂灌的方式是在教育中是多么的荒谬。要实现“认识自己、认识生命和学会做人”，就必须是在平等的环境下，采用对话和启发的方式，激励自我的学习和思考才可能实现的，而教师在这一过程中是一种重要的辅导的作用。

平等基础上的对话，是孔子教育中重要特点。让学生各言尔志，就是让学生们敞开思想来与老师对话。《论语》中孔子和学生们的对话，充满了智者的善良与幽默，他给学生探索的自由，而不是给他们一个标准答案。他常常问：“尔何如？”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种对话，已经不是局限于传授知识，而是一种民主的精神交流，一种精神的激励。苏格拉底也善用“论辩”的方式教育弟子。他与学生之间都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常常使用“善意的争辩”，一步一步，循循善诱，使学生获得“道”，也就是真理。苏格拉底式的教育使“双方均可自由地思索”，在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与论辩中，学生获得了强烈的求知欲，也就是对真理不懈探求的动力。通过无拘无束对话和交流，可以唤醒人的历史性精神，唤醒象征着的生命意识（李峻，2007）。

自我思考是实现人认识自我的非常重要的学习方式。孔子认为学习必须经过头脑的认真思考，把学与思结合起来，学思并重。孔子重视学习，更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孔子主张学是思的前提基础，学离不开思，思离不开学，同时思是学的升华和提高，孔子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梁漱溟在《孔子学说的重光》一文中写道：“孔子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呢？……照我所体会，他的学问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梁漱溟认为孔子的学问就是“反躬向内理会自家生命和生活”，从而使“自己生命和生活向上进步提高”，最终达成人心的自省，自证，自见，自知（申宣成，2010）。

既然学习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不是教师就没有必要了呢？事实正好相反，在对话中在反思中，教师不是什么都不教，教师的作用反而更不可忽视。在对话中教师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是师生共存、共生、共同建构过程中居于“首席”地位的人。中国唐宋家的柳宗元就深知教师在青年成长中的重要作用。柳宗元年轻时喜爱音乐和书法，勤学苦练数十年，原以为技艺精通，殊不知操于众人之座，遭到内行人的耻笑。他总结教训时说：“是二者皆极工而反弃者，何哉？无所师而徒抉其文也，其所不，可传者卒不能得，故虽穷日夜，弊岁纪，愈远而不近也。”（王元湖，1983）即青年一辈要在学习上取得较好的效果，应该有好老师的指导，否则虽日夜勤苦，由于学不得法，枉费时日，学不到真才实学。

（三）文凭和学历的歧视应该视为非法

在今天节奏飞快的社会中，要彻底认识教育的本质并改变教育方式，并不容易实现。节奏飞快的社会，企业和政府希望能用最高效、最省钱的方式来选择人才，那就是看文凭。所以，当全社会所有岗位的招聘，都注明文化程度这一栏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责怪我们的学校和老师放弃教育的本质和教育的最佳方式，而选择最快的最有效的方式去帮助学生获得一张文凭，获得一块踏入社会的敲门砖。而且在人们心中，已经被普遍灌输了一种观念，就是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才是好工作，体面地工作，反之就是下贱的工作。深入思考下其实不难发现，在实际工作中文凭的高低与一个人是否拥有胜任某项工作的能力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许多的岗位所需要的能力与大学所学并非是匹配的，我们不能将这怪罪于我们的大学没有去培养学生这些能力，事实上，这些能力大部分应该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当然可能经过一些思维训练的大学生可以更快地通过锻炼掌握这种能力，但是这不代表说其他人都没有快速掌握的能力，也不等于说大学的文凭是获得这些岗位的必要条件。

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呢？当然有，那就是规定企业和政府不能在招聘过程中将文凭作为一个基本条件，凡是将其作为基本条件的招聘应视为一种歧视性招聘，就如同将性别、民族、宗教等作为招聘的限制条件一样是非法的。其实这一提议早在1972年就被美国一位社会科学教授Blanche Blank在她的研究报告中提出（Blanche1972），她认为，应该立法将文凭条件视为招聘中的歧视条件，只有这样，大学才能找回他们的自尊，学生才能真正为了追求科学和哲学的真理而去学习和探索。当然，这一提议在中国，即使是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也是难以快速实现的，因为我们今天甚至还不能做到对在招聘中的性别歧视的不平等加以立法和限制。但难以快速实现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立法的改变，不等于我们要屈服于错误观念，媒体和政府以及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尽各自最大的努力坚持正确的和符合人性发展的教育观念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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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强调知识分子劳动化？

现在，可能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文化革命，既然是实现工农群众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劳动化，你为什么只强调后者而不强调前者呢？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党向来是重视工农群众知识化，也重视知识分子劳动化的。而在这里突出地提出知识分子劳动化的问题，是事出有因的。因出哪里？现在仍然有些人认为文化革命只是工农群众知识化，用不着知识分子劳动化，而有的知识识分子也说：“我愿意劳动，但是不愿意劳动化。”因就出在这里。“劳心”与“劳力”分裂，这是旧社会统治阶级造成的。“劳心”者总以自己具有知识为优越，而卑视体力劳动，这是几千年来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习惯势力。要消除这种旧的习惯势力，必须进行长期的思想斗争。对于轻视劳动，不愿意参加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就有时刻强调劳动化之必要。所以，我们强调知识分子劳动化，也算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

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必须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是我们教育的根本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正如林枫同志所说的：“知识分子不参加体力劳动，就不可能彻底改造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就谈不到又红又专。”两年多来的实践，生动地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大多数师生和知识分子，通过学校办工厂、办农场、上山下乡的途径，参加生产劳动，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参加劳动前，有些人认为知识是个人奋斗得来的，因此把知识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有的人参加劳动就想捞一把，学一点生产技能，取得个工人农民的头衔。这两种人追求的目标，仍然是所谓“高人一等”的资产阶级专家，其实质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但是经过两年多的实际锻炼和思想斗争，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知识来自于劳动人民，那些把知识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猎取名利的工具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可鄙的，劳动人民才是最高尚的，最没有利己之心的。因此他们下定决心要作一个普通劳动者，并且在知识分子劳动化的红专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共产主义教育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教育是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无产阶级教育同资产阶级教育的根本分界线；拥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还是反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是无产阶级教育思想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根本分界线。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工农群众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劳动化，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所必需的。但是执行这个方针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经过一九五八年以来的教育革命，批判了“为教育而教育”，“为文化而文化”，“为科学而科学”，“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分离”等等资产阶级方向，坚持贯彻了文化教育事业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坚持贯彻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经过这场斗争，出现了文化革命的新高潮。我国的文化革命，还仅仅是开始。文化革命，是无穷无尽的，只要人类社会存在，这个革命就会不断进行下去。而在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文化革命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文化革命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文化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使知识分子劳动化，而知识分子劳动化又是个长期的斗争过程，是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长期斗争过程。现在不是仍然还有人说：“我愿意劳动，但是不愿意劳动化”吗？不是还有人说：“工农知识化，知识分子尖端化，工人都上了大学，大学里就必须再办一个‘太学’我们就要成为‘太学生’”吗？不是还有的人在听到工人提升为工程师的消息时，先是“大吃一惊”，继而觉得“大势已去”吗？所有这些都是对文化革命的一种片面性的看法，这种看法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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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219（2020）23-0072-05

中共中央、国务院2020年3月20日颁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1]。劳动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备受关注，这对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能力提出新要求。职业师范院校是培养一线学前教师的摇篮，职业师范教育中对劳动教育的重视可以提高幼儿园教师开展劳动教育的职业能力，增加劳动教育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比重，推动我国开展劳动教育的质量。但劳动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未获得独立地位，在职业师范教育中对此也关注不足，这些不足导致幼儿园教师对劳动教育的弱化，进而导致幼儿出现劳动意识淡薄、动手能力差等问题。因此，分析职业师范教育中劳动教育的现存问题并提出可实施的解决路径，是提高职业师范教育中劳动教育地位的必然要求。

一、劳动教育对幼儿园教师职业能力培养的新要求

（一）劳动教育的内涵与价值

1.劳动教育的本质内涵

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对劳动教育的内涵进行了阐释。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劳动教育是对年轻一代参加社会生产的实际训练，同时也是德育、智育和美育的重要因素，能培养人的道德品格和智力品格。”[2]另有学者强调：“劳动教育是以促进学生形成劳动价值观和养成劳动素养为目的的教育活动。”[3]本文认为劳动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能有效提升受教育者德智体美等方面素质，使受教育者全面发展的教育活动，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劳动思想观念和劳动技术能力，并使学生养成良好劳动行为习惯。

2.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

《意见》中强调：“劳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4]劳动教育的具体价值包含以下两点。

第一，劳动教育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从古至今，很多教育都是单一地从思想意识层面来增强人的知识，遵循身心二元论的思想，这完全割裂了身体和心理之间的联系。全面和谐发展则意味着要达成一种身心的和谐，劳动教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劳动中可以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智育、体育、美育也都能以实际体验为基础，在劳动实践中不断渗透。

第二，劳动教育有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劳动价值观。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当前有很多学生出现不想劳动、不会劳动、不珍惜他人劳动成果的情况，这表明当今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学生没有对劳动形成正确的认识，进而影响其人生观、劳动价值观的形成。所以，要通过劳动育人，通过劳动教育感化人，促进学生树立正确劳动价值观。

（二）劳动教育对幼儿园教师职业能力的诉求

1.从单一走向全面

劳动教育对幼儿园教师能力的要求并不是单一方面的，而是整体意义上的，即对其能力的要求更加全面，不仅要有环境创设与利用、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等能力，更要具有卓越的激励与评价、沟通与合作、反思与发展的能力。教师不仅是教育的实践者、知识的传授者，更应该是教育的研究者。在不断的“实践—沟通—评价—反思—实践”循环中，实现劳动教育效果的不断提升。

2.从感知走向实践

劳动教育需要基于儿童的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得直接经验，因此更加需要教师具备实施劳动教育的能力，在入职前学习劳动教育的相关知识、课程，在入职后给儿童提供“做中学”的机会，密切联系生活实际，善于利用生活中的教育机会，适时开展劳动教育。

3.從预成走向生成

过往教育过程中更强调幼儿园教师在活动之前的预成能力，提前设计好了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甚至是教育情境。预成能力重视教师的教而忽视儿童的学，忽视了教学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使教学变得僵化，很容易造成教师的“一言堂”，儿童不易对教育内容形成深刻认识。而新时期劳动教育更强调教师的生成能力，教师要在实际互动的教学过程中形成有意义的对话教学，要具有教育机智，能够及时捕捉到教育机会，对教育内容作出灵活适宜的调整，充分发挥儿童的主体性，促进儿童主动思考和自主探究，达到深度学习。

二、学前职业师范教育中劳动教育开展现状

（一）学生对劳动教育的认识与理解偏差

劳动思想观念的核心是劳动价值观，是对劳动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它决定着学前职业师范学生对于劳动技术知识的态度及能否形成正确的劳动行为习惯。当前很多学前学生对劳动教育的认识与理解存在偏差，学生轻视劳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学生成长过程中缺少劳动。从社会背景来看，新生代大学生从小物质生活优越，大多没有劳动体验，因此没有对劳动形成正确认识，对劳动教育不理解、不认同。第二，社会上不良现象的影响。目前社会上有些贪图享乐、急功近利、好逸恶劳的人，很多学生由于没有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对劳动教育的认识不足，就会盲目跟从这些人的思想和行为，严重影响学生的日后发展。第三，社会普遍重视应试教育，忽视劳动教育。在“唯分数至上”的社会观念里，一切不量化成分数进行评价的或与考试等无关的教育内容都是无用的。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学生都更重视专业文化课程的学习，对于劳动教育的观念较为淡薄。第四，很多教师将劳动作为一种惩罚的手段。如学生犯了错误，老师罚他负责值日、搬东西等。惩罚的目的是对学生的某个错误行为的控制和抑制，惩罚给人带来的往往是负面的情绪体验，是对劳动教育的消极强化，这样会使学生不能感悟到劳动的积极意义和价值，学生就会逐渐地反感劳动、厌恶劳动、逃避劳动，那么学生自然地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判断。总之，当前学生对劳动教育存在不理解、理解偏差甚至理解错误的情况。

（二）开展劳动教育的措施不足

在师范教学质量评估、学前专业学生就业需求强劲的背景下，如何达到质量评估的量化结果以及如何提升学前职业师范学生的实践能力，成为各职业师范院校关注的焦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劳动教育，职业师范院校鲜少关注劳动教育，劳动教育处在被边缘化的位置。

第一，培养标准中少有关于劳动教育的内容。培养标准解决的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目前职业师范院校培养标准大多涉及职业道德、学科知识、实践能力等方面，但很少体现劳动教育方面的内容。如果说课程设置是弓箭，那培养标准就是靶子，没有明确的靶子作为目标，箭就会射偏。没有明确的劳动教育的培养标准，那么要培养学前职业师范学生的劳动思想观念、技术知识、行为习惯就更无从谈起。

第二，课程教学体系中较少设置与劳动教育相关的课程内容、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其一，关于课程内容。目前学前职业师范院校的课程内容设置中鲜有单独将劳动教育作为一门课程。现有的劳动教育课程内容基本分为三种：一是基于学校统一安排的劳动实践活动，但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二是在其他课程中有所涉及，但时间短、内容少、效果差，而且有些劳动教育内容已经变得陈旧，背离了时代要求，但教师却没有对其及时更新和创新，缺乏对学生的吸引力；三是专业性实践课程，例如幼儿园实习、见习等。其二，关于教学过程。现有的劳动教学过程缺乏难度适宜性和可操作性，形式主义比较严重，教师设置的教学过程没有难度、不够深入，就会导致学前职业师范学生在劳动学习中并没有获得思想、知识、行为方面的提高。久而久之，学生自然认为劳动教育没有用，总是处于“应付”劳动教育的状态，进而影响其正确劳动思想观念的形成。其三，关于教学评价。教学评价是对教学质量的判断。在教学评价方面少有针对劳动教育的评价，缺乏劳动教育相应的评价标准与考核机制。现有的劳动教育评价还存在论断主观、形式单一等问题。不适宜的劳动教育评价势必会影响学前专业学生参与劳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影响其劳动素养的形成。据此可以看出，当前职业师范院校课程教学体系比较固定，劳动教育相关的教学内容不系统不连贯且缺少时代性，缺少关于劳动教育的适宜的且具有操作性的过程安排以及灵活、多元的评价方式。

（三）缺乏劳动教育实践

目前学前职业师范学生普遍缺乏劳动实践的时间和机会，教师在劳动实践过程中缺乏对学生劳动教育技能的培养。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从课时安排来看，缺少劳动教育实践课时。目前职业师范院校培养方案整体上缺少实践课程的课时安排，已有劳动教育课程中也呈现出理论课多、实践课少的态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劳动教育中缺少了实践，就会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它应有的效果。

从实践时间来看，劳动实践时间短，无法将内容深入内化。时间是进行深度学习的有力保障。深度学习，就是指在教师引领下，学生围绕着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主题，全身心积极参与、体验成功、获得发展的有意义的学习过程[5]。深度学习要求在实践中逐步加深理解，再通过反思以发现新旧经验、知识间的联系，是一个主动学习的过程。但由于目前的劳动教育实践时间较短，大多数学生对于劳动教育内容还停留在浅层的学习阶段，不足以深入提升劳动技能。

从教学方式来看，缺少对学生实践过程中的技能教育。在教育过程中教师是以知识的传授为主，忽视了“做中学”的独特价值。技能是一个在教师指导和不断刻意练习下，通过同化、顺应，从“不平衡”慢慢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的建构过程。由于学生就业需要，很多院校把职业教育技能作为培养的重点，没有凸显出学生实践劳动技能的培养。

综上所述，职业师范教育作为培养未来优秀教师的教育，开展劳动教育就更为必要和急迫，但从实际情况分析其劳动教育仍亟待加强。

三、学前职业师范教育中劳动教育开展策略

生产劳动与智育、体育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当前，针对学前职业师范教育中劳动教育所存在的不足，可以从強化理论、提升标准、系统培养、重视实践等方面促进劳动教育和学前职业教育的相互融合。

（一）强化理论，提升学生对劳动教育的认识

当前学前职业师范学生对劳动教育的认识存在理解与认识的偏差。针对观念上的问题，重点是要强化理论。学前职业师范教育过程中要加强学前职业师范生对劳动教育的认识，让劳动教育观念在学生心中扎根，引导学生理解劳动教育的真正内涵，进一步认识到劳动教育对教师职业的重要性。只有学前教育师范学生形成了对劳动教育的正确认识，才能在入职后的幼儿园教育中将劳动教育落到实处。提升学前职业师范学生对劳动教育的认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充分利用社会舆论引导学生认识劳动教育的意义。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微博、企业号等学生热衷的社交媒体在学校范围内宣传劳动教育，报道相关劳动模范人物事迹，开展朋辈交流会，组织“劳动月”“劳动日”等活动，为有劳动经验的学生提供交流平台，发挥榜样的力量，鼓励更多的学生参与劳动，感悟劳动的意义，提高学生内心对劳动教育的认识，实现学生的自我教育功能，让学前职业师范学生发自内心地接受劳动教育。

其次，积极支持学生参加教育实习、勤工助学等社会劳动。新时代倡导的劳动教育不仅仅是学习农民、学习工人等，更重要的是树立爱劳动、崇尚劳动的理念与认识。由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只有将劳动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实践层面反思劳动教育理论，才能将其反馈到对劳动的认识上。

最后，教师应该时刻注重对学生劳动教育观念的指导。部分学生之所以没有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就是因为受“重结果、轻过程”的传统教育观念影响。教师要引导学生将职业启蒙教育与劳动教育联系在一起，让学生重视劳动与实践的地位，扭转关于劳动教育的错误观念，认识到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的目的都不是为了取得高分和成就，而是踏踏实实地为社会作出贡献。

（二）提升标准，构建专业劳动教育培养体系

当前学前职业师范教育中没有构建专门的劳动教育培养体系。针对开展形式上的问题，重点是要制定标准。在学前职业师范教育过程中确立专业的劳动教育培养目标，不僅能让教师和学生都更明确劳动教育的目的，还能有更充足的教育依据，为后续开展的劳动教育提供方向。学前职业师范教育构建专业的劳动教育培养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要将劳动教育纳入学前教育师范生人才培养计划。职业师范学校要从政策、培养计划等方面保障劳动教育的开展，制定可实施的教学计划，并设置劳动教师岗位，聘请专业的劳动教育教师，为学生提供劳动教育的场地。劳动教育培养体系应在劳动教育理论指导下，涵盖特定的培养目标，具备相对稳定的教学体系、管理体系、课程体系等，应是一项涉及多项工作的系统工程。

其次，要形成完备的劳动教育评价体系。通过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将劳动教育与教学实习、社会志愿服务等充分结合，建立一套合理高效的劳动教育评价方案。评价的内容包括对劳动教育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具体劳动两方面。对教师的教学评价包括对教师开展劳动教育课程的情况、教师的教学态度与方法手段等的评价，以保证劳动教育教学的质量。对学生的学习评价主要是对师范生参与劳动的态度、行为等。多元主体评价，既能保证评价的结果公平，也增强了评价的深度和广度。

（三）系统培养，构建劳动教育相关的课程教学体系

当前学前职业师范教育中没有构建劳动教育相关的课程教学体系。针对这一问题，重点是形成课程教学体系，落实系统培养。课程是开展教学的载体，传统意义上的课程包括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并规定学时与学分及具体的学习内容和相应的学习模式。但对于劳动教育来说，不仅仅要设置专门的课程，还应该让劳动教育贯穿到课程体系的每一个过程，让劳动教育课程既有理论根基，又能落地生根。

首先，根据学前职业师范学生的特点和幼儿园教师的岗位需求设置基础性劳动课程。课程实施可以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也可利用“互联网+”为学生提供在线课程，如建立虚拟仿真平台，这种形式可以提高学生参与课程的兴趣，并从仿真实验中体验到劳动与实践的意义。

其次，多为学前职业师范学生设置专业性劳动课程。专业性劳动课程具体包括学前专业启蒙课程及幼儿园见习、幼儿园实习、幼儿园顶岗培训实习等课外实践环节。只有将劳动教育与专业性劳动素养培训课程结合起来，才能使学生将劳动教育放在与其他专业课同等的位置。开展专业劳动课程可以让学生直接体验到职业的兴趣，磨练职业意志力与责任感，增强对未来即将从事职业的信念。

最后，为学前职业师范学生设置拓展性劳动课程。拓展性劳动课程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劳动素养和劳动文明程度，主要包括道德修养、创新创业、艺术文化、志愿者服务活动等。该类课程可以与“第二课堂”结合，如可将个人文明行为、参与志愿活动的次数及寝室卫生情况等纳入到评价考核中，达到考核目的的同时提升学生的自我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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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为此，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领导高度重视，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并成立了由徐局长任组长、段副局长、社保办张主任任副组长;各股、室、中心、大队、所负责人为成员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小组，设办公室于局办公室，由段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并以《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梁劳社〔2009〕15号)发文执行，按照《县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要求，认真对照责任书各项工作目标，狠抓工作贯彻落实，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

在成立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小组基础之上，按照《县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要求，制定了《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在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认真对照计划安排，组织全局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文件精神，使局领导班子和全体干部职工充分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重要性。与各股室中心大队站所负责人签订了《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责任分解意见的通知》分发到各股、室、中心、大队所，明确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和任务，将责任层层落到实处。

二、抓学习，重教育，打牢思想基础，筑牢思想防线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工作对象是老弱病残穷等社会弱势群体，工作内容是社保七险、劳动监察、技能培训和就业再就业等，肩负着行政执法的职能。我们在抓学习上，首先制定了学习计划，由支部组组织集中学习，各经办机构定期小组学习。其次明确学习内容：主要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各级组织出台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时事政治、业务知识等。再次是注重学习效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掌握实质，进入思想，融会贯通，指导工作，解决问题，提高素质上下功夫。坚持学习制度，加强检查督促，跟踪问效，要求学习时要认真记录，深入思考，写好心得，组织交流，共同提高，做到时间、内容、人员、效果四落实，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创建学习型单位，争当学习型人才。

在抓教育上，局支部高度重视。一是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教育纳入支部议事日程，纳入各经办机构工作职责，与其他各项工作同布置、同安排、同检查、同总结、同考核。二是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的专项教育，主要开展了党员先进性教育，学习、贯彻、遵守、维护教育，牢记“两个务必”、“八荣八耻”等教育，开展以郑培民、牛玉懦、钟明斌、刘运芬等为先进典型的示范教育，开展以、、李真等腐败分子为反面典型的警示教育，还结合建党90周年，举办文艺晚会和知识竞赛，开展“学、树形象、创佳绩、为党旗争辉“的教育，开展艰苦奋斗，弘扬长征精神教育。三是抓经常性教育。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教育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常抓不懈，教育党员干部职工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打牢思想基础，筑牢拒腐防线，我们还结合各项工作，有效地开展事前教育、事中教育和事后教育，把教育贯穿各项工作的全过程，把领导教育、自我教育和同志之间相互交流教育有机融合在一起，形成大教育体系，营造良好的廉政建设氛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围绕工作大局，优质服务窗口创建有序开展，行风建设稳步推进

行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是行业的生命，结合年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全力打造“阳光政府”的工作安排，全面贯彻落实重大决策听证、重要事项公示、重点工作通报、政务信息查询四项制度，着力加强96128专线建设，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定期召开支部会议，认真研究分析，提出了“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廉洁型、效能型机关，为党委政府分忧，为职工群众解难的要求。在08年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总揽，围绕全局工作大局，整体推进行风建设和优质服务窗口创建。

(一)层层明确责任，确保行风建设和优质服务窗口创建落到实处。明确把行风建设和优质服务窗口创建工作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的重要内容，确定以社保、医保、养老、农保、就业、仲裁、监察、工伤、、劳动能力鉴定十大窗口，开展争创优质服务窗口，推行挂牌服务，文明用语，首问责任制等措施。为抓好落实，明确一把手是全局行风和优质服务窗口创建的第一责任人，对全局的行风建设和优质服务窗口创建负总责，分管副局长向支部和局长负责，对分管的经办机构的行风建设和优质服务窗口创建负责，各经办机构领导对本机构行风建设和优质服务窗口创建负责，全局干部职工兢兢业业负责做好本职工作，争当行风建设楷模，争创优质服务窗口，树劳动部门的良好形象。

(二)全面贯彻省委白恩培书记提出的“工作热情一团火、个人形象一面旗、谋事布局一盘棋”三个要示。局领导在各种会上讲，当领导的就是排头兵，要叫响向我看齐的口号，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在领导的带领下，每个领导就是一根标杆，每个党员是一面旗帜，全局上下服务意识，群众观念增强，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慰然成风，群众来访做到热情周到接待，耐心细致的处理，不厌其烦解释，在最短的时间内办理和解答。凡事从大处着眼，从小事入手。充分认识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反映的任何一件事，如果处理不好，都会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在工作实践中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三)创新方法，不断拓宽行风建设和优质服务窗口建设的路子。为开创行风建设和优质服务窗口创建新局面，我们一是从抓宣传入手。二是利用劳动保障网创建活动方案和优质服务窗口，实现了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三是开通了局领导和各经办机构优质服务窗口的热线电话。从局长到办事人员实现了与职工群众面对面交流，零距离服务。四是加强纵横联系，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与县职中、农机化学校联合为广东组织劳务输出，拓宽了就业再就业渠道，开扩了视野，学习和积累了各地好的经验和做法，增强了发展后劲，为行风建设和优质服务窗口创建提供了平台，增添了活力。

四、贯彻落实有关规定

年以来通过多种形式，在领导干部和全体职工中深入学习贯彻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和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实质。

1、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办发〔2009〕11号)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全省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通知》(云办发〔2009〕13号)两个文件,我局认真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进行专题学习县委、政府出台的相关规定，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国家公职人员严禁大操大办红白喜事的规定深入人心，成为全体干部职工的自觉行动。

2、加强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学习。注重加强对劳动保障宗旨意识、理想信念和保民生、保稳定、保增长“三保”教育，把干部职工的思想行动统一到“十七大”精神上来，进一步树立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理念。通过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培养劳动保障队伍的依法办事能力，提高法律意识，进一步打牢执政为民的思想基础，努力做到对法律负责与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更加关注民意、倾听民声，把劳动保障惠民政策更多、更直接地体现在改善民生、惠及百姓上来。

3、高度重视工作，认真办理群众来信来访及上级各有关部门转交的件。本着“预防为主，处理为辅”的原则，采取疏通、调解的方式，及时作好争执不大的劳动争议处理，做到基本把劳动争议解决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截止6月底，共办理来信来访事件200余件次。

热情接待来信来访人员，对前来咨询了解劳动政策的群众做到“五个一”，即一张笑脸、一声问候、一把椅子、一杯热茶、一个具体答复，树立了“热情、和蔼、可信”的劳动保障干部队伍形象。

4、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确保政令畅通，保证党中央、国务院各项方针政策贯彻执行。

5、坚决贯彻有关规定，没有公款出国旅游情况发生;

6、认真完成“阳光政府”四项制度相关工作安排，没有发生怡误工作的情况;

7、认真开展清理“小金库”工作。没有发生私设小金库的问题。

8、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严格纪律，用制度管人，依法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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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劳模榜样力量实效性相关概念的理论研究

“劳模”一词在我国《新华词典》中的解释是劳动模范的简称。人民授予生产建设中先进人物的一种称号，以表彰劳动中有显著成绩或者重大贡献可以作为榜样的人。劳模，在《百科名片》中是指“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成绩卓著的劳动者，经职工民主评选，有关部门审核和政府审批后被授予的荣誉称号。劳动模范分为全国劳动模范与省、部委级劳动模范，有些市、县和大企业也评选劳动模范。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的劳动模范为“全国劳动模范”，是中国最高的荣誉称号。与此同级的“全国先进生产者”、“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社会学家艾君在《劳模永远是时代的领跑者》一文中他指出，“劳模即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简称。劳模是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劳模是时代的永远领跑者”。本研究在此基础上给予新时期“劳模”以阐释。劳模即劳动模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先进人物的一种崇高称号。这种称号授予在工作中有显著成绩或重大贡献可以作为榜样的人。从劳模的意义上讲是鼓舞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开拓创新、建功立业的行动标杆，是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勇往直前的动力源泉。从劳模的特点上他们都有信念坚定、胸怀大局、立场鲜明、纪律严明，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伟大品格。他们都有爱岗敬业、勇于创新，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伟大精神。从劳模的分类上讲劳模分为体力型劳模和智力型劳模。

其次，榜样力量的含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列宁曾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时代也特别流行这句话。在《文选中》曾这样说“给自己找一个榜样，分析人家为什么会成功，哪些是自己可以参照的，努力去做，不一定会取得相同的成果，但至少可以让自己少走很多弯路，榜样就是自己努力的方向”。

“榜样”一词，在我国的解释是：“榜样是指值得学习的好人或好事；范例；模范”。榜样力量往往和榜样教育等有着紧密的联系。1999年郑永廷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认为：“典型教育就是通过典型的人和事进行示范，教育人们提高思想认识的一种方法”。 2007年陈万柏、张耀灿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清楚地说明了“榜样示范，也称典型示范，是指通过具有典型、榜样意义的人和事（正面的、先进的抑或反面的、落后的人和事）的示范引导、警示、警戒作用，教育人们提高思想认识、规范自身行为的方法”。詹万生主编的《整体构建德育体系总论》认为：“榜样教育是以教师或其他典范人物的优秀品质去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的教育方法”。 王道俊主编的《教育学》中说到：“榜样教育是以他人的高尚思想、模范行为和卓越成就来影响学生品德的方法”。这两种定义从德育的角度出发，在榜样的示范内容和对学生的具体影响给予了详细的说明。

国外关于榜样教育的研究中，以6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最具代表性。班杜拉在《社会学习心理学》中认为，“教育者给学生树立的模仿对象就是榜样。榜样教育，就是教育者通过树立模仿对象，让个体在社会情境中对某个人或某团体行为进行观察学习，获取社会技巧，掌握社会道德行为规范，以促使个体顺利实现社会化的道德教育方法”。

由上可见，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榜样教育进行过探讨，而其解释各具特色、各有所长，这对于正确理解榜样力量、劳模榜样力量、劳模榜样力量实效性的含义颇有启发。本研究在分析总结以上观点，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对榜样力量、劳模榜样力量、劳模榜样力量实效性的含义进行详细的阐释。

二、关于劳模榜样力量的实效性在当代所存在问题的研究状况

首先，从榜样教育角度提出的问题来分析榜样实效性的有喻学林，《反思榜样教育》从“人物形象伟人化、职业类型单一化、教育语言成人化”角度提出利用榜样对青少年儿童存在的问题分析榜样力量的实效性。檀满仓，《榜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树立榜样形象单一，榜样宣传神化、宣传榜样重义不重利”这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榜样力量的实效性下降。提出的问题不够全面。张茹粉，《榜样教育的实效性探讨》从 “榜样形象神圣化、完美化 ，榜样产生机制的问题，榜样权益的保障问题分析榜样教育的实效性。以上是有关榜样教育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对本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其次，从劳模表彰制度存在的问题有“政策奖励的范围存在局限性、偏重物质奖励、政策落实难、政策针对某一部分困难劳模”。有关劳模制度问题，曾祥委撰写的《劳模制度的反思》一文中，提出劳模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从“劳模制度设计的政治涵义存在局限性、社会资源的分享存在局限性、资源集聚效用存在局限性”提出劳模制度存在的问题。这些只是针对劳模制度存在的问题，之所以提到，是因为这些问题中也会影响劳模榜样力量实效性的发挥。

再次，劳模评选管理中的问题。由黄志强撰写的《关于劳模的五点探讨》从人们对传统劳模的认识问题、劳模结构要不要更新、劳模要不要神化、劳模要不要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探讨。劳模评选管理中问题有“重评选轻管理、重物质待遇轻培养教育、重困难救济轻创业扶持、劳模活动重形式轻内容”。曹桂林，在《关于劳模评选和管理的思考》一文中从劳模自身的评选方法、评选范围、劳模自身队伍的教育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较为简要的探讨。由张醒国撰写的《内蒙古自治区劳模管理现状、问题及对策的研究》一文中从劳模选树、评审、表彰奖励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比较详细的阐述。

最后，劳模宣传中存在问题的有如下：由燕志华撰写的《典型报道中的压力》一文中，主要从媒体宣传中出现的宣传方法手段、宣传内容、宣传形式上存在的问题，从传播学的角度深层次分析此问题的后果。在宣传原则上，“要宏观宣传与微观宣传相结合、艺术塑造与平民化宣传相结合、集中宣传与经常性宣传相结合”。 在宣传渠道上，“除以往利用电台、电视台以及报刊等新闻媒体宣传劳模外，强调网络宣传的新途径”。“在宣传的内容上脱离实际，劳模神化” 。

三、关于劳模榜样力量的实效性原因分析状况

榜样教育面临问题的深层根源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主体意识增强，价值取向多样化而导致的”。“榜样教育面临问题的深层根源主要从方法因素、教育者自身因素”。榜样教育面临问题的深层根源还有“传播者形象的固定化、政治化角色、宣传教育方式的形式化、模式化、单一化、生活中反面典型的抵消作用、宣传教育过程中对客体的心里忽视、大众传媒的影响”。以上研究对于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关于劳模榜样力量实效性的解决措施

提出解决措施的有齐佩芳、毛小平，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榜样教育的实效性》一文中从社会因素、方法因素等角度提出解决措施，但针对某一个角度，不够全面。娄淑华，在《探索与反思新时期的公民榜样教育》一文中，从心理学的角度即“从个体内部的心理状态、大众群体的心理状态的差异性、对个体目标偏向的测量、对群体优势心理状态进行测量、提高教育者的心理学素养”四个方面入手提高榜样教育的实效性。张茹粉，《榜样教育的实效性探讨》从“构建科学的榜样教育模式，注重利益驱动”提出解决榜样教育的实效性。崔华，《新时期榜样教育的反思》从“坚持“三贴近”原则，加强榜样教育的创新，健全先进典型权益保障机制，深化榜样的精神内涵、弘扬榜样精神 ”入手提出解决榜样教育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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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教育的本质与作用

(一)关于教育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根据这一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相互关系等方面，论证了教育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一定社会的教育总是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着不同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并反过来对社会起着某种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也决定了考察一定时期的教育，一定要把它置于这一一定的历史当中。当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时，教育也就具有了阶级性，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剥削阶级把教育变成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利用教育来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马克思、恩格斯以雄辩的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教育的资产阶级特性。恩格斯在1844—1845年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中，论述了产业革命对教育的影响，揭示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施教育的虚伪性及其阶级实质，尖锐指出，英国工人阶级所受的教育极其可怜，统治阶级控制了一切知识的来源，他们向工人灌输的只是宗教的狂热和偏见，根本谈不上智力的、精神的及道德的教育。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号召消除教育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在驳斥资产阶级否定教育的阶级性这一反动论调时指出:“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 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 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 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1]

以往的教育理论大多用唯心主义观点来解释教育的本质，因而是片面的、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教育的本质，为人类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

(二)关于教育的作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又具有反作用，教育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11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阶级社会里，教育具有阶级性。统治阶级总是把教育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通过教育来灌输本阶级的思想，培养本阶级所需要的人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愿意也害怕劳动人民受教育。“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2]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人民进行的教育，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只是把人训练成会说话的工具，以便工人们创造更大的利润，这种教育充其量只能叫训练、异化，它违背了教育的宗旨———人的全面发展，导致了人的发展的片面和扭曲。马克思、恩格斯进而把教育同劳苦大众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强调教育在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方面的作用，强调教育对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和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3]可见，教育在阶级斗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教育的社会作用还表现在生产领域，也就是说，教育是生产力的再生产过程。“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4]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而人又是生产力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教育虽然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但它通过培养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劳动力，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因而，教育也是一种再生产过程。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劳动者受教育的水平在生产中的作用不十分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生产技能在生产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因而，教育的再生产特性更加突出，教育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这里，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互作用的原理，以及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21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哲学家和教育家们对人的本质和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遗传在人的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片面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即自然属性，忽视人的社会属性;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环境是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是环境的产物，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有一些人则提出教育万能论，认为教育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而且可以改变整个社会，夸大了教育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以往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的认识上的缺陷，科学地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使教育学从此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仅是一个生物的人，而且是一个社会的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受着这种社会关系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具有一定的遗传因素，遗传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人的遗传素质是有差异的，但是，遗传并不是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同样，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肯定环境对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认为人在接受环境影响的时候并不是被动的，人类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主动地改变着环境和社会，并且改变着人自身。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教育是人的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中得到发展的，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反映了一定社会的需要，体现了社会关系的要求，社会关系通过教育而制约人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的遗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和教育万能论，由于不能正确理解和反映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因而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转贴于 　二、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主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精髓和核心，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教育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武器，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关系的角度出发，详细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条件，首次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时，首先考察、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揭露了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他们指出，人的畸形发展是与社会分工相联系的。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农村的分离，造成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城乡居民的发展都受到了限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的畸形发展也日趋严重。“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5]工场手工业把生产分成不同的工序，工人的劳动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从而压抑了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了工人片面的技巧。资本主义大工业更加重了人的畸形发展，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属品，成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这种机械劳动损害了工人的神经，严重摧残了工人的体力和智力。不仅如此，这种分工也带来了剥削阶级的畸形发展，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片面发展。“不仅在身体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资产阶级的摈弃和忽视。”[6]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人成为片面发展的畸形物。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揭示劳动的异化而导致的人的本质异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对人性的压抑，提出人要从一切人对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他们看来，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的、彻底的发展，使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人的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不复存在，劳动已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为一种生活乐趣，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所以，恩格斯说，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7] 。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人的全面发展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是紧密相关的。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为丰富，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工业的发展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因为现代工业使分工发生了变革，使资本和工人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工人全面流动，劳动频繁变换，这就要求工人熟悉生产的各个部门，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现代工业不仅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而且使之成为可能，这是因为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缩短了工人的劳动时间，改善了劳动条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如果不废除私有制，尽管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的全面发展也不可能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还说，个人的发展是在集体中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8] 。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脱离集体而发展，而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要吸收前人的成果，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和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实现发展。离开了人群，个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教育可以使人摆脱分工所带来的片面发展，培养人的各种能力，促使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教育，更离不开全面发展的教育。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包括智育、体育、综合技术教育在内的全方位的教育内容，认为通过这几方面的教育，人的体力和智力就可以得到和谐发展，成为身心健康、体脑结合、各种才能都得到全面发展的新人。

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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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劳动目的性教育，激发学生劳动需要心理，增强教育的可接受性

陶行知先生在劳动教育过程中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目的性教育。他认为：“劳动教育的目的，在谋手脑相长，以增强自立之能力，获得事物之真知，及了解劳动者之甘苦。”同时，他力主手脑并用，在劳力上劳心。1931年，他在《手脑相长歌》中写道：“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先生的这些有关劳动教育的目的和意义的阐述，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对当时青少年的劳动教育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我们当前中小学生劳动教育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现在的高中生对待劳动教育问题普遍存在着茫然感和不知觉性，存在着怕苦、怕累、轻视厌恶劳动的思想情感。虽说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劳动教育的目的认识不清。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加大教育的力度。教师可以和学生一起就劳动教育的目的、意义进行讨论，把劳动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专题，以主题班会、团队活动等形式来进行教育，激发学生劳动的需要心理，以达到自觉接受教育的效果。

二、寓教育于具体的劳动之中，以劳促教

毋庸讳言，当今高中生劳动教育的一个严重弊端，就是在教育过程中忽视了“做”，这与陶先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思想是完全相悖的。“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其特别强调学生要在“做中学、做中教”，而关键是“做”。陶行知先生认为“过劳动的生活便是受劳动的教育”。他所办的学校，学生入学后，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如晓庄师范学生上午大部分时间是学习、阅读，下午主要是从事具体的劳动。包括建校劳动、美化学校环境、从事工农业生产劳动、学生自我服务劳动等。这给我们现在的劳动教育一个很大的启发，那就是——劳动教育必须在劳动中进行。任何脱离具体劳动的劳动教育都是纸上谈兵，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当然，时代不同了，在劳动的内容上应有所区别。我们现在主要是要求学生进行一些自我服务的劳动和学校公益劳动。比方说，可以组织学生进行一些一般性的劳动技能的训练、交流和竞赛，如叠衣服、钉纽扣、整理内宿、植树、公共卫生的打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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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是青少年生理、心理发生急剧而复杂变化的时期，和健全孩子一样，处在这个时期的聋哑学生对未来有种种幻想，虽然有充沛的精力和一定的探索精神，但缺乏必要的知识和足够的自制力，聋哑学生由于生理上的缺陷，相对于同年龄的健全孩子，他们对事物辨别是非的能力较低，兴趣广泛而不能专注，意识超前且不愿接受家长和老师的教育，有时有抵触、敌视甚至过激的行为。如何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特别是德育工作，使他们能在较为平稳、愉快的心态中度过青春期，为将来的成才、就业奠定良好的基础，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

1．1学习劲头不足，兴趣在网络：我们处在一个发达的信息环境中聋哑学生听力受限，接受信息容易片面，鉴别能力不强，不论是对我国国情还是西方生活，都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真切的体验，往往不加分析地把他们看到的，文艺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现象，与国内的某些现象简单地比较引起某种“共鸣”，对学习失去兴趣，长期沉迷于上网，他们不惜欺骗老师、欺骗家长，甚至不惜违反学校管理规定，在半夜翻墙出校甚至夜不归宿，给学校的德育教育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1．2生活要求过高，缺乏劳动习惯：我校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但由于部分家长过分溺爱残疾孩子，又加上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不会做饭洗衣，有的学生把穿脏的衣物攒成堆，等放假时带回家让父母洗。有些学生从小养成了随便花钱的坏习惯，盲目追求高消费、高享受，互相攀比，衣服、鞋子要穿名牌，甚至洗发水也要用名牌。把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美德置于脑后，他们这种种缺乏爱劳动的习惯不能不引起老师、家长的担忧。1．3生理逐渐成熟，早恋时有发生：由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等因素，青少年发育期普遍提前已成为事实。他们开始意识到两性的差异，产生对异性的好奇。有些学生出现早恋现象，如果任其发展，不加以正确引导或制止甚至会出现其它不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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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5-069-01

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的，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四种异化现象，我国现行高考制度的弊端导致高考功能的异化，即高考从选拔人才的手段异化为摧残学生成长与发展的工具。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教育评价标准片面化，导致学生能力与考试分数相异化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第一个方面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它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1]

学生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者，它们的劳动产品即通过学习而获得的知识，在高考制度条件下具体化为考试所得到的分数。我国目前实行的统一高考制度，必然导致了片面追求考试高分的应试教育。该教育只重视对学生理论知识的考查，而不注重基本素质和实践能力的考查，尤其是在“备战”高考期间对学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学生成天泡在题海里，有如“考试机器”，学校类似于“高考军营”或“高考工厂”，片面追求升学率扭曲了高中教育的目标。[2]在高考制度条件下的应试教育导致教育评价标准的片面化，考试分数成为了衡量学生能力，筛选人才的唯一标准。但这种考试分数只是对学生智育水平的片面反映，忽视了德体美劳等方面，必然不能表现出学生的整体真实水平。这说明了考试分数与学生能力之间相异化，考分作为不依赖于学生的实际能力，同学生相对立。这种对立表现为学生被分数的奴役，成为考试的机器，唯分数是从。这种片面的追求考试高分的高考制度，会逐渐导致学生学习的越多，被固定的思维模式禁锢得就越严重，他们内心的创新思想就越贫乏。考试分数的增值与学生内心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高分，不仅对他们以后的生活没有帮助，反而成了他们的禁锢，成了阻碍他们能力发展的枷锁。

二、教育考试内容单一化，导致学生本身与学习行为相异化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第二个方面是，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相异化。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1]

从小学到高中的整个教育过程中，学生始终扮演着受教育者的角色，他们在一种被压迫的状态下学习。统一的考试科目迫使许多考生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放在自己不擅长的科目上，不得不放弃发展自己的特长。马克思认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学习行为作为脑力劳动的一种形式，不是一种自愿的兴趣，不是一种为了提升自身能力而进行的自觉的活动。学生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付考试，而不是为了自由地发展自己。这种仅仅以考试为目的的学习，并不能培养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个方面的能力。学生大多把学习看成在考试中取得高分的手段，而不是单纯的为了学习而学习。学习并不是为了满足学生自身的需要，而只是满足学习以外的那些需要的手段。这说明了学生本身与学习行为产生了异化。

三、教育主体二元对立化，导致学生与学生、教师相异化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第四个方面是，劳动中人与人相异化。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本身作为工人所处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1]

瑞典著名教育家胡森认为，教育公平主要指教育机会均等，包括教育起点的公平，教育过程的公平和教育结果的公平。[3]教育过程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我国高考制度把高考成绩作为选拨学生的主要标准，同时学校也把学生成绩的优差当作是评价教师教学能力高低的重要指标，这就导致了师生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二元对立的关系。教师仅仅关心那些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而对表现不好的学生则态度冷淡，甚至是以过激的方式责骂、体罚学生，这必然会使有些学生产生逆反情绪，最后的结果是教师厌教，学生厌学。这明显会导致一种缺少理想追求、缺少人文关怀的学习氛围，学生不信任教师，老师对待学生不真诚。他们双方的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歪曲的关系。

高考作为一个选拔性的考试，其最终目的应是使每个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素质、认识和实践能力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使人的先天和后天的潜在能力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针对现行统一高考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有必要对其进行改革，以消除异化现象，达到学生的全面自由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