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的历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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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管理活动自有人群出现便有之，与此同时管理思想也就逐步产生。事实上，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我们均可以找到古代哲人在管理思想方面的精彩论述。现代管理学的诞生是以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名著《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以及法约尔（H.Fayol）的名著《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1916年）为标志。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学诞生以来，管理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管理学的研究者、管理学的学习者、管理学方面的著作文献等等均呈指数上升，显示了作为一门年轻学科勃勃向上的生机和兴旺发达的景象。进入21世纪，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管理学仍然需要大力发展其内容和形式。

早在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的引言中，泰罗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这篇论文的宗旨之一是“论证最佳的管理是一门实在的科学，基础建立在明确规定的纪律、条例和原则上，并进一步表明，科学管理的根本原理适用于人的行为——从人们最简单的个人行为到我们大公司的业务运行”。他还深信：“同样的原则能以等量的威力适用于所有的社会行为上，在我们的家庭管理上，在我们的农场管理上，在我们的大小商人、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慈善机构、我们的大学和我们的政府各部门的业务管理上。”

在大西洋彼岸，与泰罗同时代的法国工业企业家法约尔创立了一般管理学理论。1916年，他在其代表作《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中，从工业企业管理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概括及企业经营职能（包括技术、商业、财务、安全和会计五大职能）中分离出独立的管理活动，提出了经过经验检验的普遍适用的一般管理理论，定义管理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由此确定了管理活动的5种职能和14条管理原则。他认为，这种一般管理理论与方法不仅适用于工商企业，而且适用于政府、军事部门与社会团体。法约尔由此基本上构建了关于管理活动的原则、标准、方法和程序的知识体系，因此，也可以说法约尔奠立了一般管理学的理论基石。法约尔把管理与经营区别开来，意味着管理学是不包含企业经营活动内容的狭义管理学，而同时又提出了普遍适用的一般管理学。

综上所述，在这些管理学家看来，管理学的含义是不同的：泰罗、孔茨提出了对象涵盖广泛的管理学，属于广义管理学，它包含各门管理学科，指的是管理学门类；法约尔、德鲁克提出了具有特定领域的狭义管理学，不过狭义程度又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对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具有普适性的关于管理活动的基本原理，实际上在倡导建立一门研究管理活动基本原理的一般管理学或普通管理学（general management），这种一般管理学就是管理学门类中的基础学科。

篇2

弗雷德里克·泰罗是古典管理时期的开山鼻祖,开创了管理学发展史上的科学管理原理学派。然而,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和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泰罗的经典管理思想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非议和挑战。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科学管理原理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工厂的劳动生产率,管理的哲学基础是亚当·斯密以来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管理方式是一种“大棒加胡萝卜”的物本管理手法,已经适应不了新时期的要求。更有甚者,有人简单地把科学管理原理与人际关系学派思想对立起来,认为科学管理原理是一种冷酷的非人本管理,因此,在人本管理已经成为普适管理价值的今天,泰罗的思想更是显得格格不入。那么,泰罗的管理思想是否真的过时了呢?我们到底应该以怎样的一种态度,看待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地位呢?本文从管理学说和管理学理论的历史演进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它开创了公共行政学的管理主义研究途径,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并注重组织管理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型。

一、开创公共行政学的管理主义研究途径

当代美国公共行政学家戴维·罗森布鲁姆认为,自伍德罗·威尔逊以来,公共行政学开创了三种研究途径,即管理、政治和法律途径。而管理途径又可区分为两派,即传统(正统)管理途径,以及当代以革新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NPM)。公共行政研究的传统管理途径可追溯至19世纪美国的文官制度的改革运动。当时为消除政党分赃和官僚腐败给美国联邦政府系统带来的祸害,改革者提出“政府事务中具有商业性质的部分应当以一种完全企业化的模式运作。”传统管理途径的思维和逻辑主要是建立在政治与行政分离的观点之上的。任职于1913—1921年的威尔逊总统提出,应该用(企业)行政管理的稳定原则———企业式原则来指导公共机构的运作,认为“行政的领域是一个企业的领域”。因此,为了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我们应该以私有企业的行政管理为榜样,所谓行政问题就是管理问题。根据传统管理途径的观点,公共行政的意义在于追求效能、效率以及经济的最大化。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普遍掀起了一场政府改革运动,其矛头直指政府的机构膨胀、职能臃肿、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由此也推动了公共行政研究新的热潮,催生了公共行政研究的新管理途径。所谓新管理途径,一般又称为新公共管理(NPM)途径。与传统管理途径之发源相类似,这一新途径也主要是改革取向的,以期改善公共部门的绩效。新公共管理途径包含诸多改革假设,比如,公共行政的焦点应放在获取结果而非遵循程序上;公共行政在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面应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公共行政应强调顾客导向的观念,等等。与传统管理途径观点相类似,认为公共行政是非政治化的和企业化的,这是新公共管理途径的根本。在罗森布鲁姆看来,从价值、组织结构、对人的认识、认知模式、预算、决策观、政府职能等几个特征来说,尽管公共行政的传统管理途径和新管理途径之间存在不少差异,但总体上看是殊途同归的,崇尚效率和系统管理是其不二法门的哲学基础。而追根溯源,管理途径作为现代公共行政学的一种主流研究途径,历史上滥觞于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可以说,正是泰罗的学说,奠定了管理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合法性地位;也正是泰罗的思想,启发了威尔逊的研究灵感,从而触动他去吸收和借鉴私营部门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技术,写出了流传百年的《公共行政之研究》,进而创立了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公共行政科学。

泰罗通过对时间动作制、职能工长制、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制的亲身体察,发掘出现代组织管理中的重要法则———效率法则。在他看来,劳资双方都应崇尚科学管理工艺,追求生产率的提高,以实现双赢的目的。著名学者欧文·休斯认为,工厂装配线是体现泰罗思想的主要的社会领域,但政府运用科学管理的时间并不比它晚多少。因此,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泰罗当时就认为,科学管理可运用于公共部门的原因在于:它提供了政府中官僚制组织形式的运作方式,是一种最佳方法,其系统控制的思想非常符合僵化的等级制、过程和惯例。标准化任务及按其操作的工人与传统的行政模式是吻合的。甚至利用秒表计时进行绩效测量的做法在庞大的官僚组织及其分支中也较为普遍。

在泰罗其后的近百年时间里,尽管人际关系学派、管理决策学说、权变组织理论、知识管理理论等各种管理学说和理论流派层出不穷,众说纷纭,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然而,泰罗开创的传统管理研究途径,以及由其衍生的新管理研究途径,始终是公共行政学的正统研究途径,并未受到其它学派和研究途径的冲击而被边缘化。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所指出的,二战后管理学科领域出现所谓“理论丛林”现象,这使得泰罗等古典管理学者的观点被人发展得过于枝蔓,先后出现6个甚至11个学派的混乱局面。但很多学派其实是标新立异,只是迎合了社会的需要,在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其科学性值得质疑。而惟独由泰罗开创的管理科学研究途径,其合法性一直经久不衰甚至有久尔弥坚之势。对于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历史地位,博兹曼提出过一个更具结论性的评论。他说:“科学管理在教科书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在公共行政的实践和政府研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对科学管理和科学原则的信奉迅速扩展并使其流行的正统做法,公共行政和公共行政人员的影响达到了顶峰。科学管理在1910—1940年期间一直对公共行政起着支配作用,它使公共行政具体化为一个学术领域。”

二、推动传统经验管理范式向现代的科学管理的转变

科学管理原理的本质是一场思想或精神革命,它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倡导新的科学管理精神,推动了传统经验管理范式向现代科学管理的转变。关于这个问题,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一文中曾多次提醒人们不能只重技术而忘记了它的精神实质。他说:“科学管理是通过研究和实践发展起来的,它是以测量手段和工程技术为基础的,用科学的调查方法,根据实际而不是传统来决定所能完成任务的正确方法”“具体体现在科学管理的‘四个原理’上。不仅是管理手段上的,更是管理理念上的。”因此,“他自己由于对大批的所谓‘效率专家’借用了他的方法而忘却了他的基本原理而感到苦恼”。管理学家邓恩评论道,“科学管理的‘措施’绝不等同也不应取代科学成本核算方式等等的管理技巧问题,而后者则是一种坚持收集数据、列表分析并将知识应用于解决工业社会问题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是倡导一种全新管理范式的‘思想革命’。”

为什么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本质是一场思想或精神革命,而且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呢?这是因为泰罗一反传统的经验沿袭方法,采用科学的途径来解剖管理生活,探究管理的内在规律和普遍原则。他把科学视为良好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在他之前,没有数据,没有理论、原则或制度,就没有人会相信管理能出效益,人们也不会把管理看成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比如,此前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就意识到管理是土地、劳动和资本之外的生产力的“第四要素”,但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和重视。“只有泰罗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向社会的劳资双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阶层证明:真正的科学,那种能够导致充分掌握信息专业实践的科学不只是技巧、公式和规则,而是一种思想革命,一种世界观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代管理学大师彼德·杜拉克认为,“直到1885年泰罗开始探索之前,还从没有人对工人的日常工作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怎样工作被看作是一种想当然的事情”。英国著名管理学家厄威克也指出:“泰罗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发明某种全新的东西,而是把整个19世纪在英美两国产生、发展起来的东西加以综合而成的一整套思想。他使一系列无条理的首创事物和实验有了一个哲学体系,称之为‘科学管理’。”

罗伯特·丹哈特则从公共组织理论的角度评价了科学管理原理对于实现管理范式演变的贡献。他提出:“泰罗著作中的哲学含义对公共行政学者来说具有重大意义。虽然我们有可能觉得泰罗的科学很粗糙,但我们不能否定他推进了将严格的科学性运用于组织研究的观念。这种方法不久便成为了管理科学的主流。此外,科学原则最先是被运用于生产,但随后便‘向上和向外’扩大到组织的更高层次,或许可以说普及到了社会。”欧文·休斯更是对泰罗的思想充满誉美之词,他认为:“泰罗所追求的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用效率和科学取代了特定决策,当通过科学管理使雇主和雇员拥有相同利益时,它甚至成为一种社会变革。”

上述说明,正是泰罗把科学的知识和科学的精神应用于管理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才使人类社会的管理世界观和管理范式进行了一次哥白尼式的变革,实现了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转变。具体来看,这种转变体现在四个方面:

(1)经验管理的主体是个人,主要是通过有经验者起“传、帮、带”的作用,把长期积累的管理常识和管理窍门传授给其他人。相反,科学管理的主体不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他由领导群体或管理群体来控制,同时还外加了参谋机构和智囊团(外脑)来辅助决策和参与管理。

(2)经验管理的客体(对象)是单纯的物,属于见物不见人的管理;而泰罗的科学管理对象不仅有物(如机器、工场),更重要还有人,它是通过对人的有效管理来实现对人和对物有机统一管理。

(3)经验管理的主要依据是人类以往积累的知识、智慧、经验和个人胆识与阅历;科学管理依据的则是科学的方法、理论、工具、技术和艺术,实现了我国古代提倡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境界。泰罗明确指出:“必须用科学知识来代替个人的见解或个人的经验知识。否则,就谈不上科学管理。”

(4)经验管理的程序简单和随意,没有规则意识和制度观念,“谋”和“断”合而为一;科学管理是一种程序管理和规则管理,讲究程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管理的过程是分阶段、按步骤进行的,避免了主观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泰罗反复强调:“最佳的管理是一门实在的科学,其基础建立在明确规定的法律、条例和原则上。”

三、注重组织管理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型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理性化是现代化的核心要义,而要实现管理的现代化,就必须首先进行理性化的组织设计。为此,他提出了“官僚组织”(或称“科层制”)的概念。与此相对应,韦伯极力倡导工具理性,以适应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对组织管理的要求。由于泰罗与韦伯大体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因此很多人以为泰罗也效法韦伯,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把工具理性发挥到了极致,并由此断定泰罗的管理是以“经济人”假设为根基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经济人”假设来断定泰罗的管理就是见物不见人的物本管理,属于典型的工具理性;恰恰相反,在泰罗的著作和思想中,始终闪烁着社会理性的光芒,充满了关注弱者和劳资共同利益的人本意识。

要研讨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区分工具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基本涵义。所谓工具理性,是指在人性的设定上,把组织人单纯看作“经济人”,诉求物质利益上的最大化;在管理的对象上,把人看作是机器的附件或依附物,实施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物本管理;在管理的价值取向上,关注组织赢利的最大化,忽视个人和社会的利益。而社会理性,则同时关注人的多方面需要特别是社会心理需要、社会的公共精神和国家的公共利益。从总体上看,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管理属于典型的工具理性管理,见物不见人,纯粹把人看作是工具性附属物。泰罗的科学管理虽然是在科层组织场景下进行的,受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具理性的组织管理方式,因为其根本目标在于最大限度提高组织效率和生产能力。但必须承认,它同时也注重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变。主要表现在:

(1)泰罗的管理哲学的初衷在于高扬“提高全国性效果”大旗,配合罗斯福总统倡导的“保护国家资源,增进全国性效果”的呼吁。泰罗认为他自己写《科学管理原理》一文有三个目的,其中第一个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简明的例证,指出由于我们日常的几乎所有行为的低效能使全国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并因此在美国全社会宣传和灌输科学管理的精神,提高社会效率和全国性效果。但很显然,传统的基于工具理性的组织管理思路往往是狭隘的,它只重视组织个人或内部的效益,其目标诉求尚未升华到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层次。

(2)关注管理层和被管理层双方的收益,实现了由瓜分既定蛋糕向做大蛋糕的理念嬗变。在《科学管理原理》第一章的开篇泰罗就旗帜鲜明地提出:“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相信雇主和雇员的根本利益必然是对立的,但泰罗认为,“科学管理则恰恰相反,它的真正基础在于相信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

(3)强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间是合作博弈而非劳工阶层的“囚徒困境”博弈。在论证《科学管理原理》时,泰罗明确地指出“资方和工人的紧密、亲切和个人之间的协作,是现代科学或责任管理的精髓。”他把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亲密友好的关系,强调为是科学管理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篇3

本文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教育科学研究基金成果（课题编号：ZHJY08-59）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

一、管理学案例教学模式

管理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较高素质，能有效、高效地进行管理活动的管理人才。因此，其教学模式重在实际操作能力，与一般的理论教育是有区别的。

管理学最重要的教学模式是案例教学模式，它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方式。案例教学模式起源于1908年建院的美国哈佛商学院，最初用于工商管理，现已扩展到管理学的各个领域，成为现代管理教育的重要方式。它借助管理实践中的案例，将学生置身于特定的管理情景之中，给予恰当的引导，为学生提供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和与“实战”极其相近的实习氛围，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促进其相互交流与沟通，塑造健康的人格品质和正确的价值取向，让学生真正接近甚至融入真实的管理世界。大量的实践已证明，案例教学对于确保管理学课程教学质量和效果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管理学案例教学模式的主要阻碍问题

近年来，我们在本科生管理课程教学中已普遍采用了案例教学法，并收到较好的效果。但由于我国管理学起步较晚，管理案例教学相对落后，因此我们在案例教学中也遇到了不少的阻碍与问题，有待于理论研究和在实践中探索。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教师的实践和教学能力不足。采用案例教学法的前提条件是教师自身必须具备较强的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由于大多数教师是“校门”到“校门”，没有实践经验，教师又不能长期深入企业，各商学院又缺乏对教师实践方面的培训，因而无法有效地对案例进行研究、判断、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学习。在此情况下实施案例教学，只不过是在课堂教学中穿插了某些案例作为教学的补充和说明，案例启发角度比较单一，案例点评不够深入、全面，影响案例教学的效果。

2、学生的知识面窄，学习方法存在问题。案例教学是具有较高难度的教学模式，在对教师要求较高的同时，对学生的要求也比较高。案例教学要取得较好的效果，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管理理论知识、广泛的背景和较丰富的社会阅历，从而在案例教学过程中能展开讨论，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开拓思路。但管理学课程的开设安排在一年级下学期，此阶段的大学生仅仅掌握一些基本的经济学知识，管理学知识尚未涉及，社会阅历较少。此外，对于长期接受传统灌输式教学方式影响很深的大学生来说，尽管对案例教学方式产生浓厚的兴趣，但对待案例中提出的问题束手无策、答非所问，不能利用所学的管理理论去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导致学生参与较少，学习效果不甚理想。

3、选择管理案例质量不高。目前，管理教学案例主要来自于一些著名大企业发展的得失成败中提炼出来的经典案例，经典案例往往篇幅过长、背景过于复杂、问题的难度过大，而教学对象是没有工作经历和缺乏社会经验的学生，因其知识储备不足可能会无从下手，丧失参与的兴趣，因而难以达到案例教学应有的效果。另外，管理案例有的来自新闻报道、报纸、杂志改写的实例。此种案例内容较新，学生感兴趣。但这些新闻、报道的材料，由于缺少加工，不能达到一定的深度，且带有偶然性，很难用正常的理论分析出来。

4、案例教学时间比例把握不好。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类课程中，大多数课程都采用案例教学方式，而且案例教学课时数所占计划课时数的比例较高，有的课程高达90%以上。而在我国的管理学教学中，由于把握不好运用案例教学的时间比例，总感觉理论讲授的时间不够；同时，案例教学也未能深入开展，以致运用案例教学时好似蜻蜓点水，针对案例往往只能一带而过。

5、基础设施薄弱。管理学案例教学不等同于课堂上的案例讨论，而是一种模拟式的教学实习，因而需要一定的教学投入并建立专用的教学设施，才能适应案例教学的需要。然而，现行的管理案例教学中，除少数高校的案例教学设施比较先进以外，大多数高校至今仍缺乏专门的案例教学教室、缺乏足够的信息资料、缺乏多媒体教学工具和高质量的课件等。不仅教学经费投入少，而且教学基础设施不完善，不利于提高案例教学的质量，不可能达到案例教学的质量和要求。

三、跨越案例教学模式阻碍的对策建议

1、采取多种途径，发展师资力量。案例教学是一种技巧性、难度性较高的教学方法。教师既要有良好的口语表达能力，还要具备激发学生广泛参与讨论的能力，要能引导学生对案例的理论提升，能使其对案例中所涉及的问题获得更透彻的理解。教师应加强培训，尽快更新观念，并掌握从事案例教学所必需的各种专门技能与技巧。为此，学校应有计划地选派任课教师接受系统的案例教学法的培训与学习；亲自参与企业管理活动，熟悉企业经营环境，了解企业运作程序，在管理的实践中收集典型案例以丰富管理案例教学内容，提高案例教学质量；组织教师开展“产、学、研”活动，使教师在为企业服务过程中提高实践能力，达到教师与企业管理人员的双向沟通、优势互补，以丰富教学经验。

2、引导学生改变学习习惯，更新学习观念。为了改变学生总是习惯于教师单方面在台上讲，学生被动地听，希望教师能够为每个案例提供一个唯一的绝对准确的答案，对管理工作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无法理解的现象。因此，在管理学教学中推行案例教学，就必须更新学生的学习观念和改变他们老套的学习习惯。首先，要求学生在教学前，必须进行积极准备。学生应大量储备案例分析所需的理论知识，认真阅读或倾听案例的背景材料及相关内容，要善于从错综复杂的案例情境中寻找问题，再从不同角度，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其次，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在案例教学当中，学生应以案例中“扮演者的角色”去观察与思考案例中的问题，锻炼学生面对复杂多变的情况，能够通过积极参与案例分析讨论，做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再次，要求学生认真总结，提出解决方案。学生必须总结自己在案例分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在对案例理解和理论上的收获，并形成书面解决方案。最后，把案例教学中的学生表现情况纳入最终成绩，并占较大的比重。

3、重视案例的选择。一是教学案例的内容应尽可能涉及所授的理论知识，达到管理学的课程目标；二是确保所选案例应该是真实的，是管理实践中所发生的真实事件，是现实工作中常见的、复杂的问题，这样的案例才有研讨价值。否则，就会降低学生参与案例的积极性，也不能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三是问题的难度适合学生的认知能力，做到小、中、大型案例循序渐进，尽量使难度呈梯度增加，使学生由简入手，在逐步获取知识的过程中获得成功的喜悦；四是多选择贴近生活和我国企业实际的案例，尤其是那些身边的案例，如本单位、本地企业，越是学生熟悉的案例越具有感染力，这样既可以使案例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又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紧密联系，从而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投入程度，提高了教学效果。

4、合理分配案例教学的课堂时间。原则上，确定并掌握合理的时间比例需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考虑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差异。案例教学模式的发展是有其历史和文化背景的。首先，它的发展是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它的出现是对教育领域形式主义学习方法的反叛。其次，案例模式在管理教学培训上的应用，主要基于这样的一种逻辑：管理的成果靠正确的决策，正确的决策靠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靠正确的生产，所以学习应以实践为基础。正是基于这种以实践、经验的方式和对待社会生活的态度，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的管理学中被广泛地使用，而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案例模式的使用往往是有限的，体现在效果上也是有差异的。二是教学方法多种多样，案例教学并不能替代其他的教学方式。管理学教学中，讲授、演讲、实践教学等都可以综合安排使用，尤其对于刚从中学升入大学的低年级学生的教学而言，还有一个转换思维方式的适应过程，因而采用案例教学计划数的50%左右，高年级学生可适当提高比例，研究生的案例教学比例可以达到90%以上，甚至完全的案例教学。

5、配备好必要的教学场地与设施等物质条件。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往往容易被忽视，而又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教学场地与设施等物质条件的安排。

教学场地条件主要是指实施案例教学的教室条件方面。对于大型案例讨论，如果具备一些单独、小间的案例研讨室，案例研讨的效果会更好些。对于大多数学校而言，一间大的教室也足够进行分组案例研讨；不过，需要给每个小组配备必要的课桌椅，等等。另外，每个小组或者课堂的课桌椅的排列也是至关重要的。传统的“秧田”式讲课桌椅排列适合于开办讲座，沟通方式主要是单向的，讲台上的教师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中心，学生难以充分地参与。而案例的讨论主要是进行双向交流，需要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因此，这种传统的讲课桌椅排列方式是不利于案例教学的。案例教学场地的常用排列类型有“圆桌形”、“方形”、“矩形”、“六边形”，等等。这些排列类型能够保证所有参与者都是平等的，都有机会参与研讨活动，并且彼此可以面对面地进行交流，促进学生积极参与，并能让教师清楚地看到和听到学生的反应。

必要的设施条件包括案例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到的讲台、板书、软板、投影、麦克风、幻灯机、活动挂布等各种辅助设施。与教学场地设施条件有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案例教学班级和研讨小组的规模问题。什么样的班级规模和案例研讨小组规模较为适宜呢？不同的老师可能对“理想”的案例教学班级规模有不同的判断。根据我们管理课程案例教学的实际，班级人数尽可能控制在40人以内。案例研讨小组的规模则定在4～8个之间比较合适。这个规模可以让小组成员之间充分地交换意见，有利于对需要共同努力以提出解决案例问题的方案进行充分地讨论交流。

（作者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欧阳桃花.论工商管理学科的案例研究方法[J].南开管理评论，2004，（2）.

[2]马新建.工商管理案例教学与学习指南[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3.

篇4

制度管理强调规范性、纪律性、时间性，它在管理的初级阶段就已经形成，并带有一种强制性。它以完成工作指标、获得物质利益为出发点，是“科学管理”时期的一种主要的管理手段，是一种“硬性”的管理，缺少变通。随着管理学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制度管理虽然也有一些发展，具有一些人文性，但它的“硬性”管理特点基本没有改变。现代管理提倡制度管理和人文管理并重、互补，以提高管理的效率。因为两者的关系既密不可分，又有区别。

学校管理中的制度管理和人本管理是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两个概念。从区别而言，首先它们是管理学史上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从泰勒的科学管理(以制度管理为主要手段)到人本管理是历史发展的一个进步，是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和人的自主意识、民主思想增强的具体表现，是以物质财富管理为中心的管理向以人为中心的管理转变，这是区别之一。

第二个区别是管理的人性假设不同。制度管理(科学管理时期的主要管理手段)是以“经济人”假设为管理基础的，而人本管理则是以“社会人”假设为管理基础的。“经济人”假设只看到人性的消极、自私的一面，而“社会人”假设则注重人性积极的方面。学校中的制度管理也是一样，尤其是私立学校，怎样给教师确立人性假设，或者说确立什么样的人性假设理念，是科学管理还是人本管理的主要区别。如果学校管理中只注重强调制度管理，不重视人的合理需求和平等意识，那就如“科学管理”一样，是以物质管理为中心，管理者只注重办学效益和经济收入，把教师当成工具使用。而人本管理则是人为管理的核心，以满足人的合理需求和有利于人的发展为出发点。

第三点区别是人本管理的处延大于制度管理。现代的制度管理能体现人本管理的一些内容，但不能体现人本管理的全部。比如人际关系和感情投入，无法完全体现在制度管理之中。

学校管理中制度管理与人本管理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首先人本管理作为一种理念，它统帅制约着制度管理。也就是说不同的管理理念有不同的人性假设。不同的人性假设的管理理念，有着不同的制度管理。比如同样是人事管理，“经济人”假设人事管理则主要是计算工时，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的，进人、管人、出人。而人本管理的人事管理，则要考虑个人兴趣、爱好、适应性和个人的发展，并视其为学校的财富，充满人性化的特点。

其次，制度管理体现人本管理的理念。人本管理下的制度管理更注重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改善，更注重管理的教育职能。

在现代学校管理实践中，应以制度管理为主，人文管理为辅，两者长短互补、相辅相成。制度管理是国家教育方针、政策、法规在学校管理中的体现，是一种“刚性管理”，必须建立权变管理机制与之相适应。它必须与人本管理相结合、相辅相成，如果把人本管理称为“柔性管理”，制度管理和人本管理相结合则是刚柔相济。刚柔相济才能产生管理效益的最大化。

篇5

弗雷德里克·泰罗是古典管理时期的开山鼻祖，开创了管理学发展史上的科学管理原理学派。然而，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和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泰罗的经典管理思想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非议和挑战。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科学管理原理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工厂的劳动生产率，管理的哲学基础是亚当·斯密以来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管理方式是一种“大棒加胡萝卜”的物本管理手法，已经适应不了新时期的要求。更有甚者，有人简单地把科学管理原理与人际关系学派思想对立起来，认为科学管理原理是一种冷酷的非人本管理，因此，在人本管理已经成为普适管理价值的今天，泰罗的思想更是显得格格不入。那么，泰罗的管理思想是否真的过时了呢?我们到底应该以怎样的一种态度，看待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地位呢?本文从管理学说和管理学理论的历史演进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它开创了公共行政学的管理主义研究途径，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并注重组织管理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型。

一、开创公共行政学的管理主义研究途径

当代美国公共行政学家戴维·罗森布鲁姆认为，自伍德罗·威尔逊以来，公共行政学开创了三种研究途径，即管理、政治和法律途径。而管理途径又可区分为两派，即传统(正统)管理途径，以及当代以革新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NPM)。公共行政研究的传统管理途径可追溯至19世纪美国的文官制度的改革运动。当时为消除政党分赃和官僚腐败给美国联邦政府系统带来的祸害，改革者提出“政府事务中具有商业性质的部分应当以一种完全企业化的模式运作。”传统管理途径的思维和逻辑主要是建立在政治与行政分离的观点之上的。任职于1913—1921年的威尔逊总统提出，应该用(企业)行政管理的稳定原则———企业式原则来指导公共机构的运作，认为“行政的领域是一个企业的领域”。因此，为了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我们应该以私有企业的行政管理为榜样，所谓行政问题就是管理问题。根据传统管理途径的观点，公共行政的意义在于追求效能、效率以及经济的最大化。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普遍掀起了一场政府改革运动，其矛头直指政府的机构膨胀、职能臃肿、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由此也推动了公共行政研究新的热潮，催生了公共行政研究的新管理途径。所谓新管理途径，一般又称为新公共管理(NPM)途径。与传统管理途径之发源相类似，这一新途径也主要是改革取向的，以期改善公共部门的绩效。新公共管理途径包含诸多改革假设，比如，公共行政的焦点应放在获取结果而非遵循程序上;公共行政在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面应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公共行政应强调顾客导向的观念，等等。与传统管理途径观点相类似，认为公共行政是非政治化的和企业化的，这是新公共管理途径的根本。在罗森布鲁姆看来，从价值、组织结构、对人的认识、认知模式、预算、决策观、政府职能等几个特征来说，尽管公共行政的传统管理途径和新管理途径之间存在不少差异，但总体上看是殊途同归的，崇尚效率和系统管理是其不二法门的哲学基础。而追根溯源，管理途径作为现代公共行政学的一种主流研究途径，历史上滥觞于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可以说，正是泰罗的学说，奠定了管理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合法性地位;也正是泰罗的思想，启发了威尔逊的研究灵感，从而触动他去吸收和借鉴私营部门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技术，写出了流传百年的《公共行政之研究》，进而创立了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公共行政科学。

泰罗通过对时间动作制、职能工长制、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制的亲身体察，发掘出现代组织管理中的重要法则———效率法则。在他看来，劳资双方都应崇尚科学管理工艺，追求生产率的提高，以实现双赢的目的。着名学者欧文·休斯认为，工厂装配线是体现泰罗思想的主要的社会领域，但政府运用科学管理的时间并不比它晚多少。因此，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泰罗当时就认为，科学管理可运用于公共部门的原因在于:它提供了政府中官僚制组织形式的运作方式，是一种最佳方法，其系统控制的思想非常符合僵化的等级制、过程和惯例。标准化任务及按其操作的工人与传统的行政模式是吻合的。甚至利用秒表计时进行绩效测量的做法在庞大的官僚组织及其分支中也较为普遍。

在泰罗其后的近百年时间里，尽管人际关系学派、管理决策学说、权变组织理论、知识管理理论等各种管理学说和理论流派层出不穷，众说纷纭，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然而，泰罗开创的传统管理研究途径，以及由其衍生的新管理研究途径，始终是公共行政学的正统研究途径，并未受到其它学派和研究途径的冲击而被边缘化。正如美国着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所指出的，二战后管理学科领域出现所谓“理论丛林”现象，这使得泰罗等古典管理学者的观点被人发展得过于枝蔓，先后出现6个甚至11个学派的混乱局面。但很多学派其实是标新立异，只是迎合了社会的需要，在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其科学性值得质疑。而惟独由泰罗开创的管理科学研究途径，其合法性一直经久不衰甚至有久尔弥坚之势。对于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历史地位，博兹曼提出过一个更具结论性的评论。他说:“科学管理在教科书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在公共行政的实践和政府研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对科学管理和科学原则的信奉迅速扩展并使其流行的正统做法，公共行政和公共行政人员的影响达到了顶峰。科学管理在1910—1940年期间一直对公共行政起着支配作用，它使公共行政具体化为一个学术领域。”

二、推动传统经验管理范式向现代的科学管理的转变

科学管理原理的本质是一场思想或精神革命，它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倡导新的科学管理精神，推动了传统经验管理范式向现代科学管理的转变。关于这个问题，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一文中曾多次提醒人们不能只重技术而忘记了它的精神实质。他说:“科学管理是通过研究和实践发展起来的，它是以测量手段和工程技术为基础的，用科学的调查方法，根据实际而不是传统来决定所能完成任务的正确方法”“具体体现在科学管理的‘四个原理’上。不仅是管理手段上的，更是管理理念上的。”因此，“他自己由于对大批的所谓‘效率专家’借用了他的方法而忘却了他的基本原理而感到苦恼”。管理学家邓恩评论道，“科学管理的‘措施’绝不等同也不应取代科学成本核算方式等等的管理技巧问题，而后者则是一种坚持收集数据、列表分析并将知识应用于解决工业社会问题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是倡导一种全新管理范式的‘思想革命’。”

为什么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本质是一场思想或精神革命，而且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呢?这是因为泰罗一反传统的经验沿袭方法，采用科学的途径来解剖管理生活，探究管理的内在规律和普遍原则。他把科学视为良好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在他之前，没有数据，没有理论、原则或制度，就没有人会相信管理能出效益，人们也不会把管理看成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比如，此前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就意识到管理是土地、劳动和资本之外的生产力的“第四要素”，但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和重视。“只有泰罗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向社会的劳资双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阶层证明:真正的科学，那种能够导致充分掌握信息专业实践的科学不只是技巧、公式和规则，而是一种思想革命，一种世界观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代管理学大师彼德·杜拉克认为，“直到1885年泰罗开始探索之前，还从没有人对工人的日常工作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怎样工作被看作是一种想当然的事情”。英国着名管理学家厄威克也指出:“泰罗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发明某种全新的东西，而是把整个19世纪在英美两国产生、发展起来的东西加以综合而成的一整套思想。他使一系列无条理的首创事物和实验有了一个哲学体系，称之为‘科学管理’。”

罗伯特·丹哈特则从公共组织理论的角度评价了科学管理原理对于实现管理范式演变的贡献。他提出:“泰罗着作中的哲学含义对公共行政学者来说具有重大意义。虽然我们有可能觉得泰罗的科学很粗糙，但我们不能否定他推进了将严格的科学性运用于组织研究的观念。这种方法不久便成为了管理科学的主流。此外，科学原则最先是被运用于生产，但随后便‘向上和向外’扩大到组织的更高层次，或许可以说普及到了社会。”欧文·休斯更是对泰罗的思想充满誉美之词，他认为:“泰罗所追求的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用效率和科学取代了特定决策，当通过科学管理使雇主和雇员拥有相同利益时，它甚至成为一种社会变革。”

上述说明，正是泰罗把科学的知识和科学的精神应用于管理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才使人类社会的管理世界观和管理范式进行了一次哥白尼式的变革，实现了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转变。具体来看，这种转变体现在四个方面:

(1)经验管理的主体是个人，主要是通过有经验者起“传、帮、带”的作用，把长期积累的管理常识和管理窍门传授给其他人。相反，科学管理的主体不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他由领导群体或管理群体来控制，同时还外加了参谋机构和智囊团(外脑)来辅助决策和参与管理。

(2)经验管理的客体(对象)是单纯的物，属于见物不见人的管理;而泰罗的科学管理对象不仅有物(如机器、工场)，更重要还有人，它是通过对人的有效管理来实现对人和对物有机统一管理。

(3)经验管理的主要依据是人类以往积累的知识、智慧、经验和个人胆识与阅历;科学管理依据的则是科学的方法、理论、工具、技术和艺术，实现了我国古代提倡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境界。泰罗明确指出:“必须用科学知识来代替个人的见解或个人的经验知识。否则，就谈不上科学管理。”

(4)经验管理的程序简单和随意，没有规则意识和制度观念，“谋”和“断”合而为一;科学管理是一种程序管理和规则管理，讲究程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管理的过程是分阶段、按步骤进行的，避免了主观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泰罗反复强调:“最佳的管理是一门实在的科学，其基础建立在明确规定的法律、条例和原则上。”

三、注重组织管理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型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理性化是现代化的核心要义，而要实现管理的现代化，就必须首先进行理性化的组织设计。为此，他提出了“官僚组织”(或称“科层制”)的概念。与此相对应，韦伯极力倡导工具理性，以适应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对组织管理的要求。由于泰罗与韦伯大体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因此很多人以为泰罗也效法韦伯，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把工具理性发挥到了极致，并由此断定泰罗的管理是以“经济人”假设为根基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经济人”假设来断定泰罗的管理就是见物不见人的物本管理，属于典型的工具理性;恰恰相反，在泰罗的着作和思想中，始终闪烁着社会理性的光芒，充满了关注弱者和劳资共同利益的人本意识。

要研讨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区分工具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基本涵义。所谓工具理性，是指在人性的设定上，把组织人单纯看作“经济人”，诉求物质利益上的最大化;在管理的对象上，把人看作是机器的附件或依附物，实施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物本管理;在管理的价值取向上，关注组织赢利的最大化，忽视个人和社会的利益。而社会理性，则同时关注人的多方面需要特别是社会心理需要、社会的公共精神和国家的公共利益。从总体上看，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管理属于典型的工具理性管理，见物不见人，纯粹把人看作是工具性附属物。泰罗的科学管理虽然是在科层组织场景下进行的，受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具理性的组织管理方式，因为其根本目标在于最大限度提高组织效率和生产能力。但必须承认，它同时也注重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变。主要表现在:

(1)泰罗的管理哲学的初衷在于高扬“提高全国性效果”大旗，配合罗斯福总统倡导的“保护国家资源，增进全国性效果”的呼吁。泰罗认为他自己写《科学管理原理》一文有三个目的，其中第一个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简明的例证，指出由于我们日常的几乎所有行为的低效能使全国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并因此在美国全社会宣传和灌输科学管理的精神，提高社会效率和全国性效果。但很显然，传统的基于工具理性的组织管理思路往往是狭隘的，它只重视组织个人或内部的效益，其目标诉求尚未升华到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层次。

(2)关注管理层和被管理层双方的收益，实现了由瓜分既定蛋糕向做大蛋糕的理念嬗变。在《科学管理原理》第一章的开篇泰罗就旗帜鲜明地提出:“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相信雇主和雇员的根本利益必然是对立的，但泰罗认为，“科学管理则恰恰相反，它的真正基础在于相信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

(3)强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间是合作博弈而非劳工阶层的“囚徒困境”博弈。在论证《科学管理原理》时，泰罗明确地指出“资方和工人的紧密、亲切和个人之间的协作，是现代科学或责任管理的精髓。”他把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亲密友好的关系，强调为是科学管理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4)关注人的价值而非完全的“经济人”取向。如泰罗在国会证词中说:“先生们，有很多人把工人看成是贪心、自私、贪婪，甚至更坏的人。我完全不同意这些在社会上散布的污辱工人的滥言。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工人同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并不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加贪心、更加自私。他们也不比其他阶层的人少贪心、少自私。”当代美国管理学大师T·彼德斯则认为:“注重时间和动作模式的泰罗，以他特有的方式增加了人们的自由。他的确定工序最佳时间的方法，使一线工人从盲目的、反复无常的工头手中解放出来。人们往往忘记了科学管理革命的两重性，一是对上面的管理者的，二是对下层被管理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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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知识

从知识的角度看，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知识的发展史。关于知识的理解，存在诸多说法，笔者将具有普遍性的观点整理如下：

哲人罗素将人类知识理解为直接经验、间接经验和内省经验的集合体。其中，直接经验是指通过实践活动直接得到的知识；而间接经验是从他人那里学习的知识；而内省经验则是“悟”出的知识，近于智慧。

波拉尼(Michael Polanyi)将人类知识分为明晰的知识和默会的知识两类，即通常所说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前者是可以“编码”，用正式的、系统化的语言传播的知识，而后者是个人的和情境的，难以表述和交流，需要在实践和行动中体会。

联合国经合组织(OECD)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将知识分为4种：知道是什么的事实知识(Know-what)；知道为什么的原理知识(Know-why)；知道怎样做的技能知识(Know-how)；知道谁有知识的人际知识(Know-who)。其中，Know-what和Know-why通常属于编码类知识，即显性知识；而Know-how和Know-who则属于隐含经验类知识，即隐性知识。

以上几种理解非一家之言，但具有相通之处，即不同类型的知识都有“Know”这一特征。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知识应该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应，它产生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过程，并被应用于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

2　知识管理的情报学视角分析

邱均平教授对知识管理从狭义和广义两种角度作了解释，其中狭义的知识管理指针对知识本身的管理，包括对知识的创造、获取、加工、存储和应用的管理。笔者认为这是从情报学视角对知识管理较为贴切的定义。

情报学研究主题在经历了“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科技情报”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逐步转向经济领域，将“竞争情报”作为这一阶段研究的核心内容。竞争情报(Competitive Intelligence)是一种动态、目的性情报，是从竞争角度来观察，是对于竞争对手、竞争环境、竞争策略的信息研究，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手段。其思想是以传统物质经济为基础，以优化资源配置为重心，强调的是基于历史的预期。而未来经济环境的本质是非连续性、跳跃式的变化，基于历史的预期不可能满足经济环境快速变化发展的需要，因而现实向所有组织和成员提出必须以知识为基础，以更快的行动和知识创新的反馈循环对全新的经济环境作出预见性反应这一要求，以此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情报学的研究重心从竞争情报向知识管理转移。所以说，竞争情报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而知识管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

“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利用”是知识管理的主要内容，也是情报工作的基本任务，它们之间是密切联系的、相辅相成的。例如，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就是通过对数字图书馆所拥有的包括信息知识各种要素在内的所有智力资本进行组织、开发和运营，实现知识创新知识扩散和知识增值的过程。它主要要解决知识组织、知识开发、知识服务、知识创新和知识产权管理等问题，其中尤其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数字图书馆的知识产权管理问题。

创新是知识管理的目的。知识经济时代，一个组织或企业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其整体知识水平，主要来自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而非资金优势和资源优势。因此知识经济时代企业间的竞争是企业创新能力的竞争，而创新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又是知识的产生、占有和有效利用的竞争。

对显性知识的序化和对隐性知识的挖掘与共享是知识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野中和竹内认为显性知识包括理性的知识、关联的知识和数字化的知识，隐性知识主要是来自于经验的知识、即时的知识以及模拟化的知识，而真正在组织内部起作用的主要是隐性知识。所以挖掘组织的隐性知识并使之共享将成为知识管理的又一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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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管理一样，学生管理作为一门学科是管理科学的一个分支，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管理规律，而所谓的管理规律是指管理主体为了达到一定的管理目标，对管理客体施加影响的规律。学生管理的对象，就是具体研究学校为了取得良好的教学教育成效，并在办学竞争中如何不断的向前发展壮大而对学生进行管理的规律。决定学校发展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学生管理的水平如何，培养的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如何，是最重要的原因。技工学校的学生管理，有别于其他不同`类型的学生的管理，技校学生管理的重点不是管而应该是理。

传统的学校管理的观念都重点突出于管。翻开中国教育的历史，翻开学校管理的历史，可以说，每一页都写满了一个字：“管”。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都是一个管字统而治之，都想用一个管字把学生管得严严实实。技校生的素质特点，更增加了人们管的坚定性。很多人认为，技校生大多是成绩比较差，素质比较低，自我控制力比较弱，必须加强管，管不严，就会出事，管不好，就有问题。因此，管字当头，严字当头，从学校领导到一般老师，层层落实责任，实行分片包干，有的甚至实行跟踪追击，人盯人，把学生当作对手，把扣罚当作武器，弄得人人自危，草木皆兵。

一、管字当头，弊多利少

应该说，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老师，突出学生管理的管字当头，本意肯定是好的，那就是，想通过管，创造学校良好的教学秩序，维护学校良好的育人环境，把学生管好，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放心，学生不出大事，不出中事，小事少出，从而使学校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为学校的生存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甚至是重要的有效的方法。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我们所面临的学生已经不是幼儿婴儿，不是小学生，他们已经是一群初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审美观价值观和理想追求的准年青人，已经是小大人，对于他们的管理，重点不应该是“管”。

首先，管字当头，势必导致以压代管，以罚代管，以扣代管，甚至以开除代管。我们知道，要管住人，总是要有手段，要有措施，而这些手段和措施，不可能是和风细雨的谈心，不可能是不厌其烦的说劝，不可能是三番五次的教诲，而肯定是铁的纪律，是不容申辩的家长作风。如何才能管住，如何才能管死，那就是压、扣、罚，就是杀一儆百，劝退开除。

其次，管字当头，势必是以人治校，而不是以法治校。我们的宗旨是以人为本，以法治校，以德治校。而突出一个管字，处处管字当头，管人者说了算，以人管人，以罚治校，而不是以制度管人，管理者就有可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有可能成为救火队员，而被管理者往往却是口服心不服。

再次，管字当头，只能有利于弱者心理的培养。学生面对严厉的管，面对铁一般的冰冷的管，处处显得无奈，时时显得无助，个性和创造力被压抑了，争强好胜的心理没有了，剩下的只是唯唯喏喏，剩下的只是不是心甘情愿的服从。

二、重点突出“理”，是以人为本依法治校的重要体现

我们面对的是活生生的生命，是充满活力和幻想的学生，我们不能把学生当作对手，当作敌人，要以人为本，倾注更多的人情味，要爱生如子，给予更多的关爱和温暖。

创造宽松的环境，使学生心情舒畅，精神愉快，生动活泼，使全校政通人和，积极向上，这是我们的工作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在学生管理方面，就一定要重点突出“理”。

管是形式，理是内容，突出“理”，就是要把学生放在首位，就是要在尊重人的前提下，开展管理工作。

突出“理”，就是要把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作为主要内容，使学生成为管理的主人。

突出“理”，就是要把学校和学生的关系、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等等理顺、理平、理公，通过他理和互理达到自理。

突出“理”，就是要树立现代学生观，与日俱进，以人为本，以法治校，以德治校，使管理成为规范化、科学化、民主化，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三、重点突出“理“必须要理顺的几个关系

1.要理顺学校与学生科的关系

学生科是学生管理的最直接的部门，充分发挥学生科的积极性，充分尊重学生科的意见和建议，使学生科有更多的管理自主权，是取得学生管理成效的最重要的前提。学校要理顺和学生科的关系，明确学生科的责权利，赋予学生科管理学生的尽可能多的职权。学校在制定了重大的学生管理制度和管理规范以后，就应该由学生科去具体执行，学校不要过多地干预学生科的日常管理工作，让学生科的自主权变为主动权。

2.要理顺学生科和学生会的关系

学生会是学生实行自治管理的重要组织，是学生科的得力助手，理顺学生科与学生会的关系，重要的是两点，一是民主选举出一个高质量的能力强的众人服的学生会，为学生自治管理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二是要充分发挥学生会的积极性，让学生会充分行使学生科的职权，把学生科的工作目标变为学生会的实际行动，充分树立学生会的权威，尽可能多的将权力下放到学生会，让学生会在管理中发挥学生管理学生的作用。

3.要理顺学生会与团组织的关系

在学校里，学生会和团组织是两个不同的学生群众组织，这两个组织的作用既有独立性，又具交叉性，它们有不同的分工，但又密切相连，它们的管理对象同是学生，因此，理顺学生会和团组织的关系也很重要。一是要分工明确，二要协调配合，分工不分家，三是从体制上学生会主席最好兼任团委副书记，以便于全局上协调工作，而从学校的全局角度上学生科长和团委书记最好是能够互相兼职。

4.要理顺高年级和低年级学生的关系

高年级学生往往是以老大哥自居，看不起低年级的学生，有的还想欺负低年级的学生，而低年级的学生由于对学校的环境还不是很适应，特别是新生，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不知道如何和别人相处，对高年级学生自然而然地产生防备心理，有的产生恐惧心理。而在低年级的学生中，也有一些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把中学的一些不良习气带进来，不买高年级学生的帐，甚至想方设法要和高年级的学生抗衡，造成不必要的冲突。高低两个年级的学生是两个大的群体，如何使这两个群体融合在一起，理顺高年级和低年级学生的关系，是学生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必须要高度重视。要理顺这一关系，一是要教育，二是靠制度，三是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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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论作为一种特殊的陈述体系，它的发展过程必然是一个渐进演化的过程，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推动各科学领域的发展。管理科学是一种来自实践领域中的规范性科学，它的发展反映了科学理论的演化，也推动着科学理论的发展，二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

一、管理科学与科学理论的概念辨析

从科学事实（单称命题）出发，经过归纳等方法由事实上升到科学规律（全称命题），再按照假说-演绎模式把规律组织为科学理论。规范的科学理论形成一个有层次的语言结构：事实、规律、理论。科学哲学的事实，特指某个单称命题，通过观察、实验、测量等实践活动，借助于一定语言对特定事件、现象或过程的描述和判断。通过对事实的观察，寻找其规律所在，其表现形式包括两种：全称陈述的必然规律：X（PxQx）；统计规律：RF（Q，P）＝r。人们通过观察获得科学事实，通过观察、比较、发现等方法从科学事实中提升科学规律，整体构建出科学理论体系。

管理科学是研究人类利用有限资源实现组织目标的管理活动方面的动态、复杂和创新的社会行为及其规律。管理科学的理论是根据管理实践活动的需要，对管理现象加以观察、实验和测量，寻找其内在规律，再加以综合和重新定义，设定使用条件和应用范围使之成为一门新的理论。因此，管理科学是一种科学理论，它具有科学理论的全部特征：逻辑简单性、内在完备性和可检验性。管理科学的发展与科学理论的演进息息相关，每一个管理理论阶段必然反映一个科学理论演化的模式。

二、管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科学理论模式

纵观管理科学发展史，它经历了经验管理阶段、科学管理阶段、行为管理阶段、管理科学阶段和管理丛林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与其相对应的科学理论模式。

（一）经验管理阶段和罗素的“逻辑原子”理论

对管理理论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当首推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年他出版了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在书中他系统地论述了“经济人”观点，奠定了经验管理理论的基础。斯密认为组织和社会将从“劳动分工”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因此，这一理论主要是解决怎样在生产中分工协作，保证生产正常进行的问题以及减少资本的耗费，以赚取更多的利润。经验管理阶段从18世纪后期一直到20世纪初期，经历了100多年。在这一阶段，经验科学哲学也按照形式逻辑的结构建立起来，最具代表性的是罗素的“逻辑原子”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验世界是由许许多多各自独立的经验事实（即“原子事实”）构成的，自然科学以原子事实描述经验世界。经验管理与罗素的分析方法一致，斯密通过对制针行业的观察研究，得出分工可以提高劳动效率的结论。在这个经验的表述中，“人”是基本的逻辑原子，“人”是“经济人”，是利己的，每个“经济人”的活动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行为。

（二）科学管理阶段和归纳主义的累进模式

科学管理阶段大体是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经历了约半个世纪。科学管理理论是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过渡中逐渐形成的。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得到发展，生产关系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劳资矛盾日益尖锐，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生产技术更加复杂，这些都要求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将过去积累的管理经验系统化、标准化、用科学管理来替代传统的经验管理。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最先提出科学管理理论体系的是美国的泰勒（Taylor）。泰勒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车间管理与法约尔的企业组织与经营管理相结合，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系统科学的企业管理理论框架，其基本原理仍是现代管理的基础。与科学管理阶段对应的科学哲学是归纳主义的累进模式。归纳主义认为科学理论的发展是许多绝对真命题的积累，观察次数越多、越广泛、越深入，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来的理论就越普遍、越正确。这种累进模式如图1所示:

泰勒亲自深入生产活动观察，找出劳资冲突的主要原因，从而提出标准化、例外管理原理。泰勒以工厂管理为对象，不断观察，并总结出标准的操作方法，并用此法指导训练工人以提高工作效率，这与归纳主义的累进模式一致，先发现事实a，总结出定律a，再发现事实b，总结出定律b……以此类推，逐渐形成理论。

（三）行为科学阶段和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模式

行为科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传统的经验管理基本上把工人视为会说话的工具，严重地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劳资矛盾激化，劳动生产率又大幅度下降，泰勒的科学管理开始失灵。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美国的学者通过长期实验，提出了行为科学理论。行为科学早期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他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在美国进行了著名的霍桑实验，并以实验的结果为依据，提出了人际关系学说，这是早期的行为科学理论。以后行为科学不断发展，出现了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要层次论”、赫茨伯格（Frederik 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的“X-Y理论”以及麦克莱兰（David McClelland）“成就需要理论”等理论。行为科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缓和了劳资矛盾，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波普尔提出富有批判精神的猜测-反驳-再猜测-再反驳的科学理论发展模式。他认为科学理论的演化是跳跃式的革命，以猜测和反驳为手段来解决问题的一般模式，即“四段图式”：

P1TTEEP2

其中，P1表示问题，TT表示试探性问题，EE表示消除错误或批判性检验，P2表示新的问题。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突破了归纳主义的累进模式，主张在科学探索中大胆猜测，强调科学理论的可错性。

行为科学正是否定了机械的科学管理理论，对管理中人的管理方式进行一场革命，从而形成“社会人”、“非正式组织”理论。可以这样说，行为科学理论的提出是证伪主义在管理科学发展中的体现。

（四）管理科学阶段和库恩的科学革命模式

管理科学理论是一种现代管理方法，主要运用严格的数量技术帮助管理者最大化利用资源，以提高管理绩效。管理科学理论是管理科学、行为科学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强调应用定量的和数学的工具来解决实际问题，包括运筹学、系统工程、运作管理和定量决策等分支。

库恩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科学理论的演化模式：

在库恩的这一模式中，其核心概念是“范式（Paradigm）”，即：科学的模型、具体运用的范例。库恩认为科学理论的发展正是“范式”的运动。管理科学理论的形成过程正是管理研究范式的形成过程，如图2所示：

（五）管理丛林阶段和费耶阿本德的多元论模式

哈罗德・孔茨在20世纪60年代阐述了管理研究的各种方法，认为存在“管理理论的丛林”。二战以后，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加速；生产的自动化和连续化程度空前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更加深刻；技术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生产关系和劳资矛盾更加复杂。而对这些变化，以往较单一的管理理论不能适应更加复杂的局面。因此出现了多种理论并存，同时又相互渗透，综合作用于管理实践的理论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理论派别主要有：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行为科学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等等。

费耶阿本德认为客观世界极其复杂，其探索途径必然保持开放，允许人们采取各种选择，这就是多元论模式。许多理论同时并存，能够调整自己和改变自己，出现理论的增多和扩散现象。

管理科学理论的多元化现象主要依据管理复杂性，管理环境和对象的多元系统决定了管理的概念、原则、方法和程序的多样化，也就是说，以何种管理研究范式面对管理实践，关键取决于管理情景。管理科学理论的多元论要求管理研究者面对崭新的未知世界，开放心境，包容多种理论，把科学向前推进。因此，管理丛林中各理论学派不是独立的，是相互包容、相互协调的，具有协同效应。这与费耶阿本德多元论模式的“韧性”原理和“放大”原理相一致，我们可以用数学模型予以表述：

maxF（x（σ），σ）

s.t.σi≤ci（i=1，2，3，…n）

G（σ）≥0

xi≥S（i=1，2，3，…n）

式中，F代表总体可选择管理研究范式的函数，ci代表第i个要素可以获取的最大资源量，σi代表系统中所属的第i个要素的资源量，xi代表多元化管理系统的协同度。

三、根据科学理论的演化预测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

在费耶阿本德的多元论模式之后，夏佩尔提出“信息域”概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学科研究领域，但是比学科领域更加灵活，内涵更加丰富。夏佩尔认为，信息域是由观察得来的经验事实和科学信念（如学科的理论、观点、方法、原则、信念等项目）共同组成的一个整体。信息域的扩大和缩小也会导致学科理论的重组。

根据夏佩尔的理论，在21世纪管理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如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复杂化、计算机技术不断进步以及自然资源逐渐贫乏等因素的影响下，管理科学的“信息域”也将不断变化。我们可以预言，21世纪的管理科学理论将呈现以下趋势：管理科学将与技术科学更加紧密结合；哲学将成为继数学、经济学与行为科学之后的第四大基础科学；管理科学数字化时代即将到来。

上述各种管理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分别以不同方式描述了科学理论演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学理论演化的规律，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科学理论模式的建立必然来自于各种科学的发展和演变。

参考文献：

1、刘大椿.科学哲学通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朱秀文.管理学教程[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

3、梁家强.论科学技术革命与管理理论发展[J].科学管理研究,2005(2).

篇9

关键词:经济学 管理学 企业理论 企业成长理论

经济学企业理论和管理学企业成长理论辨析

(一)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范式辨析

1.研究角度不同。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它用途的稀缺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和集团的科学。我国著名管理学者芮明杰认为,管理是对组织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达成组织既定目标和责任的动态创造性活动,管理的核心在于对现实资源的有效整合。简单说,经济学长于解释“who”和“why”,而管理学则长于指导“how”。

2.理论基本假设不同。经济学假定人是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经济人”,管理学假定人性是变化多端、复杂多样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差序关系。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经济人假设;二是社会人假设;三是自我实现人假设;四是管理人假设;五是文化人假设;六是复杂人假设;七是学习人假设。经济学认为社会资源相对于人类的需求而言是非常有限的,管理学认为组织可利用的资源相对于目标实现是可调整投入和可创造的,有效利用是为了降低成本。

(二)经济学企业理论和管理学企业成长理论辨析

沿用上面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范式辨析的思路,企业理论与企业成长理论分属于不同的研究范式,区别一目了然。众所周知,企业理论来源于科斯(Coase,1937)《企业的性质》一文,而科斯对企业性质的探讨是在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中,提出企业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企业与市场不过是一种合约对另一种合约的替代。企业理论是对新古典主义的发展,仍是资源配置研究内核。理性经济人假设规定了经济学不讨论人在社会中的全部行为,仅仅从人的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经济利益最大化动机,在此情况下探索市场制度、生产和交换以及企业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企业只是实现生产和交换的一种方式,是被当做工具被动研究。

而管理学以组织(企业)为研究核心,企业成长理论主要围绕企业成长的动力、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企业成长模式与成长战略等内容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主动研究企业如何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换言之,企业成长理论并不关心企业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而关注于企业的成败,这与管理学的研究内核是一脉相承的。经济学企业理论和管理学企业成长理论的主要区别见表1。

企业理论主要流派和观点辨析

(一)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

古典经济学主要用分工的规模经济利益来解释企业成长问题。亚当•斯密(1776)通过制针工厂的例子说明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效应及其原因。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并把价格机制看作是经济活动惟一有效的协调机制。企业只是市场价格协调机制下的一个基本生产单位,企业内部的运行被视为一个“黑箱”,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从而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企业为了实现最大利润,必须按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进行产量和价格决策。

可见,传统的企业理论就是生产函数理论,完全从技术角度看待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企业是同质的,方法上以边际分析、局部均衡和数理工具为主,没有企业任何主动性的余地。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现代企业理论

1937年,科斯《企业的性质》发表,标志着经济学界对企业性质和企业边界等企业理论的核心问题开始了新一轮的分析和探索,其主要代表人物为科斯、威廉姆森、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诺斯及张五常等人。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把企业视作一系列不完全契约的组合,是人们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因此被称为企业的契约理论。交易费用理论重点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委托理论侧重于分析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及企业成员之间的委托关系,产权理论则从产权的外部性的角度研究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情况下的控制权分配问题和激励问题。这三个理论与契约理论一起,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体系。这些理论的共同之点都是强调企业的契约性、契约的不完全性及由此导致的企业所有权的重要性。但是这些研究仍然没有跳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正如科斯所说,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基础上,管理者理论(鲍莫尔1962,马里斯,1964),企业史的研究(钱德勒,1977,1992),经济演化理论(尼尔逊和温特,1982,1997)等,进一步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延伸研究,代表不同的支流和热点,都有其独到的创见,繁荣着企业理论。这些流派依据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归类方式,在这里不必也无法一一穷尽。

企业成长理论主要流派和观点辨析

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试图深入企业的黑箱来揭示企业的本质,但企业理论的共同特点是把企业作为抽象的要素,用市场机制解释企业,没有从企业的异质性和企业内部探讨企业成长的原因。为了克服上述理论的缺陷,学者们把研究的视野聚焦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技能、能力及知识,从企业内在成长的角度分析企业,一种全新的理论―企业成长理论应运而生。

(一)“资源―能力”理论

1959年,潘罗斯(Penrose)的《企业成长的理论》 一书出版,以开创性的研究为企业成长理论奠定了基础。潘罗斯认为既然企业的增长主要受制于管理力量,那么管理力量的增长也必然会推动企业的增长。企业能力的关键是管理能力,它是限制企业成长率的基本因素,现在通常把管理对企业成长的关键性约束作用称为“潘罗斯效应”。潘罗斯的理论建立了一个“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在她的研究基础上,后人进行了继续探索,形成了资源基础论、核心能力论、动态能力论、企业知识论等多个流派,这些流派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区别只是研究的重点不同而已。

(二)企业战略管理理论

1965年,安索夫在其著作《企业战略》一书将战略从军事领域拓展至经济管理活动。1975年安索夫的《战略规则到战略管理》、1980年迈克尔•波特的《竞争策略》以及之后的《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把战略管理推向顶峰。波特把 SCP 分析范式引入到企业竞争战略中,将企业竞争优势和成长归结于企业的市场力量与产业拓展,并假设这一力量与企业进行市场定位、构筑进入和退出市场壁垒的能力相一致,从而建立了竞争战略理论。后续对于战略管理的研究有两大学派,行业结构资源学派和内部资源学派。管理大师明茨伯格将战略管理划分为十个学派:设计学派、计划学派、定位学派、企业家学派、认识学派、学习学派、权力学派、文化学派、环境学派、结构学派。

(三)技术创新理论

熊彼特(Schumpeter)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的创新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大飞跃。他的“创造性毁灭”的观点,“非连续历史跳跃”的观点显然与边际替换概念不相容。这说明,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是经济进化的发动机,企业具有超越外部经济条件的自主能力,而且能够塑造市场条件。另一个突出贡献是熊彼特详细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沿着熊彼特的线路,产生了制度创新经济学和技术创新经济学。

(四)生态理论

借鉴其它学科和理论,出现了从企业生命体的生存、发展角度来考察企业成长的理论,如爱迪思(1988年)的《企业生命周期》,吉布雷特《非均衡经济学》(1931)中提出“吉布雷特定律”,詹姆斯•穆尔1993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首次提出商业生态系统的理论。这些理论从生命、生态的角度研究企业规模与成长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企业之间、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商业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演化与成长机制以及人类活动对企业生态环境的影响等。

(五)企业成长理论流派发展脉络

由于企业成长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使得人们在认识和考察企业成长时,得以从不同的假定前提或不同的角度出发,以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去概括和解释企业成长,这使得企业成长问题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解释,表现出“企业成长理论丛林”的状况。限于篇幅和能力的限制,以上介绍只是选择有代表性的人和观点,并且除了上述流派之外,还有很多流派,如混沌理论、复杂理论、博弈论、合作竞争论等,这些理论还在不断发展之中,暂不做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阅读相关文献。企业成长理论的发展脉络如图1所示。

结论

从企业理论到企业成长理论,对企业的研究呈现出从同质分析向异质分析、从外部分析向内部分析、从静态分析向动态分析的演变特征,企业理论和企业成长理论各主要流派的主要区别如表2所示。

以上论述对经济学企业理论和管理学企业成长理论进行了辨析,而当今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融合趋势越发明显,经济学研究越发渗透到管理学领域,管理学也越来越借鉴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企业理论和企业成长理论的区分,目的不是割裂企业理论和企业成长理论的联系和发展,而是为了更好的理清各种研究思潮,呈现出各个理论流派的清晰发展脉络,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有关理论提供帮助,对指导我国企业成长实践也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萨缪尔森,诺德豪思.经济学(第14版)[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

2.芮明杰.创新制胜―现代企业管理创新[M].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3.亚当•斯密,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M].商务印书馆,2003

4.Coase Ronald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 1937(11)

5.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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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学生管理模式的分析和归纳

模式是一种重要的科学操作与科学思维的方法，它是为解决特定的问题在一定的抽象、简化、假设条件下再现原型客体的某种本质特质，它是作为中介更好地认识和改造原型客体、构建新型客体的一种科学方法。可以从实践出发，经过概括、归纳、综合的方法提出模式，经过时间的证实即可以形成理论。也可以从理论出发，经过类比、演绎、分析的方法提出模式，经过实践的运用和验证反作用于实践。

高校学生管理模式是在长期的实践和理论的指导下，提炼出来的、稳定的、关于学生管理工作的科学思维方法和科学操作方法。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是对学生的生活、学习、行为进行规范。主要包括学籍管理、校园秩序、课外活动、奖励与处分等。而随着社会和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高校学生管理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如就业工作、贫困生资助工作、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心理健康教育和维权工作等。这些都已成为新时期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而高校学生管理是一项重要和庞大的系统，规模大、管理周期长、涉及面广，难度大。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学生管理模式也在不断发展，其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巨大发展和深刻变化，对教育观念、制度和模式也有很大影响。其二、教育本身的蓬勃发展也需要管理制度的不断创新。其三，随着国家法律的不断完善，也给高校学生管理带来新的挑战和问题。那么，经过归纳和分析，笔者大致将高校管理模式分为下列几种类型：

（1）传统管理模式：计划、组织、协调、控制、评价都是命令式的，它强调对纪律的要求，注重共性的培养，忽视学生个性的发展，统一管理，权威型管理。

（2）外控型管理模式：即操作性管理模式，是管理者用制度、目标等控制指标管理学生的方式。

（3）行政管理模式：即管理者凭自己的经验，行使学校赋予的权力，自己说了算的管理学生的方式。

（4）自我管理模式：学校采取“放养型”方式管理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之主动参与到学生管理工作中来。

（5）以人（学生）为本管理模式：管理者视管理为一种完全服务于人的手段，以促进管理对象（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管理方式。一切为学生为一切学生为学生的一切。

（6）文化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其实是以人为本管理模式的一个分支，核心关键是创造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这里的价值观是积极向上的、健康的、有助于学生发展的价值观。经过积累和升华，学生内化价值观，自发的指导其生活和学习。

二、高校学生管理的新模式——以人为本

1.以人为本的高校学生管理模式的涵义和界定

1.1这里所说的“以人为本”的“人”是指学生，“本”为

目的，目标。即以学生为目标，以学生的个性发展为核心。

1.2其理论主要来源于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是现代管理

理论发展到20世纪末的主要特点，主要是研究人的本质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它通过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的个性、强调人的感受、重视人的主体地位与作用、以提高管理效率，达到有效管理的目的。“以人为本”在教育领地是一个现代的教育哲学观，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核心理念，要求正视人的价值，这也正是教育的目标和宗旨。

1.3与传统的“为了管理而管理”不同，以人为本主要是培养全面发展并且有个性、综合素质有显著提高的人。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改变观念，从广大学生的最根本利益出发，从学生的需求出发，完善学校各种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增强“服务学生”的意识，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提升学生的主体地位，有意识的去改革传统的教育管理模式。

1.4管理的目的主要是实现学生“自我管理”，也就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让学生接受这种管理价值观并且内化之。

1.5管理的方法不是惩罚，而是引导和教育，强化管理者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互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而推进管理工作的开展，达到较好的管理效果。

2.以人为本的高校学生管理模式的必要性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个体都有其自身具体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需求与个性。需求如生理的、心理的、物质的和文化的需求等。个性有独特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不同个体的需求在整个群体中，又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就高校学生管理而言，良好的管理效果并不直接或完全产生于管理本身，管理对象即学生对自身所处管理环境的感受，对自己在学校中的主体地位，对学习、生活、恋爱、人际关系、就业等个人发展需要得以满足的程度，这些才是影响管理效果的重要因素。离开了对这些因素的认识、洞察和把握，高校学生管理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我们只有全面考虑学生的个体情况，重视人的需要在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人放在第一位，并把它们看做是运动的、变化的，这样才能提高效率，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人本高校学生管理的基本措施

1.牢固树立服务意识

以学生为本，为学生服务，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理念，也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基本理念。但是，长期以来，学生管理工作者总给人高高在上，板着脸说教的印象，总是要求学生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管理者和学生常处于对立和矛盾的局面，并且有时学生有什么问题，他们会推卸责任，爱理不理，不给予指导，懒于帮助学生。这种状况无疑不利于学生工作的开展。因此，学校管理者必须转换角色，从关爱者、服务者、指导者的角度出发，以诚信、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用服务者的热情感染学生，与学生融为一体，形成共鸣。首先，学生管理工作者应当转变观念，重新定位自己与学生的关系，变管理学生为服务学生，牢固树立“管理即服务”的观念，增强服务意识，发挥服务功能。其次，学生管理工作者应当改变作风，将服务学生作为工作的目的。

2.优化校园环境，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环境

校园环境的力量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时时刻刻潜移默化着学生的思想、行为。校园环境主要分为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硬件环境就是指建筑、仪器设备、环境美化，绿化等外显出来的东西，软件环境指的是校风、学风、大学精神、道德等隐性的东西。

在建设硬件设备中，要既注重观赏性又注重实用性，以学生为本，让人善心悦目，心情愉快，陈旧的设备要换新，以便学习的顺利进行，对于硬件设备学生会有最直接的感受和评价，所以要用“创造美，提供便利”的思想来建设。

在建设软件环境中，首先应该注重大学精神的熏陶和内化，大学精神是高校的灵魂，是校园环境的核心，大学的精神贯穿于大学的各个层面，指导着大学一些事物的顺利运行。而校风、学风和道德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角色也是不可忽视的。高校要营造良好的成才氛围，树立自由探讨、求实创新的学风，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学术科研、体育艺术和娱乐活动，把德智体美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良好的校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使学生在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中，增进身心愉悦，拓展视野，获得全面和谐的发展以达到建设以人为本环境的最优化。

3.鼓励学生自我管理

学生内在素质的提高和自我管理作用的发挥是学生管理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笔者上文也有提及到自我管理在人本管理模式中的重要性，这里要强调的是自我管理不仅是自己管自己，也包括学生间的互相监督和管理。大学培养学生的主要目标是使学生掌握学习方法，逐渐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有自己独特思想与个性的人，将来在社会上能独当一面，独自承担各种事物和应对各种挑战。所以让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我们研究生阶段更应该充分发挥大学生自律作用，这不仅可以有效地促进一部分大学生挖掘潜力培养兴趣，展示特长，并养成团队精神，促使其全面成才，还能够有效地消除学校管理可能引发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同时，年轻人的心是相通的，通过学生管理学生，学生间互助和沟通，可以有效预防和控制一部分大学生孤僻性格的形成和心理疾病的产生，从而对于改变目前大学生群体整体心理健康水平不佳具有积极而务实的建设性意义。

参考文献

[1] 李荣华.高校学生工作创新模式研究.[ 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3）

[2] 赵亚平.王 剑. 大学管理中大学文化建设的构想[J]. 现代教育管理.2010.（6）

[3] 陈建波. 当前高校学生管理创新模式探析[J]. 高等农业教育.2007.（1）

[4] 周满生. 基于人本思想的高校学生管理对策研究[J].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2）

[5] 王柏林.论基于文化管理的高校学生管理制度创新[J].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双月刊）.2008.（3）

[6] 江玲. 浅谈高校校园文化与高校学生管理工作[J]. 教育论丛.

[7] 曾冬梅.黄国勋. 人才培养模式整体改革探析[J]. 中国高教研究.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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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42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1002802

在管理学介绍中,比较一致的是从20世纪初的科学管理时代开始。以泰勒的秒表管理,法约尔的一般管理原则和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共同构建了现代管理学的基石。但在科学管理之前,人类社会也存在着大量的管理活动和商业组织,这些社会商业事物是现代管理学和企业理论发展的渊源和演化的前身。对这些管理活动进行了解,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现代的管理活动和商业企业。

1 工业时代之前的管理

管理活动,自人类社会诞生之初就已然出现了。社会本身,就是具有阶层性的,如何统治民众,如何安排宗教事宜,如何分配剩余物资,都是最早的管理问题。人类最早也是当时最辉煌的四大文明古国,不约而同都是产生在河流附近,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河流泛滥的防范与治理,是一项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来协同工作的任务。正是这种任务的挑战和不断实践,逐渐产生了协调与管理的需要,进而产生了文明社会。不论是埃及的治理尼罗河泛滥还是中国的大禹治水,都是这种活动的典型体现。

宗教方面,中东地区在公元前三千年就很流行建立共同的机构来管理一大批寺庙。军事方面,公元前六世纪,孙子提出了管理军队的《孙子兵法》。政治方面,公元前五世纪的孔子,除了德育教育,也提出了国家管理和官员选拔的主张,并影响了其后两千年的中国政府官员管理。公元前3世纪,印度的考底里耶的《政事论》也阐述了公共行政管理的思想。而且政治领域也诞生了最早的职业“宰相”,出现于公元前1750年,与法老实现了宗教事务与世俗事务的部分分权,并领导其下的官僚机构,以执行监测尼罗河水位、预测全国农业产量和实施分配等任务。

工业化前,组织主要是家庭、部落、教会、军队和国家。这些古代的管理活动,取得了很多管理成就。埃及治理尼罗河泛滥时,已经形成了“以十为限”的管理原则,即一个监工只能管理十个奴隶,以保证管理的效果和效率。希腊时代的苏格拉底和亚里斯多德都意识到管理的普遍性,不论在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还是在国家管理和家庭管理中。公元前370年的色诺芬观察到社会分工的好处,到罗马时代已普遍实现了社会工种的职业化。在世界的东方,公元前3世纪,印度的考底里耶的《政事论》阐述了公共行政管理的思想。公元前六世纪,孙子提出了管理军队的《孙子兵法》。公元前五世纪的孔子,除了德育教育,也提出了国家管理和官员选拔的主张,并影响了其后两千年的中国政府官员管理。中世纪,封建主义促使十字军产生,而又促使封建主义的消亡。此外,开辟了东西方的贸易道路,目睹了东方在各个方面的领先和繁荣,削弱了天主教的信仰,使欧洲社会生活更加世俗化,并且促进了东西方的贸易。不断活跃的商业活动,导致了记账技术的发展。复式簿记的记账原理自14世纪意大利商人就已使用,但规范的表述是在1500年的僧侣帕乔利,形成了第一个财务信息管理系统。

2 早期的工厂管理

随着资本主义兴起,作为新商业阶段的代表――工厂及工厂制度广泛普及并发展开来。在早期的工厂活动中,经济活动的规模并不是很大。早期工厂的雇工通常不多,在伐木业中不多于12个人。在1840年之前,只有纺织业才可以达到40以上的固定雇工,可以常常以实物作为报酬。在1832年,美国财政部长路易斯•麦克莱恩批准对美国制造业进行调查,在不少产业中,只有1-2家企业能达到50人以上的雇工,只有六种工业能达到3-7家雇工大于50人的企业。其描绘的主要工业情景,是由许多不到50人的小单位。

早期工厂的规模比较小,实际上也是由于管理技术生产技术所决定的。以美国的工厂为例,在早期工厂内,面临着三个很大的问题:招募,培训和激励。早期的美国纺织工人独立性很强,反感工厂的强制性和恶劣的工作环境。此外,早期的专业人员是非常缺乏的,包括技术、管理和财务人员,因为没有成熟的学校体系来培养。会计制度当时依旧停留在帕乔利时代,而且除了记账,基本没有服务于管理。此外,监督手段落后、监督人力资源缺乏,懒惰和开小差的情况比比皆是。

因此,早期工厂的管理手段,也非常简单并具有针对性。首先是实行监工合同,其实质是一种包工制度,以详细的合同约定监工的责任,将监督的职能转移给监工,但这种制度会产生包工为短期利益牺牲企业主的长期利益,比如虐待工人和滥用设备。此外,对于工人实施计件工资,实施个人的成果激励,到1833年,47.5%的工厂都是通过计件工资来激励的。鉴于存在着很多需要监督的管理活动,资本家大量动用家族亲情,在工业革命早期,企业家常常让亲属担任管理职务。

3 现代企业的形成环境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系列商业活动的技术和经营环境发生了改变。这种转变不仅促使了大型商业组织的出现,更直接形成了导致现代企业诞生的商业环境。

在运输方面,随着铁路技术的成熟和普及,这种快速而廉价的物流手段促使了全国性的大市场的产生。19世纪40年代,铁路技术快速发展,包括铁路、桥梁、涵洞等的修建和T型铁轨的普及。在美国,至1870年代经济萧条来临,美国已经建成陆地的基本铁路网。此阶段铁路公司已成功管理者数千名员工,数千万美元的设备,以及数亿美元的运货,在美国具有规模城市,已经实现一车到目的地。至1910年代合并阶段结束后,美国铁路网形成了稳定的寡头局面,提供通遍美国的高速运输市场。

金融方面,商业银行和期货交易制度的形成帮助了企业的融资和成长。1840-1870年间,私人或小型投资团体为主的融资模式逐渐被政府资助、大规模公债、投资银行的权益资本等形成取代。大公司股票可以上市融资,投资银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商业教育方面,大学商学院已经形成体系。188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华登商业和财务学院,教授会计和法律。1899后的十年,企业管理已经成为各大学的普遍课程。1908年,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研究院,专业化的企业管理研究生教育开始。管理咨询行业也随之发展。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职业化的管理顾问或管理咨询形成,从工程咨询中脱离出来。到1920年代,管理咨询已经提供职能咨询。

分销方面,铁路和电报提供了大量分销的可能,大规模分销出现。到了19世纪70年代,最大的纺织品经销商年销售额达到5000万美元,雇员2000人。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现代大型零售业,如百货公司、邮购公司和连锁商店发展。另一方面,农产品交易所出现,农产品交易标准化、等级化,并出现期货交易。由于铁路保证了运输,电报保证了通讯,期货交易取代了传统的寄售交易,并大幅降低了交易的风险。

4 现代企业诞生

0美国著名商业史学家钱德勒对现代企业做出了经典的定义:现代企业是包含多个单位(多地域、多功能),以及支薪管理阶层(包括由高层和中层经理构成的管理体系)的经济组织。这种企业在1840年在美国尚不存在,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经在美国经济中占优势地位。

科学知识的产业化催生了大量生产技术,通讯和交通的发展催生了全国大市场,两者共同提升了流通量。从外部的市场协调顶点到内部的管理协调顶点,一系列不同的位置,都代表不同的资源配置和单位协调的方式组合,在不同的流通量下分别具有各自的优势性。当流通量增大到一个程度时,通过支薪经理来实现管理内部化更优时,支薪经理就取代了外部的市场协调,从此现代工商企业就在流通量的压力下产生了。进一步,继续扩大的流通量又促使了集中生产和纵向一体化,使得多单位结合在同一个管理机构下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效率。而且,规模增大导致了巨额的资本总量,促使了高层经理的职业化,从而实现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至此,现代企业的建立才最终宣告完成。

最早的现代企业诞生于美国的铁路业。铁路业的管理非常之复杂,因此必须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来担负管理任务。这些管理任务远非资本家所能负担,所以必须聘请外部的支薪经理,从而就诞生了现代企业的职业经理人阶层。

比如在技术方面,铁路公司的复杂性体现在调度的复杂。经常性的协调与控制是铁路管理的基本原则,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大的协调需求。铁路行使具有排他性,自从快速的蒸汽机车出现后尤其如此。到了19世纪40年代,铁路公司发现自己拥有火车,协调工作量和成本会更优,直到后来复杂的管理和计费系统诞生之前都是如此。时间安排也是如此,一个可供参考的铁道线是每天两端对开三趟列车,相对的列车每天交会12次,在没有电报的条件下极易出现事故。

此外,在会计方面,铁路公司也非常复杂。首先是资本量巨大。1815至1860年间,美国修建运河的总费用约为1.88亿美元,其中73%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筹集。而私营铁路公司的股票投资至1860年已达到11亿美元。当时干线铁路的投资额在数千万美元,相比之下,只有少数的纺织厂和炼铁厂的投资额超过100万美元。而且会计,相对于传统的纺织厂和运河,铁路公司的列车、采购、维修等多方面人员都会直接处理相当数量的资金流转。而且,会计内容相对复杂。19世纪50年代时,最大的纺织工厂会计账目仅有5组,而铁路公司达到144组。纺织厂会计半年编制一次,而铁路公司每月编制一次。

正是由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不断丰富,管理活动也日益复杂,从而出现了工厂、企业等复杂的现代商业组织。进一步,技术的演变、社会消费的扩大使得这些商业组织经济规模量持续扩大,竞争的加剧也迫使商业组织采用更加复杂的管理技术。这些动因推动了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继续进步,终于在20世纪初,孕育出了科学管理的思想,从而创建了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其后的管理学发展广为人知,而了解前科学管理时代的管理活动和商业组织的发展,则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了管理学创建和演进的脉络。

参考文献

[1]丹尼斯•A•雷恩.孙耀君等译.管理思想的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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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外管理思想史的研究现状

（一）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现状

关于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主要包括在从管理学的角度专门对古、近、现代管理思想的研究，以及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中国近代企业史所体现的管理思想的研究。王平一（2005）认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理论是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生产中创造出来的，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指导现代管理活动。贺竞择（2009）从儒、道、兵三家管理思想出发，评析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陈志龙（2009）认为，注重管理活动中人的能动作用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史的主要优点。陆瑜芳（2011）指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有顺应历史潮流、以人为本的优外，还存在一定意义的消极部分，要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还需借鉴西方的科学管理思想。张金山（2012）通过研究先秦儒家的和谐管理思想，认为我国对西方文化的完全生搬硬套，忽略历史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导致了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社会问题。

（二）西方思想史的研究现状

李宏图（2009）研究了从改革开放以来30年来的西方管理思想。黄小晏，张全新（2009）则研究了杜威“思想五步说”方法论在西方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大量学者对西方管理思想的研究，使其有了长足发展。王宏（2014）对西方管理思想史的演变及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西方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早期管理思想时代、科学管理时代、社会人时代、现代管理时代这四个阶段；是符合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大环境需求的产物。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为现代管理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邱伟伟（2008）对其进行了研究，试图找出科学管理思想中对我国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启示。王永民（2005）对泰勒的管理思想进行了研究，认为泰勒的管理思想在不同阶段的侧重点不同：在1901年以前，泰勒的管理思想体现的是如何使生产效率得到提高，是技术主导阶段；在1901-1911年，泰勒逐渐注重人在生产管理中的作用和价值；在1911年以后，泰勒认为没有一成不变且在任何情况均可用的管理理论。

（三）中西管理思想史的研究现状

中国管理思想及西方管理思想各有千秋。在当今世界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在传承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基础上，还需学习借鉴西方好的管理思想。然而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有必要对中西管理思想进行具体研究，以更好地指导我国发展。孔德龙（2009）、陈晶（2011）、朱宝玥（2012）深入分析中西方管理思想及理论，试图找出适合我国发展的有效方法。章迪诚，张星伍（2012）从人文视野下研究中西方管理思想，比较了中西方在管理视角、管理基点、管理方法、管理行为和管理原则等诸多方面的差异。陈勇（2013）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面对的竞争压力愈发激烈，只有不断加强企业管理才能抵御风险。任志安（2001）从中西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出发，发现中国管理思想从人本管理开始逐步走向与西方科学管理的有机融合；而西方管理思想则从科学管理开始逐步走向与中国人本管理的有机融合。陆瑜芳（2010）认为借鉴西方管理思想的可取部分对我国现代化管理建设具有积极意义。陈志龙（2010）认为中西管理思想的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今管理活动中，人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群体合作也越来越重要。大量学者开始探析中西管理思想中的人本管理思想。张丹（2009）对中外管理思想演变进行了分析，认为人力资源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具有重要地位，企业需加强人性的管理。宫敏娜（2011）比较分析了中西人本管理思想，认为理清中西人本管理思想的关系对建立中国特色人本管理具有借鉴意义。陈诗（2006）、郭磊（2010）认为中西方思维方式不同，传统文化对人性的认识也不同，构成管理的出发点不同、管理目标不一致，造成了中西管理思想的差异。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体系，充分发挥人本管理思想，需要吸收借鉴西方人本管理中的精华进行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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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前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趋向

当前中国管理研究的趋向，是以中国管理思想为核心，探求其现代价值。大量的工作在厘清古代管理的思想、原则、宗旨以及对这些素材做出当下的解读，并比照西方管理思想，探讨其异同或优劣。其着力点在挖掘思想、解释思想，其最高成就在成就一个兼容并包的管理思想体系。

东方管理学创始人水构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大理念，并把它作为东方管理学的理论精髓，形成治国、治生、治家和治身的“四治”体系和包括人道、人性、人缘、人谋和人才的“五行”管理理论，其终极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和贵”、“中和”与“和合”。

胡祖光采用文献梳理的人文研究方法，在《东方管理学及其在管理理论连续谱中的地位》中，将管理世界的对象分为人、物、组织三个元素，将管理理论分为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以物为中心的管理和以组织为中心的管理；并以此为依据对孔茨的“管理理论丛林”进行了新的解读；将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法约尔的组织理论、梅奥的行为科学理论、马斯洛的人类动机理论等一一与之对应。按照人文研究的思路，胡祖光分析了中国管理学的思想，将中国管理学分为“纳言”、“用人”、“治法”、“处事”、“教化”五个部分。

2.当前中国管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2.1西方管理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评析

基于管理学的社会人文性质，西方管理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不可回避。而迄今现有的管理学理论著作绝大部分都是以西方社会和西方企业市场为对象的产物。这些全盘西化的管理学研究最大问题是，缺乏对中国本土化管理的研究和解读，甚至完全以西方管理代替中国本土化管理。并且，在管理实战中隐藏着经济人、机械人的简单假设，即依赖收入决定行为、刺激输入决定绩效输出的单一因果关系，管理学是理性的实证科学，其实际应用与文化背景完全无关，西方理论和工具可以完全照搬运用。

2.2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学理论方法的现代结合研究评析

为数不多的中国式管理学派学者，在没有搞清楚中国传统文化源流以及体用关系之前，就盲目地把西方系统科学的数理方法和管理概念与中国古代的系统哲学作机械性粘贴。因此，目前国内大多数中西结合式创新管理理论实际上是对中国几千年博大精深学问的粗浅，它既不能如实再现中国古代圣贤的管理智慧，也无法与源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现代系统科学和管理理论相接驳， 因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3.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在管理学方法论上历来存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野。科学主义认为管理学的研究完全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一套方法，将管理现实类比于客观自然的因果定律；人文主义则主张对管理对象进行深入理解，不轻易做出超出情景的定律。孔茨所谓“管理理论的丛林”正反映了这种方法论上的区别。

中国管理学与西方管理学的差异性和着重点在管理活动中的社会属性，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决定了二者在社会属性方面的差异。对社会属性进行研究，不必一定采用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实证主义的思想一直在社会科学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实证主义认为现实世界是客观的，由于客观规律和事实的存在，使我们对研究对象可以进行科学的测量，以此来解释、预测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近代社会科学正是在实证方法论的指引下，才脱离了哲学和人文科学的限制，开拓了一片全新的土壤。

对于管理现象而言，管理思想和文化并不只存在于书本之上、典籍之中，这种思想和文化已经深深渗透进具有本土特色的管理实践中。人不再生活在物质宇宙中，人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之内。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部分。它们是不同的丝线，编制了一幅符号之网，人类经验纠结之网。人类在思想和经验方面的一切进步，改良和加强了这个网。而管理思想和文化作为“客观之网”是可以用实证主义方法加以研究的，离开当代丰富的管理实践和成熟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4.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全球意义

到目前为止，中国管理学仍然处于不稳定、不成熟的提出阶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与管理科学不相容。大树比喻所提供的框架，可使二者在认识上从不相容走向互相促进。人本主义研究范式的提出，不仅有利于整合中国管理学的认识框架，从而为中国管理学的构建提供启发；而且有利于在更加全面和更为深远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中， 重新审视中国管理学的全球意义。

在泰罗发起科学管理运动之前的漫长时期，西方世界中的管理学研究，其研究对象主要是管理实践中的艺术和哲学元素，主要采用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哲学与准哲学研究方法。泰罗的科学管理的意义在于使管理学研究开始将研究对象集中于管理实践中的科学元素，并开创性地引入了理性主义加实证科学的研究规范，逐渐形成了科学主义范式。接下来100 多年的西方管理学主流研究，在遵循和完善这一范式的同时也彻底放弃了哲学研究方法。虽然管理实践呼唤管理学界对哲学元素和艺术元素展开研究，并期望将其与对科学元素的研究合为一体，但是科学主义范式所固有的内在局限，使得哲学元素被长期排斥在管理学研究的认识视域之外，艺术元素也只是作为科学元素的附属品而零散地出现在管理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中，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管理实践的现实需要，也吸引了一些西方管理学者，如德鲁克和圣吉从人本主义的视角出发，用管理活动中的社会、文化内涵，揭示管理实践中的哲学元素和艺术元素。然而，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学主义范式的认识局限，甚至有所突破，但是却并没有达成科学研究方法与哲学研究方法的综合，没有实现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科学的结合。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学者没有建立包含科学、艺术和哲学这3种元素在内的统一的管理学认识框架，也就没有在此基础上提出管理学研究的人本主义范式。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其中都包含独特的传统管理文化。管理科学与各国传统管理文化的接触，似乎也可以产生诸如“印度管理学”、“日本管理学”和“韩国管理学”等不同的管理学体系。对一种传统管理文化及其当代管理实践进行的研究，如果限定在科学主义范式中，只能产生出国别或地域意义上的管理科学的不同分支或学派，必然同样地回避人的主体性和完整性，摒弃管理实践中的哲学元素和艺术元素，不能达成其传统管理文化与管理科学的内在整合。中国管理学之所以有可能突破科学主义范式，避免成为一种仅仅是国别或地域意义上的“某国管理学”，是因为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具有独特的管理内涵――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在哲学的层面上把握住了战略这个管理的核心内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