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3-06 14: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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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电商孵化平台、建设农村商贸流通电商体系、服务农产品上行……一场对互联网经济的积极迎合,为延边农业找到了新的发展途径――延边的农特产品正越来越多地从看不见的渠道被送到看得见的地方,农村电子商务成为延边州传统农业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能。
近年来,延边州商务局将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作为助推农村商贸流通的重要切入点,立足延边州农特产品资源丰富的优势,抓住政策和市场两大机遇,坚持政府推动、市场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原则,全力推进“互联网+农村改革”,在延边大地勾勒出一张现代农业的缤纷版图。
延边州各县市、各相关部门积极行动,通过赴外地考察学习、举办电商培训班,对相关领导干部、电商工作者、返乡青年、农村青年以及有志电商就业创业人员进行电商技能培训。常态化、系统化培训,使延边州农民电商的普及率快速提升。“大德敦化”“长白山特产品物流网”“邮乐购”等一批涉农电商平台投入运营,延边开城医药“三国城”创建了国内唯一中韩人参及制品的网上交易平台,延吉市成为阿里巴巴全国农产品质量溯源“满天星”项目第一个落地县市。目前,全州已建成并投入运营5个县级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和960多个村级服务站,其中延吉市村级电商服务站实现全覆盖,敦化村级服务站达300多家。敦化、延吉、和龙、安图等4个县市先后获批“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汪清、敦化纳入“国家供销系统电子商务示范县”行列,延吉、敦化、汪清、珲春等4个县市纳入“省级农村电子商务试点县”行列,敦化市秋梨沟镇、延吉市依兰镇、安图县松江镇入选全省10“电商示范镇”,珲春市板石镇孟岭村等8个村入选全省“电商示范村”。通过示范创建,以点带面,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全州农村电子商务的大发展。
“随着全国首个农村淘宝中心仓落户延边,电子商务在推进延边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步伐将逐步加快。”据延边州商务局电商处处长关亚菲介绍,该中心仓通过建设“中心产地仓”,引入政府品控资源,从供给侧优化调整农特产品种植结构、加强标准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和有效供给,整合线上推广和销售资源,升级“农村淘宝上行功能”,扩大和提升延边“地标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附加值,必将对延边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来源:延边网)
如前所述,我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很高,土地生产率也是相当高的。据日本学者熊代幸雄对古代农业播种量与收获量比值的研究,西欧“在以小麦为主食的英格兰,这一比值在中世纪略少于4,到了近代则提高到11—6”。在六世纪前期的华北(《齐民要术》所反映的时代),粟的比率倍数为200—400倍,麦类则为200—44倍。“与欧洲相比高出10倍左右”。[68]宁可也指出:“如果从播种量看,欧洲中世纪农业的粗放程度就更惊人了。当时一般收获量最低是播种量的一倍半两倍.一般是三四倍,最好的年成也不过六倍。至于我国,从云梦秦简的材料看,收获量至少为播种量的十倍到十几倍,而据《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记载则已达到几十倍至上百倍。”[11b]直到近世,我国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仍居世界前列。如一些农业科学家曾利用《沈氏农书》和其它一些资料,估计明末清初嘉兴地区稻米产量最高为每公顷6700——8400公斤,而今天美国加州稻米产量仅为每公顷6500公斤。[70]
但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农业劳动生率,把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作为动态的考察,就会发现情况有所不同。较早进行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是宁可。他计算了西汉农业生产的三个数字:“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产粮两千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四百六十八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六百四十斤。这些数字反映了一个我们过去不大注意的情况,那就是: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占有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他又认为西欧中世纪虽然单产较低,但由于每户耕作土地较多,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和能为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和中国相差无几。[11a]
继宁可以后,近年研究历代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不乏其人,现仅举跨代研究的若干例子:
吴慧对汉代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估计大大高于宁可。在他的估算中,亩产在汉唐有明显的上升,宋代稍有下降,明清缓慢增长,近代则显著下降,劳动生产率唐代达到高峰后即呈下降趋势,清中期低于战国秦汉,近代进一步下降。[27a.b]
朝代 粮食亩产(市斤/市亩) 劳动生产率(市斤/劳动力)
—— —————————— 原粮 成品粮
战国 216 3188 2027
西汉末 264 3578 2151
唐 334 4524 2396
宋 309 4175 2179
明 346 4027 2255
清中叶 367 2262 1260
近代(1931) 269 2214
项目 ——土地生产率产量 ——劳动生产率
时间 (市斤/市亩) 指数 劳动力年产量(斤) 指数
汉 92.5 100 2039.5 100
唐 109.0 118 2071.0 99
宋 133.0 144 1894.0 93
清(近代前期) 226.0 244 1421.5 70
近代后期 230.0 247 1478.0 73
王家范.谢天佑在三十年代蒙文通亩产研究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补充,结论是:中国封建社会单产是几度上升,曲线前进的。明清南方常产是占国的5.5倍,是汉代的将近4倍。其中单产增加有四个关节点:一是汉武帝后,较战国增长43%,二是唐,较汉增长31%,三是两宋,较汉增长106%,四是明清,较汉增长284%,较宋则增长41%强。胡戟对汉唐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行了推算:汉代每劳动力产粮2000斤;唐代2400斤,是封建社会顶点;明清之际江浙一带4418斤,但这是地区性的;清乾隆以后人口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作者总结说:两千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缓慢的,缓慢到近于停滞。卢锋的估算与上述诸人均不相同。他认为从汉到清两千年间,土地生产率即亩产获得长足发展,清代亩产相当于汉代的2.44倍.亩产的提高表现出加速运动的趋势;宋代以前一千多年增加了44个百分点,宋以后至清不到一千年则提高了一倍。但劳动生产率水平却显示出迥然不同的变动趋势。清代劳动力年产粮指数反比汉代下降大约30%。他把土地劳动生产率这种动态趋势的比较差异称之为“农业生产效率剪刀差”。他进一步指出,两千年间我国粮食总量增长了3.7倍,而人均占有量指数却下降了32%。是一幅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典型画面。[14a.b]
国外学者也作过有关估算和统计,如帕金斯估算了六百年来中国粮食单产的发展趋势,他根据(按人计算的粮食产量×人口数)/粮食耕地面积=单产量的公式,设定按人计算的粮食产量基本不变,从而推算出下述结果:[71]
(1400年):(570×72)/(370×0.8)=每市亩139斤
(1770年):(570×72)/(950×0.8)=每市亩203斤
(1850年):(570×410)/(1200×0.8)=每市亩243斤
(1933年):(570×500)/(1470×0.8)=每市亩242斤
(1957年):(570×650)/(1680×0.8)=每市亩276斤
(式中人年均产粮量设为570斤,种粮地占耕地80%,人口与耕地面积均以百万为单位)
帕金斯在这里计算的是土地生产率而不是劳动生产率。但根据他设定的人均粮食产量基本不变的前提,假如明初到二十世纪中期农业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也大致不变(事实上大概正是如此),则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六百年中也应基本不变。
从上述举例看,各家对历代亩产和劳动生产率估算结果相差颇大。我国古代缺乏系统的粮食亩产记载,只有零散材料可供推算,历代人口与垦田数字虽多,问题也不少。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度量衡千差万别。这是导致各家估算差异的客观原因。各家估算方法的不同,也是形成差异的原因之一。要取得被普遍接受的结论,仍需作进一步的努力。不过,根据目前研究状况和成果,对我国历史上农业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趋势作出一个初步的判断,仍是可能的。
就粮食单产而言,各家估算虽然出入颇大,但认为战国秦汉到清前期亩产逐步增加则是一致的;近代亩产是增是减,则有分歧。大量事实表明,尽管近代粮食总产仍有增长,粮食单产恐怕是下降的,虽则这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农业生产的暂时性逆转。章有义整理现存徽州地主帐册时发现,这一古老地区的农田亩产自乾隆中后期起即出现下降迹象,到了近代,这种下降趋势更为明显。他又根据三十年代中的抽样调查,指出近代东北垦区单产的普遍下降。“除少数近代农业生产力确有发展的地区以外,可能有相当多的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的趋势”。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小农贫乏经营的必然结果”。“这正是近代中国农业危机的实质所在。”“一般地断言近代中国农田产呈继续增长的势头,否认‘人口压力下土地过度耕作.地力枯竭’的现象是没有充分根据的。”[57]帕金斯关于近六百年来粮食单产量不断增加的结论,是把人均粮食产量当作一个常数,而根据人口数.耕地数推算出来的。为满足人体正常的生理需要,人均粮食消费量(主要是口粮数)是有一定标准的。在其它材料缺乏的情况下,根据大致恒定的口粮标准,可以从人口和垦田数倒推粮食总产量的增减趋势和在正常情况下粮食单产水平的大致下限。这是国内外学者相当广泛采用的方法。不过,这种方法有很大局限性。因为粮食消费的弹性较大,且受生产制约。粮食产量不足,就会压低消费,以至“糠菜半年粮”,粮食产量丰裕,就会增加消费,有更多粮食转化为肉类酒类等。正常条件下粮食的人均需求量并不等于实际人均消费量,也不等于实际的粮食人均产量。因此,在长时间内把人均粮食产量固定化倒推粮食单产,本身就包含了与实际情形产生较大偏离的危险。程洪就曾对帕氏的上述推算公式提出批评[61]。而且帕氏是选择了近代最好时期(1933年)与近代开始时期(1850年)和解放后(1957年)相比较。这样推算和比较的结果自然就掩盖了近代单产下降和解放后单产迅速恢复和提高的事实。
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包括近代)比前代有所下降是大多数研究者公认的。但我国封建时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并非自始至终都是下降的。西方一些经济史学家如波斯坦等,认为封建社会技术停滞,土地单产基本上没有提高,人口却不断增加,必然是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不断减少,所以封建社会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一种下降趋势。这种意见,就西欧中世纪而言也未必正确,更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从最简单的常识判断,宋以前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均有明显进步,亩产也有提高,宋代人口虽比汉唐增多,但农业开发范围也有相应的拓展,劳动生产率理应比前代上升而不是下降。唐宋以后情况比较复杂,分歧也较大。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观点似较流行,但也有不同看法。估计较高的如薛国中,认为16—18世纪中国农业又有新跃进,生产技术提高,产量增加,经营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大大超过同期西方农业革命的内容,可称为中国的农业革命。他估算万历年间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的余粮率分别为百分之45.7、63.3、61.6、75、52、73[62]。根据吴慧最近的计算,清前期(乾隆年间)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原粮3877.7市斤,合成品粮2358市斤,达到盛唐时的水平。嘉庆以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才开始下降[27b]。史志宏对清代粮食亩产.总产和劳动生产率的估算与吴慧不同,但他也认为清初劳动生产率比明代高,十八世纪中叶(乾隆中后期)以后劳动生产率才逐渐下降,至前夕,仅及明代的2/3[13]。看来,清乾隆以前,农业劳动生产率即使没有明显上升,起码也和唐宋大体持平,否则康乾盛世的出现,清代人口的激增都难以获得合理的解释。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由升而降的转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的增加导致每人平均占有耕地面积的显著减少。也就是说土地资源的相对短缺限制了正常生产能力的发挥然后是继之以地力下降.生态变化等因素的作用。目前一般用每年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粮食数量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指标,但在耕地不足条件下,各个农户会更多地开辟副业门路或外出当雇工,增加农业以外特别是粮食以外的收入,因此,宜把劳动力年粮和年产值两个指标相互参照,既考虑实际上达到的劳动生产率,又考虑可能达到的劳动生产率。这样,似乎能更全面地反映农业生产率的真正状况。不过,无论如何,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这是毋庸置疑的。
转贴于 四.“增长”论与发展论
对我国传统农业的不同评价,除了对农业生产率估算的差异以外,还存在理论和概念的分歧。
近年业西方发展经济学传入我国,影响颇大。根据舒尔兹的理论,传统农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技术状况是不变的,生产形成定局,进一小增加产量已不可能。下面将要谈到,这一概念未必符合我国传统农业的实际。帕金斯是服膺舒尔兹的,但他看到了从明代至二十世纪五十所代农业产量一直在增长的事实。他指出,中国人口在十四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增长了5—6倍,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又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中国农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虽有曲折,但总算跟得上人口增长的步伐,甚至能提供一点维持生活以外的“盈余”。这一增长的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是土地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至于技术上的变化,不论是由于设备改进.耕种的良好方法,或是由于新作物.新种子,都无关重要。作者称之为“技术停滞中的产量增长”。[71]这样。帕金斯就“协调”了舒尔兹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之间的矛盾。帕金斯的方法和结论,被中外研究者所广泛引用。
发展和增长这两个词原来是词义相通可以互用的。发展经济学赋以其不同含义。或认为经济增长指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发展则意味着结构和制度上的改革。如陈江参照帕金斯的研究成果,运用发展经济学的因素分析考察了清代经济发展轨迹,认为是典型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庞大的人口普遍的贫穷后和社会的停滞,便是这种“增长”的基本特征和必然结果。[35]或以劳动生产率的升降区分发展与不发展。如前引卢锋文根据土地生产率上升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趋势把整个中国传统农业视作典型的“有增长而无发展”。[14]从劳动生产率着眼,又导出“内卷化”或“过密型增长”理论。如黄宗智认为中国农业主要依赖农作物,而较少牧养牲畜,这一特点表现为极高的土地生产率和极低的劳动生产率,两者的结合正是正是农业内卷化的证明。内卷化是指在人口压力下,劳动投入增加而边际报酬递减情况下进行的农业生产。[72a]以后,黄宗智又提出“过密型增长”的概念。他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区分了农村经济变迁的三种状态: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劳动生产率不变;过密化(即内卷化),总产出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扩展,即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产业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增加,即劳动生产率上升。作者指出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的总产出和总产值的绝对量有相当幅度的增长,家庭年收入也有若干程度的增长,但这种增长是由于家庭劳动力的更充分利用,其代价是单位工作日的报酬递减,因而这是一种“过密型增长”,即“无发展的增长”。[72b]黄书中利用了李伯重的研究成果。李伯重认为明清江南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在水稻生产中增加以肥料为中心的资本投入,一是农业经营重心向集约程度更高的蚕桑业转移[30]。李伯重意在论证明清农业的发展,而黄宗智认为它正好证明了明清农业没有发展的增长。因为蚕桑业单位工作日的报酬低于水稻生产,肥料投入虽然增加,但边际报酬递减,明清水稻产量并没有增加。这是由于理论与概念不同,以致对同一事实作出相反判断的一例。黄宗智认为,这种“过密型增长”一直延续到八十处代实行改革以前。[72b]
对无发展论提出批评并揭出彻底发展论旗帜的是吴承明。八十年代初,吴承明指出:二次大战以前,西方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流行一种“停滞论”,认为中国社会处于长期停滞状态,不能自己振兴经济。(按,中国传统农业被认为是这种停滞的典型)这种理论,有的出于资产阶段偏见,有的是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误解。二次大战以后,停滞论受到批判,又有传统平衡论的出现。“用平衡解释停滞不变状态,近年来甚为流行。他们大体是指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平衡。这里所谓传统平衡,是指传统生产技术的平衡状态,并未确定量的关系。这个理论虽然比较生动,而实际上是停滞论的翻版,意在说中国的旧社会是停滞不变的,有待西方势力来打破平衡,然后引起变化。”并对伊懋可“高度平衡的陷阱”理论作了具体评论。[26]。八十年代未,吴承明又提出反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沉沦观”以及“不发展的发展”(Deevlopnent of underdevelopnent)之类的理论。指出“中华民族的经济史是一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其间有严重曲折,以至人口损失三分之一,但即在这种时代,也不是神州陆沉,而有它发展和进步和一面。这正是帝国主义不能的原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百年间,是中国历史的又一次曲折,但新的力量和运动也从这里开始。”[25a]他对近代农业生产力作了具体考察,认为“是有一定发展的,生产方法也有所变化。发展甚慢,但基本上能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变化极微,但也不完全是老样子了。”在对近代粮食总产量增长,单产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估计上,吴承明和大多数研究者是大体一致的,但他不同意包含着贬义的农业内卷化的提法。他认为,在人口压力下,劳动力边际产量递减的生产是存在的,但它不但对小农的生存有效用,而且从宏观看,可使土地得到充分利用,人民获得足够的食用。很长时期内,在边际产量递减的同时,总产量仍会不断上升,整个近代尚未达到峰巅,在这个意义上讲,近代农业仍然是个进步。边际产量递减论以假定土地.资本.技术等因素不变为前提,事实上这些因素不是不变的,因而不一定完全是边际收入递减的生产。我国传统农业固然以人力为主,但并非纯粹劳动密集生产,也重视肥料.种子.饲料等资本的投入。小农经济精打细算,以为人口压力会迫使农民将剩余劳动力无限投入土地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25b]
这种对近代经济史沉论观的批评获得了响应。如王建中认为近代农业确有一定发展,停滞.衰退的主张值得商榷。[21]据报道,衣保中在对东北近代农业的研究中提出了“农业近代化”的论题。他不同意把中国近代农业看成漆黑一团.毫无进退。明确指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以农业技术实验化,生产工具机械化,农业生产商品化.农业经营资本主义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近代化在中国已经发生和逐步发展,这是中国近代农业发展史的主导方面,不应一笔抹煞。”(《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90)
我国农村牧区对发展农牧业循环经济进行了一些探索,如在农户实施的“四位一体”生态家园工程,在农户庭院有厕所、猪圈,温室内建沼气池,种植业促进养殖业,养殖业带动沼气建设,沼气供给农牧民生活用能,沼渣(液)供给绿色植物营养所需,成为农牧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一种模式。
为了大力发展农牧业循环经济,推动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农牧业发展,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切实转变传统农牧业的发展理念,在农牧业生产中应强调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大效益”的统一,走优质、高产、高效、可持续的道路
二、加强领导,通力合作,把发展农牧业循环经济摆上重要日程,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制订扶持政策,加大投入力度,创造发展农牧业循环经济的良好环境,借智生财、借财生财,促进农牧业循环经济的大发展,让农牧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成为解决“三农三牧”问题的重要途径
三、发展农牧业循环经济的主要形式
(一)减量化生产形式
主要是通过提高利用率,减少使用化肥、农药、农膜以及农用能源和其它化工类农用资料,或使用新型生产资料和技术来代替常规生产资料和技术。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和其它农用资料,可以减少进入水体、土壤和大气的污染物。
(二)再利用运作形式
主要是指将废弃物能源化、肥料化和饲料化。比如,在生态农牧业综合开发中,种植业与畜牧业相结合,加上以沼气发酵为主的能源生态工程、粪便生物氧化塘多级利用工程,可将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和家畜排泄物能源化、肥料化,向农牧户提供清洁的生活能源和生产能源,向农田提供清洁高效的有机肥料。有机废弃物饲料化利用生态工程也是再利用运作模式的又一重点内容。
(三)再循环链接形式
一类是农畜产品在储存或运输过程中质量发生变化,不能按原有用途消费,可经过分类处理改变用途,既可减少农牧业通过最终产品向系统外输出污染物,又能增加可利用的物质与能源来源。如变质水果和蔬菜类可转化成肥料,次等粮食可加工成酒精。另一类是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将农畜产品加工成环保农牧业生产资料,如可降解地膜、营养钵、生物柴油等生物产品。
四、打造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框架
如以粮食及其它农副产品龙头加工企业为依托的加工企业循环经济链条;以畜牧、水产生产加工企业为依托的畜牧、水产加工循环经济链条;以林业及其加工业为依托的林业循环经济链条;以秸秆的综合利用为重点的秸秆循环经济链条。
五、构建循环经济型农牧业体系
(一)加快传统农牧业、资源消耗型农牧业向生态型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型农牧业转化
继续加大种养结合的比重,优化种养区域布局,加强农牧业生产过程中资源的循环利用,形成大农业内部良性循环,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投入的减量化,逐步降低农牧业的各类污染,积极推广农牧业清洁生产模式。
(二)种植业要建立立体种植、养殖模式
积极推广玉米、春小麦结合马铃薯、豆类、向日葵、胡萝卜等蔬菜组成的多种立体种植模式,改造盐碱地和中低产田,提高土地有效利用率、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提高农业用水利用率。大力发展养殖业,通过过腹还田、直接还田、沼气发酵等途径,提高秸秆的综合利用效率,
完成农业生态系统内的物质循环利用。
(三)畜牧业要以循环经济发展为原则,根据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积极稳妥地推进发展
牧区畜牧业,稳定牲畜头数,加强草原的保护,采取围建草库伦、划区轮牧、封育、以草定畜等方法,大力推行草原集约化经营,建设人工草场,改良天然草场,发展灌溉草场,多渠道增加饲草生产能力。农区畜牧业,围绕畜牧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调整粮草种植结构,在提高粮食单产、稳定粮食总产的前提下,不断扩大青贮玉米和优质牧草种植面积,在城郊区、水资源富集区、玉米集中种植区建立一批规模化的养殖场。
六、加快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农牧业的发展步伐,培植农牧业循环经济载体
(一)搞好循环型农牧业工业园区建设
制订农畜副产品加工企业聚集的工业园区发展规划,以生产要素为纽带,将具有上下游共生关系的农畜副产品加工企业集中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园区内,实现有害污染物在园区内的闭路循环。
(二)做好农畜副产品出口基地园区建设
大力推进出口农畜产品的清洁生产,使农畜副产品达到质量、环保等方面的国际标准。
七、进一步探索农牧业节本增效新途径,逐步实现粗放农牧业向精准农牧业的转变
(一)实施“藏粮于土”“藏粮于科技”战略,保持和提高我国的粮食综合生产力,处理好农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的矛盾。
(二)进一步调整优化农牧业结构,加快优势产业带建设,发挥集约种植养殖优势,提高规模效益。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6-0221-02
一、庞各庄的西瓜叫京城
西瓜又名寒瓜、水瓜、夏瓜,一千多年前,它从非洲热带沙漠由“海上丝绸之路”来到辽王朝的幽州,当时的幽州是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大融合的城市,是华北平原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正是因为这座城的五味杂陈,民风拙朴,使得千里迢迢长途跋涉的西瓜得以在这里大面积种植推广。《新五代史》中也最早记载有西瓜之名,说是古代的契丹人自新疆将西瓜籽带到华北平原和幽州(即今北京)的。所以,这些都是西瓜的籍贯的最好佐证。历史上,自金代起北京大兴县庞各庄的西瓜就成为向历代皇宫进贡的防暑果品。庞各庄地处净沙土地,水土适宜,其瓜吃起来脆沙甜。据《析津志》书中云:每年“进上者瓜甚大”。历朝的宫廷宴会也常用西瓜作为“冰食”赏赐众臣。可见,庞各庄西瓜栽培植种技艺之优良高超[1]。
二、庞各庄的西瓜优良品质的成因与保证
黑绷筋是庞各庄西瓜的老品种,后来还有了无籽瓜和方形瓜。总体来说,庞各庄的西瓜按果型大小分为三种,即小、中、大三种类型。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位于北京市南部,是永定河洪冲积平原形成的条状沙带地貌,土质和光照等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为西瓜生长创造了良好的光热环境。这里的土壤都是潮沙地和二合土,特别适合西瓜栽培种植。上面提到,西瓜起源于沙漠,喜高温、干燥、强光照环境,不耐涝、耐盐碱,而庞各庄镇的土壤和自然光照等条件都非常适宜它的这种特性。近年来,在吸收传统种植经验的基础上,庞各庄镇的西瓜充分利用北京科研资源优势,栽培技术持续提升。第一个通过北京市审定了的西瓜品种是“京欣1号”,审定时间是1989年,以后,北京市的77个西瓜品种陆续通过了审定,这些品种中有50%以上已经大面积生产应用,西瓜新品种的研发与推广,大力推动了全国西瓜产业的发展。随着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会展农业为北京农业生产提供了农业科技信息交流的平台,据统计,北京每年在大兴和顺义区等西瓜主产地举办多次大中型瓜类新品种展示活动,累计共展出150多个品种,展示活动逐渐成为了全国品种展示平台。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发“地膜覆盖”种植西瓜,使西瓜提早上市30天、产量提升50%,这项技术使得北京市西瓜种植水平处于全国前列。以后,又研发和普及了设施西瓜高产种植、西瓜立体栽培等技术。近年更是推出了涵盖“嫁接育苗”、“水肥一体化”、“环境综合调控”等技术的设施高产优质综合技术体系,投入使用“蜜蜂授粉”、“有机菌肥”、“二氧化碳施肥”等新型装备和技术,保障了质量安全和生产能力。庞各庄良好的土壤和光照条件,是这里西瓜生长的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优良品种和技术体系的推广应用,是这里西瓜生长的有力保障[3]。庞各庄的西瓜叫“京城”,西瓜让北京乃至全国都知道了中国的西瓜之乡庞各庄。
三、庞各庄西瓜产业的品牌化发展模式
(一)庞各庄西瓜产业的现阶段发展状况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50733204
1 中小企业集群式创新困境――以信阳市为例
1.1 高素质的科研人才紧缺,阻碍集群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
根据调查,信阳市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主要困难中,人才、资金、市场和技术是四个主要制约因素,企业技术的主要来源,购买现成的技术成果4.56%;在模仿基础上创新的45.60%;自己独立研究开发39.12%;与科研机构合作开发9.41%;委托科研机构开发2.51%。可以看出集群中中小企业与外界知识联结的渠道以及深度都不足。
1.2 低成本竞争战略不利于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
在信阳市目前产业集群中,有80%还处于初级阶段,它们所体现出来的除了“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竞争优势之外,并没有体现出产业集群是知识扩散、创新的空间优势,而且具有锁定在“逐底竞争”的狭缝空间里。信阳市中小企业普遍选择低技术生产方式进行生产。降低产品成本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目的,差异化的竞争战略却不起主导作用,这对企业长期持续发展非常不利。这说明企业以产品复制为主,采用的是低成本竞争战略。
1.3 科研机构在产学研合作中研究能力不足,合作渠道不畅
根据调查,目前省内高校和科研院所是信阳市中小企业产学研合作单位,企业认为本地科研院所技术不成熟、科研能力有限”,而且“缺乏转化技术的人才、设备和资金”、“沟通渠道不畅、交流不够、况且不知道本地高校或科研机构能提供哪些技术或服务”都是影响本地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原因。
1.4 政府在企业产业和技术升级中政策支撑力度不够
在企业对建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具体需求中,产品开发、技术培训和新技术推广应用技术信息分别占前三位,这些说明政府在职能上的缺位,企业需求得不到满足。
1.5 社会中介服务不发达,服务范围狭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中介服务通常是指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的中介组织。中小企业发展的国际经验显示,没有社会化中介服务体系的支持,中小企业的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说明社会中介技术服务供求双方信息不畅,全市的社会中介技术信息服务网络没有形成。
2 中小企业创新支撑系统建设的实现途径
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企业要具备获取、学习和转化新知识的能力,组织实施技术创新活动,并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市场价值的能力。因此,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是一个全面的问题。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系统包括核心机制、客体系统和支持系统。中小企业创新支撑系统建设的实现途径包括如下:
2.1 完善融资渠道,解决创新资金瓶颈问题
中小企业要进一步完善自身的融资渠道,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难的问题。而作为中小企业的主要信贷部门,信阳市商业银行也是其主要的融资对象,因此商业银行要从根本上对自身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从而促进整个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积极为各类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从而使得城市商业银行逐渐成为支持地方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基础,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应鼓励建立民营银。
2.2 加大政府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直接投入
借鉴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做法,设立政策性风险基金符合信阳市中小企业发展的特点和资本市场的现状,通过无偿资助和贷款贴息两种形式向中小企业提供帮助,带动和吸引各方投资对中小企业的投资,新型投资机制得以建立。从而为中小企业创新和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的建立意义重大。中小企业的其融资难的关键担保难。担保资金的存在使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管理成本和经营风险得以降低,使中小企业也会更容易获得贷款。
2.3 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完善技术创新中介服务体系
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特点限制了自身发展,信息网络建设花费巨大精力和巨额资金,进行大规模的员工培训更是不现实。因此发展多种中介组织在为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2.4 加强政府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引导和支持,完善政策支持系统
应设立科技计划来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并加强全过程的支持;制定扶助政策,制定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实施政府采购政策,为从事技术创新的中小企业降低可能存在是市场风险。实施科技人才政策,提供最大的帮助和支持给予创办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活动。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农业企业财务危机进行预警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是国民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而农业企业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主力军,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促进农村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农业企业不能像其他工业企业那样随着市场的扩大而迅速增大经营规模,而且农产品单位价格低下,因此农业企业很容易出现破产,终止经营、背农弃农的现象,这会动摇农业经济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影响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所以,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农业企业财务危机预警体系,对于防止农业企业出现财务异常而导致破产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目前,我国财务危机预警模型尚不完善,没有普遍适用的模型体系,尤其是在农业企业更为缺乏。本文研究的基于传统会计指标体系对农业企业进行财务危机预警,对农业企业价值创造的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农业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健康发展,而且,将科学合理的财务危机预警体系应用到农业企业中,可以为我国农业企业财务危机预警方法的构建和完善开拓新的视野和思路,帮助农业企业尽早地预测到财务危机的信号,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期减少和避免农业企业财务危机的发生。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早在14世纪,英法等国出现了最早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企业,这些农业企业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到农村以后的经济产物,是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以后产生的,在产业革命以后,各种形式的农业企业大量发展起来,形成了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国外最早对企业财务危机预警是从1932年Fitzpartrick进行的一项单变量破产预警研究开始的,他以19对破产和非破产公司作为样本,运用单个财务比率将样本划分为破产和非破产两组,发现判别能力最高的是净利润/股东权益和股东权益/负债这两个比率。1966年美国的Beaver在《会计评论》上提出了单变量预警分析法,建立了财务危机预警模型,财务危机判别研究才真正进入系统化阶段,发现离经营失败日越近,误判率越低,可预见性越强。Fan A在2000年应用改进后的支持向量模型进行财务预警研究。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的农业企业在1949年以前为数很少,是在以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直到1979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企业出现了多种形式。我国对财务危机预警的研究比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学者对这方面作出相关的介绍和研究,才有相关的评述性文章出现。在1986年吴世农、黄世忠首次介绍了企业破产的分析指标和预警模型。1996年周首华在Z值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现金流量指标,建立了F分数模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陈静在1999年选取1995年到1997年的27家ST公司和配对的公司建立了单一判定分析和多元判别分析,结果表明在ST发生的前三年预测能力比较好。吴世农、卢贤义(2001)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建立三种预测财务困境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三种模型均能在财务困境发生前做出相对准确的预测。目前国内有些学者也开始利用人工神经网络构建财务预警模型。
总体上,我国对财务危机预警研究集中在利用国外研究成果和方法,结合国内实际进行实证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三、传统会计指标在农业企业财务危机预警中的应用研究
(一)传统会计指标体系概述
传统的会计指标是根据单纯的会计利润建立的,在农业企业财务危机预警体系中,主要是从偿债能力、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营运能力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的。
1.偿债能力。它反映的是农业企业偿还到期债务能力的大小,是衡量农业企业财务状况的重要指标,根据偿债能力的指标来判断企业能否偿还现有到期债务,是否面临很大的财务风险,以便决策是否应改变偿债能力现状。偿债能力的指标分为短期和长期,短期主要包括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长期主要包括资产负债率、产权比率、权益乘数、利息保障倍数、营运资金占用率。
2.盈利能力。它是农业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是企业所有相关者最关心的问题,投资收益和债权本息都是由农业企业的利润提供的,利润是除投资外的重要资金来源,盈利是农业企业经营最主要的目标。只有在持续不断的获取利润的基础上,农业企业才能够稳定健康的发展。盈利能力的指标主要有资产净利率、销售净利率、净资产净利率、销售毛利率。
3.成长能力。它是对农业企业未来发展趋势和发展速度的衡量指标,主要包括农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利润和所有者权益的增加,是对农业企业扩展经营能力的分析,反映了农业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分析农业企业的成长能力的指标主要有净利润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资本积累率。
4.营运能力。它是指农业企业的营运资产的效率和收益,主要是对营运资产周转速度和周转效率的衡量,评价和分析企业的营运能力可以为农业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指明方向,发现资产运营中存在的问题,是对农业企业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和成长能力的补充。评价农业企业的营运能力的指标主要有总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
在以上四种指标构建过程中可以看出,这些传统的会计指标几乎包含了农业企业全部的财务信息,运用这些会计指标构建财务危机模型,可以预测以及及时避免农业企业财务危机的发生,保证农业企业持续快速的发展。
(二)传统会计指标在农业企业财务危机预警中的应用分析
由于传统的会计指标涵盖了农业企业所有重要的财务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很准确的预测出农业企业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是从理论方面分析传统会计指标体系在农业企业财务危机预警中的应用。首先,选用上面四种能力中的20个指标作为自变量,运用stata软件进行相关性检验,剔除相关性很高的指标。其次,对剩余的指标因素做因子分析,从研究因素变量之间的相关依赖性出发,将一些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公共因子,并对这些因子进行共同度与方差贡献率的计算。再次,利用回归法中最小二乘估计法得出各个单因子的得分函数F。最后,根据旋转之后的因子方差贡献率计算出因子得分Y(Y=a1F1+a2F2+…anFn),并根据Y值的大小范围判定农业企业财务状况是否正常,Y值>0时,该农业企业财务状况正常,可继续按照原来预定的经营方案与资本结构进行生产经营活动;Y值
四、总结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领头人物、主力军,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农业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很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因此很容易出现财务危机,导致农业企业的倒闭以及破产。所以,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农业企业财务危机预警模型,对农业企业的健康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依据单纯的会计利润建立传统的会计指标体系,并从理论方面阐述该模型建立过程,对模型结果进行分析,找出农业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制定出系统有效的解决方案,帮助农业企业降低财务风险,在公司财务危机到来之前,就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及时地避免或者阻碍财务状况恶化所带来的财务危机,保证农业企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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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TP27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05-0203-02
我国地域辽阔,气候类型复杂多样,农业中的温室环境测控系统建设发展较晚,研究工作不如国外深入,并且缺乏对温室环境监测与控制系统的深入研究,很多温室的结构与性能不是很好,对农作物的生长条件和环境不利,从而造成农作物的生产实际效益与预期相比有较大的差距。随着温室在现代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规模逐步扩大,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内外对温室环境控制系统的研究日益深入[1]。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温室环境测控系统,更能够克服传统基于有线网络的温室的种种不足,充分发挥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的特点和优势,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使温室中的温度、湿度、光照度、二氧化碳浓度等环境因素参数达到农作物生长的最佳条件,为农作物的增产增收、品质改善做出贡献。
1 温室环境控制系统
温室环境测控系统是基于传感技术、电子技术、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专家系统技术和图像采集处理技术的智能系统,它集成了智能控制算法、温湿环境预测模型、园艺作物生长发育模型及病害预测模型等,可根据作物生长发育规律对温室环境进行智能调控,同时对温室生产、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有指导作用。现代温室是设施农业的生产车间,温室环境信息的监测控制系统是实现其生产自动化、高效化最为关键的环节[2]。温室环境控制系统是现代化大型温室必备的,随着技术的发展,温室变得越来越复杂,温室环境管理的内容包括温度、光照、通风、湿度、二氧化碳浓度、遮荫、灌溉等环境因子的控制,温室环境控制系统的使用极大影响了温室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成本。目前,温室环境控制有4种形式,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温室环境控制要求。
1.1 自动调温器
自动调温器有2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开关式自动调温器,另一种是渐变式自动调温器。开关式自动调温器一般控制风扇、加热器等,只有“运行”和“停止运行”2种状态的设备,渐变式自动调温器一般用作电子控制器的传感器。自动调温器投资少,安装简单,使用方便,但控制能力有限,精确度不高,与其他设备兼容性差,扩展性差,能源利用效率低。自动调温器一般用于只需简单温度控制的温室。在温室环境里单个温室即可成为无线传感器网络一个测量控制区,采用不同的传感器节点和具有简单执行机构的节点构成无线网络来测量土壤湿度、土壤成分、pH值、降水量、温度、空气湿度和气压、光照强度、二氧化碳浓度等来获得作物生长的最佳条件,同时将生物信息获取方法应用于无线传感器节点,为温室精准调控提供科学依据[3]。
1.2 模拟控制系统
模拟控制系统利用渐变式自动调温器或电子传感器收集环境温度信息来驱动信号放大器和电子逻辑(决策)电路。模拟控制系统的成本高于自动调温器,但是控制作用较全面,控制效果更好,还可使加热和降温设备有效结合,并达到有序控制。模拟控制系统的成本低于计算机控制系统。可将较多的环境控制设备协调起来,全方位控制温室各环境因子。模拟控制系统的扩展性差,不适于有多个种植分区的温室,一般用于小规模单分区温室。
1.3 计算机控制系统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机械系统设计的理论、方法和手段也随之发生一些重大变革[4]。计算机微处理器取代了模拟控制系统的放大器和逻辑电路,计算机将来自各传感器(温度、湿度、光照传感器等)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以确定如何运行各种设备以控制环境条件。计算机控制系统可控制和协调最多达20个设备。大多数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综合控制能力优于模拟控制系统,它们操作相对简单。但该系统增容性差,只适用于简单的反馈控制,不适用于多区控制。该种控制系统适用于中等规模的温室生产。
1.4 计算机环境管理系统
计算机环境管理系统可协调控制各种环境控制设备,以达到环境综合管理的目的,并可控制温室的肥水管理系统。将作物生长规律、生长形态及不同时期农艺特点与环境控制系统紧密结合在一起,能完成温室内温、光、湿气、水、肥等环境因子综合调控及作物叶片温度、茎叶流量、茎秆直径等无线综合监控,实现温室生产精准控制和无人化管理,达到增产、增效及规模化生产的目的[5]。此种系统扩展性强,可根据需要逐步增加温室的控制设施,但造价较高,如加拿大的Argus温室环境控制系统就是此种系统。适用于有多个种植区(各区环境要求不相同)的大规模温室的环境控制,也适合有计划地逐步扩大温室生产规模的生产者或需要精确环境控制的专业化种植者采用。
2 无线传感器网络在温室环境控制中的应用
传统温室环境监测系统布局大多为有线通信方式,如现场总线、集散控制总线等,布线繁琐,不利于系统布局变动和维护[6]。传统的温室环境测控系统一般基于有线网络,有线网络因其实施复杂、维护量大和成本较高等劣势,不容易大规模推广应用。无线传感器网络可以更好地避免传统温室环境测控系统存在的弊端,具有智能健壮、方便灵活、成本较小等优点。
2.1 无线传感器网络简介
无线传感器网络(Wireless Sensor Network)简称WSN,是由监测区域内随机分布的大量的、种类繁多的微型传感器组成,它们通过无线通信方式迅速自行组网,对网络覆盖区域中被感知对象的动态信息进行采集、计算和处理。无线传感器网络是由部署在监测区域内大量的低功耗微型传感器节点通过无线通信方式形成的一个自组织的网络系统,能协作地感知、监测、采集网络覆盖区域中的各种微观环境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发送给观察者[7]。无线传感器网络已经被视为互联网之后的第二大广泛存在的网络,其作为信息获取的重要和常用的新技术,发展的脚步越来越快,也越来越深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农业中的温室环境测控领域。
2.2 温室测控系统的体系结构
温室WSN由监控中心、汇聚节点、传感节点和控制节点组成。传感节点根据需要布置在温室中某些区域,用于采集环境信息,包括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8]。我国农业生产中,温室环境普遍具有农作物种类众多、土壤酸性大、空气湿度大且环境因素参数不断变化等特点。温室环境测控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对大气和土壤温湿度、日照强度、二氧化碳浓度等环境因子实时分析和采集。因此,采用上述体系结构并结合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即时传输和汇总,可为用户提供直观明了的智能化、自动化的系统管理、环境信息和分析处理结论,从而对温室内的温湿度、光照强度、空气浓度等作出及时有效的改变。温室无线传感器网络测控系统是一种先进的农业现代化装置,其中传感器节点获取的环境因子信息,通过无线网络传送到监控中心,由监控中心进行相关处理后实现环境参数的最佳调控[9]。
2.3 无线传感器网络应用于温室环境测控
温室环境测控系统可对温室内外环境进行自动检测、显示;可按不同作物的要求进行多因子综合调节与控制;同时还能对温室内各环境因子的数据长期存储,满足科研和生产的需要,为智能农业专家系统的开发积累丰富的资料数据[10]。将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应用在温室环境测控系统,极大地提高了系统的实时性、可靠性,且系统开发成本较低廉,性价比高,维护简单,节点的扩展也非常容易,提高了温室环境下农作物种植环境信息采集、监测和控制的自动化程度。在该系统中,分布在温室环境内的大量传感器节点通过无线通讯网络与汇聚节点进行信息交换[11]。
3 结语
利用无线传感器网络实现数据传输是解决温室环境测控系统通信问题的有效方法[12]。将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的温室环境信息采集与监测控制系统用于温室环境数据的接收、实时显示和存储,并通过无线方式实现与远程管理中心的通信,成功地解决了传统温室下的各种问题,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必将在温室以及更大更广阔的农业领域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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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顿文涛,毕庆生,惠向晖,等.无线传感器网络在数字农业中的应用[J].科技视界,2012(29):123-124.
[4] 马斌强,顿文涛,郭延廷,等.虚拟样机技术及其在农业机械系统中的应用[J].科技信息,2011(1):105-106.
[5] 杨玮,吕科,张栋,等.基于ZigBee技术的温室无线智能控制终端开发[J].农业工程学报,2010,26(3):198-202.
[6] 李莉,李海霞,刘卉.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温室环境监测系统[J].农业机械学报,2009,40(z1):228-231.
[7] 蔡镔,袁超,顿文涛,等.无线传感器网络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研究[J].江西农业学报,2010,22(9):149-151.
[8] 张荣标,白斌,李克伟,等.基于时空双序列分析的温室WSN故障诊断[J].农业机械学报,2009,40(2):155-158.
[9] 张荣标,李克伟,白斌,等.网络传输丢包率对温室WSN测控系统的影响[J].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30(4):383-386.
在目前和以后可预料的时期里,我国小规模农户经营模式变化不大,然而农业经济的外部环境却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例如上述的市场供需变化、加入WTO、知识经济等,这些情况表明我国农业经济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我国农业经济的应用和政策研究具有巨大的潜力。随着农业的发展,对于农业经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也发生了改变。
(二)农业经济管理研究的发展趋势
1.随着传统农业部门的逐渐缩小和农业涉及问题的逐渐增多,我国农业已经进入了促进性发展的新阶段。对于农业经济的管理开始渗透到农产品产前和产后等各个环节。尤其是诸如农产品流通、农产品深加工、食品质量与安全等产后环节,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2.现在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也是注重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时代。由于农业本身就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相结合的产物,与环境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在环境保护和维护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农业有着其他行业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论向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中的渗入,传统农业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农业经济管理的思维方式也将会发生彻底的改变。
3.现如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逐渐明显,农业也不例外。由于农产品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各国对于农产品的国际化自由贸易都持谨慎的态度。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大国,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都很缺乏,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
4.传统农业经济管理的理论基础是土地报酬递减规律。而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知识资本不仅不会在使用中减少,而且会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知识资本遵循的是递增规律,这无疑会对传统农业经济管理提出挑战。因此,随着经济时代的到来,新的概念和方法将会被更多地引用到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当中,并会对传统农业经济管理中的递减规律造成严重的冲击。
二、农业经济管理与政策建设的发展建议
(一)突出农业经济管理与政策特色
当今的农业经济正面临着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双重挑战,农业经济管理方面存在诸多难题,三农的问题互相交错并且非常复杂,除此之外,还需要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来研究农村工业化、农业集约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只有通过认真的科学研究和创新,才能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经济管理基本理论,才能够正确地处理农业生产专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才能够正确地建立合作经营、股份制经营、股份合作制经营、农户经营的多元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制度和经营模式,才能得到更有效的发展。
(二)加强农业经济管理与政策团队的建设并提高其科研水平
深化教学改革要有鲜明的学科特色,归根结底就是要提高整个学科的队伍水平,拥有一支强大而有质的学术团队和人才队伍。因为建设和发展农业经济管理是需要学术团队的支撑。目前这样一个知识结构的学术团队首先有一个知识相互借鉴、中西融合、前后贯通的问题,应该有意识、有步骤、分层次地对这个学术团队进行培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理论体系,从而更好地促进中国农业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向上发展。
一、对中国农业经济学有重要影响的三种农业经济理论
目前对中国农业经济学影响较大的理论大致有三种:一是由前苏联农业经济学教科书演变而来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也被称为“传统农业经济学”;第二种是以美国的农场管理理论和西方农业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农业经济理论;第三种是二战以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的农业理论。
所谓的“传统农业经济学”是在中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中国农业经济现象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形成的。从形成的渊源上看,它有两个理论来源。一个是来自前苏联的农业经济学,这是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融进了前苏联农业政策解释。到20世纪50年代己经演变成了一个教条体系。第二个渊源则来自中国经济建设政策的诠释,是在中国农业政策寻求理论解释过程中对引进的理论的改造结果。“传统农业经济学”就是这个体系较常用的称谓。
也正因为这个体系有上述两个主要的理论渊源,所以,这个体系理论形式上一方面注重理论的逻辑演绎,注重从“经典”出发进行理论的推演,表现出极强的思维理性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偏重于对现行政策的解释,这种解释往往又与己有的理论严重脱节,显得十分牵强而缺乏理性。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几乎贯穿了传统农业经济学体系的全部,成为它的一个主要特征。
另一个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农业经济理论是西方的农业经济理论。作为现代农业经济理论,它是近二十年才引入中国并发展起来,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该种理论基本上是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具有强烈的经济理性。就其理论本身而言,它由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以美国的农场管理理论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微观理论。这种研究是以既定的宏观农业政策为前提,立足于农业微观行为的研究和分析,致力于农业企业(农场)的微观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西方农业经济学的这种微观研究己经有越来越多的微观管理理论渗透其中,出现了与管理学理论合流的倾向。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农业政策的研究者更多的是理论经济学者,也就是说,农业的宏观经济理论在西方己经融于一般的经济理论之中,任何农业经济政策的研究都是以更大的经济系统的运行状况为背景,而农业经济理论只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内容或方面。所以,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没有相对独立的农业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第三个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有重大影响的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开发与发展为目标,用西方的经济理论和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増长与发展,并在这个研究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学领域。严格地说,发展经济学是一个“理论群%它是由众多学说集合而成的。在发展理论中,农业经济理论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为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是不发达的农业国,农业在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份额。研究这些国家的经济増长与发展,不可能不以农业的増长与发展为其开端和立足点。发展经济学是西方经济理论系统中的一个内容,它的理论源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又直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发展经济学的进展己经越来越多地引起发展中国家农业理论研究者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与其他相关学科融汇在一起。西方学者在研究发展问题时更倾向于使用“发展理论’,他们主张将经济开发与社会进步的研究融于一体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视角研究经济开发,成为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其他相邻学科一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对发展问题的积极介入,引致发展理论在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上的创新,使发展理论的研究进入了微观领域所提出的宏观政策主张更注意其微观基础和可操作性。
二、三种农业经济理论的评价
对经济理论的评价如果离开了特定的背景、目标和准则,评价将不可能科学地进行。对三种农业经济理论评价的目的在于探索中国农业经济理论发展趋向和路径,这个探索应该植根于中国现实的经济运行和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因此,对这三种农业经济理论评价也是立足于中国经济的现实和中国的文化价值观。这个评价应该在三个层面上的进行:理论的目标、研究方法和经济学的价值观。
“传统农业经济学”是建立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之上的,受到政治经济学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强烈影响。因此,它作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将注意力集中在建立新的农业经济体系,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这个探索因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而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50年代初,中国从前苏联引进经济学理论以及原封不动地复制过来,并在以后的本土化过程中不断地被强化和走向极端。相反,苏俄时期那些有价值的农业经济理论,如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理论(或被称为小农经济理论)却从未为中国的农业经济理论研究者们所关注。因此,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探索从开始就进入了一个人为的误区,这个探索除了人为的设置了许多禁区外,在研究方法论上也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即从“经典著作”中找到既定的“最优解”,然后设法寻求达到这个最优解的路径,而从根本上忽视了这个‘最优解”的基本前提。在这种方法论引导下的理论探索,只能越来越远地脱离中国农业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不可能对中国农业经济运行作出准确的描述、分析和判断,最终必然远离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目标。
中国农业经济之所以在50年代能迅速地接受前苏联的农业经济理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固有的平均主义特质是一个重要原因。前苏联的农业经济理论中突出的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和中国传统的平均主义价值观有较高的一致性。前苏联的经济理论在中国没有遭到任何排斥和抵抗,价值观的暗合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潜在功能。
“传统农业经济学”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到今天己经具有了更多的政策解释倾向,这种越来越强的政策解释和政策解释取向,使中国农业经济理论陷入停滞和封闭,日益脱离作为其母体的理论经济学的发展。
西方农业理论(在中国被称为西方农业经济学)是以西方理论经济学为基础的,它甚至没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逐渐完善起来的。也就是说,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是在解决其工业化的问题中完善起来的。因此,西方的经济理论从其开端即具有较广阔的视野,它随着国民经济的一体化逐渐将其理论延伸的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在西方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由于较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一体化过程,很少有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条块分割的经济现实,所以,不可能有相对独立的“部门经济学”如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但却不乏将一般的、抽象的经济理论运用于部门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西方的农业理论就是以一般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研究框架,它就是理论经济学的一部分。
在西方的农业理论被引进中国时,人们往往愿意农业经济理论的时候,斯大林模式的农业经济理论被将西方的农业理论“拿来”直接解释中国的农业经济现实,企图在这种解释中完成对传统农业经济学的改造。这种努力多归于失败。在传统的思维模式引导下,将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一个部分的农业理论割裂出来作为“西方农业经济学”学习和应用是不可能收到预期效果的。
效率优先是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不可能不影响西方的农业经济理论和农业微观管理理论。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经济学领域曾发生过的关于“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其实质就是传统经济学面临西方经济学大举“入侵”时的一种必然的、本能的反应,即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在研究的技术路线上,西方的农业理论更倾向于用实证的方法,以效率为目标去选择技术途径,而不是企图用制度去创造技术。
发展经济学沿袭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基本方法。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同样表现出强烈的经济学理性,这种经济理性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基础。所以,在早期的发展经济理论中蕴涵着根本的、甚至是致命的矛盾,即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在发展理论切入了发展中国家较深层次问题时就凸现出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理论引导下,虽然获得了短暂的经济増长,却付出了沉重的社会发展代价,最终延迟了经济増长。
早期发展经济学是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结构的研究,而没有进入微观领域。这种研究其实是以发展中国家具有与发达国家相同或相似的微观结构为隐含前提的,这个前提下的宏观研究提出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也许能畅行一时,但在进入更深层的经济领域涉及到社会、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等领域时,这个经济理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发展经济学一旦进入了发展中国家微观经济结构,立即强烈地意识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研究,仅仅有经济学的理性是不够的。经济学的理性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结构规律,但在结构的深处,却可能遇到诸如价值观这样的非理性因素的强烈抵抗,这是经济学的理性无法逾越的,也不能要求经济学的理性具有解释和消融这种非理性因素的扰动的能力。所以,现展理论的外延远远超过了“发展经济学”所能覆盖的范围。影响经济増长与发展的诸多非理性因素进入了这个理论的视野,强调基本价值观的融合在经济増长与发展中的意义;注意非经济行为对微济増长和发展的拉动或阻碍等等,这些都引起发展经济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发展理论的这种变化,己经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的农业经济学者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农村微观社会的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増长和发展关系,“农业经济学”己经悄悄地演变成为“农村经济学”。
与此同时,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也有了许多变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如边际分析在发展经济学中的统治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但是,现展理论除了一如既往地使用经济学的经典方法外,越来越多邻近学科的方法论被吸收成为发展理论方法论体系的内容。其中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对社会结构研究的方法大量地被经济学研究者吸收,用以在微观和宏观的层面上研讨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互动关系。这样,发展经济学在进入微观领域后就突破了经济学的传统边界,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相融合。这种方法论上的突破己经影响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学者,从而对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带动中国农业经济学全面突破旧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
三、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未来的展望
传统的农业经济在过去20中己经逐步地开始了对自身的理论改造。这个改造过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将农业经济作为国民经济整体的一个产业部门,农业经济学逐渐成为产业经济学的一个部分,农业经济学也因此渐渐融入理论经济学之中;②将农业经济现象与农村社会结构结合在一起研究,农业经济学的研究逐渐由过去的“部门经济学”演变成为区域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渐渐地演变为农村经济学;③由政策解释功能转变为政策研究功能。
1.1 农业教育与科技信息化
农业经济想要长期可持续性发展,就需要更加专业性的农业经济建设人才参与到农业经济中,对于农业经济专业人才的培养在农业经济建设中十分重要,农业经济建设的核心内容就是对于农业经济专业性人才的培养,进而保证农业经济管理现代化、信息化。拓宽教育途径,对于现阶段的农民农业种植技巧及自身文化水平高针对性教育,为农业经济建设提供高水准的人才,积极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1.2 农业生产要素信息化
农业经济建设水平与农业生产要素之间紧密关联,农业生产要素主要指空气、水、土壤等要素。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也需要对于农业生产要素进行信息化管理,同时让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农业经济建设中应用,完善已有的农业经济建设方案,创新农业生产建设模式,进而推动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
2.信息化对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要作用
2.1 实现产业化经营
农业经济管理中最常见及困难的问题就是对于农产品的销售,农产品服务体系的缺陷已经严重影响农业经济建设,还造成了农产品资源的浪费,农民已经经济效益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农业经济如果实现产业化经营,就能够让你、农民与企业直接合作,不仅仅能够增加农产品销售价位,还能够增加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农业服务体系的完善也拓宽了农产品销售途径,保障农产品能够时节性销售数量。
2.2 农业类型有传统性转变成知识型
农业传统种植方式中所需要的信息化水平有限,属于资源型建设,传统农业种植经济管理方式已经与现代化的社会经济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知识型农业方式在实际经济管理中能够通过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知识理论,农业生产更加系统化,完善传统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目前,传统农业方式还是我国农业主要类型,农业信息化管理对于农业转型具有推动性作用。
2.3 积极培养农业信息化人才
农业生产建设中的关键资源就是农民,我国农民自身文化水平有限,农业生产建设主要是通过长时间的生产经验所总结出来,无法将先进的农业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生产形式也较为落后。积极培养农业信息化人才,加大农业教育强度,有关部门通过多种教育途径对于农业农业生产方式进行指导,让农民对于信息化重要性深度认识,加速农业经济管理中的信息化进程。
3.信息化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3.1 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
山西省太原市农业经济信息中心在农业经济建设中将信息化建设作为主要内容,与农业有关部门对于农业经济建设科学合理性规划,提高农业经济管理效率。政府部门应该对于经济信息中心的农业信息化经济管理工作提供充足的资金作为保障,同时对于经济信息中心农业信息化经济管理资金有效监管。山西省太原市也应该积极鼓励农业专业性人才参与到地区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中,对于现有的农业经济管理资源科学化设计,推动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进程。
3.2 建立农业信息化的管理示范基地
山西省太原市农业信息中心可以与有关部门共同为太原市的农村地区建立农业信息化管理示范基地,增加太原市农民对于信息化认识。农民可以通过农业信息化管理示范基地对于信息化信息直观性感受。政府部门对于具有代表性的农业信息化管理示范基地可以进行资金上的保证,积极带领农民们对于农业信息化推广,增加地区周围企业参与农业信息化建设中的优惠政策。农业信息化示范基地在实际应用中需要以计算机作为载体,农民们可以通过计算机对于信息化中不理解的内容进行查询,了解不同地区农业信息化建设进程。
3.3 信息网络与传统的媒体相互结合
农业经济管理中应用信息化虽然自身在信息传播方面具有十分显著优势,但是对于农业生产信息的采集与处理方面也具有一定优势,农村地区的主要信息传播形式还是传统媒体的信息传递。传统媒体在传播信息能够更加直观性展示,在农村地区也具有广泛性覆盖,农民对于传统媒体中的信息也较为容易接受,因此传统媒体在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中也具有重要作用。传统媒体与信息网络相结合,能够能好推动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m。
技术进步与农业经济増长方式的转变“传统农业应该被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1]形成这种均衡的主要条件是:(i)技术状况长期保持不变,传统农民世世代代使用的祖先传下来的生产要素,并不因为长期的经验积累而有多大改变;(2)如果把生产要素作为收入的来源,那么,获得与持有这种生产要素的动机也是长期不变的,
即人们缺乏增加使用传统生产要素的激励;(3)由于以上两种状况的长期不变,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也处于长期均衡状态。
传统农业收入流的来源是传统的生产要素。当追加的收入流来源被局限于传统要素时,相对于表现为实际收入的边际产量而言,这些要素的价格是高昂的。收入流来源价格高,亦即向传统要素投资的收益率低。这对传统农民把收入中的更大部分储蓄起来投资于这种要素缺乏足够的刺激,储蓄和投资不能增加,传统农业长期停滞的状态也就不可能打破。
如果仅限于对传统要素做出更好的资源配置以及对传统要素进行更多的投资,实际上无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充其量也只能有很小的增长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来源的关键,在于给予农业投资以平等的获利机会。舒尔茨(TheodoreSchultz)指出:“我确信经济增长理论的中心概念。
应当是投资的收益率。如果农业中得到的收益率等于或高于其他经济机会的收益率,那么就意味着,就每个单位的投资而言,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其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等或更大一些。”[2]换言之,把农业改造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投资问题,即必须使农业投资变得有利可图。
在什么情况下对农业的投资才是有利的呢?由于传统要素是高昂的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农业投资不能投向已耗尽其有利性的传统要素。“处于传统农业中的农民一定要以某种方式获得、采取并学会有效地使用一套有利的新要素”B1。这些新要素可以使农业收入流价格下降,使农业投资变得有利。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这种廉价的新生产要素新在哪里?新生产要素的新特之处,实际上就是许多经济学家反复强调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技术变化。“一种技术总是体现在某些特定的生产要素之中,因此,为了引进一种新技术,就必须采用一套与过去使用的生产要素有所不同的生产要素。[4]”第二,新要素为什么可以成为廉价的经济增长源泉?这是因为,新要素比传统要素有着高得多的产出效率。从世界农业发展的实践来看,“最近几十年在许多国家里农业生产的增加显然是巨大的。这些增加表明农民对新经济机会的反应。一般说来,这些机会既不是来自可以定居的新开发的农用土地,也不是来自农产品相对价格的上升。这些机会主要来自更高产的农业要素。[5]”这样,单位产出中投资成本的比重就下降了,从而使对新的现代要素的投资比对传统要素的投资更为合算。一旦辨明了隐蔽在技术变化中的新的生产要素,经济增长源泉的问题也就基本清楚了。
改造传统农业的目的,就是要把停滞、贫穷、落后的农业部门,转变为可以对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的高生产率的现代产业部门。要实现由长期停滞到快速增长的转化,唯有用高生产率的现代农业要素去替代已耗尽有利性的传统要素。因此,引入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农业技术进步,是改造传统农业和实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之举和根本出路。
2产业结构升级与农业经济増长方式的转变
理论研究和经验事实显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工业和服务业的资源占用比重呈不断升高的趋势,而农业资源份额则显著地下降了。产业结构的这一转变,恰恰为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了有利环境。
过多的劳动投入和过少的资本、技术投入的均衡是传统农业资源配置的基本特点,也是传统农业低效率的根源。传统农业要实现发展,就必须打破资源配置的这种低效率均衡,这依赖于资源的两方面流动:过剩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和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入农业部门,从而在农业部门形成高效率资源对低效率资源的替代。产业结构的转变,为农业部门这两类资源的流动提供了条件。钱纳里(H.Chenery)和赛尔昆(M.Syrquin)关于经济结构转变的多国模型证明,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升级(由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来表示),农业单位产出所使用的资本量在不断提高,而所需劳动量却明显地减少了。这说明,在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农业部门的资源配置格局由传统型在向现代型过渡。
在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中,农业生产率特别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在农业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大量存在,早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不断加快。“一旦人口迁徙和资本积累使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减少,其相对工资便会增长,农业的赶超过程也就会发生。因而,和其他部门相比,这一部门的资本密集度提高得更快一些,这是和要素生产率的连续增长相关联的。结果,农业开始缩小生产率的差距。[6]”进入发达阶段,“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在农业,多数发达国家的农业,已由劳动生产率低速增长的部门转变为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最高的部门。”
在产业结构实现成功转变的过程中,农业产出也在不断增长。产业结构转变导致农业比重下降,并不意味着农业产出绝对量的减少。这是因为,(1)农业份额的下降是与工业、服务业相比较相对比重的下降,它是由农业的增长率慢于工业和服务业增长率造成的;(2)农业份额的下降,从资源供给的角度看,主要是劳动力份额的下降。这种份额下降在结构转变的大部分时期,也是相对下降,只有在结构转变的后期,才会出现绝对量的减少。与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这种相对量甚至绝对量减少相对应,是农业部门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的增加,还有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在钱纳里等人的经济发展理论中,伴随产业结构转变的农业发展过程,就是农业比重逐步下降和农业资源现代技术含量及产出效率不断提高的同步变化过程。或者说,农业发展的基本标志:一是宏观经济结构中农业份额的下降;二是伴随农业份额下降过程的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
3组织制度创新与农业经济増长方式的转变
在传统农业中,绝大部分经济活动是在微观经济组织内(家庭或农户)进行的,只有少量的经济活动是由超家庭的中间组织和更高层次的地域性组织或国家进行的。就各层次组织所进行的经济活动量占社会全部经济活动的比例而言,是以家庭经济活动为基础,各种中间组织的经济活动居次要地位,地域性或国家宏观组织的经济活动更少的金字塔结构。
现代农业组织结构区别于传统农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间组织(主要是服务于市场交易的社会化组织)的充分发展及其经济活动比重的大幅提升。在现代农业中,不仅产前、产后的各种工序被分离出去,就是产中的部分重要工序也先后独立出来,形成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原来由一个农场完成的各种工作,现在则由专业服务组织分别承担。许多社会学者特别重视中间组织的地位,认为中间组织的发育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区分不同发展阶段的一个基本标志。与传统农业金字塔式的经济组织结构相比,现代农业组织结构是以中间组织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占据主导地位的菱形结构。从经济组织结构演进的角度看,农业现代化(包括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为上述金字塔型结构向菱形结构的转变过程。
决定农业经济组织结构变迁的因素有多种,最深层次的原因,是农业商业化进程中交易关系的改变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分工与交换是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随着市场交换范围的扩展,农业中的专业化分工日益发达。农业专业化的发展过程,同时就是农业组织形式创新和农业组织结构变迁的过程。只有为大规模市场交易而进行的生产,才能由专业化经济组织承担。现代农业中间组织的发展,实际上就是现代农业分工体系的扩展。
农业组织制度的创新,同时表现为农业组织的企业化。其主要表现是:第一,生产决策类型由生产导向的自主决策转向市场导向的自主决策。或者说,生产目标由产量最大化转向利润最大化。第二,产出中自给性消费部分日渐势微,市场销售量成为总产出的主要构成。第三,对于现代企业来说,要素已不一定或不可能完全自有,而主要通过交易契约获得。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这种交易契约仅限于土地要素时,农业生产单位还不能完全具备企业的性质;只有当这种交易契约同时遍及到非土地要素时,农业生产单位才被企业化。第四,农业部门的资本投入能够获得与非农产业部门大体相等的利润率。从本质上说,农业组织企业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者经济人本性的组织体现。
一、引言
科技的发展推动这各个行业在工作内容、管理方式及发展方向的改变,农业经济管理也是如此。目前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可以说已经省委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关键。农业健康稳定及可持续发展必须要适应时代的节奏,借助于现代化信息技术来有效的突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进程。信息化在农业生产、经营及管理等各个环节的应用将有效的推进农业经济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和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农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气候、空气、土壤、水分及生物等因素都是保证农业生产有效的资源保障。根据这些农业信息资源,借助于信息技术来收集、分析并处理和共享这些信息,为农业生产提供有效的信息资源服务,才能使得农业生产走向更加健康的发展之路。
二、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概述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不仅仅包含基本的农业资源信息,还包括农业教育和科技的信息化。现代农业已经不是传统的人工农业作业方式,而是在农业科学知识、技术及农业人才的支持下的现代化农业生产,因此构建农业教育和科技信息化网络能有效的推动农业技术的传播和应用,不仅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而且有效的提高了农民的农业水平。另外,农业市场的信息化可以及时有效的为农民提供农产品市场的信息,帮助他们了解生产资料、农产品需求等信息。生产资料信息使得农民选择生产资料的空间加大,能够买到质优价廉的农业生产资料。同时还了解到了农产品的市场发展走向,增加也农业生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农业管理信息化,现代农业实现了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化和规模化生产经营模式,在此模式下需要信息技术作为有力技术支撑,推动农业管理实现标准化、便捷化,从而提升农业经济管理水平。
三、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传统农业的转型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
是改变传统农业理念及作业方式的契机,将传统的农业模式转变为知识型的农业模式。传统农业的资源和信息化农业资源差异较大,信息化技术下的知识型农业能有效利用生物工程进行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及生产结果的改革,有效的提高了我国农业生产的效率和效益。目前我国农业依然是资源型的农业模式,因此信息化技术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可以有效改变传统农业方式,使得我国农业走向知识型农业。
(二)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可以有效的推优┮挡业化的发展。在信息化技术的帮助下,将农业产业推向世界竞争的环境中,借鉴其他国家农业生产的先进经验,积极改革和提高我国农业发展的理念及思路,使得我国农产品逐步走向国际之路,推动农业产业化的进程。通过各类网上贸易,建立农业产品及服务贸易,为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打开销路,实现产供销一体的信息化。
(三)提高农产品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农产品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传统的农业方式使得农民增收不增产,归根结底是信息的滞后和匮乏,使得很多农产品信息无法传递出去,造成了农业生产的巨大浪费。在信息时代,借助于市场经济的背景,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就是为了实现农产品的推广,为农民增加收入,调动他们的农业生产积极性。通过信息技术使得农民了解市场,提前规划生产经营计划,从根本上实现增产增收的目的。
(四)有利于培养农业科技人才
互联网背景下的农业经济发展就是将互联网与农业经济发展相结合,利用互联网本身优势,拉动农业经济发展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互联网的广泛性和创新性,能够变传统农业模式,让农业生产链智能化,改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除此之外,电子商务平台的兴起,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农产品销售。通过互联网电商销售模式,让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的信息能够及时反馈沟通,利用线上售货,线下发货的模式,将生产者与销售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让生产和销售能够从某个方面达成平衡,不会造成生产过剩或者缺货的情况,从而拉动农业经济发展。
2. 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 农业生产模式过于单一
时隔至今,我国很多地区仍在使用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由于信息落后,技术跟不上时代,造成大量劳动力的浪费,产出率不尽如人意。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口急剧增长,我们对农业产出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虽然近年来机械农具慢慢引入农业生产,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农业生产模式依旧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2.2 农产品不够标准化
由于农产品种类复杂多样,人们对农产品具体标准不明确,造成下单困难。例如,买三斤牛肉,但是,牛肉的部位、肥瘦比例都没有明确标准,容易造成买卖双方认知差异。另外,由于许多进口农产品流入市场,造成农产品质量规格价钱不统一,许多消费者在选择同款产品时,更偏向于进口产品。这些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2.3 农村缺乏互联网人才,互联网基础较差
由于农村文化水平限制,目前农村互联网基础普遍较差,互联网人才极度缺乏。加上设施不完善,没有专业化电商平台,导致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和互联网的结合受到极大程度阻碍。
2.4 没有完善的冷链,物流配送成本高
因农产品大多需要时鲜,配送时间不能太长,导致冷链物流成为农产品销售者的首选,物流配送成本随之增加。而目前我国尚未完善冷链物流渠道,导致很多农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上时,已经腐烂变质,这些因素对发展农业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
2.5 消费者与销售者之间存在信任问题
由于现在电商平台数量增多,彼此之间的评价机制良莠不齐,同种农产品众多商家同时销售,造成消费者对货品品质好坏很难鉴别。加上这段时间频频有假货事件曝光,消费者与销售者之间的信任危机悄然而生,从而阻碍了农产品的销售和发展。
3. 互联网结合农业经济发展的具体战略措施
3.1 运用互联网改善农业生产模式
互联网拥有广泛性和创新性,具有极大信息量,能够极大程度地帮助农户及时掌握最新消息,了解最新策略,学习最新农业知识,从而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互联网与农业的有机结合,能够将农业生产模式智能化,有效化,让农业生产更加适应时展,同r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3.2 将农产品电商标准化
为了让消费者对自己所购买农产品的数量、部位、质量等因素一目了然,将农产品标准化势在必行。如何才能让农产品更加标准化是销售者首先应该思考的问题。
3.3 加大支持建设农村电子商务平台
政府应结合当地农业发展实际情况,通过各种优惠政策来支持农村电商平台的发展,建设符合当地实情的电商平台。对投资电商平台建设投资者加以鼓励和嘉奖,为农村电商平台建设吸纳更多社会资金,从而促进当地农业经济发展。
3.4 推行智慧农业产业链模式
农业产业链作为农产品销售发展的核心要素,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构建智慧农业产业链更有利于经营者之间分享市场信息,从而让生产和销售相互结合,避免出现生产与销售脱节的现象,对生产者和经营者而言,都能够将利益最大化,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