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经济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传统农业经济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打造电商孵化平台、建设农村商贸流通电商体系、服务农产品上行……一场对互联网经济的积极迎合，为延边农业找到了新的发展途径――延边的农特产品正越来越多地从看不见的渠道被送到看得见的地方，农村电子商务成为延边州传统农业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能。

近年来，延边州商务局将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作为助推农村商贸流通的重要切入点，立足延边州农特产品资源丰富的优势，抓住政策和市场两大机遇，坚持政府推动、市场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原则，全力推进“互联网+农村改革”，在延边大地勾勒出一张现代农业的缤纷版图。

延边州各县市、各相关部门积极行动，通过赴外地考察学习、举办电商培训班，对相关领导干部、电商工作者、返乡青年、农村青年以及有志电商就业创业人员进行电商技能培训。常态化、系统化培训，使延边州农民电商的普及率快速提升。“大德敦化”“长白山特产品物流网”“邮乐购”等一批涉农电商平台投入运营，延边开城医药“三国城”创建了国内唯一中韩人参及制品的网上交易平台，延吉市成为阿里巴巴全国农产品质量溯源“满天星”项目第一个落地县市。目前，全州已建成并投入运营5个县级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和960多个村级服务站，其中延吉市村级电商服务站实现全覆盖，敦化村级服务站达300多家。敦化、延吉、和龙、安图等4个县市先后获批“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汪清、敦化纳入“国家供销系统电子商务示范县”行列，延吉、敦化、汪清、珲春等4个县市纳入“省级农村电子商务试点县”行列，敦化市秋梨沟镇、延吉市依兰镇、安图县松江镇入选全省10“电商示范镇”，珲春市板石镇孟岭村等8个村入选全省“电商示范村”。通过示范创建，以点带面，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全州农村电子商务的大发展。

“随着全国首个农村淘宝中心仓落户延边，电子商务在推进延边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步伐将逐步加快。”据延边州商务局电商处处长关亚菲介绍，该中心仓通过建设“中心产地仓”，引入政府品控资源，从供给侧优化调整农特产品种植结构、加强标准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和有效供给，整合线上推广和销售资源，升级“农村淘宝上行功能”，扩大和提升延边“地标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附加值，必将对延边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来源：延边网）

篇2

如前所述，我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很高，土地生产率也是相当高的。据日本学者熊代幸雄对古代农业播种量与收获量比值的研究，西欧“在以小麦为主食的英格兰，这一比值在中世纪略少于4，到了近代则提高到11—6”。在六世纪前期的华北（《齐民要术》所反映的时代），粟的比率倍数为200—400倍，麦类则为200—44倍。“与欧洲相比高出10倍左右”。[68]宁可也指出：“如果从播种量看，欧洲中世纪农业的粗放程度就更惊人了。当时一般收获量最低是播种量的一倍半两倍.一般是三四倍，最好的年成也不过六倍。至于我国，从云梦秦简的材料看，收获量至少为播种量的十倍到十几倍，而据《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记载则已达到几十倍至上百倍。”[11b]直到近世，我国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仍居世界前列。如一些农业科学家曾利用《沈氏农书》和其它一些资料，估计明末清初嘉兴地区稻米产量最高为每公顷6700——8400公斤，而今天美国加州稻米产量仅为每公顷6500公斤。[70]

但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农业劳动生率，把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作为动态的考察，就会发现情况有所不同。较早进行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是宁可。他计算了西汉农业生产的三个数字：“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产粮两千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四百六十八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六百四十斤。这些数字反映了一个我们过去不大注意的情况，那就是：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占有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他又认为西欧中世纪虽然单产较低，但由于每户耕作土地较多，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和能为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和中国相差无几。[11a]

继宁可以后，近年研究历代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不乏其人，现仅举跨代研究的若干例子：

吴慧对汉代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估计大大高于宁可。在他的估算中，亩产在汉唐有明显的上升，宋代稍有下降，明清缓慢增长，近代则显著下降，劳动生产率唐代达到高峰后即呈下降趋势，清中期低于战国秦汉，近代进一步下降。[27a.b]

朝代 粮食亩产（市斤/市亩） 劳动生产率（市斤/劳动力）

—— —————————— 原粮 成品粮

战国 216 3188 2027

西汉末 264 3578 2151

唐 334 4524 2396

宋 309 4175 2179

明 346 4027 2255

清中叶 367 2262 1260

近代（1931） 269 2214

项目 ——土地生产率产量 ——劳动生产率

时间 （市斤/市亩） 指数 劳动力年产量（斤） 指数

汉 92.5 100 2039.5 100

唐 109.0 118 2071.0 99

宋 133.0 144 1894.0 93

清(近代前期) 226.0 244 1421.5 70

近代后期 230.0 247 1478.0 73

王家范.谢天佑在三十年代蒙文通亩产研究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补充，结论是：中国封建社会单产是几度上升，曲线前进的。明清南方常产是占国的5.5倍，是汉代的将近4倍。其中单产增加有四个关节点：一是汉武帝后，较战国增长43%，二是唐，较汉增长31%，三是两宋，较汉增长106%，四是明清，较汉增长284%，较宋则增长41%强。胡戟对汉唐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行了推算：汉代每劳动力产粮2000斤；唐代2400斤，是封建社会顶点；明清之际江浙一带4418斤，但这是地区性的；清乾隆以后人口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作者总结说：两千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缓慢的，缓慢到近于停滞。卢锋的估算与上述诸人均不相同。他认为从汉到清两千年间，土地生产率即亩产获得长足发展，清代亩产相当于汉代的2.44倍.亩产的提高表现出加速运动的趋势；宋代以前一千多年增加了44个百分点，宋以后至清不到一千年则提高了一倍。但劳动生产率水平却显示出迥然不同的变动趋势。清代劳动力年产粮指数反比汉代下降大约30%。他把土地劳动生产率这种动态趋势的比较差异称之为“农业生产效率剪刀差”。他进一步指出，两千年间我国粮食总量增长了3.7倍，而人均占有量指数却下降了32%。是一幅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典型画面。[14a.b]

国外学者也作过有关估算和统计，如帕金斯估算了六百年来中国粮食单产的发展趋势，他根据（按人计算的粮食产量×人口数）/粮食耕地面积=单产量的公式，设定按人计算的粮食产量基本不变，从而推算出下述结果：[71]

（1400年）：（570×72）/（370×0.8）=每市亩139斤

（1770年）：（570×72）/（950×0.8）=每市亩203斤

（1850年）：（570×410）/（1200×0.8）=每市亩243斤

（1933年）：（570×500）/（1470×0.8）=每市亩242斤

（1957年）：（570×650）/（1680×0.8）=每市亩276斤

（式中人年均产粮量设为570斤，种粮地占耕地80%，人口与耕地面积均以百万为单位）

帕金斯在这里计算的是土地生产率而不是劳动生产率。但根据他设定的人均粮食产量基本不变的前提，假如明初到二十世纪中期农业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也大致不变（事实上大概正是如此），则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六百年中也应基本不变。

从上述举例看，各家对历代亩产和劳动生产率估算结果相差颇大。我国古代缺乏系统的粮食亩产记载，只有零散材料可供推算，历代人口与垦田数字虽多，问题也不少。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度量衡千差万别。这是导致各家估算差异的客观原因。各家估算方法的不同，也是形成差异的原因之一。要取得被普遍接受的结论，仍需作进一步的努力。不过，根据目前研究状况和成果，对我国历史上农业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趋势作出一个初步的判断，仍是可能的。

就粮食单产而言，各家估算虽然出入颇大，但认为战国秦汉到清前期亩产逐步增加则是一致的；近代亩产是增是减，则有分歧。大量事实表明，尽管近代粮食总产仍有增长，粮食单产恐怕是下降的，虽则这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农业生产的暂时性逆转。章有义整理现存徽州地主帐册时发现，这一古老地区的农田亩产自乾隆中后期起即出现下降迹象，到了近代，这种下降趋势更为明显。他又根据三十年代中的抽样调查，指出近代东北垦区单产的普遍下降。“除少数近代农业生产力确有发展的地区以外，可能有相当多的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的趋势”。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小农贫乏经营的必然结果”。“这正是近代中国农业危机的实质所在。”“一般地断言近代中国农田产呈继续增长的势头，否认‘人口压力下土地过度耕作.地力枯竭’的现象是没有充分根据的。”[57]帕金斯关于近六百年来粮食单产量不断增加的结论，是把人均粮食产量当作一个常数，而根据人口数.耕地数推算出来的。为满足人体正常的生理需要，人均粮食消费量（主要是口粮数）是有一定标准的。在其它材料缺乏的情况下，根据大致恒定的口粮标准，可以从人口和垦田数倒推粮食总产量的增减趋势和在正常情况下粮食单产水平的大致下限。这是国内外学者相当广泛采用的方法。不过，这种方法有很大局限性。因为粮食消费的弹性较大，且受生产制约。粮食产量不足，就会压低消费，以至“糠菜半年粮”，粮食产量丰裕，就会增加消费，有更多粮食转化为肉类酒类等。正常条件下粮食的人均需求量并不等于实际人均消费量，也不等于实际的粮食人均产量。因此，在长时间内把人均粮食产量固定化倒推粮食单产，本身就包含了与实际情形产生较大偏离的危险。程洪就曾对帕氏的上述推算公式提出批评[61]。而且帕氏是选择了近代最好时期（1933年）与近代开始时期（1850年）和解放后（1957年）相比较。这样推算和比较的结果自然就掩盖了近代单产下降和解放后单产迅速恢复和提高的事实。

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包括近代）比前代有所下降是大多数研究者公认的。但我国封建时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并非自始至终都是下降的。西方一些经济史学家如波斯坦等，认为封建社会技术停滞，土地单产基本上没有提高，人口却不断增加，必然是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不断减少，所以封建社会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一种下降趋势。这种意见，就西欧中世纪而言也未必正确，更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从最简单的常识判断，宋以前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均有明显进步，亩产也有提高，宋代人口虽比汉唐增多，但农业开发范围也有相应的拓展，劳动生产率理应比前代上升而不是下降。唐宋以后情况比较复杂，分歧也较大。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观点似较流行，但也有不同看法。估计较高的如薛国中，认为16—18世纪中国农业又有新跃进，生产技术提高，产量增加，经营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大大超过同期西方农业革命的内容，可称为中国的农业革命。他估算万历年间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的余粮率分别为百分之45.7、63.3、61.6、75、52、73[62]。根据吴慧最近的计算，清前期（乾隆年间）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原粮3877.7市斤，合成品粮2358市斤，达到盛唐时的水平。嘉庆以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才开始下降[27b]。史志宏对清代粮食亩产.总产和劳动生产率的估算与吴慧不同，但他也认为清初劳动生产率比明代高，十八世纪中叶（乾隆中后期）以后劳动生产率才逐渐下降，至前夕，仅及明代的2/3[13]。看来，清乾隆以前，农业劳动生产率即使没有明显上升，起码也和唐宋大体持平，否则康乾盛世的出现，清代人口的激增都难以获得合理的解释。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由升而降的转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的增加导致每人平均占有耕地面积的显著减少。也就是说土地资源的相对短缺限制了正常生产能力的发挥然后是继之以地力下降.生态变化等因素的作用。目前一般用每年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粮食数量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指标，但在耕地不足条件下，各个农户会更多地开辟副业门路或外出当雇工，增加农业以外特别是粮食以外的收入，因此，宜把劳动力年粮和年产值两个指标相互参照，既考虑实际上达到的劳动生产率，又考虑可能达到的劳动生产率。这样，似乎能更全面地反映农业生产率的真正状况。不过，无论如何，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这是毋庸置疑的。

转贴于 四.“增长”论与发展论

对我国传统农业的不同评价，除了对农业生产率估算的差异以外，还存在理论和概念的分歧。

近年业西方发展经济学传入我国，影响颇大。根据舒尔兹的理论，传统农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技术状况是不变的，生产形成定局，进一小增加产量已不可能。下面将要谈到，这一概念未必符合我国传统农业的实际。帕金斯是服膺舒尔兹的，但他看到了从明代至二十世纪五十所代农业产量一直在增长的事实。他指出，中国人口在十四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增长了5—6倍，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又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中国农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虽有曲折，但总算跟得上人口增长的步伐，甚至能提供一点维持生活以外的“盈余”。这一增长的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是土地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至于技术上的变化，不论是由于设备改进.耕种的良好方法，或是由于新作物.新种子，都无关重要。作者称之为“技术停滞中的产量增长”。[71]这样。帕金斯就“协调”了舒尔兹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之间的矛盾。帕金斯的方法和结论，被中外研究者所广泛引用。

发展和增长这两个词原来是词义相通可以互用的。发展经济学赋以其不同含义。或认为经济增长指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发展则意味着结构和制度上的改革。如陈江参照帕金斯的研究成果，运用发展经济学的因素分析考察了清代经济发展轨迹，认为是典型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庞大的人口普遍的贫穷后和社会的停滞，便是这种“增长”的基本特征和必然结果。[35]或以劳动生产率的升降区分发展与不发展。如前引卢锋文根据土地生产率上升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趋势把整个中国传统农业视作典型的“有增长而无发展”。[14]从劳动生产率着眼，又导出“内卷化”或“过密型增长”理论。如黄宗智认为中国农业主要依赖农作物，而较少牧养牲畜，这一特点表现为极高的土地生产率和极低的劳动生产率，两者的结合正是正是农业内卷化的证明。内卷化是指在人口压力下，劳动投入增加而边际报酬递减情况下进行的农业生产。[72a]以后，黄宗智又提出“过密型增长”的概念。他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区分了农村经济变迁的三种状态：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劳动生产率不变；过密化（即内卷化），总产出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扩展，即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产业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增加，即劳动生产率上升。作者指出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的总产出和总产值的绝对量有相当幅度的增长，家庭年收入也有若干程度的增长，但这种增长是由于家庭劳动力的更充分利用，其代价是单位工作日的报酬递减，因而这是一种“过密型增长”，即“无发展的增长”。[72b]黄书中利用了李伯重的研究成果。李伯重认为明清江南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在水稻生产中增加以肥料为中心的资本投入，一是农业经营重心向集约程度更高的蚕桑业转移[30]。李伯重意在论证明清农业的发展，而黄宗智认为它正好证明了明清农业没有发展的增长。因为蚕桑业单位工作日的报酬低于水稻生产，肥料投入虽然增加，但边际报酬递减，明清水稻产量并没有增加。这是由于理论与概念不同，以致对同一事实作出相反判断的一例。黄宗智认为，这种“过密型增长”一直延续到八十处代实行改革以前。[72b]

对无发展论提出批评并揭出彻底发展论旗帜的是吴承明。八十年代初，吴承明指出：二次大战以前，西方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流行一种“停滞论”，认为中国社会处于长期停滞状态，不能自己振兴经济。（按，中国传统农业被认为是这种停滞的典型）这种理论，有的出于资产阶段偏见，有的是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误解。二次大战以后，停滞论受到批判，又有传统平衡论的出现。“用平衡解释停滞不变状态，近年来甚为流行。他们大体是指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平衡。这里所谓传统平衡，是指传统生产技术的平衡状态，并未确定量的关系。这个理论虽然比较生动，而实际上是停滞论的翻版，意在说中国的旧社会是停滞不变的，有待西方势力来打破平衡，然后引起变化。”并对伊懋可“高度平衡的陷阱”理论作了具体评论。[26]。八十年代未，吴承明又提出反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沉沦观”以及“不发展的发展”（Deevlopnent of underdevelopnent）之类的理论。指出“中华民族的经济史是一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其间有严重曲折，以至人口损失三分之一，但即在这种时代，也不是神州陆沉，而有它发展和进步和一面。这正是帝国主义不能的原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百年间，是中国历史的又一次曲折，但新的力量和运动也从这里开始。”[25a]他对近代农业生产力作了具体考察，认为“是有一定发展的，生产方法也有所变化。发展甚慢，但基本上能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变化极微，但也不完全是老样子了。”在对近代粮食总产量增长，单产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估计上，吴承明和大多数研究者是大体一致的，但他不同意包含着贬义的农业内卷化的提法。他认为，在人口压力下，劳动力边际产量递减的生产是存在的，但它不但对小农的生存有效用，而且从宏观看，可使土地得到充分利用，人民获得足够的食用。很长时期内，在边际产量递减的同时，总产量仍会不断上升，整个近代尚未达到峰巅，在这个意义上讲，近代农业仍然是个进步。边际产量递减论以假定土地.资本.技术等因素不变为前提，事实上这些因素不是不变的，因而不一定完全是边际收入递减的生产。我国传统农业固然以人力为主，但并非纯粹劳动密集生产，也重视肥料.种子.饲料等资本的投入。小农经济精打细算，以为人口压力会迫使农民将剩余劳动力无限投入土地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25b]

这种对近代经济史沉论观的批评获得了响应。如王建中认为近代农业确有一定发展，停滞.衰退的主张值得商榷。[21]据报道，衣保中在对东北近代农业的研究中提出了“农业近代化”的论题。他不同意把中国近代农业看成漆黑一团.毫无进退。明确指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以农业技术实验化，生产工具机械化，农业生产商品化.农业经营资本主义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近代化在中国已经发生和逐步发展，这是中国近代农业发展史的主导方面，不应一笔抹煞。”（《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90）

篇3

我国农村牧区对发展农牧业循环经济进行了一些探索，如在农户实施的“四位一体”生态家园工程，在农户庭院有厕所、猪圈，温室内建沼气池，种植业促进养殖业，养殖业带动沼气建设，沼气供给农牧民生活用能，沼渣（液）供给绿色植物营养所需，成为农牧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一种模式。

为了大力发展农牧业循环经济，推动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农牧业发展，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切实转变传统农牧业的发展理念，在农牧业生产中应强调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大效益”的统一，走优质、高产、高效、可持续的道路

二、加强领导，通力合作，把发展农牧业循环经济摆上重要日程，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制订扶持政策，加大投入力度，创造发展农牧业循环经济的良好环境，借智生财、借财生财，促进农牧业循环经济的大发展，让农牧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成为解决“三农三牧”问题的重要途径

三、发展农牧业循环经济的主要形式

（一）减量化生产形式

主要是通过提高利用率，减少使用化肥、农药、农膜以及农用能源和其它化工类农用资料，或使用新型生产资料和技术来代替常规生产资料和技术。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和其它农用资料，可以减少进入水体、土壤和大气的污染物。

（二）再利用运作形式

主要是指将废弃物能源化、肥料化和饲料化。比如，在生态农牧业综合开发中，种植业与畜牧业相结合，加上以沼气发酵为主的能源生态工程、粪便生物氧化塘多级利用工程，可将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和家畜排泄物能源化、肥料化，向农牧户提供清洁的生活能源和生产能源，向农田提供清洁高效的有机肥料。有机废弃物饲料化利用生态工程也是再利用运作模式的又一重点内容。

（三）再循环链接形式

一类是农畜产品在储存或运输过程中质量发生变化，不能按原有用途消费，可经过分类处理改变用途，既可减少农牧业通过最终产品向系统外输出污染物，又能增加可利用的物质与能源来源。如变质水果和蔬菜类可转化成肥料，次等粮食可加工成酒精。另一类是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将农畜产品加工成环保农牧业生产资料，如可降解地膜、营养钵、生物柴油等生物产品。

四、打造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框架

如以粮食及其它农副产品龙头加工企业为依托的加工企业循环经济链条；以畜牧、水产生产加工企业为依托的畜牧、水产加工循环经济链条；以林业及其加工业为依托的林业循环经济链条；以秸秆的综合利用为重点的秸秆循环经济链条。

五、构建循环经济型农牧业体系

（一）加快传统农牧业、资源消耗型农牧业向生态型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型农牧业转化

继续加大种养结合的比重，优化种养区域布局，加强农牧业生产过程中资源的循环利用，形成大农业内部良性循环，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投入的减量化，逐步降低农牧业的各类污染，积极推广农牧业清洁生产模式。

(二)种植业要建立立体种植、养殖模式

积极推广玉米、春小麦结合马铃薯、豆类、向日葵、胡萝卜等蔬菜组成的多种立体种植模式，改造盐碱地和中低产田，提高土地有效利用率、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提高农业用水利用率。大力发展养殖业，通过过腹还田、直接还田、沼气发酵等途径，提高秸秆的综合利用效率，

完成农业生态系统内的物质循环利用。

(三)畜牧业要以循环经济发展为原则，根据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积极稳妥地推进发展

牧区畜牧业，稳定牲畜头数，加强草原的保护，采取围建草库伦、划区轮牧、封育、以草定畜等方法，大力推行草原集约化经营，建设人工草场，改良天然草场，发展灌溉草场，多渠道增加饲草生产能力。农区畜牧业，围绕畜牧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调整粮草种植结构，在提高粮食单产、稳定粮食总产的前提下，不断扩大青贮玉米和优质牧草种植面积，在城郊区、水资源富集区、玉米集中种植区建立一批规模化的养殖场。

六、加快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农牧业的发展步伐，培植农牧业循环经济载体

(一)搞好循环型农牧业工业园区建设

制订农畜副产品加工企业聚集的工业园区发展规划，以生产要素为纽带，将具有上下游共生关系的农畜副产品加工企业集中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园区内，实现有害污染物在园区内的闭路循环。

（二）做好农畜副产品出口基地园区建设

大力推进出口农畜产品的清洁生产，使农畜副产品达到质量、环保等方面的国际标准。

七、进一步探索农牧业节本增效新途径，逐步实现粗放农牧业向精准农牧业的转变

（一）实施“藏粮于土”“藏粮于科技”战略，保持和提高我国的粮食综合生产力，处理好农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的矛盾。

（二）进一步调整优化农牧业结构，加快优势产业带建设，发挥集约种植养殖优势，提高规模效益。

篇4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6-0221-02

一、庞各庄的西瓜叫京城

西瓜又名寒瓜、水瓜、夏瓜，一千多年前，它从非洲热带沙漠由“海上丝绸之路”来到辽王朝的幽州，当时的幽州是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大融合的城市，是华北平原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正是因为这座城的五味杂陈，民风拙朴，使得千里迢迢长途跋涉的西瓜得以在这里大面积种植推广。《新五代史》中也最早记载有西瓜之名，说是古代的契丹人自新疆将西瓜籽带到华北平原和幽州（即今北京）的。所以，这些都是西瓜的籍贯的最好佐证。历史上，自金代起北京大兴县庞各庄的西瓜就成为向历代皇宫进贡的防暑果品。庞各庄地处净沙土地，水土适宜，其瓜吃起来脆沙甜。据《析津志》书中云：每年“进上者瓜甚大”。历朝的宫廷宴会也常用西瓜作为“冰食”赏赐众臣。可见，庞各庄西瓜栽培植种技艺之优良高超[1]。

二、庞各庄的西瓜优良品质的成因与保证

黑绷筋是庞各庄西瓜的老品种，后来还有了无籽瓜和方形瓜。总体来说，庞各庄的西瓜按果型大小分为三种，即小、中、大三种类型。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位于北京市南部，是永定河洪冲积平原形成的条状沙带地貌，土质和光照等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为西瓜生长创造了良好的光热环境。这里的土壤都是潮沙地和二合土，特别适合西瓜栽培种植。上面提到，西瓜起源于沙漠，喜高温、干燥、强光照环境，不耐涝、耐盐碱，而庞各庄镇的土壤和自然光照等条件都非常适宜它的这种特性。近年来，在吸收传统种植经验的基础上，庞各庄镇的西瓜充分利用北京科研资源优势，栽培技术持续提升。第一个通过北京市审定了的西瓜品种是“京欣1号”，审定时间是1989年，以后，北京市的77个西瓜品种陆续通过了审定，这些品种中有50%以上已经大面积生产应用，西瓜新品种的研发与推广，大力推动了全国西瓜产业的发展。随着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会展农业为北京农业生产提供了农业科技信息交流的平台，据统计，北京每年在大兴和顺义区等西瓜主产地举办多次大中型瓜类新品种展示活动，累计共展出150多个品种，展示活动逐渐成为了全国品种展示平台。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发“地膜覆盖”种植西瓜，使西瓜提早上市30天、产量提升50%，这项技术使得北京市西瓜种植水平处于全国前列。以后，又研发和普及了设施西瓜高产种植、西瓜立体栽培等技术。近年更是推出了涵盖“嫁接育苗”、“水肥一体化”、“环境综合调控”等技术的设施高产优质综合技术体系，投入使用“蜜蜂授粉”、“有机菌肥”、“二氧化碳施肥”等新型装备和技术，保障了质量安全和生产能力。庞各庄良好的土壤和光照条件，是这里西瓜生长的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优良品种和技术体系的推广应用，是这里西瓜生长的有力保障[3]。庞各庄的西瓜叫“京城”，西瓜让北京乃至全国都知道了中国的西瓜之乡庞各庄。

三、庞各庄西瓜产业的品牌化发展模式

（一）庞各庄西瓜产业的现阶段发展状况

篇5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50733204

1 中小企业集群式创新困境――以信阳市为例

1.1 高素质的科研人才紧缺，阻碍集群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

根据调查，信阳市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主要困难中，人才、资金、市场和技术是四个主要制约因素，企业技术的主要来源，购买现成的技术成果4.56%；在模仿基础上创新的45.60%；自己独立研究开发39.12%；与科研机构合作开发9.41%；委托科研机构开发2.51%。可以看出集群中中小企业与外界知识联结的渠道以及深度都不足。

1.2 低成本竞争战略不利于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

在信阳市目前产业集群中，有80%还处于初级阶段，它们所体现出来的除了“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竞争优势之外，并没有体现出产业集群是知识扩散、创新的空间优势，而且具有锁定在“逐底竞争”的狭缝空间里。信阳市中小企业普遍选择低技术生产方式进行生产。降低产品成本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目的，差异化的竞争战略却不起主导作用，这对企业长期持续发展非常不利。这说明企业以产品复制为主，采用的是低成本竞争战略。

1.3 科研机构在产学研合作中研究能力不足，合作渠道不畅

根据调查，目前省内高校和科研院所是信阳市中小企业产学研合作单位，企业认为本地科研院所技术不成熟、科研能力有限”，而且“缺乏转化技术的人才、设备和资金”、“沟通渠道不畅、交流不够、况且不知道本地高校或科研机构能提供哪些技术或服务”都是影响本地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原因。

1.4 政府在企业产业和技术升级中政策支撑力度不够

在企业对建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具体需求中，产品开发、技术培训和新技术推广应用技术信息分别占前三位，这些说明政府在职能上的缺位，企业需求得不到满足。

1.5 社会中介服务不发达，服务范围狭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中介服务通常是指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的中介组织。中小企业发展的国际经验显示，没有社会化中介服务体系的支持，中小企业的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说明社会中介技术服务供求双方信息不畅，全市的社会中介技术信息服务网络没有形成。

2 中小企业创新支撑系统建设的实现途径

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企业要具备获取、学习和转化新知识的能力，组织实施技术创新活动，并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市场价值的能力。因此，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是一个全面的问题。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系统包括核心机制、客体系统和支持系统。中小企业创新支撑系统建设的实现途径包括如下：

2.1 完善融资渠道，解决创新资金瓶颈问题

中小企业要进一步完善自身的融资渠道，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难的问题。而作为中小企业的主要信贷部门，信阳市商业银行也是其主要的融资对象，因此商业银行要从根本上对自身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从而促进整个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积极为各类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从而使得城市商业银行逐渐成为支持地方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基础，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应鼓励建立民营银。

2.2 加大政府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直接投入

借鉴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做法，设立政策性风险基金符合信阳市中小企业发展的特点和资本市场的现状，通过无偿资助和贷款贴息两种形式向中小企业提供帮助，带动和吸引各方投资对中小企业的投资，新型投资机制得以建立。从而为中小企业创新和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的建立意义重大。中小企业的其融资难的关键担保难。担保资金的存在使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管理成本和经营风险得以降低，使中小企业也会更容易获得贷款。

2.3 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完善技术创新中介服务体系

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特点限制了自身发展，信息网络建设花费巨大精力和巨额资金，进行大规模的员工培训更是不现实。因此发展多种中介组织在为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2.4 加强政府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引导和支持，完善政策支持系统

应设立科技计划来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并加强全过程的支持；制定扶助政策，制定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实施政府采购政策，为从事技术创新的中小企业降低可能存在是市场风险。实施科技人才政策，提供最大的帮助和支持给予创办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