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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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

1 财政政策对本国经济发展的调节

财政是一国政府赖以生存的命脉，发展到今天，财政手段日趋完善，财政工具也日趋成熟，财政调控意识也趋于主动，根据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特点，运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手段，或者二者交替使用，对国家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具体有税收政策、收费政策、支出政策、预算政策、国债政策等组成。

财政政策具备自动稳定经济功能，利用财政工具与经济运行的内在联系来影响经济运行，这种内在联系是指财政政策工具在经济周期中能够自动调节社会总需求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波动，因此，这种财政政策工具经常被称作“内在稳定器”。所得税与各种社会保障支出是最典型的内在稳定器。在经济繁荣时期，个人收入与公司利润都增加，符合所得税纳税规定的个人或公司企业也随之增加，就会使所得税总额自动增加；同时，由于经济繁荣时期失业人数减少，各种社会保障支出也随之减少，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总需求的增加与经济的过分扩张。

2 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发展的调节

货币政策是一国央行根据客观调控目标，有目的地变更整个社会的货币供给量和利率，以影响宏观经济活动的政策。为使调控目标更确切，调控效果更显著，通常与财政政策结合使用，以匹配一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需要，但发展到今天，货币政策执行彰显独立性，往往为特定的目标而实施。

笔者认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的是利率、汇率和央行的基础货币供给量，尤以利率和汇率为核心，三者具有密切联系，互动、互为影响，调控着一国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除了国家调控大局的一般性目标外，货币政策还担负着一些特殊的金融管理目标，如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防止大规模的银行危机出现，稳定汇率，保证货币购买的稳定性等等。

如财政政策目标一样，为消除经济波动的四个周期，在货币政策上，对货币的供给量也要予以限制，以相机抉择，匹配经济周期需要。货币政策最根本的目标就是为一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在现代信用本位条件下，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以及二者的平衡都会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因此，要使货币的供应不成为重大经济波动的根源并不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必须根据社会总供求状况制订货币政策，维持适度的货币供应，不能因为货币过多或不足而造成经济的过度繁荣或长期衰退。在社会总需求不足情况下，整个社会经济处于衰退或萧条状况，资源大量闲置，企业开工不足，社会经济发展停滞。这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应该是扩张性的，要增加货币供应量以刺激总需求增加，从而促进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促使社会总供求趋于平衡；在社会总需求过多情况下，宏观经济处于过热状态，生产迅速发展，投资剧增，市场供给不足，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物价上涨。这时央行的货币政策应是紧缩性的，即缩减货币供应量，抑制社会总需求，促使经济适度而稳定增长，促使社会总供求平衡。此外，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构成不相适应的情况下，一些部门需求不足，商品相对过剩，生产停滞不前；而另一些部门则需求过度，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生产发展很快。其结果将是整体经济比例失调，畸形发展。此时货币政策应有紧有松，松紧结合，通过调整货币供给的构成和流向，改变社会总需求构成与总供给构成不相适应的状况，促使总供求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结构上都平衡，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一国央行为顺利实现上述货币目标，稳定总供给和总需求，消除经济波动带来的危害，通常借助一些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主要有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三种。再贴现率作用：当出现通货膨胀压力的时候，中央银行就提高再贴现率，这使商业银行因借贷成本提高而缩小准备金和放款规模，从而使价格得以稳定或者回落；反之，中央银行也可以降低再贴现率，而使商业银行以至工商企业增加借贷，增加总需求。公开市场业务作用：当整个市场价格水平上升，需要加以抑制的时候，中央银行就卖出证券，使得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下降，贷款规模缩小，从而使投资以及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得到控制或逆转。当经济呈现萧条迹象时，中央银行就买进证券，使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增加，信贷规模扩大，从而使投资需求和收入水平上升。法定准备金比率作用：中央银行通过提高这个比率，使货币乘数变化，从而通过影响货币存量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响到各商业银行利润，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况下不常使用。

除三大政策工具外，央行还可以采用选择性信贷控制工具，如证券市场放款和消费信贷。中央银行还可运用自己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威望，通过对各金融机构实施“道义劝告”（或“窗口指导”），来影响它们的放款数量和投资方向，以达到控制信用的目的。同时，依照法令，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实施直接干预和控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选择工具。

3 产业政策对本国经济发展的调节

产业政策，是指政府为改变产业部门的资源分配和各种产业中私人企业的某种经营活动而采取的政策。也就是说，它是促进某种产业的生产、投资、研究开发、现代化的产业改组而抑制其他产业的同类活动的政策。通常不作为应对经济波动的政策选择，但作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要求下，我国更应根据本国国情，本国的自然历史状况，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宏观经济运行政策。而一些学者干脆认为：产业政策就是当一国产业处于比其他国家产业落后状态，或者可能落后于其他国家时，为加强本国产业所采取的各种政策。总之，都是由一国政府制定的，主动干预一国经济运行的政策集合，具有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一样的指导作用，不可忽缺。

产业政策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产业结构政策：协调供需矛盾，三大产业结构合理，淘汰落后，支持先进，推进升级，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有高级化的趋势。（2）产业布局政策：产业发展均衡，区域发展均衡，避免“集聚效应”，关注国计民生，体现政策引导，要有合理化的趋势。（3）产业组织政策：合理资源配置，消除垄断，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通过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可以使一国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布局合理、社会资源在各产业、行业、企业、地区之间得到合理配置，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推动经济长期、稳定、良性发展。还可以通过促进或限制某些产业的发展，改造产业结构，调整各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使社会供给总量和结构都能满足需求，实现供给和需求的总量、结构的平衡。在国民经济的实际运行中，产业政策具有无与伦比的导向作用，可以调整商品供求结构，有助于实现市场上商品供求的平衡；可以通过差别利率等信贷倾斜政策对资金市场进行调节，有助于资金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可以打破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促进区域市场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发育和形成。这些作用都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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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经济增长速度角度看，还是从预期调控指标角度看，国家宏观调控均必须体现出不同地区发展阶段性特征。同时，国家必须结合不同地区经济增长周期性特点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基于不同地区在经济周期、约束条件、发展重点等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性，以至于统一的宏观政策（政策目标统一、调控周期统一、实施方式统一）难以满足各个地区宏观调控的需求。

一、当前宏观政策对我国经济结构影响现状

1.我国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综合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既有助于稳增长，又尽可能避免刺激经济的最好政策，就是实施结构性减税。

结构性减税一方面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又能通过民间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推进结构调整，对扩大内需也将有很好作用。”高培勇表示，明年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不管出于宏观调控的目的，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考虑，都必须瞄准“内需”这个新的经济发展引擎。

2.中国经济发展要有新的突破，立足内需

在当前，这也是一个能够达成共识的政策操作。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定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围绕结构性减税，目前中国已经推出了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从目前试点经验看，“营改增”已经具备继续推而广之的基础，相信这一试点在明年还会在区域和行业间扩大。从这一角度，中国已经踏上了大规模推行结构性减税的道路。

3.从财政政策看，我国正处在结构调整时期

我国正在严格控制赤字规模和债务余额规模，特别要加强对地方债务的监管，反对铺张浪费，避免出现年终突击花钱的现象。同时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多发挥财政政策在改善民生、调整经济结构中的积极作用。要加快结构性减税的步伐，减轻企业的负担；加大出台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二、当前宏观政策变动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作用的内驱性

1.实现宏观调控机制

实现宏观调控机制民主化、法制化及程序化是地方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以此有助于保障地方的持续稳定发展。国家宏观调控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调控目标和政策重点的选择与地方政府利益和发展要求不相符，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并且不同地区对宏观调控目标及其政策的要求也存在着较显著的差异性。

2.为了推进我国平稳发展

政府部门相继提出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如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同时，为确保这些区域发展战略更好的落实到位，政府部门将区域性增长点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充分展现出区域发展极的战略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发展极布局只有建立在区域核心竞争优势之上才能够实现宏观调控的高效性。受经济差异性的影响，使得大国经济呈现梯度效应，这种梯度效应促进欠发达地区率先形成带动经济增长发展极，推进欠发达地区快速稳定发展，不断赶超发达国家经济水平。

3.为保证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统一性

各地区必须落实到宏观调控工作。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持续下行，再加上通货膨胀日益显著，以至于我国宏观经济失衡趋势较严重。此背景下，若我国政府一味强调需求管理，忽视了供给管理，将导致宏观调控的有效性难以充分发挥，并且也不利于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科学合理的选择，久而久之，造成宏观经济目标在保增长和反通胀之间难以实现均衡。为规避这一现状，需要政府部门在做好需求调整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供给管理力度。北大经院院长刘伟提出，运用多种政策手段，调整区域经济结构，转变宏观调控方式，推进我国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在整个过程中必须重视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供给效应，如信贷政策、汇率政策及利率政策对企业成本和效率的供给效应产生重要影响；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企业和劳动者的供给效应产生重要影响。

三、当前宏观政策变动对我国经济结构作用的结果

1.从供给管理来看

供给管理是通过对总供给的调节来达到宏观经济目标。其中供给管理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政策、区域政策、产业结构政策、收入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企业激励和劳动者薪酬政策及经济增长政策等。基于供给管理直接关系着生产者和劳动者的效率，而政府部门直接面向生产者和劳动者，因此政府部门在调控供给管理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需求管理方面，地方政府部门难以发挥作用，其原因在于，受某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导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投资需求方面处于对立状态，当区域经济处于繁荣期时，地方政府不断扩大投资规模，为了协调各区域经济保证投资平衡，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投资扩张；当区域经济处于萧条期时，地方政策不断缩小投资规模，甚至不作出任何投资行为，为了协调各区域经济保证投资平衡，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刺激地方政府投资。

2.从投资需求体制角度看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隶属于行政上下级关系。在这层关系的基础之上，中央政府可采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强制性要求地方政府扩大投资规模或控制地方政府投资扩张。当前，我国地方政府与经济投资商存在市场性联系，并且地方政府在选择投资项目时通常不考虑自身所拥有的财力，其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可采用“招商引资”的手段吸取更多的资金，以保证投资项目资金的正常流动性，给予投资项目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中央政府可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性要求地方政府扩大投资规模，而地方政府却不能够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性要求投资者进行投资，仅能够采取市场谈判的形式说服投资者进行投资。当陷入投资热潮时，中央政府为保证各区域投资增长平衡，可采用行政手段强制性要求地方政府控制投资扩张，而地方政府不能够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性要求投资者退出，否则地方政府将承担高昂的投资费用。由此可见，在投资需求调节上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呈现周期和反周期差异，以此造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立矛盾日益显著。

3.从消费者需求调节上看

内部需求包括市场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所以为弥补地方政府内部需求不足需着眼于上述两大方面，当前我国多个地方政府调节内部需求时偏向于刺激市场需求，不注重消费需求，究其原因在于通过刺激消费者需求虽能够弥补地方政府内部需求不足的缺陷，但会造成市场需求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扩大消费者需求关键在于增加消费者收入，当消费者收入增加时，消费者不一定在当地消费，即使在当地消费也不一定购买内地企业产品，以此不仅不能够实现弥补内部需求不足的预期目标，而且还会造成大量的资金流失。实现宏观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统一性，有助于保证保增长与反通胀的均衡。

四、结论

对于供给管理来说，其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质量为基本目标，地方政府通过落实供给管理能够刺激经济发展，降低企业成本通货膨胀，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遏制需求过快扩张，从而促使企业核心竞争力持续稳定提升。另外，地方政府在调节投资需求的同时，必须重视起调整投资结构，提升投资效率和质量问题，保证供给管理能够在宏观管理目标实现过程中发挥积极效应；地方政府在调节消费需求的同事，必须重视起保障消费安全，维护消费秩序，规避当地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推进地方经济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张炎涛.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再研究—基于阈值协整的分析[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2（01）

[2]黄茂兴，李军军.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9（07）

[3]车春鹂，高汝熹，李铁霖.低消费率对中国经济危害的实证分析及对策[J].宏观经济研究.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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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周期理论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是国民收入或总体经济活动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或周期性波动变化。西方学者一般将经济周期分为扩张和收缩两个阶段，波峰和波谷是经济周期的转折点；或者划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

由图1，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周期曲线是围绕斜线FE上线波动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周期发生在实际GDP相对于潜在GDP上升（扩张）或下降（收缩）的时候。每一个经济周期都可以分为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上升阶段也称为繁荣，最高点称为顶峰（如图1所示的A点和E点）。然而，顶峰也是经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经济就进入下降阶段，即收缩。收缩严重则经济进入萧条，收缩的最低点称为谷底（如图1中C点）。当然，谷底也是经济由衰转盛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经济进入上升阶段。经济从一个顶峰到另一个顶峰，或者从一个谷底到另一个谷底，就是一次完整的经济周期。在扩张阶段，即CE的阶段，是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日益活跃的阶段。此阶段，市场需求旺盛，订货饱满，商品畅销，生产趋升，资金周转灵便，经济发展处于较为宽松有利的外部环境中。而收缩阶段，即AC的阶段，是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日趋紧缩的季节。这时，市场需求疲软，订货不足，商品滞销，生产下降，资金周转不畅。企业在供、产、销和人、财、物方面都会遇到很多困难。经济发展处于较恶劣的外部环境中。

二、经济周期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

在经济学界，很多学者试图解释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20世纪50—60年代，菲利浦斯曲线理论流行，其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是：当高失业率的时候可以减少通货膨胀，当高通货膨胀时可能降低失业率。20世纪60—70年代，更多的学者开始质疑菲利浦斯曲线是否能正确放映两者的关系，特别是弗里德曼，受“时间一致性”观点的影响，他认为预期的宏观经济政策通常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时间一致性的基本观点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所指定的政策要有一个前提量的选择，这些政策能够影响居民的消费、厂商的投资预期。目标常常不能够真正实现，陷入决策制定者的悖论。“时间一致性”揭示了20世纪70—80年代西方经济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的问题，从那时这种概念就逐渐变成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种重要理论和依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时间一致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如图2所示，原本的经济周期的波动曲线为ABCDE，其中BC段为衰退期，CD段为萧条期，DE段为复苏期，EF段为繁荣期。如果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保持一致，那么在经济周期本身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经济周期每个阶段将会加速发展，使得经济周期由ABCDE变为A1B1C1D1E1，使得原本的经济周期变短，而且新经济周期的波动较原有的波动更大，不利于稳健的宏观环境的形成。

另一方面，我们假设原有经济周期的波动曲线为A1B1C1D1E1。由于宏观政策的实施到产生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我们假设宏观经济政策从实施到产生效果的时间为一整个经济周期的四分之一时间，也就是说，当我们在A1B1段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B1C1段发生作用，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时滞效应，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滞后性会对经济周期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冲抵作用使得经济周期的整幅变小，使得经济总体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影响，但是会减少某些时期的社会总财富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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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已经同时指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以往谈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功能定位的时候，显然都是要突出速度的，我们曾经用过又快又好，又好又快，最近几年用的是平稳较快，谈到宏观经济政策，都难免一个快字。这一次用的是健康、持续这样的经济增长，这显然标志着几层意思，一层意思，大家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态势，起码中国将由高速转入中速，特别是个位数的增长，在这点上已经大致形成共识。

其次，大家对于这场危机的长期化和持续化也已经形成共识。比如世界经济将低速增长，何时走出危机，目前难以预测，这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到的话。

第三，用健康持续这四个字作为我们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并且给出了几个可以测的标准，比如说没有水分，实实在在，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等等，这是一个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与此同时还把社会和谐稳定与健康持续发展并列起来，这表明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对于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有了高度的共识。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基础。在各方面的矛盾十分尖锐的背景条件下，要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健康发展，显然要求一个特别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同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功能定位，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同时指向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以往我们谈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顶多是反周期的作用，这次除了逆周期调节这个表述之外，还提到要推动结构调整，同时把两个作用同时并列起来，显然也有深层次的考量。

比如，当谈到世界经济将长期处于低速增长这样一种态势的时候，实际隐含着对这场危机的最深刻原因的一种判断。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有一种表述，世界经济已经从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转入到深度转型调整期，这场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结构出了问题，紧接着判断是，中国也好，世界也罢，要使经济真正走上全面复苏的轨道，它是不可能建立在现有的经济结构基础之上，要反危机，要使经济步入复苏的轨道，必须转方式，必须调结构，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同时界定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两大作用，这是第二个变化。

第三个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2008、2009年的时候，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惟一的，就是保增长，后来又加上了控物价，再后来到了去年，又加上了转方式调结构，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同时指向五个，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控物价，又加上一个防风险。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当目标是单一的时候，你可以全力去追求，当目标变成多元化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分散精力，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多重目标同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方向的时候，很难想象我们像过去那样，把全部的精力用于实现稳增长或保增长，这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当然这是在中国以及全球经济复杂多变的背景条件下所做出的适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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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但是，当前环境问题仍十分严重。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复杂多样，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产生，长期积累的结果。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间协调发展，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保证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目前主要面临的环境问题有大气污染问题、水环境污染问题、垃圾处理问题、土地荒漠化和沙灾问题、水土流失问题、旱灾和水灾问题、生物多样性破坏问题、WTO与环境问题、三峡库区的环境问题、持久性有机物污染问题。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保护环境日益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保护环境”被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涉及环保的政府投入也逐年增加。环境经济政策对环境影响的力度也将不断加大，如何评价环境经济政策的效果，制定适宜的环境经济政策变得越来越重要。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与环境经济政策有关的研究不胜枚举。这方面文章主要有：《Innovation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The Eco- innovation Action Plan（Eco-AP）1Brus-》，通过欧洲创新联盟（IU）间的合作关系推动生态创新；《First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ssistance Program for SMEs （ECAP）》认为中小企业却是工业污染的主要排放源，占整个欧盟工业污染排放量的64%；《Roadmap to a Resource Efficient Europe1Brussels》提高环保措施改善的利益增进。

从总体研究情况来看，国内外相关文献政策性研究居多，将宏观经济政策和环境结合起来并研究环境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文献很少。本文在借鉴、吸收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了宏观经济政策对环境影响的统计测度，并对不同的环境宏观经济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三、宏观经济政策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关联度分析

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环境污染改善的效果大小是不一致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环境污染程度的改善的程度，以此作为政府制定与环境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在本部分，我们利用灰色系统论中的关联度分析方法，分析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环境污染改善程度的关联度，关联度越大，说明该政策对环境污染改善程度的影响越大，政府应该加大这类政策的实施。

由于绿色金融、绿色贸易、排污权交易等环境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较晚，故其对应的指标很难找到相关数据，故我们根据所建立的宏观经济指标体系及数据的可得性和代表性原则，在此部分的分析中，选取指标体系中的下列指标：生态环境环境补偿政策中的排污费指标；环境税费政策中的车辆购置税、消费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指标；综合环境经济政策中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指标；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中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指标。

利用Matlab软件，根据2001年～2010年我国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及宏观经济政策各项指标数据，对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各项指标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进行灰色关联，以2001年至2010年我国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为参考序列，以同一时间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各项指标为比较序列，通过无量纲化、计算绝对差、计算关联系数、最后算出灰色关联度为：

r1=0.7019 r2=0.5825 r3=0.6466 r4=0.5828 r5=0.6159

r6=0.6541 r7=0.6063 r8=0.7437 r9=0.7701 r10=0.7671

这里，r1、r2、r3、r4、r5、r6、r7、r8、r9、r10分别表示为排污费、车辆购置税、消费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关联度。其中，r9>r10>r8>r1>r6>r3>r5>r7>r4>r2。

由上述的关联度排序，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三产产业的增加值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关联度最大，其中第二产业的关联度最大，说明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环境污染的改善有最重要的作用。

第二，排污费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关联度较大，为0.7019。说明我国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生态环境补偿政策对于减少环境污染的效果比较突出。

第三，在环境税费政策中，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关联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车辆购置税。说明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类似环境税费等后制性政策对于污染的治理效果不是非常明显。

参考文献

[1]Ayres R U.Sustainability economics：Where do we stand[J].Ecological Economic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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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能否同科技进步一样，在经济增长模型中作为一个参数？如果可以，这个参数能有多大的作用？也就是说，经济政策能够“制造”出多少或多长时间的经济繁荣？詹姆斯·托宾所著《通向繁荣的政策———凯恩斯主义论文集》中文版，包含了托宾先生12年里撰写的43篇以政策为导向的论文，体现了他的经济理论思想和政策主张，值得一读，它会给我们一些启迪。

宏观经济政策常常是大众传播媒介议论的中心。首先，所谓“宏观”，其实可能“微”到每个人，比如，收入政策，财政政策都可能导致“我的钱有多少要以税收的形式回归政府”；其次，制订政策者往往是权力者，而“权力总是吸引着忠告和批评”，这也恰恰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魅力。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常常引起热烈的争议，不仅因为经济复苏带给它的荣誉，也因为繁荣后的萧条带来的困惑。但是，无论如何，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是值得研究的。

关于凯恩斯宏观政策的基本原则，托宾先生概括为：第一原则就是明确地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去实现实际经济目标，特别是充分就业和国民总产出的实际增长；第二个原则，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是能动的，它能够对实际观察到的经济状况以及不同政策选择下发展道路的设计作出灵活的反应；第三个原则，凯恩斯主义希望确定协调一致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第四，凯恩斯主义者并没有乐观地认为，需求管理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市场，就足以实现名义和实际的双重目标，即同时获得充分就业和价格或通货膨胀的稳定。托宾先生希望并预期，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会出现新的理智的综合，以取代引起不和的争论和混乱的辩驳。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将在争论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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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从长期趋势的角度思考，2001－2002年价格总水平变动的性质及其影响值得认真分析。过去两年当中我们基本上有1％的通货紧缩，而且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包括投资品的价格指数这两年在多数时期也是负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甚至是一3％-－5％。但这似乎并没有阻碍投资进一步地增长。这和一般的逻辑分析是有差异，一般理论认为，价格总水平下降，预示着生产能力的过剩，人们预期的投资收益下降，投资水平就会下降。而当前的情况似乎并没有显示出这样的关系。这就需要分析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应该说在1996－1997年，通货紧缩刚刚发生的阶段，当时主要是由总需求的萎缩导致的。因为当时采取了宏观调控政策压缩总需求，特别是银行的坏账高到一定水平之后，货币当局紧缩了银根，采取各种方法控制不良贷款的增长，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信贷的萎缩”，出现了“银行惜贷”一类的现象。那时的价格总水平下降，是典型意义上的通货紧缩。但是物价水平下降还有另一原因，即生产率的提高。这种由提高生产率而引起的价格水平下降，严格意义上应称之为成本下降型的价格总水平下降，而不是货币意义上的通货紧缩。我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在技术能力、体制效率的提高方面初见成效，遂使各种产品单位成本逐步下降，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包括价格的竞争，迫使价格随成本下调；这样一种价格水平的下降有其积极、健康的因素，而且不一定会阻碍投资的增长和总需求的增长。这种现象并非仅是我国刚刚发生，历史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因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成本下降，出现过价格总水平长期持续下降。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相机抉择

现在应该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过去几年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否应该进行调整：在民间投资已经有了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应该做怎样的调整？16％的投资增长率在没有通货膨胀甚至还有一些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可说是已经高于正常水平。尽管2002年的投资增长还谈不上过热，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具有恢复的性质。但是现在需要我们密切关注下一步投资增长的趋势。在可预见的将来，投资增长的几个因素还都存在：第一，目前协议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仍高达30％以上，外资的增长今明两年还会保持较高的势头，世界上各大跨国公司向中国投资的意向依然非常强劲。第二，国内受经济形势逐步向好的鼓舞，投资者对未来预期进一步乐观，投资将会进一步增长。如果这种势头在2003年继续保持下去，政府就应开始考虑适当减少政府投资，以抵消非政府投资过快增长的效应，至少今年政府安排的投资总量不应在2002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保持相同的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逐步减少政府投资的比重。

2002年虽然淡不上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预期也基本不存在，甚至在上半年还有一些轻微的通货紧缩，但是应该看到一些局部产业已经出现过热的迹象。比如说2002年我国的钢铁生产从上年的1亿5千万吨提高到1亿8千万吨，而冶金工业投资的增长速度非常快，达到53％，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该产业就很可能在一定阶段出现生产能力的过剩，这显然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此外，房地产业，在最近几年大规模提高住房信贷的同时却有更多的房产商感到资金紧缺，这种现象，也值得警惕。所以，尽管我们现在还谈不上经济过热，还谈不上有什么泡沫，也应该对经济进行及时的“微调”，防止一些问题的产生。

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基本作用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在短期的经济波动过程当中“拾遗补缺”、“多退少补”--当民间投资少的时候，政府就多投一点；当民间投资多的时候，政府就少投一点，以保持总供求之间的平衡，减少经济波动，使经济稳定增长。经济增长是由市场、企业、民间的活动而决定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仅在于防止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在总需求不足、增长率下滑的时候，“托住”经济（严格说来不是什么“拉动”经济），使市场的各种因素得以“复苏”；而在总需求过大的时候，则是压缩需求，使经济“冷却”下来。从政府决策者的角度来说，不要认为政府可以在没有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的情况下支撑长期的增长；从企业和个人的角度来看，也不要指望只要政府投资，经济就一定会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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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从长期趋势的角度思考，2001－2002年价格总水平变动的性质及其影响值得认真分析。过去两年当中我们基本上有1％的通货紧缩，而且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包括投资品的价格指数这两年在多数时期也是负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甚至是一3％-－5％。但这似乎并没有阻碍投资进一步地增长。这和一般的逻辑分析是有差异，一般理论认为，价格总水平下降，预示着生产能力的过剩，人们预期的投资收益下降，投资水平就会下降。而当前的情况似乎并没有显示出这样的关系。这就需要分析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应该说在1996－1997年，通货紧缩刚刚发生的阶段，当时主要是由总需求的萎缩导致的。因为当时采取了宏观调控政策压缩总需求，特别是银行的坏账高到一定水平之后，货币当局紧缩了银根，采取各种方法控制不良贷款的增长，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信贷的萎缩”，出现了“银行惜贷”一类的现象。那时的价格总水平下降，是典型意义上的通货紧缩。但是物价水平下降还有另一原因，即生产率的提高。这种由提高生产率而引起的价格水平下降，严格意义上应称之为成本下降型的价格总水平下降，而不是货币意义上的通货紧缩。我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在技术能力、体制效率的提高方面初见成效，遂使各种产品单位成本逐步下降，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包括价格的竞争，迫使价格随成本下调；这样一种价格水平的下降有其积极、健康的因素，而且不一定会阻碍投资的增长和总需求的增长。这种现象并非仅是我国刚刚发生，历史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因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成本下降，出现过价格总水平长期持续下降。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相机抉择

现在应该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过去几年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否应该进行调整：在民间投资已经有了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应该做怎样的调整？16％的投资增长率在没有通货膨胀甚至还有一些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可说是已经高于正常水平。尽管2002年的投资增长还谈不上过热，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具有恢复的性质。但是现在需要我们密切关注下一步投资增长的趋势。在可预见的将来，投资增长的几个因素还都存在：第一，目前协议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仍高达30％以上，外资的增长今明两年还会保持较高的势头，世界上各大跨国公司向中国投资的意向依然非常强劲。第二，国内受经济形势逐步向好的鼓舞，投资者对未来预期进一步乐观，投资将会进一步增长。如果这种势头在2003年继续保持下去，政府就应开始考虑适当减少政府投资，以抵消非政府投资过快增长的效应，至少今年政府安排的投资总量不应在2002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保持相同的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逐步减少政府投资的比重。

2002年虽然淡不上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预期也基本不存在，甚至在上半年还有一些轻微的通货紧缩，但是应该看到一些局部产业已经出现过热的迹象。比如说2002年我国的钢铁生产从上年的1亿5千万吨提高到1亿8千万吨，而冶金工业投资的增长速度非常快，达到53％，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该产业就很可能在一定阶段出现生产能力的过剩，这显然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此外，房地产业，在最近几年大规模提高住房信贷的同时却有更多的房产商感到资金紧缺，这种现象，也值得警惕。所以，尽管我们现在还谈不上经济过热，还谈不上有什么泡沫，也应该对经济进行及时的“微调”，防止一些问题的产生。

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基本作用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在短期的经济波动过程当中“拾遗补缺”、“多退少补”--当民间投资少的时候，政府就多投一点；当民间投资多的时候，政府就少投一点，以保持总供求之间的平衡，减少经济波动，使经济稳定增长。经济增长是由市场、企业、民间的活动而决定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仅在于防止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在总需求不足、增长率下滑的时候，“托住”经济（严格说来不是什么“拉动”经济），使市场的各种因素得以“复苏”；而在总需求过大的时候，则是压缩需求，使经济“冷却”下来。从政府决策者的角度来说，不要认为政府可以在没有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的情况下支撑长期的增长；从企业和个人的角度来看，也不要指望只要政府投资，经济就一定会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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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指的是国家和政府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国际的收支平衡、市场价格的稳定和人民的充分就业等宏观经济政策和目标，保证经济福利的增长和经济问题的顺利解决而制定的市场和企业运行的指导原则和措施。经济政策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两部分。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收入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微观经济政策指的是政府为了市场的稳定运行而进行的立法或者环保政策等。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如果经济政策出现摇摆不定的情况会给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产生严重的破坏。同时，经济政策的运行应具有一定的弹性，为了防止市场的经济运行中具有意外情况的发生或者出现问题，必须及时的调整经济政策以适应市场的健康稳定的发展。经济政策的制定会对市场的运行产生重要的影响。正确的经济政策会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市场的发展，而错误的经济政策会在很大的程度上阻碍市场的发展，有时甚至会给市场带来严重的损失。国家和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包括：为了控制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收支平衡以及调整和规划产业的布局而制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和产业政策；为了调整消费和累积之间比例关系，实现社会财力总供给和供需求之间的平衡，控制货币的发行和抑制通货膨胀而制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财政与信贷综合平衡的政策；最后还有为了引导消费需求的方向，优化消费的结构，保持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之间的适当比例关系，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而制定收入分配策略。

1.2经济政策的分类

经济政策分为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其中宏观经济政策指的是，国家和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而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运用的政策工具，已调整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宏观的经济政策是政府为了弥补市场调节的失灵并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而进行的一种经济活动。宏观经济政策是政府公共财政的一项基本职责。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市场的收支平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其中充分就业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其中广义的充分就业指的是包括劳动资源在内的一切资源被充分利用的状态；狭义的充分就业指的是包括摩擦性失业在内的只存在自然失业的就业情况。经济的增长同样具有两层含义：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物价的稳定指的是包括消费价格指数（CPI）、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消除价格增减指数的便于比较GDP的指数）、和批发物价指数（PPI）在内的消费价格指数。在实际中价格的稳定性常用价格指数和服务价格的加权平均值来衡量，比较的常识相对的价格。国际的收支平衡指的是在适当的官方储备资产下的国际收支平衡，也就是国际收支的盈余或者赤字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微观的经济政策指的是政府为了调节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关系和提高资源配套效率而进行的有关政策。微观经济政策包括价格政策、就业政策和消费政策等。福利经济学和一般均衡价格理论曾分析表明，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下，社会运用已有的资源实现帕累托最优。但是，如果完全的竞争条件遭到破坏，那么市场的调节就可能出现失灵的情况。通常在垄断、公共物品和外部经济效果及信息的不完善将会导致信息的失灵。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微观的经济政策在已经在很多方面逐渐弱化，所以本文主要考虑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经营策略的影响。

2.经济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2.1财政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宽松的财政政策也就是扩张的财政政策，是指在市场运行处于偏冷的阶段时，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增加国民收入而采用的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少税收的经济政策。一般宽松的财政性政策是在市场的产出出现负缺口的时候被政府所实施的，所反映的是市场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政府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在其他情况都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增加购买和转移支付的活动将使社会总需求增加。同时，减少税收也会增加消费的需求、投资的需求和净出口的需求，这样也会使总需求增加，其实，这也就是对企业产品的需求。所以，企业应实时关注经济政策的变化，当经济政策为宽松的经济政策时，应审时度势，及时的做出相应的决策。通常这时的企业决策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完成：首先，应保证产品在扩大市场上的客观需求，应具有灵活的管理体系，从产品的原材料采购开始，到生产元素的到位、产品质量的监管、财务配套供给和物资管理以及薪酬的分配直到产品的最终销售，企业应具有良好的扩充能力。此外，在供求关系的限制下，市场对产品的需求总量是有限的，企业应在市场政策的背景下，慎重度量市场的总需求量，及时调整企业生产产品的总量和质量，在满足市场需求的条件下，获取最大的利益。最后，企业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意识和战略规划，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宽松的经济政策不是永远实行的，企业应正确的把握市场的经济规律，对消费者进行正确的引导，并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升级或者更新换代，使产品能够适应市场的变化的需求，例如可以使产品增加一些新的功能例如环保、节能等。紧缩的财政政策是指经济过热的情况下，国家和政府通过使用缩减政府财政支出或者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抑制通货膨胀或者经济增长过快的情况。在其他的情况不变的情况下，政府的紧缩性财政政策会达到抑制市场总需求的目的。总需求减少的情况下，会导致国民收入成倍的减少，从而达到抑制经济过快增长的目的。而紧缩的财政政策对于企业的作用与扩充性财政政策完全相反。对此，企业要进行有步骤的调整，保证能够在紧缩性财政政策中得以生存和发展，首先，应有计划地减少市场上已经充斥着的类似品质的产品的产量，此外，还应做好新概念产品的引导和产品的升级，最后，应把握市场的供求关系，适时将产品投入市场。

2.2货币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指政府通过降低率和增加货币供给的方法达到增加总需求和私人投资的目的。通常在有效需求不足、GDP出现负缺口和失业增加的情况下政府会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于企业来说，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意味着资本成本的降低，所以，如果生产要素只有资本和劳动力两种，那么，应提高资本的比例而降低劳动力的比例。此外，企业还可以适当的吸收资本进行储蓄。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政府会减少货币的供给，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会抑制总产出。这时，企业应迅速调整产品的生产，有计划地降低资本的比重，此外适当地吸收劳动力并进行产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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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出口补贴、进口限额、汇率波动等。以汇率为例，若人民币汇率上升，将对出口企业有利，不利于进口。一方面提高了出口企业的盈利，这些企业的股票价格将会上升；另一方面，贸易差额增大，社会总需求增加，股票市场走强。产出水平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会改变整个经济体的产出水平。产出水平提高，将会增强投资者对整个经济形势的信心，从而提高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投资，股票价格将会上涨。同时经济景气的预期会提高企业的产量，企业盈利增加，进一步促进股票市场走强。

2实证分析

2.1建立VEC模型

本文选取1996年1月至2013年2月各月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广义货币供应量M2，银行间7天内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R，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S，经济景气指数中的一致指数X以及上证综合指数与深证综合指数月平均指数SH，SZ时间序列的对数值进行分析。为了对沪市与深市进行对比分析，把数据分为样本1与样本2。ADF检验结果表明，所有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所有序列的1阶差分形式全是平稳序列。采用JOHANSEN方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样本1、样本2都各自存在一个协整向量，都应在各自基础上建立向量自回归的误差修正模型即VEC模型。

2.2脉冲响应分析

以建立的VEC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图1-图5给出了时间为40个月，沪深两个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变量增长一单位（1%）正向冲击的响应曲线。图中实线代表沪市的脉冲响应曲线，虚线代表深市，横轴代表响应时间。从图1，2可以分别看出当宏观经济政策引起通货膨胀增加或货币供给量M2增加后，沪深两市的股票都有上涨的趋势；两者对沪深两市的瞬时作用都在第5个月左右达到最大；之后，两者瞬时作用开始减弱；但长期来看，对沪深两市都有持续的正向作用。比较来看，通货膨胀，货币供给量对沪深两市的冲击趋势基本是一致的，但对深市的整体冲击更大，而通货膨胀对沪深两市的冲击作用在数量上大于货币供给量M2，在当月反映来说，沪深两市对货币供给量的响应更迅速。利率增加后，沪深两市会在短期内出现一个很小幅的增长；之后很快就开始大幅的下降，利率增加变为较大的负向作用，说明利率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存在时滞；从长期看，沪深两市对利率增加的冲击的响应没有减弱，而是趋于持续。比较来看，沪深两市对利率冲击的响应趋势基本一致，但对深市的长期冲击更大。沪深两市在短期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下降；之后开始大幅的上涨，汇率上升的作用由负向转为正向，反映了汇率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存在时滞；长期来说，汇率上升的正向作用没有减弱，最终趋于持续。比较来看，沪深两市的响应趋势基本一致，但深市的反应时滞更长更强，而最后的正向作用较弱。，LNSZ对LNX冲击的响应曲线可以替代反映产出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当产出增加后，沪深两市有一个很微弱的正向反应，之后开始走低，并稳定在一个水平上。比较来看，沪深两市的反应基本一致，但深市长期反应更强。综上，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政策冲击的响应基本符合理论分析，不同的是，实证中可以发现一些政策如利率，汇率等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时滞，同时，不同市场对宏观经济政策冲击的响应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本文中，深市就比沪市更为敏感与剧烈。在这里需要提出的是，产出对股票市场的长期影响并不完全符合理论分析，可能与我国金融制度，金融系统传导机制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2.3方差分解

货币政策、各宏观经济变量与上证综指，深证综指的方差分解结果。通过方差分解，不仅可以进一步掌握各考察变量被自身及其它变量的解释程度，还可以考察不同变量对沪深两市变动的贡献度。由方差分解表可见，LNM2对上证综指对数值LNSH，深证综指对数值LNSZ的方差的贡献度在短期与其他变量的贡献度相比变得十分微小；LNCPI的贡献度较大。货币供应量，产出效应起到的作用较小。而从长期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因子的贡献度出现了变化，产出变量对沪深两市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变量的影响。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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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面对50年或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采取较大力度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是必要的。事后的情况表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应相当明显，2009年第三季度经济强劲回升，四季度经济增长再次回升到10%，而且基本持续到现在。这里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搞清楚：一是面对2008年中国经济的调整，我们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真的做到了对症下药；二是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结合，对调结构、转方式是促进还是抑制，其负效应有多大？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笔者以为，2008年底至2009年采取的两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不仅存在过度刺激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对症下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如何定义呢？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数量标准，货币供应量（M1、M2）及贷款的增长率在15%至18%为适度宽松的范围，18%至25%是宽松，25%以上为极度宽松，12%至15%才是中性或稳健的货币政策，12%以下才是紧缩。

按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是从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运行情况看，我国90%的年份都是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少采取中性以下的货币政策，紧缩的货币政策一般持续时间很短。二是2009年（严格地说是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至2010年，我国的货币政策是宽松型的，而根本不是适度宽松型的，2009年是极度宽松，M1、M2和贷款的增长率均在27%以上，2010年则属于宽松型，M1、M2和贷款增长率均超过18%。

是不是对症下药，问题要复杂一些。主要是大家怎么看待2008年中国经济形势。形势判断不同，特别是对2008年经济明显下滑的原因认识不同，会形成不同的调控政策建议。对2008年中国经济调整的原因分析当时存在很大的分歧，但主流观点认为，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下滑主要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当年自然灾害严重（年初的南方雪灾、5月份的汶川地震）及2007年至2008年的宏观调控也是重要原因。特别是对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采取的宏观紧缩政策，许多人仍耿耿于怀。笔者的观点与主流观点十分不同，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放慢主要原因是周期性调整和各种结构矛盾的爆发，是内在的调整，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是外在因素和次要因素。

做出此判断，依据有两条：一是从中国经济的长期运行规律上讲，特别是对经济周期做细致的分析后不难发现，2008年是一个经济周期的“拐点”，而且不是一般的“拐点”，是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的交汇“拐点”，经济下滑是内在周期因素驱动的。二是在金融危机冲击性影响之前的3个季度中国经济已明显调整，金融危机的影响在调整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因此，把经济增长下滑主要归因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是明显不当的。调整的最大动力是房地产步入周期性调整，2008年一季度住房销售量同比零增长，二季度下降10%，三季度下降30%，接着是房价的调整和房地产投资增长的明显下滑。

总之，2008年中国经济的下滑主要是周期性调整和结构失衡引起的，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并不大，或者是金融危机只是加剧了这一调整，使其出现过度性的调整。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抵消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调整的过度冲击。但当时的学界多数学者一口咬定我国经济仍处于高增长状态（否认内在的调整规律），是金融危机把中国经济拉下了水，因此，采取简单的凯恩斯式总量扩张政策让其恢复到10%以上就是主要的政策建议。

发展模式的问题

2008年中国经济既遇到了三重周期叠加的影响，也遇到了长期结构矛盾的集中爆发的影响，根本上讲是经济发展模式出了问题，宏观经济政策在适度保增长的同时，需要做根本性的调整。中国发展的关键问题在哪里？过去流行的看法是发展方式落后、结构调整严重滞后，这没有错，但导致落后的发展方式难以改变、结构调整严重滞后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以为就是宏观上的发展模式存在严重缺陷。宏观领域的问题不解决，希望微观、中微能解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喊了无数年的要转变发展方式但总也不见多少成效的根本原因。

那么宏观上的发展模式问题又是什么？我以为就是“两个过度依赖”问题，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外资扩大出口、过度依赖于房地产扩大内需，这一模式的根本缺陷是有长期高增长但却没有长期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或产业竞争力提高的速度严重偏慢于经济增长，同时伴随许多经济失衡问题：高增长低就业、高工业化低城市化、高投资低消费、高经济低社会、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高增长而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偏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等。因此，要避免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风险，就必须下决心转变发展模式。由“两个过度依赖”的发展模式转为“两个依靠”的发展模式，即依靠扩大消费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或产业的全面升级）。

而2009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发展模式转换存在相当大的矛盾，甚至可以说，政策强化了过去的发展模式，使调结构、转方式更加困难。在促进需求增长的政策上，应该是减弱对投资的依赖、增强对消费的依赖。中国在需求上的问题与美国完全相反，美国是储蓄不足、投资不足、消费过度，中国则是储蓄过度、投资过度、消费不足，再加上美国的问题是金融危机、金融系统接近崩溃，而中国的问题是结构性危机。但我们实际所采取的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资，使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强化，并对前期出口政策的合理化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因此，从中长期看，将会进一步加剧投资与消费的不平衡，供给过度增长而最终需求明显不足。在产业发展上，重点是刺激房地产发展（尽管铁公基的投资规模较大、影响较大，但远不及房地产投资的作用），而不是放在产业调整升级、提升竞争力上。在发展机制上，流行的观点是政府万能而市场无能，因此，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干预作用过度膨胀，而市场调节的作用被严重忽视或抑制。

在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上，我国是市场化不到位，政府对市场仍存在较过度的干预问题，而美国相反，它是市场作用过度，华尔街权力过度膨胀，政府监管不到位，宏观政策强化市场的缺陷而不是纠正市场的缺陷。所以，我们在政府与市场作用的选择上，反映在宏观经济政策应是加强市场的作用，抑制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从政策导向上看，中央强调保增长与调结构并重，但实际政策执行中，是保增长绝对优先，调结构处于从属地位。总之，2009年宏观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传统的发展模式，从而使结构问题进一步积累，发展方式转变进展缓慢。

巨大的负效应

双重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保增长上成绩很大，但由于其与长期的发展模式（或方式）转变存在较大冲击，其负面影响也较为明显，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其主要的负面影响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强化了“3个第一”的发展定式。即增长第一，投资第一，房地产第一。这3个“第一”已经成为过去10年经济繁荣的定式，金融危机后我国各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使“3个第一”的意识更加强化。

二是代价过大。2009年我国新增信贷9.6万亿元，而新增的GDP仅2.5万亿元，4个信贷换1个GDP，而在之前的8年，我国新增信贷20万亿元，同期增加GDP也是20万亿元，即1个信贷换1个GDP，因此，2009年为保增长，货币效率过低，所付出的代价过大。

三是潜伏着巨大的经济风险。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个严重后果是“房价”暴涨，将为未来经济爆发“大调整”埋下巨大隐患。因过量的货币供给和过度信贷投放，2009年全国平均房价一年增长达50%左右。而高房价正在产生一系列失衡问题，对未来的经济增长稳定性构成明显的威胁，因为泡沫是不能长久的，总有一天会破灭，到时将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高房价还对消费增长形成抑制，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四是经济结构问题更加严重，推进结构调整升级更加困难。在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情形下，维持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保护落后，使结构调整过程过慢；特别是在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高增长仍然是靠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业推动，这既增加了节能减排的压力，也使结构问题更加突出。更为严重的是：房地产投资的低风险高收益使人们酿成了普遍性投机暴富心理，全民炒房,优秀的企业家不愿在实业上投资，从而产业升级严重受阻。

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早解决，很可能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的最大风险。

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

要使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最根本的选择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大调整及深化改革，改变发展模式，使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与发展模式转变方向一致。

篇12

1978年中国开始进行从微观经营机制起步的经济体制改革，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被打破，其中主要的手段是放权让利使政府的计划权力削弱和分解，国家财力向企业和家庭部门转移，经济增长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已逐步形成，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经济改革进程中还面临着一系列矛盾。产权改革滞后，国有企业问题无法解决，银行治理结构也没有实质性的改进，计划应该进一步退出的领域不能彻底退出，政府对企业进行行政性干预的能力仍然很强，社会资源的动员和配置还不同程度地受制于体制转轨不完全和市场规则不完全的制约，经济容易出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现象。

我国经济的冷热和“活乱”循环，表面上看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周期性问题，实质上反映出内在体制性症结。反经济周期性的宏观调控具有短期性、周期性特征，只能解决经济总量平衡等问题，并不具有解决体制性问题的能力[1].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既是市场经济运行周期性危机的要求，同时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又以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为条件。由于中国市场机制不完善，经济体制特别是投融资体制还具有很强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特征，一些投资没有产权约束，货币政策很难调节市场机制，影响消费和投资，维持经济自主增长。货币政策很难确保我国宏观调控取得预期效果，我国的宏观调控主要采用的是财政政策和行政手段。积极财政政策会放松国有企业和银行的预算约束，强化国有企业和银行依赖国家承担风险的意识；强制性控制财政支出、强制性控制信贷投放和强制性压制非国有经济的扩张会导致旧体制的复归。如果不解决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和“活乱”循环难以避免。

二、国有企业功能财政化与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成功是我国经济改革成功和宏观调控改进的关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在改革国有企业方面想了很多办法，政府先后采取了“放权让利”、“利改税”、“拨改贷”、承包制、股份制等措施，虽然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改革并不成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目标不明确，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不正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只能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是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必须承担国家政策性负担，不可能成为以利润极大化为目标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因此，衡量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标准应该是市场经济中没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财政化[2].

市场经济中国家的经济职能应集中在提供纯公共产品、促进社会的公平和稳定、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上[3].政府履行上述经济职能，有些需要通过建立国有企业来实现，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普遍现象。就连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也特别注重建立并经营一定数量的服务于国家经济职能和实现宏观经济政" 策目标的国有企业。显然，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更应注重也更容易建立并经营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实现国家经济职能。政府应当从国民经济整体利益出发，不仅要经营有关国计民生的自然垄断行业，更要经营私人不愿进入或无力进入的社会公益、国防工业和高新技术等行业。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具有财政化功能。

1.国有企业具有生产公共物品的功能。公共物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使私人厂商不愿意生产。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搭便车的动机，企图使用他人可能会生产的公共物品。因此，国防、灯塔、市政建设、道路养护、街道照明、公园、博物馆、图书馆，直至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物品的社会需求将无法得到满足。政府建立经营国有企业直接生产公共物品是必要的。另外，在自然垄断产业中建立经营国有企业，将垄断收入收归国有，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提高社会效益。

2.国有企业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国有企业是以国家财政为后盾的，因而它们有能力承担一些有巨大风险的投资，并通过这些投资消除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瓶颈，例如，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国有企业能够比较容易地进入国际经济中那些难以进入的领域，可以迅速提高本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3.国有企业具有稳定宏观经济的功能。政府可以利用国有企业来增加社会总需求，如在经济衰退时期强制国有企业增加投资，安排更多人员就业，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在通货膨胀时期政府可以要求国有企业放弃利润，限制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降低产品价格以降低物价水平；强制国有企业在不同地区布局，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强制国有企业停产和转产，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为保证国有企业改革成功，我们必须按照中央提出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通过拍卖、租赁、国家所有权债权化等方式将市场经济中没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国家可以集中有限的财政资金搞好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提高国有企业行为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一致性，使其成为国家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

三、国有企业改革、企业信贷硬约束与国家宏观调控改进

财政收入水平决定了国家经济职能的大小，也决定了国家创办经营国有企业的数量。按照这一原则，我国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的数量必须大大减少，市场经济中没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必须民营化，国有企业改革才能成功。没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后，银行与企业成为拥有独立财产的法人实体，就会自动地在平等、自愿、公平、等价有偿、互利互惠、诚实守信的基础上进行借贷活动，建立起真正的信用制度，产生真正的金融市场[5].政府不必也不能够通过信贷计划强制银行提供企业的资金，“杀贫济富”的银行经营原则会形成企业信贷硬约束；政府也不必为了企业的生存对借贷的价格即利率进行严格的行政管制，利率可以由资金供求关系来决定。

一个富有效率的金融市场可以使货币政策发挥对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使我们在今后宏观调控中少用行政手段，主要采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货币政策可以很好地实现宏观经济政策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货币政策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银行面向企业和个人的借款，由此影响到总需求，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变化可以影响资产组合的改变和基础货币或银行储备的需求，进而影响物价稳定；货币政策的变化可以影响实际工资或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劳动就业；货币政策的变化可以影响进出口价格和外国货币资产的需求，进而影响国际收支平衡。

利率市场化是国家宏观调控改进的核心和经济运行最终摆脱“活乱”循环的关键。利率作为最重要生产要素———资金的价格，既是由金融市场中的资金供求关系决定的，同时又调节着金融市场中的资金供求关系。利率作为一国经济中最重要的经济杠杆，具有反应灵敏、制约力强、作用面大的特点，它既是连接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的桥梁，又是联系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纽带，它通过调节储蓄、消费和投资的流向、流量，达到以资金流引导实物流，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带动经济增长。利率市场化可以加速我国金融深化，逐步消除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抑制，建立一个能够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服务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利率市场化也可以为非国有企业提供一个宽松的投融资环境，解决我国非国有企业资金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的问题，非国有企业可以迅速地扩大生产规模和进行技术改革，可以继续发挥非国有经济部门支持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利率市场化以后，那些成本过高或净生产率大大低于平均利润率的低效率企业将会在均衡利率水平下将被逐步淘汰而自动退出市场，而只有那些净生产率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高效率企业才有能力在均衡利率水平下获得更多的资源以不断扩大生产或投资规模，这会大大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效益。凡是利率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利率水平能够反映资金稀缺程度，经济运行较容易调控，经济发展也较平稳；而利率由政府严格管制、利率水平不能够反映资金稀缺程度，经济运行较难调控，经济发展总会出现大起大落。

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财政化、没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后，可以建立起一个稳定的能够充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决定了宏观经济目标和政策手段之间传导机制的性质和可能影响的" 程度，进一步决定宏观经济政策运用的实际效果。这套制度包括政府的财政预算分配制度、税率税种和税收征管制度、货币发行和中央银行制度、金融体系的内在组织结构、基本的会计统计制度、政府的财政金融监督制度等等。如果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很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手段的变量之间就会有稳定的统计相关性，可以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手段选择的科学性，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中国当前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具有如下特点：政府财力有限和机构膨胀的矛盾日益突出，国家财力在国有企业和银行的流失十分严重，削弱了政府调控经济可以运用的财力；负责宏观调控的中央政府部门的改革和政策职能的建设严重滞后，加上缺乏互相之间的监督和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手段的选择错过了很多最好的时机，加剧了经济的周期波动；财政金融政策仍然不能摆脱过度集中和缺乏法治的倾向，特别是在金融监管的问题上，很多政策出台背离市场经济的原则，用的是计划经济的行政手段，干的是拍脑袋的事，结果损害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一个稳定的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可以解决货币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的选择失当、政策出发点同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背离、决策过程的时滞太长、政府官员渎职和滥用职权等等问题，改进国家宏观调控改进，使经济运行最终摆脱“活乱”循环。

参考文献：

[2]刘振彪。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功能财政化[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

篇13

宏观经济政策是指政府有意识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运行，以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从西方国家战后的实践来看，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一般包括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原则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标本兼治。“急则治标”是指运用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处理短期经济问题，如刺激经济增长，防止通货紧缩、应付外部冲击等；“缓则治本”是指通过结构政策与经济改革处理长期经济问题，如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实现持续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远期战略相一致的政策组合。正如上面提到，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包括：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并且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原则是根据中国发展经济前景的中远期战略相一致的政策组合，而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并且从经济学原理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开展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应对经济问题时，这些目标一般是不能一起实现的，好多时候都是只能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去实现当前经济环境所要完成的经济目标。例如，假如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这个长远目标，所采取的的一些政策、以及相关工具的实施将会对稳定物价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宏观经济政策对大学生充分就业影响的主要表现

1.收入差异增大，产生了大学生在找工作中出现的“羊群效应”。羊群效应，这个概念被用来描述人类的社会现象，指与大多数人在一起，与大多数人一样思考、感觉、行动，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社会行为学家阿希在1951年做了关于线条长度的经典实验。实验表明，个人由于受群体压力的影响，会在知觉、判断、信仰和行为上表现出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相一致的倾向，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从众心理”。大学生在这样的过程中，由于信息掌握得不充分，很难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出合理的预期，他们主要是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来获取信息，从而出现了由“羊群心理”而导致的“羊群行为”。收入是大学生在择业是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现在的大学生在择业中，追求的是更高的收益，致使择业中的“羊群行为”不断出现。经过对《中国统计年鉴.2012》进行了分析，将平均工资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其中北京最高年平均工资为56061元；上海年平均工时为51968元；浙江年平均工资为46660元；而其中年平均工资最低的省是甘肃省，为32906元。2012年5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1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其中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4556元，而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2452元，私营企业收入远低于非私营企业。其中，非私营单位金融业的平均工资最高，达9万元以上，最低的农、林、牧、渔业每年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两者相差4倍多。私营单位中，其中非私营单位金融业的平均工资与私营单位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相比，两者差距超8倍。地区和行业间存在的物质回报性差异对大学生择业造成一定影响，对高收入预期的追求，导致了大学生的最终流动。这种流动是“羊群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以就业市场需求为依据。结果就是高收入地区和行业人头攒动、竞争激烈，低收入区域和行业无人问津，从而导致了大学生的相对过剩。

2.城市与农村用人单位对人才发展前景的重视程度不

同，导致大学生自愿性失业。失业是指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就业的劳动者找不到工作的现象，其实质是劳动者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进行社会财富的创造。而自愿性失业是“一种不满足于已有的工作而继续寻找工作的失业现象”。当前，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就业人满为患，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基层单位急需大学生，而大学生却不愿到农村基层就业。农村和基层人才缺乏，已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大学生不愿意到农村和基层就业，发展前景不明朗是主要原因。调查表明，发展前景也是影响大学生择业意愿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发展机会意味着一个人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一些农村地区和基层单位对人才的重视程度往往不够，发展基层相对较少，加之条件较差，工作福利待遇较低，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导致一些大学生宁愿在大城市自愿失业也不到基层就业。

3.中下企业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导致大学生逆向性就业。逆向性选择是指劳动者不愿意到吸纳能力强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而选择了非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的现象。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是吸纳大学生就业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在我国，中小企业的数量占到全国企业的总数的99%以上，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口的80%左右，中小企业每年吸纳80%以上的新增就业人员，已成为大学生就业的主渠道。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中小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许多中小企业市场萎缩、运行困难，甚至采取了降薪裁员的措施。经历金融危机以后，“稳定性”已成为众多大学生择业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中小企业的不稳定性使大学生把择业目光瞄准收入不高、稳定性强、工作相对轻松、风险较小的国有单位。

4.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发展水平低，导致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是指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动，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在职业、技能、产业、地区分布等方面的不适应所引起的失业。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表明，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的各产业间将发生规律性的转移，将由一、二、三演变成三、二、一顺次，而我国目前是二、三、一顺次。虽然第二产业的产值在我国GDP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近一半，但其对大学生就业弹性值却在逐年下降，吸纳就业能力在减弱。制造业在第二产业中所占份额最大，我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许多行业和产品的产量跃居前列，被称为是“世界工厂”。但是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较低，多数企业尚处于产业链价值的最低端，属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而非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民工，而大学生需要在产业链中最高端的设计、销售和服务等环节就业，因而在我国出现一边是用工荒，另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的怪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经济学家郎咸平指出：“大学生就业难的源头是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真正的制造业是由7个环节组成的链条，包括制造、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零售。”这7个环节被称为6+1模式，制造环节是1，其余环节是6，除了加工制造环节1外，其余6个中高端环节急需要大学生，但恰恰这些环节是目前我国最缺乏的产业。”第三产业对大学生就业的拉动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保持了较强的吸纳能力。但我国的第三产业的产值占全部GDP的比重和西方国家（高达70%以上）相比还较低，仅为40%，而且我国的第三产业也存在结构性问题，传统服务业所占的份额较高，与现代制造业相伴的生产业所占比例较低，生产相对落后。在发达国家，生产已经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跨国公司都将主要业务由单纯的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和转移。据统计，美国服务型制造企业占所有制造企业的58%，而中国只有22%。我国部分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5%左右）的水平，这说明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严重滞后，效率较低，这不利于吸纳大学生就业。

二、结语

当然，对于大学生就业难这个问题，既要考虑到宏观经济政策所导致的影响，又要对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对大学生就业难这个问题所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进而找到解决的方案。当然，我们还需要从微观角度进行考虑大学生就业难这个问题，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方面，大学生自身能力的培养方面，人才市场方面等细节问题还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