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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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之大学生的法治教育开展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现代性法治国家的建立，最终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的兴衰成败，这就对加强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要求。而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成功开展则依赖于对法治精神中所蕴含的时代特征的把握，因此，系统全面地分析大学生法治教育的现代性本质诉求在学理和实践上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力图从理性主体的价值目标、权利义务的基本内容以及方式多元的实施途径等三个角度论述大学生法治教育中所蕴含的现代性应然诉求，从而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生法治教育的现代性理论体系和实践框架。

一、理性主体：法治教育价值目标的现代性

黑格尔认为，“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现代社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自由地承认，精神财富从本质上讲是自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生成或走向自觉，是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性之一，是全部现代文化精神的基础和载体，人作为个体从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进入到自由自觉的生存状态，这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支撑性因素，是现代社会的创新能力、内在活力和驱动力的源泉。这种个体的自觉状态不是少数社会精英的特殊状态，而是现代社会公民的普遍的生存状态。这就在哲学的层面提出了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人作为自主性的理性主体的生成。在现代社会，这一理性主体行为的标准不再依据前现代社会的神之权威或君王的绝对权力，而是遵循着经合法程序制订出来的法律规则，细言之，国家、社会与理性主体的关系由公法来衡量，理性主体之间的关系则为私法所决定，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对理性主体而言，这种法治化的要求并非仅停留在抽象的层面，它更在法律精神、法律信仰以及法律实践的层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首先，理性主体的自主性是现代法律精神的集中体现。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在于社会成员主体性意识的增强，这种主体性体现在人们能够依据客观条件和主观需求及聪明才智来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一种能力和权利，是主体支配自己的活动所应有的权利。同时这种应有权利要转变为现有权利，就必须得到国家法律制度的确认，从而获得公权力的保障，所以，我们可以说现代法律的基本特征就是对源于自主性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进而能够断定法的现代精神之主旨，乃是对自主性的弘扬。同时这种体现社会主体自主性的法的精神，逻辑地演绎为若干要义，亦即公民意识、自律意识和生命意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塑造具有自主意识的理性主体是现代法律精神的题中之意。其次，这种理性的主体应当具有忠诚的法律信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就意味着法律在成为工具性规范的同时，还必须成为人们的价值性诉求。如果“法律仅仅被理解为国家自上而下地制定和执行的一套规则，当官僚国家通过无论行政还是法律手段渗入和控制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社会在此过程中日益萎缩而不再是法律与宗教的创造之源，这时便大难将至”因此，对法律的诚挚信仰成为现代性主体的必然要求。最后，就实践而言，理性主体应当视法律为外在行为的准绳。法律与道德的区别在于调整对象的不同，法律指向的是人们的外在行为，而道德则调整人们内在的良知。理性主体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人们必须将法律作为行为的最低标准，这一要求是保证理性主体的自我权利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权利和谐共处的基本条件。

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性的规定特征在于具有自主性法律精神、法律信仰以及视法律为行为准绳的理性主体的生成。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大学生法治教育的过程中，把自主性的理性主体的培养视为教育的价值目标。在法治教育中，需要让学生知道，只有成为自主性的主体才能进入社会生活，当然这种自主性不是任意性，而是以责任为依归的，每个青年学生只有成为自主的主体才能使自己信服地成为责任主体，从而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使自己的行为选择符合法律的要求。同时，要培养学生对社会主义法律的信仰，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把握法治观念的精髓，因为只有当法律成为学生的一种社会信仰时，它才能是使大学生由内至外地尊重法律，从而能够按照法律的要求展开实践活动。因而，只有将大学生塑造成具有自主意识的理性主体，才能符合现代性的应然要求，才能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培育出守法公民。

二、权利义务：法治教育基本内容的现代性

以理性主体的生成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不仅表现在社会成员的自主性的增强，同时还表现为理性主体之间的关系与前现代社会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再以身份为划分标准，而是以人们之间的契约关系来界定，这也是前现代社会被视为公法型的社会，现代社会被视为民法型社会的法理依据。在现代社会，国家公权力的来源是由“社会契约论”证成的，而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则是以民事性契约来判断的。无论是社会契约还是民事契约都是以自主性的理性主体的存在为前提，就此而言，契约化行为在社会中地位的彰显正反映了理性主体自主性的增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自主性理性主体的出现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本质要求。当自主性的主体成为契约制定者和履行者时，所有活动的内容则指向人们的具体行为即设定、实现权利和义务。就此我们可以推论，权利与义务这对矛盾范畴构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视权利与义务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法治教育时，必须把握住这一现代性特征，将权利与义务观的教育视为法治教育的基本内容。

青年学生正在经历一个逐步成熟的成长过程，法治教育要使学生能够在选择社会行为时摆脱不成熟的随意性和不负责任性，让每一个学生知晓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还必须承担与之相适应的义务，这就需要青年大学生们树立起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因而就有必要厘清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内涵及关系。

法律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与之相对，法律义务则是主体以相对抑制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约束手段。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权利和义务在结构上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既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如果一方不存在了，另一方也不能存在；两者在数量上存在着等值的关系，即在一个社会中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是相等的；两者在功能上存在着互补的关系，即只有在两者互动的运行中，才能有效地调节理性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社会的运转不仅需要权利，而且需要义务，只有科学地认识到权利与义务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建立起正确的现代性权利义务观。

权利与义务观的确立仅是在宏观上使得大学生了解权利与义务在法律中的地位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并不能保证学生在具体层面熟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因而，这就需要在法治教育的过程中，将以权利与义务为内容的教育推向更加细致的实践层面，从而使学生在不同层面理解权利与义务的具体形态。由于大学生在校园中的时间很长，所涉及的社会关系在校园中尤为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校园生活，使得学生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权利与义务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例如：学生与校方之间的关系既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又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就前者而言，高校依据《教育法》行使行政管理权力，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垂直型的隶属关系，这就要求学生有服从校方管理的行政义务，与此同时，学生也有在与管理发生冲突时的行政救济权利，如对校方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对于后者来说，二者存在着平权型的民事法律关系，由于校方为学生提供了教育、住宿及饮食等方面的服务，在这些方面两者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都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双方之间的关系由民事权利和义务来决定。我们只有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切实感受到权利与义务的存在，才能使其了解权利与义务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进而依此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准。

三、方式多元：法治教育实现途径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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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继承孔子“仁”的思想并对其进行发扬，提出了“仁政”的思想。“仁政”学说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把它扩充发展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就是“仁政”。孟子认为“仁政”既是行政管理的根本目标，又是行政管理的基本内容。“仁政”思想是在“人性善”论前提下提出来的，在“人性善”基础上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以民为本思想。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对行政管理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孟子认为实行“仁政”应当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制民之产”，给民以“恒产”。所谓“制民之产”，就是指国家和政府要给民众一定的私产，即“恒产”，以保证民众的生活需要。在孟子看来，老百姓没有固定的谋生产业，因此也就没有长存的善心，行政统治就不会稳定，所以政府要“制民之产”。

（2）兼以法治。仁道与法治相辅为用，这是孟子仁政的重要特色。法治和仁道是为政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仁治与法治要相辅相成才能进行治理。

（3）任用贤能。任用贤能，才能使国家繁荣富强，而“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孟子主张“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形成人才济济的形势，从而使国家政治修明，励精图治。

二、法家””法治主义””的行政管理思想

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最大的区别是法家崇尚法治而儒家崇尚人治，“以法治国”是法家行政管理思想的核心。另外，法家思想还提倡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韩非。韩非是法家行政管理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和商鞅的“人性好利论”，认为人“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人好利是因为生活的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讲都是利益关系，因此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仁义道德是靠不住的，必须使用严刑峻法的手段才能达到行政管理的目的，韩非反对儒家把行政管理寄托于“明君贤臣”的人治理论，他认为人治往往是人在政举，人亡政息，造成社会的动乱，只有实行法治，这些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律，即使像尧一样的贤人也难以治理，而如果法律完备，再庸俗的人也可以治理好国家。强调法的重要性。韩非认为法对行政管理的具体作用还表现在它为所有的政府官吏和民众提供了行为规范和判断是非的标准。“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政府官吏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一切都是按照法律的标准来进行，这正是法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作用。

三、评述

儒家和法家的行政管理思想对其后的历朝历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行政思想的基础。我们在现代的行政管理活动中应该批判地对这些思想进行继承和发扬，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一）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行政管理的根本目标。儒家思想提倡“以民为本”，孔子主张“爱人”，孟子进而提出“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贵”，现代的民主社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行政管理活动更加强调“以民为本”的思想，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行政管理的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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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世界上多数国家将公民教育作为本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来说，加强公民教育、培育现代公民，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明确基本内容和核心课题。

结合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实，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应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道德教育三个基本方面。加强公民思想政治教育，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引导公民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公民法制教育，应引导公民正确认识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公民道德教育，应引导公民在价值取向、道德选择、行为得失上形成正确判断，不断提高公民自我调节的能力。

当前，应突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引导公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规范行为。

发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

在开展公民教育过程中，各国均把学校教育作为主要平台。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进行公民教育的途径是多样和综合的，可以通过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两种方式来进行。

显性教育的方式是开设专门的公民教育课程，从小学至大学普遍开设“思想品德与道德修养”课，把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义务融入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之中，并根据青少年学生在不同成长阶段的身心特点，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持续实施。这是公民教育最直接的方式，因为它能把公民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内容以知识传授的方式介绍给学生，从而增强公民教育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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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是高职院校学生群体对法、法律或其现象的反应形式，即心理、知识、观点和思想，包括对法律的情感、认知、评价和信仰等的内心体验。高职院校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也是未来社会的支撑主体，其法律意识如何，直接影响到公民的法律素质和整个社会法治文明的程度。

一、当前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与分析

有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高职院校学生违法犯罪现象明显增多，占社会刑事犯罪的比例持续上升，而且犯罪类型向智能化、多样化发展，同社会犯罪比，其涉罪范围、性质及危害没有质的区别。数据显示：“象牙塔”并不平静，高职院校学生们的法律素养包括法律意识状况令人忧虑。

1、高职院校学生缺乏从总体上准确理解和把握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

现代法治是以民主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核心，与传统的法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它视法为工具与目的的统一，并更加强调法的目的价值，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高职院校学生对法的民主基础尚未有明确的意识，仍然存在着一种传统意义上将法作为统治工具的法律观。譬如，他们也认可“法治”反对“人治”，但受到传统人治观念和现实中一些“权大于法”现象的影响，往往认为法律只具有工具价值而非目的价值；他们也认可民主反对专制，但受到中国现实国情的制约，往往认为法制只存在于民主制度而专制制度下就没有法制，没有认识到法制既可以与专制相结合，也可以与民主相结合，而只有以民主为社会基础的法制模式，才能称之为真正的法治。

2、有感性法律意识，但缺乏理性法律意识

法律本身是一门学理性极强的学科，不掌握一定的法律基础理论，就难以用理论解决现实存在的法律问题。大多数高职院校学生对法律的认识还只处于初级的感性阶段，正是因为缺乏系统的法学理论学习，使得高职院校学生的法律意识仍处于对法律本质认知的启蒙状态。比如，多数学生都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但对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内容却知之甚少，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都是实行的国家，若不能将宪法提到的高度加以认识，在论及宪法内容时不能立即想到公民的权利以及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等诸如此类的关键问题，则是缺乏现代法治意识和意识的表现。

3、有被动法律意识，欠缺主动法律意识

由于传统法律意识的思维惯性，以及教育与宣传舆论的局限，大多数高职院校学生的法律意识处于一种被动的守法状态，认为守法就是遵守刑法。这种被动的法律意识更多的是一种守法教育下的结果。譬如，现在一些高校内的法制宣传栏中的内容都以描述违法犯罪的案例及其所受的惩罚居多，往往使得高职院校学生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法律的铁面无私和无情，甚至有个别高职院校学生得出了只要自己不违法，就无需学法的错误结论。守法教育固然是法制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如果将守法教育代替整个法制教育，以守法为法制教育的初衷和归宿，则不仅不利于培养出具有现代民主意识和现代法律意识的人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代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悖逆。只有彻底转变法制观念，以培养人们的法律信仰和权利的积极行使为出发点，才能在更深层面上对提高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和建设法治国家做出回应。

二、培养和塑造高职院校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主要途径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实践要求有现代法治观念和伦理精神的支撑，需要有与之相应的思想教育理念和运作体系。高职院校学生的素质教育，包括高职院校学生的现代法律意识的塑造过程，不仅仅是依托于学校，更需要深深地扎根于以社会为背景的“土壤”之中。因此，针对当前高职院校学生的法律意识现状与分析，现提出如下几点对策建议：

1、健全法律运行机制，加强道德规范建设，创造有利于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法治环境和舆论环境。

高职院校学生思想开放，时代感强，主观上期望法治，关心国家法制建设，但世界观还未完全成熟，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因此，立法、执法、司法部门做到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执法的程序化，守法的自觉化；大众传播媒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应利用普法、守法、执法和监督法律实施的模范人物和典型事迹，进行生动的法制宣传，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舆论环境，对于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现代法律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实行“依法治校”，营造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氛围。

高校的法治环境如果是民主、平等的，必然对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的正确树立起到积极正面的影响，反之亦然。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活动要有章可循，程序合法。学校制定校纪校规时，要确保所建立和使用的规章制度不违背法治的精神，与国家现阶段所颁布和使用的法律法规不冲突，并“严格按照教育法律的原则与规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尊重学生人格，维护学生合法权益，形成符合法治精神的育人环境，不断提高学校管理者、教师的法律素质，提高学校依法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

3、深化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改革，开展校园法制文化活动，以适应素质教育对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要求。

目前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材，普遍存在课程内容设置不合理的问题。教材内容未突出重点，只注重编写的系统性，教材内容几乎涵盖了我国现行的法律，书中几乎无任何案例对相应法理进行释疑，而法律条文中大量引进的专业术语对于非法律专业的学生来说无异于读天书，不适应学生自学和阅读的需求。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应当积极拓展法学选修课的开设门类和开设范围，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需求，从而逐步培养出适应现代素质教育要求的具有较高的法律意识的高职院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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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政策之溯源

    产业政策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国家政权的出现并开始履行经济职能、干预产业活动，而严格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则首先出现在西欧产业革命后开始了工业化进程的资本主义国家。

    法学界公认，美国于1890年制定的《谢尔曼法》是世界第一部由国家主权保障实施的现代反垄断法。《谢尔曼法》的制定和实施，大大缓解了美国因长期的完全自由放任政策所导致的经济秩序危机，{1}（P295）它是西方早期最有影响的产业组织政策的缩影。而日本自明治开国时起，就明确提出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口号，并由政府直接出面创办了一大批官营的近代产业，以期通过对民间产生示范和劝业作用，来加速日本的工业化和近代化过程。中国的产业政策实践堪称源远流长。由于我国封建时代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工农业生产进行干预，政府行为成为影响封建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马克思甚至提到：“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的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的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2}（P25）据我国史学家研究，三国时期曹魏的“屯田”政策，北魏的“均田”政策和唐初的“均田”政策都有力地推动了土地与农民的结合，促进了当时的农业生产。设专职官吏掌管水利事宜、兴修水利设施，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农业政策的基本内容。这类政府行为较好地发挥了政府的权能，弥补了民间组织涣散的天然缺陷，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外，推广先进生产工具、先进生产技术和优良品种，奖励垦荒和组织大规模移民垦殖的政策，也都对我国封建经济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它们无疑都是农业国早期产业政策实践的佐证。{3}（P101—127）

    而产业政策概念在我国的正式启用是在20世纪80年代。譬如，1986年“产业政策”一词正式出现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中；1989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这标志着我国开始了产业政策的实践；1994年3月，国务院又颁布了《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标志着我国已开始建立以产业政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体系；之后相继制订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水利产业政策》、《当前国家鼓励发展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等产业政策，基本形成了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等在内的、较为完整的一个政策体系。

    综上，产业政策的本质是国家对产业经济活动的主动干预，它的产生及演化与国家的干预思想是相辅相成的，其间尤其要注意的是对它科学合理的界定及功能的理解。

    二、产业政策的法治化

    在我国，许多法律都是由政策转化而来，因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法律化是在协调政策与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的有效衔接的方式。

    （一）产业政策法治化的一般分析

    产业政策是一种政府政策，也是政府的干预或调控行为，在此领域实行法治就直接表现为政府要依法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要受法律的约束，这突出地体现了法治的民主实质和要求，其意义重大。如果政府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的行为不受法治原则的制约，这种产业政策就可能变成行政专权，增加其任意性，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如果不对公共行政在为追求其目的而采取任何被政府官员认为是便利的手段方面的权力加以限制，那么这种做法便是同法律背道而驰的，因为这将沦为纯粹的权力统治。”{4}（P367）所以，对政府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的行为进行法律上的控制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而“产业政策一旦上升为法，就不再是政府意志，而是国家意志、全民意志。即使是政府的有关规定或行为与法相抵触，也必须以法律为准，服从法律的要求”。{5}因此，对产业政策进行法律调整不仅意味着要规制被调控主体的行为，而且也意味着要规制调控主体的行为，并且后一方面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当然，政策法律化并不是说将所有的政策都转化为法律，转化为法律的政策，一般必须具备如下要件：影响的全局性；内容的稳定性；转化的成熟性。可以说，政策法律化的水平和程度直接体现了国家实行法治的能力。在我国的法制建设中，应该对政策法律化予以高度重视，确保政策法律化科学、合理、有效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