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危机细节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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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09)11-0045-01

随着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我国金融体系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在当今这个开放的世界格局中,为了能更好地发挥世界逐步一体化的金融活动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促进具有中国的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更快更好地发展,我们有必要探讨出一个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中国金融体系。

一、金融危机下我国金融体系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金融危机爆发后,特别是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金融体系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金融抑制

金融危机使得我国金融国际化和自由化滞而不前,具体表现为: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纪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二)金融业整体缺乏竞争力

从银行业看,主要表现为资产质量恶化,资本严重不足,收益急剧下滑。银行的资产质量是决定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按国家规定,银行不良资产比重不得超过15%。而我国银行的不良债权已大大超过了这一比例。金融创新乏陈。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创新还很落后,且存在两大问题:其一,金融创新过于依赖政府。由于我国的金融机构还不是真正的企业,金融创新主要依靠政府和金融主管当局,表现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过程。其二,在有限的金融创新中,各领域进展失衡。例如,金融工具、产品、服务的创新步履缓慢;在业务创新中,负债类业务多于资产类业务;在资产类业务中,真正能够保证受益、转移风险的金融创新寥寥无几。显然,金融创新的不平衡性和行政主导降低了金融资源的效率,削弱了中国金融机构的创新竞争力。

从外部监管看,首先表现为金融法规建设滞后。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靠由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法律手段极为缺乏。其次,监管信息不完全,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业监管的主要依据是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类报表,这些报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金融企业的实际情况很难确定。最后,监管方式结构不合理,存在监管的体制性腐败。我国的金融监管往往凭借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长期的人事往来关系,管理监督很少量化指标,形成了“人为裁度、随机变化”的监督方式,使监管人员与被监管人员的关系过于密切。这种监管体制必然造成监督的腐败,降低监管的效率。

二、后国际金融阶段我国新型金融体系的构建

金融危机爆发到现阶段,国际金融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需要从以下几点着手,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

(一)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和竞争体制,形成与开放环境相适应的竞争能力

首先,国有银行要建立国家控股的多元化产权制度。建立国家控股的多元化产权制度,必须从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个方向入手:(1)外部治理,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国企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遵循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要求,加快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内部治理,对国有银行内部进行治理,建立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对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建立经营权、所有权和监督权分立的制度框架,形成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使银行的市场化经营获得制度上的保证。

(二)加快金融监管创新

针对目前中国金融体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必须在保持防范金融危机、保持金融稳定、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的原则下实行金融监管制度创新。首先,要加快政府金融管理职能的转变,使政府的金融管理职能转向创造公平竞争的体制环境和加强调控的有效性上来。其次,打造金融创新的微观基础,选准创新的突破口。我国金融机构之所以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金融机构本身产权不明晰、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是重要内因。针对金融工具的有限性,可利用股票市场的先发优势,适时发展期货、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针对负债类业务多于资产类业务,积极发展票据和国债回购市场,推进金融资产的证券化进程;针对金融效率对交易和清算手段的依赖性,着力进行金融电子信息化建设,使金融运作基于电子化的平台而获得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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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金融危机的变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演变为不同的形式,出现了货币危机、银行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等不同的危机变种。对此,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很难给出合理解释,需要建立新的框架进行综合分析。不论是货币危机、银行危机还是政府债务危机,必然体现在家庭、企业、银行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中。独立,而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种关系的失衡都可能导致另一种或者另几种关系的失衡。所以,每一类危机都至少对应两种非均衡关系。[8]长期的财政赤字将导致债务率的提升,政府债务货币化可能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如拉美货币危机就与政府赤字货币化的操作有关。企业投资来自于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来自于储蓄存款,所以银行是连接居民和企业的纽带,他们之间存在存款和贷款与贷款和投资这两种均衡关系。存款、贷款和投资之间又存在期限结构错配风险、货币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这些风险都会造成银行的不良贷款,当不良贷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储户恐慌和挤兑,银行危机便因此而爆发。如果政府出手救助银行,银行不良贷款即转化为政府债务,在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条件下有可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如果货币政策是非独立的,政府还可以通过债务货币化化解债务危机,则债务危机将进一步影响居民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变化,进而演变为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或危机。这正是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欧盟五国正面临的局面。如果没有政府的救助,就必须提高外贸部门的竞争力,通过扩大出口去化解危机,但这需要汇率贬值的配合。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决定外汇储备的增减。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导致外汇储备的增加。在固定汇率下,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演化为国内货币扩张,从而导致经济的全面泡沫化。一旦资本流出,外汇储备耗尽,则将导致固定汇率机制崩溃,引发货币危机。在浮动汇率下资本流动异常也可引发金融危机。日本泡沫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都属于这种类型。各种失衡与利率、汇率政策有关,固定汇率、热钱、低利率、贸易顺差都是产生经济泡沫和资产泡沫的因素,应该说中国银行业具备滋生金融危机的条件,但是中央银行通过人为地压低存款利率、抬高贷款利率、扩大存贷款利差,实现了对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利益输送,使银行轻而易举地获得暴利。这种制度极大地损害了广大储户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高利贷、企业破产、房地产泡沫、中小企业融资难等皆与此有关。如果增加的货币是由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占款,则本币面临升值预期,升值预期容易导致资本内流,催生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日本的泡沫经济和当下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都与贸易顺差过大和货币升值有关。一旦资本流动方向发生逆转,就会引发东南亚式的金融危机。如果说拉美货币危机是货币数量扩张的结果,则英镑危机就是由货币价格(利率)的突变造成的。德国提高利率导致资本非正常流动,产生了英镑贬值预期,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导致了英镑危机。东南亚危机是外向型经济和国际套利资本融合的产物,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表现为信用的极度扩张,这种增长模式对外部冲击极为敏感,对东南亚的小国经济来说,更是如此。

    体制性因素及金融危机的生成与传递

    有很多学者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研究金融危机。在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与负债属于存量,存量是流量长期积累的表现,因此,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是一个动态、漫长的过程。如果按照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的财政赤字上限和60%的国债上限,一个国家国债从零积累到60%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衍生品泛滥、银行顺周期操作、道德风险、国际货币体系的僵化和金融监管缺位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都会影响资本流动和债务积累的过程,因而它们都与金融危机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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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首次出现的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此次金融危机的政治原因本质上是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凸现的结果。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性市场运行对资源的全球配置需求以及相应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而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充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却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另一方面，作为国际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的经济政策制定的国别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矛盾的累积和激化。

二、世界经济格局新的结构性调整和重组拉开序幕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势有五方面的影响：

其一，从危机发生至今全球工业产值和贸易规模的萎缩比例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程度已经超过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

其二，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在各国经济衰退的阴影下有所抬头。

第三，美、欧、日等国经济实力都因受到危机的直接严重影响而削弱，但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势头也受到不同程度抑制，未来新兴大国的增长态势将更大程度取决于各自完成经济刺激和结构优化调整的政策效应和时间长短。

第四，本次金融危机无法改变全球化经济深入发展的大趋势，包括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大国等所谓“全球化中心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相互密切关联和影响将持续加深。最后，从整个世界范围和中长期的影响来看，金融危机对于“全球化边缘国家”的经济打击将更大于“全球化中心国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力量发展差异将在短期内继续扩大。金融危机同时全面启动了新一轮国际金融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改革进程。一方面，金融危机标志着美独霸金融体系格局的结束；另一方面，全球金融／经济体系改革和过渡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

三、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变革正在加速

第一，尽管金融危机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等核心成员的对外政策制定，使政策的内向性有所加强，但主要国家仍表现出强烈的化危机为机遇的意愿，力争以改革国际金融机制为突破口，在国际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的变革进程中占据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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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金融危机中马来西亚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亚洲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经济发展平稳,2001～2007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5.1%。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原油产品价格波动和国内政局不稳定等影响,马经济发展遭遇巨大挑战,政府积极应对,保住了全年4.6%的增长率。进入2009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日益扩大,外部需求持续下降,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马来西亚在出口和工业生产方面都出现大幅萎缩,加上甲型H1N1流感肆虐,整体经济下滑。一季度GDP衰退6.2%,创下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大跌幅。随后政府推出第二套振兴经济计划,有效遏制了经济恶化,二季度下降3.9%,三季度跌幅缩小至1.2%,四季度实现正增长4.5%,全年经济萎缩1.7%(见图1)。

(一)总需求方面

从2008年三季度开始,消费、投资、出口出现加速下滑趋势。经济萧条时期,扩张的财政政策为经济注入了“强心剂”,2009年二季度经济逐渐复苏。

1.消费支出方面。国内需求一直是拉动马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自2008年三季度始,受全球经济环境恶化和消费者信心不足的影响,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逐渐减弱。2009年一季度国内需求衰退2.9%,随着第二套振兴经济计划的推出,二季度下滑趋势有所减缓,同比下降2.3%。三季度政府支出大幅增长,增长率为10.9%,同时物价水平下降和劳动力市场改善促使私人消费增长1.5%,国内需求尤其是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柱。

2.投资支出方面。自2008年四季度开始,投资已连续四个季度负增长,2009年前三季度分别为-10.8%、-9.8%和-7.9%,虽然降幅收窄,但仍没有好转迹象。

3.进出口方面。国际市场需求锐减导致进出口大幅萎缩,2009年1～12月,货物进出口额为2814.3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1.1%,出口、进口和贸易顺差均下降21.1%。12月情况有所好转,进出口总额和贸易顺差均转为正增长。从商品结构来看,主要进口商品是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和矿产品;主要出口商品是机电产品和矿产品。从市场结构来看,2009年1～9月中国仍为马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日本第二,美国第三;新加坡仍为马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超美国列第二。

(二)总供给方面

自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以来,各个行业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2009年一季度除建筑业外,其他行业均出现负增长;二季度情况有所好转,农业和服务业出现回暖迹象,制造业滑坡势头有所缓和;三季度建筑业继续走强,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1.服务业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9年一季度服务业出现负增长,二季度迅速回升至1.6%。随着国际形势转好,三季度服务业增长3.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1.9个百分点,其中批发零售和金融保险表现突出。而自甲型H1N1流感爆发后,旅游餐饮业一直未能摆脱负增长的窘境,成为拖累服务业的主要行业。

2.制造业持续低迷。制造业连续四个季度负增长,主因是全球经济衰退导致钢铁及塑料制造业需求下降,使得电子产品、非金属及金属制品、木制品等行业出现大幅萎缩。2009年制造业衰退幅度逐渐收窄。

3.其他行业。2008年出现国际粮食危机迫使马来西亚调整农业发展战略,2009年随着粮食作物产量提高,农业发展趋于平稳。天然气和石油产量下降导致矿业在三季度萎缩3.5%,连续6年负增长。2009年以来建筑业一直保持增长,三季度同比增长7.9%,创近十年来新高,主要得益于政府加大了对公共建设和中低价房屋的投资。

(三)通货膨胀与就业状况

1.物价变动。从历史资料看,马来西亚物价波动较小,1985～2007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6%,2008年农产品和石油价格上涨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至5.4%。2009年一季度为3.7%,受食品、饮料和交通运输价格下滑影响,二季度降至1.3%。由于2008年油价上调拉高运输价格导致基数较高,三季度CPI下降2.3%,是1994年以来的首度下跌。

2.失业情况。近年来失业率维持在3.2%～3.5%,2008年失业率为3.1%。2009年一季度受经济危机影响,企业采用裁员、减薪等措施来降低营运成本,导致失业人数剧增。裁员人数达到12590人,失业人数45.07万人,失业率4.0%再创新高。二季度情况有所好转,失业率回落至3.6%,年底失业人数39.51万人,失业率3.5%。

(四)政府财政收支状况

马政府高度依赖石油、天然气、棕榈油的销售收入,在棕榈油与国际原油价格不断下跌的情况下,政府收入受到极大影响。而实行油价补贴政策和推行振兴经济计划使得政府支出不断增加,致使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为应对金融危机,2008年11月政府推出总值70亿马币的第一项振兴经济计划,包括15项利民措施:建造中低价房屋(12亿马币)、公共建设(6亿马币)、教育补贴(2亿马币)、维修公共交通系统(5亿马币)、推动高速宽频(4亿马币)及成立投资基金吸引投资(15亿马币)等,以期通过刺激内需和提高消费信心来摆脱经济衰退的命运。然而金融危机的冲击不断扩大,2009年一季度经济衰退6.2%,于是政府在2009年3月推出了总值高达600亿马币的第二项振兴经济计划。在收入减少、支出增加的前提下,2009年的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至占GDP的7.6%,该比率是自1982年(财政赤字占GDP的16.6%)以来的最高水平。

二、金融运行情况分析

(一)汇率波动较大。2008年马币兑美元升值,4月份平均汇率3.1621。随后美国联储暂停降息使得美元持续走强,同时油价及食品价格高涨使得投资大量流出,导致马币贬值。随着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马币兑美元先后失守于3.3和3.4,11月份平均汇率更是跌到3.5870。2009年美元贬值,自2月起汇率由3.6925一路攀升至10月的3.4075。

(二)马央行下调利率。自金融风危机以来,为增加市场流动性,刺激国内消费,马央行先后三次降息,降幅为1.5%。2008年11月降息0.25%,2009年进一步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1、2月两次降息,降幅为0.75%和0.5%,截至11月份政策基准利率仍维持在2.0%。

(三)证券市场先抑后扬。2008年受金融危机、通货膨胀和政治不稳定影响,吉隆坡股票指数下挫,年底收于876.75点,同比下降39.33%。2009年历经经济衰退、甲型H1N1流感肆虐以及迪拜倒债事件,股市虽有波动,但好于上年。年底股市总市值为9994亿马币(2916亿美元),吉隆坡综合指数收于1272.78点,为历年来第二高点。

(四)银行体系运行平稳。2009年金融危机冲击逐渐减轻,政权交替为市场带来正面影响,银行系统运行平稳。截止6月末风险加权资本比率及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4.0%和12.3%,不良贷款比率为2.2%,贷款质量良好。信贷需求方面,银行贷款和商业贷款均有所增加,信贷资金主要投向金融保险、服务业和制造业。货币供给方面,2009年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3增长,经济活跃度有所提升。

三、2010年马来西亚经济展望

(一)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1.国际金融危机对马来西亚的经济冲击较大。马来西亚是典型的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较大。国际市场低迷和市场需求萎缩将对出口和制造业产生深远影响。

2.资源类产品价格波动影响财政收入。约40%的财政收入来自石油、天然气、棕油及橡胶等资源类产品,这些商品价格下降将直接影响财政收入,削弱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发展的效力。

3.可支配收入减少影响消费。各行业持续低迷以及失业人数增多使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不利于刺激消费、拉动内需。

(二)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

1.经济有转型趋势。马来西亚一直是出口导向型国家,2009年二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8%,经济增长模式已逐步从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拉动型。此外,马国重视出口市场多元化,开拓了东盟地区、日本以及中东等地市场。

2.政局稳定。自2008年“308”大选之后,执政党联盟严重打击,因此在争取民心、巩固党盟等方面做出很大努力[1]。纳吉出任总理后政局日趋稳定利于经济全面恢复。

3.政府积极“救市”。2008年11月以来,政府相继出台系列“救市”举措,包括推行总值670亿马币的两项振兴经济计划、扶持股市、三次降息、对存款提供全额担保和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等。

4.金融体系稳固。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2.3%,呆账率为2.2%,金融体系较为稳固。截止2009年末,外汇储备有864.79亿美元,银行能够提供资金协助各种经济活动。

(三)2010年经济预测

国际金融危机给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若干转变,包括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增加,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主要的出口国以及服务业成为经济支柱等。预期在全球经济环境未有显著复苏前,现行的发展模式将会持续[2]。宏观经济数据显示,马来国内经济已经开始复苏,加上积极财政政策、低通胀、银行信贷增加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相信整体经济状况在2010年会有更乐观表现。但是,目前的全球经济环境仍充满变数,加上美元近期趋贬的走势不利于出动,马来西亚经济全面复苏尚需时间。预计2010年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会保持在4.5%～5.5%水平。

参考文献

[1]刘卫国.2008年马来西亚宏观经济情况.驻马来西亚使馆经商参处.

[2]中华经济研究院.个别国家经贸动态与分析(马来西亚)[J].东南亚经贸研究院季刊,2009(3).

[3]Economic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s in Malaysia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2009.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季刊,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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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双重劳动关系”之检视

劳动法学上的“双重劳动关系”是指一个劳动者具有双重身份和享有两个劳动关系。其或表现为两个劳动关系都是法定的；或表现为一个是法定的劳动关系，另一个是是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双重劳动关系”现象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表现为一个从隐性到显性的过程。但是“双重劳动关系”自身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动因，却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度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的。目前对于“双重劳动关系”的阐述和分析早已是汗牛充栋，对于在我国是否存在“双重劳动关系”和应否承认“双重劳动关系”也是见仁见智。传统上承认“双重劳动关系”者认为“双重劳动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一是非全日制用工形成的“双重劳动关系”；二是兼职形成的“双重劳动关系”；三是国企改制后形成的“双重劳动关系”。另外还有一种比较有争议的是劳务派遣用工形式下所形成的“双重劳动关系”。虽然对于“双重劳动关系”的理论依据尚存争议，但是实践中确实有很多案例涉及到“双重或多重劳动关系”的用工形式。对于“双重劳动关系”的争议由来已久，虽然我国已有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双重劳动关系”问题有所涉及，但是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理论界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议非但没有明晰反而愈演愈烈，对于“双重劳动关系”的界定也越来越难以把握。目前，我国涉及“双重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聘请科学技术人员兼职的暂行办法》和《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等。当然对于“双重劳动关系”的规定还有很多，散见于各相关规定和地方性法规中。总结来看，理论界围绕着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双重劳动关系”的态度提出了所谓的“肯定说”、“否定说”和“部分肯定说”。不得不说，大多数学者对于“双重劳动关系”的研究从出发点上来说就进入了误区，毫无疑问构建在错误根基上的研究即使阐释的再怎么深刻也无疑是做了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根据政治经济学，我们知道劳动关系原本是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劳动关系是指劳动力所有者与劳动力使用者之间，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发生的一方有偿提供劳动力，而由另一方用于同其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关系。劳动法学者通常将其做了一个法律上的定义，从法律上讲，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关系既是经济关系又是人身关系。从以上对于劳动关系的定义可以明确劳动关系是一类存在于经济运行中的生产关系，其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分工而产生和发展的。劳动关系的有无并不以是否存在劳动契约或者劳动合同为前提，而相反劳动合同的签订仅是劳动关系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区分一下劳动合同关系与劳动关系，因为就目前来说我国学者在探讨“双重劳动关系”时并没有将这两个问题区别加以对待。其实如上所述，劳动法上所称的劳动关系是指劳动力所有者与劳动力使用者之间在实现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而劳动合同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签订的协议，虽然劳动合同与一般的民事合同相比具有更多的公法元素，受到更多的法律约束，但是就其本质来说，劳动合同仍是合同，有关合同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仍需遵循。

二、劳动法学上之劳动关系与劳动合同关系

在劳动法学上，劳动关系不应该用统计学上的计量方法加以计数。如果非要探讨究竟是否在基础劳动关系之外是否存在其他的劳动关系，笔者认为这种提法欠妥。前面已有论述，劳动关系本身不存在主次，更不存在数量上的划分。劳动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一员，是产业关系的一种。具体到每个劳动者来说，在社会中一个劳动者只可能拥有一个劳动关系。劳动力专属于个人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不可能将劳动力切分成各块分别加以出售或利用，这就好比不可能将人的身体分拆一样。与此相反对于劳动合同关系，由于劳动者与不同的用人单位签订不同的劳动合同就会存在不同的劳动合同关系。且不论该多个劳动合同的内容是否相互抵触，是否违法，但是每个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应该是自由无限制的。不论签订多少个劳动合同，只要符合劳动合同的成立要件，在法律上应该是允许的，甚至是应该值得鼓励的。所以，一个劳动者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应该是允许的。这样不管是双重劳动合同关系还是多重劳动合同关系在法学上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少的区别。劳动关系是劳动合同关系的现实基础，劳动合同关系是劳动关系的法律形式，但并非所有的劳动关系都表现为劳动合同关系，二者之间绝对不能划等号。据此，笔者认为传统上有关“双重劳动关系”的提法是错误的，应该变换称呼为双重劳动合同关系或双重劳动契约关系，这也是我在本文中一直用双引号引注“双重劳动关系”的原因。至此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解决理论界一直负有争议的问题，同时也可以为实践中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明确的解决思路。

三、双重劳动合同关系之法理依据

虽然目前学界对于劳动合同的定性并没有十分明确，但是毋庸置疑劳动合同在本质上仍是合同。劳动合同作为一种特殊的合同既有合同的一般特性又有其特殊性。合同法有关合同的原则性规定指出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一种协议，遵循契约自由的原则。劳动合同作为合同的一种特殊形式必然也需遵守这一古老的原则，劳动合同的签订是建立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达成的协议。合同的基本精神在于意思自由，对于劳动合同来说，虽然说受到强行法的强制性规定，但是其本质上崇尚的仍旧是意思自由，只不过是一种受到限制的意思自由。有限制的意思自由目前在民法学上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的命题，相关民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已是相当的深入。对于劳动法学者特别是研究劳动合同法的学者来说，承认这一民法基本原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运用这一理论解决劳动法学中的双重劳动合同关系问题将会变得非常的清晰。我国法律规定一个劳动者可以与多个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双重或者是多重的劳动合同关系是在法理之中。我们知道，合同的成立在于满足主体、内容和意思表示这三个要件，所以对于一个劳动合同来说只要满足以上三个要件原则上是成立的。虽然法律对于劳动合同有很多强制性的规定，譬如书面形式等，但是这仅仅是劳动合同这一特殊合同的生效要件，并不能就此否定劳动合同本身的成立。一个合法的劳动合同关系应该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主体固定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除非全日制用工外的劳动合同一般采用书面形式；核心内容为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和内容合法。据此有必要重申，劳动合同的建立只需满足基本的条件，即主体、内容和意思表示就可以成立，至于是否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或者是否符合有关劳动基准法的规定等条件可以看作是劳动合同生效的要件，而并不是劳动合同关系成立的要件。事实上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也并没有就此点作出明确的要求，对于劳动合同关系和劳动关系二者经常混用，这才导致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一直争议不断。

1941年Gunter Haupt氏发表了《论事实契约关系》，对传统契约理论（认为契约之成立必须依当事人双方之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即合意而成）进行修正。指出恪守古老的观念不能解决问题，应有勇气面对现实，承认一项新的理论，即在若干情形下，契约关系得因事实过程而成立，非必依缔约之方式不可，故当事人之意思表示可不过问。虽然此理论在其产生之际即受到众多的批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该理论变得日趋成熟，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承认。我国合同法规定对于没有成立的合同或者说是对于欠缺成立要件的合同可以通过当事人的实际履行行为推定合同成立，这种行为在我国民法基本理论中被称作为实际履行。同时对于欠缺法定形式要件的合同可以通过当事人的履行行为予以治愈。之所以有此介绍是因为，在劳动合同关系中可能会存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者是本身即不存在劳动合同的事实劳动关系，在此种情况下有必要运用民法学中有关事实契约关系的这一理论解释劳动契约中的这类问题。

四、对我国双重劳动合同关系的重构

通过以上对双重劳动合同关系的解释和法理分析，目的在于向大家展示出双重劳动合同关系的基本概念，最终目的是破除存在于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习惯定式，向大家展示出一个不一样的劳动关系领域。但是坐而论道容易，问题是如何寻求出解决之道。仅仅对传统上“双重劳动关系”进行破坏是不够的，还必须对新近提出的双重劳动合同关系在用工形式上的指导意义加以重构。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对双重劳动合同关系的重构有利于我国劳动人民的充分就业，促进经济的持续回升和稳健增长。

（一）非全日制用工之双重劳动合同关系

非全日制用工在我国是作为非典型用工形式的一种加以规定的，其产生于市场经济时代，有关非全日制用工之法律起步于21世纪初。2003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工作问题的意见》规定：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一个以上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这个规定可以说是规范我国非全日制用工形式比较早的规定。2008年1月1日施行的《劳动合同法》在其第69条第2款中规定：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但是，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法律规定的比较明确，两个或多个非全日制劳动合同在一起组成双重劳动合同关系。实践中非全日制用工所形成的双重劳动合同关系大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因劳动者提供劳动和用人单位支付工资这一行为履行治愈，成立事实劳动合同关系。非全日制用工形式比较灵活，适合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时期分工明细和精细化的工作要求。特别是在用工地点和用工时间方面规定的比较自由，既适应劳动者发展自我的需要，也能为用人单位节省较大的用工成本。非全日制用工所形成的双重劳动合同关系中各劳动合同的内容也要符合劳动法有关劳动基准的规定，否则即被视为不合法的劳动契约关系，将得不到相关法律的保护。

（二）兼职之双重劳动合同关系

兼职一般是指劳动者完成本职工作后，在业余时间内，与其他单位建立的工作关系，即通常所谓的第二职业。因劳动者的兼职行为形成的双重劳动合同关系，原劳动合同关系叫做主劳动合同关系，兼职所建立的劳动合同关系属于次要劳动合同关系。我国有关劳动者兼职所形成的双重劳动合同关系的规定最早是对科学技术人员兼职的规定，因为这类人员掌握的科学技术比较稀缺且高负价值型，他们的兼职具有必要性。另《劳动法》第99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对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该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实这条可以算作是双重劳动合同关系的原始规定，但是由于劳动法出台之际，我国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用人制度方面还遗留了大多计划经济时代用工制度的特点，故劳动法仅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并没有对双重劳动合同关系表明立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在其第39条中规定：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该条明确了对于兼职所形成的双重劳动合同关系的承认，并对其具体的操作作出了规定，指出用人单位享有劳动合同的解除权。《劳动合同法》第91条也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给其他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这一条可以看做是《劳动合同法》对《劳动法》的继承。兼职的本质在于劳动者在一个主的劳动合同之外利用自己的余力，在履行在先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法定的义务的情形下，利用自己的余力与其他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并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并享受报酬的行为。对于此种情况下的双重劳动合同关系所需要注意的是，在承认两个劳动合同都成立的背景下，以不妨碍主劳动合同的履行为前提，对兼职形成的次要劳动合同加以保护。

（三）国企改制之双重劳动合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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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2－0025－03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In rural lending market, the lending behavior betwee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farmers is a game process. This paper builds a game model on the basis of lending behavior between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farmers adopting game theory, and analyzes the behavior of both sides and the possible results under the constraint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game analysis, some suggestions are made such as to establish a farmers’ individual credit system so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finance.

Key Words: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armers; The Lending Behavior; Game Analysis

党的“十七大”把农村金融问题列入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强调要大力推进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对于农村金融改革的研究，部分学者从博弈论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李明贤和黄亚林（2005）分析了政府与农村信用社之间、政府与农民和农村企业之间、政府与农村民间金融之间的博弈，认为农村金融改革成功与否及其改革方向的确定是其利益相关者之间动态博弈的结果。王桂堂（2005）从利益博弈的角度分析，得出每一轮农信社体制的改革都将引发一场利益关系的博弈，博弈的均衡点就是此轮改革结局的结论。邝梅和赵柯（2008）对农村金融信贷关系博弈的研究表明，在信贷交易成本和贷款利率降低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和农户的无限次重复博弈可以实现信贷博弈的长期均衡，而这需要以较高的规模效益水平为前提。本文拟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博弈论的角度对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在不同制约条件下的借贷行为进行分析。

一、基本假设

假设一：博弈的参与人为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他们都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都会在给定情况下做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假设二：农村金融的信贷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即存在许多的农村金融机构向农户发放贷款，农户可以自由选择合适的农村金融机构贷款，从而使两者之间的博弈是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假设三：农村金融机构B给农户N的贷款本金为P，银行贷款利率为r，贷款期限为t年，由于贷款额度较小，偿还期限较短，利用单利计算，到期后农户应偿还的本利和为P(1+r×t)，农户将贷款资金投放后可获得收益为R，且R>P(1+r×t)。

假设四：博弈过程中，农村金融机构先行动，也就是说农村金融机构首先选择是否发放贷款。如果农村金融机构选择不发放，则农户和农村金融机构的收益都为零。

二、不存在制约条件的博弈分析

由于农户对声誉的影响认识不足，以及农户可以用于贷款担保的资产很少，因此，目前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的博弈是不存在声誉和担保制约的。在不存在声誉和担保制约的前提下，如果农村金融机构选择发放贷款，到期农户选择偿还贷款，则农户的收益为R-P(1+r×t)，农村金融机构的收益P×r×t；若农户选择不偿还贷款，则农户的收益为R，农村金融机构的收益为-P。农户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博弈分析过程如图1所示。

运用逆推归纳法进行分析，在第二阶段博弈中，由于农户是理性的经济人，他选择不还款的收益是R，大于其选择还款的收益R-P(1+r×t)，因此农户的最优策略就是不偿还贷款。在第二阶段博弈中，倘若农村金融机构选择发放贷款，到期若农户不偿还贷款则农村金融机构的收益为-P，不仅得不到利息，连本金也失去了；农村金融机构选择不发放贷款的收益为0，则不会有利息收入也就没有损失。因此，农村金融机构的最优策略就是不发放贷款。在不存在声誉和担保约束条件下，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博弈的结果是农村金融机构不发放贷款，农户也不偿还贷款，这是最不经济的策略组合。

三、存在制约条件的博弈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存在制约条件时，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博弈的结果是农村金融机构不发放贷款，农户不偿还贷款。为了解决这种不利的结果，可以增加一些制约条件。例如，建立农户个人信用系统，如果到期农户不偿还贷款，农村金融机构可以选择信用体系惩罚，增加农户再贷款时的道德成本；或者在申请贷款时，农村金融机构要求农户抵押一定的资产，如果到期农户不偿还贷款，农村金融机构可以选择变现农户的抵押资产。

（一）存在声誉制约的博弈分析

建立农户个人信用查询系统以后，如果到期农户不偿还贷款，假设农村金融机构选择信用体系惩罚，农户承担的道德成本为N1，农村金融机构披露农户个人信用信息的成本为B1＜P×r×t，并且一旦农村金融机构选择信用体系惩罚，农户就会偿还贷款。那么，如果到期农户不偿还贷款，农村金融机构选择信用体系惩罚时，农村金融机构的收益为P×r×t-B1，农户的收益为R-N1；农村金融机构选择信用体系不惩罚时，农村金融机构的收益为-P，农户的收益为R。具体的博弈分析过程如图2所示。

运用逆推归纳法进行分析，在第三阶段博弈中，由于农村金融机构为理性经济人，其选择信用体系惩罚获得的收益为贷款利息与披露信息成本之间的差额即P×r×t-B1，大于其选择信用体系不惩罚获得的收益-P，因此农村金融机构的最优策略是选择信用体系惩罚。由于第三阶段博弈中农村金融机构选择信用体系惩罚，则在第二阶段博弈中，农户选择偿还贷款获得的收益为R，大于其不偿还贷款的收益R-N1，因此农户的最优选择是偿还贷款。由于第二阶段博弈中农户选择偿还贷款，则在第一阶段博弈中，农村金融机构选择发放贷款的收益为P×r×t，大于其选择不发放贷款的收益0，因此农村金融机构会选择发放贷款。在有声誉制约条件下，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博弈的最终结果是农村金融机构选择发放贷款，农户选择偿还贷款，农村金融机构选择信用体系不惩罚。可见，在存在声誉制约条件下，虽然农村金融机构最终选择信用体系不惩罚，农户也会按期偿还借款，最终达到经济的策略组合。

（二）存在担保制约的博弈分析

对于有条件的农户在申请贷款时，农村金融机构要求农户以其财产，如房屋等作抵押，或者要求其亲戚朋友进行担保。到期如果农户不偿还贷款，农村金融机构可以选择变现农户抵押的资产或者要求其担保者偿还。假设变现财产的收入或者担保者能够偿还贷款，农村金融机构变现财产或者向担保者追要还款发生的成本为N2，要求农户承担。如果到期农户不偿还贷款，农村金融机构变现担保获得的收益为P×r×t，农户获得收益为R-N2；农村金融机构选择不变现担保获得的收益为-P，农户获得的收益为R。具体的博弈分析过程如图3所示。

运用逆推归纳法进行分析，在第三阶段博弈中，由于农村金融机构为理性经济人，其选择担保变现获得的收益为P×r×t，大于其选择担保不变现的收益为-P，因此农村金融机构的最优策略是选择担保变现。由于在第三阶段博弈中农村金融机构选择担保变现，则在第二阶段博弈中，农户选择偿还贷款获得的收益为R，大于其不偿还贷款的收益R-N2，因此农户的最优策略是偿还贷款。由于在第二阶段博弈中农户选择偿还贷款，则在第一阶段博弈中，农村金融机构选择发放贷款的收益P×r×t，大于其选择不发放贷款的收益0，因此农村金融机构会选择发放贷款。在有担保制约条件下，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博弈的最终结果是农村金融机构选择发放贷款，农户选择偿还贷款，农村金融机构选择担保变现。可见，在存在担保制约条件下，虽然农村金融机构最终选择担保不变现，农户也会按期偿还借款，最终达到经济的策略组合。

四、对推进农村金融发展的建议

（一）尽快建立农户个人信用体系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建立农户个人信用体系有助于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借贷行为的顺利进行。目前，我国统一的个人信用基础信息数据库已经开始运行，但是有信贷记录的农户很少。因此，建议政府带动各类农村金融机构建立农户个人信息网络，将有借贷记录的农户的个人信息全部记录到该数据库中，对恶意脱逃欠款的农户定时在网上公布，这样能有效地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对借款方又能产生一定的还款压力，还能在各类金融机构中产生对优质客户的竞争，从而有利于降低贷款利率。在个人信息保密方面，国家应该尽快出台相关法律，保护农户的相关利益。

（二）允许农户将土地承包权用于贷款担保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存在担保制约的条件下，农村金融机构与农户的借贷行为能正常进行。但是当前农户在金融借贷过程中缺乏或较少拥有可供抵押、担保的财产，难以获得金融部门的贷款。土地是农村地区最为丰富的资源，充分发挥土地在担保方面的作用，是解决农民贷款难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大力发展土地金融是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即允许农户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用于贷款担保，解决当前我国农户贷款缺乏必要的抵押品和担保人的问题，如果被抵押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随时变现，将极大地促进农村金融机构向农户发放贷款的积极性。

（三）逐步建立农村贷款抵押担保组织

在农村贷款中，缺乏有效的提供贷款抵押担保的中介组织是制约农村金融成长的主要障碍，如果不及时建立，将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极为不利。保险公司可以开办贷款担保业务，其保险的对象可以是借款方，也可以是贷款方。另外，也可以探索成立担保公司或担保合作社，由借款人(农户或企业)合资组建。担保机构作为一类金融企业，亟待出台监管制度，以防范相关的金融风险。

（四）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组织的健康发展

由于农业贷款数目小、分散性大，对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来说贷款追收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而民间金融组织，在这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其优势。民间借贷中的当事人彼此比较了解，与融资相关的信息极易获得且高度透明，并且民间借贷没有繁琐的交易手续，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融资效率。民间借贷的这些独特优势，使其与正规金融形成了强烈的互补效应，成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应采取措施，切实改善民间金融组织发展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巩固其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李明贤,黄亚林.农村金融利益相关者博弈及对改革的影响[J].求索,2005,(6).

[2]王桂堂.制度约束、利益博弈与农村信用社改革[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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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证是一种以银行信用作为基础国际结算方式，买方作为申请人通过银行开具以卖方为受益人的信用证，当卖方装船发货后，将信用证要求的单据提交给开证行，如果单据符合信用证要求，银行就必须付款给卖方的一种结算方式。信用证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三点：

其一，开证行承担第一性的付款责任。信用证采用银行信用为基础的付款方式，只要受益人提交信用证规定的单据，开证行就必须承担第一性的付款责任。

其二，信用证有关各方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单据所代表的货物、服务或其它行为。银行在处理单据时，仅按照“单单一致、单证一致”的原则决定是否承兑或付款。

其三，独立的银行合同。依据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600号出版物第三条规定，信用证“就其性质而言，信用证是独立于其所基于的销售合同或其它合同以外的交易，即使信用证中含有对此类合同的任何援引，银行也与该合同毫无关系或不受其约束”。

正是因为信用证具有上述相对独立的基本原则和操作特点，才使得这种结算方式被大家认可并得到广泛应用。并且由于有了银行的参与，进一步加强了对进出口贸易双方的保障。

二、金融危机影响下信用证结算方式的风险分析

当前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使我国外部贸易环境恶化，进出口企业面临的经济形势较为严峻。由于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各个经济实体和国际银行业的健康发展，随之而来对信用证这种国际结算方式也带来了较大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开证行资信和国家风险

开证行的资信和国家风险通常是合二为一地考虑，如果开证行所在国家风险高，就会相应影响开证行的资信，从而影响对信用证的付款。国家风险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主要表现和集中于经济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如贸易保护，技术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等。根据信用证的特点，只要受益人按信用证要求提交了相符单据，开证行就必须承担第一性的付款责任。金融危机使国外部分具有相当规模和实力的银行纷纷倒闭和亏损，这就造成开证行开出信用证后又无理拒付或承兑汇票后无力偿付的现象发生。而贸易保护政策等国家风险的剧增，也造成了我国企业正常利益受损。例如：2006年1月1日起，整个欧盟地区开始对大蒜进口实行配额和进口许可证制度。以英国为例，进口大蒜必须具备A或B两种许可证之一。在欧盟配额内，持有A证的进口商可享受9.6%的优惠关税，而在配额之外的B证持有者，除上述关税外，进口每吨大蒜还需多支付1200欧元的“从量税”。中国A企业与英国客户P公司贸易往来十多年未出过差错。P公司资金实力雄厚，信誉良好。2007年A企业出口700余吨大蒜，发票金额总计70余万美元。出口后，英国政府突然吊销了P公司的大蒜进口许可证，为使货物清关，买方必须多支付每吨1200欧元的“从量税”――超过每吨大蒜的合同价格，买方提出拒收货物。银行根据买方要求对单据百般挑剔，拒付了此笔信用证项下货款，造成我国企业利益严重受损。

2.软条款导致的风险

信用证中的软条款是指受益人无法控制，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满足条款要求，开证行单方面可以随时解除其保证付款责任的信用证。其表现主要有：（1）信用证要求第三方检验单据条款，即买方派人对货物进行检验，并出具检验证书。即使受益人货物符合要求，若拿不到检验证书，或者检验结果出现偏差，也无法满足信用证条件。（2）信用证暂不生效条款。信用证中要求待进口许可证签发后或待货样经开证人确认后才生效。（3）信用证未要求提交全套提单，已装船提单正本中的一份由受益人直接寄给开证申请人，使卖方未收款就失去货权。金融危机影响下，带有软条款信用证对出口商的风险加剧，一旦进口商的贸易环境发生变化就会利用软条款来设置障碍，从而损害出口商的利益。

3.非物权单据的不可控制风险

信用证若要求航空运单，租船提单，货物收据等非物权单据，受益人在发运货物后，申请人不需要提单就可以直接提货，若开证行又因为不符点拒付，受益人就有可能面临钱货两空的风险。例如2007年5月，中国B企业出口到韩国M企业一批服装，信用证要求航空运单，并且收货人为记名格式，我方按信用证要求出口寄单，但开证行因不符点拒付，我方多次和申请人交涉未果，后开证行退单，但货物却被申请人提走。因航空运单是记名格式，申请人可以不凭运单直接提货。我方要将申请人告上法庭，却因申请人资不抵债无力偿付诉讼费而告终。

4.货物价格变动风险

由于进出口商签定的贸易合同，从签定到履约一般时间较长，在此期间若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环境动荡，货物价格就可能大幅波动。如果货价下跌较大，进口商就可能借故拒绝付款或乘机迫使出口商降低价格。例如：2008年中国C企业与意大利S企业签定了出口羊毛合同，开出信用证后，C企业按照合同要求按时将货物出口，S企业却提出贸易欺诈申请了法院止付，开证行遂根据法院出具的止付令拒绝付款。该笔贸易出现问题的真正原因在于经济不景气造成的羊毛销量下降，羊毛在意大利大幅降价导致进口商依靠贸易保护拒绝付款，经过长时间交涉最后以我国出口商降价50％的惨重代价作为结束。

5.远期信用证付款期限不合理导致的风险

银行对远期信用证付款期限的审查原则是付款期限不能超过合理的业务周转期。若申请人提出超出产品周转期过长的开证要求，开证行应坚持原则予以禁止，以防企业挪用资金，到期不能回流就会拖欠付款，产生银行垫款。例如：浙江某铝厂，于国外签定2万吨氧化铝进口合同，申请开出付款期限270天的信用证，开证行分析计算该厂正常业务周转期最长为90天，因而拒绝了不合理期限的开证申请。

6.商品价格偏离实际导致的风险

进口商品如偏离合理的价格水平，往往意味着交易背后可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如前一时期PTA商品的大量进口，国内进口商完全是为了融通资金进行高于成本的大量进口，而在不断往复循环的进口怪圈下，进口成本较国内的卖价越来越高，势必有一天会导致进口商清偿能力的不足，而这时银行就会面临垫款风险。

三、金融危机下信用证风险的防范措施

第一，加强银行和外贸企业人员的责任心和风险防范意识

对信用证的处理不能只单单停留在信用证的表面条款上，要从开证行、进出口商的贸易背景、进出口货物等多个方面进行充分了解和分析，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重点掌握国外商业银行的资信评级变化情况，及时向相关企业进行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帮助企业提高和防范出口收汇风险意识。

第二，加强银行对进出口双方单据条款的制定和审核

对于进口方，可在开证时加列自我保护条款，如为了保证货物质量，可要求出口商提交由权威机构出具的检验证书，为了及时投保，保证货物在运输途中安全，可添加装船通知条款。对于出口方，应加强对信用证的审核工作，仔细研究信用证条款可否接受，对涉及的“软条款”一定要提出改证要求。对要求的非物权单据需将收货人添列为“凭开证行指示”格式，从而控制货权，以免影响安全收汇。

第三，开证行应重视申请人的资信调查与授信制度建设

根据申请人的资信情况以及具体业务的审查情况，对申请人提出包括保证金比例在内的担保要求，落实有效担保。同时各家商业银行要建立内部统一授信运行机制，完善制度建设，使授信流程进一步规范化、便捷化。

第四，加大对远期信用证的审查力度

严格付款期限以及进口商品的审查，同时，重视对信用证后续的修改，尤其是增加金额、延展期限等的修改要严格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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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房地产个人信贷和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信用等级评估等，实质上都是基于信息经济学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解释。正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才需要专门的中间部门来减少和消除个人同房地产开发企业、个人同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同房地产开发企业之间的信息差距，以消除和减少可能的房地产金融风险。

不对称信息是指，当事人都有一些只有自己知道的私人信息。由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存在，从事交易活动的双方对交易对象以及环境状态的认识是很难相同的，因而，信息不对称是现实经济活动中的普遍现象。不对称信息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外生的信息，它是先天的、先定的，不是由当事人的行为造成的，一般出现在合同签订之前；第二类信息是内生的，取决于行为人本身，它出现在签订合同之后。第一类信息将导致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ion)，第二类信息将产生道德风险(Moralhazard)。这两种情况在金融市场上出现就会降低市场机制的运行效率，影响资本的有效配置，造成房地产金融风险。

逆向选择与房地产金融风险。在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上，银行贷款的收益取决于利率和企业还款的可能性，而企业还款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经营活动有关。在借贷市场上有众多风险程度不同的企业，当银行不能观察到项目投资风险或确定投资风险成本太高时，银行只能根据企业平均风险状况，决定贷款利率。但这样一来，那些低风险企业由于借贷成本高于预期水平而退出借贷市场，那些愿意支付高利率的企业都是高风险企业，因为从事高风险甚至投机性事业才能获得超额利润来偿付高利息。这时，贷款的平均风险水平提高，银行收益可能降低，而呆帐增多，房地产金融风险显著增加。逆向选择问题可以通过实施低利率来解决，如西方国家采用信贷配给制，维持较低的利率水平，拒绝一部分贷款申请。这虽然牺牲了资本配置效率，但可以减少信用风险。如果不控制利率上升，逆向选择的房地产金融风险就会出现。随着国家宏观调控的加强和市场的变化，许多企业亏损，难以还贷，金融机构支付发生困难，房地产金融风险问题十分突出。如前几年在我国，一些金融机构为了完成储蓄指标，违反国家规定，高息揽储；为了避免亏损，又高息放贷，结果贷款流向投机型的高风险企业。

道德风险与房地产金融风险。虽然在交易双方达成合同时信息可能是对称的，但在合同实践中，往往出现一方缺乏另一方的行动信息的情况，这时，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就可以利用这种信息优势从事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但损害另一方利益的行为。道德风险普遍存在于以信用为基础的各种金融业务关系中，是造成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另一主要原因。当银行与企业在签订资金使用权的契约后，企业在贷款执行过程中可能出于机会主义的动机，隐藏资金使用的真实信息，采取不完全负责任的态度，而不采取应当采取的缩减房地产金融风险的措施，从而酿成房地产金融风险。如何减少企业的道德风险转化为房地产金融风险取决于契约设计的两个方面：

(1)减少交易双方的信息差距，使企业的信息优势不足以获得较多的机会主义收益。例如我国国有银行采取的驻厂信贷员制度和主办银行制度，其意图都在于改变银行的信息劣势，减低信息非对称程度。并且后者更着重通过银企之间的重复博弈关系，从而有效避免在一次博弈中可能出现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有利于双方长期的合作。

(2)强化银行对企业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使企业经过成本收益分析后能放弃机会主义行为，自觉按照双方达成的意愿行事。例如实行贷款抵押或质押，评定企业信用等级，颁发贷款证等制度安排，分别从资产、信誉等方面建立起约束和激励机制。

信息经济学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探讨是深入有效的，对于我们认识房地产金融风险和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有极大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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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旭城（1974—），男，大同大学商学院讲师，硕士　，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6.3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6-76-02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沃勒斯坦认为世界经济体系呈“中心——边缘”结构，即存在着以欧美为中心、以亚非拉为边缘或半边缘的3个组成部分。但是，伴随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强劲趋势，世界经济体系发生了显著改变，开始向板块与网络并存结构转型。这种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进一步促进了这一过程的发展，欧美的中心地位继续削弱，处于半边缘或边缘的部分新兴国家的地位明显得到提升。

一、世界经济体系在结构上转型的特点及其发生转型的因素

（一）特点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经济体系在结构转型上呈现的特点主要有：第一，区域的一体化和经济合作继续加强，促使世界经济体系从“中心——边缘”结构开始向板块结构转型。第二，跨国公司已在全球形成网状布局。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迅速发展，使其国际直接投资占世界的90％以上，年均增长更是达30％。其在全球形成的网状布局已是当今世界经济体系最显著的特点之一。第三，传统贸易体系被打破。当今世界的贸易体系不再是过去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那种极不平等的贸易体系，而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型体系。中心区域国家的优势地位受到削弱，边缘地区虽然还处在提供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但已不同于过去，在贸易中扮演的角色已发生巨大变化。

（二）主要因素

首先，区域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推进。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或者在竞争上处于优势地位，一个区域内的多个国家在经济上相互联合抱团，建立各种多边机制或者区域性的经济组织，共同发展，使区域经济逐渐一体化、合作化。区域经济合作属于世界范畴，但带有明显的地域性与局限性，仅为区域内国家利益，形成对其他区域的竞争优势。如欧洲国家在欧盟领导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全世界堪称典范，相比其他区域竞争力更强，优势显著。东亚的区域主义合作也发展迅速。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了世界经济体系结构的板块化。其次，部分边缘国家步入了中心区域。一直以来，欧美国家一直居于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但是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积极探索，走上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逐渐融入了中心区域。尤其是近年来，处于边缘或半边缘地区的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为代表的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力量的迅速崛起和蓬勃发展，其经济地位也正在经历发生重大变化，使传统中心区域的欧美国家面临严重挑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5年，新兴国家的经济产值已达到世界的一半以上，其经济增长均速也远远快于发达国家。再次，新科技革命的促进作用。目前，科技已与经济、社会等紧密相连，技术的更新与科研成果无不服务于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跨国公司可以实现全球范围内最佳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的组合，无不依赖于科技的大发展，经济全球化也无不受到科技的巨大推动，这些无疑促进了世界经济体系的网状化。最后，经济全球化的强劲趋势。经济全球化使得中心区域发达国家实现了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网络局，经济竞争力进一步加强，面对如此挑战，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加强区域经济体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合作。如此促进了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向板块化和网络化转型。

二、世界经济体系转型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一）发展中国家地位提升，发言权增加

世界经济体系向板块与网状并存结构的转型，一定程度上使当下的经济体系比过去要平等一些。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以后机，发达国家经济受到重创，而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在这次的金融海啸中经受住了冲击，得以较快和较好地恢复。与其经济发展相适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制中的发言权明显增加。主要表现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以欧美国家为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中，发展中国家所占份额有所提升，投票权增加；非盟国家依靠区域合作组织向中心区域的发达国家提出种种建议，旨在尽量减少彼此间的贸易不平衡；以往风光无限的八国集团作用发挥有限，早已适应不了现在的世界经济形势，因此在八国集团基础上诞生了包括主要新兴经济体的二十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二）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加速倾向亚洲

19世纪中期，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初步形成，至此以后，世界经济的重心就一直固定在大西洋沿岸地区。但是近年来，亚洲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继“亚洲四小龙”之后，中国、印度、印尼、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经济异常活跃，使亚洲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显著提升。金砖四国中，亚洲就有两个；钻石十一国，9个国家都是亚洲国家，足见当今世界亚洲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占有的份量，经济重心向亚洲倾斜已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已由亚洲领跑，尤其是中印两国，这无疑将加速世界经济中心向亚洲的转移。但这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转移，欧美发达国家仍占有创新和服务的优势，其中心区域的地位再继续削弱的同时还会继续维持。在这一过渡时期，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区域将出现欧美亚三足鼎立的现象。

（三）贸易保护与反保护并存

世界经济体系的板块化趋势正在使长期处于中心区域的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失去优势，因此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有所抬头。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以欧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动不动就挥舞反倾销、反补贴的“大棒”，在商品的进出口上屡次发难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动不动就指责别国的经济货币政策，而不深刻反思究竟谁导致了这场全球性的金融灾难，又是谁该对这场灾难负责。相反，世界经济体系的网络化又促使出口贸易发达的国家反对贸易保护，如中国和德国就坚决反对不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狭隘的贸易保护。各跨国公司也成为了贸易保护的受害者，因此也坚决反对，同时也促使拥有跨国公司的各国政府谨慎考虑贸易保护政策。保护主义的“双刃剑”作用更为明显。各国在考虑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时将更为谨慎。

（四）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金融危机使西方国家经济普遍衰落，而中国通过政府调整，扩大内需，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严峻考验，经济率先恢复，并且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国家，且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还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份量和发言权显著增大。例如，中国在IMF的份额从2.34％提高到3.997％，并且有望不久将上升到继美日之后的第三位；中国在二十国集团中充当重要角色；当今世界的经济事务若没有中国参与，将很难得到解决。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的新定位无疑对中心区域国家构成挑战，并将大大有利维护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参考文献：

[1]　彭红利.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及我国的应对[J].领导之友，2011，（05）.

[2]　吴正龙.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演变趋势[N].中国经济时报，2011-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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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几年，金融市场不断扩大，各异的、多元的金融产品，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为了满足不同投资者的投资需求，金融市场日渐完善、金融产品愈加丰富。新时期，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为了有效、准确地分析金融市场，以此减少金融危机的影响，各种分析方法与数理手段被引入，如：马科维茨现资组合理论、期权定价公式及新型的金融数学分析等。自20世纪，倒向随机微分方程在金融领域的应用逐渐增多的，同时，非线性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的解的唯一性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并且将倒向随机微分方程和金融问题进行了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促进了金融数学问题的有效解决。

二、正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的概况

在20世纪，国内外数学家均十分关注正向随机微分方程理论，通过研究，推动了概率论与应用数学的发展。在1973年，Bismut提出了倒向随机微分方程，此后相关的学者也对其进行了研究，但其理论与应用仅体现在线性倒向随机微分方程问题的解决；在1978年，Bismut提出了非线性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的唯一性定理与比较定理。本文主要以正倒向随机微分方程为研究对象，它又称为全耦合正倒向随机微分方程，是指与正向随机微分方程相耦合的倒向随机微分方程，即：一个正向与倒向的随机微分方程相联，二者构成随机微分方程组[1]。

三、正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的数值解在金融中的运用

（一）正倒向随机微分方程在金融中的运用

1.资产定价问题。在利用正倒向随机微分方程分析金融问题时，应掌握相关的理论，并借助金融模型展开探讨。对于典型的金融数据模型而言，主要是指资产定价问题，此问题的特点为时间具有连续性，同时总资产是由不同资产所构成的，可以表示为n+1种资产，其中含有一种无风险资产，如：债券，此时可以表示为P0，短期利率为rt，此时的方程为dP0t=P0trtdt，其余资产均为风险证券，如：股票，此时的资产表示为Pi，其线性随机微分方程为

■

假设：短期利率、股票回报率、波动率矩阵均为可料有界过程，此时的可料有界过程向量为θ，称其为风险偏好，在此情况下，市场属于动态完备市场。

案例分析：以小投资者为研究对象，经正倒向随机微分方程分析可知，其财富过程为■，此时的策略为自融资策略，其投资行为与投资策略均未对金融市场造成影响，即：股市及债券市场的价格无变化。对于小投资者而言，其自融资是指在投资开始时，投入一定数量的资金，此后，不投入新的资金，仅利用有限的初始投资进行运作，在金融市场中，对自身资产进行随意的分配与组合。

2.期权定价问题。在金融市场中，期权定价模型具有常见性，此模型根据收益的性质将金融市场进行了划分，具体包括确定性收益与不确定性收益两种金融市场，前者有债券市场、银行利率等，后者有股票市场。在股票市场中，投资者的投资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波动，为了保证投资者的权益，应积极解决金融期权定价问题，以此明确现有时刻期权的价值。

案例分析：以某投资者为研究对象，其根据定价要求注入初始资金，通过期权定价模型分析可知，其收益分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收益。为了掌握现在时刻的期权价值，在市场完备的情况下，利用线性倒向随机微分方程，便可以解决此问题[2]。

3.大投资者的金融问题。上述两种情况讨论的对象均为小投资者，其投资规模相对较小，投资决策未影响金融市场，股票、债券价格未随着其投资组合而出现变化。但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大投资者所占的比重不断加大，其投资策略的影响相对较大，为了保证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利用正倒向随机微分方程，以此明确此类投资者的非线性投资策略。

案例分析：以大投资者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可知，大投资的金融模型的随机微分方程为：

■，

■

经整理，可获得正倒向随机微分方程，如下：

■，

■。

（二）正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的数值解法

根据上述随机微分方程相关理论在金融中的运用可知，正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的应用价值显著，但在求解过程中，其难度较大，特别是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的数值解始终缺少精准性。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可知，倒向随机微分方程可利用θ格式进行处理，但正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的数值解研究尚无。

根据正倒向随机微分方程可知，其解具有唯一性，其中涉及的记号应包括时间步长与最大时间步长，同时要选用相应的推倒公式，以此解决正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的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目前此部分处理可借助欧拉格公式完成，此后对正倒向随机微分方程进行离散，并且借助Mente-Carlo方法、N叉树方法估计条件数学期望与数学期望。通过实例，比较二叉树、三叉树与四叉树所解方程的误差可知，后两种的误差较小，因此，借助多叉树进行计算，其精度相对较高[3]。

四、总结

综上所述，在金融市场快速发展过程中，金融交易方式与金融产品愈加丰富，进而促进了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制约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随之生成了新的交易方式与金融产品，但目前，金融市场发展仍面对诸多的问题，如：资产定价问题、期权定价问题等，为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正倒向随机微分方程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将其应用于金融之中，为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与有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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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中国无疑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从经济总量上看，国内生产总值高达300670 亿元人民币,按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2008年12月31日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683.46折算,合计43992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德国的不到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约14万亿美元和日本的约5万亿美元。从国际贸易影响上看，2008年达到2561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其中出口额达到14285亿美元,超过了德国的14029美元,第一次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从国际金融的角度看，虽然中国的国际金融影响力，比之欧盟、美国、日本还相去甚远，但由于手握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近2万亿美元，也说得上举足轻重。从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影响力上看,2006年，中国的SCI、EI和ISTP论文总数达到了17.2万篇，占到世界论文总数的8.4%，跃居世界第2位。从具体生产情况看，中国在能源、冶金、化工、建材、机械设备、电子通讯设备制造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及各种消费品等工业主要领域，已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能力，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有210种工业产品达到了世界第一；主要农产品的产量也大多位居世界第一。另外，从人口和国土面积等其他影响更为深远的要素看，中国也无愧为大国的称谓。

但是，中国这个经济大国无疑又是有明显缺陷的经济体。第一，中国的人均水平低，截至2008年底中国人口为13.28 亿，人均GDP也就3312 美元，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人民还不富裕，或者说即使想做点什么也没有多少余钱。第二，中国的人均拥有资源量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世界的支持。然而，在危机爆发之前，却一方面已经到了中国人到哪里买东西，哪里的东西就涨价的程度， 中国需求成了涨价的一个重要依据；另一方面中国生产的产品却因为产量巨大、劳动力价格低廉涨不上来。中国的贸易条件呈恶化趋势。第三，国际经济环境并不好。在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尽管中国努力表现自己的内敛和温和，但仍然经常被指责。而且随着中国对全球化惊人的适应能力而使自己长期保持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这种指责不断向深度（例如批评汇率制度这类国家自己的事务）和广度（例如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大国也用各种甚至称得上不讲理的办法给中国经济发展找麻烦）发展。第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科技引进遭遇困难。虽然中国的自主创新有所进步， 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引进仍然是重要的，但随着中国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所需已是发达国家大力限制输出的那些东西了。通过引进来降低发展成本的路正在变窄。

因此，如果没有金融危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定位理所当然的是发展中大国。而且是那种充满希望，但仍需倍加努力的国家。一方面，中国无论是GDP 更上层楼还是人均GDP 赶上发达国家(甚至是除印度外的其他发展中大国)，都似乎还路途遥远。另一方面，成功应对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的风风雨雨，实现了高速发展之后，发展成本正在迅速成长。

二、危机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一）国际货币区域格局调整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急剧下降，人民币成为国际性货币的步伐加快。人民币跨境流动的数量逐步扩大，国际地位相应提高。目前，香港已有41家银行可开办个人人民币业务，2008年以来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已达240亿元；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正在试点，试点城市包括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我国与韩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进行本币互换已达6500亿元。当然，由于人民币还没有实现资本项下可兑换，以及受其他因素制约，要真正成为国际性货币还需要经历相当长时间，但人民币国际化趋势已不可阻挡。

（二）世界大银行格局调整

20年前，世界十大银行中有9家是日本的银行；10年前世界十大金融机构中有6家来自美国，把持头两名的是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而今天只有3家美国银行进入前十。自2006年中国建设银行进入前十，列第九位之后，2008年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位列世界十大银行前三名。2009年三家银行继续雄踞在全球市值最大排行榜的前三，2009年3月25日市值分别为1844亿美元、1451亿美元和1282亿美元，三家总市值占全球十大银行总市值的51%。

中国银行国际地位的上升，不仅出乎一般人的预料，而且超出国际权威人士的乐观估计。比如，2005年11月，看好中国金融业前景的麦肯锡咨询公司亚太区董事长鲍达民（Dominic Barton）预测，十年后按照市值或者价值计算，世界十大银行中应该有三、四家是中国的银行。显然，中国银行国际地位超出预期的上升，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直接相关。

（三）国际直接投资格局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大幅下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年度投资报告指出：“全球FDI（对外直接投资）流动受到经济及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危机经济改变FDI格局。据联合国统计，2008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锐减21%，预计2009年将继续下降30%左右。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众多国家收缩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势而上。资料显示，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559.1亿美元，首次突破50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11%。有关方面预计，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有望首次超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额，达到1500亿美元。中国将从“产品生产国”向“资本输出国”转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必然促使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发生变化。

（四）中国的国际地位加速上升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世界格局重大调整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中国和美国战略关系的调整。美国已无力继续依靠强权统治世界，中国的战略地位随之上升。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的致辞中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将塑造21世纪”。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对话前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极少有全球问题能由美国或中国单独解决，也极少能在美中不携手合作的情况下得到解决”。这些话，尽管不无“忽悠”中国的成分，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国际战略格局变化的现实和趋势。

在亚洲，日本的地位将加速下滑，中国将成为最有影响力国家，逐步确立亚洲领导者的地位。这一趋势，在上世纪90年代已逐步显现，国际金融危机则为趋势的强化起了加速作用。日本的有识之士实际上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从近期看，中国经济总量将很快超过日本。如果今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经济总量排世界第二位的日本经济已确定为负增长，中国今年经济总量有望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从长期看，中、日的力量对比将进一步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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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汇储备管理；成本；收益；投资

一、前言

近年来，全球外汇储备规模急剧增长。外汇储备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各国外汇储备管理目标、管理策略和投资方式等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外汇储备资产管理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2005年4月IMF对外汇储备管理目标进行了修正，指出：“与传统储备管理目标相比，目前外汇储备管理在资产保值和确保流动性基础上，更应注重管理的有效性，以最大化收益(或降低成本)”，从而突出了外汇储备管理收益性目标的重要性。高储备持有国也纷纷采取更加积极的外汇储备管理投资策略，这从近年来纷纷涌现的主权财富基金(SWFs)中可见一斑。主权财富基金的主要来源就是各国的外汇储备资产，这些资产主要投资于股票、政府或机构债券(包括基金公司、股票交易所等金融机构)以及一些金融衍生产品，其目的是在保持资产安全性基础上使投资收益最大化。但是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贬值，包括“两房”在内的美国多家金融机构纷纷破产，投资基金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国际投资环境急剧恶化。这给各国外汇储备投资收益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据统计，主要投资于美国和欧洲的金融证券和房地产领域的科威特主权财富基金，2008年3月底到12月底损失了310亿美元；淡马锡2008年4月至11月间资产价值下降31％，仅其在美国银行的投资就损失了至少30亿美元；被认为资产最为多元化的阿布扎比投资局，在这轮危机中也难以全身而退，据估计，该基金最多可能亏损1500亿美元，相当于其资产总额的三分之一。在此背景下，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外汇储备投资产生了什么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外汇储备投资管理究竟是亏损还是盈利?外汇储备管理效率如何?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对1994-2008年间我国外汇储备投资收益和成本进行了分析、计算和实证，并得出结论，以期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和 参考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中经网数据库等。

二、 中国 外汇储备投资收益分析

外汇储备在我国的运转过程，可以表示为：(1)国际收支顺差带来外汇盈余；(2)外汇市场外汇供给增多，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央行进入外汇市场实行干预操作，买入外汇抛出本币；(3)国家指派专门机构(目前主要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汇盈余以及从外汇市场买入的外汇储备进行管理和投资；(4)为了维持人民币对内稳定，央行发行票据来冲销外汇占款。

目前来看，总体而言我国外汇储备资金的使用还是很有限的。外汇储备除了投资到国外购买一些国家的政府、机构债券外，其余的资产主要存在国外银行。尽管2004年以来国家曾尝试运用部分外汇储备给金融机构注资以及其他股权投资，并在2007年成立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汇储备资产进行积极管理，但资金量小0。在这一运作过程中，持有外汇储备的损益就显现了出来。就收益来看，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持有外汇储备收益，是指国家对外汇储备资产的投资收益，具体包括：(1)外汇储备投资于国外证券的收益；(2)外汇储备存于外国银行的利息收益；(3)外汇储备用作其他积极性投资的收益。这些储备收益属于显性收益。广义的外汇储备收益是指一国运用外汇储备所产生的所有收益的总和，包括 经济 收益、社会收益和其他无形收益等，具体而言不仅包括外汇储备投资的经济收益，还包括：(4)一国因持有外汇储备而降低发生金融危机的损失；(5)一国持有外汇储备带来的市场稳定的信心等。(4)、(5)部分收益属于隐性收益。广义的收益又可分为可量化与不可量化部分，可量化部分为(1)、(2)、(3)、(4)，不可量化部分为(5)。

(一)投资国外债券的储备资产收益率分析

虽然这两年实行储备资产多样化改革，但我国外汇储备资产中美元资产仍占绝大比重。其中，美国国债约占35％，美国长期机构债券占比30％和长期 企业 债券占比5％。美国国债具有四大系列：T—bills(4周、13周和26周)，T—notes(2—10年期)，T—bonds(10-30年期)和TIPS(通胀保护的国债)。中行全球金融市场部数据显示，我国主要投资的期限品种包括3个月、5年、10年、30年等。近几年来这些品种的收益率随着美国经济周期的变化发生了较大的波动。如3个月短期国债从1994--2008年的收益波动范围为1％-6.66％；5年中期国债的收益波动范围为2％-5.2％；10年期长债近几年的收益波动范围为3.0％-5.4％；30年期长债近两年的收益波动范围为4.25％-5.7％。考虑我国长期以来主要投资中、长期国债，其平均收益率约为5％左右。其次还有美国机构债，它们一般比同期限的国债高100-200基点，因此保守估计我国外汇储备投资美国债券的平均收益可达5％。除了购买美国国债，我国还动用外汇储备购买了部分欧盟和日本的长期政府债券。根据相关的研究，保守估算我国外汇储备中欧盟长期债券比例约为15％，日本长期债券比例约为8％。欧洲和日本长期债券收益率近年来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在4％和1.8％左右波动，它们相对于美元有超过20％以上的升值水平，折合美元的收益率大约为4.8％和2.16％。

(二)存在国外银行的储备资产收益率分析

除了购买一些政府国库券、债券以外，我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主要存于银行，这部分流动性资产约占总外汇储备资产比重的7％。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自1998年1月以来美元一年期存款利率平均只有3.06％。结合投资国外证券收益率，运用归一法，我们可以大致得到我国外汇储备资产投资的整体收益率水平，为4.607％(5％×70％+4.8％×15％+2.16％×8％+3.06％×7％=4.607％)。按该收益率来算，1994-2008年我国各年度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如表l所示，累计总收益为3550.41亿美元，计27553.86亿元人民币。

(三)因持有外汇储备而降低发生金融危机的损失——风险收益分析

风险收益是指因持有外汇储备而减少了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以及降低了危机发生时对经济的危害程度，这种降低的危害程度可以认为是外汇储备带来的一种收益。正因为风险收益的存在，使得新兴国家愿意持有更多的外汇储备。Rodrik and Velasco(1999)估计遵守Guidotti—Greenspan—IMF规则将使资本流动发生逆转的概率减少10％，假设金融危机的成本为GDP的10％(该假定比率不高，见Hutchison and Noy，2002)，那么遵守Guidotti—Greenspan—IMF规则的风险收益等于GDP的1％；表2依此计算了1994-2008年我国各年度风险收益，累计为20112.35亿元人民币。

将上述三种收益累加，得到1994-2008年间我国持有外汇储备的总收益为6081.75

三、中国外汇储备投资成本分析

持有外汇储备的成本也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成本包括：(1)干预成本，即央行进入外汇市场买人美元等外汇的操作成本；(2)冲销成本，即央行对冲市场上外汇占款的冲销行为所支付的费用。广义成本除了(1)、(2)外，还包括(3)机会成本，即如果不将外汇储备投资国外，而运用于其他途径(如进行国内建设投资)可能获得的收益以及(4)如果国内货币市场上外汇占款不能完全冲销，外汇占款剩余对一国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和影响。这些广义的成本也可分为量化和不可量化两部分。量化部分包括(1)、(2)、(3)，不可量化部分包括(4)。

(一)外汇市场干预成本

当外汇市场外汇资产供给大于需求时，为了维持人民币对外价格(汇率)稳定，政府不得不入市进行干预。中国人民银行在外汇交易市场中心执行干预操作，全额从外汇指定银行那里买入外汇资产，以外汇占款形式投放基础货币。干预成本就是央行在外汇市场上买进(或卖出)外汇所产生的交易损失及额外的利息支付。由于从1994年以来人民币都呈现稳定与升值趋势，因此央行每年都存在因低价抛出本币而带来的损失。特别是2007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由2006年底的7.8087元／美元上升到2008年底的6.8346元／美元，升值幅度达到12.47％，这使得央行外汇市场干预成本剧增。此外，央行买人外汇抛出人民币，由此导致的人民币外汇占款属于央行负债，央行还需额外支付这些负债的利息，这些额外支付的利息也属于外汇干预成本。

本文借鉴Murray(1990)和Ito(2002)的研究方法来分析1994年1月-2008年12月我国外汇市场干预成本。鉴于干预数据的保密性，本文使用外汇储备的变动额作为每月或每季度的外汇干预的替代变量。

1．央行外汇买卖的交易损失采用Talor(1982)的公式来衡量

其中，P i 代表利润，n i 为第i期外汇干预额，这里是i期的外汇储备变动额，e i 为第i期买卖外汇时的实际汇率(以直接标价法表示)，e t 为样本期末的市场汇率。为了避免时间区间的选择对收益的影响，本文以逐年累加的方法进行计算。可以看到，按照2008年底人民币汇率计算的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卖出人民币而遭受损失累计为20541.4亿元人民币，具体分摊到过去每一年的损失如表3所示。

按照同样的方法和2007年底人民币汇率中间价7.3046元／美元计算央行的干预成本，结果为11980.9亿元，分摊到每一年的干预成本见表4。可以看到，2007年以来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央行外汇买卖交易成本比前一年增加了71.45％。

2．央行本币负债的利息C=(B t r t )／4　(2)

B t 为第t期末的外汇占款增量，n为本国银行间90天期限的基准收益率。计算结果见表5。1994--2008年央行本币负债的利息累计为1431.44亿元人民币。

(二)货币市场冲销成本

由于国内货币市场外汇占款增加产生基础货币扩张，为了维持人民币对内价格的稳定，央行不得不通过多种工具和手段进行冲销操作，回收多投放的基础货币，以保证基础货币进而货币供应量不受大的冲击。冲销成本就是指央行运用多种工具和手段进行冲销操作以回收基础货币所产生的成本。

1994年以来我国使用过的冲销手段包括：控制贷款规模、回收再贷款、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发行金融债与增加特种存款、公开市场操作(又称对冲操作)、将财政及邮政储蓄存款转存中央银行等，与此相对应的央行的冲销成本主要有：①回收再贷款所损失的利息收入；②向商业银行支付的准备金存款利息；③发行央行票据所需要支付的利息；④邮政储蓄转存中央银行所需支付的利息。其中回收再贷款方面，按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3月期的贷款利率为基准进行计算，1994-2008年间，中国人民银行因对金融机构再贷款余额在样本期间的增减而多收入利息51.49亿元；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支付的存款准备金利息为9935.35亿元；邮政储蓄转存中央银行利息总计4388.1亿元。从公开市场操作来看，截止到2008年底，中央银行累计总共发行票据671期，发行总量为17058.3亿元。为了吸引金融机构用央行票据置换其超额准备金存款，央行必需在收益率和流动性两个方面提供比超额准备金存款更为优惠的条件，这使得该部分对冲成本十分巨大，2002-2008年间央行因发行票据所支付的利息累计达到4714.79亿元。综合上述四项数据，可得到1994-2008年间广义范围的中国人民银行冲销操作成本总共达18986.75亿元(9935.35+4388.1+4714.79—51.49)。其中各年度冲销成本见表6。可以看到，2008年由于本币汇率上升，央行冲销成本比2007年增长了38.4％。

(三)机会成本(又称为外汇储备资产的机会损益)

如果外汇储备不投资于国外证券而是投资于国内建设，比如直接用其购买生产资料和原材料，也会带来一定的收益。我们定义这些因购买他国政府债券而放弃的国内投资收益为外汇储备投资的机会成本。假定外汇资产投资国内，那么外汇储备资产的机会成本=国内投资收益率×外汇资产规模×当期汇率。其中外汇资产规模是外管局公布的每年度外汇储备累积值。当期汇率按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年度数据来算。中国国内投资的收益率可按多种指标估算，如 工业 资本回报率、工业资金利税率和全部资本收益率等，本文选取工业资本回报率作为参考指标。已有的研究数据均显示，1994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但具体回报率是多少还存在争议。本文援引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CCER)2007年5月研究得出的结论：从1994年到2006年工业资本回报率变化幅度为2.2％到13.4％，净资产回报率变化幅度为6.8％到18.5％；如果选择净资产回报率作为参数，平均值为7.8％。可以算出1994-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持有的机会成本见表7，总计为46826亿元。

四、外汇储备管理的净收益

将外汇储备的总收益减去总成本，就是持有外汇储备的净收益。总收益包括外汇资产投资收益和风险收益，总成本包括外汇市场干预成本、冲销成本以及机会成本。如果不考虑机会成本，用总收益减去干预成本和冲销成本，就得到外汇储备管理的 会计 利润(见表8中第一列8)；如果考虑机会成本，就得到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经济收益(见表8中第1列10)。1994-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净收益见表8。

五、结论

篇13

一、次贷危机产生的环境和原因

美国次贷危机,全称为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顾名思义,次级按揭贷款,是相对于给资信条件较好的按揭贷款而言的。因为相对来说,按揭贷款人没有或缺乏足够的收入和还款能力证明,或者其他负债较重,他们的资信条件较“次”,这类房地产的按揭贷款,就被称为次级按揭贷款。

次贷危机发生的条件是信贷环境的改变,特别是房价停止上涨。次级按揭贷款人的资信状况本来就比较差,或缺乏足够的收入证明,或还存在其他的负债,因而还不起房贷。但在信贷环境宽松或房价上涨的情况下,放贷机构因贷款人违约收不回贷款,可以通过再融资,或者把抵押的房子收回来再卖的方式收回贷款。但在信贷环境改变、特别是房价下降的情况下,再融资或者把抵押的房子收回来再卖就不容易实现。在较大规模集中发生这类事件时,危机就出现了。

美国的次贷危机早在2006年底就开始了。具体来说,其产生的成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与美国金融监管当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由松变紧的变化有关。从2001年初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下调50个基点开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开始了从加息转变为减息的周期。到2003年6月,经过了13次降低利率,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1%,达到过去4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反映在房地产市场上,就是房贷利率也同期下降。30年固定按揭贷款利率从2000年底的8.1%下降到2003年的5.8%,一年可调息按揭贷款利率从2001年底的7.0%下降到2003年的3.8%。这一阶段持续的利率下降,是带动21世纪以来美国房产市场持续繁荣、次级房贷市场泡沫出现的重要原因。

从2004年6月起,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开始了逆转;2005年6月,经过连续13次调高利率,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高到4.25%;2006年8月,联邦基金利率上升到5.25%,标志着这轮扩张性政策完全逆转。连续升息提高了房屋借贷的成本,开始发挥抑制需求和降温市场的作用,促使了房价下跌,同时也引得按揭违约风险大量增加。

其次,它与美国投资市场以及全球经济和投资环境过去一段时期持续积极、乐观的情绪有关。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金融的全球化趋势加大,全球范围美元贬值、利率长期下降、资产价格不断上升,使流动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激发了追求高回报、忽视风险的金融品种的流行。在一个低利率的环境中,它能使投资者获得较高的回报率,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

最后,与部分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违规操作行为有关。在美国次级房贷的这一轮繁荣中,部分银行和金融机构为一己之利,利用房贷证券化可将风险转移到投资者身上的机会,有意无意地降低贷款信用门槛,导致银行、金融和投资市场的系统风险增大。

二、对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风险的几点认识

1、金融风险已成为影响最大的越来越集中的社会风险

由于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全面渗透乃至控制,金融资本经营相对集中,使得金融部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牵引资源配置的核心,即通过金融资本的流动就可影响甚至决定着人力资本、其他物质资本以及技术要素的流向与相互结合,因而对于现实生产力的形成和整个实体经济效率是至关重要的。但由于金融资本的集中,也使其人为操纵因素与投机意味愈加浓烈,尤其是以金融资本为直接经营对象的“金融创新”形式的发现与广泛使用,致使金融资本极易脱离实体经济而单独运行。如果失去了产业资本的支撑,金融资本营运的不确定性及其风险也就更大。这说明,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所带有的市场性金融风险随着金融资本的日益集中也变得集中化了。问题的关键是,一旦这种集中性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不仅会造成金融资本营运的中断,更为严重的是,它将影响甚至极大地破坏着实体经济效率,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秩序。

2、体制或机制因素越来越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

随着以自由化、国际化、一体化以及证券化为特征的全球性金融变革趋势向各个国家的蔓延,金融风险普遍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应,也使各国的经济体制、法律制度与监管能力在对这种趋势的反应中变得日益突出与重要。但由于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甚至尚未建立的基础上,就片面地以金融自由化来带动经济发展,使高度市场化的金融制度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实体经济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磨擦与冲突,这种体制因素所导致的不协调与不确定性的增大,就使得以信用风险、政策风险、管理风险与犯罪风险为主要内容的一类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动荡与金融危机的潜在隐患。

当我们对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予以考察时会发现,随着金融变革的进展,金融法律经历了一个由开始时强调管制到后来强调监管以及再后来放松监管的过程,但发达国家的“放松监管”强调的是在利率自由化与金融市场国际化过程中的“有效监管”。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放松监管”变成了消极的“不加监管”,明显的表现是,金融立法滞后,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体系支离破碎,透明度不够,监管效率低下,这种状况必然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

3、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同政府财政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尽管要求政府减少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影响较大,但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资本规模的日趋扩张,金融部门的“外部性”也越来越明显。一家金融机构的破产会涉及到大量产业企业与家庭的利益损失,因而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金融机构,这种“外部性”的扩展已使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准公共部门”,金融产品的经营也就成为了一种“准公共产品”的营运。如此情况下,金融风险的防范就不能不与政府财政有关。事实上,当今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动荡,都是由政府财政作为最后危机的解决者,至于解决的效果如何,能否制止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则要视各国财政实力而言。1980年以来,全球已有120个国家发生了严重的金融问题,这些国家为解决这些问题所直接耗费的资金高达2500亿美元。这说明,没有强大坚实的财政基础,就不可能有稳健可靠的金融市场,也就没有切实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三、对当前我国金融风险及其防范与化解的分析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加快以及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日益开放的国民经济中金融资本的集中趋势明显加快,也必然伴有不可忽视的金融风险。但从我国能够顶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这一事实看,我们对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因而,我们既应该对主要的金融风险隐患有明确足够的认识,又应该在吸收他国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发挥已有的优势,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增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1、对形成我国金融行业风险的因素分析

(1)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融资格局以银行的直接融资为主,在统一利率的政策指导下,对支持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以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各级政府对银行的日常经营干预较大,不仅信贷资金的经营带有“半财政”性质,而且扭曲了银企关系。在近几年的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逃债、废债现象严重,这无疑加重了银行的压力。长期积累的结果,便是银行不良贷款比重较大,风险资产占银行总资产的份额超过40%,应收未收利息数额较大。其中,由于我国财政集中的国民收入在过去的20年间逐年减少,财力较紧,因而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补充较少,使其资本充足率较低,影响了抵抗风险的能力;其他综合性商业银行,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高通胀时代,高息揽储、相互融资现象严重,信贷资金运用的约束性较差;由城市信用社为基础组建而成的城市合作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由于过去的信用社乱集资现象严重,亏损较大,使其营运隐含着较大风险。

(2)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日益加剧。我国的非银行机构主要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这类机构在发展中演化为“金融百货公司”,不但与商业银行一样从事存贷款与投资业务,也大量涉及证券经营业务。然而,由于种种因素,金融信托机构资产质量仍在下降,不良资产增加。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许多公司的逾期待收贷款占贷款总额的50%以上,一些公司净资产为负数;全国所有信托投资公司的账面统计资本充足率为6%,有些机构的这一指标为负数,成为当前金融风险主要隐患之一。

(3)金融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所隐含的风险不断加大。金融资源基本上是通过金融中介机构的间接融资渠道和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配置的。就我国目前间接金融配置看,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不够,而非国有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与促进就业的重要支撑,非国有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63%。但直接金融资源配置却并未适应这种国民经济格局的变化,银行信贷政策基本没有考虑个体私营企业的需求。国有企业占全社会总产值的1/3左右,但是国有企业贷款占到90%左右,融资与产值贡献率极不协调。

(4)股份公司及其证券、期货市场的不规范因素多,投机成份大。在我国目前的股票市场上,由于占大部分的法人股、国家股不能流通而造成了如下结果:一是无法通过股票市场开展并购交易行为,加之董事会基本由国家股东与法人股东把持,从而不但使已上市流通的股票难以起到“支配证券”的作用,而且也影响了股市对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贡献;二是导致分红回报率非常低,甚至根本不予分红派息;三是目前股权结构所决定的产权关系不清晰及其衍生物(如流通权的不同,配股权转让的差异同表决权、分红派息权相同的矛盾等)的影响,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二级市场的价格必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大幅波动也就难以避免。

2、防范与化解我国金融风险的建议

(1)充分利用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优势。我国在以下五个方面有防范外来金融风险冲击的优势。一是我国利用外资数量巨大,最近五年来吸引与利用外资2000多亿美元,基本上是长期的直接性投资,这不仅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且没有短期资本投资冲击的问题。二是1994年开始的外汇体制改革,为防止大量投机资本的入侵奠定了基础。三是我国主要加强了同世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合作,从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争取了大量贷款,并全部直接投资到产业部门、能源与运输系统的改造、农业发展、环保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上;与此同时,在争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贷款中,我国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政策,并未因此受到牵制,主动性较大。四是我国在积极推进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始终立足于国情,根据国内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与监管能力,谨慎行事。五是我国经济仍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人民币币值稳定,人民群众信心充足,这是我国抵抗金融风险的最根本力量。

(2)加快银企体制改革,理顺银企关系,活化银行资产。财政部应大量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达到国际标准,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应当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按《商业银行法》规定,切实落实分业经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强化约束机制等改革措施;在对银行信贷资产按风险标准分类并予以有效管理,对不良资产存量进行重组与清理的同时,还应积极推进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理顺银企关系。经过改革至少能够解除目前困扰银企关系的信息约束问题,使银行与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上具有竞争意识的企业实体。

(3)加大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对于问题较多的信托投资公司,在清理的基础上坚决与各级政府部门脱钩,杜绝经营资金的财政化。基于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金融机构问题关注较多,国际金融动荡尚未平息,为了避免引起过大的波动及对信心的消极影响,对信托投资公司的清理应慎重,主要按金融信托的应有原则积极进行改组,尽量实行平衡过渡。对于证券经营机构,应尽快建立健全有关证券业财务会计制度,完善有关会计账户体系结构,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对证券投资清算资金的监督作用。

(4)提高银行信贷与资本市场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一是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应以收益与风险的衡量为主要标准,扩大对发展前景较好的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建议随着各家银行“中小企业信贷部”的成立,真正将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列入各行的年度贷款计划中,作为中央银行起引导作用的“指导性贷款规模”也应明确列出对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意见。二是向非国有经济开放证券融资市场,特别是对于进入基础产业、高科技、制造业的非国有企业,允许并引导其根据现代股份制企业制度改制上市,进行股权融资,通过资本市场获得持续发展的资本。与此同时,对于符合条件的非国有企业,也应允许按程序与要求发行债券融资,经过市场自律组织的审查,也可上市交易,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

(5)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加强金融管理,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当今世界已不可避免地朝着全球化方向迈进,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也是确保我国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的关键。20年的对外开放实践,外资流入已不同于当初纯粹工业资本的引进,而是越来越多地以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等为内容的金融资本流入中国,这无论对保持海外工商资本持续投资的稳定性,还是对加快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都是必要的。但是,金融资本相比工商业资本的流入,附带着更大的风险因素。因此,今后在继续吸引科技含量高的工业资本流入的同时,应当加快金融监管标准与体制的建设,在总量控制的原则下,积极稳妥地吸引金融资本的流入,并重点从外汇管理制度与行业、企业准入的程度上予以严格监控。

(6)增强财政实力,提高金融市场风险化解能力。就当前来说,应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积极推进已经确定的以“费改税”为重点的新一轮财税改革,并加强财政管理、提高效率,将现行税制范围内应收的税款及时足额地上缴国库。通过编制“国有资本预算”,加强对国有资本营运的监控,确保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特别是涉及到国有资产变现时,能够保证政府财政的应有收入。在节约的原则下,调整财政公共投资方向,重点转向非赢利性公共工程项目投资等等,以此促进财政机制的完善与财力的充盈,使其成为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坚强后盾。

(7)优化股权结构,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运行。在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优化股权结构,通过市场逐步明晰产权关系,借此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运行与发展奠定了合理可靠的制度基础,减少了由于过分投机行为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8)健全金融立法,强化金融执法与监管力度。金融经营活动应在严格明确的法律法规制度界定下进行,为此,应当针对我国已开始运行的证券、期货、信托业的现状,加快相关法律的立法进度;对于已有的法律法规,在健全监管体系的同时,应强化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金融犯罪行为,确保健康的金融秩序。

(注:课题项目: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重点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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