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性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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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经济学科学性质之“惑”

对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争论从经济学的出现至今就没有停止过。罗森伯格指出,经济学是一门“处于纯公理系统与应用几何学的交叉点上、类似于数学的一个分支”的科学;米塞斯(L.V.Mises)认为:“经济学不是来自经验,它先于经验,是行动和事实的逻辑”,“经济学的定理不是来自于事实的观察,而是从行动的基础范畴中演绎出来的”。按照米塞斯的这段话,其认为经济学因为无法进行精确可控的实验,所以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经济学家谬尔达尔在获奖后批判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因其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

2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

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波普尔在其自传中简单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科学的划分标准:可证伪性。从逻辑上来说,每次的实证描述都只是单称描述,而一个全称陈述的理论是不可能被一个个的单称陈述所证实的。经济学的三大基础假定之一:资源是稀缺的,我们可以从对某种资源的观察得出结论来证实“资源是稀缺的”这一假定。但是我们是不可能穷尽世界所有种类的资源是否稀缺来证明这个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证实的。但它却有被证伪的可能性。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这个假设的反例,从而推倒这个假设。但是人类发展至今,还未能找到什么资源不是稀缺的,因此这个假设暂时未被证伪。但是它有被证伪的可能性。这就是命题的可证伪性。可证伪性正说明了科学的科学性。波普尔从这个角度说明,科学的分界应该是可证伪性。此外,对科学性质无任何争议的物理学,有存在无法实证的假定,例如物理学中的随机性假定。

3经济学的客观性

3.1关于客观性

科学的客观性并“不是建立在脱离了科学家个人的价值断定采取超然态度的基础之上的”,这是波普尔的前提观点。由于科学的客观性在于科学方法的公共性质,所以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各种偏见的社会科学家们正是在充分彻底的讨论中产生出客观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学家的态度比社会科学家的态度更客观,这是完全错误的。人们之所以认为社会科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因为他们将以前自然科学的标准强加于社会科学的后果,是对客观性本身的误解。我们应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察客观性问题,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有何不同的问题。“与此相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不是建立在科学家们的不带偏见的心境的基础上,……建立在科学事业的公众性和竞争性的事实……客观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评,建立在批评的方法,批评传统的基础上。”从中可以看出,波普尔认为的客观性与一般意义上的懂得不同。他认为科学的客观性是方法的客观性,而不是内容的客观性。

3.2关于经济学预测不准确

经济学家预测的不准确性是受人们诟病的一个方面。历史决定论者主张:在经济科学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观性。其根据之一就是预测具有自我实现和自我毁灭的双重效果,波普尔把这两种效果总结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体来说,这种效果也就是指预测既可以成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为阻止该事件的原因。如果经济学家有意图的进行预测,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自身的利害关系来进行行动。这种价值断定就会影响预测本身的内容,给预测内容的客观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观性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曾经说过,在他认识的人里,很少有因为根据经济预测采取行动而赚钱的人,倒是有不少靠卖经济预测赚到了钱。

但是,波普尔认为俄狄浦斯效果属于科学的处理操作内部的事情,即预测的准确与否不能成为一种理论是否成为科学的衡量标准。乔治•荷曼斯(GC.Homens)也认为:有效性和精确解释等科学构成因素虽然说对一门科学而言极为重要,但它们只是社会科学的目标而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乔治•荷曼斯(GC.Homens)举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例:虽说它并未精确地叙述进化的过程,也未从其理论中引申出有效的预测,但没有任何科学家会否定进化论在科学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对现代遗传学的贡献。

3.3关于经济学受经济学家意识形态影响

人们广泛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比较容易保持“价值中立”,而在经济学中,研究者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很难保持“价值中立”。经济科学中没有广泛的永久性的法则,而自然科学中却有。罗宾逊夫人坦言:经济学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观性偏见的论述。

从波普尔对科学的客观性的看法可知,经济学常受到的关于阶级属性的质疑是无意义的。因为经济学的客观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观性。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识形态的国家里都是可以借鉴的。在经济学的方法上,是无阶级意识之分的。因此,对经济学的阶级属性的质疑是对经济学不公平的对待。至于部分经济学家的带有阶层性质的,“巧”借客观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为某个阶层服务的经济理论,那就是那些经济学家个人问题,而不能成为论证经济学不是科学的论据。

4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

4.1研究对象

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广泛的看法是,社会情况比自然情况更加复杂——这在经济学科的研究中不胜枚举,计量经济学者更是常常为变量的选取与舍弃而大伤脑筋。也因此,认为经济学没有自然学科诸如物理学那样的客观性。波普尔认为这种偏见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我们往往把不应比较的事情加以比较,即具体的社会情况和人工隔离实验的自然情况。二是一个古老的想法,认为社会情况的描述必须涉及有关的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乃至生理状态。他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曲解,是不加思考随波逐流的一种看法,“社会科学不但不如物理学那么复杂,而且具体的社会情况一般说也不如具体的自然情况那么复杂……”。波普尔的话可以这样懂得,经济学中的经济现象分析,不必考虑进社会全部的因素,我们能够建立一些简单的模型来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而这种简化的模型与自然科学的模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事实上,在自然科学的模型中,我们同样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变量。而那些广泛的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可以更简化,乃至可通过实验来模拟,由此认为自然科学更具客观性的看法只不过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更具深厚的传统罢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进行模型分析和应用的困难只是程度问题而并不是性质问题。:

4.2科学发明方法

除了提出理论的划界方法这一对经济学有利的论断之外,波普尔在理论发明的看法上也有力支持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观点。在波普尔看来,科学发明的方法是试错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应该是保持试错法,他们都是人类理性的产物,理性是可批判的,因而在可错性这一点上没有本质的差别。经济学中,从古典经济学派,到凯恩斯学派,再到新古典综合派,无不说明经济学是在问题的不断提出、解决过程中发展的。二战后凯恩斯的国家干涉主义,正是为懂得决当时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而产生的。经历了约40年的统治时期,资本主义进入滞涨发展阶段,凯恩斯的国家干涉主义也渐渐地失去其威力,于是新的学派出现。经济学在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发展流派恰好体现了经济学理论的发明遵循着波普尔的科学发明公式,这一点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存在本质性的差异。

4.3经济学发展现状

波普尔指出:“所谓科学学科不过是以人工的方法划分的问题与尝试性解决方法的混杂物,真正存在的是问题和科学传统”。由此我们甚至不应该太过注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划分,这可能只是一种传统的偏见。确实这一看法也是符合社会科学发展现实,随着自然科学家的新论点和文化研究的兴起,“从根本上破除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个超级领域之间的组织分界”。许多科学家都承认不仅两个领域的彻底区分是不可能的,就是对“对社会科学知识所作的鲜明制度性区别也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

5总结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观点,应用在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上,从科学的划界标准,研究对象,到科学发明方法等方面都可以得到论证,可以得出经济学是科学这一结论。另外,经济学发展至今,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由于其与自然科学的融合,更有“经济学帝国主义”之说。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人口经济学等新兴交叉经济学的兴起,更是说明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可分割性,他们在科学性质上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参考文献

[1]A.Rosenberg,IfEconomicIsn''''tScience,WhatIsIt[M].ThePhilosophyofEconomics:ananthology2nde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

[2]米塞斯著,梁小民译.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M].北京:经济出版社,2001.

[3]卡尔•波普尔箸,周熙良,周昌中译.科学:猜想和反驳[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谭华海译.物理学家质疑随机性假设目前的物理学地位[EB/OL].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网站,20060214.

[5]卡尔•波普尔箸,赵月瑟译.波普尔思想叙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篇2

一、引言

产业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课题，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才作为研究生研究的专业学科而设立起来。产业经济学是归属于应用经济学中的一个学科。从国外传入我国时，已经时一个较为成熟的学科，它的理论内容，已经时一个较为全面的系统。在实际经济交易过程中，是能够起到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的。产业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重要部分，产业政策与产业经济理论是一个整体，能够起到应用经济性质。

二、产业经济学概述

（一）产业经济学概念

产业经济学结合了产业分析和产业政策，包含了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内容，是相对较新的应用经济学下的一门学科。从西方的相关经济学，主要从产业内外关系以及企业组织的结构相关内容进行研究。因此产业经济学，主要是产业组织理论为主，可以称为产业组织学这个称号。在国际期刊上，可以看到国外经济学上和管理学的相关内容出发，作为核心的主要学科教学中心，高校主要相关的课程有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加入微观经济学的讨论，同时注入计量经济学体现其应用性质，还要就是产业经济学，这些都是学生必考或者参考较多的课程。

（二）产业经济学理论国际发展

产业经济学理论，从机器大工业时代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提到注意市场分工以及机制等问题，这样的理论与英国经济学家在十九世纪提出的经济规模效应，从垄断引起的竞争，提出一定的矛盾。这样的产业组织结构，就是产业经济学的重点。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提出经验主义，这是产业经济学的初步组织理论化过程。到了六十年代，提出的市场的机构和行为、绩效等，这些确立了产业经济学的相关内容。一直到了九十年代，有了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相关探讨，更多的西方学者，从产业组织的相关内容，结合了博弈论等相关内容，指出了产业经济学的战略性分析。

（三）产业经济学理论国内发展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产业经济学研究参与者愈来愈多。到了九十年代，产业经济学理论到了这时，才进入高校，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有了许多众多的研究成果。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学科发展的多样化，人才需求的精细化，这就促进了科目的发展。在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设置中，产业经济学从各个行业出发，按照经济的发展需求，在各研究机构和高校，都设定有相关的科目，产业经济学，也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学科，逐渐受到重视。

三、产业经济学理论地位

（一）从现代经济学科上分析产业经济学理论的地位

在现代经济学上看，产业经济学作为众多内容中的一个体系，内容较为完整。从经济内容体系中去看产业经济学，它随着经济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提升，也越来越规范化和广泛化。作为二级学科，每个学科都有其特殊性。产业经济学展示的是组织产业结构的特殊性，有助于人们认识经济规律的潜在规律，更能够成为人们进行经济行为的工具。产业经济学理论，不仅从概念上，展示其专业的细化特质，更从其研究内容上，可以看出经济的产业分析的深入化。产业经济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更能够促进整体现代经济的发展。

（二）从微观经济学上分析产业经济学理论地位

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出发，产业经济学理论，也是对其深入和细化的过程。微观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企业和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细化分析，这些都是为了找到经济运行规律服务的。只有对各个研究，才能看到企业经济学的个体作用，更能够从社会发展中，找到其相应的经济位置，从根本规律出发，找到产业经济学的相关组织结构地位，促进微观经济学的深入化和完善化，这也是和产业经济学的相关企业分工特点，相符合的一个特性。

（三）从宏观经济学上分析产业经济学理论地位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可以看到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整个社会政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性。这样的关系，不仅仅是促进作用，还有阻碍和停滞不前的时期。但是每个时期，都应该根据各自的特点，结合相关的理论框架，从而发展经济。产业经济学从这样的整体出发，结合当前国民经济的特点，从而对经济结构能够起到广域上的整体量上的促进，能够促进国民经济的多样化和深入化。产业经济学理论，是能够和宏观经济学的个量上的促进，更能够多方面的促进。

四、产业经济学应用性质

（一）产业经济学理论经济性质

产业经济学理论，可以从其理论经济学角度出发，以经济学基础为导向，结合基本的研究规律能够促进整个经济制度的公平化发展，更能够提高经济理论发展的效率。从经济体制的合理性出发，从经济体制的相关功能，能够促进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更能够使得经济发展的模式多样化。经济模式和经济活动的相关规律，可以包含众多学科，包括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结合应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基础，让其更实用。产业经济学的理论经济性质，就是结合实际情况，使其更加具体化和实用性增强。

（二）产业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性质

产业经济学在其相关的理论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到其应用经济性质，从其研究的相关课题上看，产业经济学的性质，不仅仅包括规模经济的相关讨论，也不只是相关的竞争问题和垄断问题，其中相关合并和产业结构发展问题，应该注意到产业经济学理论的应用性结合。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应该注意到经济发展的方向性问题，产业经济学的应用性质，从国家的不同特点，地区的不同情况出发，应该是符合当地特殊的情况的。这样的发展过程才能够促进产业经济学的应用经济学性质，更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研究，促进产业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性质的凸显。

（三）经济学理论对应用性质的影响

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对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是不断发展的，从市场的经济出发，结合经济发展秩序，从社会的实用性出发，从而得到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凸显出来的各种经济哲学中的相关理论的有效性。对于产业经济学的有用性质的凸显，是结合经济学理论而得出的。从凯恩斯的相关历史局限性，就可以看到经济理论哲学的发展，不仅从经济角度，更对社会角度，能够起到促进作用。产业经济结构也是根据经济学理论的有用性出发，这样才能够得到更好的产业经济理论和政策。

参考文献

篇3

应该承认一个事实，经济学是一门正在成长中的科学。虽然很少有人质疑这一点，但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批评并不鲜见，特别是对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批评尤其多。因此迫切需要我们对此进行必要的思考，并给予尽可能科学合理的回答。总体上说，应该相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或者说，经济学是一门不断成长的科学，是一门处于不断科学化过程中的科学。经济学经过几百年的耕耘和发展，已经演化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学体系，甚至已经成为一个“帝国”――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否认经济学的科学性无异于与造就这个庞大体系的所有的努力相对立，这是任何一个经济学者(也包括那些对经济学科学性持有怀疑态度的非经济学者)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做到的。虽然这并不是一个“科学回答”，但至少揭示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学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绝对不会没有一点科学性，甚至应该说，科学性应该是经济学的主流，批判经济学或开展经济学批判，这是首先的立足点。

同时也应该老实承认，经济学不是圣经，不是天书，更不是神学，经济学中一定存在非科学的成分。无论经济学经过多少年的发展，无论经过怎样的“千锤百炼”，即使是非常成熟的观点和结论，其中也难免存在一定的非科学成分，况且经济学还是一门需要“与时俱进”的科学，即经济学的科学程度与经济学家与时俱进的能力和经济学理论与时俱进的程度有密切关系。所以，在确认经济学是科学的同时，承认经济学存在不科学的地方，应该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看法。经济学是一种不断通过不同时代的不同的具体人的努力逐渐形成的一门科学，其中包括人为因素，也包括时代烙印。人的存在是具体的，都存在局限性。所以由具体的人造就的科学也必然是存在局限性的。因此，尽管经常遭受这样或那样的批评，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依然是稳固的。但同时我们依然要正确对待经济学还不够科学这个事实，还要继续想办法促进经济学的科学化，提高其科学程度。

此外也应该认识到，经济学遭受各种批评和质疑是经济学成长和发展的一种表现。这里涉及到经济学如何对待批评的问题，一方面进步需要批评，另一方面被批评者需要有一个“科学态度”。因此，作为具体人来说，如何对待批评以及对待批评的科学态度是其人格是否健全的一个标志。同样，对一门具体科学来说，也有类似的道理。一门科学也有自己的“学格”――数学的逻辑性、哲学的思辨性、物理学的物质性以及化学的实验性等等，铸就了不同门类的科学自己所具有的“学格”。关于经济学的“学格”是需要重视并加以探讨的问题，而且这还似乎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以下三点应该可以成为经济学“学格”的重要内容：1、致用性。经济学作为致用科学，这已为学界所认同。问题是经济学如何致用，这涉及到经济学的“工具意义”问题。但无论如何，如果没有用处，不能“致用”，经济学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可讨论的。2、易变性。大家知道，经济学是研究如何选择的科学，选择需要智力基础，不同的选择主体因其偏好、习惯以及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不同的选择和判断。所以经济学的致用不是一成不变的致用，同样资源可以有极为不同的用处，进而会有极为不同的结果。3、批判性。经济学需要致用，而且致用又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包括原理本身的不确定性，也包括原理运用的不确定性。这一点铸就了经济学立论的批判性――只有批判性才能在他人的基础上提高“有用性”。科学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经济学作为科学的有机部分，更需要“站在他人的肩膀上”。当然批判性是科学的批判性。

总之，关于经济学“学格”问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确立符合科学经济学“学格要求”的“学格定位”，对现实经济学的致用性和科学性的提高，无疑是有意义的。

二、方法定位：经济学是同质的也是异质的，准确说是同质基础上的异质性科学

经济学发展中存在各种各样“烦恼”。至于这些“烦恼”是什么，不同学者会有不同的归纳和回答。我这里认为，从根本上说这个烦恼是“同质化烦恼”。

大家知道，没有任何一种门类科学遭到经济学那样多的指责，也没有任何一种门类科学家遭到经济学家所遭受的批评。这到底是经济学的问题还是经济学家的问题?是经济学或经济学家应该遭受这样的批评还是那些批评者的批评有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简单地指责哪一方面或各打五十大板，都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其实，这涉及到对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家如何认识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科学的认识，无论是批评还是辩解，都是没有意义的。

关于经济学似乎人人有话要说，但能够说几句和能够说得有点道理是两回事。能够说几句的很多，能够说得有道理的不多。那些遭受批评或批评欠恰当的，往往就是那些能够说几句的。因此在进入讨论正题之前，罗嗦几句其实也是给自己一个压力，一定要说得有点道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既然想说，就说得有道理，至少说一点实话，说一点真实想法。即使错误，也可以理解并被原谅，当然对经济学也应该是有好处的。

那么经济学是什么?如何来把握?这涉及经济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大问题。纵观国内外，古往今来，经济学长期演变，范围之广，领域之宽，层次之深，是许多学科无法企及的。经济学这种“帝国性质”，无论如何看它，似乎都是“盲人摸象”。那是否因此而停止探索和思考呢?这不是可取的选择。无论“经济学帝国”有多大，多么难以把握，但毕竟只是“一个帝国”，人类具有无限探索能力，难度总是相对的。所以，人类在困难面前，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继续前行。

其实道理很简单，人类之所以需要经济学，是为“经济”。所谓经济就是节约、效率、选择以及与“更好”有关系的方法、方式、机制等等，从根本是说，经济就是对人类“更有用”，那么也就是“更经济”。即使对经济再作更广义的理解，包括自然、社会等各个领域，其核心内容即“更好”、“更有用”等是不变的。关于自然的经济学，是让自然更有利于或有益于人类；关于社会的经济学，是让社会运作的更有效率、更文明、更发达；等等，无论在哪个领域，经济学都是这样一个基本的思路。正因如此，经济学才成为经济学，才发展为“经济学帝国”，才发挥巨大作用，对人类不可或缺。无论个人组织，无论集团国家，无论什么种族和处于什么样的文化氛围，都不可能不需要经济学的指导。因此，能够致用的经济学为人类发展所必需。

既然经济学能够致用，那么如何致用呢?如前所述，它是

通过对利用对象“有用性的不断放大”得以实现。人类利用对象有千千万万，有形的商品设备、无形的知识资产等等，能够成为经济物品的，都可以成为利用对象，都属于经济学研究范围。所以异质性成为经济学一个重要性质，经济学通过研究经济主体的选择行为，通过选择行为的高级化、科学化来达到“促进有用性提高”的目的。具有异质性思维的经济主体，围绕自己的经济目标(把目标作为参照系)，通过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正负反馈机制来校正自己的行为。经济学就是这样来为主体服务的，因而经济学是一门通过一定的机制来改进主体的行为进而实现主体目标的科学。经济学这种“异质性”使其成为能够不断调整改进、适应时代变化、符合实践发展要求、因而富有生命力的科学。

当下经济学现状之受质疑，关键在于背离经济学的这个性质，主要表现为“同质化”。所谓同质化，是指这样一种经济学，把对象看作是“同质性”的，很少考虑和基本不考虑其变化性，即使考虑了，或者考虑不够周全，或者假设过多，以至于“同质化”，并据此得出结论。这样脱离现实，解释力自然降低。每位经济学家均有其理论，均以假设为基础。因此两个经济学家有三种观点也就在所难免。可以这样说，经济学发展至今，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没有假设无法得出结论，没有数学无法进行研究。复杂多变的现实被假设和数学“同质化’’了。经济学陷入“数学困境”或“形式化陷阱”，这里叫做“同质化困扰”。“科学外形”完美，“科学内容”欠缺，在复杂多变的现实面前力不从心。

三、未来走向：同质分析依然重要，异质化大势所趋，将逐渐取得主导地位

把异质性作为努力方向，树立一种新“经济学观”，一方面逐渐丰富假设条件，另一方面从现实而不是从理论出发。这样经济学就能够一定程度上摆脱“同质化困扰”，成为更强解释力和科学度的科学。

首先，异质性是一个发展趋势。我们知道，在新古典之后，各种学派争奇斗艳，大大冲击且丰富了经济学的内涵，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学的“同质性质”，自觉不自觉地走上异质性道路。仅以“看不见的手”为例，历代大师各种各样的阐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条：一是抵制批判改进思路，主要以马克思、凡勃伦、凯恩斯以及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为代表；二是重新表述改进思路，主要以马歇尔、费雪、米塞斯、弗里德曼等为代表。各派虽然都宣布自己获得胜利，但历史会继续前进，新思想会继续产生，恐怕难以看到“鹿死谁手”的“零和”结局。就讨论细节，如对货币、财富等亦有不同的解释，体现了质的差异性。后人只能批判吸收或重新阐释以达扬弃发展之目的。这就是经济学与生俱来的异质性品质。

篇4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11. 044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 - 0194（2012）11- 0067- 03

“经济学基础”作为经管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为学生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奠定了基础。但是，从目前高职院校的教学情况来看，该门课程的教学效果不理想。如何对经济学基础课程进行改革，改变其教学现状，提高该课程教学有效性显得尤为重要。

1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有效性的内涵

经济学基础课程是经管类专业的一门必修的专业基础课，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掌握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的经济分析方法，使学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生产活动，更好地参与到社会经济实践活动中，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为学生学好其他专业课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提高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有效性十分重要。

教学有效性问题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西方的教学科学化运动，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样的教学是有效的，是高效、低效、还是无效。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提出很多影响教学有效性的因素，从最早研究单一的教师因素扩展到教学活动，再到后来提出的教学环境，这些因素都可以影响教学的有效性。可以说，教学有效性的需要通过各个影响因素的优化与合理配置而实现。因此，笔者认为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学有效性就是结合该课程的特点，根据课程的教学目标，对教学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来满足学生对经济学的学习需求，激发学生对经济学的学习兴趣，使教学双方共同参与到教学过程中，从而使学生能把教师所教授的经济理论消化吸收，形成自己的经济学认知，使其能够运用正确的经济学原理、方法分析和解决社会实际经济问题。在教学中，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经济学的学习方法，能用所学理论去分析经济现象，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由于经济学基础课程有较强的理论性，包含大量的概念、数理推导和经济模型，内容比较抽象，一些原理通常需要用大量的图形或者数理推导来进行分析，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教学有效性不足的问题。

2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有效性不足的原因

2．1经济学基础课程本身的原因

经济学基础课程作为理论经济学，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揭示了西方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各种经济活动的规律，是对实际经济生活的抽象与概括。在教学中，教师侧重于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经济模型的讲解和推导，授课内容理论性较强，很抽象；经济学用到的分析方法，如边际分析、均衡分析等分析方法，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和逻辑推理能力。因此，学生普遍感到经济学抽象、枯燥、难以理解，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尽管许多学生认为这门课程学习价值很高，但与趣味性强的其他专业课相比，学生缺乏学习这门课程的兴趣和热情，使这门课程的教学有效性降低。

2．2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性质之间的矛盾

高职教育的本质特征是培养技术型应用人才，课程体系设置体现的是“能力本位”的思想，突出实践与技能训练，这就使人们普遍认为其培养的是技术性、应用型的人才，强调的是“会多少”。就高职经管类专业而言，学生毕业后能够从事的工作是会计、工程造价员、保险人、导游等，无论是服务岗位，还是管理岗位，其任职条件更多地倾向于岗位能力及职业资格，要求学生具备处理相关业务的能力。高职院校学制三年，一般专业都会有半年到一年的实习期，各类公共课及专业基础课的课时较少，教学时间有限，教师在有限的时间内系统地、完整地讲完授课内容很难。所以，专业基础课常被忽略，这种情况造成学生从思想意识上不重视对这门课程的学习。

2．3学生自身的原因

高职院校的学生与其他本科院校的学生相比，其基础知识相对较弱，尤其是数学知识和逻辑推理能力，而经济学基础课程本身又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抽象性，学生学习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同时，学生中存在一种片面认识：高职院校主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只要会操作、能实践就行了，不需要掌握太多的理论知识。所以，很多学生认为基础课程是可有可无的，把大量的学习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与毕业证、职业资格证有关的外语课和专业课等课程上。

3提高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有效性的途径探讨

经济学基础课程作为经管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教学效果不仅关系到学生对该门课程内容学习掌握的程度，还对其他专业课的教学有一定的影响。针对高职院校学生经济学基础课程学习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结合笔者多年来在高职院校的经济学教学实践，本文认为，要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就要进行相应的教学改革，优化教学条件和教学过程，提高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学有效性。

3．1对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优化选择

经济学基础课程是对西方百年来经济理论发展的总结，要在有限的课时内讲授其全部内容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一定的选择。对于高职院校来说，由于实训课占了一定的比例，所能安排的理论课时就极为有限。

目前，大多数经管类高职院校（包括本院）经济学基础课程安排用一学期讲完，安排的学时也仅在60学时左右，微观与宏观内容一起讲授，因此对教学内容的选择很重要。在进行内容选择时，一是应结合高职教育的特点进行选择，突出应用性和针对性，基础理论以“必须够用”为原则；二是要根据教学的指导思想和高职学生的特点来进行选择，教学内容应通俗易懂，淡化数理推导，使学生易于接受和理解，重在提高实际应用能力。因此，在选择教学内容时，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进行比较，应以微观经济学为主，宏观经济学为辅。具体就微观经济学来说，它主要在于讲清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应主要介绍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理论、市场理论等。就宏观经济学来说，着重介绍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例如：失业与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政策，其教学内容与现实经济要紧密联系，主要让学生能了解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对整体宏观经济环境有所认识。为符合高职院校本身的教学情况，多数职业院校根据教学实际情况，自编教材，对教学内容进行选择、优化，使教学内容更符合高职院校的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实际情况。

3．2积极开展案例教学，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教与学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教是学的前提，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而兴趣就是学生学习的原动力。经济学基础课程的特点，让学生们普遍感到经济学理论难以理解、难以掌握，学习热情不高，而通过案例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中，教师要把理论知识与实际经济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可以用现实的经济热点问题作为教学案例，这些贴近日常生活、浅显易懂的案例和事实，让学生感到经济学就在身边，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教学实际情况来看，应注意一点，由于课时有限，案例不能过多、过于复杂，应针对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选择案例。采用案例教学有助于学生深化对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对于经济理论的应用能力。另外，教师还可以布置一些案例，让学生在课余时间进行讨论、分析、归纳和总结，既可以节约课堂授课时间，又为学生提供独立学习的机会，充分发挥其学习的能动性。

3．3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直观性和实效性

当代社会，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作为现代教学手段得到了广泛应用。高职院校应积极为教师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创造条件，鼓励教师采用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学以其特有的形式将文本、图形、图像、声音、动画、视频等多种要素有机结合，吸引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多媒体教学有效地扩大了教学容量、学生能全方位地获取大量信息，开阔其知识面。同时，多媒体教学能充分地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在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中，使用多媒体教学能收到课本文字达不到的效果，使难以理解的抽象理论形象化、生动化，经济学中大量的图表、公式及曲线变动情况，可以用计算机动画模拟显示出来，使图形、曲线生动直观地展现在学生面前，有利于学生对理论的理解。

3．4考核方式由终结性考核向过程性考核方式转变

教学的效果要通过课程考核来衡量，考核方式单一带来的后果是教学低效率，仅凭期末的考试成绩不能对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进行评价。要突出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学习状态的控制，提高教学有效性，课程考核方式的改革是有效的途径。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应采用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相结合的形式，提高平时成绩所占的比重。目前，我院学生的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组成，平时成绩占40％，期末成绩占60％。平时成绩由教师按照教学实际情况，采用课堂讨论或布置课程论文等方式来评定。通过学生的课堂回答和论文内容，教师可以了解学生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及掌握程度，也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例如：让学生用所学的微观经济学中的某个理论对身边的某个经济现象进行阐释，可以调动学生查阅资料、思考问题的积极性，让学生在寻找答案的同时，加深了对微观经济理论的理解。期末考试成绩由客观考题组成，取消概念、原理等需要死记硬背的考题，应主要考核学生对基础知识和原理的理解与应用能力。

总之，教学有效性的提高是一项系统工程。在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应精选教学内容、突出课程特色、加强教学的针对性，通过教学方法的创新，使学生参与其中，让学生感受到在掌握职业技能的同时，学习经济学等理论的重要性，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授课教师来说，应不断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和教学水平，因为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最基本保证。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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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有经济当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这是因为这些当事者被假定为根据外部给定的偏好最优化。

2、没有严重的信息问题[1]。包括与未来有关的根本不确定性、对复杂世界的结构和参数的广泛无知、以及个人对普遍现象认识的分歧。

3、理论的焦点为趋向或达到了的静止均衡状态，而不是整个历史时期中的连续的转变过程。

但是，关于个人选择和理性最大化这些核心的新古典结构，以及信息问题易于处理的连续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经济理论发展的很大影响，如斯科特、威廉森、阿尔钦、西蒙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尽管他们在对待主流经济理论的态度和与主流经济理论的距离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还是存在许多共同的主题，他们普遍观点包括：

1、根据已知的或确定的选择进行理性的最大化这一假定，日益被抨击为过于狭窄和简单。这些批评有的是直截了当的，如指出取得相关信息费用的困难（威廉森），有的则比较激烈，甚至涉及比教深的信息和知识问题及理性本身的性质。

2、在对新古典时间和均衡概念不同程度地日益感到不可逆返的同时，把经济现象视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当事者在不可逆返的时间过程中学习的结果这种观念，正日益加强，人们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均衡。

3、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一种新观念正在形成，即经济协调不可能只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问题，而且还必须得到广泛范围的其他经济的、社会的制度的支持。尽管后者有旧时盛行的新古典的反对，但还是被看作是经济研究的重要而理所当然的主题。

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和前提的质疑和否定，以及对新的因素如时间、信息、不确定性，以及非理性的考虑，才使得一种更加复杂但却与现实更近的一系列经济思想被提出来。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在经济分析的诸多因素中，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正逐渐的提高，人们对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入，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之外，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已经被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经济分析在现代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之不同除了在假设前提及方法论[2]上背叛作为主流的个体主义、理性、最大化思想外，分析工具也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交易成本、产权、意识形态等分析取代了新古典理论对时间、均衡、价格机制及边际的信仰。

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了使复杂的世界便于认识和分析，把世界想象成只有大炮和面包，把市场想象成只有冰淇淋和蛋糕，制度主义者认为简化世界的复杂性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制度行使一种简化识别负担（cognition dask）的关键功能（制度经济学，史漫飞，142页）来解决问题。因为制度的一个功能就是使复杂的人际关系过程变得更易于理解和更可预见，从而不同个人之间的协调也就更易于发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成熟和进步。它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变量来约束和简化原来复杂的变量，而不是从复杂的变量中选取几个代表性的变量。如果这一思维方式能为广大经济学家所接受，也许会有一场经济学的革命随之发生。

我们可以想象，在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由于信息、监督和执行问题常常难以解决，劳动分工是不可能的，可靠的约定无法作出，人们相互沦为他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囚徒而难以自拔。

因此，略为思考一下，我们就能体会到制度对于化解变化莫测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制度使他人的反应更可预见，世界更加有序，从而使一个人更加容易与一个复杂的世界打交道，也使个人更加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cognitive overload）。

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行为规则，这个定义已为制度经济学家所接受。因此，普遍认为制度是一系列为社会所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政府以法规形式所制定的正式约束的规则网络，它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解决人来面临的合作问题，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

在制度限制他人的行动并排除某几类未来事件时，它们也减少着“远期无知”（forward ignorance）它为人们创造一种信心，使人们感到，生活中的常规很少变化，全在掌握之中。所以，它们限定了指向未来的风险。

并且，用制度降低复杂性的效果可以相当泛化（non-specific），一些好的制度，它能给人们以心理上的舒适感和安全感：感到自己属于一个文明的、有序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协调成本很低，风险有限，人们能有在家的感觉，周围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同时，制度能增强生产要素—如劳动—在满足人类需求上的效能，这种作用的方式类似于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如资本，资本使劳动更加有效率。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制度视为一种宝贵的生产性资产，制度经济学家因此把制度称为“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 capital）。

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在经济分析中贯彻到底的最佳分析工具是产权在市场理论中的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产权作为分析经济的工具就象新古典理论运用价格机制一样驾轻就熟，左右逢源。

资本主义系统以建立和保护排他性私人产权的制度为基础。但令人奇怪得失，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指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策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却没有系统的有关产权的理论。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理论预先假定了产权的既定性和永恒性，既然它是确定的，那么就不用考虑它在经济运转中的作用了。

实际上，产权在经济运转中具有多种功能，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产权，它能使人们的交易形成合理的预期，它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和如何受损，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教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将受益和受损的效应内在化）。

如果指出产权的经济功能还不能说服新古典经济理论家把产权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新制度经济学家还指出，产权并不想新古典理论所假定的那样，是确定的，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产权是完整的，产权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权利束所组成，它分成不同的权利，并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产权。而且产权功能的发挥并非无条件的，它需要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支持，不同类型的产权，如私有产权、公共产权、国有产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下，其经济功能是不一样的。但一般地，竞争的逻辑表明，对一个人产权的更完整的界定减少了不确定性，并会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使用。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信息费用与原因，产权从来没有被完整而清晰的界定过。正如科斯定理所言，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初始界定就不影响交易，正因为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经济资源的的有效配置与使用必须以产权界定为前提。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新古典经济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分歧不在于新制度经济理论对正统理论的否定与背景，而是对其的扩展。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知识，技术，财富，自然资源，和人口的函数，而新制度经济理论的经济函数还包括例如制度、交易成本、产权、不确定性、意思形态等因素。

但就目前的发展而言，制度经济学尽管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卡尔-马克思或约翰-凯恩斯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因此，制度主义在新的发展中，可以有效地把马克思在例如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生产理论方面的一些思想和凯恩斯及后凯恩斯主义者在例如不确定性和货币理论方面的成果吸引近来。

二、研究的趋势：是统一，还是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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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来看，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但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庸俗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或决定作用则是一种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观点。所谓供给侧，总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会生产这一方面。而任何社会生产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根据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另一方面又必须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分析当前中国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供给侧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停留在生产力这个层面上，而是必须深入认识生产关系这个层面存在的问题，应该更多地从完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角度出发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内容。必须高度重视已经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对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所产生的巨大能动甚至决定性作用。仅仅从生产力角度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中既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这样的一般规律，同时，不同性质和阶段的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规律。因而，仅仅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去谈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仅仅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去解释和解决特殊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则是无效的。因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借鉴国外的经验与教训，另一方面又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反对任何形式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只有创造性地把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科学分析，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原则。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迷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制度基础。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比资本主义私有制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前景。同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计划，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持社会生产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建立在按劳分配原则基础上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够避免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从而不仅能够保证社会公平和正义，极大地焕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也避免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民群众的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从而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必须遵循的路线和道路原则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

同时，在政治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无止境的价值增殖或赚钱为目的，因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生产力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与资本的内在要求相矛盾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第一，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含义在于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更多，从而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及价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资本追求的却是剩余价值，而不是物质财富。这样，资本生产的商品越多，单位商品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就越少，从而平均利润率具有一种下降的内在趋势，这就迫使资本必须加快积累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使同一单位的资本获取的剩余价值会更少，平均利润率进一步趋于下降。这就形成一种循环，正是这一循环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第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的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市场购买能力来消化或购买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恰好不能保证这一条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供给相比总是不足的，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财富占有在资本一方和劳动一方的两极分化。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还表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即使是资本之间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确定性和经常的不平衡。因而，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这些矛盾总是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方法来进行一种强制性的解决。第三，资本为了获得利润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职能资本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统。信用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一定阶段的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创造出一套投机和欺诈机制，使现实资本更多地转化为虚拟资本，从而产生了国民经济金融化，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会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最终给广大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因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不能朝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去改，绝不能如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盲目迷信市场的力量，而应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三、解决供给侧问题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经济学认为，任何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在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的。一定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构成了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它决定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同时，一定经济制度下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关系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从而形成不同的经济体制，而一定的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对外贸易增长乏力、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源生态危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都具有供给侧的性质。因而，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切合实际的。但必须深究的问题是，产生供给侧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从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实际职能上的企业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因而，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治本之策。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通过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综合改革和发展目标，这是能否解决供给侧问题以及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和关键。

四、供给侧改革既应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既要着眼当前又要立足长远

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始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只有从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基本理论出发，才能全面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分配、流通和消费方面的改革的辩证关系，也才能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仅仅从供给或需求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是片面的，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割裂开来更是错误的，必须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的突出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而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直接来源于企业的活力不足。企业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是因为它们生产的东西与市场的需求之间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间的矛盾既来源于供给侧，也来源于需求侧。因而，在强调和注重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重视需求侧的作用和需求侧的改革，其中，投资体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把供给侧的改革与需求侧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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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产权性质的理论

（一）精神所有权说。近代知识产权法理论依据法思想提出“精神所有权说”，认为知识创造者为做出了贡献，社会就应赋予其特定权利，以体现社会的“公平”和“对价”。“精神所有权说”将知识视为物的一种，认为知识产权是对精神创造的成果的权利，精神创造的成果和物质成果一样是其创造者的财产，其“所有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处分自己的财产，未经权利人授权或许可，他人无权使用该成果或者妨碍权利人行使权利。国家政权只是起证明权利的真实性和保证权利不受来自第三者的故意侵犯。

（二）“非物质财产权说”。该理论由约瑟夫·科勒提出，认为传统的物权只能涉及物质财产，而创作者的权利具有另外的性质，涉及的是对被视为具有经济价值的非物质财产的作品享有的专有权利。由于作品这一非物质财产得到经济上的利用，作者享有的是一种具有经济性质的权利。法律的主要准则之目的是保护作者的著作权以保证作者获得经济利益。当然，作者还享有其他非经济性质的权利（科勒称之为个人权利）。个人权利不属于著作权的，而是作者总的人身权利的一部分组成，个人权利有助于对作品的保护。因此，科勒提出有必要创造一个新的法律类别：非物质财产权，第一个把创作者权利的客体作为应单独的一个加以论及。

（三）“产权的制度安排”。知识产权制度（产权）经济学派（现代产权学派、新制度学派、新经济增长理论）侧重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提出知识产权是制度产品，是产权的一种类型。

1.新经济增长理论。二战后，西方经济的长期、稳定的持续增长促使经济学家思考决定经济的经济增长因素问题。1983年美国学者保罗·罗默在博士论文《外部因素、收益递增和无限增长条件下的动态竞争均衡》中将知识要素引入经济增长理论，建立相应的理论框架。他认为知识是一个生产要素， 在经济活动中必须像投入机器那样投入知识；知识能提高投资收益，知识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加在一起，生产函数表明的收益是递增的。他的博士论文标志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出现，现代知识产权理论研究重心已逐渐由“公平”、“权利”观念出发转移到知识产权制度的效率及其社会作用上来。

2.科斯的“产权安排”。罗纳德·科斯是产权学派的创立者。科斯的研究集中对“产权安排”和“产权结构”的分析上。科斯用经济学的费用———收益理论分析进而阐明私有财产制度下的产权安排即制度形式对交易费用的，他把“产权安排”作为经济变量，将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直接联系起来，一起放到经济运行中考察，研究产权结构与经济效用的关系。产权安排不同，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效率不同。据此，知识的私人产权制度安排使知识在市场流通从而使知识的产业利用更有效率。

3.诺思、林毅夫的制度变迁分析。诺思是新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用经济理论探讨制度的基本功能，分析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提出了制度变迁理论等。根据诺思的理论，即知识产权的产权界定、政府以法律保护知识产权以提供市场运行规则是市场体制的制度基础。林毅夫是产权学派最新代表人物，提出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观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可能离开政府的努力而由诱致性制度创新过程自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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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4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8-0051-03

中央先后为建设沿海开放区、西部大开发制定过不少优惠政策。相对于这两大区域规划，中央在2004年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提供了税改财政、社保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增值税转型降低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对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和个人在短期上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洼地”。

在全国利用外资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东北三省利用外资却呈下降的趋势。东北第一个合资企业审美公司正在运作破产；已拥有75%股权的美国吉列公司已提出撤资；一些原注资东北的外资企业也纷纷南下。不仅外资企业存在对于投资东北的不满意，本地企业以及国内的知名企业也呈现出这种状态。一家国有商业银行辽宁分行的信贷管理部门的人士说，这几年企业在辽宁的贷款增量每年下降20%左右，大量贷款舍近求远跑到南方。这些资本南迁的原因是行政审批等政务效率低下、市场信用缺失等投资软环境较差。

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资本外逃状况，东北的国有企业的资本注入发展却“如火如荼”，对于国家提出的振兴东北的优惠政策表示出“异常兴奋”。一提起“支持”，就上下动员贷款上项目，但是建成后不是设备不行就是没流动资金和市场，设备时开时停，银行贷款无法偿还，还引发了职工下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是振兴东北的急先锋，拥有强大的资本、技术以及国家政策和财政扶持。然而拥有如此良好的硬件设施，在市场经济中，却变得如此弱不禁风。可见不是经济成本的不集约，而是在目前制度下的交易成本过大。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一）交易成本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提出了一个论点，即企业存在的理由在于交易成本的节约（Coase，1997）。无论是企业内部的交易还是企业间的交易都会产生成本，选择哪一种组织形式，企业还是市场，取决于对这两种成本的权衡。其后，交易成本的概念被一般化，被定义为促进人与人合作而不可避免的成本。古典理论假设，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交易和合作是无摩擦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成本更接近于现实。如果说亚当斯密更强调借助于专业化分工协作及竞争降低生产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的重点则放在了节约交易成本方面。交易成本的高低取决于制度，因为制度规定了交易及经济系统的形式。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则产权或者更广义的制度是重要的。

（二）制度

诺斯认为，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说是人们制定的规范相互交往的准则。制度可以分为非正式约束和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是指形式上没有正式规定的游戏规则，包括习惯、行为准则、风俗和意识形态。正式约束是人类设计和制定出来的规则，包括政治（和法律）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当正式约束变化时，具有特定文化特点的非正式约束并不直接随之改变，而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渐进性。同时，正式约束的效力只有与相关的非正式约束一致时才明显。

（三）制度的经济功能

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人之间的合作。具体上来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经济功能具有促进交易、创造经济发展的激励（如产权的界定）、外部效益内部化这三种功能。

但是实践中，无效率的制度或者说低效率的制度常常存在。诺斯认为，其原因在于国家这个重要的制度提供者。国家双重目标――统治阶级的收益最大化和全社会的收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导致无效率制度的形成，其历史后果是交叉的经济绩效。这种情况并不表明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被削弱了，恰恰相反是加强了。因为，无效率制度产生负面效果正表明制度是至关重要的。

二、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与变革

建国60年来，随着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正式制度的变化，东北三省走出了一条先起后落又起的轨迹。受惠于国家初期的不平衡发展的战略，计划经济时期，东北地区重工业发达，被誉为中国经济的顶梁柱，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福建、江苏和浙江等南方省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与蒸蒸日上的南方相比，重工业集中的东北地区的发展明显滞后了。十六大时期，国家重新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平衡发展战略，不仅能解决东北地区的衰退，同时使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三、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衰退分析

在长期的工业发展过程中，对区域经济和全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的老工业基地，形成了其特有的工业集群区域。但是，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由于区域优势的衰退引起了老工业基地的衰退。

作为我国传统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在地区主导产业相互更替和结构不断演进的连续渐进过程中，许多地区的主导产业在时序上没有形成一个链条，相互间缺乏链接，出现了地区经济的结构性衰退。

老工业基地工业生产大多是传统工业部门，如煤炭、钢铁、纺织等产业为主导工业部门，当收到资源短缺、市场饱和、技术变化、替代产品出现等因素的冲击。主导产业部门发展由成熟走向衰退。而航空、电子、生物、计算机等技术密集型工业部门又没有及时得以发展成为新的主导产业，使得这些老工业基地缺乏活力，发展缓慢。

四、东北地区经济转型的“路径依赖”

诺斯在制度变迁过程中, 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机制。这就使制度变迁一旦走入了某一路径, 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 所以，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着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沿着既定的路线, 制度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的轨道, 迅速优化, 也可能顺着错误的路径走下去, 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中。

由于东北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最早、时间最长、最彻底的地区，尽管在改革开放后，与拥有较少的国有企业的沿海地区，东北的改革始终缓慢和滞后。由于东北的政治、文化等非正式约束的改革缓慢不能与经济政策的正式约束步调相一致，外部交易成本过大，导致改革开放以及振兴东北两大正式制度所带来的经济效力不明显。

（一）东北的“官本位”制度

严格的计划经济带给东北一个副产品，那就是在东北，“官本位”现象要比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地区更加严重。由于多年来东北的各级政府用行政手段管理着一切，行政权力控制了社会中从政治生活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细微到不可想象的程度。

正是由于这种官本位制度，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东北的市场经济发展也是扭曲的。按理说，东北这样一个工业门类相对比较齐全，资源、人才、技术、工业文化都占有绝对优势的区域，民营企业本应该进入制造业领域，但是东北的民营企业大都从事餐饮、娱乐、桑拿、流通和房地产等行业，很少有从事制造业的。关键在于东北民营企业进入市场靠的是和政府的关系，这也就把本地民营经济引向了歧途。

（二） “局长、厂长”

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即使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改革，但还是有很多政府部门在给集体企业或者股份制企业下发一个又一个“红头文件”，对其人事、经营等诸多事务进行干预。比如由“局”里下文件，宣布免去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让某局局长担任董事长的事也不是新闻。而这些局长、厂长在其掌管这些国有经济同时，有些人为了“升迁”或者“不懂市场”等原因进行大量的不切实际的投资和改革。

从这些年中国产业政策实施的效果看，不仅与政策预期值有较大差距，甚至有的还背离了政策预期效果，甚至使政策完全失效。主要表现在，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的发挥区域优势实现产业结构合理的地区布局，受地方保护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地方上报审批的有些项目不是论证“可行性”，而是论证“可批性”。“先把钱要过来再说。”浪费资源的无效建设乃至“豆腐渣”工程，使有限的资源被分散而低效率的使用，致使产业结构越来越趋同化。

（三）“闲不住的手”――东北的审批经济

我们通常把以行政审批为主要调整手段的经济模式称为审批经济，把以法律为主要调整手段的经济称为法治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主要依赖的调整手段是法律，因而市场经济即法治经济。我们可以看到东北某些“闲不住的手”的政府以行政审批为主要手段调整经济。此外，我们还经常可以看到政府热衷于搞“运动式”的大检查，而不习惯于依照法定的程序来依法行政，处理与市场、与企业的关系。这样，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出现了严重的错位，不该管的管了，而该管的却没有管住，客观上不自觉地充当了侵犯市场主体自由的角色。因此，导致不仅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些优惠政策的情况下许多外资企业对于这些烦冗复杂的批文纷纷摇头撤资，而且对于那些已经习惯的“中国特色审批经济”的国内优秀民营企业在东北也是感觉很棘手不适应。

（四）酸菜我要天天吃――东北人的文化概念

在东北的一部分国企老工人中存在着相当浓厚的怀旧情绪。工厂的许多人，都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他们往往是全家几代人都为“自己的”国有企业贡献了一切，已经把企业看成了命根子，成了自己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许多人只求日子过得去，不求日子过得好，留恋那一大锅稀饭，缺乏斗志。计划经济限制了东北的经济活力，也禁锢了东北人的脑子，满足于有酸菜吃就好的生活。

这种吃酸菜的文化理念，不仅出现在国有企业的老职工身上，而且也出现在东北的年轻人身上。或许是受到父辈的影响，被告知酸菜能吃而且好吃，而对于其他佳肴却望而却步，不敢触及。具体表现在东北年轻人不敢创业，也没有创新精神，喜欢稳定；而有些高学历的学生在面临就业的时候，父母也会告知其回到一些改革稍微好的国有企业，不去富有活力和挑战的外企和民营企业。而这些企业恰恰是振兴东北的新兴力量。

五、振兴东北，制度优先

（一）改善投资软环境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内容

从市场交易的性质看，东北地区的市场交易主要是建立在“关系”经济基础上的，这与建立在契约经济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在一个“关系”经济里，固定成本可能比较低，但做生意的边际成本可能比较高，因为做生意、从事投资都尽量找亲戚、朋友、熟人、领导。而这种高昂的边际成本（交易成本）的软环境是影响内、外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有必要加快东北地区软环境建设。

1.建立一个公平竞争、以诚取信的经营环境。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要进一步加强信用环境建设，就要运用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多种手段，倡导守信，打击失信。对于这种“关系”经济，也要加强政府、全社会的信用系统建设，不断完善信用评价体系。像“开门招商，关门宰客”现象，实质就是政府和社会诚信度太低的表现。各级政府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在招商引资中做出的承诺要兑现。

2.抓紧研究制定招商引资产业政策、打造引导“第三种环境”――产业环境。一些地方在引进外资企业后，忽视带动当地中小企业的配套发展，并没有借机形成自己的工业链和工业体系，反而对外资产生过多的依赖性。国内外投资者出于产品配套及信息、人才、市场等方面的需求，将越来越追求“集聚效应”。有关部门应立足本地的产业基础，着眼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把招商引资与主导产业的培育结合起来。

3.塑造投资软环境的品牌效应。中央给东三省政策差别不大，而且各省、各种新城市制定的招商引资的政策也日渐趋同，可以相互借鉴和模仿，起关键作用的则是投资软环境的品牌效应。正如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外投资者关注的热土，主要得益于大都市国家化的品牌形象。

（二）走出诺斯悖论――加快成熟市场经济体制正式制度建设

在我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从量上提高我国市场化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从质上深化我国市场化的改革。而长期以来东北振兴的缓慢也验证了“诺斯悖论”，即一国经济发展和繁荣离不开国家，但是衰退或落后也与国家有关。由于东北地区计划经济长期以来所造成的政府调控，虽在以往成就了东北企业的辉煌，但是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改革中也造成了它的缓慢。长久以来，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在东北一直拥有我们的“中国特色”，即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不平等地位。介于这种“不平等地位”，更多国有企业更多的是以“唯资本论”发展，而不是以市场为主导发展。对于一些市场需求变化反应极其不灵活，如果出现问题，直接找政府，因为市长比市场更有效。因此，作为制度变迁中的两大难题――政府和国企，有必要从它们的变革开始，来加快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制度建设。

1.政府变“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官以不扰民为优”。在东北，政府老为企业操心，经常替企业办事，非常累，企业也被折腾得很苦。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我们的政府是一只闲不住的手。政府应让国有经济成为独立的投资主体，从政府肌体中脱离。对于一些国有企业不合理的贷款、税收优惠要求，要进行合理评估、合理监督。

2.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企业经营市场化、产权结构多元化、结构调整合理化、企业制度现代化、公共部门非垄断化。使企业更为灵活，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共同平等竞争。

（三）继续解放思想――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

非正式制度尽管在形式上没有被明确的书写下来，但却对人的行为影响颇大。非正式制度或者与正式制度一直并一道发挥作用，或者与正式制度相违背，影响正式制度的实施效果。非正式制度在形式上不如正式制度那样明确，实施的强迫性也较弱，二是保障性也不及正式制度。东北根深蒂固的“大锅饭”“国企家园”思想，尽管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在东北还是屡见不鲜，变化不明显。我们应借这次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次东风，把东北人的这块“顽疾”治掉。

1.政府应继续加强社会就业机制的建设。对于那些下岗的国有企业员工，应建立专业的社会培训，提供信贷扶持，使其有机会在新的市场环境下能够再次从业及创业。同时也要加强社会就业安排，对于那些即将离开国有企业的职工，做好企业对接，避免曾经拥有一技之长的技工出来只能只做力工。

2.政府应配合企业努力做好人才管理工作，积极引进优秀人才。在东北，许多人才只喜欢进入“体制内”的大型国企工作，而许多小型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却面临着人才难求的困境，竞争不过这些老牌大国企。因此，政府应给予那些来到东北的企业的人才以政策和财政上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2] 张建平.中国区域开发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3] 崔万田，等.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区域经济创新[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4] 孙斌栋.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增[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5] 张军.道格拉斯・诺斯的经济增长理论述评[J].经济学动态，1994，（3）.

篇9

关键词：中小银行；组织结构；交易费用理论

跨区域经营的中小银行①是指中小银行突破自身所处城市所辖行政区域的限制，实现跨行政区域的经营发展，目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本省范围内不同城市间设立分支机构，另一种是跨省（区）、直辖市间的发展。2006年，监管部门《城商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为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提供了制度依据。2009年监管部门调整了市场准入政策，放宽和简化机构设立。银监会也提出中小银行发展的四个方向，即成为全国性银行、区域性银行、社区银行以及专业化银行，这为有条件的中小银行提供了明确的发展路径。因此跨区域经营已经成为中小银行发展的主流模式。至2009年底，实现跨省经营和省内跨区域经营的城商行数量为42家，占城商行总数量的29%。其中，实现跨省经营的城商行数量为32家，占总数量的22%②。

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面临着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挑战，如何生存、发展、壮大是中小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而如何调整设计组织结构以保证发展又是所有中小银行必须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针对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过程中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比较主流的商业银行组织结构，最后从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营效率的角度，提出适合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的组织结构。

一、组织结构研究的新视角：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最早由Coase（1937）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交易费用是指运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它包括两个主要内容：发现贴现价格以获得精确的市场信息的成本，以及在市场交易中，交易人之间谈判、讨价还价和履行合同的成本。Coase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因此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的显着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Coase还进一步分析了市场与企业的边界问题，他认为企业的规模会扩张至企业的内部管理组织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的均衡点，即“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

Williamson（1985）在Coase的基础上，将交易费用理论进一步发展。他认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所有的交易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契约（contract），并且人是有限理性③（bounded rationality）和机会主义④。一项交易由市场组织好还是由科层组织好，取决于交易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综合考虑。其他条件不变时，资产专用性⑤程度越高，市场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优势就越不明显，因此交易就越适合由科层⑥来组织；反之则反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交易就适合由混合形式（hybrid）来组织。而科层能够取代市场，是因为其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与市场制度相比，内部交易者通过机会主义倾向以牺牲企业的整体利益来满足私利的能力被削弱，机会主义的动机也因之削弱；与内部组织相关的各种活动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审核；内部组织拥有处理争端或纠纷的优势；内部组织还可以从各个方面减轻信息不对称的影响。Williamson进一步在《市场与层级组织》一书中，将组织结构分为U型、M型和H型三大类，与U型结构相比，M型结构实施了更多的向下分权，与H型结构相比，M型结构实施了更多的中央调控，他认为从U型H型M型⑦的演变过程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组织变革。

二、中小银行的组织架构及其跨区域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银行组织结构变革实质上是针对业务模式转变的自我调整，美国银行业的组织结构变化代表了银行业的发展轨迹，主要分为四个阶段：最初银行业务相对单一，主要依靠存款推动，存款规模对于商业银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规模优势的效应使得银行不断扩大经营网络，最终对业务规模的追求使得总分行制出现；上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金融脱媒，以及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银行的业务模式从以规模为中心转向以服务客户为中心，组织架构也由规模为导向的总分行制向以客户为中心的事业部制转变；客户金融需求的多样化引起金融需求的不断深化，从而使银行的产品开发和金融方案设计重要性突显，因此以产品为中心的事业部制出现；进入90年代以后，全球一体化使银行业务全球化，原有的客户事业部和产品事业部下管理半径太大导致管理效率低下，因此将地区事业部和客户产品事业部有机结合，矩阵式管理架构出现。

反观国内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大致遵循了上述的变化轨迹：总分行制事业部制矩阵式。我国商业银行普遍采用一般意义上的总分行制，目前只有民生银行采用完全意义上的事业部制架构，其余的商业银行只在部分新兴市场业务或产品领域，如信用卡、投资银行、私人银行等采用事业部制；真正意义上的矩阵式组织结构在国内商业银行还处于摸索阶段。

对于中小商业银行而言，普遍采用的是总分支行组织管理架构，只是在某些部门的设置上采用了事业部制，以及个别业务领域采用了矩阵式的管理手段。自从2005年上海银行设立异地分行以来，中小银行在异地开设分支机构已经成为一种主流发展模式，但是随着异地开设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以及管理半径的逐渐加大，使得总分行间的管理复杂性呈几何级数增长，众多中小商业银行实行总行集权的总分行管控模式，但随着业务不断发展以及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这一集权式的管控模式面临着如下挑战：

（一）统一评审机构导致风险认定存在歧议

许多中小银行只在总行层面设立独立的风险评审机构，实施项目集中评审制，异地分支机构的项目必须由这一评估机构统一处理。原本这一设计的目的在于对异地分支机构的有效风险控制，防止分支机构出现道德风险以及项目的逆向选择，但却无法保证远离企业所在地的评审机构对异地项目风险状况的准确掌握。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评估机构无法准确掌握异地分支机构的贷款项目风险，最终造成分支机构的项目难以通过，业务拓展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使得业务领域的开拓出现了逆向选择，即中小企业经营的特殊性，使得远离该企业所在地的评估部门无法把握其风险，因此中小商业银行极力推行的中小企业业务无法顺利开展，分支机构更多地将目标锁定为大中型企业。因而，采用这一组织设计的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中，经常出现分支机构与评审机构的矛盾，增加了内部交易费用；同时也使得银行的中小企业开发战略无法获得推行。

转贴于

（二）集权式管理使得分支机构业务发展受阻

在跨区域经营中，由总行充当战略规划中心，对于分行的业务发展实施规划指导职能。国内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区域不平衡的特点，不同区域的经济特点不尽相同，对身处其中的商业银行产生必然的直接影响。总行出于统一考核、计划指标等因素，对所有的分支机构采用统一的业务发展规划，结果造成业务开展难度大、成本高，创造的效益不理想，员工积极性下降；另一方面，没有充分利用分行的信息优势，削弱了分支机构开展业务的灵活适应性、积极性和主动性。

而分支机构提出针对当地市场特征的业务计划，又难以获得总行的认同，需要寻求各种内部沟通渠道加以解决，如有些中小银行的分支机构，会定期派项目负责人前往总部进行沟通，这事实上增加了银行总分行间的沟通成本；除此之外，由于实行集权式管理，当市场出现变动或机会时，分支机构需要向总行层层报批，难以及时做出反应，耽误了市场时机，使得效率下降。

（三）业务条线化管理造成条块分割、内耗严重

有些中小银行实行业务条线化管理，以加强总行对分支机构业务发展的控制，但是分支机构规模相对较小，在市场竞争中并不占优势，需要依靠整合分行的资源，才能具备与大型银行相抗衡的能力，这是当前中小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环境，是不可回避的劣势。若中小商业银行过于强化业务条线化管理职能，不仅会削弱分行资源整合的力度，导致目标模糊、条块分割、组织内耗严重，难以发挥后发优势，同时也不利于加大分行的市场开拓力度和银行战略目标的实现。

（四）难以满足多元化的客户要求

中小银行在未实施跨区域经营时，主要采用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职能型架构，但不同行业客户或不同类型企业客户的需求也千变万化，难以用统一的标准予以满足，客户需求的综合化和多元化要求银行为客户提供更加专业化和差异化的服务，要求中小商业银行在跨区域中必须要转向“以客户为中心、内部分工专业化”的组织架构，以应对区域差别化带来的挑战。而中小银行的总部机构虽然初步建立市场营销管理体系，但对分行市场营销的整体规划、组织、协调和支持力量仍然比较薄弱，对市场变化反应迟钝，无法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应对分行市场营销中出现的问题。

四、小结

当前中小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是跨区域经营对于中小商业银行是一个新的课题：如何既保持对异地分支机构的有效管控，同时保证其快速发展壮大，又使得总分行机构间沟通顺畅、决策效率高，在这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成为考验这些中小商业银行经营智慧的一个试金石。

注：

①本文中的中小银行是指除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农村商业银行、合作社等以外的中资中小银行。

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9年报。

③所谓有限理性，是指“人们意图理性地行事，但是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Simon，1957）。

④所谓机会主义，是指用欺诈的手段来算计的行为（Williamson，1985）。

⑤所谓资产专用性，是指一种专用性投资一旦做出，不能转为其他用途，除非付出生产性价值的损失，它包括地点专用、物质专用、人力专用、商标专用以及临时专用等（Williamson，1991、1996）。

⑥Williamson认为企业是依靠科层的权威来组织交易，“科层”比“企业”更恰当。

⑦U型是指：集权制的、职能部门化的或一元化的组织结构；H型是指：控股公司制的组织结构；M型是指：事业部制组织结构，它按照产品、品牌或地理区域设立各自半自主的经营部门（主要是利润中心），每个部门都独立经营自己的业务。

：

[1]Simon，Herbert，1957，Models Of Man.NY：John Wiley.

Williamson，E.A.G.，Markets and Hierarchies：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New York：Free Press，1975.

Willamson，O，1985，The Economic Institute of Capitalism，New York：Free Press.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段毅才，王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

Willamson，O，1991，“Comparative Economics Organization：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Structural Alternativ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36：269-96.

Willamson，O，1996，The Mechanism of Governance，New York：Oxford Univ. Press.

篇10

跨区域经营的中小银行①是指中小银行突破自身所处城市所辖行政区域的限制，实现跨行政区域的经营发展，目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本省范围内不同城市间设立分支机构，另一种是跨省（区）、直辖市间的发展。2006年，监管部门《城商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为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提供了制度依据。2009年监管部门调整了市场准入政策，放宽和简化机构设立。银监会也提出中小银行发展的四个方向，即成为全国性银行、区域性银行、社区银行以及专业化银行，这为有条件的中小银行提供了明确的发展路径。因此跨区域经营已经成为中小银行发展的主流模式。至2009年底，实现跨省经营和省内跨区域经营的城商行数量为42家，占城商行总数量的29%。其中，实现跨省经营的城商行数量为32家，占总数量的22%②。

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面临着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挑战，如何生存、发展、壮大是中小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而如何调整设计组织结构以保证发展又是所有中小银行必须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针对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过程中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比较主流的商业银行组织结构，最后从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营效率的角度，提出适合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的组织结构。

一、组织结构研究的新视角：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最早由Coase（1937）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交易费用是指运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它包括两个主要内容：发现贴现价格以获得精确的市场信息的成本，以及在市场交易中，交易人之间谈判、讨价还价和履行合同的成本。Coase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因此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的显着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Coase还进一步分析了市场与企业的边界问题，他认为企业的规模会扩张至企业的内部管理组织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的均衡点，即“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

Williamson（1985）在Coase的基础上，将交易费用理论进一步发展。他认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所有的交易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契约（contract），并且人是有限理性③（bounded rationality）和机会主义④。一项交易由市场组织好还是由科层组织好，取决于交易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综合考虑。其他条件不变时，资产专用性⑤程度越高，市场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优势就越不明显，因此交易就越适合由科层⑥来组织；反之则反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交易就适合由混合形式（hybrid）来组织。而科层能够取代市场，是因为其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与市场制度相比，内部交易者通过机会主义倾向以牺牲企业的整体利益来满足私利的能力被削弱，机会主义的动机也因之削弱；与内部组织相关的各种活动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审核；内部组织拥有处理争端或纠纷的优势；内部组织还可以从各个方面减轻信息不对称的影响。Williamson进一步在《市场与层级组织》一书中，将组织结构分为U型、M型和H型三大类，与U型结构相比，M型结构实施了更多的向下分权，与H型结构相比，M型结构实施了更多的中央调控，他认为从U型H型M型⑦的演变过程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组织变革。

二、中小银行的组织架构及其跨区域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银行组织结构变革实质上是针对业务模式转变的自我调整，美国银行业的组织结构变化代表了银行业的发展轨迹，主要分为四个阶段：最初银行业务相对单一，主要依靠存款推动，存款规模对于商业银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规模优势的效应使得银行不断扩大经营网络，最终对业务规模的追求使得总分行制出现；上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金融脱媒，以及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银行的业务模式从以规模为中心转向以服务客户为中心，组织架构也由规模为导向的总分行制向以客户为中心的事业部制转变；客户金融需求的多样化引起金融需求的不断深化，从而使银行的产品开发和金融方案设计重要性突显，因此以产品为中心的事业部制出现；进入90年代以后，全球一体化使银行业务全球化，原有的客户事业部和产品事业部下管理半径太大导致管理效率低下，因此将地区事业部和客户产品事业部有机结合，矩阵式管理架构出现。

反观国内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大致遵循了上述的变化轨迹：总分行制事业部制矩阵式。我国商业银行普遍采用一般意义上的总分行制，目前只有民生银行采用完全意义上的事业部制架构，其余的商业银行只在部分新兴市场业务或产品领域，如信用卡、投资银行、私人银行等采用事业部制；真正意义上的矩阵式组织结构在国内商业银行还处于摸索阶段。

对于中小商业银行而言，普遍采用的是总分支行组织管理架构，只是在某些部门的设置上采用了事业部制，以及个别业务领域采用了矩阵式的管理手段。自从2005年上海银行设立异地分行以来，中小银行在异地开设分支机构已经成为一种主流发展模式，但是随着异地开设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以及管理半径的逐渐加大，使得总分行间的管理复杂性呈几何级数增长，众多中小商业银行实行总行集权的总分行管控模式，但随着业务不断发展以及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这一集权式的管控模式面临着如下挑战：

（一）统一评审机构导致风险认定存在歧议

许多中小银行只在总行层面设立独立的风险评审机构，实施项目集中评审制，异地分支机构的项目必须由这一评估机构统一处理。原本这一设计的目的在于对异地分支机构的有效风险控制，防止分支机构出现道德风险以及项目的逆向选择，但却无法保证远离企业所在地的评审机构对异地项目风险状况的准确掌握。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评估机构无法准确掌握异地分支机构的贷款项目风险，最终造成分支机构的项目难以通过，业务拓展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使得业务领域的开拓出现了逆向选择，即中小企业经营的特殊性，使得远离该企业所在地的评估部门无法把握其风险，因此中小商业银行极力推行的中小企业业务无法顺利开展，分支机构更多地将目标锁定为大中型企业。因而，采用这一组织设计的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中，经常出现分支机构与评审机构的矛盾，增加了内部交易费用；同时也使得银行的中小企业开发战略无法获得推行。

（二）集权式管理使得分支机构业务发展受阻

在跨区域经营中，由总行充当战略规划中心，对于分行的业务发展实施规划指导职能。国内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区域不平衡的特点，不同区域的经济特点不尽相同，对身处其中的商业银行产生必然的直接影响。总行出于统一考核、计划指标等因素，对所有的分支机构采用统一的业务发展规划，结果造成业务开展难度大、成本高，创造的效益不理想，员工积极性下降；另一方面，没有充分利用分行的信息优势，削弱了分支机构开展业务的灵活适应性、积极性和主动性。转贴于

而分支机构提出针对当地市场特征的业务计划，又难以获得总行的认同，需要寻求各种内部沟通渠道加以解决，如有些中小银行的分支机构，会定期派项目负责人前往总部进行沟通，这事实上增加了银行总分行间的沟通成本；除此之外，由于实行集权式管理，当市场出现变动或机会时，分支机构需要向总行层层报批，难以及时做出反应，耽误了市场时机，使得效率下降。

（三）业务条线化管理造成条块分割、内耗严重

有些中小银行实行业务条线化管理，以加强总行对分支机构业务发展的控制，但是分支机构规模相对较小，在市场竞争中并不占优势，需要依靠整合分行的资源，才能具备与大型银行相抗衡的能力，这是当前中小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环境，是不可回避的劣势。若中小商业银行过于强化业务条线化管理职能，不仅会削弱分行资源整合的力度，导致目标模糊、条块分割、组织内耗严重，难以发挥后发优势，同时也不利于加大分行的市场开拓力度和银行战略目标的实现。

（四）难以满足多元化的客户要求

中小银行在未实施跨区域经营时，主要采用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职能型架构，但不同行业客户或不同类型企业客户的需求也千变万化，难以用统一的标准予以满足，客户需求的综合化和多元化要求银行为客户提供更加专业化和差异化的服务，要求中小商业银行在跨区域中必须要转向“以客户为中心、内部分工专业化”的组织架构，以应对区域差别化带来的挑战。而中小银行的总部机构虽然初步建立市场营销管理体系，但对分行市场营销的整体规划、组织、协调和支持力量仍然比较薄弱，对市场变化反应迟钝，无法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应对分行市场营销中出现的问题。

四、小结

当前中小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是跨区域经营对于中小商业银行是一个新的课题：如何既保持对异地分支机构的有效管控，同时保证其快速发展壮大，又使得总分行机构间沟通顺畅、决策效率高，在这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成为考验这些中小商业银行经营智慧的一个试金石。

注：

①本文中的中小银行是指除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农村商业银行、合作社等以外的中资中小银行。

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9年报。

③所谓有限理性，是指“人们意图理性地行事，但是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Simon，1957）。

④所谓机会主义，是指用欺诈的手段来算计的行为（Williamson，1985）。

⑤所谓资产专用性，是指一种专用性投资一旦做出，不能转为其他用途，除非付出生产性价值的损失，它包括地点专用、物质专用、人力专用、商标专用以及临时专用等（Williamson，1991、1996）。

⑥Williamson认为企业是依靠科层的权威来组织交易，“科层”比“企业”更恰当。

⑦U型是指：集权制的、职能部门化的或一元化的组织结构；H型是指：控股公司制的组织结构；M型是指：事业部制组织结构，它按照产品、品牌或地理区域设立各自半自主的经营部门（主要是利润中心），每个部门都独立经营自己的业务。

参考文献

Simon，Herbert，1957，Models Of Man.NY：John Wiley.

Williamson，E.A.G.，Markets and Hierarchies：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New York：Free Press，1975.

Willamson，O，1985，The Economic Institute of Capitalism，New York：Free Press.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段毅才，王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

Willamson，O，1991，“Comparative Economics Organization：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Structural Alternativ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36：269-96.

篇11

Abstract：Since 2006，regulatory authority twice adjusted the permission measure which accelerated small and medium banks to run business cross-regional. These banks face more fierce market competitive. How to survive， grow and become strong is a major project and how to alter 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to maintain growth is a must problem to solve immediately.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raction cost theory of the new institution economic，analysis the present problems of cross regional development，compares the mainstream commercial bank organization structure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suitable organization structures for cross-regional small and medium banks.

Key Words：small and medium bank，organization structure，traction cost theory

中图分类号：F831.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2-0061-04

跨区域经营的中小银行①是指中小银行突破自身所处城市所辖行政区域的限制，实现跨行政区域的经营发展，目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本省范围内不同城市间设立分支机构，另一种是跨省（区）、直辖市间的发展。2006年，监管部门《城商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为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提供了制度依据。2009年监管部门调整了市场准入政策，放宽和简化机构设立。银监会也提出中小银行发展的四个方向，即成为全国性银行、区域性银行、社区银行以及专业化银行，这为有条件的中小银行提供了明确的发展路径。因此跨区域经营已经成为中小银行发展的主流模式。至2009年底，实现跨省经营和省内跨区域经营的城商行数量为42家，占城商行总数量的29%。其中，实现跨省经营的城商行数量为32家，占总数量的22%②。

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面临着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挑战，如何生存、发展、壮大是中小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而如何调整设计组织结构以保证发展又是所有中小银行必须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针对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过程中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比较主流的商业银行组织结构，最后从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营效率的角度，提出适合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的组织结构。

一、组织结构研究的新视角：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最早由Coase（1937）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交易费用是指运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它包括两个主要内容：发现贴现价格以获得精确的市场信息的成本，以及在市场交易中，交易人之间谈判、讨价还价和履行合同的成本。Coase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因此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Coase还进一步分析了市场与企业的边界问题，他认为企业的规模会扩张至企业的内部管理组织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的均衡点，即“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

Williamson（1985）在Coase的基础上，将交易费用理论进一步发展。他认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所有的交易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契约（contract），并且人是有限理性③（bounded rationality）和机会主义④。一项交易由市场组织好还是由科层组织好，取决于交易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综合考虑。其他条件不变时，资产专用性⑤程度越高，市场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优势就越不明显，因此交易就越适合由科层⑥来组织；反之则反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交易就适合由混合形式（hybrid）来组织。而科层能够取代市场，是因为其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与市场制度相比，内部交易者通过机会主义倾向以牺牲企业的整体利益来满足私利的能力被削弱，机会主义的动机也因之削弱；与内部组织相关的各种活动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审核；内部组织拥有处理争端或纠纷的优势；内部组织还可以从各个方面减轻信息不对称的影响。Williamson进一步在《市场与层级组织》一书中，将组织结构分为U型、M型和H型三大类，与U型结构相比，M型结构实施了更多的向下分权，与H型结构相比，M型结构实施了更多的中央调控，他认为从U型H型M型⑦的演变过程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组织变革。

二、中小银行的组织架构及其跨区域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银行组织结构变革实质上是针对业务模式转变的自我调整，美国银行业的组织结构变化代表了银行业的发展轨迹，主要分为四个阶段：最初银行业务相对单一，主要依靠存款推动，存款规模对于商业银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规模优势的效应使得银行不断扩大经营网络，最终对业务规模的追求使得总分行制出现；上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金融脱媒，以及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银行的业务模式从以规模为中心转向以服务客户为中心，组织架构也由规模为导向的总分行制向以客户为中心的事业部制转变；客户金融需求的多样化引起金融需求的不断深化，从而使银行的产品开发和金融方案设计重要性突显，因此以产品为中心的事业部制出现；进入90年代以后，全球一体化使银行业务全球化，原有的客户事业部和产品事业部下管理半径太大导致管理效率低下，因此将地区事业部和客户产品事业部有机结合，矩阵式管理架构出现。

反观国内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大致遵循了上述的变化轨迹：总分行制事业部制矩阵式。我国商业银行普遍采用一般意义上的总分行制，目前只有民生银行采用完全意义上的事业部制架构，其余的商业银行只在部分新兴市场业务或产品领域，如信用卡、投资银行、私人银行等采用事业部制；真正意义上的矩阵式组织结构在国内商业银行还处于摸索阶段。

对于中小商业银行而言，普遍采用的是总分支行组织管理架构，只是在某些部门的设置上采用了事业部制，以及个别业务领域采用了矩阵式的管理手段。自从2005年上海银行设立异地分行以来，中小银行在异地开设分支机构已经成为一种主流发展模式，但是随着异地开设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以及管理半径的逐渐加大，使得总分行间的管理复杂性呈几何级数增长，众多中小商业银行实行总行集权的总分行管控模式，但随着业务不断发展以及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这一集权式的管控模式面临着如下挑战：

（一）统一评审机构导致风险认定存在歧议

许多中小银行只在总行层面设立独立的风险评审机构，实施项目集中评审制，异地分支机构的项目必须由这一评估机构统一处理。原本这一设计的目的在于对异地分支机构的有效风险控制，防止分支机构出现道德风险以及项目的逆向选择，但却无法保证远离企业所在地的评审机构对异地项目风险状况的准确掌握。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评估机构无法准确掌握异地分支机构的贷款项目风险，最终造成分支机构的项目难以通过，业务拓展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使得业务领域的开拓出现了逆向选择，即中小企业经营的特殊性，使得远离该企业所在地的评估部门无法把握其风险，因此中小商业银行极力推行的中小企业业务无法顺利开展，分支机构更多地将目标锁定为大中型企业。因而，采用这一组织设计的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中，经常出现分支机构与评审机构的矛盾，增加了内部交易费用；同时也使得银行的中小企业开发战略无法获得推行。

（二）集权式管理使得分支机构业务发展受阻

在跨区域经营中，由总行充当战略规划中心，对于分行的业务发展实施规划指导职能。国内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区域不平衡的特点，不同区域的经济特点不尽相同，对身处其中的商业银行产生必然的直接影响。总行出于统一考核、计划指标等因素，对所有的分支机构采用统一的业务发展规划，结果造成业务开展难度大、成本高，创造的效益不理想，员工积极性下降；另一方面，没有充分利用分行的信息优势，削弱了分支机构开展业务的灵活适应性、积极性和主动性。

而分支机构提出针对当地市场特征的业务计划，又难以获得总行的认同，需要寻求各种内部沟通渠道加以解决，如有些中小银行的分支机构，会定期派项目负责人前往总部进行沟通，这事实上增加了银行总分行间的沟通成本；除此之外，由于实行集权式管理，当市场出现变动或机会时，分支机构需要向总行层层报批，难以及时做出反应，耽误了市场时机，使得效率下降。

（三）业务条线化管理造成条块分割、内耗严重

有些中小银行实行业务条线化管理，以加强总行对分支机构业务发展的控制，但是分支机构规模相对较小，在市场竞争中并不占优势，需要依靠整合分行的资源，才能具备与大型银行相抗衡的能力，这是当前中小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环境，是不可回避的劣势。若中小商业银行过于强化业务条线化管理职能，不仅会削弱分行资源整合的力度，导致目标模糊、条块分割、组织内耗严重，难以发挥后发优势，同时也不利于加大分行的市场开拓力度和银行战略目标的实现。

（四）难以满足多元化的客户要求

中小银行在未实施跨区域经营时，主要采用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职能型架构，但不同行业客户或不同类型企业客户的需求也千变万化，难以用统一的标准予以满足，客户需求的综合化和多元化要求银行为客户提供更加专业化和差异化的服务，要求中小商业银行在跨区域中必须要转向“以客户为中心、内部分工专业化”的组织架构，以应对区域差别化带来的挑战。而中小银行的总部机构虽然初步建立市场营销管理体系，但对分行市场营销的整体规划、组织、协调和支持力量仍然比较薄弱，对市场变化反应迟钝，无法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应对分行市场营销中出现的问题。

三、适应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的组织结构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作为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手段，市场与企业的选择依赖于市场定价的成本与企业内组织管理成本间的均衡。科斯指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替代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而且企业的规模会扩张至企业的内部管理组织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的均衡点。同理，对于中小银行的分支机构设置同样需要考虑到内部交易费用的问题，当部门的规模扩张达到某一边际点，即内化交易所引起的管理费用等于其他部门组织这项交易的费用时，静态均衡就得以实现。

如图1所示，当管理费用曲线M与交易费用曲线T相交于E点时决定了最佳组织规模S0，且总成本W最小，效率最佳。当交易费用T随组织结构扩大而下降的速度一定，而管理费用以更快的速度上升时，即T曲线不变，管理费用曲线M变成M’时，最佳组织规模缩小至S1；当管理费用M随组织规模扩大而上升的速度一定，交易费用以更慢的速度下降时，即M曲线不变，交易费用曲线由T变为T’，则最佳组织规模扩大至S2。

目前的中小银行在跨区域经营过程中，更多采用的是U型组织结构形式，在实际运营过程产生的内部交易费用提升，已引起关注。本文认为，结合上述的分析可知，在管理费用增加既定的前提下，要使得交易费用下降，应扩大组织规模，职能部门的管理权限向各分支机构延伸，形成垂直化管理；而分支机构对于业务管理权限则应扩大，从而使得原先处于总行职能部门与分支机构管理权限间的模糊空间明确化，通过纵向与横向的组织规模扩大，使得总体组织内部的交易费用显著下降。

首先以风险控制为例加以说明。多数跨区域经营中小银行采取的是风险垂直管理，设立区域评审中心对于经济结构相近区域进行统一评审，或者实行人员的派驻制，以贴近目标市场，掌握第一手的企业信息与感性认识，从而避免信息不对称。这些举措实际是加强了总行职能部门的条线化管理，以克服总分行在业务风险认识上的歧义，使原本总分行间的沟通成本，通过风险管理垂直化进而内化为风险控制部门内的交易，实现了降低交易费用提升效率的目的。除了风险管理外，中小银行在资金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等部门同样应实行垂直化管理，避免出现信息不对称，加强总行对分行的控制，同时又可降低银行内部的交易成本，使信息传达更加地顺畅。

其次是分支机构的业务发展。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润主体是利息收入，使得银行效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产规模，在追求规模扩张的阶段，增设分支机构是最直接的方式。多数跨区域中小银行在设立分支机构初期采用的是放权式管理，强化分行的地区事业部功能，扩大其开展业务的权限，加大分行的相对独立性和较大的自，以突出分行相对独立的实体单位作用，能够对市场变化和客户需求灵活反应，更好地发挥分行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这种放权式管理使得分行的权限增大，原本属于总分行之间的沟通成本则被内化，进而降低了交易费用并提升了管理效率。我国行政体制和区域经济特点决定了以分行作为利润中心的总分行制的组织架构。事业部模式下的分行机构仅仅成为业务条线的公共平台，在业务拓展上缺乏动力，而事业部总部远离分支机构，缺少获取当地资源的手段；同时，我国不同区域间经济差别较大，事业部制无法实现在区域内开展差异化经营，而分行制则能有效执行“一行一策”经营策略。

同时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也要求中小商业银行在跨区域经营过程中调整其组织架构。

综上，本文对于跨区域中小银行组织架构的建议是实行类矩阵式的组织架构：总行的职能部门实行垂直管理，通过纵向的部门一体化降低交易费用；总行对于分行采取地区事业部制，弱化业务条线的垂直管理，总行充当业务规划与指导职能，给予分行相应的授权提高分行的自主性，在审批授权上，总行应根据客户特点给分行一定的信贷审批权限，提高审贷效率，同时减少总分行间的摩擦以降低交易费用；当分行已经具有相当数量的客户基础，并形成一定规模后，为进一步整合资源，可适当加强业务条线的作用，进而实现向产品事业部转化。

四、小结

当前中小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是跨区域经营对于中小商业银行是一个新的课题：如何既保持对异地分支机构的有效管控，同时保证其快速发展壮大，又使得总分行机构间沟通顺畅、决策效率高，在这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成为考验这些中小商业银行经营智慧的一个试金石。

注：

①本文中的中小银行是指除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农村商业银行、合作社等以外的中资中小银行。

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9年报。

③所谓有限理性，是指“人们意图理性地行事，但是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Simon，1957）。

④所谓机会主义，是指用欺诈的手段来算计的行为（Williamson，1985）。

⑤所谓资产专用性，是指一种专用性投资一旦做出，不能转为其他用途，除非付出生产性价值的损失，它包括地点专用、物质专用、人力专用、商标专用以及临时专用等（Williamson，1991、1996）。

⑥Williamson认为企业是依靠科层的权威来组织交易，“科层”比“企业”更恰当。

⑦U型是指：集权制的、职能部门化的或一元化的组织结构；H型是指：控股公司制的组织结构；M型是指：事业部制组织结构，它按照产品、品牌或地理区域设立各自半自主的经营部门（主要是利润中心），每个部门都独立经营自己的业务。

参考文献：

[1]Simon，Herbert，1957，Models Of Man.NY：John Wiley.

[2]Williamson，E.A.G.，Markets and Hierarchies：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New York：Free Press，1975.

[3]Willamson，O，1985，The Economic Institute of Capitalism，New York：Free Press.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段毅才，王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

[4]Willamson，O，1991，“Comparative Economics Organization：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Structural Alternativ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36：269-96.

篇12

作者：殷杰，祁大为

由于经济学不能提供对事件的具体预测[1]，而经济学家主要支持的却是实证主义方法论准则[2]，因此，这导致了经济学研究内容和方法论之间的矛盾。有关经济学知识如何构成及其获取方式的探讨，直接关系到这门学科的认知地位和知识的合法性问题。在经济学方法论的近期研究中，经济学修辞学和经济学批判实在论的研究在化解上述困境方面有所贡献，然而也形成了新的矛盾。经济学修辞学的代表麦克洛斯基(DeirdreMcCloskey)认为，因为波普尔传统在科学哲学中根深蒂固，所以由其所形成的方法论不能合理地解释那些实践经济学家所做的研究，她主张回到“实践”，尤其是要关注经济学家的实践带给方法论的启示。经济学批判实在论的代表人物劳森(TonyLawson)认为，方法论者专注于认识论问题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经济学理论的本体论意义，即这些理论忽视了关于社会经济现实本质的预设[3]52。劳森主张要找寻经济学理论的本体论前提，并对经济实在的本质进行概念化，也就是要对经济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构成加以探讨。在面对经济学方法论究竟应该是“理论导向”还是“实践导向”这一问题上，科学隐喻作为一种说明框架逐渐引起了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者的关注。此外，“模型”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辅助工具，在经济学理论建构和实践中有着频繁的运用。本质上说，经济学隐喻和经济学模型在实在性上有着很多的共同点，甚至一致性。因此，针对上述两个“导向”的争论，本文跳出传统方法论的规范性和非规范性争论的态度，在探讨模型这一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质的基础上，采用隐喻话语分析的方法来化解经济学的困境和方法论的分歧，进而说明隐喻分析方法不仅是更新经济学方法论的可行方案，而且还深深“扎根”于“实在性”之中。

一、作为理论建构和实践工具的经济学隐喻

在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过程中，传统上作为修辞手法的隐喻进入到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关研究者的视野之中。此后，隐喻在哲学上的价值也逐渐体现在了认知的内在性、本质性的本体论层面；认知功能实现的认识论层面；以及跨学科、跨视域的方法论研究层面。与此同时，经济学方法论也发生了两个研究路径上的转向，分别是以仔细探查经济学家实践而不是专注科学哲学“教义”的经济学修辞学，以及旨在修正波普尔理论对经济学理论影响下对本体预设忽略的经济学批判实在论[3]51。两个理论分别在经济学研究者的话语实践，以及经济学假设的、未被观察到的经济实体(economicentities)和机制进行概念化的研究对象投入认识的过程中都着重强调了隐喻分析方法。传统上仅作为修辞手法的隐喻由此进入了哲学基础的阐发以及寻找其本体论意义的活动中，这对于经济学理论建构和实践的实在性分析，乃至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语用学为经济学隐喻分析提供了基础。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写道：在语言的起源时，几乎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比喻，每个短语都是一个隐喻[4]。而经济学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语言为媒介并辅以假设、图示以及数学符号等的系统表征。传统上作为“手段”的经济学隐喻，其“目的性”也在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中越发凸显，尤其是有关类比、模型、寓言以及语用上的语境转换带给隐喻意义方面的探讨，给予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强烈的“指引”意味。根据格赖斯(PaulGrice)标准二分法，在我们得到语义含义(semanticmeaning)后，通过“语用推理”(pragmaticinference)推导出语义的语用含义。在这一过程中，其一，语用学强调在语法和语言意义研究过程中语境因素的作用，通过设定语用学讨论语言交往过程的普遍性前提，事实上是构造言语可能理解的先决条件，以反思该设定的有效性，进而对言语行为的规则提出质疑或展开辩护。其二，要让指称词所指有意义也须借助语用学的语境理论。在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过程中，隐喻与指称相互作用确保了意义的必然性，由此，“所言”进入到了“所含”，经济学隐喻就此到达了语用层面。

我们都知道，语用学研究的是语境对话语解释的影响[5]51，经济学则研究人类针对价值交换和彼此相互作用过程中对某种规律性进行解释的尝试，语言的运用为这一切提供了交流机制。另外，经济学试图将社会制度解释为某些函数的最优化过程中所衍生的常规性[5]6，隐喻的使用无疑会使这种尝试成为可能，并且有效。

其次，经济学隐喻是经济学理论建构的可行方式。从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经济学研究对象客观实在的样态往往超出主体所有可能经验观察的范围，这使得经济学语言在指称或表征一些特殊概念方面常常陷入某种困境。有鉴于此，隐喻的理论建构功能越来越被经济学方法论者所重视。

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工具，长期活跃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构建及使用过程中。其一，隐喻被视为发现新知识的工具。隐喻方法对于经济学理论未确定的解释和证实对象构成了一种微妙的“指引”，为确定的解释和证实对象提供了明确的借鉴，针对新理论意义的探讨也因此获得了可能。其二，经济学隐喻为经济学理论赋予意义。隐喻的解释力涵盖了所有其他相关的比喻，通过对众所周知事物的描述，把已知事物的现有洞察和语词用作新的，已转变的经济学语境中的理论描述，进而形成了对新理论的建构。其三，隐喻深深扎根于经济学理论的描述和评价过程。在经济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备隐喻特质的联系定义了经济学概念。与此同时，隐喻将我们的关注点从承载者(基体)转移到了隐喻本身，经济学隐喻中的“联系”定义了知识，由于持续性“联系”的变化，达成了不同的结构、组织、技术或者其他有关经济学的认知，新理论由此形成。

最后，经济学隐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实践”指的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通常由经济学家在研究和分析过程中使用的观点、理论、研究策略、测量技巧、说明假设和对象描述等组成[2]96。上述的每一种实践方式都与隐喻密不可分，甚至还需要借助于假设和隐喻建模来展开相应的说明。实际上，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人类借助于一事物对另一事物进行诠释或理解的方法。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进程中，隐喻的存在方式已不局限于修辞手法或语言游戏，事实上隐喻已经成为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实践的有效方法，甚至已经成为经济学家概念系统的“加工厂”。进一步来说，隐喻的存在方式已渐变为，如何使用经济学语言来描述经济实在“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

经济学隐喻的实践价值具体体现为：其一，隐喻为经济学实践提供了话语媒介。由于实践经济学家无法做出对研究对象的全称判断，也不可能做出经济世界与经济语言完全一致的描述，通常经济学家采用的策略是将经济世界和与之相应的语言置于约定的定义之下，运用隐喻的“连接”，将二者的相似点和一致性设置成为衔接点，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修正，使经济学话语的逼真度逐渐接近经济世界的本质。其二，隐喻化解了经济学实践与理论间的冲突。理论化并非经济学本质，理论之外的实践也并非缺少意义。经济学实践和经济学理论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即便是搁置了理论优位视角，在实践过程中也常常发现经济学理论系统内以及实践与理论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乃至冲突。那么，如何理解这种相互作用呢？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相互作用”已经达到了具体概念的“门口”，但它还属于“本质”论中的“反思范畴”，尚未达到对立统一的认识———“概念”(“具体概念”)[6]。这也就是说，在试图找寻经济学实践与理论谁决定谁这一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发现，经济学所用的概念往往存在问题。要么是概念过于抽象不明确，要么是它们在经验中的适用范围缺乏明确界定。隐喻允许我们依据一个经验领域去理解另一个经验领域，这表明理解是依据经验的整个领域，而不是孤立的概念[7]，而概念化经验的方式正是隐喻功能的实践价值所在。

通过审视经济学实践与理论的相互作用我们发现，概念作为经济学实践与理论的本质性存在，其精神内涵是借助于隐喻来实现其具体表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隐喻本身就是经济学概念的“精神”。另一方面，从实在性角度来讲，隐喻作为科学说明的重要方式，其为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之间提供了意义转换的媒介，同时，隐喻还是由科学共同体约定的一种对客观世界特征具有洞察力的描述，以及对社会世界实在性的结构表征，而科学思考的特征是模型的使用[8]。事实上，模型可以利用隐喻，均衡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把模型应用于理解社会实在，模型本身也就成了隐喻[9]。因为，模型在本质上是要排除掉干扰因素，把变量用可衡量的值隐喻地表达出来，并依据隐喻的非定义性固化指称模式(non-definitionalmodeofreference-fixing)来构造模型变量变动本质的可捕捉的前提，在经济学模型建构过程中这种隐喻的使用尤其凸显了其实在属性的重要性。

二、经济学模型的隐喻实在性

作为经济学隐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模型一直是经济学家与经济世界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于经济学模型实在性的探讨也关系到其自身合理性存在的前提。通常来讲，经济学家仅仅把模型视为诸如启发式的工具、理论的解释或预测的方式。然而，随着有关经济学模型事实和虚构对立关系研究的深入，其讨论的实在性指向日益明显。

对于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来讲，模型的运用早已司空见惯。尽管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者对各类模型的评价不尽相同，但模型与建模作为经济学中具有主导地位的认知方式，却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事[10]。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学建模做的工作就是从一个截然不同的学科或建模传统中选择一些新的隐喻元素，将它们做一系列改进并应用在经济学家现有的理论框架上。因为，一个足够好的经济学模型能够做出准确的进程简化，还可以通过使用少量的因果性箭头而获得大量的知识[11]。

由于模型的工具属性早已在经济学共同体中获得认同，因此，针对经济学模型的有效性进行解释，进而对经济学模型展开基于隐喻实在性的说明，这对于澄清经济学隐喻和模型的关系，揭示经济学模型的实在本质就具有重要的本体论意义。

1.经济学模型的实在性

经济学刻画的是人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及其对这种关系内在结构实在性的表征。而经济学模型的本质属性就是为描述人与经济社会的关系以及为描述这种关系的内在结构提供一种途径，一种可能。那么，一个恰当的经济学模型就应该具有描述真实与虚构联系的可信性、本体论承诺下的信念、表征抽象的经济要素等特征。本质上讲，任何事物都可以作为其他事物的模型。经济学模型成立的核心问题体现在，建构所获得的经济实在在多大程度上与含有虚构成分的模型相一致，也就是模型实在性的说明问题。

首先，经济学模型描述的是某些事件的可信状态。经济学模型的可信性来自模型中假设之间以及模型与真实世界因果结构之间的指称一致性[11]12。因为，经济学模型是一种与真实世界并行不悖的抽象概念，而且模型世界要比真实世界单纯得多。模型世界的建构过程是从真实世界出发，去除干扰因素，并指称真实世界与之对应的指称物的这样一个过程。尽管模型描述的与事实有出入，但却是可以置信的世界。这种可信性使得我们的研究从模型世界归纳推论进而来到了真实世界。

其次，经济学模型的本体论信念(ontologicalconvictions)具有实在性。在一个社会中，一个信念只有属于某个社会团体或社会群体(socialpartyorgroup)，它才有存在的前提[3]3，在经济学共同体内也是如此。在经济学领域，熊彼特最早使用了“洞察力”一词来描述经济主体的信念实在性，这是经济学中本体论信念的早期形式。众所周知，经济人这一概念有着长期的、变化的历史。在历史上经济人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目的、认知或更多其他的能力、以及对他人采取的态度等等[11]19，信念的实在性伴随着“经济人”这一术语发展的整个过程。因此，本体论信念作为经济行动者(economicactors)的本质属性就有了经济学建模的可能基础。本体论信念通常表现为有关本体的世界观，例如，在模型建构的过程中，假如我相信决策是经济人做出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原则作为建模的基本信念。假如模型中存在消费者偏好，市场失灵等不确定性的变量，那么我们就会采用与之不同的建模策略。最后，模型是经济实在结构抽象的表征。抽象，意思是用单方面或片面的方式看待某一事物，这种方式在经济学中是不可或缺的。其目的是使一个具体实体(entity)某个部分或方面的特点更加鲜明，从而更好地理解该实体。在建模过程中，当抽象被巧妙地运用时，它能够让我们接近或理解一个结构化的、动态的、整体的实在。[1]231劳森认为，关注一个经济学对象的某些特征而忽略其他特征是一个典型的抽象化过程。当然，选择一个关注点会带来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分析观点、概括水平，以及与二者都有联系的时空延展问题等。

在经济世界中，虽然模型具有实在性，而且还可能帮助我们把研究对象看得更加通透，但是，它们仍然会留下一些盲点，因此，我们不应只靠一套模型来理解未可知的未来。那么我们如何来克服这个问题呢？经济学隐喻中的新隐喻向我们暗示了理解实在的一个新的概念框架，可以使我们摆脱看待隐喻和模型问题的惯有思路[9]106。

2.经济学隐喻与模型的同构实在性

随着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所强调的模型的清晰化、精确性、客观性和形式化等特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而恰当的经济学模型应该依据事实来进行建构，把通过分离出现实中关键的因果联系作为目的。由于科学思考的特征是使用模型[12]，还因为经济世界不仅是由经验中直接给出的事件构成，还包括尚未被观察到的或者也许是无法被观察到的实体、结构和机制等等，基于此两点，经济学隐喻的本体实在性在经济学建模过程中就被日益清晰地阐发出来。

按照罗姆·哈瑞(RomHarré)的思路，我们可以用两个特征来描述一个模型：模型主体(modelsubject)，即模型表征了什么；原型领域(modelsource)，即这个模型的基础(basis)。模型来源于主体之间的关系，可被用于区分两种类型的模型：拥有相同主体和来源的模型为同胚模型(homeomorphicmodels)，而主体和来源不同的模型为变形模型(Paramorphicmodels)，批判实在论认为变形模型对于科学具有根本性的作用[8]497。科学通常使用的是变形模型，因为理论构建的任务通常是更好地说明我们尚未充分理解的事物，而不是为那些我们已经熟知的实体或事态构造模型。

回到经济学领域，变形模型利用我们对于模型来源的理解来启发人们做出存在的假设，去思考那些可能解释主体行为的各种推定实体(putativeentities)、关系和因果机制。也就是说，变形模型提供了尚未被人们观察到的推定实体、联系和机制，并把它们作为存在的侯选答案，这激励着经济学研究者从复杂的研究中确定那些假设的实体是否存在。通过这种方式，变形模型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因果框架，还提供了进行说明所需的理论术语和假设实体。

经济学隐喻在这种变形模型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其一，关于经济学模型的说明离不开隐喻。如果从一个经济学对象或事态与其他对象或事态的相似程度来看待这个对象或事态，不管是真实的还是假设的，那么它就是一个经济学模型。经济学隐喻与模型的这种密切的联系在于隐喻的说明需要建立在底层模型(underlyingmodel)之上；当我们在隐喻的基础上讨论事物时，我们就有了一个经济学模型，因为隐喻意味着受众(audience)会用其他事物来理解当下谈论的经济学领域中的事物。也就是说，经济学隐喻暗示了一个模型，而经济学家可以通过这个模型尝试说明他们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当我们在模型基础上说话时，我们就是在用隐喻的方式说话，因为我们使用了体现经济学模型来源的术语来谈论模型主体。其二，模型的反身性依赖于经济学隐喻的运用。个体的经济学知识会反馈到他们的经济行为中，而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知识也会反馈到经济政策的建议中，这就使得经济学具备了反身性特征，这种特征是自然科学所不具备的。最近的文献关注的就是这种反身性特点带给经济学的各种操演(performativity)，特别是在金融模型的语境中[10]50。经济学的各种基于模型的研究策略虽然与自然科学研究策略颇为相似，但同时经济学也与其他社会科学在解释学特征方面有着一致性。由于经济学部分上是基于日常概念的，而作为经济学研究主体的我们却或多或少地对于各种经济学现象有着某种程度的先在的理解。另一方面，经济学隐喻提供了一个模型，经济学家可以利用这个模型理解和建构他的研究主体。隐喻在经济学建模中的任务就是确定我们观察到的行为中那些未知的实体和机制，这时，隐喻的作用在于它并未去重新命名模型中通过其他的常规方式可以确认的部分，而是通过提出新的解释性范畴和假设新的实体和机制等来促进经济学家对模型的研究。由此，我们对模型的认识就成了对隐喻的认识，反之亦然。

科学思考是通过模型来进行论证的，模型的应用借助于一种外部事实和一种想象事件或一个尚待解答的问题。由于经济学对象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很难由准确、清晰的科学话语来表达，因此，经济学对存在的表达不得不向具有模仿功能的隐喻求助。从模型与世界关系的角度来看，隐喻就是典型的科学思考方式，经济学家用经济学模型来理解或说明经济世界的事实，隐喻描述在有关事实的展开过程中通常使用的是故事的呈现方式，这正是典型的隐喻实在性存在的一种体现。因为故事既不“仅仅是启发式的”，也不“恰好是修辞的”，而是把模型贴上标签在使用过程中来发现模型本身的基本组成部分，隐喻“故事”式的呈现方式让理论经济学研究者把研究聚焦在具有描述性的模型上。这种描述方式使得模型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真实经济世界的描述，而非“理想的”模型[11]178，这同时也是隐喻实在性存在的一个典型说明。

三、经济学隐喻实在性的本质

经济学修辞学和经济学批判实在论都将隐喻视为分析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要方法，他们分别从各自的视角来探讨经济学隐喻的本质，经济学修辞学认为：经济学就是漂浮在隐喻之上的[13]，经济学批判实在论则主张“类比和隐喻的逻辑”[8]487。那么，从探讨经济学方法论的合理性角度来讲，更好的方法论应该能使我们用一种明确的方式确定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本质。该本质应尽可能地独立于经济学理论对各种研究对象想当然的表征，从而被当作社会实在的一部分来看待[1]45。因为，在社会实在这个问题上，人类主体成为了核心概念，而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具层次化的本体论图景[2]92，在经济学方法论多元化发展趋势下，将经济学隐喻进行实在性分析，对经济学本身乃至经济学哲学无疑具有重要的本体论意义。

1.经济学隐喻的指称实在性

语言与世界的一致性关系是社会实在研究的主流方向，并且研究通常聚焦在符合论真理观基础上的语言与存在实体相对应的指称问题。经济学批判实在论在主张类比和隐喻逻辑的同时也强调了这种指称的趋同性，由此，隐喻的指称问题就成为了有关经济学隐喻实在性问题探讨的核心部分之一。

首先，“指称”是一种经济学研究者的实践。通过隐喻指称，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任何可行的方式，将另一个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共同熟悉的某个事物上面。同时，指称也要受到特定语境中说出一个话语的说话者的影响，而不是受到个别的词汇术语(词根)本身的影响[8]488。经济学术语同样包括“涵义”(sense)和“外延”(denotation)。一个词根的“涵义”就是它的字典定义。“外延”指的是词根与它在经济世界中所指谓的事物，也就是指谓实体与事态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货币银行学的语境中，词根“流通”指谓的是货币流通。其次，指称是经济学隐喻获得意义的途经。根据术语学(terminology)对隐喻本质的描述，由隐喻构成的理论术语用来指称研究路线、重要意义、操作规程(protocols)等。术语的意义能够为经济学家指出指称所特有的认知路径，由此，隐喻指称就成了术语获得意义的可靠方式。例如，“机会成本”是相较于传统“会计成本”而提出的决策分析术语。“会计成本”指称的仅是可还原为单位货币的计算，而机会成本则指称做出某一决策而放弃其他若干可能收益中最大的那一个，同时还指称了“机会成本”的成立前提，即资源稀缺、资源的多用途、资源已得到充分利用以及资源可自由流动。显然，“机会成本”的指称涵义与经济世界的本质对应的更合理。这样的例子还有“挤出效应”、“边际效应”、“木桶原理”等等。这些例子反映出隐喻在指称上能够适应经济世界的因果结构这样一个互动、辩证的过程，也体现了隐喻对指称物指称上的成功。另外，我们发现了隐喻在经济学术语的使用中具有了指称连续性的特点，这是经济学隐喻指称意义更进一步的说明。最后，指称是经济学隐喻分析的前提。在经济学家尚未对理论的指称物形成最终描述的时候，隐喻此时作为一种非定义性固化指称的模式在发挥着作用。进一步来说，一个指称表达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是这并不妨碍受众去挑选出指称表达所指称的指称物。在经济学共同体认为指称与指称物发生了较大的偏离(无论正负)，也就是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时，隐喻指称所提供的认知路径以及指称仍然能够得以维系，这就是指称实在性的本质特征。例如，对“资本”一词的理解离不开“资本增值”这一语境。如果我们要说明资本是否有增值属性是一个开放的问题，那么，现在假设资本持有者通过使用“血液流动”这个由隐喻构成的理论术语而试图去获得资本运行机制的指称路径，这里“血液流动”指称的就是类似于资本在流动过程中实现增值的一种假想的机制。我们的隐喻获得了这样一种指称实在性的观点，并可以解释资本持有者投入到资本保值和增值的经济活动当中，于是经济学家就会得出下面的结论：资本流动就是血液流动。“流动”这个术语的意义是在人体血液循环这个语境中得到的，它促使经济学家尝试去用这个词来指称资本运行中的一个假想的部分或方面，并使我们对指称物实在本质的理解得到了强化。

2.经济学隐喻的结构实在性

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社会科学中，隐喻的价值已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根据结构实在论的主张，隐喻原则将文化内在的深层结构转换为一种浅层结构，而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恰恰是通过这一方式来实现的。而从本体论出发，如果知识是可能的，那么科学家的语言和概念结构必须与世界的因果结构相适应[8]491。在经济学领域，隐喻在结构化非经验对象，也就是说在解释不能被还原为经验事件的经济学对象过程中，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更体现为一种人们对经济学对象进行认知与思维的，本质性的实在结构。

首先，经济学隐喻是认知结构上的极简表达。由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着多样性和异质性等特点，人们有限的认知能力无法对经济世界全部知识进行有效的描述，因此，根据“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准则，隐喻呈现出一种类似于“奥卡姆剃刀”的本质属性，其一般句法形式是“S是P”的主谓结构。例如“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效率就是金钱”就是典型的经济学隐喻陈述句。无限多样的经济世界由此通过意义映射的连接，使经济学概念成为可认识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结构。其次，经济学隐喻结构的“能指”本质。“能指”是语言符号单位“音响形象”指称的替代，能指并不代表“音响形象”发出的实质性的声音，也不是一个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声音在我们意识里形成的一种心理印迹[14]。在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家心理印迹的形成依赖意识中的联想关系，通过联想关系，经济学语言展示了其社会性这一内在特征。因为经济学语言离不开社会现实，经济学语言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同样离不开主体意识和主体意向性，隐喻在经济学语言与社会实在之间架起了桥梁，其内在结构的张力在经济学语言与社会实在之间反复作用，意识中的这种心理印迹所表征的内容因此就与经济事实无限接近了。再次，经济学隐喻塑造了“因果”机制视域外的可描述性结构。实证主义经济学提倡用符合根本性的因果力或机制的方式对经济学现象进行描述和分类，而经济学的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均是动态和变化的，那么，“在世界的连接处断开世界”这种实证主义认知策略便不可能实现经济学的可靠描述。由于隐喻非定义性(non-definitional)结构的存在，在面对经济学研究中诸如理论的重大变革或重构，以及面对实践中新观察或者新现象出现的情况下，运用对指称物的指称，经济学描述依然可以实现，并且能够使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中术语的指称涵义得到改善。最后，经济学隐喻的语言结构与施喻者和受众的语境同构。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在特定的语境(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语境)中展开，并且科学研究的结论也需要在语境限定的范围内进行理解[2]3。在经济学中，隐喻的表达与接受必须基于特定的共同语境，施喻者在语境中表达某一隐喻，受众在这种语境结构中调整语词的内涵，选择描述对象某一属性的相关度，从而在描述对象内涵的选择与遗弃中建构认知背景，以理解此隐喻。脱离了这种语境，我们则无法理解经济学隐喻的所指为何。由此来看，经济学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词汇的替代，即一个词取代另一个词，还是“一种相互的借用和思想的互动，语境之间的交换”[8]495。

篇13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6-0-01

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均衡价格论与作为《资本论》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存在着人类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认识的统一性。

一、均衡价格理论在效用理论上与劳动价值论的统一

一般化的认识是，效用理论即使用价值影响交换价值。一定量的某种商品，按照各种不相同的比例同别的商品交换。这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马克思把这种东西叫做“价值”，价值决定交换价值。但这个决定并不仅仅决定交换价值的大小，最主要的是决定交换价值的存在。“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互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这个比例是怎么变的呢？马克思认为：“每一种有用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有些人据此判断使用价值有赖于人们基于特定时间和空间的主观判断，是一个“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的历史性范畴。这是一个误解。首先上述话语并未出现“使用价值”，而全是“有用性”，可见“有用性”不等于“使用价值”，当然这个理由在说服力上是欠缺的；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下面的表述“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即物是使用价值，至于是怎么变成使用价值的，并不影响这一判断。

所以效用理论一般化认识的准确表述应该是，效用理论是使用价值在特定时间和空间的释放对交换价值的影响，它表现为产品交换双方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产品数量为重要参照对使用价值在特定时间和空间的释放作出判断后的博弈。

二、均衡价格理论在消费者剩余理论上与劳动价值论的统一

西方经济学中，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时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和实际支付价格的总价格之间的差额。生产者剩余是指厂商在提供一定数量的某种产品时实际接受的总支付和愿意接受的最小总支付之间的差额。消费者剩余体现的是消费者对使用价值释放的主观认识不同和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主观估计不同。与对使用价值主观认识变化同行的是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估计。以名牌为例，“识货者”和“不识货者”对这同一产品的制作工艺、时间、材料等判断不同。之所以出现不同，是因为认识和估计的对象不是主观臆造的概念，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范畴。

《商品》一章从单位产品角度对价值的决定进行了分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这个平均训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并非将“最先进”和“最落后”为端点的区间加总求和再除以数量，而是一个标志客观实在的历史范畴，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超额利润导论》一章从社会总产品的角度对价值的实现进行了分析，“……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要使一个商品按照它的市场价值出售，也就是说，按照它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出售，耗费在这种商品总量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就必须同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量相适应，即同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相适应。”

三、均衡价格理论在供求理论上与劳动价值论的统一

首先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对于“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供过于求，价格下跌”是肯定的。分歧在于价值的决定和价值的影响两个概念。马克思的表达更加明晰和严谨。

上文提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方面界定在此处是这样起作用的。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前提，也是价值的前提。假定按比例来说生产的产品多了，即供给过盛，同样的时间生产出了更多的东西，一方面单位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另一方面，尽管在这种产品的总产品中实现的只是既定条件下生产这个总产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总之，这些使用价值在主观判断的代数表示上已经为零。但现实中这部分“没有用处”的产品的命运尚未结束，他们连带着“有用处”的产品的命运由必要劳动的付出者和剩余劳动的占有者共同决定——西方经学表述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博弈，结果，“没有用处”的产品被从闲置状态拉回了市场。

例如有两块相同的面包，即两单位使用价值，我们将使用价值的释放界定在解决饥饿上。对于饥饿中的你，其中任何一块面包都恰好满足你解决饥饿的需求，则选择有两种：一是吃掉其中的一块；二是分别在两块面包上各取一部分且两部分之和等于一块完整面包。不论哪种情况总会有一单位使用价值剩余。剩余的一单位使用价值从你的主观感受上来说在数字表示上已经为零。把此例的两位主角扩展开来，两块面包扩展到某一个因社会分工而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你”的需要扩展为整个社会的需要，问题就明晰了。两块面包合起来只代表一单位使用价值，以使用价值的释放为前提的交换价值相应变化，即供过于求，不考虑货币因素的单价下降一半，总价不变。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偏离”即对使用价值释放的判断影响着交换价值。规律是：倘若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不变，则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总产品价值量不变。

将上述规律的应用扩大到现实生活：产品不止有两种，货币成为一般等价物，那么随着生产发展和技术进步，各种产品的价值在不断变动，使用价值的释放不断变动，交换价值不断变动，价格不断变动。均衡价格理论的供求理论便是对此的另一种表述。

讨论到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表达：作为西方经济学体系构建基础的均衡价格理论实际上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构建基础的劳动价值理论中商品交换价值或价格理论的另一种表述。很多时候“另一种表述”在运用了大量数学公式、几何图形、图表等分析工具之后更加量化、更加具体、更加简易、更易于感知。但相比之下我更加敬重马克思先生，是因为他可贵的实证性分析。科学的任务是认识自然和人类社会——当然，从广义上讲，人类社会也是自然的一部分。科学家的动词化定义应该是探求真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

[2]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下卷)[M].商务印书局,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