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法律法规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犯罪法律法规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近几年来，涉枪涉爆犯罪不断发生，严重危害了社会稳定和治安秩序。针对这一情况，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调整和规范，其中包括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2001年5月16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在实践中，我们发现了其中还存在漏洞，应尽快对这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和补充。

一、实现刑罚目的应使罪刑相当，罚当其罪。

《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黑火药一千克以上即应定罪处罚。同时《解释》第二条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数量达五千克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至于如何具体加以把握，2001年9月17日下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对于《解释》施行前，行为人因生产、生活所需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依照《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作为犯罪处理。而对于《解释》施行后发生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和《解释》的有关规定处罚。行为人确因生产、生活所需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依法免除或者从轻处罚。亦即把此种非法行为按时间划分为《解释》施行前发生的与《解释》施行后发生的。对于前者，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后者，则依《解释》的规定，认为其构成犯罪。同时，又将后者 按照情节轻重划分为可免除刑事处分的犯罪和可以从轻处罚的犯罪两种情况。或者免除、或者从轻，这就把“减轻处罚”这一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排除在外，造成刑事处罚的空白区，使刑罚方法无法相互衔接。既不利于打击犯罪，也违背了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因而司法实践中时常发生“进退两难”的情况。例如，我院审理的一起非法买卖黑火药案件中，被告人王××非法买卖黑火药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共收缴黑火药八千克。其行为已构成了“情节严重”。依《解释》应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由于其没有造成严重危害，按照《通知》的规定，可免除其刑事处罚，或处至少10年徒刑。根据王××的犯罪事实，这两种处分显然都不太合适，无论选择哪一种，其量刑幅度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都不能达到均衡，会造成司法判决“合法”但不“合理”的情况发生，使罪刑不相适应，也就偏离了立法的本意。

二、关于立法完善。

在现代国家中，法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推翻自己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在刑法中，这种内部和谐一致的重要标志就是要做到罪刑相适应。客观主义的罪刑相当原则主张刑罚与行为的危害结果相当，是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的反映。在上述案件中，无论是重罪轻罚还是轻罪重罚都是偏离罪刑相当这一基本原则的表现。为此，笔者以为应把“可依法免除或者从轻处罚”修改为“可依法免除、减轻或从轻处罚”，使刑罚手段得以衔接。同时赋予法庭更灵活的自由裁量权，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切实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保持刑法的公正合理性和刑事司法判决的权威性，使刑事处罚达到“既合法、又合理”的要求。

篇2

作者简介：苏婉婷，燕山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诉讼法学。

公众对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目前还记忆犹新的李天一案件的熟知是通过新闻媒体，媒体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媒体报道案情时，也将李天一的出生年月、家庭状况、学校班级、犯罪前科等等个人资料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对一个未成年人而言无疑会对他的身心健康引起重大影响。当人们在关注案件进程，指责李天一时，又有没有想过李天一作为一个未成年人而应有的权利和应得到的保护呢，这一问题引发了我的思考。本文将先从新媒体和报道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入手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随着科技和网络的发展，新媒体成为了新的媒体形式，并发展迅速的融入了我们的生活。说到新媒体，我们可能联想到移动电视、网络、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对于新媒体的定义，国内还没有明确的界定。应从它的特点上入手，交互性，快速性，多样性，时间性，技术性等方面入手。本文大致将新媒体界定为，建立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和互联网基础之上的，能够发挥传播功能的媒介。

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这里所说的未成年人犯罪主要指的是狭义的概念，指未成年人实施的触犯刑法，危害社会并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应界定为：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触犯刑法，危害社会并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因此未成年人犯罪报道的概念，我认为是指新闻媒体对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触犯刑法，危害社会并依法应受刑罚的行为及其相关情况的报道。

综合上述概念，总结新媒体下报道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是，建立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和互联网基础之上的媒介，发挥传播功能，对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触犯刑法，危害社会并依法应受刑罚的行为及其相关情况的报道。

二、新媒体下报道未成年人犯罪法律规制的现状和问题

（一）法律条文的疏漏

我国关于新媒体环境下的对报道未成年人犯罪并没有专门性的立法，而是散见于各种法规和规章当中，并且法律效力位阶较低，并且针对侵害未成年人权利的行为也缺乏相应的制裁措施，很多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实际操作起来比较困难。

未成年人保护法上，规定了应保护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报道不得披露能推断出未成年人身份的资料。这对于未成年人人身的保护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没有专门详细的报道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对于不能报道的内容，报道的时间和责任追究等都没有规定。

民法上，只是规定了公民的隐私权应该得到保护，而对于报道犯罪案件对被害人的保护问题则没有涉及。侵权责任法中，对网络侵权规定的很模糊，对于侵犯什么样的主体，什么样的权利，应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都没有具体规定。

刑事诉讼法上，没有对司法人员在保守职务秘密上面做出具体规定，司法人员大多是遵循着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来进行自我约束，没有法律上的强制力保障，更没有制裁措施。着对于司法人员的职务秘密保守是不能提供法律保障的，对未成年被告人的保护是十分不利的。

网络监管法上，我国的法条保护的是网络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同时也规定了网络信息不能侵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而对于新闻报道侵害被害人，侵害未成年人的规定则是空白，并且也没有规定侵犯了公民权益之后应负的法律责任。

（二） 新制度产生对媒体报道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对报道未成年人犯罪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果报道不注意就会违反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规定。例如，新修订的增加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其适用于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或者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轻微犯罪的犯罪，依法可能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或单处罚金处罚的犯罪，并且行为人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这就对媒体在报道这方面时有了一定的影响，如果媒体报道了在侦查阶段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经审查发现时符合附条件不起诉，那么媒体就需要对案件的结果进行解释，并且对于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保护要求也更为严格。

再如，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于处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免除刑罚的犯罪未成年人，在刑罚执行完毕后其犯罪记录将封存，对未成年人累犯的，犯罪记录不封存。并且对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犯罪、严重暴力犯罪的首要分子、主犯等主观恶性程度较深的犯罪，也不封存。媒体在报道侦查阶段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并不知道是否符合前科消灭制度，同样对媒体报道有了一定的限制影响。

三、对新媒体报道未成年人犯罪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一）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体新闻报道出现新特点

媒体主体多样化，传播渠道多样化，信息的及时性强，传播行为更具主动性、交互性，个人评论色彩浓重，这些特点都是传统媒体所不具有的。新媒体的出现使新闻的影响范围和影响力有了质的飞跃，对控制新闻传播范围和速度有了新的更高难度的要求。

（二）新闻自由是一种相对权利

新闻自由是公民言论自由的延伸，但在行使新闻自由时，应当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保障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滥用。我国《宪法》第51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三）未成年人应该得到保护

由于犯罪嫌疑人尚未成年，其心理、生理等方面容易在受到外界不良影响而犯错。这时我们要做的是对他们及时的教育、改正和挽救，而不是对他们无尽的批评和指责。新闻媒介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为保护未成年人承担社会责任。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报道未成年人犯罪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报到时，应充分注意到未成年人的特点，对报道的内容，时间和方式有一定的特殊限制。

四、具体法律规制

（一）加强对互联网新闻主体的管理

互联网、移动手机、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具有速度快、多样性、传播面广等特点，在案件报道中的成为了新的力量。应加强对网上案件报道的规范和管理，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消息时不能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不能未成年人的照片。规范网上案件报道的新闻来源，不得将博客、播客、微博、论坛等未证实的内容作为新闻进行报道、刊载。制定专门的法律规制网络媒体和公民有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新闻。

制定对违法主体的惩罚措施，若媒体了能体现未成年人身份的信息，相应网站应立即删除该信息；如果报道了虚假的信息，则相应网站应删除错误新闻，并正确的新闻纠正错误，同时对未成年人及其家属公开道歉。以上行为情节严重的，由于侵犯了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应通过类推认定其触犯侮辱、诽谤罪。如果犯罪主体是网络媒体，则应由其负责人和新闻撰稿人承担连带责任。如果犯罪主体为一般公民，则应由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二）完善在新闻发言人制度中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报道的规定

在审判程序阶段，由于审判公开制度，对一般案件的公布也就顺理成章，在这里就不加以累述了。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我国实行的审判不公开制度，义在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为其以后的身心成长提供保障。这也就决定了不能有关庭审过程的一切信息。对于审判结果的公布，也应该注意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否符合犯罪记录封存的情况，如果符合自然不能公布任何信息。如果不符合，在公布结果时应注意，不能公布任何能辨识出该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及其作案的具体细节，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三）明确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报道的限制

篇3

一、 概述

（一）概念

最低转售价格维持是指产业的制造商在向经销商提品时，要求其必须按照制造商所限定的最低固定价格向第三人销售其产品的行为。《反垄断法》第14条第2款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的垄断协议。”因为价格被制造商限定，经销商无法依市场供求关系灵活调整价格以更好地进行竞争。经销商在价格竞争中被削弱甚至失去了应有的优势，对整个行业竞争不利。

（二）特征

1.主体：

与横向垄断协议的固定价格行为不同，最低转售价格维持非竞争者之间的联合。在对价格进行限制时，行为主体之间不是竞争而是一种“上下游”的联系，由产业的上游制造商对下游经销商实施。

2.目的：

上、下游经营者对于垄断协议并不一定具备共同的目的，更多地存在一种限制关系。制造商往往会用中止或终止合同的方式对经销商进行制约，经销商不得不答应制造商的要求，可见其并无真正选择的自由。

3.形式：

一般为明示的方式，由上下游经营商共同签订协议；同时也包括口头通知、召开会议等非书面形式，大多表现为实际行为。

（三）最低转售价格维持的效应

1.积极效应：

当几家独立的经销商共同经销同一产品时，往往会出现“搭便车”的现象。一些经销商为了吸引消费者，会在广告宣传、售后服务和提升信誉上投入不少成本。而对于那些没有或者投入很少的经销商，实质上是“搭便车”地享受了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在享受利益的同时，这类经销商又甚至会降低价格来争取更多的消费者。这样一来经销商销售努力的积极性降低，最后完全沦为“价格战”。

但当制造商制定转售产品的最低价格时，经销商便失去了以搭便车抢夺消费者的机会。如果他们要想得到更多消费者，就必须努力提高服务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经销商之间恶意竞争，而良性竞争有利于维护品牌商誉，上、下游市场可谓双赢。

2.消极效应：

（1） 对下游经营者：最低转售价格维持直接影响到经销商的自主经营权，他们只能以制造商固定的最低价格进行转售，失去了依据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灵活定价的机会，而价格优势正是市场竞争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此外，限制最低销售价格也会打击经销商的销售积极性，遏制低价分销模式的创新 。

（2）对消费者：最低转售价格维持实际上是一种价格垄断，制造商掌控了市场价格，经销商的经营自由被破坏，使消费者丧失了享受较低价格和选择多种零售方式的利益，价格负担最终转嫁于消费者。

（3）对市场竞争：在市场运行中，制造商完全掌控了经销商与消费者，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的充分竞争，竞争效率大大降低。同时，形成的价格壁垒使潜在的经营者不敢贸然进入市场。市场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墙外的人望洋兴叹、墙内的人不思进取。这种趋于畸形的市场状态与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背道而驰。

二、违法性原则的认定

目前我国对最低转售价格维持的违法性认定标准仍不清晰，存在“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两种认定方式。

《反垄断法》针对垄断协议共有三个条文，分别是第13条“横向垄断协议”、第14条“纵向垄断协议”及第15条“垄断协议的豁免情况”。其中第13条明确“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其他协同行为”，对该项规定是“一般性规定”还是“针对横向垄断协议的规定”，学术届存在争议。坚持“本身违法”的学者认为，第13、14条所列举的垄断协议是指在任何情况下均会严重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危害性远远大于可能带来的利益，所以应当推定其违法，只有当经营者能够证明其符合第15条的规定时才可免责。而坚持“合理原则”的学者则认为，第13条是“一般性规定”，举重以明轻，同样适用于第14条规定的“纵向垄断协议”，因此转售价格维持协议并不是当然违法，判断其是否违法仍以是否排除、限制竞争为关键。

而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判断标准不一的现象。在“北京锐邦涌和科贸有限公司诉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案” 中，法院在判决中说明“对于《反垄断法》第14条所规定的垄断协议的认定，不能仅以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是否达成了固定或者限定转售价格协议为准，而需要结合该法第13条第2款规定的内容进一步考察此等协议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但本案中原告提高的证据仅为被告在互联网上对其缝线产品所作的简短介绍，并不能确切反应出经销合同项下产品在相关市场所占份额，更不能说明相关市场的竞争水平、产品供应和价格的变化等情况。相反，被告提交的证据表明还存在多家同类产品的供应商。因此，本案确定存在垄断行为的依据尚不充分。”从判决书中明显可以看出法院是运用“合理原则”进行分析。

而在四川省发改委对五粮液、茅台公司纵向价格垄断的处罚决定书中，发改委是先证明有这样一个限制转售价格的协议存在，再指出该协议违反《反垄断法》第14条的规定，达到了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效果，严重侵犯消费者利益。基于这种逻辑，发改委侧重的是对协议存在的证明，而对茅台、五粮液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没有提供过多的证据。这又显然是用“本身违法”原则分析最低转售价格维持的行为。

如前所述，最低价格维持并非全然是负面效应，以“本身违法原则”实行“一刀切”显然不合情理。因此，我国《反垄断法》需要完善对此的法律规制。

三、 反垄断法律规制

（一）应在立法中明确合法性的评判标准

从“北京锐邦涌和科贸有限公司诉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纠纷一案”、“五粮液、茅台因纵向垄断协议处罚案”中不难看出，我国目前对最低转售价格维持的评判标准是混乱的。这种法律后果的不可预见性对经营者开展经营活动不利，市场不能自由、充分竞争。因此，我国在立法中应明确对该协议的评判标准。

最低转售价格维持具有双重效应，而利弊之间的较量并非是一个统一的结论，需在不同个案中进行考量。只有当一种行为真正达到了限制竞争、阻碍市场进步的效果时，法律才应该进行规制，而是否达到这种效果需要合理性分析。如果只是因为上、下游经营者之间存在协议，就认定为纵向垄断行为，无论是从企业自身，还是对整个市场的良性竞争而言，都不能带来立法者所预期的效果。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该从“本身违法原则”向“合理原则”转变，以“合理原则”作为评判标准。在进行合理性分析时，需界定相关市场，从双方当事人的市场地位、相关市场的竞争强度、市场进入障碍、商品可替代性程度等多重角度，考量该协议是否达到了排除竞争的效果。如果实施最低转售价格维持的上游经营者市场份额不足，那么反垄断法就不应干预。

（二）明确民事责任，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

《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对违反法律规定的经营者的民事责任规定得很含糊，只说明要承担民事责任，对如何确定赔偿数额的标准没有明确。

在最低价格转售维持中，直接受害者虽是经销商，但最终还是由消费者承担不利后果。民事责任内容的不明确不利于消费者向制造商直接提起民事诉讼。而与之相比，《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对于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则规定得很具体，《反垄断法》可加以借鉴。

此外，基于转售价格维持的社会危害性较大，其民事责任的规定也不能与传统的补偿性赔偿相提并论。补偿性赔偿是指“违约赔偿的目的在于对被违约方的救济，不在于对违约方的制裁”，此种考量以受害人之利益为准则，不以侵权人之行为作基准。受害人因一定过程蒙受不利，他人就此过程应负责任，加以填补 。”而惩罚性损害赔偿则不同，是要求侵权人对超过实际损害的范围予以额外的损害赔偿，以示惩罚。引入惩罚性赔偿有利于对行为人构成震慑，激发消费者揭发该类垄断行为的动力。对此，笔者建议，行为人对受害人的赔偿金额应在损害额的1倍到3倍之间，若过高则会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若过低则起不到震慑的作用。

（三）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并完善行政救济机制

规制反垄断行为最常用的手段便是行政处罚。从茅台、五粮液案可以看出，我国大多以行政罚款的形式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依《反垄断法》第46条的规定，行为人要被处上一年度销售额 1% 以上、10% 以下的罚款。但从发改委开出的多张“罚单”来看，此种行政处罚并没有对企业形成很大的威慑作用，反而增加了其现实违法的可能性。

因此，我国应提高行政处罚标准，设置法定最高罚款限额，即行为人上一年度销售额的 10%。同时，若行为人存在多次违法、不积极主动配合执法机构的反垄断调查等情节严重的情形，执法机构则可以在原处罚基础上增加2% 至 10% 的处罚力度，增强反垄断行政法律责任的可预见性和威慑性 。

但“合理原则”的适用也给执法机构带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发生“误判”。为避免可能出现的不合理结果，我国应该完善行政救济的途径。最初“茅台、五粮液案”的新闻引起商界轩然大波，其中不赞成处罚的声音不占少数，但两个公司最后都放弃了行政复议与上诉权，其中的缘由引人深思。

目前《反垄断法》只规定了民事诉讼，对行政诉讼没有提及。虽然经营者可依《行政诉讼法》行事，但笔者认为《反垄断法》仍需明确对行政处罚的救济方式，为企业维护自身利益指明方向。

篇4

为依法公正地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对下列反倾销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

（一）有关倾销及倾销幅度、损害及损害程度的终裁决定；

（二）有关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税的决定；

（三）有关保留、修改或者取消反倾销税以及价格承诺的复审决定；

（四）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起诉的其他反倾销行政行为。

第二条、与反倾销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个人或者组织为利害关系人，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前款所称利害关系人，是指向国务院主管部门提出反倾销调查书面申请的申请人，有关出口经营者和进口经营者及其他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三条、反倾销行政案件的被告，应当是作出相应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的国务院主管部门。

第四条、与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其他国务院主管部门，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五条、第一审反倾销行政案件由下列人民法院管辖：

（一）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

（二）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

第六条、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及其他有关反倾销的法律、行政法规，参照国务院部门规章，对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合法性审查。

第七条、被告对其作出的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反倾销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人民法院依据被告的案卷记录审查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被告在作出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时没有记入案卷的事实材料，不能作为认定该行为合法的根据。

第八条、原告对其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经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审查，原告提供的证据具有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被告在反倾销行政调查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不如实提供或者以其他方式严重妨碍调查，而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

第九条、在反倾销行政调查程序中，利害关系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证据、不如实提供证据或者以其他方式严重妨碍调查的，国务院主管部门根据能够获得的证据得出的事实结论，可以认定为证据充分。

第十条、人民法院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行政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

（二）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反倾销行政行为：

1、主要证据不足的；

2、适用法律、行政法规错误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职权的；

5、滥用职权的。

篇5

回归分析应用非常广泛。在犯罪学领域，如果建立了变量之间的数学模型，实际上就是确立了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从而可以从某些变量的变化来预测其他变量的变化情况。例如，我国台湾学者杨家騄建立了物价指数与盗窃犯罪案件之间的数学模型，从而依据某年度的物价指数来预测该年度的盗窃案件数量；[1]我国学者高树桥等在犯罪人的受教育年限与犯罪次数之间建立了数学模型，根据某犯罪人的教育年限，我们就可以预测其可能的犯罪次数。[2]

但是，由于犯罪现象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往往牵扯到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在回归分析中常常需要分析两个及两个以上的自变量，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推导出含有多个自变量的函数，这种方法就是多元回归分析。多元回归分析要比一元回归分析更为科学，这是由事物的复杂性决定的。例如，盗窃案件的数量不单与价格指数有关，还受其他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国外有学者甚至研究了防盗门的销售量与盗窃案件的关系。可见，当我们研究某一个犯罪问题时，多元回归分析更为准确和有效。

多元回归自变量的个数很多，计算相当繁琐，一般手工计算几乎不大可能，我们可以借助SPSS来满足计算要求。

一、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

多元线性回归的数学模型为：

其中，为应变量；为p个自变量。为常数项，称为偏回归系数；为随机误差，又称残差，它是的变化中不能用自变量解释的部分，服从 ）分布。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前提条件是：线性、独立、正态和等方差，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应当首先进行这些假设检验。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选择自变量。实际上，模型中包含的自变量是无法事先确定的，如果把一些不重要的或者对应变量影响很弱的变量引入模型，则会降低模型的精度。所以自变量的选择是必要的，基本思路是：尽可能将对应变量影响大的自变量选入回归方程中，并尽可能将对应变量影响小的自变量排除在外，这样才能建立最优方程。这里就涉及到筛选自变量的方法，现在比较常用的是逐步回归法。这种方法的特点在于，每引入一个自变量，都会对已在方程中的变量进行检验，对符合剔除标准的变量要逐一剔除。

另外，在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由于自变量之间还可能具有高度相关关系，导致所建立的模型的解释力受到削弱，因此，还要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最后计算出相对更优的数学模型。

二、对刑事发案率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刑事发案率的影响因素很多，有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也有个体性因素，所涉及的变量相当复杂，创建一个完全周延的数学模型几乎是不可能的。鉴于本文主要是介绍SPSS在犯罪学研究中的意义，同时也为了深化《法律发展报告》中关于犯罪率与社会发展指标的研究，因此在社会指标的选择上，仍然参照《报告》所采用的指标，包括人均GDP、受教育状况、城市化和基尼系数。《报告》中只是计算了这四项指标与刑事发案率的相关系数[3]，如果要确定他们之间的数量关系，就需要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表 SEQ 表 \* ARABIC 1刑事发案率与其他社会指标统计表

数据来源：朱景文，《中国法律发展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5）。其中，刑事发案率是指每10万人口的（公安机关）立案数量；GDP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计算，1978年为100；城市化按照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计算；受教育状况按照每100000人口大学生数量计算；4.基尼系数是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收入分组数据计算得出。

首先绘制散点图（见图1），判断这四个变量对刑事发案率有无影响，借助的是SPSS软件中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使用Stepwise法来进行判断。

图 SEQ 图 \* ARABIC 1 发案率对学生化残差的散点图

图中观察点学生化残差的绝对值均小于2，也没有发现极端点，这表明人均GDP、城市化、受教育水平和基尼系数对刑事发案率均有影响，该回归模型符合假设，无需重新拟合。

其次，对SPSS生成的结果进行解释。首先看模型的筛选过程（见表2），模型1用逐步法选入了城市化，然后模型2用逐步法选入了人均GDP，城市化仍在模型2中；模型3用逐步法选入了基尼系数，城市化、人均GDP扔在模型3中；模型4用逐步法选入了教育状况，城市化、人均GDP、基尼系数仍在模型4中。

表 SEQ 表 \* ARABIC 2 模型的筛选过程

Variables Entered/Removed(a)

a Dependent Variable: 发案率

表3是拟合的四个模型决定系数的变化情况，从调整的决定系数来看，随着人均GDP、基尼系数、教育状况等变量的载入，模型4可解释的变异占总变异比例比模型1、2、3均高，但是，高出的数值有限。

表 SEQ 表 \* ARABIC 3 拟合的四个模型决定系数的改变情况

表4是对拟合的4个模型的方差分析检验结果。由结果可知，四个模型都有统计学意义。但是，模型有统计学意义不等于模型内所有的变量都有统计学意义。还需要进一步对各自变量进行检验。

表 SEQ 表 \* ARABIC 4 对拟合的4个模型的方差分析检验结果

a Predictors: (Constant)， 城市化

b Predictors: (Constant)， 城市化， 人均GDP

c Predictors: (Constant)， 城市化， 人均GDP， 基尼系数

d Predictors: (Constant)， 城市化， 人均GDP， 基尼系数， 教育状况

e Dependent Variable: 发案率

表5是对4个模型中各个系数检验的结果，用的是t检验。从结果可以看出，模型4中四个变量的系数都有统计学意义。城市化的偏回归系数为45.171，标准化回归系数为2.114；人均GDP偏回归系数为-1.075，标准化回归系数为-1.412；基尼系数的偏回归系数为13.077，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578；教育状况的偏回归系数为-1.284，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313.通过比较这四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可以将这四个变量对发案率的贡献度进行排序，依次是城市化、人均GDP、基尼系数和教育状况。

表 SEQ 表 \* ARABIC 5 对4个模型中各个系数的检验结果

根据以上的检验，我们可以初步列出此数学模型：

图2所示为残差的正态P-P图，可以由此观察残差分布是否正态。可见散点基本呈直线趋势，可以认为因变量服从正态分布。

图 SEQ 图 \* ARABIC 2 残差的正态p-p图

三、共线性检验及其处理——主成分分析

在多重回归分析中，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多重共线性问题。所谓多重共线性是指自变量之间存在近似的线性关系，即某个自变量能近似的用其他自变量的线性函数来表示。一般而言，自变量较低程度上的相关不会对回归结果造成严重影响，然而，当共线性趋势非常明显时，就会对模型的拟合带来严重影响。一般来说，如果两个自变量的相关系数超过0.9，对模型的影响就会很大。当然，仅靠相关系数仅仅是初步判断，实践中借助SPSS，常常使用方差膨胀因子、特征根或条件指数来判断。当膨胀因子大于10、特征根为0或条件指数大于30时，提示存在共线性。

在SPSS中，共线性诊断仍然是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来实现的。表6是SPSS线性诊断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特征根有两项为0，条件指数有两项分别为178.8、199.3，在常数项、城市化和人均GDP这三项中，VP值均很高，分别为0.99、0.85、0.93，提示三者高度相关。原回归模型存在严重的共线性，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处理。

表 SEQ 表 \* ARABIC 6线性诊断的结果

共线性处理有多种方法，其中比较常用的是主成分回归。所谓主成分回归分析就是试图以较少的相互独立的指标来代替原来的多个指标，新指标包含了原指标的主要信息。上文给出的模型既然存在着共线性问题，下面就用主成分回归的方法来解决。

首先我们要确定原自变量的均数、标准差等信息，具体可见表7.

表 SEQ 表 \* ARABIC 7 原指标的描述信息

其次，我们借助SPSS因子分析程序，得到主成分的统计信息，具体可见表8。通过观察表8的数据，我们可以知道，第一主成分的特征根为3.786，它解释了总变异的94.734%；第二主成分的特征根为0.194，它解释了总变异的4.851%。前两个特征根的累积贡献率为99.585%。也就是说，前两个主成分包含了原有4个指标的99.585%的信息。因此，我们可以取前两个主成分来代替原有的4个指标变量。

表 SEQ 表 \* ARABIC 8 主成分的统计信息

再次，通过SPSS列出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具体可见表9，通过该矩阵可以将所有主成分表示为各个变量的线性组合。

表 SEQ 表 \* ARABIC 9 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写出两个主成分的表达式（方程1）

这里的 为标准指标变量。根据表7的信息，我们可以创建标准指标变量和原指标的关系（方程2）：

最后，对主成分进行回归分析，分析主成分回归结果。通过SPSS的运算，根据表10，我们可以判断，主成分回归分析模型拟合较好（ ，方差分析）;

表 SEQ 表 \* ARABIC 10 主成分回归分析模型结果

根据主成分分析的参数估计及其假设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判断其是否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见表11。

表 SEQ 表 \* ARABIC 11 主成分回归分析的参数估计及其假设检验结果

表11显示常数项、 、 均有统计学意义，即 和对应变量都有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写出其线性回归方程（方程3）：

将公式 、 （方程1）的表达式代入上述回归方程，得到应变量与标准自变量的线性回归方程（方程4）：

244.877+23.4442 +22.47556 +23.49394 +21.26501

根据标准自变量和原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将标准自变量还原为原自变量。将方程2代入方程4，即得到应变量y与原自变量之间的线性回归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