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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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3.02.017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Analysi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in Shaoguan

LI Li-qun

（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 ，Guangdong 512005，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ixth national census data，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flow situation in Shaoguan was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aoguan population migration were in-depth studies in quantity，migration distance， population migration reasons， level of education， and other aspects，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haoguan population migration was studied with the push-pull theory. Finally， the rationalization proposals of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we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s of Shaoguan.

Key words： demography； population migration； population movements；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 suggestions

人口在地区之间的迁移流动是引起人口变动的重要方面，某一地区人口数量的增减、结构组成的变化，体现着迁移流动人口的状况[1-2]。迁移流动人口在地区之间的流动及其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对流入地区和流出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产生较大影响。随着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人口迁移流动规模也随之扩大，极大地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进程[3]。因此，人口迁移流动是政府部门应该加以重视的社会经济现象，正确把握人口迁移流动的现状和规律，促进人口迁移流动的有序进行，是当前区域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科学决策的重要保证[4-6]。

1 人口迁移流动的特征分析

第六次人口普查有关韶关市迁移流动人口状况的统计数据具体反映出韶关市人口迁移流动方面的诸多特征，主要有以下五方面。

1.1 人口迁移流动的总量呈增加之势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韶关市人口迁移流动的总量呈现出增加的势头，流动人口从“五普”的21.71万人上升为53.76万人。这充分说明，现代人的思想观念上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不再是过去那种在居住地不思迁徙，在职业上“从一而终”的观念。

近几年来，韶关市经济发展速度较快，2010年韶关生产总值（GDP）683.1亿元，比2009年增长12.5%。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劳动力需求更加旺盛，吸引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员进入韶关，加入经济建设的大军中。但同时与其它经济发达地区横向比较来看，韶关经济仍较为落后，因此也有大量人员从本地流出。

1.2 省际迁移以近距离为主，分布相对集中

韶关市人口省际迁移虽然辐射全国各省，但主要表现为近距离迁移为主，分布相对集中的态势。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期间跨省迁移的人口中，毗邻省份占较大比重。韶关市登记总人口中，户口登记地在外省的迁移流动人口为122 389人，超过1 000人的省份有浙江1 678人，安徽1 809人，福建2 554人，湖南57 872人，江西12 010人，四川11 260人，重庆2 683人，广西7 925人，河南5 649人，湖北6 301人，贵州3 995人，云南1 545人，陕西1 204人，其中湖南、江西、四川三省人数超万，所占比例分别为47.3%，9.8%，9.2%。这几个省都属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劳务大省，且江西和湖南是与韶关相邻的两省。

1.3 人口流动主要以省内流动为主，流出人口大于流入人口

韶关市登记总人口中，人户分离的人口有537 637人，户口登记地在省内的迁移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77.2%，达到了415 248人，其中本市（县）人户分离人口有70 716，占17.0%；在本省其它市（县）人户分离的人口有344 532，占83.0%。近几年来，韶关市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吸引不少来自省内外的流动人口。尽管如此，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还有很大的距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韶关人口总的流出量要远远超过流入量，比例分为30.13%，16.6%，净流出量为441 115人。

从韶关外来流动人口分布来看，外来流动人口主要流入了韶关市区内（武江、浈江区），占流动总人口的42.6%，而占市区（武江区、浈江区）户籍人口的比例也高达38.4%。其中这两个区的流入量远远大于流出量，净流入量为92 026人。而韶关的其它地区基本情况是流入量远远小于流出量，净流出量为533 141人。这说明除武江、浈江两区外其它县区的人口以流出为主，特别是南雄地区有近一半的人口外出流动迁移。

1.4 务工经商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但省内省外迁移原因不同

迁移流动人口就其动因来区分，大致可以分为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迁移流动的经济型迁移流动人口和以非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迁移流动的社会型迁移流动人口两类[7]。从人口迁移流动加剧的动因来看，在第六次人口普查调查时点的前5年之内，韶关市人口迁移流动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经济方面。过去，韶关市迁移流动人口数量不多，有者也主要集中在婚姻迁入、寄养寄居等社会型迁移流动方面。近年来，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经济型迁移流动人口迅速增加，而且已经占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六普”韶关市分年龄、性别、迁移原因的人口数据资料来看，属于经济型或者是出于谋生目的而发生迁移流动的人口占50.3%，其中务工经商的占33.6%，工作调动的占2.7%，学习培训的占14%。虽然属于非经济原因迁移流动的人口占49.7%，但其中的具体原因是拆迁搬家、婚姻迁入、随迁家属和投靠亲友。这些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们并不容易造成人口迁移流动在较大程度上的加剧。而在婚姻迁入这个因素中女性高达85.9%。

在人口迁移流动原因中省内和省外迁移流动各有不同，在9个迁移流动的原因中务工经商是最大的原因，但省内比例只占27．1%，而省外则达到55．7%，这足以说明韶关在广东这个经济发达省份来讲经济仍十分落后，无法吸引更多省内人员。而随迁家属的省内则达到了20．3%，省外的则只有13．9%。省内经济原因迁移的为47.2%，省外经济原因迁移的比例为61.2%。这说明省内迁移流动至韶关的主要原因是非经济原因，而省外迁移流动至韶关的主要是经济原因。

1.5 流动人口中流动主体的教育程度处于较低水平

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来看， 无论从总体情况来分析还是从省内、省外情况分析， 初中、小学、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占迁移流动人口的主体，达到了82.5%，这说明韶关经济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只能吸引教育水平较低人群，缺乏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这种流动人口教育结构的不合理将对韶关未来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具有较高学历者，其改变其定居点，由一城市迁入另一城市，其迁移面临的阻力较小，迁移发生的可能性较大；而对于学历层次较低群体，其发生迁移的阻力较大，引力较小，迁移的可能性较低。而流动人口在流动时，对其文化素质要求不高，再加之流动人口生活随意性较强，要求较低，人口流动群体还将以低学历者主[8]。而处于高端人才与流动打工者之间的群体，由于不能很好地找到自己预期目标与迁移目的地所能提供的收益之间较好的结合点，迁移与流动从自身及目的地来说，阻力均较大，迁移与流动发生的可能性较小。

2 韶关市人口迁移流动机制分析

人口迁移的推力拉力理论认为，迁移行为发生的原因是迁出地与迁入地的推力（或称排斥力）和拉力（或称吸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9]。

2.1 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迁移流动的推拉作用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和沿海经济产业转移的快速发展是人口大规模迁移流动的动力[10]。

2.1.1 工业发展的影响 从“六普”韶关市人口迁移流动的数据资料来看，韶关市的工业发展水平从纵向比较近年来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从横向比较来看和本省其它地区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其一，韶关市在第六次人口普查调查登记的迁移流动人口中，流往本省的人数占总迁移流动人口数的近九成，这说明广东省作为最早开放的地区，工业发展仍排在全国前列，而作为地属广东的韶关市缺少吸纳众多劳动力的产业，大量的人无事可干正好说明这一地区的工业不够发达。其二，韶关市迁移到本市的人口中，大量的人口又集中到了市区和县城内等地的发达地区，如韶关市2003年综合竞争力进入全省二类地区行列，2005年上升到二类地区第一位，与珠三角地区共建产业转移工业园在全省率先取得突破，7个县（市、区）与广州、东莞等地的区、镇签约共建产业转移工业园。这说明多数人的迁移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或是为了谋生目的而流动。

2.1.2 农业效益低下的影响 韶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气候资源比较优越，人均耕地面积在广东省排第一，主要存在蔬菜、水稻、畜禽、鱼、水果、竹类、烟叶等七大农业产业。由于近几年加强了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业生产持续增长。但由于韶关市农业生产仍主要以家庭为单位，相当大部分农户的思想观念落后，还是比较保守的小农经济思想。生产单位小，加上目前农村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协调机制，规模种植的商品农业很难发展起来，农村家庭经济很难出现质的突变。农户市场经济意识差。农户信息不通，农户间思想难以统一去发展规模商品经营。因此韶关农业发展的整体效率较低、效益不高。自古依恋土地的农民离开土地，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出于他们对从事农业生产效率太低、效益不高有着实际的感受和具体的认识。这里值得指出的还有，在韶关农村某些地方，外出打工的人口多是18～35岁的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壮年劳动力，而留家种田的多是老人和小孩，他们的文化水平很低，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甚至是文盲，这就使得韶关农业效益不高的问题可能愈演愈烈，对韶关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强烈吸引和家庭经济落后的推动下，人口由农村流入城市、由经济不发达地经济向发达地进行了流动迁移。

2.2 生活环境对人口迁移流动的推拉影响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韶关人口迁移流动的主流从经济不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环境，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环境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不利的生活环境就是推力。人口流动就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经济不发达地区和农村有许多不利的生活环境，如收入水平低，没有挣钱机会、农村太穷，生活太苦、农村缺乏更好的发展机会、对在家乡从事的职业不满意、农村税费过重、呆在家里没事干、子女学习条件差、受教育机会少、不愿意干农业、家乡封闭保守、思想不解放、村干部作风恶劣等，这些都是“推”的因素。迁移的推拉因素除了更高的收入以外，还有更好的职业、更好的生活条件、为自己与孩子获得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更好的社会环境等诸多生活环境因素对人口迁移流动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3 引导人口迁移流动合理化的对策建议

人口迁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合理的人口迁移可以优化人力资本和劳动力配置，促进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信息的交流，但不合理的人口迁移却会造成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社会治安恶化等诸多问题。政府对于人口迁移要进行合理引导而不是盲目地采用行政措施进行控制。

3.1 进一步加大户籍制度改革，保障流动人口基本权益

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等人口迁移调控政策采用单一的行政控制的手段，是人口迁移的最大阻碍，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放松对人口迁移的限制。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工资差异、房价和人力资本氛围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因此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要逐渐改革和完善城市住宅分配制度，对房地产进行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避免房价虚高对人口迁移的不良影响。

3.2 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险和保障制度

把社会保障制度的受益群体扩大到全体公民而不仅仅是城镇居民或户籍拥有者。对于不合理的人口迁移应该采用经济政策而不是行政手段进行调控，缩小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和收入差距，促进地区之间教育机会的公平，将有利于控制不合理的人口迁移，对人口迁移的方向和规模进行有效的调控。

3.3 强化信息、组织网络的建设和监管，促进人口合理有序流动

完善的信息网络和组织网络的形成，是人口有序、高效流动的必要条件，也是其发育成熟的重要标识。所以要大力发展专业性组织，成为人口有序流动的主要信息获得途径。这样有利于实现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减少流动的盲目性，提高人力资源有效配置。

3.4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韶关经济

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工业化阶段是不可逾越的，韶关是广东的重工业城市，工业基础雄厚。因此，应切实加强本市的工业化建设，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依托资源优势，积极培育以冶金、电力、烟草为主的支柱产业，努力改变韶关市工业落后的面貌。一是要加强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改造，使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在增进效益的同时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二是要鼓励发展和新建就业潜力较大的行业和企业，以扩大就业容量；三是要加快韶关的信息化建设，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产业结构的改造和升级，同时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为韶关人口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

在农业方面，要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拓宽农业生产领域，发展绿色蔬菜、优质稻、优质畜禽、优质鱼、特色水果、竹类、烟叶等七大农业主导产业，使韶关农业成为吸纳更多劳动力的一个行业；要大力推进韶关农业的工业化经营和管理，使韶关农业的效率和效益不断提高；最后，要加快韶关农村的城市化和信息化进程，为韶关农村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创造更好的劳动生产条件、职业保障基础和城市化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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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英，陈金永.1990─2000年中国城镇人口增加量的构成及变动[J].中国人口科学，2002（4）：40-47.

[3] 侯红娅，杨晶，李子奈.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04（7）：52-54.

[4] 谭俊玲.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思考[J].山西农业科学，2008（6）：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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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泽强.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基于“年龄-迁移率”的定量分析[J]. 西部论坛，2011（6）： 27-33.

篇2

中图分类号：D63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8)01-0139-06

篇3

引言

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迈入实施的第二个十年了。随着2011年“成渝经济区”获得国务院批复，成都市“天府新区”的总体规划思路的出炉，成都作为中国西部重镇、新一轮大开发的引擎城市、成渝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已经逐步形成了由一个特大城市、14个中等城市、34个小城市、170余个小城镇、数千个新型社区等构成的市域城镇体系。根据成都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成都市流动办”）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全市登记流动人口456.45万人，同比2011年的392.35万人，增加64万人，增幅16.34%。而作为成都市“西部新城”的核心区域，成都市温江区三年里流动人口增长了一倍，吸引了30.32万人到此，这也体现出成都市温江区的城镇建设、产业发展等各方面条件对各类人才的吸引。基于此，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调查当地流动人口的消费情况，探讨流动人口消费结构的基本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拉动该地区消费市场、改善消费结构、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有着极大的社会经济价值；同时，通过剖析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为政府未来制定促进流动人口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的制度和政策，为四川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决策依据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为了使调查数据更具参考价值，项目调查组对此次调查对象有着严格的界定。本项目所指的流动人口需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流入成都市温江区的流动人口；跨省、跨市以及同一城市跨区流动的人口；因出差、就医、上学、旅游、探亲、访友等事由短期内在温江居住、预期将返回户籍所在地居住的人员在本项目中不属于流动人口范畴；在温江居住的时间应达到半年以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年满16周岁就可以参加工作，因此本项目中所界定的流动人口为年龄年满16岁及以上的人员。

在本项目的调查方法上，主要采取的是多阶段抽样和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具体而言：先根据温江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办公室所提供的该区流动人口总体数据，确定了1000份调查样本数；然后根据该区流动人口在各乡镇街道的大致分布情况，按照相应的比例配额；最后，确定具体的调查样本。在实际发放的1000份样本中，共回收982份，其中有效问卷946份，有效回收率94.6%。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流动人口消费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一）特有的食物消费现状导致恩格尔系数失灵

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以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的名字命名的，是指个体（或家庭）食品消费支出总额占个人（或家庭）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它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而下降。这说明在各类消费的增长中，食物消费的增长相对缓慢，因为食物消费属于维持生存的消费，当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后，消费支出会有一部分扩展到生存以外的其他消费上。

因此，恩格尔系数成为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家庭或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主要标准之一。联合国根据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有一个划分标准，即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足；20%以下为极其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和67.7%分别下降到2011年的36.3%和40.4%。四川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联合的《2011年四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也显示：2011年四川省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0.7%；截止2011年前9月的统计数据显示，成都市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为36.79%。

而在对成都市温江区946名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到：2011年该地区流动人口月平均工资收入为1984元，其中用于食品的消费支出为568元，食品支出仅占其收入的28.6%，即该群体的恩格尔系数为28.6%。根据联合国对恩格尔系数的界定，该地区流动人口已经属于富足阶层。那么，造成温江区流动人口恩格尔系数较低的原因是什么呢？

调查数据显示：在接受调查的946位受访者中，其常住地为农村的占据了绝大多数，为709人，占调查总人数的75%，而这其中又有428位的被调查者表示进城务工是他们到此的主要原因，占农村流入人口的60.3%。由此可见，该地区流动人口中绝大部分仍是由农村进城的务工人员。因此，造成该地区流动人口食物支出较低的原因可以从这一群体的特殊性考虑，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一部分从事非技术劳力的工作或者服务行业的流动人口主要居住在由雇主免费提供的房屋内，其基本饮食也都由雇主免费提供，仅仅有部分个体会因为对食品需求的多样化和口味的特殊需要而将极少的收入用于食品开支上，这无疑会大大降低他们在食物上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即使有一些不享受雇主所提供的免费食宿的务工人员，也会本着“吃饱就行”的原则，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或汇款给老家，能省则省，这也造成了其在食品方面的支出尽量节俭。这一点在对其消费观念的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709人中有691位被调查者赞成“居家过日子要量力而行”，占比97.5%。

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为主的大部分流动人口的食品支出如此之低，说明了他们已经将自己的生存消费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在当前的物价水平之下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因此，此时的恩格尔系数已经无法真实反映出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状况了。

（二）各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高储蓄率

从温江区流动人口每月的储蓄情况来看，有491人每月会有不同金额的固定储蓄。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可见：每月储蓄在200-500元的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5%；有17.8%的人每月储蓄在500-1000元，主要集中在工资收入为1200-3500元的人群中；每月储蓄在1000元以上的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8.9%，主要集中在工资收入高于3500元的人群中；而有30位月收入均高于5000元的人群每月的储蓄在3000元以上。通过综合调查分析，温江区流动人口的月平均储蓄额为585.3元，占其人均收入的29.5%。如此之高的储蓄率势必会影响该地区流动人口的消费结构。那么，其形成的关键是什么呢？

西方近年来方兴未艾的预防性储蓄理论似乎能对此现象做一解释。这一概念是由里兰德于1968年提出的，是指风险厌恶的消费者由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额外储蓄，与此同时，其消费水平会急剧下降。该理论将不确定性引入分析框架，分析消费者跨期优化选择行为。

事实上，正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人们的消费行为势必会受到极大影响—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人们在进行消费时会谨慎选择，而这种“消费风险”意识提高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居民储蓄率的居高不下。

通过调查发现，影响流动人口不确定性较高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普遍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形成了其整体收入偏低的现状。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在温江的946名流动人口的平均月收入为1984元，且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在城市所从事的职业以体力劳动为主：如非技术性劳力（占比26.2%）、服务行业人员（占比17.8%）等。真正的脑力劳动从业者，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分别仅占被调查者的3.9%和6.6%，共计99人。在收入上，有533人的人群月收入是在600-2000元，占被调查者总数的56.3%，即从事服务行业或个体经营的人员，其中又以1200-1500元的人群占比最高，为总人数的19.9%；月收入在2000-5000元的流动人口年龄大多在30-49岁之间，即部分技术性从业者或个体经商户；而一些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或个体商户每月超过5000元收入，这部分人群仅有41人。这样的职业层次和收入水平使得以外出务工人员为主体的流动人口而言，在生活和工作中更是处处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

其次，从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保情况来看，在946名被调查者中，其所在公司（单位）为其购买了保险的仅有61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6.4%，而绝大部分的人员都没有购买保险。而在公司（单位）为其职工购买的各种保险中，最多的就是意外伤害险，占已购买保险的总人数的39.5%，以下依次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分别占比为32.7%和20.1%。

最后，从工作的稳定性上来看，在温江地区的流动人口中，有48%的人员从事现有的职业时间为一年以上，其中达到了三年时间的则有20%；现有工作六个月至一年的达27%，这三类人群基本达到了调查总量的三分之二，现有职业的工作时间不到半年的则有25%。

以上各类数据表明，流动人口存在着的工作的流动性大、整体收入水平不高、社保制度未落实到位等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不仅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其意外支出的不确定性而且还大大强化了流动人口的预防性储蓄意识。因此，通过降低当期消费来抵御各种未来的不确定性所可能形成的风险成为了大部分流动人口的选择。

以农村人口为主的群体结构形成汇款比例畸高

根据调查，946位受访者平均每月向老家汇款金额高达209.5元。其中有415人每月会定期向老家汇出部分收入以补贴家用，而这部分群体中仅有89人来自城市，其余高达78.5%的人口其常住地为农村，而通过在城里赚钱补贴家用、赡养老人或供子女读书则是其进城的主要目的。

具体而言，每月向家庭补贴300-500元的人群所占百分比最高，达到23.3%；而每月向家庭补贴200元以下、200-300元和500-1000元人群所占百分比相当；每月向家庭补贴1000元的仅有62人。这样的高汇款比例势必会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消费—他们为了能够多攒钱，会尽可能节衣缩食，然后再将相当可观的收入寄回老家。

之所以会有这么高的汇款比例的现象发生，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专门在他的《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一文中做出了解释：一方面，借助美国哈佛大学的斯达克和卢卡斯所提出的“契约安排”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汇款现象。即汇款行为是迁移农民与其家庭之间的自我约束的、合作的、契约性安排的一部分或一项条款。而且这种契约关系天然地具有长期性。这种情况反映在中国则是：以进城务工赚钱为主要目的的农村流动人口常常将子女放在老家由老年人照看，他们则定期将务工所得收入寄回，而农忙时他们也会回家帮忙。由此，两者之间形成一种互补的态势。不仅如此，当这些人员的工作受阻时，他们也可以选择回归家庭。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家庭历来重视内部关系，家庭成员之间保持着高度的目标一致性和密切的互动关系。因此，个人节衣缩食，为家庭积累财富，这在多数中国家庭中是很平常的事。

其余各项消费支出结构特点

通过表2可以看到，在较高的储蓄及汇款比例下，这部分支出已经占据了流动人口每月收入的近一半，而另外一半的支出则主要体现在其生活所必须的食品、住房和服装上，除此以外，流动人口在交通、通信以及娱乐方面的支出占比极少。由此可见，对于大部分的流动人口而言，尽管恩格尔系数较低，但其生活质量实质上并不高。具体而言，流动人口除食品消费支出外其他方面的支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住房消费占比较重

一方面，在接受调查的946名被调查者中，有26%的从事非技术劳力的工作或者服务行业的人员主要是居住在由雇主免费提供的集体宿舍内，即使居住条件简陋，他们也不会外出租房，因为他们宁可暂住在城里居住条件恶劣的地方也要尽量节省开支以便攒钱回家盖新房。这主要是受到传统的农村思想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还有61.8%的人群主要选择租房居住，且月平均租房费用为437.7元。这部分群体以18-25岁左右的人群为主，说明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有了较大的改变，他们会更加强调居住环境的重要性、条件的舒适性以及配套设施的齐备等；除此以外，还有58位被调查者表示已经在成都温江购房，可以说他们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其职业主要是以成都温江从事个体经营的为主，并且月收入均高于1500元。

（二）服装消费支出位居第三

946名被调查者平均每月的服装消费为219元。其中每月支付200元以内购买服装的有625人，占总数的66.1%，这说明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在服装方面的消费仍以实用为主，崇尚节俭仍是其主要的消费观念，正因如此，有40%的被调查者表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衣着要讲究质量款式，合乎潮流”的消费观念；而另一方面，每月在服装方面支出在200-300元的有210人，占被调查者的22.2%，每月支付超过300元用于购买服装的则有111人，占比11.5%，而他们的收入水平基本在1500-2500元这一区间范围内。这说明，在工作较稳定、收入较高的条件下，部分流动人口还是会注重自身的衣着外表，他们不愿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

（三）休闲娱乐消费支出两级分化严重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在946名流动人口中，共有410人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是看电视或听广播；其次较为受欢迎的娱乐休闲方式是玩扑克或打麻将，占被调查总体的9.5%；与同乡或者亲友聊天排在第三位，因为这种方式简便易行，又能交流信息、消除寂寞。除此以外，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在闲暇时间选择上网、睡觉等方式度过。基于此，大部分的流动人口每月在休闲娱乐上的支出都低于400元，甚至没有。可见，在成都温江的流动人口并未与本地居民共享各种文化设施，他们的生活圈也并没有因为在成都温江得到很大的拓展。但是，还应看到，对于部分技术工人、个体商户而言，他们开始逐渐融入当地的主流文化圈，享受生活，其每月的休闲娱乐支出在400-600元；甚至一些高级管理岗位从业者每月在这方面的花销甚至已经高于600元。

（四）教育培训支出严重不足

在是否接受相关的教育及培训的调查中可以看到，有804人（约占85%）每年没有接受任何的教育培训；而即使在接受了相关的教育培训的人群中，每年花费在200元以下的占已接受培训人员的绝大多数，大都为一些技术工人或服务业从业者；其次，每年花费500元以上的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占比31%。可见，大部分流动人口特别是文化程度较低的流动人口对自身培训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这对其素质提高极为不利。

结论

有关消费问题的调查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因消费者或访问员等各种主客观因素而产生的消费者实际收入、实际消费与其填答的数值有误差的问题，这是类似研究存在的一个普遍不足。但是，对于成都市和温江区政府而言，此次调查可以使其大致了解流动人口的消费结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进而有针对性地引导流动人口的消费方式、消费观念，并最终实现提升该地区未来整体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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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Abstract：Population mobility which bas been recognized as a socioeconomic phenomenon，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is study tak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Shanxi province as study object and take prefecture-level city、county-level city and country as the research unit， based on the census data of Shanxi province， used floating population location quotient and multi-center model to analy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hen we studied the influence factors which caused the special phenomenon. The result showed that： 1）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scal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experienced a rapid development， capital city and prefecture-level cities have an important effect in absorbing floating population; 2）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gradually become the new driving force which can affec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3） the development of floating population form native cities showed a trend of evolution form spatial agglomeration to spatial equilibrium，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other cities and provinces presented a character of gathering to the district which has bigger population size and higher urban hierarchy; 4）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ocation condition and the size and the designated function of cities， but is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urbanization rate.

Key words：floating population;location quotient;multi-center model;influence factors;Shanxi Province

中图分类号：K9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5）-02-56（6）

1 引言

人口流动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是当代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重要表征，它既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同时也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改革开放以来，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的转移阶段之后，进入90年代以来，流动人口主要以从农村向城市、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为主[2、3]，这一现象将是未来几十年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4]。因此，研究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合理预测和规划未来人口流动格局、促进城乡良性互动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许多学者探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人口等相关问题，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人口的空间分布与演化[5、6]、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与特征[7、8]、流动人口空间格局与动因[1、9-11]、迁移规律[12、13]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4、14]等，其中对于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15、16]、收入水平、地区差别、教育程度[17]等，对流入地城市性质与流动人口关系的探讨相对较少。研究尺度包括全国层面[12、18]、省级层面[19、20]和省会城市[1、21]等。资源型地区作为一种特殊的地域类型，由以资源开采和初加工产业发展为主的城市构成，其资源型产业的兴起与衰落直接影响区域流动人口的空间格局。然而，已有研究对资源型地区流动人口的发展缺乏系统研究，本文以山西省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从流动人口的来源结构入手，以山西省地级市市区、县级市和县为基本研究单元，利用“五普”、“六普”中“户籍登记地在外乡镇街道”的相关数据，从户籍所在地在本县（市、区）、本省其它县（市、区）和省外三个层面对山西省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于揭示山西省流动人口发展与演化规律、更好的制定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流动人口区位商

区位商是用于表征特定空间上某一要素分布集聚程度的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Qi表示i地区的流动人口区位商;Fi是i地区的流动人口数;Pi是i地区总人口数;Ft是整个区域的流动人口数;Pt是整个区域的总人口数。Qi=1表示流动人口在i地区分布与整个区域分布一致，Qi>1表示流动人口在i地区分布相对集中，Qi

2.2 多中心模型

多中心模型是区域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模型之一，其一般形式如下：

式中，D（r）是流动人口密度;n是流动人口中心的数量;ri是某一个地区到i人口中心的距离;ai和bi是针对i中心的参数。

3 山西省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

3.1 现状特征

山西省是我国典型的资源型省份。201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总量为517.59万人，比2000年增长280.3万人，增长率118%，年均增速达到8.11%;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7.31%提高到2010年的14.49%，提高了7.18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由2000年的3.84个百分点缩小到2010年的1.63个百分点，说明2000年到2010年间，山西省流动人口规模发展迅速。

山西省11个地级市和11个县级市2010年共吸引流动人口358.23万，占全省流动人口总量的69.21%，其中地级市吸引流动人口305.29万，占全省流动人口总量的58.98%，说明山西省人口流动符合我国快速城市化时期人口向城市集聚的特征，其中地级以上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其中，流动人口最多的是太原市，达到140.2万人，占全省的27.09%，平均流动人口密度为201人/km2。流动人口总量最少的是阳泉市，为18.43万，占全省的3.56%;流动人口密度最低的是忻州市，每平方公里不足16人。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最大的是太原市，为33.37%;最小的是运城市，为7.93%。

3.2 总体演变特征

为了消除城市行政区面积差异带来的影响，更科学地揭示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规律，本文采用人口密度作为衡量指标，即在绘制流动人口密度等值线图的基础上，根据流动人口区位商和流动人口密度等值线图确定山西省流动人口集聚中心，并利用多中心模型分析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特征。

为了有效克服单一判断标准的弊端，采用流动人口区位商和流动人口密度等值线图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山西省流动人口集聚中心，选取两个年份流动人口密度大于50人/km2，且流动人口区位商大于1的行政区作为山西省流动人口集聚中心。

从2000年和201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密度图（图1a、表1）可以发现，200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中心共有7个，包括太原市区、晋城市区、长治市区、大同市区、阳泉市区、侯马市和晋中市区;对比2000年，2010年流动人口中心增加到11个（图1b、表1），原有的流动人口中心除侯马市以外，均得以保留并且集聚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另外增加了临汾市区、运城市区、介休市、孝义市、吕梁市区5个集聚中心，主要分布于山西省中南部地区。侯马市作为重要的区域性物流中心曾在吸引流动人口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周边临汾市区、运城市区的发展，两者作为地级市行政中心的优势逐步凸显出来，从而削弱了侯马市作为流动人口中心的作用，导致其在2010年流动人口区位商下降到0.875，失去了作为流动人口中心的地位。2000年，山西省7个流动人口中心共集聚流动人口145.77万人，占全省流动人口总量的61.43%;2010年流动人口中心数量增至11个，共吸引流动人口总量296.37万人，占全省流动人口总量的57.26%，流动人口中心的数量在增加，然而其吸引的流动人口比重在降低，说明山西省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并未出现向少数城市集聚的突出极化现象[22]。

采用多中心模型对2000年、201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利用spss16.0对结果进行拟合，结果见表2。多中心模型中参数a代表不同中心截距，a越大表明该中心在集聚人口方面的作用越强;而斜率b的绝对值越大，代表随着与该中心距离的增加，人口密度的衰减越陡[23]。对表2中的参数a和b进行分析，可以发现2000年和2010年两个时期，山西省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均呈现“双核”型空间结构，即太原市区核心和晋城市区核心，其a值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在2010年表现尤为突出;对参数b进行分析，2000年⒈太原市区参数b的绝对值为2.082，明显高于其他中心，表明这一时期太原市区核心对山西省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作用较强，2010年，孝义市、阳泉市区、晋城市区和运城市区参数b的绝对值分别达到15.838、10.158、9.867和6.262，超过太原市区的3.636，表明这一时期太原市区对山西省流动人口格局的影响力逐步减弱，中小城市的发展逐渐成为影响流动人口格局演变的新驱动力。

3.3 流动人口来源结构分析

对流动人口来源结构进行分析，主要从户籍在本县（市、区）、本省其它县（市、区）和省外3个层次进行分析。200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总量为237.29万人，户籍在本县（市、区）、本省其它县（市、区）和省外的流动人口构成为63.6：22.7：13.7，到了2010年，这一构成变化为55.7：32.7：11.6，表明来源于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仍然是山西省流动人口的主要构成，占到流动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来源于本省其它县（市、区）的流动人口规模发展较快，总量由2000年的53.88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169.44万人，增长了214%，其占流动人口总量的比重也提升了10个百分点;来源于省外的流动人口总量增速略低于前两者，但整体也呈现逐步扩大的态势。

利用2010年、2000年两期数据的比值与山西全省平均水平的比率，即（2010年某地区流动人口数/2000年某地区流动人口数）/（2010年全省流动人口数/2000年全省流动人口数）为依据，按来源分类绘制的山西省流动人口增幅比率图（图2），对不同来源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分析。

对户籍在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进行分析（图2a），增幅比率较高的地区，即增幅比率大于3的地区共有18个，主要集中于吕梁市域及周边地区、大同市域东部、长治市域;增幅比率在2到3之间的地区共有28个，分布较为分散，主要集中于山西省的中南部;其余61个地区的增幅比率与全省平均水平相近，集中于0到2之间，其中增幅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区共有16个，主要分布于各地级市市区周边，与201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中心区位相符。可见，山西省来源于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空间集聚逐步向空间均衡方向发展，原本流动人口集聚程度较低的县（市、区）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的能力逐步增强，原有流动人口中心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的能力逐步下降。以太原市区和长治市区为例，太原市区2000年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总量为40.86万人，到了2010年该数据下降到35.28万人，下降了21%;长治市区2000年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总量达6万人，2010年该数据下降为5.35万人，下降了10.8%。

对户籍在本省其它县（市、区）的流动人口进行分析（图2b），与来源于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增幅比率相比，其增幅比率相对集中，在0到2之间的地区共有89个，占全省总数的83.18%，说明全省各地区来自于本省其他县（市、区）流动人口扩张规模与全省平均水平基本相近，原有流动人口规模越大的地区近10年吸引的流动人口数量越多，尤其是增幅比率大于1且原有流动人口规模较大的太原市区、晋中市区、临汾市区、运城市区和吕梁市区，在这一时期吸引省内其他县（市、区）流动人口的能力尤为突出，共增加68.62万人，占全省净增加总量的59.38%，说明这一时期山西省省内其它县（市、区）流动人口主要呈现向人口规模大、城市等级高的地区集聚。

对户籍在省外的流动人口进行分析（图2c），全省吸引省外流动人口增幅比率低于1的有36个县（市、区），占全省的33.6%，分布于省域南北两侧;大于2的有24个，占全省的22.4%，集中于省域东西两侧;增幅比率在1到2之间的县（市、区）有47个，占全省比重的44%，主要集中于山西省中部地区。增幅比率大于1的县（市、区）空间分布与山西省流动人口中心分布特征基本一致，说明来源于省外的流动人口与来源于本省其它县（市、区）流动人口一样，均呈现向省内流动人口中心集聚的特征。

4 影响因素分析

借鉴已有的相关分析，对山西省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从区位条件、城市规模（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城市性质、城镇化率等角度进行分析。

4.1 与区位条件的关系

区位条件作为一项综合指标，可以全面反映区域自然、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差异，区位条件良好是城市选址的先决条件。我国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呈现明显的农村向城市流动的特征，自然环境优良、社会经济条件发达、交通设施完备的城市成为流动人口集聚的重要地区。因此，区位条件对流动人口的集聚有重要影响。

4.2 与城市规模的关系

一般来说，城市规模越大，它与周围其它城市的相互作用就越大，当一个城市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其对周围地区劳动力、资金、资源的吸引力不断提高，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城市通过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使区域经济水平得以提高。城市规模可以通过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进行衡量，采用2010年各县（市、区）非农业人口与流动人口总量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系数高达0.974;采用2010年各县（市、区）GDP与流动人口总量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系数高达0.937，说明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与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密切相关，其中与城市的人口规模相关性更强。

4.3 与城市性质的关系

对山西省内流动人口集聚中心的城市性质进行分析，主要包含综合型城市、工矿资源型城市、商贸―交通枢纽型城市三种类型。太原市作为山西省省会城市，是太原经济圈和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也是山西省范围内最典型的综合型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医疗水平和公共设施的提高与完善，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进人城市，2010年太原市区共吸引流动人口130.87万人，占常住人口总量的38.17%;工矿资源型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大量外来劳动力聚集，如大同市、孝义市等地煤炭及有色金属开采业的发展，大量吸引外来人口在此聚集，逐步形成流动人口的集聚中心;商贸―交通枢纽型城市以晋城市和侯马市为代表，晋城市是山西省重要的门户城市，吸引流动人口规模在地级市中位居前列，并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侯马市是山西南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以吸引省内其它县（市、区）的流动人口为主。

4.4 与城镇化率的关系

采用各城市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城镇化率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67，说明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5 结论

本文在借鉴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山西省流动人口发展现状，利用流动人口区位商和人口多中心模型，对山西省2000年、2010年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研究时段内，山西省流动人口规模发展迅速，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了7.18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其中地级以上城市在吸引流动人口集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符合我国快速城市化时期人口向城市集聚的特征。

利用流动人口区位商和人口多中心模型对山西省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流动人口中心由2000年的7个增加到2010年的11个，空间格局整体呈现“双核”型空间结构，2000年太原市对山西省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影响作用较强，到了2010年其影响力逐步减弱，中小城市逐步成为影响流动人口空间格局演变的新驱动力。

对流动人口来源结构进行分析，来源于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仍然是山西省流动人口的主要构成，占到流动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来源于本省其它县（市、区）的流动人口规模扩张较快。来源于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由空间集聚逐步向空间均衡方向发展，原本流动人口集聚程度较低的县（市、区）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的能力逐步增强，原有流动人口中心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的能力逐步下降;来源于省内其它县（市、区）和省外的流动人口主要呈现向人口规模大、城市等级高的地区集聚的特征。

就流动人口集聚的影响因素来看，流动人口集聚与区位条件、城市规模和城市性质密切相关，与城镇化率并无显著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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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引言

高危是最具危险性的艾滋病易感行为，性途径成为目前我国艾滋病传播主要模式。从国际艾滋病传播史看，因高危感染艾滋病的比率比其他行为更高。估计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中75%以上通过性接触感染。与城市居民相比，流动人口从事易较多或有多个，容易感染艾滋病病毒/性传播疾病（HIV/STD）。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有2.2 亿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在HIV 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的传播中起到了桥梁作用。流动人口艾滋病高危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二、艾滋病高危

艾滋病高危是艾滋病感染高危行为中的一种，同时也是高危行为中最具危险性的艾滋病“易感”行为。就传染病学的视角而言？高危是指发生在健康个人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间的带有体液交换性质的。而就人群传播视角而论，高危则是指发生在健康个人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间的无保护。其中既包括发生在男男性关系人群间的无保护，又包括发生在男女两性间的无保护；既包括发生在偶然间的无保护，同时又包括发生在固定间的无保护。

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已针对同性间、商业性、多性伴等不同类型高危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HIV/AIDS经各类传播的途径及危险因素：①同性间。国内外对同性恋人群的研究一致发现，该人群中的男男性接触者（即MSM）是HIV感染的高危群体。在以欧美国家为主的工业化国家中，HIV/AIDS的流行与男同性恋人群有关。②商业性。商业性中的女性性工作者和男性缥客在艾滋病防治研究中被称之为“桥梁人群”和“中介群体”。女性性工作者因职业特殊性在经由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危险的角色。③多性伴。多性伴一般是指在同一时期内与多个性伴发生性关系。无论对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理论和研究都证实多性伴是HIV感染和传播的重要危险因素。艾滋病领域内的多项研究表明，人群的平均性伴更换率和个人之间不同的性伴更换率都对艾滋病的传播概率有重要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平均性伴更换率越高，艾滋病的流行率也越高。④无保护的。无保护指所有未坚持每次正确使用安全套的。研究证明，在多性伴人群中减少无保护（即提高安全套的使用率），可以有效地避免新的HIV感染。使用安全套对减少HIV传播所起的作用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干预项目中被证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泰国。无论是在商业性还是非商业性的中，无保护均有相当高的危险性。

三、流动人口艾滋病高危状况

流动人口即地域流动性较强的人群。这类人群固定性较差，生活或工作地变换频繁。近30年来，由于在流动人口中青年人口比例极大，且无配偶者或无配偶伴随者人数较多，因此在该人群中存在大量非婚，从而为艾滋病传播埋下了隐患。特别是农村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更易因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感染HIV.因而是艾滋病感染的脆弱人群。有研究指出我国目前的1.2亿流动人口是导致艾滋病传播流行的主要人群。这类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青壮年构成的主体人群文化程度较低、疾病预防知识匮乏，因而存在着严重的艾滋病感染危机。中国性病疫情报告显示，早在1999年，艾滋病感染人群中有外出流动史者所占比例就已达到15.6%。目前在某些地区的该类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率已经很高。

四、结论

流动人口是艾滋病感染和传播的脆弱易感群体，在HIV 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的传播中起到了桥梁作用，是控制艾滋病性途径传播的重点人群。人口流动本身并不是导致HIV/AIDS扩散的根本原因，而是人口流动与艾滋病病毒传播因素相结合，才真正导致了艾滋病病毒的加速传播。我国流动人口与艾滋病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在预防知识缺乏、高危行为发生较多及性病、艾滋病发病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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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流动预期时间的提出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居住时间是衡量其流动时长、变化趋势的一项经常性指标。国内不少学者运用该项指标对我国人口流动长期化趋势进行了分析，杨政等学者结合以往研究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呈现长期化趋势上达成了共识［4］。人们普遍注意到了人口流动长期化的趋势，但是，在流入地的平均居住时间是否能够科学地反映流动时长的真实水平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流动人口的平均居住时间和平均死亡年龄都会受到年龄结构的影响，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流动人口一生的流动时长特征。鉴于此，陈卫提出了流动预期寿命概念，运用于我国人口的流动预期寿命研究中，该指标消除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能够真实反映流动人口一生的流动时长特征，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依据，同时也有利于区域流动人口流动时长的比较研究，把握流动人口的区域差异。该方法通过编制生命表，借用计算健康预期寿命的Sullivan方法计算得出流动预期寿命［1］。本文也将该指标与方法运用于安徽省外出流动人口的相关计算中，但由于寿命概念主要指生命存活时间的长短，因此流动人口的流动预期时长用“流动预期寿命”表达不准确，故本文将“流动预期寿命”改为“流动预期时间”，但内涵不变。流动预期时间是指一地区流动人口在给定的条件下，预期在该地区处于流动状态下度过的年数。

二、安徽省人口流动的特征

安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省，农村大量劳动力无法充分就业，从而产生向外流动动机，但省内城镇经济吸纳能力有限，于是大量农村劳动人口流向省外。2010年安徽省外出人口中，从本省流出到其他省份的人口达到1038．2万人，占全部外出流动人口的64．5%［5］。与安徽省毗邻的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对剩余劳动力有很强的吸纳能力，乔晓春和黄衍华在中国跨省流动人口状况的分析中得出，2010年安徽省劳动力流到上海、江苏、浙江三个省市的人口占到安徽全部外出人口的77．5%，同时也指出安徽是全国外出人口最多的省份，占到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11．21%［6］。安徽省内在的推力与长三角地区外在的拉力，促成安徽成为人口流出大省。根据安徽省近十年统计年鉴的数据，2013年安徽省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24．5%，相较十年前的12．7%几乎增加一倍。从绝对值来看，安徽省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由2004年的820．6万人增至2013年的1697．6万人，十年间安徽省的人口流动已然成为一种常态现象。伴随安徽省流动人口的常态化，长期化则是安徽省流动人口呈现的另一特征。2004—2013年，安徽省流动人口中外出五年以上的人口比例由6．52%增至10．09%。人口流动的常态化、长期化，是安徽省人口流动的两大特征。因此，对安徽省人口流动的预期时间进行计算与分析，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安徽省人口流动的时长特征，为该省流动人口长期化的评判提供一种新的比较视角。具体运用中，结合安徽作为人口流出大省的事实，本文将采取流出地的视角，利用安徽省六普数据［7］，重点分析2010年安徽省户籍人口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情况，以期能够预测安徽省人口在预期寿命中处于流动状态的年数。同时，本研究将利用已有研究中对全国所做的相关分析和安徽省2014年统计年鉴的最新数据［8］，对安徽省人口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分析，从而全面地反映安徽人口的流动预期时间特征。

三、数据说明与方法介绍

(一)数据说明本文旨在以流出地的视角，对安徽户籍人口的流动预期时间水平进行描述分析。研究对象为安徽省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包括流向省内和省外的人口，但不包括省外流入的人口。对流动预期时间的计算涉及到两个基础指标，即分年龄的死亡率和分年龄的流动率。其中分年龄的死亡率是通过安徽省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所得，因某地区的死亡率在一段时期内相对稳定，因此在安徽省2013年的流动预期时间的分析中，死亡率仍沿用2010年的数据。另分年龄的流动率主要根据安徽省2011年和2014年统计年鉴所提供的全省外出半年以上人口分年龄构成以及其他相关数据计算所得。在此基础上求得2010年和2013年安徽人口的流动预期时间。

(二)方法介绍生命表是人口统计分析中一项重要技术，其基本原理是利用某一国家或地区某一时期，分年龄的死亡率资料，假定同时出生的一批人(一般取10万人)按这种死亡率水平度过一生后，计算其在活到每一个整数年龄时所剩的人数以及以后平均每人还能继续生存的人年数［9］。平均流动预期时间则是在生命表计算人口预期时间的基础上，利用计算健康预期时间的Sullivan方法，对分年龄的人口流动率数据逐步计算得出。

四、安徽人口的平均预期时间分析

(一)2010年安徽人口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通过前文计算方法，计算出2010年安徽人口分年龄的流动预期时间，如表1所示:2010年安徽省人口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为16．3年，即2010年该省人口在分年龄流动率的条件下，预期将在流动状态度过16．3年，此结果高于陈卫计算我国同期流动预期时间的10．8年［1］。这在横向上反映出安徽省流动人口的长期化特征，同时也印证了安徽作为人口流动大省的现实。从不同年龄组的流动预期时间来看，平均流动预期时间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下降。表1显示，流动人口在30岁之前平均流动预期时间都在10年以上，30岁之后不足9年，而65岁之后平均流动预期时间不到2年。另据安徽省2010年分性别年龄的流动率计算出安徽省2010年分性别、年龄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见表2和表3，具体数据如下:由表2和表3可知，2010年安徽省男性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为17．22年，女性平均流动预期时间为15．33年，男性高出女性近2年，安徽省人口的流动预期时间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2010年安徽省流动人口中男性和女性所占比重分别为55%和45%，外出人口的性别比达到122。安徽省外出劳动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的现状，是造成男性人口平均流动预期时间高于女性的主要原因。但这种差距随着年龄的增加不断缩小，55～59岁之后，女性的流动预期时间开始赶超男性。该现象主要缘于流动人口会随年龄的增长逐步减少，根据六普数据显示，安徽省55岁以上人口外出比例只有6．5%，流动人口规模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将降低外出人口的性别比。同时，女性比男性平均寿命更长，也会促使女性流动预期寿命与男性的差异会随年龄的增长逐步减少，甚至赶超男性。

(二)安徽省人口平均流动预期时间变动趋势图1显示2010年、2013年安徽省外出流动人口分年龄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外出人口2010年、2013年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分别为16．3年和18年。从时间维度上看，安徽省人口在流动状态下的时间在增加;从绝对值上看，已远远超过2010年全国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这说明安徽人口流动的长期化趋势非常明显。从分年龄组的流动预期时间来看，2013年年轻组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高于2010年，尤其体现在15～19和20～24两个年龄组，差距较大。但同时可看到，两个年份的流动预期时间差距随年龄的增大而减小，在45岁以上年龄组中，2013年的流动预期时间反而低于2010年。这说明安徽省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有所改变，年轻人群比重在增加，而中老年人群比重则在下降。

(三)安徽省人口平均流动预期时间的性别差异图2反映的是安徽省人口2010年和2013年分性别、分年龄的流动预期时间情况。2010年和2013年男性的流动预期时间均高于女性，该差异在年轻年龄组表现得尤为明显。但2013年男性和女性流动预期时间的差异远大于2010年，2013年男性和女性的流动预期时间分别为20．1年和15．9年，二者相差4．2年，而2010年二者之间的差距为1．9年，还不到2013年的一半。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距缩小，尤其是到40岁之后，该现象在2010年和2013年数据中均能体现。图3反映的是2010年安徽省人口的流动预期时间在预期寿命中所占比重(用FLEx/ex表示)，FLEx/ex越大说明人口流动的时间越长。如图3所示，2010年安徽省人口平均流动预期时间在平均预期寿命中所占比重达到19．38%，说明该省人口在平均预期寿命中将近五分之一的时间处于流动状态。2010年男性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在平均预期寿命中所占比重超过20%，达到21．36%，远远高于女性的17．38%，但这种差距同分性别流动预期时间一样都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缩小。同时也应注意到，FLEx/ex值在15～19岁组之前一直呈上升状态，之后FLEx/ex值则随年龄增长不断下降，男性和女性均表现出同样趋势。这与15～19岁组的流动率大幅度上升密切相关。

五、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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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呼唤学术自觉:人口社会学本土化思考

3.人口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再探讨

4.人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初探

5.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大陆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6.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的社会学思考 

7.人口社会学浅谈

8.人口社会学因素对老年糖调节受损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9.人口社会学的理论特点及其实践功用

10.外出务工人员人口社会学特征和艾滋病KAB调查

11.人口社会学的课题

12.新疆高校大学生“五观”的人口社会学差异分析

13.SARS对人口社会学的挑战

14.关于人口社会学发展的思考

15.人口社会学浅谈

16.人口社会学因素对护士离职意愿的影响

17.面向现代化的人口社会学

18.人口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和理论体系初探

19.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一种人口社会学的分析

20.对《人口社会学》构成体系的初步设想

21.流动人口犯罪的社会学思考 

22.网络社会的群体参与——以人口社会学为视角

23.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关联初探

24.高职护理专业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学生人际容纳状况的差异性研究

25.中国人口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前景

26.人口社会学的研究范围

27.人口社会学的个理论问题

28.第三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29.流动人口犯罪原因的社会学分析及对策 

30.“人口社会学”探究式学习教学法的应用

31.试论人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结构

32.深入探讨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全国第四届人口社会学年会综述

33.第三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34.全国第二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述评

35.县城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社会学特征及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调查

36.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研讨会综述

37.流动人口规模、结构及特征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38.人口社会学的基本框架结构初探

39.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

40.第一讲:人口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

41.当前人口社会学研究中的热点与难点——全国第三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42.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的老年糖调节受损者应对方式分析

43.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述评

44.联合国人动基金委员会驻华顾问默顿斯在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讲授人口社会学

45.理论联系实际,探索深化创新——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46.探讨·开拓·创新——全国首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47.农村流动人口研究的再思考——以身体社会学为视角

48.英国穆斯林移民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49.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

51.人口社会学的对象和方法50.人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52.上海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现状的社会学分析与控制对策

53.创建幸福家庭——人口社会学的一个视角 

54.流动人口规模、结构及特征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55.创建幸福家庭——人口社会学的一个视角

56.全面认识社会与发展中的人口——评《人口社会学》

57.不同等级医院门诊患者就医原因及其人口社会学特征

58.全国首届人口社会学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59.老年人口养老意愿的社会学分析

60.农村体育人口“二元性”分化趋势的社会学研究

61.自愿不育的人口社会学视角

62.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63.春运问题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64.一部有创见的《人口社会学》

65.人口社会学研究内容探析

66.全国第二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述评

67.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界定

68.一部有创见的《人口社会学》

69.对加入WTO后流动人口犯罪的社会学分析

70.民族宗教流动人口社会学调查——广州市化隆拉面从业群体的基本特征调查报告

71.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侧记

72.对“溺婴”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73.辽宁流动人口犯罪社会学分析及控制对策

74.基于社会学视角的人口就业理论探讨

75.我国体育人口性别结构的社会学分析

76.试论人口社会学的研究

77.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法律社会学思考

78.知识社会学与1950年代中国人口控制论间的竞争

79.农村流动人口的文化社会学研究 

80.公安机关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研究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81.中国人口与中国体育人口比较的社会学分析

82.影响大学生体育人口形成的多因素社会学分析

83.当代中国体育人口结构的社会学分析

84.农村人口控制的社会学思考

85.中国人口社会学的定向历程

86.社会学与人口问题

87.海宁市外来务工人员人口社会学特征及麻风病认知情况调查

88.中国人口社会学的定向历程(续)

89.我国当代人口流动的教育社会学分析

90.外国人在德国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91.从民族社会学视角看中国人口文化素质中的性别因素——兼论提高女性文化素质对和谐社会构建的意义

92.流动妇女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93.我国老龄人口健康评价指标的社会学初步研究

94.2015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95.流动人口犯罪的犯罪社会学分析及其社会性防治对策

96.试论社会学研究人口问题的内容和方法

97.流动人口聚居区形成过程的社会学考察——一个城市空间转型的个案研究

98.“义庄”:创建现代农村家族邻里互助养老模式的重要参鉴——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99.湖北地区革命伤残军人健康状况抽样研究Ⅰ.伤残及人口社会学特征

100.人口控制与社会学  

101.中国社会学2013学术年会“流动人口与城市融合”分论坛成功举办

102.影响体育人口因素的社会学分析

103.山东省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健身观念的社会学分析

104.论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对“生男偏好”的影响

105.农村流动人口“回流”动因的社会学分析

106.人口控制与社会学

107.大型社区的人口、住房、活力与公平 上海大型社区规划理念与策略的社会学思考

108.论人口、贫困与幸福——从《人口原理》谈起

109.人口结构与生育意愿变迁的社会学分析——以改革开放为背景

110.试从社会学角度谈人口增长

111.劳动就业和社会学——讨论人口普查中“在业人口划分标准”的一些想法

112.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系——基于社会学的视角

篇8

中图分类号：F24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5-0144-02

流动人口是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各大城市对流动人口开展了规模较大的流动人口试点抽样调查。如果我们把流动人口测量放在一个动态的维度中，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近年来流动人口数量虽然呈现短期波动状态，但从长期来看，人口总数有一个明显的增幅。迄今为止，已有研究证明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并未对其作具体定量分析研究。本文在对比分析大城市流动人口居返意愿的基础上，选取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若干因素作为自变量，以流动人口是否留在城市为因变量，构建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流动人口居留的影响因子及各自的权重，并对此种现象的出现作出一定程度的解释。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8年南京市“流动人口状况与服务需求”课题组的抽样调查。该调查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直接调查对象1 224人，976份有效。

导致流动人口是否长期居留大城市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可知：从宏观上看，城市发展状况，收入差别和就业机会、城市对人口流动的各项政策决定了流动人口长期居留的意愿和可能性，从微观上看，流动人口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影响了个人的长期居留决策，外来人口他们会根据自身和家庭的实际情况，对未来作出合理规划，从而作出适合自身的合理安排。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共筛选了个体特征、就业及经济情况、社会融合情况三个一级指标以及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九个二级指标（见表1）进行本次研究。

表1流动人口居返意愿指标体系

二、样本概况

南京是江苏省省会，长三角第二大城市，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经济结构为二三一结构，第二产业比重较大，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地人口。目前，外来人口数量已经接近本地户籍人口数量，因此选择该区为外来流动人口研究案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整体问卷调查，占58.7%的流动人口对是否留在南京发展有明确的选择，在有明确居返选择的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居多，超过六成年龄在29岁以下，只有11.7%在40岁以上，50岁以上比例更低；在这个群体中，男性占52.5%，高于女性；文化程度普遍较低，67.9%在初中及以下；初婚和未婚是主要婚姻状态，再婚、离婚比例较低。另外，问卷调查样本统计结果表明，配偶情况对居返意愿关系影响较大。

三、居返意愿概况

1.个人特征与居返意愿。统计结果显示，本研究个人特征中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对流动人口居返意愿影响作用差别不明显，但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留宁的可能性越大；配偶是南京的均选择留宁发展。

2.就业及经济情况与居返意愿。就业及收入等经济因素是流动人口留宁发展的根本影响因素。在宁工作时间越长、月平均收入越高、对当前工作比较满意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留宁发展。

3.社会融合度与居返意愿。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度能够反映出他们对居留地的归属感，进而对其居返意愿产生影响。本文用更换住地次数以反应社会融合度，数据表明，更换住地的次数越少，流动人口留宁的可能性越大。

四、留宁意愿的回归分析

上述统计描述分析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目前流动人口概况，但是该种描述并不能说明变量的相关性是否显著，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变量之间的统计差别有可能是抽样误差所致。因此，本文借鉴肖昕如（2009）所提出的方法，将流动人口留宁及返乡作为因变量，以个人特征、就业及经济指标和社会融合情况为自变量构造二元 Logit回归进行进一步分析。分别进行三个模型的检验：第一个模型检验个人特征对流动人口居返意愿的影响；第二个模型是在第一个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就业及经济特征，第三个模型则是在控制个人特征和就业及经济特征的情况下，检验社会融合状况的影响。

1.模型1――对个人特征的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只有受教育程度、配偶情况具有统计学意义，一般情况下，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流动人口在大城市的适应性就会越强，发展机会的选择就会越多。同样，一旦配偶迁到南京，流动人口更倾向于留在大城市发展。

2.模型2――对就业和经济指标的检验。模型二是对就业和经济指标的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就业及经济指标中，留宁意愿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表明基础在留宁选择中处于重要地位，这与外来人员在宁的生活压力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收入越高，生活水平也相对较高，留宁的概率也相对增加。

表3 留返意愿的Logit回归（模型2）

3.模型3――对社会融合状况的检验。模型3是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加入社会融合变量检验其对流动人口居返意愿

表4

影响。检验结果显示，更换住地次数的影响并不大。社会融合指标包括许多，由于各种方面的条件限制，文本仅选一项指标，未免有失偏颇，进而造成本文结果与实际结果有一定差距的原因之所在。

五、结语

影响大城市流动人口居留和返乡的因素很多，本文的社会融合的相关指标并不完备，受本研究样本量较小的局限，本文仅尝试构建 Logit模型来筛选真正影响流动人口居返的因子。此外，鉴于资料可得性，本文没有就户籍因素对流动人口居返意愿的影响进行验证。已有的研究成果认为，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是否在流入地定居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笔者认为，户籍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显现出一部分时间效应，即在短时间内，户口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可能并不大，但从长远看，户口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并且随着他们在大城市居留时间的延长，尤其当户籍差别在子女教育等方面体现出差异时，户籍因素的影响便会体现出来。

南京要真正建设成为国际大都市，就需要有海纳百川的开放心胸，只有将大量的创业者和优秀人才吸引到南京居住和发展，不断加强城市发展的劳动力储备和人力资本储备，努力促进劳动力市场规范化及和谐化，才能提高所有居民的社会福利，才能为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和人文环境，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姚华松，许学强，薛德升.中国流动人口研究进展[J].城市问题，2008，(6)：70-71.

[2]韦小丽，朱宇.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与就业特征[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2)：21-22.

[3]任远，戴星翼.外来人口长期居留倾向的 Logit模型分析[J].南方人口，200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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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就业

1.引言

1.1研究背景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在京津冀城市圈乃至全国的经济地位同样不可小觑。2011年，北京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6251.9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81658元，是中国北方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重要特大城市，对周边省区有着极强的经济辐射能力，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农村流动人口来此就业、务工。

农村流动人口为北京的城市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北京城市化进程推进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随着产业升级的逐步深化，不断转变的经济发展方式对农村流动人口就业带来了较大影响。

1.2研究意义

第一，研究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有其重要的实践意义。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完善，我国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北京就业，首先能提高其收入水平，进而使家庭财产普遍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流动人口家庭生活水平提高有积极影响；其次能稳定社会大局，有效缓解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就业压力，为城乡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研究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由于农村流动人口受到户籍、受教育水平等条件的制约，其就业压力，尤其是体面就业的压力巨大。国务院在2006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因此，研究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特征、比较分析、影响原因等方面，有利于农村流动人口就业理论的不断深化发展，也有利于相关就业理论在北京的因地制宜。

2.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特征

2.1性别特征

如图1所示，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性别特征呈现男多女少的状态。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百分之一的抽样数据，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中，有男性2012人，女性1617人，男女比例为1：0.8。由此可见，男性是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

2.2 年龄特征

如图2所示，在抽样数据中，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在16-25岁区间的人数为1195人，在26-35岁区间的人数为1115人，在36-45岁区间的人数为881人，在46-55岁区间的人数为336人，在56-65岁区间的人数为102人。其中35岁以下的农村流动人口人数为2310，占农村流动人口总数的63.7%。由此可见，在北京的农村流动人口呈现年轻化趋势，以16-25岁的年轻人为最主要组成部分。

2.3 受教育程度特征

如图3所示，在抽样数据中，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为未上过学的人数为48，小学的人数为356，初中的人数为2164，高中的人数为756，大学专科的人数为211，大学本科的人数为93，研究生的人数为2。其中，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人数为2568，占抽样总人数的70.7%，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人数为95，仅占抽样总人数的2.6%。由此可见，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文化水平有待提高。

2.4 婚姻状况特征

如图4所示，在抽样数据中，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中未婚的人数为1124，有配偶的人数为2465，离异的人数为27，丧偶的人数为13。其中，未婚的人数为抽样总数的30.97%，有配偶的人数为抽样总数的67.9%，离异和丧偶的人数仅占1.1%。由此可见，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的婚姻状况特征是以未婚和有配偶为最主要组成部分，这也符合其年龄的分布特征。

3.农村流动人口就业现状

3.1 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根据《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抽样数据》估算。

如表1所示，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抽样数据，即总人口10%抽样数据可知，农村流动人口从业人数约为485241人。在这些抽样数据中，分布最为集中的三个行业分别为制造业（41.83%）、批发和零售业（16.83%）和建筑业（11.77%），而分布最稀缺的三个行业分别为国际组织（0%）、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0.14%）和金融业（0.29%）。由此可知，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多集中在第二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对知识技能要求较低的行业中，这也与农村流动人口相对较低的受教育程度相匹配。

3.2 工资水平

数据来源：《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如表2所示，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分布最为集中的三个行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建筑业的年人均工资水平分别为56742元、70711元和52455元。其他农村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7.74%），住宿和餐饮业（5.76%），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5.59%）的年人均工资水平分别为59540元、37830元和34498元。分布在上述6行业内的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占北京市流动人口总数的89.52%，而6行业的年人均工资均低于所有行业年均工资的平均水平。由此可见，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且具有普遍性。

4.阻碍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就业的原因

4.1 户籍制度的制约

户籍制度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通过城乡分割来控制人口流动，用农业利益来保障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陆学艺2004年的计算表明，自1960至1978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无偿从全国农民手中拿走了7000多亿元的建设资金。改革开放以来，部分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福利待遇逐渐市场化，但是仍有很大一部分继续伴随着户籍制度，并且有愈发严重的趋势。以北京市为例，教育资源的政策性倾斜、购买房产、小汽车摇号申请、社会保障福利待遇等权利，都依附在户籍制度上。

户籍制度对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地方为保证城市常住人口就业，规定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形式和种类。北京市政府也不例外，面对城市人口的不断膨胀和城市资源的日益紧缺，北京市不得不出台相关地方法规来引导和限制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第二，户籍制度使得农村流动人口的相关权利缺乏保障。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在就业时应该享受到的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保险福利待遇等权利会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减损，维权困难也直接制约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北京的正常就业。

4.2 社会保障的欠缺

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流动人口的保障依然存在缺陷。新农保和新农合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权利，但是流动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却由于政府的严格管理（需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三证齐全）和用工方的苛刻要求（工作时间长、节假日加班）而牺牲就业中应享有的权利。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所在行业多为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建筑业，劳动强度大，作业风险高，工资收入低，并且缺少保障。社会保障制度对此类人群惠及面小，保障程度低，既不利于城市化的进程，也为农村流动人口在北京就业埋下了隐患。

4.3 农村流动人口自身的限制

首先，由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明显，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失衡，数量众多的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北京前并未收到过良好的教育或职业技能培训，这使得很多北京市流动人口在就业时举步维艰。缺少用人单位急缺的技能，没有用人单位需要的个人基本素质和知识结构，对于网络和计算机的掌握程度过于薄弱等因素都为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增添了阻力。

其次，“民工荒”与“民工潮”的对接不通畅同样阻碍了农村流动人口就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技术工人的“民工荒”和青年农村流动人口盲目涌入城市的“民工潮”在就业结构上存在严重的失衡状态，结构性失业现象严重。

最后，农村流动人口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缺乏，更为其在北京的就业雪上加霜。用人单位在雇佣农村流动人口时多会通过压低工资、少缴社保等方式来降低用工成本，利用的就是农村流动人口薄弱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在此方面，除了政府应加大监管力度外，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各项意识及综合素质迫在眉睫。

5.政策意见及结论

5.1 政策意见

5.1.1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现行户籍制度是为了配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而产生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户籍制度的弊端日益凸显。它不仅对劳动力资源的市场优化配置有阻碍作用，也不利于城乡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推进。因此，户籍制度改革是缓解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就业难问题的重中之重。

首先，应提倡建立新的户籍管理制度体系。在全国建立一体化的人口管理系统，改变当前公安部门管理户口、民政部门管理婚姻登记、统计部门管理人口统计、人社部门管理档案的各自为政的现状。

其次，要逐步剥离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特权。户籍制度本身是公平的，但是依附在其上的各项诸如教育优先、保障稳定特权对于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来说，才是不公平的。取消户籍特权才能真正让农村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

最后，应改变传统户籍观念。应摒弃“北京市户口代表着稳定”这种传统的户籍观念，户籍改革就是要为所有在城市居住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的舞台。正确认识户籍背后的权利，才能真正让这些权利普适于民。

5.1.2 提高农村流动人口就业能力

面对农村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就业能力差等难题，政府部门应积极主动的采取措施，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及时开展针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培训项目，加强其适应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能力；公检法部门应配合开展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维权意识的讲座等活动，提高其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

农村流动人口也应从自身出发，努力学习各类就业技能，不断充实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成立工作技能学习小组互帮互助，成立法律事务互助小组在收到侵害时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5.1.3 促成农村流动人口就近就业

随着外来人口不断向特大城市涌入，特大城市就业水平终将饱和。如何促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就成了推动农村流动人口就业的重要议题。

工业方面，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应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和极具竞争力的土地转让价格，接纳大城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将农、牧产品的初加工工业升级为深加工工业，为农村流动人口的就近就地就业创造条件。

服务业方面，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应合理引导农村流动人口进镇入区，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中心，发展餐饮、商贸、交通运输等服务业，并依托商贸和交通运输的便利稳步发展现代物流业，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

5.2 结论

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就业既关系到北京市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又涉及社会稳定，是多方关切的重要问题。虽然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还存在就业能力不足、维权意识不强等缺陷，但是通过政府和农村流动人口自身在制度完善、教育培训、合理安置、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一定会融入城市，为北京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民工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总报告[R].改革，2009，（2）

[2]许学真.北京市流动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1

[3]高颖，李善同.农民工工资水平调查分析.国研网

[4]郭继严，王勇锡.2011-2020：中国就业战略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6）

[5]金双秋，李少虹.民政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

[6]侯晋封.中国农民工流动就业问题研究，2009

篇10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70-09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2-12-12；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4-12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王晓丽（1979-），女，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可持续发展、城镇化。

正文

一级标题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伴随经济现代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并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然而，他们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保障、基本

公共服务等方面处于边缘化状态，始终得不到正式市民待遇。究其原因，在于赋予社会身份的户籍制度将他们与正式市民分割开来，使他们难以进入正规的劳动力市场。

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中国存在明显的劳动力市场分割[1]，具体表现形式有城乡分割、所有制分割、产业分割、职业分割[2]以及以教育文凭[3]为表征划分的高学历和低学历的劳动力分割等。尽管分割表现形式不同，但彼此之间存在互相交叉，相互覆盖。其中，城乡分割是所有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基础，存在于任何一个行业、职业或依据所有制性质划分的部门中。基于户籍制度所引起的就业机会不平等、权益不平等是城乡分割最根本的原因。与城市户籍人口相比，绝大多数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都进入到非正规部门[4]，从事工作强度大、低福利、低保障的岗位。严善平利用上海市外来劳动力及本地居民就业调查的有关数据，援用明塞尔（Mincer）的工资函数理论，从人力资本、户口制度等因素与工资关系的角度说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质，即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居民的市场分割性[5]。吴愈晓认为劳动力市场按照学历高低分割为两个市场，将人力资本因素、职业流动和经济地位获得放在同一个框架中，检验了不同类型劳动力市场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结论表明，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收入获得的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对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提高没有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6]。李萌依据武汉市调查数据，证明了户籍制度障碍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使乡-城流动人口更多地进入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7]。对于具有相同条件（如教育、健康）的劳动者，农村户口成为限制乡-城流动人口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8]。

综上所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劳动者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和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各种歧视现象具有较强的现实解释能力。然而，以往的研究多数以省际或城市作为研究范围，以本地人口与外地流动人口作为对比研究的对象，事实上，外地流动人口包括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二者无论从人力资本还是从社会经济特征方面均有显著区别，有必要进一步地细分劳动力市场。另外，以往文献研究结论均是依据“十五”期间或更早前的数据，未能充分反映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情况、新问题。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依据户籍属性和农业与非农业属性将城市劳动力划分为城市户籍人口、乡-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通过研究农业户籍人口与非农业户籍人口以及本地城市户籍人口与城-城流动人口的工资决定机制来进一步分析不同户籍管理制度下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

一级标题二、理论分析与模型设定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等同的人力资本应该可以得到大致相同的回报，人们可以在不同部门、行业、职业间自由流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农民虽然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实现了非农就业的转移，但是受户籍管理制度影响，只能从事非正规就业，他们的发展能力和向上流动的机会受到限制，享受不到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更无法与城市户籍人口同工同酬、同工同权。因此，新古典劳动力市场理论在低端（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适用性较弱。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并非完全竞争，劳动报酬受到制度、种族、户口等因素影响，正规劳动力市场因具有较好的工作环境、稳定的高收入、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服务体系而区别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依据分割理论（以下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简称为分割理论），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①城市劳动力市场被分割可能体现两点：一是人力资本回报率在三类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并且依乡-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城市本地人口顺序逐渐上升；二是人力资本回报率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不显著，在正规劳动力市场显著并较高。

②性别、年龄、婚姻等人口特征变量显著影响工资率。

③行业及所有制类型、职业类型等在不同类型劳动力市场对工资水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根据以上假设，本文引用Mincer工资函数理论，以小时工资率作为因变量，引入人力资本、人口学特征、职业类型、产业类型等变量，分析不同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收入决定机制。模型如下：

其中，W是小时工资率，下角标p，s分别代表正规劳动力市场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X1i代表人力资本向量，包括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培训等；Xi2代表人口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Xi3代表生存就业向量，包括从事行业类型、职业类型、所有制性质等。ε是随机误差项， α、β、θ是待估参数，也是我们要考察的关键所在。

变量设定的进一步说明：受教育年限按照以往的方法，即未上学是1、小学是6、初中为9、高中与中专都为12、大专为15、本科以上为16；工作经验以参加工作的时间代替；是否参加培训、性别、婚姻状况、行业、职业及按所有制性质分的各部门均为虚拟变量。

一级标题三、数据说明与描述

二级标题1数据说明

数据来源于2010年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库。乡-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城市户籍人口的调查样本均为8200人，剔除无效样本后，有效样本分别为6285人、99人和2596人。

二级标题2样本描述

总体来看，小时工资率、月收入、工作年限、年龄在乡-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城市户籍（本地）人口存在组间差异，组内差异也较为显著。每周、日工作时间变量虽然在三类群体间差异明显，但组内离散程度较小，水平趋于集中（见表1）。

从经济变量看，小时工资差异大于月工资差异。乡-城流动人口的小时工资率均值为763元，相当于城-城流动人口、城市本地人口的7287%、4926%，还不及城市本地人口小时工资率的一半。一方面是月收入水平比较低。乡-城流动人口月收入平均为309660元，与城-城流动人口、城市本地人口相比，平均低159501元、146180元；另一方面是超时、超强度的工作。每周、每天用于工作的时间高于城-城流动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几乎没有休息日，反映了不规范的就业状态。

从工作的年限看，乡-城流动人口在居住城市的工作年限平均为567年，比城-城流动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少094年、456年。从年龄看，乡-城流动人口与城-城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均为32岁，比城市本地户籍人口少8岁，反映外来流动人口呈年轻化，城市本地人口老化比较严重。

从人力资本结构看，乡-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以初中文化为主，比重为7171%；高中及中专比例次之，为2331%；大专以上比例最低，为498%。相比之下，城-城流动人口与城市本地人口的学历集中在大专以上，比例分别为4249%、4234%；其次是高中及中专，分别为3168%、3331%；初中及以下比例最低，分别为2583%、2436%。

从单位所有制性质看，乡-城流动人口和城-城流动人口的70%～80%集中在私营部门，城市户籍人口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社会管理部门。在同为非农业户籍人口、人力资本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因外来属性导致城-城流动人口在国有部门就业比例低于本地人口的3504%。城-城流动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在国有部门就业的比例是乡-城流动人口的198倍、651倍。

一级标题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二级标题1基本特征与工资决定

由表2可见，从性别看，性别的回归系数均显著并且都为正值。乡-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城市本地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工资率分别高3%、186%、195%，由此说明男性工资率高于女性是普遍存

在的社会现象。对比婚姻状况，以单身（离异、丧偶、未婚）作为参照，在婚状态的城-城、乡-城流动人口的相对工资率分别是277%、429%。从年龄看，回归结果显示，年龄对工资的影响在三个劳动力市场的回归系数都为正值并且显著，说明工资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年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工作经验，随着年龄增长，积累的经验越丰富，可以上升为特殊的人力资本。但是，当年龄到一定程度便会得到相反的效果，因此，年龄平方的回归系数为负值。尤其是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型工作的乡-城劳动力流动人口，雇佣企业对年龄、身体状况都有严格的上限要求，当超过一定年龄，将不再受到企业的青睐，从而被迫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这种带有明显歧视性的用工规定加大了失业风险，同时折射出乡-城流动人口虽作为产业工人，但被排斥在城市正式就业体系之外。

二级标题2人力资本与工资决定

人力资本即指有用的能力，是通过学校、干中学、培训过程获得的。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劳动者的收入，明塞尔揭示了劳动者收入差别与接受教育和获得工作经验的关系，模型的统计结果同样证明了这种关系的存在。

（1）工作经验。随着工作年限增加，不断积累起来的工作经验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体现为知识积累的外部性，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回归结果显示，工作年限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且为正值，表明工资收入与工作年限呈正向相关，即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工作年限对工资影响的程度在14%～20%之间，在三个劳动力市场中没有明显差异。

（2）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的受教育年限的回报率因不同劳动力市场存在显著差别。乡-城流动人口的教育回报率为29%，城-城流动人口、城市本地人口教育回报率分别为63%、64%，比乡-城流动人口高3～4个百分点。在控制了人口特征的条件下，具有农业户籍的乡-城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低于非农业户籍人口（城-城流动人口和城市本地）35个百分点，体现了劳动报酬不公平，前提假设成立，此结果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结论基本吻合。

（3）劳动技能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在城-城流动人口、城市本地人口中，对收入水平不具有显著影响。对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呈负向显著影响，即参加培训的劳动者工资水平比不参加培训的低38%。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四点：其一，乡-城流动人口从事的均为体力型和简单的重复工种，并且职业转换频率较高，降低了参加培训的主动性。其二，培训期间部分或全部费用需要自行承担，受经济条件制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参加培训的积极性。其三，现有的政府培训和短期培训针对性不强，脱离就业的实际需要，导致人力资本提升效果不明显。其四，乡-城流动人口无法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缺乏干中学的机会。从接受培训的比例看，乡-城流动人口接受过政府组织的与就业相关的培训比例仅为2002%，中西部地区该比例更低；在对技术能力要求较高的制造业中，流动人口接受过培训的比例也仅为217%，远低于城市本地人口和城-城流动人口培训的比例。多半乡-城流动人口因没有正规的合同保障[9]，享受不到正式职工的免费教育、技能培训的待遇，体现出经济吸纳、社会排斥的被动状态，无形中阻碍了乡-城流动人口职业地位中向上流动的机会，直接影响了市民化能力的获得进而限制了市民化进程。

二级标题3工作强度、行业类型与工资决定

（1）工作强度。周工作天数、日工作小时的回归系数都较为显著，并且为负值。表明无论是乡-城、城-城流动人口，还是城市本地人口，获得的工资没有随着工作的时间增长而有所增加，从而导致小时工资率的降低。另外，日工作小时数回归系数（-0188、-0250、0178）的绝对值大于周工作天数回归系数（-0078、-00890、-0089）的绝对值，表明日工作时间的延长更能够显著降低工资率。

近几年，乡-城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或日工资都有明显程度上升，日工资少则80～100元，多则达到200～300元。从绝对水平看，基本达到城市平均工资水平，但是，收入增加是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获得的，乡-城流动人口小时工资率还不足城市市民的一半。较低的工资标准和不规范的计酬方式是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的直接原因，这种以牺牲健康权和休息权为代价的非正规就业状态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有分析表明，乡-城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总体水平仅相当于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532%，健康水平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642%。乡-城流动人口与城市市民虽同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建设者，但其工资决定方式与城市市民差距悬殊，体现了不同户籍制度下的非市民化待遇。

（2）行业类型。行业变量分为低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及制造业。不同行业对工资率影响不同，同时同一行业因不同户籍属性的劳动力对工资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

模型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体特征、人力资本、劳动强度变量后，从事高端服务业比制造业、低端服务业总体上显著提高工资率。但是，相对工资率的水平因户籍制度因素导致具有非农户籍的城-城、城市本地人口相对工资率高于农业户籍的乡-城流动人口27%～30%。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同一行业中，不同的劳动者获取的劳动报酬差距悬殊，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体现。此种现象存在于非农产业的各个行业，即使在住宿餐饮、社会服务等低端行业，非农户籍城市人口工资水平显著高于农业户籍的乡-城流动人口（见表2）。

金融、保险、科研与教育文化、电视广播等高端服务行业在国家保护下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形成垄断行业。在非农业户籍人口中，因外来属性导致城-城流动人口在国家垄断的行业就业比例明显低于城市本地人口。比如广播电视、党政机关、交通运输、电煤水生产供应行业中城市本地人口占比2729%，城-城流动人口比例仅为963%。在人力资本水平大致相同的前提下，城市本地人口在高福利、高保障、高稳定的高端服务行业比例明显高于城-城流动人口1766个百分点，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另外，因户籍属性不同决定乡-城流动人口很难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乡-城劳动力流动人口就业相对集中于住宿餐饮、社会服务、批发零售、建筑业、制造业，五者合计占8784%，而在一些收入水平较高的高端行业比如金融、保险、教育文化电视广播行业中的比例为259%；相比较而言，城-城流动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多半集中在高收入的垄断行业，与乡-城流动人口形成巨大反差。这表明，在我国劳动力城乡流动和单位之间流动日益增强的同时，不同行业之间劳动力的流动性却相差很大，农民可以进入“城”门，可以进入“厂”门，但很难进入“市”门，这个“市”门指由政府所保护的高收入的垄断行业所代表的正规的劳动力市场。因此，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割主要是由受国家保护的收入较高的垄断行业排斥外来非农业或农业户籍属性的劳动力所致（见表3）。

劳动力市场存在行业分割，表现在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并且两个行业的收入差距悬殊。这种分割将乡-城流动人口限制在低收入、劳动强度大的非正规行业领域，与城市市民相比，存在就业机会不对等、同工不同酬、权益保障缺失等方面，归根结底是由于不同的户籍管理制度造成的。

二级标题4所有制性质、职业类型与工资决定

（1）所有制类型。根据所有制性质将所属单位分为国有、私有和外资部门。模拟结果表明，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对不同户籍属性劳动力工资水平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均有所不同。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同部门中，乡-城流动人口相对工资率明显低于城-城流动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2010年数据模拟结果显示，乡-城流动人口在私营部门的相对工资率为-103%，城-城流动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相对工资率均超过30%。2012年数据模拟结果显示，乡-城流动人口在相对工资率有所提高，但是仍然低于城-城流动人口工资水平。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国有部门。各部门内部，乡-城流动人口月工资收入均处于最低水平。因此，可以判断，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因户籍属性不同导致在同一部门工作的工资率差距较大，乡-城流动人口相对工资率明显低于城-城流动人口和城市户籍人口，体现了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分割（见表2）。

第二，同部门中，城-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城市户籍人口虽然同属非农业户籍属性，但是，无论在私有或外企单位，作为外来的城-城流动人口的相对工资率明显低于城市本地人口3%～10%。

第三，部门间比较，国有单位就业的工资率都显著低于私营及外资部门的工资率。可能的原因是因变量使用的小时工资率是显性的货币工资率，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存在着很大一部分的隐性收入没有从货币工资体现出来从而低估了国有企业劳动力的工资率。

虽然国有单位的相对工资率低，但我们仍然从统计数据中得到以下事实：其一，国有的企事业部门掌握国家的主要经济资源，投资力度、投资收益大于其他部门，属于正规就业部门。其二，企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覆盖率已达96%，集体企业为53%。大多数私有企业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狭窄。以城市户籍人口为例，在私有部门就业人口中，享有四种以上的社会保险的比例为3708%；国有和外资部门分别为7216%和8354%。其三，国有单位不但有正常周末、节假日，劳动强度不高，同时，人均总收入、福利水平远高于其他部门。仍然以户籍人口为例，每周及每天工作时间超出法定范围的比例依国有、外资、私有部门顺序显著上升。分指标看，国有、外资、私有单位每周工作超过6天的就业人口比例依次为2191%、2622%、6021%；每天工作超过9小时的比例分别为1171%、2012%、2010%；对比分析，国有单位的工作强度要弱于外资、私有部门。然而，相应的实际收入水平却高于外资和私有部门。国家统计局统计报告显示，2010年，国家控制的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人均收入分别为483万元、666万元和808万元。而在这三个行业中的私有单位，其2010年的人均年收入只有188万元、312万元和305万元。同样的行业，由于所有制的不同，收入差距为213～265倍。因此，无论从收入、社会保障还是劳动强度，国有单位都优越于其他性质单位（见表2、表4）。

资料来源：2010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受户籍、受教育年限以及劳动技能等因素影响，城市本地、城-城、乡-城劳动力人口集中在国有单位的比例依次递减，分别为504%、1536%和774%；尽管在同一部门，待遇条件差距悬殊。以国有部门为例，乡-城流动人口每周工作6～7天的比例为711%，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的比例为5321%，超强度工作的人口比重远大于城市本地人口、城-城流动人口；从社会保障看，社会保障覆盖率因不同户籍属性而有所区别。本地城市人口享有四种以上的保险比例最高，为7216%；其次是外来的城-城流动人口，为4768%；乡-城流动人口比例最低，为1697%。对比发现，无论国有、私有，还是外资部门均有此特征，即本地人口待遇优于城-城流动人口待遇，非农业户籍人口（城市本地、城-城流动人口）待遇优于农业户籍人口（乡-城流动人口）待遇。

基于以上分析，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分割体现在以国有单位为代表的正规就业部门和以私有单位为代表的非正规就业部门之间存在巨大福利、工资差距，拉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因户籍属性、受教育水平不同，乡-城流动人口主要被限制在私有单位。即使在同一部门，与城-城流动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比较，也存在同工不同酬现象。

（2）职业类型。按照国家职业分类标准，本研究将职业划分6种类型，分别为国家与社会企事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服务与商业人员，生产、运输建筑操作人员，农林牧渔生产人员。依据2010～2012年数据，考察职业类型变量对工资决定的影响，从模拟结果看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从事国家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公务员及办公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对工资率提高呈显著性影响，社会服务、商业职员、生产、建筑等职业对工资率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小甚至为负值。以乡-城流动人口为例，从事国家社会企业单位管理者、专业技术、公务员等工作相对工资率分别为167%、99%和100%；而从事家政等服务、农林牧渔生产人员相对工资率为51%、-225%，工资率差距悬殊（见表2）。

从三类群体的职业分布看，本地人口主要从事高工资职业，即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公务员、专业技术职业，三者合计为5079%，乡-城、城-城流动人口分别为1314%、3506%。相比较而言，本地人口主要从事低工资职业，即商业、服务业、生产运输、农林牧渔生产工人职业，四者合计为50%，乡-城、城-城流动人口比重分别为8686%和6494%。显然，因户籍属性以及人力资本的双重限制，乡-城流动人口主要从事低工资的生产和服务职业，城-城流动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中从事高工资的国家社会管理及公务员、专业技术职业的比例远大于乡-城流动人口。但是，在人力资本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受外来人口属性的影响，城-城流动人口在高工资职业比例上低于城市本地人口1573个百分点。根据回归结果和样本数据分析，乡-城、城-城流动人口及城市本地人口间在职业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体现了劳动力市场职业分割较为严重（见表5）。

其二，同一职业属性内，在控制了其他一系列变量后，因户籍属性不同，导致乡-城流动人口相对工资率明显低于城-城流动人口。按照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技术人员、办公人员、社会服务人员的顺序，城-城流动人口相对工资率明显高于乡-城流动人口119%、66%、50%、15%。反映了乡-城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弱势地位。样本数据显示，除农林牧渔职业外，其他职业的乡-城流动人口工资收入水平均低于城-城流动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以专业技术职业为例，乡-城流动人口工资收入水平最低，为3550元，城市本地、城-城流动人口分别为55781元、61498元，比乡-城流动人口高186468元、243636元。显然，在同一职业内部，因户籍属性和人力资本因素差异，乡-城流动人口工资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城-城和城市本地人口（见表2、表5）。

在控制了个体特征、人力资本、行业属性等影响因素下，国家社会管理者、公务员及技术职业显著提高工资率，商业、服务、运输等职业对提高工资率不明显，甚至降低了工资率水平。城市本地、城-城流动人口主要从事高工资职业，乡-城流动人口主要从事低工资职业，存在劳动力市场职业分割。其他控制变量相同且同一职业属性下，乡-城流动人口的工资率显著低于城-城流动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表明农业户籍身份的乡-城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享有不公正、不平等的市民待遇。

一级标题五、主要结论

运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乡-城、城-城流动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的工资决定机制进行分析，结论总结如下。

首先，综合三类群体的工资率影响因素，婚姻、性别、所有制性质、职业类型对工资率的影响程度较大；年龄、人力资本、工作强度、行业类型对工资率的影响程度较小。控制了人口特征变量等，乡-城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明显低于城-城流动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的教育回报率，证实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存在。

其次，在正规的行业和部门进入、职业获得上体现了户籍的差异性。与本地市民相比，乡-城流动人口仍然无法进入国家的垄断部门、高端行业以及高工资职业，被限制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即私有部门，低端服务业以及商业、生产、运输等低端职业。同样，因户籍所在地的“内外”差别，在人力资本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城-城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在国家核心的社会经济部门的就业机会受到限制。

最后，在收入获得上，体现了城乡户籍的差异性。控制了人口特征、人力资本、工作强度、行业特征后，与城-城流动人口、城市本地人口相比，乡-城流动人口在同一部门或同一职业均存在收入不平等，反映了同工不同酬现象，不利于乡-城流动人口融入城市。

总之，与城市本地、城-城流动人口相比，受户籍管理制度以及人力资本的双重限制，乡-城流动人口处于不同的就业和工资体系，在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上存在着明显差别，甚至不享受任何福利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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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9.23；C913.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2002509

一、引言

近十年来，我国城市流动人口数量急剧增加，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资料显示，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2.6亿。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引发了一系列与流动人口相关的社会问题，如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子女教育、城市融入等。其中，住房问题是城市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遇到的最基本、最严峻的问题之一（王丽梅 等，2010）。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质是人的城镇化，尤其是城市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而住房问题是解决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关键。从现实情况来看，流动人口远离家乡，温馨舒适的住房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具有“居住”功能，更是繁重工作之外的心灵归宿和精神寄托，关系着流动人口未来的发展。

在国内，有关流动人口居住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越来越多，总体上可以将影响因素归为两类：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早期的研究大多着重于对制度性因素的研究，比如住房分配体制、户籍制度、土地市场等的影响。许多学者指出，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同，我国直到2000年以前，市场因素在人们的住房选择中作用有限，独特的制度环境影响了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Wu et al，2004）；流动人口基本上被置于主流的住房分配体制之外，而近来住房体制改革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群体的需求（吴维平 等，2002）；受户口的限制，流动人口理论上被排除在公房租售和购买经济适用房之外，也无法获得土地自建房屋，唯一的可能是从市场上租用或购买商品房（蒋耒文 等，2005），而商品房的价格又超出了大多数流动人口的承受能力（吴维平 等，2002）。因此，流动人口的居住状况明显较差，他们在居住地、居住形式和居住质量方面都面临不少问题（段成荣 等，2006）。后来的研究开始慢慢开始关注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比如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心理因素、居住时间、更换工作次数等。工作不稳定、收入低使流动人口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在住房上的需求仅仅局限于遮风避雨；影响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流动人口循环流动的特性和过客心理（林李月 等，2008）；流动人口缺乏归属的心理决定了他们多以聚居的形式居住，因此，对于城乡结合部的住房需求较大（张子珩，2005）。也有研究认为，影响城市流动人口住房的主观因素是经济因素（王凯 等，2010）；收入和流入时间是流动人口居住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因素之一（侯慧丽 等，2010）。

目前已有的研究大多关注流动人口的居住状况，包括住房质量、居住环境、居住模式等，并且多数研究流动人口的租房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很难全面反映他们的住房选择倾向问题。此外，这些研究中所使用的数据大多比较陈旧，在反映当前流动人口住房状况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在研究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问题时，以2012年湖北省流动人口调查数据为基础，侧重于个人的主观偏好及选择行为，并从住房性质和住房租金两个方面衡量住房选择，探究影响流动人口选择住房的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以丰富和拓展有关研究，进而为我国住房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选择现状如何？有何特征？第二，流动人口的哪些特征影响了其住房性质和住房租金的选择？这些特征对两者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情况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展的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该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进行抽样，本文选取了其中流入地为湖北省的相关数据。湖北省调查的总样本数为4 000份，最后回收有效样本数3 986份。调查对象中的流动人口特指在流入地居住达一个月以上、2012年5月年龄为15～59周岁（1952年6月―1997年5月间出生）的人员，其中，不包括同城区间人户分离人口、婚嫁人员以及出差、就医、旅游、探亲、访友、服军役、在中等以上专业学校就学等人口。

本次调查是由湖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选派调查员入户，在居委会（行政村）一级进行，调查对象以个人为基础。从调查地点的选取看，包括武汉、黄石、宜昌、十堰、襄阳、鄂州、荆门、孝感、荆州、黄冈、咸宁、随州12个城市和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神农架林区，涵盖了省会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地级市等各类大、中、小城市，覆盖范围广。基于该调查数据的分析符合新型城镇化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目标，能较好地反映调查群体住房选择的规律性。因此，本文所得结论可以体现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一般性特征。

在接受调查的流动人口中，男性比例略高于女性，男性2 059人，女性1 927人，分别占被调查总人数的51.7%和48.3%；在年龄分布上，以青壮年为主，15～29周岁、30～39周岁、40～49周岁和50～59周岁的被调查者分别占总人数的33.8%、36.3%、275%和2.4%；从户籍类别来看，多数是农业户籍，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占88.8%，非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占11.2%；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整体的受教育程度相对以往有明显提高，但有较高学历的人数很少，以初中文化为主，占64.9%，接近总人数的2/3；从婚姻状况来看，有85.7%为初婚，12.6%为未婚，再婚、离婚和丧偶的比例极低。

三、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现状

本文主要研究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而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主要体现为住房性质和住房租金两方面。因此，本文将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流动人口的住房性质，即住房来源。这种划分方式可以反映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模式。根据湖北省流动人口住房来源的现状，分为租住房、免费房和自有住房。其二，流动人口的住房租金。这种划分方式能反映流动人口的住房质量，主要分为无房租、低房租和高房租，其中，无房租主要对应于免费房和自有住房。

流动人口住房性质和住房租金的统计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在三类住房中，租住房的比重最高；同时，只有少量有条件的流动人口拥有自有住房，这部分流动人口占样本总量的8.9%。在被调查的湖北省流入人口中，有2 982人选择了租住私房，比重高达74.8%，接近被调查总人数的4/5；而其余各种住房性质的人数比例均不超过10%；而房租在1 000 元及以下的比例为70.3%，超过了总人数的2/3；并且随着房租的升高，流动人口比重逐渐下降。

值得关注的是，在所有被调查的城市中，武汉市作为湖北省第一大城市，其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与其他小城市有明显差异。一方面，武汉市流动人口选择免费房的比例高于其他城市，而租住房和自有住房比例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武汉市流动人口选择高房租的比例相对较高，而其他城市流动人口选择低房租的比例高达73%。

综上所述，目前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行为可以表述为：租住低价房成为多数流动人口的选择，在小城市尤其明显；在选择租住房的流动人口中，比重随着房租的升高而下降。

四、影响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因素分析

1.实证分析模型选择

本文认为，流动人口对住房性质和住房租金的选择不存在优劣次序。例如，流动人口在住房租、买之间的选择不仅受经济能力的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流入地居住和发展的预期，这主要通过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变量反映，这种选择不存在优先次序。而对于租住房和免费房之间的选择，除了职业和收入因素外，还受迁移的家庭特征影响，因此二者也不存在优先次序。在房租方面，虽然低房租与高房租存在优劣之分，但与无房租相比又不存在优先次序。因为无房租既可能是自有住房也可能是免费房，无法直接与房租高低排序。因此，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名义变量（多项无序分类变量），故可采用多元无序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模型形式如下：

2.变量设定

（1）因变量的设定

本文将构建两个多项logistic模型，分别以住房性质和住房租金为被解释变量。在流动人口住房性质选择模型中，本文设定三个住房性质因变量，即：租住房=1，免费房=2，自有住房=3；在流动人口住房租金选择模型中，本文按房租高低设定了三个因变量，即：无房租=0，低房租=1，高房租=2。

（2）自变量的选择

经过长期居住地的生活，流动人口融入了个体和家庭相互作用的特质，必然会作用于住房选择的决策过程。因此，本文选择个体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作为两个影响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解释变量。具体而言，以下几方面因素会影响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

一是稳定性特征。流动人口的流动性越弱，稳定性越强，则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住房，改善住房条件。稳定性一方面表现为工作稳定性，主要通过职业和来流入地工作时间体现；另一方面表现为心理稳定性，本文以流动人口长期留居本地意愿和随迁人数代表心理稳定性。一般而言，愿意长期留居本地及随迁人数越多的流动人口稳定性越高。

二是收入。收入是住房选择的物质基础，对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有显著影响。而这种收入主要指永久性收入，通过流动人口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影响永久性收入的因素表现。一般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动人口对住房有更高的要求，但也有研究认为年龄大的流动人口由于更难获得工作而具有更差的住房条件（Jiang，2006）。由于稳定性等因素的影响，收入也可能不会对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三是迁移距离。迁移距离直接影响迁移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同时影响流动人口与当地社会的融合程度，进而影响其在流入地的工作和定居预期（夏怡然，2010），从而影响住房选择。本文以流动范围代表迁移距离的长短。

四是家庭特征。新迁移经济理论认为个体的迁移决策是家庭为达到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双重目的而集体决策的结果。家庭因素同样也可能会影响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决策。在迁入地居住的家庭成员数越多，其在城镇定居的可能性越高（Zhu et al，2010），就越可能改善住房条件。本文假设，家庭成员的随迁情况会影响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除此以外，随着家庭化迁移趋势的加强，家庭收入和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许多研究表明，文化程度高的家庭对农村非农活动的参与率明显高于其他家庭（弓秀云 等，2007）。因此，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可能通过影响家庭收入等因素影响住房选择。

五是城市规模。城市规模不同，房价及相关政策存在明显的差异。一般而言，大城市房价普遍高于小城市，但住房政策考虑更全面。而房价和相关政策是影响流动人口住房选择重要的客观因素。一般而言，相对较低的房价和住房优惠政策会促使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购房或提高住房质量。

据此，本文将个体特征变量进一步细分为性别、年龄、户籍性质、职业、来流入地工作时间、流动范围、长期留居本地的意愿，家庭特征变量进一步细分为家庭收入、随迁人数、平均受教育程度，加上城市规模，共11个二级变量。具体变量的特征如表2所示。

（3）自变量的筛选和设定

假设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户籍性质、职业、来本地工作时间、流动范围、长期居住本地的意愿、家庭收入、随迁人数、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城市规模都与住房选择有相关关系，进行多维列联表分析，测算上述因素与住房选择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见表3。

表3表明，性别、城市规模与住房性质的相关性较差，在1%的水平下未通过假设检验；性别、年龄、来本地工作时间与流动人口选择住房租金的相关性较差，在1%的水平下未通过假设检验。据此，在住房性质选择模型中将剔除性别和城市规模变量，选择剩余的9个变量为自变量；在住房租金选择模型中将剔除性别、年龄、来本地工作时间3个变量，选择剩余的8个变量为自变量。

3.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上述分析模型，本文利用SPSS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住房性质和住房租金选择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1）住房性质选择模型

第一，流动范围、来本地工作时间与长期居住本地意愿对流动人口住房性质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从表4可以看出，流动范围和来本地工作时间对流动人口住房性质的选择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下有显著影响。跨省流动和省内跨市流动对选择租住房和免费房的系数均为正，表明流动范围越大的流动人口越倾向于选择租住房或免费房，因为迁移距离远的流动人口购房或建房的成本相对较高。来本地工作时间对选择租住房和免费房的系数分别为-0.065和-0.086，表明来本地工作时间越长，流动人口越倾向于选择自有住房。随着来流入地工作时间的延长，流动人口不仅会提高对城镇的认同度，从而增强定居意愿，更愿意在住房上进行经济投入以改善自身的居住条件；还会增加社会网络资本，从而增加获取优质住房的途径（林李月，2009）。此外，打算长期居住本地的流动人口倾向于选择自有住房，不打算长期居住本地的流动人口倾向于选择租住房和免费房。来本地工作时间与长期居住本地意愿分别体现流动人口工作和居住的稳定性，两者稳定性越高，流动人口越倾向于选择自有住房。

第二，年龄对流动人口选择租住房有显著影响，但对选择免费房没有显著影响。从表4可以看出，以自有住房为参照类，年龄对选择租住房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下有显著影响，系数为0.025，表明年龄越大的流动人口越倾向于选择租住房。这主要是由于青壮年正处于打拼阶段，倾向于拥有自有住房，为家庭营造一种稳定的居住环境；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动力逐渐减退。而年龄对选择免费房没有显著影响，因为选择免费房主要是由于工作的需要居住在就业场所或者由雇主提供免费房。

第三，家庭收入对流动人口住房性质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而随迁人数对流动人口住房性质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家庭收入的高低并不对流动人口住房性质的选择产生明显作用；而随迁人数对流动人口住房性质选择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下有显著影响，且选择租住房和免费房的系数均为负，表明随迁人数越多，对应选择租住房和免费房的比例越小，越倾向于选择自有住房。因为随迁人数越多，流动人口越愿意改善住房条件，有稳定的住所，与前面的假设一致。

第四，职业和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住房性质的选择部分有显著影响。从表4可以看出，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流动人口越倾向于选择自有住房，这与家庭对住房的负担能力有一定的关系。另外，相比于自有住房，只有职业为单位负责人及办事人员对选择租住房在5%的统计检验水平下有显著影响，系数为-1.508，表明单位负责人及办事人员倾向于选择自有住房，这与他们的职业特点和收入相关。

第五，户籍性质对流动人口住房性质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从表4可以看出，农业户籍对选择租住房和免费房的系数均为正，表明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租住房或免费房。这可能是由于其无法享受与户籍相关联的住房福利等待遇，被排斥在城市的住房体系之外，导致居住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王桂新 等，2006）。

（2）住房租金选择模型

第一，流动范围对流动人口住房租金的选择有显著影响，而长期居住本地意愿对流动人口住房租金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从表5可以看出，流动范围对流动人口住房租金的选择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下都有显著影响，且系数均为负，表明流动范围大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高房租。

第二，家庭收入对流动人口住房租金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而随迁人数对流动人口住房租金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从表5可以看出，家庭收入的高低并不对流动人口住房租金的选择产生明显作用；而随迁人数对流动人口住房租金选择在5%的统计检验水平下有显著影响，且选择无房租和低房租的系数均为负，表明随迁人数越多，对应选择无房租和低房租的比例越小，越倾向于选择高房租。因为随迁人数越多，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越明显，越愿意选择条件好的住房，与前面的结论一致。

第三，职业与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住房租金的选择部分有显著影响。从表5可以看出，只有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和初中对选择无房租在5%的统计检验水平下有显著影响，系数为负，表明相比于无房租，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低的流动人口倾向于选择租房住，但是对住房租金的高低影响不明显。另外，相比于高房租，只有职业为生产运输人员对选择无房租和低房租在5%的统计检验水平下有显著影响，系数为正，表明生产运输人员倾向于选择无房租或低房租，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收入相对较低。

第四，户籍性质对流动人口住房租金的选择部分有显著影响。从回归结果看，户籍性质为农业对选择低房租在5%的统计检验水平下有显著影响，系数为正，表明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倾向于选择低房租。这与前面的结论一致。

第五，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住房租金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从表5可以看出，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住房租金的选择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下都有显著影响，系数均为负，表明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倾向于选择高房租，而中小城市的流动人口倾向于选择低房租或无房租。这与前面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现状的描述是一致的，这可能与同城市规模相关的住房政策有关。相比于湖北省其他中小城市，武汉市对流动人口的住房管理更规范，优惠政策更全面。例如，武汉市的各个街道社区设有“流动人口和出租房管理站”，规定出租人在签订租房合同3天内须到社区备案。此外，2013年武汉市下发的《关于深入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工作方案》提出要加强流动人口住房保障，鼓励和支持开发区、工业园区、大型企业建设或筹集一批面向流动人口的职工集体宿舍，将已取得居住证的流动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大城市对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政策使他们有改善住房环境的意愿，而大城市相对较高的房价使流动人口最终倾向于选择租住高价房。

五、结论与讨论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必须关注城市流动人口的住房需求。本文利用2012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多项分类logistic模型研究了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流动人口住房性质多样化，整体住房水平较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采取多种方式解决住房问题，但更倾向于选择租住房，这一比重超过了80%；其次是免费房，再次是自有住房。在房租方面，超过70%的流动人口选择了低房租。因此，流动人口主要的住房选择是租住低价房，只有少量有条件的流动人口拥有自有住房。

第二，影响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因素多样，其中，流动范围和随迁人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显著。流动范围越大，流动人口越倾向于选择租住高价房；随迁人数越多的流动人口选择自有住房或租住高价房的倾向越大。随迁人数代表家庭化迁移的程度，与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相互影响。一方面，随迁人数多的流动人口倾向于在流入地定居，稳定性强，愿意建房、购房或租住高价房，以提高居住质量；另一方面，居住环境的改善又会增强家庭化迁移趋势，增加随迁人数。

第三，家庭收入对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的影响并不明显。这一结论不同于以往认为收入等经济因素是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侯慧丽 等，2010）的观点，可能因为目前房租占家庭收入比重比较低，且有部分流动人口受工作性质影响可以享受免费房；同时，住房作为一种重要的消费品，更可能受永久性收入的影响，而家庭收入只代表流动人口的暂时性收入。

第四，为了更好地解决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国家或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应制定和实施合理的政策措施。在目前城镇居民住房问题还未完全解决的阶段，改善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多数流动人口选择租住低价房的现实状况要求提高流动人口的住房支付能力，例如为流动人口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或接受再教育的机会，提高其就业收入和福利水平等。而流动人口的职业、来流入地工作时间、流动范围、随迁人数等特征对其住房选择产生的影响，也为政策设计提供了更多的现实依据。此外，在政策设计时还应当考虑城市规模，把握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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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在现代中国，流动妇女从私人父权制的坚固堡垒——农村家庭中走向国家和经济生活领域的公共父权制，会面临怎样的境地？流动人口中，就业的性别隔离状况如何？莱斯金(Reskin,1988)认为，不论是妇女在政策上取得了什么样的胜利成果，男性精英都会重塑资源分配的规则，使妇女相对来说总是处于失利的一方。[1](P325)流动人口的性别收入差异如何？是否如莱斯金所说，整体上流动妇女的工薪工作的收入补偿要少于男性？

本文主要对厦门市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因素进行多元回归研究。研究的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农村流动人口工资差异可以用性别、原工资收入、受教育年数以及目前工作上的年数等因素来解释，年龄、婚姻状况和从事非农工作年数对其工资没有显著影响。分析表明，决定农村流动人口收入的显著因素是性别和原工资收入状况。

二、样本特征简介

样本来自近几年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的流动人口系列抽样调查(2002年厦门市流动儿童健康和教育状况抽样调查和2003年厦门市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状况抽样调查)。前一次调查采取分层随机等距的抽样方法，对被抽取的样本进行问卷调查，有效问卷共940份。后一次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状况也采取入户问卷调查形式，调查范围包括厦门市私营企业、学校、工地、饭店等各行各业的外来人口，总共有491个样本，有效问卷为487份。厦门市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城市，经济较发达，大体可以反映我国东部沿海城市的流动人口状况。

本文分析利用的是那些拥有工资收入的人，两次调查中，总共有1130个符合本文研究要求的样本。其中流动妇女有效样本个数为672个，占59.5％；流动男性人口样本个数为458个，占40.5％。表1给出了这些农村流动人口总体样本的基本特征，下面我们逐一分析。

*

1.流动人口的人口特征

在这次调查的样本中，他们年龄在14-7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0岁，男性平均年龄为31岁，女性为30岁。流动人口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主要年龄段均为20-35岁，分别为各自总人数的77.3％和84.3％。这与全国各地流动人口的年龄段相吻合，如据珠海市、广州市的抽样调查，流动人口也主要为年龄在16-35岁和18-35岁之间的青壮年。(见图1)

性别结构对流动人口的构成有一定的影响。不同行业对性别不同的劳动力要求也有所不同。据广东省公安厅1996年统计，在1101万流动人口中，男女比例分别为569万和532万，男性高于女性，而据1998年上半年的统计，男女分别上升为575.3万和578.5万，女性高于男性，总体上两性差别不大。但实际上有的地方因行业和工种的不同，使用性别不同的劳动力却有着诸多差别。这次调查中，59.5％为女性，40.5％为男性，性别比同广东省及全国大部分流入地区情况相差不大。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谭深认为，从外出类型上看，未婚者与已婚者的差别是很大的：未婚男女的外出基本上属于个人的自主性流动，而一旦结婚成家，男外女内、男主女辅的性别分工就立刻鲜明起来，结婚成家带来的责任感鼓励了男性的外出，但却是女性外出的制约因素。即使夫妻同出，往往是丈夫先出，然后回来接妻子，形成妻子的从属性流动。婚姻状况是否会加剧性别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与工资收入存在某种相关性呢？

2.流动人口的文化特征

文化素质、受教育程度是构成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文化层次的高低是衡量不同群体类型流动人口素质的主要标志之一。样本中有研究生学历，也有文盲，主要为小学和初中、高中文化程度，所占比重依次为25％、44.2％和20.4％，而大学以上学历和高中分别占4.2％、6.2％。这说明调查对象绝大部分属于中低层次文化程度。调查中文盲、半文盲人数较少，这也与我国农村的教育普及程度相一致。

3.流动人口的工作经验

样本中流动人口在外打工时间最长为26年，平均在外打工时间7年以上。在厦门滞留时间即表中“厦门年数”有些长达24年，平均滞留时间近6年。流动人口中有个别原工作工资收入(即前期工资)高达4000元。打工时间、厦门滞留时间可以作为反映工作经验的变量，前期工资可以反映出流动人员的工作经验。

当然，实际生活中影响个人工资高低的因素很多，如行业、劳动熟练程度、职务以及国家随机增资政策等。但由于本次调查农村流动人口多从事建筑业、加工业、环卫一些“脏、重、累”等工资低的行业，因此这里未将工种作为一个独立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厦门市近几年的流动人口的月平均工资收入为500-800元，工资最高的为5000元，而最低的才300元，如此之大的收入差距是如何产生的呢？从表1中可看出工资高的人所受的教育年数要远远高于工资低的人，从事工作的年数也长于工资低的人。虽然我国长期实行的男女平等的社会政策，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特别是决策者形成了“社会发展自然带来妇女发展”的思维定势，会不会忽视发展可能带来的扩大差别、剥夺脆弱群体发展机会的负面作用？如果这样，在提高妇女地位的同时将不可避免会形成新的“性别盲点”。那么是否性别会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产生影响？影响有多大？在后面的两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多元计量分析来具体解释这个问题。

三、流动人口工资的决定因素

我们下面建立一个多元回归模型来看看流动人口现期工资收入与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打工时间、在厦门滞留时间、原工资收入等变量间的关系。回归的因变量是流动人口现期工资；自变量分成人口特征、文化特征和工作经验等三组。人口特征包括年龄、性别(男性=1，女性=0)和婚姻状况(结婚=1，单身=0)。文化特征为受教育程度(文盲、半文盲=0，小学文化程度=1，初中文化程度=2，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3，大学文化程度=4)。工作经验包括在外打工年数、在厦门滞留年数和原工资收入。

我们共进行了两次回归。第一次是用Backward对全部因变量回归，结果见表2。第二次是对性别、受教育程度、在厦门滞留时间和原工资收入几个显著性因素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

在对全部因素的回归中，有几个有意义的结果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中的“原工资收入、在厦年数”高度显著，说明所受教育程度与工作经验都可以增加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这就说明流动人口虽然大部分从事体力工作或简单脑力工作，但其工作收入仍要求有一定文化水平，与工资收入成正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流动人口知识水平要求必然还将继续提高。

其次，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人口特征中，只有“性别”对流动人口的工资会产生影响，而“年龄、婚姻状况”与流动人口的工资的相关关系不强。因此可以认为，虽然随着流动人口的年龄增长，体力会逐渐减退，但工作经验、生活阅历的增长可以弥补其影响。另外人们也许会认为婚姻有助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但模型显示它并不能给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带来显著变化。

第三，出乎意外的是，“打工时间”的长短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影响不大，反而是在流入地滞留时间的长短与工资收入有明显的相关性。不过打工时间不能影响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同“年龄”不能影响工资水平倒似乎保持了一致。对于流动人口来说，与其辍学外出打工赚钱，不如多读些书，提高受教育水平。模型回归结果表明靠延长打工时间获得的工作经验的想法是错误的。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性别与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相关性很强。同等程度下，男性比女性的平均工资要高一个档次，近400元。排除男女体力上的差异，如此大的差距似乎说明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完全达到性别平等。关于性别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详细阐述。

第二，教育水平与现期工资相关程度也很强。平均而言，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层次，工资水平就上升200多元，也就是说，同等条件下，小学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要比文盲、半文盲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要高200多元；而初中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又比小学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要高200多元，其它依次类推。随着社会的进步，对教育程度的要求应越来越高。因此，农村流动人口要获得更高的工资报酬，就应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重视子女的教育。

第三，原工资收入与现期工资正相关。虽然原工资收入不能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可能的解释是，它可以传达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方面的信息。一般来说，流动人员若原工资收入高，工作能力必然较强，现期工资收入也不会低。

第四，在厦门滞留时间也与工资收入成正比。在厦门多滞留1年，可以增加流动人口工资23元左右。在劳动力输入地滞留时间越长，越有助于流动人口提高在当地的适应能力，获得语言优势，更加融入当地社会，人际关系也会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

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存在显著差异，其差异可以由性别、受教育程度、原工资收入以及在厦滞留时间所解释。决定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尤其是性别对农村流动人口工资的影响巨大。相比之下，除了性别外，受教育程度最重要，其次是工作能力，最后是在流入地的滞留时间。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弥补由于工作能力方面缺陷带来的工资损失。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多接受2、3年教育的工资可以相当于在厦门多滞留10年的工资。而年龄、婚姻状况则对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不大。

这些结论说明，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状况明显有利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男子。工资收入与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相关这一结论表明，流入地看重流动人口的知识和能力积累。流动人口之所以被当地接纳，在于其经济价值，流入地也应按市场经济运作，给予他们相应的工资报酬。

四、工资收入中的性别差异

我们将结合多元回归的结果，从教育程度、工作能力和流入地滞留时间三方面来具体分析流动人口工资收入中的性别差异。

首先来看看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方面的性别差异。表4显示，文盲、半文盲的女性流动人口占女性流动人口总数的8.5％，而男性接近2.8％；女性中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初中占绝大多数为女性流动人口总数的73.5％，男性中绝大部分人受教育水平为初中、高中，占男性流动人口总数的73.6％；由于59.5％的样本为女性，所以大学文化程度的女性绝对数量比男性多1个，但从百分比的相对数来看，女性比男性少近两个百分点。因此，总体上来说女性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要比男性流动人口低于一个层次。

表4不同性别流动人口教育程度状况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原工资收入状况。从表5中可以看到，少于500元工资收入的女性流动人口不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远远多于男性流动人口，达到57.3％。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相对较分散，虽然低于500元的也占男性流动人口总数的42.4％，但工资收入为500-800元、800-1100元之间的有23.1％和18.3％，比女性流动人口要多。中、高工资段的流动人口，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普遍偏少，这可以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素质培养等条件限制中得到解释。

表5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原工资收入状况下来看看在厦门市滞留时间长短会对男、女性流动人口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很显然，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在流入地滞留时间方面的性别差异不大。(见表6)不过在滞留10年以上的时间段里，男性流动人口的百分比要大于女性。我们可以理解为，流动人口多以夫妻共同流动以家庭的状态待在流入地，而且这种状况与滞留时间成正比。从这里看，滞留时间对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差异的解释力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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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表5与表7进行对比，就能发现流动人口从流动中是获益的。工资收入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均有大幅度的改善，尤其是男性流动人口少于500元的百分比由42.4％飞速下降至9％。相比之下，女性流动人口少于500元的百分比下降幅度仅为11.6％。而且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上涨幅度远远大于女性流动人口，男性流动人口工资收入500-800元段的百分比变化不明显，800-1100元段的百分比上涨尤其突出，由18.3％变为30.6％，其它各工资段男性流动人口百分比均有小幅度上升。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状况相形见绌，大部分工资收入上涨集中于500-800元段，虽然其它工资段百分比也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增长幅度均小于男性流动人口。总体上说，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集中于800元以下，占其总数的76.8％，而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则位于500-1400之间，比例为66.2％。这样看来，流动能使女性流动人口获利，但不是最大获益者。比较而言，她们的整体状况相对下降。因此女性流动人口处于贫困状况的概率要远远高于男性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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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们对将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纳入性别因素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未纳入性别因素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即表8。很明显，有性别解释变量的拟合优度更好。性别对工资收入的影响相当于教育程度提高两个层次，也就是说，如果一名文盲、半文盲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一般情况下与一名初中文化程度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相当，而一名初中文化程度的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会达到一名大学文化程度的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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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性别差异是两性不平等在工作报酬上的反映。目前，两性不平等状况在我国甚至全球普遍存在。如我们前面分析的流动人口男女两性受教育程度不同，就与两性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密不可分。前者是果，后者就是因。男性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女性工资水平。虽然我国在工资分配上实行“同工同酬”，不同的工作的确也存在不同的性别要求，而且流动人口大多从事体力活，男性流动人口具有先天的生理优势，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挑选性歧视”。受教育机会的两性不平等加剧了这种工作机会上的两性不平等，从而带来一定的工作报酬不平等。在已经制度化的职业分层上，流动妇女同其他女性一样处于不利的位置上。正如莱斯金(Reskin,1988)所预言的，不论是妇女在政策上取得了什么样的胜利成果，男性精英都会重塑资源分配的规则，使妇女相对来说总是处于失利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