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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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3.02.017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Analysi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in Shaoguan

LI Li-qun

（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 ，Guangdong 512005，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ixth national census data，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flow situation in Shaoguan was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aoguan population migration were in-depth studies in quantity，migration distance， population migration reasons， level of education， and other aspects，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haoguan population migration was studied with the push-pull theory. Finally， the rationalization proposals of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we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s of Shaoguan.

Key words： demography； population migration； population movements；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 suggestions

人口在地区之间的迁移流动是引起人口变动的重要方面，某一地区人口数量的增减、结构组成的变化，体现着迁移流动人口的状况[1-2]。迁移流动人口在地区之间的流动及其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对流入地区和流出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产生较大影响。随着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人口迁移流动规模也随之扩大，极大地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进程[3]。因此，人口迁移流动是政府部门应该加以重视的社会经济现象，正确把握人口迁移流动的现状和规律，促进人口迁移流动的有序进行，是当前区域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科学决策的重要保证[4-6]。

1 人口迁移流动的特征分析

第六次人口普查有关韶关市迁移流动人口状况的统计数据具体反映出韶关市人口迁移流动方面的诸多特征，主要有以下五方面。

1.1 人口迁移流动的总量呈增加之势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韶关市人口迁移流动的总量呈现出增加的势头，流动人口从“五普”的21.71万人上升为53.76万人。这充分说明，现代人的思想观念上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不再是过去那种在居住地不思迁徙，在职业上“从一而终”的观念。

近几年来，韶关市经济发展速度较快，2010年韶关生产总值（GDP）683.1亿元，比2009年增长12.5%。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劳动力需求更加旺盛，吸引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员进入韶关，加入经济建设的大军中。但同时与其它经济发达地区横向比较来看，韶关经济仍较为落后，因此也有大量人员从本地流出。

1.2 省际迁移以近距离为主，分布相对集中

韶关市人口省际迁移虽然辐射全国各省，但主要表现为近距离迁移为主，分布相对集中的态势。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期间跨省迁移的人口中，毗邻省份占较大比重。韶关市登记总人口中，户口登记地在外省的迁移流动人口为122 389人，超过1 000人的省份有浙江1 678人，安徽1 809人，福建2 554人，湖南57 872人，江西12 010人，四川11 260人，重庆2 683人，广西7 925人，河南5 649人，湖北6 301人，贵州3 995人，云南1 545人，陕西1 204人，其中湖南、江西、四川三省人数超万，所占比例分别为47.3%，9.8%，9.2%。这几个省都属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劳务大省，且江西和湖南是与韶关相邻的两省。

1.3 人口流动主要以省内流动为主，流出人口大于流入人口

韶关市登记总人口中，人户分离的人口有537 637人，户口登记地在省内的迁移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77.2%，达到了415 248人，其中本市（县）人户分离人口有70 716，占17.0%；在本省其它市（县）人户分离的人口有344 532，占83.0%。近几年来，韶关市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吸引不少来自省内外的流动人口。尽管如此，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还有很大的距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韶关人口总的流出量要远远超过流入量，比例分为30.13%，16.6%，净流出量为441 115人。

从韶关外来流动人口分布来看，外来流动人口主要流入了韶关市区内（武江、浈江区），占流动总人口的42.6%，而占市区（武江区、浈江区）户籍人口的比例也高达38.4%。其中这两个区的流入量远远大于流出量，净流入量为92 026人。而韶关的其它地区基本情况是流入量远远小于流出量，净流出量为533 141人。这说明除武江、浈江两区外其它县区的人口以流出为主，特别是南雄地区有近一半的人口外出流动迁移。

1.4 务工经商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但省内省外迁移原因不同

迁移流动人口就其动因来区分，大致可以分为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迁移流动的经济型迁移流动人口和以非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迁移流动的社会型迁移流动人口两类[7]。从人口迁移流动加剧的动因来看，在第六次人口普查调查时点的前5年之内，韶关市人口迁移流动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经济方面。过去，韶关市迁移流动人口数量不多，有者也主要集中在婚姻迁入、寄养寄居等社会型迁移流动方面。近年来，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经济型迁移流动人口迅速增加，而且已经占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六普”韶关市分年龄、性别、迁移原因的人口数据资料来看，属于经济型或者是出于谋生目的而发生迁移流动的人口占50.3%，其中务工经商的占33.6%，工作调动的占2.7%，学习培训的占14%。虽然属于非经济原因迁移流动的人口占49.7%，但其中的具体原因是拆迁搬家、婚姻迁入、随迁家属和投靠亲友。这些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们并不容易造成人口迁移流动在较大程度上的加剧。而在婚姻迁入这个因素中女性高达85.9%。

在人口迁移流动原因中省内和省外迁移流动各有不同，在9个迁移流动的原因中务工经商是最大的原因，但省内比例只占27．1%，而省外则达到55．7%，这足以说明韶关在广东这个经济发达省份来讲经济仍十分落后，无法吸引更多省内人员。而随迁家属的省内则达到了20．3%，省外的则只有13．9%。省内经济原因迁移的为47.2%，省外经济原因迁移的比例为61.2%。这说明省内迁移流动至韶关的主要原因是非经济原因，而省外迁移流动至韶关的主要是经济原因。

1.5 流动人口中流动主体的教育程度处于较低水平

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来看， 无论从总体情况来分析还是从省内、省外情况分析， 初中、小学、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占迁移流动人口的主体，达到了82.5%，这说明韶关经济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只能吸引教育水平较低人群，缺乏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这种流动人口教育结构的不合理将对韶关未来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具有较高学历者，其改变其定居点，由一城市迁入另一城市，其迁移面临的阻力较小，迁移发生的可能性较大；而对于学历层次较低群体，其发生迁移的阻力较大，引力较小，迁移的可能性较低。而流动人口在流动时，对其文化素质要求不高，再加之流动人口生活随意性较强，要求较低，人口流动群体还将以低学历者主[8]。而处于高端人才与流动打工者之间的群体，由于不能很好地找到自己预期目标与迁移目的地所能提供的收益之间较好的结合点，迁移与流动从自身及目的地来说，阻力均较大，迁移与流动发生的可能性较小。

2 韶关市人口迁移流动机制分析

人口迁移的推力拉力理论认为，迁移行为发生的原因是迁出地与迁入地的推力（或称排斥力）和拉力（或称吸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9]。

2.1 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迁移流动的推拉作用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和沿海经济产业转移的快速发展是人口大规模迁移流动的动力[10]。

2.1.1 工业发展的影响 从“六普”韶关市人口迁移流动的数据资料来看，韶关市的工业发展水平从纵向比较近年来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从横向比较来看和本省其它地区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其一，韶关市在第六次人口普查调查登记的迁移流动人口中，流往本省的人数占总迁移流动人口数的近九成，这说明广东省作为最早开放的地区，工业发展仍排在全国前列，而作为地属广东的韶关市缺少吸纳众多劳动力的产业，大量的人无事可干正好说明这一地区的工业不够发达。其二，韶关市迁移到本市的人口中，大量的人口又集中到了市区和县城内等地的发达地区，如韶关市2003年综合竞争力进入全省二类地区行列，2005年上升到二类地区第一位，与珠三角地区共建产业转移工业园在全省率先取得突破，7个县（市、区）与广州、东莞等地的区、镇签约共建产业转移工业园。这说明多数人的迁移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或是为了谋生目的而流动。

2.1.2 农业效益低下的影响 韶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气候资源比较优越，人均耕地面积在广东省排第一，主要存在蔬菜、水稻、畜禽、鱼、水果、竹类、烟叶等七大农业产业。由于近几年加强了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业生产持续增长。但由于韶关市农业生产仍主要以家庭为单位，相当大部分农户的思想观念落后，还是比较保守的小农经济思想。生产单位小，加上目前农村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协调机制，规模种植的商品农业很难发展起来，农村家庭经济很难出现质的突变。农户市场经济意识差。农户信息不通，农户间思想难以统一去发展规模商品经营。因此韶关农业发展的整体效率较低、效益不高。自古依恋土地的农民离开土地，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出于他们对从事农业生产效率太低、效益不高有着实际的感受和具体的认识。这里值得指出的还有，在韶关农村某些地方，外出打工的人口多是18～35岁的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壮年劳动力，而留家种田的多是老人和小孩，他们的文化水平很低，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甚至是文盲，这就使得韶关农业效益不高的问题可能愈演愈烈，对韶关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强烈吸引和家庭经济落后的推动下，人口由农村流入城市、由经济不发达地经济向发达地进行了流动迁移。

2.2 生活环境对人口迁移流动的推拉影响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韶关人口迁移流动的主流从经济不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环境，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环境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不利的生活环境就是推力。人口流动就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经济不发达地区和农村有许多不利的生活环境，如收入水平低，没有挣钱机会、农村太穷，生活太苦、农村缺乏更好的发展机会、对在家乡从事的职业不满意、农村税费过重、呆在家里没事干、子女学习条件差、受教育机会少、不愿意干农业、家乡封闭保守、思想不解放、村干部作风恶劣等，这些都是“推”的因素。迁移的推拉因素除了更高的收入以外，还有更好的职业、更好的生活条件、为自己与孩子获得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更好的社会环境等诸多生活环境因素对人口迁移流动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3 引导人口迁移流动合理化的对策建议

人口迁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合理的人口迁移可以优化人力资本和劳动力配置，促进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信息的交流，但不合理的人口迁移却会造成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社会治安恶化等诸多问题。政府对于人口迁移要进行合理引导而不是盲目地采用行政措施进行控制。

3.1 进一步加大户籍制度改革，保障流动人口基本权益

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等人口迁移调控政策采用单一的行政控制的手段，是人口迁移的最大阻碍，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放松对人口迁移的限制。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工资差异、房价和人力资本氛围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因此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要逐渐改革和完善城市住宅分配制度，对房地产进行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避免房价虚高对人口迁移的不良影响。

3.2 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险和保障制度

把社会保障制度的受益群体扩大到全体公民而不仅仅是城镇居民或户籍拥有者。对于不合理的人口迁移应该采用经济政策而不是行政手段进行调控，缩小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和收入差距，促进地区之间教育机会的公平，将有利于控制不合理的人口迁移，对人口迁移的方向和规模进行有效的调控。

3.3 强化信息、组织网络的建设和监管，促进人口合理有序流动

完善的信息网络和组织网络的形成，是人口有序、高效流动的必要条件，也是其发育成熟的重要标识。所以要大力发展专业性组织，成为人口有序流动的主要信息获得途径。这样有利于实现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减少流动的盲目性，提高人力资源有效配置。

3.4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韶关经济

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工业化阶段是不可逾越的，韶关是广东的重工业城市，工业基础雄厚。因此，应切实加强本市的工业化建设，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依托资源优势，积极培育以冶金、电力、烟草为主的支柱产业，努力改变韶关市工业落后的面貌。一是要加强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改造，使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在增进效益的同时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二是要鼓励发展和新建就业潜力较大的行业和企业，以扩大就业容量；三是要加快韶关的信息化建设，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产业结构的改造和升级，同时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为韶关人口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

在农业方面，要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拓宽农业生产领域，发展绿色蔬菜、优质稻、优质畜禽、优质鱼、特色水果、竹类、烟叶等七大农业主导产业，使韶关农业成为吸纳更多劳动力的一个行业；要大力推进韶关农业的工业化经营和管理，使韶关农业的效率和效益不断提高；最后，要加快韶关农村的城市化和信息化进程，为韶关农村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创造更好的劳动生产条件、职业保障基础和城市化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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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英，陈金永.1990─2000年中国城镇人口增加量的构成及变动[J].中国人口科学，2002（4）：40-47.

[3] 侯红娅，杨晶，李子奈.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04（7）：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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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中图分类号：D63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8)01-0139-06

篇3

引言

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迈入实施的第二个十年了。随着2011年“成渝经济区”获得国务院批复，成都市“天府新区”的总体规划思路的出炉，成都作为中国西部重镇、新一轮大开发的引擎城市、成渝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已经逐步形成了由一个特大城市、14个中等城市、34个小城市、170余个小城镇、数千个新型社区等构成的市域城镇体系。根据成都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成都市流动办”）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全市登记流动人口456.45万人，同比2011年的392.35万人，增加64万人，增幅16.34%。而作为成都市“西部新城”的核心区域，成都市温江区三年里流动人口增长了一倍，吸引了30.32万人到此，这也体现出成都市温江区的城镇建设、产业发展等各方面条件对各类人才的吸引。基于此，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调查当地流动人口的消费情况，探讨流动人口消费结构的基本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拉动该地区消费市场、改善消费结构、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有着极大的社会经济价值；同时，通过剖析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为政府未来制定促进流动人口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的制度和政策，为四川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决策依据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为了使调查数据更具参考价值，项目调查组对此次调查对象有着严格的界定。本项目所指的流动人口需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流入成都市温江区的流动人口；跨省、跨市以及同一城市跨区流动的人口；因出差、就医、上学、旅游、探亲、访友等事由短期内在温江居住、预期将返回户籍所在地居住的人员在本项目中不属于流动人口范畴；在温江居住的时间应达到半年以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年满16周岁就可以参加工作，因此本项目中所界定的流动人口为年龄年满16岁及以上的人员。

在本项目的调查方法上，主要采取的是多阶段抽样和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具体而言：先根据温江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办公室所提供的该区流动人口总体数据，确定了1000份调查样本数；然后根据该区流动人口在各乡镇街道的大致分布情况，按照相应的比例配额；最后，确定具体的调查样本。在实际发放的1000份样本中，共回收982份，其中有效问卷946份，有效回收率94.6%。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流动人口消费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一）特有的食物消费现状导致恩格尔系数失灵

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以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的名字命名的，是指个体（或家庭）食品消费支出总额占个人（或家庭）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它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而下降。这说明在各类消费的增长中，食物消费的增长相对缓慢，因为食物消费属于维持生存的消费，当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后，消费支出会有一部分扩展到生存以外的其他消费上。

因此，恩格尔系数成为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家庭或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主要标准之一。联合国根据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有一个划分标准，即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足；20%以下为极其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和67.7%分别下降到2011年的36.3%和40.4%。四川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联合的《2011年四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也显示：2011年四川省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0.7%；截止2011年前9月的统计数据显示，成都市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为36.79%。

而在对成都市温江区946名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到：2011年该地区流动人口月平均工资收入为1984元，其中用于食品的消费支出为568元，食品支出仅占其收入的28.6%，即该群体的恩格尔系数为28.6%。根据联合国对恩格尔系数的界定，该地区流动人口已经属于富足阶层。那么，造成温江区流动人口恩格尔系数较低的原因是什么呢？

调查数据显示：在接受调查的946位受访者中，其常住地为农村的占据了绝大多数，为709人，占调查总人数的75%，而这其中又有428位的被调查者表示进城务工是他们到此的主要原因，占农村流入人口的60.3%。由此可见，该地区流动人口中绝大部分仍是由农村进城的务工人员。因此，造成该地区流动人口食物支出较低的原因可以从这一群体的特殊性考虑，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一部分从事非技术劳力的工作或者服务行业的流动人口主要居住在由雇主免费提供的房屋内，其基本饮食也都由雇主免费提供，仅仅有部分个体会因为对食品需求的多样化和口味的特殊需要而将极少的收入用于食品开支上，这无疑会大大降低他们在食物上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即使有一些不享受雇主所提供的免费食宿的务工人员，也会本着“吃饱就行”的原则，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或汇款给老家，能省则省，这也造成了其在食品方面的支出尽量节俭。这一点在对其消费观念的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709人中有691位被调查者赞成“居家过日子要量力而行”，占比97.5%。

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为主的大部分流动人口的食品支出如此之低，说明了他们已经将自己的生存消费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在当前的物价水平之下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因此，此时的恩格尔系数已经无法真实反映出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状况了。

（二）各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高储蓄率

从温江区流动人口每月的储蓄情况来看，有491人每月会有不同金额的固定储蓄。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可见：每月储蓄在200-500元的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5%；有17.8%的人每月储蓄在500-1000元，主要集中在工资收入为1200-3500元的人群中；每月储蓄在1000元以上的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8.9%，主要集中在工资收入高于3500元的人群中；而有30位月收入均高于5000元的人群每月的储蓄在3000元以上。通过综合调查分析，温江区流动人口的月平均储蓄额为585.3元，占其人均收入的29.5%。如此之高的储蓄率势必会影响该地区流动人口的消费结构。那么，其形成的关键是什么呢？

西方近年来方兴未艾的预防性储蓄理论似乎能对此现象做一解释。这一概念是由里兰德于1968年提出的，是指风险厌恶的消费者由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额外储蓄，与此同时，其消费水平会急剧下降。该理论将不确定性引入分析框架，分析消费者跨期优化选择行为。

事实上，正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人们的消费行为势必会受到极大影响—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人们在进行消费时会谨慎选择，而这种“消费风险”意识提高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居民储蓄率的居高不下。

通过调查发现，影响流动人口不确定性较高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普遍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形成了其整体收入偏低的现状。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在温江的946名流动人口的平均月收入为1984元，且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在城市所从事的职业以体力劳动为主：如非技术性劳力（占比26.2%）、服务行业人员（占比17.8%）等。真正的脑力劳动从业者，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分别仅占被调查者的3.9%和6.6%，共计99人。在收入上，有533人的人群月收入是在600-2000元，占被调查者总数的56.3%，即从事服务行业或个体经营的人员，其中又以1200-1500元的人群占比最高，为总人数的19.9%；月收入在2000-5000元的流动人口年龄大多在30-49岁之间，即部分技术性从业者或个体经商户；而一些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或个体商户每月超过5000元收入，这部分人群仅有41人。这样的职业层次和收入水平使得以外出务工人员为主体的流动人口而言，在生活和工作中更是处处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

其次，从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保情况来看，在946名被调查者中，其所在公司（单位）为其购买了保险的仅有61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6.4%，而绝大部分的人员都没有购买保险。而在公司（单位）为其职工购买的各种保险中，最多的就是意外伤害险，占已购买保险的总人数的39.5%，以下依次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分别占比为32.7%和20.1%。

最后，从工作的稳定性上来看，在温江地区的流动人口中，有48%的人员从事现有的职业时间为一年以上，其中达到了三年时间的则有20%；现有工作六个月至一年的达27%，这三类人群基本达到了调查总量的三分之二，现有职业的工作时间不到半年的则有25%。

以上各类数据表明，流动人口存在着的工作的流动性大、整体收入水平不高、社保制度未落实到位等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不仅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其意外支出的不确定性而且还大大强化了流动人口的预防性储蓄意识。因此，通过降低当期消费来抵御各种未来的不确定性所可能形成的风险成为了大部分流动人口的选择。

以农村人口为主的群体结构形成汇款比例畸高

根据调查，946位受访者平均每月向老家汇款金额高达209.5元。其中有415人每月会定期向老家汇出部分收入以补贴家用，而这部分群体中仅有89人来自城市，其余高达78.5%的人口其常住地为农村，而通过在城里赚钱补贴家用、赡养老人或供子女读书则是其进城的主要目的。

具体而言，每月向家庭补贴300-500元的人群所占百分比最高，达到23.3%；而每月向家庭补贴200元以下、200-300元和500-1000元人群所占百分比相当；每月向家庭补贴1000元的仅有62人。这样的高汇款比例势必会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消费—他们为了能够多攒钱，会尽可能节衣缩食，然后再将相当可观的收入寄回老家。

之所以会有这么高的汇款比例的现象发生，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专门在他的《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一文中做出了解释：一方面，借助美国哈佛大学的斯达克和卢卡斯所提出的“契约安排”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汇款现象。即汇款行为是迁移农民与其家庭之间的自我约束的、合作的、契约性安排的一部分或一项条款。而且这种契约关系天然地具有长期性。这种情况反映在中国则是：以进城务工赚钱为主要目的的农村流动人口常常将子女放在老家由老年人照看，他们则定期将务工所得收入寄回，而农忙时他们也会回家帮忙。由此，两者之间形成一种互补的态势。不仅如此，当这些人员的工作受阻时，他们也可以选择回归家庭。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家庭历来重视内部关系，家庭成员之间保持着高度的目标一致性和密切的互动关系。因此，个人节衣缩食，为家庭积累财富，这在多数中国家庭中是很平常的事。

其余各项消费支出结构特点

通过表2可以看到，在较高的储蓄及汇款比例下，这部分支出已经占据了流动人口每月收入的近一半，而另外一半的支出则主要体现在其生活所必须的食品、住房和服装上，除此以外，流动人口在交通、通信以及娱乐方面的支出占比极少。由此可见，对于大部分的流动人口而言，尽管恩格尔系数较低，但其生活质量实质上并不高。具体而言，流动人口除食品消费支出外其他方面的支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住房消费占比较重

一方面，在接受调查的946名被调查者中，有26%的从事非技术劳力的工作或者服务行业的人员主要是居住在由雇主免费提供的集体宿舍内，即使居住条件简陋，他们也不会外出租房，因为他们宁可暂住在城里居住条件恶劣的地方也要尽量节省开支以便攒钱回家盖新房。这主要是受到传统的农村思想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还有61.8%的人群主要选择租房居住，且月平均租房费用为437.7元。这部分群体以18-25岁左右的人群为主，说明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有了较大的改变，他们会更加强调居住环境的重要性、条件的舒适性以及配套设施的齐备等；除此以外，还有58位被调查者表示已经在成都温江购房，可以说他们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其职业主要是以成都温江从事个体经营的为主，并且月收入均高于1500元。

（二）服装消费支出位居第三

946名被调查者平均每月的服装消费为219元。其中每月支付200元以内购买服装的有625人，占总数的66.1%，这说明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在服装方面的消费仍以实用为主，崇尚节俭仍是其主要的消费观念，正因如此，有40%的被调查者表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衣着要讲究质量款式，合乎潮流”的消费观念；而另一方面，每月在服装方面支出在200-300元的有210人，占被调查者的22.2%，每月支付超过300元用于购买服装的则有111人，占比11.5%，而他们的收入水平基本在1500-2500元这一区间范围内。这说明，在工作较稳定、收入较高的条件下，部分流动人口还是会注重自身的衣着外表，他们不愿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

（三）休闲娱乐消费支出两级分化严重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在946名流动人口中，共有410人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是看电视或听广播；其次较为受欢迎的娱乐休闲方式是玩扑克或打麻将，占被调查总体的9.5%；与同乡或者亲友聊天排在第三位，因为这种方式简便易行，又能交流信息、消除寂寞。除此以外，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在闲暇时间选择上网、睡觉等方式度过。基于此，大部分的流动人口每月在休闲娱乐上的支出都低于400元，甚至没有。可见，在成都温江的流动人口并未与本地居民共享各种文化设施，他们的生活圈也并没有因为在成都温江得到很大的拓展。但是，还应看到，对于部分技术工人、个体商户而言，他们开始逐渐融入当地的主流文化圈，享受生活，其每月的休闲娱乐支出在400-600元；甚至一些高级管理岗位从业者每月在这方面的花销甚至已经高于600元。

（四）教育培训支出严重不足

在是否接受相关的教育及培训的调查中可以看到，有804人（约占85%）每年没有接受任何的教育培训；而即使在接受了相关的教育培训的人群中，每年花费在200元以下的占已接受培训人员的绝大多数，大都为一些技术工人或服务业从业者；其次，每年花费500元以上的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占比31%。可见，大部分流动人口特别是文化程度较低的流动人口对自身培训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这对其素质提高极为不利。

结论

有关消费问题的调查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因消费者或访问员等各种主客观因素而产生的消费者实际收入、实际消费与其填答的数值有误差的问题，这是类似研究存在的一个普遍不足。但是，对于成都市和温江区政府而言，此次调查可以使其大致了解流动人口的消费结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进而有针对性地引导流动人口的消费方式、消费观念，并最终实现提升该地区未来整体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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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Abstract：Population mobility which bas been recognized as a socioeconomic phenomenon，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is study tak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Shanxi province as study object and take prefecture-level city、county-level city and country as the research unit， based on the census data of Shanxi province， used floating population location quotient and multi-center model to analy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hen we studied the influence factors which caused the special phenomenon. The result showed that： 1）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scal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experienced a rapid development， capital city and prefecture-level cities have an important effect in absorbing floating population; 2）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gradually become the new driving force which can affec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3） the development of floating population form native cities showed a trend of evolution form spatial agglomeration to spatial equilibrium，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other cities and provinces presented a character of gathering to the district which has bigger population size and higher urban hierarchy; 4）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ocation condition and the size and the designated function of cities， but is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urbanization rate.

Key words：floating population;location quotient;multi-center model;influence factors;Shanxi Province

中图分类号：K9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5）-02-56（6）

1 引言

人口流动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是当代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重要表征，它既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同时也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改革开放以来，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的转移阶段之后，进入90年代以来，流动人口主要以从农村向城市、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为主[2、3]，这一现象将是未来几十年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4]。因此，研究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合理预测和规划未来人口流动格局、促进城乡良性互动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许多学者探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人口等相关问题，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人口的空间分布与演化[5、6]、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与特征[7、8]、流动人口空间格局与动因[1、9-11]、迁移规律[12、13]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4、14]等，其中对于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15、16]、收入水平、地区差别、教育程度[17]等，对流入地城市性质与流动人口关系的探讨相对较少。研究尺度包括全国层面[12、18]、省级层面[19、20]和省会城市[1、21]等。资源型地区作为一种特殊的地域类型，由以资源开采和初加工产业发展为主的城市构成，其资源型产业的兴起与衰落直接影响区域流动人口的空间格局。然而，已有研究对资源型地区流动人口的发展缺乏系统研究，本文以山西省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从流动人口的来源结构入手，以山西省地级市市区、县级市和县为基本研究单元，利用“五普”、“六普”中“户籍登记地在外乡镇街道”的相关数据，从户籍所在地在本县（市、区）、本省其它县（市、区）和省外三个层面对山西省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于揭示山西省流动人口发展与演化规律、更好的制定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流动人口区位商

区位商是用于表征特定空间上某一要素分布集聚程度的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Qi表示i地区的流动人口区位商;Fi是i地区的流动人口数;Pi是i地区总人口数;Ft是整个区域的流动人口数;Pt是整个区域的总人口数。Qi=1表示流动人口在i地区分布与整个区域分布一致，Qi>1表示流动人口在i地区分布相对集中，Qi

2.2 多中心模型

多中心模型是区域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模型之一，其一般形式如下：

式中，D（r）是流动人口密度;n是流动人口中心的数量;ri是某一个地区到i人口中心的距离;ai和bi是针对i中心的参数。

3 山西省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

3.1 现状特征

山西省是我国典型的资源型省份。201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总量为517.59万人，比2000年增长280.3万人，增长率118%，年均增速达到8.11%;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7.31%提高到2010年的14.49%，提高了7.18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由2000年的3.84个百分点缩小到2010年的1.63个百分点，说明2000年到2010年间，山西省流动人口规模发展迅速。

山西省11个地级市和11个县级市2010年共吸引流动人口358.23万，占全省流动人口总量的69.21%，其中地级市吸引流动人口305.29万，占全省流动人口总量的58.98%，说明山西省人口流动符合我国快速城市化时期人口向城市集聚的特征，其中地级以上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其中，流动人口最多的是太原市，达到140.2万人，占全省的27.09%，平均流动人口密度为201人/km2。流动人口总量最少的是阳泉市，为18.43万，占全省的3.56%;流动人口密度最低的是忻州市，每平方公里不足16人。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最大的是太原市，为33.37%;最小的是运城市，为7.93%。

3.2 总体演变特征

为了消除城市行政区面积差异带来的影响，更科学地揭示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规律，本文采用人口密度作为衡量指标，即在绘制流动人口密度等值线图的基础上，根据流动人口区位商和流动人口密度等值线图确定山西省流动人口集聚中心，并利用多中心模型分析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特征。

为了有效克服单一判断标准的弊端，采用流动人口区位商和流动人口密度等值线图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山西省流动人口集聚中心，选取两个年份流动人口密度大于50人/km2，且流动人口区位商大于1的行政区作为山西省流动人口集聚中心。

从2000年和201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密度图（图1a、表1）可以发现，200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中心共有7个，包括太原市区、晋城市区、长治市区、大同市区、阳泉市区、侯马市和晋中市区;对比2000年，2010年流动人口中心增加到11个（图1b、表1），原有的流动人口中心除侯马市以外，均得以保留并且集聚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另外增加了临汾市区、运城市区、介休市、孝义市、吕梁市区5个集聚中心，主要分布于山西省中南部地区。侯马市作为重要的区域性物流中心曾在吸引流动人口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周边临汾市区、运城市区的发展，两者作为地级市行政中心的优势逐步凸显出来，从而削弱了侯马市作为流动人口中心的作用，导致其在2010年流动人口区位商下降到0.875，失去了作为流动人口中心的地位。2000年，山西省7个流动人口中心共集聚流动人口145.77万人，占全省流动人口总量的61.43%;2010年流动人口中心数量增至11个，共吸引流动人口总量296.37万人，占全省流动人口总量的57.26%，流动人口中心的数量在增加，然而其吸引的流动人口比重在降低，说明山西省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并未出现向少数城市集聚的突出极化现象[22]。

采用多中心模型对2000年、201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利用spss16.0对结果进行拟合，结果见表2。多中心模型中参数a代表不同中心截距，a越大表明该中心在集聚人口方面的作用越强;而斜率b的绝对值越大，代表随着与该中心距离的增加，人口密度的衰减越陡[23]。对表2中的参数a和b进行分析，可以发现2000年和2010年两个时期，山西省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均呈现“双核”型空间结构，即太原市区核心和晋城市区核心，其a值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在2010年表现尤为突出;对参数b进行分析，2000年⒈太原市区参数b的绝对值为2.082，明显高于其他中心，表明这一时期太原市区核心对山西省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作用较强，2010年，孝义市、阳泉市区、晋城市区和运城市区参数b的绝对值分别达到15.838、10.158、9.867和6.262，超过太原市区的3.636，表明这一时期太原市区对山西省流动人口格局的影响力逐步减弱，中小城市的发展逐渐成为影响流动人口格局演变的新驱动力。

3.3 流动人口来源结构分析

对流动人口来源结构进行分析，主要从户籍在本县（市、区）、本省其它县（市、区）和省外3个层次进行分析。200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总量为237.29万人，户籍在本县（市、区）、本省其它县（市、区）和省外的流动人口构成为63.6：22.7：13.7，到了2010年，这一构成变化为55.7：32.7：11.6，表明来源于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仍然是山西省流动人口的主要构成，占到流动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来源于本省其它县（市、区）的流动人口规模发展较快，总量由2000年的53.88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169.44万人，增长了214%，其占流动人口总量的比重也提升了10个百分点;来源于省外的流动人口总量增速略低于前两者，但整体也呈现逐步扩大的态势。

利用2010年、2000年两期数据的比值与山西全省平均水平的比率，即（2010年某地区流动人口数/2000年某地区流动人口数）/（2010年全省流动人口数/2000年全省流动人口数）为依据，按来源分类绘制的山西省流动人口增幅比率图（图2），对不同来源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分析。

对户籍在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进行分析（图2a），增幅比率较高的地区，即增幅比率大于3的地区共有18个，主要集中于吕梁市域及周边地区、大同市域东部、长治市域;增幅比率在2到3之间的地区共有28个，分布较为分散，主要集中于山西省的中南部;其余61个地区的增幅比率与全省平均水平相近，集中于0到2之间，其中增幅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区共有16个，主要分布于各地级市市区周边，与2010年山西省流动人口中心区位相符。可见，山西省来源于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空间集聚逐步向空间均衡方向发展，原本流动人口集聚程度较低的县（市、区）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的能力逐步增强，原有流动人口中心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的能力逐步下降。以太原市区和长治市区为例，太原市区2000年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总量为40.86万人，到了2010年该数据下降到35.28万人，下降了21%;长治市区2000年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总量达6万人，2010年该数据下降为5.35万人，下降了10.8%。

对户籍在本省其它县（市、区）的流动人口进行分析（图2b），与来源于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增幅比率相比，其增幅比率相对集中，在0到2之间的地区共有89个，占全省总数的83.18%，说明全省各地区来自于本省其他县（市、区）流动人口扩张规模与全省平均水平基本相近，原有流动人口规模越大的地区近10年吸引的流动人口数量越多，尤其是增幅比率大于1且原有流动人口规模较大的太原市区、晋中市区、临汾市区、运城市区和吕梁市区，在这一时期吸引省内其他县（市、区）流动人口的能力尤为突出，共增加68.62万人，占全省净增加总量的59.38%，说明这一时期山西省省内其它县（市、区）流动人口主要呈现向人口规模大、城市等级高的地区集聚。

对户籍在省外的流动人口进行分析（图2c），全省吸引省外流动人口增幅比率低于1的有36个县（市、区），占全省的33.6%，分布于省域南北两侧;大于2的有24个，占全省的22.4%，集中于省域东西两侧;增幅比率在1到2之间的县（市、区）有47个，占全省比重的44%，主要集中于山西省中部地区。增幅比率大于1的县（市、区）空间分布与山西省流动人口中心分布特征基本一致，说明来源于省外的流动人口与来源于本省其它县（市、区）流动人口一样，均呈现向省内流动人口中心集聚的特征。

4 影响因素分析

借鉴已有的相关分析，对山西省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从区位条件、城市规模（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城市性质、城镇化率等角度进行分析。

4.1 与区位条件的关系

区位条件作为一项综合指标，可以全面反映区域自然、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差异，区位条件良好是城市选址的先决条件。我国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呈现明显的农村向城市流动的特征，自然环境优良、社会经济条件发达、交通设施完备的城市成为流动人口集聚的重要地区。因此，区位条件对流动人口的集聚有重要影响。

4.2 与城市规模的关系

一般来说，城市规模越大，它与周围其它城市的相互作用就越大，当一个城市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其对周围地区劳动力、资金、资源的吸引力不断提高，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城市通过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使区域经济水平得以提高。城市规模可以通过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进行衡量，采用2010年各县（市、区）非农业人口与流动人口总量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系数高达0.974;采用2010年各县（市、区）GDP与流动人口总量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系数高达0.937，说明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与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密切相关，其中与城市的人口规模相关性更强。

4.3 与城市性质的关系

对山西省内流动人口集聚中心的城市性质进行分析，主要包含综合型城市、工矿资源型城市、商贸―交通枢纽型城市三种类型。太原市作为山西省省会城市，是太原经济圈和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也是山西省范围内最典型的综合型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医疗水平和公共设施的提高与完善，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进人城市，2010年太原市区共吸引流动人口130.87万人，占常住人口总量的38.17%;工矿资源型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大量外来劳动力聚集，如大同市、孝义市等地煤炭及有色金属开采业的发展，大量吸引外来人口在此聚集，逐步形成流动人口的集聚中心;商贸―交通枢纽型城市以晋城市和侯马市为代表，晋城市是山西省重要的门户城市，吸引流动人口规模在地级市中位居前列，并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侯马市是山西南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以吸引省内其它县（市、区）的流动人口为主。

4.4 与城镇化率的关系

采用各城市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城镇化率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67，说明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5 结论

本文在借鉴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山西省流动人口发展现状，利用流动人口区位商和人口多中心模型，对山西省2000年、2010年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研究时段内，山西省流动人口规模发展迅速，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了7.18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其中地级以上城市在吸引流动人口集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符合我国快速城市化时期人口向城市集聚的特征。

利用流动人口区位商和人口多中心模型对山西省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流动人口中心由2000年的7个增加到2010年的11个，空间格局整体呈现“双核”型空间结构，2000年太原市对山西省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影响作用较强，到了2010年其影响力逐步减弱，中小城市逐步成为影响流动人口空间格局演变的新驱动力。

对流动人口来源结构进行分析，来源于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仍然是山西省流动人口的主要构成，占到流动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来源于本省其它县（市、区）的流动人口规模扩张较快。来源于本县（市、区）的流动人口由空间集聚逐步向空间均衡方向发展，原本流动人口集聚程度较低的县（市、区）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的能力逐步增强，原有流动人口中心吸引本县（市、区）流动人口的能力逐步下降;来源于省内其它县（市、区）和省外的流动人口主要呈现向人口规模大、城市等级高的地区集聚的特征。

就流动人口集聚的影响因素来看，流动人口集聚与区位条件、城市规模和城市性质密切相关，与城镇化率并无显著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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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引言

高危是最具危险性的艾滋病易感行为，性途径成为目前我国艾滋病传播主要模式。从国际艾滋病传播史看，因高危感染艾滋病的比率比其他行为更高。估计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中75%以上通过性接触感染。与城市居民相比，流动人口从事易较多或有多个，容易感染艾滋病病毒/性传播疾病（HIV/STD）。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有2.2 亿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在HIV 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的传播中起到了桥梁作用。流动人口艾滋病高危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二、艾滋病高危

艾滋病高危是艾滋病感染高危行为中的一种，同时也是高危行为中最具危险性的艾滋病“易感”行为。就传染病学的视角而言？高危是指发生在健康个人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间的带有体液交换性质的。而就人群传播视角而论，高危则是指发生在健康个人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间的无保护。其中既包括发生在男男性关系人群间的无保护，又包括发生在男女两性间的无保护；既包括发生在偶然间的无保护，同时又包括发生在固定间的无保护。

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已针对同性间、商业性、多性伴等不同类型高危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HIV/AIDS经各类传播的途径及危险因素：①同性间。国内外对同性恋人群的研究一致发现，该人群中的男男性接触者（即MSM）是HIV感染的高危群体。在以欧美国家为主的工业化国家中，HIV/AIDS的流行与男同性恋人群有关。②商业性。商业性中的女性性工作者和男性缥客在艾滋病防治研究中被称之为“桥梁人群”和“中介群体”。女性性工作者因职业特殊性在经由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危险的角色。③多性伴。多性伴一般是指在同一时期内与多个性伴发生性关系。无论对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理论和研究都证实多性伴是HIV感染和传播的重要危险因素。艾滋病领域内的多项研究表明，人群的平均性伴更换率和个人之间不同的性伴更换率都对艾滋病的传播概率有重要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平均性伴更换率越高，艾滋病的流行率也越高。④无保护的。无保护指所有未坚持每次正确使用安全套的。研究证明，在多性伴人群中减少无保护（即提高安全套的使用率），可以有效地避免新的HIV感染。使用安全套对减少HIV传播所起的作用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干预项目中被证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泰国。无论是在商业性还是非商业性的中，无保护均有相当高的危险性。

三、流动人口艾滋病高危状况

流动人口即地域流动性较强的人群。这类人群固定性较差，生活或工作地变换频繁。近30年来，由于在流动人口中青年人口比例极大，且无配偶者或无配偶伴随者人数较多，因此在该人群中存在大量非婚，从而为艾滋病传播埋下了隐患。特别是农村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更易因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感染HIV.因而是艾滋病感染的脆弱人群。有研究指出我国目前的1.2亿流动人口是导致艾滋病传播流行的主要人群。这类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青壮年构成的主体人群文化程度较低、疾病预防知识匮乏，因而存在着严重的艾滋病感染危机。中国性病疫情报告显示，早在1999年，艾滋病感染人群中有外出流动史者所占比例就已达到15.6%。目前在某些地区的该类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率已经很高。

四、结论

流动人口是艾滋病感染和传播的脆弱易感群体，在HIV 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的传播中起到了桥梁作用，是控制艾滋病性途径传播的重点人群。人口流动本身并不是导致HIV/AIDS扩散的根本原因，而是人口流动与艾滋病病毒传播因素相结合，才真正导致了艾滋病病毒的加速传播。我国流动人口与艾滋病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在预防知识缺乏、高危行为发生较多及性病、艾滋病发病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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