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种植扶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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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2-0043-04

一、委托—问题与扶贫治理机制

委托—理论一直都被经济学家们应用于研究现代企业，即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造成的委托人利益受损现象。在公共行政领域也存在着众多的委托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监督弱化和激励不足等原因，同时委托人和人的目标不一致，出现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问题。人作为“经济人”存在所谓的“机会主义倾向”。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应是建立一套既能够有效地约束人的行为，同时又能激励人按委托人的旨意及设立的目标而努力工作、减少成本、实现委托人与人双方的“帕累托最优”的机制或制度安排——激励与约束机制。

扶贫治理机制就是使人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避免人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倾向以及损害委托人利益的问题发生。主要是对扶贫治理的目标约束、制约机制和制衡机制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中国农村扶贫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一种模式，但扶贫治理的主体已经超出了政府的多层级政府机构，而延伸到了村社及贫困农户，这些部门在农村扶贫及项目管理与实施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就显得尤为关注。

因此，扶贫治理机制应由以下要素构成，（1）扶贫战略及目标体系；（2）扶贫组织与管理体系。包括扶贫治理决策机构、执行机构；（3）扶贫法规制度体系。包括：扶贫政策与法规体系，组织管理、预算、责任与绩效等制度；（4）扶贫监督体系；（5）扶贫信息系统。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和机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二、中国扶贫治理机制中的委托—关系

委托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的，所以无论是部门外部还是部门内部的委托关系，其实质都是各部门的领导代表其部门参加博弈。威尔逊（Wilson）曾经指出在政府机构关系中的两个关键特征:一是人有多重任务；二是政府机构有多重委托人。在农村扶贫过程中，政府机构也难逃这种厄运，如多个利益集团会对某一公共支出部门的决策施加影响。

1.农村扶贫组织及参与主体。中国的扶贫开发实行分级负责、以省为主的行政领导扶贫工作责任制。为了协调各个参与农村扶贫的部门之间的关系，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各级政府的跨部门扶贫领导小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是国务院的议事协调机构，在领导小组之下，国家相关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市）、县级政府也成立了专门的扶贫开发办公室，负责本地的扶贫开发工作。中央的各项扶贫资金在每年年初一次下达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实行扶贫资金、权力、任务、责任“四个到省（自治区、直辖市）。所有到省的扶贫资金一律由省级人民政府统一安排使用，并由各有关部门规划和实施项目。

中国农村扶贫参与主体众多，主要参与主体为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组成的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和扶贫机构：（1）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2）国家部委。国家（地方发改委）与以工代赈计划、财政部与财政发展资金、中国农业银行与专项扶贫贷款以及政府其他业务部委；同时，相应各地方也设立对应扶贫机构：（3）省扶贫机构；（4）地市级扶贫机构；（5）县级扶贫机构；（6）乡村扶贫；（7）贫困农户；在不考虑各机构内部层级机制的情况下，农村扶贫参与主体层级链达到6～7级。

2.扶贫治理机制中的多层委托—关系。国家扶贫资金的管理层有四层，并且是按行政规则逐级管理的，这种管理可以看做是多重委托—，即国家、省（市）、地区、县这四级管理层之间存在一种委托—关系，其中，国家是最初委托人，县是最终人，省（市）、地区既是一级委托人，又是一级人，他们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约束着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的委托关系、政府部门与支出部门的委托关系、政府部门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委托关系、扶贫项目运作过程中的委托关系等。目前中国的这种委托—关系一般都没有签订具有强约束力的或比较规范的合同契约，只是根据国家扶贫战略及目标任务要求和各地贫困人口、贫困状况来确定扶贫资金的总规模，然后再将资金下拨给各省相关的扶贫部门。同理，省与地区之间、地区与县之间也存在类似问题。从运行过程看，这种多重委托—关系使信息的传递，责任的归属逐渐变得模糊起来，找不到对扶贫资金真正负责任的人，这种管理状况不是造成扶贫资金的流失，就是造成扶贫资金的低效率投放。在农村扶贫过程中，因内部信息或外部信息问题而导致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行为，影响政府扶贫预算资源配置效率。

篇2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6－0031－05

在我国扶贫实践中，中央政府作为行动主体，采用特定的经济、社会手段实现特定扶贫目标，这一过程通常是通过政策传递与行政指令实现的，其中政策的有效实施是保证扶贫目标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扶贫资金效率有直接影响。在现实中，各级政府机构本身作为理性个体，其利益诉求很难与初始政策制订者完全吻合，结果是设计成统治者偏好最大化的政策，却可能扭曲成使政策执行机构受惠。我国转型期的社会特征、贫困地区的财政约束以及依区域原则组织的经济体制，使政府政策呈现灵活性强、不确定性大、密集度高以及传递环节多等特点，加剧了这种科层损耗。

一、参与主体及委托关系

1．扶贫资金传递过程中的参与主体

中国政府的农村扶贫和城市扶贫具有完全不同的组织系统。农村扶贫组织系统的最大特点是多部门参与，一些部门负责管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专项扶贫资金，另一些部门则主要负责各类扶贫项目的实施。这种制度安排一是为了适应农村综合性的开放式扶贫方式的需要（不像城市的扶贫那样只提供生活补贴）；二是为了动员已有的各类政府职能部门参与到扶贫工作中并发挥它们的专业优势；三是为了降低扶贫的管理成本（避免设置过于庞大的专职扶贫部门）。

但是，多部门参与农村扶贫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部门之间的协调更加困难，而协调不好则可能影响整个扶贫工作的效率。为了协调各参与部门之间的关系，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各级政府的跨部门扶贫领导小组，在领导小组之下，成立了专门的扶贫开发办公室。中国政府的农村扶贫组织结构见图1。

2．扶贫资金传递过程中的委托关系与博弈关系

由于多个参与主体的存在，在中国农村扶贫资金传递过程中，存在着委托关系，如决策环节与传递环节的主体间存在委托关系，在同一系统的上下级之间也存在一种委托关系。但是由于开发式扶贫模式的政府性质所决定，这种减缓贫困的委托权安排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存在多个委托人，每个委托人都拥有控制权和监督权；第二，每个委托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即政策制定者同时也行使政策实施者的权力，从而使委托权的监督变得更加困难。按照利益集团的理论，当农村开发式扶贫模式的运行中存在这种多重委托关系时，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将对模式的整体运行效率产生影响。[1]

财政扶贫资金的传递在中央一级存在着财政、发展改革委等多个委托人，每个委托人又是决策环节重要利益主体，都具有相关政策的制定权，因而常常由于部门之间不同利益取向导致决策矛盾。而且，每个委托人的人，即下级相关部门都会受到不同取向的限制，例如，财政部门可能受到保工资、保行政经费等职能的影响，发展改革委部门可能受到直接确定投资项目的利益诱惑。因此，这种纵向一体化的委托关系使监控系统更多地表现在部门内部的监控，也就容易受到每个委托人具有的其他职能的影响，从而加大监控成本，甚至使监控失效。其次，决策主体同时行使传递主体的职能，这样委托人同时又是人，作为人的委托人的工作努力水平是由其自身评定的，在存在自身利益诉求时，其监控就更加困难。

二、扶贫资金传递过程中的博弈过程

1．扶贫政策传递及实施的博弈过程

扶贫项目传递及实施过程同时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各利益参与主体在利益最大化假设条件下进行决策，各级参与者们为寻求最优结果而采取不同的行为，[2]因而在制定扶贫决策的中央政府或高层地方政府与实施扶贫项目的地方官员之间构成了一种博弈关系。地方官员能否有效贯彻上层政策取决于两大因素：首先，执行者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地方官员对扶贫政策的认识和处理受到既定利益结构的影响；其次，中央政府或高层地方政府监控地方官员的行为也要花费成本。这两种因素博弈均衡达到的那一点，决定了扶贫政策能够被有效执行的程度。

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几何图形来对扶贫项目与扶贫资金传递过程中，地方科层损耗产生的过程、影响因素及其存在对扶贫政策预期社会效益的影响进行描述。图2描绘了中央决策层期望效益与地方官员利益的关系，以及地方科层损耗产生的过程，该图假设了扶贫政策的权威性，即贯彻之必定能够给社会带来良好效益。

（1）扶贫资金高效实现的理想状态是扶贫项目效益与贯彻执行扶贫政策的地方官员利益完全一致的状态，如图OG线，也就是我国一贯以来强调的“人民公仆”――地方官员的利益就是贯彻扶贫政策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没有自己的私利。在这种状态下，扶贫政策创造的效益就是三角形OGD的面积。

（2）实际上，扶贫政策与地方执行者的关系却不是直线关系，而是如图中的OCG所示曲线。在理想状态下，当地方官员获取了D1的效益时，扶贫政策将产生P1的社会效益。但当关系是OCG曲线时，当地方官员获得D1的利益时，扶贫政策却只带来P2的效益，扶贫政策预期效益损失P1－P2，而扶贫政策预期效益的损失就成为了地方官员利益的增加额部分D1－D2，这就是中央扶贫政策的地方科层损耗。

（3）曲线的曲率越大，越凸向角ODG，则地方官员对于扶贫政策的扭曲越大，如图中虚曲线所示。反过来，曲线越接近直线OG，扭曲就越小。

（4）本来扶贫政策、规则在理想状态下能够给社会带来三角形OGD面积大小的利益，但是由于曲线的存在，这部分利益缩小成了图形B所示的面积，图形A为地方科层损耗――被扭曲后用来谋求地方官员利益。可以看到A和B的彼此消长关系，甚至可以根据这一图形计算出一项或多项扶贫政策的扭曲率 。

基于上述分析，在设计扶贫政策博弈的实施机制时，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认识扶贫政策实施机制的有效性：内生性与强制性。首先，扶贫政策（博弈规则）的理想状态是在政府-社会的博弈过程中产生的，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参与分工的人们出于自我利益会选择和创造出对他们各自而言成本最小的契约和约束机制。也就是说，一项扶贫政策的形成和执行，应当是与此扶贫政策相关的所有博弈参与人共同博弈的结果，只有这样，该扶贫政策才能被博弈各方遵守并自动执行。其次，机会主义行为假设、现代交换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都构成了扶贫政策实施机制必须外在强制设立的原因。此时，扶贫政策实施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违约（公共政策寻租行为）成本的高低，违约成本越高，则违约行为越少。

2．扶贫政策科层损耗的产生机制与效应

下面通过构建相关模型，进一步深入阐述政策传递过程中地方科层损耗的产生机制、博弈结构及其效应。假定在这个模型中只存在两个博弈主体，一是制定扶贫政策的中央政府，一是执行政策的地方官员。

首先，从地方政府官员收益来看。地方政府官员的收益由其不同的扶贫政策执行行为决定，假设给定中央扶贫政策，地方官员只有两种行为选择：a贯彻执行和b扭曲扶贫政策，无论采用哪种行为，地方官员都要付出一定成本，行为a的成本为C(a)，行为b的成本为C(b)，其中，成本C(a)为地方官员贯彻扶贫政策过程中所进行的调研、排除障碍等活动付出的成本；成本C(b)（违约成本）则包括地方官员扭曲扶贫政策获利所付出的成本，以及该行为被监督机关发现予以惩罚所付出的成本。用U贯彻和U扭曲来分别表示地方官员贯彻中央扶贫政策或扭曲中央公共政策所获得的个人效益，有：

为地方官员固定工资，P(a)为当地方官员采用行动a时，中央扶贫政策所产生的效益，B为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官员的政绩奖励系数，即地方官员的努力产生一分扶贫政策效益，就给予其B单位的奖励，这个奖励包括荣誉、奖金、晋升机会等等。

以上分析得到的结论就是，扶贫政策期望效益U中央是地方政府官员的贯彻扶贫政策行为成本C(a)的减函数，贯彻扶贫政策行为成本越高，则扶贫政策期望效益越低。[3]反过来，如果中央政府想要保证扶贫政策期望效益的最大化，就必须使地方官员贯彻扶贫政策的行为成本最小。

扶贫政策期望效益是地方官员“扶贫政策扭曲”行为成本C(b)的增函数，即地方官员进行“扶贫政策扭曲”的成本越高（包括完善的监督体制和对“扶贫政策扭曲”的大惩罚力度），地方官员就越不会扭曲扶贫政策，从而扶贫政策的期望效益就越高，就越能得到贯彻执行，效果也就更明显。

三、扶贫政策传递损耗的经验证据

这里以我国1999年开始试点的退耕还林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例对上述分析加以说明。

退耕还林工程是我国为解决贫困地区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生态问题而采取的重大举措，其作为一项生态环境政策，具有公共性，其贯彻实施是依托于一定利益集团的。[4]在这一利益集团内，一方面，退耕还林事关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集团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退耕还林行动中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又具有完全不同的集团收益，甚至是个人利益。

从中央政府（扶贫政策制定者）角度来看，退耕还林政策是国家生态环境建设之必须，也是其有意识调整土地使用结构之举，相比其所需支付的成本而言，收益更大。而从地方官员的角度来看，虽然其执行退耕还林政策能够获得相应的政治安全和荣誉收益，但从其将承担的成本来看，一方面执行政策需要一些直接费用，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农业化受限而引发地方财政减少，还要动用大量地方财政；同时，随着退耕还林进程加快，深层次的问题不断显露出来，如生态移民等问题，可以说地方政府官员如果贯彻执行该政策，将面临边际直接成本不断提升（表现为C(a)较大），而相应边际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却递减的局面（表现为P(b)不断减小，且B较小）。据有关部门测算，仅重庆市巫溪一个县，就因退耕还林减少地方财政1000多万元。

由于贯彻执行退耕还林政策带来的预期利益（U贯彻）要小于消极甚至扭曲对待该政策而能够带来的利益（U扭曲），因此，地方官员面对该政策较为理性的行为则是将资源配置给边际收益更高的产业和部门，将土地优先用来发展当地经济，而非“还林”。这样，在退耕还林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政策科层损耗的出现，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地方政府消极对待退耕还林，甚至于将退耕还林过程中引发的矛盾扩大化，有意识曲解中央关于退耕还林的相应补偿政策，占用退耕土地用于其他产业等不良现象，使退耕还林政策不仅难以达到预计效果，反而有受到群众反对的危险。

按照上文所分析的，要保证退耕还林政策的有效实施，首先要充分听取各地建议和意见，根据不同地域的不同情况（地理特点，森林分布状况，各地财政状况等）予以分步、分类地实施和指导，而不是一步到位地强行贯彻；其次应当及时调整相关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机制，加大P(a)和B值，使退耕还林的收益从中央逐步扩散到地方政府；再次，强化监督机制和加大对扭曲执行相关政策行为的打击力度，[5]即增大F(b)和p值。总之，在退耕还林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将可能出现的科层损耗考虑在内。

四、结论与建议

1. 厘定政府扶贫政策过程，力求扶贫政策过程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的扶贫政策都属于供给主导型扶贫政策，带有较强的强制性，因而中央政府的意愿扶贫政策供给与下级的实际需求可能并不一致，并没有建立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之上，这就为地方政府“修正”上级意愿扶贫政策留下了空间。扶贫政策过程也可视为布坎南的政治权力交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缺乏“全体一致同意”，这个权力交换过程就不具备合法性基础。然而现实中，组织之间和组织内部的信息交流和横向联系则由于人们的讨价还价而使协调成本难以承受，因此，一方面，应当根据在确保扶贫政策的稳定性、统一性和权威性的基础上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的原则，确认政府的扶贫政策主体，即到底谁有权解释扶贫政策，有权修正扶贫政策，并按照宪法规范政府部门的职能与权限；另一方面，完善扶贫政策相关各方对于扶贫政策制定的参与机制（如听证会制度），将下级实际需求纳入扶贫政策编制考虑范围，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2. 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培植社会中介组织

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关键在于寻找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有效结合点，达到最大限度减少两种体制下职能实现的功能弱点，发挥功能强点的目的。我国传统行政体制中之所以存在所谓“文件偏好”、“扶贫政策偏好”等现象，就在于行政等级计划组织过于介入社会过程，权力支配的社会资源过于庞大，“扶贫政策租金”丰厚。转变职能就是要给政府设限，通过减少不必要的统制来减少公共政策中的“租金”。这就需要大力培植社会中介组织，如服务型、经营型、监督型、自律型等中介组织，以之逐步取代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无所不能的角色。

3. 建立扶贫政策对话渠道和反馈机制，进行扶贫政策地方科层损耗的案例统计和数量研究

建立中央政府与社会公众关于扶贫政策制定和执行情况的对话渠道，绕过地方政府对扶贫政策的编制和执行进行审查，使政绩考察机制立足于社会公益状况，提升政绩奖励系数，使地方官员的贯彻扶贫政策行为得到最大鼓励，并加大监督力度。对扶贫政策的地方科层损耗进行案例收集和数量统计研究，主要是确定把地方政府对扶贫政策的正常“修正”行为和“公共政策寻租”行为在量上、质上的区别，使地方科层损耗能够得到量化统计，便于考察地方官员政绩，从根本上提升违约成本。通过积累案例和经验，为完善政府扶贫政策过程提供经验支持，即将扶贫政策的地方科层损耗纳入扶贫政策过程。

4. 扶贫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执行官员群体的利益，尽可能缩小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效用函数的差异

从分析图中可以看出，扶贫政策的预期社会效益与地方官员利益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说明扶贫政策效用与地方官员的个人效用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要保证扶贫政策预期效益的实现，就必须要出让一部分利益给地方官员，以换取他们机会主义行为的减少，实现这一过程可以通过设立科层损耗基金，对政府官员施以“年功奖金”，如养老金、廉政奖金等形式，减小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的效用函数差异，以一种经济激励的方式使地方官员放弃“扶贫政策寻租”的短期行为，实现由权力支配和道德约束向利益激励机制和规范支配机制的转换，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扶贫政策的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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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党国英. 乡村低水平制度均衡：发生机制与破解途径――一个案例研究[C]. 北京：第二届中外农业现代化比较国际研讨会，2003.

[2][美]道格拉斯・C・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译本）[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3]张新伟. 反贫困进程中的博弈现象与贫困陷阱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1998，（9）：22-27.

[4]刘. 退耕还林行为动因的经济分析[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4）.

篇3

“十几年前的老式课桌还在使用，桌面坑洼露钉子；学校操场没有硬化，晴天满是灰，雨天一片泥；宿舍由老教室改建，几张铁床挤了56个孩子；食堂很小，满操场站着吃饭的孩子；不到10岁的小姑娘踉跄着提桶打热水洗浴……”说起当年在湖南偏远农村看到的场景，戴晓凤至今仍觉得心酸。

近年来，农村中小学的“撤点并校”导致农村学校服务半径不断延长，农村孩子上学的路途也变得越来越远。尤其是一些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孩子走读上学变得非常困难，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

为了解决边远农村及少数民族地区孩子上学难问题，早在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教育部与国家民委就先后出台了《关于农村与少数民族地区寄宿制中小学的建设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将寄宿制学校作为发展农村及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有效办学模式。

为全面了解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情况，2016年4月初至10月上旬，湖南省政协民宗委组织部分委员、专家学者，深入湘南、湘西各市（州）的民族乡（镇），共15个中小学进行实地调研，针对学校“住宿难、就餐难、洗澡难、如厕难”的实际困难，提出尽快推进寄宿制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实现“一生一床、热水淋浴、热饭热菜、饮水安全、厕所卫生、课桌椅换新”。湖南省政协还于当年11月14日召开界别协商会议，就“全省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建设”展开协商和探讨。

调研结果显示，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对整合师资力量和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农村综合办学能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各个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也十分突出。

“困难很简单――缺钱！缺人！划拨的公用经费只能维持学校的基本运转，对寄宿的新增成本缺乏科学测算及综合考虑，不能满足实际需要。难以引进人、留住人，优秀教师、年轻教师一有机会就千方百计考试外调。没有专业的生活教师。班主任上课是老师，课外是心理辅导员，晚上是寝室管理员。因预算有限，从社会聘请的生活管理人员素质偏低，基本没有教育引导学生人格养成的能力。”戴晓凤认为，教育扶贫的根本目的是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为贫困地区的孩子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正是推进贫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因此，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农村寄宿制学校条件就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她建议：

出台专项政策。建议从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明确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的统一建设与管理标准，并将贫困地区列为优先发展区。

加大资金投入。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增设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建设，运行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加大教育扶贫资金向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的投入力度。二是引导社会资助。建议各级政府切实做好各种教育类社会公益组织、教育基金组织、教育公益类项目等的对接、服务、协作，建立、完善社会捐助教育的平台和工作机制，引导社会助学资金对农村寄宿制学校的重点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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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发动广大民营企业家参与“海西春雨光彩扶贫活动”，引导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为农村贫困群众献上一份爱心，送上一份温暖，做一份贡献。以实际行动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贫困农民提供资金和其他支持，实现共同富裕，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贡献。同时在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责任感和光荣感，进而锻炼和培养一支坚定跟党走的积极分子队伍。

帮夫地点和对象。

帮扶的地点：武平县中堡镇罗助村、互助村、朱坊村等共帮扶100个贫困户，通过劳动，种植红豆杉脱贫致富。

帮扶的对象：1、首先是贫困户，急需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给予支持；2、有劳动能力，但缺资金、技术和项目而无法脱贫；3、比较勤劳，有通过劳动脱贫的强烈愿望。

帮扶的方法和措施。

通过提供资金、项目扶持和技术指导等方法，使贫困户通过劳动，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不断滚动，摆脱贫困。帮扶的重要措施是：给每个贫困户提供3000元的资金扶持，其中省光彩会负责三分之二资金，县负责配套三分之一资金。镇党委、政府成立领导小组和确定红豆杉项目，指导、帮助贫困户种植红豆杉，切实把资金用出成效，达到预期目的。

几项具体要求：

1、切实加强对扶贫活动的组织领导。本次活动是“海西春雨光彩扶贫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镇成立以钟日朝镇长为组长的领导机构，落实到具体人员，并实行工作责任制，以保证活动切实抓出成效来。

2、切实做好帮扶对象的调查摸底和确认工作。项目所在村要掌握贫困户的第一手资料并以村为单位进行帮扶对象公示，真正把符合条件、最困难、最有可能通过帮扶实现脱贫的农户列为对象，同时建立健全帮扶对象档案资料，以便今后跟踪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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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后发展地区，农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两翼山区，是扶贫的重点地区。近几年来扶贫工作在推动我市农业发展方面，影响极大，是促进我市农业产业调整不可低估的力量。借助这股强风，本人就农业产业扶贫方面提出几点建议，旨在促进扶贫与农业的和谐共进，为解决**"三农"问题探索一条具有当地特色的发展途径。

一、农业产业化扶贫是贫困落后地区农民脱贫的关键

我市是贫困地区，农业生产水平比较低，但是农业资源不是最贫乏的，德保、那坡、田林、隆林都有不错的资源，可以种植大面积的耐旱粮食、饲草和耐旱的中草药，既保护土地植被又可以产生很大的经济收入。现在一些被认为贫困的地区其实并不完全是资源贫困，而是这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是生产水平低生产力水平低造成了这些地区的经济落后。所以产业扶贫是十分重要的。

目前国家的扶贫投资主要通过国家各级政府的扶贫机构，把扶贫资金投入到到贫困地区的家庭或企业中。从我们目前的情况看，分散使用国家扶贫资金的结果是贫困地区依然贫困，经济落后地区依然落后。许多具有市场潜力、具有市场效益的农业项目，没有得到规模化发展、推动农民增收所需要的资本金，没有得到国家产业化扶贫投资的有力扶持。

农业产业化扶贫投资是脱贫的关键。农业产业化扶贫投资就是要解决贫困地区农业产业链中缺口所需要的资本金问题，对现行农业扶贫投资模式进行调整，可以改变当前只有单一部门投入的劣势，可以整合农业、畜牧等部门的资源优势，让扶贫资金可以发挥更大优势，符合市场竞争规律，是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的财政政策，是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的重要举措。

二、农业部门在农业产业化扶贫工作中做了有益的尝试

1、以"农家课堂"为主的人力资源开发，扶优扶贫。"农家课堂"是开展农村主体的精英培训，通过"以一传十、以十传百"的培训，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通过宣传、培训交流和效益吸引等手段，促进集群技术模式的普及和推广，发挥规模效益，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特别是通过各土专家演示与农艺师现场解说结合，并充分利用现场不同生长期作物资源及学员的现场培训操作，作为一个新型农民培训的亮点，体现在"多、快、好、省、土、灵、特"几个优势（一是"多"，师资来源多样，有效解决定点"农家课堂"的教学资源不足、教学面狭窄等问题；二是"快"，巡回教学快速便捷高效，同样的授课内容相对以往形式可大量减少授课时间；三是"好"，直接到农户家中、田间现场授课，减少环节，效果更好；四是"省"，有效降低了农民学习成本；五是"土"，授课老师主要是土专家、土洋结合教，授课语言主要是本地土话方言，群众感觉亲切易学，授课教材多是经过专家充实过的"土经验"、"土教材"，更适合当地生产生活实际；六是"灵"，可以根据不同地方、不同品种、不同生产时期和当地农民朋友的不同需求灵活安排授课，真正实现"地头有问题地头解决"；七是"特"，充分体现农业种植业培训在农村培训中的重要特殊地位，进一步转变农业干部作风，增强为"三农"服务责任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培养大批技术型农村人才，引导大批科技素质较高的人才到农村与农民群众相结合，实现传统农业基础与现代农业接轨，促进科技型、开发型高效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建基地、兴龙头、拓市场，全面推进农业产业化。

2、在推广实用农业技术中，强化科技扶贫。在当前形势下，以科技为动力、为切入点，是实现先进生产力作用、先进文化带动作用，落实广大人民利益的有效方式。通过科技发挥作用，使农村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逐渐转变，是农村实现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几年来，我农业部门综合"优粮优经""沃土工程""植保工程"等先进适用技术进行配套试验示范，推广生态富民"百千万"工程、小蚕共育、应急粮食试验示范、烟稻轮作、油菜+中稻、猪+沼+果+灯+鱼，茶叶综合化工开发、特色立体农业种养、农作物"三避"技术应用示范推广、水稻、玉米、马铃薯免耕技术、中草药gap技术应用与推广、高山玉米高产示范栽培等农业实用综合技术，优先解决提高品质、降低成本、延伸产业链等关键技术问题，结合实施"十个百万亩工程"，并围绕关键技术进行配套集成，形成简便易行的标准化的成套实用技术，以优势区域为基地开展技术组装、示范和推广，推动科技资源向优势区域集中，为右江河谷和两翼山区农业产业调整及农民增产增收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

3、在发展中不断改进**农业产业化开发建设思路。从20xx年起，**将全力抓好"123456"，即重点"构建一轴两翼特色农业产业带，研究好三条发展路子，优化四业并举，深入建设五个基地，提升六大龙头"，不断强化农业支撑保障能力，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努力实现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此工作思路不仅着眼于面上的 产业化发展，还将继续紧跟产业扶贫的思路，捉紧壮大和发展，以面上的发展带动整村推进式扶贫的发展。

三、农业部门在扶贫工作中不可替代作用

1、农业的基础地位不可能改变，拓展扶贫空间必须加强农业。

**农村人口众多，占总人口94%左右，农户收入仍然是"四为主"的格局，即农户收入仍然以家庭经营为主，占全年总收入的67％；家庭经营收入仍然以农业收入为主，占家庭经营收入的65％；农业收入仍然以种植业为主，占农业收入的78％；种植业收入仍然以粮食为主，占种植业的70%。滞留在农村的农村人口仍以农业的主，因此，农业种植业的基础地位不可能改变，农村扶贫工作中，农业产业发展仍是基础。

从**市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目前仍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市场型、科技型农业转化的阶段，处于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变的阶段。在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粗放型农业向现代型农业转变中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中，最根本、最核心的解决办法是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业科技水平需要通过制度和机制的创新，把当前分散的扶贫项目、个别行为转化为依托农村科技大户和农村行业协会，通过农业部门的技术引导盘活现有农村资源，并兴办农村龙头基地、协会、企业等，激发农村经济发展的潜能，具有较大的可行性。

2、种植业仍然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

通过深入实施"十个百万亩工程"推动全市农业优势产业发展，全市20xx年将新增水果15万亩、甘蔗10万亩、茶叶2万亩、桑蚕5万亩、剑麻达到20万亩、木薯达到10万亩，优势产业调整优化面积35万亩，新增产值3.9亿元。另外，大力推广良种及测土配方施肥等农业先进适用技术节本增收0.42亿元。两项预计促农人均增收140元，超过20xx年预计农民人均增收的42%。而且，农业部门集中了大量的技术基础，一大批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农艺师是农村最信任的技术致富带头人，他们与农村群众关系密切，其中不少人是扶贫开发工作的先头部队，是扶贫战线上的中坚力量。因此，农业种植业还将是产业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仍需要上级部门的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