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的微观经济功能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金融市场的微观经济功能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国债的微观经济功能与国债所拥有的独特流动性密切相关。因此，研究国债的微观经济功能，首先需要了解国债的流动性及其对国债价格的影响。

（一）流动性内涵

资产流动性反映了资产以预期价格转换为现金的速度、便利性以及确定性。流动性强的资产可以较低的成本和接近预期价格或等于预期价格迅速转换为现金。除了现金之外，国债是最富流动性的资产。国债的交易费用最低，且无任何信用风险。而其它金融资产，如股票或金融债券，虽然它们也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也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进行交易，但由于它们具有某些信用或市场风险，所以与国债相比，其价格波动性较大。

（二）关于流动性影响国债价格的实证分析

1965年EugeneF.Fama提出了有效市场理论。他认为，在金融市场上金融资产的价格已包括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由于金融市场信息是有效的，所以任何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应等于其净现值。而金融资产的净现值又等于其所产生的所有未来现金流的贴现值之和，其贴现利率是反映相关现金流的风险利率。

尽管净现值在解释资产价格时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概念，但是净现值不能解释金融资产市场价格的某些特例。例如，国债的市场价格通常就要比单纯以净现值判断的结果要高。为解释这一反常现象，YakovAmihud和HaimMendelson（1986）提出了流动性溢价理论，即资产价格为其资产净现值与其流动性溢价之和。

Amihud和Mendelson观察了资产出价和询价之间的价差，以此来测度资产流动性：资产的流动性越高，其出价与询价之间的价差就越小。在假定投资者要以较高的预期收益来补偿其所拥有的流动性较低的金融资产的情况下，Amihud和Mendelson在检验了1961—1980年间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出价和询价价差及预期回报率以后发现：（1）若出价与询价之间价差增大，则平均回报率上升；（2）收益一价差关系的斜率随价差增大而下降。他们的结论证实了流动性溢价的理论。Amihud和Mendelson（1991）又检验了短期国债和剩余期限小于或等于6个月的中期国债的收益率。若不存在流动性溢价，这些短期和中期国债的收益率应该是一致的。然而，现实中收益率却存在差异，这再次证实了流动性溢价的理论。Amihud和Men—delson也曾对1987年4—11月的489对相互匹配的短期和中期国债进行检验并发现：（1）中期债券的出价与询价之间的价差约为短期债券的4倍，这表明了中期债券的流动性较低；（2）中期债券的收益率要高于到期期限相同的短期债券收益率，其平均值AY＝o.428％，其标准差为0.021.

其他经济学家也研究了流动性溢价理论，DavidBeim（1992）检验了1987—1990年的长期国债，用出价和询价的价差来测度长期国债流动性后发现，在发行后的最初两年里流动性减少了1／3.自第二个年度后，流动性减速开始放缓，但在随后的年份中，减速又加快了。研究同时显示，尽管流动性与国债余额规模二者之间并非同比例变动，但有一定的相关性。Beim认为，倘若长期债券的价格等于其现金流现值的期限结构理论有误差，其关键原因就在于流动性对国债定价有影响。

AvrahamKamara（1994）扩展了Amihud和Mendelson（1991）的研究，他将即期风险（im—mediacyRisk），即交易所实现的价格与当前报价不同的风险，融入了流动性溢价分析之中。通过检验1977年1月到1984年7月大约还有14周到期的短期和中期国债，Kamara发现，在这些具有同样剩余期限的中期与短期国债之间存在收益率差异，其中包含了即期风险的因素。

FrancisA.Longstaff（1995）检验了市场交易影响金融资产价格的机理。Longstaff发现，对市场交易的限制极大地降低了股票价格，其降低值等于流动性减额。这一结论与流动性溢价理论相一致。

Longstaff（2001）同样还比较了长期零息票国债和长期零息票REFCORP（ResolutionFundingCorporation）债券的价格和收益率，揭示了国债的流动性溢价。针对大量金融机构破产的情形，1989年美国国会制定了《金融机构改革、复苏和执行法案》（FIRREA）。FIRREA建立了REFCORP作为解决这些破产企业的融资机构。REFCORP债券的本金由长期国债担保，而REFCORP债券的利息由政府支付。由于REFCORP长期债券与长期国债在风险与税收方面相一致，故可比较的REFCORP长期零息票债券与长期国债之间的价格与收益率差异就可反映出流动性溢价的差异。通过比较1991年4月至2001年3月期间3个月到30年期的国债和零息票债券的收益率，发现平均收益率差异范围为9.35至16.28个基点（100个基点为l％），这些收益率差异意味着在两种零息票债券之间的平均价格差异从3月期的0.035％到30年期的5.05％不等。

二、国债的微观经济功能

（一）国债在金融市场上的功能

尽管国债一直是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有效手段，但是国债还具有其他许多重要的金融功能。

1.基准定价

作为基准定价的有效工具，国债必须具有一条真实的收益率曲线。在一个发达的国债市场上，国债具有构造一条“真实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的特性：（1）市场参与者认为国债是无风险的；（2）国债按预期数量有规律地发行，其发行期限绝大部分应为4周到10年；（3）国债供给量充足；（4）国债市场具有很好的统一性、流动性，在任何到期日其价格均不会出现异常波动。鉴于上述这些特征，市场参与者可利用所观察到的国债收益率绘制一条无风险收益率曲线，并且可以利用这条无风险收益率曲线来评价其他具有风险的债券价格。

2.利用国债回购进行融资

回购协议可视为以可靠的流动性为担保的短期贷款。投资于长期国债的管理人可通过国债回购市场保留其长期持仓量。回购市场规模大且主要依赖于国债作为其基础债券。据美联储统计，在2001年上半年，一级交易商日均未清偿回购总额为2.95万亿美元。政府证券清算公司（GSCC）按产品类型跟踪观察了通过其清算的回购交易，在2001年上半年，GSCC处理了超过98.1万亿美元的回购交易，日均处理7845亿美元，其中国债占78万亿美元（为所有回购交易的81.5％）。

（二）国债有助于降低投资者融资成本

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在购买公司所发行的债券时，一般会再选择购买国债或其衍生产品对债券利率风险进行套期保值。若国债市场发育不健全，债券购买者就要使用成本更高的套期保值手段，则债券购买者的边际套期保值量将会减少，其面临的利率风险也会增加。为弥补债券购买者所面临的较高的边际利率风险，必须提高债券的预期收益率。因而，债券购买者利用国债及其衍生产品能有效地规避利率风险，同时可降低企业发行债券必须支付的利率水平。这样，国债市场的流动性可在两个方面降低绝大多数投资者的费用：承销及债券发行。

（三）在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期提供了流动性

为分析国债在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能对金融市场发挥增强流动性的功能，BengtHolmstr？m和JeanTirole（1998）以美国经济为例，构建了一个在不稳定环境下，众多企业在房地产业进行长期投资以获取收益的模型。在Holmstr？m—Tirole模型中，在0期，每家企业采用发行债券和股票融资。

由于每位企业家受激励性所驱动必须至少保留一小部分企业预期净现值，因此每家企业的全部预期净现值一定大于其外部债权和股权的预期净现值。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企业家楔（entrepreneurialwedge）。在1期，企业项目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可能会增加或减少，这称之为流动性振荡（liquidityshocks）。相应地，其投资的预期净现值同样会增加或减少。此时，每家企业必须决定是否继续或终止投资。若企业终止投资，则原所有的投资都将损失；若企业继续投资，它在2期所获得的投资收益有可能高于也有可能低于其预期收益。

Holmstr？m和Tirole利用该模型首先分析了经济扩张时期特定企业的随机流动性振荡特征。为使经济利益最大化，只要预期净现值保持正值，企业就应该在1期继续投资。然而，在企业所有的净现值和外部净现值之间的企业家楔的作用，限制了企业再向投资者发行新债券和新股票的能力。因此，流动性振荡会迫使某些具有的预期净现值的企业终止投资，并由此降低了总体经济利益。若1期流动性振荡为正向的企业将剩余资金贷给流动性振荡为负向的企业，虽然能阻止预期净现值为正值的企业减少投资，但能增加总体经济利益。然而，由于搜寻和交易费用的存在，因此拥有剩余资金的企业向资金短缺企业的贷款变得不切实际，而诸如商业银行之类的专门金融中介得以发展，他们聚集企业的剩余资金并将它们贷给资金不足的企业。除了贷款，流动性振荡为负向的企业还可能抽出其银行储蓄或出售在。期所获得的债券或其他企业的股票来清算其有价证券组合，以满足其在1期的融资需求。那么，在0期要求企业购入金融资产，还要进行初始投入，这就有可能降低企业的预期收益率。

其次，Holmstr？m和Tirole分析了非随机高度相关性的流动性振荡。例如，非预期性增税提高了所有企业在1期进行投资的成本。这类高度相关性的流动性振荡具有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期的特征。上述企业获得的流动性来源——发行新债券或股票，以及从金融中介借款或清算其金融资产——均是内生的，即模型中的所有流动性均由私人企业的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由于这些流动性是内生的，所以不能满足整个经济对流动性的总需求。假定某些企业抽出存款以满足其流动性需求，金融中介将不能满足来自于其他企业对贷款的需求。若某些企业卖出股票和债券，证券的市场价格将会下降，较低的债券和股票价格将会阻止其他企业通过发行新债券和股票来募集资金。由于企业不能满足整个经济社会对流动性的需求，因此在发生危机时某些受流动性约束且预期净现值为正值的企业仍会终止投资，这种行为将降低总体经济利益。

最后，Holmstr？m和Tirole提出了国债的作用。国债与私人债券所提供的流动性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国债所提供的流动性是外生的；二是国债的流动性基于政府强制性税收，而私人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则取决于特定企业和影响企业获利能力的经济环境。

在Holmstr？m和Tirole的模型中，没有将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作为可供选择的流动性来源。尽管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可向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而国债与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所提供的流动性有很大的差异。

现实中，个人和企业可以主动利用国债的流动性。HolmstrOm和Tirole指出，面对具有高度相关性的流动性振荡，“政府债券提供了自我保险的工具”；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所发挥的流动性则依赖于政府的决策和行动。

因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不能完全替代国债所提供的流动性，仅是对国债所提供的流动性的补充。Holmstr？m和Tirole通过以上分析，论证了国债在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期所提供的经济功能，即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活跃的国债市场能减缓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期的就业、投资和生产规模的紧缩。

（四）国债能增加私人投资和实际GDP的增长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MichaelWoodford（1991）认为，传统模型和李嘉图均衡模型都不能完全解释国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且构建了流动性约束模型。传统模型和李嘉图均衡模型假定存在完善的金融中介，即个人和企业可以竞争性利率和未来收益为依据方便地获得融资。而流动性溢价的存在表明，金融中介是不完善的。正是金融中介的不完善性导致某些个人和企业会受到流动性的约束，即他们不能以未来收益为依据获得融资。且当现金流波动时，流动性约束还会迫使某些个人和企业放弃效益较高的项目，最终流动性约束会导致私人投资达不到最佳水平。

Woodford还强调，持续的国家预算赤字可使受流动性约束的个人和企业获得高度非流动性的未来收益权（未来税收）去换取高流动性的资产（国债）。因此，无论增加国家净债务（发行国债）是否会提高实际利率水平，不断增加的国家净债务有助于受流动性约束的个人和企业稳定其投资水平。另外，与传统模型和李嘉图均衡模型结论不同的是，不断增加的国家净债务对经济的影响并非是中性的。不断增加的国家净债务给与私人部门额外的流动性，减少了先前由于流动性约束而放弃的可获利投资项目，从长期而言加速了GDP的增长。Woodford的研究还进一步证实，流动性约束模型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表现相一致。

然而，国债供给并非是在私人流动性约束不再存在时才达到最佳水平。其原因在于，支付国债利息的资金来源于征税，而税负过重会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在发行国债以减缓流动性约束的宏观收益与征税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五）国债微观经济功能的佐证：我国香港特区财政和新加坡的实践

长期以来，我国香港特区财政一直出现盈余，特区政府不必因赤字而发行债券。然而，特区政府决定建立政府债券市场并授权特区货币管理局发行债券。截至2000年底特区政府债券发行余额已达到1090亿港币，占特区GDP的8.6％。

与我国香港相类似，新加坡政府同样有持续的财政盈余，也没有发行政府债券的财政需求。但新加坡政府授权货币管理局（MAS）于1998年发行了新加坡政府债券（SGS）。截至2000年底，SGS余额达到432亿新加坡元，占新加坡GDP的27.2％。MAS认为，新加坡发展政府债券市场的目的是：（1）供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提供短期无违约风险或违约风险很小的投资选择；（2）建立一个具有较强流动性的政府债券市场作为公司债券市场的基准；（3）鼓励发展与固定收益债券相关的技术及扩大新加坡可提供金融服务的领域。

不过，理论界至今尚未对我国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实践进行实证性研究，以定量确定我国香港和新加坡发行政府债券的绩效。然而，经济学家和金融市场参与者均认为，建立活跃的政府债券市场是发展有效资本市场的前提条件。我国香港特区和新加坡在没有预算赤字的情况下，仍建立起活跃的政府债券市场的实践同样说明该市场具有一定的微观经济功能。

三、启示

上述关于国债微观经济功能的分析对处于国债市场建设阶段的我国具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篇2

国债的微观经济功能与国债所拥有的独特流动性密切相关。

因此，研究国债的微观经济功能，首先需要了解国债的流动性及其对国债价格的影响。

（一）流动性内涵

资产流动性反映了资产以预期价格转换为现金的速度、便利性以及确定性。流动性强的资产可以较低的成本和接近预期价格或等于预期价格迅速转换为现金。除了现金之外，国债是最富流动性的资产。国债的交易费用最低，且无任何信用风险。而其它金融资产，如股票或金融债券，虽然它们也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也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进行交易，但由于它们具有某些信用或市场风险，所以与国债相比，其价格波动性较大。

（二）关于流动性影响国债价格的实证分析

1965年EugeneF.Fama提出了有效市场理论。他认为，在金融市场上金融资产的价格已包括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由于金融市场信息是有效的，所以任何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应等于其净现值。而金融资产的净现值又等于其所产生的所有未来现金流的贴现值之和，其贴现利率是反映相关现金流的风险利率。

尽管净现值在解释资产价格时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概念，但是净现值不能解释金融资产市场价格的某些特例。例如，国债的市场价格通常就要比单纯以净现值判断的结果要高。为解释这一反常现象，YakovAmihud和HaimMendelson（1986）提出了流动性溢价理论，即资产价格为其资产净现值与其流动性溢价之和。

Amihud和Mendelson观察了资产出价和询价之间的价差，以此来测度资产流动性：资产的流动性越高，其出价与询价之间的价差就越小。在假定投资者要以较高的预期收益来补偿其所拥有的流动性较低的金融资产的情况下，Amihud和Mendelson在检验了1961—1980年间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出价和询价价差及预期回报率以后发现：（1）若出价与询价之间价差增大，则平均回报率上升；（2）收益一价差关系的斜率随价差增大而下降。他们的结论证实了流动性溢价的理论。Amihud和Mendelson（1991）又检验了短期国债和剩余期限小于或等于6个月的中期国债的收益率。若不存在流动性溢价，这些短期和中期国债的收益率应该是一致的。然而，现实中收益率却存在差异，这再次证实了流动性溢价的理论。Amihud和Men—delson也曾对1987年4—11月的489对相互匹配的短期和中期国债进行检验并发现：（1）中期债券的出价与询价之间的价差约为短期债券的4倍，这表明了中期债券的流动性较低；（2）中期债券的收益率要高于到期期限相同的短期债券收益率，其平均值AY＝o.428％，其标准差为0.021.

其他经济学家也研究了流动性溢价理论，DavidBeim（1992）检验了1987—1990年的长期国债，用出价和询价的价差来测度长期国债流动性后发现，在发行后的最初两年里流动性减少了1／3.自第二个年度后，流动性减速开始放缓，但在随后的年份中，减速又加快了。研究同时显示，尽管流动性与国债余额规模二者之间并非同比例变动，但有一定的相关性。Beim认为，倘若长期债券的价格等于其现金流现值的期限结构理论有误差，其关键原因就在于流动性对国债定价有影响。

AvrahamKamara（1994）扩展了Amihud和Mendelson（1991）的研究，他将即期风险（im—mediacyRisk），即交易所实现的价格与当前报价不同的风险，融入了流动性溢价分析之中。通过检验1977年1月到1984年7月大约还有14周到期的短期和中期国债，Kamara发现，在这些具有同样剩余期限的中期与短期国债之间存在收益率差异，其中包含了即期风险的因素。

FrancisA.Longstaff（1995）检验了市场交易影响金融资产价格的机理。Longstaff发现，对市场交易的限制极大地降低了股票价格，其降低值等于流动性减额。这一结论与流动性溢价理论相一致。

Longstaff（2001）同样还比较了长期零息票国债和长期零息票REFCORP（ResolutionFundingCorporation）债券的价格和收益率，揭示了国债的流动性溢价。针对大量金融机构破产的情形，1989年美国国会制定了《金融机构改革、复苏和执行法案》（FIRREA）。FIRREA建立了REFCORP作为解决这些破产企业的融资机构。REFCORP债券的本金由长期国债担保，而REFCORP债券的利息由政府支付。由于REFCORP长期债券与长期国债在风险与税收方面相一致，故可比较的REFCORP长期零息票债券与长期国债之间的价格与收益率差异就可反映出流动性溢价的差异。通过比较1991年4月至2001年3月期间3个月到30年期的国债和零息票债券的收益率，发现平均收益率差异范围为9.35至16.28个基点（100个基点为l％），这些收益率差异意味着在两种零息票债券之间的平均价格差异从3月期的0.035％到30年期的5.05％不等。

二、国债的微观经济功能

（一）国债在金融市场上的功能

尽管国债一直是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有效手段，但是国债还具有其他许多重要的金融功能。

1.基准定价

作为基准定价的有效工具，国债必须具有一条真实的收益率曲线。在一个发达的国债市场上，国债具有构造一条“真实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的特性：（1）市场参与者认为国债是无风险的；（2）国债按预期数量有规律地发行，其发行期限绝大部分应为4周到10年；（3）国债供给量充足；（4）国债市场具有很好的统一性、流动性，在任何到期日其价格均不会出现异常波动。鉴于上述这些特征，市场参与者可利用所观察到的国债收益率绘制一条无风险收益率曲线，并且可以利用这条无风险收益率曲线来评价其他具有风险的债券价格。

2.利用国债回购进行融资

回购协议可视为以可靠的流动性为担保的短期贷款。投资于长期国债的管理人可通过国债回购市场保留其长期持仓量。回购市场规模大且主要依赖于国债作为其基础债券。据美联储统计，在2001年上半年，一级交易商日均未清偿回购总额为2.95万亿美元。政府证券清算公司（GSCC）按产品类型跟踪观察了通过其清算的回购交易，在2001年上半年，GSCC处理了超过98.1万亿美元的回购交易，日均处理7845亿美元，其中国债占78万亿美元（为所有回购交易的81.5％）。

（二）国债有助于降低投资者融资成本

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在购买公司所发行的债券时，一般会再选择购买国债或其衍生产品对债券利率风险进行套期保值。若国债市场发育不健全，债券购买者就要使用成本更高的套期保值手段，则债券购买者的边际套期保值量将会减少，其面临的利率风险也会增加。为弥补债券购买者所面临的较高的边际利率风险，必须提高债券的预期收益率。因而，债券购买者利用国债及其衍生产品能有效地规避利率风险，同时可降低企业发行债券必须支付的利率水平。这样，国债市场的流动性可在两个方面降低绝大多数投资者的费用：承销及债券发行。

（三）在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期提供了流动性

为分析国债在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能对金融市场发挥增强流动性的功能，BengtHolmstr？m和JeanTirole（1998）以美国经济为例，构建了一个在不稳定环境下，众多企业在房地产业进行长期投资以获取收益的模型。在Holmstr？m—Tirole模型中，在0期，每家企业采用发行债券和股票融资。

由于每位企业家受激励性所驱动必须至少保留一小部分企业预期净现值，因此每家企业的全部预期净现值一定大于其外部债权和股权的预期净现值。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企业家楔（entrepreneurialwedge）。在1期，企业项目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可能会增加或减少，这称之为流动性振荡（liquidityshocks）。相应地，其投资的预期净现值同样会增加或减少。此时，每家企业必须决定是否继续或终止投资。若企业终止投资，则原所有的投资都将损失；若企业继续投资，它在2期所获得的投资收益有可能高于也有可能低于其预期收益。

Holmstr？m和Tirole利用该模型首先分析了经济扩张时期特定企业的随机流动性振荡特征。为使经济利益最大化，只要预期净现值保持正值，企业就应该在1期继续投资。然而，在企业所有的净现值和外部净现值之间的企业家楔的作用，限制了企业再向投资者发行新债券和新股票的能力。因此，流动性振荡会迫使某些具有的预期净现值的企业终止投资，并由此降低了总体经济利益。若1期流动性振荡为正向的企业将剩余资金贷给流动性振荡为负向的企业，虽然能阻止预期净现值为正值的企业减少投资，但能增加总体经济利益。然而，由于搜寻和交易费用的存在，因此拥有剩余资金的企业向资金短缺企业的贷款变得不切实际，而诸如商业银行之类的专门金融中介得以发展，他们聚集企业的剩余资金并将它们贷给资金不足的企业。除了贷款，流动性振荡为负向的企业还可能抽出其银行储蓄或出售在。期所获得的债券或其他企业的股票来清算其有价证券组合，以满足其在1期的融资需求。那么，在0期要求企业购入金融资产，还要进行初始投入，这就有可能降低企业的预期收益率。

其次，Holmstr？m和Tirole分析了非随机高度相关性的流动性振荡。例如，非预期性增税提高了所有企业在1期进行投资的成本。这类高度相关性的流动性振荡具有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期的特征。上述企业获得的流动性来源——发行新债券或股票，以及从金融中介借款或清算其金融资产——均是内生的，即模型中的所有流动性均由私人企业的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由于这些流动性是内生的，所以不能满足整个经济对流动性的总需求。假定某些企业抽出存款以满足其流动性需求，金融中介将不能满足来自于其他企业对贷款的需求。若某些企业卖出股票和债券，证券的市场价格将会下降，较低的债券和股票价格将会阻止其他企业通过发行新债券和股票来募集资金。由于企业不能满足整个经济社会对流动性的需求，因此在发生危机时某些受流动性约束且预期净现值为正值的企业仍会终止投资，这种行为将降低总体经济利益。

最后，Holmstr？m和Tirole提出了国债的作用。国债与私人债券所提供的流动性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国债所提供的流动性是外生的；二是国债的流动性基于政府强制性税收，而私人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则取决于特定企业和影响企业获利能力的经济环境。

在Holmstr？m和Tirole的模型中，没有将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作为可供选择的流动性来源。尽管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可向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而国债与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所提供的流动性有很大的差异。

现实中，个人和企业可以主动利用国债的流动性。HolmstrOm和Tirole指出，面对具有高度相关性的流动性振荡，“政府债券提供了自我保险的工具”；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所发挥的流动性则依赖于政府的决策和行动。

因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不能完全替代国债所提供的流动性，仅是对国债所提供的流动性的补充。Holmstr？m和Tirole通过以上分析，论证了国债在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期所提供的经济功能，即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活跃的国债市场能减缓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期的就业、投资和生产规模的紧缩。

（四）国债能增加私人投资和实际GDP的增长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MichaelWoodford（1991）认为，传统模型和李嘉图均衡模型都不能完全解释国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且构建了流动性约束模型。传统模型和李嘉图均衡模型假定存在完善的金融中介，即个人和企业可以竞争性利率和未来收益为依据方便地获得融资。而流动性溢价的存在表明，金融中介是不完善的。正是金融中介的不完善性导致某些个人和企业会受到流动性的约束，即他们不能以未来收益为依据获得融资。且当现金流波动时，流动性约束还会迫使某些个人和企业放弃效益较高的项目，最终流动性约束会导致私人投资达不到最佳水平。

Woodford还强调，持续的国家预算赤字可使受流动性约束的个人和企业获得高度非流动性的未来收益权（未来税收）去换取高流动性的资产（国债）。因此，无论增加国家净债务（发行国债）是否会提高实际利率水平，不断增加的国家净债务有助于受流动性约束的个人和企业稳定其投资水平。另外，与传统模型和李嘉图均衡模型结论不同的是，不断增加的国家净债务对经济的影响并非是中性的。不断增加的国家净债务给与私人部门额外的流动性，减少了先前由于流动性约束而放弃的可获利投资项目，从长期而言加速了GDP的增长。Woodford的研究还进一步证实，流动性约束模型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表现相一致。

然而，国债供给并非是在私人流动性约束不再存在时才达到最佳水平。其原因在于，支付国债利息的资金来源于征税，而税负过重会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在发行国债以减缓流动性约束的宏观收益与征税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五）国债微观经济功能的佐证：我国香港特区财政和新加坡的实践

长期以来，我国香港特区财政一直出现盈余，特区政府不必因赤字而发行债券。然而，特区政府决定建立政府债券市场并授权特区货币管理局发行债券。截至2000年底特区政府债券发行余额已达到1090亿港币，占特区GDP的8.6％。

与我国香港相类似，新加坡政府同样有持续的财政盈余，也没有发行政府债券的财政需求。但新加坡政府授权货币管理局（MAS）于1998年发行了新加坡政府债券（SGS）。截至2000年底，SGS余额达到432亿新加坡元，占新加坡GDP的27.2％。MAS认为，新加坡发展政府债券市场的目的是：（1）供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提供短期无违约风险或违约风险很小的投资选择；（2）建立一个具有较强流动性的政府债券市场作为公司债券市场的基准；（3）鼓励发展与固定收益债券相关的技术及扩大新加坡可提供金融服务的领域。

不过，理论界至今尚未对我国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实践进行实证性研究，以定量确定我国香港和新加坡发行政府债券的绩效。然而，经济学家和金融市场参与者均认为，建立活跃的政府债券市场是发展有效资本市场的前提条件。我国香港特区和新加坡在没有预算赤字的情况下，仍建立起活跃的政府债券市场的实践同样说明该市场具有一定的微观经济功能。

三、启示

上述关于国债微观经济功能的分析对处于国债市场建设阶段的我国具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篇3

一、主流法律经济学分析范式

主流法律经济学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评价和预测，其基本内容是以经济合理性或理性选择的方法来评价法律权利的不同分配所带来的一致性和效率，其所涉及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主要是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有关原理，包括“普通法的效率假说”及其中所包含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主流法律经济学存在的最主要的缺陷是缺乏对政治过程中的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忽视了政治过程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法律决策中的重要影响。为了弥补上述缺陷，应当建构一种“法律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范式”。

法律经济学通过对经济规律的观察从事事前研究，将法律制度不仅仅看作是出现事故之后的善后补偿、救济措施，更是一种联系过去、影响未来行为的激励机制。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到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不无是将科斯定理融入于法律的成本计算、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最优以及微观经济学的个人行为效益最大化与均衡导向，并广泛地运用于非市场法律行为领域，以期望每个法律制度设计都能够在某个单一静态的经济学假设下得出社会资源配置在帕累托最优（thecriterion of Paretosuperiority）下的单一均衡解。

另外，主流法律经济学的核心论点和理论基石在于普通法的效率假说。波斯纳认为：“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抑制交易，财产权利应赋予对它净值评价最高的人。”“普通法不仅仅被定义为一种价格机制，而且还是在卡尔多——希克斯意义上的资源的效率配置机制，或者说普通法的法官造法机制的不表在于最大化其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从普通法的程序和进化逻辑的角度来说，普通法的演进规律在单一的效率驱使之下显现出的则是一种规则选择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但是，当我们使用主流法经济学范式来对我国本土金融法律移植问题加以分析时，却往往能够发现种种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特殊性而导致的水土不服的症状。

二、金融市场本身的泡沫内生与多重均衡性

我们知道，主流法律经济学往往侧重于对静态单一市场或者非市场双方行为进行微观均衡求解，可是金融市场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微观行为往往期望落空的复杂市场，它虽然是最接近完全竞争模型的一种市场模型，但是证券与资本价格是否能真正有效地反映证券资本内在与外在价值也已经越来越受到新经济学理论与经济现实的挑战。

从实质上而言，金融市场交易是人们对未来不确定的价值进行评估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换行为。金融市场也就是一种投资者应对不确定外部环境的制度安排。美国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布兰查德和沃森在1982年建立的“合理性泡沫模型”证明了泡沫在金融市场总的内生性问题。他们通过假定投资者是不在意风险的中性投资者，根据套利关系加上负反馈机制的稳定均衡解得出结论：如果没有市场容量加以限制，金融泡沫可以达到无穷大。

投机实践家索罗斯在其所著的《金融炼金术》中认为，金融市场并非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说那样灵活而弹性，实质上市场投资者的认知函数与参与函数之间通过市场投资者期望对市场塑造的影响力使得这两种函数成为一对循环函数而发生累积因果效应。也就是说，参与者通过市场讯息做出市场交易判断并行为这一过程本身也会强化市场的动态走向进而进一步反馈给参与者，使的这种价值判断不断强化。在这种所谓的“流行的偏见”的“激励--反馈”机制之下，市场往往陷入一片无序和混乱当中。

金融市场多重均衡的发现是对效率市场理论的巨大冲击，他揭示了金融市场中泡沫的内生性以及“均衡点漂移”的多重自相关均衡（Multiple Bootstrap Equilibaria）特征，这就突破了“市场深化”理念，将金融市场的“双刃剑”性质凸显出来。

而面对这种可能的市场失控，主流法律经济学并不认为这是市场失灵、欺诈或过度投机的结果，金融市场本身并无缺陷，它的充分竞争仍会自动产生人们需要的各种讯息而反映到股票价格中，因此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公共管制（如证券法中的强制性披露条款的规定）是没有必要的。可是，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来讲，如果放任这种市场的不理性行为，金融泡沫一旦破灭，随着金融要素的传导作用，整个全球经济实体或许都不能幸免，所以，在实践当中几乎所有金融市场开放的国家都对证券市场管制加以重视。

三、金融法律移植在我国面对的本土化问题

盛行于西方金融市场规制上的“普通法效率”假说听起来似乎非常合理，可是在这种理论的假设的背后是被抽象掉了的一个国家的政治与历史条件。在适用到我国的特殊本土情况时，也将面对传统体制所遗留下的计划性惯性思维，以及在制度设计上由于“关系本位”下各种利益集团内部的动态博弈而显得逐渐异化的公共选择导向。

我国金融市场起步晚，发展虽然迅速可是也存在市场信息不完整不对称、竞争不完全，甚至因为起初金融市场培育过程中的某些近乎急功近利的政府抉择而使得这种市场不完全性表现得更加明显。当市场不完全时，竞争的均衡结果往往不能再适用传统的帕累托效率最优单一均衡解，而往往得出的是存在多重均衡的“不确定结果”（inderminacy）的“次优结果”（Suboptimality）。“次优结果”表明市场失灵比帕累托定律所能允许的要普遍的多；而“不确定结果”则表明，自然存在多场均衡就很难说明哪一种均衡最有效率。

我国金融法制的现状是政府管制的太多而法律制度确立大多原则而笼统，伴随着金融市场本身的不成熟，金融市场培育与金融法制变革究竟应当何去何从已经走到一个三岔口上，金融法制转型是目前急需解决一个问题。

四、利益团体博弈下的公共选择

斯坦福大学的青木昌彦教授认为，所谓“制度”，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就是持续的进行被大家彼此认同的共有信念（sharedbelief）的博弈方式，也就是说法律制度并非是外生性的要素，他以民间行为主体自我约束性的博弈均衡模式内生的生成，并对上述均衡与行为模式加以强化、巩固。如果这种博弈均衡一旦形成，通过修改法律制度去强制性的改变各类主体行为的做法并不能达到什么良好的效果。换句话说也就是在这种均衡模型下的强制法律移植并不会对法制状况起到多大的改善作用。

因此，最重要的法律移植准备工作应该是要看清在民间行为模式没有受到制约的情况下存在的自我约束性最优均衡是否已经形成。因为这种行为均衡一旦和法律制度之间发生背离，想要通过改变法律制度来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其结果将会是“强扭的瓜不甜”。

这就是说，法律改革在面临路径依赖之类问题时，减少利益集团政治的阻力，节省政治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策略是给民间规则和秩序的形成以特定的空间，改革者可以因势利导，自下而上地提升民间规则，对中国目前转型期条件下的法律变革来说，放松规制，创造竞争环境，或许比大规模地对政府所持有的金融系统所有权的私有化更加稳妥。

五、反思与总结

从我国金融市场整体发展的过程与结构来看，我国金融市场及其法律制度有其固有的“国家主义”烙印，中国金融系统仍保留了绝对优势地位的政府所有权，这一初始条件是金融制度变迁也显示出强烈的政府主导下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中央政府赋予中国的金融系统以许多政治功能。例如，利用证券市场来转移国有银行风险、减轻财政压力、为国有企业筹资、充实资本金并未过期解困，在承担了种种政治任务之后，证券市场的市场功能也耗散殆尽。进一步形成了国有企业本为的股票市场以及直接受中央财政货币政策而大幅震荡波动的政策市等等的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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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金融市场的完善有利于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资金时生产过程中重要的生产要素，如果不存在金融市场，企业就不可能具有对资金的筹集和运用的权利，也就没有对生产要素的选择和运用的权利;同时，金融市场还可以加强企业的信用约束，增强企业的投资风险观念和事假价值观念，晚上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促进企业自主经营和字符盈亏。金融市场的晚上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发挥出正常的功能，完整的市场机制是以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等客观规律为基础，通过供求变动、价格变动、资金融通以及利率的升降等要素的作用的综合而形成的一种综合的客观调节的过程。培育和完善金融市场，资金可以顺利流动，信贷即指才能发挥调节作用，利率对企业进行经济活动才能自发的形成调节作用，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金融市场发展和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育，金融市场是现代市场体系中最活跃、最有渗透力的因素。它是商品交易和生产要素交换的没接，是资金在部门间、地区间、经济单位件流动，因而也是打破封闭、分割、促进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和发展的有力工具。

二、宏观经济学中金融市场的作用

金融市场将宏观经济的冲击和政府政策直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简单说的，金融市场主要聚敛功能、配置功能主要包括资源的配置，财富的再分配和风险的再分配。调节功能包括直接和间接调整宏观经济和反映功能主要包括微观经济的运行，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企业的发展动态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金融市场主要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利率的变化影响人们为购买房产或汽车而筹资的能力。股票市场的震荡，决定了许多人养老金的价值。金融市场的收益率通过对投资水平和消费水平，也反馈到商品市场上。正因为你如此金融市场与人们的生活联系紧密，宏观经济中金融市场的完善使经济的更好的发展，更好的服务人们，使得经济发展变得更加有效率。转移支付是指各级政府之间为解决财政失衡而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转移财政资金的而活动，是一种用于补偿公共物品而提供的补偿支出。政府间的财政转移实质上是一种存在与政府间的财政补助，它是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的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为主旨，而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准仪或财政平衡制度。这种转移支付，实际上财政资金在各级政府间，特别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一种再分配的形式。在上下级政府，同级政府之间普遍存在财政收入能力与其支出责任不对称的情况下，财政转移支付就成了确保各级地方政府都能正常履行其职能的一个必要条件。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是矫正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过程中的行为扭曲现象，弥补政府间税收分割缺陷，实现政府间的横向均衡和纵向均衡的重要手段。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应遵循公平原则、效率原则和法制化原则。按转移支付的对象分类，可将其分为自上而下的纵向转移、横向转移、纵向转移和横向转移相结合的三种方式。按照是否带有附加条件及制定资金用途又可以将其分为一种对称性支付，而是一般性转移支付，即不要求地方政府拿出配套资金，也不规定资金的具体用途和大致投向，三是专向性转移支付，即规定所拨款项必须转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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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6 — 0164 — 02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中央银行通过对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引起中介目标的变动，从而实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的过程。随着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中介目标-最终目标 ”的间接传导机制和“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企业居民户”的间接传导体系（如图所示），通过图形我们可以看出，中央银行要实现最终目标，就必须通过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企业居民来实现。本文将从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微观经济主体层上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简要分析。

一、多层面分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问题

（一）中央银行层面

1. 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效果难达预期。中央银行通过运用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来传导货币政策，其操作力度虽然很大，货币供应量变化幅度也较高，但实际作用效果却远远低于预期水平。主要原因是由于货币政策传导在中央银行层面上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且我国现在实行管制利率，并未完全市场化，非市场化的利率不会因供求关系的变化发生改变。虽然我国放开了同业拆借利率的上限控制、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和票据贴现利率，逐步扩大贷款利率波动幅度，但仍以管制利率为主，包括存、贷款利率在内的多种利率仍由中央银行代表政府制定，影响了利率对资源配置的结构调整作用，使金融机构和企业无法完全灵活地选择对利差及利率风险进行控制的方式，进而影响货币政策信号的传导。此外，在外汇市场上，外汇储备受贸易逆差影响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约束，央行只能被动地买卖外汇，银行结售汇差构成了央行在外汇市场上的数量限制，导致公开市场操作对利率控制乏力，利率机制作用难以发挥。

2.货币政策时滞的影响

从货币政策的制定到执行、从具体实施到收效的各环节之间总有一段时间间隔，即所谓货币政策的“时滞”。时滞的存在减缓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速度，增加了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风险，使宏观调控的操作更为复杂。如我国居民经过多次降息已形成了心理预期，因此对央行继续降息的漠然态度也会延长和弱化相关政策的作用。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货币政策的时滞，则货币政策操作对经济的影响会较大。

（二） 金融市场层面

在金融市场上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因素是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非均衡发展。一方面资本市场间接影响货币供给量，尤其是证券市场高收益造成虚拟货币需求增加，相应降低了货币供应量对实质经济的刺激作用。资本市场发展至今，以其远远高于投资实质经济的回报率吸引了大量金融资源。如2000年度，我国一级市场股票投资收益率平均在20%以上，远高于3个月以下贷款利率。目前我国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没有充分发挥，对投资和消费需求的直接刺激作用相当有限；且诱导一部分企业和居民通过提供虚假信息，套取银行信贷资金并使之流入股票市场，使大量的金融资源游离于实质经济之外，形成产业资本的虚拟化，使产业资本变异为参与利润分配的工具而不是创造利润的工具。另一个方面货币市场发育不完善影响货币政策传导。货币市场是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的基础平台，而我国的货币市场发展层次较低，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规模较小、容量有限，且各子市场严重分割，使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及再贴现政策工具的应用缺乏坚实的基础平台，从而弱化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的传导。以票据市场为例，目前我国票据市场上流通的票据有9成以上是银行承兑汇票，剩下的也有大部分是商业承兑汇票，其它诸如银行本票，大额可转让存单，短期企业债券，保险单等交易工具特别少。

（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层面

1.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性。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资产规模近50亿万元，存贷款总额占行业存贷款总额的70%，在这种寡头垄断市场上，各国有银行的经营策略将会对货币政策效果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方面金融组织体系非均衡发展，使得各中小金融机构成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薄弱环节，造成了货币政策传导主要依靠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现状，直接导致垄断性行业资金供给过剩、中小企业资金供给相对不足。另一方面四大商行对中央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下降，使中央银行很难通过调低再贴现率和再贷款利率来刺激商业银行的融资欲望及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货币政策由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的行为所左右，竞争并不充分，且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形成一致的默契，但很可能与货币政策方向不一致。

2.商业银行信贷管理高度集权。商业银行授信权限继续上收，虽然使总量控制政策容易把握，但结构调整功能却难以实现，极大地削弱了基层商业银行的业务拓展能力，遏制了基层商行发放贷款的积极性，使货币政策的调整功能难以发挥。信贷收缩的区域与行业往往正是中央银行希望加大信贷支持的偏冷区域与行业，而“过热”行业又因为其短期利润高成为商业银行青睐的对象。此外，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资产结构单一，资金主要用于发放贷款，而信贷管理权限的上收降低了分支机构的放贷能力，造成资金闲置，这些闲置的资金则以准备金和清算备付金的形式上存人行或其上级行，面对商业银行超高的备付率，央行除非采取极端严厉的紧缩措施，否则，货币政策将不会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流动性产生明显影响。

3.商业银行对贷款用途控制不严。由于商业银行对贷款的用途控制不力，一部分借款人在获得信贷资金后，不是将资金投入生产经营领域，而是投向非生产经营领域甚至用于投机，影响了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从而造成货币政策信号的失真。且商业银行对风险较大的中小企业采取“慎贷”、“惜贷”，大量资金偏向信用较好的大企业，从而使大企业比较容易获得资金，促使他们将多余的资金用于资本市场，投资于股票，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

4.商业银行发展意识不强。在这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机制下，基层商行只注重争夺已形成的优质客户，缺乏发展基本客户群的战略意识，不注重与企业建立捆绑关系、促进企业发展、提高贷款质量和偿还率，只看到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和困难，使许多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项目得不到及时的贷款支持，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四）微观经济主体层面

1.企业方面。很大一部分国有企业未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缺乏面向市场的研发、营销和管理机制，产品市场占有率低，盈利条件和偿债条件难以满足贷款条件；中小企业规模小，资本金不足，缺乏有效的抵押和担保等问题，再加上信息不对称、银行的风险约束和无利润约束，企业难以获得间接融资，且存在市场准入限制，直接融资困难重重，使中小企业游离于货币政策外，企业难以得到贷款，整个社会投资难以顺利进行，而这又引起悲观性的经济预期，从而形成微观经济主体层面上的恶性循环。

2.居民个人方面。在消费信贷方面，虽然近年来央行相继出台了《关于发展个人消费信贷指导意见》、《汽车消费信贷管理办法》、《个人住宅贷款管理办法》等政策措施，积极推动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但由于传统生活习惯的影响，居民对消费信贷的认识还存在偏差。调查发现70%的被调查者认为贷款消费有悖于传统美德，仍然倾向于通过储蓄来实现消费升级，阻碍了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另一方面，消费风险即消费品的价格、质量、相应的服务及其可能带来的效应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消费的机会成本，从而推迟了部分居民对消费品的购买，部分地抵消了货币供给增加的消费支出效应，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

（五）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强，加大了货币政策实施的难度，使银行和居民对经济的反应改变了货币乘数和中央银行对货币总量的控制能力，从而影响了货币供给，使得货币供给带有较强的内生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商业银行贷款风险意识明显增强，盘活消化不良资产成为首要工作目标，缺乏强烈的信贷扩张冲动，货币政策传导转变为主要依靠中央银行的后驱动机制，改变了过去的货币派生机制；居民对经济前景预期不高，增加了预防性货币需求，大量货币资金从交易领域退出，转化为预防性、投机性的现金及银行存款；社会信用环境不佳，相当部分企业借改制之机，大肆逃废银行债务，破坏正常的银企关系，加大了中央制定的支持经济发展的各项金融措施的落实难度；在供过于求的市场格局下， “投资饥渴”问题有所改善，投资成本和效益成为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因此即使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在微观经济环境不太理想的情况下，也不会取得理想效果。

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央行的利率管制，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非均衡发展，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性、商业银行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企业、个人的悲观性经济预期及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等都成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上的障碍，最终导致货币政策收效不显著。要消除货币政策传导障碍，就必须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

（一）灵活运用数量型工具

根据金融体系流动性状况，灵活调节公开市场对冲操作，保证金融机构正常的支付清算和合理的贷款资金需求，保持货币市场利率基本稳定。加强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和再贴现管理，注意货币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合理控制货币信贷总量。

（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扩大基层央行再贷款再贴现业务操作权限，适当增加现有支农再贷款额度，适时调整再贴现利率水平，为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更多的操作手段

（三）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一方面应适当放权给基层商业银行，保证他们拥有一定的信贷权限，能够自主地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现状和产业结构调整对资金的合理需求，及时发放贷款，支持当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快地方性区域性中小银行的建设，削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主渠道作用，使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更多更顺畅。

（四）加快金融市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