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方法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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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社区义工是指公民自愿贡献个人时间和精力,在不为物质报酬的前提下,为推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事业,在社区等公共场所或相关社会福利机构中提供自愿服务的活动。社区义工起源于19世纪西方国家宗教性的慈善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区义工逐渐制度化、专业化、系统化。并把社区义工与公民的成才就业挂钩,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切入点,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运作机制和国际惯例,成为西方国家加强对公民的道德教育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形式,成为西方公民自觉的行动指标。

社区义工的理念、形式、评价方式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效果的有效途径。社区义工了解社会、体验社会、服务社会、培养道德品格的理念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理念具有一致性;社区义工的形式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形式具有创新性,有利于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参与主体覆盖面问题;社区义工的评价方式符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本体意义,能够突显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效果。

(一)社区义工符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理念要求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目的是通过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努力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社区义工的理念也是要求公民在自愿贡献个人时间和精力,在不为物质报酬的前提下,了解社会、体验社会、服务社会、培养公民的道德品格。如以义工精神闻名于世的美国,美国把社区义工当成是一种文化现象,美国大学大力提倡社区义工,把是否参加社区义工作为大学录取的重要参考指标,社区义工成为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标志。美国大学强调通过实践经验来刺激学生的学术成长,鼓励大学生走出校门,看看自己究竟能为社会提供什么服务,或者面对社会的需求和挑战,自己还缺少什么本事和素质。甚至于美国大学把是否参与社区义工看成是衡量精英分子的准则,看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基层社会的生活,有多大的现实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大学生通过社区义工发现社会,培养使命感,强化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正如美国耶鲁大学在解释耶鲁为什么能培养出许多总统和政治家时说的:“这里有最高水平的精英的教育,又有一个最贫困破落的城市,美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展现在学生眼前,这是一般的象牙塔所无法相比的。”[1]因此社区义工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在理念上是相同的,社区义工能够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有效途径。

(二)社区义工的形式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形式具有创新性,有利于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参与主体的覆盖面问题

社区义工是西方国家社会服务的主要形式,是西方国家社会服务的文化象征,在西方国家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以美国的大学为例,在2006年,有330万16~24岁的在校美国大学生参与了义工活动,相当于美国适龄大学生的30.2%,在25岁以上的人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青年参与义工的占了46%,而同年龄层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青年参与义工的仅有21%,还不到受大学教育的美国青年参与义工活动的一半。[2]因此社区义工在美国大学有着广泛的参与性,学生参与的覆盖面相当广泛,这对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参与主体的覆盖面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有利于解决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过程中学生参与覆盖面不够广泛的问题。同时社区义工的形式也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也可以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提供可供借鉴的方式。西方国家的社区义工服务范围广泛,涵盖了教育、环保、心理咨询、养老、宣传、社区教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如英国的社区服务志愿人员(CSV)计划,该计划专门为16~35岁的志愿服务者参加活动,要求所有的志愿人员都要直接为需要帮助的人服务,帮助无家可归者、年老体弱者、犯罪的青少年以及精神和生理不健全者。工作场所包括学校、医院、监狱等社区。再如加拿大的“卡蒂马维克”计划,其宗旨是帮助17~20岁的加拿大青年的个人成长;为加拿大社区提供各种服务;加强大众的环境意识;以及让加拿大青年更深人地了解自己的国家。活动形式包括旅行和服务、过集体家庭生活并承担家庭社会义务、学习实际工作技能等。以及通过在他们为社区提供服务时与各种不同的人一起工作,最后实现上述目标。[3]西方国家这种宽范围、有计划的社区义工服务不仅在参与覆盖面上提供了保证,而且还产生了非常明显的社会效应,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具有很强的借鉴性。

(三)社区义工的评价方式符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本体意义,突显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效果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目的是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和引导大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让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从而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理论水平和运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因此从本体意义的角度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教学评价标准应该坚持“人的内在尺度、物的尺度、历史尺度、美的尺度的统一,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是政治性与伦理性的统一,是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也是多样性与一致性的统一。”[4]在评价原则上应坚持发展性评价、综合性评价、质性评价、参与互动性评价、过程性评价的原则,实现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的结合。社区义工在评价方式上符合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本体意义,能够突显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效果。西方国家在社区义工的评价上充分坚持了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的结合,社区义工注重人的价值尺度的定性评价和过程评价,把有没有对社会的奉献精神作为衡量精英人才的准则,因为西方国家认为有无偿奉献精神的人往往社会责任感会更强,更能与他人合作。同时又注重了定量评价和结果评价,美国大学在其入学考试时就充分考虑了学生在中学阶段是否参加了社区义工作为重要参考指标,美国一些大学把参与社区义工到一定时间给予折合成学分。对于特别突出的大学生则授予美国最高的社区服务奖“总统义工奖”,以此来鼓励大学生参与社区义工。

二

社区义工的理念、形式、评价以及社会效应都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它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有效途径。笔者以所在单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为典型个案,就社区义工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机制建设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

(一)转变观念,全员动员,营造大学生积极参与社区义工的氛围

社区义工是国外主要的志愿服务形式,在国内也有不断普及的趋势。但整体而言,社区义工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也没有把社区义工作为主要的社会实践教学方式,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全员动员,营造大学生积极参与社区义工的氛围。笔者所在的教学单位高度重视社区义工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形式,通过校报宣传介绍国外社区义工发展情况引导大学生参与社区义工。每年在大学新生中定期召开大学生社区义工启动仪式,通过全员动员的方式鼓励大学生参与社区义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领导和教师主动参与社区义工,通过教师的率先榜样带动大学生参与社区义工。从而在全院营造大学生积极参与社区义工的氛围。

(二)重视制度建设,强化组织领导,建立社区义工保障体系

重视社区义工的制度建设,为规范大学生社区义工管理,学院相继制定了《大学生社区义工管理条例》和《大学生社区义工实施方案及学分评定办法》,明确社区义工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形式的总体要求、工作原则、组织实施和基本管理模式,确定大学生社区义工的内容、申报程序、学分评定和工作要求。强化组织领导,建立以主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学院党委副书记为组长,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负责人为主要责任人,学工部、教务部、后勤部、各二级教学部门学工负责人组成的大学生社区义工组织领导机构,统筹全院的社区义工工作,建立了高效的大学生社区义工保障体系。

(三)明确主题,合理分类,确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适应的社区义工活动内容

社区义工是一个涉及范围比较广泛的志愿服务项目,内容涵盖社区工作的方方面面,假如组织不当,极易造成管理的失范。笔者所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针对大学生的实际情况,紧紧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学的要求,有目的地确认社区义工的服务内容,以明确社区义工的实践主题,建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相适应的社区义工活动内容。具体把社区义工分为校内社区服务项目和校外社区服务项目。校内社区服务以培养大学生的劳动品质为主题,通过理论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实现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人的唯一方法。”[5]其服务内容包括公寓小区公共场所清洁卫生、校园包干区清洁卫生、机房图书馆等公共服务区域清洁卫生、各类文化活动后勤服务、相关比赛后勤服务、相关接待前期准备工作、校园日常保卫巡逻助理、校园秩序维护等。校外社区服务以了解社会、奉献社会为主题,实现理论教育与专业实践、服务社会相结合。服务内容包括作为外语院校配合相关部门进行义务外语教育教学服务、配合相关部门参加大型活动的演出及后勤服务、校外社区环保、心理咨询、养老、宣传、社区教化等。

(四)注重教学评价,构建社区义工教学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教学目标、保证教学效果的内在要求。教学评价对课程的实施起着重要的导向和质量监控的作用,评价的目的功能、评价的目标体系和评价的方式方法等各方面都直接影响着课程培养目标的实现,影响着课程功能的转向与落实。学院注重社区义工的教学评价,把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结合起来,构建社区义工教学评价体系。确认社区义工的学分,大学期间完成40小时以上的社区义工,给予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1个学分,完不成规定学分的,该门课程将不能结业,根据教学安排,在学籍有效期内进行重修。明确社区义工的认可审核程序,参加社区义工服务的学生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提出申请,社区义工结束后,学生填写《大学生社区义工服务记录卡》,获得相关服务部门的鉴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根据学生的社区义工服务记录卡计算学分。确立社区义工作为评选各类先进的重要依据。学院把社区义工服务学时作为学生评选各类先进、奖学金、助学金、党员发展的重要依据,作为评定集体荣誉的重要指标。

参 考 文 献

[1][2]培养精英要从做义工开始[N].新京报,2006-10-29.

篇2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15-0234-01

一社区概念的界定

目前国内学者大多从社会学角度对社区概念进行界定，多强调地域性的概念，通过与社会、国家、城市、社会群体等不同概念的对比中得出社区的含义，“更多的社会学家是从一定地域社会关系结构的角度，或者从社区的功能与地域空间相结合的角度社区下定义”。

一种观点从社区与社会对比的角度诠释社区概念，“在方法论上，社会是一个一般的概念，它的性质是无法使用实证资料来论证的”，“研究者只能做出范围较小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研究――社区研究，从社区研究中取得实证资料来论证社区的性质并进而推出社会的性质”。这种定义方法将社区作为社会的特例，是从哲学角度对社区进行的界定。它比较重视社区、社会的对比，并对这两种经常被人们搞混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基本厘清了社区、社会的含义；不足之处在于它只是用对比的方式告诉了人们社区不同于社会，而缺乏从自身出发的论证，没有明确指出社区应该包含的基本要素，因而无从说明社区的本质。

另一种观点是从社区与国家、城市及社会共同体的对比关系中对社区加以解释。该观点认为国家“始终是和不可侵犯的要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社区是“早在私有制产生之前人类就有了自己的共同体方式”，社区要表达的是“居住在同一社群、同一地方居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交往模式”，因而从本质上或者是产生历史上，社区和国家都是截然不同的。当论述社区和城市的关系时，“城市是人类劳动分工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而社区“既可坐落于农村又可坐落于城市，二者具有一定的交叉性”。与社会群体的对比关系中，作该观点认为社会群体是“由一定社会交往关系联结起来的人类集体生活共同体”，血缘、地缘、业缘起纽带作用，而社区则是“地域特色鲜明的社会共同体”，其中加入了地域性的要素。

二社区管理体制

首先是社区管理主体。在定位社区管理主体方面，国内外学者的基本观点一致，大家普遍认为社区管理涉及多个主体，“社区建设离不开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的努力”。但对于如何确定不同管理主体尤其是政府作用时，学者们产生了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在只是在建立社区服务体系的初始阶段发挥重要作用，承担培育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政策支持的责任，并利用自身的权威性和号召力发挥主导性作用。这种观点主要是基于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的现状而提出来的，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但并未对各治理主体之间关系明确定位，只是着眼于当前状况而未有长远目光。另一种观点认为，社区服务组织者是基层社区组织，是社区服务中主要的依托力量。因为这些基层组织“直接面对社区，最贴近社区人民群众，最了解社区的基本状况，最了解社区居民及其他成员的需求”。这种观点实际上充分肯定了社区基层组织在社区服务体系中的作用，从社区治理角度指出了基层组织在提供服务方面的优越性，并认为政府只是起到政策指导和资金支持的作用，是“小政府、大社会”理念的体现。

三社区文化建设

（一）社区文化概念

由于理论界对社区文化研究角度不同，对社区文化内涵的界定也不相同。有人认为“社区文化，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人们所创造、孕育、形成的人文环境、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总和”；有人认为“社区文化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区域当中，人们各方面的行为所构成的文化生态系统。它既包括这一区域内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包括该区域内社会成员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道德情操、生活习俗、审美方式、娱乐时尚等。”

（二）社区文化的作用

在对于社区文化作用的探讨上，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有人认为社区文化有益于营造“社区精神”，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增强社区成员的认同感并满足居民的精神需求；有人从更大的层面提出了社区文化建设有益于“完善城市功能，树立城市品牌，打造城市特色”；有人认为社区文化建设可以促进社区自治的发展，通过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居民的自治意识，增强居民的团体意识；也有人认为培养社区文化可以提升社区的凝聚力，形成良好的社区风尚，也有益于社会环境的安定。总体来说，社区文化建设的意义首先在于社区自身的稳定、团结、和谐，还可以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从整个城市乃至社会层面上都有良好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 郭学贤.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4 页.

[2] 黎熙元等.社区建设―理念实践与模式比较[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6，第5 页.

[3] 徐永祥.社区发展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第32页；第32 页；33页.

[4] 代明，袁莎莎.国内外城市社区服务研究综述[J] .城市问题，2010（11）：25.

[5] 沈千帆.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40页.

[6] 高占祥.论社区文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

[7] 龚贻洲.论社区文化及其建设[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9）.

[8] 刘庆龙等.论社区文化及其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

篇3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2-0220-02

一、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意指大学教育应给予大学生全面的教育和训练，其实质就是促进人文、社会与科技文化的沟通，并发展全方位的人格教育，以培养健全的人格为依归。通识教育的鼻祖罗伯特・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将通识教育称为“永恒的学科”，但赫钦斯的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专业教育完全对立，这是其思想研究中的短板。20世纪初期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A.S.Packard）教授首次将“通识教育”一词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美国的莱文（A.Levine）教授为了防止后现代社会条件下单纯强调专业知识技能的教育倾向，强调了人的均衡、全面、和谐发展。李曼丽在综合了国内外学者对通识教育的各种表述之后，用“理想类型”方法，从性质、目的和内容三个角度对通识教育的概念作了初步构建：就性质而，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该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

在通识教育的概念尚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其不但在大学教育中，在高职教育中的必要性就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且在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我国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强调了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在学术领域也有专门的文章对职业教育中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进行了探究，但与此同时，单就某一具体专业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开发却少之又少。

二、连云港财经高职校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现状

连云港财经高职校自2006年设立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以来，对这一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的探究，从未间断。由于专本并轨的特殊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很难跳出受自考课程制约的怪圈。一方面，自考课程教学时间紧、任务重，另一方面人才培养目标又要求通过有限的通识教育课程，在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共同作用下，使学生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还应具有较强的自我发展的综合素质。但通过多方面调研，其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存在诸多问题。

（一）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通识性理念不强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的公共基础类课程在实际课程设置时，往往只重视科目的设置、课程内容以及课程的形式等问题，却很少关注课程的理念，特别是缺少通识教育的理念。其所包含的德育课程、文化课程和专业方向课基本上偏向于人文学科，只有一门数学属于工具科学，没有任何涉及自然科学的课程。

（二）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并未与专业课程设置相适应

连云港财经高职校公共基础课程中的德育课必修课和文化课必修课，根据江苏省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指导，全校统一，而且开设的学期固定。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本身是一文科性质的专业，学生欠缺的恰恰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但在课程设置中并没有体现。而且其专业平台课程和任意选修课程的设置与公共基础课存在重复现象。例如，专业平台课中有《心理卫生与心理咨询》，德育课的限选课为《心理健康》；专业选修课中《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与《思想与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存在重复。

（三）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缺乏灵活性

根据调研结果显示，88.2%的被调查者认为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的通识教育课程比较枯燥，缺乏灵活性。系统完善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应为学生提供合理全面的精神营养，培养良好的职业能力和发展潜力。可包括以下几个系列：人文学科系列、社会科学系列、自然科学系列和艺术教育系列等。但实际中学生选择相对较小，基本上限定于政治理论课。而课程形式多是灌输式的讲授，形式单一、内容枯燥。

（四）学生及家长对通识教育课程开设的满意度不高

针对我校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目前为止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进行满意度调查。分别向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四年级在校生30人，五年级实习生30人，毕业生20人，在校生家长20人发放《连云港财经高职校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通识教育课程满意度情况调查问卷》共100份，在对通识教育进行解释的基础上，针对社管专业公共基础课教学是否符合通识理念，对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是否满意，以及是否要进行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改革开展调查。调查结果如下：其中51.8%认为社管专业公共基础课教学不符合通识理念，28.2%认为社管专业公共基础课教学基本符合通识理念，10%认为社管专业公共基础课教学不符合通识理念，10%表示不太清楚。对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是否满意的问题上，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比率分别为10.6%、14.1%、47.1%、28.2%。有84.7%的人认为有必要进行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改革。

三、五年制高职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原则和课程体系构建

（一）基于人的全面发展构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香港岭南学院黄慧英和卢杰雄教授认为，通识教育的目标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价值性，二是认知性，三是文化性。其中价值性是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能够做出基本的道德判断。认知性是对方法论的学习，学习探究各类学科的方式方法。文化性是对文化传统的认识，是对文学艺术的鉴赏能力。通识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完善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的精神营养应该是合理而全面的，能够很好的服务于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发展潜能。所以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中，不能单纯的包含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自然科学和艺术教育同样应该受到重视。针对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现状，其认知性教育尚存在欠缺，作为方法论的教育，应包括各类学科的方式方法，除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外，同样应加强自然科学和艺术教育。

（二）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与专业能力培养形成良好的对话性

很多学者认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是相互对立的。通识教育理念在实行过程中的障碍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专业教育，因为毕竟课时数有限，根据专业培养方案，学分设置更是有所侧重。这就要求在通识教育课程设置过程中，要努力寻找与专业能力培养目标的共同点，与专业能力培养目标和专业课程的设置相互呼应，相互沟通，形成对话。根据调研，用人单位除重视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外，综合素质与能力同样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文化、职业和身心素质的养成。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中的德育课注重了对学生政治、职业和身心素质的培养，文化必修课和选修课注重了学生文化素质的养成，但作为与专业能力的融合，这还远远不够。作为一门管理学科，其就业岗位群又多是公益组织、服务岗位，其文化素质培养应注重对中外传统文化和思想史的了解、对文学艺术的感悟、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包容。职业素养除良好的工作作风和工作能力外，还包括熟练的口头和文字表达与沟通能力。身心素质的养成应注重对人本博爱精神的渗透和对抗挫折心理能力的强化。

（三）通识教育课程设置适当反思专业课程的设置

通识教育理念本身就具有弥补和整合各专业凌乱知识的功能。如果说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与专业课程设置的对话性，试图使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拉近，那么反思性就是对专业教育的弥补，甚至站在专业教育的对面。社区管理与服务本身是一门社会科学类专业，而基于全校统一的公共基础课程设置偏向于人文学科，在课程设置上存在重复现象，而且所有方法论的学习都是基于人文社会科学类的，这就容易使得学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存在短板，因为自然科学更有利于科学精神的培养。在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中应将与专业课程相重复的课程替换成理化、科学史、科技发展前沿问题等，使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融合。

（四）增强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实践性与灵活性

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并不是为了使学生获得某一学科或某一专业的知识，而是要切身投入到课程中去，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体验式实践，感悟人文气质，体验生命表达，领会科学魅力。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要具备充分的体验性，将其演变为精神修养的重要过程。而且根据所开设的课程，除了常规的课堂教学之外，可以综合运用系列讲座、影视展播、实地参观调研、竞赛、场景模拟等多种相对灵活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更多地参与到活动中去，走出校园、走进社会，从而锻炼心智、了解社会。

参考文献：

篇4

2中医药文化价值传承与传播的新理论依据

2．1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时代机遇

不可否认，西方科学主义在诸多方面对现代医学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客观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帮助，但其片面、静止、孤立的思维方式越来越暴露出局限性和不足。在科学主义思维下成长起来的西方医学，亦不可避免地存在自身的局限。一是还原论的局限性，忽视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机械地把人体当做一部机器来看待，力求在最微细的水平上研究机体的结构与功能，却从根本上忽视了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最终没有办法解释整个机体的各种情况。还原论对于很多复杂性疾病的研究，比如高血压病发生原因的研究及各种自发性免疫系统疾病的研究等，凸显出它的局限性。二是单纯的医疗“治病”模式，忽视了人体健康的整体性及健康与自然、社会的联系。在西医机械的生命观下，通过各种仪器观察和检测生理、生化指标，按统一标准判断病症，对症下药，重视病的普遍性，不注意人的特殊性，不注重人的精神、心理因素对疾病所产生的影响，不符合现代医学模式的发展。三是治疗上多采用对抗、攻击性疗法，少有调动机制、自身平衡、修复作用、养生保健疗法。西医在对疾病治疗中少有充分运用人体自身的免疫功能来对抗疾病，这在现代疾病谱的变化下凸显出越来越多的不足。随着世界科学知识的发展，在多元文化、多种知识的深度交流中，中医药文化中的合理成分、特色技术被世界重新认识，慢慢为世界所接受，中医药文化价值也渐渐走向世界。如在中医学中处于“圣度”地位的“和”的理念，不仅仅是人体内部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气的和谐，要求人的心身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再如“仁”的价值内涵，是中医文化价值中内涵极其丰富的关于个人道德情操修养的部分，“医乃仁术”和“医者仁心”有利于突破纯技术主义的框架。同时“仁”不只是蕴含医道和医德方面，普通人同样需要在道和德方面具备“仁”的思想高度，在处理情志及人际方面要有宽容的心怀。对中医药文化中这类价值观念、认知方式、审美情趣的传播，从实际意义上讲，有利于促进当代民众的身心健康，让人们在嘈杂的现代社会中在心理上寻找到归属，促进个人的和谐和社会的和谐。这些优秀的价值观念逐渐传播，让世人更深刻地领悟中医药文化所蕴含的价值内涵，对促进社会的发展都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公众对中医药文化认识的不断加深，中医药核心文化价值得到了公众的重新认识，不断积累着更加深厚的传承与传播的土壤。由于西方科学主义及西医科学面临的困境，西医服务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基础研究与临床问题解决之间脱节、疾病谱的转变使医疗成本大大增加、基础研究和药物开发及医学实践三者需要整合，诸如此类问题的出现，促使人类寻求新的医学转向。在此背景下，转化医学应运而生，其核心是打破基础医学、药物研究、临床医学之间的屏障，加强研究与应用之间的结合，在它们之间建立起一个双向转化的桥梁。转化医学遵循的是循证医学的原理，实质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的整合，聚焦于具体疾病，以疾病诊疗为研究出发点，以促进科学发现转化为医疗实践并最终服务于患者为目标。转化医学倡导“以患者为中心”，要求从临床工作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由基础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研究、分析问题，然后再将基础科研成果快速转向临床应用、解决问题。显然这体现和吻合了中医药学的特征：实践性、经验性及中医药以患者为中心、针对疾病个体实施辨证论治，是中医药发挥自身优势的契机。与此同时，人类健康观念的转变也充分体现中医药“治未病”理念的时代价值。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而且是身体、心理和社会上完好状态。并且规定了有充沛的精力；处事乐观、态度积极、勇敢承担责任等十项健康标志。人类健康观念从只关注生理健康到生理与心理健康并重，且关注人与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与中医药文化中诸多生命观、生活观、治疗观、养生观，尤其是“治未病”理念相吻合。这些都为中医药核心文化价值的传承与传播创造了新的机遇。

2．2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新公共服务理论提供了和市场分工协作的理论依据

新公共管理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达国家的社会再造浪潮，是“管理主义”或“新管理主义”运用于公共管理部门的结晶。其本质是重新发现公共品的价值，试图通过企业方法实现社会公益目标和公共品异化。大卫•奥斯本和泰德•盖布勒的《重塑》一书提炼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精髓的十个方面：起催化作用的，掌舵而不是划桨；社区拥有的，授权而不是服务；竞争性的，把竞争机制注入提供服务中去；有使命感的，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讲究效果的，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受顾客驱使的，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有事业心的，有收益而不浪费；有预见的，预防而不是治疗；分权的，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以市场为导向的，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17］。较之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体现了不同的特征。首先是重新定位了与社会的关系，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要增强对“顾客”需要的响应力。其次，更重视活动的结果和产出及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充分放权，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公共需求。三是强调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的垄断性，即并非所有公共服务都要由提供，而是应根据公共品的内容及性质，灵活采取供给方式以满足需求。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是在理论基础、价值取向、制度价值等方面进行丰富和创新的基础上，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登哈特夫妇提出的一个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有：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公务员要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共同的利益需求，不是试图通过控制使社会朝新方向发展；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在思想上具有战略性，在行动上具有民主性；满足公共需要的政策和方案可以通过集体努力和协作过程得以最有效并且最负责地实现；为公民服务而不是为顾客服务。公务员不仅仅要对“顾客”的要求作出回应，而且要集中精力与公民以及在公民之间建立信任与合作的关系；责任并不简单。除市场外，公务员还应该关注法律、社区价值观、政治规范、职业标准以及公民利益；重视人，不只是重视生产率；公民权和公共服务比企业家精神更重要［18］。新公共服务理论把效率和生产力置于民主、社区、公共利益等更广泛的框架体系中，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

2．3多中心治理理论提供了公共服务有效实现的路径

关于完全提供公共产品的“失灵”，一直都是一个难以有效解决的问题，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福利国家“福利危机”的出现，提供公共产品的无效、低效受到很大诟病。面对公共产品领域存在的“市场失灵”与“失灵”，传统的资源配置模式要么“市场”、要么“”的二分法模式已不能满足公共事务治理的需求［19］。基于此，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夫妇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市场和这两个极端之间，公共事务存在着其他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由于各类主体在功能、结构、外部运行环境等方面的互补性，可以有效解决采用某种单一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从而实现供给的优化配置［20］。显然该理论强调公共物品供给结构的多元化，主张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社区组织均可提供公共物品，把多元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来［21］。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网络化，即超越了企业治理的局限，单纯的范围。以公民为主体，私人部门、公共部门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与精诚合作，可以提高治理效率、增加效益，缓解治理的压力。

3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传承与传播的新探索

3．1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公共品凝集界定

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多中心治理理论都对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但无不重视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的多元化、市场配置的重要弥补作用。中医药文化价值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如中医院、中医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的中医药文化传播及中医适宜技术等，都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尤其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普及，是一种共同资源。依据准公共品的“拥挤性”的特点，难以实现其效用的最大化。针对广大群众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巨大需求，充分发挥市场优化配置中医药公共资源的功能，提高中医药文化价值提供的质量和效率，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

3．2中医药文化在现代公共服务中的特色与优势

依据多中心治理理论，公共服务的多元主体性为中医药文化价值的传承及传播的路径提供多元性思维。中医药文化价值的传承和传播不仅仅是学术研究，为满足群众最基本、最迫切的需求，、医疗机构、高校、社会团体、企业、民众共同参与治理，既需要推动，又需要市场的补充；既需要学术建设的发展，又需要经济建设激励，以建立健全合理的、长效的运行机制。及其主管部门负责主导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方向、政策，制定与组织传承、传播发展的计划，负责监督、考核，引导资金的投入。非社会团体可进行资源调研，推出公益服务。高校或中医药科研院所充分发挥知识技术优势，可进行学校和合作、校企合作，让知识真正服务公众，加快知识向实践转化。营利性组织在允许范围内，充分发挥自身活力，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多方协作，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承担各自的责任，分享应得的利益，满足群众需要［11］。

3．3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实现的路径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循证医学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健康需求的增加，健康管理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同时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基础，开展健康管理已成为趋势。虽然我国也逐渐重视社区卫生服务的作用，但由于资源的不足，仍普遍“重医轻防”，忽视各种健康风险因素的危害。要充分调动各个社会主体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达到最大的健康效果。中医药文化价值在社区健康管理中能够发挥重大作用，尤其是内容丰富的中医“治未病”思想及具体措施，在饮食、起居、劳作、心理、中医锻炼方法、中医药知识、医疗药膳、顺应自然和避邪护身等养生保健和预防疾病方面的诸多内容，在健康管理的实践中，应通过多元主体及多种路径，推广到各类人群中去。再者，从中医药文化价值自身角度，操作简单、安全，设备、场地的要求较低，诸多具体适宜技术简、便、廉、验，极适合在社区开展［22］。因此，应提高居民自我管理能力，努力探索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社区健康管理。

4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传承与传播的创新方法

4．1领航掌舵建中医药特色健康社区

中医药文化价值对社区健康管理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社区是中医药文化价值实现的前沿阵地，是传承和传播的基础，是中医药特色技术充分发挥作用的场所，是最能为民众提供可及的地方。建设中国特色的健康社区，中医药必然能发挥关键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依据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多中心治理理论，应发挥领航掌舵的作用，协同各方主体，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做好基础工作。一是发挥战略导向作用，进行长期及短期发展的政策规则制定，为各主体的参与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管理的实现。二是充分发挥资源投入的主导作用，弥补民间资本投入的不足。对体现中医药文化的健康社区建设，应主导优先配置资源，保障资金投入、人力资源培养与投入等等，有利于健康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发挥最重要的管理与监督作用，完善管理与监督体系，监督各方主体提供服务的质量，以群众满意度为指挥棒，及时调整政策，激励与规范各方行为，有利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4．2中医药文化健康社区模式：权力分散、管理交叠，、市场、社会多元共治

依据多中心治理理论及上述论述，中医药文化价值在社区的传承与传播中，不再是唯一的决策中心，以公民健康为中心，、企业、非组织、公民应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社区健康自主治理新体制，实现管理主体和权力中心的多元化，实现“权力分散、管理交叠和、市场、社会多元共治”。这为其他非机构参与社区健康管理提供了广阔空间，实现了公共服务社会化，最大的优势是各方都能发挥自身最优势力量，相互整合、相互弥补、资源互补、协同增效，提高了供给效率，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需求。

4．3中医药健康社区的协调效应：中医药文化价值增值，实现各方效益最大化

中国特色健康社区治理模式，公共品的利用可通过价格歧视增值。对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中医药文化服务及产品，企业可依据消费者的偏好、品味、收入、阶层等因素对不同消费者设置不同的价格，根据消费者的不同情况收取不同费用，使消费者都能以合适的价格获得产品或服务。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区别定价，尽可能利润最大化，增进收益；公众又可最大程度上使个人福利最大化；中医药文化价值以这种市场制度获得社会认可，加快传承与传播，同时取得较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4非部门主动参与功能的扩大

以中国特色健康社区为平台传承、传播中医药文化价值，除部门发挥领航掌舵作用，高校、医院、各社会团体等非组织应当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作，同时实现自身的价值。高校尤其是中医药类高等院校，是中医药文化继承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中医药知识和智慧的源泉之地。其不仅仅是教书育人之地，不能局限于自身范围内搞实验和学术研究，师生应当走出校园，深入社区群众，采取各种方式，给社区提供知识和技术，将中医药文化价值普及并应用，用中医药知识惠及群众。这不仅造福民众，同时能够更好地让中医药文化价值获得民众认同，促进中医药文化价值的传承和传播，促进高校的自身建设发展。医院同样是知识密集的地方，公立性医院应该采取短期或长期的多种措施，如开设社区中医服务门诊、举行各类义诊活动等，将中医药文化及技术传播到基层。各类社会团体亦应在健康社区建设中充分发挥公益性作用，以各种形式补充资源。

4．5市场发挥基础性的资源配置竞争机制、效率机制主导、非组织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建设

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健康社区，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预防保健中的作用，可为群众提供基本的健康需求。为充分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偏好人群的需求，市场应当发挥资源配置的优势，将一些资源配置到有偏好的人群手中，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企业俱乐部的“选择性进入”是使中医药文化价值资源更体现价值和效率的有效方式。企业组织依据市场对中医药技术与价值的不同需求，以企业力量提供设施、人力等资源，组建俱乐部，充分满足和尊重特定主体的选择性，以人为本设定具体内容。设定合适的准入制度，既提升企业的发展，又促进中医药文化价值的传承与传播、满足特定人群的需求，同时增进社会福利价值。

篇5

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风靡西方国家社会科学领域的治理理论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反思政府、市民社会与市场相互关系和寻求政府、市民社会和市场良性互动的产物。现已逐渐成为社会管理与治理的一个重要理念和价值追求。关于治理的涵义，目前学术界给出的定义多种多样。但比较权威的说法是国际组织――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研究报告中给出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我国学者俞可平则认为，治理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利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2-1〕

尽管人们对治理涵义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基本理念是相同的，关于治理的共同特征，学术界的认识基本一致。

第一，公共权力的多元性。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凡参与公共事务处理的主体都可能形成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社会权力中心。

第二，组织边界的模糊性。无论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还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都形成了一种平等竞争的、合作协商性的互动关系，依靠彼此间的利益协调和相互博弈达到公共管理的目的，从而模糊了彼此间的权力界线和所承担的责任。

第三，各类主体的相互依赖性。由于政府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或者各类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权力依赖关系，必须彼此交换资源、持续协调才能顺利实现各自的目标，最终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参与性自主网络。

治理理论实质是在对政府功能的进一步定位和完善、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基础上，通过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协作，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以谋求“善治”的社会体制。

当前，我国为了寻求社会的和谐发展，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和完善、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市民社会的培育以及实现三者之间的协调互动都已提上了日程。因此，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治理理论对探究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完善，以及实现三者相互关系的良性互动，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启示和方法论意义。

二

不仅治理理论涉及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三个重要层次，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如此。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治理理论首先是建立在完善的政府、市场经济和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作为方法论工具，我们在借鉴这一理论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要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完善我国政府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

我国的政府体制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缺位、越位、错位现象依然存在。目前，完善我国的政府职能，应从重新塑造国家与社会的高度上来认识，这样才能使政府从微观经济领域脱身出来，加强自身在社会管理领域的积极作用。

为此，在管理方式上，政府要改变传统的管理方法，应实现以下几种转变：一是从管制到服务。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种经济主体越来越多，各主体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社会结构和社会事务越来越复杂，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政府必须改变过去所使用的管理手段，加强服务职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和提供良好的环境。二是从规制到协调。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健全，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但这些自治组织的和谐运转仍然需要政府作为一个总的协调者，所以政府的行为应实现从着重规制到着重协调的转变。三是从法制到回应，社会治理以互动性为基本特征，实际上是增加了公共事务的回应性。回应性并不是否定法制，而是在法律的保障下更好地促进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参与。

(二)在逐步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培育和完善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民社会

在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之后，我国公民社会已初具规模。其重要的特征是民营企业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级正在形成；中介组织逐步发育；社区自治不断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逐渐增加。“实际情况是，转型每天都在私营部门的企业家中发生，在发明新事物、创造新方法而未遭官僚机构阻止的公民中发生。”〔3〕

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的公民社会是在社会整体变迁和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制度环境存在着巨大的空隙和黑洞，社会的调节系统诸如法律、道德、行政都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无论是其本身还是其所处的环境，都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许多制度安排存在严重缺失；社会结构两极化较为严重，中产阶级发展得不够快；民间资本的大量流失；社会的道德基础脆弱，诚信成为最稀缺的社会资源；公民意识总体上来说还比较薄弱，等等。〔2-2〕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中国公民社会即使建立起来，也只能是畸型的与病态的。而且，这样的公民社会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因此，为了进一步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应从以下就个方面着手，加强公民社会的建设。

(1)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市场经济建设。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产生和不断发展的物质基础，能够为公民的独立提供有力的保障。要逐步完善当前的市场经济，必须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等，通过这些措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从而为公民社会的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2)不断优化社会结构体系。一个社会是否和谐，应当看它的整个社会结构是否和谐。这些社会结构主要包括就业结构、民族结构、地区结构、职业结构、阶层结构等，而在所有的社会结构中，阶层结构尤为根本。社会结构的合理，根本在于阶层结构合理。

许多研究者都指出，富有弹性的“橄榄形”社会阶层结构最为合理和稳固。但目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特有的“洋葱头形”，这是一种不甚合理、甚至混沌的社会结构类型，所反映的是社会阶层生长和发育与社会发展的非对称状况。这种阶层结构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极为不利。因此，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已成当务之急。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就应该促进阶层的“扁平化”。为此，应通过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来保证社会利益的合理。

和谐社会是利益分配公平的社会。一个社会的利益分配是否公平，最终体现在它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否合理上，因此，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着力点在于不断优化社会阶层结构体系。〔4〕

(3)健全有关公民权利义务的法律体系，使公民成为法律意义上平等的独立主体。同时，必须强化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使纸上的权利变成现实的权利。

(4)切实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并大力发展独立于政府及其它权力机关的社会中介组织，逐步形成与公共权力的对抗力量。

(5)培育理性的公民文化。“文化是体制之母”〔5〕任何制度都是文化的产物，或者可以说，是文化造就了制度。因此，我们不能只重视制度建设而忽视文化建设。培育公民文化，就要培育公民的民主法制意识、自由平等观念、契约观念、社会责任观念、公共道德观念等这些思想意识。培养公民文化，还要注意结合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使之与源自西方社会的公民文化相结合。

当然，治理理论不仅强调了这三个方面本身的建设和完善，更强调这三个方面的良性互动，只有三个方面的协作互动，才能达到“善治”的结果。但是，在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和前提条件下，这三个因素还存在着功能性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表现在：第一，政府功能的不到位和越位等情况还普遍存在；第二，经济上的交往原则被错误地引进公共权利领域和公共领域，这种现象也很普遍；第三，公民社会还没有发挥自己应有的功能，还不能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减轻社会管理成本的作用。这些又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功能性障碍。〔6〕只有逐步消除以上这些功能性障碍，形成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联动和整合机制，并且只有三者协调运行，才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