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方法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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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社区义工是指公民自愿贡献个人时间和精力,在不为物质报酬的前提下,为推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事业,在社区等公共场所或相关社会福利机构中提供自愿服务的活动。社区义工起源于19世纪西方国家宗教性的慈善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区义工逐渐制度化、专业化、系统化。并把社区义工与公民的成才就业挂钩,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切入点,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运作机制和国际惯例,成为西方国家加强对公民的道德教育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形式,成为西方公民自觉的行动指标。

社区义工的理念、形式、评价方式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效果的有效途径。社区义工了解社会、体验社会、服务社会、培养道德品格的理念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理念具有一致性;社区义工的形式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形式具有创新性,有利于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参与主体覆盖面问题;社区义工的评价方式符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本体意义,能够突显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效果。

(一)社区义工符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理念要求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目的是通过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努力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社区义工的理念也是要求公民在自愿贡献个人时间和精力,在不为物质报酬的前提下,了解社会、体验社会、服务社会、培养公民的道德品格。如以义工精神闻名于世的美国,美国把社区义工当成是一种文化现象,美国大学大力提倡社区义工,把是否参加社区义工作为大学录取的重要参考指标,社区义工成为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标志。美国大学强调通过实践经验来刺激学生的学术成长,鼓励大学生走出校门,看看自己究竟能为社会提供什么服务,或者面对社会的需求和挑战,自己还缺少什么本事和素质。甚至于美国大学把是否参与社区义工看成是衡量精英分子的准则,看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基层社会的生活,有多大的现实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大学生通过社区义工发现社会,培养使命感,强化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正如美国耶鲁大学在解释耶鲁为什么能培养出许多总统和政治家时说的:“这里有最高水平的精英的教育,又有一个最贫困破落的城市,美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展现在学生眼前,这是一般的象牙塔所无法相比的。”[1]因此社区义工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在理念上是相同的,社区义工能够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有效途径。

(二)社区义工的形式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形式具有创新性,有利于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参与主体的覆盖面问题

社区义工是西方国家社会服务的主要形式,是西方国家社会服务的文化象征,在西方国家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以美国的大学为例,在2006年,有330万16~24岁的在校美国大学生参与了义工活动,相当于美国适龄大学生的30.2%,在25岁以上的人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青年参与义工的占了46%,而同年龄层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青年参与义工的仅有21%,还不到受大学教育的美国青年参与义工活动的一半。[2]因此社区义工在美国大学有着广泛的参与性,学生参与的覆盖面相当广泛,这对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参与主体的覆盖面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有利于解决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过程中学生参与覆盖面不够广泛的问题。同时社区义工的形式也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也可以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提供可供借鉴的方式。西方国家的社区义工服务范围广泛,涵盖了教育、环保、心理咨询、养老、宣传、社区教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如英国的社区服务志愿人员(CSV)计划,该计划专门为16~35岁的志愿服务者参加活动,要求所有的志愿人员都要直接为需要帮助的人服务,帮助无家可归者、年老体弱者、犯罪的青少年以及精神和生理不健全者。工作场所包括学校、医院、监狱等社区。再如加拿大的“卡蒂马维克”计划,其宗旨是帮助17~20岁的加拿大青年的个人成长;为加拿大社区提供各种服务;加强大众的环境意识;以及让加拿大青年更深人地了解自己的国家。活动形式包括旅行和服务、过集体家庭生活并承担家庭社会义务、学习实际工作技能等。以及通过在他们为社区提供服务时与各种不同的人一起工作,最后实现上述目标。[3]西方国家这种宽范围、有计划的社区义工服务不仅在参与覆盖面上提供了保证,而且还产生了非常明显的社会效应,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具有很强的借鉴性。

(三)社区义工的评价方式符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本体意义,突显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效果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目的是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和引导大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让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从而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理论水平和运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因此从本体意义的角度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教学评价标准应该坚持“人的内在尺度、物的尺度、历史尺度、美的尺度的统一,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是政治性与伦理性的统一,是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也是多样性与一致性的统一。”[4]在评价原则上应坚持发展性评价、综合性评价、质性评价、参与互动性评价、过程性评价的原则,实现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的结合。社区义工在评价方式上符合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本体意义,能够突显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效果。西方国家在社区义工的评价上充分坚持了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的结合,社区义工注重人的价值尺度的定性评价和过程评价,把有没有对社会的奉献精神作为衡量精英人才的准则,因为西方国家认为有无偿奉献精神的人往往社会责任感会更强,更能与他人合作。同时又注重了定量评价和结果评价,美国大学在其入学考试时就充分考虑了学生在中学阶段是否参加了社区义工作为重要参考指标,美国一些大学把参与社区义工到一定时间给予折合成学分。对于特别突出的大学生则授予美国最高的社区服务奖“总统义工奖”,以此来鼓励大学生参与社区义工。

二

社区义工的理念、形式、评价以及社会效应都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它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有效途径。笔者以所在单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为典型个案,就社区义工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机制建设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

(一)转变观念,全员动员,营造大学生积极参与社区义工的氛围

社区义工是国外主要的志愿服务形式,在国内也有不断普及的趋势。但整体而言,社区义工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也没有把社区义工作为主要的社会实践教学方式,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全员动员,营造大学生积极参与社区义工的氛围。笔者所在的教学单位高度重视社区义工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形式,通过校报宣传介绍国外社区义工发展情况引导大学生参与社区义工。每年在大学新生中定期召开大学生社区义工启动仪式,通过全员动员的方式鼓励大学生参与社区义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领导和教师主动参与社区义工,通过教师的率先榜样带动大学生参与社区义工。从而在全院营造大学生积极参与社区义工的氛围。

(二)重视制度建设,强化组织领导,建立社区义工保障体系

重视社区义工的制度建设,为规范大学生社区义工管理,学院相继制定了《大学生社区义工管理条例》和《大学生社区义工实施方案及学分评定办法》,明确社区义工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形式的总体要求、工作原则、组织实施和基本管理模式,确定大学生社区义工的内容、申报程序、学分评定和工作要求。强化组织领导,建立以主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学院党委副书记为组长,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负责人为主要责任人,学工部、教务部、后勤部、各二级教学部门学工负责人组成的大学生社区义工组织领导机构,统筹全院的社区义工工作,建立了高效的大学生社区义工保障体系。

(三)明确主题,合理分类,确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适应的社区义工活动内容

社区义工是一个涉及范围比较广泛的志愿服务项目,内容涵盖社区工作的方方面面,假如组织不当,极易造成管理的失范。笔者所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针对大学生的实际情况,紧紧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学的要求,有目的地确认社区义工的服务内容,以明确社区义工的实践主题,建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相适应的社区义工活动内容。具体把社区义工分为校内社区服务项目和校外社区服务项目。校内社区服务以培养大学生的劳动品质为主题,通过理论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实现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人的唯一方法。”[5]其服务内容包括公寓小区公共场所清洁卫生、校园包干区清洁卫生、机房图书馆等公共服务区域清洁卫生、各类文化活动后勤服务、相关比赛后勤服务、相关接待前期准备工作、校园日常保卫巡逻助理、校园秩序维护等。校外社区服务以了解社会、奉献社会为主题,实现理论教育与专业实践、服务社会相结合。服务内容包括作为外语院校配合相关部门进行义务外语教育教学服务、配合相关部门参加大型活动的演出及后勤服务、校外社区环保、心理咨询、养老、宣传、社区教化等。

(四)注重教学评价,构建社区义工教学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教学目标、保证教学效果的内在要求。教学评价对课程的实施起着重要的导向和质量监控的作用,评价的目的功能、评价的目标体系和评价的方式方法等各方面都直接影响着课程培养目标的实现,影响着课程功能的转向与落实。学院注重社区义工的教学评价,把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结合起来,构建社区义工教学评价体系。确认社区义工的学分,大学期间完成40小时以上的社区义工,给予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1个学分,完不成规定学分的,该门课程将不能结业,根据教学安排,在学籍有效期内进行重修。明确社区义工的认可审核程序,参加社区义工服务的学生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提出申请,社区义工结束后,学生填写《大学生社区义工服务记录卡》,获得相关服务部门的鉴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根据学生的社区义工服务记录卡计算学分。确立社区义工作为评选各类先进的重要依据。学院把社区义工服务学时作为学生评选各类先进、奖学金、助学金、党员发展的重要依据,作为评定集体荣誉的重要指标。

参 考 文 献

[1][2]培养精英要从做义工开始[N].新京报,2006-10-29.

篇2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15-0234-01

一社区概念的界定

目前国内学者大多从社会学角度对社区概念进行界定，多强调地域性的概念，通过与社会、国家、城市、社会群体等不同概念的对比中得出社区的含义，“更多的社会学家是从一定地域社会关系结构的角度，或者从社区的功能与地域空间相结合的角度社区下定义”。

一种观点从社区与社会对比的角度诠释社区概念，“在方法论上，社会是一个一般的概念，它的性质是无法使用实证资料来论证的”，“研究者只能做出范围较小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研究――社区研究，从社区研究中取得实证资料来论证社区的性质并进而推出社会的性质”。这种定义方法将社区作为社会的特例，是从哲学角度对社区进行的界定。它比较重视社区、社会的对比，并对这两种经常被人们搞混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基本厘清了社区、社会的含义；不足之处在于它只是用对比的方式告诉了人们社区不同于社会，而缺乏从自身出发的论证，没有明确指出社区应该包含的基本要素，因而无从说明社区的本质。

另一种观点是从社区与国家、城市及社会共同体的对比关系中对社区加以解释。该观点认为国家“始终是和不可侵犯的要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社区是“早在私有制产生之前人类就有了自己的共同体方式”，社区要表达的是“居住在同一社群、同一地方居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交往模式”，因而从本质上或者是产生历史上，社区和国家都是截然不同的。当论述社区和城市的关系时，“城市是人类劳动分工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而社区“既可坐落于农村又可坐落于城市，二者具有一定的交叉性”。与社会群体的对比关系中，作该观点认为社会群体是“由一定社会交往关系联结起来的人类集体生活共同体”，血缘、地缘、业缘起纽带作用，而社区则是“地域特色鲜明的社会共同体”，其中加入了地域性的要素。

二社区管理体制

首先是社区管理主体。在定位社区管理主体方面，国内外学者的基本观点一致，大家普遍认为社区管理涉及多个主体，“社区建设离不开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的努力”。但对于如何确定不同管理主体尤其是政府作用时，学者们产生了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在只是在建立社区服务体系的初始阶段发挥重要作用，承担培育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政策支持的责任，并利用自身的权威性和号召力发挥主导性作用。这种观点主要是基于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的现状而提出来的，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但并未对各治理主体之间关系明确定位，只是着眼于当前状况而未有长远目光。另一种观点认为，社区服务组织者是基层社区组织，是社区服务中主要的依托力量。因为这些基层组织“直接面对社区，最贴近社区人民群众，最了解社区的基本状况，最了解社区居民及其他成员的需求”。这种观点实际上充分肯定了社区基层组织在社区服务体系中的作用，从社区治理角度指出了基层组织在提供服务方面的优越性，并认为政府只是起到政策指导和资金支持的作用，是“小政府、大社会”理念的体现。

三社区文化建设

（一）社区文化概念

由于理论界对社区文化研究角度不同，对社区文化内涵的界定也不相同。有人认为“社区文化，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人们所创造、孕育、形成的人文环境、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总和”；有人认为“社区文化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区域当中，人们各方面的行为所构成的文化生态系统。它既包括这一区域内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包括该区域内社会成员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道德情操、生活习俗、审美方式、娱乐时尚等。”

（二）社区文化的作用

在对于社区文化作用的探讨上，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有人认为社区文化有益于营造“社区精神”，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增强社区成员的认同感并满足居民的精神需求；有人从更大的层面提出了社区文化建设有益于“完善城市功能，树立城市品牌，打造城市特色”；有人认为社区文化建设可以促进社区自治的发展，通过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居民的自治意识，增强居民的团体意识；也有人认为培养社区文化可以提升社区的凝聚力，形成良好的社区风尚，也有益于社会环境的安定。总体来说，社区文化建设的意义首先在于社区自身的稳定、团结、和谐，还可以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从整个城市乃至社会层面上都有良好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 郭学贤.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4 页.

[2] 黎熙元等.社区建设―理念实践与模式比较[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6，第5 页.

[3] 徐永祥.社区发展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第32页；第32 页；33页.

[4] 代明，袁莎莎.国内外城市社区服务研究综述[J] .城市问题，2010（11）：25.

[5] 沈千帆.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40页.

[6] 高占祥.论社区文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

[7] 龚贻洲.论社区文化及其建设[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9）.

[8] 刘庆龙等.论社区文化及其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

篇3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2-0220-02

一、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意指大学教育应给予大学生全面的教育和训练，其实质就是促进人文、社会与科技文化的沟通，并发展全方位的人格教育，以培养健全的人格为依归。通识教育的鼻祖罗伯特・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将通识教育称为“永恒的学科”，但赫钦斯的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专业教育完全对立，这是其思想研究中的短板。20世纪初期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A.S.Packard）教授首次将“通识教育”一词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美国的莱文（A.Levine）教授为了防止后现代社会条件下单纯强调专业知识技能的教育倾向，强调了人的均衡、全面、和谐发展。李曼丽在综合了国内外学者对通识教育的各种表述之后，用“理想类型”方法，从性质、目的和内容三个角度对通识教育的概念作了初步构建：就性质而，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该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

在通识教育的概念尚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其不但在大学教育中，在高职教育中的必要性就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且在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我国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强调了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在学术领域也有专门的文章对职业教育中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进行了探究，但与此同时，单就某一具体专业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开发却少之又少。

二、连云港财经高职校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现状

连云港财经高职校自2006年设立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以来，对这一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的探究，从未间断。由于专本并轨的特殊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很难跳出受自考课程制约的怪圈。一方面，自考课程教学时间紧、任务重，另一方面人才培养目标又要求通过有限的通识教育课程，在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共同作用下，使学生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还应具有较强的自我发展的综合素质。但通过多方面调研，其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存在诸多问题。

（一）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通识性理念不强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的公共基础类课程在实际课程设置时，往往只重视科目的设置、课程内容以及课程的形式等问题，却很少关注课程的理念，特别是缺少通识教育的理念。其所包含的德育课程、文化课程和专业方向课基本上偏向于人文学科，只有一门数学属于工具科学，没有任何涉及自然科学的课程。

（二）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并未与专业课程设置相适应

连云港财经高职校公共基础课程中的德育课必修课和文化课必修课，根据江苏省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指导，全校统一，而且开设的学期固定。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本身是一文科性质的专业，学生欠缺的恰恰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但在课程设置中并没有体现。而且其专业平台课程和任意选修课程的设置与公共基础课存在重复现象。例如，专业平台课中有《心理卫生与心理咨询》，德育课的限选课为《心理健康》；专业选修课中《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与《思想与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存在重复。

（三）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缺乏灵活性

根据调研结果显示，88.2%的被调查者认为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的通识教育课程比较枯燥，缺乏灵活性。系统完善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应为学生提供合理全面的精神营养，培养良好的职业能力和发展潜力。可包括以下几个系列：人文学科系列、社会科学系列、自然科学系列和艺术教育系列等。但实际中学生选择相对较小，基本上限定于政治理论课。而课程形式多是灌输式的讲授，形式单一、内容枯燥。

（四）学生及家长对通识教育课程开设的满意度不高

针对我校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目前为止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进行满意度调查。分别向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四年级在校生30人，五年级实习生30人，毕业生20人，在校生家长20人发放《连云港财经高职校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通识教育课程满意度情况调查问卷》共100份，在对通识教育进行解释的基础上，针对社管专业公共基础课教学是否符合通识理念，对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是否满意，以及是否要进行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改革开展调查。调查结果如下：其中51.8%认为社管专业公共基础课教学不符合通识理念，28.2%认为社管专业公共基础课教学基本符合通识理念，10%认为社管专业公共基础课教学不符合通识理念，10%表示不太清楚。对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是否满意的问题上，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比率分别为10.6%、14.1%、47.1%、28.2%。有84.7%的人认为有必要进行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改革。

三、五年制高职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原则和课程体系构建

（一）基于人的全面发展构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香港岭南学院黄慧英和卢杰雄教授认为，通识教育的目标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价值性，二是认知性，三是文化性。其中价值性是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能够做出基本的道德判断。认知性是对方法论的学习，学习探究各类学科的方式方法。文化性是对文化传统的认识，是对文学艺术的鉴赏能力。通识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完善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的精神营养应该是合理而全面的，能够很好的服务于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发展潜能。所以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中，不能单纯的包含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自然科学和艺术教育同样应该受到重视。针对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现状，其认知性教育尚存在欠缺，作为方法论的教育，应包括各类学科的方式方法，除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外，同样应加强自然科学和艺术教育。

（二）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与专业能力培养形成良好的对话性

很多学者认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是相互对立的。通识教育理念在实行过程中的障碍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专业教育，因为毕竟课时数有限，根据专业培养方案，学分设置更是有所侧重。这就要求在通识教育课程设置过程中，要努力寻找与专业能力培养目标的共同点，与专业能力培养目标和专业课程的设置相互呼应，相互沟通，形成对话。根据调研，用人单位除重视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外，综合素质与能力同样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文化、职业和身心素质的养成。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中的德育课注重了对学生政治、职业和身心素质的培养，文化必修课和选修课注重了学生文化素质的养成，但作为与专业能力的融合，这还远远不够。作为一门管理学科，其就业岗位群又多是公益组织、服务岗位，其文化素质培养应注重对中外传统文化和思想史的了解、对文学艺术的感悟、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包容。职业素养除良好的工作作风和工作能力外，还包括熟练的口头和文字表达与沟通能力。身心素质的养成应注重对人本博爱精神的渗透和对抗挫折心理能力的强化。

（三）通识教育课程设置适当反思专业课程的设置

通识教育理念本身就具有弥补和整合各专业凌乱知识的功能。如果说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与专业课程设置的对话性，试图使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拉近，那么反思性就是对专业教育的弥补，甚至站在专业教育的对面。社区管理与服务本身是一门社会科学类专业，而基于全校统一的公共基础课程设置偏向于人文学科，在课程设置上存在重复现象，而且所有方法论的学习都是基于人文社会科学类的，这就容易使得学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存在短板，因为自然科学更有利于科学精神的培养。在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中应将与专业课程相重复的课程替换成理化、科学史、科技发展前沿问题等，使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融合。

（四）增强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实践性与灵活性

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并不是为了使学生获得某一学科或某一专业的知识，而是要切身投入到课程中去，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体验式实践，感悟人文气质，体验生命表达，领会科学魅力。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要具备充分的体验性，将其演变为精神修养的重要过程。而且根据所开设的课程，除了常规的课堂教学之外，可以综合运用系列讲座、影视展播、实地参观调研、竞赛、场景模拟等多种相对灵活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更多地参与到活动中去，走出校园、走进社会，从而锻炼心智、了解社会。

参考文献：

篇4

2中医药文化价值传承与传播的新理论依据

2．1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时代机遇

不可否认，西方科学主义在诸多方面对现代医学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客观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帮助，但其片面、静止、孤立的思维方式越来越暴露出局限性和不足。在科学主义思维下成长起来的西方医学，亦不可避免地存在自身的局限。一是还原论的局限性，忽视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机械地把人体当做一部机器来看待，力求在最微细的水平上研究机体的结构与功能，却从根本上忽视了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最终没有办法解释整个机体的各种情况。还原论对于很多复杂性疾病的研究，比如高血压病发生原因的研究及各种自发性免疫系统疾病的研究等，凸显出它的局限性。二是单纯的医疗“治病”模式，忽视了人体健康的整体性及健康与自然、社会的联系。在西医机械的生命观下，通过各种仪器观察和检测生理、生化指标，按统一标准判断病症，对症下药，重视病的普遍性，不注意人的特殊性，不注重人的精神、心理因素对疾病所产生的影响，不符合现代医学模式的发展。三是治疗上多采用对抗、攻击性疗法，少有调动机制、自身平衡、修复作用、养生保健疗法。西医在对疾病治疗中少有充分运用人体自身的免疫功能来对抗疾病，这在现代疾病谱的变化下凸显出越来越多的不足。随着世界科学知识的发展，在多元文化、多种知识的深度交流中，中医药文化中的合理成分、特色技术被世界重新认识，慢慢为世界所接受，中医药文化价值也渐渐走向世界。如在中医学中处于“圣度”地位的“和”的理念，不仅仅是人体内部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气的和谐，要求人的心身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再如“仁”的价值内涵，是中医文化价值中内涵极其丰富的关于个人道德情操修养的部分，“医乃仁术”和“医者仁心”有利于突破纯技术主义的框架。同时“仁”不只是蕴含医道和医德方面，普通人同样需要在道和德方面具备“仁”的思想高度，在处理情志及人际方面要有宽容的心怀。对中医药文化中这类价值观念、认知方式、审美情趣的传播，从实际意义上讲，有利于促进当代民众的身心健康，让人们在嘈杂的现代社会中在心理上寻找到归属，促进个人的和谐和社会的和谐。这些优秀的价值观念逐渐传播，让世人更深刻地领悟中医药文化所蕴含的价值内涵，对促进社会的发展都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公众对中医药文化认识的不断加深，中医药核心文化价值得到了公众的重新认识，不断积累着更加深厚的传承与传播的土壤。由于西方科学主义及西医科学面临的困境，西医服务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基础研究与临床问题解决之间脱节、疾病谱的转变使医疗成本大大增加、基础研究和药物开发及医学实践三者需要整合，诸如此类问题的出现，促使人类寻求新的医学转向。在此背景下，转化医学应运而生，其核心是打破基础医学、药物研究、临床医学之间的屏障，加强研究与应用之间的结合，在它们之间建立起一个双向转化的桥梁。转化医学遵循的是循证医学的原理，实质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的整合，聚焦于具体疾病，以疾病诊疗为研究出发点，以促进科学发现转化为医疗实践并最终服务于患者为目标。转化医学倡导“以患者为中心”，要求从临床工作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由基础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研究、分析问题，然后再将基础科研成果快速转向临床应用、解决问题。显然这体现和吻合了中医药学的特征：实践性、经验性及中医药以患者为中心、针对疾病个体实施辨证论治，是中医药发挥自身优势的契机。与此同时，人类健康观念的转变也充分体现中医药“治未病”理念的时代价值。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而且是身体、心理和社会上完好状态。并且规定了有充沛的精力；处事乐观、态度积极、勇敢承担责任等十项健康标志。人类健康观念从只关注生理健康到生理与心理健康并重，且关注人与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与中医药文化中诸多生命观、生活观、治疗观、养生观，尤其是“治未病”理念相吻合。这些都为中医药核心文化价值的传承与传播创造了新的机遇。

2．2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新公共服务理论提供了和市场分工协作的理论依据

新公共管理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达国家的社会再造浪潮，是“管理主义”或“新管理主义”运用于公共管理部门的结晶。其本质是重新发现公共品的价值，试图通过企业方法实现社会公益目标和公共品异化。大卫•奥斯本和泰德•盖布勒的《重塑》一书提炼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精髓的十个方面：起催化作用的，掌舵而不是划桨；社区拥有的，授权而不是服务；竞争性的，把竞争机制注入提供服务中去；有使命感的，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讲究效果的，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受顾客驱使的，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有事业心的，有收益而不浪费；有预见的，预防而不是治疗；分权的，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以市场为导向的，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17］。较之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体现了不同的特征。首先是重新定位了与社会的关系，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要增强对“顾客”需要的响应力。其次，更重视活动的结果和产出及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充分放权，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公共需求。三是强调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的垄断性，即并非所有公共服务都要由提供，而是应根据公共品的内容及性质，灵活采取供给方式以满足需求。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是在理论基础、价值取向、制度价值等方面进行丰富和创新的基础上，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登哈特夫妇提出的一个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有：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公务员要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共同的利益需求，不是试图通过控制使社会朝新方向发展；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在思想上具有战略性，在行动上具有民主性；满足公共需要的政策和方案可以通过集体努力和协作过程得以最有效并且最负责地实现；为公民服务而不是为顾客服务。公务员不仅仅要对“顾客”的要求作出回应，而且要集中精力与公民以及在公民之间建立信任与合作的关系；责任并不简单。除市场外，公务员还应该关注法律、社区价值观、政治规范、职业标准以及公民利益；重视人，不只是重视生产率；公民权和公共服务比企业家精神更重要［18］。新公共服务理论把效率和生产力置于民主、社区、公共利益等更广泛的框架体系中，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

2．3多中心治理理论提供了公共服务有效实现的路径

关于完全提供公共产品的“失灵”，一直都是一个难以有效解决的问题，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福利国家“福利危机”的出现，提供公共产品的无效、低效受到很大诟病。面对公共产品领域存在的“市场失灵”与“失灵”，传统的资源配置模式要么“市场”、要么“”的二分法模式已不能满足公共事务治理的需求［19］。基于此，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夫妇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市场和这两个极端之间，公共事务存在着其他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由于各类主体在功能、结构、外部运行环境等方面的互补性，可以有效解决采用某种单一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从而实现供给的优化配置［20］。显然该理论强调公共物品供给结构的多元化，主张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社区组织均可提供公共物品，把多元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来［21］。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网络化，即超越了企业治理的局限，单纯的范围。以公民为主体，私人部门、公共部门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与精诚合作，可以提高治理效率、增加效益，缓解治理的压力。

3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传承与传播的新探索

3．1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公共品凝集界定

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多中心治理理论都对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但无不重视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的多元化、市场配置的重要弥补作用。中医药文化价值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如中医院、中医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的中医药文化传播及中医适宜技术等，都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尤其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普及，是一种共同资源。依据准公共品的“拥挤性”的特点，难以实现其效用的最大化。针对广大群众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巨大需求，充分发挥市场优化配置中医药公共资源的功能，提高中医药文化价值提供的质量和效率，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

3．2中医药文化在现代公共服务中的特色与优势

依据多中心治理理论，公共服务的多元主体性为中医药文化价值的传承及传播的路径提供多元性思维。中医药文化价值的传承和传播不仅仅是学术研究，为满足群众最基本、最迫切的需求，、医疗机构、高校、社会团体、企业、民众共同参与治理，既需要推动，又需要市场的补充；既需要学术建设的发展，又需要经济建设激励，以建立健全合理的、长效的运行机制。及其主管部门负责主导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方向、政策，制定与组织传承、传播发展的计划，负责监督、考核，引导资金的投入。非社会团体可进行资源调研，推出公益服务。高校或中医药科研院所充分发挥知识技术优势，可进行学校和合作、校企合作，让知识真正服务公众，加快知识向实践转化。营利性组织在允许范围内，充分发挥自身活力，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多方协作，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承担各自的责任，分享应得的利益，满足群众需要［11］。

3．3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实现的路径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循证医学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健康需求的增加，健康管理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同时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基础，开展健康管理已成为趋势。虽然我国也逐渐重视社区卫生服务的作用，但由于资源的不足，仍普遍“重医轻防”，忽视各种健康风险因素的危害。要充分调动各个社会主体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达到最大的健康效果。中医药文化价值在社区健康管理中能够发挥重大作用，尤其是内容丰富的中医“治未病”思想及具体措施，在饮食、起居、劳作、心理、中医锻炼方法、中医药知识、医疗药膳、顺应自然和避邪护身等养生保健和预防疾病方面的诸多内容，在健康管理的实践中，应通过多元主体及多种路径，推广到各类人群中去。再者，从中医药文化价值自身角度，操作简单、安全，设备、场地的要求较低，诸多具体适宜技术简、便、廉、验，极适合在社区开展［22］。因此，应提高居民自我管理能力，努力探索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社区健康管理。

4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传承与传播的创新方法

4．1领航掌舵建中医药特色健康社区

中医药文化价值对社区健康管理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社区是中医药文化价值实现的前沿阵地，是传承和传播的基础，是中医药特色技术充分发挥作用的场所，是最能为民众提供可及的地方。建设中国特色的健康社区，中医药必然能发挥关键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依据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多中心治理理论，应发挥领航掌舵的作用，协同各方主体，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做好基础工作。一是发挥战略导向作用，进行长期及短期发展的政策规则制定，为各主体的参与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管理的实现。二是充分发挥资源投入的主导作用，弥补民间资本投入的不足。对体现中医药文化的健康社区建设，应主导优先配置资源，保障资金投入、人力资源培养与投入等等，有利于健康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发挥最重要的管理与监督作用，完善管理与监督体系，监督各方主体提供服务的质量，以群众满意度为指挥棒，及时调整政策，激励与规范各方行为，有利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4．2中医药文化健康社区模式：权力分散、管理交叠，、市场、社会多元共治

依据多中心治理理论及上述论述，中医药文化价值在社区的传承与传播中，不再是唯一的决策中心，以公民健康为中心，、企业、非组织、公民应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社区健康自主治理新体制，实现管理主体和权力中心的多元化，实现“权力分散、管理交叠和、市场、社会多元共治”。这为其他非机构参与社区健康管理提供了广阔空间，实现了公共服务社会化，最大的优势是各方都能发挥自身最优势力量，相互整合、相互弥补、资源互补、协同增效，提高了供给效率，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需求。

4．3中医药健康社区的协调效应：中医药文化价值增值，实现各方效益最大化

中国特色健康社区治理模式，公共品的利用可通过价格歧视增值。对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中医药文化服务及产品，企业可依据消费者的偏好、品味、收入、阶层等因素对不同消费者设置不同的价格，根据消费者的不同情况收取不同费用，使消费者都能以合适的价格获得产品或服务。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区别定价，尽可能利润最大化，增进收益；公众又可最大程度上使个人福利最大化；中医药文化价值以这种市场制度获得社会认可，加快传承与传播，同时取得较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4非部门主动参与功能的扩大

以中国特色健康社区为平台传承、传播中医药文化价值，除部门发挥领航掌舵作用，高校、医院、各社会团体等非组织应当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作，同时实现自身的价值。高校尤其是中医药类高等院校，是中医药文化继承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中医药知识和智慧的源泉之地。其不仅仅是教书育人之地，不能局限于自身范围内搞实验和学术研究，师生应当走出校园，深入社区群众，采取各种方式，给社区提供知识和技术，将中医药文化价值普及并应用，用中医药知识惠及群众。这不仅造福民众，同时能够更好地让中医药文化价值获得民众认同，促进中医药文化价值的传承和传播，促进高校的自身建设发展。医院同样是知识密集的地方，公立性医院应该采取短期或长期的多种措施，如开设社区中医服务门诊、举行各类义诊活动等，将中医药文化及技术传播到基层。各类社会团体亦应在健康社区建设中充分发挥公益性作用，以各种形式补充资源。

4．5市场发挥基础性的资源配置竞争机制、效率机制主导、非组织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建设

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健康社区，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预防保健中的作用，可为群众提供基本的健康需求。为充分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偏好人群的需求，市场应当发挥资源配置的优势，将一些资源配置到有偏好的人群手中，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企业俱乐部的“选择性进入”是使中医药文化价值资源更体现价值和效率的有效方式。企业组织依据市场对中医药技术与价值的不同需求，以企业力量提供设施、人力等资源，组建俱乐部，充分满足和尊重特定主体的选择性，以人为本设定具体内容。设定合适的准入制度，既提升企业的发展，又促进中医药文化价值的传承与传播、满足特定人群的需求，同时增进社会福利价值。

篇5

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风靡西方国家社会科学领域的治理理论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反思政府、市民社会与市场相互关系和寻求政府、市民社会和市场良性互动的产物。现已逐渐成为社会管理与治理的一个重要理念和价值追求。关于治理的涵义，目前学术界给出的定义多种多样。但比较权威的说法是国际组织――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研究报告中给出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我国学者俞可平则认为，治理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利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2-1〕

尽管人们对治理涵义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基本理念是相同的，关于治理的共同特征，学术界的认识基本一致。

第一，公共权力的多元性。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凡参与公共事务处理的主体都可能形成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社会权力中心。

第二，组织边界的模糊性。无论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还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都形成了一种平等竞争的、合作协商性的互动关系，依靠彼此间的利益协调和相互博弈达到公共管理的目的，从而模糊了彼此间的权力界线和所承担的责任。

第三，各类主体的相互依赖性。由于政府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或者各类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权力依赖关系，必须彼此交换资源、持续协调才能顺利实现各自的目标，最终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参与性自主网络。

治理理论实质是在对政府功能的进一步定位和完善、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基础上，通过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协作，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以谋求“善治”的社会体制。

当前，我国为了寻求社会的和谐发展，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和完善、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市民社会的培育以及实现三者之间的协调互动都已提上了日程。因此，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治理理论对探究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完善，以及实现三者相互关系的良性互动，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启示和方法论意义。

二

不仅治理理论涉及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三个重要层次，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如此。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治理理论首先是建立在完善的政府、市场经济和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作为方法论工具，我们在借鉴这一理论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要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完善我国政府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

我国的政府体制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缺位、越位、错位现象依然存在。目前，完善我国的政府职能，应从重新塑造国家与社会的高度上来认识，这样才能使政府从微观经济领域脱身出来，加强自身在社会管理领域的积极作用。

为此，在管理方式上，政府要改变传统的管理方法，应实现以下几种转变：一是从管制到服务。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种经济主体越来越多，各主体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社会结构和社会事务越来越复杂，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政府必须改变过去所使用的管理手段，加强服务职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和提供良好的环境。二是从规制到协调。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健全，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但这些自治组织的和谐运转仍然需要政府作为一个总的协调者，所以政府的行为应实现从着重规制到着重协调的转变。三是从法制到回应，社会治理以互动性为基本特征，实际上是增加了公共事务的回应性。回应性并不是否定法制，而是在法律的保障下更好地促进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参与。

(二)在逐步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培育和完善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民社会

在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之后，我国公民社会已初具规模。其重要的特征是民营企业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级正在形成；中介组织逐步发育；社区自治不断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逐渐增加。“实际情况是，转型每天都在私营部门的企业家中发生，在发明新事物、创造新方法而未遭官僚机构阻止的公民中发生。”〔3〕

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的公民社会是在社会整体变迁和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制度环境存在着巨大的空隙和黑洞，社会的调节系统诸如法律、道德、行政都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无论是其本身还是其所处的环境，都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许多制度安排存在严重缺失；社会结构两极化较为严重，中产阶级发展得不够快；民间资本的大量流失；社会的道德基础脆弱，诚信成为最稀缺的社会资源；公民意识总体上来说还比较薄弱，等等。〔2-2〕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中国公民社会即使建立起来，也只能是畸型的与病态的。而且，这样的公民社会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因此，为了进一步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应从以下就个方面着手，加强公民社会的建设。

(1)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市场经济建设。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产生和不断发展的物质基础，能够为公民的独立提供有力的保障。要逐步完善当前的市场经济，必须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等，通过这些措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从而为公民社会的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2)不断优化社会结构体系。一个社会是否和谐，应当看它的整个社会结构是否和谐。这些社会结构主要包括就业结构、民族结构、地区结构、职业结构、阶层结构等，而在所有的社会结构中，阶层结构尤为根本。社会结构的合理，根本在于阶层结构合理。

许多研究者都指出，富有弹性的“橄榄形”社会阶层结构最为合理和稳固。但目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特有的“洋葱头形”，这是一种不甚合理、甚至混沌的社会结构类型，所反映的是社会阶层生长和发育与社会发展的非对称状况。这种阶层结构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极为不利。因此，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已成当务之急。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就应该促进阶层的“扁平化”。为此，应通过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来保证社会利益的合理。

和谐社会是利益分配公平的社会。一个社会的利益分配是否公平，最终体现在它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否合理上，因此，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着力点在于不断优化社会阶层结构体系。〔4〕

(3)健全有关公民权利义务的法律体系，使公民成为法律意义上平等的独立主体。同时，必须强化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使纸上的权利变成现实的权利。

(4)切实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并大力发展独立于政府及其它权力机关的社会中介组织，逐步形成与公共权力的对抗力量。

(5)培育理性的公民文化。“文化是体制之母”〔5〕任何制度都是文化的产物，或者可以说，是文化造就了制度。因此，我们不能只重视制度建设而忽视文化建设。培育公民文化，就要培育公民的民主法制意识、自由平等观念、契约观念、社会责任观念、公共道德观念等这些思想意识。培养公民文化，还要注意结合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使之与源自西方社会的公民文化相结合。

当然，治理理论不仅强调了这三个方面本身的建设和完善，更强调这三个方面的良性互动，只有三个方面的协作互动，才能达到“善治”的结果。但是，在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和前提条件下，这三个因素还存在着功能性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表现在：第一，政府功能的不到位和越位等情况还普遍存在；第二，经济上的交往原则被错误地引进公共权利领域和公共领域，这种现象也很普遍；第三，公民社会还没有发挥自己应有的功能，还不能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减轻社会管理成本的作用。这些又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功能性障碍。〔6〕只有逐步消除以上这些功能性障碍，形成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联动和整合机制，并且只有三者协调运行，才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篇6

中图分类号：D9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5003209

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环境问题成为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核心议题以来，有关环境危机根源的探究也在发生着方向性的改变，从对现代技术的反思转向对制度、观念和价值的全面批判，试图找出造成这些环境问题的社会与人文病因。所以，目前学界围绕环境问题破解所做的努力实际上是一种建基于哲学或伦理学之上的观念性尝试。在许多人看来，唯有改变传统社会将自然中性化、去价值化、去道德化的伦理观念才能着手环境问题因应的具体操作，也才能找到破解环境问题的有效办法。于是，如何对待自然成为了环境领域的一个伦理难题，围绕此难题的伦理观念或知识也在逐渐地转变和增长。这些新兴的伦理观都试图对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给予系统性和全面性的定义和解释。它们以伦理的对象考量范围能否继续扩展至其他生命体甚至整个生态圈为中心展开了持续的争论。不管是否可取与有效，这些伦理观念都大大开阔了环境问题的方法论视域，引导我们反思环境问题破解的道德基础和策略转变。在法律领域，环境伦理不仅促使我们对传统法学的价值取向和调整方法进行审慎的反思，重新界定法律中“物”的内涵和范围；同时，许多环境伦理规范经过社会认同为制定有关环境保护法令和政策提供了价值论和道德论的基础，也为这些法令政策的执行贯彻创造了社会条件。因此，笔者将围绕环境伦理法律化这个命题，探讨环境伦理法律化何以可能及如何可能，旨在从规范之内为环境伦理研究寻找一条新的路径，在环境伦理如何引导环境法治走向合理化、合道德化的理论向度上，环境法治如何与环境伦理在制度上实现有效对接。

二、环境伦理范围的扩张与环境

公共伦理（一）环境伦理的类型与范围的扩张

伦理作为社会进化的产物，是人为了生存和发展，通过互助、博弈与合作逐步形成的观念与规范的集合。与社会进程一致，伦理的考量范围也从最初的“自我”扩展到家庭、邻里、宗族以至民族与国家。这个转变是在“人”与“他人”的理论环境中完成的。而当环境问题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时，有关环境的观念、行为和制度开始步入伦理审视的范围，环境伦理因此得以产生、发展，并随着人们思考重心的嬗变经由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形成了生命中心伦理、生态中心伦理和社会生态学等不同类型的伦理观。

首先，以人为域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现代社会通行的伦理观念。它坚持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和最终目的；人的价值是世界运转的中心和评价的标准，大自然对于人类只有工具性、实用性价值。道德是基于理性的，源于人们之间的契约，并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存在。即使在这个契约关系中，人为了享有道德权利而不得不为一定的道德义务所约束，它也仅在具备理性能力的道德共同体内有效[1]。其次，尊重生命的生命中心主义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忽视非人生命体的传统观念的初步批判。该种伦理观念重视生命个体的价值，坚称生命本身之外的物种和生态与价值无涉①。再次，以整体主义为基调的生态中心主义进一步将道德主体考量的范围扩展到生命社区之外的整个生态系统。它重视生态系统整体的价值，宣称只有在生态系统整体之中，才能决定个体的角色和地位，因为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重于个体的生存②。最后，穆瑞·布克金发展的社会生态学尝试从社会文化、社会行为的角度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它认为，社会层级和主宰的观念对人与自然之间的混乱关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层级制度及其宰制观念为人类提供了主宰自然的心理动机和物质条件。社会生态学试图克服这种“社会疾病”在自然界蔓延，它强调个体与整体之间的互动：个体构成整体，整体塑造个体。在互动关系中，个体应当努力促成整体的平衡和稳定，用人类的能力为大自然服务[2]（P19—40）。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9月第12卷第5期杜辉，等：环境公共伦理与环境法的进步——以共识性环境伦理的法律化为主线笔者认为，这些环境伦理尽管在理论体系和发展路向上各有差异，但它们对环境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理论价值。在方法论层面上，环境伦理为环境法反思传统法理学对价值、权利、主体等范畴的考量不足提供了批判性工具。环境伦理对这些范畴的流动性和开放性的强调拓宽了环境法的理论视野和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在理论层面，这些环境伦理不断催生新的环境立法，如《德国基本法》第20a条将动物保护纳入国家责任；同时，它们也在不断改变着环境立法的目的及其法哲学基础。

篇7

作者简介：陈乃林（1941-），男，江苏通州人，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专家组成员，研究方向为社区教育、终身教育；赵瑶珍（1981-），浙江兰溪人，杭州市余杭区社区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5）15-0060-07

所谓特征，是指事物内在属性和外部表征的统一性状。关于社区教育的特征问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论述。本世纪初，就有论者概括了“三性说”、“四性说”、“五性说”和“七性说”等①。随着社区教育实践的发展，人们认识逐步深化，关于社区教育“全员”、“全面”、“全程”特征的概括，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在此基础上，有的论者，把社区教育归结为全民终身教育在社区范围内的缩影。

当然，在实际工作中，社区教育工作者仍然存在一些困惑，说到社区教育具有“三全”特征，社区教育似乎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容器、无所不能的工具，因其缺乏确定内涵和明晰边界，难以把握其本质属性，凸显其独特价值。这就需要我们直面问题与困惑，深入反思与凝炼，不能仅仅停留在或满足于对特征的一般性阐释。经过十多年的实验实践，现在社区教育已经在全国范围逐步推广普及，比过去较多地具备了深入研究社区教育本质的现实可能性。本文尝试就社区教育的基本特征，作进一步的反思与探索，就教于诸君。

一、社区性是社区教育的本源性特征

社区与社会，一字之差，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社会是指人类交往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宏观的、抽象的概念；而社区则是指某一个地域范围，是具体的、特指的概念。“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1]当然社区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社区，就如上述“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这是区划的概念；广义的社区则涵盖城乡的居村、街道乡镇，这是社会学研究的范畴。

对于社区性的特征，在许多学者著文中，都已形成共识。例如，“社区教育是一种区域性的、有组织的教育社会一体化的教育活动。”这里的“区域性”当指“社区性”[2]。又如“社区教育是提高社区全体成员素质和生活质量以及实现社区发展的一种社区性的教育活动过程。”[3]这里的“社区”、“社区发展”所体现的“社区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社区性究竟是一种什么层面、层次上的特征呢？有的论者把社区性界定为“社区教育外延上的范围规定性”，这是对的，但仅仅是外延上的特征吗？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解读社区教育的社区性特征：

一是“社区”是社区教育的“外延”。我们赞同许多论者的观点：社区性首先是社区教育范围即外延的规定性，就是说，社区教育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一种教育活动，它有别于社会教育。这里还要注意的是，社区教育是社区范围内的教育，但不能反过来说，凡是社区范围内的教育都是社区教育。譬如说，社区范围内的学校教育、企事业的单位教育、机关及社会团体的教育等等，原则上都不是社区教育。只有当这些单位的成员回到社区，社区为其提供教育服务，或者社区范围内的单位和社区发生双向互动、参与，共同开展的教育活动，或社区提供了教育服务，才能称之为社区教育，如青少年校外教育等。

所以，还在世纪初，教育部有关领导曾经指出：社区教育的重点对象是成人，特别是离开学校、离开单位的成人，此话寓意深刻。也就是说，社区教育重点是为社区内的下岗失业人员、残障人员、外来务工人员、老年人、家庭妇女、（放学以后回到社区的）青少年提供各种教育服务。社区教育和社区内的学校教育、单位教育、机关教育虽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这和过去我们都很熟悉的以在职从业人员为主要对象的成人教育也有区别。所以，准确理解和科学把握社区教育的边界和重点对象，对搞好社区教育，推进社区教育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二是“社区”是社区教育的“本源”。对于社区教育的社区性，不仅仅要看到在教育前面加了一个限制词而已，或者只是一种范围或外延的限定，更要看到社区是社区教育的本源，没有社区，就没有社区教育。所以，“社区”既是指它的外部特征，更是这一类或这一块教育的“根”和“源”。

社区教育是应社区所需而生。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是任何一个事物产生、发展的潜在根源。社区教育的产生，同样是为了解决社区建设、社区发展的问题应运而生的。社区教育的兴起，不仅给社区居民传授并拓展知识、训练并学会技能的机会，而且还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特别是社区教育通过种种方法，化解社区矛盾，维护社区稳定，推进社区公平，构建社区和谐，幸福惠及百姓，发挥了很重要的社会人文功能。教育有诸多类型，唯独社区教育，是专门应社区所需、应居民所需而产生而发展的一种教育类型，这就是社区性之于社区教育的独特之处。

三是“社区与居民”是社区教育的“主体”，是社区教育的“依靠力量”。社区教育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但是，社区教育究竟依靠谁？社区教育的主体又是谁？实践证明，必须依靠社区，依靠社区居民，依靠社区的骨干力量，调动社区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激发社区各个方面的社会活力。社区机构与居民是社区教育的主体，搞好社区教育，必须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依靠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社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一个个具体的社会实体，不同的社区，有不同的问题，解决社区的问题，只能依靠本社区居民的力量，这也是社区教育的社区性独特之处。

三、人本性是社区教育的基因性特征

人本性兼有社区性和教育性两者的基因因子。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张謇提出“父实业，母教育”的主张，意指实业教育由实业和教育有机结合的关系。同样社区教育也内在地包含着社区和教育的有机联系，社区教育也必然具有这两者的基因因子。从社区的角度，人本性的基因性特征非常明显，社区本来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体，是人们生活起居、生生不息的地方，草根性、生活性则是社区教育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教育，我国教育学界通常都从实证科学的角度界定教育的概念，按笔者理解，教育固然具有科学的特征，但教育的本旨更多地则表现为一种出于人类本性的爱。加拿大现象学大师马克思・范梅南在其著作《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一书中指出：教育学不能从抽象的理论论文或分析系统中去寻找，而应该在生活的世界中去寻找，在母亲第一次凝视和拥抱新生儿时，在老师向学生眨眼睛对学生的工作表示赞赏时，教育学存在于情感的亲身体验中[7]。就是说，爱是教育关系发展的先决条件，教育是一种爱，爱也是一种教育。

康德认为“人唯有凭借教育才能成为人，人决非人所创造的教育以外的产物”[8]。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个性化发展。社区教育着眼点、归宿点都是为了居民，为了满足居民更加多样、更加适合、更高品质、更加个性的教育学习需求，教育对象没有年龄、性别、种族和身份的区别，特别注重为社会低层的特殊群体，如残疾人、外来务工者、服刑人员、孤寡老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这就弥补了正规化、制度化教育层层筛选、优胜劣汰所带来的弊端，落实教育公平公正，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所以，社区教育是最能体现人本性质和人文关怀的一类教育，社区教育是一种“有教无类”（我国古代著名教育家孔子语）、“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近代捷克民主主义教育家夸美纽斯语）的普惠教育。

上个世纪90年代，为了满足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学习需求，在全民教育基础上，又衍生出了全纳教育。全纳教育发端于特殊教育，却又超越特殊教育，它所指的对象除了残障学习者之外，还包括其它一些困难群体或弱势群体。全纳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它承认人的差异性，包容差异，走向全纳。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社区教育倡导个性化学习，针对不同的人群创设不同的学习平台、开发不同课程，采用不同的学习方式，使学习者既掌握知识技能，又提升个人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实现生命价值。社区教育教育对象的全纳性、教育内容的包容性和教育机会的公平性、教育价值的普惠性，与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人本性来自社区，又必然回归社区，创新提升社区品质。社区居民通过社区教育，学到了知识技能，提高了主体意识，他们在政府指导下，积极参与社区自治，参与社区管理服务，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信息沟通服务，实现居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在这里，居民真正成了社区主人，当家作主，主动参与，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构建和谐，创造自己的新生活。

社区发展的真正内涵是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提升。社会资本以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资源为表征，传统的胡同、院落、街巷、社区等生活单位，是社会资本的制造基地，也是社会信任和社会交往的基础，是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粘合剂”。时下不少社区以公共治理理念创新管理制度，以基层民众日常生活为内容，共创共建和谐社区，提高组织凝聚力，增强组织和谐度，促成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将“陌生人社会”变成“熟人社会”，不断增进社区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合作、共识、集体认同和归属感[9]。

由此可以看出，人本性并不完全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接地气、非常务实的社会实践问题。社区教育人本性特征，通过个体与群体、理论与实践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盘活社会资源，形成社会资本，不断推动社区的发展与进步，并且不断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如果说人本性深藏于内，那么，精神家园就是这种人本性显露于外的社会实践结晶。现在不少地方，居民心手相牵，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共建自己的精神家园，涌现了一批诸如村组家园、睦邻点、新市民之家等社会组织，一方面以学习为中心，以学习为动力，以学习为纽带，另一方面又和精神文明与社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与美丽家乡建设结合起来，活动的内容和动机、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超出了教育与学习的范围，深刻地蕴含了社区教育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以文化人，立德育人，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升社区精神和家园意识，推动着社区由社会生活共同体，经由教育学习共同体，向构建和谐共同体、建设精神家园的新境界发展提升。

实践证明，随着社区教育的深入发展，经过教育学习实践的积累和积淀，推动着知识的教育态不断地向个体生命态转化与内化，并由个体生命态向群体生命态扩展与升华，推动着精神文化层面和社会实践层面相互融合，千万个理想、梦想和心智聚焦到一点：社区居民齐心协力共同创建自己的精神家园，成为越来越多的地方发展社区教育必然的价值选择和实然的目标追求。社区教育发展目标是多重的，但归根结底，构建和谐，教育惠民，建设精神家园，则是最核心的目标。

四、适度正规性是社区教育的制度性特征

从教育制体系的类型（形式）上，社区教育属于非正规教育范畴。所谓非正规教育，美国著名教育学家菲利普・库姆斯（Philip H. Coombs）于1973年所作的定义是：“在已建立的正规系统之外的任何有组织的教育活动――无论是独立进行的或是作为一些更大的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目的在于服务于明确的对象和学习目标”。[10]这里要纠正以往的两种误读和误导：一是为了强调社区教育的地位作用，一味到正规教育那里找定位、争地位，殊不知这是两种不同范畴、不同类型的教育形式和教育形态，不可简单类比和攀比；二是一提到非正规教育，似乎没有规范可言，可以随心所欲，这就必须强调非正规教育，决非是教学无目的、办学无计划、质量无标准的教育，它只是和传统的普通学校教育具有相对区别。

我们认为，从制度类型上，社区教育定位于非正规教育，但非正规不等于不正规，探寻非正规教育中的正规性，也就是探索并揭示非正规教育的规律与特点，正是当今社区教育工作者必须着力研究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当下探讨这个深层理论和实践问题，既有研究的必要性，也有现实可能性，关系到我国社区教育的内涵发展、品质发展和按规律发展、可持续发展。我们初步研究的结论是：适度正规性是社区教育的制度性特征。

（一）推进治理创新，着力探索社区教育体制机制建设新架构

经过多年改革创新和实践探索，我国社区教育已经基本形成了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党委领导，政府统筹，教育主管，部门协同，社会支持，社区实施，居民参与；实行规划目标导向机制、建立条件保障机制、激励制约机制、目标责任考核机制、评估督导机制。与此同时，许多地方建立了以县市区社区学院为龙头、街镇社区学校为骨干、居村社区学习点（室）为基础，实体性教育学习与信息网络学习相结合，教育机构学习与民间社团学习相结合的社区教育支持服务体系。这些体制机制和服务体系成果，凝结了各级党政领导和教育部门、广大社区干群的实践创新创造的智慧，是探索社区教育管理体制机制建设规律性的总结，为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持续发展和制度创新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部提出要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完善科学规范的教育治理体系，形成高水平的教育治理能力。结合社区教育实际，应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构建社区教育治理体系，即以积极推进政府职能改革为关键，以培育社会组织激发社会活力为重点，以积极搭建社区教育平台和支持服务体系为支撑，以积极探索市场运行机制为突破，以加强法制建设推进治理体系法制化为核心，以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机制为新的维度，[11]逐步形成治理体系的结构框架。目前，要以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为重点，形成政府主导、社区自治、社团主角、居民主体、协同治理的新格局；政府转变职能，强化服务，通过购买服务、项目招标或承包、委托授权等方式，引进市场机制，提高服务效能，改善公共服务，满足公众需求。

（二）深化内涵建设，构建以素质标准为引领的课程建设新体系

课程是社区教育的核心领域，课程具有传承、传播、发展、创新人类文化的独特功能，是教育的基本载体，也是社区教育区别于社区文化、社区体育、社区卫生、社区服务之处。社区教育作为一种带有地域色彩的教育，其课程也呈现区域特点。华东师范大学黄健教授认为，“由于社区教育是一种有着不同于普通学校教育、职业教育等功能的一种新型教育，因此，社区教育课程的内涵，应该体现社区教育的这种独特性。基于社区教育本质上是一种面向普通民众，满足他们在学校、在职场难以获得的、与日常生活结合更加紧密的学习需求，因此，应该以‘经验观’来诠释社区教育课程的内涵。”[12]全国各地基于当地社区教育发展需求，开发了内涵丰富、特色明显、乡土味浓的课程，满足了当地居民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历经十多年的实践探索，社区教育课程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进入本世纪以来，2006年，全国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在新疆克拉玛依市召开了第一次社区教育课程建设研讨会，旨在解决社区教育作为一类非正规教育，同样具有正规教育共同的质的规定性；教育活动尽管是社区教育的常项与强项，但是社区教育决不是简单的唱唱跳跳的事情，社区教育需要从表层的活动型向深层的内涵型转化提升，课程则是社区教育的核心领域与基本载体。此后进入第二阶段，全国先后开展了四次社区教育特色课程的评审选优，旨在解决社区教育需要什么样课程的问题。社区教育所需要的课程，是以需求为导向、以学习者为中心、具有社区教育自身特色的课程，是居民喜闻乐见、通俗易懂、适用实用的课程，决不是简单地照搬正规学校教育的课程，不是学历教育的学科体系性课程，也不是一味追求高精尖的课程。到2013年，在总结上海、北京朝阳区、大连金州新区等地课程建设经验基础上，全国社区教育实验课程建设步入了第三阶段，开始建立分人群的素质教育标准，开始实行课程分类，开始建设课程体系，制定课程实施指导纲要。以上社区教育课程建设的历史轨迹充分说明，加强非正规教育的正规性建设，既是社区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社区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建立健全课程建设与实施体系，则是一个核心环节和关键表征。

（三）以专业化建设为抓手，强化队伍建设新安排

师资队伍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组织保障和智力支撑，决定着教育的质量和教育绩效。发展和提升教育事业，必须加强社区教育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教师队伍专业化是一个世界性、长期性的重要问题。1955年，世界教师专业组织会议第一次讨论了教师专业化的问题。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首次以官方文件确认了教师专业化。到20世纪80年代，教师专业化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也是21世纪国际教育的核心问题。我国于1993年颁布的《教师法》中的第三条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从1995年起，我国实施教师资格证书制，这在教师专业化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

如果说加强正规教育的教师专业化建设早已见诸实践，那么，在社区教育这一类非正规教育中，要不要加强教师专业化建设？答案是肯定的。这不仅是按照非正规教育规律特点，推进非正规教育科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也是加强非正规教育正规性建设，对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提出的必然要求。当然，可能在某些方面与正规教育有所区别，以体现其特色。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于2013年3月印发关于《社区教育工作者岗位基本要求》的通知中明确指出，社区教育工作者是指社区教育的管理人员和专职教学人员，并且分别就岗位职责和岗位要求作了明确规定。这是加强社区教育队伍专业化建设的重要标志。此后，全国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同北京市朝阳区，对社区教育工作者开展了相对比较正规的继续教育培训试点，自此揭开了全国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化建设的序幕。其实全国各地也陆续开展了一些类似培训，表明了社区教育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全国社区教育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提供了先导性经验。

目前，社区教育队伍建设中存在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比例失衡、管理缺失、评职不畅等问题。为了建构数量足够、素质良好、结构合理、胜任岗位职责的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必须加强社区教育专职工作者专业化发展。一是要加深对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意义的认识。社区教育工作不仅是一份职业，也是一份专业，社区教育工作者既是一个工作者，也是一个学习者、研究者、专业工作者。正如华东师范大学的叶澜教授在其著作《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一书中的导言中说：“我们坚信，没有教师的生命质量的提升，就很难有高的教育质量；没有教师精神的解放，就很难有学生精神的解放；没有教师的主动发展，就很难有学生的主动发展；没有教师的教育创造，就很难有学生的创造精神”[13]。二是建立社区教育工作者管理制度。按照教育部职成司关于《社区教育工作者岗位基本要求》，对照岗位职责和岗位要求，有针对性地加强专职工作者建设，明确目标，逐步到位。建立和规范社区教育专职教师的职称评审制度，要像上海市一样，为社区教育工作者的职务晋升创设条件。同时，加强兼职工作者和志愿者队伍建设，明确工作职责和工作要求，逐步做到多元化、多样化、优质化，满足社区教育发展和居民学习需求。三是积极开展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培训。制定规划计划，创设平台条件，坚持开展社区教育队伍培训交流活动，帮助其提高文化科学和综合素质，掌握社区教育基本理论和业务技能，掌握社区教育最新发展动态和先进经验，提高教育服务能力，提高居民满意度。四是制定工作激励机制和评价制度。科学的激励和评价制度，有利于推动教师队伍良性流动、结构趋于合理。社区教育效果好不好，关键看居民学习反馈，可以通过随机访谈、调查问卷、社会反响等渠道，评价考量教育成效和社会满意度。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对社区教育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反思与探索，意在对认识社区教育“是什么”这个基本理论问题，提供一种视角和认识，和广大的社区教育工作者一起切磋。而认识事物“是什么”的问题，又有两种方法：一是静态描述，二是动态观察。本文在静态描述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更多地采用了过程追踪和总结反思的方法，力求与时俱进地总结、慨括社区教育实践创新成果，以利比较完整、深刻地把握当下社区教育的基本特征，为社区教育可持续发展、并升华到更高境界提供理论支撑，就教于诸君同仁。

注释：

①转引自吴遵民.关于对我国社区教育本质特征的若干研究和思考――试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出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9）（“三性说”指的是自发性、自主性和自下而上性；“四性说”指的是全员性、终身性、综合性、地区特色性之说；“五性说”指的是地缘性、整合性、开放性、互补性及广延性；“七性说”指的是全员性、地域性、广参性、即需性、多样性、组织性和共管性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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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马克思・范梅南.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M].李树英，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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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菲利普・库姆斯.世界教育危机[M].赵宝恒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7）：22-23.

篇8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时事教育是思想政治课的基本任务，也是思想政治教师的基本工作，高考题的设计也基于时事背景，这就要求政治教师必须关注时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探索和反思，我实施的课堂前5分钟时事评论深受学生的欢迎，丰富了课堂内容，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了政治课堂效率；在课外，学生收集相关时政素材，进行分享，结合思想政治学科知识进行评析，从而使学生的知识视野、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以及思维水平均得到提升。课前时事评论的引入实现了时事资源与课堂教学的有机结合。但是具体操作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困难：

1.怎样选择适合高中文科学生的时事素材？

2.如何更好地发挥教师指导者、促进者的作用？

3.教学目标定位还不太清晰、准确。

4.实践的方式还有待丰富、完善。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希望能够通过深入的探索，进一步寻找其教学规律，以指导实际教学。实现政治课堂教学的简约、高效。

（二）意义

中学政治学科的核心素养是：政治认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课前时事评论契合了这一最新的课标要求，有利于中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矛盾的能力。

学生经过之前的学习，在整体的认知水平、学习能力上已达到一定的程度。该阶段学生虽具有可塑性强的特点，但从一般人格发展阶段上看，中学生对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容易呈过分反感的趋势。因此，通过课前时事对中学生进行适当合理的引导十分必要。

此外，时事内容在高考中均占有重要比例。因此，要从根本上提高学生解决相关问题的水平，必须结合时事热点进行教学。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充分激发学生独立思考政治问题的兴趣，从而提高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效果。

二、理论基础与依据

（一）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学习任何一门学科的最终目标。认识论认为：人的正确思想来源于实践，一个观点的形成需要由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形成。我们必须从课本中学习相关基础知识对其达到一种感性认识，然后经过头脑整合有一个理性的飞跃，最后用这种认知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的过程检验认知的正确性。只有使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实践之间建立联系，才能与学生产生共鸣，使他们自主学习，并外化为指导行为的思想。中学生学习，不仅仅是掌握它的原理方法论，更重要的是把方法论作为我们更好生活的准则。在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开展时政教育，要求教师把教材的基本理论知识与当前社会上的热点问题相结合，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思考、分析把握事物的发展脉络，把所学致所用，切实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一旦巧妙地引入时事热点，将政治理论与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学生就会觉得思想政治课的内容就在自己身边，学习之后对自己的生活有帮助，并会自觉把所学知识进行内化吸收，自然就能产生要学好思想政治课的动机与兴趣，从而提高政治课堂教学效率。

（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美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提倡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改造”。教育能传递人类积累的经验，丰富人类经验的内容，增强经验指导生活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从而把社会生活维系起来和发展起来。改造经验必须紧密地和生活结为一体，促使个人成长，因此杜威又提出“学校即社会”，他认为人们在社会中参加真实的生活，才是身心成长和改造经验的正当途径。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课前时事评论正是贯彻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把真实的社会引入课堂，让学生不再置身“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象牙塔，而是以社会公民的角色积极参与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对各种社会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积累社会经验，为今后参与社会生活做好准备。

三、核心概念界定

（一）时事

指最近发生的国际国内大事和政治新闻，时政性是其基本的特征。课前时事评论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体现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状态和趋势。简单地说，就是收集最近发生的国际、国内大事和关系社会民生的话题，分析筛选作为课前时事评论重要的教学素材。

（二）评论

要求师生间就某一话题自由发表看法与见解，并由感性到理性的层次进行简要的评价、分析。这对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有重要价值。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

时事教育与思想政治课教学相结合，在国内外呈现不同的发展状况。

（一）国外相关研究

学生事务管理平台一直是国外学校关注的焦点之一，也一直处于探索阶段，在结合时政进行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国外学校一贯坚持的是“引导渗透”。“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management of foreign student affairs in order to guide the form of Education Management”一文中这样写道：Students’club activities he has strict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each club activities must have a professional teacher to guide.Issues related to sensitive issues，racial issues，political issues have also been restricted in the community，he did not give funds and other ways to restrict.Al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t national conditions，but the same is that they also have a guide，there is penetration，to their dominant values to allow students to accept.这是时政与社会实践课堂的结合，从而实现思想教育的目标。

安富海在《国外公民教育实施途径研究述评及启示》中提到“以培养公民行动能力为着力点，注重实践性是美国公民教育的显著特点。走出课堂、走出课本、深入社区是美国公民教育的显著特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让学生通过自愿的社区服务来感受作为公民的意义。至此，参与社区活动就成为美国培养公民行动能力的一种重要方式。社区活动内容主要包括改善环境，帮助老人，支持慈善事业等。美国不仅将国民服务定为国家政策，而且还大量拨款支持和资助边服务边学习的活动。今天，社区已成为美国学生了解、接触社会的良好平台，也是美国学生锻炼和提升实践能力的主要场所。

杨尊伟、王红在《加拿大公民教育探究》中提到“社区服务是学生接触现实世界问题、进行直接经验学习的主要途径。学生在其中可以参与多种社区活动。此外，学校课程吸纳社区服务也成为一种趋势。加拿大的很多学校都提供国际学士学位，其毕业条件之一就是要有社区服务经历。加拿大的一些学校还引入与课程相关的社区服务，以缩小学校和周围环境的差距。”

张明澍在《美国公民教育研究》中提到“美国的公民教育课程是开放式的，注意让学生到实际生活中验证书本上的知识。学习历史、地理时，大多数学校都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的博物馆、展览馆、历史上的遗迹和名胜；学习选举过程时，往往组织学生走访选举组织机构、政党机构，如果赶上选举年，还要实地观察选举，有的学校还搞模拟的竞选和投票。”

（二）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对于时事评论与思想政治教学相结合的研究，专业的理论和专著不多，大多都是一线教师在新课改的大背景下，通过自身的简单探索得出的部分经验性总结和感悟，开设时事教育课程的学校也大多是时政新闻播报。

宋丽在《试论时事教育与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中，通过对贵州省金县五中开展时事教育调查得出时政教育与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关系以及实现时事教育与思想政治课教学相结合的对策。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要求在选择时事素材、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和教学时间的分配、教学目标的定位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五、目标及内容

（一）目标

贯彻中学政治学科的核心素养。“政治认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是中学政治学科的核心素养，通过课前5分钟引入时事评论，培养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祖国的前途、民族的振兴和人类的命运；培养学生人民当家作主和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分析各种社会现象的能力并积极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从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内容

1.课前时事评论教学目标定位。课前时事评论把鲜活的时事新闻引入到课堂教学中，作为该课堂重要的教学素材，在激发学生兴趣的同时，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变化发展，培养服务社会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给予学生更多的思维空间和“自主探究”的权利，尊重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激活了学生的思维，这是实现思想政治课简约、高效课堂教学的有效尝试，也是贯彻“小课堂，大社会”这一理念的有效途径。

2.课前时事评论教学内容选择。课前时事评论选题上要注重其内容的时效性，开放性时事的内容是复杂的，有积极健康的，也有消极腐朽的，需要在教学中做好引导准备。

3.课前时事评论教学时间分配。由于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任务比较紧，在课堂教学时间的分配上存在困难，时间一般安排在课堂前5分钟，目前主要在非毕业年级开展活动。希望进一步探索实现课前时事评论课堂教学简约、高效的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1]冉汇真.中学时事政治教育的现状与对策[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2，（18）：97-99.

[2]谭吉华，谭文翰.中学时事政治教育的问题及解决策略[J].中国德育，2014，（15）：22-25.

[3]郝余晖.时事播报在政治课教学中的尝试[J].中校外教育，2010（8）：461.

篇9

科学发展观是促进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又快又好发展的根本世界观和重要方法论。学校领导班子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过程中，形成了以下共识：

1、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更新教师教育教学理念，为学校“跨越”发展和**教育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学校应以学生发展为本，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素质教育总目标。这就要求广大教师形成正确的学生观、评价观、课程观、教学资源观，正确处理知识与能力关系，德育与教学关系，学校与家庭、社区之间的关系。

2、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新教育教学工作方法，为学校“跨越”发展和**教育的发展奠定技术基础。

扬弃传统的管理手段和方法，使学校成为学习型组织，使教师为学校教育改革主体；改善教师课堂教学方法，重视学生知识体系建构和能力的培养；改善科研工作策略，使教科研成为落实学校办学理念提升学校内涵重要手段；改善师资队伍培养方法，重视学校自身文化的建设，尊重教师个性，尊重与鼓励教师专业特长的发展；改善学校与社会、家长的关系，统筹利用社会与家长的资源，让家长、社会配合学校教育，改善教师评价方法，激励引导教师在观念、知识与技能等方面的发展。

3、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激发教师为**教育作贡献的热情，为学校“跨越”发展和**教育的发展奠定情感基础。

广大教师奉献教育的热情，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为教师提供发展机遇、架构发展平台等手段，鼓励广大教师奋勇争先，勇于进取，努力工作，为学校发展和兴化教育发展做贡献。

二、存在问题

1、学校各方面工作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学校领导班子在强调“稳步”发展的同时，“跨越”发展意识、科学发展意识还不强，我校与交口一流学校相比还有一段差距。

2、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广大人民群众对学校教育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我校符合课改要求的学科体系和评价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3、领导班子的课程改革意识还需要进一步强化，急功近利的教学现象还部分存在，教育以学生为本的意识还不够强烈，这一问题制约了党员干部在学校教育中模范性的有效发挥和学校教育教学的可持续发展。

4、领导班子在学习的过程中存在时紧时松现象，看“快餐式”的报刊书籍较多，看政治理论方面的书籍较少；看消息新闻类的书籍较多，看大部头的书籍较少。

篇10

[2] J P 蒂洛. 理学理论与实践[M]. 孟庆时，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35-162.

[3] 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姜志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09.

[4] 马丁・布伯. 我与你[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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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伯纳德・巴伯. 信任，信任的逻辑和局限[M]. 牟斌，等译.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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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8]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上）[M]. 孙立坚，等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82.

篇11

社会和谐与制度创新

学者们指出，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推进社会建设需要改革创新。加强社会建设，必然要求对社会事业、社会体制机制、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管理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创新，这样才能寻求到有效治理现代社会的机制、结构和管理方式，才能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冲突与合作、变化与稳定的相互关系中发现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新办法。当前，应积极推动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改革创新。

“所谓社会正义，从社会学的视角来定义，就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在发言中着重分析了社会公正问题。他指出，社会公平主要有两个维度：制度安排与百姓认可。这两个维度可以为社区制度创新提供分析框架。就社区制度安排的公平来说，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社区居委会自治组织之路、社区民间组织健康发展之路、社区服务体系有效成长之路。就社区居民认可的公平来说，涉及社区成员的满意度、认同感、幸福感等。

“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解决与制度创新关系密切。”清华大学教授李强强调通过建立解决社会矛盾冲突机制来促进社会和谐。他认为，目前我国社会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影响社会和谐的现象和因素仍然存在。因此，应建立健全解决社会矛盾冲突机制，加强制度建设，主要包括民主法制建设、利益表达机制建设、社会协调机制建设等。

社会变革与哲学思维

学者们认为，从哲学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研讨，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无疑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对于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仍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北京大学教授丰子义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进行了阐述。他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这一概念，但是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入考察，他还是具体阐发了有关现代性的重要思想，并对现代性作出了新的实质性的理解。马克思主要不是从观念中而是从现实中来寻求摆脱现代性危机的出路，这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变革是时代的潮流，对变革问题的哲学研究需要加强。”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袁吉富认为，对于变革问题，可以分别从个人层次、组织层次和社会层次上予以考察，由此可获取对于变革的微观方面、中观方面和宏观方面的认识。当前，从组织变革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变革尤为重要。因为人们的社会活动基本上都是在社会组织中进行的，而整个社会其实就是由诸多组织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的。

社会发展与历史方位

篇12

好的治理带来好的治理绩效,坏的治理引致坏的治理绩效。何为好的治理和坏的治理?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公共管理(NPM)思潮在西方国家的兴起,学术界与实业界多信奉,借鉴市场运作模式和私营部门产权私有的经营理念对公共部门的管理进行改革是获取好的治理的关键。世界银行提出构成好的治理的四要素,分别为:加强公共部门财务、人事管理的有效性;加强会计、审计与权力下放对问责公共部门的有效性;建立独立、可靠、可预测的法律框架;增进信息透明度与公共政策分析力。相反,计划、中央集权、官僚等级、直接控制等所谓背离市场导向的公共部门管理或企业文化的公共行政原则属于坏的治理。

笔者认为判别什么是好的治理与什么是坏的治理并不难――能够推动社会可持续进步的纲领、信仰与常态就是好的治理;不能够推动社会可持续进步的纲领、信仰与常态就是坏的治理。好的治理需要配套好的管理,尤其需要大众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参与;其治理绩效应体现为每一位公民个人和每一个组织的精神价值的无限上升,每一位公民个人和每一个组织的生存成本持续下降。无疑,传统意义上用于衡量本位主义缭绕、欠缺对利益相关者权益之关切的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效能的公开指标、保密指标、内部核审指标等,远不能揭示同为集合概念的治理绩效的真实面貌,这正是为何对外声张治理与治理绩效有不俗表现的许多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常常是前述所列举的治理问题的推手的依据所在。

治理之弊源于西方自利治理理论

明晰治理与治理绩效的范畴,厘清两者的因果关系,改进治理实践中的方法论,是克服人类当前面临的重大治理

问题的必由之路。我们不妨对中国国有企业曾经历的股权结构改革作简要回顾,以期为个人治理、家庭治理、社区治理、政府治理、全球治理等治理形式的良性发展提供些许可资参考的线索。

现今公司治理存在种种纰漏的主因之一,是以个体效用最大化为内核的西方治理理论与实践不恰当地成为了各种治理形式的核心。这种纲领、信仰、常态乖谬化的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不仅造成资本主义国家个人及其他组织治理的病态化,也对我国社会主义的治理生态构成重度污染,致使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之公司治理连同个人治理、家庭治理及社区治理,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宗旨长期脱钩。具体地说,包括宣扬自利胜于利他、私有制产出高于公有制产出、市场经济绩效优于计划经济绩效。利用30年前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失灵、中学信用滑落、改革开放政策对海外思潮宽容以待的时代背景,借面向中方科研人员与政策制定者举办讲座、资助中方高校设立教席或研究机构,对中国政、学、商各界大举输出个人主义、自由市场、适者生存、政府不干预等兴洋抑中、资本全能、人道有价的意识形态,鼓噪成千上万原应以国有产权为主体,以促进社会正义、公平、公正为本的中国国有企业向西方“现代”企业制度转型。

其中,最受曾多次来华现身说法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等海外政学“精英”推崇的转型路径是国有企业“民营化”,它另有股权多元化、股权结构分散化、“国退民进”等多种名号。一时间,股权结构改革几乎可等同为我国“改制”或非“改制”、上市或非上市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代名词。如此名为提高效率、实为变更国有企业控制权的制度创新,算得上是变着花样绕过中国社会治理纲领、信仰与常态的“高招”。我国不少有识之士对此提出强烈质疑。直至2005年“所有制同企业绩效并无直接关系”、“私有化并非‘上天的恩赐’”等观点见诸报端以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融荣刊文指出“企业能不能搞好,与所有制没有必然关系”,股权结构改革步伐才出现放缓迹象。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的新一轮改革方向已正确定位在管理体制改革之上,这固然与新公共管理思潮的“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旗帜没有前因后果的关系。道理很简单,重实绩、轻过程或奉行目的、方法二分的“管理主义”,与目的、方法须合二为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根本是两码事。

打破货币奴役人格的体制枷锁

反思股权结构改革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股权多样化势必受天然排斥,我们更愿意将股权多元化或股权结构安排看作完善企业管理的工具之一而非公司治理的最终目的。理论与实践已有答案,只要有益于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及社会主义社会可持续进步,股权多元化改革便值得一试,否则便无须费时费力。股权多元化如何才能匡助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进而助力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呢?

首先,确保广大利益相关者权益免受侵犯是开展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的前提。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可以在最迅速的时间里科学、合理、得法地配置一切国(公)有资源以确保全体社会公民权益不受侵犯的社会,任何公民个人或组织都没有权力损害用于全体利益相关者安身立命的国有资源,身处国有企业改革最前沿的人们也不例外。

篇13

3.我国未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制度缺陷及其对策 张令柏，张乐善

4.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路径研究 尚文秀

5.农产品批发市场与农民专业联营社的组织形式研究——从交易成本的角度 席群，张娟，Xi Qun，Zhang Juan

6.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探析 刘文

7.产业融合与规制体制改革 李则

8.区域合作联动开发构建西北大旅游区 南宇，李兰军，Nan Yu，Li Lanjun

9.对外贸易与地区技术进步:一个散点回归的实证分析 陈开军

10.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协整分析 贺彩银

11.一个基子面板数据模型检验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甘肃陇东和陇东南为例 张明霞

12.甘肃省自主创新体系建设探析 何苑，马大晋，He Yuan，Ma Dajin

13.简论中国企业与世界级企业的差距及原因 程振清

14.我国公司治理的缺陷与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 卞雅莉

15.试论以绩效管理为核心的人力资源动态管理体系建设 张致荣

16.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下会计模式的选择问题研究 杨生棠，Yang Shengtang

17.甘肃省上市公司财务现状及改进探讨 王桢

18.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经济学思考 林军，Iin Jun

19.试析在效率与公平关系认识上错误的方法论 高太平

20.渐进式改革下的户籍制度改革 卢杰

1.论我国民间融资的规范化管理和发展 张存刚，杨莉，Zhang Cungang，Yang Li

2.完善我国政府预算监督机制的思考 冯曦明

3.证券公司参与股指期货业务的途径与模式研究 陈广志

4.我国西部企业的创新博弈路径分析 林勇，李巍，Lin Yong，Li Wei

5.动态竞争环境下的高效虚拟团队的构建研究 周鹏飞

6.体育营销的作用和策略研究 杨兴乾

7.电视传媒产业经营的市场优化 郭静

8.广河县民营经济发展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一种基于县域经济的实证 崔治文，陈崟，Cui Zhiwen，Chen Yin

9.甘肃省教育结构差异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研究 王红波

10.地方高校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对策浅析 常正霞，罗春燕，杨国科

11.产业链内涵和形成机制述评 周一珉，李淑梅，Zhou Yimin，Li Shumei

12.旅游需求预测方法与模型评述 殷书炉，杨立勋

13.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对托达罗模型的再思考 赵光德，王爱芳

14.生态文明是先进文化的重要体现 金平，张听听，Jin Ping，Zhang Tingting

15.试析中外票据保证制度之差异 史正保

16.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关系和土地流转经营权关系的辨析 金澍

17.加强高校国有资产管理措施探析 秦雅芳，Qin Yafang

18.学分制条件下高校如何构建学生学习预警机制 慕小军

1.参与式扶贫开发模式是贫困地区培育新型农民的有效载体 李兴江，陈怀叶

2.论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 刘志光

3.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发展历程的回顾 刘晓英

4.兰州高新区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吉亚辉，孙平发

5.西北五省区旅游经济差异研究 李偲，海米提·依米提，唐伟

6.论高校专利技术增值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曾庆平，王媛哲，韩晶

7.甘肃省资源环境的人口承载力问题研究 高然

8.中国渐进转轨与金融改革:一个区域差距视角 高宏霞，孙志杰

9.行为金融学:心理学与金融学协同发展的平台 周爱保，张泽良

10.一般证据理论下的审计理论研究述评 谢盛纹

11.新会计准则"或有事项"特征及其确认与计量 高焱

12.浅析现代企业危机频发的成因 杨子平

13.旅游中心城市的形象设计——以西安市为例 金梅，崇尚锟

14.试论公平理论在高校后勤服务集团管理中的应用 杨启毅

15.风险投资中道德风险解决机制述评 杨齐

16.马克思恩格斯的"三农"思想探析 李淑华

17.乡村旅游发展与"三农"利益之探讨 杨林，常承明，吕磊

18.对甘肃旅游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思考 何瑛，曹颖

19.用公关的视角解析旅游高等教育问题 廖钟迪

20.新时期高校政治辅导员队伍状况分析及其对策研究 谢文涛

2.基于ARMA的中国资金流量核算数据的质量判断——以资本形成总额为例 刘浩澜，杨立勋

3.国际关系视野中的地缘经济学分析 高家祥

4.房地产景气预警体系设计研究—以甘肃为例 谷佰成

5.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缓解贫困——基于甘肃贫困山区的实证分析 张永丽，王文娟

6.甘肃省农村公共服务需求调查研究 韩剑萍

7.石羊河流域循环农业发展的对策思考 杨帆，阎婧

8.加快我国西北地区能源发展的构想 李梅，王英

9.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研究——以甘肃省白银市为例 唐志强，亢凯

10.我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管理研究 金发奇，姜永凤

11.稆赁债权证券化的功能优势及实旋风险 郭鹰

12.甘肃省上市公司财务能力实证分析 何红霞

13.探讨与优化我国政府综合统计管理体制模式 杨志勇，林勇

14.民营企业财务管理的战略理念 林永贵

15.从公共治理理论透析公立高校财务治理 张烜

16.试析我国新会计准则体系的特点及社会价值 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