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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未来发展范文

发布时间:2023-09-22 10: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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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未来发展

篇1

一、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争论

70年代中期以后,界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内涵,并通过各种指标体系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进行衡量和判断。二是分析中央银行独立性与其他变量,尤其是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

1.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内涵以及独立程度的衡量。对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内涵,西方学者有诸多不同的表述。Eijffinger(1997)认为中央银行独立性涉及三个方面,即:人事方面的独立性,赤字融资方面的独立性和政策方面的独立性。Debelle和Pischer(1994)用目标独立性和工具独立性来描述中央银行的独立程度。目标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能够不受干预地确定货币政策目标;工具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可以自主选择政策工具以实现其政策目标。此外,人们还经常提及法定独立性(Legal Independence)与实际独立性(Actual Independence),前者指条文规定的独立性,后者指事实上的独立性。通常认为在发达国家,法律上的独立性非常重要,而在转型经济中,法律规定的独立性往往并不意味着事实上拥有独立性。

此外,大量致力于衡量和判断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程度。这类文献的共同点是通过一定的指标体系来衡量独立性程度,例如,Bade和Parkin(1982)提出了独立性指数 (BP指数),所谓政治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不受政府,独立实施货币政策的能力。 Gfilli,Masciandaro和Tabellini(1991)提出了GMT指数。GMT指数由两类次级指数构成,分别衡量中央银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性。政治独立性指数包括9个基础指标,例如中央银行行长的任命程序、中央银行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中央银行的责任和义务等;经济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不受任何限制地使用货币政策工具的能力,经济独立性指数由7个指标组成,包括中央银行在预算赤字融资中的角色、对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的限制等。 Cukiennan(1992)提出的LVAW指数更为复杂,包括16个指标,涉及四个方面:(1)中央银行行长的任免程序和任期,(2)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目标冲突的解决程序,关于货币政策权利的制度安排,(3)中央银行的法定政策目标,(4)对于向政府提供融资的限制。除上述指数外,还有TOR指数(DeHaan和Kooi,1998)、CBI—DF指数(Loungani和Sheets,1997)、 Lybek指数(Lybek,1999)、Maliszewski指数(:Maliszewski,2000)等。对于采用各种指数衡量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做法,也有学者提出了批评。例如,Mangano(1998)指出,许多指标的设立存在着“主观性偏差”。

2.中央银行独立性与其他经济变量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中央银行独立性越强,越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从而越有利于维持货币稳定。这种观点主要源自Kydland和 Prescott(1977)、Barro和Gordon(1983)以及Rogoff(1985)对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问题的研究。Barro和Gordon(1983)通过声誉模型分析了降低动态不一致性的途径,Rogoff(1985)则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解决动态不一致性的思路,其核心是,政府不直接操纵货币政策,而是选择“保守的中央银行家”作为其人,并赋予后者以独立实施货币政策的权利。在 Rogoff(1985)的模型中,“保守的中央银行家”的特质是极其厌恶通货膨胀,因而比政府官员更加关注通货膨胀导致的成本。只要公众确信货币政策决策者是保守的,公众预期的通胀率就会降低,从而降低货币政策内在的通货膨胀偏差。Rogoff在其模型中强调,中央银行独立性对于消除通货膨胀偏差至关重要。在实证方面,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的观点也得到大量文献的支持,例如Grilli等(1991),Cukierman等(1992),Alesina和Summers(1993),Jonsson(1995),LouganiSheets(1995),Eijffinger等(1998), Sergi(2000),以及Miller和Neyapti(2001)。

总之,不少文献认为中央银行独立性增加了实现低通胀目标的可能性,因而对货币稳定具有正面效应。有人甚至认为,中央银行高度的独立性必然带来较低的通胀水平。

另一类观点则对上述看法及其论证过程提出了批评和质疑。Agell、Calmfors和Jonsson (1996),Blake和Weale(1998)指出,即使由独立的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政府仍然可以利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制造意外的通货膨胀(surprise inflation),而Kydland和Prescott(1977)以及Barn>和Gordon(,1983)的模型恰恰忽略了财政政策的影响。Posen(1993)、Forder (1996)和Hayo(1998)认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取决于态度,因而是一个内生变量。 Hillman(1999)对转型经济的一项研究甚至表明,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越高,通货膨胀率越高。Blinder(1998)认为,中央银行良好的声誉和高度的可靠性是货币政策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仅仅赋予其独立性并不一定能迅速提高中央银行的声誉和可靠性。Hayo和Hefeker(2002)指出,中央银行独立性既不是货币稳定的必要条件,也不是货币稳定的充分条件。

对于中央银行独立性与经济增长、预算赤字等其他变量的关系,理论界也进行了大量研究。许多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的高低与实际经济增长无关,如 Alesina和Summers(1993)、DeHaan和Kooi(1998)。因此,有人认为中央银行拥有独立性有助于实现低通胀目标,且不必以牺牲经济成长为代价。Rogoff(1985)则认为,任命保守的中央银行家并赋予其独立性虽然可以降低通货膨胀率,但是也会增加产出的波动。因此,“保守的中央银行家”方案仅仅是一种次优选择,消除通货膨胀偏差的最佳方案是消除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粘性。Sikken和DeHaan(1998)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中央银行高度的独立性与预算赤字规模无关。总之,大量研究证明,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与实质经济变量没有必然联系。

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需要看到的是,现有文献多从中央银行与政府关系的角度来讨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但是,中央银行独立性至少应该包含三层含义:一是相对于本国政府的独立性;二是相对于国内金融市场及其参与者(主要指金融机构和拥有部分货币发行权的非金融机构)的独立性:三是相对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货币发行的独立性,即中央银行独享发行货币的权利。严格说来,商业银行发行的存款也属货币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讲,商业银行也分享了一部分货币发行权。因此,确切地说,中央银行在货币发行上的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发行和控制基础货币的独立性。(2)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即中央银行自主决定货币政策目标、自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3)人事上的独立性,即中央银行决策者的任免程序、任职期限等不受政府干预。(4)经济上的独立性,即中央银行不必依赖财政拨款。

二、中央银行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

中央银行独立性受制于很多因素,其中,政府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中央银行是否具有独立性,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独立地位,往往取决于政府的态度。由于以下原因,中央银行完全独立于政府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

第一,政府有干预中央银行运作的内在动机。这种动机一方面源自政府的责任感,换言之,政府必须对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所有宏观经济政策的后果承担责任,很难想象政府会放弃对中央银行的干预。Eijffinger(1997)认为,中央银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机构,因此,在其人事任免上完全摆脱政府影响是不可能的。政府干预动机的另一个来源是政府具有一种的扩张货币的趋向,产生这种趋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追求刺激经济产生的短期收益,或者是以通货膨胀税的增加政府收入,等等。无论出自何种原因,这种趋向都会产生赤字货币化的强大压力。为此,不少旨在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法律均规定中央银行不得对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但是,这些规定只是割断了中央银行与财政的直接融资关系,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上,亦字货币化可以采取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即中央银行为那些本应由政府支出负担的项目提供融资。这种情形在发展中国家较为常见,谢平(1995)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每年的贷款有相当部分投向本应由财政支出负担的项目,如贫困地区的公共设施,亏损国有的补贴,粮食企业的亏损补贴,非盈利性的公共基础设施等。

第二,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为政府干预中央银行营造了必要的氛围。进入80年代以后,以“单一规则”为核心的货币政策面临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60年代末开始的规模不断扩大的金融创新浪潮,使货币的定义和统计变得日益困难。二是 70年代末掀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的国际间资本流动,增加了货币控制的难度。面对挑战,许多国家开始调整货币政策。新西兰率先以控制通货膨胀率作为其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此后,瑞典、瑞士、英国、加拿大、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国相继开始推行以维持目标通胀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目标通货膨胀率由政府决定,或者由政府和中央银行共同商定,这种货币政策安排意味着中央银行全部或部分失去了制定政策目标的独立性(Hayo和Hefeker,2002)。以控制通胀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与“单一规则”货币政策的区别在于,前者承认中央银行并不能完全左右货币供应量,即使能够控制货币供给,也不能有效地维持货币稳定。引申出的含义是,在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央银行独立控制货币、维持通货稳定的能力不断弱化,客观上使政府干预具有了合理性和必然性。

由此看来,政府对中央银行的影响力是现实存在的,中央银行根本不可能彻底摆脱政府的影响。毕竟是政府赋予了中央银行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政府当然也可以剥夺其独立性。

三、中央银行相对子国内金融市场的独立性

假定中央银行可以完全独立于政府,那么,面对一个不断变化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国内金融市场,中央银行能否保持独立性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分析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在哪些方面对中央银行独立性产生了不利影响。

国内金融市场的变化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中央银行专有的通货发行权受到挑战。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金融和货币的出现,对中央银行在通货发行上的垄断地位提出了挑战,曾经被中央银行独享的通货发行权正在被众多机构分享。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网络金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兴起的。网络金融的发展,导致在通货形态方面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即纸币正在被电子货币所取代,谢平和尹龙(2001)称之为继铸币被银行券取代之后的货币形态的第。从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影响来看,电子货币最关键的特征是其发行主体不仅限于中央银行,还包括一般金融机构,甚至更多的是非金融机构。电子货币的出现打破了中央银行对通货发行的垄断,使中央银行独立性面临严峻挑战。

第二,中央银行控制货币的能力受到削弱。面对日新月异的金融市场,中央银行控制货币的能力正在减弱,原因在于:(1)电子货币的产生和发展,改变了通货发行由中央银行垄断的局面,削弱了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力。(2)金融市场的变化使货币乘数的预测和估计更加困难。金融市场的变化一方面源自金融创新,大量新的金融工具、金融服务的不断产生,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也必然影响持有各种金融资产的机会成本,当然也包括公众持有通货以及银行持有超额储备的机会成本,金融创新通过影响公众和银行的资产选择,对货币乘数产生影响,而金融创新本身是中央银行难以预测的。金融市场的变化还可能来源于体制环境的变化,这种情形在转型经济中比较常见,体制环境的变化对货币乘数的冲击不仅明显,而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谢平,2000)。因此,准确把握金融市场发展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并对货币乘数进行精确预测已经超出了中央银行的能力范围。(3)金融创新使货币层次的划分和计量出现了困难。金融创新尤其是网络金融的发展,模糊了各个层次货币之间的界限,便利了不同层次货币之间、甚至是货币与非货币资产之间的相互转换,例如居民储蓄存款与证券投资保证金的转换。货币资产之间以及货币与非货币资产之间的低成本的、频繁的转换,使货币供给的定义、货币层次的划分和计量变得日益困难。(4)金融创新增加了货币供给主体。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服务综合化和金融机构同质化的趋势,淡化了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界限,也使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工具与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如果考虑电子货币的影响,金融创新的迅猛发展已经极大地拓宽了货币供给主体的范围,不仅包括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而且还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

第三,中央银行独立维持货币稳定的能力受到了来自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的挑战。一方面,市场环境的变化有可能导致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受到削弱,明显的例证是,90年代后发达国家纷纷转向以维持目标通胀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不同程度地削弱了中央银行确定货币政策目标的独立性,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述及。另一方面,即使中央银行能够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与低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大量研究表明,这种因果关系是不存在的。从金融市场的角度看,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会导致货币政策实际效果偏离稳定价格的目标:(1)金融创新削弱了以 N1、M,为代表的总量性中介指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2)金融创新影响着公众和金融机构的资产选择行为,增加了货币需求的易变性,加重了货币政策时滞的不确定性。

四、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如果把中央银行相对于政府和国内金融市场的独立性视为对内独立性的话,那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必然涉及中央银行对外的独立性问题,所谓对外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不受外部冲击的干扰,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

在金融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显的今天,至少由于以下几方面原因,中央银行要想保持完全的对外独立性是不现实的。

第一,追求货币政策的对外独立性必然放弃另外一些目标,换言之,保持货币的对外独立也存在机会成本,如果被迫放弃的目标更为重要的话,维持货币政策的对外独立性就不是最优选择,在实践中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Krugman(1999)用“三元悖论”来解释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的替代关系,即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资本自由流动是三个不可能同时实现的目标,最多只能同时达成其中的两个,因此,存在三种政策组合:(1)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和汇率的稳定,严格管制资本流动。 (2)维持汇率稳定,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3)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允许汇率自由浮动。显然,要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必须放弃资本的自由流动,或者放弃汇率的稳定。严格管制资本流动,需要付出相当高的制度安排成本 (谢平,2002),允许汇率自由浮动也会给经济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三元悖论”反映了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内在特征,其蕴涵的一个政策含义为:追求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非没有成本,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选择。另外,从广义的独立性来看,中央银行无法同时实现上述三个目标,本身也反映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央银行在政策目标的选择和确定上要受到外部限制,不可能拥有完全的独立性。

第二,在货币替代的情况下,中央银行无法维持货币政策的绝对独立性。

货币替代是指外币全部或部分替代本币发挥交易媒介、计价标准和价值储藏等货币职能,发生货币替代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一国居民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也可能是因为本币资产收益率低于外币资产收益率。货币替代现象古已有之,“格雷欣法则”描述的其实就是金本位制下劣币替代良币的。铸币为银行券所取代后,就出现了“格雷欣法则”的倒置,即良币驱逐劣币,这是因为,纸币的流通以发行者的信用为前提,信用好的纸币更易为人们普遍接受,而信用差的纸币必然被淘汰。

在货币替代的情况下,货币的可控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遭到削弱。“三元悖论”表明,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必然以牺牲另外的政策目标为代价,例如,必须放弃汇率稳定的目标,允许汇率自由浮动。换言之,在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下,在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可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是,如果考虑货币替代,即使完全的浮动汇率制也无助于中央银行维持其货币主权(Miles,1978)。

Miles的模型了在货币自由兑换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下,两个国家之间发生货币替代时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

1.A国一次性增加货币供给,将导致该国利率水平下降,使持有A国货币的机会成本降低。于是,A国居民将增加本币的持有量。由于同样的原因,B国居民对A国货币的需求也会增加。这样,A国增加的货币供给将有一部分流人B国。

2.A国持续性地增加货币供给,会使人们产生通胀预期,进而预期A国利率将会调高以遏制通胀。因此,持有A国货币的机会成本上升,于是,A国和B国居民都会增加对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B国货币的需求。这时,A国货币不再流人B国,增加的A国货币供给被A国价格水平的上升所吸收。相反,有可能出现B国货币向A国的流动。

不论货币供给以上述哪种方式增加,都会由于货币替代而导致两国货币的跨境流动,使两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大大降低。对货币流出国而言,如果为了增加就业而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替代则会使增加的货币供给大量流出境外,从而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对外币流入国而言,货币替代引致的大量外币的涌人加大了货币控制的难度,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见,货币替代大大提高了各国货币政策的相关性。在货币替代的情况下,各国的货币政策或多或少都要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

五、中央银行的趋势

区域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趋势,知识经济的兴起,使上述趋势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世界经济发展的这种趋势必然对中央银行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央银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影响,如政府干预、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国外货币性扰动以及国际金融动荡等等。这些因素从各个方面,不同程度地削弱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消除这些因素的影响超出了中央银行自身的能力范围,甚至也非一国政府的力量所能及。因此,中央银行要保持完全的独立性是不可能的。

大量指出,中央银行独立性与货币稳定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尽管这些研究的角度多限于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但是,即使把中央银行独立性放到国内、国际金融市场的背景中加以考虑,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即:拥有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中央银行并不能确保货币稳定的实现。原因很明显,在金融国际化趋势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影响国内货币稳定的因素日趋复杂,很多因素是中央银行无法控制和驾驭的。

因此,中央银行的绝对独立性既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也没有追求的必要。中央银行要维持货币的稳定,必须加强与有关各方的协调与合作,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尤为重要。从宏观经济稳定的角度来看,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其它政策工具的协调与配合,也是实现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需要。可见,从独立走向合作,是中央银行发展的必然趋势。

1.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国际货币合作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决策当局在货币领域进行的某种形式的合作与协调。从广义上讲,国际货币合作是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

防止或尽量减轻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效应是进行国际货币合作的主要动机。所谓“市场溢出”是指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可能对国际资本市场产生影响,反过来,一国资本市场也可能受到国际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和冲击,这种情形被称为市场的“溢人”。市场溢出和溢入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实质反映了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波动在国际间的传递,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阻隔或减轻市场波动在国际间的传递,保持国内资本市场的稳定。所谓“政策溢出”是指一国货币政策有可能对它国产生影响,“政策溢人”则是指一国经济受到别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政策溢出和溢入反映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货币政策相互影响的现实,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只有小型开放经济体才可以忽略其政策的溢出效应。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另一个动机就是要尽可能降低别国政策对本国经济的影响,提高本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从收益角度看,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主要收益是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人)效应,提高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以及资本市场的稳定性,从而增进合作体系的整体福利,此外,国际货币合作还有助于防范金融危机的蔓延。大量对国际货币合作的收益给予了肯定,Currie、Levine和Vidalis(1987)认为,各国确保宏观政策独立性的努力有可能对世界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各国可以通过货币合作分享合作体系产生的福利增进。Hamada (1985)将博弈论引入国际货币合作的分析,指出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国际货币合作有助于改进参加国的福利。从成本角度看,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国家将被迫放弃全部或部分货币主权,换言之,国际货币合作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对国际货币合作的效率评价主要基于收益成本分析,如果合作的收益超过成本,即为有效合作,反之则是无效或逆效合作。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得以实现,其中,合理的惩罚措施是降低成员国的机会主义倾向、保持合作有效性的关键之一。

总之,在市场和政策溢出(人)效应客观存在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对于各国中央银行而言无疑是积极和理性的选择。

2.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配合。宏观经济政策是由多种政策手段组成的集合,不仅包括财政、货币政策,还包括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资本管制等。各种政策手段的配合对于宏观经济均衡至关重要。通常认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均衡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内部均衡,如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等,二是外部均衡,即国际收支平衡。按照Tinbergen法则,要达成n个宏观经济目标,至少需要n个相互独立的政策工具。因此,要同时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单靠一种政策手段是无法达成的,需要多种政策手段的协调与配合。中央银行作为货币当局所能影响和控制的政策工具主要有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资本管制。从宏观经济均衡的角度看,中央银行不仅需要加强自身政策工具之间的协作,而且必须加强自身政策工具与财政政策、贸易政策等其它手段的协调与配合,共同实现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

Meade(1951)首先提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政策搭配思想,认为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需要两种政策工具,一是支出调整政策,即财政、货币政策,二是支出转换政策,如汇率政策、外汇管制等。在固定汇率制下,如果不存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组合无法同时实现内外均衡,这时必须将支出转换政策引入政策组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作为实现内部均衡的工具,外部均衡则通过支出转换政策来实现。Mundell证明了固定汇率制下如果存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组合可以同时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内部均衡由财政政策实现,外部均衡则由货币政策实现。Mundell—Fleming模型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下,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在浮动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在影响收入和实现内部均衡方面,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为有效;在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结论则相反,原因很明显,在汇率固定和资本完全流动条件下,利率和汇率保持相对稳定,通过利率变动影响投资,进而影响产出水平的货币政策传递机制会受到削弱,货币政策因而失效;另一方面,利率稳定有助于消除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有利于财政政策效果的充分发挥。“三元悖论”说明货币政策独:立、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不可能同时实现,表明了中央银行加强货币政策、资本管制和汇率政策协凋的重要性。

上述研究揭示了国际资本流动状况、汇率制度选择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影响,构成了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基础,其政策涵义十分明显:要同时实现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必须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外汇管制等其它政策手段之间进行合理的协调与搭配。

人民银行自正式履行中央银行职能以来,其独立性一直是人们非常重视的问题。 1995年3月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标志着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形式得到确认,应该看到的是,这种独立性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独立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强调独立性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中央银行加强合作的重要性。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现实以及面临的国际金融环境来看,加强合作的必要性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第一,粤港澳三地货币跨境流通的现实使人民银行无法回避与港澳货币当局的合作问题。中国内地、香港、澳门有各自不同的货币体系,,三种货币在粤港澳三地跨境流通已成事实。据估计,人民币在香港较为稳定的存量约在500—600亿元之间。香港金融管理局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已发行的港元货币总额中约有15—25%(即150—250亿港元左右)在香港境外持有,其中大部分在华南地区。澳门元一般在珠海市流通,数量不大,人民币在澳门的流通量也不大。货币跨境流通是粤港澳三地经济高度融合的结果。尽管人民币在港澳地区的流通规模还不足以对港币、澳门元在当地的法定货币地位构成冲击,同样,港币和澳门元在广东地区的流通也未对人民币在当地的流通构成威胁,但是,货币跨境流通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货币政策、资本管制以及汇率政策等方面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是货币当局不应忽视的。例如,当内地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供给增量的一部分会通过合法或非法渠道流入港澳地区,从而削弱货币政策效果。大量人民币沉淀在境外会对官方汇率的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例如,如果港币利率高企而人民币利率较低,或者内地经济形势欠佳,香港居民会将持有的人民币抛出,黑市人民币汇率将大幅下跌,从而冲击官方汇率。加强三地货币当局的合作是降低货币跨境流通负面效应的最佳途径。对人民银行而言,开展同港澳货币当局的高效协作对于维持货币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积极参与和推进区域货币合作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一方面,人民币在不同程度上被周边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流通,意味着人民币开始迈出了区域化的步伐。人民币区域化在给我国带来铸币收益的同时,也会对我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等。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降低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流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亚洲内部的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稳定区内货币之间的汇率,促进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有助于形成多边干预和救助机制,提高整体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同时,有效的区域货币合作也是对现有的以IMF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补充,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使区域内成员避开IMF苛刻的融资条件。我国在参与亚洲内部区域货币合作方面已经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在我国的倡议下,东盟10国和中、日、韩三国于1998年建立了“10+3”合作机制。2000年5月通过了《清迈倡议》,该倡议的主要包括:建立“10+3”范围内的双边货币互换网,协助成员国解决短期国际收支问题以稳定金融市场;增加东盟原有货币互换机制的资金规模。《清迈倡议》是加强“10十3”范围内货币合作的第一项实质性举措。我国已经与泰国、日本分别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与韩国和东盟其他国家的货币互换协议正在谈判过程中。上述举措表明我国正全面参与和推进亚洲区域内的货币合作,必将对亚洲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深远影响。继续加强和促进我国同东亚、东北亚国家之间的货币合作,是我国中央银行肩负的使命。

篇2

二、互联网银行未来发展的机会

1.技术日趋完善,用户基础较好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技术不断进步,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技术风险正在逐渐降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用户放心地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和互联网贷款产品等服务。同时,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支付技术的日趋完善使用户的使用方式更为便捷,这也极大地丰富了互联网银行的用户资源。

2.资金需求量大

目前,小微企业是资金需求的重要力量。我国企业绝大多数是小微企业,占比约为96%,它们创造了约60%的就业、50%的税收和40%的GDP,然而,其获得的金融服务只有不足10%,远未享受充分的金融服务,小微金融业务拥有巨大市场潜力。另一方面,小微企业的需求较为复杂,很多传统银行难以在短时间内创造和撮合这种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这种一对一式的个性化产品及服务只能通过大数据分析的支撑实现,这为互联网银行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和巨大的利益空间。

3.利用大数据与云计算

信息不对称是小微金融业务发展的一大难题,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导致了金融风险,显著降低了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为互联网银行小微金融和风险管理实现标准化、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可能。互?网银行可通过引入大数据模型进行数据挖掘与云计算处理,从而有效地调查、判断、监督企业的还款能力与还款意愿,及时甄别异常状况,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

4.国家政策扶持

从宏观政策层面看,目前国家对于互联网银行的发展持积极态度,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进一步解禁和放宽民营银行市场准入。其次,鼓励其更好向“小微”、“三农”提供规范服务。最后,取消了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例不得超过 75%的规定,将存贷比由法定监管指标转为流动性监测指标,这对于资产业务较强、存款业务较弱的互联网银行来说是有利的。

二、互联网银行未来发展存在的威胁

1.监管上仍存在缺位,具有法律风险

互联网银行作为新兴行业,其多方面发展情况已经突破了《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范围,尚未出台一部完整的法律法规来加以约束,政府监管存在空白。而在支付结算领域,我国目前只有中国人民银行的规章,没有 《支付结算法》,有关互联网银行支付结算及其他互联网支付基本上也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2.互联网银行行业竞争激烈

大数据环境下,小微金融市场竞争主体迅速增多,竞争局势十分激烈。利用波特的五力分析模型分析当前网商银行需要面对的主要竞争状况如下:

(1)现有同业竞争:除了传统商业银行外,直销银行 与其业务的同质化水平最高。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8月末,国内开设独立直销银行APP应用的银行已达105家。据调查,用户对于直销银行最满意的三方面分别是:资金安全性、银行的背书以及客服的质量。这也是直销银行相对于成立较晚、发展较新的互联网银行最大的优势。

(2)潜在进入者:随着金融体系的转型改革,民营资本,如百度、美团、小米、苏宁、众邦等各界的大型企业将陆续进军银行领域。此外,以百度为首的互联网企业与传统银行合作建立直销银行的模式,将进一步催生成熟和极具竞争力的直销银行列队。

(3)替代品威胁:互联网银行由于政策的原因,并不能完全的发挥银行功能,且服务项目较少,只有几个极为简单的理财产品和贷款产品,与其他互联网金融企业相比,服务同质化高,可替代性较强。

3.利率市场化使得市场利差缩小

2013年7月19日晚,央行宣布从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未来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也终将被取消。而如果存款利率完全放开,尤其是活期存款利率放开,将影响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没有了收益率的保证,消费者很可能不再继续追随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这些金融产品。因此,利率的市场化是互联网银行需要面对的潜在威胁之一。

4.信用体系建设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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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9-0196-01

1 银行理财产品的种类

1.1 打新股产品

打新股类理财产品是通过集合大量资金形成规模效应,利用资金和渠道上的优势大幅提高新股申购的中签率,申购中签的新股在二级市场出售后的价差收入即是他们主要的收益。这类产品本金亏损的最大风险就是“新股发行跌破发行价”,但中国股市新股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情况极少发生。但由于打新股理财产品的同质化比较严重,新股收益不断下滑,因此该种理财产品逐渐退出市场。

1.2 信托类理财产品

信托类理财产品是指由银行发行的人民币理财产品所募集的全部资金,投资于指定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的专项信托计划。信托类理财产品的收益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浮动的。这个产品对于投资者来说,少量资金参与投资获得较高的收益但不能赎回,流动性比较差,且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1.3 QDII理财产品

简单说即是客户将手中的人民币资金委托给被监管部门认证的商业银行,由银行将人民币资金兑换成美元,直接在境外投资,到期后将美元收益及本金结汇成人民币后分配给客户的理财产品。这一过程如果由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使投资者可能面临本金和收益的汇兑损失,由于QDII理财产品过程繁琐,使银行容易风险暴露。

1.4 结构型理财产品

结构型理财产品是运用金融工程技术,将存款、零息债券等固定收益产品与金融衍生品(如远期、期权、期货、互换)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种新型金融产品。我国结构型理财产品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目前它已经成为当今国际金融市场上最具潜力的业务之一。

2 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面临的挑战

2.1 承担一定的风险

银行理财产品毕竟是我国新兴的业务,面临一定的风险不可避免,如信用风险、管理风险、市场风险、外汇风险等等,当然有些风险属于不可消除风险,一些非市场风险可以通过证券组合或者理财产品的重新配置进行避免,因此,商业银行在发行以上种类的理财产品时,要充分考虑到即将面临的哪些风险,这是银行发行理财产品重要的一方面。

2.2 基础资产比较单一

基础资产就是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方向,无非就是股票、债券。范围较窄,不能给投资者带来众多的投资组合,这也导致2008年以来,一些银行理财产品出现“零收益”甚至“负收益”。商业银行要提升核心竞争力,要突破理财产品同质化,做好个人理财业务研究,不断丰富银行理财产品种类。

2.3 受汇率的影响

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不只是人民币理财产品,还有更多的是外汇理财产品,而前者更多的是受利率的影响,后者则是受到外汇汇率变动的影响,由于近几年汇率变动的频繁,银行的外汇理财产品应收到重视。

3 未来的发展趋势

3.1 投资方向的多样化

目前我国大多数还是采用信贷理财产品,虽然其流动性比较差,但收益很稳定,广受投资者的喜爱。但相比而言,股票类理财产品受市场影响较大,但随着2008年证券市场的低迷,股票、基金、债券等的收益逐渐减少,加上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股票、债券已慢慢走人低迷状态,因此需要改变基础资产的单一结构,拓宽结构类产品的投资渠道。

3.2 对风险的重新认识

美国次贷危机给各个理财产品带来极大风险,我国银行对认识其风险的同时,更应懂得如何防范一些非市场风险。投资者也渐渐向更安全更稳健的理财产品投资,在收益固定的情况下尽量选择最小的风险。银行对市场风险的分析细微,在产品设计阶段,更重要的是把控制风险放在第一位。

3.3 银行理财产品的规模化

银行理财产品近几年才在我国飞速发展,种类繁多,在刚开始2007年就获得可嘉成绩,而2008年则一落千丈,甚至出现负收益,2009年则有些银行收益出现逆转,出现井喷式的增长。从这些收益来看,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众多,这些井喷式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先前的产品基数低,随着基数的不断加大以及银行业务的不断成熟,银行将更多的去关注银行理财产品的质量以及规模的良性发展,而不是一味着去追求有些甚至是负收益的理财产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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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保理业务,是指销货方将其向购货方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或其他原因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银行,由银行为销货方提供应收账款融资及商业资信调查、应收账款管理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实质上是针对企业未收回货款而发放的贷款,还款来源是企业在未来将要收回的货款。

二、保理业务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国内保理业务的法律法规与信用体系尚未健全,加大了银行风险。一方面,银监会于2003年取消了对内资商业银行开办国内保理业务的审批程序,但尚未出台相关部门规章。另一方面,我国企业信用体系还不完善,银行对不了解的销售商和购货商开展保理业务,风险很大。如,我们在对某银行分行审计时,该行作为保理商对卖方在天津、买方在河北的两家公司办理了数笔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由于买方濒临破产、卖方没有发货,虽然该保理纠纷诉讼时间长达3年,但因为没有具体法规,法院至今未裁决,银行3000多万元保理融资形成巨大风险。

(二)银行利用保理业务调整存款、手续费指标。如,某银行分行向企业办理保理融资2亿元,保理贷款利率3%、手续费为1%。银行和企业将保理融资的2亿元当做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企业得到2亿元银行承兑汇票。如此操作,企业取得了与贷款利率接近的2亿元资金,银行增加了保证金存款2亿元和1%手续费。

(三)内控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到位,无贸易背景的国内保理融资大量存在。目前,保理业务没有统一的法规,银行内部缺乏相关制度。银行办理的保理业务相当于流动资金贷款,但有的银行没有按贷款管理,造成大量保理融资没有贸易背景。如,我们在对某银行分行审计时,查出该行无贸易背景的保理业务占比50%以上。其中,有两家企业采取先开出复印给银行之后再作废或冲销的没有贸易背景的增值税发票1100多份、金额11亿多元,从该行保理融资20多次,累计融资金额9亿多元。

三、审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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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4年年初,随着国家对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领域政策的放开,银行业改革开始进入 “深水区”,传统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等将迎来一位新朋友――民营银行。

所谓民营银行,目前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主流的观点包括产权结构论、资产结构论和治理结构论。产权结构论认为由民间资本控股的就是民营银行;资产结构论认为民营银行是主要为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服务的银行;治理结构论则认为凡是采用市场化运作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三种主流观点都认为私有资本进入银行业是民营银行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对民营银行的定义将采用产权结构论的观点,即民营银行是指民营资本占银行总资本控股权的银行。

越来越多的民营资本竞相进入银行业领域将是未来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将进一步加剧银行业间的竞争程度。此外,从已经公布的民营银行运营牌照权限可以知道,农信社与民营银行在资本规模和经营领域均具有较大相似性,因此,民营银行对农信社未来发展的影响尤为重要,需要农信社予以高度关注。

二、农信社的竞争短板

与民营银行相比,农信社在市场竞争中存在以下短处:

(一)民营银行在具体业务上更精细

由于银监会颁发的民营银行牌照是有限经营范围,因此,民营银行可以在优势领域与农信社等传统金融机构展开项目竞争。例如,在已经颁发的民营银行牌照中,阿里巴巴申请“小存小贷”(限定存款上限,设定财富下限)模式,腾讯申请“大存小贷”(存款限定下限,贷款限定上限)模式,民营银行发起人利用各自在某些行业取得的成功经验和人脉优势,在特定细分市场开展特色经营。而这是农信社等传统金融机构目前做不到的。

民营银行实施差异化、专业化经营将会形成极具特色、颇有竞争力的现代商业银行群体,满足特定细分金融市场客户需求,从而,牢牢握有忠实客户群。因此,民营银行在细分市场上的精细化经营优势也是农信社的一个竞争短板。

(二)民营银行在组织架构和经营机制上更灵活

新成立的民营银行可以借鉴它们的发起人在实体经济经营中积累的管理经验,采用科学的组织架构和经营机制,迅速将管理优势转化成经营效益。民营银行可以利用其便捷的业务流程,为目标客户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迅速地占领细分市场。而这一点是农信社等传统金融机构的竞争短板。

三、农信社的竞争优势

(一)资金实力强

民营银行的发起人虽然都是成功的民企集团,但金融业不同于其他一般行业,整个金融业是反映国家经济运行情况的“晴雨表”。培养一个成功的经营团队和制定一个完美的经营策略均需要一个漫长的磨合与孕育过程,这些都会使民营银行付出更多的“机会成本”,也会大大削减民营银行的前期竞争力。而农信社等传统金融机构在长期经营过程中积累了相当的资金实力,这也进一步增强了农信社相对于民营银行的竞争优势。

(二)社会信用认可度高

农信社等传统金融机构背后都有国家信用作为其最后的背书保证。而民营银行则从申请时开始,就被要求制定好 “生前遗嘱”,民营银行偿债能力完全取决于经营者的运营能力,并且是承担有限责任。因此,广大储户对民营银行的信任度并不高,民营银行要在根本上同传统金融机构竞争,必须要在客户的信任度上展开一项长期维护拓展宣传工作。从这方面来说,农信社具有社会信用认可度优势。

(三)软实力扎实

民营银行虽然背后依托着传统行业巨头的资金支撑,但这些企业对于银行业经营并没有实际经验,而农信社等传统金融机构在长期经营中早已熟练掌握了该行业的运营规律和技巧,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优势,能够不断满足日益变化的金融市场需求。从这方面来说,农信社的经营软实力更扎实,这也是农信社的一项竞争优势。

四、农信社的应对策略

民营银行从设立到布局,都是沿着社区、小微的经营方向,而这些领域也是农信社的主要服务领域,因此,农信社应当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应对策略:

(一)坚持服务“三农”主体地位

鉴于民营银行的资本规模和经营领域与农信社有较大相似性,因此,农信社需要标新立异,形成自身鲜明的品牌特色,在目标客户群中形成独特的品牌形象。农信社应当继续坚持服务于“三农”的市场定位,将人口基数大的农村市场作为自己的细分市场和目标市场,组织专门的研发人员和营销人员开发和推广适合于该目标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高效满足该细分市场客户的特定金融需求,尽可能充分渗透和占领该细分市场,不给竞争对手留下任何可趁之机。

(二)以客户为中心,再造业务流程

农信社应当抛开传统经营思维限制,打破原有业务流程局限,从现代企业管理视角,重新审视和设计自身业务流程,坚持“小、快、简、整”的原则,以客户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重新设计业务流程,科学培训员工,提高业务办理效率,始终与市场变化同步,牢牢稳住老客户,并持续开发和增加新客户。

(三)持续加大创新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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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我国网络银行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1.网络银行的监管体系尚不完善,监管制度尚不系统和全面网络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传统金融的专业分工,模糊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之间的界限,银行不仅提供储蓄、存款、贷款和结算等传统银行业务,而且提供投资、保险、咨询、金融衍生业务等综合性、全方位的金融业务。近年来,我国的网络银行业务监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总体上还没有形成适应网络银行特性和发展的监管体系。网络银行的监管基本上沿用的是机构监管和传统业务的管理模式,监管工作的针对性受到影响。按机构和业务划分的传统监管模式,很难适应网络银行业务“无缝”运行的特点。不同部门在监管思路、重点和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可能会产生对同一网络银行业务流程的合规性与风险判断的不同。

2.网络银行市场准入的监管问题难以把握。现行银行业是一种实行许可证制度的特殊行业,尽管竞争十分激烈,但各种方式的管制无形中为银行业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垄断环境,然而到了以金融自由化、网络化、全球化为特征的网上金融时代,银行业生存的环境将大大改变。由于网络金融降低了市场进入成本,削弱了现有商业银行所享有的竞争优势,扩大了竞争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这种相对公平的竞争可能会吸引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高科技公司分享这片市场,提供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如何把握众多的网上银行机构的市场准入将是个两难的问题。

3.网络银行相关的监管信息收集困难,监管难度加大。银行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现有的监管,主要针对传统银行,重点是通过对银行机构网点指标增减、业务凭证、报表的检查稽核等方式实施。而在网络银行时代,账务收支的无纸化、处理过程的抽象化、机构网点的虚拟化、业务内容的大幅度增加,均使现有的监管方式在效率、质量、辐射等方面大打折扣,监管信息的真实性、全面性难以得到保障。此外互联网技术的更新换代速度很快,监管当局对其技术和信息的掌握程度存在滞后性;同时作为监管对象的网络银行总是能够凭借网络的虚拟性、广泛性与多样性找到“监管真空”,从而规避应有的监管。

二、我国网络银行监管对策

1.完善与网络银行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网络银行经营行为。由于我国现行监管规则不能完全涵盖网络业务方面,扩充和修改现有监管规则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不但要从刑法的角度对犯罪进行严惩,在民法方面,也要进行界定。还要对未来发展情况进行预测,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先行立法保护。中央银行应积极参与制定“电子商务法”等法规,为网络银行的运营提供规范。同时,还应努力推动对《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合同法》等法规的完善工作,补充有关网络银行的条款。主要应在电子商务安全交易、网上知识产权保护、数据保护、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网络管理以及网上交易的税收问题、关税问题、网上金融活动、保险活动方面做出相应的法律规定。对网络银行交易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加以调整,充分保护银行、客户的合法权益,应以完善的法律条文对利用电脑在网上银行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分子进行严惩,使网络银行沿着法制轨道健康发展。还要重视与有关国际法规的协调,做好与有关国际惯例的衔接,并积极参与有关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为网络银行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2.建立专门网络银行监管机构,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在防止利用网络银行进行金融欺诈方面,我国一直把监控重点放在对个人服务的零售业务上,随着网络银行业务的不断拓展,应适时调整监管对象,对登录网络银行的企业加强监控,尤其应对巨额资金大进大出的贸易背景进行监控。按照巴塞尔协议监管核心原则和《关于洗钱、扣押、没收犯罪所得公约》等国际条约,网络银行应进行交易跟踪,通过数据挖掘软件,对可疑的资金交易进行分析,必要时介入调查,防范利用网络银行进行非法资金交易。而我国目前对网络银行的监管仍然有传统的监管部门负责,还没有非现场检查等监管措施。随着我国网络银行的不断发展,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成立专门机构,专司网络银行监管职责。

3.强化网上银行业务审批制度。审批制度对提高银行业整体风险管理能力、防止盲目扩张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银行开办的网上银行业务,大部分是在网上提供传统银行业务,但因业务载体发生了变化,风险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也相应发生变化,似应视为新业务品种。因此,商业银行开办网上银行业务应获得人行的批准,在审批中应予以优先考虑:

(1)遵循审慎性原则。(2)要求网络银行具有较为完备的风险识别、鉴定、管理、处置方案和计划,应急处理措施及辅助替代手段等。(3)严格跨境业务管理。

4.增强银行监管部门的技术水平,加紧培养技术人才。网络银行业务是信息技术的产物,要求监管机构也应有相应的技术能力。而我国银行整体的电子信息技术落后,网络设施薄弱。所以我国银行业应加快引进和开发先进的网络技术,大力发展网上银行的三大核心技术:Web技术、建立服务平台技术、安全保密技术。在硬件方面,要大力研发功能强大的服务器、有指纹鉴定功能的自动柜员机、可擦写的智能钱夹等先进设备。在软件方面,要大力研发网络安全系统、语音鉴别系统、电子转账系统、智能卡识别系统、管理信息系统等众多软件系统集成。一方面我国银行业必须进一步加大对网络技术引进和研发的投资力度,尽快抢占新经济、新技术的制高点;另一方面要积极培养适应网络银行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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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汇总权威数据而组建的高净值人群测算模型,在过去5年,全国个人可投资资产(包括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总体规模从2006年的36.1万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86.7万亿元,增长幅度为105.8%,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5.5%。

根据模型测算与样本验证,在全国个人可投资资产大幅增长的同时,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也得以迅猛增长:由2006年的36.1万增长到2010年的100.3万,且在未来5年将继续保持相对高速增长,年均增速为17%,预计在2011年达到118.5万,到2015年达到219.3万人 。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从2006年的10.4万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0万亿元,年均增速30.3%;未来5年增速将为20.8%,预计在2015年我国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总量将达到77.2万亿。

需要强调的是,2006年至2010年间,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规模及可投资资产规模的增长高度受益于投资性房产净值的增长。在可投资资产规模1000万~2000万人群中,投资性房地产净值占其可投资资产比例高达70%以上。而这一突出因素在未来将呈缓慢递减之势,因为投资性房产占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比例将因房地产调控等多种因素而逐步下降。

财富日趋集中

财富有着其天生的滚雪球效应,相对于中等收入群体,高净值人群掌握的财富基数大,较一般民众更易受益于过去5年间的房地产、信托、PE创投、黄金、民间借贷及艺术品等投资领域,故其投资回报率高。财富的集中体现为人群集中和区域集中。

从高净值人群掌握的可投资资产来看,在2006年,高净值人群占总人数的0.028%,持有的可投资资产占比28.7%;到了2010年,高净值人群占总人数比例为0.078%,人数增长了近3倍, 持有的可投资资产占比也增长到了34.5%。

从全民范围来看,在全民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中。攀升的基尼系数反映了收入不均等的状况,也说明了财富的日趋集中化。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不平衡的区域和城乡发展,造成财富的区域集中性:半数以上的高净值人群集中在6个主要地区,即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和福建。课题组测算的高净值人群占全国的比例,北京为最高占到18%,广东、上海、浙江其后占到16%、14%、13%,江苏、福建各7%、4%,其他地区占28%。

多为“第一代”或“一代半”富人

在中国创富版图上,财富持有阳光化、透明化、证券化的趋势正随着资本市场的深化而不断凸显。2010年全球资本市场融资额中近四成来自中国市场,创业投资催生了众多财富新贵。一、二级资本市场将成为中国富人的创富主场,财富积累愈加阳光、透明。同时,保增长、调结构的政策也在逐渐显现其积极作用,信息技术、高端制造业、新能源、文化传媒、医药生物等国家鼓励发展行业的迅速崛起打破了地产、能源等主导的传统创富行业格局。

根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与中信银行私人银行中心的联合调查(深入调查1158个符合高净值人群定义的样本,其中有效样本1104个),中国高净值人群的主体集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30~49岁人群,平均年龄远低于发达国家,且年轻化趋势愈发明显。其中有超过半数为中国“”之后第一代大学生――以“60后”与“70后”为主。年轻的心态,良好的专业素质,经济飞速发展的历史机遇,使其成为勇于探索的创业者和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也成为中国私人财富市场的中坚力量。

由高净值人群的职业构成来看,私营企业主占比为71.6%,家族继承人比重为1.42%,这充分表明目前我国私人银行客户多为“第一代”或“一代半”富人。一方面,其创富路径高度个性化,需求特征不甚具体,有待进一步发掘;另一方面,财产的继承和发展成为第一代富裕阶层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民营、私营企业管理层所拥有的企业所有权和股权成为财富市场的主体,管理阶层也因此成为高净值人群的第二大聚集地。值得一提的是,本课题组调查发现,政府官员并未以“显性身份”出现在高净值人群的范畴,这与其政治身份相关,也间接证明以往高净值人群规模存在被低估的状况。

寻找新投资渠道

超过半数,即63.49%的受调查客户家庭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至2000万元之间。而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元以上的超高净值人群对商业银行私人银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缺乏依赖度。

在不同资产规模下,高净值人群对其资产的配置表现出不同的风险承受能力。整体来看,高净值人群以中等风险投资为主,追求收益和风险的平衡。但随着资产规模的逐步扩大,其对中等风险的投资倾向略有分流,一方面注重调节低风险资产配置,以保值为基础;另一方面,在可投资资产达到一定规模后,其对风险的承受能力相应提升,表现为对高风险资产配置的偏好,但同时有“高收益追求、低风险偏好”的矛盾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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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银行的概念及运行特点

1.网上银行又称网络银行、在线银行,是指银行利用Internet技术,通过Internet向客户提供开户、销户、查询、对帐、行内转帐、跨行转帐、信贷、网上证券、投资理财等传统服务项目,使客户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够安全便捷地管理活期和定期存款、支票、信用卡及个人投资等。可以说,网上银行是在Internet上的虚拟银行柜台。

2.网络银行的运行特点

(1)业务智能化、虚拟化。网络银行没有建筑物、没有地址,只有网址,其分行是终端机和因特网带来的虚拟化的电子空间,主要借助智能资本,客户无须银行工作人员的帮助,可以自己在短时间内完成账户查询、资金转账、现金存取等银行业务,即可自助式地获得网络银行高质、快速、准确、方便的服务。

(2)服务个性化。因特网向银行服务提供了交互式的沟通渠道,客户可以在访问网络银行站点时提出具体的服务要求,网络银行与客户之间采用一对一金融解决方案,使金融机构在于客户的互动中,实行有特色、有针对性的服务,通过主动服务赢得客户。

(3)金融业务创新的平台。网络银行侧重于利用其成本低廉的优势和因特网丰富的信息资源,对金融信息提供企业资信评估,公司个人理财顾问、专家投资分析等业务进行创新和完善,提高信息的附加价值,强化银行信息中介职能。

二、我国网络银行存在的弊端

1.网络建设方面:就目前发展形式看,中国的网络建设还不够完善,尽管近年来中国的网络发展神速,但就宽带、上网费用、覆盖地域等都是网络发展的重头戏,我国网络与业务的实践需求、人们的期望还有一定的偏差,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再者,上网速度和宽带也是阻碍中国网络发展的主要问题,随着上网人数的激增,上网速度慢、访问速度慢的矛盾显得更为突出;从地域分布上看,地区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在一些发达城市中,互联网设施水平国内领先,与国际间的差距相对较小,基本上实现了门到户的宽带连接,但一些偏远地区,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网络设施的不完善等等。

2.网络的支付问题:网络的支付问题是影响网络银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中国的网络银行发展还不够成熟与完善,没办法保证在交易过程中的安全性,其突出方面就是支付问题,网络支付结算方式仍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很多银行都还没办法提供完全全国连网的网络支付服务,在传统和网络支付的变更过程中,银行间未能很好的合作,而且它的网络支付的覆盖面相对教小,在数据和处理过程中也未能达到统一的标准,这严重制约了网络银行的发展与应用。诚信也是影响网络银行发展的原因之一,就中国现在的信用制度来看,社会的整体信用制度还不完善,无论是商家还是普通的消费者在很多时候都是不讲信用的,所以人们对这种借助INTERNET的网络支付结算服务都是半信半疑。

3.网络的安全问题:安全性问题是网络银行在建设网上支付系统时,最为重视,也是花时间最多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犯罪分子侵入系统,干扰、破坏系统或盗用资金,给银行带来重大损失,给用户造成资金损失。在网络上存在的威胁有以下几个方面:信息泄露、非法使用、假冒、旁路控制和授权侵犯等等。某个实体假装成另外一个不同的实体,非法实体通过种种渠道便获取合法用户的权利和特权,在很多时候,黑客还会用木马控制用户的操作系统,其技术设计是先进的、超前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在网上交易可能会承担由于法律滞后而造成的风险。

综上所诉,网络银行的发展还是存在很多弊端和问题的,想要更好的发展它,还需要在各方面不断的完善。

4.网络的法律问题:网络银行的技术设计是先进的、超前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在网上交易可能会承担由于法律滞后而造成的风险,在中国,网络的法律问题还不完善,还存在很多漏洞,使消费者还不能很放心的使用网上交易,从而影响了网络银行的发展。

综上所诉,网络银行的发展还是存在很多弊端和问题的,想要更好的发展它,还需要在各方面不断的完善。

三、实现我国网上银行发展的对策分析

1.加强银行内部使用网上银行的管理

要想加强银行内部使用网上银行的管理是指对银行内部操作网上银行系统、办理网上银行业务的机构和人员建立逐级管理和分级授权的制度。

2.加强银行对网上银行客户的管理

银行对网上银行客户的管理是指银行对哪些客户可以使用网上银行,客户可以使用哪些网上银行服务,以及客户操作网上银行的过程和结果进行管理。

3.加强网上银行业务的宣传和营销

网上业务创新应该从方方面面体现,而体现的是否完美就只能从实践入手,使网络银行可以提供更具价格竞争力的金融产品。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电子商务活动逐渐开展起来,广大商家和消费者希望金融界能提供更丰富、更方便、更快捷、更安全、更高效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对使用新型的电子金融工具产生了强烈欲望和要求。

4.加快法律制度建设

我国需要加强网络银行的监管工作。根据网络银行业的实际情况,尽快建立适用于网络银行操作运行的法律规范,严惩利用计算机在网络银行系统中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分子,以完善对网络银行发展在法律制度上的安全保护。网络银行是无国界的,所以需要加强与国际组织以及世界各国金融司法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的合作,解决好对跨国、跨境金融数据流的监管问题,制定共同打击网络金融犯罪和调控网络金融业风险责任承担的国际条约,来确保网络金融业的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仁真 ,余素梅.巴塞尔委员会电子银行业务风险管理原则[J].国际金融研究, 2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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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银行的概念及运行特点

1.网上银行又称网络银行、在线银行,是指银行利用Internet技术,通过Internet向客户提供开户、销户、查询、对帐、行内转帐、跨行转帐、信贷、网上证券、投资理财等传统服务项目,使客户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够安全便捷地管理活期和定期存款、支票、信用卡及个人投资等。可以说,网上银行是在Internet上的虚拟银行柜台。

2.网络银行的运行特点

(1)业务智能化、虚拟化。网络银行没有建筑物、没有地址,只有网址,其分行是终端机和因特网带来的虚拟化的电子空间,主要借助智能资本,客户无须银行工作人员的帮助,可以自己在短时间内完成账户查询、资金转账、现金存取等银行业务,即可自助式地获得网络银行高质、快速、准确、方便的服务。

(2)服务个性化。因特网向银行服务提供了交互式的沟通渠道,客户可以在访问网络银行站点时提出具体的服务要求,网络银行与客户之间采用一对一金融解决方案,使金融机构在于客户的互动中,实行有特色、有针对性的服务,通过主动服务赢得客户。

(3)金融业务创新的平台。网络银行侧重于利用其成本低廉的优势和因特网丰富的信息资源,对金融信息提供企业资信评估,公司个人理财顾问、专家投资分析等业务进行创新和完善,提高信息的附加价值,强化银行信息中介职能。

二、我国网络银行存在的弊端

1.网络建设方面:就目前发展形式看,中国的网络建设还不够完善,尽管近年来中国的网络发展神速,但就宽带、上网费用、覆盖地域等都是网络发展的重头戏,我国网络与业务的实践需求、人们的期望还有一定的偏差,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再者,上网速度和宽带也是阻碍中国网络发展的主要问题,随着上网人数的激增,上网速度慢、访问速度慢的矛盾显得更为突出;从地域分布上看,地区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在一些发达城市中,互联网设施水平国内领先,与国际间的差距相对较小,基本上实现了门到户的宽带连接,但一些偏远地区,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网络设施的不完善等等。

2.网络的支付问题:网络的支付问题是影响网络银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中国的网络银行发展还不够成熟与完善,没办法保证在交易过程中的安全性,其突出方面就是支付问题,网络支付结算方式仍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很多银行都还没办法提供完全全国连网的网络支付服务,在传统和网络支付的变更过程中,银行间未能很好的合作,而且它的网络支付的覆盖面相对教小,在数据和处理过程中也未能达到统一的标准,这严重制约了网络银行的发展与应用。诚信也是影响网络银行发展的原因之一,就中国现在的信用制度来看,社会的整体信用制度还不完善,无论是商家还是普通的消费者在很多时候都是不讲信用的,所以人们对这种借助INTERNET的网络支付结算服务都是半信半疑。

3.网络的安全问题:安全性问题是网络银行在建设网上支付系统时,最为重视,也是花时间最多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犯罪分子侵入系统,干扰、破坏系统或盗用资金,给银行带来重大损失,给用户造成资金损失。在网络上存在的威胁有以下几个方面:信息泄露、非法使用、假冒、旁路控制和授权侵犯等等。某个实体假装成另外一个不同的实体,非法实体通过种种渠道便获取合法用户的权利和特权,在很多时候,黑客还会用木马控制用户的操作系统,其技术设计是先进的、超前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在网上交易可能会承担由于法律滞后而造成的风险。

综上所诉,网络银行的发展还是存在很多弊端和问题的,想要更好的发展它,还需要在各方面不断的完善。

4.网络的法律问题:网络银行的技术设计是先进的、超前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在网上交易可能会承担由于法律滞后而造成的风险,在中国,网络的法律问题还不完善,还存在很多漏洞,使消费者还不能很放心的使用网上交易,从而影响了网络银行的发展。

综上所诉,网络银行的发展还是存在很多弊端和问题的,想要更好的发展它,还需要在各方面不断的完善。

三、实现我国网上银行发展的对策分析

1.加强银行内部使用网上银行的管理

要想加强银行内部使用网上银行的管理是指对银行内部操作网上银行系统、办理网上银行业务的机构和人员建立逐级管理和分级授权的制度。

2.加强银行对网上银行客户的管理

银行对网上银行客户的管理是指银行对哪些客户可以使用网上银行,客户可以使用哪些网上银行服务,以及客户操作网上银行的过程和结果进行管理。

3.加强网上银行业务的宣传和营销

网上业务创新应该从方方面面体现,而体现的是否完美就只能从实践入手,使网络银行可以提供更具价格竞争力的金融产品。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电子商务活动逐渐开展起来,广大商家和消费者希望金融界能提供更丰富、更方便、更快捷、更安全、更高效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对使用新型的电子金融工具产生了强烈欲望和要求。

4.加快法律制度建设

我国需要加强网络银行的监管工作。根据网络银行业的实际情况,尽快建立适用于网络银行操作运行的法律规范,严惩利用计算机在网络银行系统中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分子,以完善对网络银行发展在法律制度上的安全保护。网络银行是无国界的,所以需要加强与国际组织以及世界各国金融司法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的合作,解决好对跨国、跨境金融数据流的监管问题,制定共同打击网络金融犯罪和调控网络金融业风险责任承担的国际条约,来确保网络金融业的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仁真 ,余素梅.巴塞尔委员会电子银行业务风险管理原则[J].国际金融研究, 2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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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18日,第六届中国国际全印展在上海正式开幕。数字印刷领域的领导者――富士施乐展出了代表业界最高技术水平和未来行业发展趋势的生产型彩色数字印刷系统、领先的自动化印刷工作流程、色彩标准化等整体数字印刷解决方案,全面展示了富士施乐在帮助印刷企业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提高生产力、降低成本、拓展商机等方面的前瞻理念和综合实力。同时,富士施乐现场展示的丰富创新应用、数字印刷工厂案例分享以及与印刷院校合作的系列活动,完美诠释了富士施乐在助力印刷企业可持续增长、培养专业印刷人才、推动行业发展方面的不懈努力和突出贡献。此外,富士施乐还了两款具有高生产力、高彩色印刷品质、可创造更高投资回报的全新生产型彩色数字印刷系统。

在本届展会上,富士施乐全面展示了如何通过独具优势的数字印刷解决方案帮助企业解决经营问题,并获得更多盈利,例如网络印刷解决方案、自动化流程解决方案、色彩管理解决方案等。其中,专为印刷行业设计的网络打印解决方案采用EFI Digital StoreFront,可实现各种增值应用并满足与客户的沟通需求,助力印刷企业实现业务的可持续性增长;自动化工作流程解决方案是模块化的开放式端到端工作流程解决方案,可实现整个印刷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流程,大幅降低错误率并缩短交付时间。自动化印刷工作流程可帮助印刷企业实现更高的生产力、真正一致的印品品质以及更快的交付时间;而色彩管理解决方案则可实现国际水平的色彩标准化管理,助力印刷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拓展新业务。

富士施乐始终致力于帮助企业解决经营问题,洞察未来趋势扑捉新商机,同时引领和推动数字印刷企业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富士施乐在展会现场还通过视频展示运用采用橙色、绿色和蓝色第五色干墨技术的单张纸彩色生产型静电数字印刷设备iGen5 150 Press配合流程自动化解决方案,帮助数字印刷工厂提高生产力、降低成本,并通过创新型经营模式实现业务的可持续增长;而在数字印刷创新应用展区,富士施乐则通过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获奖应用作品为印刷从业者带来了全新的思路;而专门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在“精彩明天”富士施乐数码应用大赛中的获奖作品设置的颁奖环节,则再次体现了富士施乐以行业发展为己任,努力培养高素质人才,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社会责任感。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最新的Versant 3100/180 Press生产型彩色数字印刷系统代表了业界同级别设备的最高生产力和彩色输出品质。两款新品拥有业界最高彩色分辨率2400dpi×2400dpi和1200dpi×1200dpi 10bit渲染分辨率、可实现媲美胶印的哑光效果、以及独有的SIQA快速图像质量调整工具和FWA全宽幅阵列等技术和功能,利用全新自动化质量控制技术可节省印刷时间并大幅提升生产力。而其荣获国际大奖的薄纸印刷技术则可实现标称的每分钟100/80页速度输出52克重的薄纸,确保稳定出色的印刷品质。此外,两款新品可选配强大的D6型装订组件,从而实现卷曲纸张校正、方脊折页、三边裁切、骑马订、对折页、C/Z折页、压痕等多种装订与折叠方式等丰富的装订功能。

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数字印刷品牌,富士施乐不仅长期保持市场第一的领导者地位,更通过尖端技术、产品、工作流程及整体数字印刷解决方案不断帮助客户顺应市场变化、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此次参展全印展,再次展现了富士施乐洞悉市场趋势,引领行业发展的创新能力和技术实力,进一步诠释了富士施乐不断为客户创造价值、推动行业发展的经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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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4625(2006)05―0023―03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当代社会结构正在变得愈来愈复杂,商业银行和其他许多国际企业一样,自身经营规模愈来愈大,企业的活动也随之变得多样化,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在各方面都显得日益密切。因此,可知企业的社会责任范围,将随着时代的推移而逐渐扩大化。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些的时代性特征和这样一些显著的发展趋势,使得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议论,变得更加复杂和更具挑战性。

一、全球化发展与社会责任新挑战

无疑,本世纪初的几十年是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关键时期,加入WTO加快了我国企业更多参与国际竞争的步伐。我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制定和实施海外扩张战略,参与国际竞争,如中国海尔集团、奇瑞汽车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联想集团等等,均在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实现跨国经营和全球化发展。我国商业银行业的国际化步伐也在不断加快之中。这种银行国际化可以包含有两种战略模式,即引进外资银行和本国银行跨国经营。正如前面所述,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十分迅速,影响力逐步扩大。与此同时,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海外的分行和代表处等机构也初见规模,发展速度同样也十分迅速。例如,截至目前,中国银行的海外机构最多,在欧美、港澳、亚太地区拥有分行、附属企业或代表处,总数已经达到559个,海外总资产已达1400亿美元,海外雇员约2万人;中国工商银行的海外机构总数也已经超过70个,其中通过兼并或收购在海外拥有的附属企业已近60家,如在香港和伦敦分别拥有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伦敦)有限公司等附属金融机构,海外总资产已经达到600多亿港币;中国建设银行在海外的分支机构总数为9个,海外分行总资产达70多亿美元;中国农业银行也在海外建立6个分支机构。另外,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也有几家在海外拥有分支机构,其中交通银行6个,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和招商银行分别3个。总体上,虽然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竞争力还十分有限,由于业务品种单一,主要服务于华人社区和进出口贸易,在国际市场上基本处于边缘银行的地位,但是我国商业银行海外机构呈现快速发展趋势,跨国购并也在迅速发展,可以预见,商业银行国际化的步伐势不可挡。

伴随着国际化扩张战略的实施,我国商业银行将面临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更加严峻的社会责任挑战:在国际市场上,将面临国际社会如潮似涌的社会责任运动的深远影响,不认真对待社会责任问题,将可能意味着国际战略的最终失败;在国内市场上,将面临国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社会责任呼声的强大召唤,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义务,将意味着逐步被市场所淘汰。因此,商业银行迫切需要制定适应全球化发展要求的多层次的社会责任战略,严格按照国际惯例和国际社会责任标准进行业务管理和提供金融服务。在国内市场,商业银行等企业需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义务,以便能够顺利地与国外战略投资者开展战略联盟与合作发展,但同时还应对战略投资者最低和最高持股或减股进行明确的规范,防止其短期行为可能对我国银行和客户利益造成的不利影响,以便真正能够赢得国内客户的认可和信赖,提高国内市场竞争力;在国外市场,我国商业银行等企业需要遵守经营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规,保护当地环境,保护当地劳工权益,尊重员工文化多样性,改进当地就业水平,参与当地社区服务项目,支持当地慈善事业等,以便不断改善自身形象和信誉,增强利润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并实现与当地国家和社会的和谐和共赢发展。

二、新技术应用与社会责任新挑战

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出现了一些新的技术和新的产业。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如金融服务电子化和办公自动化,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体系,高效的机器设备和电子清算网络正在代替人工处理存款、贷款、清算和咨询等业务。例如,ATM自动取款机可以提供24小时不间断优质服务;POS终端机极大地方便了客户的购物和消费。事实上,当代的商业银行正在演变成一种属于“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如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化交易等正在一步一步地取代劳动密集型的营业网点或众多的银行职员参与的服务功能。这一发展趋势有利于商业银行降低单位经营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和经营效益,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大量裁减剩余员工的社会责任问题,如机器取代人,造成大量员工丢掉饭碗,导致一些结构性失业等问题。另外,新技术的应用也给银行履行社会责任带来的另一个挑战是:安全隐患问题,例如,如何确保客户个人信息的保密和不被泄露,如何确保客户资金的安全等。如果商业银行不能确保为客户提供的服务是安全的和保密的,即意味着商业银行没有履行好自己对客户的社会责任。无论如何,新技术在金融业的广泛应用正在给商业银行带来业务品种和服务功能的重大变化和飞跃,这一发展趋势已经引起当代银行家的密切关注。我国商业银行只有顺应潮流,广泛应用电子化和其他新技术,才能适应新时代金融业发展的要求,也才能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取胜。但同时,商业银行还必须认真解决好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问题,以便能够真正借助最新科学技术来实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

三、金融管制放松与社会责任新挑战

金融管制放松(Deregulation)最初起源于上个世纪末期的美国,随后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如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纷纷仿效,加入到了这场金融管制放松的潮流之中,现这一发展趋势已经波及整个世界。例如,为适应经济的发展,美国政府取消了储蓄存款的利率上限(Interest rate ceiling)和交易账户不计利息的有关规定,以使商业银行可以拥有更大的利率自,并使存款人获得更加公平的利率回报;放开对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限制,允许存款机构和信贷联盟从事综合商业银行业务;允许商业银行通过持有其他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甚至任何企业的一定量的股票,成立银行持股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y),开创商业银行业务多元化经营或混业经营的格局。在我国,随着经济和金

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管制放松也将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和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必将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同样会带来更大的社会责任挑战。

金融管制的放松对商业银行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说它是一种机遇,是因为它从法规层面上扩大了商业银行的业务领域,使银行可以开展多种经营,从而增加了银行的业务收入来源和盈利水平;说它是挑战,是因为它使得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交叉性成为现实,从而必然导致同业竞争的进一步加剧,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的进一步提高。伴随着金融管制的进一步放松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客户的闲置资金和服务需求必然流向那些回报率高和服务水平优的金融产品,客户忠诚度将逐渐下降。也就是说,哪里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存款利息高,那里的客户资源就会丰富;哪里的银行优惠待遇多,那里的客户就多。另外,利率的市场化趋势也将使广大客户变得成熟和理智起来。也就是说,客户对利率的敏感性逐步增强,过去那些“忠诚、稳定”的客户也可能变得“摇摆不定,唯利是图”。在我国,银行优质客户资源有限,且银行机构众多,加上存在一定的无序竞争和对客户的过分“受宠”,这一发展趋势也比较明显。例如,为承揽一笔业务,商业银行有时须向客户或有关企业负责人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通过这种违背社会责任道德标准的做法承揽业务,以换取短暂的、并不牢固的客户关系。总之,金融管制的放松和客户忠诚度的下降正在给我国银行的社会责任价值观带来严峻的挑战。

从另一个角度讲,伴随着金融管制放松和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问题也必将面临其他更大的挑战:一是金融管制放松将使得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合谋串通的机会增大,例如,商业银行可以与其持股的证券公司联合起来,通过私自融资安排故意操纵股票或债券市场,赚取非法利润;二是混业经营制将使得商业银行形成庞大的金融集团成为可能,例如,商业银行作为庞大的垄断集团,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可能会对政府政策产生强大的影响力,从而使政府的管制能力下降,银行自身的道德风险增强。在上述两种情况出现时,均可能在侵害客户利益的同时,破坏整个国家的经济稳定,情况严重之时,均可能导致经济或金融危机,危机国家的长治久安。

四、人力资源变化与社会责任新挑战

关于人力资源的变化趋势,主要包括下列几种情况:一是人类社会正在进入老龄化时代,大龄员工不断增加的趋势。人口学家估计,到2025年,许多国家的老年人口将是今天的两倍;而且到2050年,全球60岁及以上的人口将可能首次超过儿童的人口。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从企业内部来看,面对可能出现的员工老龄化及技术员工短缺问题,一方面,商业银行必须处理好老年银行职员的问题,比如说,需要增加投入关注老年职工的退休养老金、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福利等问题;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需要加大员工教育和培训支出,更新老年员工的知识结构,培养更多高素质的管理者和技术员工等。从企业外部来看,面对人力资源的变化趋势,商业银行需要加大投入,研发新的金融服务产品,如开发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年金服务、基本生活必需品贷款、基本生活金融服务(Basic Lifeline Banking)等,以适应市场需要变化趋势,同时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义务。基本生活金融服务事关贫困人口在无法获得基本银行服务的情况下是否有衣穿、有饭吃、有房住或有学上的问题(Peter Rose,1998,pp393)。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商业银行在承担更大风险和关注更多社会问题之间作出合理的道德决策。

二是员工流动性加快,工作稳定性降低的趋势。随着时代的前进,当代新员工,特别是年富力强的高学历或高素质员工,在不同单位之间频繁跳槽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将会给未来的商业银行等广大企业带来严峻的考验。这种挑战可以体现在:如何通过给予员工更多的社会责任贡献,以留住优秀人才,为我长期服务;如何通过制度建设防止跳槽员工泄露商业机密或拉走高价值客户,以减少违背道德的行为发生;同时又如何通过人力资源外包(Outsourcing)和其他灵活用工形式,并制定人力资源“软硬面”战略,解决可能随时随地出现的人力资源匮乏和危机问题。

人力资源外包本身也可能带来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的新问题,例如,商业银行将原来由自己员工亲自担任的工作任务,通过合约分包给专业程度更高的其他企业员工代为管理,以提高生产效率和节约人力资源成本,那么,这样做就可能意味着银行的一部分原有职工将丢掉自己的饭碗。另外,使用其他形式的灵活用工,也同样可能给商业银行带来社会责任的巨大挑战。这是因为,大量使用临时工和季节工(这些临时工的社会福利保障本身就是一大社会责任问题),以提高银行效益,将可能意味着正式工作岗位的减少以及一部分正式工的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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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短时期内国际银行业的经营发展将趋向于去复杂化、去杠杆化和多样化

五大投资银行破产或被收购的反面教材,使国际大银行意识到激进的金融产品和单一结构的金融模式在面对风险时选择余地过小、所受冲击巨大的缺陷,危机后,金融创新的监管更加严密,市场对更简单、透明和规范化的资产证券产品的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并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一方面,次贷危机发生后,高杠杆率所伴随的高风险使其成为国际银行业不得不忍痛抛弃的经营方式,并开始将重心转向传统的零售、企贷及存贷款业务。以欧美为首的国际大银行正在进行业务结构性的改革:减少曾经迅猛发展的表外业务的规模,大规模地减持、压缩信贷投放;出售部分资产、裁员以及业务收缩手段已成为很多大银行剥离非核心资产业务的方式。这些措施以及对银行资本监管的要求提高,共同促成了国际大银行资产规模的减少。另一方面,银行业的经营方式也趋向于多样化。1933年,美国出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旨在建立监管屏障,并利用分类管理的方式对银行进行监管。这种“分类管理”的方式一直延续到2008年。与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倒闭的五大投资银行相比,瑞士银行、汇丰银行等综合型银行则表现出很强的抵御危机的能力。相对于美国各大投资银行而言,欧洲的银行在危机后受到的影响要小,这与欧洲的银行大多为综合型、全能型银行这一实际情况不无关系。

三、证券业务合理化及资产逆周期经营

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监管机构将主要重点放在风险转移和分散上,房贷产品的证券化被无限制地滥用,CDO(担保债券凭证)的多次方产品在市场大行其道,出发点是分散某一银行的风险,但它作为广泛性金融产品反而将风险放大和扩散了。危机发生后,证券化的方式在资本市场中仍然活跃,但在监管作用下其相关信息的披露更加透明化,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债权与债务关系审查变得更加谨慎,整体行业公司的业务结构与风险控制也更趋向于合理化。危机前,几乎所有的银行都采取顺周期的发展模式,即在国际经济发展周期内将信贷范围及规模不断扩大,降低信贷准入门槛,降低贷款利率并积极占领市场。这种发展方式忽视了经济周期变化时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一旦危机发生,银行极难保持经营的稳定性。伴随着危机的进一步扩散,银行以保持现金持有率、减少房贷的方式保护自身利益。最终会导致整体金融市场信心的丧失。危机后,国际大银行逐步放弃高额的短期利益,更倾向于经营具有稳定利益的长期金融业务。

四、金融产品创新将适度推进

金融产品创新是金融业发展的动力,它使资本市场的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形成金融业新的核心竞争力。但是,没有节制的金融创新会带来相当大的金融风险。以美国为例,长期以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是“后置”的,即先出现金融产品,然后才出现相应的监管方式。这种金融监管机制相对于产品创新过快的监管滞后性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的根源之一。鉴于此,金融创新将被各国政府进行有效地监管、规范和节制。金融创新的主体将由专业的投资银行向全能型、综合型的商业银行转变。在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方面也将更加审慎,信用体系更加健全。

五、启示

(一)向综合化经营方式的转变

银行的综合化经营是一种国际发展趋势。我国也应该顺应国际形势,使银行的经营特点由分业向综合化方向发展,提高综合化服务水平,不仅满足人们的金融服务需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消费者权益。综合性、全能型银行得以充分发展,可以保证银行收入来源的多样化,这样也可以规避各种市场风险。

(二)提高银行业资本质量

我国银行业应按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要求,提高核心资本充足率,加强逆周期资本监管,以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同时,提高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减少资产证券化存在一定风险的业务,增强银行抵御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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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政府的包容支持和社会的广泛参与下,互联网金融市场蓬勃发展,总体上呈现三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更多元、更繁荣。互联网金融的参与主体更加多元。阿里、腾讯、百度、京东等优秀的互联网企业均在积极拓展互联网金融业务,有的还申领了银行牌照,创建了纯线上的互联网银行新业态;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也在传统电子银行业务的基础上,锐意创新,推出微信银行、直销银行等创新业务,成为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积极推动者;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旭日初升的新行业,产生了成百上千的科技型初创企业,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肥沃土壤。互联网金融的市场更加繁荣。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理财,迅速延展至互联网支付、互联网理财、P2P、众筹等多种新业态,未来还将更加百花齐放。

更规范、更健康。为鼓励金融创新,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明确监管责任,规范市场秩序,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7月18日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是我国互联网金融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对互联网金融的健康规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指导意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互联网金融,遵循服务好实体经济、服从宏观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的总体目标,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互联网行业管理,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信息披露、风险提示和合格投资者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网络与信息安全,反洗钱和防范金融犯罪,加强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以及监管协调与数据统计监测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更普惠、更融合。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普惠金融,使金融服务以操作简单、体验便捷的方式服务于普罗大众。如全流程在线的网络贷款改造了传统信贷的模式,使消费者和经营者更方便地获取信贷服务。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企业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不断跨界融合,共同拓展电商、支付、P2P、征信等互联网金融新业态,形成了“互联网+金融”的良好格局。

商业银行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

为顺应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时代潮流,国内商业银行纷纷加大资源投入,在强化传统电子银行优势的基础上,多维度、多层次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强化传统电子银行业务。商业银行传统电子银行业务仍然是发展互联网金融的重要抓手,包括大力发展网络银行、手机银行等内容。

国内最早意义上的“互联网金融”其实是商业银行开展的网上银行业务。网银由于其灵活、便捷等特点,受到用户的好评,迅速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是,传统网银更多是作为银行柜面服务和产品销售的线上延伸,服务于商业银行原有客户,不具备获客的功能。因此,各商业银行纷纷对网络银行进行升级改造,从原有封闭形态向开放的生态圈模式转变。一是积极打造应用场景,增强电子银行的获客能力;二是借鉴互联网思维,简化电子银行的操作流程,提高客户满意度;三是开发专门针对性产品,打造多层次产品线。例如,推出专属渠道的理财产品,丰富电子银行产品线。 移动金融也是商业银行发展互联网金融的模式之一。提高金融服务的便捷性,是商业银行积极拓展移动金融的主要目的。在具体做法上,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推出手机银行客户端,将传统网上银行移动化,打造“移动银行”;二是与互联网企业合作,推出定制APP,融合各类娱乐、消费、金融等服务,积极构建一个完整的生态圈;三是与移动运营商合作,推出“NFC-SIM卡”模式的近场移动支付;四是以移动社交平台基础推出微信银行,实现网点查询、转账支付、交易提醒、无卡取现等功能;五是在客户业务办理流程中加入智能元素,如移动营销PAD的使用,为客户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体验。

民生银行将发展手机银行作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战略的重点布局领域之一。民生银行手机银行围绕客户需求和自身业务特点,围绕小微金融的客户需求特点进行创新。为方便客户,民生银行在手机银行中开发了公私账户集中管理、大额汇款、乐收银账户管理、小微贷款、回单验证等特色功能。同时还提供在线打车、交通罚款缴纳、微信微博分享、主题换肤等增值服务,这些功能使民生手机银行的便民服务和交互功能持续增强。截至2014年12月末,民生手机银行客户数超过1300万户,年交易额突破3万亿元,位居同业前列。

搭建开放平台积极获客。从2012年开始,五大行就先后进军电商行业,工商银行“融e购”、建设银行“善融商务”、交通银行“交博汇”、农业银行“e管家”等平台陆续上线。银行热衷于发展电商业务,重点不在于从商品交易中获利,而是在客户的交易过程中嵌入银行服务。在互联网时代,大量客户的购物行为发生在电商平台上,如果商业银行搭建电商平台,便能掌握并充分运用这些交易数据,在此基础上为客户提供综合性的金融服务。在电子商务的生态系统中,电商平台的交易数据体现了客户的真实需求和行为模式,是商业银行未来开发相关金融产品的基础和实现差异化经营的保证。商业银行搭建电商平台,能够较好地整合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掌控客户交易信息,为后续大数据融资等各项业务创新奠定基础。

对于中小商业银行来说,搭建直销银行平台是较为可行的平台发展策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末,已有民生银行、浦发银行、上海银行、北京银行、包商银行等20余家商业银行推出自己的直销银行。在已经上线运营的直销银行中,均将货币基金理财作为主打产品,体现了互联网理财注重简单、安全、便捷的特点。从总体上来看,推出直销银行的商业银行大部分属网点数量有限的中小型商业银行。这类商业银行通过直销银行平台开展金融服务,能够摆脱网点数量不足的限制,扩大服务的地域覆盖范围。

开展互联网融资业务。各商业银行积极探索利用自身互联网平台,为客户提供多层次线上融资服务。一是通过推出网络贷款业务,实现全流程的线上审贷、放款,大大缩短商业银行传统信贷流程,提升客户体验。具有代表性的银行网络贷款产品有浦发银行“网贷通”、建设银行“快贷”等。二是搭建P2P平台。商业银行利用自身较强的信贷风险控制能力和信誉保障,建立P2P平台来撮合投融资双方的交易,增加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具有代表性的有招商银行小企业E家,该平台2013年10月上线以来,聚集的小企业、小微企业客户迅速增长,获客效果突出。

商业银行积极抓住供应链核心企业加强管理、提高效率的需求,通过深入开展在线供应链金融服务,提高融资的便捷性,帮助企业降低财务成本。商业银行发展供应链金融的主要模式包括:一是与第三方合作拓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具有代表性的有中信银行与海尔“日日顺”平台合作,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与“1号店”合作,为其上下游中小企业提供便捷融资和支付服务;二是商业银行自主开发相关产品服务,具有代表性的有招商银行专门面向物流和电商行业推出的在线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

商业银行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优劣势分析

银行业有着数百年的发展历史,在金融领域有着深厚的经营积淀。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种类齐全,产品线广泛,风险控制能力也经历了历史的检验。在发展互联网金融方面,商业银行具有如下优势。

客户基础和服务体系。商业银行同样拥有规模不小的客户资源,多年来积累了一定量的客户数据,并建立了科学、成熟的客户分层服务与经营体系,对客户的金融需求比较了解。商业银行具有较完善的线上线下一体化渠道服务体系。在线下,分布广泛的银行网点在建立客户信任、提高服务体验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是实现将客户从线下引流到线上的最佳载体;在线上,已经构建了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丰富的电子渠道体系,浦发银行已有近90%的交易通过电子渠道完成,在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也称之为O2O)的服务模式方面,具有更为有利的基础条件。

金融专业能力。互联网金融的本质还是金融,金融的专业化能力至关重要。商业银行在资产配置、产品设计、风险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拥有金融全牌照优势,建立了庞大的专业人才队伍,拥有良好的经营传统和稳健文化。这都将有利于商业银行利用互联网的先进工具,进一步提高服务能力。

商业信誉和品牌。经过多年经营积累,商业银行建立了良好的客户口碑和品牌形象,并且始终都致力于打造金融的“百年老店”,重视对客户服务的价值传承,有利于快速建立客户信任和认同。

相对于互联网企业,商业银行在发展互联网金融的过程中,弱项主要体现在对市场变化转身相对较慢。

创新需要兼顾存量业务的稳定运行。互联网企业做金融,业务范围相对单一,没有历史包袱,而商业银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具有包括公司、个人、同业、金融市场等在内的成百上千项业务,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更大,因此在创新决策上更审慎,业务创新实现的速度上相对偏慢。

管理模式影响决策效率。互联网企业的更多采用扁平化的管理模式,强调以市场和用户为中心建立快速响应的机制。商业银行所建立的“总――分――支”分级管理,同级横向部门之间的公文流转机制,在确保执行力、防范经营风险方面具有显著的保障作用,但也导致决策链条相对较长,灵活性相对缺乏。

企业责任不同导致的经营理念差异。商业银行做为经营性企业,需要以实现盈利为目标,但作为支撑国家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还同时具有服务国家经济发展、保障民生、促进金融普惠的社会职责,企业发展需要与股东的经济效益、民众的服务效益、社会的示范效益等因素相结合考量,决定了商业银行要把稳健经营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互联网企业则强调以风险投资、高薪、股权、期权等激励方式,以扩大市场盈利为主要导向。

商业银行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方向思考

商业银行具有特许经营、资本雄厚、客户资源丰富、风控体系完善、物理网点广泛等可利用的传统优势,完全可以在发挥自身优势、规避劣势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创新实现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

第一,注重顶层设计,再造业务流程。商业银行应从自身组织结构的顶层设计开始,对各项业务流程进行再造和重构,建立便捷、快速、高效的互联网金融新形象。一是以业务电子化、网络化为手段重构服务体系,组织架构实现扁平化,加强沟通效率;二是简化业务操作流程,减少用户申请到审批的各项中间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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