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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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 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起源

何谓多元文化主义？由于该词被用得太多、太泛、太滥，直到目前为止，即使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也尚未有一个界定分明、公认的饱满定义。

泛泛来讲，“多元文化主义”可以指任何意指的东西，也可以什么都不指代；情况完全取决于使用该词的人在谈论什么，在什么语境下谈论有关的具体问题。所以，使用该词时，必须说明该词具体指涉什么；要不然，不同的受众对多元文化主义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导致分歧出现。根据侧重点不同，多元文化主义可以细分为保守多元文化主义、自由多元文化主义、多样化多元文化主义等诸多类型。但从具体内容范畴来说，多元文化主义涉及政治理论、种族理论、女性主义、民族主义等诸多学科，它本身就是从社会综合及交融中分解出来的产物。

多元文化主义在二战以后，尤其是在后现代时代作为文化伦理思想，迅速地在不少国家，尤其是在若干英语国家成为文化理念。仿佛多元文化主义是时代的先进文化象征，是一个国家民主、自由、进步的象征和对外张扬其文化发达程度的载体。如今，它给人感觉已经成为时代的先进文化符号，是国家制度优越性的文化的必要表述。

二 多元文化主义是社会演进的竞争化产物

多元文化主义是近二十多年来活跃于西方、教育界、知识界和政治界的一种政治和社会理论。它对传统信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引起两种价值观的激烈交锋和对峙。首先，世俗观念认为，个人潜能的最大化实现是人活在世界上的终极目标；多元文化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人类不应把个人成就看成是人生的最终目标，而应以集体福祉作为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指南，个人的自我实现不应成为衡量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必然标尺。其次，自由社会里，政府的职能只是制定必要的法律和政策，动用世俗资源创造一个机会平等的环境。在行为方面不应对任何个人或团体有所偏倚，多元文化主义对应反驳说，政府的职责在于构建社会的公正和公民的多重平等，当一些社会受众因受歧视和排挤等社会原因而无法享受平等时，政府才进行干涉，让所有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享受起码的平等权利资源。

三 多元文化主义的跨界影响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一旦在一个国家确立，则必然会形成带有浓郁宗主国价值色彩的国家多元文化主义，尤其是有实力的大国会对其包装，不遗余力地连同有形产品和服务共同向海外输出。这样的国家文化主义肯定会包含宗主国所认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伦理原则，如平等主义、自由主义等。相关国家会有意地向海外输出利己的国家文化主义，把它包装成唯一的先进文化价值模式，耐心地在海外培植认同群体和受众。

坦率地说，这样的国家文化主义的输出，势必与其他相关国家的文化传统以及文化、价值伦理体系发生碰撞和摩擦，甚至会产生激烈的冲突。在一些宗教气息浓郁的国度，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固有矛盾的升级。国家文化主义如今呈现出新的输出特点，不再是昔日式的暴戾的姿态和面目，它巧妙地寄宿于文化宗主国的先进产品及服务之中，在其他国家民众使用和享受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潜移默化般地成功嫁接和被心里暗示，这样的文化伦理输出更具有隐蔽性、杀伤力和摧毁力。

四 多元文化遭遇的时代阻击

伦敦爆炸的烟雾尚未散去，历来安定祥和的挪威传出的激烈的爆炸声和枪击声犹如一记响亮而残忍的丑恶耳光抽向了多元文化主义。尽管这样的暴戾的行径尽受谴责和唾弃，但是事件本身传递的声音和信号却强烈和耐人寻味。正如袭击者布雷维克所言，他本人并不痛恨某种的人群，他真正反感的是多元文化主义及其鼓吹者。他必须从肉体上消灭这样的理论鼓吹者以及他们的接班人。实际上布雷维克并不是张扬的光头党式的标签化的激进。对于多元文化的阻击，现如今在许多地方表现为极端化、系统化、国际化。他们阻击起来多元文化没有丝毫的心理压力；相反他们相当从容，感觉他们就是强势价值观的天然的伦理和文化卫道士，在血腥阻击多元文化中有巨大的成就感。

我们相信，在反击和阻击多元文化方面，各种势力会自然纠合在一起来共同发力。世界范围内各种力量正在积极组合把压制和阻击多元文化主义当作多年前当年般的神圣事业来进行。

五 结束语

多元文化主义自诞生以来，在世界各地似乎越来越有市场，一直影响着相关国家的文化，甚至外交政策；但过度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也会是把可怕的双刃剑；作为成熟的文化产品，它也会被宗主国输出到海外各地，影响和改变着各个地区固有的文化政策，使它们朝着利己的方向发展。作为任何一个国家，都要能够以成熟的心态对待这样的文化伦理输入，而不是受制于它，甚至听任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来恣意的制造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的完整。

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多元文化主义。我们坚信未来的世界是一种理性、包容、和谐的多元文化世界。也许这个过程对于大家来说尚处于初级阶段，更有可能出现负面反复，见证和遭遇血腥阻击，这都不应该成为人类走回头路的理由和借口。遗憾的是，多元文化还不是建立在人类真正共性的基础上，而是依旧纠缠在政治利益的层面上，表现在普遍的趋利欲望中。

参考文献

[1]〔英〕沃特森.叶兴译多元文化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

[2]王辑实.文明与国际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3]王学风.典型的美国人.多言文化背景下的新探索《江淮论坛，2007（1）

[4]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C].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

[5]李慎之.二十一世纪的忧思.北京：读书，1996（5）

篇2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古代文明博大精深，封建文化源远流长，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位置，传统的手工业和农业经济，中央高度集权体制，使我国几千年来形成了一元化儒家文化的格局，制约着我国近现代化发展进程。近代战争、、和改革开放，打破了我国一元文化的格局，欧洲、美国、苏联等欧美文化以及日韩文化涌入中国，开启了中国多元文化发展的新局面。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格局的形成，多元文化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中国和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初步形成，一方面显示了多元文化的生命力和时代潮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一元文化的局限性。家庭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基础和关键，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基础，如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多元文化发展和世界全人教育思潮，实现家庭教育由传统向现代化的真正转变，已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日益关注的重要课题。因此基于中国一元文化的历史和世界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格局，在多元文化的视野下，探讨家庭全人教育，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就多元文化文献而言，国内有许多论文或著作探讨与多元文化相关的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理论、民族教育、多元文化课程研究、学校教育以及民族文化传承等问题。例如《美国多元化文化教育五十年：回顾与前瞻》一文偏重于美国多元文化教育五十年发展与展望，倡导种族平等和社会公平，重点探讨多元文化教育问题。还有王侠的《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解释》（2005），刘智力《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研究》（2005），龙藜《中美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的比较分析》（2006），陈艳宇《多元文化教育的历史发展与价值取向（2006）》，陈月、明丹《多元文化教育视野下的校本课程研究》（2004）等。葛丽芳在《人品教育与多元文化》一书中将多元文化引入人品教育，总结公办和民办小学人品教育的成功经验。《多元文化背景下家庭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问题》一文试图从家庭教育中探寻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问题。齐阿娜尔《多元文化教育视野下少数民族地区课程改革的现状研究》研究多元文化教育下的少数民族教育。《浅谈中国和美国、加拿大家庭教育的对比》一文间接探讨多元文化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家庭教育，透视了中西文化和家庭教育的差异。但是在多元文化视野下专门研究家庭教育的论文很少，而这方面的研究在台湾和韩国较多。《德州市家庭幼儿多元文化教育的实证研究》一文就家长对幼儿多元文化教育的态度以及家长的幼儿多元文化教育知识与技能进行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家长对儿童未来的生活环境有正确的认识，有84%（124人）的家长极同意或同意幼儿应接受多元文化教育，利用地方文化、传统节日以及英语教育等进行多元文化教育，建议父母应端正态度、丰富知识、提高技能。2005年11月，由台湾嘉义大学家庭教育研究所承办的第八届（2005）两岸家庭教育学术研讨会重点研讨了家庭教育与多元文化，2005年第八届两岸家庭教育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家庭、族群与多元文化：挑战与机会》一文站在时代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将多元文化与家庭教育问题结合起来，在多元文化下探讨家庭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面对挑战，审视现状，寻找机遇与出路。这些研究要么基于多元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研究和学校教育研究，要么基于直接或间接进行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家庭教育探索，缺乏多元文化视野下家庭教育与世界全人教育思潮结合的时代特色。在多元文化家庭教育实践方面，台湾推行新移民多元文化家庭教育和多元文化家庭教育课程，韩国推行向多元文化家庭提供教育方案与咨询、教育支援、医疗支援，这些教育实践虽然具有现代家庭教育的多元文化教育特征，但仍缺乏知识经济时代家庭教育与全人教育的统一，家庭教育与多元文化教育的统一，这对于现代家庭教育发展来说无疑是一大缺感。而且无论在网络搜索，还是在研究文献中，都无法找到这一方面的综合研究，致使多元文化视野下家庭全人教育的探索处于空白研究领域。因此顺应世界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潮流，借鉴多元文化理论以及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在多元文化的视野下探讨家庭全人教育，科学构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是本文研究价值所在，也是本文的问题研究所在。

二、探讨多元文化理论和家庭全人教育的关系

1.多元文化理论

多元文化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卡兰在1915年提出，是所谓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1924年哲学家霍勒斯・卡伦所首创文化多元主义思想，导致多元文化主义直接兴起。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出现黑人民权运动――“黑色旋风”，致使多元文化主义表现出反对民族歧视、要求平等和民权，要求重新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尊重民族独立性和民族感情，实现社会多样化和一体化等基本理念。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和科学化、信息化的发展，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多元文化主义在政治、教育、文艺等方面得到发展和应用，表现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多元文化主义教育、多元文化主义文学等。多元文化主义体现为多元文化的文化观、历史观、教育理念和公共政策，其核心为文化的多样性和良性互动。当前比较流行的多元文化概念，即多元文化是指在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化，信息流通越来发达的情况下，文化的更新转型也日益加快，各种文化的发展均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新的文化也将层出不穷。此概念蕴含着复杂社会结构和背景下文化具有多样性、丰富性、发展性和平等性的特征以及多元化文化服务于全球化发展。由此可见，多元文化的概念不断演变，并成为人们分析和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新视角和新的方法论。

多元文化理论作为在世界全球化浪潮的重要理论，是国际文化交流和合作频繁发展的必然需要。它包含了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多元文化理论和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等丰富内容。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包含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理念以及受其影响的多元文化的文化观、历史观、教育理念和公共政策。多元文化理论包含多元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动力、多元文化与全球化、多元文化冲突与融合以及多元文化发展（即文化合作与交流）等。世界全球化、科技化和信息化是多元文化的动力和源泉，文化的民族性与多样性、平等与发展是多元文化的基本特征。

多元文化教育理论适应了世界全球化和全人教育思潮的发展，是多元文化理论和多元文化主义在教育方面的理论运用。它的理论内容包含以下几点：（1）权力分配不公导致文化差异；（2）文化差异是力量和价值之源；（3）教师和学生应接受和欣赏文化的多样性；（4）社会歧视和偏见成为弱势群体学生学习成绩低的主要原因；（5）教师、家长、社会共同支持和创设多元文化教育环境；（6）学校教会弱势群体学生获得取得社会地位平等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它的核心是文化多元化和教育平等，是人类社会文化的尊重民主和共同发展。它的实践理论包括多元文化整合类型理论和文化/组织类型理论。作为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班克斯将多元文化教育定义为一种变革性教育运动，把种族、民族、阶级、性别的观点带入各学科，以多样化视角进行教学。他的多元文化整合类型理论提出四种多元文化课程改革方法，即贡献法、添加法、转化法和社会行动法，它们将文化构成内容、民族英雄、民族节日加到节日活动中；将有关概念、观点、课题及内容加进课程中；改变课程结构和目标，使学生从不同文化、民族、种族及群体的角度，观察各种社会事务和问题；使学生通过课程学习掌握社会活动技能，影响所处的社区。斯里特总结了五种多元文化教育的实施方法：人类关系法、对特殊和不同文化背景学生的不同教学法、单一群体的学习法、多元文化教育（文化民主）法和多元文化及社会重构法，并认为后两种是最为理想和有效的方法。以上这些理论为探讨全人教育思潮下的家庭教育提供了新视野和方法论。

2.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与家庭全人教育的关系

全人教育思潮作为西方现代社会一整套教育思想，是一场全球性的全人教育改革运动。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它注重在联结、整体性和存在三个基本概念和原则的基础上，强调人的整体发展、个体的多样性以及经验和个体之间的合作，不仅要实现个体在智力和职业能力方面的发展，而且要实现个体在生理、道德、伦理、社会、精神、创造性等各方面共同发展，重视教育过程中经验、选择和合作。全人教育的核心思想在于转变教育培养目标，倡导教育要培养完整的人，教育使人在身体、知识、技能、道德、智力、精神、灵魂、创造性等方面都得到发展，使人成为一个真正有作为、具有尊严和价值的人。全人教育思潮是以促进人的整体发展为主要目的的世界性教育思潮，是对20世纪末全球化经济体系和全球文化发展的反映，是一种对制度化教育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反思，并试图通过人本化教育手段解决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问题。

全人教育理论是全人教育思潮的新发展和具体化，是适应中国社会转型和教育转型的现代教育理念，是对当今中国制度危机、社会危机和教育危机的反思，是将欧美现代教育理论、全人教育思潮与中国文化和教育理论的高度综合，也是东西方社会文化融合和发展的多元化教育理论。此理论将个人本位教育和社会本位教育结合起来，以人性、人本和社会本位为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科学发展为目标，遵循民主科学、合作实用、快乐自由以及人的社会化发展等基本原则，通过情商、智商、理商、德商、财商、社会商和习惯培养的全人教育模式，强调人的早期教育、全面教育和全面发展，使人成为人格健全、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的完整人。

家庭全人教育是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在家庭教育方面的具体运用，涵盖了全人教育理论和全人教育模式以及家庭教育现代化，是受全人教育思潮影响的全人教育在家庭教育方面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综合。它是基于全人教育思潮和全人教育理论视野下的现代家庭教育，是将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的精髓、全人教育模式和家庭教育的有机融合。家庭全人教育既体现了世界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世界全人教育的发展，又继承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精髓，实现了家庭教育现代化和全人教育家庭化的有机结合。同时，家庭全人教育也是对传统功利教育、灌输教育、片面教育的反思，也是对中国家庭教育危机的思考，还为社会转型时期儒家文化圈的家庭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促进我国家庭教育积极适应世界全人教育改革运动发展的潮流，推进我国家庭教育现代化发展。

3.多元文化理论和家庭全人教育的关系

多元文化理论和世界全人教育运动都适应了世界全球化和多元化发展的需要。多元文化理论是跨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适应了世界多元化的各种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需要，也为现代教育提供新的研究视野，特别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方面。世界全人教育运动顺应世界多元化的发展需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提高提供了途径，不仅为学校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觉，而且也为现代家庭教育提供了新的视野。因此，家庭教育就成为多元文化教育和世界全人教育的结合点，家庭全人教育成为多元文化视野下的现代家庭教育新模式。

家庭全人教育作为现代家庭教育的重要模式，不仅是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而且也是全人教育运动的重要形式。家庭全人教育作为多元文化教育和现代家庭教育的重要模式，既将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和全人教育思潮与理论运用到家庭教育理论中去，又将多元文化教育实践理论和全人教育模式运用到家庭教育实践中去，实现了多元文化理论、全人教育理论和家庭教育理论的融合，推动多元文化教育、全人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共同发展，加快了我国家庭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家庭全人教育重视儿童情商、智商、理商、德商、社会商等方面的全面教育和全面发展，重视儿童的多元社会文化教育，增长儿童的多元社会文化知识，提高儿童的多元文化的情感与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既为21世纪我国家庭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又顺应了世界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总趋势。

三、探讨多元文化理论在家庭全人教育中的运用

多元文化理论在家庭全人教育中的理论运用，不仅具有重要的家庭教育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家庭教育实践价值。多元文化理论主要包括多元文化理论、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和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等。多元文化理论为家庭全人教育提供了多元文化的科学认知，为实施家庭全人教育提供了文化冲突与融合、合作与交流等社会文化互动的理论借鉴，通过家庭多元文化教育促进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文化发展，促进多元文化彰显其民族性与多样性、平等与发展的基本特征。多元文化教育理论适应了全球多元化和全人教育思潮的发展，通过家庭全人教育，使儿童获得多元文化教育的知识和技能以及科学态度、文化情感，提高儿童的多元文化社会适应能力，使儿童获得民族平等和文化平等的民主意识以及反对种族歧视与民族偏见的文化意识。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为家庭全人教育提供了多元文化的基本理念以及文化观念、历史观念、政治观念和教育理念，同时要求家庭教育遵循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理念和教育理念，促进儿童从幼儿教育开始获得多元文化主义的民族教育和文化教育、品格教育，促进儿童社会化发展。综合三个多元文化理论在家庭全人教育方面的理论价值，可以发现：多元文化理论不仅对家庭全人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多元文化下的家庭全人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多元文化实践价值方面，詹姆斯・班克斯提出的四种多元文化课程改革方法，对于家庭全人教育的社会商、德商、理商、情商和智商等方面具有方法论价值和教育实践价值。例如台湾的新移民多元文化家庭教育和多元文化家庭教育课程，就具有全人教育视野下多元文化家庭教育的实践意义。斯里特提出了五种多元文化教育的实施方法。家庭全人教育通过使用这五种方法，使儿童获得处理社会事务、社会问题的能力和社会活动技能，加速儿童社会适应和社会化发展。例如韩国的多元文化家庭教育方案与咨询、援助、支持等，都具有重要的教育实践意义。综合多元文化教育多方面的实践价值，以上四种多元文化课程改革方法和五种多元文化教育方法，不仅对于家庭全人教育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而且具有多元文化家庭教育的实践价值。

四、构建多元文化下的现代家庭全人教育模式

1.科学认知多元文化理论和全人教育思想与理论，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和理论支持。多元文化理论以及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为构建现代家庭教育提供先进的教育理论，同时还要学习其它先进教育理论如民主教育、科学教育、合作教育、快乐教育、实用教育、早期教育以及全面发展等，借鉴家庭全人教育，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提供丰富的教育理论。这些科学的教育理论成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理论指导，并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和理论支持。

2.建立家校合作教育组织和制度规范，实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有机整合，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提供组织框架和制度保证。建立家校合作教育组织和制度规范，是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合作教育的重要条件。家校合作教育组织如家长委员会、家长协会、家长教师联合会、学校理事会、校务委员会以及儿童协会、母亲协会等。这些合作教育组织的建立以及合作教育的制度规范，实现现代家校合作教育，一方面有助于保护家长和儿童接受教育的权益，规范家长教育行为，加强家长培训，提高家长教育素质，提高家长对家庭教育和合作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有助于规范学校和教师的教育行为，传播先进教育理念，有助于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监督，保护学校和教师的合法权益，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构建提供组织保证和制度规范。

3.在教育内容方面，现代家庭教育不仅包含儿童全人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而且包含家长素质教育。现代家庭教育不仅重视儿童的多元文化教育、民族教育、历史教育、品格教育等，而且重视儿童情商、智商、理商、德商、财商、社会商以及习惯培养等方面的全人教育，更重要的是重视儿童接受全面教育、得到全面发展以及家长教育素质的提高，强化家长在教育观念、教育方式等方面的素质教育和社会教育，提高家长教育技能和教育素养。现代家庭教育克服传统功利教育、灌输教育、片面智力教育的缺陷，促进家庭教育民主化、科学化和合作化。

篇3

21世纪，人类社会更加趋向于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态势，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积极推行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主张，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中的音乐来学习和理解，使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成为国际音乐教育的主流。在此背景下，中西音乐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是否有可能，这将关系到中西方音乐价值观念的冲突与融合。反观历史，西方音乐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已经有了很深的根基，从学校到社会、从社会再到文化，我们无时不是在“欧洲中心主义”的旋涡中不能自拔。中西音乐文化之间到底是“差距”还是“差异”，这个问题不时在文化界、音乐教育界引起争论和思考。

一、多元文化语境的内涵

多元文化主义理论是相对于“单线进化论”思想而提出的一种新的视角。“单线进化论”在音乐界泛化而来一种文化霸权思想，即欧洲音乐中心主义，其作为西方文明的标志性成果――欧洲音乐却一直被人们视为人类音乐文化进化的唯一参照标准。伴随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扩张，这种“欧洲音乐中心主义”文化霸权思想笼罩着整个世界。在面对陌生音乐所发出的那种“晦涩、难听”的声音时，也许会很难接受或者自觉不自觉的用“本己”文化的标准来衡量“他”文化中的“简单”与“复杂”，进而得出“落后”与“先进”的论断。

英国肯特大学著名人类学高级讲师C.W. 沃特森先生将多元文化主义从四个层次和维度来理解，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首先是一种文化观。多元文化主义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比其他文化更为优秀，也不存在一种超然的标准可以证明这样一种正当性：可以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其他文化。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是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其次，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历史观。多元文化主义关注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强调历史经验的多元性。多元文化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是多民族的不同经历相互渗透的结果。再次，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教育理念。多元文化主义认为传统教育的对非主流文化的排斥必须得到修正，学校必须帮助学生消除对其他文化的误解和歧视以及对文化冲突的恐惧，学会了解、尊重和欣赏其他文化。最后，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公共政策。这种政策认为所有人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上机会平等，禁止任何以种族、民族或民族文化起源、肤色、宗教和其他因素为理由的歧视。

二、“差距论”与“差异论”

“差距论”代表的是一种“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它“是一种认为人类历史将由低级到高级，由蒙昧到文明，沿一直线无限进步和无限进化的哲学思想。”“社会进化论”是将人类社会发展归结为同一性的思想，实际上是欧洲种族中心论的另一幅画像。这种理论思想“不单纯是一种学术观点，而本质上是企图以欧洲文化来取代世界文化多样化的战略。‘社会进化论’不以空间上的文化差异为概念，而是以时间上的先进或落后为标准；不以心灵、感情和观念上的不同来理解和认识人类自己，而是以经济、政权和武力来改变不属于欧洲的一切；不以伦理、道德为准则来尊重每一个个体文化的独特性，而是以眼前和暂时的经济发展快慢，或者更是以欧美资本经济发展为模式来划分民族的优劣，结果是以‘帮助’、‘扶贫’的慈善面孔来剥夺他人的生存权利、毁坏他人的社会运作、中断他人的文化延伸。”“差距论”作为“社会进化论”的重要特征主要体现为三个特征：时间的直线性、人类的同一性、希罗多德定则（又称“欧洲文化中心论”，是现今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种观念）。

“差异论”是后现代观念的产物，是相对于“差距论”所提出的一种新观点。“差异论”的提出有以下几个价值参照点：对时间直线性的否定；对文化多样性的肯定；“宇宙中心主义”代替“欧洲中心论”。结构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也并非朝着单一的方向演进，尤其表现在艺术、文化等领域。科学技术作为知识的积累，确有‘进步’的现象，但在文化领域，并不存在所谓的‘进步’。那里都是差异的关系，而不是‘先进’和‘落后’的关系。中国的科技有所不及于西方，但中国文化则绝不‘落后’于西方。”当代社会人文思想的转折意味着“由人类看‘他异’――对于自然万物尊严的价值肯定；由个人看‘他异’――对他人的价值肯定”。因此，中西音乐文化是同步发展的，没有古今、先后之分，二者之间存在的是差异，而非差距。

三、中西音乐文化之比较

依据上述观点，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差距论”更多的是让位于“差异论”，因此，让我们来比较分析中西音乐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以便能更好的体现中西音乐文化同时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如何进行交流与对话。

首先，从音乐的类型谈起。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汉民族文化中，音乐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1）“官方”巩固其中心地位的政治性礼仪的“雅乐”；（2）出于民间、融于民俗、流传于广大民众之间的所谓“俗乐”，受汉民族各地人民的语音语调、性格气质和风土人情的影响，表现出鲜活灵动的特征；（3）中国特有的“文人音乐”，以古琴音乐为典型代表，讲究“中正平和”，追求“静远淡虚”的境界，其精神内涵表现出高度个人化的意识倾向。

反观西方音乐，自中世纪以来，“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是同时共存的两种音乐，其中教堂音乐占绝对优势。自17世纪开始，“教堂音乐”、“宫廷音乐”和“剧院音乐”呈现为三足鼎立的态势，迎合了西方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的变化，也满足了宗教礼仪和精神娱乐等不同侧面的文化需要。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近代“音乐会体制”的形成，使音乐成为具有自足意义的艺术种类开始独立出来，艺术家对世界和人生的体验与意念得到了人本主义的体现。由此，音乐的分类规定完全依照自身的组合、编制和体裁类型（交响乐、歌剧、室内乐、艺术歌曲等等）更加细化，音乐的“自律”地位最终完成。20世纪中叶，工业化、都市化、市场化和商业化进程的加剧，使音乐体系的分类又一次发生变化：“流行音乐”异军突起，但鱼龙混杂；“民间音乐”的有限资源不断丧失；“艺术音乐”则面临严重的内部和外部危机。

其次，音乐创作的特点。概括的讲，中国音乐是以线条为主，西方音乐更讲究和声；中国音乐注重气息，西方音乐更讲究节奏；中国音乐创作注重感觉，西方音乐创作更讲究理性；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最大不同在于音色与演奏法。

最后，音乐的语言特点。恩格斯说过，你只有将本族语言同其他的语言进行比较，你才能真正懂得自己的语言。近年来，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通过语言学的方法开始注意到在各种文化的音乐中，在不同的程度上他们之间所体现的差异与其语言结构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们有着各自的音乐语法结构。与西方音乐相比，中国音乐就有着自己独特的语音、语法、句法等结构。

有关中西音乐的语言结构，可以从表层与深层方面来进行比较与分析：（1）表层结构，西方音乐的语音是“乐音”，中国音乐的语音是包含“含有声调或噪音的乐音”；（2）深层结构，无论是从音乐语言的语法结构、音乐语言的操作方式、音乐语言的感知方式等哪种角度来看，中西音乐文化之间突出的差异性可以概括为：开放性（中）――封闭性（西）。比如中国汉语的语法结构“偏重心理，略于形式”，西方的音乐语法结构“形式严谨”；在音乐语言的操作方面，中国传统音乐注重“口头的”，西方注重“书面的”；在音乐语言的感知方面，中国音乐是“感性的”，西方是“理性的”。

四、结语

21世纪是一个反思的世纪，人类在历经了后现代思潮的洗礼以后，逐渐从西方单一的工具理性视野开始走向多元与开放。音乐人类学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为中西音乐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种多元与开放的语境下，中西音乐文化之间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而其本身所固有的差异性更需要我们去重视和强调。最后，我想还是用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一句话来结束对本文的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往哪里去？”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去认识和理解作为世界音乐花苑中的两朵鲜花――中西音乐文化，它们只是拥有了不同的颜色、外观、香味……而不具有好与坏的区分。因为世界是多元的，文化也是多元的。在多元的音乐世界中，我们应该认清自己的文化和身份，我们不滞后，也不先进。

[参考文献]

[1] [英]C.W.沃特森．多元文化主义[M]．叶兴英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2] 河清．破解进步论――为中国文化正名[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3] 洛秦．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M]．罗艺峰导读．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

[4] 河清．现代，太现代了，中国！[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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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3）05-0083-04

美国梦一词由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1931年出版的《美国史诗》一书中首次提出。他写道：“让我们所有阶层的公民过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生活的美国梦，这是我们迄今为止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关于究竟何为美国梦，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较为主流的观点是把美国梦界定为公民的个人愿望，即每个公民只要通过自己的智慧、勤劳的双手、勇气和决心就能够在美国过上更好、更优越的生活。自从1776年美国独立以后，世世代代的美国人都深信不疑并努力践行着美国梦。同时，美国梦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来到美国创造自己的价值、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美国梦究竟何以提出、何以成为可能、以何种力量吸引人们对美国这一国家的高度认同呢？本文尝试对美国梦的建构逻辑进行探寻，并提出其对中国梦的若干启示。

一、民主制度是美国梦之根基

简单地说，民主是一种人民自治的制度。科恩曾对民主进行过简单的界定。他认为，“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1]。亚里士多德在区别了几种不同的民主形式之后提出，“我们可以以此作为准则：不容许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是寡头的，容许所有的公民共享的制度是民主的”[1]6。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对美国民主制度运行也有过简明扼要的理解，即“民有、民治、民享”。这种认识不仅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价值向度，更体现了人们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政治共识。但是，我们仅把美国的民主单纯理解为美国的一种政治制度还是远远不够的。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源在于公民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任和认同。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美国民主制度的产生和有效运行实际上是建立在美国公民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合法性认同基础之上的，公众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观是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来源，是民主制度的社会支撑”[2]。所以，人们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认同成为美国政治认同的核心驱动力。

在对美国发展优势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从各自视角出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比较有影响的几种论述有“熔炉论”、“美国例外论”、“边疆开放论”等，无不从一个整体社会的视角来研究美国发展的动力和优势。但是，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和公民的国家认同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政府的发展模式和政府的执行能力。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说的，“我在这里讲的是遵循人民的真正意愿的政府，而不是仅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政府……因为它可以假借大多数人的意志形成的道义力量，坚定地、迅速地和顽固地去实现独夫的意志”[3]。正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及其政府发展模式，才使得美国能够做到顺应民意并有效执行民意，才使得每个公民手中的权利得以充分实现，才提高了这种政治文化下美国政府的公信力，提高了人们对美国的国家认同，这也是美国梦的根基。

二、自由主义是美国梦之灵魂

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在西方政治思想中一直占据着主流的地位。自由主义首要关怀的是个人自由的维护问题。然而，自由是一个本身就容易引发争议的概念。在19世纪的时候就有学者统计过，关于自由的定义有200个以上。自由与政府形式无关，而与民主和平等紧密相连。自由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确定。一是在民主的国家，它的宪法必须保证所有的公民可以自由地从事某些行动，并能够保证宪法可以保护这种自由。二是如杜威所说的“实际的和具体的机会与行动自由依赖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平等化，在平等的条件下，每个人才有事实上的，而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自由”[4]。三是哈耶克提出的“主观的自由”及满足主观自由的“实质能力”，指“一个人的行为受他自己深思熟虑的意志、理性或持续的信念所指引，而非基于一时的冲动或环境的影响，并且个人有满足这些意志、理性和信念的能力”[5]。

美国著名学者路易斯·哈茨曾认为，美国具有天然的自由主义传统，这种自由主义传统曾深深地扎根于欧洲移民的美国梦之中。刘亚洲在其《美国真正可怕之处在哪儿？》文章中指出：“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一个没有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共同民族的国家，却是通过国家的意识形态，即“一整套的自由主义政治原则，特别是体现在独立宣言和宪法中的自由和平等原则来界定”[6]。正是这“一整套的自由主义原则”才使得来自诸多国家的移民自觉自愿地接受“美国化”，并热切地认同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他的《论四大自由》中将自由分为四个基本的部分，首当其冲的自由就是每个公民具有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不强求意见一致，不否定言论的合理性，不限制公民个人对正当权利的表达。罗斯福希望这些自由能够存在于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这种具有普适性的自由主义价值原则不但表达了每个公民对世界和平、自由和幸福生活的殷切向往，也在人们心中达成了对自由主义的共识和对美国的认同，从而成为美国梦之灵魂。

三、机会平等是美国梦之关键

同民主和自由相关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平等。如果说自由是实现民主的条件，那么平等就是民主合理性的关键。如果不允许或者不承认公民享有基本的平等，所有人平等参与管理和平等地追求自由的精神便荡然无存，民主也就荡然无存。自由主义政治学说中包含着深层次的平等的观点，认为所有的合法政权都来源于个人的同意或认同，而这些人不仅天生是自由的，而且更是平等的。由此说来，平等也就成为了美国国家认同的关键所在。

平等概念的理论根基在于“天赋人权说”，即认为人类生而自由平等。不同时期对于人类平等的主张也有所不同。古希腊罗马时期所主张的平等是人的“内在理性”上的平等，也就是人在有理性和知善恶上的平等。西方早期的平等观念局限于道德和宗教上的平等。到了近代，西方的平等观念从道德和宗教领域转移到了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约翰·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中对平等做过这样的界定，他认为“人类原来处于一种自由放任的状态”，“这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所有的权力和控制权都是相互的，每个人享有的权利是均等的，不存在谁凌驾于谁之上的现象，同种族和地位相同的人生来就享有相同的权利，能够享有自然赐予的一切优势，能够运用相同的身体能力条件，自然而然，人们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和支配关系”[7]。洛克的政治权利平等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他所论述的平等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也就是说，虽然每个人都有平等参与的权利，而在事实上却没有平等的实质权利；同时，洛克的平等观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乌托邦性质。

很多学者在“对什么平等”的问题上也展开过激烈的论战，比如“福利平等说”、“资源平等说”、“未发挥的天资或素质平等说”等，而事实上这些观点往往是站不住脚的。真正的平等应是哈耶克和诺齐克所一致主张的法律上的平等。所谓法律上的平等指的是，“没有谁的渴望和企图心会被任何法律的障碍所阻，每一个人可以凭他个人的能力为任何社会地位自由竞争。因此，法律上的平等维护个人的独特性，并保障个人发展的机会”[5]60。哈耶克主张的法律上的平等实质上就是在法律所保护的自由竞争中的机会平等。哈耶克认为，除了法律上的机会平等之外，其他一切的平等诉求都是迷妄。

美国能够得到人们的热爱和认同，最关键就在于美国能够保障每一个人在自由竞争中的平等机会。在美国，机会平等意味着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勤奋、智慧和正当手段来提升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就职演说之前就说到，能够使这个联邦政府长期存在下去的最“伟大的原则”就是承诺“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机会”。2009年1月22日，美国第四十四任总统也是美国200多年来的第一任黑人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宣誓就职。奥巴马能够成功成为美国总统不但是美国践行机会平等的真实写照，更是成就了一个无以复加的美国梦。

四、文化包容是美国梦之支柱

美国是一个“大熔炉”。“合众为一”是美国的箴言。从1607年第一批欧洲殖民者踏上美洲大陆以来，在40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由100多个民族组成的混合体。从1820年到1924年间，约有3400万欧洲人来到美国。1920年，美国的人口总数首次超过一亿。从1965年到2000年间，又约有2300万移民来到美国。据2002年美国人口普查报告统计，美国人口已经达到2.81亿，成为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第三大人口大国。据美国最新人口调查结果统计，到2012年初，美国人口总数达到3.13亿左右；平均每46秒钟就将增加一名移民。由于剧增的移民人数和庞大的人口数量，美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同种族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升温，本土主义、分离主义以及黑人民族主义此起彼伏，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刷新。在这种环境下，支撑美国主流文化的WASP（英文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缩写，译为“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理论逐渐被美国的多元文化所取代，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了解释美国种族差异性的密匙。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成为美国学者研究的重大课题，而对其含义的界定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们从不同角度对多元文化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那么，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究竟主张什么，并如何融合各民族各人群的差异性而形成一个统一的美国文化呢？一个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包括7个方面：多元化、人种多元化、种族多元化、性别要求多元化、阶级多元化、教育多元化和语言多元化。虽然现在很多美国学者对多元文化主义忧心忡忡，但是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是每个国家都要面临的问题。内森·格莱泽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就是要求多元文化被包括在美国文化之内，多元的文化也正是美国的文化。

文化是有生命结构的，是一个不断发展、延续和再生的过程。如果必须用一个确定的概念来说明美国文化的话，那就是美国梦。从第一批欧洲移民迁往美国开始，他们的美国梦就已经存在了，那就是摆脱宗教的束缚、政治的压迫和经济的困窘，真正地实现政治民主、人身自由、机会平等和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所以，正是人们怀着这种梦想、追求和希望才造就了多元的美国文化。同时，也正是这种多元的文化和文化的兼容才使得生活在美国土壤上的各个国家的移民产生了对美国文化的强烈热爱和认同。

五、美国梦的建构逻辑对中国梦的启示

党的十后，在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集中阐述了中国梦的深刻内涵。他说道：“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8]。自此，我国掀起了中国梦的研究热潮，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梦这一概念作了界定。无论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都是表达一种理想、一种追求和一种奋斗目标，也可以说是一种国家认同的建构方式。中国梦需要中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建构。但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不论对于中国人民、美国人民还是世界人民，都是他们共同的梦想。因此，美国梦的建构逻辑对于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尊重个人价值，实现个人发展是美国梦的重要内容，也是美国长久保持旺盛活力的重要原因。中国梦既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一个人的梦。离开了人民，中国梦就会成为一个虚妄的东西。因此，要实现中国梦，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

其次，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民主制度是美国梦的制度支撑，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制度保证。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激发广大民众参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积极性，中国梦的实现才能拥有坚实的依托。因此，要大力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让广大人民自觉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与这个国家息息相关、荣辱与共。若能这样，中国梦就能深深融入每个人民的个体之中，实现国家梦与个人梦的统一。这等于给中国梦的运转安上了永动机，使其不断散发出活力。

最后，要积极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美国梦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人的信仰，与国家营造的社会环境是密切相关的。美国机会平等、文化包容的社会环境，是美国梦放射出迷人光彩的重要源代码。中国梦的实现要立基于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不公、正义流失会消解人民对这个国家的原初性认同，进而产生拒斥心理和不满态度。只有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才能夯实中国梦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 [美]科恩.论民主[M].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0，6.

[2] 谢岳.公共舆论：美国民主的社会基础[J].江苏社会科学，2002，（4）：123-129.

[3]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国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52.

[4] 韩震.美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演变[J].国外理论动态， 2003，（7）：19-22.

[5] 何信全.哈耶克自由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3，60.

篇5

会计文化的提法由来已久，但对其概念较为普遍接受一般是在现时期文化繁荣背景下，与会计活动及理论相关的各组织和人员，结合其实际工作开展及境况，而对会计行为与影响、反射等方面所做出的或抽象、或具体、程度不一的感性阐述与认知。在这些情况下，对会计文化的各种研究与阐述，虽不乏精到之论，但也不免会有概念模糊或歧义的现象。

（一）会计文化的涵义 会计文化作为特定行业的一个文化概念，其表述应当和其他各种亚文化概念的表述类似，即是由基础的文化涵义衍伸至会计领域的特定表述，其内涵可从“文化”的本质涵义到“会计文化”的特定涵义逐步挖掘。首先，“文化”就其字义看，分别是，“文”指事物错综所形成的纹理或形象；“化”指：性质或形态改变；词尾，放在名称或形容词后，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其次，“文化”就其词义看，分别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这些“文化”的本质涵义延伸到会计领域的“会计文化”概念上面，可以利用的释义基础是“文化”两字的字义综合，即“文”（事物纹理或形象）之“化”（成某种性质或状态）的过程，以及“文化”的第1种词义的核心内容，即“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对“文化”这些本质概念认知的基础上，以会计领域为拓展对象，许多学者都对会计文化的涵义进行了大致相仿的设定。笔者认可郑艳（2012）的表述：会计文化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分支，其在本质上属于文化的范畴，它是人们在会计行业活动实践中积累而来的一种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体系或财富的总和，其表现的载体就是会计活动，同时它也是会计工作的一种管理手段。会计文化的组成要素分为三部分：会计物质文化、会计制度文化和会计精神文化，它们共同组成一个“金字塔”：会计物质文化是基础，会计制度文化是中介，会计精神文化是核心。会计文化这三个基础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了一个多元化、多角度的会计文化体系，为会计组织的和谐、健康的发展发挥各种功能和作用。但这个表述的不足是将会计文化的载体局限于仅会计活动，功能和作用对象局限于仅会计组织，而不是其承载和发挥的范围可以扩充至非会计领域。不过这不影响该概念对会计文化所作的一般性认定，笔者主要就会计文化载体及作用范围的扩展性予以阐述。此外，还有研究者对会计文化的概念作了另一种更为形象、具体的表述（陆盘忠，2011），即会计文化指人类从会计动机出发，以会计人员、会计活动为主要对象，以会计行为为主要作用方式，经济信息作传递媒介，会计报表作载体，以算盘、电脑等为工具，在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联系着人类与自然、人类与社会、人类与企业、人与人之间经营管理活动的各种经济关系，同时带动着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并促进自身发展的特殊文化现象，并也认为会计文化由会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部分组成。

（二）会计文化主体、客体的涵义与研究现状 作为一项运动的、发展性事物，论及会计文化，就必然涉及到会计文化在引领过程中作用与反作用、实施与接受、影响与被影响等关系的角色之分，及至会计文化的主体的辨认及客体对象的反射。关于会计文化的主体、客体的涵义或概念，现有各相关研究中涉及的较少。既使有谈到主体、客体概念的，看上去也是多以“会计”或“会计行为”作为其指向，与“会计文化”主体、客体的内涵要求有着本质不同。如：对于“会计”，其主体是会计核算和监督的范围，客体是会计核算和监督内容。对于“会计行为”，其主体是会计人员，客体是会计管理的受控体，是能用价值量表示的经济活动；或者，会计行为的主体是会计行为的实施者，客体是主体活动的对象化之物（李容华、刘国华，2006）。对于“会计文化”的主体、客体的概念，早期有个比较笼统的说法（丁志田，1995），即会计文化的主体是会计，会计文化的客体是包括学科、历史、技术、行为、环境、法制、职业、物质、精神等在内的各种具体文化，并由此认为，涉及会计环境及其时空观念的一切事物都可纳入会计文化范畴。这种笼统以至大而全的说法（如“会计文化的主体是会计”）使人的感觉反而不太清晰、明朗。最近，随着会计文化研究在国内作为一个专门研究方向的兴起，劳秦汉在其《会计文化学概论》中专门做了论述，即“会计文化主体涵义是主体的会计人和会计人的主体性”；“会计文化的客体性结构是会计物质文化形态、会计制度文化形态、会计精神文化形态”。基于此，笔者抱着追本溯源的理念，从主体、客体的原本词义切入，同时适当结合劳秦汉的论点做概念推进。原本词义上，主体是：哲学上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法律上指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国家；客体是：哲学上指主体以外的客观事物，是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对象；法律上指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包括物品、行为等。延伸到会计文化上，其主体、客体的概念可以在上述哲学、法律两个层面涵义的基础上，结合前述“会计文化”内涵进行界定。即：会计文化主体是会计文化活动的实施者、接受者（包括物质性反作用者和精神性反射者），其对象为人，包括个体和群体组织。会计文化客体是会计文化活动所指向的物化及内容存在，具体表现在物质、制度、精神三方面。

综观目前国内关于会计文化方面的研究，一般都是从会计文化的内容与特征、构建目标与原则、意义或必要性等方面进行把握，并且基本都是站在主体立场所进行的主导式阐述，无论从会计文化及会计文化主、客体的定义，还是从一系列研究会计文化宗旨与建设等的文章，都反映出其主体基本定位在会计群体。再观察最近的一些研究，《论会计文化》（陆盘忠，2011）、《论会计文化建设》（郑艳，2012）分别概览地或全貌地阐述了会计文化的基本理念或整体框架内容；《中国会计文化呈现六大基本特征》（曹磊明，2012）通过阐述中国会计文化的先进性、人本性、诚信性、规范性、群体性、服务性等特征说明会计文化的内涵表现；《时代呼唤会计文化建设》（佚名，2012）、《试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会计文化建设》（康龙，2011）以建设性思想阐述了会计文化的本质属性、构建目标与原则等。所有这些关于会计文化的阐述从其定位看，基本上都是以一种顺视的目光，并以会计群体这个单一性主体立场来观察与辨析，忽视了以逆视的目光，从会计文化引领对象（即会计文化的接受性主体）的多元化存在及所带来的客体对会计文化建设在行为、方式、内容等方面多层次需求来考察与论证。

二、会计文化主体多元化及其基础

（一）会计文化主体的多元化 从会计文化概念及其主体、客体的内涵，以及从会计文化的具体内容，即广义的会计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狭义的制度、措施、规则、科研、教育、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与分析观察，会计文化的主体应是多元的，大致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从会计文化行为或影响的角度观察，分为会计文化的实施者（如权力发出者）与接受者（如义务承担者）。这两者一般处在彼此对立的位置，但有时也是行为对立但实体同一的，即会计文化的实施者在某些特定的会计文化活动中有时还是该活动的受影响者、被制约者，比较典型的情况如企事业单位的财务部门，它们一方面要制定并本单位或部门财务制度，同时还要遵守与执行这些财务制度。其次，从会计文化主体对象的人的群属性看，其包括个体和群体组织，体现在任何类型或内容、形式的会计文化，其实施者、接受者都是以个体化的人或群体化的组织出现。比如，参加全国会计资格考试（这也是一种会计文化活动），每一个应试者就其自身目标与投入内容看，一般是以个体身份出现，而该考试的组织者无疑是群体组织。再次，从会计文化主体的实务性看，一类是会计群体和会计人，另一类是与会计文化一定程度相关的非会计群体及非会计人员。其中，第一类“会计群体和会计人”无疑是会计文化主体的核心部分，包括会计实务、政策制定、会计科研、会计教育、会计鉴证等纯会计群体与人员；另一类“一定程度相关的非会计群体及非会计人员”，主要包括与会计行业建设、会计信息使用、会计教育开展等相关的、能对会计行业发展与会计文化建设有所促进的其他多阶层人员，就其规模体量与实务操作参与程度看，它们属于会计文化主体的非核心部分，或说边缘层、介入层，但它们存在着与会计文化的相互影响。

（二）会计文化主体多元化的存在基础 会计群体作为会计文化的核心主体地位以及所带来的在其客体诉求上的主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同时关于会计文化及建设对于会计群体这个核心主体的能动，以及两者间相互作用与影响的表现等方面，目前的会计文化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理论相对成熟。笔者主要关注“一定程度相关的非会计群体及非会计人员”，它们在会计文化背景下，被会计文化影响乃至对会计文化产生反作用或反射的客观存在，而这个存在源于当前理论与现实基础。

（1）社会主流意识与会计核心价值的集中反映。当前我国社会主流意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报告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作了“二十四”字精辟凝练，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使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主体的充分性得到了确认，同时就前期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方法论的研究上，光明日报在《2011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综述中指出，核心价值观应符合群众语言和思维习惯，要在尊重差异和包容多样的基础上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针对当前社会实际推陈出新，注重代表性和人民群众认同度；同时中央党校韩庆祥对之评点认为，今后任务要由理论诉求转化成实践诉求，由主导要求转化为主体需求，由只注重主流先进性向也注重支流广泛性转化。所以，当前我国社会主流意识的本质是面向最广泛人群，各群体在多元化多层次社会背景下，处于不同的经济体及其活动中，由此带来有关经济信任性的不同反映与诉求，而经济信任性可通过“会计的核心价值是维持人类社会的相互信任”（刘峰、葛家澍，2012）这个本质功能来映证。故因会计的价值与效用涉及人类社会方方面面，并因社会信任基点在于财产与利益，从而使会计效用对象根本上即是因财产与利益而起的形形的不同经济体，这种由经济群体多元性所带来的也将是与之关联的会计文化主体的多元化。

（2）会计职能及会计行为的综合体现。会计职能既包括传统的反映和监督，也包括现代的管理和控制。作为路径，会计文化一般首先从会计职能发挥即实务会计的施展中考虑构建，同时还应从会计行为的受影响面即会计行为效用对象来认识并反促会计文化的建设与完善。当前环境下会计行为狭义是指传统型会计实务，广义还含有与内容建设、规划指引等相关的方面，包括会计规范建设、会计教育开展等，并且这些方面还存在具体设定，如：会计实践方面有针对各行业的细分，以及财务管理、内部控制、注册会计师业务等；会计规范建设方面有政策、准则、制度等的建立及实施；会计教育方面有各专业学历教育及职业教育。所有这些会计行为的施行决定了会计文化建设中各层次引领对象及各方位主体的存在，他们中既有从业者，也有准从业者和非从业者，甚至有的非从会计业者，如组织会计政策制定、的公职人员，他们也许并不从事专业度较高的具体会计工作，但其履职成果及质量与会计工作的顺利开展息息相关。

（3）会计普适型教育与职业延展的现状。除从业的会计群体及会计人外，广义的会计行为对象还包括受会计专业教育的学生，这个群体中有相当部分将会走上会计及相关岗位，但还有相当部分学生将会错位就业，跨入与原本所学会计专业无关的其它职业。因此虽然当前有会计专业热门、趋众报考的形势，但鉴于当前就业难现状以及经济多元化、知识复合化需求的背景，这些一毕业就“转型”的群体，其会计学历教育实质就是其人生规划中的过渡石。而另一方面，从教育性质看，这种非从业型会计教育正是一种大众化的、针对社会职业多元化需求的普适型教育，笔者将此群体理解为“会计意识者”，其总体上属于“一定程度相关的非会计群体及非会计人员”范畴。他们无论是在学前、学中还是学后，都已经或将要经受会计文化熏陶，即在学前报考阶段，他们非自觉地耳濡目染受到由会计文化指引所带来的对会计的感知，尽管可能不太成熟；在学中阶段，他们无疑正在经受会计专业及文化浸染；在学后阶段，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可能不再与会计相关，但前期会计文化积淀将可能使其后续不期接触到的新的会计文化的效用更显成效，因为从社会发展看，很多工作的内涵已经发生质变，同样的工作会因知识和技术的复合变成全新模样，加入会计应用元素及会计文化素养的职业拓展，将可能发挥更大创造力，创造更大社会价值。因此，从会计普适型教育与职业延展性看，这方面也从特定主体的内在动因对会计文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三、客体对会计文化建设的多维需求

会计文化客体实质上是一种意识牵引物质、物质蕴涵意识的运动，而这种运动是通过特定会计与文化环境中“人”的行为实现的，因此，在研究会计文化客体需求时，不应只将目光放在客体“物”的范畴，而是兼顾考虑“人”的因素，即所针对的主体。会计文化主体（对象为“人”）的多元化，及由此带来的不同表现面（如“实施与接受”、“影响与反射”、“会计教育、会计科研、会计文艺、会计实践与技术”）、侧重面（如“核心群体与非核心群体”、“重要事务与一般事务”）等，使得与之相关联的会计文化客体（即作为载体、运行与展现等内容的“物”之展现）对会计文化建设存在着不同层面的、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需求。而从其客体性结构看，可以从物质形态、制度形态、精神形态三方面按各种具体的需求进行有差别地、对象“充分”地阐述，并构成会计文化建设的实质性内容。笔者仅从主体层次差别化角度，考察有代表性的三种类群主体所反映出的客体对会计文化建设所呈现出的多样性要求，以对会计文化建设在创新视角方面有所发现。

（一）会计从业群体及人员 会计从业群体及人员既是会计行为的主体实施者，又是对称地受会计文化引领的对象，这个群体对会计文化建设的需求与促动，应当从会计业务开展、会计规范建立、会计教育策划等内涵考虑，同时因该群体实务性强、专业度高而要求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有一定深广度。如面向这个层次群体的会计行为及由此产生的会计文化的实施，其传播的载体、传承的资源不能仅限于传统的会计技术、手段、教育方式，也不能满足于当前一般的会计信息化环境及无纸化办公要求，而是应向更高层次的实务手段及宣传方向发展，甚至于普及会计网络信息传递与网络会计文化传播或浸染。而对会计实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不要做假账”的警示即是在市场关系及寻租空间中产生的一种自觉的职业文化要求，但该要求不应仅停留在自觉的精神层面或口号化，而应继续针对特定业务领域，在物质措施与制度规范上渗透文化理念的制衡与把握；对注册会计师，应在注重鉴证专业性基础上，以群体素养为需求，在会计文化方面注入和谐发展、理性提高、公正大局的社会元素；对会计规范建设者，除须在举措上体现科学发展观及大众化仁政理念外，还应加强会计文化与其他相关领域文化的交融，重视各种制度与文化的积攒影响与复合发挥。

（二）会计信息使用人员 会计信息使用人员是对会计行为成果有目的的使用者，包括投资人、管理层、税政部门、审计机构等。关于投资人与管理层，企业与税政部门，基于他们所处位置的相关与对立，其对特定会计信息的使用会因对会计文化的理解与需求不同而存在差异，如在确定财务报告目标是以历史成本考核还是以公允价值衡量或两者兼顾上，即受不同立场价值观、历史观乃至关怀度等的影响，而各因素影响力度又受来自不同领域会计文化的支配，且这些因素还将反促各相关领域会计文化的发展；同时，基于当前“财务报告在从服务于信任到服务于决策有用目标的转换背后，反映了社会创富模式的转变”（刘峰、葛家澍，2012）的事实，这些不同界面、层次的会计文化还有着随社会发展变迁而形态纷呈的内在需求。关于审计机构对会计文化的认知与需求，既有反映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内外审区别，又有会计专业性和鉴证性区分，还有将会计文化与自身审计文化根据主体任务嫁接的目标。

（三）会计意识者 会计意识者可大致划分为，一是普适型会计教育背景下的相关非从业人员，按阶段性又分为潜在的会计教育前群体（A类）和受教育后错位就业的群体（B类）；二是虽未受专门的会计教育，但因自身事业发展有着对会计了解及对会计文化体察需求的群体（C类）。所有这些群体虽然归为会计意识者层次，但其面貌与内涵对会计环境的影响及塑造有着特殊意义，针对他们的会计文化建设其实是一项介入性工作。关于A类，他们一般是进入专业学习前的报考学生，在他们报考与学习会计知识前，会计文化的引领就起到航向灯的作用，因此针对他们的会计文化无论内容与形式上都要能够深入浅出，增强观感体会，以最大成效地达成学员与专业的双向认可。关于B类，尽管他们已经错位就业，但前期的会计教育素养及文化积淀，会使他们在所从事职业上产生社会价值的叠加，在这个基础上，结合新时势、新环境，有策划地继续对他们施以相关会计新文化的引导与沟通，其结果不仅是个人视野得到开阔，甚至其所从职行业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后果可能会以外部力量反向推动会计革新与完善及会计文化发展与传播。关于C类，他们一般是现代经济浪潮下具有开放理念与提升意识的企业主和中基层经理人，他们在盈利动机支配下的经营管理，使其对经济现象内在规律的认知与把握根本上离不开会计知识的辅助和具备会计文化内涵的管理促动，因此针对他们的会计文化建设，其内容不仅应当深入具体，还应当具象感知，并增强应时应景性的边际交流指引。

四、结论

会计文化不仅反映了全体会计人群体的意识形态与努力方向，是其会计职业道德诉求和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价值取向，同时还能带动全社会相关群体、组织和人员的和谐共进。重视会计文化建设中多元化主体的确认及其客体多层次需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一，把会计文化建设由通常单一式主体拉动，转向兼顾主体多元化下的客体多方位、多层次推动，由通常习惯的主导式“我要做什么”变成主客观交流式“我想要你做什么”，使得会计文化按需定制、有的放矢，并避免会计文化建设中由单纯主体的主导而可能导致的盲目与空泛；其二，根据实际将会计文化范围尽可能覆盖至有需求的各群体，而不仅局限于会计从业群体，并尽可能地丰富会计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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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跨地视野中的“华语电影”命名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台港学者充满智慧地提出“华语电影”的概念,以语言的中立性来规避原有国语片、港片和大陆片等不同命名所蕴含的地理划分和政治歧视导致的交流障碍问题以来[1]197,这一概念逐渐演化为对所有中文电影的指称,并为媒体、学者和业界所普遍接受,各种以“华语电影”命名的电影节、学术研讨会、电影评论集、导演访谈、以及专着和文章呈升温趋势。尽管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华语电影只能指海外华文电影,而的电影则应称为“中文电影”[2]注释2,但以语言为基准来界定及海外拍摄的中文电影,则成为一种共识。关于华语电影概念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其内涵方面,有从广义上将华语电影理解为“一种以语言形态(中文)为基础的文化现象,它包括所有以中文为语言形态的电影,以及那些表现中国文化和主题的电影”[3],也有将其狭义化为中华文化现象和符号,更有学者将其理解为华人生活题材[4]。但是不管如何争论,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概念、方法和视野”[5],华语电影确实有着比“中国电影”更为有效的整合性,不仅能够有效地超越地理疆域和意识形态,而且更为有效地透析华语各区域电影之间相互影响、渗透、合作和竞争的跨地、跨文化的实践形态;既能够超越民族电影、国家电影的关注重心,有效地对华语电影进行整体上的文化传统的研究,确立华语电影在全球化时代多元语种文化中的主体性,还能够提供一个思考华语电影现代性和传统性的多元视角;具有重写史学、产业发展和文化战略等多重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其命名及其实践,正体现全球化时代文化跨地实践过程中文化主体性确立的新的可能性。

    (2)跨学科视野下的华语电影文化批评。华语电影的意义是在国际学术的文化研究范式中得以凸显,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野给予跨地华语电影的地域性、语言性、文化身份、性别政治、后殖民等问题以特别的观照,华语电影研究还能够自觉“承袭华语传统的文化批评”[6]10,重视电影审美性的跨艺术渊源以及影响,从而在跨学科、跨艺术门类的研究中,挖掘华语电影多层面的文化内涵及其意义。郑树森主编的《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就立足于跨学科的整体文化视角,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代华语电影中的认同困惑、族群意识、文化寻根、移民生态、对传统和历史的追寻等进行立体的透视,试图挖掘电影影像背后深蕴的民族心理文化背景;同时,对当代华语电影与中国传统戏曲等艺术形式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并对有影响的一些电影进行了深入的个案分析和文本解读,由于该书集大陆、港台和海外华裔知名学者如戴锦华、周蕾、廖炳惠、邱静美等以及美国理论家詹明信和毕克伟的智慧所成,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此外,像张英进、李欧梵等多位海外学者对华语电影中的城市、女性、同性恋主题的文化研究,显示跨学科视野下华语电影研究的活力。鲁晓鹏对华语电影的国语和方言的研究,更为集中地呈现出“华语”这一概念的复杂张力,揭示国语与方言中存在的权力与秩序、强权与反抗、遮蔽与显现、国家与地域、中心与边缘、先进与落后等空间、时间、秩序、身份的复杂性、暧昧性和对抗性问题,从而使华语电影“语言”的文化意义得以显示。[7]这些研究,都显示出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对于华语电影的意义。

    (3)跨文化对话与生产中华语电影文化主体性问题。如果说受到文化研究范式影响的文化批评是从北美和港台向大陆辐射和影响的话,那么,由于中国加入WTO所面临的电影行业的挑战、跨地合拍华语大片的生产和流通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则使中国大陆本土学者更关注华语电影的文化主体性,并随着国家文化战略的实施而成为今后电影研究界的一股新的趋势。以民族文化为根性、坚持华语电影的跨区合作、坚持民族文化作为华语电影的主体性、反思华语大片的文化消解等方面,正是这一趋势的几个重要特征。正如黄式宪所指出,中国电影已经通过大片博弈克服了入世以来的生存焦虑,进入关键的第二个阶段,其目标在于努力提升电影文化的软实力,尽快向现代化大电影产业升级,不断实践民族文化的主体创新并努力拓展在国际空间的传播实力。[8]在其他文章中,他进一步剖析了华语电影大片所存在的民族文化主体性遭遇消解的问题,指出电影产业与文化内驱力的互动对于华语电影的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认为惟有弘扬了民族文化主体性及其东方美学品味的华语大片,才真正具有世界性和现代性。[9]在2010年举行的“两岸四地电影产业发展论坛”中,与会代表就文化自觉性、华语电影的跨区合作、以及华语电影的民族文化根性问题展开了充分的研讨,并对“中华文化仍然是华语电影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达成基本共识。[10]但是,以古装大片为主体的华语大片,却存在违背传统文化历史和精神的“文化斜视”的问题[11],早在张艺谋的《英雄》横空出世的时候,人们就对其中所蕴含的以专制为英雄的思想提出警惕,而大量类型单一、追求奇观、文化形态混杂的大片同样导致民族主体形象的负面影响。如何既辩证地看待这种跨地合作的华语电影的历史虚化、文化混杂的意义,又同时能够在全球化的电影流通语境中传播民族文化主体形象和精神,就成为电影业界、学者的共同责任。

    (4)跨地产业合作与中国经验的表述问题。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当今两岸四地电影文化产业的现状是文化同根,经济文化差异大。台湾电影人对中华传统和现代文化的诠释比较深刻,但缺乏资金和成熟的市场运作经验。香港电影有成熟市场运作的经验,但市场本身太小。香港电影的文化受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影响比较大,从王家卫电影在西方社会得到的认可可了解到香港的后现代文化与西方当代文化的关联。国产片如不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而只是利用肤浅的中国元素必将被国际文化市场所淘汰。两岸四地只有取长补短,共同协作,才能使华语电影走向兴盛。”[12]事实上,从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电影已经开展多次合作,尤其是在取消对香港合作拍片的限额之后,香港电影的生存已经基本地依靠了大陆市场;台湾近年来电影业受到好莱坞和香港电影的双重冲击,本土电影产业陷入消沉;而大陆由于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的需要,泛中华文化认同的诉求,以及产业集群发展的设想都需要密切两岸四地的电影合作。[13]但是,在合作拍片过程中,不同的华语地域存在不同的“中国经验”,虽然它们都植根于中华文化传统和上海电影传统,但由于1949年后的分化,各地形成了不同的电影传统和文化经验[14],如何在合拍片中协调种种不同的传统,在包容尊重各地差异性的同时,又能够建立一种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就成为华语合拍时代面临的最主要问题。这些既是关系民族情感的问题,也是产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前提,更关系跨文化对话中的主体性的确立,华语电影审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和民族心理的多维决定,由斯可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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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特定的族群有着强烈的自我文化认同感，这是由于他们的这种文化特质决定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文化使得他们并未被主体民族和相关行政体系所彻底同化。世界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民族关系委员会所采纳的一个比较可行的族群定义是：“倘若某一个群体的文化从社会政治角度被本群体视为不同于任何一个其他群体，那这样的群体就可以称之为一个族群”[6]。这个定义强调族群的界定不只是依赖于政治层面，涉及到独立的领土和复杂的关系。尽管一个群体可以从单纯的文化意义上被视为一个族群，但他们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族群。博厄斯(FranzBoas)认为独立的族群需要具有自身的独立。因此，一些民族通过民族独立的手段以期实现对本民族文化的回归，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当这种独立的愿望与这个群体祖先居住的领土相相吻合时，独立的倾向就变得更为强烈。对于一些移民群体而言，由于移民群体生存空间相对分散，或者由于跨种族婚姻，宗教意识形态的变化，或者由于其他一些社会交融方式而丧失了自身群体的文化特质，即使这样，他们依然选择原有的文化体系。因此，一些移民群体也会认为文化杂化（hybridization）是不太可能的。倘若这些移民群体被主体民族社会所歧视，他们对自身原有文化体系的认同感将越发强烈。于是，就会产生是依附于原有文化还是依附移民国家主流文化方面的思想冲突，进而有可能导致产生分裂的渴望。歧视可能是导致民族分裂的最关键因素。亚文化群体自身倘若共享着文化特质，与主流文化迥异，也可能导致这部分人群从原有的族群中分离出去形成一个新的群体。比如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都可以促成亚文化群体的形成。原有的同一意识形态也可能由于歧视而分裂。印度的锡克人（Sikh）就是个很好的例子[7]，然而一些其他的族群可能需要更好地用动态的视角进行分析。以上是对土著民族如何在日后逐渐演化成国家分裂势力的原因分析。这些原因包括移民、地域边缘化、文化杂化、亚文化的再分流等。在近 25 年来构成国家分裂的这些因素相对活跃。一些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新部落’。这种现象是由于原有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系和社会控制力的削弱而形成的[8]。一些其他学者认为是由于不同人群的交往日益密切而产生不可调和的不同价值观而导致的冲突，是文明冲突的前奏[9]。自 20 世界 70 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媒体影响及日益增加的移民被视为民族政治化的催化剂。然而民族性与民族内涵是有区别的。格雷泽（Glazer）是最早质疑民族性是导致冲突这一观点的。他认为近代世界是个多民族社会，阶级矛盾弱化和利益最大化才是导致冲突的根源。民族性经常和一些意识形态交织，从而导致分裂主义。

事实上，民族性是群体之间划分的界限，维系着群体的意识形态。在研究民族性的时候，应采取政治学家们的做法，即把民族性与历史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这样才能理解一些群体的反抗意识与独立倾向[10]。关于民族的内涵，也就是巴斯（Barth）所说的包含民族分界的文化内涵应该让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去关注，不过人类学家需要避免心理学中的简单化倾向，而草率地对待这些社会文化。文化的概念是由“价值观、态度、信仰、取向，以及一些普遍存在于社会的潜在因素[11]等来界定，民族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现象。然而，很多人类学家都曲解了这一文化概念的本意。他们认为对文化进行同化，消除族群的多样性，向少数族群灌输主体民族的文化体系等就是加速社会融合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是不切实际的[12]。研究民族文化内涵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首先，这是诠释民族与民族社会分层的最佳途径。以往很多研究都论证了不同的族群被特定的社会所限制的现象。族群在主体社会政治结构体系中分层，他们被限制在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里[13]。另外，如果民族文化差异较大，即谷卢珂曼（Gluckman）称之的文化鸿沟，不同族群间的矛盾冲突也就会越大。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由不同族群所组成的社会，各个族群的文化体系本互不相容，却又被主体民族以社会、经济与政治等方式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这样的社会产生民族冲突性的可能性会很大。然而，如果对潜在文化决定因素进行分析，那么或许就可以发现防止正面冲突发生的原因。事实上，从文化角度去分析族群间的冲突与和平、正义与邪恶、惩罚与奖赏是可以提供非常实用的分析视角的。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不同族群之间冲突的程度。尽管这样做需要一种精神层面的构架，但社会文化研究视角能更为全面地把握相关族群的价值观念、态度及信仰的脉动，可以观察到行为方式方面所存在的细微的、也很显现的并与价值观念、态度及信仰相联系的诱因，以避免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矛盾与冲突[14]；其次，研究民族的文化内涵可以揭示民族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族群并不仅仅是博厄斯所说的一种文化集合体，这是由于族群脱离不了其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一些族群就是没有国家的民族体，所以一些土著民族喜欢称自己为‘第一民族’。民族和民族主义是比较难以辨析的，这么说也许容易混淆视听：在政治学家们的圈子里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民族主义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是现代化的现象。那么这些声称自己是‘第一民族’的人群是如何嵌入到文化价值体系中来的呢？人类学从三个方面概括了民族主义所表现的三个特征：第一，政治性增强了族群意识[15]；第二，国家作为一个政治体是历史的产物，更多的人口、资源都聚集在国家这个政治体制内；第三，民族主义是基于本民族对政治的合法化，是建立在文化同质性体制下的[16]。事实上，近代形成的很多民族国家大多都属于多族群国家而文化的主流却被主体民族所掌控，因此就导致了族群间的冲突。关于国家的讨论情况更为复杂，所谓的共性与民主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一种理念。民主是基于个人对政治权利使用的自由性与独立性[17]。公民国家与民族国家相对照，公民国家基于公民的性。很多现代民族国家采纳了公民国家制度，从而弱化民族国家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

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和事实的行为准则上是有很大区别的。为了弱化民族国家主义，美国甚至宣称并不存在所谓的美国文化[18]。全球化带来的移民浪潮加速了族群向多样性发展的趋势，也使得当代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新的移民群体都是移民，但是他们可以和原有的民族文化与原有的族群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拉开了他们与主体民族文化之间的距离。外在的文化特质比如语言、宗教、家庭、教育、饮食、娱乐、艺术表现形式甚至疾病治疗手段都被其他一些族群所强化，甚至被主体民族视为异端文化。因此，为了强调他们不同的文化背景，公民国家更能体现出不同的文化期待，因此出现了政治认同，而正是这样才促使人们去努力保护自身语言的权利，保护自己文化的权利[19]。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个政治哲学理念形成于矛盾的政策体系之中，同时这一理念有助于形成新的有效政策。多元文化主义的应用可以避免对文化及对文化动力的误解，也可以避免由于对民族文化内涵的曲解而引发的冲突。多元文化主义教育或许是近 25 年来最好的教育业绩之一[20]。如果人类学家也介入到对民族文化内涵的研究则能够更好地促进多元文化主义教育的发展。然而，在这方面现在做的还不够，效果也不明显[21]。有人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对民族国家的一种威胁，多元文化主义可能会导致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坍塌。事实上，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早已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持这种观点的人还认为用多元文化主义去激发落后的‘部落’文明就相当于瓦解了现代文明[22]。人类学家能够证明的是在历史上部落间所引发的冲突远远低于国家之间的冲突，尤其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因此，人类社会可以接纳民族国家的削弱，也可以接受小规模的半独立的族群融合而形成的超国家联盟或者几个部落联盟[23]。这将有助于把民族与国家区别开来，把政治权力下放给一些族群，这样就可以避免帝国主义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南斯拉夫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南斯拉夫超民族国家统治，不仅没有减缓民族之间的冲突，反而使民族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分裂。因此，只有对民族文化真正了解了之后才有助于政治冲突的解决。研究民族文化内涵对人类学本身的知识体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族群没有国家，那么对其文化特性的研究就只能从文化本身演变的过程着手，文化演变会经历沉淀、稳定、趋变及消亡这些程。从这个角度入手就可以弄清楚政治作用的来龙去脉。换句话说，就是在文化序列中研究其准文化特性，人类学视域下的文化定义才更为严谨。现代社会文化人类学是基于对文化科学研究基础之上的一门学科，人类文化是自我适应的一种机制，很多现实文化正是这一机制偶然作用的结果，这便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我们现有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我们从文化角度去研究人类行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研究的文化通常是观察人类的行为而获得的，以及对基于这一方法研究后所获得的对行为者本身和多层次文化比较之后所获得的心理感受。研究民族文化内涵能够使得人类学这门学科的研究目的更加明确，研究方法更为有效。这样我们就可以从缺乏自信的泥潭中解放出来，也可以从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民族虚无主义烟雾中走出来，重新调整学科的理论建设，建立民族学研究之新体系。

作者：赛诺尼•隆 单位：美国东密歇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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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自信的概念论述

“文化自信”主要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的充分肯定以及对滋生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民族和政党要发自内心的尊敬、珍惜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信念等，除此以外，还应该对先进文化充满信心，敢于追求未来文化。从本质意义上来讲，所谓文化自信其实就是一种自觉的心理认同和正确的文化心态。这主要表现在不同文化的比较中，一个国家、民族和政党如果能够正确地看待自身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对自身文化的发展充满信心，并在发展自身文化的时候，能够辩证地对待外来文化。而对个体来说，文化自信则主要是个人对自身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肯定，是人的一种深度发展，是人在文化上充实自身的一种表现。

对此，我们可以将文化自信的概念做如下总结：文化自信主要是文化主体对身处其中的客体文化通过对文化的认知、反思、批判以及比较的方式，来形成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肯定的过程。其主要表现为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肯定以及在对外来文化的选择中，对自身文化的一种高度的认可。

二、文化自信的当代价值

（一）有利于增强我国的民族文化软实力

现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文化软实力作为促进民族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出来。针对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软实力》一文，在文中，约瑟夫・奈提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国家的硬实力，如国家的资源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而另一部分则为国家的软实力。相对于硬实力来说，由于软实力更具有张力和动力力量，所以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软实力对其发展更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在约瑟夫・奈的另外一本著作《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文中，约瑟夫・奈对软实力又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并将其界定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生活方式等，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和国家要通过软实力中所特有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来影响本国人民对某些行为准则以及价值观念的认同感。

由于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其主要凝聚着整个民族和国家对世界和生命的认知感受与现实感受，是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的积淀，同时也承载着一个民族和国家自我认同的价值取向。但是，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来说，文化软实力则主要表现为一种精神上的向心力，其不仅有利于帮助一个民族和国家形成凝聚力，还能够帮助一个民族和国家民族性格的养成，最终实现民族和国家的团结，增强民族自信心。

综上所述，文化自信主要指的是一个民族、国家以及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其对自身文化的生命力具有坚定的信念。所以对于民族、国家以及政党来说，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的几种体现。而对于文化个体来说，文化自信实质上就是一种价值自信，其主要体现的是文化主体对本国或本民族核心价值的一种认同，其作为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念，对促进本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能够正确应对异质文化的冲击，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我国的历史逐渐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样难免会与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思想文化之间产生冲突。而现阶段，随着多元化文化的发展，一些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也逐渐渗透到我国的文化中来，并对我国的文化和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在信息快速发展的今天，外来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越来越严重，其不仅影响着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和国民的价值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思想上的多元化，最终导致文化自信的严重缺失。此外，我们还应该重点关注的是，由于受世界多元化思想的影响，当代西方文化思潮与社会文化思潮之间是相互交错的，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状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对于文化而言，其本质就是人们精神追求以及创造的产物，文化自信的核心和根本则是通过人的主体精神及本质力量的自信构成的。所以，面对世界异质文化的冲击，我国要想维护自己的文化，掌握文化上的发言权，最重要的还是要正确处理自身文化与世界多远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对待异质文化的时候，应该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自我审视，同时还应该怀着积极的姿态学习异质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既不能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也不能盲目地吸收和崇拜，而应该在坚持我国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积极的吸收和学习异质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并能够在不同文化交流和冲击中，将异质文化与自身文化之间进行比较，反思自身文化中不好的地方，并逐渐地掌握文化交流的主动权。而文化自信则能够正确地应对异质文化的冲击，并在维护本国文化安全的同时，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从而丰富我国的文化样式。

总之，要想实现文化自信，我们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进行优化：

第一，我们应该认识到现有文化资源中一些源远流长的部分，并采用恰当的方式来激活我国自身优秀文化基因，修复我国文化的根基。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儒学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要想实现文化自信，我们就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儒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现阶段，儒学思想以及我国的文化价值观已经在世界文化向多元化文化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l展我国文化的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对儒学思想的传播，是我国实现文化自信的主要途径，并使其在中国和世界上散发出其生命力来，从而使其成为改造世界文化图景的一种理论原则。

第二，我们还应该积极学习和探索新文化，实现中西方文明的理性对话，加强我国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力。从对于不同文化关系处理原则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我们获得了发展自身文化的启示，即，在多元化文化发展的今天，要想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渐的形成文化自信，我们应该以“世界公民”为眼界，努力实现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平等对话。此外，还应该积极推广和分享我们自身的文化价值观，使我国的传统文化能够为人类的文明作出贡献，从而实现我们的文化自信。

（三）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道德经》第四十三章中提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使一个民族的内部得以扩张的是文化，一个民族要想得到长远的发展和内在的扩张，最重要的就是要注重不同文化的渗透与交融。我国拥有五千年灿烂文化，而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是否也借鉴了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思想，从而促进我国的腾飞和发展是提高我国人民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所在。现在的中国已经开始重塑国家形象，并重视提高我国人民的综合素质，并以此来提高我国建立和管理国际的声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我国的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

自党的十以来，在多个场合中对文化自信做出了强调，主要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就是要坚持文化自信。”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及文化自信。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要想促进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就必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于我国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所以我国文化对世界具有较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此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还对治国理政具有启发性的作用，同时也能够为我国的道德行为建设提供有益的启发。我国现阶段所使用的一些治国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改进而演化出来的，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不断开拓前进才能够做好今天的事业。所以，没有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弘扬，就不能实现我们的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更是无稽之谈。

党的十指出，要想全年建成小康社会，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应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不断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发挥文化教育人民、服务社会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而在我国，文化自信则成为衡量我国小康社会人民素质以及精神文化的重要因素，θ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改革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还应该利用文化自信的自觉认知、批判以及反思等机制，来显示文化主体性的社会实践过程，从而逐渐形成我国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

此外，中国梦这个话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各界最为关注的热点， 中国梦的提出，与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提高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对中国梦的认识也不能仅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考察，而是要上升到精神与文化的层面上。因为一个国家要想提高其自身的经济实力，最重要的是要在精神领域方面有所提高，我们所指的中国梦也就可以理解为中国的复兴梦，而民族的复兴必须以文化的复兴为前提，并在这个意义上，培养高度的文化自信是现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保障。

总结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国内和国外各种思潮的碰撞时期，所以我们要在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文化的同时，还要抵制错误思潮的误导。此外，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等取得较好成绩的今天，我们更应该确立起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观念，从而唤起全民族对优秀文化的自信，使我国的文化自信发挥出其积极的价值。时至今日，我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我们应该要探索和思考我们的文化自信问题，表达我们的文化身份，只有不断地实现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真正地实现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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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概念

多元文化主要是指世界文化的多端性和多元性，这种多端性和多元性是基于世界文化的大范围来说的。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文化都有其不同的背景，背景的不同，使得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也会产生一定的不同。文化的产生是人类文明数千年来的积淀，本身就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各个民族和不同地区的文化更是具有各不相同的价值。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产生，与20世纪中叶多元文化分不开，从那个时候起全球的社会形态开始从单元形态转变为多元社会形态。多元文化思潮的兴起最开始是为了对单元民族国家境内不同民族间的误解和冲突进行解决，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各地人民在接触和交流上机会越来越多，联系越来越密切，世界开始走向多元化。

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实现途径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是当前时代洪流中的产物，在受社会、经济等大环境影响的同时，还会反作用于大环境。我国新课程标准也指出，必须要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对民族音乐强调的同时，对学生的视野加以开阔，使学生树立平等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多元文化价值观对我国的音乐教育实践也具有深刻的影响，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如何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融入小学音乐教学中则是当前的重中之重。从各种教学实践来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

1.在音乐教育中树立多元文化教育理念

我国音乐教育近百年来一直缺乏对音乐文化认知的训练，同时缺乏在文化交流中对跨文化意识能力的培养。后，我国音乐界也随之改头换面，除了对西方音乐的理论体系和阐释模式系统地接受外，还将这些内容整合为我国音乐教育的主要内容，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重新解释和改造，使国人在西方音乐的精神和模式等音乐观念上达成一种共识，促进新思维定式和价值取向的形成。但与此同时我国开始出现重视外国传统音乐，且仅限于欧洲音乐中几个国家17～19世纪的专业创作音乐的学习，对本民族音乐传统开始忽视的现象。这种现象其实是一种固步自封，不仅没有对包括母语音乐文化在内的人类各种音乐文化成果全面兼收并蓄，同时对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所以，在当前的小学音乐教育中，我国必须要树立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广泛地学习各种音乐，而不能狭隘地认定一种音乐，只有树立了多元文化教育理念，才能在音乐教育中对其实践。

2.以本土音乐为基础，对民族音乐课程体系的建设进行加强

民族音乐是一种由人民群众在生活情境中创造的，且又被人民群众广泛使用的音乐。我国民族音乐由于地域和习俗的跨度等问题，具有鲜明的音乐特色，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传统文化意识。我国有56个民族，民族音乐不仅凝结着56个民族的意志，还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力量和追求。对我们的民族音乐进行学习和弘扬，是一项十分伟大的工程，这项工程除了能树立民族自信心，使民众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得到增强，而且能使学生对民族音乐文化艺术的热爱之情有所激发，有利于学生爱国情怀的培养。所以，在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念下，必须要立足本土音乐，加强建设民族音乐课程体系，促进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全面发展。

3.对超音乐的音乐教育目的加以明确

在西方，普通音乐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对国民的素质进行培养和提高，而不是对音乐家进行培养，其中，对人的创造性培育是最重要的。在我国，人们虽然已经开始了解到普通学校的音乐教育只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但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却仍然经常忘记音乐教育的超音乐目的。经常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对音乐教育十分轻视；另一种是将音乐课当成专业音乐教育。美国早在1993年政府就宣布了将艺术学科与其他主要学科并列为核心教学内容的立法，我国也应该加强对音乐教育超音乐目的的重视，抛弃以往狭隘的音乐教育目的，使音乐成为一把万能的钥匙，这样才能促进多元化音乐教育的实施。

4.对外来优秀音乐和先进的音乐教育模式大胆吸收和兼容

西方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多元化音乐教育上有很多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美国的普通音乐教育主要以创造为主题，除了立足于美国本土音乐和音乐教育模式外，更多的则是对其他民族音乐精华进行吸收，这种先进的音乐教育模式对创造性的培养是十分有利的，这也是美国式教学模式的特别之处。从中西文化开始交流，我国就已经有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收并蓄的理念，这种理念对于当前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实施也具有十分现实的指导意义。此外，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过程中，还应该注意音乐教育思维的创新，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总结，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教育的效能。我们只有以开放的科学的态度面对多元化发展的世界，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优秀音乐作品与教育模式方法进行大胆吸收和兼容，才能促进我国音乐教育的更好发展，使音乐教育能够更好地发展

音乐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重要作用。在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过程中，不仅要在音乐教育中树立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以本土音乐为基础，对民族音乐课程体系的建设进行加强，而且需要对超音乐的音乐教育目的加以明确，对外来优秀音乐和先进的音乐教育模式大胆吸收和兼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我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实施与发展，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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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教育作为西方社会民权运动的产物，以反映多元文化、要求文化平等、倡导相互包容、体现民主平等为主要特征。从产生之日起，多元文化教育便为人们所接受和倡导，并被视为解决不同文化之间冲突的途径，更被当作处理民族国家教育的处方。

从广义上来看，多元文化教育可以被定义为一场运动，为不同的文化、种族或宗教背景的人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多元文化教育并无统一的定义，不同的文化群体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莱文森（Levinson）认为，多元文化教育是一个“混乱的概念”，不同的思想家赋予其不同的价值和意义，但并没有厘清多元文化教育本身的概念。每位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多元文化教育，对于那些想要了解多元文化教育运动的人来说，它的概念就变得有些复杂和混乱。鉴于此，有必要探究思想家们对多元文化教育发展的历史内涵与方法的认识。

一、多元文化教育的历史内涵

富林温德（Fullinwider）对多元文化教育的起源和制度化给出了如下解释：美国多元文化教育运动是伴随着三次教育运动的交汇而产生的。其中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非裔美籍学生融入学校的运动。在融合时期，废除了种族歧视之后非裔学生的表现一般比美国本土学生差，于是出现了关于多数与少数学生之间是否应实施有差异的教育的各种观点。根据富林温德的研究，有些教育工作者认为表现较差的学生仅仅是能力不足，且学校没有必要针对不同学生设立不同的标准；其他一些教育工作者认为学校和教师需要认识到差异，并且学习如何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进行有效教育。另一个对多元文化教育的贡献产生于文化同化和文化多元主义之间冲突的时期。富林温德认为，最后一个作出贡献的运动源于一种思想，即少数族裔学生学习成绩不良的原因与其不同的语言和阶层背景有关。这场运动最终使旨在提高少数族裔学生学业水平的双语教育纳入教育议题。富林温德指出，这三股支流交汇成一场运动，即多元文化教育运动，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有了明确的定义，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制度化。

20世纪80年代， 霍林斯（Hollins）讨论了关于多元文化教育发展的问题。他提出，因为学习理论引领课程发展、教学和教师教育，所以，多元文化教育自身也需要使其延续的学习理论。根据霍林斯的观点，这一理论必须说明学习不受文化影响，并提供基于文化与学习关系的一般准则。在这一时期，高尼克（Gollnick）综合众多学者的观点，提出了多元文化教育的五大目标：一是彰显文化多样性的特点与价值；二是促进人权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尊重个体之间的社会公平与机会均等；三是使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选择的机会；四是促进全人类的社会正义和所有人的机会平等；五是促进不同种族间权力分配的均等。班克斯（Banks）考察了多元文化教育历史发展与进化的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开始于对少数人群历史的关注，思想家把种族内容纳入课程，主要关注少数族裔的历史与文化；第二个阶段，关注少数族裔学生的需要，旨在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教育；随着对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理解的加强，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不仅种族群体，女性群体和残障群体也要求在课程和学校中被平等对待；第四个阶段主要关注基于种族、阶层和性别的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正如佩恩（Payne）和韦尔什（Welsh）所言，多元文化教育已经从教育领域扩展到更广泛的范围。多元文化教育不仅仅是一种只关注教育实践和所有学生受教育机会平等的途径，而且是一个旨在为全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方法。

里奥斯（Rios）和斯坦顿（Stanton）分析了涅托（Nieto）和伯德（Bode）提出的多元文化教育七大特征。第一，多元文化教育是反种族主义的方法，它关注种族主义以及种族歧视问题，不是为了控诉他人，而是为了消除社会偏见。第二，多元文化教育被认为是在课程中如同阅读和写作一样的元素，因为它是基础教育。第三，作为基础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对所有学生一样重要。第四，多元文化教育是动态的，它依据多元文化社会结构的动态性，评估并修订教育资料和教育项目。第五，多元文化教育是普遍的，认识到这些原则的学校在课程的每个层面都需要多元文化教育，并在具体层面上体现多元文化特征。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种思考的方式，而不是一个单独的项目。第六，多元文化教育以社会公正为导向。第七，多元文化教育倡导批判性教学。多元文化教育鼓励学习者去了解、交流并克服社会困难和不公平。涅托和伯德关于多元文化教育的方法包括这七个特征，他们认为多元文化教育是为了所有学生的基础教育，在每个层面都体现了社会的多元成分，为促进社会的公平作出了贡献。他们强调把多元文化教育作为课程基础的重要性。

二、多元文化教育的实践与方法

在课程中，多元文化教育所关注的问题在美国以不同方式出现，反映不同的目的。班克斯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起，为了把种族方面的内容整合到课程中，产生了四种方法。第一，贡献法。它要求把少数族裔的英雄人物添加到课程中，同时在课程结构中保留主流的课程价值和目标。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其仅仅有助于讲授少数族裔群体的文化事件和英雄，不利于审视消除种族主义、贫穷和压迫的社会问题及其方式。此外，它还限制了文化学习。例如，庆祝一些少数族裔重要人物（如马丁・路德・金）的生日，或是举办非裔美国人历史周活动。这种方法不能使学生全面理解社会中的文化多样性及其对社会的意义。第二，添加法。即添加一个章节、一本书或是增加一门课程，不改变课程的目标和结构。班克斯认为，这种方法最大的缺点是少数族裔群体的文化内容通过主流作者添加在课程中，这无助于重构课程，因为学习的主题是以主流为中心的标准决定的。因此，它不利于学生从文化群体的不同视角去观察世界。第三，转化法。这种方法不同于前两种，它促进学生从不同的文化群体立场去理解社会观念、问题和斗争。例如，在学习美国独立战争时，这个方法给学生提供了盎格鲁爱国者、非裔美国人、英国人、印度人等不同视角的看法，帮助他们理解整个历史事件。根据班克斯的观点，学习这些主题不是强调不同群体如何为美国主流社会和文化作出贡献，而是强调美国的大众文化和社会是如何从不同种族、文化和宗教群体的交流与贡献中产生的。第四，决策制定和社会行动法。这个方法是前一种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包含前一种方法的所有方面，促进和鼓励学生在学习一个概念或问题时，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例如，在解决如何在学校中克服偏见的问题时，学生被要求在收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价值观、知识、信念，去假设可能的行动，并决定做什么、如何做才能达到最终目的。因此，这个方法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和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决策能力，并且给他们一种政治效能感和社会责任感。

吉布森（Gibson）区分并分析了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四种不同方法：一是多元文化教育被用于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二是教育学生理解文化的概念、价值差异，并且获得个人不同的权利；三是保持且扩大文化的多元性；四是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培养成功且有能力的人。随后，吉布森讨论了第五种方法，并认为前四种方法把文化的概念局限于种族定义中，这样依然会造成无意识的偏见。吉布森认为，即使一个种族群体所有成员都共享一种文化，不同的成员也有可能会拥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因此，在少数种族群体和由少数种族组成的整个社会里有差异也有相似。简单地说，吉布森对多元文化教育的观点使所有学生认识到多元社会文化是由多种亚文化组成的，并使他们在整个社会的各种亚文化中发挥作用。

斯里特（Sleeter）和格兰特（Grant）也概括了多元文化教育的不同方法。第一，通过英语、读写能力、欧美历史价值等项目的强化课程，讲授特殊和不同文化，旨在使非主流群体学生接受主流文化。这种方法认为非主流群体学生能力不足，需要被同化，以使其获得成功。第二，不同于上述方法，人类关系方法承认非主流群体文化，尊重他们的不同价值和经验。这个方法通过在学校和社会范围内提高对非主流群体文化的包容度，从而促进有效的沟通和认可。该方法还强调不同文化群体对社会的贡献。然而，这种单一群体的研究方法仅仅关注单一的文化群体以及表明其身份的共同历史和文化特征。这个方法在选修课中仅提供了注重单一文化的专门课程，因此，它不可能涉及所有学生。在多元文化教育的方法中，在注重多样性、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以各种角度探讨了传统的学术概念。在这种方法中，值得注意的是课程结构、评估与开发过程向所有想参与进来的群体成员开放。第三，多元文化社会公平教育方法。这个方法不仅包括认识和尊重差异的原则，而且包括促进文化多样性、社会变革与公平。在这个方法中，教育实践注重以公平为导向的主题，如种族歧视和压迫。人们认为学生需要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民主方式参与社会讨论的能力。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分类，莱文森通过三个不同团体（政治哲学家和教育哲学家、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家、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的工作，考察了多元文化教育的问题，并说明了多元文化教育的不同视角。简单来说，对第一种团体内不同的哲学家而言，多元文化教育是对少数群体要求保护他们群体文化的回应；为学生提供不同的价值观，提高他们对善的认识，以此来帮助学生增强自治精神；通过强调宽容、尊重、思想开放、公民理性、公民平等等价值观，来培养优秀的公民。第二个团体强调多元文化教育以促进社会转型和重构，以消除种族主义、社会偏见和歧视，为所有学生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第三个团体利用多元文化教育提高少数群体学生的自尊心，帮助学生在课程学习中认识自己，提高学生在全球经济中的工作能力，使他们能融入多元文化世界之中。

莱文森基于不同学者的不同理论和实践视角，区分了多元文化教育的不同方法。迪隆（Dhillon）和霍尔斯特德（Halstead）则从不同方面概括了多元文化教育的各种问题。他们认为，多元文化教育包括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文化的、宗教的等广泛的教育问题。第一，迪隆和霍尔斯特德从三个层次审视了文化的概念：文化是用来描述一个群体基本的信仰和价值观的，文化指一个群体的传统、风俗习惯以及行为方式，文化表示一个群体所重视的活动或成就。第二，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讨论，主要关注国家角色、不同文化群体的权力关系及其对多文化教育发展的启示。第三，关注少数群体，通过教育把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传承给下一代的权利。第四，关注对儿童教育做出基本决定的权利。例如，父母能够拥有在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中教育孩子的权利，孩子有不受父母约束自由选择学习不同文化的权利，国家应承担起保护这些权利的角色。简单来说，迪隆和霍尔斯特德通过审视文化、力量、权利、多元主义等多元文化教育的基本概念，分析说明了有关教育中文化差异和文化角色的问题。

以多元文化教育的自由观为例，我们可以深入理解政治及教育哲学家如何定义多元文化教育以及如何解释教育方法。迪隆和霍尔斯特德声称，多元文化教育的自由观来自文化相似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张力。他们认为，过多关注文化相似性会造成文化压迫与文化缺失感，而过多关注差异性则会引起偏见、分离与社会排斥。然而，多元文化教育的自由观建立在自由与平等的基本价值观之上。按照这两个价值观，多元文化教育强调两条原则：“尊重文化差异”“所有生活在多元社会的儿童对教育平等的需求”。第一条原则要求教育者尊重学生的文化价值及其信仰，如、文化认同感、语言多样性等。第二条原则强调文化差异。生活在多元社会，学习者应该养成宽容、尊重、平等、开放的跨文化心态。为了帮助学习者培养这些信念和价值观，多元文化教育的自由观体现了学习者的文化多样性，强调如何与他人一起生活和互动，鼓励他们参与到他人的文化活动中，批判性地分析现有的生活观念，激励学习者培养自己对于“善”的理解，帮助他们深入了解人们如何在民主多元社会中平等而又自由地生活。

但是，一般而言，多元文化教育的自由观却受到了其他方法拥护者的批判。左派反对者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自由观缺乏对社会中权力结构的关注，因此不能理解文化压迫、种族主义、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反对者称教育最需要做的是在主流文化中为学习者提供高层次的读写训练，以便能让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成功，而这是多元文化教育不能保证的。尽管如此，多元文化教育的自由观在总体上还是尊重文化多样性，反对任何文化凌驾其他文化之上，尊重个人对良好生活方式的理解。

三、结语

用一个定义来概括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同学者对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解各不相同。多元文化教育源于为社会每个成员争取平等和公正的运动。在美国，传统上认为多元文化教育起源于《独立宣言》，但它明显产生于20世纪下半叶的民权运动，进而发展成为一场以更加公正为导向的运动。在早期，多元文化教育通常关注少数特殊群体的受教育机会。随后，多元文化教育的范围逐渐从种族扩大到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包括妇女、残障人群体及不同社会阶层。对多元文化教育方法的历史发展分析表明，多元文化教育方法的关注点已经从单一群体文化视角转变为更广泛的领域，即整个社会被视为一个由各种亚文化组成的或者是多元统一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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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催化了档案主体多元化。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我们坚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努力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由此造成了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在多样化的过程中，新的档案主体急剧增加。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公有制实现形式日益多样，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一方面有力地推动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必然地急剧扩充着档案主体的队伍。

第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了档案主体多元化。我国加入WTO过渡期即将结束，外来文化传媒实体对于进入中国市场跃跃欲试，文化市场构成将再次发生重大转变。国内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和文化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主体的产权及产权组织方式，日益多元化、多样化。广播、影视、报业、出版集团接踵而至，文化体育产业化的发展和市场化机制的运用，文化事业单位的企业化、市场化改革，不同产权组织形式组成新的文化实体，文化单位与企业的联姻和结合，不同主体、实体之间的交叉与融合，日益呈现出产权多元，组织形式多样，社会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新格局，已远非我们原有文化事业档案的概念、外延所能包容。文化主体的增多，必然地带来文化事业发展的新形势，也必然地带来文化档案的新形势。

档案主体多元化，使档案工作面临新形势，给档案工作提出了新问题。适应新形势，直面新问题，我们必须对档案工作的思想、方针和政策、标准从以下方面作与时俱进的调整。

第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用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对待档案主体多元化。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新的档案主体是档案事业发展的新成员，是推动档案事业发展的新动力。对新的档案主体要像对其他档案主体一样，将其重要的档案纳入国家管理范围，纳入档案事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各项档案事业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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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2－0050－03

自20世纪70年代末，企业文化模式的概念被提出以来，文化成为组织管理的主流语言。强势文化理论、文化特质理论、适应型文化理论、对立价值观模型和过程模型等企业文化模式研究理论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嵌入性”的概念是马克•格兰诺维特在1985年提出的，其基本要点是强调，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应当考察经济行动者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个人或群体之间的互动。而企业文化的研究则一直以来是基于个体主义方法而展开的，忽视了企业文化行为的嵌入性特征。相比于个体主义方法，网络分析范式坚持的基本假设是：社会网的结构和特征，其中关系、点及位置的分布，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点的态度和行为。“从这一基本假设出发。社会网的研究就将个别与整体、微观与宏观联系起来”，有利于解决企业文化研究与建设过程中不同层面脱节的问题。本文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将网络分析的研究范式引入企业文化领域，探讨企业文化生成的主体结构问题。

一、社会网络视角下的企业文化生成的主体结构

将企业文化理解为一种价值观念，共同的意识或共同承认的规则体系，这仅仅反映了对于企业文化内容的理解，而并没有把握企业文化的本质性特征。企业文化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逐步成为组织领域研究的主流问题之一，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管理模式的危机。传统的管理过多地关注组织结构、任务规划、职业划分等技术性问题，而忽略了基于人性需求而产生的组织系统的复杂性。因此，发现一种能够对组织体系具有整合功能的意识层面的工具成为应对环境压力的迫切需要。所以，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行为，其工具性意义应当是探究概念实质的起点。企业文化是一种管理工具，管理者输入系统的价值、理念及各类规则只不过是这项工具的构成要件。从功能层面解释，相比于其他的管理工具，企业文化的核心功能是整合作用，并可以进一步引申出约束、激励、凝聚、沟通、辐射等次级功能。“整合”是指将整体的各个局部重新加以整顿组合，以达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目标。那么，企业文化整合的对象是什么，企业文化整合的主体是谁，这两个问题对于把握这项管理工具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第一个问题，目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企业文化具有整合组织内部资源的功能，整合的对象即是组织所拥有的资源，包括人力、知识、资金等各种生产或工作要素。这种解释其实比较模糊，难以精确定位企业文化整合功能的对象。如果从对企业文化的一般性定义分析，对资源要素的整合效果实际上是对于价值观念整合所收获的成果。因此，将组织内存在的价值观念作为企业文化整合功能的对象是符合实际操作情况的，而且具有较好的逻辑性。由此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被企业文化整合的价值观念存在的主体是谁。

自20世纪80年代初，企业文化成为组织研究领域的热点开始，个体主义方法一直是主流。按照这种方法的研究范式，单位个体是被企业文化整合的价值观念存在的主体，而且这个主体同上面第二个问题涉及的主体概念应当是具有相同的意义。事实上，组织内的个体往往并不具备完全的决策自由度，个体存在于社会网络之中，个体与组织互相之间的认同是经过具体的社会网络过滤之后建立起来的。而个体主义研究范式则忽略了社会网络的存在及其对于组织行为的影响。个体是具体价值观念的主体，但是经过社会网络的调节与过滤，与组织进行沟通的价值观念则同初始状态的特征有显著的差别，组织既定的价值观念同样是经过社会网络的解构与重建之后才能够实现与最终个体单位的对接。对组织内部价值观念有直接影响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个体，而是来自于组织内的社会网络。所以，企业文化整合的主体并不是个体单位，而是拥有真正决策力量的社会网络。基于个体主义方法的企业文化因为忽略了社会网络的影响，其整合功能受到削弱，甚至是难以实现，其根源在于没能有效解决组织与个体之间沟通的壁垒。特别是在社会网络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的东方社会环境之下，个体主义范式下的企业文化要接受更大的挑战，这是我国企业文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热潮过后迅速消退的关键影响因素。

二、关系网络对企业文化的影响

“米切尔•达弗尔姆将社会网的概念界定为‘某以群体中个人之间特定的联系，其整体结构可以称之为该群体中个人的社会行为’”。该定义说明个人行为嵌入于整体结构之中，将“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网络分析关注的焦点是单位之间的关系，并用行动的外在结构限制而不是单位的内在驱动力去解释行为。社会网主要通过权力结构、符号重建与分散风险三种路径影响企业文化行为，具体表现为对如下两个层面的影响。

文化是一个反应行为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的习惯模式系统（威利，1929年）。文化形成的基础是反应行为，而以关联和依赖为重要特征的反应行为不是产生于所谓的组织与个体之间，而是存在于具体的社会网络内部及不同的社会网络之间。因此，文化行为嵌入组织中的网络结构。网络结构的密度、强度、多元性及持久性影响着个体单位存在环境的结构、内容与稳定性，并进而对个体单位的态度与行为选择发生作用。强调社会网络对于文化行为的结构性影响与文化行为的嵌入性，与组织的文化战略设计并不冲突，因为承担企业文化设计任务的主体同样处于特定的社会网络之中。文化的整合功能并不是通过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对话方式得以实现的，而是借助于网络传递的方式。制度、规则、表现化的意念只不过是在网络之间及网络内部沟通的语言符号。“一切文化均由靠语言来表示的‘事’所构成，所以，没有语言则不可能有文化。不过，仅仅无规则的差异化的‘事’是语言的初始形态，这种原始形态惰性化、制度化之后，如迪尔凯姆所说的那样渐渐地‘物’化，如作为交通工具的汽车成了表示社会地位的象征那样发挥起原本与自己毫不相干的、表示其他事物的功能来了”。社会网络发挥着文化行为转化的功能，这种转化表现的是网络间的关系，“符号的第一本质是其形象性，语言无论其如何为实质所支持也只不过是关系”。通过社会网络的过滤和转化，被倡导的文化符号获得新的意义，并被网络中的个体单位所接受。从结果来看，新的文化意义同最初倡导的可能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是发展到相反的方向。按照目前的管理理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会被追究到设计或执行层面，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对于网络结构力量的忽视才是根源所在。

社会网的基本构成要件是点和联系，点与联系的规模及其组合构成不同的网络形态。不同社会网络对于企业文化行为影响存在差异可以从这四个层面进行解释。社会网的结构包括各种关系的几何图形和纽带的力量。几何结构的不同形式反映了不同的网络联系图式，例如图（a）的单位A对于某项文化行为的理解仅仅受到B和C两种力量的约束，而在图（b）中，A处于四种不同格局的影响，对于同一种文化行为，这种情况下的A会建构新的意义。纽带的力量有强弱的差异，强弱关系在个体与个体、网络与网络及个体与网络之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纽带的力量在方向上有所不同，正的力量有利于在网络中达成共识，而负的力量则可能推动产生更为多样化的文化概念。行动者资源包括能力、知识、阶级、财产、种族、声望、性别等，网络中的个体通过网络可以获得的资源情况对于网络的密度、强度及持久性有重要影响，可以提供更多社会资源的网络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弥补组织对于个体需求的供给不足，这样的网络对于企业文化的重构影响更为明显。网络成员之间的信赖程度、控制网络的管理规则以及保证特定网络中规则履行的有效措施是规范性要素的基本内容，这些规范性要素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交换过程，而交换过程是文化整合功能得以实现的关键路径。社会网络是动态的结构，随着时间及环境的变化，纽带的解体和重建都有可能导致社会网发生变化。维持社会网络存续的动力来源，以及它的强度和持久性直接关系到网络的强度与持久性，并对网络交换方式、文化符号的意义构建产生影响，例如，以权力为动力的网络倾向寻求企业文化的平衡性，而以兴趣为动力的网络对于正式企业文化概念的解构影响相对较小。总之，不同的社会网络产生不同的企业文化行为，这是企业文化嵌入性特征的重要表现。

三、企业文化主体结构的类别

企业文化行为需要关注的是行为本身的整合问题，所以在此选择整体网分析类型，主体网与关系分析作为辅助。从社会网研究视角考察企业文化需要关注的主要变量是网的密度（D）、网的强度（G）、网的多元度（M）。从这些变量值高（H）与低（L）两个纬度观察，以社会网络为基础的企业文化主体结构有四种类型。企业文化行为在不同的网络结构环境中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企业文化战略设计及其实施路径的选择如果忽略这种客观存在的网络结构影响，局限于组织与个体的二元框架内，文化的意义将难以体现。

第一种类型是高密度与低多元度的结合，这里表示为HD－LM型。如图（a）所示，这种类型的社会网络关系密度高，但是并不具备多元或很少具备多元网络的特征。HD－LM型网络并不是常见的类型，主要存在于小型组织。这种类型网络的密度很高，文化符号的意义能够得到充分的渗透，但文化整合功能还要取决于点与点之间的亲切度，处于和谐状态的HD－LM型网络对企业文化行为的支持更有力。

第二种类型是高密度与高多元度的结合，这里表示为HD－HM型。如图（b）所示，这种类型的社会网络关系密度高，而且每个点处于多元的关系网络之中，例如A属于A、B、C、D构成的整体网络，同时又分别属于A、B、D，A、D、C，及B、D、C构成的网络。网络中的点处于多元权力结构冲突之中，文化在这种模式更具有渐进主义的特征，“只做因时间差距进行边际的选择，只考虑有限的政策方案和有限的行动结果，只在于调适目标、重新检查资料、做连续不断的补救性的分析评估及社会片段分析”。因为网络自身的密度很高，在权力结构冲突不是很剧烈的情况下，文化的整合意义仍能够借助于网络的力量得以实现。

第三种类型是低密度与高多元度的组合，这里表示为LD－HM型，如图（c）所示，这种类型的社会网络密度较低，因而存在“结构洞”，即存在比较多的关系间断的现象，但是多元网络现象比较突出。相比于HD－HM型网络，LD－HM型网络存在“结构洞”，密度越低，“结构洞”问题越突出。信息孤岛的情况在这种网络模式下比较普遍，尤其是存在明显权力结构冲突的格局。企业文化建设的障碍在这种网络体系中的障碍要比其他三种类型更难突破。

第四种类型是低密度与低多元度的结合，这里表示为LD－LM型，如图（d）所示，这种类型的社会网络存在“结构洞”，而且整体网络结构关系比较简单，网络密度低，多元性特征不突出。LD－LM型网络中部存在多个具有很高声望的点，企业文化是一个有意识、有控制的过程。

四、社会网络视角下企业文化建设路径

企业文化的结构层次一般被描述为图1的形式，精神层、制度层与物质层构成了企业文化体系。按照这种结构，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程序是从高层管理者的创意和信念开始的，基本程序如图3。现实中的很多企业通过这种路径构设企业文化。但是，因为忽略了企业中社会网络对于企业文化形成的重要影响，过多地强调某个人或某一类型人的诉求，导致企业文化建设的失败。

图1与图3所体现的企业文化建设模式对于初创期的企业有更大的适用性。但是，当企业进入成长阶段后，企业结构趋于复杂，作为企业文化主导力量的不再是高层管理者，而是企业内部社会网络互动所产生的主导结构，即对于企业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结构力量。高层管理者可能恰巧是这种结构的主体，但高层管理者更多的是发挥的功能。一直作为企业文化核心层的精神内容，则是不同网络之间对话的结果，而不是高层管理者的创意与信念。

所以，企业文化结构的核心层次应当是结构层，精神层依附于结构层。从企业文化的建设程序来分析，在理念产生之前，对话与主导结构的产生是两个重要阶段。而企业经营行为产生的不仅仅是经营结果，企业文化语言在内部网络之间的过滤与转化是企业文化产生的重要过程，基本过程如图4所示。因此，在设计企业文化战略时，分析企业内部社会网络的类型，把握网络的密度、强度与多元度，通过调整网络结构，推动适合目标企业文化生存的企业内部社会网络，进而策动企业文化建设的程序，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前企业文化建设的利益相关者环境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周长城．经济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袁方，等．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 [日]青井和夫．社会学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4] 杨新华，企业文化生成与演化机制[J]．人才资源开发，2004，（1）．

[5] 丁煌．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精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篇13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17

近年来，民族社会工作本土实践的初步探索及民族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界的大力倡导引发了我国内地研究者对民族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相关议题的关注。其中，“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是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检视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研究发现，虽然这一主题的研究并未能精确匹配，但事实上该主题的研究已颇具历史。究其成因，主要是由于这一主题研究涉及的“社会工作”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两个关键词，这些不同的逻辑关系并非是理论或概念上的区分，而是由于其在历史实践中的不同发展脉络而形成。

一、美国相关研究概况及评述

（一）“同化论”主导下的研究渊源

西方国家“少数民族”的内涵、社会工作的实践进程均与我国存在诸多差异，以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进程最具典型性的美国为例，由于其社??工作发展的原发内生性，其针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工作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在历史实践中就具有高度的交叠性。在美国，“少数民族”的内涵，即除了欧洲大陆迁移的萨克逊人外，所有原住民（包括印第安人、阿拉斯加人等）、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等。在社会工作发展伊始，在萨克逊人的价值观中，这些与其存在差异的族群是落后的，有待改变的。因此，“慈善组织会社”、“社区睦邻运动”，其内容的重要应有之义就是对城市中这些“少数族群”的“道德提升”。就此而言，美国的“少数民族”社会工作在实践之初的内涵中暗含如下预设：第一，少数族群是落后的、有待改变的；第二，其需要改变是由于其是从“原始”或“农业”生产生活方式进入了“工业”、“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从“非主流文化”融入“主流文化”；第三，对少数族群的社会工作服务主要是在城市中，因为这些人群聚居于城市的“下只角”，其需要改变的原因也是其无法立足与适应城市生活。基于此，“民族社会工作”的内涵即涉及社会工作服务于聚居城市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原本并不源自于城市，而是源自于由“乡”（原始或农业社会）向“城”（现代工业社会）的流动，其社会工作服务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内涵基本等同于其针对移民与原住民开展社会工作的内涵。因此，美国“移民和原住民社会工作”的相关研究具有直接参考价值。

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前，由于当时美国社会“同化”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导致其移民与原住民社会工作实务并不注重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与歧视压迫，因此，有关城市中移民与原住民的社会工作研究也并未被贴上“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的标签而单独被提及，只是在诸多研究中赋予了城市“贫困人口”或“弱势群体”的内涵。

（二）美国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研究

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反种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少数民族社会工作才进入社会工作实务与研究领域，并出现了一大批相关著作，如该领域第一部著作是Solomon于1976年出版的《黑人增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总体而言，在相关研究中，偏重临床的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与注重社会行动的反压迫反歧视社会工作是该领域的两大基本取向。

第一，个体主义的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是“多元文化主义”。其由美国学者Horace Kallen于1915年首次提出。对于如何界定其内涵，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其中Sanders认为，肯定文化多样性的现实，让个人尽量保持传统文化的特色，并使不同的文化传统融入社会，从而反对单一的主导文化[1]。而Cashmore认为其核心观念是：“不同民族或文化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和谐共存[2]。上述两个定义从多元文化主义的个体与社会属性两个层面予以揭示，体现了其尊重民族文化差异与保持和谐共存的哲学内涵。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指引下，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工作需从文化敏感的视角来开展少数族群服务[3]。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建立在对案主所拥有的多元化民族身份的理解基础上，把对不同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理解与社会工作的理论相结合，以案主所属的民族群体身份和社会阶级地位的价值和地位为导向[4]。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时，需询问案主愿意选择何种方式进行工作，而不是想当然采用多数民族的惯例，或关于少数民族群体的成见[5]，应将焦点集中于案主对自身文化经验的阐释[6]，需保持文化敏感性，同感案主的文化背景，探索其需求所在。同时，在方法与技巧方面，Harper & Lantz提出八项跨文化治疗要素，并辅以案例分析不同族群的跨文化方法[7]，还有研究者Morales & Sheafor采用生态系统评估模式讨论若干微观和宏观案例[8]。总之，民族敏感社会工作是在多元文化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整套关注少数族群案主及其所在群体文化差异，并在实务中尊重并利用这种差异的方法与技巧。此种社会工作取向具有明显的改良主义倾向，是在不改变现有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开展的实务。

第二，结构主义的反压迫反歧视社会工作。反压迫反歧视社会工作以作为思想基础，倡导对现有不公平社会结构的改造。伴随“反种族主义”运动的高涨而深受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的青睐，而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随之涌现。Thompson指出，歧视产生的重要方面是研究历史结合了某些生物类别的低劣假设[9]。显然，上述观点揭示了对少数族群的歧视与压迫来自于萨克逊人固守的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观，并将这种进化观固化在其统治地位的过度政治化和结构化上。Dominelli强调反压迫理论的中心是，分化产生社会认同，而社会认同又产生压迫的方式[10]。由此可见，在美国，反歧视反压迫的社会工作实务致力于打破这种错误社会观所带来的对少数族群在社会结构上的歧视与压迫。而在反歧视反压迫的民族社会工作焦点中，Morley指出，反歧视与反压迫社会工作的核心是围绕着个人及结构层面的运作如何导致权力不平等，以及如何察觉、批判与消灭这些不平等[11]，同时，在实务方法上，Dalrymple & Burke指出：“利用机构资源和专业性帮助，把工作放在感情、观点和行动之间的联结上，以便支持弱势群体。”[12]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除美国外，英国、新西兰、加拿大与欧洲等地倾向于使用反压迫实务取向取代反歧视实务取向。就反歧视反压迫社会工作的发展而言，无论其术语如何变化，但其哲学基础与核心内涵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其价值取向是结构主义的，其实务模式是社会行动取向的。

（三）对美国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研究的评述

综观美国少数民族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脉络，其起源于社会工作诞生之初，但被单独提及并予以深入探讨却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在此之后，文化多元主义与反歧视反压迫取向成为该领域研究与实务的主要取向，对西方国家影响甚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取向仍未超越原有的实务模式与研究方式，并未真正形成有关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独特实务模式与研究范式。

与此同时，更为关键的是，由于中国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呈现巨大差异，在借鉴其民族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时也有诸多方面值得深入反思。一方面，就民族敏感社会工作而言，在西方国家，其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移民与原住民，其移民与原住民的形成与发展与我国少数民族形成与发展有着质的区别。这种质的区别体现在文化的统一性与延续性程度上。在美国，其移民与原住民文化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其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发展脉络是断裂的，民族敏感的社会工作十分强调保持少数族群文化的独立性，而在我国，各民族的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借鉴中形成的，并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因此，我国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并不是完全独立与断裂的。这一点在我国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与实务中需引起注意，其适应性问题，应谨慎对待，在本土实践中需进一步探讨与摸索。另一方面，就反压迫反歧视社会工作而言，西方国家的研究结论也并非可以照搬，因为其社会制度与我国也有质的区别。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民族问题，其民族歧视与压迫问题本质是阶级压迫的表现。而在我国，目前少数民族，包括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的问题是由我国改革开放的和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而产生，属于社会转型阶段必然出现的问题，并非由压迫与歧视而产生。因此，对待西方国家这种社会运动式的民族社会工作取向更需谨慎对待，更需在本土实践中加以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二、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研究概况及评述

在我国台湾地区，与内地“少数民族”概念最为接近的是“原住民”的概念。而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对应的概念为“都市原住民”。在台湾地区，有研究者认为，原住民社会工作在1996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成立之后才开始被考量[13]。而有研究者对原住民社会工作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将其分为三个阶段：1987年以前，社会工作同化融合期；1987年至2000年的过渡期；2000年至今多元文化社会工作发展期[14]。综合来看，不管是哪种划分方式，都体现了台湾的原住民社会工作是由“同化论”占主导思想的原住民社会工作逐步过渡到以“多元文化主义”为主导的原住民社会工作。其中，标志性的转向事件就是“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的成立。

（一）“同化论”主导下的台湾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

在台湾“原民会”成立之前，“福利殖民”成为现代国家同化原住民族的社会规训，不让原住民以自己传统知识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被迫进入残补式福利框架，以一种“加码式”的福利津贴来解决原住民问题[15]。随着台湾地区的都市化，原住民移民都市的人数急速增加，原住民对家乡仍怀浓厚乡情，但认同距离却持续扩大，虽置身在都市现实中，却无法真正认同或融入都市社会，另一方面，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失，原乡部落解组、老幼失联问题也呈现严重化趋势。1984年“台湾原住民族权利促进会”成立，其激发了原住民觉醒及领导抗争运动，使政府对原住民的社会福利服务跨越以往强调生活改进的阶段。但在这一时期，台湾地区针对原住民社会工作的主要取向，即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福利政策对处于城市中的原住民青年和处于农村地区的老人和儿童分别实施“残补”性的救助，事实上并未考虑到以其自身需要的方式为其提供福利救助，在这一阶段针对原住民的研究大多站在施政者的角色地位将其定义为“原住民问题”，对待都市原住民的态度亦是如此。因此，这一时期，台湾地区针对都市原住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同化论”色彩，并未重视与观照“都市原住民”的主体性。

（二）多元文化主义的都市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

台湾地区“原民会”的成立，使得台湾原住民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台湾地区开始重视原住民的心声与诉求，并委托学者进行调查。李明政等的原住民儿童福利需求调查发现，都市原住民父母在教养子女方面遭遇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儿童的休闲场地不够、托儿所或小学距离太远、不知如何带孩子或引导孩子学习，也显示提供孩子学校学习的协助是必要的。因此，如何从即时性的需求与长期性的的需求全面观照都市原住民的生活是服务所不可忽略的[16]。同时，李明政归纳综合台湾地区各级政府针对原住民提供社会福利工作指出，都市原住民生活辅导是为协助都市原住民适应都市生活，政府在各都市地带所成立的“原住民生活辅导中心”，运用具有原住民身份的大专社工相关科系毕业生担任生活辅导员，对都市原住民提供法律及各种福利服务[17]。在多元文化主义视角的指导下，针对原住民的社会原则及方法被台湾学界加以归纳。庄静雯访谈三位原住民籍社会工作者，归纳出其对原住民社会工作的内容，认为协助原住民案主了解社会生产的规则及协助都市原住民生活适应，了解大多数人的生产规则的前提下，让原住民选择如何适应这些生产的规则或都市的生活[18]。学者王增勇提出了原住民社会工作的原则，包括肯定世界观的独特性、发展反殖民主义的意识、运用传统文化来保存认同与集体意识、充权等[19]。

（三）反压迫反歧视都市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的发展

检视近年来台湾地区相关研究发现，已有诸多研究者开始从反压迫反歧视的社会结构层面开始反思台湾原住民的社会福利政策。如童伊迪、黄源?f认为，目前原住民社会政策最令人诟病之处在于欠缺长远规划，短线操作的结构导致服务提供的成效有限[20]。除了上述政策方面的缺陷外，台湾主流社会对原住民的歧视也值得反思。吴桂芳认为，长久以来，社会大众对原住民族的刻板化印象是贫穷、依赖外界资源与身处社会边缘等（近来政府直接将原住民归类于弱势家庭，属重点协助对象）。政府重视原住民的生存需求与自主发展，政府的预算在增加，然而，原住民的问题却没有减少，只见需求面与供给面的鸿沟越来越大[21]。

综而述之，台湾地区原住民社会工作的发展基本类似于欧美国家的发展历程，即从“同化论”取向逐渐转向“多元文化主义”与“反压迫反歧视”取向。因此，从研究内容上看，其都市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也是伴随着这一发展脉络而不断向前推进的。而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政策咨询类研究还是学术类研究，其在研究方法上始终坚持经验取向，扎根“田野”，且研究结论也始终专注于对相关实践的改进，这些均对内地研究者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台湾地区的原住民政策与?鹊氐拿褡逭?策差异显著，对其相关研究成果的迁移与借鉴需谨慎对待。

三、中国大陆相关研究概况及评述

在我国内地，由于社会工作的发展格局是“嵌入性”的[22]，因此，若要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与检视，在逻辑上，首先需考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现状，因为这种传统的针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被认为是专业社会工作引进之前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亦称为“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形态[23]。可以说，对其研究现状的考察，为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提供了逻辑基础与创新依据。

（一）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者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的关注是伴随着我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和其在城市中各种问题的凸显而聚焦于此。郑杭生等认为应从社会转型和人口流动的宏观视野推进流动人口管理的科学化[24]。自上而下的控制型管理方式已很难适应对动态社会有效管理的需要[25]。只有通过系统化的“顶层设计”，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才能使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26]。在社会排斥和社会内卷双重动力的推进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空间障碍和心理障碍，阻碍了其城市融入[27]，使其关系融入与制度融入难等问题凸显[28]，因此，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近几年学界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检视近年来中国大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发现，该领域研究成果众多，内容丰富。研究者们均结合对当地（如广佛肇、长株潭、武汉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现状，指出目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存在理念滞后、主体协调与联动机制不健全、方式单一、公共服务匮乏、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并从加强宣传教育、完善法律法规、健全相关机制、立足社区、加强流入地流出地协作、多服务主体参与等方面提出了加强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相关对策与建议。

不难发现，国内研究者已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探讨颇多，但综观服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其内容的要义即是对传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机制的弊端予以揭示，并认为，若继续对其路径依赖，将无法适应新时期新形势下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需予以革新。

（二）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现状

公共管理归根结底是服务，社会管理的本质就是公共服务[29]。当前，这种新公共服务观（New Public Service）成为了我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理论支撑，也必然成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途径。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是服务型治理，即通过有效地提供社会服务而参与社会治理[30]。由于国内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实践正处于摸索与试点阶段，且社会工作教育先于社会工作实践，因此，与之相关研究成果数量甚少，对该领域研究相关议题的探讨并未单独呈现，大多研究结论只能从国内学者对民族社会工作的意涵、领域和发展路径等的相关研究予以探寻。在意涵上，民族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与民族工作的交叉[31]，是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理论方法，依据国家社会福利政策和民族政策，对面临困境的各民族群体和个人实施救助服务的活动[32]；在实践领域上，研究者们从经济发展与文化持守、个人与群体将民族社会工作的任务结构一分为四，即个人和家庭微观层面的经济发展、文化持守以及族群和社区宏观的经济发展、文化持守[33]，还从“边界跨越”与“文化敏感”两方面来界定民族社会工作的内容[34]；在发展路径上，其为嵌入性发展，包括结构性嵌入与关系性嵌入[35]。

检视上述文献我们不难发现，目前研究者们已在概念和类型等宏观层面确立了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内涵与边界，使其作为社会工作的分支学科或分支领域得以存在。因此，上述研究成果大大推动了我国内地该领域研究的发展。但在肯定上述研究成果的同时，另一方面的问题也值得深思，即这种研究倾向虽然能够迅速在学理上建立起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应然价值所在，但并未涉及其实然价值所在，即并未涉及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实践基础与实践价值所在。就像莫顿指出帕森斯对科学的误解――思想体系在进行大量的基础观察之前就能有效地确立起来那样。

目前，内地该领域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并非以经验取向为基础。从长远来看，这种方法论的非经验取向也许并不利于内地有关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影响该领域研究的学理价值与实践价值。

首先，从学理价值看，这种研究取向会造成研究结论的趋同性。所谓研究结论的趋同性，并非意指研究者所得结论的趋同性，而是指在探讨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相关议题时，如基本意涵、价值理念、服务内容、工作方法以及发展路径等，其研究结论与其他领域社会工作对上述议题的研究结论鲜有趋异之处。这样的研究结论对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乃至民族社会工作专业和学科学理价值的挖掘及持存是无益的。

其次，从实践价值上而言，上述研究取向会造成相关研究结论的悬浮，即有关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实践指导和政策咨询意义式微，无法真正在实践中发挥其应有价值。回归本源来看，不论是民族学，还是社会工作专业，无论是在历史渊源上，还是在当前实践中，其都以经验研究，特别是以实地调查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础，因此，研究结论的形成，理论模式的构建都应扎根于对实践的观察、理解与概括中。检视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无论是欧美基于多元文化主义和反压迫主义的种族、族群社会工作研究，还是台湾地区的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其均植根于本土实践中。反观国内，研究者们的方法论更多的是非经验取向的，这样的研究取向所得结论在实践中容易造成“专业悬浮”，从而落入无用武之地。

四、研究展望

基于对国外（美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内地相关研究的综合考察，目前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相关研究在国内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且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在国外，以美国为典型，其研究呈现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两种鲜明视角，研究方法以实证取向为主导，研究成果大多基于社会工作者对自身行动实践的概括与总结，但并未形成该领域统一的概念框架与实务模型，更多的是在现有的社会工作理论分析框架中（如增权、优势、生态系统论视角等）对该领域相关问题予以分析。在台湾地区，其该领域的实践起步略晚，研究大多基于现有行动实践，但大多以实务经验反思为主也尚未形成其独特的理论框架与实务模式。而就中国内地而言，该领域的研究处于初步阶段，最早的相关文献出现在2006年，2012年后呈迅速增长之势，但由于其主要推动力量为民族类或民族地区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主体，因此，研究成果大多以学理性探讨为主，聚焦国内已有实践的研究成果甚少。

综合国内外既有研究所呈现的特点和内地社会工作本土实践的发展趋势，在后续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中，可在如下方面予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