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展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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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044-03

一、2009年前三季度全省宏观经济运行特点

自进入2009年以来,在国家扩大内需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推动下,黑龙江省投资需求强劲增长、消费需求稳中见旺,在内需的强劲拉动下,全省经济增速逐季加快、工业经济效益降幅持续收窄,宏观经济企稳回升的势头十分明显。但值得注意的是,黑龙江省外贸出口下滑的势头还没有得到遏制,物价水平持续低位运行,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较大,经济回升的基础尚需巩固。

(一)经济增速逐季加快

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黑龙江省经济增速自2008年第四季度起持续回落,2009年一季度跌入“谷底”。随着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贯彻落实,黑龙江省经济逐步企稳回升。2009年前三季度,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 95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9.8%,增速分别比一季度、上半年快3.8和0.9个百分点,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26.3亿元,增长5.8%,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2.8%,比上年同期降低0.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2 553.7亿元,增长10.3%,贡献率为62.9%,同比减少4.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2 075亿元,增长9.5%,贡献率为34.4%,同比提升4.7个百分点。

(二)工业经济持续增长,经济效益降幅收窄

2009年年初以来,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逐季走高,前三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2 006.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0%,增幅分别高于一季度、上半年3和0.9个百分点,高于全国0.3个百分点。其中:轻工业实现增加值286.1亿元,同比增长12.8%;重工业实现增加值1 720.6亿元,同比增长8.4%。全省非油工业(扣除天然原油和天然气行业)增加值增长16.3%,其各月增速一直快于整体工业,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主要因素,有效弥补了因大庆油田减产带来的负效应。工业经济效益降幅收窄。前三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税1 004亿元,下降40.6%,其中利润574.5亿元,下降52.1%,两者降幅分别比1―8月份缩小3.5和3.9个百分点。扣除天然原油和天然气行业,按可比口径计算,全省非油工业利税增长50.2%,利润增长38.9%。

(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强劲

2009年前三季度,全省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 674.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2.6%,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17.1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 515.3亿元,增长45.2%,增幅同比提高19个百分点,城镇投资增幅位居全国第5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9个百分点,为1990年以来同期最好水平。大项目明显增加,全省城镇在建亿元以上建设项目684个,同比增加152个,完成投资1 050.2亿元,增长38.4%,拉动城镇投资增长16.8个百分点。建设资金充足,全省城镇建设项目到位资金2 840.7亿元,增长56.5%,增幅同比提高31.1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较快,前三季度全省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344.6亿元,同比增长29.9%,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13.1个百分点,比1―8月提高3.1个百分点。

(四)消费品市场稳中见旺

受“家电下乡”、“以旧换新”以及国家对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汽车减免征收车辆购置税等一系列刺激消费政策的作用,2009年前三季度黑龙江省消费品市场稳中见旺。前三季度,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 368.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7个百分点。分城乡看,农村消费增幅超过城镇,农村(县以下)零售额260.2亿元,同比增长18.9%;城镇零售额2 107.9,同比增长18.8%。分行业看,住宿餐饮业市场旺盛,零售额为302.8亿元,同比增长21.5%;批发零售业居主体地位,零售额2 034亿元,占全省零售额的85.9%,同比增长18.6%。

(五)外贸形势严峻

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黑龙江省对外贸易形势日益严峻,2009年前三季度,黑龙江省主要贸易伙伴俄罗斯经济出现了十年来首次负增长,受此影响,黑龙江省进出口在2月份出现了负增长,且降幅逐月加大。据海关统计,前三季度全省实现进出口总值119.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0.1%,降幅比1―8月扩大2.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77.6亿美元,下降22.3%;进口42亿美元,下降15.6%。从国别看,对俄贸易总额39亿美元,下降43.6%,所占比重也由上年同期46.7%下降为32.6%,其中出口25.2亿美元,下降45.2%;进口13.8亿美元,下降40.5%。实际利用外资下降。前三季度,全省实际利用外资16.2亿美元,下降10.2%,其中外商直接投资15.3亿美元,下降13.3%。

(六)各项贷款增幅连创新高

2009年前三季度,全省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实现跨越式增长,截至9月末,余额达到5 915.2亿元,同比增长26.5%,增幅连续9个月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中长期贷款余额2 711.7亿元,同比增长34.5%,增幅提高17.5个百分点;短期贷款余额2 554.5亿元,同比增长6.5%。截至9月末,全省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 0687.3亿元,同比增长24%,增幅提高5.4个百分点。其中,企业存款余额为2 636.8亿元,同比增长32.9%,增幅提高25.6个百分点;储蓄存款余额为6 385.7亿元,同比增长23.2%,增幅提高5个百分点。

(七)地方财政收入增幅回升明显

2009年前三季度,全省完成地方财政收入611.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一般预算收入482.7亿元,增长6.3%,增幅分别比1―8月份提升5.3和2.7个百分点。主要税种“四升三降”,即房产税、营业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分别增长31.4%、27.0%、2.6%和4.7%;国内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个人所得税分别下降31.1%、21.0%和8.1%。地方财政支出1 097.0亿元,增长19.7%,其中一般预算支出996.0亿元,增长21.0%。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重点支出分别增长53.9%、37.9%和32.4%。

(八)居民消费价格降幅收窄

2009年9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CPI)比上年同月上涨1.1%,比8月份加快0.7个百分点。1―9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6%,降幅比1―8月份回升0.2个百分点。分类别看,类商品价格为“三涨五降”,即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居住、烟酒及用品价格分别上涨2%、0.7%和0.5%;衣着、交通和通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家庭用品及服务、食品,价格分别下降3.7%、1.1%、0.6%、0.3%和0.7%。1―9月份,全省工业品出厂价格(PPI)比上年同期下降18.2%;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下降7.7%。

二、2010年黑龙江省宏观经济展望

从当前全省经济走势看,经济增长的亮点不断增多,经济持续向好的势头十分明显。展望2010年,尽管黑龙江省经济发展中还面临诸多困难,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但由于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随着国家扩大内需政策效应的进一步释放,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会逐步得到遏制,2010年黑龙江省经济有望步入全面复苏通道。

(一)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有利因素主要有:

1.产业基础较好。黑龙江省是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国家实施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黑龙江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产业整体实力有了很大提升,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不断增加,近年来,黑龙江省GDP保持持续快速增长,为未来经济快速增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政策取向有利于龙江经济发展。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央一再重申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将进一步扩大黑龙江省内需的增长。近期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意见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振兴东北战略的内涵,这将强有力地推进黑龙江省经济全面振兴。

3.内需对经济的支撑力度较强。从投资需求看,黑龙江省“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都将使投资需求热度不减。从消费需求看,随着国家扩大消费需求措施的进一步落实;汽车、房地产市场将进一步回暖;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农机下乡政策将使农村消费需求稳定增长,另外,近年来黑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连续四年在10%以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两年增长15%以上。综合上述因素,笔者认为,今年黑龙江省内需对经济的支撑力度仍然强劲。

4.外部环境有向好迹象。目前,本次金融危机的源头美国经济正向好的方向发展,日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在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全球衰退后,美国和世界经济已处于复苏的边缘。近来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也都显示,美国经济在经历一年的大幅下滑后,正开始向好发展。世界经济的复苏将逐步扭转黑龙江省外需下降的局面,外需对经济支撑力度将有所增强。

5.物价水平会有所回升。目前黑龙江省宏观经济已企稳回暖,总需求的回升将扭转物价下行趋势。另外,流动性逐步增强、货币供应加快、美元近期的贬值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都会刺激市场的通胀,预计2010年黑龙江省物价水平会有所回升。

6.微观层面活力在增强。第三季度,全省企业经济继续保持回暖态势,企业家信心指数122.2,比上季度提高4.5点。企业景气指数为125.3,比上季度提高5.5点,其行业企业景气指数呈现“六升一平一降”,“六升”依次为住宿和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建筑业、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用电量看,前三季度,全省全社会用电量扭转了年初以来的下降态势,比上年同期增长0.3%。

不利因素主要有:

1.工业增长出现波动。一是部分行业经营困难。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在低位徘徊,前三季度,全省CPI比上年同期下降0.6%;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8.2%。需求不振、国内外市场主要商品价格低迷等因素使部分行业经营面临较大困难。化工行业受需求不足和进口产品价格较低影响,持续快速增长的难度很大;玉米、大豆加工企业困难加剧,企业开工不足,亏损严重。二是工业增长出现波动。从工业经济运行轨迹看,二季度黑龙江省工业增速较快,7月、8月黑龙江省工业增幅呈现回落态势,9月份又重拾升势,这说明黑龙江省工业经济持续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三是经济效益回升缓慢。从工业经济效益各指标看,虽然部分指标有好转迹象,但经济效益回升缓慢,1―9月黑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同比大幅下降52.1%。

2.金融政策偏向政府投资,企业融资仍然困难。今年以来,尽管黑龙江省货币信贷增长强劲,但从资金流向看,大量新增贷款主要投向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融资环境偏紧的状况。前5个月,黑龙江省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余额为125.6亿元,仅占短期贷款余额4.8%。黑龙江省为各类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提供担保的公司数量较少,受保额度十分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其担保需求,企业无抵押物、贷款担保难落实等问题依然突出。

3.外贸进出口形势仍然严峻。前三季度,黑龙江省主要贸易伙伴俄罗斯经济出现了十年来首次负增长,受此影响,黑龙江省进出口在2月份出现了负增长,且降幅逐月加大。1―9月黑龙江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20.1%,下降幅度分别比1―8月扩大了2.3个百分点,且降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外贸出口形势依然严峻。

(二)黑龙江省宏观经济主要指标预测

综合上述分析,并结合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测算,初步预计:

――2009年黑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0.6%左右,其中:第一产业增长6.3%;第二产业增长12.5%;第三产业增长8%。2010年黑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2%左右,其中:第一产业增长8%左右;第二产业增长13%左右;第三产业增长11.1%左右。

――2009年黑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将增长10.2%左右。2010年黑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将增长12.5%左右。

――2009年黑龙江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 137亿元左右,比上年增长40%左右,2010年黑龙江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6 678亿元左右,同比增长30%左右。

――2009年黑龙江省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3 392亿元左右,比上年增长19.5%左右。2010年黑龙江省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4172亿元左右,比上年增长23%左右。

――2009年黑龙江省外贸出口总额为127.6亿美元左右,比上年下降23%左右;外贸进口总额为53.7亿美元左右,比上年下降15%左右。2010年黑龙江省外贸出口总额为137.8亿美元左右,比上年增长8%左右;外贸进口总额为59亿美元左右,比上年增长10%左右。

――2009年黑龙江省地方财政收入将达到859亿元左右,比上年增长12%左右。2010年黑龙江省地方财政收入将达到1 031亿元左右,比上年增长20%左右。

――2009年黑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下降0.2%左右。2010年黑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增长3%左右。

参考文献:

对当前黑龙江省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初步分析[EB/OL].hlj.stats.省略/jjfx/jdfx/11336.htm,2009-07-01.

Macro-economic outlook in 2010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ZHANG Xiu-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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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2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风险

当前，世界环境更趋复杂多变，我国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不合理、收入差距大、自主创新能力弱、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结构性就业压力大等不稳定、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存在，同时，经济运行中又出现了一些引发经济下行的新问题和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际经济环境趋于恶化。世界经济复苏前景更加暗淡，我国对外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压力。各国刺激需求增长的政策空间有限，发达国家债务规模高且不可持续，财政政策处于紧缩状态，市场流动性充裕，货币政策几乎没有效果。新兴经济体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难以轻易放松其经济政策。贸易保护主义严重，部分国家为保护国内市场和增加就业，实施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本国货币汇率实施干预。全球新增长点尚不明朗，新能源、生物、新材料等新型产业技术没有实质性突破，对经济的引领作用还未出现，传统制造业普遍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各国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压力，无法实施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构性调整，如金融体系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等。按照联合国的最新预测，2012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从2010的4％和2011的2.8％下滑至2.6％以下，其中美国经济预计增长l.7％，和2011年持平；欧元区经济可能从2011年的l.6％降至零增长；日本经济虽有所恢复，但仍然低迷。其次，我国实体经济运行困难加大。在原材料价格上涨和资金偏紧的背景下，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利润减少，经营困难，活力不足，对就业带来压力。一是在货币政策收紧过程中，金融企业定价能力明显增强，实际贷款利率和实体企业融资成本不断上升，对实体企业形成挤压，2011年前三季度，上市金融类企业利润增长27％以上，而非金融类上市企业利润增长不到18％。二是实体经济中的上游行业相对下游行业利润增长加快，上游企业大多是垄断行业，其初级产品的成本上升基本通过价格上涨转嫁到下游行业，导致下游行业利润减少，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利润基本集中在资源性行业中。三是大企业利用其容易以较低成本获得资金的优势，发挥影子银行的作用，以更高成本对其关联中小企业提供资金，对中小企业的利润形成挤压。此外，由于经济增长放缓，特别是出口减慢，部分行业如纺织、家电、钢铁等高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行业产能过剩。再次，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长期化。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环境等成本推动因素对物价上涨的影响趋于长期化。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我国低端劳动力工资进入上升期。电、水、天然气的价格和环保收费长期偏低，也需要进行调整。我国现行的小农家庭经营方式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较慢，耕地资源持续减少，稳定和提高农业产量难度加大大，难以满足因城市化率提高和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对食品的需求．农产品价格上涨压力持续存在。第四，金融财政的风险和隐患增加。当前，金融财政领域潜在的风险隐患比较突出。一是金融资产质量风险，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发展过快，缺乏有效监管，部分资产质量不高；二是民间借贷风险，部分地区金融秩序混乱，非法集资现象突出，违约现象时有发生；三是地方融资平台负债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总额超过l0万亿，大多依靠土地收入支撑偿还，2012年将迎来还款高峰，一旦建设工地价格下跌过大和经济下滑过快，局部地区会面临一定偿付压力；四是房地产风险，如果房价较大幅度下降，银行、地方政府都将面临巨大资金压力。这些风险与经济运行存在的问题相互作用，处理不好将影响经济发展，使潜在的风险变为严峻的现实问题。

三、2012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取向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的新情况等新问题，2012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就业和社会大局稳定，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切实防范和化解风险，为党的十召开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

1.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结构性减税提高经济活力。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是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是应对需求收缩、增强经济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预计2012年中央财政赤字规模与上年基本持平，为9000亿元左右。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增加和可支配财力有所下降，中央财政可代地方发行3000亿元地方债并纳入地方预算。积极财政政策的执行重点由政府扩大开支转向结构性减税，切实落实对小微企业的减税政策，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降低服务业的营业税税负水平，促进专业化细分结构升级；加快部分服务业的增值税扩大范围试点，解决现行营业税重复征收问题；资源税由原油、天然气扩至煤炭等重要资源，同时通过适当降低部分行业增值税税率，稳定税负总水平。

2.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完善货币政策操作。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兼顾稳定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总水平的必然要求。2012年M2增长目标可设定在14％左右，社会融资总量增长规模控制在14万亿元左右。信贷资金会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中小企业、新兴产业的支持，防止半拉子工程。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操作，推进利率市场化，改变贷款利率和民间借款利率、存款利率与理财产品利率间的巨大差距，必要时可通过利率的非对称操作来缓解这一差距。建立适应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机构和债券市场，着力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

3.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毫不放松地抓好农业。扩大内需是稳定经济的首要任务，也是防范和化解金融财政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必要条件。要合理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拓宽和开发消费领域，促进居民文化、旅游、健身、养老、家政等服务消费；要保持适度投资规模，重点抓好在建和续建工程，确保国家已经批准开工的在建水利、铁路、重大装备等项目资金需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增加就业、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完成节能减排目标的基础。要坚持创新驱动，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重点能源生产基地和输送通道建设；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壮大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促进农业稳定发展特别是粮食稳定增产是经济平稳发展和稳定物价的基础条件。合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将农业财政预算优先用于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农业发展基础；积极开展“农超对接”，畅通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改善农产品渡通状况，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

4.能源价格体系改革是2012年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多年来，能源产业市场化改革滞后对经济运行的冲击越来越大，价格偏低导致资源使用浪费，能源约束不断强化，油荒、气荒、电荒频繁发生。应抓住我国物价处于周期性下降阶段的机遇，加快我国能源市场化改革，完善电力价格形成机制，调整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建议一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低于3％，就启动能源资源的价格改革进程。5.促进房地产市场回归正常发展轨道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目前，我国已经形成地方财政高度依赖土地和房地产的格局，银行和民间信贷也深深介入了房地产，房地产已成为加剧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因素。日本、美国等国家房地产市场泡沫引发经济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投机性购房占比过高，必将带来房地产泡沫，最终引发经济危机；但短期内，如果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销售大幅下降，也会打破财政、金融的脆弱稳定状态，形成系统性的经济风险。要促使房地产市场回归正常发展轨道，切实发挥好住房的居住功能，需要实行中性住房金融政策，严格限制投机、投资住房比重。短期内，应继续实行限购政策，同时，应逐步改革财税制度，加快推出房产税，更多地用经济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

四、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展望

依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取向，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会小幅回落，国民经济继续处于软着陆之中，财政金融风险仍在可控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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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经济体的经济复苏进程远未如先前人们预测的那样乐观，其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比意料的更为棘手，改革计划和实施均陷入更深困境。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不断升级，并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的趋势：英国民众发起“占领伦敦证交所”活动，巴黎、马德里、首尔、雅加达等地也将举行示威。这些都反映了各国民众对目前金融体制的不满和迫切希望改革的心态，也表明这些国家经济复苏状态尚未有良好改善。新兴经济体尽管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但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再次增加，抑制通货膨胀和保持经济增长成为大多数新兴经济体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两难抉择。

区域经济发展

美国：受周期和结构性矛盾的制约，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受到限制，预计2012年美国经济继续维持温和复苏，增速在2%左右。自2011年三季度以来，美国经济连续释放向好信号，连续数周美国失业数据显示近期美国就业市场出现改善；2011年10月通胀数据也自年初以来首次趋于缓和，达到3.5%；新屋营建许可在2011年初开始震荡向上，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状态略有改善。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延续缓慢复苏势头，2011年四季度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增长。但美国失业率过高的问题难以在短期改善，居民房地产负债过度，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超过90%以上。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和美国政府支出在高负债压力下难以扩张，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压力，并将深刻影响其短期经济走势；房地产和欧债危机的演变将是美国经济在2012年的重要风险。2012年美国经济将延续温和复苏，受周期和结构性矛盾的制约，预计2012年美国经济增速在2%左右。

欧洲：债务危机继续升级并有向法国等核心国家蔓延的势头，直接威胁到欧元甚至全球货币体系的稳定。2012年，欧洲经济面临巨大的增长压力，预计全年增长在1%以下。尽管从居民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来看，欧洲的债务并不如美国严重，但由于缺乏像美国在世界经济和货币体系中的强势地位，欧元区国家难以将自身的问题向全球输出。虽然欧洲有着统一的货币，但是缺乏统一的财政，欧元区内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高度不平衡，公共负债压力差距巨大。截至2011年上半年，欧元区17国政府债务8.1万亿欧元，其中欧猪五国总计政府债务3.3万亿欧元，约占欧元区政府债务的41%。

2011年下半年，欧债危机出现了向法国等核心国家蔓延的势头，欧洲银行业受威胁严重。欧债危机风暴不仅使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而且“欧猪”国家的总理们接连下马。近期欧盟执委会和欧洲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化解欧债危机，如公布了EFSF（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指导原则，将杠杆化引入EFSF，最高杠杆比例为4～5倍，EFSF规模将达到1万亿欧元左右；提出有关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欧元债券）的建议等。

2012年上半年是考验欧债风险的一个时间窗口，欧洲债务高风险国家还本付息进入高峰期，意大利2012年2～4月国债到期规模达到平时水平的2倍。欧债危机的解决是一个长期问题，2012年欧洲经济面临巨大的增长压力，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大风险点。预计欧洲在2012年全年GDP增长在1%以下。

新兴市场：受欧债和美债影响，经济政策开始向防止衰退、刺激经济发展转变。未来全球通胀走势高度复杂，进一步加剧了新兴市场经济体政策选择的难度。伴随欧债危机向实体经济冲击的进一步渗透，作为资源出口国和制造品出口国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均遭受了明显影响，经济增速有所放缓，通货膨胀高位运行。巴西2011年9月CPI升至7.3%，制造业PMI降至45.5的景气指数之下；印度制造业PMI降至50.4，在衰退边缘徘徊，但CPI持续下降；俄罗斯CPI高位徘徊，2011年8月同比上涨8.2%，制造业PMI降至50，达到衰退临界点。由于经济前景不确定性的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政策正慢慢转向：由控通胀防止经济过热向防止经济衰退转变。当前，尽管新兴市场国家通货膨胀有所下行，但依然处于高位。考虑到2012年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发达经济体可能再次进入货币放松的阶段。全球通胀走势存在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新兴市场经济体政策选择的难度。

中国经济观察 国内经济运行

GDP保持相对高位，但呈逐季回落态势；PMI指数由升转跌，预示经济走势仍将继续放缓。

2011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仍然维持相对高位，GDP增速累计同比增长9.4%，但呈逐季回落态势：2011年一季度同比增长9.7%，二季度9.5%，三季度9.1%。2011年10月份官方PMI为50.4%，再次由升转跌，环比回落0.8个百分点，反映经济走势仍将继续放缓。就经济结构而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依然是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在消费未能有效改善的情况下，外需的下滑使得增长更多的依赖投资来完成，相对低效、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尚未改变。

投资：累计增速保持平稳，房地产开发投资放缓。2011年1～10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9%，增幅与前三季度持平。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速相对较快，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有所放缓。在国家继续加强房地产调控的政策预期下，预计未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将大幅放缓。预计2011年投资增速在24%左右。

消费：名义消费增速受通胀下行影响平稳放缓。2011年1～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7%，增幅与前三季度持平，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当前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升级的转型阶段，随着个税的改革调整，有助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会对消费增长起到一定支撑作用。预计2011年消费增速将保持在17%左右。

进出口：外需疲弱拖累出口增速继续回落。2011年1～10月份，我国出口同比增长22%，增幅比前三季度低0.7个百分点；进口同比增长26.9%，增幅比前三季度高0.2个百分点；贸易顺差比2010年同期减少237.6亿元。其中，进口增速普遍加快，出口增速普遍下降；对新兴市场国家贸易增长强劲；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速明显高于全国总体水平。受外需疲弱拖累，出口增速仍将继续放缓。预计2011年出口增速在20%左右。

通货膨胀：2011年10月份CPI降幅明显，短期通胀基本见顶，2011年全年CPI在5.5%左右。通胀预期的走低，将为政策微调打开一定空间。

2011年10月份CPI同比上涨5.5%，比9月份回落0.6个百分点。食品价格的下降是本月CPI大幅下降的主要因素，鲜菜、肉禽、蛋、水产品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特别是猪肉价格环比大幅回落1.8个百分点。10月PPI同比上涨5.0%，连续3个月显著回落，在输入性通胀压力持续减轻下，上游通胀压力继续减弱。

通胀短期内基本见顶，但影响通胀增长的长期压力并未消除。随着经济的适度回调、流动性的收紧和粮食的丰收，当前稳定物价的有利因素正逐步增多。但在2011年10月份5.5%的CPI涨幅中，翘尾因素占了1.5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占了4个百分点，剔除翘尾因素影响后的CPI涨幅依然上升。此外，我国正处于结构转型时期，像人工成本、资源成本这类长期影响物价上涨的因素在短期之内难以根本消除。根据计算，2011年11月和12月份翘尾因素将总共回落1.5个百分点，预计2011年四季度CPI同比涨幅将回落至5%以下，2011年全年CPI在5.5%左右。

通胀预期的走低，将为政策微调打开一定空间。当前，预期通胀下行的态势基本得以确立，未来货币政策微调空间有所打开。近期，央行也加大了公开市场净投放力度。政策微调仍将以定向宽松为主基调，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信贷管理来舒缓流动性压力，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特别是从调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入手。

货币金融市场

存贷款增长：受理财产品影响，季初储蓄存款波动较大；新增贷款规模有所放松，银行主动调整重定价周期，增加中长期贷款占比。由于储蓄存款在季初重新转为理财产品，导致2011年4月、7月、10月份新增存款大幅减少，储蓄波动较大。受央行政策适度微调影响，10月份新增信贷规模回归高位，达到5868亿元。贷款投向上主要源于企业贷款的增加，其中中长期贷款攀升幅度较大，10月份新增中长期贷款占比较前三季度提高了近7个百分点。可见，银行判断加息周期见顶，主动调整重定价周期，增加中长期贷款占比。

货币供应：M1、M2增速连创新低，流动性偏紧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年底货币供应增速仍将低位徘徊。2011年10月末，M2同比增长12.9%，M1同比增长8.4%，再创年内新低，但降幅已经开始收窄。考虑到表外理财产品发展迅速，而这类替代性的金融资产并未计入货币供应量，从而使得目前M2的统计有所低估。10月份央行扩大了货币供应量的核算口径，将住房公积金存款和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纳入货币供应量的核算范围。虽然核算口径有所扩大，但10月份M2和M1同比增速继续下探，表明流动性偏紧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受货币乘数下降的影响，四季度M1和M2仍将继续在低位徘徊，预计2011年底M2增速在13%左右。

2012年经济政策走向

实体经济：2012年中国GDP增速将延续放缓走势，房地产投资和出口增长将进一步下滑，预计2012年GDP增长在8.6%左右。

在全球经济动荡不安的背景下，2011年中国经济尽管逐季回落，但依然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预计2011年全年GDP同比增长在9.2%左右。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缺陷依然存在，走的仍是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这条老路，在消费未能大幅有效改善的情况下，外需的下滑使得2011年经济增长更多依赖投资来完成，中国经济增长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压力依然很大。

随着2012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国内经济日益显现的结构性问题，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这也符合我们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判断。就2012年的经济形势而言，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

投资：尽管投资一直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2005年后其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开始下降，基建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连续降低。2012年，房地产投资的显著回落将成为影响投资增速放缓的主要因素；外部市场的疲弱将抑制制造业的投资增速；基建投资伴随着财政支出闸门的放开将有所回暖。预计2012年投资增长在20%左右。

消费：短期内中国难以从依赖外需直接转向以内需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但消费增长将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受限购和补贴政策退出的影响，汽车消费2011年增长相对较低，这为2012年摆脱政策影响后的反弹积蓄了力量。尽管随着通胀的回落，服装、食品等必须品的消费将有所放缓，但奢侈性和炫耀性消费有望保持较高增长。预计2012年消费增长在16%左右。

进出口：美国经济复苏的程度十分缓慢，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依然艰难；欧债危机有进一步发酵蔓延的趋势；在欧美经济难有起色的现实下，新兴市场进出口也将深受影响。2012年外需的下降将导致我国出口增长的进一步下滑，未来几年进口增速将显著高于出口增长。预计2012年出口增长在14%左右。

通货膨胀方面，伴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以及翘尾因素的下行，2011年四季度CPI将回落到5%以下，全年CPI在5.5%左右，2012年CPI将继续回落至4%左右。

综合判断，预计2012年GDP增长在8.6%左右,同比增速在一二季度见底的可能性较大，三四季度将有所回升。

调控政策：政策微调已经启动，定向领域的政策宽松将会进一步细化，但全面放松的可能性较小。

针对当前实体经济增速放缓、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状况，政策已出现微调，但未来进一步全面放松货币政策可能性不大。政策明显转向的前提条件是中国经济超预期放缓，或是外部重大放松事件。但从目前数据来看，中国经济放缓程度符合预期，属于主动调控的结果，美国也没有继续推行QE3，所以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政策转向。

随着通胀压力的减弱，下一阶段宏观经济调控的重心将转向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上来。财政政策或将成为主导，财政资金主要投向保障房、水利及灌溉工程、服务业、环保、新兴产业等方面。货币政策仍将在稳健的基调下继续进行微调，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适度的前提下，调节到期结构。与此同时，信贷定向宽松政策将会进一步细化，尤其是向小微企业、三农和战略新兴产业等特定领域的定向放松。

信贷政策：有所放松，但大幅放松的可能性很小。央行2011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在措辞上与二季度有明显差别，引入政策微调的提法，缓解流动性紧张的意图较明显。根据报告显示，未来央行很可能通过调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放松银行信贷投放，但这应理解为政策微调和结构性放松范畴，并不意味着整体货币政策的转向。总体来看，政策微调在短期内将会持续，但信贷规模不太可能大幅放量，2011年全年新增信贷7.5万亿元左右。就2012年而言，受持续通胀和负利率的制约，货币政策难以出现实质性的放松，但从货币总量供应上应会有所宽松，M2增速预计在15%，新增信贷规模在8万亿元左右。

利率政策：利率水平保持稳定，利率工具恐将搁置。2012年通胀会较2011年明显回落，在此期间，除非通货膨胀再度超预期增长，否则本轮加息周期基本见顶。但是考虑国内长期负利率的现状，且外部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全球通胀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因此预计央行将更多的采用公开市场操作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更有可能从调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入手）等手段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利率工具恐将搁置，2012年利率水平将与2011年大体一致。此外，我国的利率政策不仅取决于国内通胀水平，也受到外部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无论是美国推出QE3，亦或是加息，中国的利率政策均会相机抉择。

汇率政策：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大，升值速度将有所放缓。目前，中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呈现下降趋势，显示人民币升值空间有限。汇率作为替代加息的货币政策补充工具，随着近期美元走强和人民币贬值承压，我国汇率将趋于平稳，大幅升值的可能性较小。主席在G20戛纳峰会上也明确表示，发达国家不要总是逼迫发展中国家货币升值，“一再要求新兴市场升值货币、减少出口，这不会带来平衡的增长；相反，只会令全球经济陷入平衡的衰退，使可持续增长成为不可能”。这充分表明在汇率问题上，中国政府更强调自主性。尽管受国际政治压力影响，2011年下半年各月人民币升值幅度显著大于上半年，但未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很有可能放缓。

篇4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5-0039-06

在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背景下，宏观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我国2014年全年GDP增长率在7.4%，略低于7.5%的经济增长目标，延续了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下滑趋势，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的拉动效应略显疲态，经济增长正处于一个换挡换动力的调整时期。一是经济增速连续跌破下限。进入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第2季度GDP增速跌至7.4%，跌破7.5%的年初政府工作目标，第3、4季度则继续下滑至7.3%，基本打破了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区间，全年经济增速创24年新低。二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尽显疲态。近些年我国出口保持低位增长的态势下，2014年2月出口出现了-18%下滑，之后继续维持低位震荡，全年进出口增长2.3%，其中出口增长4.9%，进口下降0.6%；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30%已经回落到15.7%，其中，扣除土地购置款的房地产投资2014年11月份以来已经进入负增长，消费虽然取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力，但是消费需求也保持着一个逐年下滑的态势，201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回落到10.9%。三是物价水平持续走低。2014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0%，其中2014年9月CPI跌破2%，目前已连续4个月运行在2%的下方，11月和12月分别为1.4%、1.5%，创下近年来的新低。四是经济发展预期有所恶化。2014年7月份以来，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从51.7%的高位回落到12月的50.1%，已经靠近经济强弱的分界点50%。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的指数从3月份就一路下滑，从3月的62.7跌至12月的48.7。①宏观经济在2014年增速回落的过程中同时表现出一些可喜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很大程度上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一是需求结构出现新变化，消费拉动力增强；投资结构改善，民间投资开始发力。二是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经济呈现服务化态势；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提升，“中低速增长、高就业”格局初现。三是中小企业快速发展，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关系更趋协调。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与挑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部分经济风险显现。”

未来几年是新常态统领中国经济工作的关键年份，也是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年份，未来几年将面临经济增长速度、增长动力、经济结构、发展方式等全方位的转型切换。但是转型切换的过程充满风险，一方面是中国经济之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力量在逐渐弱化，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新的常态的经济驱动力还没有强大起来，再加上美元升值、全球贸易政策变动等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增强，总体看，未来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三大风险和六大挑战。

一、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三大风险

一是发展速度换档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在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城镇化红利的推动下，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978～2007年均增长率高达9.8%，2008年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瞬间急速下滑，从2007年14.2%的高峰滑落至2013年的7.7%和2014年的7.4%，2008～2014年比1978～2007年年均经济增速低1个百分点。顺应经济增速的下滑，中央政府做出了“增长速度换档期”的判断。增长速度换档切换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在反应，但是在切换的过程中也存在换档的风险，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容易陷入停滞，近期我国增长速度连续跌破7.5%的下限，出现继续探底的趋势，预计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速会进一步下滑，突破7.5%～8%的区间波动，这一风险值得警惕。

二是发展动力置换的风险。从旧的发展方式向新常态过渡，一个重要内容是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但转换过程如果发生动力断档，那将会给经济造成断崖式下跌的风险。当前依靠要素投入为核心的增长动力在弱化，新的创新驱动的动力机制还没有培育起来；依赖投资、进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减弱，新的以消费为主的推动力还在上升；旧的支柱产业在衰退，新的战略性产业虽然蓬勃发展但其主导性、牵引力还没有充分发挥；旧的经济增长点在多年发挥作用后在削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小荷才露尖尖角。发展动力一旦青黄不接，经济可能出现失速风险。

三是发展体制转轨的风险。不可否认，过去多年来，在赶超型的经济模式中国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形成了推动经济增长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在这种政府主导型的发展中，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投资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系统，配之以开放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共同推动了我国经济迅速赶超。我国也很早就意识到这套体制的缺陷，开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但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过度依赖高投资和进出口的问题更加突出，出现了大起大落的经济增长方式。但在经济“新常态”要求下，发展驱动力要从投资、出口转移到创新上来，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经济体制转型势在必行。体制转轨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动力程度差异较大，从而加剧了整个宏观经济形势的波动程度，这种体制转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波动很可能使经济发展出现断层，从而影响发展速度，而未来几年恰恰是这样一个关键时点。

二、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六大挑战

一是宏观调控效用递减。2014年我国面对经济持续下滑，通过微刺激来稳定经济增长，避免了大水漫灌。但是连续刺激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那就是边际刺激效应递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统计，近几年贷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2003年到2007年，人民币贷款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提高0.73个百分点；2008到2014年，人民币贷款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提高0.47个百分点。基于投资在稳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我们通过计算社会融资对资本形成的作用，2002年1元社会融资贡献的资本形成为2.27元，2008年下降到1.98元，2014年进一步下降为1.68元。这意味着通过增加社会融资来扩大投资的边际成本在增加，随着增量资产产出率的上升，等量投资的GDP贡献率在下降。这些都增加了我国经济刺激的难度。

二是金融“融而不通”带来的融资约束。金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血脉，血脉如果不通，实体经济也很难有好的表现。近年来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融而不通、结构异化、脱实入虚、企业融资成本高企等现象，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金融总量增速下滑。货币增速连续下滑，2014年M2同比增长12.2%，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年初13%的目标。M1的增长速度更低，2014年仅增长3.2%。M2和M1增速之差已经扩大到9个百分点，意味着货币流动性下降，表明人们消费信心降低，投资信心趋弱。贷款同比增速是2005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2014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6.46万亿元，比上年下降4.8%。货币发挥作用具有时滞，2014年连续出现的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低增长将会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第二，货币流通速度降低。从M2与GDP之比来测算，2002～2008年货币流通速度一直保持在0.61～0.67的水平，09年以来则连续下降，2014年已经下降到0.52，这意味着未来创造同样的GDP需要更多的货币来实现。第三，融资成本高居不下。根据统计，2014年我国贷款基准利率为6%，在11月22日贷款基准利率才下调至5.6%，远远高于美国的3.25%、欧元区的2.43%、日本的1.246%和英国的0.5%，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根据调研，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平均在15%左右，甚至20%。第四，货币金融资源配置出现严重问题，突出表现在金融与工业经济的背离，中小企业融资难与大企业融资便利，国有企业融资便利与非国有企业融资难。我们一直在鼓励金融资源更多向中小企业与创新型企业配置，但是目前金融体制下金融资源却更多向大型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和房地产领域配置。2014年上半年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债券市场上，国有企业和城投平台发行债券合计占比高达87.63%，而民营企业仅占5.47%。金融体系存在的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较强的融资约束。

三是房地产行业新常态化后的低增长。房地产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由于受刚性收入约束和库存销售双重压力，导致房地产投资很难出现20%以上的高增长，受市场力量的自身调节，未来房地产行业投资增速进入低速增长区间，行业竞争倒逼市场出清，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市场力量主导的自我调整。截至2014年11月，商品住宅施工面积50.49亿平米，商品住宅待售面积5.72亿平米，两者合计56.21亿平米，而过去5年年均商品房销售面积9.8亿平米，即使未来没有新开工建设，消化这56亿平米的供应就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随着保障房建设加快，住房登记制度实施、房产税等将挤出部分存量房，这都增加了潜在供应。从需求面看，我国人口拐点正在出现，20～49岁的购房人口总量2015年将达到高峰，随后进入下降通道，城镇化速度也有所减缓，2014年城镇化率已经放缓到1.04%，国内民众对房产的投资性需求将减弱。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地产的投资意愿也有所下降。2001～2013年13年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其中住宅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19%。2014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1～11月同比增长11.9%）、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增速（1～11月同比下降14.5%）、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及销售额增速（1～11月同步下降8.2%）、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到位资金增速（1～11月同比增长0.6%）以及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94.3）等指标全面回落，预计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速度还将进一步回落，房地产投资将从超高速增长逐步降落到中低速增长区间，房地产行业高强度、大面积、高速度的市场规模扩张历史将结束，疯涨、泡沫、暴利的投资时代要逐步回到理性、常态、均衡的状态，适度、中低速、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房地产行业的新常态，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显现，楼市价格将进入下行通道，其低水平增长可能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四是全球价格下行通道中的通缩将给经济造成不良影响。从国际上看，现在主要经济体基本处于低通胀环境，有些经济体正在滑向通缩。美国2014年12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月率创下3年来最大跌幅，欧元区PPI已经从2013年7月持续17个月负增长，11月CPI下滑至0.3%。而在原油价格不断下跌的情况下，欧元区通胀仍然有继续走低的可能。日本的物价虽然在安倍经济学的推动下走出通缩，但目前仍然处在一个较低的通胀水平， 2014年11月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2.7%，但如果扣除4月份上调消费税的影响，其CPI仅有0.7%。全球低通胀环境通过国际贸易影响到中国的价格水平。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来看，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下跌，连带铜、铝、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于大宗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的中国来讲，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使得中上游部门的通缩愈演愈烈，2014年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下降1.9%，12月份同比下降3.3%，价格下跌将传导到下游消费品领域。以下几个因素会对价格走势形成负面影响，增加通缩风险。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的输入性通缩风险，2014年下半年以来石油价格暴跌将通过中上游部门向下游部门传导，这种传导效应将在2015年上半年出现；二是PPI连续负增长传导到消费品价格领域导致CPI继续走低；三是在美元升值背景下，人民币兑美元价格稳定导致人民币贸易指数持续上升，货币升值带来输入性价格下跌风险。在我国债务规模持续扩大的背景下，通缩将使债务人处于一个更加艰难的环境，要防止生产和价格、通缩和债务的恶性循环。

五是就业出现阶段性萎缩。充分就业是各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也把就业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下限联系起来，提出稳增长是为了保就业。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持续下滑，但是就业展现出很好的态势，从2009～2014年，每年新增就业人数都在1 000万人以上，但有数据表明就业市场上的岗位需求实际上是在下降的。从2012年以来，各年度第3季度的招聘人数在持续下降，2012年为461万，2013年448万，2014年为420万。2014年度相对招聘指数（报告期需求人数/往年同期需求人数的平均值×100）为101，处于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特别是2012年以来持续下降，说明当前人力资源市场用工需求增长趋势在减弱。由于制造业升级和工业4.0等的冲击，未来制造业可能会转移出大量的就业人口，这部分人口可能会对我国就业形成巨大的压力。这意味着未来我国将从原来第二、第三产业共同吸纳第一产业对外转移就业人口转变为第三产业单独吸纳第一、第二产业对外转移就业人口，压力之大值得关注。

六是企业“三座大山”的压力持续发酵。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企业如果活力不显，经济也难有起色。当前国内企业由于产能过剩、成本过高、债务过重的三重压力。首先，产能过剩是我国经济发展中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当前经济面对的突出矛盾。发改委披露2013年上半年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8%，随着经济增速逐阶下滑，产能利用率预计也会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针对当前需求，2014年我们有20%以上的产能过剩。其次，成本过高则在近几年一直威胁企业的利润。2014年1～10月，规模以上企业成本从年初85.18元每百元增加到86.02元每百元，这将意味着大多数企业认为未来6个月的成本与去年同期相比会上升。产能过剩导致企业价格竞争，收入减少；成本过高导致企业支出增加；一增一减之间企业利润减少，盈利能力下降，投资收益率也随之下降。第三，债务过重也成为当前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债务过重一方面表现在企业负债水平高，企业债务规模迅速扩大，杠杆率就会快速上升，据统计2012年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为106%， 2013年进一步增至109.6%，这一数值远高于德国的49%、美国的72%、日本的99%，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和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经济增速下滑，导致2012～2014年企业的杠杆率再度上升②。债务过重另一方面表现为债务成本高，从调研中发现，由于过高的融资成本，国内有很多民营企业陷入了债务黑洞和债务链条，形成了新时期的三角债。

三、中国宏观经济展望：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

面临宏观经济的三大风险和六大挑战，笔者对未来我国经济增长持谨慎态度，稳增长的压力将更大。同时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中央提出要“再接再厉、趁热打铁、乘势而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面临考验。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笔者认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如何实现稳增长与促改革、调结构之间的平衡，其政策要点在于两方面：一方面短期内通过稳增长为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打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另一方面长期内围绕促进发展这一根本推进重大改革，激发企业活力。

（一）服务改革这一主题稳定经济增长

当前不仅要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稳增长，更要从改革的角度来看待稳增长，稳增长要致力于为重大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当前经济增长跌破底线的风险越来越大，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防止经济跌破底线和陷入通缩。

一是实施灵活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近些年我国一直秉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但从政策操作实践来看，每年在稳健的总基调下有所差异。我们建议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采用更加灵活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除了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例如降息降准外，加快采用创新型工具，如抵押补充贷款（PSL）、常设借贷便利（SLF）和中期借贷便利（MLF）调节货币的流动性。当前市场对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存在以下几个担心，一是担心激起通货膨胀；二是担心货币继续流向房地产、地方政府基建等领域，撑大房地产泡沫，增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因此央行采取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可以缓解这两大担忧，一是通过短期工具调节市场流动性，有助于改变市场预期和银行风险偏好。二是2014年12月我国外汇占款减少1 184亿元，创7年最大降幅，保持货币市场适度宽松，有利于降低短期资金成本高企和资金利率的波动性。总理在达沃斯表示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不会大水漫灌，建议央行适当增加反周期货币政策的实施，在常规的货币政策仍然有空间的情况下，注重预调、微调，更好的实行定向调控。

二是实施更加积极有力度的财政政策。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首先，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激发企业活力。营业税改增值税自2013年在全国推广以来，2014年铁路运输、邮政电信业纳入， 2015年，营改增将改革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在企业困难加大的背景下，政府可以适时启动结构性减税，增加受益主体，以降低企业税负，增加企业利润，帮助企业渡过困难时期。其次，扩大公共支出，初步构建福利社会基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通过减少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盈余，每增加1%的财政支出，并平均用于教育、健康和养老，将使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1.2%。我国政府应实施更加积极、有力度的财政政策，将以公共支出的适度增加促进引导合理消费的制度建设。一是加大对符合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方向的政府性投入；二是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出，织好社会政策的托底网。第三，创新投融资方式，积极推进公私合营（PPP）平台。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9年，欧盟近1 400个项目是通过PPP实现的，价值2 600亿欧元。我国新预算法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套上预算监管的“紧箍咒”，未来地方财政资金能够用于基础设施的部分不会有太大的增加，依据PPP模式，以政府出资和公共资源为依托，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鼓励更多的公私合作平台项目，使民间资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在市场原则下互利合作，不仅可以解决建设资金问题，还可以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社会凝聚力。第四，适度利用地方债，有序化解债务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高度关注风险发生发展趋势，按照严控增量、区别对待、分类施策、逐步化解的原则，有序加以化解”。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虽总体可控，但大多数债务未纳入预算管理，脱离中央和同级人大监督，局部存风险隐患。新预算法第35条和第94条，从举债主体、用途、规模、方式、监督制约机制和法律责任等多方面做了规定，从法律上解决了地方政府债务怎么借、怎么管、怎么还等问题。如何防范地方债务风险是财税改革的重点，要进一步健全债务扎口管理机制，严控新增债务。将继续扩大自发自还试点省份范围，启动专项债券发行工作，健全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化定价机制，强化对地方政府举债的市场化约束，维护投资者权益和市场信心。

（二）围绕发展这一根本推进重大改革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应尽快推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各项改革，推进更好发挥各类企业积极性的改革，推进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等各项经济增长要素相关的改革，使各项要素、各个主体能够释放新的活力来推动我国在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仍能保持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

一是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降低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按照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抓住现在低通胀的时机，尽快推进水、电、气、油等价格改革，把凡是能由市场定价的都交给市场；强化政府市场监管职能，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消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的各项地方规定，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内大市场。

二是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当前对地方财政的改革将使地方政府渐次退出经济建设领域，企业在经济发展中主力军的作用将更加突出，为此必须通过改革培育一个自主经营、公平竞争、结构合理的企业体系。通过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尽快制定中央层面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明确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分类施策，提高企业市场化、国际化水平。加快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降低各种准入门槛，减少对企业的不当干预。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发展，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优势结合起来。

三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要更好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此要稳步推进利率、汇率等金融价格改革，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为利率市场化创造良好条件；推进金融机构改革，适当增加金融机构主体，促进金融机构间的有效竞争，以竞争推动金融机构完善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加快资本市场发展，创新资本市场融资工具，加快推进注册制改革，鼓励企业更多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要在金融领域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此要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加强对金融服务薄弱领域的金融覆盖，发展普惠金融。要为中国资本实现全球资源配置创造条件，为此要加快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提升对外投资便利性，建立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体系。

四是加快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土地在经济发展中承担着多重角色，既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生产资料，又是工商业发展落地的载体，还是部分人群的资产，也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要按照土地不同的角色和职能进行分类设计。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建立公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通过市场配置土地使用权，鼓励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降低经济发展中的土地成本。探索试点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的宅基地用益物权，增加农民财产。

五是加快科技创新体制改革。首要的是形成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创新的主体是人才，要完善职务发明、技术入股等相关规定，让创新人才在创新中得到应有的回报。创新的主力军是企业，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使企业创新得到最大化利益；完善财税、金融、贸易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创新。其次是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使创新真正面对市场，面对经济发展主战场。深化科研院所改革，能放则放，能推向市场的就推向市场。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来形成企业和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关系，建立公开透明的技术交易市场，让技术走向市场，同时也让市场来引导技术创新。

（三）抓住企业这一关键激发其发展动力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当前国内大量企业因产能过剩、成本过高、债务过重而喘不过气来，很多企业既没有生产动力，更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帮助企业消减三座大山的压力，激发企业活力乃当前稳定经济增长甚至为未来保存增长活力的当务之急。

一是打通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消化企业产能。过剩产能的消化一方面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市场需求的扩大来消化。从市场需求看，一方面可以加大力度开发国际市场需求，就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产业链而言，目前仅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缺口就达到8万亿美元，通过建立可行的融资方案，这些潜在需求可以转化为现实需求，从而为我国相关产业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要深挖国内市场潜能，减少区域市场壁垒，通过打造无障碍的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来消化企业过剩产能。

二是依法推进企业破产清算，消融企业债务链条。根据我们在地方的调研，很多债务链的形成并扩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该破产的企业没有破产，导致其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存在拖垮了债务企业，也拖垮了债权企业，不如迅速破产清算掉，这样债务企业的企业家也能轻装上阵，重新出发，而债权企业也能够拿回部分债权资金，结算自己的债务。

三是以“少取”、“减负”激发企业活力。在此关头，笔者认为政府应当承担起责任，从现实来看，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基本思路是 “多予少取”。多予，意指给资金、给项目、给行业准入、给补贴；少取则是实施结构性减税，减少企业负担。

2015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在中央提出“新常态”的判断后，我国将不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预计我国在设定经济发展目标时，将进一步淡化经济增长速度，换之以弹性目标和发展区间进行管理，采取预调、微调等宏观调控手段予以应对。面对经济增速下滑，中央将坚持不进行大规模刺激，而是采取预调、微调等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予以应对。这种变化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发展效率，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平衡，从而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注 释]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在新常态下平稳运行》。

②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杠杆率研究课题组.《中国经济杠杆率水平评估及潜在风险研究》，《金融监管研究》，2014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 刘伟，苏剑.“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J].经济科学，2014（4）.

[2] 中国人民银行杠杆率研究课题组.中国经济杠杆率水平评估及潜在风险研究[J].金融监管研究，2014（5）.

篇5

2000年中国国民经济运行仍将处于与1999年相同的发展阶段上。从发展趋势上看与1999年没有大的区别，几个结构性矛盾将略有缓和。发展思路没有大的调整，或虽有思路调整，具体措施一时难以到位，人们可以感到发展的制约因素在变化，但实质变化尚不显著，可能在“十五”末期，局面能有根本改观。而2000年经济运行的态势，人们可能感觉比去年更为艰难，而实际走势却可好于去年。

一、城市化将是经济发展运行中一股给人以信心的新的现实推动力。

当前，农产品实际市场价格在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多，农民收入指标走低，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扩大，这是解决第一层次矛盾即国民经济主要矛盾的动力。1999年城市工业品剩余积压减少缓慢和农村居民收入低消费水平低的局面将延续到2000年以后。市场的压力动力都在加大，要求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从扩大内需出发，为缓解城乡收入消费差距的矛盾，人们也不得不把加速城市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况且一些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已经从规律上认识到城市化的本质意义，正在制定科学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是把城市化作为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现代化的一个过程来考虑的。抓住人口城市化这个主要矛盾，其他几个层次的矛盾将随之解决。因此估计2000年一些地区城市化进程将加快，因而将释放出国民经济增长的相当能量，推动gdp增长加速。去年gdp增长7.1％，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超过1999年。

二、区域结构调整将有新的气象 内需将进一步扩大。

近几年区域同构带来的内需不足，市场狭小，已引起国人足够重视。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产品剩余居高不下，但企业效益下滑之势在1999年下半年已有改观，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市场销售相对平稳，运行质量明显提高。这说明市场自调节的力量迫使区域、产业、产品结构逐步调整，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都经受了痛苦的磨练，市场观念更加成熟，为2000年经济的发展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目前各级政府都在总结“九五”经验，积极制订“十五”计划和到2010年中长期规划。这项跨世纪的发展规划工程，将使各级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对国民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的认识上一个新的台阶，必将引起发展观的革命，从而使2000年的年度计划将会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各级政府在制订区域经济发展计划、规划、战略过程中将增加区际分工，互补共荣的自觉性，将比“八五”、“九五”时期更注意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更注意经济运行的质量，自觉地使短期行为服从长远发展的需要，因此，这将大大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各地经济的健康发展，要素空间配置将更为合理。因此，预计2000年的国内市场将进一步拓宽，国内市场销售将有明显增加，内需将逐步扩大，产业结构调整的进展会比1999年顺利。这将抵消海峡两岸政治关系紧张，利用外资减少等负面作用，使gdp增长势头好于1999年。

三、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进度加快，去年三条补贴线的提高，将在2000年产生明显作用，成为调整居民心理预期，扩大内需的推动力。

抓住城市化就抓住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而提高三条补助线，加速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就是降低城市化的门槛，就是加速劳动力商品化，货币资本化的催化剂。因而2000年中国城乡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变革的速度将有加快的态势。利息税的出台、遗产税的酝酿、国有资产运营方式的深化改革都将有利于预算内财政社会保障资金的积累和合理的使用，必将增加公民对政府社会保障功能的信赖，消费、投资的心理和社会环境都将好于1999年。

四、2000年将是中国由政治型、计划型农业向效益型、市场型农业真正转变的第一年，农业种植结构、经营结构的调整将是2000年农村经济的主旋律。